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访谈】罗伯特·巴内特教授回答读者汇问

来源：译者网站
http://yyyyiiii.blogspot.hk/2012/04/blog-post_23.html

核心提示：最近四川及其周边的藏区很不平静，从去年3月到现在，共有三十多名藏人自焚。我们前段时间译介了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研究所所长罗伯特·巴内特教授的两篇文章，讲述他对自焚藏人和藏区整体情况的看法。

我们有幸从读者中收集到五个问题，向巴内特提问。谢谢各位关注我们这次汇问的读者，也感谢罗比。下面是读者的问题和巴内特教授的答复：

1. a) 请问教授您是否认为如果达赖想要返回中国，则他对十一世班禅的­立场就构成了双方谈判的一大障碍，您认为应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如果你指的是目前在北京的中国官方班禅大师，他的地位和称号对中国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面子"问题，因为他们选择并认定了他。这尤其复杂，可能会令人尴尬，因为他们使用了强权。阿嘉仁波切在他逃离中国之前曾经深深地卷入这些事件，根据阿嘉仁波切自传中的描述，他们可能还用了点欺骗。 [英文，中文介绍] 达赖喇嘛选定的灵童被大多数藏人接受，1995年被迫"失踪"，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是双方一次严重的事件，如你所言，我们认为一般来说，中国会试图强迫藏人接受目前的安排。

这个问题是否困难取决于中方，因为对于藏人来说，这一问题不难解决。在西藏文化中，某个喇嘛常常可以有多个转世。在这些情形中，藏族传统上有些解决方法，例如，给两位灵童不同的称号。在一些例子中，他们可以说，一位活佛可以转世为"心"和"意"两个化身。或者，他们可以允许另一位转世灵童继续传法给他自己的信徒，而无需政府干预。这和十世班禅大师的情况类似 —— 在20世纪30年代，拉萨有另外一名灵童，中国希望认定他们自己的灵童。在1951年和北京的谈判中，西藏政府被迫接受北京的灵童，但是拉萨的灵童被认为是"候补班禅（Panchen Outrul)"，直到今日，他还有很多学生，也受到尊重（他现在居住在爱尔兰。http://www.jampaling.org/rinpoche.html）

按照藏族习俗，解决转世问题的困难部分在于哪位灵童被认定拥有"拉让"，前一代喇嘛的个人资产。在班禅大师的例子中，他的主寺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因此，这可能需要两方来讨论和解决。但是这更可能是个实践的问题。类似的，双方将讨论中国的班禅大师是否会在新的西藏政府拥有官方职位。如果中方坚持他们的班禅喇嘛必须在政协继续其职位，藏人应该不会反对；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职位是个花瓶，没什么实际权力。但是在西藏历史上，没什么规则或习俗说班禅大师必须在西藏政府中担任显赫政治职位。事实上，我没听说过班禅大师在西藏有什么政府或国家职位，直到1951年，毛泽东创造性地重建了西藏政府制度，坚持班禅大师担任政治职位。国民党曾经试图辩称，班禅大师在西藏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角色，1950年之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也持类似的观点，但是这只是中国对西藏政治的干涉，与西藏实际情况无关。

在这一事件中，藏人一方肯定会坚持失踪的班禅大师，由达赖喇嘛认定并得到多数人认可的那位，被认定为高级喇嘛，只要他自己不反对，也许拥有一个稍微不同的称号。如果双方想解决班禅大师的争议，他们可以为两位转世找到合适的宗教称呼。这样双方都有面子，相应的，藏人可能会同意中国一方给他们的班禅大师稍高的官方地位，也许有个修改的名号。

所以，这和其他的中国-西藏问题一样：如果双方真的有政治意愿，他们能够找到方法，轻松解决。但是这儿存在一些问题，法律的角度和习俗的角度不同。中国政府倾向于按照严格的法律框架讨论藏族宗教、风俗和政治。这一角度不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支持，因为实际上，这些系统高度灵活、可谈判且可变。因此，中国说，活佛转世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来决定，而藏人用一些佛教仪式和模糊的传统风俗，这样在幕后更容易适应不同情况。这是双方冲突的重要缘由之一。如果你要为这些争端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你需要检视历史、宗教和习惯，用风俗来治理而不是严格的法律，这样你相对容易找到妥协方案。

我认为我们应该记住，我们需要提醒中国政府，这些事情并不总是决定于政府或政客们。在有关喇嘛转世的争端中，公众观点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法律法规在这些争端中没什么用。过去，直到现在，西藏政府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这些事情，它无法强迫人民相信他们不同意的事情。它也不得不考虑舆论。西藏有关转世的纠纷大多如此。在班禅转世这件事上，如你所知，大多数藏人看起来只接受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转世。但是大多数也认为，中国的班禅转世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喇嘛的转世。因此，他们仍然自动地尊重他，可能接受一个妥协方案，例如调整他的名号。

b) 附带请教，您认为达赖转世选出的最好方式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指­，如果新达赖完全没有中国政府的认可，可能连现在的谈判都无法进­行了，毕竟中国一直说谈的是达赖的私人问题）

下一世达赖喇嘛转世一定会给中藏双方带来复杂的斗争，除非在现世达赖喇嘛过世之前就有某种协议，中国政府和境内藏人之间也不得安宁。中国说，只有它才能选择并认定达赖喇嘛转世（2007年，中国通过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中国日报的英文报道。）；但是达赖喇嘛说，决定如何寻访他的转世，这是他个人的职责（达赖喇嘛的正式声明：英文版，中文版），他的论点是基于风俗和传统。如果中国坚持法律的方式，它将不得不使用武力，他无法得到藏人的普遍支持：在宗教事务上，人们遵从习俗，听取他们的佛教上师的建议，而不是法律或者政府的命令。大多数文化都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总统无法劝说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为其雇佣的非基督教女性支付医疗保险。因此，除非达成协议，达赖喇嘛的转世会造成严重的纠纷—— 会出现两位15世达赖喇嘛，就像现在有两位班禅大师一样。

谈判的问题则有些不同。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总是很强硬，但是他们私底下不一定相信。如果他们认为这对他们或者对中国有帮助，他们会改变。因此，他们说他们仅讨论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但是有时他们也和藏人代表讨论西藏自治的事情；他们只是说，他们不会这样做。类似的，未来，他们也许说他们只讨论下一世达赖喇嘛的个人地位问题，但是我想，实践中，他们也会想讨论噶玛巴的个人前途问题。如果他们真的想继续谈判，他们会找到办法。例如，甚至在下一世达赖喇嘛长大之前，他们会与他的代表洽谈。所以，达赖喇嘛过世后，如果谈判继续，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这也不是很可能。实际情况下，一旦达赖喇嘛过世，和流亡藏人的谈判可能就没了，或者没什么用，除非噶玛巴成为主要角色。

但是我们得记住，流亡藏人可能不会总是和中国谈判或争端的主要参与方；他们现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达赖喇嘛和噶玛巴。人们总是忘记，流亡藏人政治只是整体藏人政治的一小部分。对于中国而言，重要的政治挑战来自于西藏境内，如果有没有流亡藏人，他们都存在。实际上，如果达赖喇嘛过世，他们可能会更强硬；可能是因为达赖喇嘛对西藏境内的政治有些缓和作用，但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无法知道。现在没人有达赖喇嘛那样的魅力和支持度，但是，一旦他过世，西藏境内可能出现新的领导者。比起流亡藏人，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多，他们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大不一样的挑战。一旦如此，政府将会碰到和内地不一样的挑战，情况大不相同，因为内地的人们并不团结。

2. 我很关心中国民主转型与西藏（其实也包括新疆）未来的关系，在中­国，很多人相信，中国民主之日，也就是藏疆独立之时，不知您怎么­看民主化与民族国家之维持统一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学者和活动分子有着不同的观点。首先，我们应考虑有意义的自治，而不是独立。一些评价家认为，中国的民主改革会创建一个制度，藏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会在中国内部得到某种自治，允许他们心安理得地表达他们的需要和观点。其他一些人赞同严家其在1993年提出的联邦制度（中文报道、英文），08宪章提出的也较类似。但是其他一些人辩称即使在民主制度中，强烈的民族主义 —— 特别是对于国家领土和民族优越性的强烈感情 —— 仍然存在。他们认为，即使在民主转型之后，汉族人也不愿接受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的有意义的自治。因此，我们也不能想当然。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有赖于政治领袖、民间社会和其他人一起教育民众，推广有关自治、民族历史、平权等思想。

如果民主中国无法为这些族群提供有效的自治，他们也许仍然会寻求独立。谈到独立，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接受其领土内的族群的独立也很不寻常。因此，这在民主中国也不大会发生，除非中国非常进步，思想开放。国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 —— 英国允许苏格兰独立公决，加拿大1980年和1985年允许魁北克居民两次公决。当然，在20世纪中期，欧洲强权允许其大多数"蓝水"殖民地独立。但是美国没有对夏威夷、波多黎各或阿拉斯加如此行事。对于民主大国，除非发生武力冲突，允许他们控制的邻近地区独立，这相当不寻常。

3. 对于自焚频繁发生，汉人的普遍性冷漠和强权的残酷镇压；个人与­社会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

大概地讲，我们可以把对政治动乱的反应分为两类："外部"论和"内部"论。"外部"论认为，动乱是由外部挑起的，某种针对国家的阴谋或者反对某个主要族群。其反应是镇压间谍、敌人、叛徒，封锁从外部势力送进来的信息，如果它找不到，国家可能会自己发明一些。"内部"论认为动乱是内部，局部对社会文化条件的不满造成，它的反应是对这些关切进行研究，找到其源头，如果必要，修正这些政策。某些动乱可能同时有内部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只会在内部因素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换而言之，如果人民相信政府聆听他们的关切，反政府运动不会有什么效果。因此我认为，只有"内部"论值得追随。这意味着，我们都应该关注那些自焚的人们，他们的关切为何，解决他们试图提出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我似乎认为，自焚是一些藏人给政府和社会送出的紧急信息，他们的社区对现状有着及其严重的关切。我认为，这些藏人采取这种方法，因为他们的社区正面临着来自国家的极端压力，因为在中国社会，至少对于藏人而言，他们几乎无法送出批评政府的信息。我认为，自焚者有意识地试图避免大规模示威，因为这往往导致暴力和伤害。因此，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应该抓住这一机会鼓励中国学者、非政府组织、记者和知识分子，紧急对每个受到影响的社区展开研究，研究他们为什么不满，在这些事件背后有什么缘由，就像2008年西藏骚乱之后公盟所做的研究报告那样。

要进行这样的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得到每个地区的藏人的帮助。他们需要显示自己的真诚和尊重，随着时间赢得藏人的信任；你不能仅仅进到藏区，期望人们告诉你他们真正在想什么，如果不知道一些背景，一个人也不会完全理解人们说的东西。一个人必须要先做好准备，广泛阅读，认真听取很多人的意见，和藏族社会看重的汉族和藏族专家交谈——不仅仅是那些在官方媒体上出现的专家。他/她必须保证保护地方信息来源，尊重他们的安全，不透露他们的名字和身份。但是，在目前中国新的、动态的社会媒体环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和公民社会应该扮演极其建设性的角色，帮助政府、媒体等理解，在发生自焚事件的藏族社区，他们担忧什么。

4. 西藏独立运动，结果会怎么样，成功或是失败？会不会点燃中国内­地民主之火？

过去20年左右，藏族民族主义在中国急剧增长。一些人说，这是因为流亡藏人、西方支持者和藏语广播电台的活动，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角色相对而言较小：即使没有他们的帮助，民族主义仍然会传播，因为在藏人中间，民族情绪的主要制造者是中国的政策。这一政策异常具有挑衅性，特别是在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政府开始攻击一些文化和宗教价值 —— 此前，中国政府很少批评达赖喇嘛宗教领袖的角色，也不强迫藏人公开谴责他。所以这告诉我们，寻求独立是中国政策的反映。如果政策负责、有效，造福当地人民，这些人不会想着要独立。

如果中国的西藏政策改善，对独立的要求就会消失。如果政策持续恶化，达赖喇嘛未达成任何解决方案就过世，未来二三十年可能会在西藏形成大的危机，甚至某种程度的内战。也有可能因为水资源和边界冲突与印度开战，这并非不可能。这种发展很可怕，会有很多人丧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西藏可能独立，但是甚至这样也非常不可能。如果这的确发生——尽管不太可能——共产党会完全失去可信度和权力。但是这可能不会带来一个民主中国。自布什时代以来，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下，美国干了很多蠢事，伤害了民主制度的可信度，我们不确信，未来民主制度是否仍然是政府管制的首选模型。因此，这儿有很多复杂的和不确定的因素。如果有人想等着西藏独立，然后开始中国民主运动，他/她可能要等很长时间，会对结局感到失望。没有人希望战争。

考虑这个问题有个更有建设性、更微妙的方式。让我们此刻忘记这些后果，不管是独立还是有意义的自治——乌托邦的结局常常导致梦想、纠纷和冲突。在本例中，更有用的事情是，让中国人民讨论目前的局势，他们与境内藏人的历史关系。主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如何描述当前汉族和藏族，或者其他民族的关系？他们是社会主义吗？他们平等吗？他们是否包括文化共存？如果进行发展，谁受益？是否有多种现代化模式？目前的关系是一种内部殖民吗？对这些问题的严肃讨论可以转化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此时此刻，像汪晖这样的重要的左派知识分子仍然在讨论西藏被西方文化代表，但是如果一位严肃的英国学者，不要说左派，按照美国文化的幻想和兴奋讨论爱尔兰或者苏格兰局势，这不可思议。人们只会嘲笑他。一个人应该对历史和当前关系进行严肃的研究。这是后殖民主义试图做的事，尤其有助于我们目前的情况，因为这主要是文化分析。因此，对于希望看到中国民主化的人们，他们应该鼓励在中国进行严肃讨论，讨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这类自我反省可以鼓励民主变化，比争取独立要有效得多。

5. 您相信藏人的独立完全是个人行为吗？有什么被操纵或被煽动的迹象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这种迹象。我认为，如果有什么外界操纵的迹象，中国政府早就告诉我们了。到目前为止，他们提供的唯一严肃的证据是，在某次自焚三天前，四川阿坝有人把僧人的照片传送到印度（他因此被判刑）。但是这并未表明存在外部煽动。这仅仅表示，自焚者希望外部世界，最少他在印度的同伴，知道他的行为。这并不奇怪。自焚的人们希望他人知道他们的行动；这是他们自焚的目的。

如果某位流亡藏人发送指令到西藏境内的人，告诉他们何时抗议，或者进行自焚，我看这不大可能，除非境内藏人对中国政府有强烈不满，这种指令不会生效。几个人说过，如果达赖喇嘛教导人们自焚（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不同意这种抗议形式），会有成百上千的自焚抗议。

外部因素可能会有些影响，但是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制造了一种气氛，这些气氛让境内藏人感觉，这些抗议是有效的。流亡藏人认为自焚者是英雄，为他们举行祈祷，仅此而已。但是这并不令人惊奇，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他们会被视为冷酷无情。用藏语广播的外国电台，像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也发挥了重要角色，因为他们报道了藏人和全球人士抗议的新闻，给予他们的自焚文化价值和重要性。这构成了对自焚的一般影响，但是这与煽动或操纵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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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为中心的人地关系：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文明探微

作者：谢丽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11月13日第523期

【核心提示】人类活动、水文变化与绿洲荒漠化因果关联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关系。对于和田古绿洲废弃成因的探讨，需要给予具体的案例研究才能获得客观的认识。

人类活动、水文变化与绿洲荒漠化因果关联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关系。对于和田古绿洲废弃成因的探讨，需要给予具体的案例研究才能获得客观的认识。

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为暖温带极端干旱荒漠气候区，年降水量13.1—48.2毫米，蒸发量2450—3137毫米，是世界最干旱地区之一，其主要行政区——和田地区地表基质以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昆仑山岩戈壁为主，而仅占3.7%的绿洲破碎为大小不等的数百块，镶嵌于河流沿岸细土平原区，区域生态系统极脆弱，绿洲荒漠化现象频发，西汉以来废弃于全区各流域的古人类聚落遗址逾百处之多。因此，近百年来人们持续探索古绿洲荒漠化的成因，其中人类改变地表径流空间分布被认为是主导原因之一。然而历史时期（西汉至近代）该区利用水资源对河流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其对绿洲荒漠化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迄今还缺乏较充分的实证。本文分析和田近代农业水利状况，以此为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荒漠化研究提供历史验证参照。

河流退缩或非源于农业开发

地表径流是塔里木盆地绿洲生境的基础，而盆地南缘诸河流域空间结构与西、北、东缘有很大区别：西、北、东缘河流流域一般环山前冲积扇扇缘区分布，绿洲边缘生态承载力较强；而南缘河流出山后，大都由南向北直穿洪冲积扇戈壁区、细土扇缘区，即进入沙漠腹地。河水造就了许多沙漠区绿洲，但漠区长年风大沙多，地表垫面水渗漏严重，植被环境严酷，绿洲极易荒漠化，和田现代绿洲以北大漠中有不少古人类聚落遗址，如著名的古克里雅河流域的园沙古城、古尼雅河尾闾的尼雅等遗址，均距现代居民区以北数十公里，而这些古绿洲荒漠化是否因上游农业开发造成河流退缩引起，需要史地实证。

历史时期干扰水循环的社会生产力因素主要为劳动人口，但长期以来该区人口规模总体较小，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对河流变化影响较小。据史书记载测算，西汉时期和田总人口不足5万；东汉时期估计在10万人以上；至北宋前的大宝于阗国时，和田社会发展总体较繁盛，可推测此阶段人口应超过东汉时的规模。

自宋后期至清乾隆的数百年间，和田社会动乱不断，人口锐减。《明史》载，于阗“人民仅万计”。乾隆二十四年（1759）人口统计为44603人，至清末达40余万；近代增长至64余万。因此在传统农业时期，近代和田的经济需求和农业开发能力应最强，而水资源承载力矛盾尖锐。

据1949年《洛浦县农业状况调查表》反映，该县“田地均以土法耕种，农具均系旧式”。落后的生产力制约了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当时全区仍无水库调蓄水季，可见该区人口数量与水资源利用率并非成正比关联，因此历史时期因人类农业开发而大幅改变河流流程、流向，并由此导致河流退缩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人力因素并未“过度挤占”生态用水

即使人口增长迫使社会扩大耕地面积，由此增加灌溉量是绿洲经济活动的常态，但受区域河流季节流量的悬殊变化及落后的生产力制约，历史时期该区绿洲农业开发规模客观上也会被抑制。

和田区喀拉喀什河平均径流量，夏秋季约是春季的9倍、冬季的20倍。玉龙喀什河夏秋平均径流量约是春季的10倍、冬季的25倍等。因此，在春播与晚秋季节需要截流灌溉，而此季节河水流量弱小却制约了灌溉面积的扩大，水利纠纷频发即是此具体表现。和田垦区1938—1949年水利纠纷或水荒基本上都发生在每年3—5月或9—10月的缺水季节，而在丰水期的6—8月基本没有水案发生。

落后的生产力导致无力修建水利调蓄工程，更是抑制了河水的充分利用。和田档案认为，绿洲原野荒地大多是肥沃可耕之地，但是因为缺乏灌溉，大多数土地依然闲置。对现有水量，农业灌溉也没有能够尽量利用，其中主要原因有：1.修渠方式尚欠完善；2.灌溉技术低下。现存档案资料显示，和田垦区大规模的水利活动也不过是防洪或修筑龙口、挖干渠等引水工程，蓄水工程仅限于挖小水塘。修建工程的技术水平堪称原始。

受上述因素制约，历史时期和田垦区引河水量应该大致局限在春季流量范围，如“玉龙喀什河……每年补修河堤及渠口，堵坝引水，3月15日起至5月30日止，各乡轮流放水，其数量16立方公尺。6月1日起至8月止，爆发山（水），河内水200立方公尺，百分之八分段入发各乡渠道灌溉”。“墨玉大河……渠内引水，引22立方公尺。山水暴发，河内有180立方公尺，百分之十二可到入各乡渠道使用。”据此进一步分析近代和田、墨玉、洛浦垦区的春、夏灌溉水利用状况。

玉龙喀什河灌区（和田县、洛浦县）春季引水量为16立方米/秒。夏季该河流量200立方米/秒，其中8%被引用灌溉，即与春季引流量相当。按照该区近代水利章程规定，春季两县施行轮灌，那么各县引流该河的最大能力即为16立方米/秒。夏季河水充裕，两县可同时灌溉，最大引流量为32立方米/秒，占夏季该径流量的16%。

喀拉喀什河灌区（和田县、墨玉县）春季引水量为22立方米/秒。夏季流量180立方米/秒中的12%被引用灌溉，也与春季引流量相当。同理，夏季各县引流量增倍，最大引流量为44立方米/秒，约占夏季该径流量的24%。因此，和田传统农业可利用水量的宏观阈值应该相当于春季径流量，此即为农业开发规模的阈值。

这表明，历史时期绿洲农业灌溉对地表径流的时空分布，以及绿洲自然生态系统的水资源影响是有限的，并不因人口的过度增长而过度挤占生态用水。

水利节制垦荒规模

历史时期低下的绿洲农业水利水平客观上节制着农业垦荒规模，这在和田近代耕地变化中得到证实：1939年该区耕地总面积仅为1516402亩，至1944年，耕地总面积达到2903649亩，与1939年相比增长了约90%；而到1948年，全区耕地总面积又回落到2155218亩，表明约50%的新增耕地面积被撂荒。

耕地撂荒表征着绿洲荒漠化现象的发生，主要原因为干旱沙化和盐碱化。干旱沙化与新垦荒地面积增长过快、灌区水量不足直接相关。1942年，洛浦县属四区黄古牙村民报告，该区灌渠下游新垦地甚多，但因缺水而撂荒。1944年墨玉县报告，该县托黑牙村近千亩地因缺乏渠水而被沙化。

灌溉水缺乏固然是耕地撂荒的主因之一，但并不一定表征河流流量不足，也有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等因素影响。1948年洛浦县报告，该县塔瓦克尹也尔地方新垦地12000亩，水渠一道。该地树木成荫，居民百余家。但有八九年时间该地渠口被玉龙大河大水冲坏，屡修屡冲，最终因无法引水灌溉导致耕地撂荒、树木干枯、居民迁徙。类似报告不在少数。另外大片耕地因盐碱化而撂荒也相当普遍，可见生产力低下又会造成流域水循环正常。局域干旱或涝碱荒漠化并存的可能，使该区人类活动、水文变化与绿洲荒漠化因果关联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关系。

近代和田社会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矛盾一方面抑制着灌溉阈值的提高，总体保持了区域水文的自然循环，农业开发对区域生态系统自然演替干扰有限。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带来的局域过度开垦、过度樵采，以及河流自然变化等因素，都会引发局域绿洲荒漠化现象的发生，其原因具有较强的时空分异性，因此对于和田古绿洲废弃成因的探讨，需要给予具体的案例研究才能获得客观的认识。

希望网友们理智地议论新疆问题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hltnyz@126/blog/static/11678631200821124221843/
发表时间：2008-03-11 14:42:21

自从上了这个网站(维吾尔在线论坛)之后，特别是通过所谓王力雄先生有关新疆问题的一些帖子，发现这个网站广大的汉民族朋友和一些本民族的网友被他所谓真实的言论误导了，感到我必须说点儿新疆的真实问题。新疆目前的主要社会矛盾实际上不是所谓的民族问题（包括东突恐怖问题、也不是维吾尔民族整体具有分离倾向），而是社会经济、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和地区发展严重失横问题。

维吾尔民族目前实际上就是当地最主要的土著民族之一，而新疆虽然地大物博，自然和社会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但自然环境就是这么脆弱，只占区域面积10%的所谓绿洲承载了100%的居民，每平方公里人均208人（这还是十几年前的统计数字），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水资源的极度缺乏和可耕地数量的有限，绝对容纳不下更多的人口（目前新疆实际人口早已超过了两千万，现在应该是两千五百万），受到自然法则的制横，所以新疆目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是人地矛盾，人和自然的矛盾。高度的城市化水平也许可以改变这种生存危机，但归根到底这个城市化水平还是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水资源问题。对庞大的天山冰川的过度开发最后只能导致温室效应，从根本上摧毁人类的生存环境。而油气资源的过度开发只能用同量等级的水资源进行填充，不然会导致“天塌地陷”。所以中央将新疆作为油气资源的战略开发基地本身就是错误的，这将从根本上进一步加剧弱化新疆人类得以继续生存的基础，所以，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说，适度把握油气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就成为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关系两千多万新疆各族人民子孙后代命运的现实问题。所以，我天天都在祈祷我人民海军真正壮大势力，大力发展航母等全球战略威慑能力，真正能够抗衡美国的压力和遏制行为，尽量减轻新疆直面的油气资源过度开发的压力。这应该是自治区党委首先考虑的关系新疆各族人民千秋万代的最大民生问题。

但是，新疆领导人的现实问题却根本不与这种理念打界，反而唐而皇之地纠缠于所谓“东突”问题，不顾南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并以所谓的“东突”问题作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唯一标准，这简直就是糊弄老百姓。那么我们就退一万步，看看所谓“东突”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吧；自从塔塔尔人在原沙俄于18世纪提出“泛突厥主义”理论以来，所谓“东突”的影子就一直影响着新疆的一些民族人士，但近二百年来也没有形成什么大的气候，虽然当时维吾尔民族的确好几次具有很好的独立机会。我们民族的精英人物早就审时度势，发现在中俄两大民族的夹缝中实现独立，只能投靠一方，而当时投靠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是死路一条（新疆不同于外蒙古）。况且上世纪3、40年代进一步发现并明确，维吾尔民族与印度一样，历来就属于东方文化的范畴，跟曾经在历史上落后于我们的沙俄草民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所以我们民族精英人物的明智选择是非常英明的，再一次显示了我们祖先的《福乐智慧》所揭示的聪慧。我们的精英人物不是傻瓜，他们具有更深层次的历史考量，这也是我父亲作为三区革命民族军一名普通战士临终前告戒我的一句大实话。而这个世纪元年前后的一系列的所谓“东突”事件和“分裂”言论，本质上就是维吾尔民族的一些激进分子对解放以来政府反人道的过“左”行为（包括文革等历史文化倒退，严重羞辱维吾尔传统文化和民族感情）的报复和反弹，因为他们忍受了太长时间的文化羞辱和民族同化，需要一个哪怕是不正常的发泄途径和方式。而那些境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影响只是一些外因罢了。

文化的多元共存本来就是人类文明历史的真实反映，也是新疆（西域）几千年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现实，更是将来所谓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延续自己独特文化的必然诉求，因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更何况维吾尔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民族，本来就是所谓中世纪世界文明中心的具体承载者，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并十分荣欣地成为所谓“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具体传承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维吾尔民族的先民向东方传播了“衣食父母”——小麦和棉花的种植技术。这样一个在欧亚大陆充当东西方文化传播使者的民族，应该具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可是在上个世纪我们一再被俄罗斯和汉两大民族欺骗与羞辱，民族解放运动的目的不是一个集权政府玩弄一个弱小民族整体智商的资本，民族区域自治也不是同样一个集权政府玩弄一个弱小民族的遮羞布。而被无耻欺骗的这个民族的一些过激分子闹腾那么两下子，并没有代表民族整体的真实意愿，这有什么可以感到奇怪和不理解的呢？在一个法治国家，这些行为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还是那句话，恺撒的归恺撒的，罪犯的归罪犯的，该怎么处置都是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完全没有必要将整个民族牵扯进去赔罪。所以，大国博弈，吃亏和倒霉的往往都是被夹在中间的弱小民族，民族平等也往往是他们挂在嘴边的华而不实的辞藻，而这种美丽动听的陈词滥调背后是什么？大家都应该看得很清楚。

然而，我们维吾尔民族是一个很讲实际的民族，更不是一个容易记仇的民族，过去的一页就让它翻过去吧，明天早晨太阳照样升起，空气照样流动，我们照样活着，虽然活得很悲凉很不开心，但毕竟还活着。我绝对相信我们的塔里木母亲依然不会要求很高，但希望吃饱穿暖，有权享受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实惠，绝大多数民族成员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能够享受优良的教育（包括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像新疆汉人一样活得有一点儿尊严和自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再也不能不作为了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hltnyz@126/blog/static/1167863120090269250569/
发表时间：2009-01-26 21:02:50

内地的维吾尔小偷问题、内地新疆籍流浪儿童和拐卖教唆儿童犯罪问题、内地维吾尔贩毒吸毒和卖淫问题、内地维吾尔黑社会问题、内地某些维吾尔强买强卖（粘糕）问题，以及由于这些问题引发的内地服务业拒绝为维吾尔人乃至新疆人提供服务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和损害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形象，严重破坏了维吾尔民族的良好声誉，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民族的自尊心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带来了新的一轮民族歧视和地域歧视等社会问题，正在摧毁国内外友人对维吾尔民族和新疆的美好记忆，给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污蔑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民族政策制造了口实。我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想杞人忧天，但是听任这些问题如此毫无节制的发展下去，那将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政治经济损失。

这些大量的事实证明，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了，而是严重影响国内民族关系和事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问题了。而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再也不能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再也不能行政不作为了。对于合理合法地解决这些引起全国范围恶劣影响的社会问题，严厉打击上述各种犯罪和不法行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责无旁贷，义不容辞。说得难听一点儿，当官不为民做主，不解决这些越来越带来严重危害的社会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官员可以回家卖红薯了。

据我所知，新疆早就开始培训和招募双语司法人员，试图赴内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了。可是由于官僚部门某些腐败分子的以权谋私行为，这个方案已经成为某些汉族干部离开新疆的有效途径了。他们就是到了内地，由于学习时的目的不纯，其能力根本不能适应这项工作。现在的具体情况是，一边是国家投入人力物力培训和招募这方面的汉族人才，一边却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双语人才大批失业。

为此，我建议维吾尔在线发起联名集体请愿活动，强烈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尽快挣得中央的支持，用上几年时间，进行必要的人力物力投入，制定周密的行动部署，进行全面立体的综合治理，开展一场依法整治部分维吾尔人在内地的违法犯罪活动和依法规范部分维吾尔人在内地谋生行为的专项治理行动。

我的初步具体建议：应该由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暨自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牵头，组建由自治区各司法机关、党委宣传外宣部门、自治区团委、妇联、工商局、教育厅等有关部门参与的专项治理联合常设办公机构，负责指挥、协调、联络等具体工作，在内地设有新疆办事处的城市设立常设办公室，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适当招募少数民族双语人才，下决心用几年时间，充分利用内地相关部门的力量，多管齐下，齐抓共管，坚决打掉相关犯罪团伙和其幕后的保护伞，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呼吁组建中国社科院维吾尔研究所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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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8-05-06 15:34:13


仔细阅读了本坛维吾尔历史版块yarkent先生翻译整理的帖子《中亚的维吾尔研究与历史回顾》，深有感触，特别是对原苏联科学院维吾尔研究所的被迫关闭，感到十分惋惜。是的，这一国际性权威维吾尔研究机构的倒闭，使国际上的维吾尔研究领域陷入了一个“春秋战国”年代，群龙无首，鱼目混珠，沉渣泛起，生拉硬拽，什么乱七八糟的所谓“学术观点”，甚至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之类的霸主思维纷纷出笼，进一步搅乱了本来就已经混乱不堪的维吾尔研究事业。维吾尔研究领域这种鱼目混珠的混乱局面，不得不使我们这些普通的中国维吾尔知识分子深感忧虑。

看来在这个世界上纯粹而公正地研究维吾尔史很难。汉族人要达到新疆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结论（还好，没有硬说维吾尔文化属于中原文化的范畴），并且由自治区有关部门编成宣传手册，以反对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分裂的教材形式，强行向当地各族群众进行灌输；俄罗斯人以前是想让新疆赤化，现在不得不在默认中国政府所谓主流“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尽量淡化突厥主义色彩；中亚五国和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和印度等国则各自心怀鬼胎，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随意剽窃、篡改，甚至抢夺我们维吾尔人的某些历史，就连自己都在其著作中承认自己是维吾尔人的默哈穆德·喀什葛里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都要被某些人“抢”走了。其中最可怜的恐怕就是巴基斯坦了，他们只能跟着中国的屁股后面，一点儿主见都没有。

其实，这一切将维吾尔历史学术研究高度政治化的元凶，就是原苏联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他们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不惜随意篡改和编造其他弱小民族的历史，硬是将整体的突厥人分为游牧突厥（突兰人）和定居突厥（依兰人或萨尔特人）、将游牧突厥（突兰人）和定居突厥（依兰人或萨尔特人）进一步分化，创造出了乌孜别克、土库曼、阿塞拜疆等众多的“人造”民族，使中亚突厥人四分五裂。别的不说，现在的乌孜别克人与维吾尔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语言吗？二者之间语言的差别，还不如维吾尔人内部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大呢。

也许，我们要彻底搞明白自己的历史，判明一部客观公正的维吾尔通史，只能寄希望于西方学术界了，因为他们不是这个地区历史的当事人，是与这个地区基本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或局外人，也许他们的观点不受现实政治或地缘政治的左右，更况他们也的确掌握着从新疆掠走的有关当地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充分肯定苏联科学院维吾尔研究所的所有研究成果，因为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这样高水平的系统研究维吾尔历史文化的国际权威机构了，毕竟他们还是研究出了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东西，不能因为他们的研究目的的强烈政治倾向性，而全盘否定这些科研成果。

既然维吾尔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必定要受到政治思维和经济基础的左右，不可能做到纯粹的客观公正，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做一点儿实事吧。在这里强烈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尽快来个未雨绸缪，特事特办，建立中国社科院维吾尔研究所，系统地研究维吾尔历史文化，将国际上所有维吾尔研究的学术方向和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连老毛子北极熊都能做到的事情，咱们这么聪慧的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的中国人就做不到吗？！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严重影响祖国统一的现实威胁不外呼台独、藏独和疆独问题。除了中科院台湾问题研究所，国务院还有一个副部级（也许是正司级）的对台办。而涉及疆独问题的已经国际化���维吾尔研究领域，连一个正规而系统的专业研究机构都没有，这能叫与时具进吗？看来必须从体制上着手进行改革了，首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体制序列开刀，整合所有与维吾尔研究有关的科研力量，组建中科院维吾尔研究所；其次是将维吾尔研究纳入国家长远的科研规划之内，采取各项得力措施，提高国内维吾尔研究的档次和规格，以应对国内外维吾尔研究工作的新局面和新形势，在学术研究领域里来一个釜底抽薪，通过大力开展高层次的维吾尔研究，从根本上解决国内外的疆独问题，探讨新疆的科学发展问题。

最后再来一个画蛇添足：既然中国历来就强调，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合法领土，繁衍生息在这片热土上的维吾尔人，是传统而正宗的中国人，那么就请祖国替我们维吾尔人真正作一回主，彻底搞清我们维吾尔人的历史文化，拿出一个令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的维吾尔通史，别再让一千多万维吾尔人面对自相矛盾莫衷一是的历史观点和强行灌输宣传大眼瞪小眼，像一片树叶一样，游离于模棱两可的境地，找不到自己真正的根。

少数民族中产阶层与新疆的社会稳定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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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8-03-04 20:34:03

维护社会稳定是新疆的永恒话题了，由于遭遇周边国际恐怖势力和敌对势力的渗透，加之受到本地区历史上就存在的错综复杂之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影响，新疆历来就是国家大力维护社会稳定的重点地区。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也都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当作自己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常抓不懈，较好地维护了新疆的社会稳定，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文化健康有序的持续发展，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较好的社会环境。

作为一名具有20多年政法新闻采编阅历的记者，明显地感觉到在过去的维护稳定工作中，我们虽然也提发展就是硬道理，以大力发展新疆经济，提高各族百姓生活水平来促进维稳工作，但单纯政治意义上的强调和要求较多，具体的理论阐释则显得相对笼统，特别是对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促进新疆稳定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尚缺乏运用各种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观点新颖，可操作性强的理论探讨。

怎样通过大力鼓励和扶持少数民族社会中产者阶层的办法，适当扩大新疆社会中少数民族中产阶层的比重，在少数民族贫困群体中树立学习赶超的样板，缓解和消化少数民族社会中固有的生活质量不均等社会矛盾，达到维护新疆社会稳定、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

根据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产阶层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由于自身具有相对稳定富足的特征，所以对整个社会具有缓冲器的作用。这个理论观点，经过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所谓中产阶层，顾名思义就是社会当中具有一定资产，生活比较富裕和稳定的社会群体。每个国家及地区在自己特定的历史时期，划分或认定中产阶层的具体标准有所差异，但基本的认定标准却差不了多少，简言之，就是具备一定的财富，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富足而稳定，便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的中产阶层。具体到现阶段新疆的少数民族社会，所谓中产阶层，应该是拥有轿车，住在大居室的宅氐，经营一定规模的经济实体，有稳定富足的岁收（人民币10万以上），生活富裕且具有一定休闲时间的人群。由于这个群体生活殷实富足稳定，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收益者，他们基本上没有通过权利或银行贷款致富，而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勤劳致富的，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和生存状态是比较满意的，他们整天忙着赚钱和消费，享受着生活的惬意。由于他们在这个社会里有许多即得的利益，所以最害怕社会动乱，处理一些社会关系问题很实际很实在，对一些看似激烈的社会矛盾态度宽容大度，持有一种不伤大雅的改良主义姿态，在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上，如对民族与宗教矛盾，基本上不会有过分激烈的情绪或举动，因此对各种社会矛盾具有缓解和缓冲的作用；其次，由于他们尚不属于社会的上层豪富阶层，因此在社会上有较好的人缘，一般都是社会下层群体大力效法勤劳致富的榜样，所以他们对社会下层群体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有缓解和化解社会矛盾的现实可能性。

经过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发展，新疆的少数民族社会中，除了原有体制内的中高层国家公务员和中高级知识分子等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有增无减之外，新兴的少数民族中产阶层从无到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正在逐步形成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以自身强有力的经济实力和现代人形象，不仅活跃于疆内外的经济舞台，而且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开始发挥自己维护稳定主力军的社会影响和作用。他们不同于所谓体制内的中产阶层，该有的利益基本上都有了，而且还有一定的经济势力，惧怕因社会动乱而丧失既得利益，具有中层阶层所有的基本特征，是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社会现象，应该引起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如果国家决策机构引导有方，制定更加明晰的鼓励和扶持的政策法律，有的放矢地营造和提供扩大少数民族中产阶层的良好氛围，必将使这一新兴的少数民族社会缓冲器，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力军，在发展壮大少数民族经济的同时，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也发挥出应有的重要作用。因为少数民族中产阶层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庞大到一定的程度，那些心怀驳恻的宗教极端分子、恐怖势力和分裂分子便失去了兴风作浪的社会基础。这应该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可能将从根本上消除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社会基础。这种通过发展经济促进分层社会结构的思维模式，恐怕要比单纯在政治上反复强调维稳的重要性，更加富于理性和现实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