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
作者：安琪
来源：http://blog.boxun.com/hero/anqi/24_1.shtml
时间：1998年10月
古往今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时代的历史人物。如果说共产党政权对西藏的残酷统治，迫使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并由中共"六四"镇压而获得了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与认同，从而赋予被传统"神化"的达赖喇嘛以现代文明的光环的话，那么，阿沛·晋美则是这种光环下的负重者。这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现代知识分子，以一种宗教般的虔诚，以他的机敏与睿智，为给予他生命和智慧的藏民族和汉民族之间传播着现代文明之火种。
阿沛·晋美一九五一年出生于西藏拉萨，由于家庭关系，他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一九五九年小学二年级时他从拉萨转到北京民族学院附小，六四年进入北京四中。"文革"期间，因受家庭影响，他于六八年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落户。自此，开始了他的人生阅历。
阿沛·晋美一九七二年被招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就读于内蒙师范学院外语系。毕业后在西藏师范学院、拉萨中学任教。七八年恢复研究生招考，阿沛·晋美考入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研究所，专事研究西藏民族史，八二年获得硕士文凭后留任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阿沛·晋美一九八五年出国访学，先后到过印度、尼泊尔、菲律宾、香港等地。一九八七年他进入美国佛吉尼亚大学政府与外交系攻读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一九九零年他在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中心"工作，先后任研究员和政治分析员。同时，他自八八年起长期兼任〔西藏论坛〕编辑。
多年来，阿沛·晋美目睹国家、民族的变迁，加上他对西藏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使他决心在这两个他所热爱的民族之间做一些弥合，在中共制造的断裂的鸿沟上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这里，西藏高原的血脉和现代文明的贯通，使他具有一种他的同代人罕有的卓越禀赋：他的思维和视觉从不被斑斓多彩的现行政治所妨碍，他的忧患意识超越民族与国界，超越实用的政治性目的，既不以"中国"为假想敌，也不以"民族"为盾牌，而是试图将西藏从各种政治角逐场上拯救出来，使人们至少能够注意到常常被轻易忽视的政治喧嚣后面的西藏人的真实感情和他们的切身利益－－这，才是西藏民族存在的真正证明。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反叛者，不如说他首先是一个建设者。
一九九六年，阿沛·晋美出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主持对西藏广播。作为新闻从业人员 ，他不违初衷，甚至与达赖喇嘛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保证新闻的客观独立性。
西藏问题国际化缘由
安琪：近年来，西藏问题有一种日益国际化的倾向，请你分析一下个中原因？
阿沛·晋美：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其实很早就开始了，本世纪初就有英国和沙皇俄国对西藏的介入。从当时所谓强权的国际政治观点来说，只要你在西藏这块大高地上站住脚了，就能够控制住整个亚洲。沙皇想控制西藏，英国人想把沙皇堵住，期间沙皇和英国之间也签订过协议，即双方都不许控制西藏，西藏的"宗主权"交给大清帝国。这种大国间的争夺，已经国际化了。但是这种国际化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有高有低，越到后来，西方越无暇顾及西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更是自顾不暇了。所以整个二、三十年代，西方没有怎么介入西藏问题。
二次大战期间，盟军从缅甸往中国战场运送战火。缅甸被日本占领后，运输线被切断了，盟军就想在西藏修条公路运送战争物资，西藏政府没有答应。因为当时西藏相当保守，对外界的干预不管是谁，它都防范得很厉害，尤其对西方更是防不胜防。当时西藏政府拥护中立的多，不参与大战的任何一方，担心如果修公路，人就会进来，怕将来顶不住。经过协商，最后西藏方面同意开辟一条空中航线，援助物资通过这条空中航线运往中国战场。
五十年代中共进军西藏，五九年对西藏实行全面统治，西藏最高领袖达赖喇嘛出逃国外，西藏问题再次成为国际性话题。八七年西藏有所谓的暴乱，遭到镇压，八九年有比较大规模的反抗，被当局实行军管。其实六、七十年代西藏也有过类似的反抗和暴动，但那时中国根本不开放，里边怎么闹，外边也不知道。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有不少西方游客到西藏，有电视、录像、新闻报道等等，所以西藏发生的事情就很快在国际上讲起来了。这几年国际上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八九年天安门事件。
另外，自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流亡以来，跟随他的十几万流亡藏人分散到世界各地，西藏的宗教活动也开始在世界各地推广，从某种程度上带动了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了解。同时，达赖喇嘛本人的形象也受到世界上很多人的注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安琪：从今天来看，西藏问题的症结到底是什么？
阿沛·晋美：西藏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总的来说，不外乎这样几个大的方面：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文化冲突问题。再一个就是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过去西藏人在传统上跟印度有种文化关系以外，政治上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西方殖民主义兴起来以后，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张，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如门户开放等等，使得当时的满清政府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满清早期基本上跟西藏维持一种宗主国的关系，并不是要完全统治西藏。西方扩张以后，对满清统治者有很大影响，认为如果不把西藏这个地盘稳住的话，那么要控制西藏会很难。所以说，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问题或者什么别的问题，而是各种矛盾、各种问题的总和。
安琪：那么西藏独立的诉求究竟是什么层面的？是一种政治诉求的表达，还是真的要求独立出去？
阿沛·晋美：西藏独立的诉求，也有很多层的意义。有的如你所说，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的追求；有的也是当今世界民族独立的潮流，这也是政治层面的一种追求；还有一种是文化和民族心理上的诉求。象西藏这样一个民族，自古以来就在那个高原上生存，虽然它跟外界也有些交往，但外边的人进去很困难，西藏高原上的人下来也很困难，基本上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并在这样一个大高原上繁衍出自己的一整套完全独特的文化、文明，与世界上任何文明都有很大的距离。西藏人历史上和中国也有很多密切的关系，但是中国古代的帝王从来没有统治过西藏。蒙古人想征服西藏，但他来了一下又走了。所以西藏人自古以来从没有受到外族这种完全的占领和统治。中共在西藏的全面控制，西藏民族在心理上根本就受不了。
中共对藏政策出尔反尔
安琪：中共控制西藏以后，对西藏的政策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
阿沛·晋美：中共在西藏的政策有过好多次改变。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在西藏的政策相当谨慎，毛泽东当时对西藏问题非常注意掌握分寸，据说五九年以前中共对西藏的大小政策全都是毛泽东亲自过问，当时中共在西藏的政策是循序渐进，做的颇有分寸。
现在有人说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是不是可以放到西藏？实际上西藏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九年期间是真正的一国两制，当时西藏承认"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承认中国的统治，中国政府也承认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可以照样维持原有的社会制度，原有的政府照样存在，达赖喇嘛系统也照样存在。当然它也说了，西藏要逐步实行民主改革，但要看西藏人民和上层的意愿，如果他们不愿意改革，可以推迟。所以那段时间西藏政策相当稳定宽松，算得上是一国两制。
五九年以后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政策一年比一年左，这跟当时中国的形势也有关系。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整彭德怀，整个政府向左倾。五九年毕竟在西藏还有一个达赖喇嘛，原西藏政府还在，总得还有点顾忌，不能太过分了。五九年以后达赖喇嘛被赶跑了，西藏政府解散了，没有任何顾忌了，放手去干，结果就把中国内地推进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那一套全搬来了，把西藏传统的社会制度全部都打碎了，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等等。
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八零年胡耀邦到西藏视察，他发现西藏情况非常糟糕，因此提出一系列新政策，有的政策实行了，有的政策刚开始一点就退了，没有实行。比方说胡耀邦提出对西藏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实行免税三年，三年以后再看当时的情况，如果还需要再免税几年的话，也可以考虑。还提出把在西藏的百分之八十五的汉族地方干部撤回去，他们也不愿意呆在那，大都是被迫去西藏的，这样大家皆大欢迎。可是也有不少人觉得胡耀邦的政策是投降主义，这个政策执行了一两年以后就没有继续执行，胡耀邦倒台的时候，这件事也变成他对西藏政策的一个失误。
安琪：胡耀邦为什么上任伊始就视察西藏？藏人对他的印象怎样？
阿沛·晋美：西藏人对胡耀邦相当有好感，觉得胡耀邦非常宽容大度。当然开始胡耀邦到西藏视察时，也有些人不了解胡耀邦要来干什么。在此之前西藏曾发生过一些小暴动，因为从七九年开始，当时中央政府跟达赖喇嘛方面还是有接触，邓小平觉得达赖喇嘛流亡在外，不了解西藏的建设情况，西藏早已解放了翻身农奴，所以他提出说希望达赖喇嘛回来看看。达赖喇嘛就派代表团回来了。代表团先到了甘青藏区，那一带的藏民成千上万地来朝拜他们，欢迎他们回来。当时中央派去陪同的人都感到震惊，赶紧向中央汇报。因为代表团马上就要到拉萨了，中央马上向西藏自治区领导发电，说甘青发生这样的情况，你们那边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把握控制住形势？西藏自治区的领导说，没问题，我们这儿的西藏翻身农奴觉悟很高，对整个流亡集团是唾弃的，不会对他们怎么样。中央才放心。但是代表团一到拉萨，整个地区就轰动了。当地藏民不仅朝拜他们，而且跟他们诉苦。当时我在北京，听到这种情况我都感到很吃惊，根本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西藏“平叛”已经二十年了，到现在西藏的人心向背问题还没有解决，西藏老百姓还在盼望达赖喇嘛，他们的心还向着达赖喇嘛，所以这才有了胡耀邦的视察。
胡耀邦在西藏看到老百姓的贫困状况，感到很震惊。从五九年到七九年这二十年，西藏老百姓的生活不仅没提高，很多地方还下降了，比封建农奴时代的生活水平还低，胡耀邦在讲话中提到了这一点，促使中央对西藏政策有所改变。
邓小平阻断西藏"一国两制"酿大祸
安琪：你刚说四九年到五九年这段时间相对来讲中央的政策宽容一点，那么五九年的所谓暴乱是怎样发生的呢？
阿沛·晋美：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复杂的。五九年的所谓暴乱不是在西藏自治区先开始的，是先在川滇藏区、甘青藏区开始的。为什么会在那些地方发生呢？这些地方从五三、五四年开始，就实行民主改革了。在这个问题上，当时中共领导内部有不同意见，后来毛泽东还说过，在西藏改革问题上，他和李维汉是右派，邓小平和李井泉是左派。邓小平和李井泉当时极力鼓吹要对甘青藏区推广民主改革，毛泽东反而很谨慎，并不赞成马上在这些地方进行民主改革，因为第一，如果在这些地方进行民主改革的话，会波及到西藏自治区的稳定。第二，造成这样一种情况以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会受到影响。在五十年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非常和好，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对中国很友好，认为这两个东方古老大国可以携起手来，共同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成为全世界反帝、反殖的新兴力量的代表。
邓小平后来在香港提出一国两制，但是他在五十年代西藏一国两制上却是最坚决的反对者。这件事没什么人提，但这是有根据的。邓小平当时提出在甘青川藏区先搞民主改革。一搞民主改革，当地的寺庙全都改革了。寺庙在藏人的传统社会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不仅是一个宗教中心，还是一个经济中心，又是一个交通中心。寺庙对藏人不仅提供精神上的需求，还是当地的教育中心，人们都到寺庙里来受教育。很多寺庙有自己的土地和庄园。改革把寺庙的土地都分出去了，很多寺庙的主持受到冲击，这样一来就在这些藏区引起很大的反抗。一反抗就镇压，一镇压，就干脆上山打游击。这些地区的藏人都是康巴人，非常彪悍，带有枪，历史上有名，村与村之间经常打冤家。当然他们打不过解放军了，就往西藏自治区方向跑。中国政府在十七条协议上说在西藏不实行民主改革，他所说的西藏是指西藏自治区，不包括其它藏区。但在西藏人传统概念中，西藏也包括这些藏区。江那边和江这边，虽然在行政区域上有区分，但都是一家人，比如兄弟住在江那边，我们住在江这边，我挨打，当然要逃到你那去。同是一个民族、一个宗教、一个文化、一个传统习惯，怎么可能不影响不波及到那边。以后越来越厉害，到五七、五八年，川滇甘青一带开始叛乱，遭到镇压他们就逃到西藏自治区，可能一共逃去了几十万武装难民。
安琪：国际上的介入起了什么作用？
阿沛·晋美：国际上有介入，但根本起不了作用。象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那些特务，空投进去以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给抓住了，一点没发挥什么作用。主要还是内部自发的反叛，到最后越来越控制不住了，结果就酿成了五九年的大祸。
安琪：关于五九年的镇压数据有没有做过详细统计？
阿沛·晋美：没有，这是很乱的。据说西藏六十年代的边界游击队，曾经截过解放军的军车，缴获过一些文件，说平叛期间消灭了八九万叛匪。那个文件我没看到过，看到过他们出版的照片。中国方面始终没有提供任何这方面的数据，流亡政府方面后来提出的死亡数据是一百万，又说是一百二十万，当然它说的不光是被中国军队消灭的人数，也包括非自然死亡的人数，以及自然灾害饿死的和在中共统治下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人数。按人口比例来算，这个数据太高了，我对这个数字始终是有保留的。我个人估计，整个藏区－－包括西藏三地区，大概有三、四十万人。
中央给钱畸形西藏经济
安琪：有人说邓小平在西藏实施了一个拿钱买稳定的政策，每年要给西藏十几个亿。这种情况对西藏人来讲，会不会促进观念上的改变？
阿沛·晋美：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九零年以后，相当明显的是在政治上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在物质上有很优厚的待遇。例如西藏自治区现在的财政收支，百分之九十几都是中央拨款，就是说政府每年的预算开支不是从下收税收上来的，而是直接从中央拨款拨来的，等于中央在养西藏自治区。八十年代初期搞过几十个大型项目，如体育场、饭店、大型发电站等等，中央给了很多钱，对西藏的影响确实很大。
但是，随着经济上的大规模投资，西藏的经济变成畸形发展。因为它不是很健康地在原有基础上自然发展形成的，有自己的市场和生产，而是仅仅依靠中央给钱，如果中央不给钱的话，整个西藏经济就要瘫痪，好多人就得没饭吃。而且给钱这种方法，只是富了一部分人，不是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平均获利，尤其农牧民和边远地区的农民，社会很少关注到他们。同时，中央给钱以后，养了一大批新的内地移民，很多经济利益被他们得到了，西藏本地老百姓真正获利的不是很多，我跟从西藏来的人交谈了解，多数人都有这种反映。西藏经济的畸形发展，造成了一部分人只想赚钱，经济的冲击带来了道德的败坏，甚至西藏的民族文化也受到了冲击。
安琪：现代化发展本身对西藏的宗教、语言方面是否也有所冲击？
阿沛·晋美：现代化、商业化的冲击是相当厉害的，如果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政策得当，西藏的宗教文化受到的冲击会小一些。西藏文化中有它保守的地方，但也有很开放的一面。例如西藏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很容易吸收外来文化，并把它们囊括进来，佛教就是从外来文化中引进和吸收来的。共产党在这方面如果采取保护政策的话，现代化的冲击虽然会有，但是破坏性会少得多。
安琪：共产党在九十年代是不是在西藏修复了很多寺庙？
阿沛·晋美：我自八五年以来就没有回去过。据〔人民日报〕报道，共产党在九十年代修复了一千七百个寺庙，它是花了不少钱。但是共产党的宣传很多人不信，因为它老是不把全部的情况说出来。比如它只说花了多少钱修布达拉宫，但就不说布达拉宫为什么要修，不说一九五九年共产党的大炮一轰，布达拉宫才被破坏的。它也不说文革中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在布达拉宫山底下挖洞，整个地基都破坏了。但这些它都不提。
安琪：关于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延续，好多西藏人都有一种担心，害怕西藏这个种族会在历史上消失。你认为这种担心有没有依据？
阿沛·晋美：有依据。但是我认为西藏这个民族的消失不是特别容易。因为西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它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教，也有它比较顽固的某些方面，不会那么轻易地就完全消失。但是现在冲击是非常大的，西藏就那么几百万人，内地十二亿人，来个千分之一都能把西藏人给消化掉了。
安琪：西方媒体说中共对西藏采取了一种殖民政策，对此你的看法如何？
阿沛·晋美：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大量的内地人进藏，就是说进西藏自治区。但是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这些藏区的民族成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四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例如青海有六个藏民州，有两个州现在藏人占百分之八十五，占大多数。有两个州藏人差不多是百分之六十左右。剩下的两个州，汉人已经占多数了，其中一个州百分之八十都是汉人。从中央政策来看，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很明确的殖民政策，但是这五年很明显地有很多内地人到西藏自治区做生意、工作，享受各种优惠条件。当然这些人也可能有很多并不想留在西藏，更愿意回去，可是也有很多人不想回去，因为他回去挣不了多少钱，哪有象在西藏这么容易挣钱，开始他可能不太习惯，但是呆下去就习惯了。这样的人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多。再说，西藏多年以来只进不出，或者进的多出的少，今天去看，好象没有那么多人，发展趋势不能一下子看出来，但是如果再这样继续五十年的话，那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到那时问题就大了。
共产党"妖魔化的西藏"
安琪：在海外有关西藏问题的讨论中，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汉藏冲突问题。据我所知，实际上大部分汉人对西藏并不了解，即使出于对宗教的敬畏，汉人对西藏人在感情上也是比较接近的。你认为汉藏冲突的根源是什么？
阿沛·晋美：其实在传统历史上，汉藏之间没有什么冲突，而且西藏人始终认为汉民族有一种非常高的文明，对此他们非常佩服和尊敬。吐蕃王非要娶一个文成公主，他就是羡慕大唐的文化与文明，他觉得娶文成公主是他的光荣。而且西藏人在汉民族文化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西藏人开的餐馆，很多都是中餐的变通，西藏的蔬菜名称，除了土豆、豌豆是藏族名字，其它百分之九十都是汉族名字，象白菜、萝卜、韭菜、芹菜等等。所以说，历史上西藏人对汉民族没有什么真正的冲突或者仇恨。当然，最早唐朝和西藏也有过战争，但那都是你打我，我打你，大家都有责任，而且西藏人的侵略性更强一些。也有很多和好的时候。象明朝，西藏的喇嘛争先恐后地上北京，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明朝皇帝给他们很多礼物，说是送俸。所谓礼物并不是小礼物，西藏的喇嘛都是整车整车地从北京往西藏拉，所以他们特别高兴给北京进贡。为此明朝还发过一个指示，说你们一年来一次就够了，来人也不要太多。
汉藏间的冲突是从清朝开始的。清政府往西藏派驻藏大臣，在西藏用兵，清末在西藏边境进行改土归流，把藏人的社会社区完全摧毁掉，把藏区的当地人杀掉，给每个藏人家里赐汉姓。满清制造的这种民族之间的冲突，西藏人就认为满人也好，汉人也好，反正都是中国人。
安琪：为什么现在民族矛盾这样尖锐？
阿沛·晋美：共产党的政策是造成民族矛盾尖锐的主要原因。国民党基本上没有统治过西藏本土，对边境上的藏区，它是通过当地的头人来间接地统治。共产党来了以后，西藏历史上头一次完完全全地被外族统治了，他们大规模地破坏西藏民族文化，造成达赖喇嘛和西藏十几万难民流亡印度，这都是在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安琪：有个问题一直想请教，共产党宣传的西藏，象我们从小看的电影〔农奴〕，其中农奴主对农奴强巴的残酷压迫是不是真有其事？
阿沛·晋美：共产党对西藏的宣传当中，从五九年开始，很多都是假的。现在中国有的人说美国"妖魔化的中国"，其实共产党早已经"妖魔化的西藏"。最近有一篇文章说中共妖魔化西藏三十年，真是这样的。象过去说的剥人皮，挖眼睛、人头骨呀，还有把小孩活埋在寺庙的墙角，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剥人皮、挖眼睛的这种事情不是绝对没有，可能一百年里有过那么一次两次，而且都是私刑。类似的私刑哪个社会都有，你要是这样追究的话，哪一个社会，哪一个民族没有一些残忍的事情？汉人不久前还有女孩子裹脚，男孩子阉割。共产党把西藏丑化成最野蛮、最落后、最愚昧、最黑暗的社会，在这种宣传下，你想想内地人听了会怎么样呢？到今天很多汉人一说起西藏来，首先想到的就是野蛮、残酷。
承认西藏人有自决的权利
安琪：你怎样看西藏传统的宗教制度？
阿沛·晋美：西藏过去的僧侣制度，政教合一制度，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情况很相似。这种神权政治，政教合一制度，也许在历史上可能发挥过一些作用，但已经不太适合于今天的世界了，是需要改变的。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我觉得也要改变，因为这种制度带来很多问题。在这方面达赖喇嘛也有很多想法，他说也许他是最后一个达赖喇嘛，今后的达赖喇嘛到底怎么办，要还是不要，达赖喇嘛制度是不是应该通过选举产生，应该由人民自己去决定。还有，西藏人建寺庙的狂热，很多人都去当喇嘛、当尼姑，一生积蓄下来的那么一点钱，都放到寺庙去了，因为他觉得这对于他的来世很好。我特别同情这些人，你用这些积蓄改善生活也好，盖个房子也好，干什么非得交给寺庙？这些方面的确需要有很大的改变，当然这些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改过来的，是需要慢慢地去改变的。宗教这个东西自从有人类以来，在人的概念里它总是存在的，不管你信马列主义也好，信科学也好，总是有一种信念方面的需求。
安琪：达赖喇嘛很早就提到了政教分离问题，但是好象也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决定。比如达赖喇嘛主张西藏高度自治，但西藏也有一些人主张独立。你认为西藏人现在对达赖喇嘛的认同程度如何？
阿沛·晋美：西藏人对达赖喇嘛的认同感非常高，在西藏的很大一部分人中，达赖喇嘛享有至高无上的声誉。但是这四十多年，中共在西藏也培养了一大批藏人，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会跟随达赖喇嘛，也是个问题。至于达赖喇嘛说有些问题如达赖喇嘛制度，让西藏多数人来决定等等，西藏多数人能不能接受，我还说不上。达赖喇嘛制度是历史上产生的，也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是西藏的一分遗产。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达赖喇嘛的制度问题，而是整个藏民族的历史遗产问题。我们如何接受，如何继承，如何在继承的过程中不排除现代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既吸收新的东西，又把旧传统里的好坏分清楚，这是藏民族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能不能接受这个挑战，是一种很大的考验。
安琪：你认为民族自决的方法在西藏问题上能不能成立？
阿沛·晋美：民族自决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是避免民族压制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决办法，因为有了这个民族自决的权利，弱小民族才能够以此来争取保持他们自己应有的权益，宗主国也好，大民族也好，就不可能完全随心所欲地欺压弱小民族，而会非常慎重地对待小民族，尊重弱小民族的利益和权益，否则弱小民族就要跟你脱离关系，这是一种制衡的办法。民族自决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设想，而且还是一种不涉及武力和强权，而是通过人民表达意愿的办法来解决民族之间的冲突。当然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比如民族自决，你决什么？又会有不同的方法。但是作为一个原则，民族自决原则对西藏问题是适用的。西藏民族从她的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特征各方面来说，绝对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你先得承认西藏人有这个权利，至于他们作出什么决定，那是另一回事。承认了民族自决的权利以后，未来中国的领导也好，西藏的领导也好，就要考虑各方面的利害冲突，中国的利益，西藏的利益，西藏跟中国呆在一起好，还是不呆在一起好，那都是可以讨论，可以商量的，我想首先应该有些基本的认同。
安琪：海外的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对西藏的进步和发展能起一个什么作用呢？
阿沛·晋美：我一直认为海外流亡运动，可以起一个继往开来的作用，能够接受和保存传统，同时又把外部世界的一些好的东西学到，再传播进去，起一个传播媒介的作用，但是真正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海外这些流亡藏人，而是绝大多数生活在西藏内部的藏人。
争取西藏民族的公正待遇
安琪：在这个过程中，你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阿沛·晋美：我从事的是一种争取西藏民族的公正待遇，争取对西藏权利的尊重的事业。我的生活经历和我受过的教育，使我对西藏历史，对西藏人的感情也了解很多。同时我对中国文化非常欣赏，非常热爱，我觉得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民族，尽管她也有很多毛病，经历过很多困难，但是这个民族既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又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民族。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也许我能够促成这两个民族间的一些交流，能够搭个桥，做点这方面的联络工作。
安琪：你现在主持对西藏的广播工作，主要宗旨是什么？
阿沛·晋美：因为西藏缺乏新闻自由，缺乏信息，所以我们向听众提供真正客观公正的信息、消息等等。西藏这些年在获取信息方面尽管有所进步，但是事实上没有什么新闻自由，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对西藏内部的了解，由于新闻的封锁，传播的机会也很少。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广播，能够给听众带来真正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真正客观公正的报道。
安琪：信息来源如何？
阿沛·晋美：各方面的信息都有，包括各大通讯社的消息。我们有些西藏通讯员，主要是印度的藏人，我们很希望在西藏内部建立通讯员网络，但是很难，有时连打个电话都很困难。
安琪：作为新闻从业者，你怎样评价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西藏问题的宣传？
阿沛晋美：我的观察，西方主流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宣传不是特别多，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多了。一般来说，西方主流社会对西藏的自由、民族自决、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宗教的努力，基本上是抱同情的态度。当然西方社会对西藏的了解程度也不一样，对具体的情况并不是非常清楚。
安琪：有人说西方的宣传和中国大陆的宣传对西藏问题都有失实，是这样吗？
阿沛·晋美：有这种情况，表面的东西也比较多。另外，流亡藏人的宣传工作也很厉害，西方传媒比较倾向于相信这些。因为中共的声誉不是特别好，所以中共的宣传很多人不相信。我认为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宣传在某些方面也有很多问题。西方传媒从本质上说，倒是愿意更多地追求真实，不是有意识地去歪曲事实。但它也受很多限制，到现在为止，中共很少让西藏接待西方媒体的采访和调查，西方记者在中国大陆其它地方基本上都可以去，唯独去西藏受到控制，这样就限制了西方媒体对西藏进行真正全面、客观的报道。
安琪：前不久有部关于西藏的电影〔西藏七年〕引起一些反弹，对于其中一些包括宗教方面的细节，包括对阿沛·阿旺晋美的描述，都有失真之处。你怎么看这部影片？
阿沛·晋美：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糟糕的宣传片，非常粗糙，很不真实。说是一部史实电影，但很多东西都是虚构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很不严肃，手法也很卑劣，很多情况都不真实，基本上不顾历史事实。例如作者哈尔，说他看到解放军进藏，多么残暴什么的。其实他根本没有见到过解放军，解放军进入拉萨之前，他已经离开了，他的书里也没有这些内容，书和电影也不一样。
巴黎古道且闲庄
1998年10月
星期五, 7月 19, 2013
阿嘉仁波切：流亡藏人完成民主转型
来源：美国之音 27.04.2011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20110428-exclusive-interview-of-arjia-rinpoche-120866064/781149.html
曾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的原藏传佛教六大寺院之一的青海塔尔寺住持阿嘉仁波切，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将政治领袖的权力移交给民主选举产生的首席部长意义重大。他还批评北京在与达赖喇嘛谈判时没有诚意。
*政教合一体制终结*
原被称为中国“省部级活佛”的阿嘉仁波切在专访中表示，尊者达赖喇嘛今年3月正式宣布退休，将作为西藏政治领袖的权力移交给下一任民主选举产生的首席部长(亦称首席噶伦或噶伦赤巴)及其内阁，是明智之举，意义重大。
他说：“这是达赖喇嘛作出的又一个伟大的事迹，意味着政教合一的制度已经结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感觉君主制宣告结束，完全把权力交给了民众，由民众来选举产生噶伦赤巴来领导西藏以外的藏人社会。第三点就是说，达赖喇嘛转世灵童问题一直是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他一再强调这个世袭制度，是个群众性的问题，是一个宗教性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这个现在已经是明朗化了，跟政治分开了。”
阿嘉仁波切的全名是阿嘉.罗桑图旦，1952年2岁时被十世班禅喇嘛认定为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父亲鲁本格的转世灵童子。大跃进及文革期间，他被迫当农民，进行劳动改造长达16年。
改革开放后，阿嘉活佛先后在青海省政协及全国佛教协会担任要职，但因不愿为北京单方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灵童作经师，于1998年流亡美国。
阿嘉仁波切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关系密切，关注西藏问题，在弘扬西藏佛教和文化上作用举足轻重。
*金瓶掣签已不适用*
阿嘉仁波切表示，达赖喇嘛将其转世问题交由民众决定，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希望避免在他圆寂后同时出现一个北京挑选和控制的，以及一个由藏人挑选的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状况，就像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出现两个一样。阿嘉仁波切表示，这为坚持由中央政府用金瓶掣签来选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北京如何应对带来了新的课题。
他说：“达赖喇嘛转世灵童问题，我想在国外就是要转世。他既然在政治上成了一个平民百姓，当然宗教上还是宗教领袖了，以后的转世灵童就是由民众来定。这里就不存在什么争执问题，达赖喇嘛会不会继承流亡政府的头儿这样一个问题了。他完全是一个宗教方面的，那这个金瓶掣签这个满清政府发明的为政治服务的东西也已经过时，就是没办法用了。”
从2002年到2008年，北京与达赖喇嘛的特使进行了多轮谈判，但是都没有结果。阿嘉仁波切表示，尽管达赖喇嘛多次公开承诺只是要求自治，而非独立，但北京仍不断指责达赖喇嘛主张独立。他表示，北京与达赖喇嘛代表谈判实际上没有诚意。
他说：“西藏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达赖喇嘛也好，西藏的民众要求的都是宗教要有自由，自己的语言文化要保留，要高度自治和真正自治。如果西藏这样自治的话呢，新疆也会提出来，香港也会提出来。所以这些原因吧，中国政府一再躲避这个问题。那不想谈的话，它要提出一些借口，啊，你是在变相要求独立呀，你是在讲大西藏。比如说大西藏不提，光西藏自治区你给不给它自治权呢，绝对是不会给的。”
*中间路线前途不明*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988年首次提出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路线”，即在中国统治下实现西藏真正自治。多年来，中间路线得到多数藏人的赞同，但也受到主张独立的藏人的批评，尤其是在与北京的多轮谈判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以后，中间路线受到极大的压力。
外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达赖喇嘛退出政治以后，他倡导的中间路线是否会有改变，阿嘉仁波切表示，多数藏人是赞同中间路线的，但是未来如何目前很难说。
他说：“这个也比较难说了。根据流亡藏人的比例来看，多数还是赞成中间的路线。新的噶伦赤巴当选之后，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会不会产生西藏自己的一个民主党派，如果民主党派的这个产生的话，中国是最害怕的一件事。民主党派产生后，它有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想法，提出来比如西藏要独立，或者西藏要高度自治，还是推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呀等等，这完全是一个民众的选择了。”
4月27日，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选举委员会根据选举结果，宣布美国哈佛大学法律学者洛桑森格当选为第3届民选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阿嘉仁波切表示，他认为新的流亡政府将会推行一个比较进步的、适合解决西藏问题的制度。
他说：“他肯定是有许多西方的影响，他也和中国的学者经常打交道，知道中国的政策，同时他还会保持西藏传统的文化，推行，我想是，西方化的民主，也有西藏传统的制度。可是呢，中国政府已经有回应，说是他是恐怖主义。当选还没有当选，就说他当恐怖主义，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个宣传的导向。”
目前流亡藏人在全力抗议中国政府镇压四川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人。有消息说，在警方上星期强行带走约300名僧人并打死2名寺外守夜村民后，格尔登寺被强行关闭。针对格尔登寺的局势，阿嘉仁波切表示，格尔登寺的问题反映了当局对待国内藏人的现状。
他说：“中国政府一直认为寺庙就是出事的黑窝，所以把寺庙管得非常的严。08年以后，对寺庙大量派警察呀，有工作组呀，这样来管制。这次格尔登寺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想不仅仅是寺庙里出的问题，它主要可能跟中国整个的政权在考虑。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出现以后，中国也有这方面的声音。所以，它有关方面也害怕在西藏成为一个导火线。”
*高层内幕导致出走*
1998年，身居高位、仕途顺利的阿嘉仁波切突然流亡美国，引起震动。阿嘉仁波切表示，他在参加1995年11月的选定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仪式后，搭乘中国国家领导人李铁映的专机从拉萨返回北京的途中，亲耳从当时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口中，听到在金瓶掣签上做了手脚的内幕，这是导致他出走的原因。
他说：“叶小文就谈谈谈，谈得很高兴，好像有意地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在转世灵童这个问题上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放了点棉花，让那个名签弄得再高点。当时我是非常非常地震撼，我都吓得不敢看边上的人了。他跟我们透露的目的就是说我们选的尽可能的是最好的人选，你们接受吧。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后来)暗示叫我去当十一世的老师，这样的情况下，我就看这事情不妙。”
阿嘉仁波切2000年在加州创建西方利乐塔尔寺和西藏悲智中心(TCCW)。后受达赖喇嘛指派，住持在印第安纳州的藏蒙佛教文化中心和强孜林寺。2010年3月，阿嘉活佛出版英文自传“Surviving the Dragon”《顺水逆风》，讲述他在中国的经历。目前，他在撰写这本书的中文版。
阿嘉仁波切在他的英文自传中详细记录了他所经历的不同时代的历史。他表示，希望能流下一些历史的印证。阿嘉仁波切在专访中还谈到他在1960和70年代经常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他1980年代复出开始担任很高职位的时候，也有时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20110428-exclusive-interview-of-arjia-rinpoche-120866064/781149.html
曾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的原藏传佛教六大寺院之一的青海塔尔寺住持阿嘉仁波切，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将政治领袖的权力移交给民主选举产生的首席部长意义重大。他还批评北京在与达赖喇嘛谈判时没有诚意。
*政教合一体制终结*
原被称为中国“省部级活佛”的阿嘉仁波切在专访中表示，尊者达赖喇嘛今年3月正式宣布退休，将作为西藏政治领袖的权力移交给下一任民主选举产生的首席部长(亦称首席噶伦或噶伦赤巴)及其内阁，是明智之举，意义重大。
他说：“这是达赖喇嘛作出的又一个伟大的事迹，意味着政教合一的制度已经结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感觉君主制宣告结束，完全把权力交给了民众，由民众来选举产生噶伦赤巴来领导西藏以外的藏人社会。第三点就是说，达赖喇嘛转世灵童问题一直是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他一再强调这个世袭制度，是个群众性的问题，是一个宗教性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这个现在已经是明朗化了，跟政治分开了。”
阿嘉仁波切的全名是阿嘉.罗桑图旦，1952年2岁时被十世班禅喇嘛认定为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父亲鲁本格的转世灵童子。大跃进及文革期间，他被迫当农民，进行劳动改造长达16年。
改革开放后，阿嘉活佛先后在青海省政协及全国佛教协会担任要职，但因不愿为北京单方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灵童作经师，于1998年流亡美国。
阿嘉仁波切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关系密切，关注西藏问题，在弘扬西藏佛教和文化上作用举足轻重。
*金瓶掣签已不适用*
阿嘉仁波切表示，达赖喇嘛将其转世问题交由民众决定，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希望避免在他圆寂后同时出现一个北京挑选和控制的，以及一个由藏人挑选的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状况，就像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出现两个一样。阿嘉仁波切表示，这为坚持由中央政府用金瓶掣签来选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北京如何应对带来了新的课题。
他说：“达赖喇嘛转世灵童问题，我想在国外就是要转世。他既然在政治上成了一个平民百姓，当然宗教上还是宗教领袖了，以后的转世灵童就是由民众来定。这里就不存在什么争执问题，达赖喇嘛会不会继承流亡政府的头儿这样一个问题了。他完全是一个宗教方面的，那这个金瓶掣签这个满清政府发明的为政治服务的东西也已经过时，就是没办法用了。”
从2002年到2008年，北京与达赖喇嘛的特使进行了多轮谈判，但是都没有结果。阿嘉仁波切表示，尽管达赖喇嘛多次公开承诺只是要求自治，而非独立，但北京仍不断指责达赖喇嘛主张独立。他表示，北京与达赖喇嘛代表谈判实际上没有诚意。
他说：“西藏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达赖喇嘛也好，西藏的民众要求的都是宗教要有自由，自己的语言文化要保留，要高度自治和真正自治。如果西藏这样自治的话呢，新疆也会提出来，香港也会提出来。所以这些原因吧，中国政府一再躲避这个问题。那不想谈的话，它要提出一些借口，啊，你是在变相要求独立呀，你是在讲大西藏。比如说大西藏不提，光西藏自治区你给不给它自治权呢，绝对是不会给的。”
*中间路线前途不明*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988年首次提出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路线”，即在中国统治下实现西藏真正自治。多年来，中间路线得到多数藏人的赞同，但也受到主张独立的藏人的批评，尤其是在与北京的多轮谈判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以后，中间路线受到极大的压力。
外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达赖喇嘛退出政治以后，他倡导的中间路线是否会有改变，阿嘉仁波切表示，多数藏人是赞同中间路线的，但是未来如何目前很难说。
他说：“这个也比较难说了。根据流亡藏人的比例来看，多数还是赞成中间的路线。新的噶伦赤巴当选之后，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会不会产生西藏自己的一个民主党派，如果民主党派的这个产生的话，中国是最害怕的一件事。民主党派产生后，它有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想法，提出来比如西藏要独立，或者西藏要高度自治，还是推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呀等等，这完全是一个民众的选择了。”
4月27日，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选举委员会根据选举结果，宣布美国哈佛大学法律学者洛桑森格当选为第3届民选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阿嘉仁波切表示，他认为新的流亡政府将会推行一个比较进步的、适合解决西藏问题的制度。
他说：“他肯定是有许多西方的影响，他也和中国的学者经常打交道，知道中国的政策，同时他还会保持西藏传统的文化，推行，我想是，西方化的民主，也有西藏传统的制度。可是呢，中国政府已经有回应，说是他是恐怖主义。当选还没有当选，就说他当恐怖主义，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个宣传的导向。”
目前流亡藏人在全力抗议中国政府镇压四川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人。有消息说，在警方上星期强行带走约300名僧人并打死2名寺外守夜村民后，格尔登寺被强行关闭。针对格尔登寺的局势，阿嘉仁波切表示，格尔登寺的问题反映了当局对待国内藏人的现状。
他说：“中国政府一直认为寺庙就是出事的黑窝，所以把寺庙管得非常的严。08年以后，对寺庙大量派警察呀，有工作组呀，这样来管制。这次格尔登寺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想不仅仅是寺庙里出的问题，它主要可能跟中国整个的政权在考虑。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出现以后，中国也有这方面的声音。所以，它有关方面也害怕在西藏成为一个导火线。”
*高层内幕导致出走*
1998年，身居高位、仕途顺利的阿嘉仁波切突然流亡美国，引起震动。阿嘉仁波切表示，他在参加1995年11月的选定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仪式后，搭乘中国国家领导人李铁映的专机从拉萨返回北京的途中，亲耳从当时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口中，听到在金瓶掣签上做了手脚的内幕，这是导致他出走的原因。
他说：“叶小文就谈谈谈，谈得很高兴，好像有意地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在转世灵童这个问题上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放了点棉花，让那个名签弄得再高点。当时我是非常非常地震撼，我都吓得不敢看边上的人了。他跟我们透露的目的就是说我们选的尽可能的是最好的人选，你们接受吧。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后来)暗示叫我去当十一世的老师，这样的情况下，我就看这事情不妙。”
阿嘉仁波切2000年在加州创建西方利乐塔尔寺和西藏悲智中心(TCCW)。后受达赖喇嘛指派，住持在印第安纳州的藏蒙佛教文化中心和强孜林寺。2010年3月，阿嘉活佛出版英文自传“Surviving the Dragon”《顺水逆风》，讲述他在中国的经历。目前，他在撰写这本书的中文版。
阿嘉仁波切在他的英文自传中详细记录了他所经历的不同时代的历史。他表示，希望能流下一些历史的印证。阿嘉仁波切在专访中还谈到他在1960和70年代经常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他1980年代复出开始担任很高职位的时候，也有时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茨仁夏加：西藏与流亡之间的鸿沟
作者：茨仁夏加
译者：台湾悬钩子
来源：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May 2008
The Gulf Between Tibet and Its Exiles
May 07, 2008
by Tsering Shaky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May 2008
最近有两篇关于西藏暴动的文章，主旨都是想要证明藏区三月的暴动，都是由外国煽风点火而造成的。结果是，这两篇文章都大量地出现在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体里，包括CCTV，以及网络上。这个插曲告诉我们，中国政府如何努力想要影响国内与国际对于西藏冲突的观感，还有中国人如何误解了西藏内部与流亡者之间的连系性质。
第一篇文章由一个加拿大的网站，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所发表，由一位以美国为基地的作家，威廉•恩达尔（William Engdahl）所写，这一位以911与全球暖化都是美国政府的阴谋的看法而出名。他在该文里，引用了公开可得的信息，提出美国民主基金会（U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补助的一些西藏流亡团体，作为最近西藏所发生的事件都是美国政府支持的组织所策动的论据(注1)。同样的论证，被有名的记者程翔，一字一句地重述，并且发表于整个中文媒体界里，程先生没有提出新证据，也没有加上自己的研究。
两位作者都认为美国政府采用了一种阴谋，想要颠覆中国，所以就用煽动西藏的暴力，来达到此种目的。两位都指出，一些与西藏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就是始作俑者，而他们都得到NED的援助。然而这两篇文章都没有说明，这个阴谋是什么；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此阴谋真的存在；而他们也未能指出，除了收到补助外，这些非政府组织与该阴谋有关的证据何在。任何熟悉这些组织、也认识目前西藏的人，都能够证明，这些指控都是太过简化的论证，是「以联想定罪」（guilt by association）的谬论来作为根据的（注2）。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两位作者都没有解释，也没有说明，这些非政府组织在作什么事，以及它们如何运作。例如，其中一个被两个作者点名的，就是以纽约为基地的利众基金会（Trace Foundaton），这个基金会在西藏的工作是教育、发展与健保。这是一个得到中国政府正式认可以许多非政府组织之一，而且也没有任何纪录可以证明，它曾经从事任何可以被误解为反华的活动。中国政府经常性地举行对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详细调查，假如真有此类情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大大公布。事实上，利众基金会比起其它在中国内部活动的NGO，更加谨慎地使自己远离任何政府团体与政治活动，而这就是它为什么可以在中国运作这么长达数十年的原因。
利众基金会在此面向上是如此注意，以致于一些亲西藏的游说团体，还有一些流亡人士，过去都指控它太过支持中国，因为它拒绝涉入流亡政治，也明确地接受中国统治，并且在中国的系统内部运作。如果利众基金会有任何涉入西藏政治与暴动之一丁点证据，这两位作者应该会肯定地告诉我们。然而，他们唯一的证据，就是告诉我们，利众基金会的创立人，与金融慈善家乔治索罗斯有亲属关系，而后者公开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支持民主化的计划。
恩达尔的论证，程先生又加以重复的，只是含沙射影；唯一的关连，只在他们心中建立。在他们的想法之后，以及中国政府的想法里头（他们声称西藏的暴动是由外人所煽动，而这些外人的范围，广及CIA到达赖喇嘛），乃是认为流亡西藏团体涉入了西藏内部的政治活动的假设。
这种假设，乃是预先认为，印度与西藏之间，有信息的自由交流。然而，这一点，却是相当有限的。为了充份建立起流亡团体与西藏内部事件的关连，或者西藏内部事件与西方利益的关连，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团体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也必须了解印度与海外的藏人组成与其性质。
印度的难民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且形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情感，以致于认为他们自己就是西藏、与西藏人民的捍卫者。在某些情况里，这种观念甚至已经变成，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所有藏人的真代表，而认为身处藏地的藏人只是被动、受压迫的受难者而已。这通常会造成他们对于身处西藏的藏人有一种保护的态度。结果是，西藏内的藏人与西藏外的藏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与社会鸿沟。
这种分别有点类似于大陆的中国人与，例如，那些从台湾或香港来的中国人。例如，西藏内部的藏人，对于中国式的流行歌曲很能接受，然而印度的藏人却钟情于宝莱坞（Bollywood）。即使这两个团体的人，在西方的中立地区见面了，也很少有任何交流。我常常必须在同一个晚上参加两个宴会，一个是由流亡很久的藏人所主办，另外一个则是由西藏刚来的团体所举办，因为这两者对于播放什么音乐都没办法达成共识。例如，1990年代最红的西藏流行歌手，达珍（Dadon Dawadolma），从拉萨逃到印度，却很难过地发现没有人想听她的音乐。她在印度没没无名，而流亡藏人则指控她唱的歌太过中国式。两个团体之间的鸿沟也许只是文化的，但对于实际的政治交流，已形成重大的障碍。
不是秘密的是，印度与其他地方的西藏组织都收到NED与其他西方组织的补助；恩达尔先生的信息只是从NED的网站上取得的。这几乎称不上什么凶器。而且就算是民主基金会给予流亡西藏团体补助，也不能证明这些钱就是用在西藏。从西方获得补助的流亡组织，只在印度内部运作，他们将活动投射到西藏的能力是零。
阴谋理论专家假设印度与西藏的藏人可以自由交换理念与人员，但却没有这样的交流。印度的藏人想要旅行到西藏，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政府坚持，想要旅行到自己家乡的藏人，一定要使用中国的旅行文件。即使是拥有外国护照的人，如我自己，要得到进入中国的签证，也很困难，特别是假如希望旅行到中藏地区，亦即现在的西藏自治区。
西藏青年议会，被中国贴卷标为恐怖份子团体，是印度最大的藏人社会与政治机构。而参加的人，完全都是在印度出生的藏人，而他们的政治策略，受到印度政治文化的影响。这本身并不是坏事，印度的政治系统有长期的抗议传统，而印度人只有自由受到一点点侵害，就会走上街头游行。
藏青会也认为抗议就是政治的基本面。因为他们没办法在西藏内部抗议，所以就在德里、纽约与巴黎街头抗议。这就是他们能力所能及的地方：藏青会的领袖发表演讲，然后作一些有争议的主张，但他们毫无能力将他们的话语投射成在西藏内部的行动。
唯一可以说还跟西藏内部有所联系的组织叫做913（Guchusum）。这个团体的名字，是由自从1980年代晚期开始，拉萨地区发生的主要抗议活动的日期所组成，而这个组织是由曾经参与这些事件，以及因为参与这些事件而被囚禁的人所组成的。因为他们都是相对较晚才从西藏逃出来的，所以在西藏内部还有一些家人与社会网络。然而，这个团体人数很少，而且主要的功能是为这些前政治犯与刚从西藏逃出来的人，提供福利与支持。除此之外，没有流亡团体与西藏内部有什么联系。
这并不是说，在西藏内部的人不知道流亡者的观点与活动。美国过去采取的一个方案，对西藏的藏人有重大的影响的，就是在1991年在美国之音里建立藏语广播服务，也在1996年在自由亚洲电台里建立同样的服务。然而，这些广播本身并不是什么秘密活动，也不从事暴动的连系工作；这些广播服务只提供新闻与意见的来源，在一个只有单一新闻来源的社会里，提供另外的选择。
但除了广播之外，如果你想寻找流亡团体与西藏内部事件的关连性，你不应该从西方式的NGO里去寻求，不管这些组织是否与藏人有关。确实是有联系，但不是外界所设想的那样。这是一个由民族中心主义所制造出来的问题：你只能想象，将自己所曾经历的组织经验，投射于藏人的政治活动之上。然而西藏的政治主张，主要是置于传统的文化空间里，亦即在佛寺与宗教里。这不是在暗示，西藏的政治，是某种基本教义，像塔利班似的运动；它传统的地方，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其流通的管道。
点燃西藏最近的暴动与抗议各种因素里，最显著的是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犯下的大错，有关于选择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中国共产党，不管西藏人民的愿望，也不顾西藏的传统，强制执行、自导自演了自己的灵童选择过程。结果就是，党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绝大多数藏人、甚至中国的藏传佛教徒都反对的位置上。党甚至想办法让所有的佛寺都反对这种做法，连那些本来支持政府的寺院都反对了。班禅喇嘛所驻跸，西藏第二大城日喀则市的札什伦布寺，也拒绝接受这个灵童，而没有一位喇嘛或寺院同意收容这个小孩。这可怜的小孩变成无家可归，只能待在北京的宫殿里。
不管藏人对于人权或独立的看法与感觉如何，对于班禅喇嘛一事上，大家都有高度的共识：党错了。党的反应就是宣布加强爱国教育，以及在寺院里进行反达赖喇嘛的运动。这些运动要求寺院与僧人谴责达赖喇嘛，并且制造了一种根深蒂固，让党绝对无法获得民心的情况。这一点是没有一位僧人或喇嘛愿意妥协的。
到了1990年代末期，各大佛寺发现自己处于危机：在一方面，党早已开始介入寺院的空间；另一方面，许多年老的喇嘛去逝。最资深的喇嘛如噶玛巴、塔尔寺的阿嘉仁波切（Argya Rinpoche）逃到国外，而资深喇嘛的缺席，造成西藏的领袖真空状态。在过去，这些资深的喇嘛通常可以扮演调人的角色，他们的温和声音，很能够镇定僧人与小区，也往往受到党的利用。
党对于这些资深喇嘛逃亡的最初反应，是尴尬。然而长期下来，党开始认为他们离开是件好事，是一个摧毁西藏境内传统权威的大好机会。官员们认为，既然这些喇嘛已经逃出国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更加容易控制西藏：就好像流亡纽约或巴黎的中国异议份子一样，只要他们一离开，其重要性就会消失，也不能够在家乡造成任何祸害了。然而党未能明白的是，这些喇嘛与异见份子大不相同。只要这些喇嘛留在哪里，他所属的寺院与忠实信徒，就会继续听他讲话，将他看成是他们的领袖。
还有，西藏内部的藏人对于藏人的共党官员非常生气。藏人并不把现在的藏人党员干部看成领袖，在西藏自治区特别如此。这些藏人官员无法提供安定的力量，也不能作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对他们最好的看法，就是他们很投机，最差的看法，就是他们是奸细。即使是共党官员自己都认为处于非常不舒服的地方。一位西藏官员有一次告诉我，一群西藏党员们一起看有关二次大战中，国民党的汉奸如何与日本人勾结的戏剧。结果大家都觉得非常不舒服，显然他们都把自己看成电影上的角色。
喇嘛逃走、流亡，造成出人意外的后果。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西藏内部的亲独立抗议，并未扩散到拉萨以外的地方，因为大部份的喇嘛态度都模棱两可，而且使用他们的影响力来使信众平静。今年，几乎有发生抗议的地方，都是当地的资深喇嘛已经逃离西藏、现在住在印度的地方。
就是因为这些资深喇嘛来到印度，才造成了西藏内部与印度藏人的连系。到了公元2000年早期，越来越多青海与四川藏区的人开始旅行到印度来。如果你看看来到印度的藏人数字，还有他们从哪里来的资料，你就会发现，在1980与1990年代，他们大部份都是从西藏自治区来的，然而在过去十年里，来到印度的藏人，都是从藏东来的，也是最近许多抗议发生的地方。这或许可以部份解释为，因为西藏自治区与藏东各省的政策不同、管制严密宽松有别，但这只是部份的解释。
大部份来印度的藏人，都是因为他们的当地喇嘛在印度，所以他们必须去那里才能获得宗教的教育以及启发。藏传佛教非常复杂，所以其修行以及知识的传递并不像是研读一本书那样简单。知识的传递，是深植于第一个使徒从释迦牟尼那里听到启示，然后不中断地将这些教诲传承下来的概念里，所以假如这种传承不能显示的话，其弘法就没有任何合法性。
离开西藏的喇嘛，已经在印度建立了佛寺，而且不论他们到哪里，该处就被视为该喇嘛的驻跸所。因此，西藏的所有佛寺都向外面寻求领导，也向外寻求宗教教诲。自从1980年代以来，从西藏内部的古老佛寺来的人，到新设立的印度佛寺来听取上师的弘法，是常常发生的事情。而且两者之间也透过电话天天沟通，而且也有僧人在印度修习了几年后，再回到西藏的例子。同样地，西藏的僧人也有人来印度接受教育，因为西藏只有极少数的喇嘛可以传授知识，提供宗教认证。
就是在这个传统的场面里，你可以发现印度的藏人与中国内部的藏人的连系。在寺院小区里，印度与西藏的出家人之间没有什么分别；他们有许多共同点，而且不管人在印度还是哪里，都觉得很自在。然而世俗的年轻人则常常吵架，也不喜欢对方，因为两者在政治、音乐、甚至其它每件事上都有不同的口味。然而佛寺里没有这样的不同。
这种人员与理念的交流，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在任何情形底下，印度的母寺与喇嘛，都没办法命令西藏的僧人进行抗议活动，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愿望，这种决定只有在当地的僧人可以做出决定。西藏的僧人也许会将印度的喇嘛视为自己的领袖，然而他们也都不是笨蛋，很清楚知道当地的情况，并且自行作出决定。
而这些佛寺，都没有从美国民主基金会或其他西方政府，收到一分一毫的捐款。事实上，最近这几年，对于藏传佛教最主要、最慷慨的支持者，都是来自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人社团。这些华人施主不会跟寺院要求看预算书或账本；他们只是拿出大笔的布施，就好像一般的信众一样。而阴谋论者假设西藏所拥有的跨国政治与经济影响力，事实上，并不指向流亡人士，也不是西方人，更不是从事地区发展的NGO，而是指向华人的信徒。
如果阴谋理论家想要跟随着金钱的流向，找出阴谋的源头，那么他们必须将之看成是国民党的阴谋，而不是西方的阴谋。他们将会学会更多，如果他们下工夫研究西藏的政治史，以及政策如何失败的历史，并且与真正身在西藏的藏人交谈，而不是描绘出一幅西方政治势力的幻想图出来。
茨仁夏加，是《龙在雪域》（Dragon in the Land of the Snow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的作者，也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宗教与当代社会研究所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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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恩达尔的这篇文章标题是："Risky Geopolitical Game: Washington Plays 'Tibet Roulett' with China"，请注意在他自己的部落格上，这篇文章已经被收回，还有通告：Please note that Engdahl has retracted his article on Tibet because he put forth incorrect and inaccurate statements in it. （因为他的说法并不正确）。而广见于中文网站的中文标题是：「“西藏轮盘赌”：铤而走险的地缘政治把戏 」。没有见到哪一个转贴人把该通告再贴出来昭告大家。
注2：guilt by association是一种逻辑论证的错误。举两个例子，1)希特勒是素食者，希特勒是恶魔，因此素食者都是恶魔。2)所有的狗都有四条腿，我的猫也有四条腿，因此我的猫是一只狗。
http://rosaceae.ti-da.net/e2212334.html
译者：台湾悬钩子
来源：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May 2008
The Gulf Between Tibet and Its Exiles
May 07, 2008
by Tsering Shaky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May 2008
最近有两篇关于西藏暴动的文章，主旨都是想要证明藏区三月的暴动，都是由外国煽风点火而造成的。结果是，这两篇文章都大量地出现在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体里，包括CCTV，以及网络上。这个插曲告诉我们，中国政府如何努力想要影响国内与国际对于西藏冲突的观感，还有中国人如何误解了西藏内部与流亡者之间的连系性质。
第一篇文章由一个加拿大的网站，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所发表，由一位以美国为基地的作家，威廉•恩达尔（William Engdahl）所写，这一位以911与全球暖化都是美国政府的阴谋的看法而出名。他在该文里，引用了公开可得的信息，提出美国民主基金会（U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补助的一些西藏流亡团体，作为最近西藏所发生的事件都是美国政府支持的组织所策动的论据(注1)。同样的论证，被有名的记者程翔，一字一句地重述，并且发表于整个中文媒体界里，程先生没有提出新证据，也没有加上自己的研究。
两位作者都认为美国政府采用了一种阴谋，想要颠覆中国，所以就用煽动西藏的暴力，来达到此种目的。两位都指出，一些与西藏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就是始作俑者，而他们都得到NED的援助。然而这两篇文章都没有说明，这个阴谋是什么；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此阴谋真的存在；而他们也未能指出，除了收到补助外，这些非政府组织与该阴谋有关的证据何在。任何熟悉这些组织、也认识目前西藏的人，都能够证明，这些指控都是太过简化的论证，是「以联想定罪」（guilt by association）的谬论来作为根据的（注2）。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两位作者都没有解释，也没有说明，这些非政府组织在作什么事，以及它们如何运作。例如，其中一个被两个作者点名的，就是以纽约为基地的利众基金会（Trace Foundaton），这个基金会在西藏的工作是教育、发展与健保。这是一个得到中国政府正式认可以许多非政府组织之一，而且也没有任何纪录可以证明，它曾经从事任何可以被误解为反华的活动。中国政府经常性地举行对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详细调查，假如真有此类情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大大公布。事实上，利众基金会比起其它在中国内部活动的NGO，更加谨慎地使自己远离任何政府团体与政治活动，而这就是它为什么可以在中国运作这么长达数十年的原因。
利众基金会在此面向上是如此注意，以致于一些亲西藏的游说团体，还有一些流亡人士，过去都指控它太过支持中国，因为它拒绝涉入流亡政治，也明确地接受中国统治，并且在中国的系统内部运作。如果利众基金会有任何涉入西藏政治与暴动之一丁点证据，这两位作者应该会肯定地告诉我们。然而，他们唯一的证据，就是告诉我们，利众基金会的创立人，与金融慈善家乔治索罗斯有亲属关系，而后者公开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支持民主化的计划。
恩达尔的论证，程先生又加以重复的，只是含沙射影；唯一的关连，只在他们心中建立。在他们的想法之后，以及中国政府的想法里头（他们声称西藏的暴动是由外人所煽动，而这些外人的范围，广及CIA到达赖喇嘛），乃是认为流亡西藏团体涉入了西藏内部的政治活动的假设。
这种假设，乃是预先认为，印度与西藏之间，有信息的自由交流。然而，这一点，却是相当有限的。为了充份建立起流亡团体与西藏内部事件的关连，或者西藏内部事件与西方利益的关连，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团体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也必须了解印度与海外的藏人组成与其性质。
印度的难民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且形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情感，以致于认为他们自己就是西藏、与西藏人民的捍卫者。在某些情况里，这种观念甚至已经变成，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所有藏人的真代表，而认为身处藏地的藏人只是被动、受压迫的受难者而已。这通常会造成他们对于身处西藏的藏人有一种保护的态度。结果是，西藏内的藏人与西藏外的藏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与社会鸿沟。
这种分别有点类似于大陆的中国人与，例如，那些从台湾或香港来的中国人。例如，西藏内部的藏人，对于中国式的流行歌曲很能接受，然而印度的藏人却钟情于宝莱坞（Bollywood）。即使这两个团体的人，在西方的中立地区见面了，也很少有任何交流。我常常必须在同一个晚上参加两个宴会，一个是由流亡很久的藏人所主办，另外一个则是由西藏刚来的团体所举办，因为这两者对于播放什么音乐都没办法达成共识。例如，1990年代最红的西藏流行歌手，达珍（Dadon Dawadolma），从拉萨逃到印度，却很难过地发现没有人想听她的音乐。她在印度没没无名，而流亡藏人则指控她唱的歌太过中国式。两个团体之间的鸿沟也许只是文化的，但对于实际的政治交流，已形成重大的障碍。
不是秘密的是，印度与其他地方的西藏组织都收到NED与其他西方组织的补助；恩达尔先生的信息只是从NED的网站上取得的。这几乎称不上什么凶器。而且就算是民主基金会给予流亡西藏团体补助，也不能证明这些钱就是用在西藏。从西方获得补助的流亡组织，只在印度内部运作，他们将活动投射到西藏的能力是零。
阴谋理论专家假设印度与西藏的藏人可以自由交换理念与人员，但却没有这样的交流。印度的藏人想要旅行到西藏，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政府坚持，想要旅行到自己家乡的藏人，一定要使用中国的旅行文件。即使是拥有外国护照的人，如我自己，要得到进入中国的签证，也很困难，特别是假如希望旅行到中藏地区，亦即现在的西藏自治区。
西藏青年议会，被中国贴卷标为恐怖份子团体，是印度最大的藏人社会与政治机构。而参加的人，完全都是在印度出生的藏人，而他们的政治策略，受到印度政治文化的影响。这本身并不是坏事，印度的政治系统有长期的抗议传统，而印度人只有自由受到一点点侵害，就会走上街头游行。
藏青会也认为抗议就是政治的基本面。因为他们没办法在西藏内部抗议，所以就在德里、纽约与巴黎街头抗议。这就是他们能力所能及的地方：藏青会的领袖发表演讲，然后作一些有争议的主张，但他们毫无能力将他们的话语投射成在西藏内部的行动。
唯一可以说还跟西藏内部有所联系的组织叫做913（Guchusum）。这个团体的名字，是由自从1980年代晚期开始，拉萨地区发生的主要抗议活动的日期所组成，而这个组织是由曾经参与这些事件，以及因为参与这些事件而被囚禁的人所组成的。因为他们都是相对较晚才从西藏逃出来的，所以在西藏内部还有一些家人与社会网络。然而，这个团体人数很少，而且主要的功能是为这些前政治犯与刚从西藏逃出来的人，提供福利与支持。除此之外，没有流亡团体与西藏内部有什么联系。
这并不是说，在西藏内部的人不知道流亡者的观点与活动。美国过去采取的一个方案，对西藏的藏人有重大的影响的，就是在1991年在美国之音里建立藏语广播服务，也在1996年在自由亚洲电台里建立同样的服务。然而，这些广播本身并不是什么秘密活动，也不从事暴动的连系工作；这些广播服务只提供新闻与意见的来源，在一个只有单一新闻来源的社会里，提供另外的选择。
但除了广播之外，如果你想寻找流亡团体与西藏内部事件的关连性，你不应该从西方式的NGO里去寻求，不管这些组织是否与藏人有关。确实是有联系，但不是外界所设想的那样。这是一个由民族中心主义所制造出来的问题：你只能想象，将自己所曾经历的组织经验，投射于藏人的政治活动之上。然而西藏的政治主张，主要是置于传统的文化空间里，亦即在佛寺与宗教里。这不是在暗示，西藏的政治，是某种基本教义，像塔利班似的运动；它传统的地方，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其流通的管道。
点燃西藏最近的暴动与抗议各种因素里，最显著的是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犯下的大错，有关于选择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中国共产党，不管西藏人民的愿望，也不顾西藏的传统，强制执行、自导自演了自己的灵童选择过程。结果就是，党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绝大多数藏人、甚至中国的藏传佛教徒都反对的位置上。党甚至想办法让所有的佛寺都反对这种做法，连那些本来支持政府的寺院都反对了。班禅喇嘛所驻跸，西藏第二大城日喀则市的札什伦布寺，也拒绝接受这个灵童，而没有一位喇嘛或寺院同意收容这个小孩。这可怜的小孩变成无家可归，只能待在北京的宫殿里。
不管藏人对于人权或独立的看法与感觉如何，对于班禅喇嘛一事上，大家都有高度的共识：党错了。党的反应就是宣布加强爱国教育，以及在寺院里进行反达赖喇嘛的运动。这些运动要求寺院与僧人谴责达赖喇嘛，并且制造了一种根深蒂固，让党绝对无法获得民心的情况。这一点是没有一位僧人或喇嘛愿意妥协的。
到了1990年代末期，各大佛寺发现自己处于危机：在一方面，党早已开始介入寺院的空间；另一方面，许多年老的喇嘛去逝。最资深的喇嘛如噶玛巴、塔尔寺的阿嘉仁波切（Argya Rinpoche）逃到国外，而资深喇嘛的缺席，造成西藏的领袖真空状态。在过去，这些资深的喇嘛通常可以扮演调人的角色，他们的温和声音，很能够镇定僧人与小区，也往往受到党的利用。
党对于这些资深喇嘛逃亡的最初反应，是尴尬。然而长期下来，党开始认为他们离开是件好事，是一个摧毁西藏境内传统权威的大好机会。官员们认为，既然这些喇嘛已经逃出国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更加容易控制西藏：就好像流亡纽约或巴黎的中国异议份子一样，只要他们一离开，其重要性就会消失，也不能够在家乡造成任何祸害了。然而党未能明白的是，这些喇嘛与异见份子大不相同。只要这些喇嘛留在哪里，他所属的寺院与忠实信徒，就会继续听他讲话，将他看成是他们的领袖。
还有，西藏内部的藏人对于藏人的共党官员非常生气。藏人并不把现在的藏人党员干部看成领袖，在西藏自治区特别如此。这些藏人官员无法提供安定的力量，也不能作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对他们最好的看法，就是他们很投机，最差的看法，就是他们是奸细。即使是共党官员自己都认为处于非常不舒服的地方。一位西藏官员有一次告诉我，一群西藏党员们一起看有关二次大战中，国民党的汉奸如何与日本人勾结的戏剧。结果大家都觉得非常不舒服，显然他们都把自己看成电影上的角色。
喇嘛逃走、流亡，造成出人意外的后果。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西藏内部的亲独立抗议，并未扩散到拉萨以外的地方，因为大部份的喇嘛态度都模棱两可，而且使用他们的影响力来使信众平静。今年，几乎有发生抗议的地方，都是当地的资深喇嘛已经逃离西藏、现在住在印度的地方。
就是因为这些资深喇嘛来到印度，才造成了西藏内部与印度藏人的连系。到了公元2000年早期，越来越多青海与四川藏区的人开始旅行到印度来。如果你看看来到印度的藏人数字，还有他们从哪里来的资料，你就会发现，在1980与1990年代，他们大部份都是从西藏自治区来的，然而在过去十年里，来到印度的藏人，都是从藏东来的，也是最近许多抗议发生的地方。这或许可以部份解释为，因为西藏自治区与藏东各省的政策不同、管制严密宽松有别，但这只是部份的解释。
大部份来印度的藏人，都是因为他们的当地喇嘛在印度，所以他们必须去那里才能获得宗教的教育以及启发。藏传佛教非常复杂，所以其修行以及知识的传递并不像是研读一本书那样简单。知识的传递，是深植于第一个使徒从释迦牟尼那里听到启示，然后不中断地将这些教诲传承下来的概念里，所以假如这种传承不能显示的话，其弘法就没有任何合法性。
离开西藏的喇嘛，已经在印度建立了佛寺，而且不论他们到哪里，该处就被视为该喇嘛的驻跸所。因此，西藏的所有佛寺都向外面寻求领导，也向外寻求宗教教诲。自从1980年代以来，从西藏内部的古老佛寺来的人，到新设立的印度佛寺来听取上师的弘法，是常常发生的事情。而且两者之间也透过电话天天沟通，而且也有僧人在印度修习了几年后，再回到西藏的例子。同样地，西藏的僧人也有人来印度接受教育，因为西藏只有极少数的喇嘛可以传授知识，提供宗教认证。
就是在这个传统的场面里，你可以发现印度的藏人与中国内部的藏人的连系。在寺院小区里，印度与西藏的出家人之间没有什么分别；他们有许多共同点，而且不管人在印度还是哪里，都觉得很自在。然而世俗的年轻人则常常吵架，也不喜欢对方，因为两者在政治、音乐、甚至其它每件事上都有不同的口味。然而佛寺里没有这样的不同。
这种人员与理念的交流，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在任何情形底下，印度的母寺与喇嘛，都没办法命令西藏的僧人进行抗议活动，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愿望，这种决定只有在当地的僧人可以做出决定。西藏的僧人也许会将印度的喇嘛视为自己的领袖，然而他们也都不是笨蛋，很清楚知道当地的情况，并且自行作出决定。
而这些佛寺，都没有从美国民主基金会或其他西方政府，收到一分一毫的捐款。事实上，最近这几年，对于藏传佛教最主要、最慷慨的支持者，都是来自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人社团。这些华人施主不会跟寺院要求看预算书或账本；他们只是拿出大笔的布施，就好像一般的信众一样。而阴谋论者假设西藏所拥有的跨国政治与经济影响力，事实上，并不指向流亡人士，也不是西方人，更不是从事地区发展的NGO，而是指向华人的信徒。
如果阴谋理论家想要跟随着金钱的流向，找出阴谋的源头，那么他们必须将之看成是国民党的阴谋，而不是西方的阴谋。他们将会学会更多，如果他们下工夫研究西藏的政治史，以及政策如何失败的历史，并且与真正身在西藏的藏人交谈，而不是描绘出一幅西方政治势力的幻想图出来。
茨仁夏加，是《龙在雪域》（Dragon in the Land of the Snow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的作者，也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宗教与当代社会研究所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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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恩达尔的这篇文章标题是："Risky Geopolitical Game: Washington Plays 'Tibet Roulett' with China"，请注意在他自己的部落格上，这篇文章已经被收回，还有通告：Please note that Engdahl has retracted his article on Tibet because he put forth incorrect and inaccurate statements in it. （因为他的说法并不正确）。而广见于中文网站的中文标题是：「“西藏轮盘赌”：铤而走险的地缘政治把戏 」。没有见到哪一个转贴人把该通告再贴出来昭告大家。
注2：guilt by association是一种逻辑论证的错误。举两个例子，1)希特勒是素食者，希特勒是恶魔，因此素食者都是恶魔。2)所有的狗都有四条腿，我的猫也有四条腿，因此我的猫是一只狗。
http://rosaceae.ti-da.net/e2212334.html
谁在美国搞中国“边疆工程”
作者：环球时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李博雅 励轩 张培青 环球时报记者 谷棣
来源：《环球时报》2013-07-18
http://world.huanqiu.com/depth_report/2013-07/4143699.html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是大约10年前美国一些学者推出的课题报告，它提出的所谓“新疆工程”引发过中国国内的不满，它的一些观点被认为是“为新疆分裂提供理论依据”，其部分参与者的特殊身份也难以逃脱为美国对华战略服务的质疑。目前，美国到底有哪些人在研究中国边疆和民族问题，他们如何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在“纯学术研究”的背后，是否带有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这些话题，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为什么警惕美国学者的“新疆工程”？
“新疆工程”的说法来自《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主编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他是美国知名的突厥问题和中亚事务专家。斯塔尔认为，“中亚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他2007年出版的《新丝绸之路》一书对美国的中亚政策制定有很直接的影响。
《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这部由10多名美国学者合写的课题报告把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污蔑为“在某种程度上同化维吾尔人”的阴谋。报告中不乏“殖民统治”、“独裁危机”、“汉人移民”等各种措辞，其中一个主题是，中国在新疆的主权合法性存在问题，这一论调为新疆分裂势力提供理论依据。据了解，在中方表示不满后，参与该课题报告的部分学者公开表示“不支持恐怖主义，也不支持新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熊坤新教授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虽然“新疆工程”的主编声称没有任何政府背景，但该学术机构很容易影响到美国对新疆问题的决策。如果再考虑到报告另一作者格雷厄姆•富勒曾任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等经历，其客观性很令人质疑。“新疆工程”已由学术层面的探讨转而开始影响美国政界人士，2007年时任总统布什接见“疆独”分子热比娅一事就应引起中方警惕。
中国学者张培青去年在美国访问学习期间，曾在波士顿大学图书馆看过“新疆工程”报告。通过研究早期资料，她发现，该报告发起者曾声称，作为研究的“第一部分”，是向许多国家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员提供一种权威性介绍，使他们了解(新疆)这片土地的过去和未来，此后还会有后续的“第二部分”，将根据第一部分的研究得出一些明确结论，向有关国家的政府和国际机构提供政策方面的建议。张培青询问过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但得知他们并没有继续出版曾列入计划的后续部分。
访学期间，张培青还经常参加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组织的各种讲座，有数场讲座主题涉及中国的民族问题，在讲座过程中或讲座后，来自各国的学者有时就中国的民族政策进行激烈争论。
在美国，谁在搞中国边疆研究？
中国的边疆研究在美国算不上显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教授主要集中在几所知名大学。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前身是1943年成立的为美国军方培训中央欧亚语言人才的项目，后来逐渐转向学术。该系涉及的中国边疆研究主要划分为“蒙、藏、疆”三块。该系教授乔治•卡拉学识渊博，能运用数十种语言，在该系享有“教授的教授”的美誉，据称他能阅读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蒙文。该系藏学家艾略特•史伯林的专长是明代西藏历史，但对现代西藏也有很大兴趣，经常在媒体或网络上发表自己对西藏事务的看法。新疆学教授戈德纳•包文德是美国目前唯一一位专注于新疆研究的政治学家，精通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同时兼任政治学系和东亚系教授。
此外，美国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现有3位涉及中国边疆地区的教授。弗吉尼亚大学有由多位藏学学者组建的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项目有两位藏学教授及一位藏语讲师。其中罗伯特•巴奈特教授是“伦敦西藏信息网”创始人，曾是一位很活跃的记者。除以上学者相对集中的学术单位外，美国其他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学者则零散分布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如：乔治敦大学詹姆斯•米尔沃德(米华健)教授专注于新疆史，代表作是《嘉峪关外:1759—1864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民族和国家》。波莫纳学院的杜•格兰德尼(杜磊)教授是研究中国穆斯林的人类学家，代表作有《中国穆斯林：族裔民族主义在人民共和国》。
除这些美国院校中的中国边疆研究专家外，介入中国边疆研究最有名的智库是美国东西方中心，它可以委托在大学供职的教授完成相应的研究项目。总部位于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是美国国会在1960年成立的，该中心由美国政府资助，但也接受其他私有机构、个人、基金会和外国政府的资助。印第安纳大学学者戈德纳•包文德在得到卡内基基金会资助后于2004年出版《自治在新疆：汉人的民族主义需要和维吾尔人的不满》。这篇论文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维吾尔人不满和民族冲突的根源”。他认为新疆地区的冲突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正在新疆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新疆发生过的一些暴力恐怖袭击，他却表示动荡既不是长期暴力文化的表现，也不是外国阴谋的产物。
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者是美国所谓的“最了解中国边疆的人”。他们为美国政府了解中国边疆问题提供咨询，如接受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邀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一些学者做过的演讲题目包括：《2008年3月抗议一年之后：中国正在西藏促进稳定吗？》、《当今中国的伊斯兰信仰：维吾尔族和回族不同的现实》、《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它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吗？》，等等。
据了解，少数美国学者与流亡藏人甚至与达赖喇嘛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如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的教授罗伯特•瑟曼。有的美国中国边疆研究学者同情流亡海外的藏人或维吾尔人，但还能保持一些独立判断。比如，印第安纳大学学者艾略特•史伯林虽然同情流亡藏人，但也公开批评过“藏人行政中央”(即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做法。印第安纳大学学者戈德纳•包文德曾表示，虽然他“并不完全相信北京所说的，但也并不完全相信世维会所说的”。
如何与这些美国学者打交道？
不少研究中国边疆和民族问题的美国学者与中国国内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保持着密切交往，如哈佛大学藏学教授范德康，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获聘兼职教授，每年都会给中国学生上课。有中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国学界有不少研究中国边疆的学者，然而大部分从事的是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保持着一定距离。
但国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会学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可以说这些学者与美国政府关系很密切，有为美国对华战略服务的背景，有的研究项目得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但他认为，如果单独批驳部分美国学者支持“疆独”，对他们个人来说“显得太重”，因为在美国对华战略的背后，还涉及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采取的双重标准、政治偏见等。他认为，这些学者多数还算是“真正的”学者，但会带有一定的偏见，比如，有的会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压迫人权”等等。有一些学者比较严肃，也比较中立，因此，不应完全把他们推到敌对面去，要看他们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要区别对待，多合作。
熊坤新教授认为，可以邀请更多学者和美国人士到中国实地察看，以事实改变他们的偏见。中央民族大学一位研究中国边疆政治学专业的学者表示：“很难指望他们的想法与我们一致，但双方学者间依旧保持着交流。”新疆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表示，与上海等地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相比，他们与这些美国学者的交流相对少一些。
来源：《环球时报》2013-07-18
http://world.huanqiu.com/depth_report/2013-07/4143699.html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是大约10年前美国一些学者推出的课题报告，它提出的所谓“新疆工程”引发过中国国内的不满，它的一些观点被认为是“为新疆分裂提供理论依据”，其部分参与者的特殊身份也难以逃脱为美国对华战略服务的质疑。目前，美国到底有哪些人在研究中国边疆和民族问题，他们如何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在“纯学术研究”的背后，是否带有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这些话题，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为什么警惕美国学者的“新疆工程”？
“新疆工程”的说法来自《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主编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他是美国知名的突厥问题和中亚事务专家。斯塔尔认为，“中亚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他2007年出版的《新丝绸之路》一书对美国的中亚政策制定有很直接的影响。
《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这部由10多名美国学者合写的课题报告把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污蔑为“在某种程度上同化维吾尔人”的阴谋。报告中不乏“殖民统治”、“独裁危机”、“汉人移民”等各种措辞，其中一个主题是，中国在新疆的主权合法性存在问题，这一论调为新疆分裂势力提供理论依据。据了解，在中方表示不满后，参与该课题报告的部分学者公开表示“不支持恐怖主义，也不支持新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熊坤新教授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虽然“新疆工程”的主编声称没有任何政府背景，但该学术机构很容易影响到美国对新疆问题的决策。如果再考虑到报告另一作者格雷厄姆•富勒曾任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等经历，其客观性很令人质疑。“新疆工程”已由学术层面的探讨转而开始影响美国政界人士，2007年时任总统布什接见“疆独”分子热比娅一事就应引起中方警惕。
中国学者张培青去年在美国访问学习期间，曾在波士顿大学图书馆看过“新疆工程”报告。通过研究早期资料，她发现，该报告发起者曾声称，作为研究的“第一部分”，是向许多国家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员提供一种权威性介绍，使他们了解(新疆)这片土地的过去和未来，此后还会有后续的“第二部分”，将根据第一部分的研究得出一些明确结论，向有关国家的政府和国际机构提供政策方面的建议。张培青询问过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但得知他们并没有继续出版曾列入计划的后续部分。
访学期间，张培青还经常参加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组织的各种讲座，有数场讲座主题涉及中国的民族问题，在讲座过程中或讲座后，来自各国的学者有时就中国的民族政策进行激烈争论。
在美国，谁在搞中国边疆研究？
中国的边疆研究在美国算不上显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教授主要集中在几所知名大学。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前身是1943年成立的为美国军方培训中央欧亚语言人才的项目，后来逐渐转向学术。该系涉及的中国边疆研究主要划分为“蒙、藏、疆”三块。该系教授乔治•卡拉学识渊博，能运用数十种语言，在该系享有“教授的教授”的美誉，据称他能阅读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蒙文。该系藏学家艾略特•史伯林的专长是明代西藏历史，但对现代西藏也有很大兴趣，经常在媒体或网络上发表自己对西藏事务的看法。新疆学教授戈德纳•包文德是美国目前唯一一位专注于新疆研究的政治学家，精通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同时兼任政治学系和东亚系教授。
此外，美国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现有3位涉及中国边疆地区的教授。弗吉尼亚大学有由多位藏学学者组建的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项目有两位藏学教授及一位藏语讲师。其中罗伯特•巴奈特教授是“伦敦西藏信息网”创始人，曾是一位很活跃的记者。除以上学者相对集中的学术单位外，美国其他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学者则零散分布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如：乔治敦大学詹姆斯•米尔沃德(米华健)教授专注于新疆史，代表作是《嘉峪关外:1759—1864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民族和国家》。波莫纳学院的杜•格兰德尼(杜磊)教授是研究中国穆斯林的人类学家，代表作有《中国穆斯林：族裔民族主义在人民共和国》。
除这些美国院校中的中国边疆研究专家外，介入中国边疆研究最有名的智库是美国东西方中心，它可以委托在大学供职的教授完成相应的研究项目。总部位于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是美国国会在1960年成立的，该中心由美国政府资助，但也接受其他私有机构、个人、基金会和外国政府的资助。印第安纳大学学者戈德纳•包文德在得到卡内基基金会资助后于2004年出版《自治在新疆：汉人的民族主义需要和维吾尔人的不满》。这篇论文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维吾尔人不满和民族冲突的根源”。他认为新疆地区的冲突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正在新疆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新疆发生过的一些暴力恐怖袭击，他却表示动荡既不是长期暴力文化的表现，也不是外国阴谋的产物。
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者是美国所谓的“最了解中国边疆的人”。他们为美国政府了解中国边疆问题提供咨询，如接受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邀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一些学者做过的演讲题目包括：《2008年3月抗议一年之后：中国正在西藏促进稳定吗？》、《当今中国的伊斯兰信仰：维吾尔族和回族不同的现实》、《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它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吗？》，等等。
据了解，少数美国学者与流亡藏人甚至与达赖喇嘛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如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的教授罗伯特•瑟曼。有的美国中国边疆研究学者同情流亡海外的藏人或维吾尔人，但还能保持一些独立判断。比如，印第安纳大学学者艾略特•史伯林虽然同情流亡藏人，但也公开批评过“藏人行政中央”(即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做法。印第安纳大学学者戈德纳•包文德曾表示，虽然他“并不完全相信北京所说的，但也并不完全相信世维会所说的”。
如何与这些美国学者打交道？
不少研究中国边疆和民族问题的美国学者与中国国内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保持着密切交往，如哈佛大学藏学教授范德康，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获聘兼职教授，每年都会给中国学生上课。有中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国学界有不少研究中国边疆的学者，然而大部分从事的是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保持着一定距离。
但国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会学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可以说这些学者与美国政府关系很密切，有为美国对华战略服务的背景，有的研究项目得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但他认为，如果单独批驳部分美国学者支持“疆独”，对他们个人来说“显得太重”，因为在美国对华战略的背后，还涉及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采取的双重标准、政治偏见等。他认为，这些学者多数还算是“真正的”学者，但会带有一定的偏见，比如，有的会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压迫人权”等等。有一些学者比较严肃，也比较中立，因此，不应完全把他们推到敌对面去，要看他们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要区别对待，多合作。
熊坤新教授认为，可以邀请更多学者和美国人士到中国实地察看，以事实改变他们的偏见。中央民族大学一位研究中国边疆政治学专业的学者表示：“很难指望他们的想法与我们一致，但双方学者间依旧保持着交流。”新疆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表示，与上海等地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相比，他们与这些美国学者的交流相对少一些。
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现状
作者：励轩
来源：“政见”网站 http://cnpolitics.org/2013/07/china-border-research/
最近有一位国内学者发表文章，提出美国智库利用学者帮助美国政府寻找分裂中国的依据。这样的观点似乎缺乏足够的证据。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要澄清几个问题：美国到底有哪些人在研究中国的边疆？他们如何与智库开展合作？这些学者如何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他们与流亡藏人、维人、中国的关系分别如何？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澄清，将有助于解答美国智库是否利用学者帮助政府寻找分裂中国的依据。
谁在研究中国的边疆
中国的边疆研究在美国并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显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教授主要集中在几所知名大学。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简称CEUS），CEUS的前身是1943年成立的旨在为美国军方培训中央欧亚语言人才的项目，后来逐渐转向学术，1965年转型为乌拉 尔和阿尔泰语系。此后该系在著名的中亚研究专家Denis Sinor (丹尼斯·塞诺)教授带领下成为世界最杰出的中央欧亚研究机构之一。1993年，该系改名为中央欧亚研究系。CEUS是美国高校中唯一一所致力于中央欧亚 地区研究的系，云集了世界上该领域最优秀学者，提供中央欧亚领域几乎所有语言课程。涉及到中国边疆研究，这个系主要按照地区划分为三块，蒙古、藏区和新 疆。Gyorgy Kara和Christopher Atwood是该系蒙古学教授。Kara教授学识渊博，能运用数十种语言，在该系享有“教授的教授”的美誉，据称他能阅读蒙古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文字。 Atwood教授博士论文做的是1930年代内蒙古民族主义动员，虽然他专长在蒙古现代史，但是近来对古代史也表现出浓厚兴趣，Atwood教授懂蒙、 满、汉文。Elliot Sperling是该系藏学家，他的专长在明代西藏历史，他对现代西藏也有很大兴趣，经常在媒体或网络上发表自己就西藏事务的看法，Elliot Sperling（史伯林）藏、汉、法文均很流利。Gardner Bovingdon（包文德）是CEUS新疆学教授，2002年从康奈尔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导师是Benedict Anderson。他是美国目前唯一一位专注于新疆研究的政治学家，精通汉、维、哈语，同时兼任政治学系和东亚系教授。他最新一本著作《维吾尔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出版于2010年。此外，该系著名的中央欧亚研究专家Christopher Beckwith教授也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涉及到中国的边疆特别是西藏。CEUS拥有一个研究所和一个资料中心：塞诺内亚研究所（Sino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SRIFIAS）和国立内亚和乌拉尔资源中心（Inner Asian and Uralic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IAUNRC）。CEUS目前的藏语讲师为Gedun Rabsal先生，维语讲师为*******女士（应这位女士的要求，名字省略），蒙古语讲师为Tserenchunt Legden。CEUS因其在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历史悠久、师资完备、资源丰富，当之无愧是美国学术界的翘楚。
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Inner Asia and Altaic Studies, 简称IAAS）是由哈佛大学各系相关领域教授组成的项目，现有三位涉及到中国边疆地区的教授，分别是藏学家Leonard W. van der Kuijp（范德康）、Janet Gyatso以及清史学家Mark C. Elliott（欧立德）。范德康教授的兴趣主要在13—15世纪西藏历史和藏传佛教。Janet Gyatso是一位藏传佛教专家。Mark C. Elliot教授以其推动满学研究而著名，是新清史的重要人物之一，代表作品有《满洲之道：晚晴的八旗和族裔认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The UVA Tibet Center）是由该校藏学学者组建的研究中心。Leslie J. Blackhall博士从事印度和西藏医药研究，Tsetan Chonjore是东亚系藏语讲师，David Germano教授、Jeffrey Hopkins教授、Karen Lang教授、Kurtis Schaeffer教授兴趣均在藏传佛教，Kabir Heimsath博士的兴趣在当代西藏城市空间、艺术、旅游和宗教修行，Nicolas Tournadre教授是一位专注于藏语的语言学家，Brantly Womack是对西藏议题感兴趣的政治学系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项目（Modern Tibetan Studies Program）有两位藏学教授Robert Barnett和Gray Tuttle以及一位藏语讲师Tenzin Norbu Nangsal先生。Barnett教授是伦敦西藏信息网（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创始人，在加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他是一位活跃的记者，至今还为BBC、CNN、NPR、CBS、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撰稿，其兴 趣在中国民族问题。Gray Tuttle教授2002年从哈佛大学取得内亚史博士学位，他的兴趣在20世纪的汉藏关系，他最新的著作《现代中国诞生中的藏传佛教》（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在2005年出版。
除去以上学者相对集中的学术单位，其他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学者则是零散分布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Nicola Di Cosmo，1991年从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和阿尔泰语系（现CEUS）取得博士学位，从事中国和内亚关系史研究，他对蒙古史和满洲史尤感兴趣。乔治敦大 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James Millward(米华健)教授专注于新疆史，他的代表作是《嘉峪关外: 1759—1864 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 民族和国家》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Xinjiang, 1759-1864）。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系的Pamela Kyle Crossley（柯娇燕）教授是新清史重要人物，她的兴趣在内亚史，代表作有《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达特茅斯学院东亚中东语言和文学系还有一位从事新疆学的学者，Justin Rudelson博士，他的专业为社会人类学，其代表作为《绿洲认同：中国丝绸之路上的维吾尔民族主义》（Oasis Identities: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的Evelyn Rawski教授是新清史又一位重要成员，她的兴趣在东北亚。Rawski教授和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就满洲汉化问题的辩论是美国清史研究的重要事件。
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Melvyn C. Goldstein教授虽然出身人类学，却是美国最有名的西藏现代史专家，他的《西藏现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在业内拥有很高声誉。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Dru Gladney（杜磊）教授是研究中国穆斯林世界的人类学家，除了回族穆斯林，他也研究维吾尔穆斯林，他的代表作有《中国穆斯林：族裔民族主义在人民共和 国》（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堪萨斯大学人类学系Arienne M. Dwyer是一位语言人类学家，她的兴趣是包括维语在内的突厥语。耶鲁大学历史学系Peter Perdue教授对中国边疆史感兴趣，他在2005年出版了专著《中国进军西部：清对中央欧亚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斯坦福大学历史学系Thomas S. Mullaney教授曾经专注于云南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并且为此写了专著《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不过现在他的兴趣发生了很大改变，目前专注于研究中国的打字机。
智库和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
美国主要智库目前并无享誉学界的中国边疆研究专家。不过，也会有智库委托在大学供职的教授完成相应项目，以此介入中国边疆研究。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 影响力的智库，最有名的便是美国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简称EWC)。东西方中心是美国国会在1960年成立的旨在增进亚太地区和美国相互联系与理解的教育研究机构，总部位于夏威夷的 Manoa，与夏威夷大学紧邻。该中心由美国政府资助，但也接受其他私有机构、个人、基金会和外国政府的资助。
从2003年起，东西方中心开始一个政策研究丛书出版项目，该项目旨在呈现学界对国内外重要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的思考。中心网罗到全世界在相关领 域最优秀的学者实施这个项目，同时还找到了纽约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的支持。迄今，这个项目有三个出版物涉及到了中国的边疆研究。印第安纳大学CEUS的两位学者Gardner Bovingdon和Elliot Sperling分别完成关于新疆和西藏的课题研究。2004年Bovingdon教授的成果《自治在新疆：汉人的民族主义需要和维吾尔人的不满》 （Autonomy in Xinjiang: Han Nationalist Imperatives and Uyghur Discontent）在得到纽约卡耐基基金会资助后出版。这篇论文主要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疆维吾尔人不满和民族冲突的来源。Bovingdon 认为新疆的动荡既不是长期暴力文化的表现，也不是外国阴谋的产物。他认为新疆地区的冲突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正在新疆实施的“区域自治”制度。同年，Sperling教授的成果《西藏—中国冲突：历史和问题》（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roblemics）也在得到纽约卡耐基基金会资助后出版。Sperling在这篇论文中 利用汉、藏英文献试图澄清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与他的“西藏流亡政府”关于历史问题相互对立的观点。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教授Yitzhak Shichor的《族裔外交：中国—土耳其关系中的维吾尔障碍》（Ethno-Diplomacy: The Uyghur Hitch in Sino-Turkish Relations）则在2009年出版。Shichor教授认为从 1949年后，中国把维吾尔人的分裂主义和追求新疆独立视作是国内问题，然而自从1990年代之后，北京开始承认这个问题有国际因素，并着手处理这个外部 因素。新政策影响了中国跟土耳其的关系，后者一直在意识形态上鼓励维吾尔民族主义，为维吾尔难免提供庇护，为东突厥斯坦运动、组织和活动提供道义和物质上 的支持。
美国学者和美国政府中国边疆政策的形成
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者应该是美国最了解中国边疆的人。他们确实也为美国政府了解中国边疆问题提供咨询。提供咨询的重要方式是接受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简称CECC）的邀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CECC是美国政府的独立机构，成立于2000年10月，旨在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和法治发展状况。
2002年6月10日，印第安大学CEUS藏学教授Elliot Sperling应邀在国会发表关于西藏问题的演讲。2009年3月13日，Elliot Sperling教授再次接受CECC的邀请，发表了题为《2008年3月抗议一年之后：中国正在西藏促进稳定吗？》的演讲。2004年5月17日，CEUS新疆学教授Gardner Bovingdon教授接受CECC的邀请发表题为《当今中国的伊斯兰信仰：维族和回族不同的现实》的演讲。2005年4月11日，Bovingdon教授再次受邀发表题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它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吗？》的讲演。2009年10月7日， Bovingdon教授在国会发表题为《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的演讲，探讨了2009年在乌鲁木齐发生的七.五事件以及新疆的人权。 2005年4月11日，印第安纳大学CEUS蒙古学教授Christopher Atwood受邀发表《《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它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吗？》的讲演。乔治敦大学James Millward教授在2005年11月16日在国会发表《变化中的中国战略关注：对新疆人权的影响》的演讲。凯斯西储大学的Melvyn Goldstein教授在2004年3月19日受CECC邀请发表了题为《中国藏区的发展项目》的演讲。
学者和流亡藏人、维人的关系
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学者同情流亡藏人、维人遭遇应该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判断，也不意味着他们会支持每一个 具体的流亡藏人、维人。印第安纳大学CEUS的Elliot Sperling教授虽然同情流亡藏人，但他却公开批评过“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即“西藏流亡政府”），他也曾与“藏人行政中央”的现任首脑Lobsang Sangay在2009年发生过争论。CEUS新疆学教授Gardner Bovingdon对我表示，虽然他并不完全相信北京所说的，但他也并不完全相信世维会所说的。
由于美国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家，选择如何与流亡藏人、维人相处，更多是一种个人的选择。不可否认，会有与流亡藏人甚至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保持极为密 切私人关系的学者，如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的Robert Thurman教授。但是，也有很多学者并没有与中国眼中的敏感人物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多么密切。
与流亡藏人、维人的接触是否会影响这些学者学术上的客观性很难得知。因为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有哪位学者是否接受了来自具体某一位流亡藏人、维人 及其组织在物质上的好处，从而发表使后者获得好处的观点。甚至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好友Robert Thurman教授在其作品《为什么达赖喇嘛重要》（Why The Dalai Lama Matters）声称他提出解决西藏问题方案的出发点是既想使中国获益，也想使藏人获益。
他们和中国的关系
没有任何一个研究中国边疆的美国学者在公开场合说自己讨厌中国和中国人。相反，他们非常渴望能够来中国，因为这样才能更近距离接触他们的研究对象。 许多学者确实也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保持了密切交往，比如哈佛大学藏学教授范德康。范德康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获聘兼职教授，每年都会来中国人 民大学给学生上课。印第安纳大学CEUS的教授Christopher Atwood、Elliot Sperling最近几年也来过中国，与中国的相关专家和学生进行交流。
然而也有一些美国学者遭遇了不快。2004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Frederick Starr教授组织了十来位学者出版了一本著作《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疆》（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该书由中国大陆学者翻译后内部发行，中文名为《新疆工程》。根据部分中国学者的理解，这本书“为新疆分裂提供理论依据”。参与这本书写作的学者在申请进入中国的签证时纷纷遇到了困难，他们称自己为“新疆十三人”（Xinjiang 13）。部分学者事后公开表示自己并“不支持维吾尔恐怖主义，也不支持新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随着时间推移，部分遇到入境困难的学者逐渐能够进入中国。
总结
尽管美国学界有不少研究中国边疆的学者，然而大部分学者从事的是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即使部分学者声称西藏或新疆在某一历史时间 段并不属于他所认为的中国，那也只是代表了他个人的观点。美国主要智库并没有享誉学界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者，他们需要委托这些学者完成项目。不过没有足够 证据表明智库的立场会影响这些学者的判断。尽管美国政府会听取学者的报告，然而他们的报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决策，目前还难以评估。学者们和流亡藏 人、维人、中国的关系也取决于个人，难以一概而论，目前找不到足够证据证明哪位学者收到了哪一方物质上的好处就替谁说话。因此，美国智库利用学者帮助美国 政府寻找分裂中国的依据这一说法，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
来源：“政见”网站 http://cnpolitics.org/2013/07/china-border-research/
最近有一位国内学者发表文章，提出美国智库利用学者帮助美国政府寻找分裂中国的依据。这样的观点似乎缺乏足够的证据。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要澄清几个问题：美国到底有哪些人在研究中国的边疆？他们如何与智库开展合作？这些学者如何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他们与流亡藏人、维人、中国的关系分别如何？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澄清，将有助于解答美国智库是否利用学者帮助政府寻找分裂中国的依据。
谁在研究中国的边疆
中国的边疆研究在美国并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显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教授主要集中在几所知名大学。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简称CEUS），CEUS的前身是1943年成立的旨在为美国军方培训中央欧亚语言人才的项目，后来逐渐转向学术，1965年转型为乌拉 尔和阿尔泰语系。此后该系在著名的中亚研究专家Denis Sinor (丹尼斯·塞诺)教授带领下成为世界最杰出的中央欧亚研究机构之一。1993年，该系改名为中央欧亚研究系。CEUS是美国高校中唯一一所致力于中央欧亚 地区研究的系，云集了世界上该领域最优秀学者，提供中央欧亚领域几乎所有语言课程。涉及到中国边疆研究，这个系主要按照地区划分为三块，蒙古、藏区和新 疆。Gyorgy Kara和Christopher Atwood是该系蒙古学教授。Kara教授学识渊博，能运用数十种语言，在该系享有“教授的教授”的美誉，据称他能阅读蒙古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文字。 Atwood教授博士论文做的是1930年代内蒙古民族主义动员，虽然他专长在蒙古现代史，但是近来对古代史也表现出浓厚兴趣，Atwood教授懂蒙、 满、汉文。Elliot Sperling是该系藏学家，他的专长在明代西藏历史，他对现代西藏也有很大兴趣，经常在媒体或网络上发表自己就西藏事务的看法，Elliot Sperling（史伯林）藏、汉、法文均很流利。Gardner Bovingdon（包文德）是CEUS新疆学教授，2002年从康奈尔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导师是Benedict Anderson。他是美国目前唯一一位专注于新疆研究的政治学家，精通汉、维、哈语，同时兼任政治学系和东亚系教授。他最新一本著作《维吾尔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出版于2010年。此外，该系著名的中央欧亚研究专家Christopher Beckwith教授也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涉及到中国的边疆特别是西藏。CEUS拥有一个研究所和一个资料中心：塞诺内亚研究所（Sino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SRIFIAS）和国立内亚和乌拉尔资源中心（Inner Asian and Uralic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IAUNRC）。CEUS目前的藏语讲师为Gedun Rabsal先生，维语讲师为*******女士（应这位女士的要求，名字省略），蒙古语讲师为Tserenchunt Legden。CEUS因其在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历史悠久、师资完备、资源丰富，当之无愧是美国学术界的翘楚。
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Inner Asia and Altaic Studies, 简称IAAS）是由哈佛大学各系相关领域教授组成的项目，现有三位涉及到中国边疆地区的教授，分别是藏学家Leonard W. van der Kuijp（范德康）、Janet Gyatso以及清史学家Mark C. Elliott（欧立德）。范德康教授的兴趣主要在13—15世纪西藏历史和藏传佛教。Janet Gyatso是一位藏传佛教专家。Mark C. Elliot教授以其推动满学研究而著名，是新清史的重要人物之一，代表作品有《满洲之道：晚晴的八旗和族裔认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The UVA Tibet Center）是由该校藏学学者组建的研究中心。Leslie J. Blackhall博士从事印度和西藏医药研究，Tsetan Chonjore是东亚系藏语讲师，David Germano教授、Jeffrey Hopkins教授、Karen Lang教授、Kurtis Schaeffer教授兴趣均在藏传佛教，Kabir Heimsath博士的兴趣在当代西藏城市空间、艺术、旅游和宗教修行，Nicolas Tournadre教授是一位专注于藏语的语言学家，Brantly Womack是对西藏议题感兴趣的政治学系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项目（Modern Tibetan Studies Program）有两位藏学教授Robert Barnett和Gray Tuttle以及一位藏语讲师Tenzin Norbu Nangsal先生。Barnett教授是伦敦西藏信息网（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创始人，在加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他是一位活跃的记者，至今还为BBC、CNN、NPR、CBS、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撰稿，其兴 趣在中国民族问题。Gray Tuttle教授2002年从哈佛大学取得内亚史博士学位，他的兴趣在20世纪的汉藏关系，他最新的著作《现代中国诞生中的藏传佛教》（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在2005年出版。
除去以上学者相对集中的学术单位，其他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学者则是零散分布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Nicola Di Cosmo，1991年从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和阿尔泰语系（现CEUS）取得博士学位，从事中国和内亚关系史研究，他对蒙古史和满洲史尤感兴趣。乔治敦大 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James Millward(米华健)教授专注于新疆史，他的代表作是《嘉峪关外: 1759—1864 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 民族和国家》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Xinjiang, 1759-1864）。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系的Pamela Kyle Crossley（柯娇燕）教授是新清史重要人物，她的兴趣在内亚史，代表作有《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达特茅斯学院东亚中东语言和文学系还有一位从事新疆学的学者，Justin Rudelson博士，他的专业为社会人类学，其代表作为《绿洲认同：中国丝绸之路上的维吾尔民族主义》（Oasis Identities: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的Evelyn Rawski教授是新清史又一位重要成员，她的兴趣在东北亚。Rawski教授和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就满洲汉化问题的辩论是美国清史研究的重要事件。
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Melvyn C. Goldstein教授虽然出身人类学，却是美国最有名的西藏现代史专家，他的《西藏现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在业内拥有很高声誉。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Dru Gladney（杜磊）教授是研究中国穆斯林世界的人类学家，除了回族穆斯林，他也研究维吾尔穆斯林，他的代表作有《中国穆斯林：族裔民族主义在人民共和 国》（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堪萨斯大学人类学系Arienne M. Dwyer是一位语言人类学家，她的兴趣是包括维语在内的突厥语。耶鲁大学历史学系Peter Perdue教授对中国边疆史感兴趣，他在2005年出版了专著《中国进军西部：清对中央欧亚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斯坦福大学历史学系Thomas S. Mullaney教授曾经专注于云南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并且为此写了专著《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不过现在他的兴趣发生了很大改变，目前专注于研究中国的打字机。
智库和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
美国主要智库目前并无享誉学界的中国边疆研究专家。不过，也会有智库委托在大学供职的教授完成相应项目，以此介入中国边疆研究。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 影响力的智库，最有名的便是美国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简称EWC)。东西方中心是美国国会在1960年成立的旨在增进亚太地区和美国相互联系与理解的教育研究机构，总部位于夏威夷的 Manoa，与夏威夷大学紧邻。该中心由美国政府资助，但也接受其他私有机构、个人、基金会和外国政府的资助。
从2003年起，东西方中心开始一个政策研究丛书出版项目，该项目旨在呈现学界对国内外重要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的思考。中心网罗到全世界在相关领 域最优秀的学者实施这个项目，同时还找到了纽约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的支持。迄今，这个项目有三个出版物涉及到了中国的边疆研究。印第安纳大学CEUS的两位学者Gardner Bovingdon和Elliot Sperling分别完成关于新疆和西藏的课题研究。2004年Bovingdon教授的成果《自治在新疆：汉人的民族主义需要和维吾尔人的不满》 （Autonomy in Xinjiang: Han Nationalist Imperatives and Uyghur Discontent）在得到纽约卡耐基基金会资助后出版。这篇论文主要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疆维吾尔人不满和民族冲突的来源。Bovingdon 认为新疆的动荡既不是长期暴力文化的表现，也不是外国阴谋的产物。他认为新疆地区的冲突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正在新疆实施的“区域自治”制度。同年，Sperling教授的成果《西藏—中国冲突：历史和问题》（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roblemics）也在得到纽约卡耐基基金会资助后出版。Sperling在这篇论文中 利用汉、藏英文献试图澄清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与他的“西藏流亡政府”关于历史问题相互对立的观点。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教授Yitzhak Shichor的《族裔外交：中国—土耳其关系中的维吾尔障碍》（Ethno-Diplomacy: The Uyghur Hitch in Sino-Turkish Relations）则在2009年出版。Shichor教授认为从 1949年后，中国把维吾尔人的分裂主义和追求新疆独立视作是国内问题，然而自从1990年代之后，北京开始承认这个问题有国际因素，并着手处理这个外部 因素。新政策影响了中国跟土耳其的关系，后者一直在意识形态上鼓励维吾尔民族主义，为维吾尔难免提供庇护，为东突厥斯坦运动、组织和活动提供道义和物质上 的支持。
美国学者和美国政府中国边疆政策的形成
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者应该是美国最了解中国边疆的人。他们确实也为美国政府了解中国边疆问题提供咨询。提供咨询的重要方式是接受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简称CECC）的邀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CECC是美国政府的独立机构，成立于2000年10月，旨在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和法治发展状况。
2002年6月10日，印第安大学CEUS藏学教授Elliot Sperling应邀在国会发表关于西藏问题的演讲。2009年3月13日，Elliot Sperling教授再次接受CECC的邀请，发表了题为《2008年3月抗议一年之后：中国正在西藏促进稳定吗？》的演讲。2004年5月17日，CEUS新疆学教授Gardner Bovingdon教授接受CECC的邀请发表题为《当今中国的伊斯兰信仰：维族和回族不同的现实》的演讲。2005年4月11日，Bovingdon教授再次受邀发表题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它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吗？》的讲演。2009年10月7日， Bovingdon教授在国会发表题为《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的演讲，探讨了2009年在乌鲁木齐发生的七.五事件以及新疆的人权。 2005年4月11日，印第安纳大学CEUS蒙古学教授Christopher Atwood受邀发表《《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它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吗？》的讲演。乔治敦大学James Millward教授在2005年11月16日在国会发表《变化中的中国战略关注：对新疆人权的影响》的演讲。凯斯西储大学的Melvyn Goldstein教授在2004年3月19日受CECC邀请发表了题为《中国藏区的发展项目》的演讲。
学者和流亡藏人、维人的关系
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学者同情流亡藏人、维人遭遇应该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判断，也不意味着他们会支持每一个 具体的流亡藏人、维人。印第安纳大学CEUS的Elliot Sperling教授虽然同情流亡藏人，但他却公开批评过“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即“西藏流亡政府”），他也曾与“藏人行政中央”的现任首脑Lobsang Sangay在2009年发生过争论。CEUS新疆学教授Gardner Bovingdon对我表示，虽然他并不完全相信北京所说的，但他也并不完全相信世维会所说的。
由于美国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家，选择如何与流亡藏人、维人相处，更多是一种个人的选择。不可否认，会有与流亡藏人甚至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保持极为密 切私人关系的学者，如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的Robert Thurman教授。但是，也有很多学者并没有与中国眼中的敏感人物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多么密切。
与流亡藏人、维人的接触是否会影响这些学者学术上的客观性很难得知。因为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有哪位学者是否接受了来自具体某一位流亡藏人、维人 及其组织在物质上的好处，从而发表使后者获得好处的观点。甚至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好友Robert Thurman教授在其作品《为什么达赖喇嘛重要》（Why The Dalai Lama Matters）声称他提出解决西藏问题方案的出发点是既想使中国获益，也想使藏人获益。
他们和中国的关系
没有任何一个研究中国边疆的美国学者在公开场合说自己讨厌中国和中国人。相反，他们非常渴望能够来中国，因为这样才能更近距离接触他们的研究对象。 许多学者确实也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保持了密切交往，比如哈佛大学藏学教授范德康。范德康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获聘兼职教授，每年都会来中国人 民大学给学生上课。印第安纳大学CEUS的教授Christopher Atwood、Elliot Sperling最近几年也来过中国，与中国的相关专家和学生进行交流。
然而也有一些美国学者遭遇了不快。2004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Frederick Starr教授组织了十来位学者出版了一本著作《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疆》（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该书由中国大陆学者翻译后内部发行，中文名为《新疆工程》。根据部分中国学者的理解，这本书“为新疆分裂提供理论依据”。参与这本书写作的学者在申请进入中国的签证时纷纷遇到了困难，他们称自己为“新疆十三人”（Xinjiang 13）。部分学者事后公开表示自己并“不支持维吾尔恐怖主义，也不支持新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随着时间推移，部分遇到入境困难的学者逐渐能够进入中国。
总结
尽管美国学界有不少研究中国边疆的学者，然而大部分学者从事的是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即使部分学者声称西藏或新疆在某一历史时间 段并不属于他所认为的中国，那也只是代表了他个人的观点。美国主要智库并没有享誉学界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者，他们需要委托这些学者完成项目。不过没有足够 证据表明智库的立场会影响这些学者的判断。尽管美国政府会听取学者的报告，然而他们的报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决策，目前还难以评估。学者们和流亡藏 人、维人、中国的关系也取决于个人，难以一概而论，目前找不到足够证据证明哪位学者收到了哪一方物质上的好处就替谁说话。因此，美国智库利用学者帮助美国 政府寻找分裂中国的依据这一说法，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
嘉央诺布：谦谦君子索朗多杰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johnlee1021）
来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
原文发表于：2013年1月21日
去年夏天，准确的说是在6月25日，我见到了老朋友索朗多杰（Sonam Topgyal）。他的身体状况很差，已经确诊为癌症。我怀疑是胃癌之类的，但是没忍心去问。他由于接受化疗身体非常虚弱，但似乎很高兴见到我。和往常一样，我们谈起图伯特和独立斗争。我给他讲起2012年初（3月11日到12日）我们在纽约组织的“让赞圆桌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图伯特爱国人士和来自美国、加拿大、瑞士、德国、日本和印度的各国友人齐聚一堂，并决定启动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图伯特国民大会（Tibetan National Congress）或Bhod Gyalyong Rangzen Lhentsok。我给他解释了我这次来达兰萨拉的原因之一是参加另一个类似的让赞会议，我们希望建立TNC的南亚分部。我问他能否参加会议。他回答说，由于他目前的身体状况，他也做不了什么贡献，但是只要对让赞事业能有所帮助，他一定会参加会议。
2012年6月27日，会议位于岗吉（Gangkyi）的图伯特文献档案图书馆（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新落成的大厅举行。有五十多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10名图伯特流亡议会议员，还有学者、作家、研究人员、活动人士、一名医生，与会者还包括资深让赞活动人士拉藏次仁啦（Lhasang Tsering la）、流亡议会前议长卡玛群培啦（Karma Chophel la）、让赞活动人士Shingza仁波切以及图伯特青年大会（TYC）和自由图伯特学生会（SFT）的领导人。索朗多杰啦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了复兴图伯特独立斗争的紧迫性。他说：“同在座的很多人相比，我算不上让赞活动人士，但是让赞一直以来都让我魂牵梦绕。我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讲，我想说的只是我们必须重新唤起争取图伯特独立的民族志气。”由于身体过于虚弱，在上午的会议结束后，他只好离开会场。我陪着他走上等候的汽车。临别前，我邀请他成为TNC的会员，并在他的衬衫上别上图伯特国民大会的标志，一柄“文书菩萨的火焰之剑”*。未曾想，此别竟成永诀。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69年3月5日——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在摩洛甘济（McLeod Ganj）。我此前一年曾经在孟各（Mundgod）为瑞士技术公司（Swiss Technical Corporation）工作，担任定居点的拖拉机作业组长，后来被要求来到达兰萨拉协助新杂志《知识》（Sheja）。这份杂志是由丹增德佟（Tenzin Tethong）、丹增Gyeche啦和索朗多杰啦共同负责出版发行，索朗多杰啦还担任杂志的主编。这是一份内容新颖、引人入胜的杂志。它不仅刊登有关当前事件的新闻报道，还刊登有关科学、历史和名人小传之类的普及性知识。它着意推动图伯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图伯特民众中广受欢迎。当时，在所有博巴的心中，对于我们遭遇的失败都依然记忆犹新。大家，甚至包括那些捍卫“宗教权利”的强硬派人士，都有一个信念——要想作为一个国家幸存于世，我们的社会必须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我在以前的几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这一点，当时的思想和政治氛围可比20世纪初期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中国。革命家陈独秀坚持认为，“现在可以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这份杂志有很长时间都是通过钢板油印的——先由一位年老的刻字工辛苦地将内容手工刻到纸模板上，然后“印刷工”南杰旺珠（Namgyal Wangdu）摇动基士得耶（Gestetner）油印机的手柄将杂志印出来。这种方法无疑很原始，但是没关系。丹增德佟绘制了精美的插图、漫画和地图，与索朗多杰啦用优美而又简单明了的博语写成的文章相得益彰。
我在《知识》杂志工作的时间不长。由于图伯特表演艺术协会（TIPA，当时称“图伯特剧团”）正经历生存危机，我被叫去从事重组工作。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每月一次（也或许是每两星期一次？）大多数我们这样的年轻志愿者或像人们所称的“indrungs”（英语官员），都会聚集到《知识》杂志社帮助装订、包装和递送最新一期的杂志。杂志社会用茶和kogun bhaley招待我们所有人，但其实真正的回报是大家一起聊天和开玩笑，往往会一直持续到晚上。
第二年由于组建图伯特青年大会（TYC），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索朗多杰啦在一起共事。他和丹增德佟、洛第嘉日、丹增Gyeche都是TYC的创始人，而我是协助组织TYC第一次会议的召集人之一。多杰啦和我，还有另外五人被选为TYC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一起工作多年。多杰啦比我们其他人都要年长。他是1941年出生于康区察雅（Dagyab，现“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察雅县）的扎曲仓（Zachutsang）家族，尽管他很少用这个家族名。他曾经在哲蚌寺出家为僧，流亡后求学于瓦拉纳西（Varanasi），在那里他掌握了印度语和其他一些学科。他经常订阅印度语报纸Navbharat Times和文学及政治周刊 Dinaman，通过这些了解最近的国际新闻和变化曲折的印度政局。我很高兴与多杰啦同在TYC中央执委，我是中央执委中最年轻的成员，总是和其他成员产生争论。多杰啦并不总是同意我的观点，但他总是有他自己的方法让我得到公正的表达机会。在很多事情上，他都是一位稳健温和的人，正是由于他稳健踏实的影响力，使得TYC即便是在最动荡不安的岁月里都能运行平稳。然而，在需要求助于他的时候，他总能在面临艰难的选择和做出困难决定的时候成为值得依靠的人。
他在《知识》杂志以及后来在信息部（他开始在这个部任秘书，后来成为噶伦）的同事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公正而平易的领导人。他们和甘成吉松（Ganchen Kyishong）的其他人也都知道他是流亡政府中最为谦和而不装腔作势的官员。他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他从不试着把额前蓬乱的卷发梳平。他还因为穿着两只不一样的袜子（一只蓝的一只红的）进办公室而成为大家的笑谈，但是他自己却从来不会介意。即使是当上了噶伦，他也总要找时间和岗吉的汽车司机一起打扑克。我不知道在工作了一辈子最终当上噶伦赤巴之后，他是否放弃了这个业余消遣。我估计不会。
让他成为一名优秀领导人的不仅仅是他的诚实和公正。他还一贯善于倾听民众的意见，并将得到的信息结合到自己的工作中。在一个由大多数都是孤陋寡闻、不学无术、满嘴废话的如同赫尔曼•凯恩（Herman Cain）那样的右翼政客们组成的群体中，他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例外。由于他带着真正的兴趣耐心地倾听来自图伯特境内的新流亡者的讲述，对于图伯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岗吉这个圈子里是最见多识广的人：行政管理、政党机构、领导人个性等等。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组织也有非常渊博的知识。
在他最终成为噶伦赤巴之后，我觉得索朗多杰啦不仅可以用他的知识和忠诚，而且可以用他的坦诚与“犯言直谏”的能力很好地为达赖喇嘛尊者服务。尽管他供职于一个倡导“中间道路”的政府，但是他从未发表过任何接受中国对图伯特统治的言论，也从未以任何方式赞扬过中国在图伯特取得的“发展进步”（比如，铁路建设），而在他之后的很多其他噶伦则屡屡发表类似的言论。身为噶伦赤巴，索朗多杰啦也从未对让赞主张表示过反对。他相信让中国同意进行真正的谈判的唯一方法是对其施加足够的压力，而所有让赞的主张都是形成这种压力的来源。我不同意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但其中确有一定的道理。最终在屡次谈判失败之后，多杰啦站出来公开表示博巴们永远不应该放弃争取独立的目标。他在若干次由“自由亚洲电台”（RFA）主办的讨论中一再重申了这个信念，我也参加了这些讨论。他是一名忠诚的政府官员，同时也是诚实的和勇敢的人。在他去世前几天，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去他在西达巴瑞（Sidhbari）家中去看望他。多杰啦告诉他，病痛让他苦不堪言，但是他并不害怕死亡。索朗多杰啦于2012年12月30日与世长辞。
翻译：更桑东智（@johnlee1021）
来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
原文发表于：2013年1月21日
去年夏天，准确的说是在6月25日，我见到了老朋友索朗多杰（Sonam Topgyal）。他的身体状况很差，已经确诊为癌症。我怀疑是胃癌之类的，但是没忍心去问。他由于接受化疗身体非常虚弱，但似乎很高兴见到我。和往常一样，我们谈起图伯特和独立斗争。我给他讲起2012年初（3月11日到12日）我们在纽约组织的“让赞圆桌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图伯特爱国人士和来自美国、加拿大、瑞士、德国、日本和印度的各国友人齐聚一堂，并决定启动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图伯特国民大会（Tibetan National Congress）或Bhod Gyalyong Rangzen Lhentsok。我给他解释了我这次来达兰萨拉的原因之一是参加另一个类似的让赞会议，我们希望建立TNC的南亚分部。我问他能否参加会议。他回答说，由于他目前的身体状况，他也做不了什么贡献，但是只要对让赞事业能有所帮助，他一定会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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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流亡政府前任噶伦赤巴（司政）：索朗多杰 |
2012年6月27日，会议位于岗吉（Gangkyi）的图伯特文献档案图书馆（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新落成的大厅举行。有五十多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10名图伯特流亡议会议员，还有学者、作家、研究人员、活动人士、一名医生，与会者还包括资深让赞活动人士拉藏次仁啦（Lhasang Tsering la）、流亡议会前议长卡玛群培啦（Karma Chophel la）、让赞活动人士Shingza仁波切以及图伯特青年大会（TYC）和自由图伯特学生会（SFT）的领导人。索朗多杰啦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了复兴图伯特独立斗争的紧迫性。他说：“同在座的很多人相比，我算不上让赞活动人士，但是让赞一直以来都让我魂牵梦绕。我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讲，我想说的只是我们必须重新唤起争取图伯特独立的民族志气。”由于身体过于虚弱，在上午的会议结束后，他只好离开会场。我陪着他走上等候的汽车。临别前，我邀请他成为TNC的会员，并在他的衬衫上别上图伯特国民大会的标志，一柄“文书菩萨的火焰之剑”*。未曾想，此别竟成永诀。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69年3月5日——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在摩洛甘济（McLeod Ganj）。我此前一年曾经在孟各（Mundgod）为瑞士技术公司（Swiss Technical Corporation）工作，担任定居点的拖拉机作业组长，后来被要求来到达兰萨拉协助新杂志《知识》（Sheja）。这份杂志是由丹增德佟（Tenzin Tethong）、丹增Gyeche啦和索朗多杰啦共同负责出版发行，索朗多杰啦还担任杂志的主编。这是一份内容新颖、引人入胜的杂志。它不仅刊登有关当前事件的新闻报道，还刊登有关科学、历史和名人小传之类的普及性知识。它着意推动图伯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图伯特民众中广受欢迎。当时，在所有博巴的心中，对于我们遭遇的失败都依然记忆犹新。大家，甚至包括那些捍卫“宗教权利”的强硬派人士，都有一个信念——要想作为一个国家幸存于世，我们的社会必须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我在以前的几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这一点，当时的思想和政治氛围可比20世纪初期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中国。革命家陈独秀坚持认为，“现在可以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这份杂志有很长时间都是通过钢板油印的——先由一位年老的刻字工辛苦地将内容手工刻到纸模板上，然后“印刷工”南杰旺珠（Namgyal Wangdu）摇动基士得耶（Gestetner）油印机的手柄将杂志印出来。这种方法无疑很原始，但是没关系。丹增德佟绘制了精美的插图、漫画和地图，与索朗多杰啦用优美而又简单明了的博语写成的文章相得益彰。
我在《知识》杂志工作的时间不长。由于图伯特表演艺术协会（TIPA，当时称“图伯特剧团”）正经历生存危机，我被叫去从事重组工作。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每月一次（也或许是每两星期一次？）大多数我们这样的年轻志愿者或像人们所称的“indrungs”（英语官员），都会聚集到《知识》杂志社帮助装订、包装和递送最新一期的杂志。杂志社会用茶和kogun bhaley招待我们所有人，但其实真正的回报是大家一起聊天和开玩笑，往往会一直持续到晚上。
第二年由于组建图伯特青年大会（TYC），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索朗多杰啦在一起共事。他和丹增德佟、洛第嘉日、丹增Gyeche都是TYC的创始人，而我是协助组织TYC第一次会议的召集人之一。多杰啦和我，还有另外五人被选为TYC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一起工作多年。多杰啦比我们其他人都要年长。他是1941年出生于康区察雅（Dagyab，现“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察雅县）的扎曲仓（Zachutsang）家族，尽管他很少用这个家族名。他曾经在哲蚌寺出家为僧，流亡后求学于瓦拉纳西（Varanasi），在那里他掌握了印度语和其他一些学科。他经常订阅印度语报纸Navbharat Times和文学及政治周刊 Dinaman，通过这些了解最近的国际新闻和变化曲折的印度政局。我很高兴与多杰啦同在TYC中央执委，我是中央执委中最年轻的成员，总是和其他成员产生争论。多杰啦并不总是同意我的观点，但他总是有他自己的方法让我得到公正的表达机会。在很多事情上，他都是一位稳健温和的人，正是由于他稳健踏实的影响力，使得TYC即便是在最动荡不安的岁月里都能运行平稳。然而，在需要求助于他的时候，他总能在面临艰难的选择和做出困难决定的时候成为值得依靠的人。
他在《知识》杂志以及后来在信息部（他开始在这个部任秘书，后来成为噶伦）的同事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公正而平易的领导人。他们和甘成吉松（Ganchen Kyishong）的其他人也都知道他是流亡政府中最为谦和而不装腔作势的官员。他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他从不试着把额前蓬乱的卷发梳平。他还因为穿着两只不一样的袜子（一只蓝的一只红的）进办公室而成为大家的笑谈，但是他自己却从来不会介意。即使是当上了噶伦，他也总要找时间和岗吉的汽车司机一起打扑克。我不知道在工作了一辈子最终当上噶伦赤巴之后，他是否放弃了这个业余消遣。我估计不会。
让他成为一名优秀领导人的不仅仅是他的诚实和公正。他还一贯善于倾听民众的意见，并将得到的信息结合到自己的工作中。在一个由大多数都是孤陋寡闻、不学无术、满嘴废话的如同赫尔曼•凯恩（Herman Cain）那样的右翼政客们组成的群体中，他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例外。由于他带着真正的兴趣耐心地倾听来自图伯特境内的新流亡者的讲述，对于图伯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岗吉这个圈子里是最见多识广的人：行政管理、政党机构、领导人个性等等。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组织也有非常渊博的知识。
在他最终成为噶伦赤巴之后，我觉得索朗多杰啦不仅可以用他的知识和忠诚，而且可以用他的坦诚与“犯言直谏”的能力很好地为达赖喇嘛尊者服务。尽管他供职于一个倡导“中间道路”的政府，但是他从未发表过任何接受中国对图伯特统治的言论，也从未以任何方式赞扬过中国在图伯特取得的“发展进步”（比如，铁路建设），而在他之后的很多其他噶伦则屡屡发表类似的言论。身为噶伦赤巴，索朗多杰啦也从未对让赞主张表示过反对。他相信让中国同意进行真正的谈判的唯一方法是对其施加足够的压力，而所有让赞的主张都是形成这种压力的来源。我不同意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但其中确有一定的道理。最终在屡次谈判失败之后，多杰啦站出来公开表示博巴们永远不应该放弃争取独立的目标。他在若干次由“自由亚洲电台”（RFA）主办的讨论中一再重申了这个信念，我也参加了这些讨论。他是一名忠诚的政府官员，同时也是诚实的和勇敢的人。在他去世前几天，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去他在西达巴瑞（Sidhbari）家中去看望他。多杰啦告诉他，病痛让他苦不堪言，但是他并不害怕死亡。索朗多杰啦于2012年12月30日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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