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兵团农二师门户网站 http://33t.nes.gov.cn/10054/10054/10000/2013/78005.htm
发表时间：2013-06-10
新一轮援疆首批三年即将画上句号，三年中，在一批批援疆人的无私奉献下，在一个个援疆项目的落成剪彩下，承德市对口支援三十三团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三年来，承德市在资金、项目、人才、科技、产业等方面给与我们大力支持，在此，我们怀着一种感恩的心记录三年中承德市援助三十三团的点点滴滴。
资金援疆，加大资金保障力度
承德市在河北省统一筹措援疆资金的基础上，每年按上年度地方财政一般性预算收入的0.1%筹措资金作为支援33团专项资金（每年600万元左右，五年3000万元左右）。积极组织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民营企业募集资金参与对口支援工作。在援疆干部桑爱民的协调下，承德市隆化县拿出援助资金30万元完善了33团医院的医疗卫生器械，给全团职工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截至目前，承德市在项目、人才等方面共完成援助资金1500余万元，给与对口支援33团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力度。
项目援疆，突出民生，助推三十三团“三化”建设快速发展
为保证对口支援三十三团工作取得佳绩，承德市制定了五年项目支持计划，根据计划分批建设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生态广场、垃圾处理厂、人饮水厂以及新塔里木垦区养老院项目。
第一批援助项目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总投资900万元，总建筑面积5000余平方米，五层框架结构，该项目于2011年7月开工建设，于2012年8月完工，并于当年10月通过由承德市发改委、住建委、财务局、审计局等组成的联合验收小组验收合格。
第二批援建生态广场项目，总投资800万元，建设及绿化、景观、广场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广场，目前正在紧张的施工中，建成后该广场将成为塔里木垦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既显示了三十三团完美的城镇化风貌，更彰显了承德市对口支援33团的丰硕成果。
在前两批援疆项目取得成效的同时，积极运作，筹划第三批及后续援建项目的前期工作，争取利用五年的时间完成所有援建民生项目，力争加快三十三团“三化”建设步伐。
人才援疆，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进行人才支持，强化干部、人才培养，建立干部、人才交流长效机制。承德市根据三十三团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中管理型人才匮乏以及医疗、卫生人才整体水平不高，学校管理和教师教学经验相对落后等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承德市教育和人才优势，以点带面开展人才援助工作。一是强化干部人才培养，建立干部交流机制。围绕团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利用干部援疆、双向挂职等方式大力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全面提高33团人才队伍整体素质。二是建立对口支援33团人才库，定期选派一批高素质人才赴33团，为其提供技术、人才支持。三是除河北省统一培训计划外，充分利用承德市教学理论，选派中小学优秀教师，对33团进行对口支援，并安排33团教师到承德进修。四是除河北省统一培训计划外，定期选派妇产科、骨科、检验科、急诊、普外科等方面专业人员对33团进行对口支援，并安排33团医护人员到承德市医院科室进修。
截至目前，通过援疆干部桑爱民的协调，承德市与33团在教育、医疗、农业和经营管理等多个领域的人才交流就多达130余人，在承德市人才援助的”传、帮、带“的推进下，三十三团人才队伍素质得到了提高，为三十三团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队伍建设的支持。
规划援疆，加大城镇规划力度
承德市城乡规划局多次到33团进行实地考察，针对33团地域特点、人文特色、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为我团编制33团城镇总体规划，命名为承德新区，承德新区整体规划按照行政区、住宅区、休闲区、商务区和教育区五个功能区域打造，是33团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援疆项目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新区生态广场均坐落于此，该规划通过了师建设局组织，自治区、兵团、巴州、农二师组成的专家团评审。城镇规划起点高、特色突出、全面科学、发展支撑点详细。为三十三团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强力的规划支持。
三年来，在一批批燕赵人的辛勤努力下，在3000公里外天山脚下的33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疆冀两地架起了有意的桥梁，在这里必将会绽放援疆幸福之花。（王元朕）
星期五, 2月 28, 2014
菊尔•伊力哈木：我的父亲伊力哈木•土赫提
来源：美国之音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interview-illham-20140219/1854617.html
更新时间：19.02.2014 15:38
华盛顿 — 中国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遭到刑事拘留已经超过35天，家属及律师仍然没有获得任何通知。伊力哈木的女儿菊尔·伊力哈木(Jewher Ilham)最近在自己的推特上为父亲的自由进行公开呼吁，星期三她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专访时说，与父亲同时被捕的两名维族学生的家属已经接获通知，他们被关押在乌鲁木齐，因此她与家人猜测，父亲应该也被关在那里。
菊尔·伊力哈木说，她星期二晚上才与北京的家人通电话，目前还是没有收到官方给的任何通知。菊尔说，她的父亲行事温和，从小就教她要和汉族同学和平相处，不要起冲突，记住自己是维吾尔人，但不要总是强调维汉之间的区别。
菊尔说，自己从小在北京长大，同学都是汉人，父亲常提醒她，也会告诉自己的学生，行事不要冲动。菊尔说，父亲经常给他们说维吾尔的历史，但是从来没有提到暴力解决或分裂问题，“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1月25日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伊力哈木•土赫提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利用互联网鼓吹‘新疆独立’，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菊尔说，父亲的网站“维吾尔在线”是开放式的，许多网友也可以发帖，如果有一些含有恶意的发帖，都会遭到父亲删除。菊尔说，父亲在教书之余，没日没夜地经营这个网站，就是希望提供大家讨论发帖的空间，希望能帮助维吾尔人。
19岁的菊尔是在去年来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校方对她父亲的处境也非常关注。上周日菊尔和学校教授在学校播放了一部电影“对话”，里头提到中藏关系，以及有关她父亲的15分钟片段。会上也展示了要求当局释放其父亲的联署书。
菊尔表示，以前父亲不希望她太过介入这些事，自己对父亲在维吾尔社区的影响力也不太了解，现在她除了对父亲有更多的敬佩，也对各界的支持和营救努力表达感谢。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interview-illham-20140219/1854617.html
更新时间：19.02.2014 15:38
华盛顿 — 中国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遭到刑事拘留已经超过35天，家属及律师仍然没有获得任何通知。伊力哈木的女儿菊尔·伊力哈木(Jewher Ilham)最近在自己的推特上为父亲的自由进行公开呼吁，星期三她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专访时说，与父亲同时被捕的两名维族学生的家属已经接获通知，他们被关押在乌鲁木齐，因此她与家人猜测，父亲应该也被关在那里。
菊尔·伊力哈木说，她星期二晚上才与北京的家人通电话，目前还是没有收到官方给的任何通知。菊尔说，她的父亲行事温和，从小就教她要和汉族同学和平相处，不要起冲突，记住自己是维吾尔人，但不要总是强调维汉之间的区别。
菊尔说，自己从小在北京长大，同学都是汉人，父亲常提醒她，也会告诉自己的学生，行事不要冲动。菊尔说，父亲经常给他们说维吾尔的历史，但是从来没有提到暴力解决或分裂问题，“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1月25日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伊力哈木•土赫提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利用互联网鼓吹‘新疆独立’，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菊尔说，父亲的网站“维吾尔在线”是开放式的，许多网友也可以发帖，如果有一些含有恶意的发帖，都会遭到父亲删除。菊尔说，父亲在教书之余，没日没夜地经营这个网站，就是希望提供大家讨论发帖的空间，希望能帮助维吾尔人。
19岁的菊尔是在去年来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校方对她父亲的处境也非常关注。上周日菊尔和学校教授在学校播放了一部电影“对话”，里头提到中藏关系，以及有关她父亲的15分钟片段。会上也展示了要求当局释放其父亲的联署书。
菊尔表示，以前父亲不希望她太过介入这些事，自己对父亲在维吾尔社区的影响力也不太了解，现在她除了对父亲有更多的敬佩，也对各界的支持和营救努力表达感谢。
汪立珍：美国著名满学家、清史专家柯娇燕教授谈满学与清史
作者：汪立珍，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来源：《满族研究》（沈阳），2010年第3期，第97—100页
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6023
摘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汪立珍，就当今世界有关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等问题，采访了美国著名满学家、清史专家柯娇燕教授。柯娇燕教授认为学习满语很重要，清乾隆时期将满文标准化、简单化，而只有在民间满族人使用的满语才是真正的满语。所以，柯娇燕教授认为目前保护好存留的满语非常重要，她还对满族史和清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介绍了美国学者的观点。
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1955生，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历史系教授，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特长是清史、满族史、中国近现代史、比较历史和全球史，掌握英、汉、日、韩、德、法以及满语、蒙古语等多种语言文字。曾获古根海姆学者奖（Guggenheim Fellowship），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出版专著主要有：《满族》，1997年美国出版，2001年美国再版，2003年翻译成西班牙语；《半透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身份认同》；《孤儿勇士：三代满族人与清世界的结束》；《全球史》、《全球社会》、《不中庸》等多部。
2009年8月———2010年8月，我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与柯娇燕教授学习满语文、清史等，2010年4月29日，我就当今世界有关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研究中的一些焦点问题，专门请教了柯娇燕教授，她从世界的角度，对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独特而精辟的观点和看法。
1．你作为美国学者是如何把满族史、清史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汪）
我上大学期间，最亲密的朋友是从中国香港及马来西亚来到美国的华人，他们喜欢讲广东话，我也渐渐听懂广东话。从此，我渐渐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研究生、博士学习期间就读于耶鲁大学，指导老师是美国著名的清史学家史景迁，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从事中国清史研究。在美国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一般都要学清史，不学清史大家觉得很奇怪。而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一般都要学满文。研究生期间，在我的导师推荐下，我来到到哈佛学习满文，老师是美国著名的满学家JosephF．．Fletcher。从这个时候起，我渐渐开始掌握满文，能够阅读满文文献。
2．你是美国著名的满族史、清史研究专家，出版了《满族》（英文版）、《半透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身份认同》（汉文版）等多部关于满族历史的论著，你是如何看待满族史和清史的？（汪）
我开始从事清史研究的时候，发现从事清史研究的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清朝继承了明朝的体制和制度，是明朝体制、传统的继续，所以提到清朝历史都加明清历史，他们重视明朝体制、传统在清朝的继续发展，而不看其他方面。研究清史的美国学者认为，满族进驻中原持续了近300年，他们很早开始学习中原汉族文化，这是满族来到中原的好处，他们很聪明，很快的掌握了中原汉族文化。但是，清朝在体制等方面继承明朝的并不多，我认为明清在体制、传统等方面是小同大异。中国文化不是固定的，而是不停地改变，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移民文化，唐朝文化和突厥人以及从中亚来到中原的民族有密切关系，我们看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如，宋、明文化不是一样的，所以我还是决定研究清朝的八旗驻防，从事这个方面研究的外国学者，我不是第一个，一个叫kaye Soon Kim的韩国人很早写了此方面的论文。我开始研究时，看到八旗人的生活和普通的中国人不一样，这与人的语言、外貌等无关，而与他们内在的心理认知有关系。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欧洲对民族界定的基本条件，不是绝对以语言、宗教、居住地、祖先等为衡量标准，而是以人们内在的心理认知为基本前提，而这个时期，中国衡量民族还是用以前的条件，如，宗教、地域、语言、经济等因素作为标准。综合考虑东西方界定民族的观点，我发现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改变了很多，我自己从事八旗驻防文化研究，我认为八旗驻防文化不是满洲人早有的文化，他们是移民，在理论上看他们的文化、经验，要以移民的特点为基础，当然美国及中国各地移民的共同性是，他们的文化、风俗不完全和他们的祖先一样，这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认知以及他们与周边民族的区别。
3．你在1997年出版了《满族》（英文）一书，你在书里为什么把清朝界定为大清帝国？
我们历史学者的责任是用事实看历史，我们看历史的方式，不是通常的民族、国家的方式，而是与文化、经济等元素相关联的。我把清朝界定为帝国是有原因和事实依据的。我们看看事实吧，我们说大清时候当然知道这是帝国，首先，因为有皇帝，皇帝不是一个人而已，皇帝是政府的一种，是一个制度，有皇帝有朝廷，有法律尊敬皇帝的权利，有皇帝的制度，就是一个帝国，这是帝国的特性之一；其次，清朝的政府构造很特别，我认为清朝实际上有3个政府管理体系，最早的也是第一个政府管理体系是蒙古衙门，蒙古衙门是他们跟外界往来的职能部门，他们往西走的时候，进一步接近中国明朝的地方机关，他们学习了明朝政府设置，然后把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第二个政府管理体系是八旗，努尔哈赤、皇太极都是用八旗制度控制人口，所以说八旗是第二个政府管理体系；第三个政府管理体系是从明朝沿袭下来的的管理体制。所以说清帝国包括了3个政府管理体系，这是帝国的特性之二；还有，他们控制的地域非常广大，清朝在历史上控制了很多在文化上不同的地方，他们的疆域极其辽阔，这是帝国的第三个特点。
4．近年来不断有一些中国、韩国的博士后或访问学者，主动与您联系，希望与你学习满文、满族历史和文化，你为何保持这种满语教学传统？你的满语教学方法很好，跟你学习不到半年，就能基本看懂满文，你的教学方法与一般的满语教学方法相比有哪些突破？
保持满文教学传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很重要的。第一，现在有好多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要研究清史一定看满文材料，我自己有这个技术，如果从国外来的学生到美国来和我学习满族史、满族文化，不是研究生的话，就不用讲授基本的历史内容了，可以加新的技术，那就是看满文文献，这是我们从事清史、满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都必须作的，作为清史研究者，我很愿意把这项工作传承下去。第二，这对我个人也有好处，我们在一起学习满文历史文献、阅读满族民间史诗《尼桑萨满》的过程中，我也重新温习满文，这对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我的教学方法重视满语语法以及具体满文文献的实践阅读，比方说，我在教学中，缩短语音教学时间，增加实践阅读机会，让学生接触实际满文材料，通过查字典的方法阅读、认识满文，在实际阅读满文文献中掌握满文，我认为语法是最重要的，在阅读中让学生掌握语法规律，先看动词，再看介词，最后看名词。这样就能很快地阅读满文文献，在阅读中学习、了解、掌握满文。
我们要说清楚，我们现在学习和阅读的是清朝的满文，清朝的满文很特别，因为乾隆皇帝希望清朝满族人都学满文用满文，所以他让一些满族学者把满文标准化，而标准的满文是简单的，这样人们可以很快的学习满文，认识满文，阅读各种官方满文材料。现在有大量的满文资料保存在世界上，我们研究满族文化、清史要看这些材料。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教学方法，那就是应该快、简单，也就是我在前面讲过的，要重视语法，在实际阅读实践中学习提高满文。
5．满语曾经是清朝的国语，使用了近300年，而今天在中国会讲满语的人极少，只有在黑龙江省的偏远满族聚居地区还有一些年长的满族老人能讲满语，满语的确处于濒危状态，您作为满族史、清史专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对于我们从事满族史、清史的学者来讲，教研究生的时候，首先要求研究生先学中文，会讲中文，然后学习满文。因为我们到中国做研究，首先用到的是中文，然后是满文。看满文材料非常重要，但是讲满语不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到中国的时候碰见一个只能讲满语的人不可能。对于我们研究清史的人来说，满语包括满文最大的价值是，乾隆政府18世纪把满文标准化、简单化，我们知道那不是真正的满语，那不是人们使用的满语，没有地方性，真正会讲满语的旗人，如果用他们使用的方言写东西，这在地方行不通的，因为皇帝会批评他们为什么不使用标准的满语。现在我们知道满族人在民间使用的满语是真正的满语。
所以说，目前在中国黑龙江省一些地区保留的民间满语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把现在一些地方讲的满语，和18世纪的满文材料进行比较，看看清朝皇帝政府在18世纪把满语改变多少，这对我们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好处。总之，所有的人类语言只要能保护下来的，我们都要保护，因为这是人类的思想法，很多认为人类的思想保存在语言里，如果人们使用的语言不存在了，我们不能接触人类的思想。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过去的人类语言多半都消失了，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那就是历史的发展轨迹。满语运气很好，现在保留下大量满文资料，还有会讲满语的人，还有锡伯族讲的满语方言还在使用，在中国、美国还有教满语学习满语的人，满文满语还在，当然要保护。
我认为，现在民族认同和语言没有多大的关系，比如，在美国，认同共同体很多，如亚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非洲美国人，很多很多，他们都讲英文，在学术上我们已经好久不是依靠语言来识别民族，也不是依靠服装、居住地等现象，而是要看文学、民间风俗，最重要的是要看历史，一个民族和历史的关系，一个民族成员和民族共同体的关系以及民族内在的自我认知，语言对民族认同当然有影响，但不是很重要的，我们都是人，我们可以说同一种语言，尽管我们说同一种语言，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无论哪一种语言都可以表达你的思想。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人类的成就、经验，当然我们要接触出多种语言。我们要了解人类的思想有多少不同的样子，没有语言我们就不知道。
现在美国常常强调人类认同多样性，如，欧洲以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多个国家，现在成立欧洲联邦政府，假如你是德国人的话，你现在可以说我是德国人，也可以说是欧洲人，所以说，现在人类的认同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多样化的。同样，如果你是满族，你的认同包括满族人，中国人，亚洲人，等等，这些都是你的认同，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现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渐渐都承认多种民族认同观。
6．你的《满族》一书，写作思路和材料非常开阔丰富，你完全把满族放在世界的舞台上来写，其中提到很多重要的问题，如，“塔塔尔”一词的国际意义、满族和朝鲜族的关系等等，你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和资料的？
我大学期间开始学习中文、日文，研究生期间学习了满文，后来我又学习了法文、德文、俄文、韩文、蒙文，这些语言的掌握，对我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我可以查看不同的材料。用不同语言记载清朝历史的资料非常丰富，中文、日文、法文、德文、俄文、韩文、蒙文都有。
“塔塔尔”这个概念是欧洲人的说法，欧洲人不太熟悉中亚以及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的关系，他们认为那些地处边疆的民族进入中原，建立帝国，统治中国，这些人就是“塔塔尔”，实际上，塔塔尔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上早有记载，如，旧唐书里就有这个称呼；明朝的时候住在辽阳的明官人，他们叫女真人一部分为鞑子，女真人叫蒙古人为鞑子，也有达达，在黑龙江也有鞑鞑这个名字，达达这个名字很早就有的，后来在不同的地方也出现，形成不同的说法，有时候他们自己称自己为达达，但是常常是别人称呼他们为达达。
满族和朝鲜族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美国研究清史的，都会用朝鲜实录。清代朝鲜李朝（1391－1910）实录稿主要是以汉语的文言文为基础，有的时候，朝鲜语的语法秩序不是完全和中文一样，如果你学习了汉语文言文，可以看朝鲜古代书稿，如果看现在韩国的学术作品，当然要学韩文。
7．当代美国的满学和清史研究有什么特点？
现在从事清史研究的一些美国学者强调新清史，我对这个观点有些异议。新清史的主要观点是：一是，清朝是满族帝国，你要了解满清帝国的行为或看法，要先了解满族文化；二是，要了解满族文化，先了解阿尔泰文化。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要了解大清帝国，要先了解大清帝国的3个政府管理体系。新清史是要建立以满族为中心的历史，我觉得这是个错误。还有，他们认为了解满族文化先要了解阿尔泰文化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我觉得事实上没有阿尔泰语系，我们知道阿尔泰语言之间有关系，但是他们的关系是横的，因为他们在经济贸易等方面发生联系，在语言上互相影响，他们的词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区别，我们仔细分析他们的词汇区别，我们知道他们本来不是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本来的阿尔泰民族。但是持有“新清史”观点的学者认为，第一，要了解大清历史，先了解满族文化，阿尔泰文化，但是事实上没有阿尔泰文化。我觉得满族文化很重要，当然要了解，但是不必发明阿尔泰这个很大的历史文化概念，也不要美化它。他们认为满洲文化不够大，不够古老，要说阿尔泰，因为阿尔泰文化悠久古老，亚洲、欧洲每个地方都有关系，所以他们说看清史要看满洲文化，阿尔泰文化。我自己认为不对，第一，这不是很重要了，也没有这个历史意义了。第二，我们看旗人是移民，当然他们学地方文化没有什么特别，也不能说他们完全变成汉人，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是从事新清史研究的。我的观点和他们有很大不同。我不同意他们的历史分析，他们特别重视满洲文化，不愿承认满洲文化改变了，中国文化不停地改变，当然满族文化也不停改变。我认为满洲文化在中国属于大清帝国国，我认为文化是真的、重要的，文化对历史有影响的，因为所有的帝国是超文化的，满族文化、满族史是清史的一部分，清史的文化内涵很广泛，包括蒙古族、突厥、汉族，甚至还有天主教的文化也包括在大清帝国，大清帝国文化很丰富，我的《半透明镜》（已经在中国出版）一书的基本概念是：按照皇帝自己的理论，帝国包括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皇帝自己在文化上面的，皇权没有文化内容，皇帝自己代表一种文化。
来源：《满族研究》（沈阳），2010年第3期，第97—100页
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6023
摘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汪立珍，就当今世界有关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等问题，采访了美国著名满学家、清史专家柯娇燕教授。柯娇燕教授认为学习满语很重要，清乾隆时期将满文标准化、简单化，而只有在民间满族人使用的满语才是真正的满语。所以，柯娇燕教授认为目前保护好存留的满语非常重要，她还对满族史和清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介绍了美国学者的观点。
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1955生，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历史系教授，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特长是清史、满族史、中国近现代史、比较历史和全球史，掌握英、汉、日、韩、德、法以及满语、蒙古语等多种语言文字。曾获古根海姆学者奖（Guggenheim Fellowship），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出版专著主要有：《满族》，1997年美国出版，2001年美国再版，2003年翻译成西班牙语；《半透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身份认同》；《孤儿勇士：三代满族人与清世界的结束》；《全球史》、《全球社会》、《不中庸》等多部。
2009年8月———2010年8月，我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与柯娇燕教授学习满语文、清史等，2010年4月29日，我就当今世界有关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研究中的一些焦点问题，专门请教了柯娇燕教授，她从世界的角度，对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独特而精辟的观点和看法。
1．你作为美国学者是如何把满族史、清史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汪）
我上大学期间，最亲密的朋友是从中国香港及马来西亚来到美国的华人，他们喜欢讲广东话，我也渐渐听懂广东话。从此，我渐渐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研究生、博士学习期间就读于耶鲁大学，指导老师是美国著名的清史学家史景迁，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从事中国清史研究。在美国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一般都要学清史，不学清史大家觉得很奇怪。而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一般都要学满文。研究生期间，在我的导师推荐下，我来到到哈佛学习满文，老师是美国著名的满学家JosephF．．Fletcher。从这个时候起，我渐渐开始掌握满文，能够阅读满文文献。
2．你是美国著名的满族史、清史研究专家，出版了《满族》（英文版）、《半透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身份认同》（汉文版）等多部关于满族历史的论著，你是如何看待满族史和清史的？（汪）
我开始从事清史研究的时候，发现从事清史研究的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清朝继承了明朝的体制和制度，是明朝体制、传统的继续，所以提到清朝历史都加明清历史，他们重视明朝体制、传统在清朝的继续发展，而不看其他方面。研究清史的美国学者认为，满族进驻中原持续了近300年，他们很早开始学习中原汉族文化，这是满族来到中原的好处，他们很聪明，很快的掌握了中原汉族文化。但是，清朝在体制等方面继承明朝的并不多，我认为明清在体制、传统等方面是小同大异。中国文化不是固定的，而是不停地改变，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移民文化，唐朝文化和突厥人以及从中亚来到中原的民族有密切关系，我们看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如，宋、明文化不是一样的，所以我还是决定研究清朝的八旗驻防，从事这个方面研究的外国学者，我不是第一个，一个叫kaye Soon Kim的韩国人很早写了此方面的论文。我开始研究时，看到八旗人的生活和普通的中国人不一样，这与人的语言、外貌等无关，而与他们内在的心理认知有关系。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欧洲对民族界定的基本条件，不是绝对以语言、宗教、居住地、祖先等为衡量标准，而是以人们内在的心理认知为基本前提，而这个时期，中国衡量民族还是用以前的条件，如，宗教、地域、语言、经济等因素作为标准。综合考虑东西方界定民族的观点，我发现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改变了很多，我自己从事八旗驻防文化研究，我认为八旗驻防文化不是满洲人早有的文化，他们是移民，在理论上看他们的文化、经验，要以移民的特点为基础，当然美国及中国各地移民的共同性是，他们的文化、风俗不完全和他们的祖先一样，这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认知以及他们与周边民族的区别。
3．你在1997年出版了《满族》（英文）一书，你在书里为什么把清朝界定为大清帝国？
我们历史学者的责任是用事实看历史，我们看历史的方式，不是通常的民族、国家的方式，而是与文化、经济等元素相关联的。我把清朝界定为帝国是有原因和事实依据的。我们看看事实吧，我们说大清时候当然知道这是帝国，首先，因为有皇帝，皇帝不是一个人而已，皇帝是政府的一种，是一个制度，有皇帝有朝廷，有法律尊敬皇帝的权利，有皇帝的制度，就是一个帝国，这是帝国的特性之一；其次，清朝的政府构造很特别，我认为清朝实际上有3个政府管理体系，最早的也是第一个政府管理体系是蒙古衙门，蒙古衙门是他们跟外界往来的职能部门，他们往西走的时候，进一步接近中国明朝的地方机关，他们学习了明朝政府设置，然后把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第二个政府管理体系是八旗，努尔哈赤、皇太极都是用八旗制度控制人口，所以说八旗是第二个政府管理体系；第三个政府管理体系是从明朝沿袭下来的的管理体制。所以说清帝国包括了3个政府管理体系，这是帝国的特性之二；还有，他们控制的地域非常广大，清朝在历史上控制了很多在文化上不同的地方，他们的疆域极其辽阔，这是帝国的第三个特点。
4．近年来不断有一些中国、韩国的博士后或访问学者，主动与您联系，希望与你学习满文、满族历史和文化，你为何保持这种满语教学传统？你的满语教学方法很好，跟你学习不到半年，就能基本看懂满文，你的教学方法与一般的满语教学方法相比有哪些突破？
保持满文教学传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很重要的。第一，现在有好多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要研究清史一定看满文材料，我自己有这个技术，如果从国外来的学生到美国来和我学习满族史、满族文化，不是研究生的话，就不用讲授基本的历史内容了，可以加新的技术，那就是看满文文献，这是我们从事清史、满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都必须作的，作为清史研究者，我很愿意把这项工作传承下去。第二，这对我个人也有好处，我们在一起学习满文历史文献、阅读满族民间史诗《尼桑萨满》的过程中，我也重新温习满文，这对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我的教学方法重视满语语法以及具体满文文献的实践阅读，比方说，我在教学中，缩短语音教学时间，增加实践阅读机会，让学生接触实际满文材料，通过查字典的方法阅读、认识满文，在实际阅读满文文献中掌握满文，我认为语法是最重要的，在阅读中让学生掌握语法规律，先看动词，再看介词，最后看名词。这样就能很快地阅读满文文献，在阅读中学习、了解、掌握满文。
我们要说清楚，我们现在学习和阅读的是清朝的满文，清朝的满文很特别，因为乾隆皇帝希望清朝满族人都学满文用满文，所以他让一些满族学者把满文标准化，而标准的满文是简单的，这样人们可以很快的学习满文，认识满文，阅读各种官方满文材料。现在有大量的满文资料保存在世界上，我们研究满族文化、清史要看这些材料。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教学方法，那就是应该快、简单，也就是我在前面讲过的，要重视语法，在实际阅读实践中学习提高满文。
5．满语曾经是清朝的国语，使用了近300年，而今天在中国会讲满语的人极少，只有在黑龙江省的偏远满族聚居地区还有一些年长的满族老人能讲满语，满语的确处于濒危状态，您作为满族史、清史专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对于我们从事满族史、清史的学者来讲，教研究生的时候，首先要求研究生先学中文，会讲中文，然后学习满文。因为我们到中国做研究，首先用到的是中文，然后是满文。看满文材料非常重要，但是讲满语不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到中国的时候碰见一个只能讲满语的人不可能。对于我们研究清史的人来说，满语包括满文最大的价值是，乾隆政府18世纪把满文标准化、简单化，我们知道那不是真正的满语，那不是人们使用的满语，没有地方性，真正会讲满语的旗人，如果用他们使用的方言写东西，这在地方行不通的，因为皇帝会批评他们为什么不使用标准的满语。现在我们知道满族人在民间使用的满语是真正的满语。
所以说，目前在中国黑龙江省一些地区保留的民间满语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把现在一些地方讲的满语，和18世纪的满文材料进行比较，看看清朝皇帝政府在18世纪把满语改变多少，这对我们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好处。总之，所有的人类语言只要能保护下来的，我们都要保护，因为这是人类的思想法，很多认为人类的思想保存在语言里，如果人们使用的语言不存在了，我们不能接触人类的思想。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过去的人类语言多半都消失了，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那就是历史的发展轨迹。满语运气很好，现在保留下大量满文资料，还有会讲满语的人，还有锡伯族讲的满语方言还在使用，在中国、美国还有教满语学习满语的人，满文满语还在，当然要保护。
我认为，现在民族认同和语言没有多大的关系，比如，在美国，认同共同体很多，如亚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非洲美国人，很多很多，他们都讲英文，在学术上我们已经好久不是依靠语言来识别民族，也不是依靠服装、居住地等现象，而是要看文学、民间风俗，最重要的是要看历史，一个民族和历史的关系，一个民族成员和民族共同体的关系以及民族内在的自我认知，语言对民族认同当然有影响，但不是很重要的，我们都是人，我们可以说同一种语言，尽管我们说同一种语言，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无论哪一种语言都可以表达你的思想。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人类的成就、经验，当然我们要接触出多种语言。我们要了解人类的思想有多少不同的样子，没有语言我们就不知道。
现在美国常常强调人类认同多样性，如，欧洲以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多个国家，现在成立欧洲联邦政府，假如你是德国人的话，你现在可以说我是德国人，也可以说是欧洲人，所以说，现在人类的认同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多样化的。同样，如果你是满族，你的认同包括满族人，中国人，亚洲人，等等，这些都是你的认同，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现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渐渐都承认多种民族认同观。
6．你的《满族》一书，写作思路和材料非常开阔丰富，你完全把满族放在世界的舞台上来写，其中提到很多重要的问题，如，“塔塔尔”一词的国际意义、满族和朝鲜族的关系等等，你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和资料的？
我大学期间开始学习中文、日文，研究生期间学习了满文，后来我又学习了法文、德文、俄文、韩文、蒙文，这些语言的掌握，对我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我可以查看不同的材料。用不同语言记载清朝历史的资料非常丰富，中文、日文、法文、德文、俄文、韩文、蒙文都有。
“塔塔尔”这个概念是欧洲人的说法，欧洲人不太熟悉中亚以及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的关系，他们认为那些地处边疆的民族进入中原，建立帝国，统治中国，这些人就是“塔塔尔”，实际上，塔塔尔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上早有记载，如，旧唐书里就有这个称呼；明朝的时候住在辽阳的明官人，他们叫女真人一部分为鞑子，女真人叫蒙古人为鞑子，也有达达，在黑龙江也有鞑鞑这个名字，达达这个名字很早就有的，后来在不同的地方也出现，形成不同的说法，有时候他们自己称自己为达达，但是常常是别人称呼他们为达达。
满族和朝鲜族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美国研究清史的，都会用朝鲜实录。清代朝鲜李朝（1391－1910）实录稿主要是以汉语的文言文为基础，有的时候，朝鲜语的语法秩序不是完全和中文一样，如果你学习了汉语文言文，可以看朝鲜古代书稿，如果看现在韩国的学术作品，当然要学韩文。
7．当代美国的满学和清史研究有什么特点？
现在从事清史研究的一些美国学者强调新清史，我对这个观点有些异议。新清史的主要观点是：一是，清朝是满族帝国，你要了解满清帝国的行为或看法，要先了解满族文化；二是，要了解满族文化，先了解阿尔泰文化。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要了解大清帝国，要先了解大清帝国的3个政府管理体系。新清史是要建立以满族为中心的历史，我觉得这是个错误。还有，他们认为了解满族文化先要了解阿尔泰文化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我觉得事实上没有阿尔泰语系，我们知道阿尔泰语言之间有关系，但是他们的关系是横的，因为他们在经济贸易等方面发生联系，在语言上互相影响，他们的词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区别，我们仔细分析他们的词汇区别，我们知道他们本来不是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本来的阿尔泰民族。但是持有“新清史”观点的学者认为，第一，要了解大清历史，先了解满族文化，阿尔泰文化，但是事实上没有阿尔泰文化。我觉得满族文化很重要，当然要了解，但是不必发明阿尔泰这个很大的历史文化概念，也不要美化它。他们认为满洲文化不够大，不够古老，要说阿尔泰，因为阿尔泰文化悠久古老，亚洲、欧洲每个地方都有关系，所以他们说看清史要看满洲文化，阿尔泰文化。我自己认为不对，第一，这不是很重要了，也没有这个历史意义了。第二，我们看旗人是移民，当然他们学地方文化没有什么特别，也不能说他们完全变成汉人，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是从事新清史研究的。我的观点和他们有很大不同。我不同意他们的历史分析，他们特别重视满洲文化，不愿承认满洲文化改变了，中国文化不停地改变，当然满族文化也不停改变。我认为满洲文化在中国属于大清帝国国，我认为文化是真的、重要的，文化对历史有影响的，因为所有的帝国是超文化的，满族文化、满族史是清史的一部分，清史的文化内涵很广泛，包括蒙古族、突厥、汉族，甚至还有天主教的文化也包括在大清帝国，大清帝国文化很丰富，我的《半透明镜》（已经在中国出版）一书的基本概念是：按照皇帝自己的理论，帝国包括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皇帝自己在文化上面的，皇权没有文化内容，皇帝自己代表一种文化。
自治区团委和田地区蹲点工作纪实
发表时间：2013-10-27 2:07:00
来源：新疆日报 http://www.xjdaily.com.cn/special/2013/016/10/976036.shtml
今年7月底以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自治区团委选派3名干部到和田地区蹲点指导工作半年，并将和田地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教育活动，融入自治区团委“现代文化与青年同行”教育实践活动，重点确立了摸清青年底数、组建青年宣讲队、组织文艺演出、持续固定开展乡村体育赛事、开播青年之声乡村广播、组织知识竞赛、揭批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思想危害、开展十八岁成人礼或十四岁集体生日等8个方面重点工作。
摸清青年底数
“做青年工作，首先要熟悉青年人的情况。”利用8月一个月的时间，自治区团委工作组和和田地区团委积极开展了摸底调查工作，向14岁—35岁的2241名青年发放问卷，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自治区团委副书记赵川介绍，“和田青年群体的主流思想认识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青年群体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有的青年不知道宪法规定公民也有不信教自由，还有的认为未经法律允许教经、学经是对的。”
与此同时，工作组还对和田地区青少年现状、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场所、青少年全面发展状况、基层团干部及团组织现状作详细调研，并制定了第一步工作任务，明确了和田地区各级团干部每年不少于50户摸底调研任务。
“找到问题所在，就要对症下药。”和田地区团委书记艾则孜·艾力对记者说，在自治区团委的指导帮助下，分别形成了自治区团委农村青年状况和和田地区青少年思想及团组织状况的调研报告，并着手找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和帮助青年学习，积极为青年提供必要的学习、培训机会，尤其是创新和开发网络思想教育及培训阵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方式和方法，激发青年学习热情，拓展学习领域，增加学习兴趣。
建立工作模式
“我们一定能拿到这一季的冠军。”9月25日，策勒县策勒乡的VBA乡村篮球联赛第二季拉开序幕，铁热克艾热克村代表队队长阿里木江·买提萨依木信心十足。
自治区团委倡议和田乡镇团组织开展VBA乡村篮球联赛，赛制参照NBA、CBA，青年们参与积极性非常高，墨玉县、策勒县、和田县、洛浦县各乡镇均在8月初开展了第一季比赛，由于进入外出务工拾棉花季节，因此，第二季比赛安排在了9月底、10月初。
“活动是宣传的载体，在文体活动中我们还穿插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有奖知识问答，群众参与热情很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听宣讲、受教育群众相对固定的现状。”策勒县委常委古丽夏提·阿西木说，策勒县开展文化活动基础好，各族群众参与现代文化热情十足，各类文体活动设施在全地区也是最好的，因此，开展什么样的活动，怎样开展活动成为各级党团组织工作的重点。
10月20日，古尔邦节假期刚过，和田县团委又开始准备新一期农村智慧之星大赛，“借鉴江苏卫视《一站到底》等流行的益智类节目形式，今年8月，县电视台开播了农村智慧之星节目，周赛、月赛、季赛，最终还将举行年度总决赛。”和田县团委书记田晓元介绍，“将宣讲内容和自然、人文科学知识一并融在题库里，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教育，效果非常明显。”
“自治区团委住村蹲点指导工作，目的就是要带来一种思维方式，创造一种长效、可操作性强、可持续的工作模式，发挥各级团组织优势，团结青年群体。”赵川如是说。
树立青年典型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减少村里的贫困户。”第十二届“新疆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艾力·克热木拉是墨玉县阿克萨拉依乡塔喀依拉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周都会召集村里的年轻人举办一次梦想恳谈会，“通过恳谈会我帮村民联系了木工、语言、电脑等内容的技术培训学习，还解决了一些低保、就业问题。”
艾力·克热木拉是自治区团委在和田蹲点工作中树立起的青年榜样，“组织一些优秀的维吾尔族青年典型，到各县市开报告会，可以引导青年树立‘只有努力才能改变、只要努力就能改变’的观念，帮助和田青年建立开放的思维。”和田地委书记闫国灿说。
“伊明江哥哥都读到博士了，我崇拜他。”“我们用微信和新疆电视台的主持人聊天呢。”9月25日，在墨玉县喀尔赛乡第一中学，同学们兴奋地向记者讲述了他们与青年典型模范的互动交流。
“我们从青联群体中选择了一些大家熟悉的典型人物，通过网络、现场交流等方式，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激发青年努力奋斗的激情。”赵川介绍，除了邀请以外，和田各级团组织还有意识地培养了不少当地青年典型，“大家身边熟悉的人讲述自己的成长，更能唤起青年群体的共鸣。”
蹲点工作让赵川十分感慨，他说：“每一个优秀青年就像一个个火苗，把他们汇聚在一起，就会成为熊熊烈焰，不断发出正能量，改变周围，改变和田。共青团应该肩负起联系、汇聚这些小火苗的作用，为了他们，也为了未来。”（本报记者/姚彤）
来源：新疆日报 http://www.xjdaily.com.cn/special/2013/016/10/976036.shtml
今年7月底以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自治区团委选派3名干部到和田地区蹲点指导工作半年，并将和田地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教育活动，融入自治区团委“现代文化与青年同行”教育实践活动，重点确立了摸清青年底数、组建青年宣讲队、组织文艺演出、持续固定开展乡村体育赛事、开播青年之声乡村广播、组织知识竞赛、揭批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思想危害、开展十八岁成人礼或十四岁集体生日等8个方面重点工作。
摸清青年底数
“做青年工作，首先要熟悉青年人的情况。”利用8月一个月的时间，自治区团委工作组和和田地区团委积极开展了摸底调查工作，向14岁—35岁的2241名青年发放问卷，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自治区团委副书记赵川介绍，“和田青年群体的主流思想认识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青年群体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有的青年不知道宪法规定公民也有不信教自由，还有的认为未经法律允许教经、学经是对的。”
与此同时，工作组还对和田地区青少年现状、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场所、青少年全面发展状况、基层团干部及团组织现状作详细调研，并制定了第一步工作任务，明确了和田地区各级团干部每年不少于50户摸底调研任务。
“找到问题所在，就要对症下药。”和田地区团委书记艾则孜·艾力对记者说，在自治区团委的指导帮助下，分别形成了自治区团委农村青年状况和和田地区青少年思想及团组织状况的调研报告，并着手找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和帮助青年学习，积极为青年提供必要的学习、培训机会，尤其是创新和开发网络思想教育及培训阵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方式和方法，激发青年学习热情，拓展学习领域，增加学习兴趣。
建立工作模式
“我们一定能拿到这一季的冠军。”9月25日，策勒县策勒乡的VBA乡村篮球联赛第二季拉开序幕，铁热克艾热克村代表队队长阿里木江·买提萨依木信心十足。
自治区团委倡议和田乡镇团组织开展VBA乡村篮球联赛，赛制参照NBA、CBA，青年们参与积极性非常高，墨玉县、策勒县、和田县、洛浦县各乡镇均在8月初开展了第一季比赛，由于进入外出务工拾棉花季节，因此，第二季比赛安排在了9月底、10月初。
“活动是宣传的载体，在文体活动中我们还穿插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有奖知识问答，群众参与热情很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听宣讲、受教育群众相对固定的现状。”策勒县委常委古丽夏提·阿西木说，策勒县开展文化活动基础好，各族群众参与现代文化热情十足，各类文体活动设施在全地区也是最好的，因此，开展什么样的活动，怎样开展活动成为各级党团组织工作的重点。
10月20日，古尔邦节假期刚过，和田县团委又开始准备新一期农村智慧之星大赛，“借鉴江苏卫视《一站到底》等流行的益智类节目形式，今年8月，县电视台开播了农村智慧之星节目，周赛、月赛、季赛，最终还将举行年度总决赛。”和田县团委书记田晓元介绍，“将宣讲内容和自然、人文科学知识一并融在题库里，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教育，效果非常明显。”
“自治区团委住村蹲点指导工作，目的就是要带来一种思维方式，创造一种长效、可操作性强、可持续的工作模式，发挥各级团组织优势，团结青年群体。”赵川如是说。
树立青年典型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减少村里的贫困户。”第十二届“新疆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艾力·克热木拉是墨玉县阿克萨拉依乡塔喀依拉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周都会召集村里的年轻人举办一次梦想恳谈会，“通过恳谈会我帮村民联系了木工、语言、电脑等内容的技术培训学习，还解决了一些低保、就业问题。”
艾力·克热木拉是自治区团委在和田蹲点工作中树立起的青年榜样，“组织一些优秀的维吾尔族青年典型，到各县市开报告会，可以引导青年树立‘只有努力才能改变、只要努力就能改变’的观念，帮助和田青年建立开放的思维。”和田地委书记闫国灿说。
“伊明江哥哥都读到博士了，我崇拜他。”“我们用微信和新疆电视台的主持人聊天呢。”9月25日，在墨玉县喀尔赛乡第一中学，同学们兴奋地向记者讲述了他们与青年典型模范的互动交流。
“我们从青联群体中选择了一些大家熟悉的典型人物，通过网络、现场交流等方式，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激发青年努力奋斗的激情。”赵川介绍，除了邀请以外，和田各级团组织还有意识地培养了不少当地青年典型，“大家身边熟悉的人讲述自己的成长，更能唤起青年群体的共鸣。”
蹲点工作让赵川十分感慨，他说：“每一个优秀青年就像一个个火苗，把他们汇聚在一起，就会成为熊熊烈焰，不断发出正能量，改变周围，改变和田。共青团应该肩负起联系、汇聚这些小火苗的作用，为了他们，也为了未来。”（本报记者/姚彤）
戈尔斯坦：《西藏现代史》卷三前言
作者：Dr. Melvyn Goldstein
译者：David Peng
来源：http://wp.me/p9bO-1Dx
我第一次接触到错综复杂的西藏现代史要回溯到1964年；彼时，我还只是华盛顿大学进行人类学和西藏研究的博士生。学校的远东和俄罗斯研究所邀请了索康旺钦格勒(Wangchen Gelek Surkhang)，西藏传统政府中著名的噶伦（噶厦部长），到学校参加一年的内亚项目，结果他和我住了一年。尽管我当时名义上在人类学系，我已经拿到了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士和硕士学位，沉浸于试图理解现代西藏社会和历史的热情之中，我的博士论文项目将通过访谈印度流亡藏人，重构西藏政府和社会经济制度。因此，索康的到访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得以理清对西藏历史和社会的很多疑惑。
那一年棒极了。我们一般一起吃晚饭，然后回到客厅喝茶，大侃现代历史事件和人物，和其他索康噶伦想要聊的话题。索康的记忆力超群，对细节一丝不差，他回忆现代西藏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例如热振仁波切(Reting Rinpoche)、龙厦(Lungshar)、贡培拉(Kunphela)、擦绒达桑(Tsarong Dzasa)、赤门(Trimön)、噶雪巴(Kapshöba)和琼让(Khyungram)。回想起来，那就好比一位研究越战的学生得到亨利·基辛格一年的独家授课。
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当时已有的经典西藏历史研究例如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的《西藏及其历史(Tibet and Its History)》是不够的，人们需要另外一个层面的分析来有意义地理解现代西藏历史；我立下志愿，一旦我得到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学术界立足，我将撰写这样一部历史。
所有这些比我预期的要久，直到1980年我才有时间协调计划，收集现存英国和美国档案中的原始材料，对前官员展开大规模口头访谈。我最初的计划是写一步新的，细致入微的单卷版西藏现代历史，然而，这一计划最后变成了四卷本现代历史项目，两卷已经完成，本书为第三卷。
从一开始，我将“现代西藏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13年到1951年；在此期间，西藏是一个事实独立政体，由达赖喇嘛和一个僧俗官员组成的“官僚机构”统治。这一时期是卷一《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的主题。
第二时期始于1951年事实独立终结，到1959年西藏起义失败，西藏政府和庄园制度结束为止。这一时期的前半期，1951-1955，在卷二《西藏现代史：风暴前的宁静，1951-1955》中得以叙述。
我起初计划本卷——卷三——叙述剩下的时期（即1955-1959），但是当我开始写作后，很明显中藏双方出现了太多新材料，我无法将他们压缩到一卷之中，因此我决定将这段时间分为两卷。卷三始于1955年6月达赖喇嘛经过四个月对中国的访问后回到西藏，止于1957年春，发生了两件主要事件。
在西藏一边，尽管达赖喇嘛始终受到压力逃离西藏，领导一个流亡组织，他决定最好还是回到西藏，1957年4月1日，他回到拉萨。
在中国一边，在同一时间，毛泽东也做出重要决定，不在西藏实行改革，解散范明的“大扩张”——范明准备以此开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替之以毛泽东自己的“大收缩”。
此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将是下一卷也是最后一卷的主题。
书写当代西藏历史
已故孜本夏格巴是现代西藏历史和政治伟人之一，他曾经跟我说，不要书写任何损害“西藏事业”的文字。我理解他的观点，但是最终当我写下西藏历史的研究文字时，作为一位美国学者我无法那样做——就像我撰写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历史时，忽略阿布格莱布或关塔那摩，理由是这会损坏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名声和关系。
我在本卷中的做法，和前两卷相同。即：我呈现出现代西藏的详细叙述，超越简单的一般化和天真、非白即黑的陈述，以此来检验其中复杂的向心力和离心力；这些力量与各异的意识形态、策略和战略相结合，力图控制事件的走向。这一时期的历史杂乱、无序且令人迷惑，事件发展的其他可能性与事件的历史本身一样有趣。最后，我希望在一个新的细微和复杂的层面上阐明1950年代的历史，但是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而不考虑这些信息将如何影响当前有关西藏与中国有关的政治地位的冲突，也无论部分信息是否与人们固有的理念或认知相矛盾。
资料来源
主要资料：政府记录和档案
美国政府通过国家档案和美国外交出版系列提供对国务院档案的有限开放，但是许多档案被撤销，尽管我以“信息自由”为由申请和上诉，这些档案也没有开放。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实际上没有开放任何档案。这些事件已经发生55年，这听上去有点荒谬，但是这就是我从事研究时遇到的现实。
英国国家档案（公共档案馆）包含一些此时期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数量和质量都有限，尤其是1953年后，印度政府不再将其月度拉萨使团报告抄送给伦敦。
我无法得到中国政府档案，但是我在印度得到大批特别重要的中国政府文件，他们在文革后被带到印度。我将这些文件归档为《对西藏工作的重要知识》，在脚注中称为DPRC（ Documen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件）。其他重要的中国文件可见于中国出版的官方档案汇集——例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西藏讲话摘要——以及这一时期出版的书籍。类似的，我从西藏流亡政府和达兰萨拉西藏工作档案馆得到了一些重要书籍和手稿。
此外，夏格巴家族慷慨地向我提供了已故孜本夏格巴图书馆的一些文件，包括他保存的西藏幸福事业会（Jenkhentsisum，位于噶伦堡／大吉岭的重要流亡团体）的数卷手写日记。在这本日记中，孜本夏格巴按照时间顺序用草写体记录在学校用抄本上；夏格巴是团体的主要人物之一，因为他的藏文好而担任“秘书”。这些记录讨论了内外部会议的内容，也包括三位领导人与他人的谈话记录。
所有这些原始材料合在一起，为我了解1950年代的历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窗口。当然，这段历史还有空白和困惑，等待剩余的资料公布于众，但是我目前拥有的原始材料的数量和质量非常重要，前所未有。这些材料让我能够对这一时期进行相当复杂度的分析，比迄今为止可能的其他研究要深入得多。
鉴于本卷中绝大多数文档未在其他地方发布，如同此前出版的各卷一样，我尽可能地包含相关文档全文，读者因此可能看到整个文档的实际内容，而不依赖于我的一两句综述。此外，因为同一原因，在许多情况下我也提供了关键语句的藏文和中文原文（中文拼音和藏语罗马转写）。
口述历史材料
口述历史（就某一时期或事件采访证人，形成的原始历史材料）能够提供高价值的信息，是官方档案的补充；在无法获得这些档案尤其有用。全美人文学科基金会提供了资金（RO-22251-91和 RO-22754-94），使得我能够就1950年代的历史访问100多名中国、印度、尼泊尔、英国和北美的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士。这些访谈包括西藏重要人物，例如达赖喇嘛，阿沛(Ngabö)，拉鲁(Lhalu)，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塔泽仁波切(Taktse Rinpoche)和塔拉（平措扎西Takla, Phüntso Tashi），以及重要的汉藏干部如范明，张向明，降边嘉措(Jambey Gyatso)和平措汪杰(Phüntso Wangye)。我也当面或电话采访了一些当时涉藏的一些前中情局成员，包括Frank Holober, John Reagan, John Rowland和 Roger McCarthy。
此外，本卷也采用了部分原来为这部西藏现代史系列第一卷安排的采访记录。这些大多数是在印度采访的，得到全美人文学科基金会的资助（RO-20261-82和RO-20886-85）。
大体上，大部分采访都在家中进行，录音在磁带上，很多采访都有后续访问，以澄清一些初次采访中的信息，或补充开始没有讨论到的事件。这些采访的英文整理稿构成了六千多页的资料库。
巴究擦绒博士(Dr. Paljor Tsarong)独自进行了印度的大部分采访，或者和我一起；我在英国、香港、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进行采访。擦绒博士和我都在美国进行采访。
我也得到友好许可，使用西藏流亡政府公共办公室和西藏工作档案馆在达兰萨拉进行的一些重要采访的文字稿，一些采访对象是重要的西藏官员，例如帕拉土登旺登(Thubden Wönden)，他们没有接受其他采访。
当我收集到重要事件相互矛盾的版本，我考量以下几点：（1）理解传统制度是如何运转的；（2）其他说法；（3）信息来源（听说还是一手）；（4）对象与事件的关系——例如，他是否是事件人物的亲属或盟友——以及（5）对象的名声，是否诚实或欺骗。在许多重要事件中，我不得不决定采用哪个版本；我花了大量时间重新采访或采访新人，以试图理清真相。尽管有时我附上事件的其他说法，常常附在脚注中，这有时不可能或者我不愿如此。
我目前正在主持翻译编辑这些采访，将它们收入西藏研究中心西藏口述历史在线存档项目；这个项目得到了Henry Luce基金会和全美人文学科 基金会的资助（RO-22251-91, RZ-20585-00, RZ-50326-05, RZ-50845-08）。最终，我希望将这些存档收入国会图书馆亚洲分部网上档案，对学者和学生开放，
中国内部出版物
我幸运地从中国得到了一些重要材料，它们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出版——也就是说，公众无法得到这些材料。其中之一是官方的《中国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94）》。这本书按照时间记录历史事件，包括文档、电报和其他资料的摘要和引述；此书出版了几个版本，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此外，我还能够利用一些中国出版的重要书籍，内部出版或短暂出版后被收回——例如，吉柚权1993年著的《白雪》。
回忆录和自传
参与者出版的此期记录构成了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这些“回忆”材料以藏语和汉语在中国和印度出版，一些以英语出版。它们包括阿乐群则(Alo Chöndze)、昆德林(Kundeling)、范明和南色林(Namseling)写的书，也包括期刊杂志和文集中的文章，例如《གསར་བརྗེའི་དྲན་ཐོ（革命回忆录）》。
报纸和二手资料
通过《中国大陆出版汇集》，我可以利用中国在这段时期出版的杂志。我也参考了西方国家和印度的报纸，以及在噶伦堡发行的藏语报纸ཡུལ་ཕྱོགས་སོ་སོའི་གསར་འགྱུར་མེ་ལོ（世界新闻镜报，或在英文中以Tibetan Mirror知名）。当然，我也参考了中国和西方出版的图书。其中许多包含一些一手的采访，或中国一边我无法得到的政府记录。我也利用了1950年代的བོད་ལྗོངས་ཉིན་རེའི་ཚགས་པར་（《西藏日报》）。
因此，尽管我无法得到所有官方政府记录，本研究仍然基于大量原始资料库。
引用规范
全书中，我用方括号代表我增加的注释或澄清。例如，在下面的引用中，我增加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帮助读者理解：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绝对要在军事上反击，按照“对我们有理、有利、有节［Ch. youli youli youjie]”的原则夺取胜利。
短语“Ch. youli youli youjie”代表中文原文的拼音，被翻译为“reasonable, moderate and beneficial to us（对我们有理、有利、有节）”。
罗马化原则
藏语书写和读音形式区别很大，书写形式包含辅音群，无法拼读。例如书写形式的藏语bsgrubs实际上读音为”drub”, 书写的rtsis dpon（孜本）读音为”tsipön”。在本书的叙述中，除了少数例外，仅使用藏语的读音形式；但是藏语词汇的正确拼写形式，按照威利转写法附在本书末的附录B“正确的藏语拼写”中。
引用藏语写的文章或书籍中的作者名字采用罗马书写方式。但是考虑到书写和读音形式的区别，如果藏族作者的名字也以读音形式出现在正文叙述中，该名字的读音形式也被包括在引用中，使得读者可以把文章和书的作者与正文中出现的人联系起来——例如：Zhwa sgab pa[Shakabpa], Dbang phyug bde ldan（夏格巴旺秋德丹）. 1976.
藏语名的读音转写还没用普遍接受的标准，所以书中正文使用的藏语名和术语或引用中有时不大一样。例如，Dzongpön(宗本)在有些引用中被拼写为Jongpoen，Lobsang Samden（洛桑桑登）有时被写作Lopsang Samten 。
引用的中文名字中姓在名的前面——例如，在张国华中，张是姓，国华是名。藏语名字前面是姓，然后是逗号，接着是名。逗号是必须的，因为不是所有藏族人有姓。例如，在Changöba, Dorje Ngüdrub中， Changöba是姓，Dorje Ngüdrub是名。但是，在Tsering Dolma（次仁卓玛）中，没有姓，Tsering Dolma是名字。
译者：David Peng
来源：http://wp.me/p9bO-1Dx
我第一次接触到错综复杂的西藏现代史要回溯到1964年；彼时，我还只是华盛顿大学进行人类学和西藏研究的博士生。学校的远东和俄罗斯研究所邀请了索康旺钦格勒(Wangchen Gelek Surkhang)，西藏传统政府中著名的噶伦（噶厦部长），到学校参加一年的内亚项目，结果他和我住了一年。尽管我当时名义上在人类学系，我已经拿到了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士和硕士学位，沉浸于试图理解现代西藏社会和历史的热情之中，我的博士论文项目将通过访谈印度流亡藏人，重构西藏政府和社会经济制度。因此，索康的到访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得以理清对西藏历史和社会的很多疑惑。
那一年棒极了。我们一般一起吃晚饭，然后回到客厅喝茶，大侃现代历史事件和人物，和其他索康噶伦想要聊的话题。索康的记忆力超群，对细节一丝不差，他回忆现代西藏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例如热振仁波切(Reting Rinpoche)、龙厦(Lungshar)、贡培拉(Kunphela)、擦绒达桑(Tsarong Dzasa)、赤门(Trimön)、噶雪巴(Kapshöba)和琼让(Khyungram)。回想起来，那就好比一位研究越战的学生得到亨利·基辛格一年的独家授课。
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当时已有的经典西藏历史研究例如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的《西藏及其历史(Tibet and Its History)》是不够的，人们需要另外一个层面的分析来有意义地理解现代西藏历史；我立下志愿，一旦我得到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学术界立足，我将撰写这样一部历史。
所有这些比我预期的要久，直到1980年我才有时间协调计划，收集现存英国和美国档案中的原始材料，对前官员展开大规模口头访谈。我最初的计划是写一步新的，细致入微的单卷版西藏现代历史，然而，这一计划最后变成了四卷本现代历史项目，两卷已经完成，本书为第三卷。
从一开始，我将“现代西藏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13年到1951年；在此期间，西藏是一个事实独立政体，由达赖喇嘛和一个僧俗官员组成的“官僚机构”统治。这一时期是卷一《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的主题。
第二时期始于1951年事实独立终结，到1959年西藏起义失败，西藏政府和庄园制度结束为止。这一时期的前半期，1951-1955，在卷二《西藏现代史：风暴前的宁静，1951-1955》中得以叙述。
我起初计划本卷——卷三——叙述剩下的时期（即1955-1959），但是当我开始写作后，很明显中藏双方出现了太多新材料，我无法将他们压缩到一卷之中，因此我决定将这段时间分为两卷。卷三始于1955年6月达赖喇嘛经过四个月对中国的访问后回到西藏，止于1957年春，发生了两件主要事件。
在西藏一边，尽管达赖喇嘛始终受到压力逃离西藏，领导一个流亡组织，他决定最好还是回到西藏，1957年4月1日，他回到拉萨。
在中国一边，在同一时间，毛泽东也做出重要决定，不在西藏实行改革，解散范明的“大扩张”——范明准备以此开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替之以毛泽东自己的“大收缩”。
此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将是下一卷也是最后一卷的主题。
书写当代西藏历史
已故孜本夏格巴是现代西藏历史和政治伟人之一，他曾经跟我说，不要书写任何损害“西藏事业”的文字。我理解他的观点，但是最终当我写下西藏历史的研究文字时，作为一位美国学者我无法那样做——就像我撰写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历史时，忽略阿布格莱布或关塔那摩，理由是这会损坏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名声和关系。
我在本卷中的做法，和前两卷相同。即：我呈现出现代西藏的详细叙述，超越简单的一般化和天真、非白即黑的陈述，以此来检验其中复杂的向心力和离心力；这些力量与各异的意识形态、策略和战略相结合，力图控制事件的走向。这一时期的历史杂乱、无序且令人迷惑，事件发展的其他可能性与事件的历史本身一样有趣。最后，我希望在一个新的细微和复杂的层面上阐明1950年代的历史，但是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而不考虑这些信息将如何影响当前有关西藏与中国有关的政治地位的冲突，也无论部分信息是否与人们固有的理念或认知相矛盾。
资料来源
主要资料：政府记录和档案
美国政府通过国家档案和美国外交出版系列提供对国务院档案的有限开放，但是许多档案被撤销，尽管我以“信息自由”为由申请和上诉，这些档案也没有开放。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实际上没有开放任何档案。这些事件已经发生55年，这听上去有点荒谬，但是这就是我从事研究时遇到的现实。
英国国家档案（公共档案馆）包含一些此时期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数量和质量都有限，尤其是1953年后，印度政府不再将其月度拉萨使团报告抄送给伦敦。
我无法得到中国政府档案，但是我在印度得到大批特别重要的中国政府文件，他们在文革后被带到印度。我将这些文件归档为《对西藏工作的重要知识》，在脚注中称为DPRC（ Documen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件）。其他重要的中国文件可见于中国出版的官方档案汇集——例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西藏讲话摘要——以及这一时期出版的书籍。类似的，我从西藏流亡政府和达兰萨拉西藏工作档案馆得到了一些重要书籍和手稿。
此外，夏格巴家族慷慨地向我提供了已故孜本夏格巴图书馆的一些文件，包括他保存的西藏幸福事业会（Jenkhentsisum，位于噶伦堡／大吉岭的重要流亡团体）的数卷手写日记。在这本日记中，孜本夏格巴按照时间顺序用草写体记录在学校用抄本上；夏格巴是团体的主要人物之一，因为他的藏文好而担任“秘书”。这些记录讨论了内外部会议的内容，也包括三位领导人与他人的谈话记录。
所有这些原始材料合在一起，为我了解1950年代的历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窗口。当然，这段历史还有空白和困惑，等待剩余的资料公布于众，但是我目前拥有的原始材料的数量和质量非常重要，前所未有。这些材料让我能够对这一时期进行相当复杂度的分析，比迄今为止可能的其他研究要深入得多。
鉴于本卷中绝大多数文档未在其他地方发布，如同此前出版的各卷一样，我尽可能地包含相关文档全文，读者因此可能看到整个文档的实际内容，而不依赖于我的一两句综述。此外，因为同一原因，在许多情况下我也提供了关键语句的藏文和中文原文（中文拼音和藏语罗马转写）。
口述历史材料
口述历史（就某一时期或事件采访证人，形成的原始历史材料）能够提供高价值的信息，是官方档案的补充；在无法获得这些档案尤其有用。全美人文学科基金会提供了资金（RO-22251-91和 RO-22754-94），使得我能够就1950年代的历史访问100多名中国、印度、尼泊尔、英国和北美的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士。这些访谈包括西藏重要人物，例如达赖喇嘛，阿沛(Ngabö)，拉鲁(Lhalu)，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塔泽仁波切(Taktse Rinpoche)和塔拉（平措扎西Takla, Phüntso Tashi），以及重要的汉藏干部如范明，张向明，降边嘉措(Jambey Gyatso)和平措汪杰(Phüntso Wangye)。我也当面或电话采访了一些当时涉藏的一些前中情局成员，包括Frank Holober, John Reagan, John Rowland和 Roger McCarthy。
此外，本卷也采用了部分原来为这部西藏现代史系列第一卷安排的采访记录。这些大多数是在印度采访的，得到全美人文学科基金会的资助（RO-20261-82和RO-20886-85）。
大体上，大部分采访都在家中进行，录音在磁带上，很多采访都有后续访问，以澄清一些初次采访中的信息，或补充开始没有讨论到的事件。这些采访的英文整理稿构成了六千多页的资料库。
巴究擦绒博士(Dr. Paljor Tsarong)独自进行了印度的大部分采访，或者和我一起；我在英国、香港、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进行采访。擦绒博士和我都在美国进行采访。
我也得到友好许可，使用西藏流亡政府公共办公室和西藏工作档案馆在达兰萨拉进行的一些重要采访的文字稿，一些采访对象是重要的西藏官员，例如帕拉土登旺登(Thubden Wönden)，他们没有接受其他采访。
当我收集到重要事件相互矛盾的版本，我考量以下几点：（1）理解传统制度是如何运转的；（2）其他说法；（3）信息来源（听说还是一手）；（4）对象与事件的关系——例如，他是否是事件人物的亲属或盟友——以及（5）对象的名声，是否诚实或欺骗。在许多重要事件中，我不得不决定采用哪个版本；我花了大量时间重新采访或采访新人，以试图理清真相。尽管有时我附上事件的其他说法，常常附在脚注中，这有时不可能或者我不愿如此。
我目前正在主持翻译编辑这些采访，将它们收入西藏研究中心西藏口述历史在线存档项目；这个项目得到了Henry Luce基金会和全美人文学科 基金会的资助（RO-22251-91, RZ-20585-00, RZ-50326-05, RZ-50845-08）。最终，我希望将这些存档收入国会图书馆亚洲分部网上档案，对学者和学生开放，
中国内部出版物
我幸运地从中国得到了一些重要材料，它们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出版——也就是说，公众无法得到这些材料。其中之一是官方的《中国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94）》。这本书按照时间记录历史事件，包括文档、电报和其他资料的摘要和引述；此书出版了几个版本，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此外，我还能够利用一些中国出版的重要书籍，内部出版或短暂出版后被收回——例如，吉柚权1993年著的《白雪》。
回忆录和自传
参与者出版的此期记录构成了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这些“回忆”材料以藏语和汉语在中国和印度出版，一些以英语出版。它们包括阿乐群则(Alo Chöndze)、昆德林(Kundeling)、范明和南色林(Namseling)写的书，也包括期刊杂志和文集中的文章，例如《གསར་བརྗེའི་དྲན་ཐོ（革命回忆录）》。
报纸和二手资料
通过《中国大陆出版汇集》，我可以利用中国在这段时期出版的杂志。我也参考了西方国家和印度的报纸，以及在噶伦堡发行的藏语报纸ཡུལ་ཕྱོགས་སོ་སོའི་གསར་འགྱུར་མེ་ལོ（世界新闻镜报，或在英文中以Tibetan Mirror知名）。当然，我也参考了中国和西方出版的图书。其中许多包含一些一手的采访，或中国一边我无法得到的政府记录。我也利用了1950年代的བོད་ལྗོངས་ཉིན་རེའི་ཚགས་པར་（《西藏日报》）。
因此，尽管我无法得到所有官方政府记录，本研究仍然基于大量原始资料库。
引用规范
全书中，我用方括号代表我增加的注释或澄清。例如，在下面的引用中，我增加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帮助读者理解：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绝对要在军事上反击，按照“对我们有理、有利、有节［Ch. youli youli youjie]”的原则夺取胜利。
短语“Ch. youli youli youjie”代表中文原文的拼音，被翻译为“reasonable, moderate and beneficial to us（对我们有理、有利、有节）”。
罗马化原则
藏语书写和读音形式区别很大，书写形式包含辅音群，无法拼读。例如书写形式的藏语bsgrubs实际上读音为”drub”, 书写的rtsis dpon（孜本）读音为”tsipön”。在本书的叙述中，除了少数例外，仅使用藏语的读音形式；但是藏语词汇的正确拼写形式，按照威利转写法附在本书末的附录B“正确的藏语拼写”中。
引用藏语写的文章或书籍中的作者名字采用罗马书写方式。但是考虑到书写和读音形式的区别，如果藏族作者的名字也以读音形式出现在正文叙述中，该名字的读音形式也被包括在引用中，使得读者可以把文章和书的作者与正文中出现的人联系起来——例如：Zhwa sgab pa[Shakabpa], Dbang phyug bde ldan（夏格巴旺秋德丹）. 1976.
藏语名的读音转写还没用普遍接受的标准，所以书中正文使用的藏语名和术语或引用中有时不大一样。例如，Dzongpön(宗本)在有些引用中被拼写为Jongpoen，Lobsang Samden（洛桑桑登）有时被写作Lopsang Samten 。
引用的中文名字中姓在名的前面——例如，在张国华中，张是姓，国华是名。藏语名字前面是姓，然后是逗号，接着是名。逗号是必须的，因为不是所有藏族人有姓。例如，在Changöba, Dorje Ngüdrub中， Changöba是姓，Dorje Ngüdrub是名。但是，在Tsering Dolma（次仁卓玛）中，没有姓，Tsering Dolma是名字。
星期日, 2月 16, 2014
海莱提决定上诉 聘请律师过程曲折
时间：2010年07月30日
来源：德国之声
http://dailynews.sina.com/gb/chn/chnpolitics/dwworld/20100730/05111697626.html
原定于7月28日开庭审理的维吾尔族记者海莱提一案，实际上早在上周就进行了15年监禁的口头宣判。而海莱提当庭表示提出上诉。目前，三位北京维权律师已抵达乌鲁木齐希望为其做无罪辩护，但其家人表示拒绝。
口头宣判后决定上诉
7月22日，开庭审理海莱提一案的一家新疆法 院在宣判时并未拿出任何文字依据，只是口头对当事人进行了宣判。就在当事人决定上诉之后，打算为海莱提·尼亚孜进行二审辩护的三位北京律师赶赴乌鲁木齐， 他们希望通过海莱提的家人了解更多庭审的详细情况。但没想到是，海莱提的妻子原本同意由北京律师为丈夫担任辩护之后，却又表示拒绝。海莱提曾经任职的"维吾尔在线"网站负责人、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对德国之声记者这样说："海莱提的太太其实很愿意接受北京律师的帮助，但是海莱提的弟弟坚持不愿意。她怀疑是不是政府对他弟弟说过什么，或者是有什么别的因素。"
聘请律师 家属说法前后不一
伊力哈木补充说，海莱提的妻子在上周庭审后曾经接到过公安人员的一张纸条，上边是海莱提写给妻子的一个电话号码。而这个号码就是伊力哈木的电话，海莱提告 诉妻子要相信伊力哈木能够帮助他们。结果在找到律师之后，伊力哈木却得到了这样的消息："在她妻子的请求下，我们找到了律师。结果家属很高兴，表示十分愿 意。但后来，我们又得到消息说，海莱提已经有律师了，并且确认了律师的名字。这样我们又给家属打电话，但家属表示不知道海莱提已经有律师了。"
至此，伊力哈木一直没有得到海莱提家属的明确信号，而且家属也并未说明这位已找到的律师，是否是官方指定的人选，伊力哈木说："他太太一开始的态度是不信任律师的。她原话说的是，'如果在中国法律有用、律师有用的话，海莱提不会关那么长时间'。"
呼吁释放海莱提
最终，海莱提失去了伊力哈木从北京请去的律师的帮助。 与此同时，40余位北京学者、律师等社会各界人士已经起草了一份呼吁释放记者海莱提的公开信。而伊力哈木则提醒说，"呼吁书千万不要找维吾尔人签字，不要害了他们。"
虽然，目前正处于暑期休假时间，但伊力哈木却比工作时还要忙，他对记者表示，自从去年海莱提被逮捕之后，他没有一天不在担心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处境。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呼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希望，中央政府不要试图通过这样的打压方式，处理维汉矛盾。
作者：严严
来源：德国之声
http://dailynews.sina.com/gb/chn/chnpolitics/dwworld/20100730/05111697626.html
原定于7月28日开庭审理的维吾尔族记者海莱提一案，实际上早在上周就进行了15年监禁的口头宣判。而海莱提当庭表示提出上诉。目前，三位北京维权律师已抵达乌鲁木齐希望为其做无罪辩护，但其家人表示拒绝。
口头宣判后决定上诉
7月22日，开庭审理海莱提一案的一家新疆法 院在宣判时并未拿出任何文字依据，只是口头对当事人进行了宣判。就在当事人决定上诉之后，打算为海莱提·尼亚孜进行二审辩护的三位北京律师赶赴乌鲁木齐， 他们希望通过海莱提的家人了解更多庭审的详细情况。但没想到是，海莱提的妻子原本同意由北京律师为丈夫担任辩护之后，却又表示拒绝。海莱提曾经任职的"维吾尔在线"网站负责人、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对德国之声记者这样说："海莱提的太太其实很愿意接受北京律师的帮助，但是海莱提的弟弟坚持不愿意。她怀疑是不是政府对他弟弟说过什么，或者是有什么别的因素。"
聘请律师 家属说法前后不一
伊力哈木补充说，海莱提的妻子在上周庭审后曾经接到过公安人员的一张纸条，上边是海莱提写给妻子的一个电话号码。而这个号码就是伊力哈木的电话，海莱提告 诉妻子要相信伊力哈木能够帮助他们。结果在找到律师之后，伊力哈木却得到了这样的消息："在她妻子的请求下，我们找到了律师。结果家属很高兴，表示十分愿 意。但后来，我们又得到消息说，海莱提已经有律师了，并且确认了律师的名字。这样我们又给家属打电话，但家属表示不知道海莱提已经有律师了。"
至此，伊力哈木一直没有得到海莱提家属的明确信号，而且家属也并未说明这位已找到的律师，是否是官方指定的人选，伊力哈木说："他太太一开始的态度是不信任律师的。她原话说的是，'如果在中国法律有用、律师有用的话，海莱提不会关那么长时间'。"
呼吁释放海莱提
最终，海莱提失去了伊力哈木从北京请去的律师的帮助。 与此同时，40余位北京学者、律师等社会各界人士已经起草了一份呼吁释放记者海莱提的公开信。而伊力哈木则提醒说，"呼吁书千万不要找维吾尔人签字，不要害了他们。"
虽然，目前正处于暑期休假时间，但伊力哈木却比工作时还要忙，他对记者表示，自从去年海莱提被逮捕之后，他没有一天不在担心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处境。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呼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希望，中央政府不要试图通过这样的打压方式，处理维汉矛盾。
作者：严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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