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周末画报 http://www.modernweekly.com/content.aspx?artID=39183
当他近日登上伊拉克摩苏尔著名的清真寺，宣布要建立已经不复存在100年的阿拉伯“哈里发”政权，并自称是“哈里发易卜拉欣”时，全世界终于第一次见识到，这位世界上最危险但又最有钱的极端组织领导人的庐山真面目。这位名叫“阿布·杜阿”的大胡子，极有可能坐上全球极端组织的头把交椅。
在此之前，他的照片极为少见。迄今为止，全世界媒体竭尽全力所能找到的照片只有两个场景。一个是在2013年美国政府发布的全球通缉令上，美国悬赏1000万美元抓拿他；第二个是最近的清真寺露面视频。西班牙《欧亚评论》网站因此将他称为“看不见脸的人”。当然，人们可能更加熟悉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巴格达迪。
从神学博士到美国囚犯
如今，巴格达迪手里掌握着至少1.5万人的武装力量，还有20亿美元的资产。他的组织叫做“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控制着叙利亚东部以及伊拉克西部、北部的大部分土地，还包括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
如果没有美国入侵伊拉克，历史可能不会“造就”巴格达迪。1971年，他出生在伊拉克萨迈拉省的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家中，父亲是一个神职人员。本名阿布·杜阿的巴格达迪继承了父亲的事业。2000年，他在巴格达大学获得了伊斯兰神学博士学位，为此人们尊称他为“易卜拉欣博士”。本来，巴格达迪在神学的世界里遨游，无人打扰。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他甚至想争取一笔资金以资助神学研究。这时候，本·拉丹正在阿富汗的大山里躲避着美国炸弹。与巴格达迪颇有渊源的扎卡维已被美国人炸断了一条腿，在中东各国流窜，不停制造各种恐怖袭击。
美国兵进来之后，作为一介书生的阿布·杜阿改名巴格达迪，在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拉起了一支反美武装。不久，这支武装和许多反美武装一起合并，受到了扎卡维领导的伊拉克基地组织的控制，成立了“伊拉克伊斯兰国”（ISI）并向本·拉丹的基地组织宣誓效忠。但扎卡维本人持有激进的反什叶派穆斯林的立场，本·拉丹的母亲却恰恰是一名什叶派穆斯林，扎卡维和本·拉丹之间因此也有所不和。这种教派矛盾和组织矛盾，即使在扎卡维本人2006年被美国人炸死后也没有大的改变。当什叶派穆斯林马利基当选为伊拉克政府总理之后，ISI随即获得了大量逊尼派极端穆斯林的支持。
巴格达迪本人在ISI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并无确切的信息予以支持。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他因为反美活动而蹲过美国人的牢房。有一种说法称巴格达迪在2004年被捕，但当年年底获释。另一种说法是2006年他被捕，2009年获释。不过所有信息明确显示，巴格达迪是在狱中开始思想极端化。正是美国人的监狱，让他从一个神学博士，成为了如今可以比肩本·拉丹的恐怖分子。
巴格达迪的被捕也是幸运的，他避开了美军对ISI打击最为沉重的时刻。在损失了扎卡维这样的嗜血首领之后，2010年ISI的第二任首领马苏里又死在美国人手里，巴格达迪便顺理成章地成为ISI第三任领导者，并且顺利地熬到了ISI获得大发展的年代，即2011年叙利亚内战的降临。而此时，本·拉丹死在美国“海豹”突击队的手上，一个极端分子的偶像坠落。
全球极端组织头把交椅的暗斗
本·拉丹死后，ISI与基地组织开始疏远。叙利亚内战也为ISI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3年的战争下来，ISI控制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土地，包括重要的产油区。有人有钱有地盘，巴格达迪已经有了和基地组织分庭抗礼的本钱。ISI在叙利亚甚至吞并了基地组织的武装，还袭击并打死了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指挥官。这一切迫使本·拉丹的继承者扎瓦赫里于2014年年初宣布基地组织与ISI决裂。
实际上，争夺全球极端组织头把交椅的斗争在几年前就暗中开始了。2010年巴格达迪当上了ISI头头的时候，给自己加了一顶“埃米尔”的帽子。它的意思大概是相当于阿拉伯部落当中的贵族，如“酋长”或者“总督”。它赋予了巴格达迪贵族身份，或者说，赋予了他天然合法的伊斯兰神职领袖的身份。巴格达迪本人的神学博士学位和神职人员家庭的出身更是大大强化了这种合法性。这一点，不论是商人出身的本·拉丹，还是医生出身的扎瓦赫里都不能与他相比。
从目前ISIS所散发的各种宣传材料来看，其已经露骨地把巴格达迪宣传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之一，从而赋予巴格达迪本人血统上的合法性。当近日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易卜拉欣”时，更彻底将自己视为阿拉伯世界理所当然的统治者。巴格达迪的野心由此彻底水落石出。
成为“哈里发”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本·拉丹的下场就很难看。如果说本·拉丹和扎卡维还仅仅满足于在全世界制造恐怖活动，那么巴格达迪的目的似乎更加集中于攻城略地，构建一个极端主义者统治的国家，甚至为此勾勒出一幅地跨欧亚非的“哈里发”国家地图。这种战略上的空中楼阁只说明了巴格达迪和他那班手下低下的战略思维。从ISIS最近不断在自己的占领区内捣毁清真寺和各种圣物的做法上来看，它不过是阿富汗塔利班的再生版，虽然趁着天下大乱的机会异军突起，但是终究会因为触犯各派利益以及本身的倒行逆施而土崩瓦解。
星期三, 9月 03, 2014
哈里发国与全球文明的发展方向
作者：谢选骏
来源：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4/08/201408290520.shtml#.VAd6ElHtoWx
（一）
2014年6月29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的武装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互联网发表声明，宣布在横跨叙伊边境的广大区域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
这是一个“哈里发国”，在回教斋月首日发布的这份音频声明中称，新国家的领土从叙利亚北部延伸到伊拉克北部的迪亚拉省，“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首领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为国家的领导人，即“哈里发”。声明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支持并效忠巴格达迪哈里发。声明还宣布，该组织从此将改名为“伊斯兰国”，删去“伊拉克和黎凡特”的前缀。
针对这一极端组织的声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已清楚表露出其建立跨地区的伊斯兰教国家的战略，国际社会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目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控制着叙利亚北部和东部一些地区。今年6月初以来，这个武装组织相继占领伊拉克北部大片土地，并扬言要攻打首都巴格达。伊拉克政府军最近加强了反攻，双方在多地激烈交战。
（二）
据英国路透社6月30日报道，国际恐怖组织搜索情报集团（SITE）称，伊斯兰武装分子在叙利亚北部拉卡省举行游行，庆祝伊斯兰政权成立，此前该组织在伊拉克攻城略地。
SITE务称，“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曾是基地组织分支，此前名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6月29日其在推特上发布图片，图片显示人们从车里挥舞黑色旗帜，并高举枪支。
“伊斯兰国”称，希望消除从地中海到海湾地区的国家边界，将该地区变成一个中世纪式的“哈里发国”，“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为国家的领导人，即“哈里发”。
该组织还呼吁世界各地的分支对其效忠，这对基地组织的地区领导人和中央领导层构成直接威胁。
“这是权力的新展示！”德国《明镜》周刊6月30日以“ISIS(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呼叫‘伊斯兰哈里发’”为题刊文称，ISIS“圣战”者已宣布建立哈里发政权，巴格达迪将成为伊斯兰国家的领袖，这是“哈里发国消失近百年后的重现”。
“中东在线”说，ISIS在网站上宣布建国的消息令人震惊，它的口气大得吓人。“哈里发”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合法继承人”，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的伊斯兰初期，帝国的皇帝才以这样的名字自称，意思是他们是合法的继承人。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建国公告”复活了伊斯兰哈里发国这个概念，类似政治实体九十前年被土耳其第一任总统凯末尔废除。伊斯兰一千四百年历史中存在各种哈里发国，最后一个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个哈里发国地域广阔，横跨北非、波斯湾、东欧以及现代希腊和伊拉克。“中东在线”称，现在，活跃在伊拉克境内的极端组织标榜自己是“哈里发”，巴格达迪自称是全球穆斯林的领导人，要求穆斯林都向他效忠，实在“不自量力”。
巴林《中间报》6月30日说，伊拉克境内的极端组织ISIS宣布建立哈里发国，标志着伊局势进一步恶化和升级，也是对这两天伊拉克政府出动坦克、战机反攻的回应。
（三）
7月1日，伊拉克政府召开新一届国民议会。有分析认为，ISIS宣布成立哈里发国，是对伊政府和美国的挑衅。在伊拉克官方电视台的报道中，伊政府武装部队指挥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ISIS宣布建立哈里发国，不仅针对伊拉克，也是针对整个地区和世界。伊拉克安全和军事分析专家阿德南说：“ISIS在短期内迅速建立一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国家，这不会长久，他们没有国界，没有定都，没有国际社会支持。伊拉克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团结的政府，齐心协力反击ISIS。”
卡塔尔《旗帜报》撰文称，ISIS的能量被放大了，它只是一群“乌合之众”，许多人是在叙利亚境内参战后，因吃败仗回流到伊境内的散兵游勇。但该组织现在宣布建国不被及时遏制，伊拉克将陷入“政治真空”。
也门《舆论报》说，库尔德人现在似乎是伊拉克乱局的“维稳因素”，他们与ISIS武装分子战斗，不但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园，也是在为伊拉克而战。库尔德人已表达建国意愿，ISIS又宣布建立哈里发国，中东简直乱成“一锅粥”。约旦《宪章报》认为，建国事件客观上将加剧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可能加快美国对伊局势的军事干预速度。
（四）
“哈里发，一百年后重新归来。”德国《南德意志报》6月30日表示，ISIS正在显露出一般“圣战”组织少有的危害性，其建国声明显示伊斯兰教政府的回归。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多哈分会研究员查尔斯·李斯特说：“无论如何判定这个新伊斯兰王国的合法性，仅就他们宣称恢复哈里发王国来说，这是‘9·11’袭击以来国际‘圣战’组织最重要的发展。”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研究伊斯兰运动的专家亚伦·泽林告诉《华尔街日报》，“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赫里不会将“基地”组织和全球“圣战”继承人的位置拱手让人。
中东“观察”新闻网以“ISIS的政治伊斯兰是阿拉伯世界最新悲剧”为题称，现在中东的场景就像时间倒退百年：一些人呼吁阿拉伯世界团结在同一面哈里发旗帜下，一些人急于找英法当靠山。文章说，号召阿拉伯世界团结的民族主义运动势头不如从前，一度转入地下的伊斯兰组织如今重新走到前台，他们形式极端，要求建立哈里发国，其斗争性的口号、行动都令人想起逊尼派和什叶派在历史上最糟糕的分裂。
俄《独立报》6月30日发表题为“俄向巴格达伸出援手”的文章称，俄提供的10架苏-24战机已抵达伊拉克，这表明俄不会对伊紧张局势坐视不理。
（五）
联合国官员称，伊拉克极端组织“哈里发国”（IS）对妇女和儿童实施性暴力，约有一千五百人可能已经沦为性奴隶。有英国媒体报道，被“哈里发国”困在山上的亚兹迪难民境遇悲惨，有儿童被迫喝父母的血维持生存。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两名高级代表在巴格达发表联合声明，用“最强烈言辞”谴责IS。声明说，“大量对亚兹迪人、基督徒、土库曼人以及沙巴克妇女、幼女的绑架和拘押事件不断以紧急的方式传达到我们这里，大约一千五百名亚兹迪人可能已经被强迫充当性奴隶。”
据报道称，IS武装分子最低支付五美元就可以买一名亚兹迪或基督教的女孩做“性奴”，而二十岁以上女子的价钱还要低得多。很多雅兹迪人称，自己给妻子或女儿打电话，接听的人却是男人的声音，而且让他们“滚远点”。一名消息人士说，极端武装分子对十岁岁女童也不放过，以高价“出售”她们。
英国天空新闻（Sky News）报道，被IS困在辛贾尔山（Mount Sinjar）上的雅兹迪难民境遇悲惨：因为极度饥渴，一些孩子竟不得不靠喝父母的血维持生存。
目前约有八千名雅兹迪人从山上逃下来，到达杜胡克省相对安全的难民营。他们透露，被围困在山上的三万难民处境更为艰难。
在该难民营采访的记者塔多罗斯（Sherine Tadros）说：“一名男子刚告诉我们，他看到四个孩子都被渴死了。但山上无处可埋尸体，因此他们只能用岩石将尸体盖起来。另一人也称，孩子们非常饥渴，他们的父母割开自己的手腕，让孩子们喝血维持生存。”
数以百计的家庭不得不在高温条件下，跋涉数百公里穿越边境，寻找更安全的庇护所。到达土耳其和叙利亚庇护所后，他们可以获得食物、水以及药品等。许多难民被迫将毕生积蓄交给走私者，以获得帮助通过土耳其边境的危险旅程，有时候还要经过雷区。大约有两千名亚兹迪难民到达位于伊拉克与土耳其边境附近的Derabon难民营。
（六）
天主教的代表又和伊斯兰教的代表遭遇了，并以如此不对称的方式进行着：
在被问及是否赞同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空袭时，教皇说：“在这些情况下，我只看到了（“伊斯兰国”）不正当的侵犯，阻止不正当的侵犯者是合法的。”他表示，目前形势很严峻，国际社会必须一起做出反应。“我强调的是‘阻止’，我没有说‘轰炸’或‘开战’，而是阻止他（侵犯者）。这意味着必须评估怎么样阻止。”
教皇透露，他曾考虑过访问韩国后访问伊拉克，但决定目前不去。“在这个时候，不去是最好的，但我愿意去。”他说。
在各种宗教所体现的人格典范中，耶稣最能激起人们的悲剧感和生命力，因为他的生活最为贫穷，他的死亡最为惨痛。
耶稣最能激起人们的内疚，从而给文明注入最大的持续力量。
“怎样给耶稣基督报仇？”这是一个经常困扰信徒的思考题。虽然人是无法给神报仇的，虽然耶稣临死的时候赦免了杀他的人，但杀他的人还是有罪的。耶稣的信徒，还是有为他报仇的义务的——这不是主要通过杀人，而是通过克服自己身上的罪。但是，这不等于说基督徒必须放弃自我防卫。例如，在《福音书》，耶稣既劝告门徒放下刀，也劝告门徒带上刀：“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阿，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一把刀不够，还要两把刀。这就是十字军精神的来历。
（七）
1、哈里发国是“阿拉伯世界倒退百年”？但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倒退有时也是一种前进。
2、复古主义，不仅仅是保守倒退，也是一种“复兴”现象；因为人类文明从来都是按照“之”字型路线前进的，并且经常“推陈而出新”。
3、尤其考虑到：从人类历史观察，大一统世界经常体现为一种神权政治的结构。在东亚，这先后体现为秦始皇和汉武帝的自我神化；在地中海区域，这先后体现为罗马元首的自我神化和基督教的国教化；在伊斯兰世界，这体现为哈里发的神话。
4、回教（伊斯兰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中精神要素最少的、政治军事性质最多的，这也可以说明何以回教文明也曾热闹了几个世纪，但不久就归于沉寂，未能像基督教和佛教那样开出持续发展的文明。总的来说，回教文明主要是一种综合性的结果，把阿拉伯沙漠周边的几大文明（例如东欧东正教、西欧天主教、中亚波斯、北非埃及、南亚印度、东亚中国）加以综合，用政治军事的力量予以扩充。在这种意义上，阿拉伯人的扩张类似蒙古人打通欧亚大陆的扩张，所不同的，仅仅是阿拉伯人比蒙古人多了一部《可兰经》。
5、作为神权政治结构的哈里发国虽然是全球文明的发展方向，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哈里发国家是各种神权政治中最为缺少后续力量的，甚至比不上西藏的活佛制度，更加比不上天主教的教皇制度。
6、人格典范对于文明的影响具有催眠性质，例如基督教具有殉教传统，因为耶稣基督是被杀殉道的，伊斯兰教具有战争传统因为穆罕默德是杀人传教的。不要期待伊斯兰教会带来和平，因为它片面发展了《马太福音》中耶稣的有关教导：“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为什么说《古兰经》片面发展了《福音书》呢？因为《福音书》紧下来的话是这样的解释上述言论的：“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显然，耶稣所启示的，是属灵的战争，而不是杀人的战争。
7、无论如何，“哈里发国”的出现已经在全球文明中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其实力。这是因为，全球文明已经到了形成一个全球政府的前夜。
8、没有一个全球政府，许多“国际问题”将是无解的；就是像飞机失事这样的“小事”，也无法查个水落石出。联合国的仲裁作用，在大国的阻扰和小国的破坏下，形同虚设。
9、1950年，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对抗联合国军，背后还有整个共产党阵营的撑腰；现在一个小小的哈里发国，就在对抗整个联合国了。
10、这意味着，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已经陷入了更大的无政府状态；在这一背景下，应该说，全球政府的脚步是更近了，而不是更远了。
来源：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4/08/201408290520.shtml#.VAd6ElHtoWx
（一）
2014年6月29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的武装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互联网发表声明，宣布在横跨叙伊边境的广大区域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
这是一个“哈里发国”，在回教斋月首日发布的这份音频声明中称，新国家的领土从叙利亚北部延伸到伊拉克北部的迪亚拉省，“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首领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为国家的领导人，即“哈里发”。声明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支持并效忠巴格达迪哈里发。声明还宣布，该组织从此将改名为“伊斯兰国”，删去“伊拉克和黎凡特”的前缀。
针对这一极端组织的声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已清楚表露出其建立跨地区的伊斯兰教国家的战略，国际社会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目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控制着叙利亚北部和东部一些地区。今年6月初以来，这个武装组织相继占领伊拉克北部大片土地，并扬言要攻打首都巴格达。伊拉克政府军最近加强了反攻，双方在多地激烈交战。
（二）
据英国路透社6月30日报道，国际恐怖组织搜索情报集团（SITE）称，伊斯兰武装分子在叙利亚北部拉卡省举行游行，庆祝伊斯兰政权成立，此前该组织在伊拉克攻城略地。
SITE务称，“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曾是基地组织分支，此前名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6月29日其在推特上发布图片，图片显示人们从车里挥舞黑色旗帜，并高举枪支。
“伊斯兰国”称，希望消除从地中海到海湾地区的国家边界，将该地区变成一个中世纪式的“哈里发国”，“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为国家的领导人，即“哈里发”。
该组织还呼吁世界各地的分支对其效忠，这对基地组织的地区领导人和中央领导层构成直接威胁。
“这是权力的新展示！”德国《明镜》周刊6月30日以“ISIS(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呼叫‘伊斯兰哈里发’”为题刊文称，ISIS“圣战”者已宣布建立哈里发政权，巴格达迪将成为伊斯兰国家的领袖，这是“哈里发国消失近百年后的重现”。
“中东在线”说，ISIS在网站上宣布建国的消息令人震惊，它的口气大得吓人。“哈里发”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合法继承人”，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的伊斯兰初期，帝国的皇帝才以这样的名字自称，意思是他们是合法的继承人。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建国公告”复活了伊斯兰哈里发国这个概念，类似政治实体九十前年被土耳其第一任总统凯末尔废除。伊斯兰一千四百年历史中存在各种哈里发国，最后一个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个哈里发国地域广阔，横跨北非、波斯湾、东欧以及现代希腊和伊拉克。“中东在线”称，现在，活跃在伊拉克境内的极端组织标榜自己是“哈里发”，巴格达迪自称是全球穆斯林的领导人，要求穆斯林都向他效忠，实在“不自量力”。
巴林《中间报》6月30日说，伊拉克境内的极端组织ISIS宣布建立哈里发国，标志着伊局势进一步恶化和升级，也是对这两天伊拉克政府出动坦克、战机反攻的回应。
（三）
7月1日，伊拉克政府召开新一届国民议会。有分析认为，ISIS宣布成立哈里发国，是对伊政府和美国的挑衅。在伊拉克官方电视台的报道中，伊政府武装部队指挥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ISIS宣布建立哈里发国，不仅针对伊拉克，也是针对整个地区和世界。伊拉克安全和军事分析专家阿德南说：“ISIS在短期内迅速建立一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国家，这不会长久，他们没有国界，没有定都，没有国际社会支持。伊拉克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团结的政府，齐心协力反击ISIS。”
卡塔尔《旗帜报》撰文称，ISIS的能量被放大了，它只是一群“乌合之众”，许多人是在叙利亚境内参战后，因吃败仗回流到伊境内的散兵游勇。但该组织现在宣布建国不被及时遏制，伊拉克将陷入“政治真空”。
也门《舆论报》说，库尔德人现在似乎是伊拉克乱局的“维稳因素”，他们与ISIS武装分子战斗，不但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园，也是在为伊拉克而战。库尔德人已表达建国意愿，ISIS又宣布建立哈里发国，中东简直乱成“一锅粥”。约旦《宪章报》认为，建国事件客观上将加剧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可能加快美国对伊局势的军事干预速度。
（四）
“哈里发，一百年后重新归来。”德国《南德意志报》6月30日表示，ISIS正在显露出一般“圣战”组织少有的危害性，其建国声明显示伊斯兰教政府的回归。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多哈分会研究员查尔斯·李斯特说：“无论如何判定这个新伊斯兰王国的合法性，仅就他们宣称恢复哈里发王国来说，这是‘9·11’袭击以来国际‘圣战’组织最重要的发展。”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研究伊斯兰运动的专家亚伦·泽林告诉《华尔街日报》，“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赫里不会将“基地”组织和全球“圣战”继承人的位置拱手让人。
中东“观察”新闻网以“ISIS的政治伊斯兰是阿拉伯世界最新悲剧”为题称，现在中东的场景就像时间倒退百年：一些人呼吁阿拉伯世界团结在同一面哈里发旗帜下，一些人急于找英法当靠山。文章说，号召阿拉伯世界团结的民族主义运动势头不如从前，一度转入地下的伊斯兰组织如今重新走到前台，他们形式极端，要求建立哈里发国，其斗争性的口号、行动都令人想起逊尼派和什叶派在历史上最糟糕的分裂。
俄《独立报》6月30日发表题为“俄向巴格达伸出援手”的文章称，俄提供的10架苏-24战机已抵达伊拉克，这表明俄不会对伊紧张局势坐视不理。
（五）
联合国官员称，伊拉克极端组织“哈里发国”（IS）对妇女和儿童实施性暴力，约有一千五百人可能已经沦为性奴隶。有英国媒体报道，被“哈里发国”困在山上的亚兹迪难民境遇悲惨，有儿童被迫喝父母的血维持生存。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两名高级代表在巴格达发表联合声明，用“最强烈言辞”谴责IS。声明说，“大量对亚兹迪人、基督徒、土库曼人以及沙巴克妇女、幼女的绑架和拘押事件不断以紧急的方式传达到我们这里，大约一千五百名亚兹迪人可能已经被强迫充当性奴隶。”
据报道称，IS武装分子最低支付五美元就可以买一名亚兹迪或基督教的女孩做“性奴”，而二十岁以上女子的价钱还要低得多。很多雅兹迪人称，自己给妻子或女儿打电话，接听的人却是男人的声音，而且让他们“滚远点”。一名消息人士说，极端武装分子对十岁岁女童也不放过，以高价“出售”她们。
英国天空新闻（Sky News）报道，被IS困在辛贾尔山（Mount Sinjar）上的雅兹迪难民境遇悲惨：因为极度饥渴，一些孩子竟不得不靠喝父母的血维持生存。
目前约有八千名雅兹迪人从山上逃下来，到达杜胡克省相对安全的难民营。他们透露，被围困在山上的三万难民处境更为艰难。
在该难民营采访的记者塔多罗斯（Sherine Tadros）说：“一名男子刚告诉我们，他看到四个孩子都被渴死了。但山上无处可埋尸体，因此他们只能用岩石将尸体盖起来。另一人也称，孩子们非常饥渴，他们的父母割开自己的手腕，让孩子们喝血维持生存。”
数以百计的家庭不得不在高温条件下，跋涉数百公里穿越边境，寻找更安全的庇护所。到达土耳其和叙利亚庇护所后，他们可以获得食物、水以及药品等。许多难民被迫将毕生积蓄交给走私者，以获得帮助通过土耳其边境的危险旅程，有时候还要经过雷区。大约有两千名亚兹迪难民到达位于伊拉克与土耳其边境附近的Derabon难民营。
（六）
天主教的代表又和伊斯兰教的代表遭遇了，并以如此不对称的方式进行着：
在被问及是否赞同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空袭时，教皇说：“在这些情况下，我只看到了（“伊斯兰国”）不正当的侵犯，阻止不正当的侵犯者是合法的。”他表示，目前形势很严峻，国际社会必须一起做出反应。“我强调的是‘阻止’，我没有说‘轰炸’或‘开战’，而是阻止他（侵犯者）。这意味着必须评估怎么样阻止。”
教皇透露，他曾考虑过访问韩国后访问伊拉克，但决定目前不去。“在这个时候，不去是最好的，但我愿意去。”他说。
在各种宗教所体现的人格典范中，耶稣最能激起人们的悲剧感和生命力，因为他的生活最为贫穷，他的死亡最为惨痛。
耶稣最能激起人们的内疚，从而给文明注入最大的持续力量。
“怎样给耶稣基督报仇？”这是一个经常困扰信徒的思考题。虽然人是无法给神报仇的，虽然耶稣临死的时候赦免了杀他的人，但杀他的人还是有罪的。耶稣的信徒，还是有为他报仇的义务的——这不是主要通过杀人，而是通过克服自己身上的罪。但是，这不等于说基督徒必须放弃自我防卫。例如，在《福音书》，耶稣既劝告门徒放下刀，也劝告门徒带上刀：“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阿，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一把刀不够，还要两把刀。这就是十字军精神的来历。
（七）
1、哈里发国是“阿拉伯世界倒退百年”？但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倒退有时也是一种前进。
2、复古主义，不仅仅是保守倒退，也是一种“复兴”现象；因为人类文明从来都是按照“之”字型路线前进的，并且经常“推陈而出新”。
3、尤其考虑到：从人类历史观察，大一统世界经常体现为一种神权政治的结构。在东亚，这先后体现为秦始皇和汉武帝的自我神化；在地中海区域，这先后体现为罗马元首的自我神化和基督教的国教化；在伊斯兰世界，这体现为哈里发的神话。
4、回教（伊斯兰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中精神要素最少的、政治军事性质最多的，这也可以说明何以回教文明也曾热闹了几个世纪，但不久就归于沉寂，未能像基督教和佛教那样开出持续发展的文明。总的来说，回教文明主要是一种综合性的结果，把阿拉伯沙漠周边的几大文明（例如东欧东正教、西欧天主教、中亚波斯、北非埃及、南亚印度、东亚中国）加以综合，用政治军事的力量予以扩充。在这种意义上，阿拉伯人的扩张类似蒙古人打通欧亚大陆的扩张，所不同的，仅仅是阿拉伯人比蒙古人多了一部《可兰经》。
5、作为神权政治结构的哈里发国虽然是全球文明的发展方向，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哈里发国家是各种神权政治中最为缺少后续力量的，甚至比不上西藏的活佛制度，更加比不上天主教的教皇制度。
6、人格典范对于文明的影响具有催眠性质，例如基督教具有殉教传统，因为耶稣基督是被杀殉道的，伊斯兰教具有战争传统因为穆罕默德是杀人传教的。不要期待伊斯兰教会带来和平，因为它片面发展了《马太福音》中耶稣的有关教导：“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为什么说《古兰经》片面发展了《福音书》呢？因为《福音书》紧下来的话是这样的解释上述言论的：“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显然，耶稣所启示的，是属灵的战争，而不是杀人的战争。
7、无论如何，“哈里发国”的出现已经在全球文明中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其实力。这是因为，全球文明已经到了形成一个全球政府的前夜。
8、没有一个全球政府，许多“国际问题”将是无解的；就是像飞机失事这样的“小事”，也无法查个水落石出。联合国的仲裁作用，在大国的阻扰和小国的破坏下，形同虚设。
9、1950年，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对抗联合国军，背后还有整个共产党阵营的撑腰；现在一个小小的哈里发国，就在对抗整个联合国了。
10、这意味着，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已经陷入了更大的无政府状态；在这一背景下，应该说，全球政府的脚步是更近了，而不是更远了。
伊拉克：“哈里發”的煩惱
作者：陶短房
来源：南早中文网
6月初，起家於約旦、成名於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宗教極端恐怖組織“伊拉克及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在伊拉克北部突然發動大規模攻勢，短短幾天內便佔領大片土地，一度進逼首都巴格達，擊潰了數以萬計美械裝備的伊拉克政府軍，震驚了整個國際社會。
6月29日，ISIS第四任也即現任首領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宣布“建國”，自稱“易卜拉欣哈里發”（Caliph Ibrahim），7月5日更一改ISIS歷任首領深藏不露的傳統，在被ISIS佔領的摩蘇爾大清真寺發表公開演講，並在網絡上向全球發布視頻，讓人不由得擔心，這個異軍突起的極端組織，會在中東掀起更可怕的驚濤駭浪。
然而“哈里發”的美好時光似乎隨即受到了干擾。
恐怖組織“反恐怖”
儘管同被美國和許多國家列入恐怖組織黑名單，但ISIS和基地組織的不合是人所共見的。雖然ISIS的創始人阿布.扎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當初曾藉“基地”旗號殺入伊拉克，本人也在“基地”中擔任要職，但二者間的關係自去年夏天起便因ISIS在敘利亞境內的“超級極端行為”而宣告破裂，基地組織領袖扎瓦赫里公開表態，宣布和“極端恐怖主義組織”ISIS脫離一切關係。
儘管如此，本身俱有極強國際性、眾多骨乾和戰鬥員來自境外，且需依賴原教旨主義的國際網絡補充兵員、裝備和經費的ISIS，依然和從西非到中亞、眾多知名原教旨組織保持了密切的合作關係，倘沒有這些組織和這個網絡的支持，在伊拉克、敘利亞都曾陷入眾叛親離、山窮水盡境地的ISIS，或許早已不復存在了。
但這種“原教旨主義大團結”的局面，在巴格達迪自稱“哈里發”之後便突然不復存在，各地原教旨組織紛紛加入“基地”行列，開始了譴責ISIS和“哈里發”的大合唱。
阿富汗塔利班在網絡上發表聲明，指責ISIS和“哈里發”近日言行“有極端主義傾向”，“不利於聖戰和聖戰者的團結”，敦促ISIS改弦更張，避免“喪失其它伊斯蘭團體的信任”，必須尊重地方律法，避免極端主義蔓延，不能“認定自己的思想高於一切”。
一度在馬裡北部建國、縱橫撒哈拉沙漠南北的極端組織“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AQIM）也發表聲明，拒絕承認ISIS所建立的“國”，更拒絕承認巴格達迪的“哈里發”稱號，表示“一切不與其他聖戰者協商的結果都無效”，並重申對“基地”和扎瓦赫里的效忠。
當然，在伊斯蘭世界，“反恐”的並不只有這些恐怖組織，一直在“阿拉伯之春”中態度微妙和“海合會”各君主國，以及近年來十分活躍的許多瓦哈比派神學家，也對ISIS和“哈里發”提出了異乎尋常的嚴厲譴責。
捅了什麼馬蜂窩
如前所述，國際恐怖組織和原教旨國際網絡一直是ISIS得以生存、壯大的血脈所在，海灣君主國的某些資金來源，是ISIS的“錢袋”，而親原教旨的神學家和輿論，則是ISIS對外發聲的喉舌，它們何以在ISIS壯大後，不約而同發出譴責之聲？
這和“哈里發”的一系列言行有關。
6月底至7月初，“哈里發”志得意滿之餘，發表了很多驚世駭俗的言論：ISIS要建立由“哈里發”領導，“從羅馬到阿富汗”的龐大政教合一國家，摧毀包括麥加黑隕石在內、被ISIS認為“異端”的遜尼派聖物，要“征服羅馬和西班牙”，要求全世界穆斯林聽從自己的“教導”，或提出自己的“商榷意見”，認為卡塔爾主辦世界杯足球賽“不符合教義”，威脅屆時予以破壞，等等等等。
更嚴重的威脅，則來自“哈里發”稱號本身。
“哈里發”在伊斯蘭世界地位崇高，是穆罕默德的法定繼承人，理論上同一時期在人世間只能有唯一的一名“哈里發”。正因為哈里發的地位如此崇高、重要，歷史上因為爭論誰才是合法“哈里發”，曾爆發過無數次血腥的教派衝突、戰爭，如今伊斯蘭教的兩大教派——遜尼派和什葉派之所以分裂，根本原因正是第四任“哈里發”、先知穆罕默德堂弟兼女婿阿里死後，不同利益集團對繼任“哈里發”持異議，導致矛盾不可調和所致。 1258年，巴格達哈里發國滅於蒙古西征軍隊，此後遜尼派世界一度陷入找不到公認“哈里發”的混亂，直到奧斯曼帝國崛起，奧斯曼素丹被認定為“哈里發”才暫時大體穩定下來。 1924年3月3日，凱末爾主導下的土耳其大國民議會廢黜“哈里發”稱號，自此該稱號消失已近一個世紀。
按照原教旨主義的認知，“哈里發”並非某個伊斯蘭國家君主的稱號，而是整個伊斯蘭世界（或乾脆說整個世界，因為原教旨主義認為世人都應是穆斯林）共同的、唯一的統治者，是先知在人間唯一合法的代表和繼承人，一言以蔽之，是整個世界的領袖。
基地組織、塔利班，以及AQIM等基地組織在世界各地的分支，主張建立不受現有國界約束的政教合一政權，但尊奉的首領，是基地組織的“老大”扎瓦赫里，且出於“統戰”需要，為避免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教義、地位之爭，扎瓦赫里並沒有自稱“哈里發”或其它教典中的崇高稱號，也自然不肯承認他人享有這些稱號，尤其是“凡人”中最崇高的“哈里發”——因為這不啻於承認ISIS才是“正統”，而“哈里發”巴格達迪則是他們共同的、最高的領袖，對於“基地”而言，這更意味著將自己在全球原教旨恐怖主義網絡中的盟主地位拱手讓人。
對那些保守的伊斯蘭君主而言，他們更關心的是確保自己在國界內的絕對統治地位。他們中一些人並不反對一般意義上的跨國原教旨主義，前提是對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無害，對擴張自己在境外的影響有利。 “哈里發”的出現則打破了這一利益平衡，因為這意味著ISIS和巴格達迪不但要做自己轄區的主宰，還要凌駕於這些歷代世襲的君王之上。
原教旨神學家們的憤慨更不難理解：根據“沙裡亞法”，整個伊斯蘭世界只能有一個哈里發，且需得到全球穆斯林的公認，人數有限的ISIS和孤家寡人的巴格達迪，自然只能是“僭越者”。
自封“哈里發”，意味著巴格達迪和ISIS要接管全球清真寺-可蘭經學校網絡，以及原教旨的人員、資金、物資網絡；摧毀“黑隕石”、破壞卡塔爾世界杯，則意味著和保守派君主們搶奪遜尼派的“正統”，以及附著其上的宗教話語權、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這些自然是犯了各方的大忌。
底氣何在
ISIS和巴格達迪之所以敢自封“哈里發”，而不惜得罪幾乎所有現實和潛在的盟友，原因是多方面的。
長期以來，ISIS為“基地”和“金主”們火中取栗，損失不可謂不慘重，付出不可謂不艱辛，換來的卻是一次又一次近乎“重頭再來”的痛苦，這讓自感羽翼豐滿的他們從去年在敘利亞得勢起，就表現出強烈的“另起爐灶”意識，不願再做為他人火中取栗的“一把刀”，而要用這把刀為自己殺開一條血路。
由於奧巴馬上台後，美國在中東不斷“退出”，一度更抱有利用“阿拉伯之春”的想法，曾在伊拉克被“彼得雷烏斯戰略”打得近乎全滅的ISIS，奇蹟般地在敘利亞、伊拉克“滿血復活”，6月中旬在摩蘇爾、提克里特等地的攻城略地，和伊拉克機械化部隊在本方裝備簡陋武裝進攻下的不堪一擊，令ISIS和巴格達迪產生了“莫可誰何”的樂觀自大情緒，認定自己獲得“神佑”，可以無往不利，並因此迅速滋生了妄自尊大的情緒，自封“哈里發”，正是這種情緒的極致表現。
ISIS長期忍受“基地”和一些“金主”的頤指氣使，很大程度上是“生活所迫”，需要藉助這些勢力，獲得急需的人員、物資和資金補充。但上個月在伊拉克北部的“閃電攻勢”，不僅令該組織獲得大片佔領區，兵力迅速膨脹，而且因搶奪摩蘇爾中央銀行分行金庫，一舉成為“最富有的極端組織”，在這種背景下，ISIS自然不屑於再“為五斗米折腰”，甚至反過來打算效仿昔日“金主”，嚐嚐“有錢能為鬼推磨”的美妙滋味。
前景如何
ISIS是一個“連極端組織都無法忍受的極端組織”，且並非伊拉剋土生土長的派系，之所以能在夾縫中幾次東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伊拉克戰爭後強權消失、教派衝突激烈，居於劣勢地位的伊拉克遜尼派“病急亂投醫”的可乘之機。
但伊拉克遜尼派所需要和期待的，是能幫助自己對抗什葉派和庫爾德人的政治、軍事盟友，而非騎在自己頭上作威作福、發號施令的“哈里發”，此前他們就曾因ISIS的倒行逆施反戈相向過一次，此次ISIS的攻勢始而來勢洶洶，此後卻虛應故事，很大程度上也和這些“地頭蛇”不再賣力有關。 ISIS勢頭雖猛，佔領區內“接地氣”的卻是“地頭蛇”們，“哈里發”的妄自尊大，只能加深這對露水夫妻間的隔閡、猜忌，影響彼此間的配合。
“哈里發”的自尊自大，是包括原教旨國際恐怖組織、原教旨國際神學家和神學體系，以及伊斯蘭保守“金主”們所共同不能接受的，這勢必導致ISIS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的外來“輸血”趨於衰微，這將令該組織很難如以往那樣，迅速補充大量有戰鬥力和經驗的武裝人員，而不得不以現地裹挾為主，戰鬥力既無保證，又會進一步激化和“地頭蛇”及當地社會、民眾間的矛盾。
儘管外界渲染“哈里發”和ISIS走私石油“獲得暴利”，但ISIS並沒有獲得穩定的出海口或管道資源，僅憑陸路車載，流量是很有限的。走私原油惟有靠低價吸引冒險者，該組織又向來不善於組織和維持佔領地的生產，這些都足以表明，“石油走私”並無暴利，更難成為該組織穩定的、主要的財源，掠奪所得、尤其此前在摩蘇爾央行金庫的“大豐收”，才是“哈里發”最大的底氣所在。
然而正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最大底氣也恰是最大命門：搶來的錢再多也總有吃光用光的一天，待坐吃山空，倉盡眾散，僭居“哈里發”之位的巴格達迪和ISIS，將不得不一面應付政府軍和其它民族、教派武裝的圍攻，一面迎受昔日“自己人”的討伐。
来源：南早中文网
6月初，起家於約旦、成名於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宗教極端恐怖組織“伊拉克及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在伊拉克北部突然發動大規模攻勢，短短幾天內便佔領大片土地，一度進逼首都巴格達，擊潰了數以萬計美械裝備的伊拉克政府軍，震驚了整個國際社會。
6月29日，ISIS第四任也即現任首領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宣布“建國”，自稱“易卜拉欣哈里發”（Caliph Ibrahim），7月5日更一改ISIS歷任首領深藏不露的傳統，在被ISIS佔領的摩蘇爾大清真寺發表公開演講，並在網絡上向全球發布視頻，讓人不由得擔心，這個異軍突起的極端組織，會在中東掀起更可怕的驚濤駭浪。
然而“哈里發”的美好時光似乎隨即受到了干擾。
恐怖組織“反恐怖”
儘管同被美國和許多國家列入恐怖組織黑名單，但ISIS和基地組織的不合是人所共見的。雖然ISIS的創始人阿布.扎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當初曾藉“基地”旗號殺入伊拉克，本人也在“基地”中擔任要職，但二者間的關係自去年夏天起便因ISIS在敘利亞境內的“超級極端行為”而宣告破裂，基地組織領袖扎瓦赫里公開表態，宣布和“極端恐怖主義組織”ISIS脫離一切關係。
儘管如此，本身俱有極強國際性、眾多骨乾和戰鬥員來自境外，且需依賴原教旨主義的國際網絡補充兵員、裝備和經費的ISIS，依然和從西非到中亞、眾多知名原教旨組織保持了密切的合作關係，倘沒有這些組織和這個網絡的支持，在伊拉克、敘利亞都曾陷入眾叛親離、山窮水盡境地的ISIS，或許早已不復存在了。
但這種“原教旨主義大團結”的局面，在巴格達迪自稱“哈里發”之後便突然不復存在，各地原教旨組織紛紛加入“基地”行列，開始了譴責ISIS和“哈里發”的大合唱。
阿富汗塔利班在網絡上發表聲明，指責ISIS和“哈里發”近日言行“有極端主義傾向”，“不利於聖戰和聖戰者的團結”，敦促ISIS改弦更張，避免“喪失其它伊斯蘭團體的信任”，必須尊重地方律法，避免極端主義蔓延，不能“認定自己的思想高於一切”。
一度在馬裡北部建國、縱橫撒哈拉沙漠南北的極端組織“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AQIM）也發表聲明，拒絕承認ISIS所建立的“國”，更拒絕承認巴格達迪的“哈里發”稱號，表示“一切不與其他聖戰者協商的結果都無效”，並重申對“基地”和扎瓦赫里的效忠。
當然，在伊斯蘭世界，“反恐”的並不只有這些恐怖組織，一直在“阿拉伯之春”中態度微妙和“海合會”各君主國，以及近年來十分活躍的許多瓦哈比派神學家，也對ISIS和“哈里發”提出了異乎尋常的嚴厲譴責。
捅了什麼馬蜂窩
如前所述，國際恐怖組織和原教旨國際網絡一直是ISIS得以生存、壯大的血脈所在，海灣君主國的某些資金來源，是ISIS的“錢袋”，而親原教旨的神學家和輿論，則是ISIS對外發聲的喉舌，它們何以在ISIS壯大後，不約而同發出譴責之聲？
這和“哈里發”的一系列言行有關。
6月底至7月初，“哈里發”志得意滿之餘，發表了很多驚世駭俗的言論：ISIS要建立由“哈里發”領導，“從羅馬到阿富汗”的龐大政教合一國家，摧毀包括麥加黑隕石在內、被ISIS認為“異端”的遜尼派聖物，要“征服羅馬和西班牙”，要求全世界穆斯林聽從自己的“教導”，或提出自己的“商榷意見”，認為卡塔爾主辦世界杯足球賽“不符合教義”，威脅屆時予以破壞，等等等等。
更嚴重的威脅，則來自“哈里發”稱號本身。
“哈里發”在伊斯蘭世界地位崇高，是穆罕默德的法定繼承人，理論上同一時期在人世間只能有唯一的一名“哈里發”。正因為哈里發的地位如此崇高、重要，歷史上因為爭論誰才是合法“哈里發”，曾爆發過無數次血腥的教派衝突、戰爭，如今伊斯蘭教的兩大教派——遜尼派和什葉派之所以分裂，根本原因正是第四任“哈里發”、先知穆罕默德堂弟兼女婿阿里死後，不同利益集團對繼任“哈里發”持異議，導致矛盾不可調和所致。 1258年，巴格達哈里發國滅於蒙古西征軍隊，此後遜尼派世界一度陷入找不到公認“哈里發”的混亂，直到奧斯曼帝國崛起，奧斯曼素丹被認定為“哈里發”才暫時大體穩定下來。 1924年3月3日，凱末爾主導下的土耳其大國民議會廢黜“哈里發”稱號，自此該稱號消失已近一個世紀。
按照原教旨主義的認知，“哈里發”並非某個伊斯蘭國家君主的稱號，而是整個伊斯蘭世界（或乾脆說整個世界，因為原教旨主義認為世人都應是穆斯林）共同的、唯一的統治者，是先知在人間唯一合法的代表和繼承人，一言以蔽之，是整個世界的領袖。
基地組織、塔利班，以及AQIM等基地組織在世界各地的分支，主張建立不受現有國界約束的政教合一政權，但尊奉的首領，是基地組織的“老大”扎瓦赫里，且出於“統戰”需要，為避免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教義、地位之爭，扎瓦赫里並沒有自稱“哈里發”或其它教典中的崇高稱號，也自然不肯承認他人享有這些稱號，尤其是“凡人”中最崇高的“哈里發”——因為這不啻於承認ISIS才是“正統”，而“哈里發”巴格達迪則是他們共同的、最高的領袖，對於“基地”而言，這更意味著將自己在全球原教旨恐怖主義網絡中的盟主地位拱手讓人。
對那些保守的伊斯蘭君主而言，他們更關心的是確保自己在國界內的絕對統治地位。他們中一些人並不反對一般意義上的跨國原教旨主義，前提是對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無害，對擴張自己在境外的影響有利。 “哈里發”的出現則打破了這一利益平衡，因為這意味著ISIS和巴格達迪不但要做自己轄區的主宰，還要凌駕於這些歷代世襲的君王之上。
原教旨神學家們的憤慨更不難理解：根據“沙裡亞法”，整個伊斯蘭世界只能有一個哈里發，且需得到全球穆斯林的公認，人數有限的ISIS和孤家寡人的巴格達迪，自然只能是“僭越者”。
自封“哈里發”，意味著巴格達迪和ISIS要接管全球清真寺-可蘭經學校網絡，以及原教旨的人員、資金、物資網絡；摧毀“黑隕石”、破壞卡塔爾世界杯，則意味著和保守派君主們搶奪遜尼派的“正統”，以及附著其上的宗教話語權、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這些自然是犯了各方的大忌。
底氣何在
ISIS和巴格達迪之所以敢自封“哈里發”，而不惜得罪幾乎所有現實和潛在的盟友，原因是多方面的。
長期以來，ISIS為“基地”和“金主”們火中取栗，損失不可謂不慘重，付出不可謂不艱辛，換來的卻是一次又一次近乎“重頭再來”的痛苦，這讓自感羽翼豐滿的他們從去年在敘利亞得勢起，就表現出強烈的“另起爐灶”意識，不願再做為他人火中取栗的“一把刀”，而要用這把刀為自己殺開一條血路。
由於奧巴馬上台後，美國在中東不斷“退出”，一度更抱有利用“阿拉伯之春”的想法，曾在伊拉克被“彼得雷烏斯戰略”打得近乎全滅的ISIS，奇蹟般地在敘利亞、伊拉克“滿血復活”，6月中旬在摩蘇爾、提克里特等地的攻城略地，和伊拉克機械化部隊在本方裝備簡陋武裝進攻下的不堪一擊，令ISIS和巴格達迪產生了“莫可誰何”的樂觀自大情緒，認定自己獲得“神佑”，可以無往不利，並因此迅速滋生了妄自尊大的情緒，自封“哈里發”，正是這種情緒的極致表現。
ISIS長期忍受“基地”和一些“金主”的頤指氣使，很大程度上是“生活所迫”，需要藉助這些勢力，獲得急需的人員、物資和資金補充。但上個月在伊拉克北部的“閃電攻勢”，不僅令該組織獲得大片佔領區，兵力迅速膨脹，而且因搶奪摩蘇爾中央銀行分行金庫，一舉成為“最富有的極端組織”，在這種背景下，ISIS自然不屑於再“為五斗米折腰”，甚至反過來打算效仿昔日“金主”，嚐嚐“有錢能為鬼推磨”的美妙滋味。
前景如何
ISIS是一個“連極端組織都無法忍受的極端組織”，且並非伊拉剋土生土長的派系，之所以能在夾縫中幾次東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伊拉克戰爭後強權消失、教派衝突激烈，居於劣勢地位的伊拉克遜尼派“病急亂投醫”的可乘之機。
但伊拉克遜尼派所需要和期待的，是能幫助自己對抗什葉派和庫爾德人的政治、軍事盟友，而非騎在自己頭上作威作福、發號施令的“哈里發”，此前他們就曾因ISIS的倒行逆施反戈相向過一次，此次ISIS的攻勢始而來勢洶洶，此後卻虛應故事，很大程度上也和這些“地頭蛇”不再賣力有關。 ISIS勢頭雖猛，佔領區內“接地氣”的卻是“地頭蛇”們，“哈里發”的妄自尊大，只能加深這對露水夫妻間的隔閡、猜忌，影響彼此間的配合。
“哈里發”的自尊自大，是包括原教旨國際恐怖組織、原教旨國際神學家和神學體系，以及伊斯蘭保守“金主”們所共同不能接受的，這勢必導致ISIS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的外來“輸血”趨於衰微，這將令該組織很難如以往那樣，迅速補充大量有戰鬥力和經驗的武裝人員，而不得不以現地裹挾為主，戰鬥力既無保證，又會進一步激化和“地頭蛇”及當地社會、民眾間的矛盾。
儘管外界渲染“哈里發”和ISIS走私石油“獲得暴利”，但ISIS並沒有獲得穩定的出海口或管道資源，僅憑陸路車載，流量是很有限的。走私原油惟有靠低價吸引冒險者，該組織又向來不善於組織和維持佔領地的生產，這些都足以表明，“石油走私”並無暴利，更難成為該組織穩定的、主要的財源，掠奪所得、尤其此前在摩蘇爾央行金庫的“大豐收”，才是“哈里發”最大的底氣所在。
然而正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最大底氣也恰是最大命門：搶來的錢再多也總有吃光用光的一天，待坐吃山空，倉盡眾散，僭居“哈里發”之位的巴格達迪和ISIS，將不得不一面應付政府軍和其它民族、教派武裝的圍攻，一面迎受昔日“自己人”的討伐。
ISIS， 恐怖主义新纪元
作者：秦轩
来源：《凤凰周刊》2014年第22期
http://www.fhzk.net/index.php/weekly-reports/pmilitary/802-isis-
一个身着黑袍，裹着黑色缠头的阿拉伯男子，登上清真寺内的高台时一步一停，让人觉得腿脚颇不便。当他坐下，唱片流传于世的这位男子，于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发表了“建国宣言”。化名巴格达迪的他在自封哈里发的同时，恢复使用真名易卜拉欣。
巴格达迪领导着一个名称诡异的恐怖组织，仿佛从天而降席卷了伊拉克西北部辽阔的领土，速度堪比四大哈里发时期的伊斯兰征服风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他所领导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以下使用英文简称ISIS），还有这块数十年动荡从未平息的土地。
虽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与塔利班试图在阿富汗实现伊斯兰国的目标相比，ISIS显然走得更远，更主张哈里发传统。在伊斯兰世界历史上，哈里发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全世界穆斯林应奉哈里发为领袖。这一身份与其说是神学意义上的领袖地位，不如说更有伊斯兰帝国宗主的意味。
此前，伊斯兰世界最后一任哈里发的封号为奥斯曼土耳其执掌。而在上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解体后，哈里发的封号已被封存了100多年。此次ISIS重新提出哈里发的称号，这种“穿越”的感觉，相当于有东方政治人物提出中国要回到汉唐、日本政治要回到幕府时代。
巴格达迪的演讲中，不仅痛陈“穆斯林世界在失去哈里发之后落败了．他们的国亡了”，更否定了一切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思潮和价值取向，“不信道的人一度攻占穆斯林的土地…一散播虚假口号，诸如文明、和平、共存、自由、民主、政教分离、复兴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等”，声称伊斯兰国才是穆斯林的归宿。
“伊斯兰国”一词至少比之前冗长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显得简洁，在中文新闻翻译中，还有“伊拉克和黎，特伊斯兰国”(其英文简写即为ISIL）、‘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翻译上的差异各有依据。
西方媒体喜欢使用“黎凡特”(Levant）一词来称呼地中海东岸的世界。该词源自中古法语，本意为“日出之地”；沙姆是古老伊斯兰王朝时期的称谓，至今依然被本地人沿用。10年前，记者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长途汽车站，听到去叙利亚的大巴司机便高喊“沙姆”。
黎凡特和恐怖组织自称的“沙姆”(Sham)同指一个地理范畴，即为包括今日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在内的新月沃土，称之为大叙利亚也不为过。反西方的ISIS抗拒使用黎凡特一词，而JSJS的前身一一扎卡维时期的伊拉克基地组织分支更为保守，甚至回避用伊拉克这个名词，而沿用“两河流域间的沃土”来指代自己活动的地域。
在名词上大费周章并非煞有介事。在ISIS看来，那些西方人使用的名词和他们随手划分的边界一样，将本为一体的阿拉伯世界分割开来。演讲中，巴格达迪说道：“叙利亚不只是叙利亚人的，伊拉克也不只是伊拉克人的。”
ISIS曾发布一段主要用英语旁述的影片，解释伊斯兰国的立国愿景。其中声言要．终结英法两国一战中为瓜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中东地盘而达成的“赛克斯一皮科议”，不仅要消除伊拉克与叙利亚的边界，还要消除约旦、黎巴嫩的边境，并且要“从犹太人手里解放巴勒斯坦”。可以想见，在ISIS的立场上，受到西方影响的现代中东历史依然从属宗教战争的范畴。
如果说仅在中东“消除边界”就已经显得痴人说梦，那么ISIS的远期目标更让人觉得是天方夜谭。ISIS发言人敦促全体穆斯林向巴格达迪效忠：“随着哈里发的权威扩张，其军队所到之处，所有酋长圈、组织、国家、团体的合法性俱将无效。
ISIS规划着数年后占领西亚、北非、西班牙、中亚、印度次大陆全境乃至中国新疆。IsIs似乎从不害怕树敌众多，在巴格达迪再明晰不过的讲话中，他点名了全世界的许多国家，说道：“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索马里、阿拉伯半岛、高加索、摩洛哥、埃及、伊拉克、印度尼西亚、阿富汗、菲律宾、什叶派伊朗、巴基斯坦、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在东方和西方，穆斯林的权利都被强行剥夺了…一你们看到的中非和缅甸，只是他们水深火热处境的冰山一角。安拉在上，我们要复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被排在了第一位。巴格达迪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中国以及中国新疆，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并要求中国穆斯林和全世界穆斯林一样向其效忠。
动荡的伊斯兰世界从来不缺乏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从塔利班、基地组织到如今的ISIS.三者形成的现实条件与具体诉求不同，但目标一致，即致力于回归早期兰扩张时期的传统，打破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世界格局，重建神权至上的文明共同体。
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一路走来，不仅规模和声势日豪壮大，ISISI还终于在伊斯兰世界早期倭马亚王朝与阿拔斯王朝的心脏地带-而河流域生根发芽，提出了迄今为止最有野心的政治口号。
在宗教行为上，ISIS具有强烈的瓦哈比教派色彩。这一教派属于逊尼派分支，同样也是基地组织的理论基础。该教派于18世纪出现后和阿拉伯半岛的沙特家族结盟。这一教派比其他逊尼派教派更为苛刻严格。
瓦哈比派认为伊斯兰世界需要净化，需要同归到伊斯兰创教初期的主张，并且认为其他逊尼派的穆斯林并没有完全达到真正穆斯林的标准。甚至有激进的瓦哈比派主张其他派别的穆斯林同样是异教徒。
ISIS最近毁掉什叶派信徒的圣墓并不是“原创”的行为，1802年信奉瓦哈比教派的沙特家族就曾袭击过.无论对于200年前的瓦哈比教派还是今天的ISIS来说，对什叶派的战斗都是一致的一他们不过是在继续那场自7世纪中叶就开始的教派战争。
1979年的伊朗什叶派伊斯兰革命，不仅仅让一个基于传统神学主张的政权得以成立，还为逊尼派群体起到了示范效应——推翻世俗政权建立神权国家，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革命领导人霍梅尼的传插手段也被30多年后的后来者学去。
霍梅尼当年长期在海外生活，通过那个年代最先进的媒体手段——磁带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保守的ISIS组织，在传播手段上却紧跟时代。宣布“建国”不久，在几大全球社交网络上使出现了打着该组织旗号的诸多账号。大概是为了防止被销号，有些账号的简介中还附上了备用小号的说明。
在这些官方半官方账号之中，ISIS呼唤全世界穆斯林，尤其是ISIS现在匮乏的人才，譬如：工程师、商人甚至律师投奔、“集”到哈里发国，将新建立的“伊斯兰国”视为真主应许之地。
ISIS制作的招募志愿者歌曲中，这样唱道：
伊斯兰之国已经建立
让我们扫除一切边界
我们的战车所到之处
犹太拉比必将蒙羞
哦，追求真理的战士，出发吧！
ISIS及其支持者有着娴熟的互联网传播技巧：许多西欧国家的第二代年轻穆斯林移民受到感召，组织支持ISIS的聚会，拿起自制的ISIS旗帜并拍照记录，并将照片发 到网上，以壮声势。
从领导人的哈里发封号、组织的名称、建国的愿景、结合社交媒体运作的手段，卡塔尔多哈布鲁金斯学会分析员利斯特认为：“伊斯兰国”是2001年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以来“国际圣战的最大发展”，“标志着恐怖主义新纪元的诞生。”
中东整体局势日益复杂，而伊拉克内部什叶派、逊尼派以及库尔德人的势力盘根错节，很难判断ISIS将走向何方。ISIS的崛起本身即为叙利亚内战的延伸，其能够迅速做大也和美军三年前撤离导致反恐力量的缺失有关。
随着新月沃土的持续溃败，伊拉克的乱局可能如叙利亚内战般旷日费时。只要ISIS未能继续快速扩张，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都不会进行有力度的干预。但ISIS树敌众多又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其内部各派系间可能在未来的僵持阶段逐渐发生龃龉，新成立的恐怖主义国度终难有未来。
来源：《凤凰周刊》2014年第22期
http://www.fhzk.net/index.php/weekly-reports/pmilitary/802-isis-
一个身着黑袍，裹着黑色缠头的阿拉伯男子，登上清真寺内的高台时一步一停，让人觉得腿脚颇不便。当他坐下，唱片流传于世的这位男子，于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发表了“建国宣言”。化名巴格达迪的他在自封哈里发的同时，恢复使用真名易卜拉欣。
巴格达迪领导着一个名称诡异的恐怖组织，仿佛从天而降席卷了伊拉克西北部辽阔的领土，速度堪比四大哈里发时期的伊斯兰征服风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他所领导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以下使用英文简称ISIS），还有这块数十年动荡从未平息的土地。
虽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与塔利班试图在阿富汗实现伊斯兰国的目标相比，ISIS显然走得更远，更主张哈里发传统。在伊斯兰世界历史上，哈里发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全世界穆斯林应奉哈里发为领袖。这一身份与其说是神学意义上的领袖地位，不如说更有伊斯兰帝国宗主的意味。
此前，伊斯兰世界最后一任哈里发的封号为奥斯曼土耳其执掌。而在上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解体后，哈里发的封号已被封存了100多年。此次ISIS重新提出哈里发的称号，这种“穿越”的感觉，相当于有东方政治人物提出中国要回到汉唐、日本政治要回到幕府时代。
巴格达迪的演讲中，不仅痛陈“穆斯林世界在失去哈里发之后落败了．他们的国亡了”，更否定了一切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思潮和价值取向，“不信道的人一度攻占穆斯林的土地…一散播虚假口号，诸如文明、和平、共存、自由、民主、政教分离、复兴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等”，声称伊斯兰国才是穆斯林的归宿。
“伊斯兰国”一词至少比之前冗长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显得简洁，在中文新闻翻译中，还有“伊拉克和黎，特伊斯兰国”(其英文简写即为ISIL）、‘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翻译上的差异各有依据。
西方媒体喜欢使用“黎凡特”(Levant）一词来称呼地中海东岸的世界。该词源自中古法语，本意为“日出之地”；沙姆是古老伊斯兰王朝时期的称谓，至今依然被本地人沿用。10年前，记者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长途汽车站，听到去叙利亚的大巴司机便高喊“沙姆”。
黎凡特和恐怖组织自称的“沙姆”(Sham)同指一个地理范畴，即为包括今日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在内的新月沃土，称之为大叙利亚也不为过。反西方的ISIS抗拒使用黎凡特一词，而JSJS的前身一一扎卡维时期的伊拉克基地组织分支更为保守，甚至回避用伊拉克这个名词，而沿用“两河流域间的沃土”来指代自己活动的地域。
在名词上大费周章并非煞有介事。在ISIS看来，那些西方人使用的名词和他们随手划分的边界一样，将本为一体的阿拉伯世界分割开来。演讲中，巴格达迪说道：“叙利亚不只是叙利亚人的，伊拉克也不只是伊拉克人的。”
ISIS曾发布一段主要用英语旁述的影片，解释伊斯兰国的立国愿景。其中声言要．终结英法两国一战中为瓜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中东地盘而达成的“赛克斯一皮科议”，不仅要消除伊拉克与叙利亚的边界，还要消除约旦、黎巴嫩的边境，并且要“从犹太人手里解放巴勒斯坦”。可以想见，在ISIS的立场上，受到西方影响的现代中东历史依然从属宗教战争的范畴。
如果说仅在中东“消除边界”就已经显得痴人说梦，那么ISIS的远期目标更让人觉得是天方夜谭。ISIS发言人敦促全体穆斯林向巴格达迪效忠：“随着哈里发的权威扩张，其军队所到之处，所有酋长圈、组织、国家、团体的合法性俱将无效。
ISIS规划着数年后占领西亚、北非、西班牙、中亚、印度次大陆全境乃至中国新疆。IsIs似乎从不害怕树敌众多，在巴格达迪再明晰不过的讲话中，他点名了全世界的许多国家，说道：“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索马里、阿拉伯半岛、高加索、摩洛哥、埃及、伊拉克、印度尼西亚、阿富汗、菲律宾、什叶派伊朗、巴基斯坦、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在东方和西方，穆斯林的权利都被强行剥夺了…一你们看到的中非和缅甸，只是他们水深火热处境的冰山一角。安拉在上，我们要复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被排在了第一位。巴格达迪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中国以及中国新疆，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并要求中国穆斯林和全世界穆斯林一样向其效忠。
动荡的伊斯兰世界从来不缺乏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从塔利班、基地组织到如今的ISIS.三者形成的现实条件与具体诉求不同，但目标一致，即致力于回归早期兰扩张时期的传统，打破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世界格局，重建神权至上的文明共同体。
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一路走来，不仅规模和声势日豪壮大，ISISI还终于在伊斯兰世界早期倭马亚王朝与阿拔斯王朝的心脏地带-而河流域生根发芽，提出了迄今为止最有野心的政治口号。
在宗教行为上，ISIS具有强烈的瓦哈比教派色彩。这一教派属于逊尼派分支，同样也是基地组织的理论基础。该教派于18世纪出现后和阿拉伯半岛的沙特家族结盟。这一教派比其他逊尼派教派更为苛刻严格。
瓦哈比派认为伊斯兰世界需要净化，需要同归到伊斯兰创教初期的主张，并且认为其他逊尼派的穆斯林并没有完全达到真正穆斯林的标准。甚至有激进的瓦哈比派主张其他派别的穆斯林同样是异教徒。
ISIS最近毁掉什叶派信徒的圣墓并不是“原创”的行为，1802年信奉瓦哈比教派的沙特家族就曾袭击过.无论对于200年前的瓦哈比教派还是今天的ISIS来说，对什叶派的战斗都是一致的一他们不过是在继续那场自7世纪中叶就开始的教派战争。
1979年的伊朗什叶派伊斯兰革命，不仅仅让一个基于传统神学主张的政权得以成立，还为逊尼派群体起到了示范效应——推翻世俗政权建立神权国家，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革命领导人霍梅尼的传插手段也被30多年后的后来者学去。
霍梅尼当年长期在海外生活，通过那个年代最先进的媒体手段——磁带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保守的ISIS组织，在传播手段上却紧跟时代。宣布“建国”不久，在几大全球社交网络上使出现了打着该组织旗号的诸多账号。大概是为了防止被销号，有些账号的简介中还附上了备用小号的说明。
在这些官方半官方账号之中，ISIS呼唤全世界穆斯林，尤其是ISIS现在匮乏的人才，譬如：工程师、商人甚至律师投奔、“集”到哈里发国，将新建立的“伊斯兰国”视为真主应许之地。
ISIS制作的招募志愿者歌曲中，这样唱道：
伊斯兰之国已经建立
让我们扫除一切边界
我们的战车所到之处
犹太拉比必将蒙羞
哦，追求真理的战士，出发吧！
ISIS及其支持者有着娴熟的互联网传播技巧：许多西欧国家的第二代年轻穆斯林移民受到感召，组织支持ISIS的聚会，拿起自制的ISIS旗帜并拍照记录，并将照片发 到网上，以壮声势。
从领导人的哈里发封号、组织的名称、建国的愿景、结合社交媒体运作的手段，卡塔尔多哈布鲁金斯学会分析员利斯特认为：“伊斯兰国”是2001年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以来“国际圣战的最大发展”，“标志着恐怖主义新纪元的诞生。”
中东整体局势日益复杂，而伊拉克内部什叶派、逊尼派以及库尔德人的势力盘根错节，很难判断ISIS将走向何方。ISIS的崛起本身即为叙利亚内战的延伸，其能够迅速做大也和美军三年前撤离导致反恐力量的缺失有关。
随着新月沃土的持续溃败，伊拉克的乱局可能如叙利亚内战般旷日费时。只要ISIS未能继续快速扩张，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都不会进行有力度的干预。但ISIS树敌众多又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其内部各派系间可能在未来的僵持阶段逐渐发生龃龉，新成立的恐怖主义国度终难有未来。
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 之新疆
作者：傅礼初
来源：剑桥中国晚清史 http://www.xiexingcun.com/5/0011_ts010042.htm
天山山脉的山脊把天山两边隔成两个不同的地区。天山南部的东突厥斯坦是农业区，天山北部的准噶尔是草原世界。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乾隆帝的军队征服了天山南北，占据了这块当时在亚洲腹地要算人种最复杂的领土。他们称准噶尔为天山北路，称东突厥斯坦为天山南路。清军把这两个地区当作清帝国的属地予以管辖，统称之为新疆，意为甘肃的“新疆域”。这里盛产玉、金、铜和棉花，富于耕地和牧草。政治动乱也发生频繁。
同以前的准噶尔人一样，满人也把他们的行政中心设在伊犁。他们将以前的准噶尔部首府——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称为固勒扎——改称为宁远，并且在其以西另建一座新城，即惠远。哈萨克人称此新城为新固勒扎或小固勒扎，1762年清朝即置将军于此。宁远被称为老固勒扎，继续作为源源前来伊犁的穆斯林移民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十八世纪，清政府还在伊犁地区建立了另外七座城市。但不出所料，发展最快的是将军衙门所在的新固勒扎。
新疆的全部行政机构实质上是一支由将军统率的巨大戍军部队。从理论上讲，他还对洛罕、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阿富汗和乾竺特等外部地区实行“羁縻”政策。他对准噶尔的厄鲁特（加尔梅克人）各旗，对柯勒克孜和哈萨克各部、对平民移民地、对哈密和吐鲁番王公领地、以及对所有六城等，都有行政管辖权。但是，清政府的政策是尽量不插手当地民族的内部事务。在新疆的官员“既不尊重也不熟悉治下诸民族的语言和习惯”。①
清政府还在乌鲁木齐（迪化）设置都统协助伊犁将军，前者负责管理天山北部和维吾尔斯坦（哈密和吐鲁番）的官员。新疆驻军还分别在伊犁的新固勒扎和新疆西北部的塔尔巴哈台（楚呼楚）设参赞大臣；在喀什噶尔也设参赞大臣，东突厥斯坦人称之为“汗昂邦”，他负责管理六城的官员（从字面上讲，“六城”即除哈密和吐鲁番在外的东突厥斯坦）。将军一职和各地高级官员均由旗人担任。驻军总数在一万到两万三千人之间，主要是来自热河和中国本土的旗人，但也有游牧民（内蒙察哈尔人和降清的厄鲁特残部，有些是热河牧民，以及从伏尔加河归来的沙比）、满洲诸部（来自奉天省的锡伯人、来自黑龙江省的索伦和达斡尔人），以及甘肃和陕西的绿营汉军。他们作为无限期的占领军携家带口而来，实际上乃是永远留驻新疆的移民。
这些军队分驻南、北、东三区戍守。北区由伊犁将军直接管辖，兵员一万三千多人，是最大的一个区。到十九世纪之初，北区达九万八千余人，包括附属人员在内。北区驻军主干（实际上也是全疆驻军主干）是驻在新固勒扎的主力旗兵；还有一支庞大的旗兵归惠宁领队大臣统辖，附近则是锡伯、索伦、察哈尔和厄鲁特四营，各有其领队大臣；此外还有沙比营、达斡尔营和从绿营来的汉族军事移民。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主要从事放牧，向驻军供应马匹以及其他作战、运输和食用牲畜。
东区由驻乌鲁木齐的都统管辖，有兵员五千到六千，绝大部分是旗人。其中驻奇台（古城）一千、驻巴里坤（镇西）一千，此外还有数量不断增加的绿营兵。
南区不同于东区和北区，没有常驻军，大部分驻军是来自其他两区的换防兵。他们五年（最初为三年）一换，不得携眷前往。旗人和绿营兵驻守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乌什吐鲁番。来自天山北部的绿营兵则驻守焉耆、库车、赛里木、阿克苏、和阗等地。陕甘总督派来新疆的其他绿营兵则驻守哈密和巴 里坤。总计在南部的清驻防军约在六千人左右。此外，喀什噶尔还有一支由五百名东突厥斯坦士兵组成的小部队，他们由本族一名总管和六名属官率领。当地居民也执行站岗放哨等半军事性勤务。
在刚进入十九世纪时，即当浩罕崛起为地区性强国和英俄势力渗入清代中亚的前夕，清政府似乎把外有天山和帕米尔作为屏障的东突厥斯坦视为政治和军事上的死胡同。因此，清政府集中注意于防卫和开发天山北路，把六城视为维持军队的大税源。
在新疆驻军乃是耗资巨大之举，仅士兵每年薪饷一项就要耗费白银约三百万两，而当地每年税收远不及此数。向六城居民每年征收的税银和生铜仅达一千三百五十万蒲尔（指六城铜币），但此数不包括外贸关税和其他杂税在内。根据1801年的铜银兑换比价（220个蒲尔等于一两白银），这笔收入还不到六万二千两。①政府每年征收的谷物总计达六十四万九千担，主要来自准噶尔地区。即使算上一切货币和实物的附加税收，包括政府经营的铜矿和牧场的收入，新疆也是自力难支的。到1800年，驻军的官仓是满的（伊犁粮仓储备有五十多万担小麦，这是政府的唯一储备粮②），但是每年为维持新疆的耗费得从中国本土提解白银一百二十万两。
新疆货币有两个分割的流通区。第一个流通区是在准噶尔和维吾尔斯坦，远至西部的喀喇沙尔（焉耆），货币用白银，按重 量计值，一如这些银两的来源地中国本土那样。但是，早在1814年，北京政府就已开始努力减少向新疆输出白银。伊犁也铸造中国的标准合金铜币（制钱）。第二个流通区是在六城，它的货币制度为铜本位，但不是使用伊犁铜币，因为整个新疆铸造铜币没有标准化。六城货币的基本单位是蒲尔，这是一种纯红铜钱币，汉语称之为“红钱”。币面象中国本土的钱币，铸币地则铸以阿拉伯文和满文，五十蒲尔合一个坦伽。在1800年，六城仅有一家造币厂在阿克苏，六城以外地区则不流通蒲尔。六城以内没有金币或银币。不过，半锭和四分之一锭的银元宝以及少量甚至很普通的碎银也在市面流通，按重计值。
阿克苏造币厂年产两万六千吊（每吊一千蒲尔）。伊犁造币厂平均年产量为一千七百二十二吊（每吊一千文）。两家造币厂每年各铸币两次，一在春季，一在秋季。阿克苏蒲尔钱和伊犁制钱重量一样，均为一钱二分，但是蒲尔钱为纯铜，一蒲尔钱值伊犁钱五文。大部分生铜，尤其是阿克苏造币厂用铜，都是来自浑巴什的官办铜矿，那里由清军工兵开采，年产铜两万一千英磅（16，200斤）以上。由于当地产铜，而白银必须从外地输入，铜的价值与白银相比就日益低落。
准喀尔
从文化和历史方面来说，天山北路的牧区乃是蒙古地方的展延。统治游牧民的世袭扎萨克处于伊犁、库尔喀喇乌苏（乌苏）、塔尔巴哈台和焉耆的清军官员的严密监视之下。来自伏尔加河的加尔梅克人的两个盟也在准噶尔放牧。乌纳恩素珠克图盟由旧土尔扈特十旗组成，分四路安置：北三旗在塔尔巴哈台，西路一旗在精河附近（艾比湖南部），东二旗在库尔喀喇乌苏，南四旗在喀喇沙尔西北、裕勒都斯河地区的天山南麓。青色特启勒图盟由和硕特四旗组成，放牧在裕勒都斯地区的南路旧土尔扈特 附近。土尔扈特和和硕特部除免交牲畜税以外，其他如行政管理、进贡纳税和社会组织等都与内、外蒙古各盟相同。伏尔加河来的加尔梅克人也同其他蒙古人一样，信仰西藏黄教，因此黄教在北疆的文化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清廷作为黄教的保护者，也同支持蒙古各地的黄教寺院一样，向准噶尔的黄教寺庙作布施。
在边卡以西的各部地区和清帝国边境以外的草原地区，操突厥语的穆斯林游牧民（哈萨克人）可以随意放牧，事实上不受当局干涉。他们被视为外国纳贡者，每三年可到北京进贡一次，拥有同清政府进行双向贸易的垄断权：按官方规定，当局垄断着对哈萨克人的贸易，在理论上讲，准噶尔官员不许其他外国人在北疆经商。清廷与哈萨克之间这种以物易物的官方贸易，仅限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哈萨克按规定价格用牲畜（主要是马）交换衣物（主要是丝绸），因为察哈尔部和厄鲁特部的养马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然而哈萨克人还利用其进贡权另外私自进行交易。当局虽然向东突厥斯坦驻军供应哈萨克马，却不允许哈萨克人到东突厥斯坦出卖牲畜，东突厥斯坦人也被禁止前往哈萨克牧地购买牲畜。1808年曾有一些哈萨克人前往喀什噶尔出卖牲畜，当地官员便狠狠杀价，使哈萨克人只好带着牲口失望而返。在准噶尔和蒙古，政府当局限制稍宽。有时哈萨克商队以各种借口绕过政府限制，不时前往乌鲁木齐、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乌梁海地区和喀什噶尔。但是，清政府严禁向哈萨克、柯勒克孜和其他中亚商人出卖金属制品。
哈萨克人作为进贡者，是允许在清帝国边境之内放牧的。如遇暴风雪，清政府甚至让他们进入边卡区度冬，只征收百分之一的马匹作为报偿。新疆当局每年都派员前往草原向他们征税。由于哈萨克是外国人，清政府就没有在他们中间任命扎萨克，也不打算把他们划分为旗。在清帝国境内放牧的哈萨克人可以随意来，虽然哈萨克的首领们享有作为清朝进贡者的好处，但他们大 多数人同时也承认自己是俄国的依附者。
对哈萨克的内部组织，清政府的了解是模糊的，这是因为在十八世纪，中帐首领阿布赉既是中帐的汗，也统治大帐。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当局大概是按照准噶尔或哈萨克当时的分法把哈萨克人划分为两部：由阿布赉领导的极东部中帐和大帐称为左部；其余部分由阿布赉·穆罕默德领导的西部中帐哈萨克人称为右部。①后来发现极西部还有小帐，他们又划出第三类而称之为西部。这种划分反映了十八世纪后期哈萨克草原的实际政治现实，不过，清政府虽然知道哈萨克有三帐，却有张冠李戴之失。1782年出版的第一部官方新疆地方志正确地把左部同阿布赉和中帐联系在一起，右部却被编者误认为小帐和大帐，还说中帐首领阿布赉·法伊德（阿布赉·穆罕默德之子、阿布赉的对手）是大帐的汗。②1821年官方出版的《新疆识略》，部分地更正了这些错误。③但是，史学家和政论家魏源迟至1842年仍把小帐和大帐视为右部。④显然，十九世纪之初清政府对哈萨克人的“羁縻”政策是极为松散的。
另一支在新疆西部边境说突厥语的穆斯林游牧民是柯勒克孜人。清代史料称他们为布鲁特（柯勒克孜人并不使用这个名称），俄国人则称他们为石山野人、石山里人或石山人（由于他们是住在难以攀登的山区里），或称喀喇（黑）柯勒克孜人（因为与哈萨克人不同，他们的统治者不是王族，即非成吉思汗的子孙）。十九世纪的俄国需要使用这些称呼来区别柯勒克孜人和哈萨克人：俄国人称两者为柯勒克孜-哈萨克人、柯勒克孜-凯萨 克人、凯萨克人或迳称柯勒克孜人，以区别于俄国本土的哥萨克人。
清朝政府把柯勒克孜人分为两部：东部在天山之西，西部在帕米尔。但这种划分对柯勒克孜人的自我看法没有什么关系。①事实上，他们分成许多单个的小部从事游牧，没有什么政治总体，在情况需要时，他们随遇而安，可以自称是浩罕，或巴达赫尚，或喀尔提锦（希萨尔的东布哈拉省），或清帝国的臣民。在清廷看来，他们是贡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帝国的臣民。他们被要求每年进贡马匹，获准在新疆（远至东部阿克苏之地）放牧；还可以在喀什噶尔进行贸易，即在这里购买棉布和其他产品，而以出卖牲畜为主。他们支付的牲畜税是每三十纳一。至于其他货物，标准的税率是货价的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但是在实际上，这些人几乎完全不受法律的约束，清政府也不曾打算限制他们的进出国境。
准噶尔除了牧场以外，还有适于农耕的大片土地；所以，清政府曾将大量东突厥斯坦人的家庭迁至旧固勒扎地区（被称为回屯）生产粮食以充军政之需。这些人被称为塔兰奇人，到1800年之际已达三万四千人之多。清朝还派遣汉族绿营兵、锡伯、索伦和察哈尔兵携眷屯居于天山北部而组成非旗人的永久性兵屯，他们每年向新疆驻军交纳一定数额的收成。不过在十八世纪之末，这些兵屯的生产力显然不高；因此当局在1802年又在伊犁河北岸新固勒扎以东开凿了一条大型灌溉渠，创建了旗屯。尽管清政府对需要使用这些旗人农民干什么还拿不定主意，最终还是宁愿把他们训练为士兵，而允许他们将土地租给佃农，通常是租给塔兰奇人。政府当局曾不断完善灌溉系统，因此伊犁的农业地区得到不断发展。
从长远意义说，更重要的是政府决定从中国本土将普通汉人和中国穆斯林举家移居到北疆，这一政策是清廷在满洲北部未曾采取，而在蒙古地区当局也只是后来才被迫予以默认的。征服新疆以后不久，清政府就鼓励从中国本土移民定居于天山北部，把大片大片不用的牧场变为户屯。到十九世纪之初，定居北疆的中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汉民即达数十万人，他们主要是在巴里坤、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等地。象在满洲一样，清政府也把罪犯流放到准噶尔来耕种流犯垦地（即犯屯，或遣屯）。到1777年，天山北部约有一万另七百五十户绿营兵和将近五百户流犯和配军，他们耕种着总面积约二十二万七千三百亩的土地。在天山南部，主要是在哈密和吐鲁番，也有一些屯垦地，但其总面积不到上述数目的三分之一。
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屯田的绿营兵并没有大增，流犯的人数也从未超过二千，这是因为政府在1804年开始取消了犯屯。但是，由于被政府给每户提供三十亩土地的措施所吸引，户屯的人数则大大增加。在1775年，户屯数目不足一万七千二百户，约七万二千人，主要是在乌鲁木齐一带，开垦的土地总面积将近280，253亩。到1800年，操汉语的人口肯定已翻了几番，因为在1808年，乌鲁木齐各县的民户农田数量已是1775年的十倍。①伊犁的垦地和客户也增多了，到十九世纪新来的移民已有在库尔喀喇乌苏和精河定居者。他们取得了土地，象在中国本土一样纳税服役。清政府也允许工匠和商人携家从中国本土移居北疆，准许他们在北疆和哈密地区做买卖。
准噶尔地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这里的地下矿藏。在1801年，清帝由于担心淘金热会从中国本土引来大批人口而造成政治麻烦，降旨禁止在准噶尔开采贵金属，但是，黄金和炼矿却由政府管制，交私商开采。计有金矿十四座，雇工1，223人，每人每月向政府交黄金三分。这样，政府每月的黄金收入就有36.69两。铁矿和锡矿（主要用于造子弹）也曾开采；在十九世纪头十年，准噶尔的铜矿也开始被采掘，主要是供伊犁铸币厂使用。
伊犁的农业人口在行政上由驻新疆的将军管辖，但是驻乌鲁木齐都统管辖的东部地区的汉族农民、工匠、商人和矿工，归甘肃省政府节制。治理他们的是驻在乌鲁木齐的镇西（巴里坤）和迪化（乌鲁木齐）道台，他负责三个行政分辖区的军政事务：镇西府、迪化独立州和吐鲁番厅。
来自陕西、甘肃和四川的中国穆斯林被东突厥斯坦人称为东干人，他们占操汉语的移民之绝大部分，仅在新固勒扎一地就有一千五百户。东干人是逊尼派（正统的穆斯林），他们有些法官是属于哈乃菲法学派，有些是属于沙菲伊法学派。苏菲教团（神秘兄弟会）也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有纳赫什班迪派的“老教”或“旧教”（库菲亚，即“静默”兄弟会），他们同十八世纪早期的传道者马来迟有关系；还有马明心（1781年去世）的新教，这是纳赫什班迪派的另一支，人称札里亚派，即“口传”兄弟会。东干人读阿拉伯文祷告书，用汉语传教和解说。他们过着严格的生活：剃须、戒烟酒、不食猪肉。他们逐渐离开镇西、迪化和吐鲁番屯区，不久就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成为主要的居民。尽管清政府禁止向东突厥斯坦移民，他们还是有许多人来到天山南部的绿洲，在那里开饭馆和贩茶叶为生。
不过，东干人的穿着同汉人一样，很不容易同东突厥斯坦人和其他中亚穆斯林相混淆，因为后者都把东干人看成异己和入侵者，容易把东干人看成一般汉人。然而，不论东干人走到哪里，他们的经商才能及其处于汉文化和穆斯林文化之间的中介地位，使得他们在商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所有非穆斯林的汉人实际 上都是陕西人或甘肃人，大多数属于绿营兵。其他汉人则是书吏、商人、工匠，当然还有农民。因为东干人操汉语，所以他们能与那些人打交道，这就使他们得以接近政府的低级官员，并能加强他们自己同熟练的汉族工匠和中国本土商号的联系。东干族男子通常也娶汉族妇女。因此，通过婚姻纽带进一步扩大了商业联系，并且通过用伊斯兰宗教灌输子女而扩大了穆斯林团体。又因为许多东干人会讲一点鞑靼语，所以他们也能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同哈萨克人作买卖中沾光。当地戍军看中东干人不贪污受贿，便宁愿使用东干人而不用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充任警察。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干人的人口、经济势力以及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也不断地增长。①
东突厥斯坦
东突厥斯坦，即小布哈拉，位于天山之南，由东北区和西南区两部分组成。东北区旧称维吾尔斯坦，西南区即塔里木盆地，比东北区大得多，称为六城或喀什噶里亚；有时六城或喀什噶里亚之称也表示整个东突厥斯坦。在维吾尔斯坦和六城两地区，居民几乎全部操突厥语。只有少数人还懂得塔吉克语这种中亚形式的新波斯语，而到十九世纪，懂塔吉克语的人就更少了。②在宗教方面，东突厥斯坦人是逊尼派穆斯林，奉哈乃菲派法律。他们虽然不无自己的文化特点，但仍是中亚突厥-伊朗文化的一部 分。如果不算外国人和外国人娶当地妇女所生的子女，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口大概不到三十万，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住在塔里木盆地的西端，即喀什噶尔地区，东部的维吾尔斯坦人口仅约占此数的十分之一。①从1759年到1820年代清朝进行征服期间，东突厥斯坦的人口和耕地似已增加一倍。
作为一个整体，东突厥斯坦人除了耶里克（意即“本地的”）以外没有一个共同的族称。他们分别用所在绿洲的名称来称呼。在喀什噶尔的本地人自称喀什噶尔人，在吐鲁番者自称吐鲁番人，余类推。甚至外国穆斯林也不把东突厥斯坦人视为单独的人种集团，例如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内曾在新疆经商的西伯利亚鞑靼商人穆尔塔德·法伊德·阿丁·玛尔真就曾混淆东突厥斯坦人和西突厥斯坦人，而统称之为“乌兹别克人”。②
但是，也有几个人种集团不同于绿洲操突厥语的一般居民，例如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吐鲁番和叶尔羌等地区的刀朗（多兰）人。他们讲突厥语带有自己的口音，他们的妇女则象柯勒克孜人用白巾裹头。在阿克苏和乌什吐鲁番地区，他们饲养那种厄鲁特人普遍饲养的羊，还为新疆驻军管理驿站。乌什吐鲁番地区还有一种牛盖特人，显然是柯勒克孜人血统。他们夏居毡帐，冬返定居点，依靠饲养牲畜为生，专司为清政府扫除木扎提山口的冰雪。英吉沙尔和叶尔羌两地之间的居民中，也有这种夏 居帐篷冬返村居的人群。①罗布泊地区的定居者多少不同于其他东突厥斯坦人，他们可能并不都是穆斯林。②在1800年，除了少数例外，乌什吐鲁番的居民似乎不是当地土著，他们的父祖是大约三十年前被清政府从塔里木盆地各地迁来这里的。远至东部的甘肃肃州还通行突厥语；过了肃州，中亚商人就需要会讲汉语的译人了。③
在塔里木盆地的西端，主要是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一带，有一大批外国商人，其中包括一些与外商有联系的工匠和越来越多的混血儿。清政府曾于1795年禁止外国人娶当地妇女为妻，但这禁令难以贯彻，天长日久，外国穆斯林（主要是浩罕属民）与喀什噶尔妇女成婚者越来越多。他们的子女被称为察尔虎特，尽管其语言、住地和文化不同，但仍随他们父亲的国籍。这种混血儿所生子女同样被认为是察尔虎特，不算清朝属民。旗人也有娶当地妇女为妻者，不过法律是禁止清朝官吏娶东突厥斯坦妇女的。这类婚生子女则被认为是当地人。
在喀什噶尔地区的塔什密里克居住着柯勒克孜的土拉吉尔钦察部，该部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约有五百户。这是清政府唯一允许住在东突厥斯坦而与绿洲定居居民同等看待的柯勒克孜人。在叶尔羌地区的有些村落中，还有一些从奇特拉尔和瓦罕释放出来的奴隶前来定居，他们就是所谓的什叶派（拉菲迪）。在许多山区则有塔吉克人、哈尔查斯人（山地塔吉克人）和瓦罕人，他们都讲伊朗语，在清国领土上过着半游牧生活。虽然他们现在是穆 斯林，却还保留着伊斯兰时期以前的伊朗拜火教残余。①甚至在塔里木盆地绿洲的东突厥斯坦人当中，也还有着前伊斯兰文化层的遗迹，尤其在社会底层人民当中是这样。例如祈雨巫师还有其市场，他们将巫石涂上动物之血，或将它放置在“甜水”中，就可以作法降雨降雪。还有萨满教徒也仍然行他们的旧法。②
六城和维吾尔斯坦两地的经济都依靠绿洲农业以及手工业和贸易；除少数人外，东突厥斯坦人几乎或者从事耕种，或者在城市经商为生。绿洲的两大生活区一方面是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另一方面是塔克拉玛干和罗布泊沙漠。山脉是河流的发源地，最终提供了地下水，沙漠则吸收水，并形成了一个逾此界限即不能定居的区域。在靠山一侧，这个区域与牧场混然一体。在沙漠一侧，它的宽度仅达人力灌溉所及之处。这里的雨量少得“几乎满足不了放牧所需之水”，即使下雨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春天下雨能把阳光挡住，而雨量却不足以“弥补太阳不能融雪为水的损失”。③据一个旅行家说，叶尔羌这地方是烟尘迷漫，难见新月，降雨如降泥水。④
除缺水和偶尔发生地震外，东突厥斯坦的环境是合乎卫生的。与相邻的甘肃相反，这里夏季气候干热少雨，冬季严寒，流行病不 易发生。性病在城市和牧民中倒是常见，但流行性伤寒却很少，流行性霍乱则更为罕见。①偶尔也有结核病，但是没有疟疾。②
灌溉方法最初是从西部传入东突厥斯坦的，它广泛利用水沟、水管和地下水渠——坎儿井，以适应透水性强的黄土和沙砾地区，因为这里地面水会很快被吸干。某些作物收获量是很高的。特别出名的是维吾尔斯坦的葡萄和瓜，最好的是吐鲁番葡萄和哈密瓜。吐鲁番出产的无核葡萄干誉满中亚，远销印度和中国本土。农业技术和销售方法虽然实用，但比较原始，总的说来，粮食产量可能远较中国本土为低。农民种植苜蓿以肥田，不采用轮耕法。储粮的普通方式是建仓库，但因气候干燥、冬天寒冷，粮食也可以储藏在地下，所以贫苦农民一般都采用地窖，特别在不太平年月居民普遍采用此法。
叶尔羌与和阗地区盛产长毛羊的披巾羊毛，“这种羊几乎每个地主都有一大群”。③六城西部多种桑树，这里产丝，主要靠妇女劳动。不过大宗经济作物仍是短纤维棉花，农民用棉花交税，或把原棉卖给政府和新兴的纺织工厂。大麻也是有价值的农作物，和阗就有规模相当的制绳厂，并且也有地毯织造业。大麻还用以提取麻醉品和其树脂汁（charas）。④罂粟壳之汁液（kōknār）也颇受人欢迎。大概在十九世纪之初也已开始种植烟草，而且汉人随着清军的征服而流入北疆，也带来了酒类，可能还扩大了鸦片的使用。但是对天山以南这些工业在1800年之际 的发展情况，则不甚了解。在十八世纪早期东突厥斯坦就已开始酿酒，但对十九世纪早期的制酒情况还一无所知。
政府在阿克苏地区的浑巴什开办了一个重要的炼铜厂，在乌什吐鲁番设立了一家硝石公司。塔里木盆地的西南端出产玉石，是由政府垄断的。和阗地区的河流出产白玉，美玉的价值同银相等。叶尔羌地区出产绿玉，这里也开采金矿，同样由政府垄断。克里雅有一个产量很高的金矿。和阗诸矿经常雇用的工人约二、三百人。在冬季，和阗“全体居民”都得前往路程有四十天之远的地方为政府采金。在克里雅金矿附近的河砂中，也发现有黄金。①还在焉耆、库车和乌什吐鲁番等地开采硝石。在阿克苏和库车开采琉璜。阿克苏、库车和赛里木的居民则开采附近的铜矿。
绿洲之间也有一些贸易往来。例如和阗就有贩卖玛什鲁（mashrū‘，一种丝、棉混纺布）、绸缎、纸张、金砂（尽管有政府垄断）、丝、葡萄、葡萄干和其他商品的商队前往叶尔羌，叶尔羌也向和阗输出铜壶、皮革和靴子。和阗的收入超过叶尔羌。
在清朝统治之下，东突厥斯坦社会仅有三个官方承认的阶级：土官（伯克）、宗教上层人士（阿訇）和普通属民（阿勒班克什，意即纳税人）。对伯克和阿訇是免税的，法律对一般宗教人士来说，解释是很宽大的；赛伊德、毛拉、派尔札德和法基尔等人都免交人头税（阿勒班）。普通属民则要向政府交纳人头税和服役。城市的普通属民用货币纳税，农民则交纳谷物。②居住在六城地区的外国人，即使同妻子老小一起定居在这里，也依然 被视为过客，免交人头税。①
普通属民当中人数最多的是：（1）自由农民（rā‘āyā’，拉阿雅），他们自有土地；（2）官地或官田（khāniyya，卡尼雅）上的佃农；（3）私有土地者的佃农。少数有地的农民——主要在哈密和吐鲁番——拥有免税的财产。其他从清代以前继承所有的土地拥有者，则应缴纳什一税，即向清政府交纳其收成的十分之一。此外，自由农民还要为政府举办的公共事业服役。政府的佃农可以得到种籽、耕畜和农具，但要向政府交纳一半的收成。私有土地者的佃农则要定期重新商订租约，条件当然前后不会一样；但是也要向政府交纳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交给地主者大概至少要占十分之二。清政府尽管确实采取了某些专门措施，但在1800年之际，东突厥斯坦的土地租佃、纳税和服役方式基本上是一仍旧贯，同中亚其他穆斯林地区的方式非常相似。②还有一种农民叫“烟齐”（ynchi，即家奴），他们不以自己的名义纳税，所以不在普通属民之列。家奴最初是犯人，为伯克干活。后来因为伯克强迫农民当“烟齐”，而有些农民为了逃税和避债也自愿当“烟齐”，所以家奴的数目增长了。
宗教组织由三种人组成。在清政府看来，第一种是阿訇。他们凭借其能力和教养行使宗教职能，是唯一拥有官方地位的宗教阶层。他们当中有法官、法学顾问（穆夫提，旧译木甫提）、清真寺神职人员和经文学校（madrasa）教师。政府从所收人头税中拨出一小部分给经文学校学员、毛拉、法基尔和游方教士。第二种是圣族（赛伊德与和卓），他们在东突厥斯坦的居民中最受尊敬，其中最重要的是玛赫杜姆家族，他们是十六世纪著名的纳 赫什班迪教团的教长（谢赫），即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后代。另一个是库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和卓们的圣族，他们是十五世纪阿勒沙德·阿丁教长的后裔，使莫卧儿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就是这位教长。第三种是出身比较卑微的谢赫和苏菲兄弟会的成员，尤其是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几个分支，也包括乌瓦依什亚、库布拉维亚、哈迪里亚教团等等。苏菲兄弟会在东突厥斯坦也同在准噶尔的东干人当中一样，具有很深的影响。
在清朝征服以后，也许除了哈密和吐鲁番当地的统治者有权视需要任命毛拉担任政府职务外，东突厥斯坦的阿訇已经没有其他中亚地区的毛拉所享有的那种政治权力了。这样便没有人沟通土官与被统治的民众之间的鸿沟了。只有阿訇在经文学校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可兰经及其各种注释；因此，宗教教育在东突厥斯坦的影响便不如在土耳其-伊朗世界那样大，虽然单是在叶尔羌一地就有十所用捐款建立起来的宗教学校。
清政府似乎承认大部分瓦库夫（waqf，宗教捐赠）的土地、墓地建筑和其他圣地有免税特权，免税甚至包括距离喀什噶尔旧城东北十里左右的牙忽都地方的阿法其墓在内。清政府在牙忽都还派兵保护和卓的陵墓，这可能是别有动机的，因为牙忽都乃是新疆的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最神圣的中心，也是此派同情者的集会场所。既然有私人提供新的宗教捐赠，政府显然就毋需资助了。①如果阿奇木伯克，即当地统治者，把政府官地作宗教捐献，那些土地也免税。②瓦库夫财产为照看墓地和寺院的谢赫提供了经济基础，甚至 使他们生财有道。其中许多谢赫是苏菲，都出身于圣族。
在东突厥斯坦的两大地区中，维吾尔斯坦（主要是哈密和吐鲁番）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较长，清朝对那里的控制也有很深的根基。象蒙古的旗王公一样，哈密王和吐鲁番王也属于清皇家贵族之列，是世袭统治者（扎萨克），而不单纯是清廷官员或代表。因此，哈密和吐鲁番的地位与蒙古诸旗相等，驻乌鲁木齐的都统仅对他们的事务实行单纯的监督作用。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只有将近两千四百名绿营兵和约二百名汉民流犯（流犯都在哈密境内），他们耕种着总数约四万五千二百亩土地。①受清政府直接控制的还有汉族移民和来自中国本土的汉商。不过对于维吾尔斯坦当地定居民的治理，哈密和吐鲁番的扎萨克享有完全的自治权。他们自己向清廷进贡，但只有他们才有权向所辖属民征税。不全适合这条规矩的唯一例外就是：耕种清政府官地的当地人（主要是在辟展），每年得向清政府交纳土地使用税（其总数约为粮食三千五百担）。
东突厥斯坦的另一主要地区——六城，在政治设置方面大大有别于维吾尔斯坦，因为塔里木盆地的整个官僚机构是直接受清廷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统辖，参赞大臣则归伊犁将军节制。来自伊犁的旗兵和来自甘肃、陕西、乌鲁木齐的绿营兵组成的主要戍军，指挥部设在乌什吐鲁番，该地是通向连接六城与伊犁的木扎提山口的要冲。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叶尔羌，有一支较小的戍军是八旗兵和绿营兵；焉耆、库车、赛里木和阿克苏等地也有绿营兵驻守。主要的军事垦区在焉耆和乌什吐鲁番。和阗也有绿营兵。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乌什吐鲁番以西之地不驻汉军，以免引起六城居民——最集中的地方是在塔里木盆地的两端——的反感。
清政府担心汉族商人会控制六城的经济（就象汉人商号和钱庄在满洲和蒙古所作所为那样），从而激起东突厥斯坦人的愤怒和反叛，因此采取一种严禁六城与汉人接触的政策。派到六城的清军也采取换防制，以防他们久留当地；清政府还尽量少用绿营兵，而把六城官地租给当地农民生产粮食以供军政之需。清政府不在六城设立流放地，也不许平民移民和商人进至哈密以西各地。没有恰当的理由和合法的护照，清朝当局不许可汉族平民前往东突厥斯坦的任何地区。
清朝政府还竭力把其官吏同六城土著隔开。在塔里木盆地的每一主要城市，清朝都建造了有围墙的要塞，作为衙门所在而与当地土著居民分开，这是满人或汉人的县治，称为焉吉沙尔（新城），或哈拉伊沙尔（城堡），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则称为古勒巴格（意为“玫瑰园”）：清守军、官署和非本地官员即居住于此。这些满人城堡位于旧城之外。在某些小居民点，它们仅是一些位于旧城镇旁其围墙仅及肩高的土围子。到十九世纪中期，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在库车就已经混杂而居。新城与旧城之间的交通限制是严格的。只有在白天清朝人员才可与当地人接触。入夜则将城堡大门上锁。未经邀请和批准，东突厥斯坦的男女人等不许进入满人城堡。同样，清朝官员也不能随意前往土著村镇。唯一的例外是得到当局许可（但却未必合法）的少数清朝官员在那里开设酒店、客栈和酒厂。政府是限制放债、雇佣当地劳力和订立其他商业合同的。
清政府对于伊斯兰和当地习惯持不干涉政策：允许东突厥斯坦人使用回历，穿着传统服装，除伯克外可不留辫子。不过，比这些象征性姿态更重要的是，清朝尽量保持了许多是在莫卧儿人、准噶尔人和玛赫杜姆家系和卓们统治之下就已存在的当地的统治形式。尽管清王朝象先前加封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者为贵族那样，也把库车、拜城、阿克苏、乌什吐鲁番与和阗的几位东突厥斯坦支持者封为贵族，但在六城却没有设立有统治权的扎萨 克，而是建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人的官僚阶层。由伯克和阿訇组成的这个官僚阶层住在土著城镇和乡村，直接治理当地居民，并按照流行的哈乃菲学派的法律成例审理案件。使外国人印象很深的事实是：穆斯林与“中国人”（指满人、绿营兵和六城地区其他非土著属民）之间的纠纷也用穆斯林法律解决。一位旅行家就曾经指出：“法律执行得很严，即使对贵族也一样；如果某王公杀死一个穷人，凶手也没有指望可免死刑”。不过，在司法方面，清政府至少从中国本土带来了一个新花样：外国的穆斯林曾因看到罪犯戴枷而表示吃惊。①
在清朝统治下，土著官吏一经任命便都拥有伯克头衔，即使那些官职是非世袭的也如此；即使任职的官员也不必选自清代以前就有世袭伯克头衔的贵族之家。换句话说，“伯克”过去是贵族的称号，这时已经变成“官员”的同义词。虽然有些伯克因世代为伯克而出于礼貌之故被继续称为伯克，但是清朝采用这一头衔的实际作用在于侵夺塔里木盆地土著传统贵族的领导，并使满人的王朝成为一切世俗权威的来源。
最高级的伯克（清制三、四品）要著汉装和蓄辫。政府对于他们的任命遵循“回避法”，就东突厥斯坦的情况来说，这意味着土著不得担任当地的主要伯克。在理论上，回避法旨在防止贪赃枉法，但是清政府在六城推行回避法的主要理由，还在于它在政治上驾驭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者家族以及库车和拜城的新贵族（因为他们的地位完全是受清朝之赐）比驾驭东突厥斯坦其他地方的上层贵族更有把握。这类伯克的官职不是世袭的，但是除非渎职，都能继续留任，不象清朝驻军员司那样定期更换。换句话说，六城的最高级伯克们都是行政首脑和官员，而且一般都是贵族，但他们与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者不同之处是不能世袭。他们 最后要受理藩院管辖。最高层伯克享有每年进京朝贡皇帝的特权，从而使他们得到相当可观的回赏和许多好处；直到1859年，这种作法才被废除。
统率土著官员的是几位阿奇木伯克，即几位地方的总管，其中最重要的是主管八大城行政的阿奇木伯克：这八大城即焉耆、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吐鲁番组成的所谓“东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额里齐（即古和阗，和阗之名此时已用于总称全区）组成的所谓“西四城”。这些城市各有属区，由许多小城镇和乡村组成。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的阿奇木伯克有权直接向北京的皇帝上奏，其他地方总管同中央政府打交道则要通过新疆驻军当局，如果必须同北京联系，可以通过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在阿奇木伯克之下，则是一大批专司其事的小伯克。
伯克没有直接薪俸，他们的收入来自赏赐的官地（多寡视品级而定），享有官地的全部收成；还有赏赐的奴隶为他们耕种和承担其他劳役。按照清朝惯例，国家还给予他们少量养廉银，在调动工作时由政府出盘费。作为一种权力象征，伯克坚持要下属叩头，且蓄发留辫。浩罕和布哈拉的官员往往不通文墨，六城的伯克则不同，他们既通汉文和满文，也懂得一点宗教和历史。伯克们可能遇到的一项令人头痛的礼仪就是每月月初清晨都要到孔庙祭孔，不过他们似乎已将这种国家大典同自己的宗教调和起来了，伯克们在这里要向皇帝画像跪拜。他们也模仿清朝旗人，又喝酒，又吸鸦片。①
官方所承认的一部分宗教集团不受当地官吏的管辖，但是按照惯例，必须在公共道德和宗教教育方面受他们的司法官员的监 督。同土著民政官员拥有伯克头衔一样，那些教团的成员也都有阿訇的头衔。阿訇，实即东突厥斯坦的官员乌列玛，他们执行地方司法职能，组织和领导居民的宗教和文化生活。各地教团的主要人物是大法官（阿拉姆阿訇），其下属有法官（哈孜阿訇）和顾问（穆夫提阿訇）。大清真寺的掌教、捐施收集人、教区清真寺主事以及在经文学校传经授课的阿訇，都对当地的大法官负责。阿訇们的生活来源还不清楚，不过他们似乎是依靠捐赠和不动产收入。许多阿訇，特别是最富有的阿訇，都从宗教布施中获得收入。
六城地区土著的内部事务虽然掌握在当地的伯克和阿訇手中，但是东突厥斯坦人还是要直接向清政府纳税服役。上面提到的六城年产铜价值一千三百五十万蒲尔，其中价值一百六十万蒲尔的生铜系产自浑巴什，其余全是当地的税收，绝大部分是向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居民征收的。六城居民每年要纳粮六万六千余担，缴棉布十四万三千余匹，其中大部分也同原棉一样是来自塔里木盆地西端。
这些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用铜或粮食的形式收缴的人头税（相当于“每人每月一卢比加上土地收成的十分之一”）。①政府也允许用铅、棉花、布匹或琉璜、硝石（火药原料）代缴。此外，个人的商业交易、店铺、市场、菜园、果园、煤矿及其他建筑物等等，也都要交税。在另一方面，政府把黄金和玉石视为贡品，要求直接送往北京，新疆驻军不得征税。参加守望哨所的东突厥斯坦户和五百名喀什噶尔兵则免人头税。还有一种特别税用于维持木扎提山口通道（这门差事主要是由牛盖特人担当）的开支。关于地方官员的开销，由阿奇木伯克在六城对每户征收一种半官 方的四十取一税（qrqlq），如有不足，阿奇木伯克还可征收附加税。每遇清军驻军官员巡视六城哨所，阿奇木伯克还要加征税项以充迎送费用。伯克有时还向普通属民无偿征收衣食和其他用品；若有清朝旗人征用财产，伯克便加征特别税以补偿财产主的损失。除了这些捐税以外，还有一种中亚传统的驿马税（ulagh），那是向有马之家征收的。城市官员要定期向户部报告税务；尽管税额固定，贪污现象显然是很普遍的。
当地的伯克及其上司清朝官吏还以其他方式滥用职权。各级政府之间都是贿赂公行。阿奇木伯克并利用职权在市场按固定价格收购货物，到收获季节以高价卖出。伯克们还非法买卖官地以谋利。他们操纵着农民灌溉用水，而不公平合理地分配。他们开垦荒地而不上报。他们向小农放款，使他们债台高筑而沦为“烟齐”（家奴），伯克则占有其财产和劳力。货币作为纳税和市场支付的规定手段用得越来越多，这便加强了伯克上下其手的能力。农民实际上只得出卖自己的作物去“买”钱，然后用钱去买生活必需品和交纳政府的需索，特别是那些非正式的需索。
六城的对外贸易
货币的使用便利了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也促进了货币的使用。十九世纪前二十五年的材料表明，这里贸易是自由的：就卖给东突厥斯坦人的货物而言，并无走私货。①进口货主要是牲畜、水果、披巾羊毛、毛皮、鸦片、吸烟用印度大麻、欧洲制品（多数是俄国货）以及奴隶——男女孩童（他们的价格从二百到五百卢比不等）和成年奴隶。这些奴隶是由巴达赫尚、瓦罕和什克南的商人从乾竺特、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贩到叶尔羌来出卖 的。①合法的出口货主要是珍珠、宝石、生丝（此项货物也进口）、绸缎、羽纱、棉布、棉纱、瓷器、基连（kiriana，即香料和药材，尤其是大黄，后者是向中亚西部出口用作药材和染料的大宗货物）、大麻汁和茶叶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茶叶，那是从华南用马队驮运到和阗转口的。茶叶分箱装散茶和茶砖（每驮载三十到四十块）两种；茶砖质量低下，只有穷苦人家使用。非法的输出品以金银锭（金锭、银币和银元宝）为主，其中许多是来自中国本土，特别是茶叶、金银、宝石、丝绸和香料药材（基连）等，主要是山西、陕西、江苏、浙江一带的商人运来的；商人们又从这里购买当地出产的丝绸、牲畜和其他货物运回中国。
关于中国本土与新疆之间的商业往来还有待研究，不过很清楚的是，清朝的歧视性税制偏向汉族商人。输入中国本土的货物只有玉石在嘉峪关纳税。中国本土与六城之间的贸易在乌什吐鲁番是合法的，东突厥斯坦人把丝绸、粗白布、毛革和其他商品卖给来自中国本土的商人，要照价纳税十分之一，而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出卖，只要纳此数之半。在乌什吐鲁番，安集延人和其他外商出卖货品仅纳税百分之五，汉商把除茶以外的货物卖给六城商人，所纳之税甚至更低，只交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
从甘肃运到新疆供本地消费的茶砖是由特许商和政府经营的。根据1760年的法令，政府也允许非特许的山西私商经由蒙古向准噶尔贩运少量布匹和未分类的茶叶，主要供输出到中亚去。四川商人则在古城出卖大米和白面。江浙商人经常设法到叶尔羌经商，但是在政策上汉商是不准进入六城的。部分例外就是允许甘肃茶砖特 许商前往六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未经特许的山西商出卖的茶叶和其他商品在六城市场上日见增多。就往来新疆的汉族茶商而言，非特许的山西未分类的茶叶贸易（当局是不大容易控制的）比特许的甘肃茶砖贸易获利更多。但是从政府的观点来看，得自甘肃特许商的收入要比山西商人交纳的税为多。①
除了乌什吐鲁番之外，六城、准噶尔与中国本土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是焉耆，这是六城地区唯一允许蒲尔和伊犁铜币同时自由流通的城市。焉耆的人口大部分为厄鲁特人（加尔梅克人），它的周围地带又是六城唯一允许汉移民定居和拥有私人土地的地区。因此，根据清朝的隔离政策，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的居民和外国商人都不许进入焉耆城内。其他地方的居民虽可进入该城，但是不准定居于此。②
尽管六城的贸易兴旺，东突厥斯坦的商人却没有发财，这是因为有权势的官僚对私商横加干涉，敲榨勒索。这里官吏的贪婪和儒家的一向轻商这两者互为影响。这样的商人不论如何富有，都没有社会地位；一度起过相当作用的贸易公会，在清朝征服之后也失去影响，不再成为沟通官商的桥梁。甚至就教育程度而言，当地商人也比中亚西部的商人为差，因为在中亚西部，商人一般都在宗教学校受过教育，学识仅次于毛拉。
喀什噶尔商人到国外经商，是在1794年开始受到限制的。他们只能获得通行证，成群结队越过边境哨卡到最靠近的柯勒克孜人 当中进行交易，仅此而已。他们受到官方税收的歧视，进口税负担沉重，官吏又勒索敲榨。他们甚至必须用钱购买经商权利。
一般说来，清朝推行的政策在效果上是有利于外国商人、而不利于六城商人的，因此当地商人在某种程度上只得依附于外商。发了财的六城商人要留居塔里木盆地就得隐瞒资财，假装贫穷。否则，如果买卖做得相当大，他们就得前往伊犁或乌鲁木齐去住，那里的官府压力要轻一些。对于作为清朝贡民的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所进口的牲畜，政府照价征收关税5％，而对于外国人所输入的牲畜，政府只征税3 ％。喀什噶尔商人输入的丝绸制品和毛皮要纳税10％，外国人输入的同样货物仅纳此税之半数。就大多数商品说来，当地的进口商要交税5％，外国商人只交纳3 ％，但若系“克什米尔人”（包括巴尔提人和帕米尔诸国的商人）则只交2.5％。从巴达赫尚进口宝石，税率是每斤五百蒲尔。①这项政策的后果之一是白银外流，清政府曾经试图制止而未能奏效。
大多数外商都是来自浩罕、布哈拉、巴尔提斯坦、巴达赫尚、乾竺特、克什米尔或哈萨克草原，但也有伊朗人、希尔凡人、俄国鞑靼人（或诺盖人）、印度人、中亚犹太人（他们聚居于浩罕者人数很多）和亚美尼亚人。帕米尔的柯勒克孜人大概总是冒充当地属民前来的。清朝当局弄不清这形形色色的外国人，便统统把他们看作“安集延人”（安集延是浩罕控制下的费尔干纳 一个城市和地区）或“克什米尔人”，①所以政府甚至许可非进贡国的商人前来新疆做私人买卖。其实所谓“安集延人”就是在喀什噶尔经商者，所谓“克什米尔人”就是在叶尔羌经商者。但是，作为贡使似乎更有利可图，外国使节往往向驻新疆的将军和其他高级官员赠送马匹，得到的回赠总是比原来礼物的价值更高。②
浩罕的属民和来自布哈拉及中亚西部其他地方的商人，都在喀什噶尔（它在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比布哈拉更大）进行大宗的对外交易。③因为清帝国的官方态度是把贸易看作一种给予外国人的特许（认为是他们需要富饶的中国的物产），以换取安定和对清廷的忠顺姿态，所以外国商人就取得可以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一定程度的自治，这两者都是本地商人所没有的。浩罕的属民，即真正的安集延人，地位尤其出众（因为“他们的举止和习惯很象”喀什噶尔人），④是喀什噶尔的外商当中人数最多的集团，因此，在当地的外商界占支配地位。为了替这些商人说话和监督日常的市场活动，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与外国商界共同指定一位高级外商作监理（满语hda-i da，即商目）⑤：他也象中国沿海商埠的大班那样并不是清朝的官员。但监理又不同于大班，他（至少在起初）对一切外商进行监督，而不是一个监理单独监督与新疆通商的某一国属民；外国商界有此监理，便享有高度自治 权，摆脱了清朝统治的干涉。
这种外商监理通常是用浩罕人，后来这一职位逐渐变成浩罕政府试图控制喀什噶尔对外贸易的工具。喀什噶尔的对外贸易大部分取道浩罕，这一事实就进一步促使浩罕政府插手于喀什噶尔，而喀什噶尔的贸易又反过来促进了浩罕经济，对十八世纪之末浩罕国的迅速发展大有裨益。起初，清政府对此采取妥协态度。1809年清朝通知浩罕统治者阿里汗说，鉴于他们的行为恭顺，着令该国当年输入新疆的商品免缴关税。清朝又说，以后浩罕输入商品的关税将减半征收。
同印度、西藏、拉达克、巴尔提斯坦、阿富汗和帕米尔诸国的贸易则集中在叶尔羌（此地人口甚至比喀什噶尔更多）和色勒库尔地区，这些地方也是印度与俄国通商的会合点。在这里和在和阗，安集延人在外商中所占的比重都小得多，更多的是巴达赫尚人、克什米尔人、阿富汗人、巴尔提人、西藏人和印度人，但是没有犹太人或俄国鞑靼人。①这使外国人的成份比在喀什噶尔更复杂。是否也有象喀什噶尔“商目”那样的单一的外商监理，目前还不得而知。
准噶尔与六城之间的贸易集中在阿克苏，这是因为此城靠近经由木扎提山口越过天山的通道。在阿克苏的市场上，东突厥斯坦人同哈萨克人和天山柯勒克孜人的贸易占重要地位，至少早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每逢集市就已经是“街市纷纭，摩肩雨汗，货如雾拥。”②到八十年代末，大量俄国商品开始涌入阿克苏，清朝不能制止，其部分原因是恰克图的中俄贸易已经终止，清朝商人便从阿克苏把这些商品转运到清帝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外国 商人在阿克苏定居下来，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阿克苏的人口包括本地人和外国人，合计似已超过一万户。其中约有八千四百户登记为清朝属民。①
入境外商到达清帝国境内的第一道关卡是要出示护照，获得许可以后方能通行，这需要得到一名新疆保商——类似中国沿海商埠的“行”商（见第四章）——提供的书面保证，其中言明：“被保人向无债务，其出境后如有涉讼事项，均由保人负责承担”。外商将此文书提交当地伯克，伯克转呈清朝驻军当局。后者留下原件，将汉文译件交给外商。②来自中亚的外商用这种方式取得合法护照后即可前往六城西部和准噶尔经商，但是不准去库车、焉耆、吐鲁番、哈密和中国本土。有些外国人，其中多是浩罕人，但也有布哈拉人、巴达赫尚人和克什米尔人，甚至设法（常是借助于伯克）把商业利润投资于六城土地。外商在清帝国境内购买土地是非法的，然而安集延人显然用银子购买了土地。甚至也有官地流入外商之手。外人拥有的土地主要集中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阿克苏地区，它们被租给当地农民。
六城大概没有类似广州公行那样的官商帮，主要的往来似在外商与六城伯克之间。这种往来基本上是融洽的，偶尔也有过冲突。例如在1808年，清朝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斌静污辱了一位“商目”的女儿。其父为浩罕商人，怒而杀女，持头挥舞闯进斌静衙门：他这种公开抗议行动，毫无疑问表明他根本无惧于清朝官府。③塔里木盆地的官员得到外商贿赂，给予外商以特别照顾而减收关税。边境官员有时只检查外商的部分行李。象硝石这样 的军用物资是不许卖给外国人的，但也有竟然得以出口的事情（即使这项禁令有重要意义，其有效程度也大有可疑，因为十九世纪中叶的旅行家曾亲见硫磺在浩罕公开出卖，并且看到过“当地制硝”的情况）。①浩罕人前往麦加朝圣时佩带的那种“中国短剑”②是否也在禁止出口之列，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走私是十分普遍的，当局一般也不予闻问。
玛赫杜姆家族
安集延人在六城西部占有的特权地位对清朝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外商使六城居民与其先前的统治者（即纳赫什班迪兄弟会的阿法其和卓，当时住在中亚西部）保持着联系。纳赫什班迪家族在布哈拉的发迹已有几个世纪之久，它在中亚的苏菲派各团体当中是最有影响的，因此六城的很多外商都是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徒众。
玛赫杜姆家族是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子孙，他们在清代以前就在东突厥斯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中占有统治地位。玛赫杜姆和卓家的两大派即黑山派和白山派，在那时就已在争夺教团的领导权。白山派联合准噶尔人而在1755年基本上消灭了他的对手黑山派以后，又促成了满人对六城的征服。纳赫什班迪教团的某些支派没有抵抗清军，清朝便加封几位不属阿法其派（白山派）的玛赫杜姆和卓为贵族，要他们迁居北京。库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和卓——即阿勒沙德·阿丁（全盛时期约在1450年）之后代，他们和印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穆扎德之后裔）同清朝显然没有冲突。但是在1759年，两位主要的白山派和卓曾被迫逃往巴达赫尚，并且死在那里。六城人跟随他们外逃者有几千 户，其中大多数后来都定居于浩罕。
这些外逃的喀什噶尔人，以及被逐的黑山派和白山派宗教领袖，通过在新疆经商的商人与其六城同胞保持着接触。黑山派在叶尔羌的势力尤其强大，早年黑山派的和卓们便葬在叶尔羌的莫卧儿汗的古黄金墓地。在喀什噶尔西南部、英吉沙尔与和阗的居民中，黑山派也占优势。他们指望浩罕境内马儿亦囊地方的和卓能成为宗教领袖，每年都向他们奉献。白山派的主力是在喀什噶尔及其东北城镇，还在阿克苏和库车。1800年时他们期待被清朝赶到巴达赫尚的不儿罕·阿丁和卓的子嗣能进行宗教领导。不儿罕·阿丁之子穆罕默德·阿明便是众所周知的萨木萨克：此人曾遍游中亚西部，晚年定居于浩罕境内，死于1798年或稍晚的时候。①清政府为争取浩罕协助保持边境安宁，每年都向浩罕统治者馈银一万到五万两，②还赠送大量茶叶，以酬答浩罕对萨木萨克的控制。但是许多来往的商人和柯勒克孜人都是白山派的追随者，他们使萨木萨克同他的六城人民保持着联系。
萨木萨克遗有三子：穆罕默德（马哈木）·玉素普、张格尔和巴布顶。玉素普居长，1797年似曾率领一支柯勒克孜军袭击新疆边境而被清军击走。在萨木萨克死后，约在十九世纪之初， 有个玉素普和卓（可能就是这个穆罕默德·玉素普）曾访问埃及、沙里佐尔和巴格达；他在巴格达，曾被当局逮捕，后未经解释原因便交给了英国领事，由英领事把玉素普和卓作为犯人押送印度。这位和卓在孟买脱身后逃往巴士拉，后往色拉子，以后又到德里兰。他在德里兰设法得到哈札儿政府的恩遇。但是，“他一直念念不忘，只要有可能就要当国王。”
玉素普和卓同约穆特和戈克兰的土库曼人结盟，在1813年进攻哈札儿。第一次失败之后，他又重新组织了二万约穆特和戈克兰兵把哈札儿人击溃，但是按照穆罕默德·塔齐·西皮尔的说法，“一个熟悉喀什噶尔和卓的土库曼人认出了他，便立刻行动，向他开枪。玉素普和卓被击中，落马而死。先是巴达赫尚国王欲为其父苏勒丹沙报仇（据说苏勒丹沙是因为报复白山派和卓们的谋害而被杀的），发誓以金银重赏购买玉素普和卓的首级。当时土库曼人之间为争夺玉素普和卓的尸首曾有一场恶战，死亡甚多。最后是土库曼人夺到了他的首级，伊朗人用战马踩烂了他的尸体，并摘下他的图章、戒指和腰佩匕首，一并献给了哈札儿王。”①然而，玉素普和卓在1813年可能根本没有被杀，因为有一位“来自印度或中国边境”并曾经率领土库曼人袭击伊朗边境的神秘的“苏勒丹汗”，据说于1819—1820年曾住在基发，②而穆罕默德·玉素普确无疑问地又在1830年露面，领导了一次对六城的入侵。
萨木萨克的次子张格尔似是继承了宗教事业，在十九世纪之初可能住在布哈拉；幼子巴布顶则显然住在浩罕。这两位白山派 和卓与其六城追随者的联系基本上保持未断，六城有些伯克还同浩罕政府保持接触，以图进行政治投机。特别是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玉努斯还与浩罕的穆罕默德（马哈木）·乌玛尔汗有通信关系。1813年俄国的译人纳札洛夫就曾在浩罕遇见一位中国“使者”，似为玉努斯商队的头目。①
六城伯克和浩罕政府在阻止白山派和卓入侵六城方面，利害关系彼此一致，因为入侵对浩罕与喀什噶尔的贸易不利。玉努斯显然曾鼓动穆罕默德·乌玛尔汗请求清朝当局允许浩罕政府在喀什噶尔派驻一位官方政治代表，以取代半官方的胡岱达。浩罕政府约在1813年年底提出过这一请求，请准许授予浩罕王委任的官员以哈孜《法官》伯克的头衔，并接替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的监督商务和对浩罕商人征税的职责；换句话说，浩罕要求得到治外法权，要求得到在清帝国境内征税的权力。伊犁将军松筠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且惩罚了玉努斯，禁绝六城伯克与浩罕进行一切联系。
1814年乌玛尔汗以威胁相报。他说他一直约束萨木萨克之子不入侵六城，因此要求减少浩罕商人的关税作为报答。松筠再次拒绝，并且根据前一年所作的调查，表示怀疑萨木萨克是否真有儿子。满人照旧向浩罕汗赏赐银两和茶叶，但是清帝授权松筠警告乌玛尔，他若重提要求就要中断贸易。
到了1814年，清朝当局已经牢牢控制了东突厥斯坦。然而，遭受苛捐杂税折磨的农民和工匠、境况不佳的商人、后悔其收入落入满人手中的伯克等等，都相信这种愚昧的统治是根本不合法的，也不会长久。尽管领导反满圣战最可能的领袖是萨木萨克的儿子，可是浩罕人贪图与中国贸易之利，不让他们越山进入 新疆。在黑山派看来，利用这一时机的时候似乎已经到来。
早在1814年，塔什密里克有一位黑山派苏菲名叫仔牙墩，开始与其宗教信徒和一些柯勒克孜人密谋推翻清朝统治。塔什密里克的阿奇木伯克是柯勒克孜人，这里住有数百户士拉吉尔钦察人。1814年秋，柯勒克孜的首领图尔弟迈莫特比根据可兰经发誓要支持仔牙墩起事。①许多柯勒克孜人加入阴谋者队伍。叛乱者于次年夏季动手，向清军马厩纵火，攻击驻军并号召居民起事。但居民没有响应。清军展开反击并调集柯勒克孜人驰援，柯勒克孜人见事不成，便协助捉获仔牙墩而恢复了秩序。只有少数人越过边界逃到浩罕境内。
清政府处决了起事者，并追查所有叛乱的参加者。最困难的是分清柯勒克孜人的好坏，因为许多人同双方都合作，例如被判死刑的图尔弟迈莫特比便是这样。这次起事是局部的、短暂的，但它预示着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十九世纪的新疆就要成为清帝国最动乱的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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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萨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71页。
① 中文版编者按：原文此注在第60页上者漏印，我们仅就其第61页上者翻译如下。“……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7，669，000蒲尔——见曾问吾前引书第286—287页），外加浑巴什的生铜（值1，600，000蒲尔以上——见曾书第290页），再加向居民征收的生铜（11，053斤，等于1，092，000蒲尔以上——见曾书第290页）。关于银两兑换率，见曾书第289页。这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也见纳罗契尼茨基前引书，第110—111页。”
② 参见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道森英译），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50年第12期，第383页。
① 佐口透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中的说法与此相反，见第272—279页。
② 见傅恒等编：《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2第17页；卷44第23等页。
③ 绵忻等编：《钦定新疆识略》，卷12第3—4页。
④ 魏源：《圣武记》，卷4第32—33页。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1第301—302页。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275—278、282页；但第280页又说近十四倍，此数同第278—280页附表的数字不符。
①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0—341页，尤其是注3；又见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载于1855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论丛》，卷10（1855年），第341—342、347页；又见贝柳：《喀什噶尔史》，载于福赛思：《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第201页（其中的“沙菲派”，即指沙菲伊法学派）。
②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4第48号（1835年12月），第662页。
① 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197—198页；又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2页。
② 见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第345、347页；赫尔麦森编：《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载《俄国与亚洲邻国知识》，第1及第2辑（1839年），第95—97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2页。赫尔麦森和洪堡德把法伊德·阿丁记作萨伊夫·阿丁和“塞伊夫林”，见上引《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报告》，第89页。
① 米尔·伊扎特·阿拉：《1812—1813年中亚游记》，亨德森英译，第30页。
②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39页。二十世纪以后中国西北的突厥族中还有人信佛教。
③ 见米尔·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38页。
①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295、297、338—339、341—342、389、419、643及657诸页。又见哥隆布：《东突厥斯坦的土地耕种：绿洲经济和游牧》，第25—26页。
② 贾林：《记东突厥斯坦的萨满教》，载于《人种学》，1961年第1—2期第1—4页；米尔·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28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7页。
③ 张志义：《新疆的土地利用和定居的可能性》，载《地理评论》，第39期（1949年），第58、66页。
④ 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旅行记》，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25第4期（1856年），第348页。
① 戴布斯：《中国突厥斯坦的发现和探察史》（本书有中译本，题为《新疆探察史》、1978年，新疆博物馆。——译者）第75页提到1886年喀什噶尔曾发生流行性霍乱，但哥隆布在其《东突厥斯坦的耕种》第9页上则称并无此事。关于霍乱和地震的情况还可参阅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9页。
② 哥隆布：《东突厥斯坦的耕种》，第9—10页（根据二十世纪的情况）。
③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5页。
④ 关于它的叙述，见德雷克：《大麻种植者手册》，第6页。
① 阿赫麦德·沙：《旅行记》；又见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7页。
②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3页；但应参照阿赫麦德·沙的《旅行记》（第384页）他指出只有农民才要交纳人头税。
① 见米尔·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27页。
② 参见杜曼：《清帝国对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的征服》，载于齐赫文斯基所编《满人在中国的统治》，第285—287页。作者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使人们觉得这种土地制度是清朝的新创。
① 波罗夫科夫在他的《喀什噶尔所出1812年的瓦库夫文书》（载于季赫米洛夫所编《考古地理学1959年年鉴》，第344—349页）一文所引1812年的瓦库夫条目中，并未提到清政府。关于十九世纪新疆的宗教捐赠的文书，现保存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尚未编目），其中两件的日期是1804年，一件是1867年，一件是1879年。1867年的文书写在羊皮纸上。其他三件是抄本。
② 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4页。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276页（据载，1777年有耕地45，186亩，绿营兵为2，380人，流犯为180人）。
① 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3页。
① 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4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9页。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
① 赫尔麦森：《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第81页。
① 穆尔克罗夫特和特雷贝克：《1819—1824年（本书参考书目为1825年。——译者）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旅行记》，卷2第479页；又见戴维斯编：《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57页。
① 见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6—19、92—96、115页；又见作者的同名文章载《哈萨克科学院院报：历史、考古、人种学专集》，3（17）（1961年），第84页。
② 见戴维斯：《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25—26页，又见312、335页。参见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6页，作者说库车人口主要是加尔梅克人。他说：“富有的要人住在城内，穷人则住在郊野的帐篷里。”沃森的材料是1830年代的，他显然把库车与焉耆混为一谈了。
①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2，第680页（书中将shelkovymi误作melkovymi）；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24页；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2页（书中“百分之四十”应系“四十分之一”之误）；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第347—348页；库兹涅佐夫：《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9页。
① 见穆尔克罗夫特和特雷贝克：《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旅行记》，卷1第452页。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62第24页（1835年2月16日），26页（1835年2月19日）。
③ 见赫尔麦森：《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第96页。
④ 见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51页。
⑤ 感谢冈田英弘在1971年把这一满语词汇的含义告诉我，据告那是由汉字“胡岱达”音译而成。参见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380—383页；佐口透：《浩罕王国的东方贸易》，载《东洋文库研究纪要》，第24期（1965年），第86—89页。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页。
② 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新疆纪略下》，卷2“阿克苏”条。参见佐口透：《浩罕王国的东方贸易》，第68页。
① 曹振镛等编：《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9第5页（1826年2月14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1818年），卷742第11页。
② 见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45—46页。
③ 参看戴维斯：《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40页上记述了浩罕人绑架一名清朝边境官员的材料，可作旁证。
① 见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52页。
② 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3第32期（1834年8月），第378页。
① 季姆科夫斯基：《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记》，卷2第77页，注1（七和卓中四人被杀，两人被清俘获，仅萨木萨克一人得脱）；甘科夫斯基：《杜兰尼人的帝国》，第31—32页。哈特曼：《察哈台汗的终结与和卓在喀什噶尔的统治》，载作者所著《伊斯兰东方》，第314页。
② 其数目自二百到一千元宝不等。见库兹涅佐夫：《论张格尔运动的反动实质》，第77页。佐口透：《十八和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10页；佐口透：《1760—1820年白山派和卓的复兴》，载于《亚洲学报：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通报》，14（1968年），第15页；阿布杜·卡里姆·布哈里：《1740—1818年中亚史》，谢弗法译本，第217—218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172、317页；纳里夫金：《浩罕王国史》，A.多藏法译本，第132页。
① 穆罕默德·塔齐·西皮尔：《萨拉丁·哈札儿传记》，穆罕默德·巴齐儿·比布迪编，第一部分第229、231页。
② 参看格里戈里耶夫：《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此处材料不同，载作者自编：《利特尔地理志：与俄国接壤的亚洲国家地理》，见《俄国地理学会论丛》，第2分册第1章，第441—442页。
① 参见纳札洛夫：《中亚民族和地区概述》，第42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1317页。
① 参见《大清仁宗实录》，卷312第30页。（1815年12月27日）
来源：剑桥中国晚清史 http://www.xiexingcun.com/5/0011_ts010042.htm
天山山脉的山脊把天山两边隔成两个不同的地区。天山南部的东突厥斯坦是农业区，天山北部的准噶尔是草原世界。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乾隆帝的军队征服了天山南北，占据了这块当时在亚洲腹地要算人种最复杂的领土。他们称准噶尔为天山北路，称东突厥斯坦为天山南路。清军把这两个地区当作清帝国的属地予以管辖，统称之为新疆，意为甘肃的“新疆域”。这里盛产玉、金、铜和棉花，富于耕地和牧草。政治动乱也发生频繁。
同以前的准噶尔人一样，满人也把他们的行政中心设在伊犁。他们将以前的准噶尔部首府——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称为固勒扎——改称为宁远，并且在其以西另建一座新城，即惠远。哈萨克人称此新城为新固勒扎或小固勒扎，1762年清朝即置将军于此。宁远被称为老固勒扎，继续作为源源前来伊犁的穆斯林移民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十八世纪，清政府还在伊犁地区建立了另外七座城市。但不出所料，发展最快的是将军衙门所在的新固勒扎。
新疆的全部行政机构实质上是一支由将军统率的巨大戍军部队。从理论上讲，他还对洛罕、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阿富汗和乾竺特等外部地区实行“羁縻”政策。他对准噶尔的厄鲁特（加尔梅克人）各旗，对柯勒克孜和哈萨克各部、对平民移民地、对哈密和吐鲁番王公领地、以及对所有六城等，都有行政管辖权。但是，清政府的政策是尽量不插手当地民族的内部事务。在新疆的官员“既不尊重也不熟悉治下诸民族的语言和习惯”。①
清政府还在乌鲁木齐（迪化）设置都统协助伊犁将军，前者负责管理天山北部和维吾尔斯坦（哈密和吐鲁番）的官员。新疆驻军还分别在伊犁的新固勒扎和新疆西北部的塔尔巴哈台（楚呼楚）设参赞大臣；在喀什噶尔也设参赞大臣，东突厥斯坦人称之为“汗昂邦”，他负责管理六城的官员（从字面上讲，“六城”即除哈密和吐鲁番在外的东突厥斯坦）。将军一职和各地高级官员均由旗人担任。驻军总数在一万到两万三千人之间，主要是来自热河和中国本土的旗人，但也有游牧民（内蒙察哈尔人和降清的厄鲁特残部，有些是热河牧民，以及从伏尔加河归来的沙比）、满洲诸部（来自奉天省的锡伯人、来自黑龙江省的索伦和达斡尔人），以及甘肃和陕西的绿营汉军。他们作为无限期的占领军携家带口而来，实际上乃是永远留驻新疆的移民。
这些军队分驻南、北、东三区戍守。北区由伊犁将军直接管辖，兵员一万三千多人，是最大的一个区。到十九世纪之初，北区达九万八千余人，包括附属人员在内。北区驻军主干（实际上也是全疆驻军主干）是驻在新固勒扎的主力旗兵；还有一支庞大的旗兵归惠宁领队大臣统辖，附近则是锡伯、索伦、察哈尔和厄鲁特四营，各有其领队大臣；此外还有沙比营、达斡尔营和从绿营来的汉族军事移民。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主要从事放牧，向驻军供应马匹以及其他作战、运输和食用牲畜。
东区由驻乌鲁木齐的都统管辖，有兵员五千到六千，绝大部分是旗人。其中驻奇台（古城）一千、驻巴里坤（镇西）一千，此外还有数量不断增加的绿营兵。
南区不同于东区和北区，没有常驻军，大部分驻军是来自其他两区的换防兵。他们五年（最初为三年）一换，不得携眷前往。旗人和绿营兵驻守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乌什吐鲁番。来自天山北部的绿营兵则驻守焉耆、库车、赛里木、阿克苏、和阗等地。陕甘总督派来新疆的其他绿营兵则驻守哈密和巴 里坤。总计在南部的清驻防军约在六千人左右。此外，喀什噶尔还有一支由五百名东突厥斯坦士兵组成的小部队，他们由本族一名总管和六名属官率领。当地居民也执行站岗放哨等半军事性勤务。
在刚进入十九世纪时，即当浩罕崛起为地区性强国和英俄势力渗入清代中亚的前夕，清政府似乎把外有天山和帕米尔作为屏障的东突厥斯坦视为政治和军事上的死胡同。因此，清政府集中注意于防卫和开发天山北路，把六城视为维持军队的大税源。
在新疆驻军乃是耗资巨大之举，仅士兵每年薪饷一项就要耗费白银约三百万两，而当地每年税收远不及此数。向六城居民每年征收的税银和生铜仅达一千三百五十万蒲尔（指六城铜币），但此数不包括外贸关税和其他杂税在内。根据1801年的铜银兑换比价（220个蒲尔等于一两白银），这笔收入还不到六万二千两。①政府每年征收的谷物总计达六十四万九千担，主要来自准噶尔地区。即使算上一切货币和实物的附加税收，包括政府经营的铜矿和牧场的收入，新疆也是自力难支的。到1800年，驻军的官仓是满的（伊犁粮仓储备有五十多万担小麦，这是政府的唯一储备粮②），但是每年为维持新疆的耗费得从中国本土提解白银一百二十万两。
新疆货币有两个分割的流通区。第一个流通区是在准噶尔和维吾尔斯坦，远至西部的喀喇沙尔（焉耆），货币用白银，按重 量计值，一如这些银两的来源地中国本土那样。但是，早在1814年，北京政府就已开始努力减少向新疆输出白银。伊犁也铸造中国的标准合金铜币（制钱）。第二个流通区是在六城，它的货币制度为铜本位，但不是使用伊犁铜币，因为整个新疆铸造铜币没有标准化。六城货币的基本单位是蒲尔，这是一种纯红铜钱币，汉语称之为“红钱”。币面象中国本土的钱币，铸币地则铸以阿拉伯文和满文，五十蒲尔合一个坦伽。在1800年，六城仅有一家造币厂在阿克苏，六城以外地区则不流通蒲尔。六城以内没有金币或银币。不过，半锭和四分之一锭的银元宝以及少量甚至很普通的碎银也在市面流通，按重计值。
阿克苏造币厂年产两万六千吊（每吊一千蒲尔）。伊犁造币厂平均年产量为一千七百二十二吊（每吊一千文）。两家造币厂每年各铸币两次，一在春季，一在秋季。阿克苏蒲尔钱和伊犁制钱重量一样，均为一钱二分，但是蒲尔钱为纯铜，一蒲尔钱值伊犁钱五文。大部分生铜，尤其是阿克苏造币厂用铜，都是来自浑巴什的官办铜矿，那里由清军工兵开采，年产铜两万一千英磅（16，200斤）以上。由于当地产铜，而白银必须从外地输入，铜的价值与白银相比就日益低落。
准喀尔
从文化和历史方面来说，天山北路的牧区乃是蒙古地方的展延。统治游牧民的世袭扎萨克处于伊犁、库尔喀喇乌苏（乌苏）、塔尔巴哈台和焉耆的清军官员的严密监视之下。来自伏尔加河的加尔梅克人的两个盟也在准噶尔放牧。乌纳恩素珠克图盟由旧土尔扈特十旗组成，分四路安置：北三旗在塔尔巴哈台，西路一旗在精河附近（艾比湖南部），东二旗在库尔喀喇乌苏，南四旗在喀喇沙尔西北、裕勒都斯河地区的天山南麓。青色特启勒图盟由和硕特四旗组成，放牧在裕勒都斯地区的南路旧土尔扈特 附近。土尔扈特和和硕特部除免交牲畜税以外，其他如行政管理、进贡纳税和社会组织等都与内、外蒙古各盟相同。伏尔加河来的加尔梅克人也同其他蒙古人一样，信仰西藏黄教，因此黄教在北疆的文化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清廷作为黄教的保护者，也同支持蒙古各地的黄教寺院一样，向准噶尔的黄教寺庙作布施。
在边卡以西的各部地区和清帝国边境以外的草原地区，操突厥语的穆斯林游牧民（哈萨克人）可以随意放牧，事实上不受当局干涉。他们被视为外国纳贡者，每三年可到北京进贡一次，拥有同清政府进行双向贸易的垄断权：按官方规定，当局垄断着对哈萨克人的贸易，在理论上讲，准噶尔官员不许其他外国人在北疆经商。清廷与哈萨克之间这种以物易物的官方贸易，仅限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哈萨克按规定价格用牲畜（主要是马）交换衣物（主要是丝绸），因为察哈尔部和厄鲁特部的养马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然而哈萨克人还利用其进贡权另外私自进行交易。当局虽然向东突厥斯坦驻军供应哈萨克马，却不允许哈萨克人到东突厥斯坦出卖牲畜，东突厥斯坦人也被禁止前往哈萨克牧地购买牲畜。1808年曾有一些哈萨克人前往喀什噶尔出卖牲畜，当地官员便狠狠杀价，使哈萨克人只好带着牲口失望而返。在准噶尔和蒙古，政府当局限制稍宽。有时哈萨克商队以各种借口绕过政府限制，不时前往乌鲁木齐、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乌梁海地区和喀什噶尔。但是，清政府严禁向哈萨克、柯勒克孜和其他中亚商人出卖金属制品。
哈萨克人作为进贡者，是允许在清帝国边境之内放牧的。如遇暴风雪，清政府甚至让他们进入边卡区度冬，只征收百分之一的马匹作为报偿。新疆当局每年都派员前往草原向他们征税。由于哈萨克是外国人，清政府就没有在他们中间任命扎萨克，也不打算把他们划分为旗。在清帝国境内放牧的哈萨克人可以随意来，虽然哈萨克的首领们享有作为清朝进贡者的好处，但他们大 多数人同时也承认自己是俄国的依附者。
对哈萨克的内部组织，清政府的了解是模糊的，这是因为在十八世纪，中帐首领阿布赉既是中帐的汗，也统治大帐。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当局大概是按照准噶尔或哈萨克当时的分法把哈萨克人划分为两部：由阿布赉领导的极东部中帐和大帐称为左部；其余部分由阿布赉·穆罕默德领导的西部中帐哈萨克人称为右部。①后来发现极西部还有小帐，他们又划出第三类而称之为西部。这种划分反映了十八世纪后期哈萨克草原的实际政治现实，不过，清政府虽然知道哈萨克有三帐，却有张冠李戴之失。1782年出版的第一部官方新疆地方志正确地把左部同阿布赉和中帐联系在一起，右部却被编者误认为小帐和大帐，还说中帐首领阿布赉·法伊德（阿布赉·穆罕默德之子、阿布赉的对手）是大帐的汗。②1821年官方出版的《新疆识略》，部分地更正了这些错误。③但是，史学家和政论家魏源迟至1842年仍把小帐和大帐视为右部。④显然，十九世纪之初清政府对哈萨克人的“羁縻”政策是极为松散的。
另一支在新疆西部边境说突厥语的穆斯林游牧民是柯勒克孜人。清代史料称他们为布鲁特（柯勒克孜人并不使用这个名称），俄国人则称他们为石山野人、石山里人或石山人（由于他们是住在难以攀登的山区里），或称喀喇（黑）柯勒克孜人（因为与哈萨克人不同，他们的统治者不是王族，即非成吉思汗的子孙）。十九世纪的俄国需要使用这些称呼来区别柯勒克孜人和哈萨克人：俄国人称两者为柯勒克孜-哈萨克人、柯勒克孜-凯萨 克人、凯萨克人或迳称柯勒克孜人，以区别于俄国本土的哥萨克人。
清朝政府把柯勒克孜人分为两部：东部在天山之西，西部在帕米尔。但这种划分对柯勒克孜人的自我看法没有什么关系。①事实上，他们分成许多单个的小部从事游牧，没有什么政治总体，在情况需要时，他们随遇而安，可以自称是浩罕，或巴达赫尚，或喀尔提锦（希萨尔的东布哈拉省），或清帝国的臣民。在清廷看来，他们是贡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帝国的臣民。他们被要求每年进贡马匹，获准在新疆（远至东部阿克苏之地）放牧；还可以在喀什噶尔进行贸易，即在这里购买棉布和其他产品，而以出卖牲畜为主。他们支付的牲畜税是每三十纳一。至于其他货物，标准的税率是货价的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但是在实际上，这些人几乎完全不受法律的约束，清政府也不曾打算限制他们的进出国境。
准噶尔除了牧场以外，还有适于农耕的大片土地；所以，清政府曾将大量东突厥斯坦人的家庭迁至旧固勒扎地区（被称为回屯）生产粮食以充军政之需。这些人被称为塔兰奇人，到1800年之际已达三万四千人之多。清朝还派遣汉族绿营兵、锡伯、索伦和察哈尔兵携眷屯居于天山北部而组成非旗人的永久性兵屯，他们每年向新疆驻军交纳一定数额的收成。不过在十八世纪之末，这些兵屯的生产力显然不高；因此当局在1802年又在伊犁河北岸新固勒扎以东开凿了一条大型灌溉渠，创建了旗屯。尽管清政府对需要使用这些旗人农民干什么还拿不定主意，最终还是宁愿把他们训练为士兵，而允许他们将土地租给佃农，通常是租给塔兰奇人。政府当局曾不断完善灌溉系统，因此伊犁的农业地区得到不断发展。
从长远意义说，更重要的是政府决定从中国本土将普通汉人和中国穆斯林举家移居到北疆，这一政策是清廷在满洲北部未曾采取，而在蒙古地区当局也只是后来才被迫予以默认的。征服新疆以后不久，清政府就鼓励从中国本土移民定居于天山北部，把大片大片不用的牧场变为户屯。到十九世纪之初，定居北疆的中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汉民即达数十万人，他们主要是在巴里坤、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等地。象在满洲一样，清政府也把罪犯流放到准噶尔来耕种流犯垦地（即犯屯，或遣屯）。到1777年，天山北部约有一万另七百五十户绿营兵和将近五百户流犯和配军，他们耕种着总面积约二十二万七千三百亩的土地。在天山南部，主要是在哈密和吐鲁番，也有一些屯垦地，但其总面积不到上述数目的三分之一。
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屯田的绿营兵并没有大增，流犯的人数也从未超过二千，这是因为政府在1804年开始取消了犯屯。但是，由于被政府给每户提供三十亩土地的措施所吸引，户屯的人数则大大增加。在1775年，户屯数目不足一万七千二百户，约七万二千人，主要是在乌鲁木齐一带，开垦的土地总面积将近280，253亩。到1800年，操汉语的人口肯定已翻了几番，因为在1808年，乌鲁木齐各县的民户农田数量已是1775年的十倍。①伊犁的垦地和客户也增多了，到十九世纪新来的移民已有在库尔喀喇乌苏和精河定居者。他们取得了土地，象在中国本土一样纳税服役。清政府也允许工匠和商人携家从中国本土移居北疆，准许他们在北疆和哈密地区做买卖。
准噶尔地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这里的地下矿藏。在1801年，清帝由于担心淘金热会从中国本土引来大批人口而造成政治麻烦，降旨禁止在准噶尔开采贵金属，但是，黄金和炼矿却由政府管制，交私商开采。计有金矿十四座，雇工1，223人，每人每月向政府交黄金三分。这样，政府每月的黄金收入就有36.69两。铁矿和锡矿（主要用于造子弹）也曾开采；在十九世纪头十年，准噶尔的铜矿也开始被采掘，主要是供伊犁铸币厂使用。
伊犁的农业人口在行政上由驻新疆的将军管辖，但是驻乌鲁木齐都统管辖的东部地区的汉族农民、工匠、商人和矿工，归甘肃省政府节制。治理他们的是驻在乌鲁木齐的镇西（巴里坤）和迪化（乌鲁木齐）道台，他负责三个行政分辖区的军政事务：镇西府、迪化独立州和吐鲁番厅。
来自陕西、甘肃和四川的中国穆斯林被东突厥斯坦人称为东干人，他们占操汉语的移民之绝大部分，仅在新固勒扎一地就有一千五百户。东干人是逊尼派（正统的穆斯林），他们有些法官是属于哈乃菲法学派，有些是属于沙菲伊法学派。苏菲教团（神秘兄弟会）也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有纳赫什班迪派的“老教”或“旧教”（库菲亚，即“静默”兄弟会），他们同十八世纪早期的传道者马来迟有关系；还有马明心（1781年去世）的新教，这是纳赫什班迪派的另一支，人称札里亚派，即“口传”兄弟会。东干人读阿拉伯文祷告书，用汉语传教和解说。他们过着严格的生活：剃须、戒烟酒、不食猪肉。他们逐渐离开镇西、迪化和吐鲁番屯区，不久就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成为主要的居民。尽管清政府禁止向东突厥斯坦移民，他们还是有许多人来到天山南部的绿洲，在那里开饭馆和贩茶叶为生。
不过，东干人的穿着同汉人一样，很不容易同东突厥斯坦人和其他中亚穆斯林相混淆，因为后者都把东干人看成异己和入侵者，容易把东干人看成一般汉人。然而，不论东干人走到哪里，他们的经商才能及其处于汉文化和穆斯林文化之间的中介地位，使得他们在商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所有非穆斯林的汉人实际 上都是陕西人或甘肃人，大多数属于绿营兵。其他汉人则是书吏、商人、工匠，当然还有农民。因为东干人操汉语，所以他们能与那些人打交道，这就使他们得以接近政府的低级官员，并能加强他们自己同熟练的汉族工匠和中国本土商号的联系。东干族男子通常也娶汉族妇女。因此，通过婚姻纽带进一步扩大了商业联系，并且通过用伊斯兰宗教灌输子女而扩大了穆斯林团体。又因为许多东干人会讲一点鞑靼语，所以他们也能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同哈萨克人作买卖中沾光。当地戍军看中东干人不贪污受贿，便宁愿使用东干人而不用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充任警察。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干人的人口、经济势力以及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也不断地增长。①
东突厥斯坦
东突厥斯坦，即小布哈拉，位于天山之南，由东北区和西南区两部分组成。东北区旧称维吾尔斯坦，西南区即塔里木盆地，比东北区大得多，称为六城或喀什噶里亚；有时六城或喀什噶里亚之称也表示整个东突厥斯坦。在维吾尔斯坦和六城两地区，居民几乎全部操突厥语。只有少数人还懂得塔吉克语这种中亚形式的新波斯语，而到十九世纪，懂塔吉克语的人就更少了。②在宗教方面，东突厥斯坦人是逊尼派穆斯林，奉哈乃菲派法律。他们虽然不无自己的文化特点，但仍是中亚突厥-伊朗文化的一部 分。如果不算外国人和外国人娶当地妇女所生的子女，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口大概不到三十万，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住在塔里木盆地的西端，即喀什噶尔地区，东部的维吾尔斯坦人口仅约占此数的十分之一。①从1759年到1820年代清朝进行征服期间，东突厥斯坦的人口和耕地似已增加一倍。
作为一个整体，东突厥斯坦人除了耶里克（意即“本地的”）以外没有一个共同的族称。他们分别用所在绿洲的名称来称呼。在喀什噶尔的本地人自称喀什噶尔人，在吐鲁番者自称吐鲁番人，余类推。甚至外国穆斯林也不把东突厥斯坦人视为单独的人种集团，例如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内曾在新疆经商的西伯利亚鞑靼商人穆尔塔德·法伊德·阿丁·玛尔真就曾混淆东突厥斯坦人和西突厥斯坦人，而统称之为“乌兹别克人”。②
但是，也有几个人种集团不同于绿洲操突厥语的一般居民，例如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吐鲁番和叶尔羌等地区的刀朗（多兰）人。他们讲突厥语带有自己的口音，他们的妇女则象柯勒克孜人用白巾裹头。在阿克苏和乌什吐鲁番地区，他们饲养那种厄鲁特人普遍饲养的羊，还为新疆驻军管理驿站。乌什吐鲁番地区还有一种牛盖特人，显然是柯勒克孜人血统。他们夏居毡帐，冬返定居点，依靠饲养牲畜为生，专司为清政府扫除木扎提山口的冰雪。英吉沙尔和叶尔羌两地之间的居民中，也有这种夏 居帐篷冬返村居的人群。①罗布泊地区的定居者多少不同于其他东突厥斯坦人，他们可能并不都是穆斯林。②在1800年，除了少数例外，乌什吐鲁番的居民似乎不是当地土著，他们的父祖是大约三十年前被清政府从塔里木盆地各地迁来这里的。远至东部的甘肃肃州还通行突厥语；过了肃州，中亚商人就需要会讲汉语的译人了。③
在塔里木盆地的西端，主要是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一带，有一大批外国商人，其中包括一些与外商有联系的工匠和越来越多的混血儿。清政府曾于1795年禁止外国人娶当地妇女为妻，但这禁令难以贯彻，天长日久，外国穆斯林（主要是浩罕属民）与喀什噶尔妇女成婚者越来越多。他们的子女被称为察尔虎特，尽管其语言、住地和文化不同，但仍随他们父亲的国籍。这种混血儿所生子女同样被认为是察尔虎特，不算清朝属民。旗人也有娶当地妇女为妻者，不过法律是禁止清朝官吏娶东突厥斯坦妇女的。这类婚生子女则被认为是当地人。
在喀什噶尔地区的塔什密里克居住着柯勒克孜的土拉吉尔钦察部，该部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约有五百户。这是清政府唯一允许住在东突厥斯坦而与绿洲定居居民同等看待的柯勒克孜人。在叶尔羌地区的有些村落中，还有一些从奇特拉尔和瓦罕释放出来的奴隶前来定居，他们就是所谓的什叶派（拉菲迪）。在许多山区则有塔吉克人、哈尔查斯人（山地塔吉克人）和瓦罕人，他们都讲伊朗语，在清国领土上过着半游牧生活。虽然他们现在是穆 斯林，却还保留着伊斯兰时期以前的伊朗拜火教残余。①甚至在塔里木盆地绿洲的东突厥斯坦人当中，也还有着前伊斯兰文化层的遗迹，尤其在社会底层人民当中是这样。例如祈雨巫师还有其市场，他们将巫石涂上动物之血，或将它放置在“甜水”中，就可以作法降雨降雪。还有萨满教徒也仍然行他们的旧法。②
六城和维吾尔斯坦两地的经济都依靠绿洲农业以及手工业和贸易；除少数人外，东突厥斯坦人几乎或者从事耕种，或者在城市经商为生。绿洲的两大生活区一方面是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另一方面是塔克拉玛干和罗布泊沙漠。山脉是河流的发源地，最终提供了地下水，沙漠则吸收水，并形成了一个逾此界限即不能定居的区域。在靠山一侧，这个区域与牧场混然一体。在沙漠一侧，它的宽度仅达人力灌溉所及之处。这里的雨量少得“几乎满足不了放牧所需之水”，即使下雨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春天下雨能把阳光挡住，而雨量却不足以“弥补太阳不能融雪为水的损失”。③据一个旅行家说，叶尔羌这地方是烟尘迷漫，难见新月，降雨如降泥水。④
除缺水和偶尔发生地震外，东突厥斯坦的环境是合乎卫生的。与相邻的甘肃相反，这里夏季气候干热少雨，冬季严寒，流行病不 易发生。性病在城市和牧民中倒是常见，但流行性伤寒却很少，流行性霍乱则更为罕见。①偶尔也有结核病，但是没有疟疾。②
灌溉方法最初是从西部传入东突厥斯坦的，它广泛利用水沟、水管和地下水渠——坎儿井，以适应透水性强的黄土和沙砾地区，因为这里地面水会很快被吸干。某些作物收获量是很高的。特别出名的是维吾尔斯坦的葡萄和瓜，最好的是吐鲁番葡萄和哈密瓜。吐鲁番出产的无核葡萄干誉满中亚，远销印度和中国本土。农业技术和销售方法虽然实用，但比较原始，总的说来，粮食产量可能远较中国本土为低。农民种植苜蓿以肥田，不采用轮耕法。储粮的普通方式是建仓库，但因气候干燥、冬天寒冷，粮食也可以储藏在地下，所以贫苦农民一般都采用地窖，特别在不太平年月居民普遍采用此法。
叶尔羌与和阗地区盛产长毛羊的披巾羊毛，“这种羊几乎每个地主都有一大群”。③六城西部多种桑树，这里产丝，主要靠妇女劳动。不过大宗经济作物仍是短纤维棉花，农民用棉花交税，或把原棉卖给政府和新兴的纺织工厂。大麻也是有价值的农作物，和阗就有规模相当的制绳厂，并且也有地毯织造业。大麻还用以提取麻醉品和其树脂汁（charas）。④罂粟壳之汁液（kōknār）也颇受人欢迎。大概在十九世纪之初也已开始种植烟草，而且汉人随着清军的征服而流入北疆，也带来了酒类，可能还扩大了鸦片的使用。但是对天山以南这些工业在1800年之际 的发展情况，则不甚了解。在十八世纪早期东突厥斯坦就已开始酿酒，但对十九世纪早期的制酒情况还一无所知。
政府在阿克苏地区的浑巴什开办了一个重要的炼铜厂，在乌什吐鲁番设立了一家硝石公司。塔里木盆地的西南端出产玉石，是由政府垄断的。和阗地区的河流出产白玉，美玉的价值同银相等。叶尔羌地区出产绿玉，这里也开采金矿，同样由政府垄断。克里雅有一个产量很高的金矿。和阗诸矿经常雇用的工人约二、三百人。在冬季，和阗“全体居民”都得前往路程有四十天之远的地方为政府采金。在克里雅金矿附近的河砂中，也发现有黄金。①还在焉耆、库车和乌什吐鲁番等地开采硝石。在阿克苏和库车开采琉璜。阿克苏、库车和赛里木的居民则开采附近的铜矿。
绿洲之间也有一些贸易往来。例如和阗就有贩卖玛什鲁（mashrū‘，一种丝、棉混纺布）、绸缎、纸张、金砂（尽管有政府垄断）、丝、葡萄、葡萄干和其他商品的商队前往叶尔羌，叶尔羌也向和阗输出铜壶、皮革和靴子。和阗的收入超过叶尔羌。
在清朝统治之下，东突厥斯坦社会仅有三个官方承认的阶级：土官（伯克）、宗教上层人士（阿訇）和普通属民（阿勒班克什，意即纳税人）。对伯克和阿訇是免税的，法律对一般宗教人士来说，解释是很宽大的；赛伊德、毛拉、派尔札德和法基尔等人都免交人头税（阿勒班）。普通属民则要向政府交纳人头税和服役。城市的普通属民用货币纳税，农民则交纳谷物。②居住在六城地区的外国人，即使同妻子老小一起定居在这里，也依然 被视为过客，免交人头税。①
普通属民当中人数最多的是：（1）自由农民（rā‘āyā’，拉阿雅），他们自有土地；（2）官地或官田（khāniyya，卡尼雅）上的佃农；（3）私有土地者的佃农。少数有地的农民——主要在哈密和吐鲁番——拥有免税的财产。其他从清代以前继承所有的土地拥有者，则应缴纳什一税，即向清政府交纳其收成的十分之一。此外，自由农民还要为政府举办的公共事业服役。政府的佃农可以得到种籽、耕畜和农具，但要向政府交纳一半的收成。私有土地者的佃农则要定期重新商订租约，条件当然前后不会一样；但是也要向政府交纳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交给地主者大概至少要占十分之二。清政府尽管确实采取了某些专门措施，但在1800年之际，东突厥斯坦的土地租佃、纳税和服役方式基本上是一仍旧贯，同中亚其他穆斯林地区的方式非常相似。②还有一种农民叫“烟齐”（ynchi，即家奴），他们不以自己的名义纳税，所以不在普通属民之列。家奴最初是犯人，为伯克干活。后来因为伯克强迫农民当“烟齐”，而有些农民为了逃税和避债也自愿当“烟齐”，所以家奴的数目增长了。
宗教组织由三种人组成。在清政府看来，第一种是阿訇。他们凭借其能力和教养行使宗教职能，是唯一拥有官方地位的宗教阶层。他们当中有法官、法学顾问（穆夫提，旧译木甫提）、清真寺神职人员和经文学校（madrasa）教师。政府从所收人头税中拨出一小部分给经文学校学员、毛拉、法基尔和游方教士。第二种是圣族（赛伊德与和卓），他们在东突厥斯坦的居民中最受尊敬，其中最重要的是玛赫杜姆家族，他们是十六世纪著名的纳 赫什班迪教团的教长（谢赫），即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后代。另一个是库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和卓们的圣族，他们是十五世纪阿勒沙德·阿丁教长的后裔，使莫卧儿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就是这位教长。第三种是出身比较卑微的谢赫和苏菲兄弟会的成员，尤其是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几个分支，也包括乌瓦依什亚、库布拉维亚、哈迪里亚教团等等。苏菲兄弟会在东突厥斯坦也同在准噶尔的东干人当中一样，具有很深的影响。
在清朝征服以后，也许除了哈密和吐鲁番当地的统治者有权视需要任命毛拉担任政府职务外，东突厥斯坦的阿訇已经没有其他中亚地区的毛拉所享有的那种政治权力了。这样便没有人沟通土官与被统治的民众之间的鸿沟了。只有阿訇在经文学校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可兰经及其各种注释；因此，宗教教育在东突厥斯坦的影响便不如在土耳其-伊朗世界那样大，虽然单是在叶尔羌一地就有十所用捐款建立起来的宗教学校。
清政府似乎承认大部分瓦库夫（waqf，宗教捐赠）的土地、墓地建筑和其他圣地有免税特权，免税甚至包括距离喀什噶尔旧城东北十里左右的牙忽都地方的阿法其墓在内。清政府在牙忽都还派兵保护和卓的陵墓，这可能是别有动机的，因为牙忽都乃是新疆的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最神圣的中心，也是此派同情者的集会场所。既然有私人提供新的宗教捐赠，政府显然就毋需资助了。①如果阿奇木伯克，即当地统治者，把政府官地作宗教捐献，那些土地也免税。②瓦库夫财产为照看墓地和寺院的谢赫提供了经济基础，甚至 使他们生财有道。其中许多谢赫是苏菲，都出身于圣族。
在东突厥斯坦的两大地区中，维吾尔斯坦（主要是哈密和吐鲁番）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较长，清朝对那里的控制也有很深的根基。象蒙古的旗王公一样，哈密王和吐鲁番王也属于清皇家贵族之列，是世袭统治者（扎萨克），而不单纯是清廷官员或代表。因此，哈密和吐鲁番的地位与蒙古诸旗相等，驻乌鲁木齐的都统仅对他们的事务实行单纯的监督作用。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只有将近两千四百名绿营兵和约二百名汉民流犯（流犯都在哈密境内），他们耕种着总数约四万五千二百亩土地。①受清政府直接控制的还有汉族移民和来自中国本土的汉商。不过对于维吾尔斯坦当地定居民的治理，哈密和吐鲁番的扎萨克享有完全的自治权。他们自己向清廷进贡，但只有他们才有权向所辖属民征税。不全适合这条规矩的唯一例外就是：耕种清政府官地的当地人（主要是在辟展），每年得向清政府交纳土地使用税（其总数约为粮食三千五百担）。
东突厥斯坦的另一主要地区——六城，在政治设置方面大大有别于维吾尔斯坦，因为塔里木盆地的整个官僚机构是直接受清廷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统辖，参赞大臣则归伊犁将军节制。来自伊犁的旗兵和来自甘肃、陕西、乌鲁木齐的绿营兵组成的主要戍军，指挥部设在乌什吐鲁番，该地是通向连接六城与伊犁的木扎提山口的要冲。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叶尔羌，有一支较小的戍军是八旗兵和绿营兵；焉耆、库车、赛里木和阿克苏等地也有绿营兵驻守。主要的军事垦区在焉耆和乌什吐鲁番。和阗也有绿营兵。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乌什吐鲁番以西之地不驻汉军，以免引起六城居民——最集中的地方是在塔里木盆地的两端——的反感。
清政府担心汉族商人会控制六城的经济（就象汉人商号和钱庄在满洲和蒙古所作所为那样），从而激起东突厥斯坦人的愤怒和反叛，因此采取一种严禁六城与汉人接触的政策。派到六城的清军也采取换防制，以防他们久留当地；清政府还尽量少用绿营兵，而把六城官地租给当地农民生产粮食以供军政之需。清政府不在六城设立流放地，也不许平民移民和商人进至哈密以西各地。没有恰当的理由和合法的护照，清朝当局不许可汉族平民前往东突厥斯坦的任何地区。
清朝政府还竭力把其官吏同六城土著隔开。在塔里木盆地的每一主要城市，清朝都建造了有围墙的要塞，作为衙门所在而与当地土著居民分开，这是满人或汉人的县治，称为焉吉沙尔（新城），或哈拉伊沙尔（城堡），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则称为古勒巴格（意为“玫瑰园”）：清守军、官署和非本地官员即居住于此。这些满人城堡位于旧城之外。在某些小居民点，它们仅是一些位于旧城镇旁其围墙仅及肩高的土围子。到十九世纪中期，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在库车就已经混杂而居。新城与旧城之间的交通限制是严格的。只有在白天清朝人员才可与当地人接触。入夜则将城堡大门上锁。未经邀请和批准，东突厥斯坦的男女人等不许进入满人城堡。同样，清朝官员也不能随意前往土著村镇。唯一的例外是得到当局许可（但却未必合法）的少数清朝官员在那里开设酒店、客栈和酒厂。政府是限制放债、雇佣当地劳力和订立其他商业合同的。
清政府对于伊斯兰和当地习惯持不干涉政策：允许东突厥斯坦人使用回历，穿着传统服装，除伯克外可不留辫子。不过，比这些象征性姿态更重要的是，清朝尽量保持了许多是在莫卧儿人、准噶尔人和玛赫杜姆家系和卓们统治之下就已存在的当地的统治形式。尽管清王朝象先前加封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者为贵族那样，也把库车、拜城、阿克苏、乌什吐鲁番与和阗的几位东突厥斯坦支持者封为贵族，但在六城却没有设立有统治权的扎萨 克，而是建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人的官僚阶层。由伯克和阿訇组成的这个官僚阶层住在土著城镇和乡村，直接治理当地居民，并按照流行的哈乃菲学派的法律成例审理案件。使外国人印象很深的事实是：穆斯林与“中国人”（指满人、绿营兵和六城地区其他非土著属民）之间的纠纷也用穆斯林法律解决。一位旅行家就曾经指出：“法律执行得很严，即使对贵族也一样；如果某王公杀死一个穷人，凶手也没有指望可免死刑”。不过，在司法方面，清政府至少从中国本土带来了一个新花样：外国的穆斯林曾因看到罪犯戴枷而表示吃惊。①
在清朝统治下，土著官吏一经任命便都拥有伯克头衔，即使那些官职是非世袭的也如此；即使任职的官员也不必选自清代以前就有世袭伯克头衔的贵族之家。换句话说，“伯克”过去是贵族的称号，这时已经变成“官员”的同义词。虽然有些伯克因世代为伯克而出于礼貌之故被继续称为伯克，但是清朝采用这一头衔的实际作用在于侵夺塔里木盆地土著传统贵族的领导，并使满人的王朝成为一切世俗权威的来源。
最高级的伯克（清制三、四品）要著汉装和蓄辫。政府对于他们的任命遵循“回避法”，就东突厥斯坦的情况来说，这意味着土著不得担任当地的主要伯克。在理论上，回避法旨在防止贪赃枉法，但是清政府在六城推行回避法的主要理由，还在于它在政治上驾驭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者家族以及库车和拜城的新贵族（因为他们的地位完全是受清朝之赐）比驾驭东突厥斯坦其他地方的上层贵族更有把握。这类伯克的官职不是世袭的，但是除非渎职，都能继续留任，不象清朝驻军员司那样定期更换。换句话说，六城的最高级伯克们都是行政首脑和官员，而且一般都是贵族，但他们与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者不同之处是不能世袭。他们 最后要受理藩院管辖。最高层伯克享有每年进京朝贡皇帝的特权，从而使他们得到相当可观的回赏和许多好处；直到1859年，这种作法才被废除。
统率土著官员的是几位阿奇木伯克，即几位地方的总管，其中最重要的是主管八大城行政的阿奇木伯克：这八大城即焉耆、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吐鲁番组成的所谓“东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额里齐（即古和阗，和阗之名此时已用于总称全区）组成的所谓“西四城”。这些城市各有属区，由许多小城镇和乡村组成。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的阿奇木伯克有权直接向北京的皇帝上奏，其他地方总管同中央政府打交道则要通过新疆驻军当局，如果必须同北京联系，可以通过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在阿奇木伯克之下，则是一大批专司其事的小伯克。
伯克没有直接薪俸，他们的收入来自赏赐的官地（多寡视品级而定），享有官地的全部收成；还有赏赐的奴隶为他们耕种和承担其他劳役。按照清朝惯例，国家还给予他们少量养廉银，在调动工作时由政府出盘费。作为一种权力象征，伯克坚持要下属叩头，且蓄发留辫。浩罕和布哈拉的官员往往不通文墨，六城的伯克则不同，他们既通汉文和满文，也懂得一点宗教和历史。伯克们可能遇到的一项令人头痛的礼仪就是每月月初清晨都要到孔庙祭孔，不过他们似乎已将这种国家大典同自己的宗教调和起来了，伯克们在这里要向皇帝画像跪拜。他们也模仿清朝旗人，又喝酒，又吸鸦片。①
官方所承认的一部分宗教集团不受当地官吏的管辖，但是按照惯例，必须在公共道德和宗教教育方面受他们的司法官员的监 督。同土著民政官员拥有伯克头衔一样，那些教团的成员也都有阿訇的头衔。阿訇，实即东突厥斯坦的官员乌列玛，他们执行地方司法职能，组织和领导居民的宗教和文化生活。各地教团的主要人物是大法官（阿拉姆阿訇），其下属有法官（哈孜阿訇）和顾问（穆夫提阿訇）。大清真寺的掌教、捐施收集人、教区清真寺主事以及在经文学校传经授课的阿訇，都对当地的大法官负责。阿訇们的生活来源还不清楚，不过他们似乎是依靠捐赠和不动产收入。许多阿訇，特别是最富有的阿訇，都从宗教布施中获得收入。
六城地区土著的内部事务虽然掌握在当地的伯克和阿訇手中，但是东突厥斯坦人还是要直接向清政府纳税服役。上面提到的六城年产铜价值一千三百五十万蒲尔，其中价值一百六十万蒲尔的生铜系产自浑巴什，其余全是当地的税收，绝大部分是向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居民征收的。六城居民每年要纳粮六万六千余担，缴棉布十四万三千余匹，其中大部分也同原棉一样是来自塔里木盆地西端。
这些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用铜或粮食的形式收缴的人头税（相当于“每人每月一卢比加上土地收成的十分之一”）。①政府也允许用铅、棉花、布匹或琉璜、硝石（火药原料）代缴。此外，个人的商业交易、店铺、市场、菜园、果园、煤矿及其他建筑物等等，也都要交税。在另一方面，政府把黄金和玉石视为贡品，要求直接送往北京，新疆驻军不得征税。参加守望哨所的东突厥斯坦户和五百名喀什噶尔兵则免人头税。还有一种特别税用于维持木扎提山口通道（这门差事主要是由牛盖特人担当）的开支。关于地方官员的开销，由阿奇木伯克在六城对每户征收一种半官 方的四十取一税（qrqlq），如有不足，阿奇木伯克还可征收附加税。每遇清军驻军官员巡视六城哨所，阿奇木伯克还要加征税项以充迎送费用。伯克有时还向普通属民无偿征收衣食和其他用品；若有清朝旗人征用财产，伯克便加征特别税以补偿财产主的损失。除了这些捐税以外，还有一种中亚传统的驿马税（ulagh），那是向有马之家征收的。城市官员要定期向户部报告税务；尽管税额固定，贪污现象显然是很普遍的。
当地的伯克及其上司清朝官吏还以其他方式滥用职权。各级政府之间都是贿赂公行。阿奇木伯克并利用职权在市场按固定价格收购货物，到收获季节以高价卖出。伯克们还非法买卖官地以谋利。他们操纵着农民灌溉用水，而不公平合理地分配。他们开垦荒地而不上报。他们向小农放款，使他们债台高筑而沦为“烟齐”（家奴），伯克则占有其财产和劳力。货币作为纳税和市场支付的规定手段用得越来越多，这便加强了伯克上下其手的能力。农民实际上只得出卖自己的作物去“买”钱，然后用钱去买生活必需品和交纳政府的需索，特别是那些非正式的需索。
六城的对外贸易
货币的使用便利了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也促进了货币的使用。十九世纪前二十五年的材料表明，这里贸易是自由的：就卖给东突厥斯坦人的货物而言，并无走私货。①进口货主要是牲畜、水果、披巾羊毛、毛皮、鸦片、吸烟用印度大麻、欧洲制品（多数是俄国货）以及奴隶——男女孩童（他们的价格从二百到五百卢比不等）和成年奴隶。这些奴隶是由巴达赫尚、瓦罕和什克南的商人从乾竺特、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贩到叶尔羌来出卖 的。①合法的出口货主要是珍珠、宝石、生丝（此项货物也进口）、绸缎、羽纱、棉布、棉纱、瓷器、基连（kiriana，即香料和药材，尤其是大黄，后者是向中亚西部出口用作药材和染料的大宗货物）、大麻汁和茶叶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茶叶，那是从华南用马队驮运到和阗转口的。茶叶分箱装散茶和茶砖（每驮载三十到四十块）两种；茶砖质量低下，只有穷苦人家使用。非法的输出品以金银锭（金锭、银币和银元宝）为主，其中许多是来自中国本土，特别是茶叶、金银、宝石、丝绸和香料药材（基连）等，主要是山西、陕西、江苏、浙江一带的商人运来的；商人们又从这里购买当地出产的丝绸、牲畜和其他货物运回中国。
关于中国本土与新疆之间的商业往来还有待研究，不过很清楚的是，清朝的歧视性税制偏向汉族商人。输入中国本土的货物只有玉石在嘉峪关纳税。中国本土与六城之间的贸易在乌什吐鲁番是合法的，东突厥斯坦人把丝绸、粗白布、毛革和其他商品卖给来自中国本土的商人，要照价纳税十分之一，而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出卖，只要纳此数之半。在乌什吐鲁番，安集延人和其他外商出卖货品仅纳税百分之五，汉商把除茶以外的货物卖给六城商人，所纳之税甚至更低，只交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
从甘肃运到新疆供本地消费的茶砖是由特许商和政府经营的。根据1760年的法令，政府也允许非特许的山西私商经由蒙古向准噶尔贩运少量布匹和未分类的茶叶，主要供输出到中亚去。四川商人则在古城出卖大米和白面。江浙商人经常设法到叶尔羌经商，但是在政策上汉商是不准进入六城的。部分例外就是允许甘肃茶砖特 许商前往六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未经特许的山西商出卖的茶叶和其他商品在六城市场上日见增多。就往来新疆的汉族茶商而言，非特许的山西未分类的茶叶贸易（当局是不大容易控制的）比特许的甘肃茶砖贸易获利更多。但是从政府的观点来看，得自甘肃特许商的收入要比山西商人交纳的税为多。①
除了乌什吐鲁番之外，六城、准噶尔与中国本土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是焉耆，这是六城地区唯一允许蒲尔和伊犁铜币同时自由流通的城市。焉耆的人口大部分为厄鲁特人（加尔梅克人），它的周围地带又是六城唯一允许汉移民定居和拥有私人土地的地区。因此，根据清朝的隔离政策，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的居民和外国商人都不许进入焉耆城内。其他地方的居民虽可进入该城，但是不准定居于此。②
尽管六城的贸易兴旺，东突厥斯坦的商人却没有发财，这是因为有权势的官僚对私商横加干涉，敲榨勒索。这里官吏的贪婪和儒家的一向轻商这两者互为影响。这样的商人不论如何富有，都没有社会地位；一度起过相当作用的贸易公会，在清朝征服之后也失去影响，不再成为沟通官商的桥梁。甚至就教育程度而言，当地商人也比中亚西部的商人为差，因为在中亚西部，商人一般都在宗教学校受过教育，学识仅次于毛拉。
喀什噶尔商人到国外经商，是在1794年开始受到限制的。他们只能获得通行证，成群结队越过边境哨卡到最靠近的柯勒克孜人 当中进行交易，仅此而已。他们受到官方税收的歧视，进口税负担沉重，官吏又勒索敲榨。他们甚至必须用钱购买经商权利。
一般说来，清朝推行的政策在效果上是有利于外国商人、而不利于六城商人的，因此当地商人在某种程度上只得依附于外商。发了财的六城商人要留居塔里木盆地就得隐瞒资财，假装贫穷。否则，如果买卖做得相当大，他们就得前往伊犁或乌鲁木齐去住，那里的官府压力要轻一些。对于作为清朝贡民的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所进口的牲畜，政府照价征收关税5％，而对于外国人所输入的牲畜，政府只征税3 ％。喀什噶尔商人输入的丝绸制品和毛皮要纳税10％，外国人输入的同样货物仅纳此税之半数。就大多数商品说来，当地的进口商要交税5％，外国商人只交纳3 ％，但若系“克什米尔人”（包括巴尔提人和帕米尔诸国的商人）则只交2.5％。从巴达赫尚进口宝石，税率是每斤五百蒲尔。①这项政策的后果之一是白银外流，清政府曾经试图制止而未能奏效。
大多数外商都是来自浩罕、布哈拉、巴尔提斯坦、巴达赫尚、乾竺特、克什米尔或哈萨克草原，但也有伊朗人、希尔凡人、俄国鞑靼人（或诺盖人）、印度人、中亚犹太人（他们聚居于浩罕者人数很多）和亚美尼亚人。帕米尔的柯勒克孜人大概总是冒充当地属民前来的。清朝当局弄不清这形形色色的外国人，便统统把他们看作“安集延人”（安集延是浩罕控制下的费尔干纳 一个城市和地区）或“克什米尔人”，①所以政府甚至许可非进贡国的商人前来新疆做私人买卖。其实所谓“安集延人”就是在喀什噶尔经商者，所谓“克什米尔人”就是在叶尔羌经商者。但是，作为贡使似乎更有利可图，外国使节往往向驻新疆的将军和其他高级官员赠送马匹，得到的回赠总是比原来礼物的价值更高。②
浩罕的属民和来自布哈拉及中亚西部其他地方的商人，都在喀什噶尔（它在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比布哈拉更大）进行大宗的对外交易。③因为清帝国的官方态度是把贸易看作一种给予外国人的特许（认为是他们需要富饶的中国的物产），以换取安定和对清廷的忠顺姿态，所以外国商人就取得可以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一定程度的自治，这两者都是本地商人所没有的。浩罕的属民，即真正的安集延人，地位尤其出众（因为“他们的举止和习惯很象”喀什噶尔人），④是喀什噶尔的外商当中人数最多的集团，因此，在当地的外商界占支配地位。为了替这些商人说话和监督日常的市场活动，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与外国商界共同指定一位高级外商作监理（满语hda-i da，即商目）⑤：他也象中国沿海商埠的大班那样并不是清朝的官员。但监理又不同于大班，他（至少在起初）对一切外商进行监督，而不是一个监理单独监督与新疆通商的某一国属民；外国商界有此监理，便享有高度自治 权，摆脱了清朝统治的干涉。
这种外商监理通常是用浩罕人，后来这一职位逐渐变成浩罕政府试图控制喀什噶尔对外贸易的工具。喀什噶尔的对外贸易大部分取道浩罕，这一事实就进一步促使浩罕政府插手于喀什噶尔，而喀什噶尔的贸易又反过来促进了浩罕经济，对十八世纪之末浩罕国的迅速发展大有裨益。起初，清政府对此采取妥协态度。1809年清朝通知浩罕统治者阿里汗说，鉴于他们的行为恭顺，着令该国当年输入新疆的商品免缴关税。清朝又说，以后浩罕输入商品的关税将减半征收。
同印度、西藏、拉达克、巴尔提斯坦、阿富汗和帕米尔诸国的贸易则集中在叶尔羌（此地人口甚至比喀什噶尔更多）和色勒库尔地区，这些地方也是印度与俄国通商的会合点。在这里和在和阗，安集延人在外商中所占的比重都小得多，更多的是巴达赫尚人、克什米尔人、阿富汗人、巴尔提人、西藏人和印度人，但是没有犹太人或俄国鞑靼人。①这使外国人的成份比在喀什噶尔更复杂。是否也有象喀什噶尔“商目”那样的单一的外商监理，目前还不得而知。
准噶尔与六城之间的贸易集中在阿克苏，这是因为此城靠近经由木扎提山口越过天山的通道。在阿克苏的市场上，东突厥斯坦人同哈萨克人和天山柯勒克孜人的贸易占重要地位，至少早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每逢集市就已经是“街市纷纭，摩肩雨汗，货如雾拥。”②到八十年代末，大量俄国商品开始涌入阿克苏，清朝不能制止，其部分原因是恰克图的中俄贸易已经终止，清朝商人便从阿克苏把这些商品转运到清帝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外国 商人在阿克苏定居下来，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阿克苏的人口包括本地人和外国人，合计似已超过一万户。其中约有八千四百户登记为清朝属民。①
入境外商到达清帝国境内的第一道关卡是要出示护照，获得许可以后方能通行，这需要得到一名新疆保商——类似中国沿海商埠的“行”商（见第四章）——提供的书面保证，其中言明：“被保人向无债务，其出境后如有涉讼事项，均由保人负责承担”。外商将此文书提交当地伯克，伯克转呈清朝驻军当局。后者留下原件，将汉文译件交给外商。②来自中亚的外商用这种方式取得合法护照后即可前往六城西部和准噶尔经商，但是不准去库车、焉耆、吐鲁番、哈密和中国本土。有些外国人，其中多是浩罕人，但也有布哈拉人、巴达赫尚人和克什米尔人，甚至设法（常是借助于伯克）把商业利润投资于六城土地。外商在清帝国境内购买土地是非法的，然而安集延人显然用银子购买了土地。甚至也有官地流入外商之手。外人拥有的土地主要集中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阿克苏地区，它们被租给当地农民。
六城大概没有类似广州公行那样的官商帮，主要的往来似在外商与六城伯克之间。这种往来基本上是融洽的，偶尔也有过冲突。例如在1808年，清朝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斌静污辱了一位“商目”的女儿。其父为浩罕商人，怒而杀女，持头挥舞闯进斌静衙门：他这种公开抗议行动，毫无疑问表明他根本无惧于清朝官府。③塔里木盆地的官员得到外商贿赂，给予外商以特别照顾而减收关税。边境官员有时只检查外商的部分行李。象硝石这样 的军用物资是不许卖给外国人的，但也有竟然得以出口的事情（即使这项禁令有重要意义，其有效程度也大有可疑，因为十九世纪中叶的旅行家曾亲见硫磺在浩罕公开出卖，并且看到过“当地制硝”的情况）。①浩罕人前往麦加朝圣时佩带的那种“中国短剑”②是否也在禁止出口之列，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走私是十分普遍的，当局一般也不予闻问。
玛赫杜姆家族
安集延人在六城西部占有的特权地位对清朝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外商使六城居民与其先前的统治者（即纳赫什班迪兄弟会的阿法其和卓，当时住在中亚西部）保持着联系。纳赫什班迪家族在布哈拉的发迹已有几个世纪之久，它在中亚的苏菲派各团体当中是最有影响的，因此六城的很多外商都是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徒众。
玛赫杜姆家族是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子孙，他们在清代以前就在东突厥斯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中占有统治地位。玛赫杜姆和卓家的两大派即黑山派和白山派，在那时就已在争夺教团的领导权。白山派联合准噶尔人而在1755年基本上消灭了他的对手黑山派以后，又促成了满人对六城的征服。纳赫什班迪教团的某些支派没有抵抗清军，清朝便加封几位不属阿法其派（白山派）的玛赫杜姆和卓为贵族，要他们迁居北京。库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和卓——即阿勒沙德·阿丁（全盛时期约在1450年）之后代，他们和印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穆扎德之后裔）同清朝显然没有冲突。但是在1759年，两位主要的白山派和卓曾被迫逃往巴达赫尚，并且死在那里。六城人跟随他们外逃者有几千 户，其中大多数后来都定居于浩罕。
这些外逃的喀什噶尔人，以及被逐的黑山派和白山派宗教领袖，通过在新疆经商的商人与其六城同胞保持着接触。黑山派在叶尔羌的势力尤其强大，早年黑山派的和卓们便葬在叶尔羌的莫卧儿汗的古黄金墓地。在喀什噶尔西南部、英吉沙尔与和阗的居民中，黑山派也占优势。他们指望浩罕境内马儿亦囊地方的和卓能成为宗教领袖，每年都向他们奉献。白山派的主力是在喀什噶尔及其东北城镇，还在阿克苏和库车。1800年时他们期待被清朝赶到巴达赫尚的不儿罕·阿丁和卓的子嗣能进行宗教领导。不儿罕·阿丁之子穆罕默德·阿明便是众所周知的萨木萨克：此人曾遍游中亚西部，晚年定居于浩罕境内，死于1798年或稍晚的时候。①清政府为争取浩罕协助保持边境安宁，每年都向浩罕统治者馈银一万到五万两，②还赠送大量茶叶，以酬答浩罕对萨木萨克的控制。但是许多来往的商人和柯勒克孜人都是白山派的追随者，他们使萨木萨克同他的六城人民保持着联系。
萨木萨克遗有三子：穆罕默德（马哈木）·玉素普、张格尔和巴布顶。玉素普居长，1797年似曾率领一支柯勒克孜军袭击新疆边境而被清军击走。在萨木萨克死后，约在十九世纪之初， 有个玉素普和卓（可能就是这个穆罕默德·玉素普）曾访问埃及、沙里佐尔和巴格达；他在巴格达，曾被当局逮捕，后未经解释原因便交给了英国领事，由英领事把玉素普和卓作为犯人押送印度。这位和卓在孟买脱身后逃往巴士拉，后往色拉子，以后又到德里兰。他在德里兰设法得到哈札儿政府的恩遇。但是，“他一直念念不忘，只要有可能就要当国王。”
玉素普和卓同约穆特和戈克兰的土库曼人结盟，在1813年进攻哈札儿。第一次失败之后，他又重新组织了二万约穆特和戈克兰兵把哈札儿人击溃，但是按照穆罕默德·塔齐·西皮尔的说法，“一个熟悉喀什噶尔和卓的土库曼人认出了他，便立刻行动，向他开枪。玉素普和卓被击中，落马而死。先是巴达赫尚国王欲为其父苏勒丹沙报仇（据说苏勒丹沙是因为报复白山派和卓们的谋害而被杀的），发誓以金银重赏购买玉素普和卓的首级。当时土库曼人之间为争夺玉素普和卓的尸首曾有一场恶战，死亡甚多。最后是土库曼人夺到了他的首级，伊朗人用战马踩烂了他的尸体，并摘下他的图章、戒指和腰佩匕首，一并献给了哈札儿王。”①然而，玉素普和卓在1813年可能根本没有被杀，因为有一位“来自印度或中国边境”并曾经率领土库曼人袭击伊朗边境的神秘的“苏勒丹汗”，据说于1819—1820年曾住在基发，②而穆罕默德·玉素普确无疑问地又在1830年露面，领导了一次对六城的入侵。
萨木萨克的次子张格尔似是继承了宗教事业，在十九世纪之初可能住在布哈拉；幼子巴布顶则显然住在浩罕。这两位白山派 和卓与其六城追随者的联系基本上保持未断，六城有些伯克还同浩罕政府保持接触，以图进行政治投机。特别是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玉努斯还与浩罕的穆罕默德（马哈木）·乌玛尔汗有通信关系。1813年俄国的译人纳札洛夫就曾在浩罕遇见一位中国“使者”，似为玉努斯商队的头目。①
六城伯克和浩罕政府在阻止白山派和卓入侵六城方面，利害关系彼此一致，因为入侵对浩罕与喀什噶尔的贸易不利。玉努斯显然曾鼓动穆罕默德·乌玛尔汗请求清朝当局允许浩罕政府在喀什噶尔派驻一位官方政治代表，以取代半官方的胡岱达。浩罕政府约在1813年年底提出过这一请求，请准许授予浩罕王委任的官员以哈孜《法官》伯克的头衔，并接替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的监督商务和对浩罕商人征税的职责；换句话说，浩罕要求得到治外法权，要求得到在清帝国境内征税的权力。伊犁将军松筠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且惩罚了玉努斯，禁绝六城伯克与浩罕进行一切联系。
1814年乌玛尔汗以威胁相报。他说他一直约束萨木萨克之子不入侵六城，因此要求减少浩罕商人的关税作为报答。松筠再次拒绝，并且根据前一年所作的调查，表示怀疑萨木萨克是否真有儿子。满人照旧向浩罕汗赏赐银两和茶叶，但是清帝授权松筠警告乌玛尔，他若重提要求就要中断贸易。
到了1814年，清朝当局已经牢牢控制了东突厥斯坦。然而，遭受苛捐杂税折磨的农民和工匠、境况不佳的商人、后悔其收入落入满人手中的伯克等等，都相信这种愚昧的统治是根本不合法的，也不会长久。尽管领导反满圣战最可能的领袖是萨木萨克的儿子，可是浩罕人贪图与中国贸易之利，不让他们越山进入 新疆。在黑山派看来，利用这一时机的时候似乎已经到来。
早在1814年，塔什密里克有一位黑山派苏菲名叫仔牙墩，开始与其宗教信徒和一些柯勒克孜人密谋推翻清朝统治。塔什密里克的阿奇木伯克是柯勒克孜人，这里住有数百户士拉吉尔钦察人。1814年秋，柯勒克孜的首领图尔弟迈莫特比根据可兰经发誓要支持仔牙墩起事。①许多柯勒克孜人加入阴谋者队伍。叛乱者于次年夏季动手，向清军马厩纵火，攻击驻军并号召居民起事。但居民没有响应。清军展开反击并调集柯勒克孜人驰援，柯勒克孜人见事不成，便协助捉获仔牙墩而恢复了秩序。只有少数人越过边界逃到浩罕境内。
清政府处决了起事者，并追查所有叛乱的参加者。最困难的是分清柯勒克孜人的好坏，因为许多人同双方都合作，例如被判死刑的图尔弟迈莫特比便是这样。这次起事是局部的、短暂的，但它预示着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十九世纪的新疆就要成为清帝国最动乱的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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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萨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71页。
① 中文版编者按：原文此注在第60页上者漏印，我们仅就其第61页上者翻译如下。“……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7，669，000蒲尔——见曾问吾前引书第286—287页），外加浑巴什的生铜（值1，600，000蒲尔以上——见曾书第290页），再加向居民征收的生铜（11，053斤，等于1，092，000蒲尔以上——见曾书第290页）。关于银两兑换率，见曾书第289页。这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也见纳罗契尼茨基前引书，第110—111页。”
② 参见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道森英译），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50年第12期，第383页。
① 佐口透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中的说法与此相反，见第272—279页。
② 见傅恒等编：《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2第17页；卷44第23等页。
③ 绵忻等编：《钦定新疆识略》，卷12第3—4页。
④ 魏源：《圣武记》，卷4第32—33页。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1第301—302页。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275—278、282页；但第280页又说近十四倍，此数同第278—280页附表的数字不符。
①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0—341页，尤其是注3；又见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载于1855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论丛》，卷10（1855年），第341—342、347页；又见贝柳：《喀什噶尔史》，载于福赛思：《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第201页（其中的“沙菲派”，即指沙菲伊法学派）。
②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4第48号（1835年12月），第662页。
① 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197—198页；又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2页。
② 见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第345、347页；赫尔麦森编：《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载《俄国与亚洲邻国知识》，第1及第2辑（1839年），第95—97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2页。赫尔麦森和洪堡德把法伊德·阿丁记作萨伊夫·阿丁和“塞伊夫林”，见上引《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报告》，第89页。
① 米尔·伊扎特·阿拉：《1812—1813年中亚游记》，亨德森英译，第30页。
②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39页。二十世纪以后中国西北的突厥族中还有人信佛教。
③ 见米尔·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38页。
①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295、297、338—339、341—342、389、419、643及657诸页。又见哥隆布：《东突厥斯坦的土地耕种：绿洲经济和游牧》，第25—26页。
② 贾林：《记东突厥斯坦的萨满教》，载于《人种学》，1961年第1—2期第1—4页；米尔·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28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7页。
③ 张志义：《新疆的土地利用和定居的可能性》，载《地理评论》，第39期（1949年），第58、66页。
④ 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旅行记》，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25第4期（1856年），第348页。
① 戴布斯：《中国突厥斯坦的发现和探察史》（本书有中译本，题为《新疆探察史》、1978年，新疆博物馆。——译者）第75页提到1886年喀什噶尔曾发生流行性霍乱，但哥隆布在其《东突厥斯坦的耕种》第9页上则称并无此事。关于霍乱和地震的情况还可参阅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9页。
② 哥隆布：《东突厥斯坦的耕种》，第9—10页（根据二十世纪的情况）。
③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5页。
④ 关于它的叙述，见德雷克：《大麻种植者手册》，第6页。
① 阿赫麦德·沙：《旅行记》；又见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7页。
②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3页；但应参照阿赫麦德·沙的《旅行记》（第384页）他指出只有农民才要交纳人头税。
① 见米尔·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27页。
② 参见杜曼：《清帝国对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的征服》，载于齐赫文斯基所编《满人在中国的统治》，第285—287页。作者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使人们觉得这种土地制度是清朝的新创。
① 波罗夫科夫在他的《喀什噶尔所出1812年的瓦库夫文书》（载于季赫米洛夫所编《考古地理学1959年年鉴》，第344—349页）一文所引1812年的瓦库夫条目中，并未提到清政府。关于十九世纪新疆的宗教捐赠的文书，现保存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尚未编目），其中两件的日期是1804年，一件是1867年，一件是1879年。1867年的文书写在羊皮纸上。其他三件是抄本。
② 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4页。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276页（据载，1777年有耕地45，186亩，绿营兵为2，380人，流犯为180人）。
① 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3页。
① 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4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9页。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
① 赫尔麦森：《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第81页。
① 穆尔克罗夫特和特雷贝克：《1819—1824年（本书参考书目为1825年。——译者）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旅行记》，卷2第479页；又见戴维斯编：《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57页。
① 见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6—19、92—96、115页；又见作者的同名文章载《哈萨克科学院院报：历史、考古、人种学专集》，3（17）（1961年），第84页。
② 见戴维斯：《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25—26页，又见312、335页。参见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6页，作者说库车人口主要是加尔梅克人。他说：“富有的要人住在城内，穷人则住在郊野的帐篷里。”沃森的材料是1830年代的，他显然把库车与焉耆混为一谈了。
①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2，第680页（书中将shelkovymi误作melkovymi）；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24页；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2页（书中“百分之四十”应系“四十分之一”之误）；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第347—348页；库兹涅佐夫：《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9页。
① 见穆尔克罗夫特和特雷贝克：《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旅行记》，卷1第452页。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62第24页（1835年2月16日），26页（1835年2月19日）。
③ 见赫尔麦森：《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第96页。
④ 见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51页。
⑤ 感谢冈田英弘在1971年把这一满语词汇的含义告诉我，据告那是由汉字“胡岱达”音译而成。参见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380—383页；佐口透：《浩罕王国的东方贸易》，载《东洋文库研究纪要》，第24期（1965年），第86—89页。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页。
② 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新疆纪略下》，卷2“阿克苏”条。参见佐口透：《浩罕王国的东方贸易》，第68页。
① 曹振镛等编：《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9第5页（1826年2月14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1818年），卷742第11页。
② 见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45—46页。
③ 参看戴维斯：《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40页上记述了浩罕人绑架一名清朝边境官员的材料，可作旁证。
① 见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52页。
② 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3第32期（1834年8月），第378页。
① 季姆科夫斯基：《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记》，卷2第77页，注1（七和卓中四人被杀，两人被清俘获，仅萨木萨克一人得脱）；甘科夫斯基：《杜兰尼人的帝国》，第31—32页。哈特曼：《察哈台汗的终结与和卓在喀什噶尔的统治》，载作者所著《伊斯兰东方》，第314页。
② 其数目自二百到一千元宝不等。见库兹涅佐夫：《论张格尔运动的反动实质》，第77页。佐口透：《十八和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10页；佐口透：《1760—1820年白山派和卓的复兴》，载于《亚洲学报：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通报》，14（1968年），第15页；阿布杜·卡里姆·布哈里：《1740—1818年中亚史》，谢弗法译本，第217—218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172、317页；纳里夫金：《浩罕王国史》，A.多藏法译本，第132页。
① 穆罕默德·塔齐·西皮尔：《萨拉丁·哈札儿传记》，穆罕默德·巴齐儿·比布迪编，第一部分第229、231页。
② 参看格里戈里耶夫：《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此处材料不同，载作者自编：《利特尔地理志：与俄国接壤的亚洲国家地理》，见《俄国地理学会论丛》，第2分册第1章，第441—442页。
① 参见纳札洛夫：《中亚民族和地区概述》，第42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1317页。
① 参见《大清仁宗实录》，卷312第30页。（1815年12月27日）
ISIS兴起背后中东地区的历史与现实
作者：李靖云（南都评论记者）
来源：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4-08/17/content_2147290.htm
日期：2014年8月17日
就在叙利亚烽火还在继续之际，一支在叙利亚东北部、伊拉克北部的激进伊斯兰武装力量IS IS迅速发展起来。该组织继承了中东激进组织的激进与暴虐，而且又有了更大的发展。更让人瞩目的是该组织还打出了哈里发的称号，领袖自称哈里发，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效忠。经历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之后，中东地区并没有呈现积极的变化，反而激进组织倍出，教派和部落武装冲突加剧。此番IS IS的出现进一步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么，这样一种打着复古称号的激进，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呢，南都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昝涛副教授。
ISIS的兴起历史地缘背景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ISIS组织正式宣布自己将建立哈里发国家，首领巴格哈迪也自称哈里发。激进组织用这样一个历史头衔，是否能增强其号召力？
昝涛：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在国父凯末尔的领导下正式废除哈里发，这一称号就已经成为历史了。ISIS现在又把这个名号拿出来，其实就是想宣称自身是全部穆斯林的代表，从而它的领导人也就成为了所有穆斯林的领导人。其目的是为本来仅限于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的这样一个地方性政权赋予神圣性和普世性。
自哈里发的名号在90年前被废除以来，也曾经出现过一些想恢复这一职位和名号的努力，但都无果而终。现在，ISIS这么做具有复古色彩，甚至有托古改制的味道。但它所能吸引的还主要是一些有激进思想的人。ISIS本身是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激进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激进主义不是穆斯林世界的主流，就算他们拿出哈里发这个名号，也不可能有大的号召力。
南都：现在ISIS盘踞的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在传统的阿拉伯文明区域内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昝涛：伊斯兰教创立之后，其中心先是在圣城，也就是麦加和麦地那地区。之后有一个向北移动的趋势。第四任正统哈里发阿里，就已经迁都到伊拉克南部的库法。阿里执政的第五年遇刺，背景是古莱什部落两大家族的斗争，即先知和阿里所在的哈希姆家族与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所属的倭马亚家族的斗争。获胜的倭马亚家族把都城迁到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这标志着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中心又向北移动，来到了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661-750)之后，阿拔斯王朝(750-1258)兴起，他们把首都向东移到巴格达。再后来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299-1922)的兴起，统治中心再次向北，转移到了伊斯坦布尔。从文明圈的角度看，大马士革传统上是拜占庭(东正教)帝国的重要区域，所以，在那儿的阿拉伯人接受了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到阿拔斯王朝的时候，希腊和波斯文化同时影响穆斯林。这里可以发现阿拉伯帝国文明的多重性，从南部阿拉伯半岛比较落后的区域，向北到文明发达的区域，是一个日趋文明化的过程。阿拔斯王朝时代，阿拉伯帝国掀起了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古希腊的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与拜占庭、波斯的文化出现了交汇、大繁荣。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首都就是建立在拜占庭帝国的旧都君士坦丁堡之上，更是将伊斯兰、内亚、拜占庭、波斯等文明元素杂糅到一起的。帝国的制度、日常生活等方面都表现出多元、开放的气质。所以ISIS起事的这片区域过去非常重要，大马士革时代和巴格达时代，都是政治和多元文化的首都，呈现开放性和包容性。即使是到了伊斯坦布尔时代，这里虽然政治地位相对下降了，但仍然是重要的文化中心，这一历史重要性一直延续到现在。
南都：ISIS为何会在这样的一个阿拉伯文明的传统中心区域崛起呢？
昝涛：这一区域出现了ISIS这样的极端主义势力，既有外部地缘环境的原因，也有本地区的根源。首先是因为近年来的叙利亚内战，参加圣战的国际武装人员(jihadists)集中到了这片区域。之前，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奥巴马上台之后力主撤军，该地区就出现了权力真空。同时，反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背后又有沙特、卡塔尔等逊尼派国家反对叙利亚什叶派政权，这些圣战战士又得到了资金和武器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参与叙利亚变局的外部势力都应为ISIS的兴起负责，沙特、卡塔尔之前的资金支持，土耳其在空间和武器等方面的支持，都是缘由之一。
南都：ISIS是否想以这片区域为基地，向周边扩展，占领伊斯兰教所影响过的地区，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教国家？
昝涛：IS是指伊拉克和沙姆地区，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的部分地区。这片地区是前述两个逊尼派阿拉伯帝国的核心区域。他们当时选择用ISIS这个名字，是否就是为了追寻历史的光辉，还是有志在此区域建立全新的阿拉伯国家，还是因为刚好就现实地占了这么一片区域呢？这个很难说，我觉得原因可能是综合性的。从ISIS改名为哈里发国，可以看得出，它至少是要把历史上中东伊斯兰帝国曾经影响过的区域都包括在内的。这其实就是一般意义上泛伊斯兰主义的通常主张。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先是在麦地那建立乌玛(也就是伊斯兰公社或者说穆斯林共同体)，其后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这也就是伊斯兰教传播的过程。这具有普世主义宗教的一般性特征。但是，现代的激进泛伊斯兰主义，主张将全世界的穆斯林统一在一个乌玛之中。在历史上的帝国时代，这从未有过，相反，多元化和多样性才是趋势。但这并不妨碍不断地出现那种乌托邦主义的主张。
现在，ISIS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首先会引起很多穆斯林的警惕，尽管一般人也不相信他们有那样的力量。虽然他们的理念被表述为伊斯兰主义，但却是需要警惕的现代观念。伊斯兰文明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作为主义则是一个现代现象。主义的一般特征就是将自身在一定的范围内普遍化。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激进主义是追求普世性的，首先是在穆斯林地区的普遍化，之后是更大范围内的普世主义。从历史经验看，伊斯兰国家非常多，形式非常多样，但是，明确地以教法作为普世的、一元主义的意识形态覆盖全社会，并建立和实行严格的政治统治，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现象，传统帝国的政治实践也不是这样子的。
族群和宗教复杂关系造成ISIS做大
南都：为什么同样的阿拉伯民族，同样的伊斯兰教内部产生了这样复杂的关系？
昝涛：奥斯曼帝国解体以后，阿拉伯人虽然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但之后逐渐分为二十多个国家。现代人常常把民族假定是均质或同质的。阿拉伯人的民族属性也是显见的，是被充分认同的。但实际上，以某个民族为一个群体冠名，并不能抹杀其自身内部所具有的较大弹性和多元的内容。各阿拉伯国家内部还表现出鲜明的部落主义和教派主义特征。萨达姆以前在伊拉克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自己的家族部落，同时是以占少数的逊尼派为主导；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也是典型的部落主义政权，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也有宗派色彩，黎巴嫩的权力分配长期以来就是按照教派来做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宗派区分格局，也是利益分配的模式。当前伊拉克的问题，相当程度上还是一个教派权力分配的问题(同时也有库尔德人提出的基于民族区分进行利益分配的问题)。逊尼派的萨达姆倒台后，什叶派人口占多数，从而占据政权。逊尼派的阿拉伯族穆斯林基本是处于无权状态。目前，基于逊尼派的ISIS能够在伊拉克得势，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逊尼派对目前权力格局的不满。对伊拉克的逊尼派阿拉伯民众而言，长期的教派矛盾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什叶派政府将来打击ISIS成功，那么，什叶派的统治就很可能回到逊尼派地区，逊尼派穆斯林就担心会被什叶派报复。现在，如果拒绝ISIS的极端主义统治，更是面临直接的报复。所以，何去何从，就成了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南都：作为该地区另外一股重要势力，库尔德人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昝涛：大约有3000万人的库尔德人长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库尔德斯坦的地区生活，是中东地区的第四大民族，但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而是分属于四个主要的国家。历史上，库尔德人一直拥有相对独立的自治地位，它是一个战斗力比较强的民族，曾经作为不同政治集团的雇佣兵战士，在中东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伊拉克库尔德人势力的兴起，与海湾战争密不可分。库尔德人曾经与萨达姆政府长期斗争，美国利用库尔德地区作为打击萨达姆的基地。库尔德人首先是得到了美英集团的保护，之后又得到了美援支持。萨达姆倒台后，之前已经达成权力分享协议的伊拉克库尔德人获得了准独立的自治地位。最近几年，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与土耳其改善了关系，还向土耳其出口原油，双方达成了默契。库尔德人已经是伊拉克北部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应对ISIS的问题上，巴格达的舆论普遍认为马利基政府腐败无能，另一方面也认为是库尔德人牵制了伊拉克政府的精力。从长期来看，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干扰，ISIS和库尔德人会在伊拉克北部形成对峙局面。库尔德人此前曾公开要求美国提供武器，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美国则担心，提供武器会让库尔德人壮大，从而助长其独立，导致伊拉克陷入分裂。美国帮助库尔德人，是在不直接军事介入的前提下想办法收拾ISIS的无奈之举。现在，我们只能说，库尔德人潜在地是ISIS的遏制力量。
南都：在地区的部落、教派、民族对立如此之严重的情况下，ISIS会不会进一步扩展地盘，对地区局势造成颠覆性影响？
昝涛：最近，美国已经实施了对ISIS的空中打击，虽然没有根本性的影响，但美国的打击很精准，至少在震慑方面会比较有效。伊拉克中央政府也会逐渐认真地对待ISIS的威胁。ISIS大举进攻、拿下伊拉克什叶派地区可能性并不大。伊拉克什叶派毕竟是有自己武装的，尤其是还有自己的正规军，虽然战力不强，另外还有同教派的强大的伊朗在后面看着呢。对伊拉克、美国来说，对付ISIS看起来是个军事问题，其实主要的还是个政治问题。如果周边力量真的要下决心清剿ISIS，不管是土耳其、伊朗，还是伊拉克，或者库尔德人，更不用说美国，任何方面能够形成共识与联合，都是有力量的，即使无法彻底清剿，打败、打散之应该是没有大问题。
阿拉伯国家现代化的诸多问题
南都：从历史比较的眼光来看，这一地区出现了ISIS这样的极端组织，是否说明了阿拉伯国家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
昝涛：凯末尔领导建立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他们放弃了阿拉伯这一片原本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巨大领土，其实是基于彼时的现实因素。当时，土耳其并没有力量掌握这片领土，所以，在与协约国谈判的时候，基本上是采取了以土地换和平的策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认为阿拉伯人是土耳其的累赘。在这样的一个有舍有得的情况下，土耳其的民族国家建设相对而言比较成功，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世俗化和现代化也走得比较远。一度也成为许多东方国家的榜样。
ISIS势力的出现，所代表的是一种极端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诉求，与民族国家是格格不入的。认为这是阿拉伯人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种失败，是有一定道理的。伊拉克民族国家建设的失败就体现在没有克服掉内部的部落主义和教派主义，当然这些问题在阿拉伯国家也是普遍的。过去要么是通过阿拉伯社会主义，要么是通过强人政治，以强力独裁来压住这些问题。显然，历史证明，这些做法都失败了。现代成熟的民主政治和公民政治在这些国家没有根基，既存的宗派势力依旧保持了强大的力量。小布什政府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有ISIS来替代之，他们预想的是民主的、繁荣的政治前景。但是，其结果则是出现了这些以宗派势力为基础的权力斗争，现在又出现了以不宽容的极端宗教意识形态为号召的ISIS，是比基地组织还要可怕的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ISIS并不想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是要用非政治的手段处理冲突。他们拒绝谈判，拒绝妥协，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的掌握者，谁不服从他们就要干掉他。这对于绝大多数传统穆斯林而言，也是一种莫大的压力。
南都：那么阿拉伯是否还有新的路径应对这些现代挑战呢？
昝涛：对阿拉伯地区而言，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短平快的方法。首先，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是失败的。民族国家的形式对阿拉伯人而言是有争议的，都是阿拉伯人，为什么会分为这么多国家？我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很多时候这被归结为是外部势力塑造的分割。
其次，历史地看，一种宗教里出现纯洁运动是很正常的。人类社会必然要过世俗的生活，它伴随着堕落的、腐败的，所以一旦世俗生活出了问题，纯洁(清教)运动都可以从道德的高度上对其进行指责和讨伐。纯洁运动不是现代才有的，14世纪的伊本·泰米叶就是伊斯兰纯洁运动的缔造者。18世纪的瓦哈比主义早期就是以反抗力量的面目出现，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但是，这种反抗不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清教式的宗教纯洁运动的基础上。有一种观点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一战期间小规模的所谓谢里夫起义。我们看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当时的所谓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一种部落主义，统一的阿拉伯几乎还不可设想。再后来英法签订的赛克斯-皮考特协定，实际又是出卖了阿拉伯人。阿拉伯地区被托管了，而一托管就到二战以后了。所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根本就没有经历过土耳其这样的大规模的反帝反殖民的革命斗争和运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种被发动并被给予的状态。结果，民族主义立不起来，而部落主义则坚实存在。
纳赛尔这样的魅力领袖曾做出过努力，一度埃及和叙利亚甚至合并为一个国家。但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阿拉伯主义，都是昙花一现。政治上，现在的大部分阿拉伯国家还是建立在宗派主义或部落主义的基础上；经济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长期单一地依靠本地区的丰富石油资源。应该说传统的工业化、民族化的民族国家建设道路，阿拉伯人过去没有成功过，在当前的世界秩序里，就更加渺茫了。ISIS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阿拉伯国家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传统的民族国家思路，可能不是解决阿拉伯问题的路径。在新兴经济体勃兴并可能重塑世界秩序的情况下，未来阿拉伯传统的社会结构也有可能发生根本变化，突破民族国家外壳的局限，建立独具特色的阿拉伯区域经济。社会和思想层面，穆斯林世界则需要基于自身传统的改革主义力量，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从《古兰经》和圣训中寻找变革的依据，从而为现代穆斯林的和谐生活提供指导，进而发展出突破部族和教派藩篱，并克服极端主义思想的价值体系。
来源：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4-08/17/content_2147290.htm
日期：2014年8月17日
就在叙利亚烽火还在继续之际，一支在叙利亚东北部、伊拉克北部的激进伊斯兰武装力量IS IS迅速发展起来。该组织继承了中东激进组织的激进与暴虐，而且又有了更大的发展。更让人瞩目的是该组织还打出了哈里发的称号，领袖自称哈里发，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效忠。经历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之后，中东地区并没有呈现积极的变化，反而激进组织倍出，教派和部落武装冲突加剧。此番IS IS的出现进一步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么，这样一种打着复古称号的激进，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呢，南都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昝涛副教授。
ISIS的兴起历史地缘背景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ISIS组织正式宣布自己将建立哈里发国家，首领巴格哈迪也自称哈里发。激进组织用这样一个历史头衔，是否能增强其号召力？
昝涛：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在国父凯末尔的领导下正式废除哈里发，这一称号就已经成为历史了。ISIS现在又把这个名号拿出来，其实就是想宣称自身是全部穆斯林的代表，从而它的领导人也就成为了所有穆斯林的领导人。其目的是为本来仅限于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的这样一个地方性政权赋予神圣性和普世性。
自哈里发的名号在90年前被废除以来，也曾经出现过一些想恢复这一职位和名号的努力，但都无果而终。现在，ISIS这么做具有复古色彩，甚至有托古改制的味道。但它所能吸引的还主要是一些有激进思想的人。ISIS本身是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激进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激进主义不是穆斯林世界的主流，就算他们拿出哈里发这个名号，也不可能有大的号召力。
南都：现在ISIS盘踞的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在传统的阿拉伯文明区域内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昝涛：伊斯兰教创立之后，其中心先是在圣城，也就是麦加和麦地那地区。之后有一个向北移动的趋势。第四任正统哈里发阿里，就已经迁都到伊拉克南部的库法。阿里执政的第五年遇刺，背景是古莱什部落两大家族的斗争，即先知和阿里所在的哈希姆家族与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所属的倭马亚家族的斗争。获胜的倭马亚家族把都城迁到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这标志着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中心又向北移动，来到了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661-750)之后，阿拔斯王朝(750-1258)兴起，他们把首都向东移到巴格达。再后来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299-1922)的兴起，统治中心再次向北，转移到了伊斯坦布尔。从文明圈的角度看，大马士革传统上是拜占庭(东正教)帝国的重要区域，所以，在那儿的阿拉伯人接受了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到阿拔斯王朝的时候，希腊和波斯文化同时影响穆斯林。这里可以发现阿拉伯帝国文明的多重性，从南部阿拉伯半岛比较落后的区域，向北到文明发达的区域，是一个日趋文明化的过程。阿拔斯王朝时代，阿拉伯帝国掀起了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古希腊的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与拜占庭、波斯的文化出现了交汇、大繁荣。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首都就是建立在拜占庭帝国的旧都君士坦丁堡之上，更是将伊斯兰、内亚、拜占庭、波斯等文明元素杂糅到一起的。帝国的制度、日常生活等方面都表现出多元、开放的气质。所以ISIS起事的这片区域过去非常重要，大马士革时代和巴格达时代，都是政治和多元文化的首都，呈现开放性和包容性。即使是到了伊斯坦布尔时代，这里虽然政治地位相对下降了，但仍然是重要的文化中心，这一历史重要性一直延续到现在。
南都：ISIS为何会在这样的一个阿拉伯文明的传统中心区域崛起呢？
昝涛：这一区域出现了ISIS这样的极端主义势力，既有外部地缘环境的原因，也有本地区的根源。首先是因为近年来的叙利亚内战，参加圣战的国际武装人员(jihadists)集中到了这片区域。之前，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奥巴马上台之后力主撤军，该地区就出现了权力真空。同时，反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背后又有沙特、卡塔尔等逊尼派国家反对叙利亚什叶派政权，这些圣战战士又得到了资金和武器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参与叙利亚变局的外部势力都应为ISIS的兴起负责，沙特、卡塔尔之前的资金支持，土耳其在空间和武器等方面的支持，都是缘由之一。
南都：ISIS是否想以这片区域为基地，向周边扩展，占领伊斯兰教所影响过的地区，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教国家？
昝涛：IS是指伊拉克和沙姆地区，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的部分地区。这片地区是前述两个逊尼派阿拉伯帝国的核心区域。他们当时选择用ISIS这个名字，是否就是为了追寻历史的光辉，还是有志在此区域建立全新的阿拉伯国家，还是因为刚好就现实地占了这么一片区域呢？这个很难说，我觉得原因可能是综合性的。从ISIS改名为哈里发国，可以看得出，它至少是要把历史上中东伊斯兰帝国曾经影响过的区域都包括在内的。这其实就是一般意义上泛伊斯兰主义的通常主张。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先是在麦地那建立乌玛(也就是伊斯兰公社或者说穆斯林共同体)，其后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这也就是伊斯兰教传播的过程。这具有普世主义宗教的一般性特征。但是，现代的激进泛伊斯兰主义，主张将全世界的穆斯林统一在一个乌玛之中。在历史上的帝国时代，这从未有过，相反，多元化和多样性才是趋势。但这并不妨碍不断地出现那种乌托邦主义的主张。
现在，ISIS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首先会引起很多穆斯林的警惕，尽管一般人也不相信他们有那样的力量。虽然他们的理念被表述为伊斯兰主义，但却是需要警惕的现代观念。伊斯兰文明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作为主义则是一个现代现象。主义的一般特征就是将自身在一定的范围内普遍化。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激进主义是追求普世性的，首先是在穆斯林地区的普遍化，之后是更大范围内的普世主义。从历史经验看，伊斯兰国家非常多，形式非常多样，但是，明确地以教法作为普世的、一元主义的意识形态覆盖全社会，并建立和实行严格的政治统治，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现象，传统帝国的政治实践也不是这样子的。
族群和宗教复杂关系造成ISIS做大
南都：为什么同样的阿拉伯民族，同样的伊斯兰教内部产生了这样复杂的关系？
昝涛：奥斯曼帝国解体以后，阿拉伯人虽然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但之后逐渐分为二十多个国家。现代人常常把民族假定是均质或同质的。阿拉伯人的民族属性也是显见的，是被充分认同的。但实际上，以某个民族为一个群体冠名，并不能抹杀其自身内部所具有的较大弹性和多元的内容。各阿拉伯国家内部还表现出鲜明的部落主义和教派主义特征。萨达姆以前在伊拉克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自己的家族部落，同时是以占少数的逊尼派为主导；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也是典型的部落主义政权，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也有宗派色彩，黎巴嫩的权力分配长期以来就是按照教派来做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宗派区分格局，也是利益分配的模式。当前伊拉克的问题，相当程度上还是一个教派权力分配的问题(同时也有库尔德人提出的基于民族区分进行利益分配的问题)。逊尼派的萨达姆倒台后，什叶派人口占多数，从而占据政权。逊尼派的阿拉伯族穆斯林基本是处于无权状态。目前，基于逊尼派的ISIS能够在伊拉克得势，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逊尼派对目前权力格局的不满。对伊拉克的逊尼派阿拉伯民众而言，长期的教派矛盾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什叶派政府将来打击ISIS成功，那么，什叶派的统治就很可能回到逊尼派地区，逊尼派穆斯林就担心会被什叶派报复。现在，如果拒绝ISIS的极端主义统治，更是面临直接的报复。所以，何去何从，就成了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南都：作为该地区另外一股重要势力，库尔德人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昝涛：大约有3000万人的库尔德人长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库尔德斯坦的地区生活，是中东地区的第四大民族，但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而是分属于四个主要的国家。历史上，库尔德人一直拥有相对独立的自治地位，它是一个战斗力比较强的民族，曾经作为不同政治集团的雇佣兵战士，在中东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伊拉克库尔德人势力的兴起，与海湾战争密不可分。库尔德人曾经与萨达姆政府长期斗争，美国利用库尔德地区作为打击萨达姆的基地。库尔德人首先是得到了美英集团的保护，之后又得到了美援支持。萨达姆倒台后，之前已经达成权力分享协议的伊拉克库尔德人获得了准独立的自治地位。最近几年，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与土耳其改善了关系，还向土耳其出口原油，双方达成了默契。库尔德人已经是伊拉克北部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应对ISIS的问题上，巴格达的舆论普遍认为马利基政府腐败无能，另一方面也认为是库尔德人牵制了伊拉克政府的精力。从长期来看，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干扰，ISIS和库尔德人会在伊拉克北部形成对峙局面。库尔德人此前曾公开要求美国提供武器，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美国则担心，提供武器会让库尔德人壮大，从而助长其独立，导致伊拉克陷入分裂。美国帮助库尔德人，是在不直接军事介入的前提下想办法收拾ISIS的无奈之举。现在，我们只能说，库尔德人潜在地是ISIS的遏制力量。
南都：在地区的部落、教派、民族对立如此之严重的情况下，ISIS会不会进一步扩展地盘，对地区局势造成颠覆性影响？
昝涛：最近，美国已经实施了对ISIS的空中打击，虽然没有根本性的影响，但美国的打击很精准，至少在震慑方面会比较有效。伊拉克中央政府也会逐渐认真地对待ISIS的威胁。ISIS大举进攻、拿下伊拉克什叶派地区可能性并不大。伊拉克什叶派毕竟是有自己武装的，尤其是还有自己的正规军，虽然战力不强，另外还有同教派的强大的伊朗在后面看着呢。对伊拉克、美国来说，对付ISIS看起来是个军事问题，其实主要的还是个政治问题。如果周边力量真的要下决心清剿ISIS，不管是土耳其、伊朗，还是伊拉克，或者库尔德人，更不用说美国，任何方面能够形成共识与联合，都是有力量的，即使无法彻底清剿，打败、打散之应该是没有大问题。
阿拉伯国家现代化的诸多问题
南都：从历史比较的眼光来看，这一地区出现了ISIS这样的极端组织，是否说明了阿拉伯国家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
昝涛：凯末尔领导建立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他们放弃了阿拉伯这一片原本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巨大领土，其实是基于彼时的现实因素。当时，土耳其并没有力量掌握这片领土，所以，在与协约国谈判的时候，基本上是采取了以土地换和平的策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认为阿拉伯人是土耳其的累赘。在这样的一个有舍有得的情况下，土耳其的民族国家建设相对而言比较成功，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世俗化和现代化也走得比较远。一度也成为许多东方国家的榜样。
ISIS势力的出现，所代表的是一种极端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诉求，与民族国家是格格不入的。认为这是阿拉伯人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种失败，是有一定道理的。伊拉克民族国家建设的失败就体现在没有克服掉内部的部落主义和教派主义，当然这些问题在阿拉伯国家也是普遍的。过去要么是通过阿拉伯社会主义，要么是通过强人政治，以强力独裁来压住这些问题。显然，历史证明，这些做法都失败了。现代成熟的民主政治和公民政治在这些国家没有根基，既存的宗派势力依旧保持了强大的力量。小布什政府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有ISIS来替代之，他们预想的是民主的、繁荣的政治前景。但是，其结果则是出现了这些以宗派势力为基础的权力斗争，现在又出现了以不宽容的极端宗教意识形态为号召的ISIS，是比基地组织还要可怕的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ISIS并不想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是要用非政治的手段处理冲突。他们拒绝谈判，拒绝妥协，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的掌握者，谁不服从他们就要干掉他。这对于绝大多数传统穆斯林而言，也是一种莫大的压力。
南都：那么阿拉伯是否还有新的路径应对这些现代挑战呢？
昝涛：对阿拉伯地区而言，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短平快的方法。首先，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是失败的。民族国家的形式对阿拉伯人而言是有争议的，都是阿拉伯人，为什么会分为这么多国家？我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很多时候这被归结为是外部势力塑造的分割。
其次，历史地看，一种宗教里出现纯洁运动是很正常的。人类社会必然要过世俗的生活，它伴随着堕落的、腐败的，所以一旦世俗生活出了问题，纯洁(清教)运动都可以从道德的高度上对其进行指责和讨伐。纯洁运动不是现代才有的，14世纪的伊本·泰米叶就是伊斯兰纯洁运动的缔造者。18世纪的瓦哈比主义早期就是以反抗力量的面目出现，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但是，这种反抗不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清教式的宗教纯洁运动的基础上。有一种观点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一战期间小规模的所谓谢里夫起义。我们看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当时的所谓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一种部落主义，统一的阿拉伯几乎还不可设想。再后来英法签订的赛克斯-皮考特协定，实际又是出卖了阿拉伯人。阿拉伯地区被托管了，而一托管就到二战以后了。所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根本就没有经历过土耳其这样的大规模的反帝反殖民的革命斗争和运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种被发动并被给予的状态。结果，民族主义立不起来，而部落主义则坚实存在。
纳赛尔这样的魅力领袖曾做出过努力，一度埃及和叙利亚甚至合并为一个国家。但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阿拉伯主义，都是昙花一现。政治上，现在的大部分阿拉伯国家还是建立在宗派主义或部落主义的基础上；经济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长期单一地依靠本地区的丰富石油资源。应该说传统的工业化、民族化的民族国家建设道路，阿拉伯人过去没有成功过，在当前的世界秩序里，就更加渺茫了。ISIS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阿拉伯国家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传统的民族国家思路，可能不是解决阿拉伯问题的路径。在新兴经济体勃兴并可能重塑世界秩序的情况下，未来阿拉伯传统的社会结构也有可能发生根本变化，突破民族国家外壳的局限，建立独具特色的阿拉伯区域经济。社会和思想层面，穆斯林世界则需要基于自身传统的改革主义力量，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从《古兰经》和圣训中寻找变革的依据，从而为现代穆斯林的和谐生活提供指导，进而发展出突破部族和教派藩篱，并克服极端主义思想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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