星期五, 9月 12, 2014
新时期“东突”恐怖活动新动向及对策研究
作者：古丽燕
来源：《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1期
发布时间：2014-03-24
摘要：面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网络恐怖渗透的加剧和“伊吉拉特”的现实威胁日益加大的“东突”恐怖活动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树立全新的安全观，科学认识新疆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艰巨性，建立健全反恐怖工作协调机制，加强情报信息工作，提高预知预防能力，加大出入境人员的管理力度，强化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健全、完善网络、通讯监管法律体系，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充分认识“伊吉拉特”活动的严重危害，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清醒认识中国面临的反恐困境。
自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在中央、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及对口援疆省市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新疆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各族群众的民生状况得到较大改善，群众社会安全感增强，各族人民的幸福感指数不断提高，各族群众之间因“7·5”事件造成的隔阂得到有效修复，社会稳定形势进一步好转。特别是2011年，新疆社会经济各项事业正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并首次实现了“稳定、民生、发展”共同进步的重大突破。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会放弃对我的“西化”“分化”战略，加之2010年以来世界各国不断爆发的骚乱、暴乱、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国际恐怖主义趁机发展并扩大其势力范围，恐怖活动频繁发生，特别是与“东伊运”有着密切关系的“乌伊运”的重返中亚、“基地”组织的卷土重来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利班”的元气恢复，无不影响并刺激着境内外的“东突”势力。虽然新疆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和防范措施，但近年来，暴力恐怖案件在新疆仍时有发生，并呈现出与国际恐怖主义接轨的活动特点与发展趋势。
一、近年来“东突”恐怖势力活动特点
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继续加紧内外联动，企图策划、实施新的暴力恐怖活动。新疆的恐怖活动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突出表现在：
(一)恐怖犯罪案件呈急剧上升态势
从近年新疆恐怖犯罪的发案数看，“东突”恐怖势力在境内的活动十分活跃。如伊犁、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区，特别是在首届亚欧博览会前夕，一些从南疆迁徙到北疆、内地的恐怖团伙成员加紧回到原籍策划实施恐怖活动，恐怖犯罪案件呈明显上升态势。全疆各地公安机关先后查获了一批恐怖组织或团伙，抓获涉案人员数百名，有力地打击了敌对势力的有生力量。但由于滋生恐怖分子的土壤与温床——非法宗教活动的屡禁不止，加之境外敌对势力和“东突”恐怖势力对“7·5”事件的歪曲宣传，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极力煽动民族仇恨和宗教仇恨，致使新疆境内部分宗教情结深厚的穆斯林群众陷入宗教狂热，并开始积极加入恐怖组织或团伙，期待为了“真主”消灭“异教徒”而进入“天堂”。他们跨地区、跨县市密切联系，相互之间传授、学习制枪制爆技术，积极实施恐怖活动。因“7·5”事件而引发的报复性恐怖案件明显上升，2010年至今，新疆已经发生多起社会影响较大的恐怖事件。如2011年影响较大的和田“7·18”事件和喀什的“7·30”“7·31”事件以及2012年“2·28”叶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二)恐怖犯罪手段多样、残忍，并极力效仿国际恐怖主义
从“7·5”事件以来新疆发生的恐怖犯罪案件看，恐怖分子的作案手法日益与国际恐怖组织的作案手段接轨。恐怖分子作案手法多样，犯罪手段残忍，有的恐怖分子随身携带利斧、刀具随时准备实施犯罪，有的则动员亲属实施人体炸弹袭击，有的效仿“基地”组织的“斩首”“割喉”等极端残忍的暴力手段，且呈现多人联手作案、连环作案的趋势，扩大作案范围的意图明显。如在2010年阿克苏“8·19”爆炸案件中，暴力犯罪分子驾驶三轮摩托车冲向阿克苏市依干其乡联防队员巡逻队所处位置抛出爆炸装置引发爆炸，致7人死亡，14人受伤，造成现场数辆警用摩托车及民用两轮电动摩托车被炸毁。在2011年和田“7·18”事件中，恐怖分子为了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穆斯林的支持，在袭击处于闹市区的派出所后，在派出所的屋顶迅速悬挂反动宗教旗帜，并高呼反动口号，企图煽动闹事区内的群众加入到他们的行动中。
(三)恐怖活动趋向采用“基地”组织的游击化运作方式
近三年来为应对我强力部门的严厉打击，“东突”势力开始改变行动策略，转而效仿“基地”的游击式运作方式进行小股分散的恐怖活动。虽然从已经发生的恐怖犯罪案件看，“东突”实施恐怖犯罪的自发性、随机性增强，且规模较小，作案方式明显呈现分散化，但除个别案件属于无组织的个体行动外，大部分恐怖犯罪案件事前仍经过精心的预谋、组织和策划。2011年7月下旬，和田、喀什连续发生的三起恐怖犯罪案件，事前恐怖分子均经过了长时间的精心策划与准备。恐怖活动趋向“游击化”的运作方式，增加了我们的预警和防备难度。
(四)恐怖分子选择的作案时间与地点更具有策略性
如和田“7·18”事件，恐怖分子不仅避开了警方戒备的高度敏感期，选择在和田地委新旧领导班子换届的敏感节点，反恐工作相对处于薄弱之际，将作案地点定位于闹事区的基层派出所。选择敏感节点、重大事件或节日进行恐怖活动是恐怖势力的一贯做法。但这次选择在当地最高领导新旧交替之际尚属首次，值得我们深思。
(五)恐怖分子本土化
从近三年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人员来看，多为不在强力部门视线范围内的80后、90后等新生代本地人员，文化程度低，且犯罪主体之间多有亲戚关系，呈现家族式作案倾向，除个别案件有“东伊运”背景外大多无境外操纵背景。
(六)组织化程度明显降低
从近两年发生的恐怖案件来看，实施恐怖活动的犯罪主体已经从以往组织化程度高转向组织松散的恐怖团伙。这些恐怖团伙虽无具体的活动计划，但行动快、发展快，即时性、突发性和随意性增强，增加了强力部门的防范难度，现实危害突出。
二、“东突”恐怖势力发展趋势分析
(一)深受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中亚恐怖主义的影响
2011年以来，国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革，北非、中东、西亚乃至欧美发达国家，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骚乱及重大恐怖事件连续不断。特别是“基地”组织精神领袖本·拉登被美军击毙后，塔利班频繁发起对巴基斯坦、阿富汗及驻阿美军的报复性恐怖袭击，也门动荡的局势促使其国内的恐怖势力迅速壮大。同时，随着美军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及其撤军行动，促使南亚、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及流窜在此的中亚恐怖分子、“东突”恐怖分子不断渗入、回流至中亚和新疆。特别是对新疆影响较大的“基地”的同盟组织——老巢位于阿巴部落区的“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恐怖组织近来不断向北回流，重返中亚，致使中亚地区的恐怖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活动异常活跃，使本就动荡的中亚局势趋于复杂化。2011年底，哈萨克斯坦连续发生的爆炸及其西南部的石油重镇扎纳奥津地区发生的大规模骚乱，吉尔吉斯境内恐怖事件亦频发，这表明中东、北非动荡的局势已经对中亚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毒品是该地区恐怖组织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进行恐怖活动的同时，恐怖组织还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加紧勾结进行毒品犯罪活动，以建立自己的犯罪企业，加剧了中亚地区本就动荡的局势。
作为与中亚地区毗邻的中国新疆，跨界民族及宗教因素使新疆与中亚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中亚又是“东突”恐怖势力盘踞的主要地区。近年来，境外“东突”势力继续积极谋求在境内发展组织人员。如盘踞中亚的境外反动分裂组织“维吾尔人民党”的头目卡哈尔曼宣称要在吉尔吉斯前外逃边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发展上万名党徒。境外恐怖组织“东伊运”的头目艾山·买合苏木在国外被击毙后，该组织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但近期又活跃起来，并成为“乌伊运”的主要成员。它不仅企图策划在新疆境内实施恐怖活动，而且参与“乌伊运”恐怖组织在中亚实施的恐怖活动。目前“东伊运”不仅继续有计划地、有组织地从新疆向境外输送人员，且其招募人员的主要方式转变为家庭式发展，女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原来隐藏在中亚国家的一些地下“疆独”组织开始浮出水面并进行活动，如在吉、乌两国曾分别发生“疆独”组织非法集会举行声援“七五”的示威活动。“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中亚地区恐怖组织与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的日渐频繁，对境内外的“东突”势力产生了刺激与仿效效应：2011年7月中下旬，恐怖团伙在和田、喀什先后实施的三起暴力恐怖活动，特别是喀什在24小时内接连发生两起，已充分表明新疆“东突”恐怖势力正极力效仿国际恐怖主义。
尤其需要我们重视的是，在南亚的巴基斯坦，除“基地”组织及“塔利班”频繁活动外，近日该国境内又出现了“恐怖训练速成班”，此速成班可以在短期内让学员掌握发动袭击的技术和知识。①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目前新疆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有90％以上均由“伊吉拉特”团伙实施，新疆发生的很多恐怖案件，实施犯罪的成员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恐怖训练营受过训练。如中国政府宣布的第三批恐怖分子。从近两年的情况看，由于受宗教极端思想的毒害，近期新疆不断发生有组织地策划企图经由内地边境省市或者新疆边境地区偷渡至巴基斯坦、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案件，且已有部分人员成功出逃。因此，出逃人员参加“恐怖训练速成班”之后回国实施活动的可能性极大。
(二)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将为“东突”恐怖势力培养与发展恐怖分子提供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目前，“东突”恐怖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的同时，不断加强“东突厥斯坦独立论”思想体系的建设与舆论宣传，最为明显的就是宗教极端思想的宣传已经日益本土化，隐蔽性增强。自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全区非法宗教活动呈明显上升趋势，参与非法宗教活动的女性、儿童日益增多，出现跨地区教学经同“迁徙”活动相结合，通过“台比力克”及家族式渠道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已普遍化。境内“东突”恐怖势力千方百计地将各种问题、矛盾与现象转化为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无限放大、歪曲。新疆的名称、新疆的历史以及新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任何诸如经济发展、社会矛盾以及文化教育等问题均可被他们转化为政治问题和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并借此煽动暴乱、制造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由于他们打着宗教的外衣，对伊斯兰经典进行断章取义后向群众宣传，普通信教群众基于对宗教的崇拜和忌惮以及有限的宗教知识，根本不敢有歧义。而网络的便捷、快速及高科技电子产品的增多，使得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方式更为灵活、隐蔽。他们还积极借助手机视讯、家族聚会、公共聚会、集市等加强口头宣传，大大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并成为防范恐怖犯罪难点。
由于非法宗教活动、地下讲经点宣讲内容极端化趋势日益明显，宗教极端思想传播的“家族式”态势，致使我区目前已经出现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趋向：宗教极端思想已经渗入相当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群众的头脑，导致其社会生活的日益极端化，如穿戴宗教服饰、留大胡子、斋月期间餐馆停业等现象急增。目前，这种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已经开始由南疆向北疆、由重点地区向非重点地区转移。需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由于民族认同感、宗教认同感使得披着宗教外衣的极端思想的传播在新疆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以跨国宗教极端组织“伊扎布特”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对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已使宗教极端思想趋向意识形态化，如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将对新疆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严重威胁。
(三)被打击处理过的“三种分子”②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
2010年以来，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南疆地区的重点监控人员为了逃避当地的监控、打击，出现举家搬迁到北疆(如伊犁地区)或内地，喀什亦发现多批人员向阿克苏、和田等地结网纠集。一些被我打击处理过的“三种分子”相互之间联姻攀亲，企图通过姻亲关系织成一张外界难以进入的网，一些刑释解教的危安人员被当地或外地一些人视为“英雄”入户去家中看望并给予物质上的支援。虽然目前这部分人无所行动，但他们对周围人员的影响将对我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四)网络恐怖渗透加剧
目前，网上反动言论、反动文章、反动视频不断增多，屏蔽一个很快又出现一个，严重侵蚀着许多青少年的心灵。如2010年8月9日，东伊运在境外20多家网站发布恐怖视频，煽动境内维吾尔人对“异教徒”进行“圣战”，而“美维会”网站则号召维吾尔人要培养子女的“民族精神”。境外敌对势力还企图利用斋月敏感时段，煽动境内“东突”恐怖势力制造事端。境外媒体及非政府组织亦借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煽风点火，对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人权状况等横加指责。如5月底新疆库尔勒发生的一起非法教经点致非法学经儿童死亡事件，境外网站不顾事实真相歪曲报道，而“世维会”等境外敌对组织则借此将该事大肆渲染，和新疆“流浪儿童”问题挂钩，并攻击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③对于“东突”恐怖势力实施的恐怖犯罪案件，境外敌对势力一向着重强调“维吾尔人反抗政治压迫所爆发的行动”，并肆意歪曲扩大事实、着重笔墨加以渲染，而对于恐怖犯罪给中国及无辜群众造成的严重危害，或者宗教极端势力侵害儿童身心健康的事实却轻描淡写，甚至不提。
(五)“伊吉拉特”④的现实威胁日益加大
目前“伊吉拉特”在新疆的团伙规模迅速扩大，并呈现出较快的扩展性、较深的隐蔽性、较大的流动性、较多的自发性、强烈的趋外性、鲜明的暴力恐怖性以及团伙成员思想的顽固性和团伙组织的松散性等特点。自2009年以来，自治区破获的涉暴涉恐案件90％以上都是“伊吉拉特”组织实施，该团伙成员表现出极端思想的顽固性、鲜明的暴力恐怖性及自杀式恐怖袭击方式，使得“伊吉拉特”的现实威胁加大。如2008年库车“8·10”连环爆炸案、2011年和田、喀什的“7·18”“7·30”“7·31”暴力恐怖案件、“12·28”皮山劫持人质案、2012年“2·28”叶城恐怖袭击案等，均显示出恐怖分子行为的残暴性、思想的极端性及亡命性。同时，“伊吉拉特”已经成为境外暴力恐怖组织“东伊运”发展组织、聚合人员、扩大力量的主要方式。目前，“东伊运”与“伊吉拉特”之间已经形成“人员流”和“物质流”，“伊吉拉特”成员和具有“伊吉拉特”思想的人已经成为境外“东伊运”补充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对策思考
鉴于新形势下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特点，我们必须树立新的安全观，正视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建立健全打击、防范恐怖犯，罪的法律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
(一)科学认识新疆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艰巨性
冷战后，恐怖主义、民族、宗教等非传统领域安全威胁因素日益加大，并与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因素交织。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中共十六大明确将打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提上日程，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国际安全观，其宗旨是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
目前，境外“东突”势力正在积极谋求进一步推进“新疆问题”的国际化，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与资助下，以“世维会”为代表的新型恐怖组织的活动日益频繁、公开。2011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实施对我“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开始重返东南亚的策略，力图对中国形成军事合围。其中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反华势力正明里或暗里支持“东突”势力，就是将其作为手中的一张王牌，对我进行牵制。对于新疆境内发生的恐怖案件，对于中国政府每次对于恐怖犯罪的打击，西方媒体总是带着有色眼镜进行歪曲或别有用意的报道，境外“三股势力”更是借此策应西方媒体，这使得我们在打击恐怖犯罪活动中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并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依法严厉打击“东突”恐怖主义活动的同时，要高度警惕“东突”分裂势力以政治斗争为手段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处理好反恐与反分裂的关系，将反分裂放在第一位，不能用反恐斗争代替反分裂斗争，要致力于铲除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在反对“东突”势力犯罪活动中，应把反恐怖、反极端纳入反分裂斗争的整体规划中，既要揭露其恐怖主义属性，更要强调其分裂主义本质。同时，要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及与境外跨国民族的关系。由于新疆境内有众多的跨国民族(如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俄罗斯等)，跨国民族与同族保持着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文化认同，这很容易被“东突”恐怖势力利用，使同宗、同族的民族感情、同族观念、宗教信仰超越其爱国感情、国家观念。因此，要警惕境外“东突”势力利用跨国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的一致性进行的民族分裂活动。我国政府除了要协调国内族际关系外，还要妥善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以及不同属性文明间的关系，建立一种国际综合安全体系。
(二)建立健全反恐怖工作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在预防和控制恐怖犯罪方面，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极为不畅，这是我国反恐怖策略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恐怖活动的根本措施之一，就是必须在组织管理上探讨建立有效的反恐怖协调机制和应急机制。反恐怖作战具有非正规作战的特点，单靠普通警察的力量是难以承担特殊的反恐怖任务的，乌鲁木齐“7·5”事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随着信息技术全球化的发展及2011年以来席卷北非、中东和南亚等地的骚乱、内战，特别是利比亚内战，致使大量的杀伤性武器脱离政府掌控，恐怖分子有可能借此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计算机病毒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恐怖活动成为转眼即发的意外事件。针对恐怖活动影响面大，危害严重及其暴力性的特点，必须采用有组织的综合手段，动员和协调包括军队、警察、情报、海关、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的力量，建立一个权威的日常领导机构，在机制上加强协调，明确各职能部门在反恐怖工作中应担负的职责、任务以及相互配合协作等具体运作机制，以便对发生的恐怖活动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能够及时有效妥善处理。
(三)加强情报信息工作，提高预知预防的能力
2010年以来新疆发生的恐怖案件，对目前中国政府采取的以防备为主的反恐策略带来新的考验，警示政府必须更加重视情报搜集、可疑分子监控等主动预防措施。要尽可能地采取各项措施，发展秘密力量，尽可能地多搜集和掌握“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动向及相关情报信息，做到敌动我知，先发制敌，尽最大可能将恐怖活动制止在预谋阶段，将暴力恐怖活动消灭在萌芽时期。
(四)加大对出入境人员的管理力度，强化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
新疆边境线长，山口多，虽然有边民及边防武警日夜巡逻，但边境管理工作难度、强度依然较大。所毗邻的几个周边国家又都是“东突”恐怖势力、国际恐怖组织活动猖獗的地区，且在中亚国家的许多“东突”组织与境内的“东突”恐怖势力联系紧密。近几年，已发现多起偷越边境或通过求学、访问等进入他国参加境外反动组织的事件。如2011年12月28日皮山县破获的一起恐怖团伙劫持人质、偷越国边境未遂案。鉴于此，自治区应一方面继续加大对护边、守边工作的投入力度，并逐步将其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另一方面，公安边防、武警要加强对边境地区出入境的管理力度，强化、完善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
(五)健全、完善网络和通讯监管法律体系，加强对营运商及互联网的管理力度
目前全球共有13台域名根服务器，其中1个为主根服务器放置在美国，美国领导和掌控着世界互联网。⑤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互联网网民最多的国家，而互联网也已成为境外敌对势力和“东突”恐怖势力对我进行反动宣传的重要方式和手段。2011年美国虽宣布10月停播美国之音华语广播，但即将推出中文及俄文的“Twitter”账户，近期美国国务院又计划斥资7000万美元，设立“影子”互联网和手机通讯网络，帮助他国反政府组织或人员与外界通讯，避开本国政府监控或封锁网络，⑥这意味中国目前面临的网络风险在日益增大。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网络防御技术的研究，在国内建新Internet根服务器，加强网络监管法律体系的健全完善，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上建设下一代互联网，目前至少要保证国内的站点由国内的域名服务器来解析。
(六)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完善法律法规
从法律角度科学界定非法宗教活动，帮助各族群众厘清非法宗教活动与正常宗教活动。相关部门应高度警惕巴基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塔布利团”(即“泰比力克”)在我国的宣教活动，采取有效措施遏止宗教极端思想日趋意识形态化的势头，如以群众关心的话题和问题为切入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宣传内容融入各项群众活动中，在潜移默化中持续不断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形成宣传教育工作机制的常态化，摆脱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假、大、空现象。
(七)充分认识“伊吉拉特”活动的严重危害
新疆各级政法部门要继续保持对“伊吉拉特”的严打高压态势，尽可能地压缩其生存空间。统战部、民宗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应积极组织少数民族专家学者举行宣讲活动，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教育引导，帮助群众认清“伊吉拉特”的反动本质与危害。同时，还应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为群众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
(八)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
组织专门力量梳理研究流传于社会的各种反动书刊(如《路标》、《伊吉拉特的感想》等，找出应用性强、操作性强的批驳性观点用于日常宣传工作中。同时，加大对非法宗教宣传品的查堵、查扣力度，合力封堵源头，全面封堵“东突”恐怖势力对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九)清醒认识中国面临的反恐困境
出于扼制中国的政治、军事策略的需要，西方对于事关他们利益的事情，就认定为恐怖袭击，对于可“别有利用”的事情，就转移事件本质。西方国家反恐“双重标准”及借所谓“新疆问题”大肆传播“世维会”等境外“疆独”组织的谬论，将骚乱根源归结为“中国打着反恐旗号镇压维吾尔族人”，而罔顾事件死伤者及他们家人的痛苦是他们的一贯作法，是对中国人权最直接的践踏。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反恐所面临的困境是西方国家牵制中国的策略，对于国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对所谓“新疆人权、民主、宗教”等问题的歪曲报道，我们根本不应过度在意、解读，而应坚持中国的法律，正确理解认识“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反恐斗争中坚决摒弃将民族宗教与刑事打击联系在一起的错误思想，坚持“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把一切问题与民族宗教挂钩。”⑦
注释：
①巴国出现恐怖训练速成班西方深感担忧[EB/OL].(2012－05－14)[2012－05－20]. 联合早报．
②“三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
③王树勤．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网上恶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EB/OL].(2012－06－04)[2012－06－04]. 天山网讯．
④“伊吉拉特”，即迁徙的意思。
⑤互联网遭2002年以来最严重黑客袭击[EB/OL].(2012－07－15)[2012－06－01]. http：//tech.qq.com/zt/2007/gaoguan60/.
⑥美伊“斗法”网络空间美咄咄逼人伊朗见招拆招[N].中国青年报．2012－03－16.
⑦2010年8月26日下午，自治区党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上张春贤书记的讲话[EB/OL].(2012－07－15)[2012－08－27]. http：//www.tianshannet.com.cn/news/content/2010－08/27/content_5189126.htm.
星期四, 9月 11, 2014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
作者：涂龙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译审
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四期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4－0043－10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02JAZJDGJW011）的前期成果。
摘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的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也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创始人哈桑·班纳一生致力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的国际化，在他及其继任者的不懈努力下，穆兄会已经发展成为遍及数十个国家的庞大的国际组织。再如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政权致力于输出伊斯兰革命。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于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并不仅仅出于安全、财政等方面因素考虑的一般意义上的移民，而是被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穆斯林为“主道而战”所进行的一次新的“迁徙”，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也与伊斯兰教的“迁徙”和“圣战”传统有关。从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理解“迁徙”和“圣战”在普通穆斯林心目中巨大的感召力。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早年在麦加传教，告诫人们放弃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谴责多神信仰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愚昧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宣讲末日审判和复活的观念，警告多神教徒若不归顺安拉，将在末日审判时遭到惩罚，并堕入地狱；而归顺者将在后世得到奖赏，永驻天园。另外，穆圣还提出了凡穆斯林不分氏族部落，皆为兄弟，应联合起来，消除部落仇杀等一系列社会改革主张，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拥护。由于穆圣所传的教义触犯了麦加贵族的利益，他们便采取各种手段迫害穆斯林，直至搜捕杀害穆圣。因此，穆圣被迫于公元622年出走麦加，前往麦地那，并在麦地那建立了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为日后在圣战的旗帜下征服麦加贵族和统一阿拉伯半岛奠定了基础。由于迁徙事件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就把公元622年定为伊斯兰教纪元元年。因此，迁徙是穆斯林民族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是有组织、怀有宗教目的的特殊移民，是伊斯兰教哲学和智慧的象征。迁徙引领伊斯兰教成长，促使穆斯林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性的、不带地方主义色彩的国家。因此，对于穆斯林来说，迁徙是其引以为荣的事件，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是不会满足于一处永久居所的，哪里能履行信仰，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哪里就是他的家园。［1］
圣战则是指“为主道而战”，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以《古兰经》和圣训规范世人的行为和生活。这一漫长的奋斗过程，《古兰经》称之为“杰哈德”，媒体把之翻译为“圣战”。圣战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之一，它有大小之分、和平和暴力之别。“大杰哈德”是指信徒 “用心、用舌、用手”同自己内心的邪恶意念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和使者，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规劝世人，传播伊斯兰教；“小杰哈德”是指穆斯林用“剑”进行圣战，鼓励穆斯林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战。伊斯兰教第三任正统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在发表其就职演说时，曾强调了圣战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圣战，因为一个民族丢弃圣战时，它的尊严就会受到伤害，会被别人轻视，在安拉面前也将失去眷顾。［2］56-59
因此，迁徙和圣战的关系十分密切，迁徙是圣战的一部分，两者相互依存，都体现了伊斯兰的大一统精神和穆斯林的奉献精神。迁徙并不是由于遇到困难而逃避，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圣战使命而寻找更好的环境，它鼓励穆斯林为完成圣战使命而放弃物质世界的引诱。穆圣率领穆斯林光复麦加后，一些穆斯林认为迁徙不再需要，但穆圣强调：只要圣战存在，迁徙就不会终止。他号召信徒们：为了消灭不信道者，你们不要中止迁徙。
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三次迁徙浪潮
伊斯兰极端势力之所以离开埃及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源地，是多方面原因所致：首先，极端分子在埃及境内面临世俗政权的严厉镇压，迫于严峻的安全形势，只能逃离埃及，寻找更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圣战”事业；其次，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海湾石油富国或欧美国家，有的是为自己及家庭挣钱打工，有的则是受其组织派遣去筹集活动经费；再次，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信奉极端组织鼓吹的“迁徙”和“圣战”理论，出国寻找更适宜履行“圣战”义务的地点，以便积聚力量，为最终重返埃及、解放被世俗政权统治的“查希里亚社会”做准备；最后，埃及伊斯兰阵营、特别是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也促使一部分极端分子远走他乡。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暗杀后，上下埃及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发生大分裂——上埃及极端组织发展成为伊斯兰组织，下埃及则发展成为圣战组织。这种分裂对于那些希望短期就能在埃及恢复伊斯兰统治的极端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分裂意味着力量被削弱，也意味着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变得遥遥无期，在失望与愤懑之余，一大批极端分子决定离开埃及，另辟蹊径，继续“圣战”［3］。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穆兄会成员为逃避纳赛尔政权的镇压而纷纷离开埃及之际，埃及的极端组织当时并不赞同这种逃避现实的“迁徙”作法。以策划实施萨达特暗杀事件的圣战组织为例，该组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所有埃及极端组织中向国外迁徙极端分子最多的组织，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反对通过“迁徙”进行圣战。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萨拉姆·法尔吉在其《缺席的义务》一书中写道：有人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途径是迁徙到另一个国家，并在那里首先建立伊斯兰国家，然后再打回国。但是，为了积蓄实力，他们其实应该首先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改造成伊斯兰国家，然后再征服其他国家。［4］萨达特暗杀事件以及上埃及暴动的失败，使得圣战组织成员随后多以合法和非法的身份逃往国外。
埃及极端分子的第一次迁徙浪潮，首先是在埃及境内实现的。当时，在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组织）的号召下，该组织的数千名追随者放弃了尼罗河三角洲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生活环境，集体迁往某一艰苦地区，尝试建立伊斯兰政权，按照《古兰经》和圣训行事。但是，这种迁徙受到了组织形式、地理环境和安全局势等方面因素的明显制约，很快被证实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迁徙，埃及安全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对其进行围剿和铲除，这使得埃及极端分子产生了向国外迁徙的念头。瓦希德·奥斯曼本是伊斯兰组织的继任埃米尔，也被认为是“国内迁徙”的创始人。他的迁徙观念的转变有一定的代表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奥斯曼谈到国外迁徙的问题时承认：对于穆斯林组织而言，迁徙是必经阶段，该组织成员只有经过迁徙，才能加入圣战行列。他说，穆斯林应该迁徙到由“明君”统治的地域，即使这一“明君”同样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非尔”也没有关系。奥斯曼说，穆斯林组织认为，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不能满足“明君”统治的条件，而对于穆斯林圣战者来说，全球每一个角落都是安拉治下的土地，都可供他们迁徙。因此，该组织成员原本有意向欧洲迁徙，如挪威、瑞士等是他们眼中的“公正国家”。但是，穆斯林组织的创始人、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却坚持认为，也门是迁徙者的明智之选。因此，在舒克里·穆斯塔法等人因绑架杀害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事件被处决后，穆斯林组织的一大批成员根据前埃米尔的遗愿，逃往也门。他的继任者、号称“阿布·古什”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在舒克里·穆斯塔法被处决后，收集残部，向也门迁徙，并从也门继续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迁徙。［5］
其实，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并不是穆斯林组织第一个主张向国外迁徙的领导人。在他之前，该组织领导人之一的萨拉赫·沙维已经主张迁徙了。沙维因反对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杀害被绑架的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认为这样做会使该组织暴露在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遭致灭顶之灾），便在这起事件上与埃米尔发生了尖锐冲突，并最终导致与该组织发生分裂。1981年，萨达特暗杀事件后，沙维也是被埃及安全机构通缉的逃犯之一，但他成功逃往也门，并在当地结识了一名加入了穆兄会的部落酋长。后者对沙维的“定叛与迁徙”理论大为赏识，于是决定弃穆兄会，投入穆斯林组织的怀抱。在这名酋长的鼎力支持下，沙维随后往返于埃及、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并最终在巴基斯坦一所伊斯兰宗教大学里任教，得以继续从事他的“圣战”事业。［5］
穆斯林组织的竞争对手——埃及圣战组织的头目之一、曾加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的圣战头目哈桑·希拉维也走过了一条类似于沙维的“圣战”道路。希拉维原与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在迁徙问题上尖锐对立，主张通过圣战手段实现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理想，竭力反对舒克里·穆斯塔法的“定叛与迁徙”理论，与穆斯林组织争夺会员和支持者。为此，一个自称为“绿营”的伊斯兰组织极端小组，曾试图暗杀希拉维。1977年，希拉维因卷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发动的军事技术学院的未遂政变事件而被判7年监禁，迫使他放弃反对迁徙的一贯思想，逃往沙特躲避牢狱之灾。直到1993年，才被穆巴拉克政府引渡回国服刑。［5］
综上所述，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埃及极端分子全球化迁徙的第一波浪潮是由埃及伊斯兰党和穆斯林组织的残余势力掀起的，迁徙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逃避萨达特政权对这两个极端组织的打击迫害。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迁徙出国的极端分子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当时认同“定叛与迁徙”理论和对现政府失望的其他埃及人，也加入了迁徙国外的行列，不少人到了也门、沙特、伊拉克等国，寻找生计和避难。
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行动则源于阿富汗圣战。1979年12月，前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试图用武力控制这个连接欧亚大陆的小国。在前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阿富汗阿明政权不堪一击，一周内便告亡国。阿富汗是个伊斯兰国家，境内98％以上的居民是穆斯林，其中90％是逊尼派穆斯林。前苏联的悍然入侵，激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片声讨。出于当时美苏争霸战略的考虑，美国认为前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将对西方的石油生命线——海湾形成威胁。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准备为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提供武器装备，利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前苏联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仇视与普通穆斯林朴素的宗教认同感，在世界范围内纠集反苏同盟，号召穆斯林为抵抗苏军占领阿富汗而进行圣战，并为其出谋划策，出钱、出枪、出力，以期把阿富汗变成拖住前苏联的“泥潭”，使之深陷其中，尽可能消耗前苏联的实力。［6］
当时，埃及萨达特政府正由于与以色列媾和而深陷孤立，遭到国内伊斯兰阵营的强烈反对和国外阿拉伯世界“背信弃义”的同声指责，阿拉伯国家集体与萨达特政权断交。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唆使萨达特政权放手让埃及境内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抵抗前苏联占领的圣战，双方一拍即合。当时，在萨达特政府看来，放手让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将有助于埃及摆脱因埃以媾和而陷入的外交孤立困境，通过宗教纽带和圣战观念重新联络海湾阿拉伯石油大国，恢复埃及地区大国地位；第二，大批极端分子出国，有利于国内治安以稳定国内局势；第三，阿富汗圣战者得到了海湾石油富国、美国等方面的经援，还可以消耗一部分埃及军队库存的武器弹药，将之变成现金。正是出于这样的短视考虑，萨达特政权为极端分子迁徙出国大开方便之门，导致这批阿富汗圣战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又把圣战输回埃及，酿成了埃及历史上恐怖暴力事件最猖獗、最血腥的一段时期。当然，作为阿富汗圣战始作蛹者的美国，最终也遭到了这些圣战者的报复，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吸引全世界圣战者到阿富汗，美国首先在纽约开设了第一个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由穆斯塔法·沙勒比负责接待来自埃及等国的圣战者，并把他们输送到阿富汗战场。随着阿战事的不断持续，此类接待站在美国最多时曾发展到17家。与此同时，埃及国内萨达特政权也为各类宗教组织公开招募圣战志愿者大开绿灯。1979年，上埃及明亚大学召开师生大会，要求支持阿富汗圣战。1980年，爱资哈尔大学召开大会，要求为志愿者赴阿富汗圣战敞开大门，为青年学生志愿者提供军训条件，并呼吁伊斯兰世界支持阿富汗圣战，断绝与前苏联的外交关系。随后，爱资哈尔宗教机构又多次举行群众集会，要求政府支持阿富汗圣战。这些来自民间的要求与萨达特政府在阿富汗圣战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为此，萨达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卡迈勒·哈桑·阿里同意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极端分子提供军训基地，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也多次呼吁国民为阿富汗圣战行动捐款，人民议会也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向阿战场派遣圣战志愿者。有消息说，埃及军方当时曾使用卡纳军用机场，向阿富汗运送埃及圣战志愿者。
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呼吁中，埃及的一些行业工会在招募志愿者方面异常活跃，特别是在埃及穆兄会的喉舌——《呼声》杂志上刊登了设在阿富汗的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的电话和具体地址后，志愿者人数成倍增加。另外，在向阿富汗输送志愿者的行动中，沙特也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沙特担心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其势力范围会扩张到海湾，对沙特政权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与两大圣城的守护者，在涉及泛伊斯兰问题上，沙特凭借其雄厚的石油美元实力，一直以护教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借以利用宗教纽带以扩大其在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为此，沙特当时为阿圣战者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医疗援助。
对于埃及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在萨达特暗杀事件和上埃及暴动失败后，时刻面临着被安全机构追捕的危险。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无疑于天赐良机。另外，一些圣战狂热分子也试图通过阿富汗圣战的历练，为重新“杀回”埃及夺取政权积累战斗经验。因此，地形崎岖、条件恶劣的阿富汗，一时成了圣战者向往的理想天堂。1984年初，圣战组织决定把一些曾因卷入萨达特暗杀事件的极端分子送往阿富汗参加圣战。1985年，伊斯兰组织的第二代领导人在上埃及实施重组后，也开始向阿富汗战场输送圣战志愿者。据悉，第一个抵达阿富汗的埃及圣战志愿者是圣战组织的头目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他与上埃及阿斯尤特大学的一批朝觐者一起，取道沙特前往阿富汗。接着，该组织另外两名头目阿里·阿卜杜勒·法塔赫（化名“阿布·尤斯里”）和暗杀萨达特总统的凶手哈利德·伊斯兰布里的大哥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也从埃及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成功逃脱，前往阿富汗。在伊斯兰组织中，最著名的圣战志愿者为阿卜杜·拉布·拉苏勒·萨耶夫，曾担任过阿富汗圣战流亡政府的总理，是埃及伊斯兰组织在阿富汗圣战初期的重要头目。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加入了由阿富汗前总理、现被美国人称为“本·拉登第二”的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当时，无论是萨耶夫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对圣战志愿者加入自己的队伍持欢迎态度，以便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为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捞取更多的政治和军事资本做准备。［5］
埃及伊斯兰组织的圣战志愿者抵达后，首先在阿北部边境一个叫加吉的地方建立了军事训练基地，起名为“伊斯兰哈里法军营”。但不久以后，由于该营地气候十分寒冷，来自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埃及志愿者很难适应，该营地后南迁至赫尔敦地区，新营地起名为“苏希卜烈士军营”，以纪念1990年5月16日战斗中被打死的埃及圣战先行者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军营里分工明确，里法伊·塔哈、穆斯塔法·哈姆扎和阿德里·尤素福负责军训工作，哈利德·哈纳菲负责医疗工作，塔拉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和乌沙姆·鲁什迪负责军营的宣传工作，并主编《民兵》杂志。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逐渐统一到扎瓦赫里的领导之下，并与本·拉登建立了密切联系，从他那里获取军训经费。扎瓦赫里圣战派别也有他们自己的《法塔赫》杂志，后又更名为《圣战者报》。［7］212-213
埃及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主要通过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恐怖大亨”本·拉登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设在开罗的分公司网罗圣战者。当时，沙特政府把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的扩建工程承包给了拉登家族旗下的公司，由于沙特缺乏劳动力，而埃及劳动力过剩，且成本较低，因此，沙特内政部和沙特驻开罗使馆为该公司从埃及引进各类技术人才和一般劳务人员提供了方便。随着一大批埃及熟练工人、工程师和技师等进驻工地，本·拉登也开始在他们中间秘密招募阿富汗圣战志愿者，并在沙特境内为这批新招募的志愿者开设了接待站，为阿富汗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圣战人才；第二，通过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大批志愿者通过这条途径前往设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各个救援机构工作。拉登家族的公司也从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在阿富汗的工程中获益，该机构在阿富汗15家救援机构的土建工程就是由拉登家族承包建设的。在这些救援机构中曾有900名阿拉伯人从事各类救援工作，其中来自埃及的志愿者就多达300人。2006年，被扎瓦赫里宣布为圣战组织新埃米尔的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就曾是一名参与圣战救援工作的志愿者；第三，通过伊斯兰世界联盟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该组织成立于1962年，总部设在麦加，在100多个国家开设了办事处或派驻代表，负责协调全世界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事宜。该协会在埃及的办事处利用组织朝觐者的机会秘密招募圣战者，朝觐者抵达沙特后，如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只需到本·拉登在沙特开设的名为“安萨尔之家”的接待站报名即可。接待站有专人为这些圣战者制作新护照，为每人取一个化名，在阿富汗方面的配合下，这些人只需办理沙特的出境手续，便可顺利抵达伊斯兰堡，进入设在白沙瓦的沙特圣战者军营。当然，并非每位朝觐者都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一些人在朝觐后返回了埃及，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借着朝觐的机会到沙特淘金。这些人中，很多人因在沙特找不到工作而选择铤而走险，经不起圣战招募者的蛊惑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投奔阿富汗战场。
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全球蔓延
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不仅没能因此实现南下海湾的战略目标，反而陷入了与阿富汗圣战游击队的持久战、消耗战之中，并开始渐渐步入灾难的深渊。在此形势下，前苏联被迫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从1982年美苏商谈撤军问题开始，到1989年前苏联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完成，差不多用了7年的时间。
随着前苏联兵败阿富汗和圣战者进驻喀布尔，伊斯兰狂热分子的圣战使命便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阿富汗新政权面前，那就是这些圣战志愿者的归宿问题。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训练有素，有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由于圣战者人数众多，他们如果与当地某一军阀结盟，甚至能改变阿富汗的政治格局和各派间的力量对比。据来自美国国会的资料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中，有3500名阿拉伯圣战者，到八十年代中期，其麾下的阿拉伯圣战者多达1.6万人。如果加上阿富汗游击队其他派别的阿拉伯圣战者，这支圣战队伍是一支绝对不容小觑的力量。不少人认为，由于人员分布广，来历杂，因此阿拉伯圣战者的实际人数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无论如何，埃及圣战者在他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埃及境内兴风作浪的极端组织头目，大多是从阿富汗圣战战场回国的，或是曾在各个中转站负责接待这批圣战者的极端分子。埃及新闻媒体曾报道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埃及人有600人，其中150人在前苏联撤军后回到埃及境内，这其中又有70人被埃及安全机构抓捕。但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字只是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极端分子实际人数的冰山一角。另据埃及内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参加阿富汗圣战的埃及人有1000人左右，在圣战结束后分散到12个国家，其中包括8个欧洲国家。这一数据并未计算那些已经在1992年后通过各种途径返回埃及境内的圣战者。事实上，留在阿富汗的埃及圣战者是少数，多为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这些人早已是有家不能回，等待他们的只有死刑或牢狱之灾。［5］
当初，当埃及圣战者满腔热血奔赴阿富汗战场时，大多数人心中只有圣战一个念头，还来不及考虑圣战之后自己的归宿问题。前苏联撤军后，随着圣战使命的终结，对于阿富汗人来说，该是“卸磨杀驴”的时候了，阿富汗新领导人对阿拉伯圣战者明显表露出了冷淡。有分析人士认为，促使阿拉伯圣战者最终放弃阿富汗而散布到世界各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阿拉伯圣战者都为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阿富汗人担心有朝一日养虎为患，殃及自身。前苏联撤军后的第一任阿富汗总统穆贾迪迪就曾对阿拉伯圣战者滞留阿富汗公开表示忧虑；第二，苏联撤军后，由于各武装派别政见不合，分肥不均，阿富汗随即爆发内战，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富汗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避免招致杀身之祸，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内战中尽可能恪守中立，苦苦支撑，伺机寻找合适渠道离开阿富汗；第三，为了讨好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阿富汗新政权开始引渡一些被各国安全机构追捕的极端分子，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与扎瓦赫里一起创建埃及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希姆·沙尔加维，就是在那时由阿富汗新政权引渡给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这使得那些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更是急于另投他处，以免被蒙在鼓里，有朝一日做了阿富汗新政权的“顺水人情”。
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的一些关键人物在前苏联撤军后的大体去向为：伊斯兰组织精神领袖奥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捷足先登，早在1990年5月便申请到了美国签证，定居纽约后因涉嫌卷入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而被美国司法机构判处终身监禁；伊斯兰组织头目之一的穆斯塔法·哈姆扎移居苏丹，后从苏丹前往索马里；塔勒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及另外7名同伙在1993年申请到丹麦政治避难，塔勒阿特·亚辛潜回埃及境内，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起初在贾拉拉巴德居住了1年后前往伊朗定居，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此人不知去向，但据估计仍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国家一带活动；圣战组织头目之一的扎瓦赫里在1993年底申请到瑞士的政治避难，亚西尔·陶菲克·西里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他与该组织的另外一伙圣战者（最著名的有阿迪勒·阿卜杜勒·马吉德和撒尔瓦特·萨拉赫·谢哈特等人），在伦敦创建了一个名为“伊斯兰新闻观察所”的机构；当时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的著名埃及极端分子还有阿布·哈姆扎·马斯里，他的真实姓名是穆斯塔法·卡迈勒，曾参加阿富汗圣战，并于1994年返回伦敦，担任伦敦伊斯兰安萨尔协会会长和伦敦奉西里·巴尔克清真寺的伊玛目。另外，被指控策划制造1995年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未遂事件和1997年底卢克索袭击外国游客惨案的乌萨马·阿尤布，申请到了德国的政治避难签证，另一伊斯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鲁什迪则申请到了荷兰的政治避难签证，后移居土耳其。［5］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当时同意接纳一批阿富汗圣战者，为他们提供活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批人往往是自己国家政权的反叛者，也是西方国家利用人权、民主等旗号向这些国家施压的工具。另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危害性的认识还不够，这也是造成这些圣战者能够从西方国家轻易获得政治避难资格的原因之一。除西方国家外，伊朗和苏丹也是接纳阿富汗圣战者的主要伊斯兰国家，基地组织的第一、二号人物本·拉登和扎瓦赫里，都曾在阿富汗战争后居留苏丹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国家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掌权，都热衷于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愿意借助阿富汗圣战者来弘扬伊斯兰革命精神，争夺伊斯兰世界事务的主导权。而对于埃及圣战者来说，在阿富汗战争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苏丹和1994年爆发内战的也门这两个阿拉伯兄弟国家，那里没有语言障碍和宗教文化差异，从地缘上来说又距离自己的国家比较近，能找到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富汗圣战后，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地以继续圣战使命，只是一部分来自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圣战者的追求，而另一部分圣战者则选择了投奔新的圣战战场。兵败阿富汗后不久，积重难返的前苏联便开始解体，原有的冷战格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被打破，世界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在新旧体制更替的过程中，新的民族、宗教狂热取代了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夺，成为新的地区动荡和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中亚五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和内乱、波黑内战、车臣战争、索马里内战、海湾危机等等，都为圣战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这期间，最为引人瞩目的圣战者迁徙地有三个，即塔吉克斯坦、波黑和车臣，并与当地的社会动荡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塔吉克斯坦内战。1991年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后，国内各种政治、宗教、地方利益集团斗争日趋激烈，导致政局持续动荡。1992年，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以伊斯兰复兴党、民主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不甘心原共产党人继续执政，建立了救国阵线，并得到了当时阿富汗拉巴尼政府和马苏德军队以及伊朗、沙特、巴基斯坦和美国等国的支持，与塔吉克斯坦亲俄的世俗政权——拉赫莫诺夫政权展开了较量，内战一直持续到1997年6月双方签署《民族和睦总协定》。这场持续8年的内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提供了新的圣战舞台，一批阿富汗圣战者在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迁徙到了塔吉克斯坦，并加入了当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投入反对拉赫莫诺夫世俗政权的圣战当中。更为严重的是，内战期间，一些塔吉克斯坦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成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反政府极端分子的后方基地，极端分子假道塔吉克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有些叛乱分子则在圣战失败后逃往中亚其他国家，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和该地区国家间关系。［8］
第二、波黑内战。以民族主义分离运动为特征的国家裂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迅速蔓延到了巴尔干地区，继前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后，前南斯拉夫分裂成5个国家。巴尔干地区历来是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焦点地区，波黑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信仰不一，又有历史上的民族血债，因而使分家冲突演变成了一场国际上不同宗教势力分别支持各自一方的旷日持久的血战——塞族得到东正教兄弟俄罗斯、希腊的同情和支持，信天主教的克族有西方背景，而穆斯林自然得到了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从而使这场长达8年之久的波黑内战也蒙上了一层伊斯兰圣战的色彩，吸引着伊斯兰世界，包括那些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圣战者。［9］
第三、车臣战争。车臣问题一直是困扰俄罗斯的一大难题。车臣共和国位于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沿岸，北与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达吉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人口120多万，其中车臣人占大多数，为主体民族。车臣人祖居高加索山区，信奉伊斯兰教，是一个强悍尚武的民族，1859年被沙俄军队征服，车臣便沦为沙俄帝国的殖民地。前苏联解体前后，车臣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恶性膨胀，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94年，俄罗斯为了平息车臣日益猖獗的分裂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出兵镇压车臣反叛武装，正式打响了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这一场由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同样也被蒙上了伊斯兰圣战的色彩，使车臣成为继塔吉克斯坦和波黑之后，又一个吸引全世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圣战战场。［10］
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的全球化
随着伊斯兰极端分子在阿富汗战争以后向世界各地迁徙，以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为首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触角也开始伸向世界各地。在欧洲，除设在伦敦的“伊斯兰新闻观察所”外，还出现了众多从不知名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如“世界公正组织”和“《古兰经》和逊尼派工作者协会”等等。一般认为，这些新成立的组织只是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在也门，由于1994年爆发了南北内战，也门中央政权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因此，那里也成了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的重要据点之一，最著名的军训基地有两个，即“马拉加什军训营”以及在首都萨那附近沙漠地带建立的“贵宾之家”，后者由也门马拉加什部落酋长、曾参加过阿富汗圣战的纳赛尔·法德利之子塔里克·法德里经营，在当地社会很有势力。另外，在也门还有“亚丁军”，美国指责该极端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牵连，2000年曾制造了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港遭袭事件。在苏丹，埃及方面曾指责苏丹境内设有至少17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并策划制造了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事件以及卢克索惨案。
有关学者指出，从1989年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至1995年，这段时间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全球化的高潮阶段，此后，这种全球化趋势得到了遏止。［11］258-263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从1993年纽约世贸大楼发生爆炸事件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产生了警惕，不再把他们视为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犯，也不再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经过几年的酝酿，西方国家从1996年起，开始拒绝向伊斯兰极端分子、特别是来自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发放入境签证。另外，在反恐问题上，西方国家与埃及、沙特等国开始进行合作，向这些国家引渡少数极端分子。这样一来，西方世界也不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向往的理想避难所了；2.1996年，塔利班逐渐控制了阿富汗局势，使阿富汗再次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天堂”，不少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此后回流到阿富汗，寻求塔利班的庇护。本·拉登和扎瓦赫里就是在这一期间重返阿富汗的；3.1997年埃及最大的极端组织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伊斯兰组织被监禁的领导人宣布该组织放弃暴力，并得到圣战组织部分领导人的支持和效仿。［12］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它们的整体实力，挫伤了一部分极端分子的士气，也使极端组织全球化进程大大放慢。
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本·拉登和扎瓦赫里等人为代表的极端分子，开始拼凑一个全球性的极端组织，在散布世界各地的、以阿富汗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分支机构的基础上，于1998年2月中旬宣布建立“世界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伊斯兰圣战阵线”［13］，把圣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犹太人和西方世界，随着1998年美国驻非洲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接连被炸，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圣战战略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原来利用西方世界的支持与庇护到与之反目成仇，打响了后来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为“美国与伊斯兰法西斯”之间的一场圣战，基地组织这个全球头号恐怖组织逐渐浮出水面。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既有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的宗教意愿的驱使，也有国内、地区和国际局势对这一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极端势力在其国内遭到严厉打压、政治诉求屡屡得不到满足之际，选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其战略调整的需要。此时，外部世界对待这股势力的立场，将对其全球化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处理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是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在阿富汗、波黑、车臣等地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支持与利用，无疑又加速了这股势力的全球化进程。“9·11”事件发生后，尽管美国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在处理同一问题时，美国并没有汲取“9·11”事件的教训，而是仍在奉行双重标准，这对全球反恐大局来说，将是十分有害的。
［ 参考文献 ］
［1］ 哈立德·阿拉维.迁徙的智慧——迁徙的哲理［EB/OL］.［2006-04-16］.
http://www.islamcn.net/article/list.asp?id=1100
［2］ 陈嘉厚.现代伊斯兰主义［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3］ 萨伊德·法瓦伊德.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EB/OL］.［2006-08-27］.
http://saaid.net/feraq/mthahb/29.htm.
［4］ 萨伊德·法瓦伊德.埃及穆斯林组织［EB/OL］.［2006-08-27］.
http://saaid.net/feraq/mthahb/19.htm.
［5］ 杰哈德·阿瓦德，阿马尔·阿里·哈桑.伊斯兰组织全球化［J］.埃及,战略聚焦,2002(120).
［6］ 刘温国,郭辉.强驽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 艾哈迈德·穆苏莱利.伊斯兰组织大全［M］.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2004.
［8］ 刘启云.岁末文集（塔吉克斯坦问题回顾）［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
［9］ 前南斯拉夫内战［EB/OL］.［2007-04-27］.
http://history.chinaiiss.org/content/2007-04-27/3937.shtml.
［10］俄罗斯联邦车臣问题［EB/OL］.[2002-10-24].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0/24/content_606871.htm.
［11］世界伊斯兰组织指南［M］.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2006.
［12］杨灏城.穆巴拉克政权应对国内恐怖主义之策［J］.西亚非洲,2005（6）.
［13］阿卜杜勒·勒提夫·马纳维.基地战略:错误与危险［N］.中东报,2003-08-07.
（责任编辑：马丽蓉）
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四期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4－0043－10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02JAZJDGJW011）的前期成果。
摘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的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也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创始人哈桑·班纳一生致力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的国际化，在他及其继任者的不懈努力下，穆兄会已经发展成为遍及数十个国家的庞大的国际组织。再如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政权致力于输出伊斯兰革命。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于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并不仅仅出于安全、财政等方面因素考虑的一般意义上的移民，而是被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穆斯林为“主道而战”所进行的一次新的“迁徙”，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也与伊斯兰教的“迁徙”和“圣战”传统有关。从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理解“迁徙”和“圣战”在普通穆斯林心目中巨大的感召力。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早年在麦加传教，告诫人们放弃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谴责多神信仰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愚昧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宣讲末日审判和复活的观念，警告多神教徒若不归顺安拉，将在末日审判时遭到惩罚，并堕入地狱；而归顺者将在后世得到奖赏，永驻天园。另外，穆圣还提出了凡穆斯林不分氏族部落，皆为兄弟，应联合起来，消除部落仇杀等一系列社会改革主张，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拥护。由于穆圣所传的教义触犯了麦加贵族的利益，他们便采取各种手段迫害穆斯林，直至搜捕杀害穆圣。因此，穆圣被迫于公元622年出走麦加，前往麦地那，并在麦地那建立了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为日后在圣战的旗帜下征服麦加贵族和统一阿拉伯半岛奠定了基础。由于迁徙事件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就把公元622年定为伊斯兰教纪元元年。因此，迁徙是穆斯林民族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是有组织、怀有宗教目的的特殊移民，是伊斯兰教哲学和智慧的象征。迁徙引领伊斯兰教成长，促使穆斯林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性的、不带地方主义色彩的国家。因此，对于穆斯林来说，迁徙是其引以为荣的事件，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是不会满足于一处永久居所的，哪里能履行信仰，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哪里就是他的家园。［1］
圣战则是指“为主道而战”，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以《古兰经》和圣训规范世人的行为和生活。这一漫长的奋斗过程，《古兰经》称之为“杰哈德”，媒体把之翻译为“圣战”。圣战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之一，它有大小之分、和平和暴力之别。“大杰哈德”是指信徒 “用心、用舌、用手”同自己内心的邪恶意念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和使者，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规劝世人，传播伊斯兰教；“小杰哈德”是指穆斯林用“剑”进行圣战，鼓励穆斯林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战。伊斯兰教第三任正统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在发表其就职演说时，曾强调了圣战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圣战，因为一个民族丢弃圣战时，它的尊严就会受到伤害，会被别人轻视，在安拉面前也将失去眷顾。［2］56-59
因此，迁徙和圣战的关系十分密切，迁徙是圣战的一部分，两者相互依存，都体现了伊斯兰的大一统精神和穆斯林的奉献精神。迁徙并不是由于遇到困难而逃避，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圣战使命而寻找更好的环境，它鼓励穆斯林为完成圣战使命而放弃物质世界的引诱。穆圣率领穆斯林光复麦加后，一些穆斯林认为迁徙不再需要，但穆圣强调：只要圣战存在，迁徙就不会终止。他号召信徒们：为了消灭不信道者，你们不要中止迁徙。
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三次迁徙浪潮
伊斯兰极端势力之所以离开埃及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源地，是多方面原因所致：首先，极端分子在埃及境内面临世俗政权的严厉镇压，迫于严峻的安全形势，只能逃离埃及，寻找更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圣战”事业；其次，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海湾石油富国或欧美国家，有的是为自己及家庭挣钱打工，有的则是受其组织派遣去筹集活动经费；再次，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信奉极端组织鼓吹的“迁徙”和“圣战”理论，出国寻找更适宜履行“圣战”义务的地点，以便积聚力量，为最终重返埃及、解放被世俗政权统治的“查希里亚社会”做准备；最后，埃及伊斯兰阵营、特别是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也促使一部分极端分子远走他乡。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暗杀后，上下埃及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发生大分裂——上埃及极端组织发展成为伊斯兰组织，下埃及则发展成为圣战组织。这种分裂对于那些希望短期就能在埃及恢复伊斯兰统治的极端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分裂意味着力量被削弱，也意味着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变得遥遥无期，在失望与愤懑之余，一大批极端分子决定离开埃及，另辟蹊径，继续“圣战”［3］。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穆兄会成员为逃避纳赛尔政权的镇压而纷纷离开埃及之际，埃及的极端组织当时并不赞同这种逃避现实的“迁徙”作法。以策划实施萨达特暗杀事件的圣战组织为例，该组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所有埃及极端组织中向国外迁徙极端分子最多的组织，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反对通过“迁徙”进行圣战。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萨拉姆·法尔吉在其《缺席的义务》一书中写道：有人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途径是迁徙到另一个国家，并在那里首先建立伊斯兰国家，然后再打回国。但是，为了积蓄实力，他们其实应该首先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改造成伊斯兰国家，然后再征服其他国家。［4］萨达特暗杀事件以及上埃及暴动的失败，使得圣战组织成员随后多以合法和非法的身份逃往国外。
埃及极端分子的第一次迁徙浪潮，首先是在埃及境内实现的。当时，在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组织）的号召下，该组织的数千名追随者放弃了尼罗河三角洲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生活环境，集体迁往某一艰苦地区，尝试建立伊斯兰政权，按照《古兰经》和圣训行事。但是，这种迁徙受到了组织形式、地理环境和安全局势等方面因素的明显制约，很快被证实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迁徙，埃及安全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对其进行围剿和铲除，这使得埃及极端分子产生了向国外迁徙的念头。瓦希德·奥斯曼本是伊斯兰组织的继任埃米尔，也被认为是“国内迁徙”的创始人。他的迁徙观念的转变有一定的代表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奥斯曼谈到国外迁徙的问题时承认：对于穆斯林组织而言，迁徙是必经阶段，该组织成员只有经过迁徙，才能加入圣战行列。他说，穆斯林应该迁徙到由“明君”统治的地域，即使这一“明君”同样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非尔”也没有关系。奥斯曼说，穆斯林组织认为，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不能满足“明君”统治的条件，而对于穆斯林圣战者来说，全球每一个角落都是安拉治下的土地，都可供他们迁徙。因此，该组织成员原本有意向欧洲迁徙，如挪威、瑞士等是他们眼中的“公正国家”。但是，穆斯林组织的创始人、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却坚持认为，也门是迁徙者的明智之选。因此，在舒克里·穆斯塔法等人因绑架杀害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事件被处决后，穆斯林组织的一大批成员根据前埃米尔的遗愿，逃往也门。他的继任者、号称“阿布·古什”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在舒克里·穆斯塔法被处决后，收集残部，向也门迁徙，并从也门继续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迁徙。［5］
其实，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并不是穆斯林组织第一个主张向国外迁徙的领导人。在他之前，该组织领导人之一的萨拉赫·沙维已经主张迁徙了。沙维因反对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杀害被绑架的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认为这样做会使该组织暴露在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遭致灭顶之灾），便在这起事件上与埃米尔发生了尖锐冲突，并最终导致与该组织发生分裂。1981年，萨达特暗杀事件后，沙维也是被埃及安全机构通缉的逃犯之一，但他成功逃往也门，并在当地结识了一名加入了穆兄会的部落酋长。后者对沙维的“定叛与迁徙”理论大为赏识，于是决定弃穆兄会，投入穆斯林组织的怀抱。在这名酋长的鼎力支持下，沙维随后往返于埃及、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并最终在巴基斯坦一所伊斯兰宗教大学里任教，得以继续从事他的“圣战”事业。［5］
穆斯林组织的竞争对手——埃及圣战组织的头目之一、曾加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的圣战头目哈桑·希拉维也走过了一条类似于沙维的“圣战”道路。希拉维原与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在迁徙问题上尖锐对立，主张通过圣战手段实现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理想，竭力反对舒克里·穆斯塔法的“定叛与迁徙”理论，与穆斯林组织争夺会员和支持者。为此，一个自称为“绿营”的伊斯兰组织极端小组，曾试图暗杀希拉维。1977年，希拉维因卷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发动的军事技术学院的未遂政变事件而被判7年监禁，迫使他放弃反对迁徙的一贯思想，逃往沙特躲避牢狱之灾。直到1993年，才被穆巴拉克政府引渡回国服刑。［5］
综上所述，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埃及极端分子全球化迁徙的第一波浪潮是由埃及伊斯兰党和穆斯林组织的残余势力掀起的，迁徙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逃避萨达特政权对这两个极端组织的打击迫害。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迁徙出国的极端分子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当时认同“定叛与迁徙”理论和对现政府失望的其他埃及人，也加入了迁徙国外的行列，不少人到了也门、沙特、伊拉克等国，寻找生计和避难。
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行动则源于阿富汗圣战。1979年12月，前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试图用武力控制这个连接欧亚大陆的小国。在前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阿富汗阿明政权不堪一击，一周内便告亡国。阿富汗是个伊斯兰国家，境内98％以上的居民是穆斯林，其中90％是逊尼派穆斯林。前苏联的悍然入侵，激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片声讨。出于当时美苏争霸战略的考虑，美国认为前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将对西方的石油生命线——海湾形成威胁。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准备为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提供武器装备，利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前苏联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仇视与普通穆斯林朴素的宗教认同感，在世界范围内纠集反苏同盟，号召穆斯林为抵抗苏军占领阿富汗而进行圣战，并为其出谋划策，出钱、出枪、出力，以期把阿富汗变成拖住前苏联的“泥潭”，使之深陷其中，尽可能消耗前苏联的实力。［6］
当时，埃及萨达特政府正由于与以色列媾和而深陷孤立，遭到国内伊斯兰阵营的强烈反对和国外阿拉伯世界“背信弃义”的同声指责，阿拉伯国家集体与萨达特政权断交。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唆使萨达特政权放手让埃及境内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抵抗前苏联占领的圣战，双方一拍即合。当时，在萨达特政府看来，放手让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将有助于埃及摆脱因埃以媾和而陷入的外交孤立困境，通过宗教纽带和圣战观念重新联络海湾阿拉伯石油大国，恢复埃及地区大国地位；第二，大批极端分子出国，有利于国内治安以稳定国内局势；第三，阿富汗圣战者得到了海湾石油富国、美国等方面的经援，还可以消耗一部分埃及军队库存的武器弹药，将之变成现金。正是出于这样的短视考虑，萨达特政权为极端分子迁徙出国大开方便之门，导致这批阿富汗圣战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又把圣战输回埃及，酿成了埃及历史上恐怖暴力事件最猖獗、最血腥的一段时期。当然，作为阿富汗圣战始作蛹者的美国，最终也遭到了这些圣战者的报复，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吸引全世界圣战者到阿富汗，美国首先在纽约开设了第一个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由穆斯塔法·沙勒比负责接待来自埃及等国的圣战者，并把他们输送到阿富汗战场。随着阿战事的不断持续，此类接待站在美国最多时曾发展到17家。与此同时，埃及国内萨达特政权也为各类宗教组织公开招募圣战志愿者大开绿灯。1979年，上埃及明亚大学召开师生大会，要求支持阿富汗圣战。1980年，爱资哈尔大学召开大会，要求为志愿者赴阿富汗圣战敞开大门，为青年学生志愿者提供军训条件，并呼吁伊斯兰世界支持阿富汗圣战，断绝与前苏联的外交关系。随后，爱资哈尔宗教机构又多次举行群众集会，要求政府支持阿富汗圣战。这些来自民间的要求与萨达特政府在阿富汗圣战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为此，萨达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卡迈勒·哈桑·阿里同意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极端分子提供军训基地，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也多次呼吁国民为阿富汗圣战行动捐款，人民议会也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向阿战场派遣圣战志愿者。有消息说，埃及军方当时曾使用卡纳军用机场，向阿富汗运送埃及圣战志愿者。
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呼吁中，埃及的一些行业工会在招募志愿者方面异常活跃，特别是在埃及穆兄会的喉舌——《呼声》杂志上刊登了设在阿富汗的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的电话和具体地址后，志愿者人数成倍增加。另外，在向阿富汗输送志愿者的行动中，沙特也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沙特担心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其势力范围会扩张到海湾，对沙特政权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与两大圣城的守护者，在涉及泛伊斯兰问题上，沙特凭借其雄厚的石油美元实力，一直以护教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借以利用宗教纽带以扩大其在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为此，沙特当时为阿圣战者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医疗援助。
对于埃及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在萨达特暗杀事件和上埃及暴动失败后，时刻面临着被安全机构追捕的危险。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无疑于天赐良机。另外，一些圣战狂热分子也试图通过阿富汗圣战的历练，为重新“杀回”埃及夺取政权积累战斗经验。因此，地形崎岖、条件恶劣的阿富汗，一时成了圣战者向往的理想天堂。1984年初，圣战组织决定把一些曾因卷入萨达特暗杀事件的极端分子送往阿富汗参加圣战。1985年，伊斯兰组织的第二代领导人在上埃及实施重组后，也开始向阿富汗战场输送圣战志愿者。据悉，第一个抵达阿富汗的埃及圣战志愿者是圣战组织的头目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他与上埃及阿斯尤特大学的一批朝觐者一起，取道沙特前往阿富汗。接着，该组织另外两名头目阿里·阿卜杜勒·法塔赫（化名“阿布·尤斯里”）和暗杀萨达特总统的凶手哈利德·伊斯兰布里的大哥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也从埃及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成功逃脱，前往阿富汗。在伊斯兰组织中，最著名的圣战志愿者为阿卜杜·拉布·拉苏勒·萨耶夫，曾担任过阿富汗圣战流亡政府的总理，是埃及伊斯兰组织在阿富汗圣战初期的重要头目。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加入了由阿富汗前总理、现被美国人称为“本·拉登第二”的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当时，无论是萨耶夫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对圣战志愿者加入自己的队伍持欢迎态度，以便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为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捞取更多的政治和军事资本做准备。［5］
埃及伊斯兰组织的圣战志愿者抵达后，首先在阿北部边境一个叫加吉的地方建立了军事训练基地，起名为“伊斯兰哈里法军营”。但不久以后，由于该营地气候十分寒冷，来自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埃及志愿者很难适应，该营地后南迁至赫尔敦地区，新营地起名为“苏希卜烈士军营”，以纪念1990年5月16日战斗中被打死的埃及圣战先行者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军营里分工明确，里法伊·塔哈、穆斯塔法·哈姆扎和阿德里·尤素福负责军训工作，哈利德·哈纳菲负责医疗工作，塔拉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和乌沙姆·鲁什迪负责军营的宣传工作，并主编《民兵》杂志。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逐渐统一到扎瓦赫里的领导之下，并与本·拉登建立了密切联系，从他那里获取军训经费。扎瓦赫里圣战派别也有他们自己的《法塔赫》杂志，后又更名为《圣战者报》。［7］212-213
埃及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主要通过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恐怖大亨”本·拉登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设在开罗的分公司网罗圣战者。当时，沙特政府把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的扩建工程承包给了拉登家族旗下的公司，由于沙特缺乏劳动力，而埃及劳动力过剩，且成本较低，因此，沙特内政部和沙特驻开罗使馆为该公司从埃及引进各类技术人才和一般劳务人员提供了方便。随着一大批埃及熟练工人、工程师和技师等进驻工地，本·拉登也开始在他们中间秘密招募阿富汗圣战志愿者，并在沙特境内为这批新招募的志愿者开设了接待站，为阿富汗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圣战人才；第二，通过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大批志愿者通过这条途径前往设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各个救援机构工作。拉登家族的公司也从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在阿富汗的工程中获益，该机构在阿富汗15家救援机构的土建工程就是由拉登家族承包建设的。在这些救援机构中曾有900名阿拉伯人从事各类救援工作，其中来自埃及的志愿者就多达300人。2006年，被扎瓦赫里宣布为圣战组织新埃米尔的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就曾是一名参与圣战救援工作的志愿者；第三，通过伊斯兰世界联盟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该组织成立于1962年，总部设在麦加，在100多个国家开设了办事处或派驻代表，负责协调全世界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事宜。该协会在埃及的办事处利用组织朝觐者的机会秘密招募圣战者，朝觐者抵达沙特后，如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只需到本·拉登在沙特开设的名为“安萨尔之家”的接待站报名即可。接待站有专人为这些圣战者制作新护照，为每人取一个化名，在阿富汗方面的配合下，这些人只需办理沙特的出境手续，便可顺利抵达伊斯兰堡，进入设在白沙瓦的沙特圣战者军营。当然，并非每位朝觐者都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一些人在朝觐后返回了埃及，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借着朝觐的机会到沙特淘金。这些人中，很多人因在沙特找不到工作而选择铤而走险，经不起圣战招募者的蛊惑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投奔阿富汗战场。
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全球蔓延
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不仅没能因此实现南下海湾的战略目标，反而陷入了与阿富汗圣战游击队的持久战、消耗战之中，并开始渐渐步入灾难的深渊。在此形势下，前苏联被迫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从1982年美苏商谈撤军问题开始，到1989年前苏联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完成，差不多用了7年的时间。
随着前苏联兵败阿富汗和圣战者进驻喀布尔，伊斯兰狂热分子的圣战使命便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阿富汗新政权面前，那就是这些圣战志愿者的归宿问题。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训练有素，有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由于圣战者人数众多，他们如果与当地某一军阀结盟，甚至能改变阿富汗的政治格局和各派间的力量对比。据来自美国国会的资料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中，有3500名阿拉伯圣战者，到八十年代中期，其麾下的阿拉伯圣战者多达1.6万人。如果加上阿富汗游击队其他派别的阿拉伯圣战者，这支圣战队伍是一支绝对不容小觑的力量。不少人认为，由于人员分布广，来历杂，因此阿拉伯圣战者的实际人数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无论如何，埃及圣战者在他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埃及境内兴风作浪的极端组织头目，大多是从阿富汗圣战战场回国的，或是曾在各个中转站负责接待这批圣战者的极端分子。埃及新闻媒体曾报道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埃及人有600人，其中150人在前苏联撤军后回到埃及境内，这其中又有70人被埃及安全机构抓捕。但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字只是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极端分子实际人数的冰山一角。另据埃及内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参加阿富汗圣战的埃及人有1000人左右，在圣战结束后分散到12个国家，其中包括8个欧洲国家。这一数据并未计算那些已经在1992年后通过各种途径返回埃及境内的圣战者。事实上，留在阿富汗的埃及圣战者是少数，多为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这些人早已是有家不能回，等待他们的只有死刑或牢狱之灾。［5］
当初，当埃及圣战者满腔热血奔赴阿富汗战场时，大多数人心中只有圣战一个念头，还来不及考虑圣战之后自己的归宿问题。前苏联撤军后，随着圣战使命的终结，对于阿富汗人来说，该是“卸磨杀驴”的时候了，阿富汗新领导人对阿拉伯圣战者明显表露出了冷淡。有分析人士认为，促使阿拉伯圣战者最终放弃阿富汗而散布到世界各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阿拉伯圣战者都为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阿富汗人担心有朝一日养虎为患，殃及自身。前苏联撤军后的第一任阿富汗总统穆贾迪迪就曾对阿拉伯圣战者滞留阿富汗公开表示忧虑；第二，苏联撤军后，由于各武装派别政见不合，分肥不均，阿富汗随即爆发内战，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富汗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避免招致杀身之祸，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内战中尽可能恪守中立，苦苦支撑，伺机寻找合适渠道离开阿富汗；第三，为了讨好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阿富汗新政权开始引渡一些被各国安全机构追捕的极端分子，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与扎瓦赫里一起创建埃及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希姆·沙尔加维，就是在那时由阿富汗新政权引渡给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这使得那些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更是急于另投他处，以免被蒙在鼓里，有朝一日做了阿富汗新政权的“顺水人情”。
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的一些关键人物在前苏联撤军后的大体去向为：伊斯兰组织精神领袖奥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捷足先登，早在1990年5月便申请到了美国签证，定居纽约后因涉嫌卷入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而被美国司法机构判处终身监禁；伊斯兰组织头目之一的穆斯塔法·哈姆扎移居苏丹，后从苏丹前往索马里；塔勒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及另外7名同伙在1993年申请到丹麦政治避难，塔勒阿特·亚辛潜回埃及境内，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起初在贾拉拉巴德居住了1年后前往伊朗定居，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此人不知去向，但据估计仍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国家一带活动；圣战组织头目之一的扎瓦赫里在1993年底申请到瑞士的政治避难，亚西尔·陶菲克·西里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他与该组织的另外一伙圣战者（最著名的有阿迪勒·阿卜杜勒·马吉德和撒尔瓦特·萨拉赫·谢哈特等人），在伦敦创建了一个名为“伊斯兰新闻观察所”的机构；当时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的著名埃及极端分子还有阿布·哈姆扎·马斯里，他的真实姓名是穆斯塔法·卡迈勒，曾参加阿富汗圣战，并于1994年返回伦敦，担任伦敦伊斯兰安萨尔协会会长和伦敦奉西里·巴尔克清真寺的伊玛目。另外，被指控策划制造1995年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未遂事件和1997年底卢克索袭击外国游客惨案的乌萨马·阿尤布，申请到了德国的政治避难签证，另一伊斯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鲁什迪则申请到了荷兰的政治避难签证，后移居土耳其。［5］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当时同意接纳一批阿富汗圣战者，为他们提供活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批人往往是自己国家政权的反叛者，也是西方国家利用人权、民主等旗号向这些国家施压的工具。另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危害性的认识还不够，这也是造成这些圣战者能够从西方国家轻易获得政治避难资格的原因之一。除西方国家外，伊朗和苏丹也是接纳阿富汗圣战者的主要伊斯兰国家，基地组织的第一、二号人物本·拉登和扎瓦赫里，都曾在阿富汗战争后居留苏丹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国家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掌权，都热衷于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愿意借助阿富汗圣战者来弘扬伊斯兰革命精神，争夺伊斯兰世界事务的主导权。而对于埃及圣战者来说，在阿富汗战争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苏丹和1994年爆发内战的也门这两个阿拉伯兄弟国家，那里没有语言障碍和宗教文化差异，从地缘上来说又距离自己的国家比较近，能找到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富汗圣战后，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地以继续圣战使命，只是一部分来自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圣战者的追求，而另一部分圣战者则选择了投奔新的圣战战场。兵败阿富汗后不久，积重难返的前苏联便开始解体，原有的冷战格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被打破，世界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在新旧体制更替的过程中，新的民族、宗教狂热取代了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夺，成为新的地区动荡和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中亚五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和内乱、波黑内战、车臣战争、索马里内战、海湾危机等等，都为圣战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这期间，最为引人瞩目的圣战者迁徙地有三个，即塔吉克斯坦、波黑和车臣，并与当地的社会动荡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塔吉克斯坦内战。1991年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后，国内各种政治、宗教、地方利益集团斗争日趋激烈，导致政局持续动荡。1992年，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以伊斯兰复兴党、民主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不甘心原共产党人继续执政，建立了救国阵线，并得到了当时阿富汗拉巴尼政府和马苏德军队以及伊朗、沙特、巴基斯坦和美国等国的支持，与塔吉克斯坦亲俄的世俗政权——拉赫莫诺夫政权展开了较量，内战一直持续到1997年6月双方签署《民族和睦总协定》。这场持续8年的内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提供了新的圣战舞台，一批阿富汗圣战者在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迁徙到了塔吉克斯坦，并加入了当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投入反对拉赫莫诺夫世俗政权的圣战当中。更为严重的是，内战期间，一些塔吉克斯坦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成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反政府极端分子的后方基地，极端分子假道塔吉克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有些叛乱分子则在圣战失败后逃往中亚其他国家，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和该地区国家间关系。［8］
第二、波黑内战。以民族主义分离运动为特征的国家裂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迅速蔓延到了巴尔干地区，继前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后，前南斯拉夫分裂成5个国家。巴尔干地区历来是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焦点地区，波黑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信仰不一，又有历史上的民族血债，因而使分家冲突演变成了一场国际上不同宗教势力分别支持各自一方的旷日持久的血战——塞族得到东正教兄弟俄罗斯、希腊的同情和支持，信天主教的克族有西方背景，而穆斯林自然得到了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从而使这场长达8年之久的波黑内战也蒙上了一层伊斯兰圣战的色彩，吸引着伊斯兰世界，包括那些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圣战者。［9］
第三、车臣战争。车臣问题一直是困扰俄罗斯的一大难题。车臣共和国位于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沿岸，北与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达吉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人口120多万，其中车臣人占大多数，为主体民族。车臣人祖居高加索山区，信奉伊斯兰教，是一个强悍尚武的民族，1859年被沙俄军队征服，车臣便沦为沙俄帝国的殖民地。前苏联解体前后，车臣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恶性膨胀，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94年，俄罗斯为了平息车臣日益猖獗的分裂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出兵镇压车臣反叛武装，正式打响了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这一场由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同样也被蒙上了伊斯兰圣战的色彩，使车臣成为继塔吉克斯坦和波黑之后，又一个吸引全世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圣战战场。［10］
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的全球化
随着伊斯兰极端分子在阿富汗战争以后向世界各地迁徙，以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为首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触角也开始伸向世界各地。在欧洲，除设在伦敦的“伊斯兰新闻观察所”外，还出现了众多从不知名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如“世界公正组织”和“《古兰经》和逊尼派工作者协会”等等。一般认为，这些新成立的组织只是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在也门，由于1994年爆发了南北内战，也门中央政权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因此，那里也成了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的重要据点之一，最著名的军训基地有两个，即“马拉加什军训营”以及在首都萨那附近沙漠地带建立的“贵宾之家”，后者由也门马拉加什部落酋长、曾参加过阿富汗圣战的纳赛尔·法德利之子塔里克·法德里经营，在当地社会很有势力。另外，在也门还有“亚丁军”，美国指责该极端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牵连，2000年曾制造了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港遭袭事件。在苏丹，埃及方面曾指责苏丹境内设有至少17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并策划制造了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事件以及卢克索惨案。
有关学者指出，从1989年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至1995年，这段时间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全球化的高潮阶段，此后，这种全球化趋势得到了遏止。［11］258-263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从1993年纽约世贸大楼发生爆炸事件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产生了警惕，不再把他们视为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犯，也不再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经过几年的酝酿，西方国家从1996年起，开始拒绝向伊斯兰极端分子、特别是来自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发放入境签证。另外，在反恐问题上，西方国家与埃及、沙特等国开始进行合作，向这些国家引渡少数极端分子。这样一来，西方世界也不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向往的理想避难所了；2.1996年，塔利班逐渐控制了阿富汗局势，使阿富汗再次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天堂”，不少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此后回流到阿富汗，寻求塔利班的庇护。本·拉登和扎瓦赫里就是在这一期间重返阿富汗的；3.1997年埃及最大的极端组织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伊斯兰组织被监禁的领导人宣布该组织放弃暴力，并得到圣战组织部分领导人的支持和效仿。［12］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它们的整体实力，挫伤了一部分极端分子的士气，也使极端组织全球化进程大大放慢。
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本·拉登和扎瓦赫里等人为代表的极端分子，开始拼凑一个全球性的极端组织，在散布世界各地的、以阿富汗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分支机构的基础上，于1998年2月中旬宣布建立“世界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伊斯兰圣战阵线”［13］，把圣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犹太人和西方世界，随着1998年美国驻非洲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接连被炸，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圣战战略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原来利用西方世界的支持与庇护到与之反目成仇，打响了后来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为“美国与伊斯兰法西斯”之间的一场圣战，基地组织这个全球头号恐怖组织逐渐浮出水面。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既有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的宗教意愿的驱使，也有国内、地区和国际局势对这一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极端势力在其国内遭到严厉打压、政治诉求屡屡得不到满足之际，选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其战略调整的需要。此时，外部世界对待这股势力的立场，将对其全球化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处理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是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在阿富汗、波黑、车臣等地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支持与利用，无疑又加速了这股势力的全球化进程。“9·11”事件发生后，尽管美国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在处理同一问题时，美国并没有汲取“9·11”事件的教训，而是仍在奉行双重标准，这对全球反恐大局来说，将是十分有害的。
［ 参考文献 ］
［1］ 哈立德·阿拉维.迁徙的智慧——迁徙的哲理［EB/OL］.［2006-04-16］.
http://www.islamcn.net/article/list.asp?id=1100
［2］ 陈嘉厚.现代伊斯兰主义［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3］ 萨伊德·法瓦伊德.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EB/OL］.［2006-08-27］.
http://saaid.net/feraq/mthahb/29.htm.
［4］ 萨伊德·法瓦伊德.埃及穆斯林组织［EB/OL］.［2006-08-27］.
http://saaid.net/feraq/mthahb/19.htm.
［5］ 杰哈德·阿瓦德，阿马尔·阿里·哈桑.伊斯兰组织全球化［J］.埃及,战略聚焦,2002(120).
［6］ 刘温国,郭辉.强驽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 艾哈迈德·穆苏莱利.伊斯兰组织大全［M］.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2004.
［8］ 刘启云.岁末文集（塔吉克斯坦问题回顾）［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
［9］ 前南斯拉夫内战［EB/OL］.［2007-04-27］.
http://history.chinaiiss.org/content/2007-04-27/3937.shtml.
［10］俄罗斯联邦车臣问题［EB/OL］.[2002-10-24].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0/24/content_606871.htm.
［11］世界伊斯兰组织指南［M］.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2006.
［12］杨灏城.穆巴拉克政权应对国内恐怖主义之策［J］.西亚非洲,2005（6）.
［13］阿卜杜勒·勒提夫·马纳维.基地战略:错误与危险［N］.中东报,2003-08-07.
（责任编辑：马丽蓉）
撤军后的阿富汗探析
作者：许涛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10307
发布时间：2014-07-27
摘要：到2014年年底，驻扎在阿富汗的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将按计划撤出。这一年将成为地区力量平衡再次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相关大国的全球及地区战略力量配置调整、中亚地区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进入关键阶段、中亚各国间矛盾冲突加剧、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泛起等，诸多地缘政治因素同时活跃释放出的能量汇集中亚，将对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构成挑战。经历了23年独立建国历程的中亚五国正沿着各自选择的不同道路发展，中亚地缘政治版图的重新构建更趋多元化。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考验的时段，中亚地区能否经受住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所带来的一系列失衡和震荡，文本试图从可能影响中亚地区安全的几种主要因素入手，尝试分析这一地区未来形势。
2001年10月，美国主导北约组成联合部队，在阿富汗发动了一场被命名为“持久自由行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由于本土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极端方式的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从此以反恐为旗帜强势主导了国际政治主流趋势，从而也使这场战争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在道义上的支持。其中也包括刚刚获得独立不到10年的中亚各国，他们纷纷顶住了来自俄罗斯的压力，或提供毗邻口岸和通道，或提供机场和领空，成为国际反恐阵营的一员。以此为契机，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因素的存在成为观察和判断中亚地区形势发展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亚各国政府的立场不同程度地与北约实现了协调，中亚各国的安全与命运也更加密切地与阿富汗的前途联系在一起。2012年5月，北约发表《芝加哥峰会阿富汗宣言》，宣布2014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出全部作战部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从阿富汗撤出开始启动，美国已经作出“负责任地结束这场战争”的姿态。北约撤军后的阿富汗将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而这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对中亚地区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各国相关学者均予以高度关注。
一、围绕阿富汗撤军的地区力量调整
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并不是单纯代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军事行动，借助于道义高度和军事强势进入中亚也是客观的地缘政治效果①。经历了十多年的博弈，中亚地区大国角逐态势达成的脆弱平衡将被打破，围绕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势必重新构建，中亚各国相对成熟的大国平衡政策面临考验。
（一）美国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后的中亚力量调整
在21世纪的前20年，将海外战略重心由中东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已是美国近期既定的方针。这既取决于美国未来全球战略中对威胁方向的确定，也反映了科技革命使美国对今后战略资源需求的改观。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已强烈地意识到领导地位受到潜在的挑战，将亚太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重心，是美国高层颇具前瞻意识的决策。而新能源技术的采用已经给美国能源供需格局带来了实效，2011年，美国原油自给率已达81.4%，专家预计，到2015年可达90%。国际能源署（IEA）发布报告称，2015年，美国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则称，阿拉伯能源出口国可能在2016年开始遭遇财政赤字②。美国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对中东关注和投入政策，很明显将失去国家利益支持。而在冷战后美国战略家的全球视野里，中亚地区的权重与中东地区相比，充其量也就属于次一级的“战略关注区”。当时美国在中亚地区所关注的核心是，防止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取代世俗政权、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入极端主义分子手中、介入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以及推动以国家经济市场化和意识形态“民主化”为目标的“改造后苏联空间”。而有效推动这些地区性策略，确立军事存在并不是必须的条件。“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为了确保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安全，美军以绝对的强势进入中亚。这对苏联解体后一直处于观望中的美国国务院而言，应该带有几分意外和偶然。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即着手调整失衡的美国国防和外交，首当其冲的就是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当选两个月后，奥巴马即宣布了18个月的伊拉克撤军计划。接着，2011年6月又启动了阿富汗撤军进程。目前，美国与阿富汗虽仍为留驻人数和享有豁免权问题在《双边安全协议》签订中讨价还价，但美方将留下少量军人执行保障任务和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已成定局③。
美国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开始实施，将逐渐把主要的军力配置向亚太转移。这就是美高层多次表示的所谓“两个60%计划”，即在2020年以前将60%的海军布置到太平洋，把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布置到亚太地区。美军主力从阿富汗撤离服从于这一全局性调整，也意味着以“物资转运中心”等名目建于中亚的各类基地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2011年10月21日，美国防部就设于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玛纳斯国际机场的转运中心去留问题发表声明，称美方已开始搬迁这个过境转运中心，并计划于2014年7月前完成移交④。近期传出关于美军正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寻求建立新空军基地的消息，但都因缺乏依据而很快被淡忘。
（二）俄罗斯借机巩固独联体南部战略缓冲区
以阿富汗反恐行动名义进入中亚地区的北约军事基地早已使俄罗斯如芒在背，美国主动从阿富汗和中亚撤走军事存在是俄罗斯期待的结局。2013年以来，俄罗斯在大国外交上频频胜利。先是利用斯诺登事件“调理”了欧美关系，并抓住了随时“爆料”的主动权；随后又成功化解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向世界证明了俄罗斯的分量。由于俄罗斯占据的地缘优势，美撤军时在地面通道问题上必会有求于俄罗斯，这使俄罗斯又一次有了争取主动的机会。俄美双方完全有可能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实现策略协调，借此缓和两国2013年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对立形成的僵局。但对北约撤军后的中亚形势变化，俄罗斯一向保持高度警惕。
2013年12月，普京总统在俄国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北约撤军不仅会给阿富汗造成不稳定局势，而且也将使中亚地区安全失去制衡⑤。针对北约撤军后可能在阿富汗形成的权力真空和中亚地区的力量失衡，俄罗斯首先选择加强与阿富汗相邻中亚各国的军事合作。普京在2012年10月访问杜尚别时，与拉赫蒙总统共同签署了将俄军201基地驻守期限延长30年（至2042年）的协定，为使这个在苏联解体后防范南亚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进入独联体的重要关口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法律基础⑥。
同时，俄罗斯对终于下决心不再为美国人提供基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慷慨出手，承诺出资11亿美元为吉尔吉斯斯坦军队更新装备。随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在2013年9月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就供气问题签署了协议。俄罗斯还向吉尔吉斯斯坦表示，将参与卡姆巴拉金1号水电站和纳伦河上游电站的建设⑦。而且，俄罗斯抓住大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发生变化的时机，继续倡导欧亚联盟、关税同盟等经济一体化建设，吸引中亚各国参与到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地区整合进程中。乌克兰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结果，更加增强了俄罗斯继续推动欧亚联盟的自信。但是，由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进取态势得益于美国海外力量的调整，而俄自身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未必能为这种局部的成果保持长久后劲。然而，2001年以来美俄在中亚地区上演的零和游戏毕竟将告一段落，各国自主选择国家发展方向的机遇总体大于大国力量失衡的风险。
（三）中国通过睦邻合作促建欧亚稳定繁荣带
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关注和影响越来越成为新时期重要的外交领域。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⑧
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和互利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中亚地区是中国西部重要周边区域已成为学界、外交界的共识。作为2014年后受阿富汗形势影响的中亚地区，对未来的中国坚持长期稳定发展战略将更具特殊意义。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与阿坦巴耶夫总统共同宣布中吉两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⑨。至此，中国已与中亚五国全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针对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可能给地区带来的影响，中国与中亚各国领导人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后提出倡议：“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合作纲要，完善执法安全合作体系，建立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支持阿富汗民族和解进程，帮助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共同维护地区安全”⑩。随后又表述了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关切和立场：“2014年是阿富汗实现过渡的关键年份。中方支持阿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阿富汗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阿富汗实现平稳过渡，改善和发展同本地区国家关系。希望阿富汗总统选举顺利举行，‘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关方面应该切实履行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诺，在有关问题上尊重和照顾本地区国家合理关切”。目前中国与中亚各国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建立了广泛的合作。201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已达到459.4亿美元，比刚建交时高近百倍。2013年第一季度，中哈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3％，中土增加4.9％，中吉增加3.9％，中乌增加53.5％。互利的经济合作不仅帮助中亚各国渡过了独立建国的艰难时期，也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重要活力。2009年年底，全长1833公里，贯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中亚天然气管道A线开通，2010年B线开始运营，管道C线计划于2013年年底投产，D线建设也已启动。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宗旨的区域经济合作，将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更广大地区提供发展机遇和空间。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入合作的前景，也对共同的安全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特殊国际环境，为“三股势力”滋生提供了温床。不论对中亚稳定带来威胁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还是一再制造恐怖事件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阿富汗的战乱和无序都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空间。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后，这些国际恐怖组织将无疑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争夺阿富汗国内政权，向中亚各国和中国新疆渗透的力度会大大增加，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部安全面临新一轮威胁。2013年10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向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通报了发生在北京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指出这是一起藏匿于中亚、西亚地区的“东伊运”有组织、有预谋发起的恐怖袭击事件。通过密切的安全合作挫败恐怖主义袭扰，这是在中亚与中国之间业已形成的共识。中国将与中亚各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上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反恐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四）印度跻身中亚地区事务拓展欧亚空间
作为一个亚洲的新兴大国，印度一向将中亚地区当作重要的战略平衡区，并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与中亚国家有着重大共同关切的“利益攸关方”，借此跻身中亚地区。印度在中亚地区的基本安全利益有两方面：一是通过与中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拓展必要的外交空间，从北方挤压宿敌巴基斯坦；二是通过安全合作打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力，为本国的稳定与发展营造理想外部环境。阿富汗战争以来，印度曾是国际社会中积极支持阿富汗重建的第五大援助国，投入资金达12亿美元。印度高层一向认为，南亚和中亚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联系密切，解决克什米尔冲突，离不开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印度军方曾试图在塔吉克斯坦建立空军基地。2013年，印度国防部又向塔吉克斯坦军方提供了价值55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同年10月，印度军方代表团访问比什凯克，双方讨论了在印军事院校为吉军培训英语人员和山地特种作战骨干等合作项目。此外，中亚地区还是印度实现能源安全战略的理想区域，阿富汗战后和平与中亚地区长期稳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2013年1月，第四届印度、土库曼斯坦经贸、科技合作政府间会议在新德里召开，双方对修建贯穿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四国的交通走廊“北南铁路”项目（Проектсоздания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коридора《Север-Юг》）共同表示出极大兴趣，并讨论了尽快开始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项目（Проект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магистрально-гогазопровода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фганистанПакистан-Индия）的相关事宜。随着美国战略力量在中东—中亚一线的收缩，印度在中亚地区扩大利益存在也将提上日程。除此之外，处于周边的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正逐渐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已先后确立了各自的相关利益存在，并借助不同的地缘优势与中亚各国发展合作关系。2014年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发展将受到更加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多元力量的制约。
二、撤军后阿富汗局势对中亚的安全影响
俄罗斯学者对2014年后阿富汗国内局势的评估最不乐观，并纷纷作出一些颇具条理的预测。其中分析将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分为四类：第一，“巴尔干化”的趋势。即北约联军撤离前仍未能形成对“塔利班”在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喀布尔政权也未能和“塔利班”在原则上达成划分控制地域的协议，于是阿富汗境内将存在大量不受控制的领土，失去了能够整合这种分裂状态的力量中心。第二，“中东化”的趋势。即“阿拉伯之春”在阿富汗重演，阿富汗境内宗教极端势力借来自于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和宣传，组织并挑起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全面内战。第三，形成“分裂国家”。即在美国主持下，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就控制区域达成协议，喀布尔当局控制北部和西部，“塔利班”控制东部和南部。第四，维持“脆弱平衡”。即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保留一定形式的军事存在前提下，主导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温和派及国内大部分政治领袖达成协议，保持阿富汗的基本政治平衡。作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局面在阿富汗出现，对中亚地区构成的影响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曾于2012年10月指出，阿富汗的持续内战、国际恐怖主义的存在与扩散、不断扩大的毒品生产，是中亚各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重大障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本同属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由于历史的原因被不同的殖民强国在19世纪划分势力范围时人为割裂为不同属性的地区。尽管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不同政治文化的影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之间地缘和人文的联系终究难以改变，由此形成彼此影响的诸多方面，至今仍联系着中亚和阿富汗。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不仅与阿富汗有着2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共同边界长137公里，与塔吉克斯坦为1206公里，与土库曼斯坦为744公里），而且生活在边境两侧的大量跨界民族人口更使彼此间的人文联系难以阻隔（阿富汗全国3040多万人口中，塔吉克人占27%，乌兹别克人占9%，土库曼人占3%）。这种联系曾在冷战时期发生过特殊作用，也在苏联解体后的阿富汗内战时期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沟通渠道。
能够通过上述地缘联系对中亚地区产生影响的阿富汗国内因素，有中亚学者概括为三方面：一是阿富汗国内自主维护安全与稳定能力的构建；二是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谈判取得怎样的成果；三是正常经济的重建能否成功取代长期存在的“毒品经济”。首先，人们看到阿富汗独立后的国家机器建设并不尽如人意。按照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计划，到2014年年初将组建训练成26万人的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虽然在2013年这支军队已经拥有了15万人的兵员，但据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的资料显示，依照阿富汗宪法招募来的合同军人每年以34.8%的比例减员，除了战争因素外，大部分是因为开小差。而近年不断出现的关于阿富汗军警袭击北约联军和政府部门的报道，更令人质疑这支用十多年建立起来的部队能否胜任2014年后的国家使命。其次，已经开始的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和解进程并不顺利。当2009年12月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时，实际上“塔利班”是受到了莫大鼓舞的。他们在阿富汗一边避免与美军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一边有选择地继续开展有限的军事行动以显示其存在，同时在部族控制区有意充当调解争议的仲裁人，借以树立威信，造成“塔利班影子政府”与喀布尔当局分庭抗礼的既成事实。2013年6月，原准备在卡塔尔举行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的会谈，由于“塔利班”在卡塔尔代表处擅自悬挂旗帜引起喀布尔方面不满而告吹。2013年9月初，阿富汗政府军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楠格哈尔省军营遭到“塔利班”武装的又一次袭击。而当2013年10月1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汗卡尔扎伊总统就签署《双边安全协议》会谈时，决定将在2014年后的阿富汗仍保留5000－10000名美国军人公布后，奥马尔立即作出了“塔利班”将继续战斗的激烈反应。同时，喀布尔当局试图拉“塔利班”重返阿富汗社会的做法并未受到多数民众拥护，在民族认同和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社会氛围里，多数非普什图族群是不愿看到“塔利班”进入国家政权的。由此不难判断，2014年阿富汗国内的政治和解前景并不乐观。最后，阿富汗的毒品问题正日趋严重。连年战乱已使阿富汗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迫于生计而进行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成为部分阿富汗人的重要收入来源。2001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仅为7606公顷，到2012年时多达154000公顷（增加了20多倍），而在鸦片种植最多的2007年曾达193000公顷（高达25倍多）；在经历了12年的阿富汗战争后，干鸦片的产量也由2001年的185吨达到2012年的3700吨（产量最高的2007年达到7400吨，增加近40倍）。2012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占世界非法鸦片产量的74%，鸦片贸易收入占本国GDP总量的8.2%。阿富汗的海洛因产量已达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据估计经中亚走私出去的毒品至少占阿富汗毒品流出量的30%，而被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海关和边防机构成功查获的仅占流出毒品的2%左右。中亚地区是阿富汗毒品流向欧洲的通道，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是最大的受害国。与“毒品经济”相伴随的跨国犯罪、社会腐败是中亚国家多年挥之不去的阴影，2014年后阿富汗毒品形势继续“外溢”的影响令人担忧。
三、当前中亚地区面临的极端主义威胁
中亚各国独立建国进程已经历23年，目前多数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从2014年分别开始最高权力交接，由政治权力集中派生的经济利益不均衡已引起大量群体性事件和高层动荡。虽然在现有领导人尚强的控制力下，事态均已平息，但这毕竟标志着中亚各国社会渐渐进入多事之秋。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结点上，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可能引起的地缘政治格局剧变，以及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因素极可能被激活，进而酿成影响一国或地区稳定的突发事件。2013年9月13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在比什凯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上郑重指出，“中亚的局势目前仍然很困难”。他认为，“我们应当承认这一地区的局势仍然很艰难，尤其是在叙利亚和阿富汗事态的影响下。”事实上阿坦巴耶夫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2013年以来的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确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
（一）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已经进入中亚地区
2010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阿拉伯之春”在中亚地区继续发酵，2013年7月，一名哈萨克斯坦籍“圣战分子”在脸谱网站公布了一段参加叙利亚内战的视频，引起哈萨克斯坦各界震惊。随后的2013年10月，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调查后发布了一则令人担忧的信息：在哈驻叙利亚的有关部门努力协调各方撤出本国公民时，发现上百哈公民在叙利亚参与恐怖活动。另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2013年9月披露，吉尔吉斯斯坦在2013年8月底挫败了一个自称为“伊斯兰圣战联盟”（СИД）分支的恐怖主义活动小组。这个小组由3名在叙利亚参加过“圣战”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和哈萨克斯坦人组成，他们受这个组织在叙利亚分支机构的派遣，经土耳其潜回吉尔吉斯斯坦，计划2013年9月对吉国家独立日庆祝活动和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采取行动。2011年以来，哈、吉、塔等国内务和安全部门就多次警告称，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已进入中亚地区。
（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У）等恐怖组织潜入中亚
塔吉克斯坦官方媒体2013年9月报道，塔吉克斯坦内务部于当月抓获10名密谋在首都杜尚别进行破坏活动的恐怖分子。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曾在巴基斯坦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训练营地内接受过恐怖行动训练。这个小组由巴基斯坦经阿富汗潜入塔吉克斯坦后，其目的极其明确：用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破坏2013年11月6日举行的塔吉克斯坦总统选举。这个恐怖主义小组潜入塔吉克斯坦时不仅携带了枪支和爆炸物，而且还将包含大量宗教极端主义内容的宣传品夹带入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战争中遭到北约联军重创，其残余势力蜇伏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部族地区。由于政治上极端主义意识的认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一直保持联系与协作。但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必与“塔利班”、“基地组织”间出现行动方向及方式上的分歧，向中亚地区回流将是首选目标。
（三）“伊斯兰解放党”等非法组织继续在中亚社会蔓延
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纳巴哈尼于1952年创建于约旦的“伊斯兰解放党”（Хизб-ут-хрир-Ислами），以联合全世界穆斯林推翻现有世俗政权建立统一“大哈里发”国家为基本政治主张，其极端主义的危险性早已为中东及欧洲各国充分认识并在多数国家被禁止。然而这一组织却选择了在苏联解体后开始重新寻找国家发展路径的欧亚各国，利用这些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和经济困难在各国民众中产生的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传入中亚各国及俄罗斯、乌克兰，并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和组织形式蔓延开来。尽管中亚各国早已将“伊斯兰解放党”列为非法组织，并制定了专门的法规以遏制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的发展，但近几年“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不仅依然活跃，而且恐怖主义的倾向愈加凸显。尤其是2013年以来，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发现和捕获“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并收缴大量宣传品及枪支、爆炸物的报道一直不绝于欧亚各国媒体。由于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针对中亚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经济萧条、收入不均、官员腐败等现象的原教旨主义宣传极具蛊惑性，一些中亚国家的中上层社会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伊斯兰解放党”的主张乃至成为其秘密成员。
2014年阿富汗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和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进入微妙时期，地区内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均看好这一时机，并以此作为其在中亚地区确立影响的重要机遇期。而且，一旦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各派势力围绕政治权力开始内斗，中亚籍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自知已成局外人，返回中亚继续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必然是其最终选择。有中亚学者指出，2014年北约联军从阿富汗撤出后，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不一定是“塔利班”，而更可能是“萨拉菲主义”和“伊斯兰解放党”。
四、结语
早在苏联解体后，单一力量中心制度性影响中亚地区的历史即开始向多元力量构建地缘政治新格局演变。这一趋势使冷战结束初期作为国际政治范畴的“中亚”定义被重新解读，这一地缘政治概念所涵盖的地域范围被一些西方学者主观扩大，而客观上这种认识却与中亚学史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意义上的“中亚”趋于接近。当这一进程持续了近15年时，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于2005年提出了“大中亚”概念。如果从学术意义上看这一当时让中国中亚学界不解的提法，其实斯塔尔的根据就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认识。然而结果是令人遗憾的，斯塔尔的学术创意被美国国务院充满冷战思维的“大中亚计划”所替代，从此它在中亚的境遇也就不难理解了。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客观上也加速了这一进程，而且成为中亚地缘政治格局沿上述趋势变化的阶段性标志。这样的地区发展观如果成立，不论是美军撤出阿富汗，还是阿富汗局势发生动荡，都不会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总趋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况且反恐战争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形势均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塔利班”控制阿富汗95%以上领土和“乌伊运”制造震动整个地区恐怖袭击的力量和条件不再，因政治和解破裂而引发全面内战已无可能，由有限的局部冲突造成的难民规模更不会大于内战时期。尤其是在中亚各国及国际社会针对阿富汗撤军后的变局制定了充分的政策准备的前提下，全面考量影响地区安全各要素及权重变化，在对阿富汗因素予以客观重视的同时，也有充分理由认为2014年后的中亚将面临更多的机遇。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10307
发布时间：2014-07-27
摘要：到2014年年底，驻扎在阿富汗的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将按计划撤出。这一年将成为地区力量平衡再次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相关大国的全球及地区战略力量配置调整、中亚地区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进入关键阶段、中亚各国间矛盾冲突加剧、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泛起等，诸多地缘政治因素同时活跃释放出的能量汇集中亚，将对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构成挑战。经历了23年独立建国历程的中亚五国正沿着各自选择的不同道路发展，中亚地缘政治版图的重新构建更趋多元化。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考验的时段，中亚地区能否经受住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所带来的一系列失衡和震荡，文本试图从可能影响中亚地区安全的几种主要因素入手，尝试分析这一地区未来形势。
2001年10月，美国主导北约组成联合部队，在阿富汗发动了一场被命名为“持久自由行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由于本土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极端方式的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从此以反恐为旗帜强势主导了国际政治主流趋势，从而也使这场战争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在道义上的支持。其中也包括刚刚获得独立不到10年的中亚各国，他们纷纷顶住了来自俄罗斯的压力，或提供毗邻口岸和通道，或提供机场和领空，成为国际反恐阵营的一员。以此为契机，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因素的存在成为观察和判断中亚地区形势发展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亚各国政府的立场不同程度地与北约实现了协调，中亚各国的安全与命运也更加密切地与阿富汗的前途联系在一起。2012年5月，北约发表《芝加哥峰会阿富汗宣言》，宣布2014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出全部作战部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从阿富汗撤出开始启动，美国已经作出“负责任地结束这场战争”的姿态。北约撤军后的阿富汗将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而这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对中亚地区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各国相关学者均予以高度关注。
一、围绕阿富汗撤军的地区力量调整
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并不是单纯代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军事行动，借助于道义高度和军事强势进入中亚也是客观的地缘政治效果①。经历了十多年的博弈，中亚地区大国角逐态势达成的脆弱平衡将被打破，围绕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势必重新构建，中亚各国相对成熟的大国平衡政策面临考验。
（一）美国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后的中亚力量调整
在21世纪的前20年，将海外战略重心由中东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已是美国近期既定的方针。这既取决于美国未来全球战略中对威胁方向的确定，也反映了科技革命使美国对今后战略资源需求的改观。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已强烈地意识到领导地位受到潜在的挑战，将亚太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重心，是美国高层颇具前瞻意识的决策。而新能源技术的采用已经给美国能源供需格局带来了实效，2011年，美国原油自给率已达81.4%，专家预计，到2015年可达90%。国际能源署（IEA）发布报告称，2015年，美国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则称，阿拉伯能源出口国可能在2016年开始遭遇财政赤字②。美国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对中东关注和投入政策，很明显将失去国家利益支持。而在冷战后美国战略家的全球视野里，中亚地区的权重与中东地区相比，充其量也就属于次一级的“战略关注区”。当时美国在中亚地区所关注的核心是，防止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取代世俗政权、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入极端主义分子手中、介入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以及推动以国家经济市场化和意识形态“民主化”为目标的“改造后苏联空间”。而有效推动这些地区性策略，确立军事存在并不是必须的条件。“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为了确保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安全，美军以绝对的强势进入中亚。这对苏联解体后一直处于观望中的美国国务院而言，应该带有几分意外和偶然。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即着手调整失衡的美国国防和外交，首当其冲的就是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当选两个月后，奥巴马即宣布了18个月的伊拉克撤军计划。接着，2011年6月又启动了阿富汗撤军进程。目前，美国与阿富汗虽仍为留驻人数和享有豁免权问题在《双边安全协议》签订中讨价还价，但美方将留下少量军人执行保障任务和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已成定局③。
美国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开始实施，将逐渐把主要的军力配置向亚太转移。这就是美高层多次表示的所谓“两个60%计划”，即在2020年以前将60%的海军布置到太平洋，把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布置到亚太地区。美军主力从阿富汗撤离服从于这一全局性调整，也意味着以“物资转运中心”等名目建于中亚的各类基地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2011年10月21日，美国防部就设于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玛纳斯国际机场的转运中心去留问题发表声明，称美方已开始搬迁这个过境转运中心，并计划于2014年7月前完成移交④。近期传出关于美军正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寻求建立新空军基地的消息，但都因缺乏依据而很快被淡忘。
（二）俄罗斯借机巩固独联体南部战略缓冲区
以阿富汗反恐行动名义进入中亚地区的北约军事基地早已使俄罗斯如芒在背，美国主动从阿富汗和中亚撤走军事存在是俄罗斯期待的结局。2013年以来，俄罗斯在大国外交上频频胜利。先是利用斯诺登事件“调理”了欧美关系，并抓住了随时“爆料”的主动权；随后又成功化解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向世界证明了俄罗斯的分量。由于俄罗斯占据的地缘优势，美撤军时在地面通道问题上必会有求于俄罗斯，这使俄罗斯又一次有了争取主动的机会。俄美双方完全有可能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实现策略协调，借此缓和两国2013年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对立形成的僵局。但对北约撤军后的中亚形势变化，俄罗斯一向保持高度警惕。
2013年12月，普京总统在俄国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北约撤军不仅会给阿富汗造成不稳定局势，而且也将使中亚地区安全失去制衡⑤。针对北约撤军后可能在阿富汗形成的权力真空和中亚地区的力量失衡，俄罗斯首先选择加强与阿富汗相邻中亚各国的军事合作。普京在2012年10月访问杜尚别时，与拉赫蒙总统共同签署了将俄军201基地驻守期限延长30年（至2042年）的协定，为使这个在苏联解体后防范南亚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进入独联体的重要关口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法律基础⑥。
同时，俄罗斯对终于下决心不再为美国人提供基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慷慨出手，承诺出资11亿美元为吉尔吉斯斯坦军队更新装备。随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在2013年9月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就供气问题签署了协议。俄罗斯还向吉尔吉斯斯坦表示，将参与卡姆巴拉金1号水电站和纳伦河上游电站的建设⑦。而且，俄罗斯抓住大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发生变化的时机，继续倡导欧亚联盟、关税同盟等经济一体化建设，吸引中亚各国参与到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地区整合进程中。乌克兰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结果，更加增强了俄罗斯继续推动欧亚联盟的自信。但是，由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进取态势得益于美国海外力量的调整，而俄自身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未必能为这种局部的成果保持长久后劲。然而，2001年以来美俄在中亚地区上演的零和游戏毕竟将告一段落，各国自主选择国家发展方向的机遇总体大于大国力量失衡的风险。
（三）中国通过睦邻合作促建欧亚稳定繁荣带
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关注和影响越来越成为新时期重要的外交领域。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⑧
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和互利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中亚地区是中国西部重要周边区域已成为学界、外交界的共识。作为2014年后受阿富汗形势影响的中亚地区，对未来的中国坚持长期稳定发展战略将更具特殊意义。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与阿坦巴耶夫总统共同宣布中吉两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⑨。至此，中国已与中亚五国全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针对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可能给地区带来的影响，中国与中亚各国领导人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后提出倡议：“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合作纲要，完善执法安全合作体系，建立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支持阿富汗民族和解进程，帮助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共同维护地区安全”⑩。随后又表述了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关切和立场：“2014年是阿富汗实现过渡的关键年份。中方支持阿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阿富汗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阿富汗实现平稳过渡，改善和发展同本地区国家关系。希望阿富汗总统选举顺利举行，‘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关方面应该切实履行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诺，在有关问题上尊重和照顾本地区国家合理关切”。目前中国与中亚各国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建立了广泛的合作。201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已达到459.4亿美元，比刚建交时高近百倍。2013年第一季度，中哈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3％，中土增加4.9％，中吉增加3.9％，中乌增加53.5％。互利的经济合作不仅帮助中亚各国渡过了独立建国的艰难时期，也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重要活力。2009年年底，全长1833公里，贯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中亚天然气管道A线开通，2010年B线开始运营，管道C线计划于2013年年底投产，D线建设也已启动。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宗旨的区域经济合作，将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更广大地区提供发展机遇和空间。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入合作的前景，也对共同的安全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特殊国际环境，为“三股势力”滋生提供了温床。不论对中亚稳定带来威胁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还是一再制造恐怖事件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阿富汗的战乱和无序都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空间。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后，这些国际恐怖组织将无疑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争夺阿富汗国内政权，向中亚各国和中国新疆渗透的力度会大大增加，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部安全面临新一轮威胁。2013年10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向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通报了发生在北京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指出这是一起藏匿于中亚、西亚地区的“东伊运”有组织、有预谋发起的恐怖袭击事件。通过密切的安全合作挫败恐怖主义袭扰，这是在中亚与中国之间业已形成的共识。中国将与中亚各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上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反恐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四）印度跻身中亚地区事务拓展欧亚空间
作为一个亚洲的新兴大国，印度一向将中亚地区当作重要的战略平衡区，并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与中亚国家有着重大共同关切的“利益攸关方”，借此跻身中亚地区。印度在中亚地区的基本安全利益有两方面：一是通过与中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拓展必要的外交空间，从北方挤压宿敌巴基斯坦；二是通过安全合作打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力，为本国的稳定与发展营造理想外部环境。阿富汗战争以来，印度曾是国际社会中积极支持阿富汗重建的第五大援助国，投入资金达12亿美元。印度高层一向认为，南亚和中亚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联系密切，解决克什米尔冲突，离不开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印度军方曾试图在塔吉克斯坦建立空军基地。2013年，印度国防部又向塔吉克斯坦军方提供了价值55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同年10月，印度军方代表团访问比什凯克，双方讨论了在印军事院校为吉军培训英语人员和山地特种作战骨干等合作项目。此外，中亚地区还是印度实现能源安全战略的理想区域，阿富汗战后和平与中亚地区长期稳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2013年1月，第四届印度、土库曼斯坦经贸、科技合作政府间会议在新德里召开，双方对修建贯穿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四国的交通走廊“北南铁路”项目（Проектсоздания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коридора《Север-Юг》）共同表示出极大兴趣，并讨论了尽快开始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项目（Проект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магистрально-гогазопровода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фганистанПакистан-Индия）的相关事宜。随着美国战略力量在中东—中亚一线的收缩，印度在中亚地区扩大利益存在也将提上日程。除此之外，处于周边的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正逐渐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已先后确立了各自的相关利益存在，并借助不同的地缘优势与中亚各国发展合作关系。2014年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发展将受到更加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多元力量的制约。
二、撤军后阿富汗局势对中亚的安全影响
俄罗斯学者对2014年后阿富汗国内局势的评估最不乐观，并纷纷作出一些颇具条理的预测。其中分析将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分为四类：第一，“巴尔干化”的趋势。即北约联军撤离前仍未能形成对“塔利班”在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喀布尔政权也未能和“塔利班”在原则上达成划分控制地域的协议，于是阿富汗境内将存在大量不受控制的领土，失去了能够整合这种分裂状态的力量中心。第二，“中东化”的趋势。即“阿拉伯之春”在阿富汗重演，阿富汗境内宗教极端势力借来自于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和宣传，组织并挑起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全面内战。第三，形成“分裂国家”。即在美国主持下，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就控制区域达成协议，喀布尔当局控制北部和西部，“塔利班”控制东部和南部。第四，维持“脆弱平衡”。即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保留一定形式的军事存在前提下，主导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温和派及国内大部分政治领袖达成协议，保持阿富汗的基本政治平衡。作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局面在阿富汗出现，对中亚地区构成的影响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曾于2012年10月指出，阿富汗的持续内战、国际恐怖主义的存在与扩散、不断扩大的毒品生产，是中亚各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重大障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本同属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由于历史的原因被不同的殖民强国在19世纪划分势力范围时人为割裂为不同属性的地区。尽管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不同政治文化的影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之间地缘和人文的联系终究难以改变，由此形成彼此影响的诸多方面，至今仍联系着中亚和阿富汗。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不仅与阿富汗有着2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共同边界长137公里，与塔吉克斯坦为1206公里，与土库曼斯坦为744公里），而且生活在边境两侧的大量跨界民族人口更使彼此间的人文联系难以阻隔（阿富汗全国3040多万人口中，塔吉克人占27%，乌兹别克人占9%，土库曼人占3%）。这种联系曾在冷战时期发生过特殊作用，也在苏联解体后的阿富汗内战时期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沟通渠道。
能够通过上述地缘联系对中亚地区产生影响的阿富汗国内因素，有中亚学者概括为三方面：一是阿富汗国内自主维护安全与稳定能力的构建；二是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谈判取得怎样的成果；三是正常经济的重建能否成功取代长期存在的“毒品经济”。首先，人们看到阿富汗独立后的国家机器建设并不尽如人意。按照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计划，到2014年年初将组建训练成26万人的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虽然在2013年这支军队已经拥有了15万人的兵员，但据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的资料显示，依照阿富汗宪法招募来的合同军人每年以34.8%的比例减员，除了战争因素外，大部分是因为开小差。而近年不断出现的关于阿富汗军警袭击北约联军和政府部门的报道，更令人质疑这支用十多年建立起来的部队能否胜任2014年后的国家使命。其次，已经开始的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和解进程并不顺利。当2009年12月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时，实际上“塔利班”是受到了莫大鼓舞的。他们在阿富汗一边避免与美军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一边有选择地继续开展有限的军事行动以显示其存在，同时在部族控制区有意充当调解争议的仲裁人，借以树立威信，造成“塔利班影子政府”与喀布尔当局分庭抗礼的既成事实。2013年6月，原准备在卡塔尔举行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的会谈，由于“塔利班”在卡塔尔代表处擅自悬挂旗帜引起喀布尔方面不满而告吹。2013年9月初，阿富汗政府军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楠格哈尔省军营遭到“塔利班”武装的又一次袭击。而当2013年10月1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汗卡尔扎伊总统就签署《双边安全协议》会谈时，决定将在2014年后的阿富汗仍保留5000－10000名美国军人公布后，奥马尔立即作出了“塔利班”将继续战斗的激烈反应。同时，喀布尔当局试图拉“塔利班”重返阿富汗社会的做法并未受到多数民众拥护，在民族认同和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社会氛围里，多数非普什图族群是不愿看到“塔利班”进入国家政权的。由此不难判断，2014年阿富汗国内的政治和解前景并不乐观。最后，阿富汗的毒品问题正日趋严重。连年战乱已使阿富汗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迫于生计而进行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成为部分阿富汗人的重要收入来源。2001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仅为7606公顷，到2012年时多达154000公顷（增加了20多倍），而在鸦片种植最多的2007年曾达193000公顷（高达25倍多）；在经历了12年的阿富汗战争后，干鸦片的产量也由2001年的185吨达到2012年的3700吨（产量最高的2007年达到7400吨，增加近40倍）。2012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占世界非法鸦片产量的74%，鸦片贸易收入占本国GDP总量的8.2%。阿富汗的海洛因产量已达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据估计经中亚走私出去的毒品至少占阿富汗毒品流出量的30%，而被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海关和边防机构成功查获的仅占流出毒品的2%左右。中亚地区是阿富汗毒品流向欧洲的通道，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是最大的受害国。与“毒品经济”相伴随的跨国犯罪、社会腐败是中亚国家多年挥之不去的阴影，2014年后阿富汗毒品形势继续“外溢”的影响令人担忧。
三、当前中亚地区面临的极端主义威胁
中亚各国独立建国进程已经历23年，目前多数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从2014年分别开始最高权力交接，由政治权力集中派生的经济利益不均衡已引起大量群体性事件和高层动荡。虽然在现有领导人尚强的控制力下，事态均已平息，但这毕竟标志着中亚各国社会渐渐进入多事之秋。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结点上，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可能引起的地缘政治格局剧变，以及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因素极可能被激活，进而酿成影响一国或地区稳定的突发事件。2013年9月13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在比什凯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上郑重指出，“中亚的局势目前仍然很困难”。他认为，“我们应当承认这一地区的局势仍然很艰难，尤其是在叙利亚和阿富汗事态的影响下。”事实上阿坦巴耶夫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2013年以来的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确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
（一）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已经进入中亚地区
2010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阿拉伯之春”在中亚地区继续发酵，2013年7月，一名哈萨克斯坦籍“圣战分子”在脸谱网站公布了一段参加叙利亚内战的视频，引起哈萨克斯坦各界震惊。随后的2013年10月，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调查后发布了一则令人担忧的信息：在哈驻叙利亚的有关部门努力协调各方撤出本国公民时，发现上百哈公民在叙利亚参与恐怖活动。另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2013年9月披露，吉尔吉斯斯坦在2013年8月底挫败了一个自称为“伊斯兰圣战联盟”（СИД）分支的恐怖主义活动小组。这个小组由3名在叙利亚参加过“圣战”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和哈萨克斯坦人组成，他们受这个组织在叙利亚分支机构的派遣，经土耳其潜回吉尔吉斯斯坦，计划2013年9月对吉国家独立日庆祝活动和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采取行动。2011年以来，哈、吉、塔等国内务和安全部门就多次警告称，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已进入中亚地区。
（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У）等恐怖组织潜入中亚
塔吉克斯坦官方媒体2013年9月报道，塔吉克斯坦内务部于当月抓获10名密谋在首都杜尚别进行破坏活动的恐怖分子。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曾在巴基斯坦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训练营地内接受过恐怖行动训练。这个小组由巴基斯坦经阿富汗潜入塔吉克斯坦后，其目的极其明确：用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破坏2013年11月6日举行的塔吉克斯坦总统选举。这个恐怖主义小组潜入塔吉克斯坦时不仅携带了枪支和爆炸物，而且还将包含大量宗教极端主义内容的宣传品夹带入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战争中遭到北约联军重创，其残余势力蜇伏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部族地区。由于政治上极端主义意识的认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一直保持联系与协作。但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必与“塔利班”、“基地组织”间出现行动方向及方式上的分歧，向中亚地区回流将是首选目标。
（三）“伊斯兰解放党”等非法组织继续在中亚社会蔓延
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纳巴哈尼于1952年创建于约旦的“伊斯兰解放党”（Хизб-ут-хрир-Ислами），以联合全世界穆斯林推翻现有世俗政权建立统一“大哈里发”国家为基本政治主张，其极端主义的危险性早已为中东及欧洲各国充分认识并在多数国家被禁止。然而这一组织却选择了在苏联解体后开始重新寻找国家发展路径的欧亚各国，利用这些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和经济困难在各国民众中产生的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传入中亚各国及俄罗斯、乌克兰，并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和组织形式蔓延开来。尽管中亚各国早已将“伊斯兰解放党”列为非法组织，并制定了专门的法规以遏制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的发展，但近几年“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不仅依然活跃，而且恐怖主义的倾向愈加凸显。尤其是2013年以来，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发现和捕获“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并收缴大量宣传品及枪支、爆炸物的报道一直不绝于欧亚各国媒体。由于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针对中亚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经济萧条、收入不均、官员腐败等现象的原教旨主义宣传极具蛊惑性，一些中亚国家的中上层社会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伊斯兰解放党”的主张乃至成为其秘密成员。
2014年阿富汗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和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进入微妙时期，地区内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均看好这一时机，并以此作为其在中亚地区确立影响的重要机遇期。而且，一旦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各派势力围绕政治权力开始内斗，中亚籍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自知已成局外人，返回中亚继续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必然是其最终选择。有中亚学者指出，2014年北约联军从阿富汗撤出后，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不一定是“塔利班”，而更可能是“萨拉菲主义”和“伊斯兰解放党”。
四、结语
早在苏联解体后，单一力量中心制度性影响中亚地区的历史即开始向多元力量构建地缘政治新格局演变。这一趋势使冷战结束初期作为国际政治范畴的“中亚”定义被重新解读，这一地缘政治概念所涵盖的地域范围被一些西方学者主观扩大，而客观上这种认识却与中亚学史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意义上的“中亚”趋于接近。当这一进程持续了近15年时，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于2005年提出了“大中亚”概念。如果从学术意义上看这一当时让中国中亚学界不解的提法，其实斯塔尔的根据就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认识。然而结果是令人遗憾的，斯塔尔的学术创意被美国国务院充满冷战思维的“大中亚计划”所替代，从此它在中亚的境遇也就不难理解了。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客观上也加速了这一进程，而且成为中亚地缘政治格局沿上述趋势变化的阶段性标志。这样的地区发展观如果成立，不论是美军撤出阿富汗，还是阿富汗局势发生动荡，都不会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总趋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况且反恐战争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形势均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塔利班”控制阿富汗95%以上领土和“乌伊运”制造震动整个地区恐怖袭击的力量和条件不再，因政治和解破裂而引发全面内战已无可能，由有限的局部冲突造成的难民规模更不会大于内战时期。尤其是在中亚各国及国际社会针对阿富汗撤军后的变局制定了充分的政策准备的前提下，全面考量影响地区安全各要素及权重变化，在对阿富汗因素予以客观重视的同时，也有充分理由认为2014年后的中亚将面临更多的机遇。
星期日, 9月 07, 2014
被刺杀的大毛拉
作者：政知局
时间：2014年08月05日17:01
来源：http://zhuanlan.sina.com.cn/media/jingxuan/2014-08-05/170128.shtml
74岁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倒在了位于新疆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外。“大毛拉”是对伊斯兰教教职中德高望重者的尊称。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不幸成了自上世纪90年代新疆地区有恐怖袭击活动以来，第二位遇刺的著名宗教领袖。
遇刺当天安葬行刺者中两人已被击毙
7月30日，按照穆斯林传统习俗，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在遇刺当天被安葬。受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委托，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当天早晨即前往喀什，到居玛·塔伊尔家中，表示沉痛哀悼，慰问亲属。
袭击发生在早上6时58分，当时，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已主持完晨礼，实施暴行的一共三人。当天中午，行凶者两人被击毙，一人被抓获。警方称，具体案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大毛拉遇刺第二天的下午，新疆召开了一场自治区四套班子一把手全部参加的高规格会议，通报了7月30日发生在喀什市的著名爱国宗教人士、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害案件。会议开始前，在张春贤的提议下，全体与会人员先行起立，默哀三分钟。
当天凌晨，微博大V老榕在0：07分发了简短的6个字：喀什网络恢复。9分钟后，有人评论“有大毛拉的消息吗？”
只是那时候，鲜有人知道，在西部边陲，有一位大毛拉已经遇刺归真。
曾上《新闻联播》谴责“七五”事件
遇刺前，居玛·塔伊尔大毛拉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1940年10月出生于喀什的他，自2005年以来，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以下简称伊协)副会长、新疆伊协副会长、喀什地区伊协副会长、喀什市政协副主席、喀什市依协副会长。此外，他还是中国伊协和新疆伊协的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官方通报称，他坚持弘扬伊斯兰教和平、团结、中道、宽容等思想理念，长期致力于同“三股势力”作斗争的爱国宗教人士。官方资料显示，1983年至今，居玛·塔伊尔连续被自治区、地区、市评为“五好宗教人士”。2013年，艾提尕尔清真寺和居玛·塔伊尔还曾分别获得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评选表彰的第二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
居玛·塔伊尔大毛拉作为新疆著名宗教人士多次接受官媒采访，谴责新疆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暴行。
“七五”事件后第二天，2009年7月7日，居玛·塔伊尔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是由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分裂势力策划和煸动引起的。“打着宗教的幌子搞分裂活动是境外势力惯用的伎俩，借此隐瞒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不信谣，不传谣。”他不定期对一些青年人卷入暴力事件深表惋惜。“年轻人应该多学历史，了解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
他还曾在清真寺接受央视记者专访。在当年7月14日播出的《新闻联播》中，他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是一个犯罪活动，与民族宗教问题无关，他们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法律，也违反了伊斯兰教规教义。“《古兰经》上特别指出，不允许无辜杀人，如果无辜杀死一个人，就等于杀死全人类，那样是很严重的罪过。”
“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与刺杀
位于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大清真寺，有着572年历史，占地25.22亩，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之一，也是中亚最有影响力的三大清真寺之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8年的报道称，寺内平时有二三千人做礼拜，居玛日(星期五)则有六七千人，逢节日时，在内外跪拜的穆斯林则高达四五万人之多。
清真寺名称"艾提尕"即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意思，艾提尕广场也因此而得名。平日是各族人民散步、交易、游览的场所。
“七五”事件一年后，凤凰网曾刊发署名齐锐的文章，记录自己2010年10月18日清晨在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的见闻。“在不远处的艾提尕尔广场上，几只鸽子悠闲地飞来飞去，而在广场的东南角和西北角上则是一队荷枪实弹地武警战士，守卫着这份宁静与祥和。”作者还忆及善良憨厚的出租车司机曾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穆斯林都很善良，每天都要礼拜，向真主忏悔自己地罪过。所以，喀什的社会治安并不比内地差许多。”
2014年7月30日晨6时58分，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却倒在了“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血泊中。
18年前新疆政协副主席曾被连刺21刀
公开资料显示，上一次针对著名宗教领袖的刺杀事件发生在1996年5月12日，也是在新疆喀什，也是艾提尕尔清真寺，同样主持清真寺的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当时付出了头部、左右腿及背部共刺21刀的代价，同行的儿子被刺13刀。幸运的是，当时75岁的阿荣汗·阿吉活了下来。
那时，1996年中央对疆七号文件发布不过两个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局艾尼瓦·海浪巴依曾在2006年第一期《中国宗教》杂志上撰文回忆并披露了阿荣汗·阿吉那次遇刺经历。
1996年3月，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确定派专人潜入喀什暗杀阿喀什地区伊斯兰教界核心人物阿荣汗·阿吉和党政领导。5月12日凌晨6时50分，阿荣汗·阿吉在儿子艾买尔江卡日的陪同下前往艾提尕清真寺作礼拜，走出家门约40米时，一直潜伏在他家周围的4名持刀歹徒突然从路边窜出，朝阿荣汗·阿吉头部、左右腿及背部连刺21刀，同行的儿子头部被刺13刀，均受重伤。事后查明，行凶者均系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骨干分子。
阿荣汗·阿吉父子遇刺后，他们被专程送到乌鲁木齐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1997年1月17日，伤愈出院的阿荣汗·阿吉出席了自治区政协七届全委会。“当时，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与会代表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对他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2月9日，时年76岁的阿荣汗·阿吉又亲自主持了喀什艾提尕清真寺1997年开斋节会礼。
阿荣汗·阿吉1921年出生于喀什一个宗教世家。1947年底，26岁的阿荣汗·阿吉随父亲去麦加朝觐，父亲不幸因病在麦加去世。1949年3月，他返回祖国，同年任喀什塔西台克清真寺伊玛目。
文革期间，阿荣汗·阿吉被分配到喀什市委统战部芦苇厂工作。1981年他重新回到久违的宗教岗位上。自1984年起，阿荣汗·阿吉开始担任喀什市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清真寺伊玛目和哈提甫。
年年被评为喀什地区“五好”宗教人士的阿荣汗·阿吉，所在的清真寺也年年被评为自治区、地区“五好”宗教活动场所及全国模范清真寺。从1978年起，阿荣汗·阿吉还先后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代表、喀什市伊协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1992年12月任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会长，2000年1月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他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六、七、八、九届政协副主席。
他生前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伤愈出院后两周，1997年1月30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他；2003年3月和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先后会见过他。
2005年4月24日，阿荣汗·阿吉在喀什市归真，享年84岁。次日凌晨，他的葬礼在艾提尕清真寺隆重举行，报道称，当时有自发赶来的上万名穆斯林群众为他送行。
他生前曾多次说：“凶残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虽然使我的身体留下了21处刀伤，一只耳朵被割掉，但我只要还活着，就要与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决不能让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生根，决不能让民族分裂分子的险恶用心得逞。”
“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对阿荣汗·阿吉的刺杀行动是一个被称为“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的一部分。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幸运的是，警方很快破获了该行动线索，斩断了黑名单刺杀计划。
2001年12月9日，新疆召开全新疆维护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首次披露了新疆自90年代以来的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三股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
其中，针对基层党政干部、爱国宗教人士和无辜群众的刺杀、暗杀活动就有多起：
1996年3月22日，恐怖分子将新和县爱国宗教人士阿克木司地克阿吉杀死；
1996年4月29日，杀死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原乡党委副书记卡吾力托卡一家5口人；
1999年8月23日，残忍杀死泽普县波斯喀木乡党委委员、政法委副书记、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白尔地·托乎提及其子；
2000年1月25日，乌什县发生恐怖分子袭击两家汉族群众，一次杀死7人、杀伤2人的特大恐怖案件，最小的孩子才2岁；
2000年1月26日，在新和县将60岁汉族老人杀害。
这一系案件中就包括对时任新疆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实施的刺杀。
2008年，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乐泉曾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透露，上世纪90年代，新疆“年年都有些惊心动魄的事”，而自己也曾被分裂分子列入暗杀头号名单。
“稳定压倒一切”与“铁的手腕、铁的意志”
在那次采访中，王乐泉表示，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所有的工作重心一直都是“稳定压倒一切”。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新疆稳定问题。
王乐泉还提及1996年3月下发的七号文件，并将文件比做“尚方宝剑”，因为“明确我们的宗教不许外国宗教势力干预，坚持政教分离，反对民族分裂”，而此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有很多“模糊的认识”。
18年后，2014年7月31日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案情通报会上，张春贤要求——
要以铁的手腕、铁的意志，重拳出击，迎头痛击，坚决把暴恐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
要用这起典型案件深入揭露宗教极端、暴力恐怖反人类、反社会、无视法律、违背教义的反动本性，教育各族群众、广大教民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深刻认清敌人的罪恶本质、险恶阴谋，树立正信、抵制极端，进一步形成对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社会舆论氛围，集聚强大正能量。
两天之内相隔190余公里的两起暴行
两天后的8月2日下午，新疆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5天前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通报显示，7月28日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其中汉族35人、维吾尔族2人，13人受伤，31辆车被打砸，其中6辆被烧。警方在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缴获“圣战”旗帜以及大刀、斧头等作案工具。
警方查明的情况包括——
2013年以来，努尔买买提(真名努拉买提·萨吾提，莎车县艾力西湖镇人)与境外“东伊运”组织勾连，组织人员收听收看暴恐音视频，宣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思想，逐步形成了以其为头目的暴恐团伙。
今年斋月以来，该团伙选择偏僻地点，以吃斋饭为名多次聚集，通过非法“台比力克”活动，煽动拉拢人员，制定犯罪计划，准备作案工具。28日凌晨，该团伙成员蒙面手持刀斧袭击艾力西湖镇政府、派出所，被我维稳力量击退。
案件的细节还包括暴徒还在巴楚—莎车公路上设置多处路障，分别在10个地点拦截打砸焚烧过往车辆，杀害无辜群众，持刀斧威逼群众参加暴恐活动。途经此地的墩巴克乡乡长吾拉木江·托呼提和乡纪委书记阿不都艾尼·吐尔地严厉斥责暴徒行径，惨遭杀害。
两天后的7月30日，早晨6时58分，距离莎车县190余公里之外的喀什解放北路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后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身亡。
资料来源：《新疆日报》、天山网、《中国宗教》、央视、央广网、中国伊协官网
时间：2014年08月05日17:01
来源：http://zhuanlan.sina.com.cn/media/jingxuan/2014-08-05/170128.shtml
74岁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倒在了位于新疆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外。“大毛拉”是对伊斯兰教教职中德高望重者的尊称。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不幸成了自上世纪90年代新疆地区有恐怖袭击活动以来，第二位遇刺的著名宗教领袖。
遇刺当天安葬行刺者中两人已被击毙
7月30日，按照穆斯林传统习俗，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在遇刺当天被安葬。受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委托，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当天早晨即前往喀什，到居玛·塔伊尔家中，表示沉痛哀悼，慰问亲属。
袭击发生在早上6时58分，当时，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已主持完晨礼，实施暴行的一共三人。当天中午，行凶者两人被击毙，一人被抓获。警方称，具体案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大毛拉遇刺第二天的下午，新疆召开了一场自治区四套班子一把手全部参加的高规格会议，通报了7月30日发生在喀什市的著名爱国宗教人士、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害案件。会议开始前，在张春贤的提议下，全体与会人员先行起立，默哀三分钟。
当天凌晨，微博大V老榕在0：07分发了简短的6个字：喀什网络恢复。9分钟后，有人评论“有大毛拉的消息吗？”
只是那时候，鲜有人知道，在西部边陲，有一位大毛拉已经遇刺归真。
曾上《新闻联播》谴责“七五”事件
遇刺前，居玛·塔伊尔大毛拉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1940年10月出生于喀什的他，自2005年以来，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以下简称伊协)副会长、新疆伊协副会长、喀什地区伊协副会长、喀什市政协副主席、喀什市依协副会长。此外，他还是中国伊协和新疆伊协的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官方通报称，他坚持弘扬伊斯兰教和平、团结、中道、宽容等思想理念，长期致力于同“三股势力”作斗争的爱国宗教人士。官方资料显示，1983年至今，居玛·塔伊尔连续被自治区、地区、市评为“五好宗教人士”。2013年，艾提尕尔清真寺和居玛·塔伊尔还曾分别获得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评选表彰的第二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
居玛·塔伊尔大毛拉作为新疆著名宗教人士多次接受官媒采访，谴责新疆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暴行。
“七五”事件后第二天，2009年7月7日，居玛·塔伊尔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是由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分裂势力策划和煸动引起的。“打着宗教的幌子搞分裂活动是境外势力惯用的伎俩，借此隐瞒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不信谣，不传谣。”他不定期对一些青年人卷入暴力事件深表惋惜。“年轻人应该多学历史，了解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
他还曾在清真寺接受央视记者专访。在当年7月14日播出的《新闻联播》中，他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是一个犯罪活动，与民族宗教问题无关，他们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法律，也违反了伊斯兰教规教义。“《古兰经》上特别指出，不允许无辜杀人，如果无辜杀死一个人，就等于杀死全人类，那样是很严重的罪过。”
“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与刺杀
位于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大清真寺，有着572年历史，占地25.22亩，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之一，也是中亚最有影响力的三大清真寺之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8年的报道称，寺内平时有二三千人做礼拜，居玛日(星期五)则有六七千人，逢节日时，在内外跪拜的穆斯林则高达四五万人之多。
清真寺名称"艾提尕"即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意思，艾提尕广场也因此而得名。平日是各族人民散步、交易、游览的场所。
“七五”事件一年后，凤凰网曾刊发署名齐锐的文章，记录自己2010年10月18日清晨在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的见闻。“在不远处的艾提尕尔广场上，几只鸽子悠闲地飞来飞去，而在广场的东南角和西北角上则是一队荷枪实弹地武警战士，守卫着这份宁静与祥和。”作者还忆及善良憨厚的出租车司机曾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穆斯林都很善良，每天都要礼拜，向真主忏悔自己地罪过。所以，喀什的社会治安并不比内地差许多。”
2014年7月30日晨6时58分，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却倒在了“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血泊中。
18年前新疆政协副主席曾被连刺21刀
公开资料显示，上一次针对著名宗教领袖的刺杀事件发生在1996年5月12日，也是在新疆喀什，也是艾提尕尔清真寺，同样主持清真寺的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当时付出了头部、左右腿及背部共刺21刀的代价，同行的儿子被刺13刀。幸运的是，当时75岁的阿荣汗·阿吉活了下来。
那时，1996年中央对疆七号文件发布不过两个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局艾尼瓦·海浪巴依曾在2006年第一期《中国宗教》杂志上撰文回忆并披露了阿荣汗·阿吉那次遇刺经历。
1996年3月，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确定派专人潜入喀什暗杀阿喀什地区伊斯兰教界核心人物阿荣汗·阿吉和党政领导。5月12日凌晨6时50分，阿荣汗·阿吉在儿子艾买尔江卡日的陪同下前往艾提尕清真寺作礼拜，走出家门约40米时，一直潜伏在他家周围的4名持刀歹徒突然从路边窜出，朝阿荣汗·阿吉头部、左右腿及背部连刺21刀，同行的儿子头部被刺13刀，均受重伤。事后查明，行凶者均系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骨干分子。
阿荣汗·阿吉父子遇刺后，他们被专程送到乌鲁木齐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1997年1月17日，伤愈出院的阿荣汗·阿吉出席了自治区政协七届全委会。“当时，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与会代表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对他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2月9日，时年76岁的阿荣汗·阿吉又亲自主持了喀什艾提尕清真寺1997年开斋节会礼。
阿荣汗·阿吉1921年出生于喀什一个宗教世家。1947年底，26岁的阿荣汗·阿吉随父亲去麦加朝觐，父亲不幸因病在麦加去世。1949年3月，他返回祖国，同年任喀什塔西台克清真寺伊玛目。
文革期间，阿荣汗·阿吉被分配到喀什市委统战部芦苇厂工作。1981年他重新回到久违的宗教岗位上。自1984年起，阿荣汗·阿吉开始担任喀什市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清真寺伊玛目和哈提甫。
年年被评为喀什地区“五好”宗教人士的阿荣汗·阿吉，所在的清真寺也年年被评为自治区、地区“五好”宗教活动场所及全国模范清真寺。从1978年起，阿荣汗·阿吉还先后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代表、喀什市伊协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1992年12月任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会长，2000年1月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他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六、七、八、九届政协副主席。
他生前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伤愈出院后两周，1997年1月30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他；2003年3月和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先后会见过他。
2005年4月24日，阿荣汗·阿吉在喀什市归真，享年84岁。次日凌晨，他的葬礼在艾提尕清真寺隆重举行，报道称，当时有自发赶来的上万名穆斯林群众为他送行。
他生前曾多次说：“凶残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虽然使我的身体留下了21处刀伤，一只耳朵被割掉，但我只要还活着，就要与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决不能让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生根，决不能让民族分裂分子的险恶用心得逞。”
“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对阿荣汗·阿吉的刺杀行动是一个被称为“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的一部分。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幸运的是，警方很快破获了该行动线索，斩断了黑名单刺杀计划。
2001年12月9日，新疆召开全新疆维护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首次披露了新疆自90年代以来的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三股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
其中，针对基层党政干部、爱国宗教人士和无辜群众的刺杀、暗杀活动就有多起：
1996年3月22日，恐怖分子将新和县爱国宗教人士阿克木司地克阿吉杀死；
1996年4月29日，杀死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原乡党委副书记卡吾力托卡一家5口人；
1999年8月23日，残忍杀死泽普县波斯喀木乡党委委员、政法委副书记、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白尔地·托乎提及其子；
2000年1月25日，乌什县发生恐怖分子袭击两家汉族群众，一次杀死7人、杀伤2人的特大恐怖案件，最小的孩子才2岁；
2000年1月26日，在新和县将60岁汉族老人杀害。
这一系案件中就包括对时任新疆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实施的刺杀。
2008年，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乐泉曾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透露，上世纪90年代，新疆“年年都有些惊心动魄的事”，而自己也曾被分裂分子列入暗杀头号名单。
“稳定压倒一切”与“铁的手腕、铁的意志”
在那次采访中，王乐泉表示，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所有的工作重心一直都是“稳定压倒一切”。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新疆稳定问题。
王乐泉还提及1996年3月下发的七号文件，并将文件比做“尚方宝剑”，因为“明确我们的宗教不许外国宗教势力干预，坚持政教分离，反对民族分裂”，而此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有很多“模糊的认识”。
18年后，2014年7月31日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案情通报会上，张春贤要求——
要以铁的手腕、铁的意志，重拳出击，迎头痛击，坚决把暴恐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
要用这起典型案件深入揭露宗教极端、暴力恐怖反人类、反社会、无视法律、违背教义的反动本性，教育各族群众、广大教民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深刻认清敌人的罪恶本质、险恶阴谋，树立正信、抵制极端，进一步形成对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社会舆论氛围，集聚强大正能量。
两天之内相隔190余公里的两起暴行
两天后的8月2日下午，新疆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5天前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通报显示，7月28日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其中汉族35人、维吾尔族2人，13人受伤，31辆车被打砸，其中6辆被烧。警方在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缴获“圣战”旗帜以及大刀、斧头等作案工具。
警方查明的情况包括——
2013年以来，努尔买买提(真名努拉买提·萨吾提，莎车县艾力西湖镇人)与境外“东伊运”组织勾连，组织人员收听收看暴恐音视频，宣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思想，逐步形成了以其为头目的暴恐团伙。
今年斋月以来，该团伙选择偏僻地点，以吃斋饭为名多次聚集，通过非法“台比力克”活动，煽动拉拢人员，制定犯罪计划，准备作案工具。28日凌晨，该团伙成员蒙面手持刀斧袭击艾力西湖镇政府、派出所，被我维稳力量击退。
案件的细节还包括暴徒还在巴楚—莎车公路上设置多处路障，分别在10个地点拦截打砸焚烧过往车辆，杀害无辜群众，持刀斧威逼群众参加暴恐活动。途经此地的墩巴克乡乡长吾拉木江·托呼提和乡纪委书记阿不都艾尼·吐尔地严厉斥责暴徒行径，惨遭杀害。
两天后的7月30日，早晨6时58分，距离莎车县190余公里之外的喀什解放北路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后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身亡。
资料来源：《新疆日报》、天山网、《中国宗教》、央视、央广网、中国伊协官网
“基地”声称将建印度次大陆分支
来源：东方早报
发表于2014-09-05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在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这一组织将在印度次大陆成立统一的新分支机构，武装人员将在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发起军事行动，“打破人为划..
■ 与ISIS极端组织争夺追随者 印度多地加强警戒应对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在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这一组织将在印度次大陆成立统一的新分支机构，武装人员将在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发起军事行动，“打破人为划分的国界”。
印度政府4日认为此事属实，已经对各地方政府发出警告。
巴基斯坦武装人员领导
美国搜索国际恐怖组织研究所3日在极端组织互联网论坛上发现“基地”组织最新发布的视频。在这段时长约55分钟的视频中，扎瓦希里宣布“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成立，并介绍了相关领导人和发言人。
据新华社报道，这段视频以“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丹的镜头开始，随后出现中东地区、印度次大陆以及非洲之角的卫星地图。接下来，镜头转至扎瓦希里，他戴着眼镜和白色头巾，宣布新分支成立。
扎瓦希里说：“这一分支机构并非今天才诞生，而是两年多来筹备工作的结果。我们最终把印度次大陆各分支机构统一在一起。”
“基地”通常活跃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但扎瓦希里称，印度次大陆分支机构“势力范围”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将保护当地的追随者。
扎瓦希里介绍，新分支领导人为巴基斯坦武装人员阿西姆·奥马尔。
扎瓦希里现年63岁，是美国政府通缉的要犯之一。美国国务院悬赏2500万美元捉拿扎瓦希里。
反恐专家分析说，“基地”此次宣布成立新分支，意在扩大势力范围，同时与极端组织ISIS争夺年轻追随者。
扎瓦希里在视频中呼吁，“基地”印度次大陆新分支不应像ISIS那样制造“混乱”，与其他反对派团体争斗。
2013年，极端组织ISIS与“基地”分道扬镳，转而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拓展地盘。
可能对莫迪构成威胁
据报道，印度一位参加安全简介会的官员称，印度政府认为此事属实，已经对地方政府发出警告。在该安全简介会中，印度内政部长同与会官员讨论了扎瓦希里视频一事。
印度古吉拉特邦官员S.K. Nanda称：“‘基地’发布该视频后，我们加强了戒备。我们将与中央政府密切合作，应对任何对国家的威胁。”
英国媒体评论说，“基地”这一新分支可能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构成威胁。2002年古吉拉特邦发生了印度教徒大规模屠杀和强奸穆斯林事件，超过1000人在骚乱中死亡。时任该邦首席部长的莫迪被指难辞其咎，但他至今拒绝为此道歉。
印度一位警方高官称，古吉拉特邦自2002年发生骚乱以来，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武装组织就一直都对该邦很感兴趣。
“由于莫迪现在是总理，他们会对该邦更感兴趣。”这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
印度穆斯林仅占人口总数约15％，但由于印度人口基数大，穆斯林总数达1.75亿人，是世界第三大穆斯林群体。
发表于2014-09-05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在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这一组织将在印度次大陆成立统一的新分支机构，武装人员将在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发起军事行动，“打破人为划..
■ 与ISIS极端组织争夺追随者 印度多地加强警戒应对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在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这一组织将在印度次大陆成立统一的新分支机构，武装人员将在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发起军事行动，“打破人为划分的国界”。
印度政府4日认为此事属实，已经对各地方政府发出警告。
巴基斯坦武装人员领导
美国搜索国际恐怖组织研究所3日在极端组织互联网论坛上发现“基地”组织最新发布的视频。在这段时长约55分钟的视频中，扎瓦希里宣布“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成立，并介绍了相关领导人和发言人。
据新华社报道，这段视频以“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丹的镜头开始，随后出现中东地区、印度次大陆以及非洲之角的卫星地图。接下来，镜头转至扎瓦希里，他戴着眼镜和白色头巾，宣布新分支成立。
扎瓦希里说：“这一分支机构并非今天才诞生，而是两年多来筹备工作的结果。我们最终把印度次大陆各分支机构统一在一起。”
“基地”通常活跃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但扎瓦希里称，印度次大陆分支机构“势力范围”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将保护当地的追随者。
扎瓦希里介绍，新分支领导人为巴基斯坦武装人员阿西姆·奥马尔。
扎瓦希里现年63岁，是美国政府通缉的要犯之一。美国国务院悬赏2500万美元捉拿扎瓦希里。
反恐专家分析说，“基地”此次宣布成立新分支，意在扩大势力范围，同时与极端组织ISIS争夺年轻追随者。
扎瓦希里在视频中呼吁，“基地”印度次大陆新分支不应像ISIS那样制造“混乱”，与其他反对派团体争斗。
2013年，极端组织ISIS与“基地”分道扬镳，转而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拓展地盘。
可能对莫迪构成威胁
据报道，印度一位参加安全简介会的官员称，印度政府认为此事属实，已经对地方政府发出警告。在该安全简介会中，印度内政部长同与会官员讨论了扎瓦希里视频一事。
印度古吉拉特邦官员S.K. Nanda称：“‘基地’发布该视频后，我们加强了戒备。我们将与中央政府密切合作，应对任何对国家的威胁。”
英国媒体评论说，“基地”这一新分支可能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构成威胁。2002年古吉拉特邦发生了印度教徒大规模屠杀和强奸穆斯林事件，超过1000人在骚乱中死亡。时任该邦首席部长的莫迪被指难辞其咎，但他至今拒绝为此道歉。
印度一位警方高官称，古吉拉特邦自2002年发生骚乱以来，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武装组织就一直都对该邦很感兴趣。
“由于莫迪现在是总理，他们会对该邦更感兴趣。”这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
印度穆斯林仅占人口总数约15％，但由于印度人口基数大，穆斯林总数达1.75亿人，是世界第三大穆斯林群体。
马来西亚破获伊斯兰极端分子攻击计划
来源：BBC中文网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world/2014/08/140820_malaysia_is_plot.shtml
更新时间 2014年8月20日
马来西亚警方表示，被捕的极端分子嫌疑人策划一系列爆炸攻击。
马来西亚反恐官员表示，警方破获了一起由伊斯兰极端分子策划的连串爆炸攻击计划。
据报，马来西亚伊斯兰极端分子受到“伊斯兰国”（IS）圣战组织行动的启发，策划了上述的一系列爆炸攻击阴谋。
马来西亚警方反恐怖部门副长官阿育汉表示，在4月至6月期间被捕的19名极端分子嫌疑人策划对一些酒吧和迪斯科舞厅，以及丹麦啤酒生产商嘉士伯（Carlsberg）在马来西亚的酒厂进行炸弹攻击。
他说被捕的人年龄介于20至50岁之间，都是马来西亚人，该组织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横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的东南亚伊斯兰国家。
他们还计划前往叙利亚，向占据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方的伊斯兰国取经。
极端组织
马来西亚反恐警察表示，该组织成员包括职业人士和家庭妇女，组织仍在初期发展阶段，只是讨论计划而没有拥有重型武器或制造炸弹的能力和知识。
其中，已经有7人被起诉，罪名包括宣传恐怖主义和持有土制改造步枪。
马来西亚反恐警察表示，“该组织成员策划暴力活动和武力争斗，并准备牺牲性命”。
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在机场前往土耳其和叙利亚接受伊斯兰国训练的时候被捕的，警方相信可能仍然有人在逃。
国家安全特别法
马来西亚资深媒体人黄文慧对BBC中文网表示，警方公布此一案件受到马来西亚民众高度的关注。
她说，按照马来西亚法律，有关人士将在2012年國家安全罪行（特別措施）法令（SOSMA）之下被控。
警方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募款，包括在社交媒体脸书上面劝募，通常以从事“人道工作”为名向外界募款。
“向他们问话时，他们谈论到伊斯兰国家的意识形态，包括杀害无辜的人，还有不属于同一团体的穆斯林。”
“酒吧是一个很明显的攻击目标，因为伊斯兰教义不允许喝酒。”
当地反应
黄文慧说，最近脸书大量流传伊斯兰极端组织杀害伊拉克儿童的照片，引起了许多网民的愤怒，纷纷转载相关的新闻，呼吁国际社会制裁极端组织。
一些长期关注民权的人士也呼吁穆斯林朋友关注这类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不要单纯地以宗教来看待这场严重的人道危机。
她说，马来西亚人民普遍上都一致谴责这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包括大多数的穆斯林，他们无法苟同采取如此激烈的斗争手段的极端组织的思想。
马来西亚曾经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团体及成员的大本营，例如伊斯兰祈祷团，该组织策划发动了2002年的巴里岛爆炸攻击，造成202人死亡。
（编译：友义 责编：横路）
更新时间 2014年8月20日
马来西亚警方表示，被捕的极端分子嫌疑人策划一系列爆炸攻击。
马来西亚反恐官员表示，警方破获了一起由伊斯兰极端分子策划的连串爆炸攻击计划。
据报，马来西亚伊斯兰极端分子受到“伊斯兰国”（IS）圣战组织行动的启发，策划了上述的一系列爆炸攻击阴谋。
马来西亚警方反恐怖部门副长官阿育汉表示，在4月至6月期间被捕的19名极端分子嫌疑人策划对一些酒吧和迪斯科舞厅，以及丹麦啤酒生产商嘉士伯（Carlsberg）在马来西亚的酒厂进行炸弹攻击。
他说被捕的人年龄介于20至50岁之间，都是马来西亚人，该组织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横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的东南亚伊斯兰国家。
他们还计划前往叙利亚，向占据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方的伊斯兰国取经。
极端组织
马来西亚反恐警察表示，该组织成员包括职业人士和家庭妇女，组织仍在初期发展阶段，只是讨论计划而没有拥有重型武器或制造炸弹的能力和知识。
其中，已经有7人被起诉，罪名包括宣传恐怖主义和持有土制改造步枪。
马来西亚反恐警察表示，“该组织成员策划暴力活动和武力争斗，并准备牺牲性命”。
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在机场前往土耳其和叙利亚接受伊斯兰国训练的时候被捕的，警方相信可能仍然有人在逃。
国家安全特别法
马来西亚资深媒体人黄文慧对BBC中文网表示，警方公布此一案件受到马来西亚民众高度的关注。
她说，按照马来西亚法律，有关人士将在2012年國家安全罪行（特別措施）法令（SOSMA）之下被控。
警方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募款，包括在社交媒体脸书上面劝募，通常以从事“人道工作”为名向外界募款。
“向他们问话时，他们谈论到伊斯兰国家的意识形态，包括杀害无辜的人，还有不属于同一团体的穆斯林。”
“酒吧是一个很明显的攻击目标，因为伊斯兰教义不允许喝酒。”
当地反应
黄文慧说，最近脸书大量流传伊斯兰极端组织杀害伊拉克儿童的照片，引起了许多网民的愤怒，纷纷转载相关的新闻，呼吁国际社会制裁极端组织。
一些长期关注民权的人士也呼吁穆斯林朋友关注这类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不要单纯地以宗教来看待这场严重的人道危机。
她说，马来西亚人民普遍上都一致谴责这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包括大多数的穆斯林，他们无法苟同采取如此激烈的斗争手段的极端组织的思想。
马来西亚曾经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团体及成员的大本营，例如伊斯兰祈祷团，该组织策划发动了2002年的巴里岛爆炸攻击，造成202人死亡。
（编译：友义 责编：横路）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