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哲（前《南方周末》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居住在纽约。）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703/cc03mystory/
艾尔肯是我在纽约认识的维吾尔小伙子。他今年27岁，来自新疆，长得高鼻深目，典型的突厥人俊朗面孔。两年前，他留学来到美国。今年以来，从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起，维吾尔人和新疆话题屡屡登上新闻，我们也会时不时交换一些看法。
生活中的艾尔肯温和而腼腆，但讨论历史、政治、维吾尔社会等话题时，他又会变得自信而滔滔不绝。虽然在我看来，他的成长经历中，超越民族的普世性远远多过维吾尔民族的特殊性，但他却很注意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时常把“我们这个民族”挂在嘴边，伴以自豪的神情。并且他不喜欢“维族”这个汉语的简称，坚持要我用“维吾尔”的全称，因为这个简称已经“多少带有一点歧视的味道”。我有时会笑他太“民族主义”，于是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给你讲讲我的经历吧，告诉你我的‘民族主义’是怎么形成的。”
经过前后八次采访，艾尔肯向我详细讲述了他的成长经历。也许因为身在海外，他在讲述中相当坦诚，几乎毫不回避地涉及了与新疆有关的各种敏感议题：大到双语教育、七五事件、宗教信仰的养成、汉维民族之间的隔阂，小到穆斯林喝酒、“新疆小偷”、被人误会的体味问题，甚至他自己纠结的跨民族情感故事。他严厉抨击体制与中国现行民族政策，同时也对维吾尔人的自身问题和自己本人有诸多反思。
文章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经过艾尔肯本人审核、修改。由于家人仍然在新疆境内从事体制内的工作生活，他要求文章隐去他的部分个人信息。至于名字，他的汉族朋友们喜欢叫他“阿穆”，但他给自己选择了这个名字——“艾尔肯”，因为在维吾尔语中，它的意思是“自由”。“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他认真地说。
我出生在世俗化的维吾尔家庭
我家在北疆，父母都是党员干部。甚至我爷爷就是毛主席的忠实粉丝，他生前每次家庭聚会都要跟我们讲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他教育我们的时候最爱说的话就是，我们小时候连白面馕都吃不上，你们现在还有啥不满意的？
爷爷是1930年代出生的人，青春年少的时候赶上共和国成立、打地主、土改。他很幸运，本来是穷苦农民出身，又赶上共产党选拔本地干部，他就被选上去乌鲁木齐受教育。识字、上学，回来之后先在教育系统里做老师，很快成了政府干部，一直在地区里做到挺高的位置。因为共产党，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
我父亲兄弟姐妹七人，全是党员。但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就没有再选择走他们这条路。我们大家族兄弟姐妹们十几个人，一个党员都没有。父母还是希望我能去政府工作，找一个铁饭碗，但我们对体制都比较失望了。我们的成长记忆就不一样，我们没挨过饿，可能会更想去追求一点精神上的东西。
我父亲是政府的干部，我母亲是幼师。他们都是“民考民”（指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学习并参加高考，与“民考汉”相对），汉语基础都不是很好，我们在家里还是讲维语，但完全不会谈什么民族问题。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文革，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宗教的因素，做礼拜也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去清真寺跟大部队意思一下。可以说，在爷爷的影响下，在很长的时间内，我的家庭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世俗家庭。
足球队，汉族同学才能做队长
我们小时候，还没有实施“双语教育”，每个维吾尔家庭在孩子上学的时候都面临两种选择——上汉语学校还是维语学校。
我家两个孩子，哥哥是“民考民”。我跟我哥从小就对着干，他怎么样我就偏不怎么样，所以我要上学时就坚决要上汉语学校。从此，我就成为了一名“民考汉”（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接受教育并参加汉语高考）。
上学第一天，我就被叫家长了。那时候我一点儿汉语也不会，我就记得几个汉族同学笑我，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血一热就冲上去跟他们打起来。其实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记不清了，但一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父亲都还会跟他的同事、朋友哈哈大笑着讲这件事。他很自豪，觉得男孩子嘛，想不通了就要站出来，“儿子娃娃”应该有骨气。
整个小学，我的成绩一直非常好，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我小学四年级，那年发生了伊犁事件（1997年2月5日至8日，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一系列维吾尔人的抗议示威引发骚乱和严重暴力事件，最终酿成七五前新疆境内最大规模的社会震荡）。我到现在也忘不了这事儿，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受反分裂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了，爆炸的、很可怕的图片都会给我们看。当时我们能想什么呢，老师说什么我们都觉得对。我很震惊、很气愤，觉得这些搞破坏的民族分子确实太坏了，怎么能这样！
学校把我们这些维吾尔学生，也就是“民考汉”，叫在一起单独接受民族团结和反分裂教育，汉族同学则完全不用。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好像就开始被注入了一种意识，“你们是少数民族，你们跟别人不一样。”我家里从来没有对我做什么民族认同的教导，这样一种民族观念是在学校养成的。
我喜欢踢球，很快就进入了足球队。我们是汉族学校，“民考汉”的学生比例很低，但我们足球队的主力11个人，八个维吾尔，两个回族，一个汉族。我们这个民族还是继承了突厥民族血热的性格，恰好足球就要求你有这种素质，因为它要有碰撞、有激情，这是我们的优势。
问题是，我们踢球不管怎么好，那一个汉族同学就是队长。老师就这么指定的，虽然那个孩子踢得一般般。我们长大后发现，不管这个地区维吾尔人比例有多少，一把手的书记都是汉族，唉，这种情况好像挺熟悉的啊！
我对汉文化开始反感
小学快结束的时候，我的家庭开始出问题。我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开始当官、往上走了。原来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特别喜欢跟家人在一起。突然升迁以后，酒席应酬增多，经常喝酒。父亲渐渐开始跟我母亲不说话，以工作为理由经常在外面不回家。初二那年，2001年9月17日，我父母离异了。法院裁决，我哥哥跟母亲生活，我跟我父亲。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分成了两个家庭。
我开始感到自卑，也很孤独，青春期的脆弱心理全部都出来了，学习学不进去，上课睡觉，下课踢球发泄，好像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而且因为父母离异，我觉得别人看不起我，开始有一种很深的羞辱感。
又赶上我初三那一年，由于“双语教学”的实施（自本世纪初开始，新疆大力推行中小学双语教学政策，其基本模式为理科课程，如数理化、生物等，以及汉语语文、外语、政治等使用汉语授课，其他课程，如民语语文、体育、艺术等使用民语授课；小学一年级同时开设汉语文和民族语文课，汉语文每周7节，民语文每周5节——编注），维汉学校开始大规模合并。原先维语学校的同学跟汉语学校合并，那些维吾尔同学就成为了所谓的“双语班”。
合并之后，班级调整，我父亲帮忙走关系，把我调进了尖子班。他希望我能好好努力，考进地区重点高中。但那时候我学习成绩已经很差了。而且从进尖子班开始，我对汉文化的反感也开始出现了。我是指这种成绩就是全部、培养书呆子的教育文化。同时我也觉得，相比维吾尔文化的热情活力，汉文化比较缺乏“人情味”。
成绩决定一切，班上甚至用学习成绩排座位，我就一直坐在最后面。大家就在不停地做卷子、做卷子，我只好找个同学抄一下。中考的成绩果然也非常差，只够上普通高中。但我父亲又四处走动，把我送进地区最重点的高中。我们的高中是重点学校，全疆有名，每年上内地名牌大学的学生都有不少。
我们这个年级有四个汉语班，四个双语班，在整个楼层里一边一半。双语班里绝大部分都是维吾尔同学。我从原先基本上是纯汉语文化的环境里，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民族同学。初中时，我最好的两个哥们儿一个是维吾尔同学，一个是回族同学，但我们在一起都讲汉语。一些民考汉的孩子，要是家里不怎么讲维吾尔语，自己几乎都说不了几句母语。
高中时我最好的三个朋友都是维吾尔人了。其中一个朋友最后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他特别郁闷的一件事情是，在所有条件几乎同等、他甚至略微优于一位汉族同学的情况下，他没能被录取为飞行员学员。
高二有一次年级化学月考，最高成绩是一个双语班的维吾尔同学，他得了100分。那个双语班的化学老师——他是汉族，同时也带我们班，他来上课时说：“连民族同学都能考100分，你们怎么回事？”
结果那句话说完，坐在我身边的汉族同学们就哈哈笑起来，还笑着跟我说：“噢——你们都能考100分啦，那我们确实应该努力啊！”我当时就觉得，你们这不是歧视人家的智商吗？我当时就跟那几个开玩笑的哥们儿飙了脏话，甩脸给他们看——要知道，他们本来是这个班上我仅剩的几个好朋友。
下课我还去老师办公室抗议，我说：“老师，你刚才那句话说得太不负责任了，你知道你说完之后同学们怎么嘲笑我吗？好像是在嘲笑我们民族同学本来就笨！”老师赶紧说，“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误会我了。”
化学老师下次上课还专门跟同学们解释，“民族同学用自己的非母语听课，都能不犯错误，我是为了鼓励你们，不要曲解我的意思！”那几个当时笑我的哥们儿说，“不会吧，艾尔肯，我们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这么认真！”现在想想，我也不知道当时干嘛那么较真，好像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了对自己民族的保护意识。
高三时，语文老师，他也是汉族，有一次进来说了一句话，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孩子们，我又看到了你们的英语成绩比语文成绩高，可能因为你们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吧。但我真心想告诉你们，不管你们以后走到哪里，别人的语言学得再怎么好，只要你母语学不好，别人也会瞧不起你。”
这句话当时对我刺激太大了，因为我的母语我基本就不会。直到高三，我的维吾尔语只能听说，读写方面我完全不会，等于是文盲水准。那位语文老师是想鼓励大家学好汉语的语文，但他没意识到，班上还坐着我这样的“民族分子”呢。他的这些话成为了我日后自学母语的最大动力。
我的高中就这样过去了。我的高考成绩很一般，但赶上了中国大学扩招，我被南方的一所三本大学录取了，它招收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民族学生。新疆很多自治区领导的孩子，成绩不好的，或者其他有点钱的家庭，孩子都送那儿去了。
我的宗教观开始形成
父母离婚之后，我母亲面临着巨大的心理问题。加上后来外公去世，母亲像是一下坠入了人生最低谷。她几乎变成了祥林嫂，天天哭，不停跟所有人讲述自己的悲惨人生。很快她身体也不行了，腰椎间盘突出，站都站不起来，被迫手术。手术一下花了十几万，经济上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2004年冬天，手术后，她回到乡下静养、恢复身体，外婆也方便照顾她。
在那之前，母亲是完全世俗化的维吾尔女性，跟他们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除了饮食方面，几乎跟非穆斯林没什么区别。但看到她糟糕的状态，在她恢复身体的同时，我外婆就把她送到一个阿訇那里去做心理辅导，当时主要是想重新塑造她对生活的信心。
在新疆，对宗教有正确理解、能够很好诠释的真正的宗教人士太少了，这里可能就有政府的政策失误。政府总想把控一切，很多清真寺的阿訇变得政治性很强，南疆有的清真寺里还要升国旗，讲民族团结、计划生育。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民众对官方代表的宗教人士，就不信任了。可这样下去，当维吾尔人遇到困难，心灵感到空虚，想要主动寻求宗教帮助的时候怎么办呢？宗教极端分子就有市场了。
我母亲的幸运之处在于碰到一个好的阿訇。这位阿訇家里祖祖辈辈就从事宗教研究，自己受过高等教育，还在国外学习过。母亲的思想慢慢开始转变，比如领悟“惟有忍耐与克己方能能领悟人生的真谛”，等等。她学会了读古兰经，学会了做礼拜，但这些我当时并不知道。她从乡下回来以后，我常常去母亲那里住几天，那时候哥哥已经去上大学了。我突然感觉母亲好像变了一个人。她明显对父亲开始有了宽恕和谅解，对生活的态度也乐观起来。父亲还是世俗化的态度，甚至会诋毁母亲，来保护他自己，为他自己的选择做辩护。母亲则从脆弱状态中走出来，变成了一位大方、坚强的女性。
她并没有强迫我、要求我跟她一样去虔诚信教。但高二那年的斋月，盖德尔夜那天对我很重要。根据我们的宗教，虔诚的穆斯林在盖德尔夜要通宵礼拜、祈福。当时我很好奇，就对母亲说，不如我也跟你学习一下怎么做礼拜吧。她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想自愿做礼拜。自愿很重要，强迫、占有一个人就会让人产生反感。
一夜祈福、洗礼、礼拜之后，我突然觉得心里特别舒服，思想特别清晰，早上去上课的时候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
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清真寺，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我们高中的时候做礼拜是地下状态的，如果学校知道，肯定德育处会找麻烦，搞不好要处分、开除（尽管中国并无明确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但根据中共党纪规定的精神，1990年起，新疆很多地方设立行政规定，禁制未成年人进入清真寺活动；在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被视为是引导学生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举措——编注）。
学校的老师们一直教育我们，宗教是封建迷信——这几乎是学校的正式教条，我们要崇尚科学，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但阿訇跟我们说什么了呢？“一个撒旦不惧怕一百个无知的人，但一百个撒旦会惧怕一个有识之士。”“你们应该去学习、去求知，不论是《古兰经》还是科学。”他还举例说，你不会看到一个教授在街上拿刀砍人，不会看到教师在当街大小便。我内心觉得，唉，阿訇好像在教育我们好好学习、不要做坏事，这也不算什么封建迷信吧？加上母亲的改变，宗教在我内心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了。
但新疆有些人总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定义宗教，要别人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让人很不舒服。有的阿訇甚至把电视也当做撒旦。有的阿訇把《古兰经》都背下来了，但他们没有去钻研。如果问他们某段经文的原意，他们解答不了。这样容易产生两种后果：要么让人完全远离宗教，要么容易让人变得特别狭隘，容易走极端。
在新疆，谈到宗教，大家下意识都觉得宗教是保守、传统的状态，排斥现代文明。如果问这些阿訇们，为什么有一段这样的讲法？由于自身对伊斯兰认识太肤浅，他们就只会告诉你，《古兰经》就是这么说的，没有为什么。你要稍微多问几句，他马上就会给你扣帽子，批判你。这些阿訇们也有一种独裁的意识。很多独立思考意识比较弱的人也不敢去反抗，只有服从。这时候如果遇到一个有私心、想其他事的阿訇，就很容易带领一批人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这也是新疆很多问题的原因之一。在我的认识中，一方面，新疆各地世俗化的进程在加速，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刻板而严格，再加上地方官员的腐败、诸多事务上的大汉族主义等因素，确实有一大批非官方的阿訇形成了带有民族情绪的极端伊斯兰思想。但我说的这种极端思想，主要是对伊斯兰教的狭隘理解和误读，而不是简单的恐怖主义思想。
虔诚的信徒为何如此暴力？
目前新疆这样的宗教环境下，很多信徒对宗教的理解能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遇到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大四在乌鲁木齐实习时，有一次和朋友去网吧，在二道桥附近一个维吾尔人开的，条件很好。我去用了一会儿电脑之后，想去找厕所，前台的人给我指了一个方向，我就往里走。但当时光线有点暗，我一直往里，路过一个门口时，不小心踩到一个东西。一看，坏了，是一个人做礼拜用的毡毯，原来门里面居然有一个维吾尔小伙子在做礼拜。
破坏人做礼拜仪式是冒犯别人的“罪过”。但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道歉的话，小伙子冲过来一拳打到我脸上，我直接就懵了。还没来得及说话，他人高马大，一套动作奇快的组合拳落在我眼睛、鼻子、嘴巴上，直接把我打出门去。一边打他还冲我大吼，你脑子有病吗？我在做礼拜！
我返回去找到厕所一照镜子，发现自己嘴巴肿了，鼻子流血，眼睛变成了熊猫眼。我洗了洗脸才缓过神来，我要去找他理论，但他和网吧的老板都赶我走，根本不给我讲理的机会。我直接走出网吧给我叔叔打电话。叔叔是这个区政府的干部。我说，叔叔，我被人打了，他们还不给我讲道理的机会，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叔叔很快带着这片派出所的所长和两个警察过来了。叔叔把那个打我的小伙子揪过来，冲他一通怒吼，“还敢打人？你们这儿有没有王法了！这是什么地方，网吧、台球厅，这是做礼拜的地方吗？你们这是搞非法地下宗教，知道吗？”那个老板和小伙子都吓坏了，扣这个罪名，整个网吧都可以封掉的。
叔叔悄悄问我说，你想怎么处理？他说，你可以自己先去把那个小伙子揍一顿，然后让警察把他抓回派出所关10天。我说，千万别，叔叔，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就是想给他讲我的道理，他们不给我机会说话而已。
我就把小伙子叫到旁边的房间跟他说，我打断了你的礼拜是我不好，对不起，但你没必要这样冲动吧？我们的宗教是仁慈的宗教，暴力不符合真正的伊斯兰教义。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很害怕的样子。这样的人，看起来很虔诚，认真做礼拜，但对古兰经的理解实在太肤浅了。我跟他谈了半天，他似懂非懂地点头。
我就让叔叔把警察一起叫走了，那个所长还跟叔叔开玩笑说，叫我们来，啥事都没干啊，你这个侄子简直是“圣人”嘛！后来，那个网吧老板给叔叔打电话，说自己把那个小伙子打了一顿，算是严肃处理了。我也觉得很无奈。
在新疆，很多人对《古兰经》的领悟还停留在十世纪以前的阶段。如果加上头脑简单，又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煽动，做一些极端的事。归根结底，他们几乎没有正规的渠道去真正学习宗教，没能适应现代社会。
其实维吾尔民族是突厥世界中最早实现农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民族，相比其他突厥民族，我们可能是最温和的。而且只要接触到先进文化和新鲜事物，我们总是乐于接受。就连宗教这样难以变更的东西，我们也先后接受过萨满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我们不是一个保守的民族。
而且维吾尔族在接受伊斯兰信仰的时候也保留了大量我们自己的文化，比如我们有麦西来甫(Meshrep)，这是一种男女都可以参加的大型歌舞聚会，其中还包含诗歌、游戏、教导，等等，这完全是我们维吾尔的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差别很大。我们没有被阿拉伯人同化，相反，我们为伊斯兰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总之，学校附近清真寺的主麻礼拜成了我高中时主动学习的一个课堂。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位我觉得特好的阿訇，是在德黑兰学习宗教知识回来的。他教给我们尊敬长辈、不要杀生。我从他这里感受到了很多正能量，我学到了要做善事，要给予，等等。两年期间，那个清真寺人来得越来越多，甚至清真寺里面坐满了都会做到街道上。但人多了，政府就紧张了，我高三快毕业的时候，政府找了个借口说这个阿訇有问题，不让他讲了。
这个阿訇有什么错呢？无非是没有按照要求宣讲政府的政策、纲领，他就是要独立地讲解自己对《古兰经》的理解。拿我的人格保证，他绝没有讲过任何反抗政府什么的敏感的话。完全没有政治的话题，他就是在讲道德，讲处世之道。
新换的阿訇我也去听过，但特别没意思，几乎就是随便读读经文，到时间就赶紧散场了。我个人认为，这个系统有一种让人悲哀的思维，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管是维吾尔干部、学者还是宗教人士，只要在民间得民心了，政府好像就要找借口把他打下去。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父亲就是政府的官员，一心想做好工作，但怎么也得不到组织信任。信任问题始终是一个雷区。
假如官方还是以打击极端为由，继续打压正常的宗教活动，我认为矛盾会愈演愈烈。这种打压甚至已经触及到了很多世俗化生活状态的穆斯林的底线。比如“黑袍”现象的出现，就是一些本来很世俗化的女孩子，可能因为对社会整体的失落感，开始以“黑袍”行动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立场。
现在大家都觉得民族关系有问题，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电脑，它的系统坏了。你不重装系统，永远就是卡机，各种卡，怎么也顺不了。这是最让人郁闷的事。
我们被当成了“新疆小偷”
2006年秋天，我上大学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疆以外的土地。在这座南方的城市，气候非常湿润，到处郁郁葱葱，跟大西北满眼黄土色的景色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色调。城市也非常繁华，来到这里我当然很兴奋。学校招收了很多少数民族，有40多个民族的学生。
大学第一年的五一假期，我们五六个维吾尔学生一起进城去逛街。学校在郊区，我们去城里一趟并不太容易，本来是很开心的事。逛了一天，我们碰到一个挺大的超市，就进去买水喝。但也就十几分钟的功夫，警察来了。
两男一女，三位警察直接走到我们身边，要求查我们的身份证。我们先是特别惊讶，为什么超市那么多人，要来找我们查？警察说，“有人报警，说你们偷东西。”
我脸一下就红了，特别尴尬。我的一个哥们儿比较冲动，哗啦一下把自己的包扯开喊，“你们来检查呀！我们偷什么东西了！”我们赶紧拉住他，跟警察抗议说，怎么能这样！我们都是XX大学的学生！我们还给警察看了学生证。警察一下也很尴尬，只好说，可能报警的人误会了。但我那个比较冲动的哥们儿不依不饶，在超市里大喊大叫，警察也很下不来台，只好一直说不好意思，最后还用警车帮着把我们送回学校。
真的很气愤，也很无奈。其实我也知道，的确在这个城市里有维吾尔人做不法生意。我去过一些维吾尔餐厅，知道他们同时在做大麻和白粉的生意。我们学校里的美国留学生都知道找维吾尔学生来这里买大麻。
我还记得，2008年5月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班主任老师的电话，说学生会有老师希望我去给他们帮一个忙。我赶紧过去后才知道，当地片区的派出所抓到一个维吾尔小孩子偷东西，但他完全不会汉语，需要我去帮忙做翻译。我赶紧去派出所，看到这个小男孩才八九岁，但一点也不害怕，很淡定很老练的样子。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别害怕，我会尽量帮助你。他却只跟我说，哥哥，你让他们放我走吧。
他只知道自己老家是喀什的，但哪个县都不知道。他说自己很小的时候，一个“叔叔”说带他来内地转转，他睡了一觉就到了这个城市，具体是什么时间他也不知道。我只好请警察一定要把他送回新疆去，如果这样放他走，他肯定回去找他的“叔叔”，然后接着偷东西。
有一年暑期回新疆的时候，我们在火车上还碰到过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他们两人十五六岁，都是小时候被拐骗来内地偷东西的，然后一起被警察抓住，送他们回新疆。那个女孩子后来给我们讲了她的遭遇，包括她被控制他们的人强暴。我真的特别憎恨这些人，他们做的事彻彻底底违背了我们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
很多开新疆餐厅的人也都从事非法营生。他们利用民族问题比较敏感的情况，钻政策的漏洞，出了事就跟警察“私下解决”。有的干脆是黑道白道都有关系。这些人败坏了我们民族的声誉，也败坏了新疆的声誉。
很多内地人对新疆的印象就是小偷和沙漠，近几年还加上了恐怖分子。我们一开始还会全力解释，认真地讲要区分个别人和整个民族、地区，但时间久了真的有点麻木。碰上一些张口就骂的人，我们也无能为力。
几乎90%以上的聚会都会打架
虽然是在内地，但跟以前“民考汉”的环境相比，我几乎是生活在完全维吾尔的环境里。哥儿们在一起喝酒、踢球、弹吉他，加上有点盲目和狭隘的心理，民族自豪感一下就起来了。
但第一次老乡会，就有人打起来了。后来我才发现，几乎每次维吾尔同学聚会、喝酒，90%的可能都是最后都有人打架。这次是一个库尔勒的学弟和一个和田的学长打起来，然后他们各自的老乡就冲上去。他们打到门外，门外是一条酒吧街，有不少人围过来看热闹，还大声喊，“新疆人打架了！快来看啊！”特尴尬。女孩子们很快就散了，聚会也就这么狼狈地结束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本身就血热，而且民族性之外还有地域性的问题，就很容易在酒后冲动、摩擦。维吾尔同学之间打，维吾尔人和西藏、内蒙的同学也打。我当然也得参与。不去又不行，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面子上下不来。
有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在酒吧里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结果，大家果然不出所料地又打起来了。几个“民考汉”的同学跟“民考民”的打。我去拉架，也被踹了几脚。我非常失望，好不容易等打完把大家叫在一起说话。我说，你们能不能讲点民族感情？这个样子，让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个民族？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彼此伤害，以后我们会成什么样子？讲到后来，有的哥们儿都哭了。
那段时间很混乱。我每天早上做一次礼拜，但晚上常常又跟朋友们喝酒。喝完了早上再起来忏悔。在学习过程中，我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学了很多新知识。我还记得自己看了《伍尔夫日记》后开始写日记，对社会、人性等等有一些反思。我也开始想做一些对我们这个民族有意义的事。比如，至少能改变一些别人对新疆人粗俗、野蛮的坏印象，也是一种贡献。
被人误解的体味问题
我从大二起就被选作我们班的班长，我对自己要求更高了，好像事事考虑要代表维吾尔人的形象和名声。班上有捣蛋的同学，我把他们叫到宿舍里来，喝酒，谈心，要求至少给我撑面子，他们还真都做到了。
学校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成了不同的班来上专业课，只有选修课大家才有一起上课这样的接触机会。汉族同学常常问一些对新疆特别缺乏常识的问题，比如你们平时上学是不是骑骆驼的，有的是半开玩笑，有的还挺认真。学校可能觉得少数民族同学底子薄，于是给我们施行特殊政策，45分及格。汉族同学是要到60分才及格的。
这种45分政策，很多人，尤其是汉族同学会觉得是一种给我们的照顾、优惠，但后来我学社会学的课程时才意识到，它应该叫做“反向歧视”。当时我没有这种认识，但也去找辅导员抗议过。我说，老师，这种政策不是歧视少数民族同学，暗示他们本来就能力低吗？老师很吃惊，她说，“啊，第一次有人这样想这个问题呢！……嗯，那你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会去反应一下！”
后来？后来就跟很多其他的事情一样，没了下文。其实我鼓起勇气去找老师反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同时面临着很多同胞们的压力。我的一个哥们儿就很生气我这样做，他觉得是我成绩好，太自私了，不考虑他们这些成绩比较差的同学。“你这样搞，要是我们不及格了怎么办？”他们是维吾尔人里的“保守派”，不想失去这些已有的“优惠政策”，但他们不明白，这样的政策只会让少数民族的同学不好好学习，那毕业了怎么办呢？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谁会给我们优待呢？
班主任老师有一次特别小心翼翼地想跟我谈一件事，她反复强调，艾尔肯，你千万不要生气啊，我就是问一问。她是害怕伤害我的民族自尊。她说，你们这个民族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卫生习俗？我这里有几个同学反映，他们宿舍的维吾尔同学体味太大，很影响宿舍里的味道。
我的脸一下就红了。我说，老师您千万不要误会，这个跟我们的民族习俗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严格按照伊斯兰教要求，我们穆斯林是要求每天洗礼的，从生理到心理都要求绝对的纯净。
我问清了老师，是哪几位同学味道特别不好，并且保证自己会去跟他们谈谈。但从老师的办公室走出来，我也很发愁要怎么做。我们这个民族生理上有特殊性，可能汗腺比较发达。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不注意清洁卫生，的确会味道很不好。但我要直接去讲的话，太伤害这几个哥们儿的自尊了。
我找了一位学长，跟他说了这样的情况，然后一起商量要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后来，我们把这几个同学找在一起喝酒，喝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和学长互相使了一个颜色，他就开始讲述自己比较懊恼的事。他说，“我一度不太注意卫生，身上味道让其他同学们很不喜欢，后来特别后悔这样的事……”
然后我趁机就表示，这样的事太可惜了，我们一定自己要多注意，不能因为这种事损害维吾尔族的民族形象。其他几个同学好像想到了什么，纷纷表示赞同。
过了几天，老师特别高兴地找到我。“艾尔肯，太神奇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啊？”她说，“我找那几个反映情况的同学了解了一下，他们居然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说维吾尔同学都已经很注意个人卫生了，之前是自己太小气了！”
难产的维吾尔文报纸
大二那年，我之前高涨的自信和热情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我们新闻学院里，汉族同学们风风火火地做起了各种各样的媒体工作，电视台、报纸，尤其他们一份报纸，经常报道学校和我们周边的新闻，让我特别羡慕。我突然想，不如我们办一份维吾尔语、或者维汉双语的报纸怎么样？
办一份维吾尔文报纸，免费发放，也确实能给我们这个群体有很多启发，比如我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好好学到东西，才能让自己的民族强大起来。至于经费应该也不是大问题，全市的维吾尔生意人有不少，我觉得可以拉到赞助。我身边的哥们儿们都很支持这个想法，一个个跃跃欲试。
于是，我兴冲冲地去找我们辅导员谈了这个想法，她当场表示很好、很支持，让我去找新闻学院的副院长，也是“中国新闻史”的老师谈谈。我做了很多准备，写了一个提案，信心充足地找到副院长谈。他听完后说，小伙子，很不错嘛！这个想法非常好！但是——总要有个“但是”，我觉得我在短短的人生里碰到了太多的“但是”，好话一大堆，后面来个“但是”，就全完了。
副院长也是怕打击我的热情，“但是”后面只是提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懂维语的指导老师啊，出了政治问题谁来把关呢？
“学校从来没有这种先例嘛，”他补充道。这倒是实话，我当时查过，在新疆以外，似乎全国只有中央民族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有学生办过维语报纸。最后副院长让我做两件事，一是去找学校的民族部，问问有哪些相关规定；二是去找文学院的一位汉族老师，他以前在兵团生活过，懂一些维语，看能不能找他做指导老师。
我就马不停蹄地去找民族部，民族部的腔调也很为难，“啊……这个嘛⋯⋯这个不好办啊，我们没有这种先例，要不然，你们再去找找院领导具体谈谈？”兵团生活过的汉族老师也差不多，热情支持我的想法，但又很为难，特别委婉地表示，自己维语的语言程度没到给报纸把关的水准，最后把我很客气地送出了门。
这个时候我就有点儿失落了，原来新闻这个东西，很敏感啊！可是看那些汉族同学们，很容易副院长就给签字同意，拉来赞助，报纸就办起来了，还是每周都出的。为什么我们想办一份自己语言的报纸就这么困难呢？
我又找了院长助理——这位助理人非常好，经常跟我们一起踢球，也特别喜欢我。他表达了支持，并且帮我想办法约到了院长（兼书记）的时间，让我直接去说服领导。我做了最大的努力去准备，想到的理由包括，报纸帮助疏导学生们的民族情绪、理性正确看待民族问题、锻炼民族学生的媒体运作能力，有利于毕业后找工作，等等。
但听我啰嗦了一大堆之后，书记的第一个问题问出口，我的心都凉了。他居然问我：“你们这个民族的语言，在电脑上可以打出来吗？”
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让人心寒的话。我都有点不想回答，但还是只好说，“可以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几十年了，一直有维吾尔文报纸。”他也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嗯，年轻人，你的这个想法非常好啊！促进民族团结嘛。但是——”得了，“但是”又来了。
就这样，新闻院、民族部、团委，各种领导和老师把我推来推去。几个回合下来，我的热情也没了，放弃吧。虽然从始至终也没有人给我解释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办一张维吾尔文的学生报纸。
那个压抑的夏天
2009年6月26日，广东韶关事件发生了。（2009年6月26日，在广东韶关市旭日玩具厂厂区，维吾尔员工与汉族员工发生冲突并引发大规模集体斗殴。当局出动400名警力平息事态，但据官方统计，事件仍造成120人受伤，其中新疆籍81人，以及2名维吾尔员工死亡。事件起因为约10天前，有网帖谣传该厂两名汉族女工被维吾尔工人强奸。）我记得是法学院的一个哥们儿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他宿舍，说出大事了。我到的时候，发现好多维吾尔同学都围在一起看YouTube视频。
我们看到的视频里，有一群汉族工人拿棍棒什么的打死一个维吾尔人之后在欢呼，旁边有保安样子的人就只是看着。血淋淋的画面太惨了，我法学院的哥们儿立即血往上涌，他当时就喊，我们学校有没有广东韶关的同学，我要去找他打一架！我们赶忙把他劝住。
之后很快，网络上各种激烈的言论碰撞就开始出现了。汉族人骂“新疆小偷”，“这样的民族就应该从地球上消失！”维吾尔人就骂汉族人猪、“黑大衣”（Hitay，原为俄语中对“契丹”的称呼，后统指“中国人”，现维语使用中带贬义），说他们掠夺新疆资源。从组织维吾尔人到外地用工的政策，到自治区政府在事件后的不作为，大家不断争吵，各种肮脏激烈的话都不断出现。
再到后来，所有的语言似乎都失效了——7月5日那天，我们能看到的语言就变成了“今天下午3点，自治区政府门前集合，讨回说法。只要你是维吾尔人，就把这条信息转发20个人。”对，这是我们收到的短信，而且这条短信最后还附上了那首著名的德国牧师的短诗《起初他们》，他是在忏悔，二战前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时自己没有说话，“等他们来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收到这条信息时我是在暑假回新疆的火车上，信息来自我一个中学同学、后来在新疆读大学的一个朋友。当然，信息我很快也转发了20条。没有多想，当时就是觉得大家该出来说话的时间到了。
7月5日下午我下了火车，回到家。我还给父亲带了两本《凤凰周刊》杂志，一期是讲热比娅，一期是讲喀什老城改造。他也想不到中国还有杂志用这样的视角来报道新疆问题——不那么官方，比较真实客观。我和父亲、叔叔坐在家里看杂志，还一边聊着相关的问题。
突然，表哥来到我家，气喘吁吁地说，大学生集会了，可能要出事。我们赶紧上网看，发现人人网、QQ空间上很多图片都已经出来了。从下午3点集会开始，三个多小时，自治区没有任何人出来回应。人群却在不断聚集，旁边的警察也在增加。
我有一个维吾尔族的中学同学事后告诉我，他在新疆财大上学，本来也在集会现场的。他说原本人群以学生为主，后来很多无业青年、混混、社会渣滓模样的人都进来了，而且开始喊民族口号，人群也越来越激动。他就开始害怕了，觉得不对，就抽身跑回学校。他真是幸运，离开不久，就出大事了。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杀人、抢劫、砸店，整个世界都疯狂了。彻彻底底的悲剧。那些杀人的人是完完全全违反伊斯兰教义的，《古兰经》清楚地说过，凡枉杀一人者，如杀众人。更别提那些强奸女性，杀害女性的暴徒了。更悲剧的是，这样的事一发生，两个民族直接的对立和仇恨就深到难以想象了。
不过，直到后来我也不相信如政府所说，这是境外势力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我个人觉得，如果有组织有计划，那些人不是更应该直接冲击政府或者电视台，宣布什么政治主张吗？当时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了。我觉得就是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爆发，然后无法无天的状态让那些社会渣滓为所欲为了。
整个夏天，新疆都处在紧张和动荡的气氛中。网络全部断了，短信每天也只能发15条。倒是每天都能收不少政府提示的短信。政府也几乎完全失去了公信力。身边的很多人，都宁可听信谣言也不信政府；甚至政府说了什么，大家就会把消息猜测一番，他们是想掩饰什么呢？新增装了数字电视盒之后，很多维吾尔人都认为电视盒里有监听器，不敢在家里讲什么不好的话。
我有一个哥们儿，维吾尔人，他的女朋友是一个汉族姑娘，这个姑娘的父亲是自治区公安厅的，他在七五之后痛恨维吾尔人，要求家里馕都不许吃。姑娘偷偷告诉我哥们儿之后，哥们儿不但没有安慰她，反而两人大吵一架，分手了。
对于新疆人来说，这个夏天很压抑。
我的这个民族也不是那么完美
大学里，我对自己的民族命运有了新的认识。最早是在2007年5月，我记得那时YouTube和Facebook都还可以使用，我们有一次在网吧上网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给我们一个链接，是热比娅女士的演讲。我们当时都被震撼了。一排维吾尔学生坐在网吧里，屏幕上全是一个内容。她在讲话里讲到了“东突厥斯坦”这个词，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太震撼了！几乎呼吸都屏住了，非常激动。我们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词，当时只觉得这名字好牛逼！当然，事后我们有争论，有人觉得她很了不起，有人觉得她本身没有能力代表我们的民族。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根本不了解政治，也没什么更多的知识，只是好奇。还有哥们儿找来了库莱西-苏力坦（Kurash Sultan，1980年代新疆著名歌手，后因政治原因被软禁，最终流亡海外）的一首歌，非常民族主义的歌曲，歌词里大致有这样的意思，“今天，我们迈向为自由而奋斗的道路，要让自由的火炬点亮所有地方。”在我们宿舍里用大音箱播放，那感觉太酷了。每次踢球比赛前都要听这首歌曲，然后就感觉好像是在为整个民族踢球，特别有冲劲儿。
热血之余，我也开始主动搜寻一些“三区革命”（1944年9月，在苏联的支持下，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爆发对抗国民政府统治的民族革命和武装割据，并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那段时间的历史资料来看。那年暑假我回到家里，还特地问我父亲和爷爷，咱们维吾尔人是不是还有这么一段“东突厥斯坦”的历史？父亲拍了我脑袋一下说，唉，小子不错啊，你还知道学习这些！于是父亲就给我找来了祖尔东-萨比尔(Zordun Sabir)的小说《故乡》(Anayurt)的无删节版（祖尔东生于1937年，为维吾尔文学史中地位极其重要的当代作家，他的代表作、三卷历史小说《故乡》描写的正是“三区革命”前后的历史），让我来阅读。这部小说特别棒，像是我们民族的史诗。
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我却受了一次打击。有一次，哥们儿们聚会喝酒，大家本来应该平摊费用，但有几个哥们儿当时提出没钱了，让我先垫上，我就掏钱垫了。第二天，谁也没有主动还钱的意思，害得我跑去不同的学院找他们要。有的人就半开玩笑，阴阳怪气地说，唉，艾尔肯-江（“江”在维吾尔男性名字中后缀，本来表尊敬之意），就这么几个钱你翻山越岭地跑来要，至于么？还有人就磨磨蹭蹭说，暂时没钱。
我特失望，觉得人真是自私的动物！我当时每个月父亲都会从银行账户给我转账生活费，一下没钱了，我不好意思问他去提前要。我也怕他知道我们喝酒什么的会失望。但这样一来，到月底之前，我的经济一下就困难了，我算了算，每天只能吃一顿饭。
于是我中午下课不吃饭就回到宿舍，喝点水，在床上趟一会儿，节省体力。长期挨饿的感觉真是太让人难忘了，整个人先是身体变得虚弱，然后意志力也渐渐消退。那是非常难过的感觉，我似乎明一下白了爷爷那一辈人为什么对共产党充满感激之情，从战乱动荡、“连白面馕都吃不上”的时代到吃饱肚子，这真是一种巨大的恩情，给你饭吃的人你永远也忘不了。
这时候，给我饭吃的人出现了。这是一个我同班的女孩子，我们关系非常好。她是一个回族的姑娘，她注意到我连续好几天中午不去食堂吃饭，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当然是不好意思说的。她很敏感，可能是猜到了什么，就说她要请我吃饭，我就更不干了。要请也应该是男孩子请，怎么能让女生付钱？
结果第二天中午，她给我打电话，让我从宿舍下楼一趟，说她就在宿舍楼门口。我下来之后，她递给我一个饭盒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宿舍试着做饭，没别的意思，请你尝尝，给我提点意见。你别多想，不好吃可以扔了。”说完她就笑着走了，连反应的时间都没给我。我回到宿舍里，大口大口地吃，那种幸福的感觉真的是用语言无法表达。这个月直到月底，我一直靠爱心午餐过活，我那些平时喝酒聊天的哥们儿们，居然没有一个出来关心一下我、帮助一下我。
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这个民族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完美，这些人也不是完美的同胞和亲人。加上这期间我看了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影片讲述了“九一一”之后穆斯林在美国遭遇的各种歧视，以及主人公如何证明，穆斯林不等于恐怖分子。看完后我懂得一个道理，世界上的人只能分为两种，好人和坏人。我也反思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之前实在是太民族主义了。我常常抱怨汉人歧视，但不知不觉，自己也在以偏概全地去看待汉人，对汉人、甚至所有其他民族都形成了一种“异族”的对立感。
后来我也意识到，其实新疆的很多问题跟内地是类似的，比如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但很多维吾尔同胞把汉人等同为政府、共产党，把内地同样存在的社会矛盾变成了民族矛盾。
不可能的跨民族恋情
那位给我爱心午餐的姑娘是回族人，来自甘肃。我们很快就无话不谈，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吃饭、逛街、看电影，我们做了所有恋人做的事，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但我们就是没能成为真正的恋人。
原因很简单，民族问题。我是维吾尔族，她是回族，在现在的情况下，维吾尔男孩跟其他民族的姑娘恋爱、结婚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是其他突厥民族，比如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等，还要被别人指指点点、私下议论。我们本来在人性方面是完美的相配，但我必须在她和我的族群之间做出一种选择。
我们彼此离不开对方，但又不能公开恋爱，本来走在一起的时候，一看到远处有其他维吾尔人，她就得赶紧躲在后面，装作跟我不认识的样子。现在看起来，当时的我真是又自私又混蛋。为这段感情，我也曾经失眠、憎恨、饱受折磨，她也骂过我，也跟我抱头痛哭。我们考虑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什么物质生活，什么买车买房，但我们要面临的障碍好像更难逾越。
大四的第一学期是实习期，我们可以选择留在家乡实习，也可以选择回到学校所在地实习。她为了想见我，决定回学校。而我那时想躲避、想结束这段不可能的恋情，就决定留在家乡实习。
这段时间我在新疆也很不愉快，经常跟朋友们喝酒。有一天在朋友家喝酒，喝多了，第二天早晨，同屋的一位老乡已经早起在床边做礼拜了，但我却翻身开始吐酒，把脏东西吐在了他做礼拜用的毡毯上。当我看到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吓得几乎浑身发抖，喝酒本身就已经是罪了，我居然还把污秽的东西吐在别人的礼拜毯子上。我到洗手间反复洗脸清醒，回来赶紧忏悔。之后我非常生气，把昨晚一起喝酒的哥们儿们都吼了一遍，我说，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你们要觉得不喝酒就没法做朋友的话，咱们这朋友就别做了！说完就气冲冲地回家。从那时起，好几年了，我真的没再喝过酒。
大四下学期，我赶紧回到学校去跟姑娘相见。那天晚上，我们在饭馆一起吃饭，本来我打算当面了结我们这段感情，但说到祝福她今后幸福的时候，她突然大哭起来，身体直发抖。她一哭我也受不了了，非常难受。我们决定先不谈论离别，在一起好好过一学期。
带着一种末日一般的感伤，我彻底把一直戴着的虚伪面具撕下来了。我开始不再躲避其他维吾尔同学，我甚至带她一起去参加我的维吾尔朋友们的聚会。她特别感动，觉得我终于愿意把她带进自己的生活圈子了。她甚至自学了一些维语，就为了能够更好融入我的生活。我的哥们儿们一开始有点不自然，好像有点别扭，但后来他们也接受了。
我一个哥们儿还给她起了个维吾尔名字“迪丽乎玛尔”(Dilhumar)，她更是喜出望外。也许到现在，她偶尔也会挂念这个名字吧。后来这哥们儿私下还跟我表示，支持我俩在一起，但他给出的理由却非常“民族主义情绪”。他说：“相对女孩嫁异族，男孩取异族更能同化妻子，可以有助于我们民族的扩张。”我只好一笑而过。
不过，这样幸福的时光太短暂了，怎么都不得不面对的就是毕业分手。火车站告别的时候，我先上火车，火车都开动了，她在站台上开始跟着火车跑，边跑边哭。
毕业后，我们试着不再联络，但又总是忍不住联系。那时，我在内地的一家文化公司工作。他们想跟土耳其进行合拍片，以新疆风土人情为主，就让我出差去新疆，做一些翻译、联系的工作。我跟同事去乌鲁木齐出差，事情不顺利，待了很久。这时候快到十一国庆节了，她突然联系我说，她和父母都想来新疆走一走，问我可不可以陪他们一起看一看？
我怎么能拒绝呢？我怎么忍心拒绝呢？
我鼓起勇气，回家跟我父亲讲。在开始讲这件事之前，我连说了几遍“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一边身体发抖，一遍讲述了这段感情。父亲很感慨，但他冷静地给我分析了几点。他说，“如果你要跟她在一起，首先我得花时间来接受这个现实，我跟她也会有一些磨合的时间；接下来，咱们得一起试着让全部大家族的人接受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最后你要有心理准备，也许你们最终会无法被我们这个社群接受，过相对独立和隔离的生活，这些是你要为感情付出的代价。当然，最终的选择权在你。”
我们谈了很久，我最终还是决定放弃感情。当时的我无法冒风险去跟整个维吾尔族群隔离。我觉得，相比爱她，我可能爱我的家人和民族多那么一点点。当然，父亲答应我好好接待他们一家人。那时候我刚刚工作，没有积蓄，父亲如果不帮助我，我是没有办法招待客人的。
在父亲和叔叔的帮助下，我尽全力招待他们一家三口，展示家乡的美好一面。不但安排食宿、交通，还请他们来我家里做客。看得出，她父母也特别喜欢我，甚至还故意留出时间给我们单独相处。抱着如果我们最终决定在一起的希望，她母亲还问到当地的房价，但我几乎不敢看她们的眼睛。
告别时，我开叔叔的车送她们去火车站。告别之后，在回来的路上，她给我发短信说，她妈妈给我留了一个信封在车后座。我赶紧去看，天，原来她妈妈装了几千块钱，还有一封信给我。钱算是这些天他们的花销，他们知道我好面子，不肯让他们花钱，所以当面没有跟我争着付账。信里妈妈说，特别感谢我这几年照顾她的女儿。还说不管以后我们会怎么样，都祝福我。
我心里百感交集。我一度埋怨、憎恨邪恶的政治，觉得是它把我们这个民族变得自我保护意识过强——与其他民族共处的困难也是因为过度自我保护，怕被同化、怕受伤害。但现在看，不管怎样，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的冷酷和自私。
我来到了美国：“维吾尔，那是什么？”
大学的后半段，我渐渐开始对电影着迷，同时对美国文化也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我也越来越热爱英语，甚至把奥巴马选举获胜的演讲背得滚瓜烂熟。
我迷恋看的美剧有一大堆，《越狱》什么的都看，最喜欢的电影则是《教父》。我选修了电影课，自己拍摄了一部作业短片，得了96分的高分。自那时起，我就想毕业后投身电影事业。我最大的梦想是做电影导演，拍摄一部以维吾尔人为主题的电影。
我喜欢美国文化，美剧里那种人道主义、英雄主义的东西我很喜欢。维吾尔人不是不接受外来事物。相反，我认为维吾尔社会很容易对外来文化产生认同感，只要这种外来文化有足够的软实力来征服我们。比如，俄罗斯文化一度被广泛认同。但汉族文化的软实力一直没能征服我们，我们常常会想到文革、饥荒、现在官场的腐败横行等等，这些事都是汉人带来的。这常常让我们有一些排斥心理。
相比汉文化，现在维吾尔人显然更接受西方文化。在新疆，维吾尔人之间聊天，要是维语里夹杂几个英文单词，别人会觉得你挺棒、挺有格调的，但你要是夹几个中文词，肯定会招来一通嘲笑：是不是维吾尔人啊，连维吾尔话都不会说了吗？
大学毕业后，我的工作也很不顺心。在新疆出差的过程中，要跟文化口、宣传口的各种机关部门打交道，结果让人非常失望。非常简单的事情，他们拖来拖去，互相推诿。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满口讲一些虚伪无用的话。公司请各种官员吃喝了很多次，也没有结果。耗了几个月也没有批下来合拍片的许可，公司只好决定让我们回去。文化领域的非常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太让人失望了。
我决定重新考托福，申请去美国读书。很幸运，我居然被美国一所大学新闻专业的硕士项目录取了！而且更加幸运的是，由于我在大学里表现很好，又是优秀毕业生，老师和学校给我开具了证明，让我比较顺利地拿到了护照。
于是就从公司辞职，回家准备。我把消息告诉了迪丽乎玛尔。她吃惊过后，既替我高兴——她知道我一直梦想去美国学电影，又很难过、不舍。
在我回到新疆家里不久，真正让我震撼的消息来了。她突然短信告诉我，她要结婚了。自从他们一家从新疆回来，确定我们无法在一起之后，她的父母给她安排了相亲。她告诉我，那个男生比她大几岁，人很好，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她结婚之前那天，QQ状态变成：“真主保佑我吧，希望这次我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我的心都要碎了。
于是，两年前，我终于来到美国。一切都是全新的，我的情感也结束了。
在海外的感触很多，但首先一条是，这个世界对维吾尔人的了解太少了。我们在新疆的时候，大家都非常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骄傲，也总觉得全世界应该都了解我们。但在美国发现，完全不是这样。跟藏族人比，我们太默默无闻了。
我跟很多美国朋友聊天，他们问我哪儿来的，我说我来自中国，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开玩笑——毕竟我长得太不像他们印象里的中国人了。我只好说我是少数民族，我是维吾尔人。但“Uyghur（维吾尔）”这个词说出口之后，美国人最常见的反应是：“Uyghur？What is that？（维吾尔？那是什么？）”
这时候我简直尴尬极了。我只好问美国朋友，你知道西藏吗？他们会说，Yes！然后，我就不情愿地说，“好吧，我们在西藏旁边，我们的问题都是类似的。”
为了让美国人能多了解一点我们，我甚至和维吾尔朋友们做过一些傻事，比如，我们跑到第五大道的苹果旗舰店去，把所有的几十台电脑桌面上的Wikipedia（维基百科）都打开，在里面输入Uyghur(维吾尔)，然后悄悄走开。说不准就有一两个顾客用电脑的时候，会停下来看一眼呢。这样，不就多一两个人对维吾尔人和我的家乡多一点点了解吗？
这段时间里，我对美国文化，对我们的宗教，对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比如，我学会了分析问题，而不是简单地选边站。我不会带着那么狭隘的民族情绪去看这个世界和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我也慢慢体会到了天赋人权的含义。我相信我现在的民族观更加健康、更加完善。我也越来越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都是有原因的。当然，我做电影的梦想没有改变，希望有一天，我能为我的民族，做好这件事。
星期六, 7月 05, 2014
星期日, 6月 22, 2014
Xinjiang Work Forum Marks New Policy of ‘Ethnic Mingling’
Xinjiang Work Forum Marks New Policy of ‘Ethnic Mingling’
Publication: China Brief Volume: 14 Issue: 12
June 19, 2014 02:48 PM Age: 2 days
The recently concluded Central Work Forum on Xinjiang (zhongyang Xinjiang gongzuo zuotanhui) marked a subtle yet significant departur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pproach to ethnic policy. Economic development remains a top priority; yet the new generation of Party leaders understands that money alone will not mollify ethnic and religious tensions in Tibet and Xinjiang. Instea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seek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confronting these long-restive frontier regions.
The official Xinhua summary of the Forum’s proceedings outlined a number of priority areas for Xinjiang (Xinhua, May 30):
- Boosting employment and income levels among Uighurs in Southern Xinjiang through a new round of fiscal transfers and investment.
- More urbanization and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aimed at expanding the conta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 Fortifying Party organs and personnel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three evil forces”: splittism, extremism and terrorism) and shore up social stability.
- Strengthening state education and bilingual instruction so that all minority youth are conversant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culture.
None of these proposals are particularly new. Yet, the Forum frames them around a new strategic intent: the erosion of ethnic differences, the removal of obstacles to the free “mingling” (jiaorong) of Chinese citizens and the forging of a shared national identity.
For over a decade now, a group of intellectuals and party officials have called for “adjustments” to current ethnic policies, some even speak of the need for a “second generation of ethnic policies” that would eliminate ethnic-based rights and autonomy (China Brief, July 6, 2012). The Xinjiang Work Forum reveals their burgeoning influence on top Party leaders; yet it remains unclear how far the new Chinese administration is willing or able to pursue this contentions agenda.
New Policies for New Conditions
The Second Xinjiang Work Forum, attended by the entire Politburo and over three hundred top Party officials in Beijing from 28–29 May, came a mere four years after the first gathering in 2010. Unlike the Central Work Forum on Tibet, which has been held five times (each roughly a decade apart) since the 1980s, Xinjiang is a far more recent, and now more pressing, concern for the post-Mao Party-state.
Sinc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in November 2012, Xi Jinping has chaired seven Politburo meetings on Xinjiang, while issuing over thirty directives on Xinjiang work (Xinjingbao, May 30; Xinhua, May 3). In April, he personally toured the region. Fellow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Yu Zhengsheng, who is the Party’s point man on ethnic and religious issues, has made four official visits to Xinjiang, compared to only one to the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Several times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Xi Jinping has stressed that: “Xinjiang work possesses a position of special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n the work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nd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is vital to the whole country's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as well as to national unity, ethnic harmony and national security” (Xinhua, May 26; Xinhua, May 1).
It is easy to see why. China has witnessed an ugly spate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violence since Xi came to power, leaving well over 200 people dead and hundreds more injured. Most of these incidents pit China’s embattled Uighur Muslim minority against a steadily encroaching Chinese state and its Han majority. Even more worrying for the Party-state is the spread of this violence out of Southern Xinjiang, where eighty percent of China’s 10 million Uighurs live, into the regional capital of Urumqi and inland cities like Changsha, Guangzhou and Beijing. The savage March 1 knife-attack on travelers at the Kunming Railway Station shocked the nation, with several commentators dubbing it China’s 9/11.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summary of the Work Forum contains many of the usual statements: “The Party's strategy on Xinjiang has been proven correct and must be continued in the long run” (Xinhua, May 30). Yet, beneath the boilerplate, the language and policy direction outlined in the Forum statement marks a significant departure. Sinc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Party officials have stressed that “new conditions” (xin xingshi) in Xinjiang create “new requirements” (xin yaoqiu).
Like the initial Work Forum,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identified as an important agenda item, and we are likely to see a raft of new initiatives and money aimed at boosting Uighur skills, employment and living conditions over the coming months. Yet, the Xinhua statement leads with ethnic and religious issues rather than economic ones, and the First Work Forum’s key phrase, “leapfrog-style development” (kuayueshi fazhan), is mentioned only once. Rather the Forum stressed the complex and protracted nature of the “Xinjiang problem,” subtly recalibrating the “general goal” of Xinjiang work towards “safeguard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achieving an enduring peace.”
In contrast to previous assurances that trouble in Xinjiang is not linked to ethnic and religious issues, the Forum unambiguously asserts: “Xinjiang’s most sustained problem is the problem of ethnic unity,” and Xi Jinping is quoted as urging “all ethnic groups to show mutual understanding, respect, tolerance and appreciation, and to learn and help each other, so they are tightly bound together like the seeds of a pomegranate."
New Focus on Ethnic Fusion
Since coming to power, Xi Jinping has repeatedly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forging a shared national identity. The “China dream,” he contends, is foremost about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or “Chinese race” (Zhonghua minzu), a term first coined by Liang Qichao in 1902 and employed by Chinese leaders from Chiang Kai-shek and Mao Zedong to Deng Xiaoping and Jiang Zemin in order to stress the conjoined history, fate and consanguin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a speech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on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history then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praised the “all-under-heaven grand union” (tianxia datong) tenet, which he maintains bound together the Chinese nation/race for centuries (Phoenix, September 5, 2011). “In the course of the great family of the Zhonghua minzu’s formation, there was more exchange and fusion than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so that relations became more intimate through this conflict and fusion and became the main current of ethnic relations….thousands of years of exchange and fusion caused all the ethnic groups to be inextricably linked together, and in the end, took shape in the linked blood relations, common fate, and joint advancement of the great family of the Zhonghua minzu that is collectively formed by 56 ethnic groups.”
When he visited Inner Mongolia in early 2014 (Xinhua, January 29), Xi spoke about the need to “bind the people of each ethnic group into a single strand of rope.” On several occasions, Xi Jinping and Yu Zhengsheng hav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four identifications” (sige rentong):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motherland, with the Chinese nation/race,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with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aphorism was first employed in the early 2000s, but seldom appeared in Hu Jintao’s official speeches.
Xi Jinping’s new language bears the distinct influence of Zhu Weiqun, the former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Party’s United Front Works Department (UFWD) who moved across to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at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and now works under Yu Zhengsheng as the Director of the CPPCC’s Ethnic and Religious Affairs Committee. In the past, Zhu has echoed 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Ma Rong in declaring that ethnic “blending and mingling is not ‘Hanification,’” but rather the natural course of Chinese history (Study Times, February 15, 2012).
Despite his less prominent position today, Zhu Weiqun's public and media profile remains high, far greater than his successor at the UFWD Zhang Yijiong. In recent months, for example, he delivered an important speech on urbanization in frontier regions at the CPPCC (Xinhua, March 9), gave a wide-ranging and widely circulated interview with Hong Kong-based Phoenix media (Phoenix, April 2), and led an inspection tour of grassroots religious management in Southern Xinjiang (Xinjiang Daily, May 7).
In the Xinjiang Work Forum summary there is repeated talk about the need to remove ethnic barriers and forge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statement includes the controversial phrase “strengthen interethnic contact, exchange and mingling” (jiaqiang minzu jiaowang jiaoliu jiaorong), which the influential Qinghua University economist Hu Angang declared a “new policy orientation” when he outlined his contentious proposal for a “second generation of ethnic policies” in late 2011 (Aisixiang, March 31, 2012).
In his interview with Phoenix, Zhu Weiqun admits the concept of interethnic “mingling” elicited a strong response following its inclusion in Hu Jintao’s remarks at the Fifth Tibet Work Forum in January 2010. This was due to fears that, in his words, “this would mingle the ethnic minorities out of existence,” and thus the phrase was subsequently left out of the official statement that concluded the First Xinjiang Work Forum.
However, Zhu argues: “In adjusting to the general trend of today’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e must place more emphasis on the common ground and communality of the Zhonghua minzu, minimizing and getting rid of those things that set apar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ethnic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non ethnic autonomous regions” (Phoenix, April 2).
The sort of “melting pot” Zhu and other ethnic policy reforms believe is in keeping with both Chinese tradition and global norms. Yet there remains hefty opposition to these proposals in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and other parts of society, not to mention concerns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any radical shift in the status quo. If Xi Jinping sympathizes with these reformers, as his public statements seem to suggest, it is still unclear whether he possesses either the political capital or the desire to pursue this sort of agenda to its full conclusion.
Policy Implications
This new focus on interethnic fusion will see the Party-state pursue two potentially contradictory courses in Xinjiang over the coming year. First, it seeks to build a more ethnically integrated labor market by allowing minorities like the Uighurs to migrate into both regional cities like Urumqi as well as costal centers like Shanghai and Beijing. Second, it will redouble its hold over Xinjiang through a deeper penetration into the daily lives of Xinjiang residents by the Party and its security apparatuses.
By call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utually embedded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Xinjiang Work Forum signaled a new intention to break down barriers to interethnic migration. The Forum’s concluding statement calls for “orderly expanding the number of Xinjiang minorities who receive education, find employment and live in the interior,” and “orderly guiding the masses of each ethnic group in entering cities for employment.” The building of a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which would link Central Asia with China proper via a network of infrastructure and human flows running through Xinjiang, is also mentioned.
At present, over 63,000 Xinjiang students (mainly Uighurs from Southern Xinjiang) are studying at inland schools as a part of a dislocated schooling program started in 2000 (Xinjiang Daily, February 20). There have been similar “export labor” schemes that send unemployed Uighur men and women to work in factories along the Chinese coast. Yet, the scope of these programs is small compared to the size of the idle work force in Southern Xinjiang.
Going forward, we can expect these programs to be ramped up, as will the number of Uighur migrants in Xinjiang cities.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has ambitious plans to double the number of urbanites in Xinjiang by 2030 from 9 million at present to 20 million (Xin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une 4, 2012). Han inward migration is not mentioned, but the Forum did call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Bingtuan, the paramilitary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which is nearly ninety percent Han.
Increased interethnic mobility necessitates new social management tools. In order to counter any instability, the Forum stressed the need to beef-up early warning and mass prevention controls, with Xi Jinping quoted as calling for “nets in the sky and traps on the ground” aimed at curbing ethnic and religious violence. Since 2009, the official public security budget for Xinjiang has quadrupled and now amounts to nearly $1 billion per year (Ministry of Finance, February). Money is being spent not only on new equipment and personnel but also new methods of social monitoring.
Early this year,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announced it would dispatch 200,000 high level Party cadres to live and work in grassroot communities for a year at a time (Xinjiang Daily, February 15). They are tasked with not only assisting and consoling the masses, but also gathering intelligence in order to nip any potential problems in the bud. In urban areas, Xinjiang is following other cities in building a “grid-style” (wangge hua)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The technique divides communities into geometric zones and then assigns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social stability to a team of party members who are equipped (in theory at least) with the latest computer-enhanced technologies for near total surveillance (Yaxin, January 24, 2012). “In order to achieve complete grassroots coverage,” Xinjiang Party boss Zhang Chunxian recently stressed, “[we must] thoroughly enter and garrison [Xinjiang society] in order that no blank spaces are left behind” (Xinjiang Daily, March 5).
The Rocky Road Ahead
The Forum’s full set of recommendations has yet to be made public, and any new initiatives will face serious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on the ground. In the past, vested interests and poor governance have blocked reform efforts, with, for example, the current hukou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indering large-scale interethnic migration. In addition, there are at least two blind spots in the Party’s optics on Xinjiang, important obscurations that portent more trouble ahead.
First, increased interethnic contact will intensify labor competition as Uighur and Han workers more directly contend for limited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in shared urban settings. There is ample social scientific evidence demonstrating how ethnic competition fortifies ethnic boundaries and, under the right circumstances, increases ethnic conflict and violence.
The Party, for example, recently announced new hiring quotas mandating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Xinjiang employ seventy percent of their new staff locally, including twenty-five percent from ethnic minoriti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1). Yet, the Party-state’s “two hands,” 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market and the visible hand of state power, often work at cross-purposes (Foreign Affairs, June 3). The size of Xinjiang’s state-owned sector is shrinking, and thus undermines hiring quotas; and the rumored opening of the massive petrochemical sector to private investment will only make matters worse. China’s current political and legal environment lacks the necessary safeguards to ensure that reforms benefit Xinjiang’s ethnic communities equally.
Second, Xi’s new approach fails to address the underlying yet chronic racism in Chinese society. Despite lofty statements about a unified, inclusive, and harmonious nation-state, most Uighurs feel unwelcome and unwanted in China. Their language, religion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re alien to mainstream Chinese society, and despite efforts to create multicultural spaces, Party-defined pluralism is colorful yet largely hollow. Uighurs, in the eyes of most Han, are dangerous criminals and thieves to be avoided; the Han, for most Uighurs, are dirty and infidel invaders who cannot be trusted. Faced with these mutual suspicions, neither community is likely to welcome the other to live side-by-side in the same community, let alone “fuse” through increased contact, cooperation and and intermarriage.
星期一, 6月 16, 2014
伊拉克乱局：敌从哪里来
作者：陶短房
来源：南早中文网 http://www.nanzao.com/sc/opinion/29620/yi-la-ke-luan-ju-di-cong-na-li-lai
就在不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卸任国务卿、被普遍认为有意参选2016年美国大选的希拉里.克林顿，还动辄将兑现竞选诺言、让美军从伊拉克撤出当做最重要外交成果拿出来炫耀，将后萨达姆时代的“新伊拉克”，当作“中东政治现代化”的成功典范，也的确有一些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
然而6月10日，“新伊拉克”的光环被一个叫做“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或ISIL）打得粉碎：就在这一天，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尼尼微省省会摩苏尔被该组织攻克；次日，伊拉克逊尼派曾经的政治中心、萨达姆家乡提克里特也被攻陷。截止13日，该组织声称已控制了尼尼微省、阿尔安巴尔省、基尔库克省大部，和迪亚拉、萨拉哈丁、巴比伦、巴格达省一部，并一度包围了位于白吉的伊拉克最大炼油厂（日炼油能力30万桶），兵锋直指巴格达。
6月13日，奥巴马发表讲话，称ISIS对伊拉克“构成威胁”，并“潜在威胁到美国人民”，已构成“地区性问题和长期问题”，而讨论伊拉克局势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业已在伊拉克政府要求下，于12日格林尼治时间15时30分举行。
这突如其来的强敌，究竟是何许人也？
叙利亚组织或伊拉克组织？
有些媒体将ISIS称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也有人称之为“伊拉克反政府武装”，到底哪个才是对的？
其实都对，也都不对：这个组织的创始人阿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是出生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第二任首领阿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 ）则是埃及人，第三任和第四任首领两个巴格达迪（Abu Omar al-Baghdadi和Abu Bakr al-Baghdadi）则国籍不详。
这个组织也不是什么“新组织”。该组织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时叫“一神论和圣战组织”（TOMJ），是扎卡维利用阿富汗赫拉克设立的营地，表面上声称要在阿富汗对苏作战，实际目的则是培训用于颠覆约旦政府的武装分子，因为该组织认为约旦政府太过世俗，不符合教义。
虽然在赫拉特时期曾受到美国资助，但“9.11”后他们作为恐怖主义组织遭到围剿，在约旦无法立足。 2003年，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拉克北方许多地方出现政治真空，扎卡维等趁机打着“基地”的旗号进入伊拉克，利用逊尼派对美军和美军扶植的什叶派掌权政府不满，以“伊拉克基地分支”的名义猖獗一时，扎卡维也成为基地组织第三号人物。 2006年1月，他们和提格里特附近一些逊尼派部落、组织组成反美的“圣战者联合委员会”（MSC），同年12月13日，宣布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拉克伊斯兰国” （ISI）。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ISI先是派遣部分武装以“胜利阵线”（AL-NUSRA）名义进入叙利亚，成为反巴沙尔武装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控制了叙利亚伊拉克边界的许多关卡，随即ISI主力也纷纷进入叙利亚，并在2013年4月正式打出ISIS的“国号”。
这个组织早在上世纪末就涉嫌策划美国和约旦的“千禧年爆炸”，和2002年针对美国外交官福雷（Laurence Foley）的绑架案。 2003年以后，该组织开始在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西方人和“异端”的恐怖袭击，早在2003年12月27日就发动了针对卡尔巴拉政府办公楼的自杀式袭击，次年5月又首次实施了如今成为该组织“招牌”的人质斩首（受害者是美国人尼克.伯格）。 2004-2006年，他们在“提克里特三角”和美军、伊拉克政府军屡屡激战，并多次发动恐怖袭击和针对西方人的绑架、斩首。但2006-2010年，该组织三任首领相继被美军打死，自身也元气大伤，一度据说只剩两三百人。
“阿拉伯之春”和随之而来的叙利亚内战，给了该组织起死回生的机会，2013年4月ISIS宣布成立时，号称有数万人马，据估计，此次攻势发动前，其在叙利亚有近7000人，在伊拉克境内则有约6000人。
不难看出，该组织从成立起就带有强烈的国际性，其成员中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信奉“萨拉菲斯特”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各级领袖也是哪国人都有。
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
正如许多中东问题专家所指出的，这个源流混杂的“混血组织”在伊拉克并不真正关心能否夺取巴格达，成为新的伊拉克政府，在叙利亚也并不怎么关心能否打入大马士革推翻巴沙尔政权，他们所关心的，是占领一块（能占领哪一块就哪一块）足够大、足够富庶的地盘，在那里建立政教合一、实行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并毫不留情地在地盘里消灭一切敢于持异议的人和组织。
正因为这个宗旨，他们在MSC时期既和美军打仗，也一刻不停地忙于吞并势力范围内的部落武装和其它势力；在叙利亚，他们喧宾夺主，毫不客气地占据了叙利亚当时被反政府武装所控制最早、最大的省会城市拉贾，并一度控制了从拉贾到加拉布鲁斯，土耳其-叙利亚边境的重要走廊，获得武器、兵源的补充渠道。
去年7月则是此次对伊拉克的突然袭击前，该组织最得意的时候。
当月，他们和基地组织联合发起“破墙行动”，在叙利亚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劫狱，放出数以千计被关押的恐怖分子，以充实各极端组织的实力，迫使美欧许多国家不得不到处发出旅行安全警告，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然而好景不长，当年9月，ISIS和叙利亚其它反政府武装决裂；今年1月，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Syria's opposition National League and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简称“全国联盟”）宣布和与ISIS反目成仇的“胜利阵线”结盟，共同讨伐ISIS，基地组织也通过播放扎瓦赫里讲话，宣布和ISIS“脱钩”（耐人寻味的，是扎瓦赫里指责ISIS是“极端恐怖主义组织”），而ISIS则不甘示弱，一面宣布讨伐“异端”，一面扬言“先打异端，后打巴沙尔”。原本的盟友撇开原先共同敌人巴沙尔自相残杀，ISIS虽然在战场上屡屡得手，却最终丢失拉贾，在叙利亚的“立国”前景似乎一下变得黯淡。
但今年1月，ISIS突然回师伊拉克，一举夺取了距巴格达仅100公里的北部重镇费卢杰，随即在周围不断攻城略地，夺取许多中小城镇。对摩苏尔的围攻，实际上早在5月20日即已开始，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国王学院的研究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因ISIS的武装恐怖活动而流离失所的伊拉克人已达50万以上。
如今ISIS已招降纳叛，滚雪球般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目击者称，他们装备有缴获或从库存中找到的俄、美、中、欧制坦克、火炮、火箭炮，甚至在摩苏尔伊西斯机场弄到了一些“黑鹰”直升机，但主战武器仍然是装在皮卡车上的火箭筒和“德什卡”机枪，以及自动步枪和炸弹，人们所担心的，是他们会否颠覆伊拉克政府，或真的分裂出一个新的“国家”。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法国《世界报》援引目击者的话称，ISIS“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能力很强，一些曾和他们交手的美军表示，他们是“最难缠的恐怖分子”。
在2006年左右，ISIS的前身善于制造各种陷阱和路边炸弹，但一旦和美军或伊拉克正规军正面交手，总会轻易被击溃。但经过叙利亚内战熏陶后的ISIS，却能娴熟运用各种轻重武器，实施地面群组协同作战。一些中东问题专家（如旅法库尔德问题专家贝纳阿德Myriam Benraad）指出，以往ISIS的攻势主要是袭击、伏击、骚扰，即便攻坚也只针对一两个城市，此番同时在几个省发动攻势，是非同寻常的。他们指出，和许多恐怖组织不同，ISIS不仅有国际兵源、财源，而且有自己的人力、财力基地，还刚刚在摩苏尔银行截获4.29亿美元巨款，一举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恐怖组织”，倘国际社会不及时应对，后果不堪设想。
但也有人认为，情况未必会那么糟。
中东问题专家约书亚.基廷（Joshua Keating）指出，ISIS在伊拉克、叙利亚两次大起大落，轨迹几乎完全相同，即一开始利用“对付共同敌人”和同教之谊，轻易站稳脚跟，并依靠自身实力迅速坐大，但一旦坐大，他们就开始强推残忍的沙里亚法，并靠虐杀立威（如去年五月在拉贾市中心广场搞集体斩首），不断吞并盟友和地方势力，引发盟友反目和辖区民众愤怒，最终灰头土脸。 2006年搞的ISI，其大多数盟友最后不堪其淫威，转而投靠美军，成立专门对付ISIS的“觉醒运动”（Awakening）；不久前在叙利亚，短短几个月时间，该组织就把几乎所有其它盟友都变成了敌人，这其中包括自由派，也包括曾是自己“上级”的基地组织，甚至本是自己分支的“胜利阵线”。
道理一如基廷所言，ISIS源流复杂，缺乏地域归属感，又强推“大多数人从内心都不会真心愿意领教”的沙里亚法和苛刻的清规戒律和严刑峻法，盟友和“臣民”不过畏威而不怀德，一旦军事上有所蹉跌，看似强大的联盟就会土崩瓦解。
症结在哪里
一些美国智库日前称，伊拉克问题的首要责任，应归咎于一战后英国在当地错误划分国界线，此外，未能及时推翻巴沙尔也是一大原因。这种说法显然意在为美国开脱。事实上，ISIS能坐大至此，美国要负极大责任。
如前所述，ISIS前身兴起之初受过美国资助，但“9.11”后其在约旦本已穷途末路。然而美国却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原本很善于对付逊尼派极端组织的萨达姆政权，又在“后萨达姆时代”将“提格里特三角”的若干世俗权力家族当做“萨达姆残余”清洗，而未能及时跟进相应措施，令ISIS得以渗透入这片真空区，并利用当地人对美军的仇恨和对库尔德人-什叶派充斥的巴格达当局的恐惧，在当地发展壮大。
2006年后，美国驻当地最高指挥官彼得雷乌斯推行了有针对性的战略，利用当地逊尼派部落、组织和民众不满ISIS严刑峻法和喧宾夺主的怨气，说服他们转而与美军合作，一度将“提格里特铁三角”的反政府武装活动降到极低频率，让美国政府认为“战事已经结束”。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却导致中东各国极端原教旨势力借“民主革命”大旗作掩护，起死回生，卷土重来，攻城略地，ISIS不过是众多这类“受益者”的一员。他们在叙利亚充当“义军”之初，也曾获得来自欧美国家和土耳其的各种援助，可笑的是，一旦羽翼丰满，他们反过来又对这些“恩主”大开杀戒——6月11日，他们袭击了土耳其驻摩苏尔领事馆，绑架了总领事以下49人。
奥巴马上任后，为结束伊拉克这场“布什的战争”，一方面匆匆撤军，另一方面把宝压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上，但去年12月8日最后一名美军刚踏上归途，次日马利基的联合政府就告破裂。
伊拉克是个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占总人口95%，其中什叶派54.5%，逊尼派40.5%，不过逊尼派中包括和第一大民族——阿拉伯人流派不同、独立意识强烈的库尔德人，倘扣去他们，则逊尼派只占总人口20%左右。历史上伊拉克一直是少数逊尼派把持政权，多数什叶派处被压制地位，萨达姆时代更变本加厉，逊尼派中的提格里特集团独揽大权，什叶派则遭到无情镇压。
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却同时释放出两股危险的政治空气：一方面，长期被压制的什叶派轻而易举地凭借人数优势，在“一人一票”的战后伊拉克获得一次又一次选举的胜利，并在北方库尔德人逐渐专注于经营自己“一亩三分地”——库尔德自治区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大部分伊拉克地区推行厚什叶派、薄逊尼派的政治、经济政策，而萨达姆的社会复兴党崩溃后，人数本就处于劣势的逊尼派对此几无抗衡能力；另一方面，原本被“国家逊尼派”和世俗特色明显的萨达姆集团压制的“跨国逊尼派”——原教旨的“基地”，和混血的ISIS，却迅速崛起并填补了逊尼派内部的政治空白，并一度令伊拉克成为中东治安形势最混乱的地区。尽管彼得雷乌斯的努力一度取得显著成效，但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让一切变得重新紧张起来。
尽管外界赋予“阿拉伯之春”种种意义，但这些意义中有许多都是表里不一、甚至外界一厢情愿强加的，如今回头“复盘”不难看出，几乎所有实现“变天”的国家，都是清一色由逊尼派原教旨派系上台，推翻原先专制但较世俗的共和政体，而在个别什叶派试图从逊尼派夺权的国家（如巴林、沙特），或试图颠覆逊尼派君主政体的国家（如摩洛哥、沙特），则无一例外被“阿拉伯之春”舆论攻势边缘化，甚至遭到积极鼓吹“阿拉伯之春”的沙特、卡塔尔等国镇压，这就让“阿拉伯之春”不可避免地被染上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教派争斗色彩，而这种色彩却因“不合胃口”，被欧美国家和众多国际传媒长期刻意忽略。
伊拉克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本就积怨很深，马利基政府又在美军及盟军撤出后，变本加厉地推行亲什叶派政策，令倍感失望、又少了美军这个“婆婆”的逊尼派再度转向极端分子一边，此次滚雪球般增加的ISIS武装，许多就是这些“攀龙附凤”的本地临时加盟者；邻国叙利亚的内战更让局势雪上加霜，叙利亚的教派构成恰与伊拉克相反，什叶派少而逊尼派多，最初打着“和平示威”、“民主斗争”旗号的叙利亚反对派随着战事的旷日持久，逐渐凸显出教派斗争的真实面目，并吸引了数以万计各国逊尼派原教旨分子参战，这些人中许多都系“基地”背景的有组织、有经验武装分子，构成反政府武装的主要战斗力。
伊拉克和叙利亚有漫长且难以防守的共同边界，对伊拉克逊尼、什叶两派而言，均担心对方教派在邻国坐大，因此均采取了明里暗里支持邻国“自己人”的措施。如果说，马利基政府作为合法政府，囿于阿盟决议，还只能在台面上保持克制，那么本就是“黑名单”榜上有名的ISIS，就无需任何顾忌。去年大批伊拉克越狱囚犯进入叙利亚，曾搅乱叙利亚大局，今年不过是倒了个而已
更麻烦的事，这只是伊拉克教派冲突问题的冰山一角。
前联合国驻伊拉克特使、德国人马丁.克伯勒指出，近两年来，伊拉克境内暴力冲突发生率明显增加，平均每个月死于暴力的人数多达700-800人，虽未达到2006-2007年水平，却和彼得雷乌斯计划卓有成效的几年相比翻了4、5番，去年全年更出现了9475人的“后萨达姆时代”最高年平民因暴力死亡人数纪录。而在美军及其盟军撤退的背景下，马利基政府缺乏足够的实力和执行力，去应对急转直下的治安局势。
比问题更严峻的是前景。
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是奥巴马的竞选承诺，也是他两届执政迄今最大、最少争议的独立外交成果，是民主党压制共和党的命门，加上美国经济尚未完全复苏，战略重心转移，势必不可能重返；派系繁杂的马利基政府自保有余，整肃治安则力不从心，控制边界、防止狱囚和其它极端分子的国际间往来，则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长此以往，伊拉克很可能成为各派极端势力中转人、物并休整喘息的中继站，以及中东地缘政治的“盲肠”，甚至成为一个大号的黎巴嫩。
至于至今被一些国家和政治势力倚为长城的“一人一票”，恐对伊拉克局势的恶化无济于事：在当前伊拉克人口教派构成不变的情况下，什叶派可轻而易举获得一次又一次胜选，但无论“德”或“威”，都不足以将占总人口20%、且得到强大外援的逊尼派彻底压服。
今年4月30日，美军撤离后的第一次选举，马利基所属联盟获得最多选票连任，却并未能过半。在随即发生的ISIS攻势中，在北部逊尼派地区作战的几万政府军兵无斗志，被数百人的ISIS武装分子一击即溃，而坐山观虎斗的库尔德自治区，则趁机觊觎北方石油重镇基尔库克。马利基无可奈何下，呼吁召开议会，讨论实施全国紧急状态，却因凑不齐法定出席人数而无法开会，个中缘由，一望而知。
在一片喧嚣中，奥巴马政府先是放出含糊其辞的“不排除任何手段”帮助伊拉克政府的口风，继而却在13日晚宣布“不会在缺乏政治保证前提下进行军事干预”，很显然，即便他随后调整战略，也最多效仿“也门模式”搞几次空袭（很可能还是出动无人机）。
道理是明摆着的：小规模军事干预未必有效，更多军援弄不好被ISIS缴获，反倒“资敌”，而大规模出兵无异于自认失败，将一贯自炫的“将伊拉克美军带回家”外交成果转化为外交定时炸弹，这在中期选举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不过ISIS的攻势可能也已是强弩之末。
伊拉克中、南部已是什叶派地盘，当地民兵、地方部落都不可能支持或依附ISIS，视什叶派为洪水猛兽的ISIS也不可能和他们搞“统一战线”，ISIS继续前进，原本有利的战场氛围就会转趋不利；ISIS和北方逊尼派诸势力的结合不过是利益结合，早领教过该组织厉害的“地头蛇”们也不会全心全意为ISIS当炮灰，日前围攻白吉炼油厂时，ISIS就因当地部落作梗，不得不退避三舍，导致该重要战略目标至今仍在政府手中。
什叶派的总后台是伊朗，一旦ISIS继续扩张，伊朗自不会袖手旁观，而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指出的，视ISIS为公敌，恐怕是美国、伊朗和基地组织这三个冤家“唯一可达成共识的政治话题”，以ISIS的战斗力，是很难在伊朗这个中东强国面前讨到便宜的。
当然，一旦如此，整个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甚至可能大到任何势力都无法控制的地步。
来源：南早中文网 http://www.nanzao.com/sc/opinion/29620/yi-la-ke-luan-ju-di-cong-na-li-lai
就在不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卸任国务卿、被普遍认为有意参选2016年美国大选的希拉里.克林顿，还动辄将兑现竞选诺言、让美军从伊拉克撤出当做最重要外交成果拿出来炫耀，将后萨达姆时代的“新伊拉克”，当作“中东政治现代化”的成功典范，也的确有一些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
然而6月10日，“新伊拉克”的光环被一个叫做“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或ISIL）打得粉碎：就在这一天，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尼尼微省省会摩苏尔被该组织攻克；次日，伊拉克逊尼派曾经的政治中心、萨达姆家乡提克里特也被攻陷。截止13日，该组织声称已控制了尼尼微省、阿尔安巴尔省、基尔库克省大部，和迪亚拉、萨拉哈丁、巴比伦、巴格达省一部，并一度包围了位于白吉的伊拉克最大炼油厂（日炼油能力30万桶），兵锋直指巴格达。
6月13日，奥巴马发表讲话，称ISIS对伊拉克“构成威胁”，并“潜在威胁到美国人民”，已构成“地区性问题和长期问题”，而讨论伊拉克局势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业已在伊拉克政府要求下，于12日格林尼治时间15时30分举行。
这突如其来的强敌，究竟是何许人也？
叙利亚组织或伊拉克组织？
有些媒体将ISIS称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也有人称之为“伊拉克反政府武装”，到底哪个才是对的？
其实都对，也都不对：这个组织的创始人阿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是出生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第二任首领阿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 ）则是埃及人，第三任和第四任首领两个巴格达迪（Abu Omar al-Baghdadi和Abu Bakr al-Baghdadi）则国籍不详。
这个组织也不是什么“新组织”。该组织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时叫“一神论和圣战组织”（TOMJ），是扎卡维利用阿富汗赫拉克设立的营地，表面上声称要在阿富汗对苏作战，实际目的则是培训用于颠覆约旦政府的武装分子，因为该组织认为约旦政府太过世俗，不符合教义。
虽然在赫拉特时期曾受到美国资助，但“9.11”后他们作为恐怖主义组织遭到围剿，在约旦无法立足。 2003年，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拉克北方许多地方出现政治真空，扎卡维等趁机打着“基地”的旗号进入伊拉克，利用逊尼派对美军和美军扶植的什叶派掌权政府不满，以“伊拉克基地分支”的名义猖獗一时，扎卡维也成为基地组织第三号人物。 2006年1月，他们和提格里特附近一些逊尼派部落、组织组成反美的“圣战者联合委员会”（MSC），同年12月13日，宣布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拉克伊斯兰国” （ISI）。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ISI先是派遣部分武装以“胜利阵线”（AL-NUSRA）名义进入叙利亚，成为反巴沙尔武装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控制了叙利亚伊拉克边界的许多关卡，随即ISI主力也纷纷进入叙利亚，并在2013年4月正式打出ISIS的“国号”。
这个组织早在上世纪末就涉嫌策划美国和约旦的“千禧年爆炸”，和2002年针对美国外交官福雷（Laurence Foley）的绑架案。 2003年以后，该组织开始在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西方人和“异端”的恐怖袭击，早在2003年12月27日就发动了针对卡尔巴拉政府办公楼的自杀式袭击，次年5月又首次实施了如今成为该组织“招牌”的人质斩首（受害者是美国人尼克.伯格）。 2004-2006年，他们在“提克里特三角”和美军、伊拉克政府军屡屡激战，并多次发动恐怖袭击和针对西方人的绑架、斩首。但2006-2010年，该组织三任首领相继被美军打死，自身也元气大伤，一度据说只剩两三百人。
“阿拉伯之春”和随之而来的叙利亚内战，给了该组织起死回生的机会，2013年4月ISIS宣布成立时，号称有数万人马，据估计，此次攻势发动前，其在叙利亚有近7000人，在伊拉克境内则有约6000人。
不难看出，该组织从成立起就带有强烈的国际性，其成员中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信奉“萨拉菲斯特”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各级领袖也是哪国人都有。
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
正如许多中东问题专家所指出的，这个源流混杂的“混血组织”在伊拉克并不真正关心能否夺取巴格达，成为新的伊拉克政府，在叙利亚也并不怎么关心能否打入大马士革推翻巴沙尔政权，他们所关心的，是占领一块（能占领哪一块就哪一块）足够大、足够富庶的地盘，在那里建立政教合一、实行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并毫不留情地在地盘里消灭一切敢于持异议的人和组织。
正因为这个宗旨，他们在MSC时期既和美军打仗，也一刻不停地忙于吞并势力范围内的部落武装和其它势力；在叙利亚，他们喧宾夺主，毫不客气地占据了叙利亚当时被反政府武装所控制最早、最大的省会城市拉贾，并一度控制了从拉贾到加拉布鲁斯，土耳其-叙利亚边境的重要走廊，获得武器、兵源的补充渠道。
去年7月则是此次对伊拉克的突然袭击前，该组织最得意的时候。
当月，他们和基地组织联合发起“破墙行动”，在叙利亚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劫狱，放出数以千计被关押的恐怖分子，以充实各极端组织的实力，迫使美欧许多国家不得不到处发出旅行安全警告，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然而好景不长，当年9月，ISIS和叙利亚其它反政府武装决裂；今年1月，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Syria's opposition National League and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简称“全国联盟”）宣布和与ISIS反目成仇的“胜利阵线”结盟，共同讨伐ISIS，基地组织也通过播放扎瓦赫里讲话，宣布和ISIS“脱钩”（耐人寻味的，是扎瓦赫里指责ISIS是“极端恐怖主义组织”），而ISIS则不甘示弱，一面宣布讨伐“异端”，一面扬言“先打异端，后打巴沙尔”。原本的盟友撇开原先共同敌人巴沙尔自相残杀，ISIS虽然在战场上屡屡得手，却最终丢失拉贾，在叙利亚的“立国”前景似乎一下变得黯淡。
但今年1月，ISIS突然回师伊拉克，一举夺取了距巴格达仅100公里的北部重镇费卢杰，随即在周围不断攻城略地，夺取许多中小城镇。对摩苏尔的围攻，实际上早在5月20日即已开始，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国王学院的研究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因ISIS的武装恐怖活动而流离失所的伊拉克人已达50万以上。
如今ISIS已招降纳叛，滚雪球般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目击者称，他们装备有缴获或从库存中找到的俄、美、中、欧制坦克、火炮、火箭炮，甚至在摩苏尔伊西斯机场弄到了一些“黑鹰”直升机，但主战武器仍然是装在皮卡车上的火箭筒和“德什卡”机枪，以及自动步枪和炸弹，人们所担心的，是他们会否颠覆伊拉克政府，或真的分裂出一个新的“国家”。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法国《世界报》援引目击者的话称，ISIS“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能力很强，一些曾和他们交手的美军表示，他们是“最难缠的恐怖分子”。
在2006年左右，ISIS的前身善于制造各种陷阱和路边炸弹，但一旦和美军或伊拉克正规军正面交手，总会轻易被击溃。但经过叙利亚内战熏陶后的ISIS，却能娴熟运用各种轻重武器，实施地面群组协同作战。一些中东问题专家（如旅法库尔德问题专家贝纳阿德Myriam Benraad）指出，以往ISIS的攻势主要是袭击、伏击、骚扰，即便攻坚也只针对一两个城市，此番同时在几个省发动攻势，是非同寻常的。他们指出，和许多恐怖组织不同，ISIS不仅有国际兵源、财源，而且有自己的人力、财力基地，还刚刚在摩苏尔银行截获4.29亿美元巨款，一举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恐怖组织”，倘国际社会不及时应对，后果不堪设想。
但也有人认为，情况未必会那么糟。
中东问题专家约书亚.基廷（Joshua Keating）指出，ISIS在伊拉克、叙利亚两次大起大落，轨迹几乎完全相同，即一开始利用“对付共同敌人”和同教之谊，轻易站稳脚跟，并依靠自身实力迅速坐大，但一旦坐大，他们就开始强推残忍的沙里亚法，并靠虐杀立威（如去年五月在拉贾市中心广场搞集体斩首），不断吞并盟友和地方势力，引发盟友反目和辖区民众愤怒，最终灰头土脸。 2006年搞的ISI，其大多数盟友最后不堪其淫威，转而投靠美军，成立专门对付ISIS的“觉醒运动”（Awakening）；不久前在叙利亚，短短几个月时间，该组织就把几乎所有其它盟友都变成了敌人，这其中包括自由派，也包括曾是自己“上级”的基地组织，甚至本是自己分支的“胜利阵线”。
道理一如基廷所言，ISIS源流复杂，缺乏地域归属感，又强推“大多数人从内心都不会真心愿意领教”的沙里亚法和苛刻的清规戒律和严刑峻法，盟友和“臣民”不过畏威而不怀德，一旦军事上有所蹉跌，看似强大的联盟就会土崩瓦解。
症结在哪里
一些美国智库日前称，伊拉克问题的首要责任，应归咎于一战后英国在当地错误划分国界线，此外，未能及时推翻巴沙尔也是一大原因。这种说法显然意在为美国开脱。事实上，ISIS能坐大至此，美国要负极大责任。
如前所述，ISIS前身兴起之初受过美国资助，但“9.11”后其在约旦本已穷途末路。然而美国却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原本很善于对付逊尼派极端组织的萨达姆政权，又在“后萨达姆时代”将“提格里特三角”的若干世俗权力家族当做“萨达姆残余”清洗，而未能及时跟进相应措施，令ISIS得以渗透入这片真空区，并利用当地人对美军的仇恨和对库尔德人-什叶派充斥的巴格达当局的恐惧，在当地发展壮大。
2006年后，美国驻当地最高指挥官彼得雷乌斯推行了有针对性的战略，利用当地逊尼派部落、组织和民众不满ISIS严刑峻法和喧宾夺主的怨气，说服他们转而与美军合作，一度将“提格里特铁三角”的反政府武装活动降到极低频率，让美国政府认为“战事已经结束”。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却导致中东各国极端原教旨势力借“民主革命”大旗作掩护，起死回生，卷土重来，攻城略地，ISIS不过是众多这类“受益者”的一员。他们在叙利亚充当“义军”之初，也曾获得来自欧美国家和土耳其的各种援助，可笑的是，一旦羽翼丰满，他们反过来又对这些“恩主”大开杀戒——6月11日，他们袭击了土耳其驻摩苏尔领事馆，绑架了总领事以下49人。
奥巴马上任后，为结束伊拉克这场“布什的战争”，一方面匆匆撤军，另一方面把宝压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上，但去年12月8日最后一名美军刚踏上归途，次日马利基的联合政府就告破裂。
伊拉克是个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占总人口95%，其中什叶派54.5%，逊尼派40.5%，不过逊尼派中包括和第一大民族——阿拉伯人流派不同、独立意识强烈的库尔德人，倘扣去他们，则逊尼派只占总人口20%左右。历史上伊拉克一直是少数逊尼派把持政权，多数什叶派处被压制地位，萨达姆时代更变本加厉，逊尼派中的提格里特集团独揽大权，什叶派则遭到无情镇压。
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却同时释放出两股危险的政治空气：一方面，长期被压制的什叶派轻而易举地凭借人数优势，在“一人一票”的战后伊拉克获得一次又一次选举的胜利，并在北方库尔德人逐渐专注于经营自己“一亩三分地”——库尔德自治区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大部分伊拉克地区推行厚什叶派、薄逊尼派的政治、经济政策，而萨达姆的社会复兴党崩溃后，人数本就处于劣势的逊尼派对此几无抗衡能力；另一方面，原本被“国家逊尼派”和世俗特色明显的萨达姆集团压制的“跨国逊尼派”——原教旨的“基地”，和混血的ISIS，却迅速崛起并填补了逊尼派内部的政治空白，并一度令伊拉克成为中东治安形势最混乱的地区。尽管彼得雷乌斯的努力一度取得显著成效，但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让一切变得重新紧张起来。
尽管外界赋予“阿拉伯之春”种种意义，但这些意义中有许多都是表里不一、甚至外界一厢情愿强加的，如今回头“复盘”不难看出，几乎所有实现“变天”的国家，都是清一色由逊尼派原教旨派系上台，推翻原先专制但较世俗的共和政体，而在个别什叶派试图从逊尼派夺权的国家（如巴林、沙特），或试图颠覆逊尼派君主政体的国家（如摩洛哥、沙特），则无一例外被“阿拉伯之春”舆论攻势边缘化，甚至遭到积极鼓吹“阿拉伯之春”的沙特、卡塔尔等国镇压，这就让“阿拉伯之春”不可避免地被染上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教派争斗色彩，而这种色彩却因“不合胃口”，被欧美国家和众多国际传媒长期刻意忽略。
伊拉克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本就积怨很深，马利基政府又在美军及盟军撤出后，变本加厉地推行亲什叶派政策，令倍感失望、又少了美军这个“婆婆”的逊尼派再度转向极端分子一边，此次滚雪球般增加的ISIS武装，许多就是这些“攀龙附凤”的本地临时加盟者；邻国叙利亚的内战更让局势雪上加霜，叙利亚的教派构成恰与伊拉克相反，什叶派少而逊尼派多，最初打着“和平示威”、“民主斗争”旗号的叙利亚反对派随着战事的旷日持久，逐渐凸显出教派斗争的真实面目，并吸引了数以万计各国逊尼派原教旨分子参战，这些人中许多都系“基地”背景的有组织、有经验武装分子，构成反政府武装的主要战斗力。
伊拉克和叙利亚有漫长且难以防守的共同边界，对伊拉克逊尼、什叶两派而言，均担心对方教派在邻国坐大，因此均采取了明里暗里支持邻国“自己人”的措施。如果说，马利基政府作为合法政府，囿于阿盟决议，还只能在台面上保持克制，那么本就是“黑名单”榜上有名的ISIS，就无需任何顾忌。去年大批伊拉克越狱囚犯进入叙利亚，曾搅乱叙利亚大局，今年不过是倒了个而已
更麻烦的事，这只是伊拉克教派冲突问题的冰山一角。
前联合国驻伊拉克特使、德国人马丁.克伯勒指出，近两年来，伊拉克境内暴力冲突发生率明显增加，平均每个月死于暴力的人数多达700-800人，虽未达到2006-2007年水平，却和彼得雷乌斯计划卓有成效的几年相比翻了4、5番，去年全年更出现了9475人的“后萨达姆时代”最高年平民因暴力死亡人数纪录。而在美军及其盟军撤退的背景下，马利基政府缺乏足够的实力和执行力，去应对急转直下的治安局势。
比问题更严峻的是前景。
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是奥巴马的竞选承诺，也是他两届执政迄今最大、最少争议的独立外交成果，是民主党压制共和党的命门，加上美国经济尚未完全复苏，战略重心转移，势必不可能重返；派系繁杂的马利基政府自保有余，整肃治安则力不从心，控制边界、防止狱囚和其它极端分子的国际间往来，则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长此以往，伊拉克很可能成为各派极端势力中转人、物并休整喘息的中继站，以及中东地缘政治的“盲肠”，甚至成为一个大号的黎巴嫩。
至于至今被一些国家和政治势力倚为长城的“一人一票”，恐对伊拉克局势的恶化无济于事：在当前伊拉克人口教派构成不变的情况下，什叶派可轻而易举获得一次又一次胜选，但无论“德”或“威”，都不足以将占总人口20%、且得到强大外援的逊尼派彻底压服。
今年4月30日，美军撤离后的第一次选举，马利基所属联盟获得最多选票连任，却并未能过半。在随即发生的ISIS攻势中，在北部逊尼派地区作战的几万政府军兵无斗志，被数百人的ISIS武装分子一击即溃，而坐山观虎斗的库尔德自治区，则趁机觊觎北方石油重镇基尔库克。马利基无可奈何下，呼吁召开议会，讨论实施全国紧急状态，却因凑不齐法定出席人数而无法开会，个中缘由，一望而知。
在一片喧嚣中，奥巴马政府先是放出含糊其辞的“不排除任何手段”帮助伊拉克政府的口风，继而却在13日晚宣布“不会在缺乏政治保证前提下进行军事干预”，很显然，即便他随后调整战略，也最多效仿“也门模式”搞几次空袭（很可能还是出动无人机）。
道理是明摆着的：小规模军事干预未必有效，更多军援弄不好被ISIS缴获，反倒“资敌”，而大规模出兵无异于自认失败，将一贯自炫的“将伊拉克美军带回家”外交成果转化为外交定时炸弹，这在中期选举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不过ISIS的攻势可能也已是强弩之末。
伊拉克中、南部已是什叶派地盘，当地民兵、地方部落都不可能支持或依附ISIS，视什叶派为洪水猛兽的ISIS也不可能和他们搞“统一战线”，ISIS继续前进，原本有利的战场氛围就会转趋不利；ISIS和北方逊尼派诸势力的结合不过是利益结合，早领教过该组织厉害的“地头蛇”们也不会全心全意为ISIS当炮灰，日前围攻白吉炼油厂时，ISIS就因当地部落作梗，不得不退避三舍，导致该重要战略目标至今仍在政府手中。
什叶派的总后台是伊朗，一旦ISIS继续扩张，伊朗自不会袖手旁观，而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指出的，视ISIS为公敌，恐怕是美国、伊朗和基地组织这三个冤家“唯一可达成共识的政治话题”，以ISIS的战斗力，是很难在伊朗这个中东强国面前讨到便宜的。
当然，一旦如此，整个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甚至可能大到任何势力都无法控制的地步。
星期五, 6月 13, 2014
南疆原教旨主义思潮调查笔记
作者：吐尔文江·吐尔逊
來源：中国新闻周刊 http://editor.inewsweek.cn/detail-270-1.html
调查总结：这次调查走下来，我的总体感受是南疆特别是和田地区的宗教形态并没有所传的那么严重，但也不可忽视。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意思基本一样，瓦哈比派是原教旨主义的一部分，而宗教极端主义与它们有明显区别。极端主义虽然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宗教，而是一个反动的政治活动，这一点必须要定义清楚。
2014年4月6日，我开始了计划已久的南疆之行，一方面是因为我负责的自治区社科基金课题研究需要，同时我也有好几年没有去南疆了。这几年来，和田、喀什等地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迫切需要亲自去南疆深入地看一下。
我和单位的5位同事一共6人，开了两辆车，6人全都是维吾尔族，有两人的老家就是和田、喀什，其余人员中也有同学、朋友在南疆，因此调查组此行除了工作之外，也充满了朋友聚会的内容。我们的团队中有人家在若羌县，希望能去看看，因此我们决定来一次环塔(即塔里木盆地)之旅，沿塔里木西缘进入和田。我们先到了库尔勒，经若羌、且末进入和田地区，在策勒县、和田县、墨玉县、洛浦县、和田市、皮山县进行了调查，之后进入喀什地区，在叶城县、泽普县、莎车县、疏勒县、喀什市进行了调查。最后经阿克苏、库尔勒回到乌鲁木齐，历时25天。
我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宗教问题，其他也包括社会稳定、基层卫生服务、教育、驻村工作等。南疆的宗教问题这几年成为了一个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宗教形态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很多伊斯兰思潮自境外传入并对维吾尔族社会产生影响。更有一些极端主义的思想滋生了暴力活动。但在众多来自不同方面的对于南疆宗教现状议论的声音中，有些过于强调政治属性，有些并不了解新疆的本地情况，有些是没有看清事情本质，而有些则是人云亦云。这次调查走下来，我的总体感受是南疆特别是和田的宗教形态并没有所传的那么严重。但不可忽视的是，和田、喀什和三四年前相比，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
具体观察和讨论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教思潮变化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信仰传统和穆斯林的信仰情况。维吾尔族接受伊斯兰教千余年来，经过不断发展变化，到了近现代，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形态选择的是世俗化的发展方式，共和国的建立，更加强化了这种世俗化的宗教形态。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力度加大，中东的一些保守主义的宗教思想也开始传入新疆，试图影响维吾尔族社会，瓦哈比派的教义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新疆。
瓦哈比派传入新疆，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我国开始对外开放，境外的社会思潮有了传入境内的可能；另一方面与当时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有关。瓦哈比派传入后，首先是在喀什地区，当时并没有引起新疆官方的过多注意，只是在维吾尔族民间引起了一些议论，因为瓦哈比派教义与当时新疆维吾尔族信承的逊尼派世俗主义有冲突。这一派别开始时的传教活动并不顺利，而且很快由于涉及到宗教教权利益的冲突，受到新疆本地伊斯兰教的反对，政府随后也注意到了这种矛盾而对瓦哈比派加以禁止。最关键的，是当时维吾尔族的社会价值观念是世俗化的，当时正逢中国改革开放，全国人民追求的是过上好日子。维吾尔人当时的眼睛是盯在广州、香港甚至西方，大家羡慕的是那些去广州做生意的人，在基层维吾尔族社会中新形成的集市纷纷取名“香港巴扎(巴扎：维吾尔语集市)”，T恤衫类的服装很长一段时间在维吾尔语里被称作“港衫”。喇叭裤、牛仔裤、花衬衣等在维吾尔族年轻人中也是时尚，因为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生活，大家都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水平改善充满期望。维吾尔族是一个具有追求快乐生活传统的民族，在当时考虑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享受生活的快乐。因此境外瓦哈比主义等保守主义倡导回到7世纪生活的观念，和维吾尔族人对生活的追求截然相反，遭到维吾尔族社会的拒绝。导致瓦哈比派在维吾尔族社会中并没有寻找到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这些保守主义的宗教思想除在几个乡村发展了一些信徒，逐渐没落了下去。
任何宗教都既有内在的精神信仰的要求，如对真主的信仰；也有外显的仪式性的要求，包括宗教信仰实践、行为规范等，如做礼拜、封斋、衣着、饮食禁忌。外显的仪式性要求既是对内在精神信仰的强化过程，也是区别和衡量信众的一个标尺。这些年说南疆宗教氛围日益浓厚，主要是说这种外显性的活动明显增加，例如女性蒙面、穿中东国家式的保守服装、年轻男性蓄大胡须、日常去清真寺的人员增加，社会上饮酒、吸烟的人员明显减少。这些在考察中我们感受非常明显。到每个地方我们都有朋友，大家聚会肯定要喝酒，传统上维吾尔族喜欢喝酒助兴，但是现在可以喝酒的地方变得很少，而且当地人都要躲起来喝酒。在策勒县，由于八项规定，政府接待不能上酒，朋友们请客把我们拉到乡村的一个农家乐喝酒。到了和田市，据说全市只有3家维吾尔族可以喝酒的地方，许多人是到宾馆开房，然后带上酒和吃的东西到房间里喝酒。我们专程去了3家中的一家，但他们不卖酒，和田市的维吾尔族商店没有卖酒的，我们在别的商店买了酒，也要用黑色的袋子装好，回到餐厅喝酒。后来到皮山、莎车、喀什等地，差不多都是如此，喝酒只能在宾馆里或者是偏僻点的农家乐。这一点和我三四年前看到的有明显变化。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蒙面女性 明显增多。蒙面女性在和田、喀什可说是随处可见，特别是和田市更多，在和田市艾提卡大巴扎，营业的女店主们几乎都只能看到一双眼睛。蒙面女性在上世纪80年代维吾尔族中也存在，1987年我去喀什时就曾见过六七个，但和现在大不一样，一是少，很少;二是多数是老年女性，50至60岁以上；三是穿的衣服还是传统的服饰，就在头上蒙一个褐色的大头巾。而这次在和田市，据我们观察，在街面上，蒙面女性至少占到10%的比例。当然这比外界听到的传言要轻得多，我在到和田之前，听到的说法让我以为和田满大街都是蒙面女性，事实不是那么回事。当然这也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社会干预措施有关，我们看到的蒙面女性中有相当部分是用头巾把头包住，然后戴一个大口罩。因为和田风沙大，你也不能不让别人戴口罩，这是一个具有地方特点的新现象，看起来很像双方妥协的结果。毫无疑问，外显性行为的变化反映出的是内在精神信仰的变化，反映出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教信仰在从传统的世俗化向保守主义逐渐转变。
我们还需要认识清楚一件事，那就是通常我们说维吾尔族几乎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但这并不等于维吾尔族穆斯林是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方式，其实维吾尔族穆斯林内部也在宗教实践上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分层。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可以分为四种社会群体。
第一种是“文化穆斯林”，这是最世俗化的一个群体，主要由党政官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大中型企业职工以及大学生群体构成。这部分人日常很少有礼拜、封斋等宗教实践活动，一般也不忌烟酒，但依然会有宗教情感和遵守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
第二种是“世俗穆斯林”。这部分群体主要由农民、普通市民、商贩以及一些年长、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构成。相比文化穆斯林，他们宗教实践活动的形态更多，比如封斋、做礼拜，如果周五有时间，一定会去清真寺。但他们做这些，只是怀着很朴素的信仰，一定程度是沿袭祖先的传统。除了斋月期间，其他时间都与文化穆斯林无异，也不排斥抽烟、喝酒。
第三种是“保守穆斯林”。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个群体在宗教实践上要求更加严格，要求严格按照《古兰经》的内容规范个人社会行为，认为伊斯兰教的创始阶段是理想社会。行为方式上类似清教徒，提倡简朴生活，反对奢靡浪费，追求内心的安宁清修，但并不主张暴力，也没有政治诉求。
第四种是“极端穆斯林”，也可以叫“政治穆斯林”。这个群体往往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在宗教实践上与保守穆斯林相同，但在行为规范上有政治性的要求，在宗教价值观上有激进、极端的倾向，有对社会的权力诉求。保守穆斯林比较容易被动员为极端穆斯林。
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群体做宗教实践的社会分层，重要意义在于提醒外界注意到其中的明显差别，特别是在制定有关政策时，要具有针对性，针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政策。
目前在新疆，宗教极端主义、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瓦哈比派等概念在认识和使用上存在混乱的现象，必须要界定清楚，否则容易造成社会治理扩大化。
原教旨主义原是用来形容相信《圣经》中传统基督教信仰运动的。以后，凡是激烈地反对现代化、世俗化的宗教运动，不管出现在西方还是东方都被人们冠名为“原教旨主义”，从而与其他的政治复辟运动相区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最初产生于18世纪中后期，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及宗教危机的加重，同时在阿拉伯世界开始了旨在净化伊斯兰教的瓦哈比运动，进而形成新的教法学派“瓦哈比派”。这个学派号召穆斯林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抛弃宗教陋习，复归到《古兰经》中的黄金时代。瓦哈比学派受到沙特酋长的赏识，进而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思想运动发展成了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为以后沙特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以瓦哈比派为国教的沙特王国的建立可以认为是传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顶峰。
这里我们看到，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意思基本一样，而瓦哈比派是原教旨主义的一部分，而宗教极端主义与它们有明显区别。极端主义是一种带有政治目的的社会活动，极端主义的价值观是扭曲的，而且极端主义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背离伊斯兰教中的基本原则的。因此，极端主义与原教旨保守主义、瓦哈比派有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是否有政治活动。在新疆发生的暴力恐怖活动，毫无疑问是极端主义。而单纯的蒙面、婚丧习俗的改变、礼拜次数等都不能当做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虽然打着伊斯兰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宗教，而是一个反动的政治活动，这一点必须要定义清楚。一个例证是：沙特阿拉伯内政部今年3月7日发布声明，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要求在国外进行所谓圣战的沙特人在15日内回国自首，这表明国家利益远远大于同一宗教利益。可以看得出,奉行瓦哈比派的沙特也认为自己受到极端主义的威胁。
新疆近年来，保守主义思想逐渐渗透、传播，其原因有：
近年来，世界伊斯兰教的发展形势是日益趋向保守，尤其是一批原先奉行现代主义观念，走世俗化社会发展道路的穆斯林国家，纷纷在社会发展方面选择日益明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化的倾向，但不同国家鼓吹原教旨主义的势力却并不一样。
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中最为典型的选择走世俗化发展道路的国家，但是自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废除了宪法中军队是国家世俗化的保卫者的规定，废除了禁止女学生佩戴具有宗教色彩头巾上学的法律。土耳其看起来在从世俗化向后转。
阿富汗在塔利班执政时期，完全是原教旨主义立国，即使现在，塔利班已经被逐出政治舞台，但是原教旨主义对阿富汗社会的影响仍然很大。不过阿富汗塔利班的原教旨主义思想是来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虽然走的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世俗化道路，但整个社会的治理结构并不完全由政府决定，巴基斯坦塔利班是原教旨主义的信奉者，与巴政府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盘踞于巴基斯坦境内与阿富汗接壤的部落地区，遵从逊尼派激进主义的德奥班德教派的教义。
近五六年来，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借助大量非法宗教宣传出版物以及录音带、光盘、移动存储介质和飞速发展的互联网等传播手段，加之维吾尔族社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在维吾尔族中的传播和影响迅速升温，主要在维吾尔族农民、商贩、城乡灵活就业人员中传播，在新疆南部地区大有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趋势。
另一方面，维吾尔族社会在发展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尤其在现代化发展方面面临挫折，也为原教旨保守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土壤。最明显的一点表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业难度在增大，产业工人队伍甚至在缩小。在采掘业、制造业、电力和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这4种行业中，少数民族职工总数由1997年的18.5万人下降到2002年的11.3万人，占行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也由18.7%下降到17.2%。据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维吾尔族15岁以上人口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即产业工人)比重持续下降。尤其是2000至2010年间，维吾尔族产业工人不仅比例从5.89%下降到4.55%，实际人数也从26.5万人下降到24.9万人。而此期间，维吾尔族15岁以上的“未就业人口”总数从134.8万人增加到177.7万人，增幅为31.6%。一方面是新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工业化的急速推进;另一方面，人口1000多万，占新疆总人口47%的维吾尔族的产业工人队伍在缩小，未就业人数在增大，这种矛盾的状况显然不利于维吾尔族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由于维吾尔社会日益处于困境，在青年人群体中出现了一些列消极和丑恶现象。如青年男性中酗酒成风、赌博盛行、毒品泛滥。这些在传统社会中从未有过的负面社会问题令处于传统封闭的维吾尔族社会反映强烈，但维吾尔族社会内部又没有成熟的社会机制来面对、反思和应对这些问题，于是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宗教就适时出现了，因为宗教是唯一能够对维吾尔族民众能够产生行为约束规范的社会力量。我个人认为，原教旨主义思潮之所以近年来在维吾尔族社会中迅速扩张，最主要的因素来自于维吾尔族社会的现实状况。
应该说，这些情况对于南疆维吾尔族的发展造成了阻碍，制约了维吾尔族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步。甚至对经济发展也产生负面影响，如他们宣传使用银行贷款获取的收益是不洁的，甚至说和汉族人做生意赚的钱也是不洁的。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长此以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可能会从一种社会思潮转变为具有社会动员能力的力量从而对维吾尔族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进而影响新疆的发展与稳定大局。 ★
來源：中国新闻周刊 http://editor.inewsweek.cn/detail-270-1.html
调查总结：这次调查走下来，我的总体感受是南疆特别是和田地区的宗教形态并没有所传的那么严重，但也不可忽视。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意思基本一样，瓦哈比派是原教旨主义的一部分，而宗教极端主义与它们有明显区别。极端主义虽然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宗教，而是一个反动的政治活动，这一点必须要定义清楚。
2014年4月6日，我开始了计划已久的南疆之行，一方面是因为我负责的自治区社科基金课题研究需要，同时我也有好几年没有去南疆了。这几年来，和田、喀什等地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迫切需要亲自去南疆深入地看一下。
我和单位的5位同事一共6人，开了两辆车，6人全都是维吾尔族，有两人的老家就是和田、喀什，其余人员中也有同学、朋友在南疆，因此调查组此行除了工作之外，也充满了朋友聚会的内容。我们的团队中有人家在若羌县，希望能去看看，因此我们决定来一次环塔(即塔里木盆地)之旅，沿塔里木西缘进入和田。我们先到了库尔勒，经若羌、且末进入和田地区，在策勒县、和田县、墨玉县、洛浦县、和田市、皮山县进行了调查，之后进入喀什地区，在叶城县、泽普县、莎车县、疏勒县、喀什市进行了调查。最后经阿克苏、库尔勒回到乌鲁木齐，历时25天。
我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宗教问题，其他也包括社会稳定、基层卫生服务、教育、驻村工作等。南疆的宗教问题这几年成为了一个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宗教形态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很多伊斯兰思潮自境外传入并对维吾尔族社会产生影响。更有一些极端主义的思想滋生了暴力活动。但在众多来自不同方面的对于南疆宗教现状议论的声音中，有些过于强调政治属性，有些并不了解新疆的本地情况，有些是没有看清事情本质，而有些则是人云亦云。这次调查走下来，我的总体感受是南疆特别是和田的宗教形态并没有所传的那么严重。但不可忽视的是，和田、喀什和三四年前相比，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
具体观察和讨论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教思潮变化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信仰传统和穆斯林的信仰情况。维吾尔族接受伊斯兰教千余年来，经过不断发展变化，到了近现代，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形态选择的是世俗化的发展方式，共和国的建立，更加强化了这种世俗化的宗教形态。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力度加大，中东的一些保守主义的宗教思想也开始传入新疆，试图影响维吾尔族社会，瓦哈比派的教义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新疆。
瓦哈比派传入新疆，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我国开始对外开放，境外的社会思潮有了传入境内的可能；另一方面与当时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有关。瓦哈比派传入后，首先是在喀什地区，当时并没有引起新疆官方的过多注意，只是在维吾尔族民间引起了一些议论，因为瓦哈比派教义与当时新疆维吾尔族信承的逊尼派世俗主义有冲突。这一派别开始时的传教活动并不顺利，而且很快由于涉及到宗教教权利益的冲突，受到新疆本地伊斯兰教的反对，政府随后也注意到了这种矛盾而对瓦哈比派加以禁止。最关键的，是当时维吾尔族的社会价值观念是世俗化的，当时正逢中国改革开放，全国人民追求的是过上好日子。维吾尔人当时的眼睛是盯在广州、香港甚至西方，大家羡慕的是那些去广州做生意的人，在基层维吾尔族社会中新形成的集市纷纷取名“香港巴扎(巴扎：维吾尔语集市)”，T恤衫类的服装很长一段时间在维吾尔语里被称作“港衫”。喇叭裤、牛仔裤、花衬衣等在维吾尔族年轻人中也是时尚，因为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生活，大家都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水平改善充满期望。维吾尔族是一个具有追求快乐生活传统的民族，在当时考虑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享受生活的快乐。因此境外瓦哈比主义等保守主义倡导回到7世纪生活的观念，和维吾尔族人对生活的追求截然相反，遭到维吾尔族社会的拒绝。导致瓦哈比派在维吾尔族社会中并没有寻找到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这些保守主义的宗教思想除在几个乡村发展了一些信徒，逐渐没落了下去。
任何宗教都既有内在的精神信仰的要求，如对真主的信仰；也有外显的仪式性的要求，包括宗教信仰实践、行为规范等，如做礼拜、封斋、衣着、饮食禁忌。外显的仪式性要求既是对内在精神信仰的强化过程，也是区别和衡量信众的一个标尺。这些年说南疆宗教氛围日益浓厚，主要是说这种外显性的活动明显增加，例如女性蒙面、穿中东国家式的保守服装、年轻男性蓄大胡须、日常去清真寺的人员增加，社会上饮酒、吸烟的人员明显减少。这些在考察中我们感受非常明显。到每个地方我们都有朋友，大家聚会肯定要喝酒，传统上维吾尔族喜欢喝酒助兴，但是现在可以喝酒的地方变得很少，而且当地人都要躲起来喝酒。在策勒县，由于八项规定，政府接待不能上酒，朋友们请客把我们拉到乡村的一个农家乐喝酒。到了和田市，据说全市只有3家维吾尔族可以喝酒的地方，许多人是到宾馆开房，然后带上酒和吃的东西到房间里喝酒。我们专程去了3家中的一家，但他们不卖酒，和田市的维吾尔族商店没有卖酒的，我们在别的商店买了酒，也要用黑色的袋子装好，回到餐厅喝酒。后来到皮山、莎车、喀什等地，差不多都是如此，喝酒只能在宾馆里或者是偏僻点的农家乐。这一点和我三四年前看到的有明显变化。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蒙面女性 明显增多。蒙面女性在和田、喀什可说是随处可见，特别是和田市更多，在和田市艾提卡大巴扎，营业的女店主们几乎都只能看到一双眼睛。蒙面女性在上世纪80年代维吾尔族中也存在，1987年我去喀什时就曾见过六七个，但和现在大不一样，一是少，很少;二是多数是老年女性，50至60岁以上；三是穿的衣服还是传统的服饰，就在头上蒙一个褐色的大头巾。而这次在和田市，据我们观察，在街面上，蒙面女性至少占到10%的比例。当然这比外界听到的传言要轻得多，我在到和田之前，听到的说法让我以为和田满大街都是蒙面女性，事实不是那么回事。当然这也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社会干预措施有关，我们看到的蒙面女性中有相当部分是用头巾把头包住，然后戴一个大口罩。因为和田风沙大，你也不能不让别人戴口罩，这是一个具有地方特点的新现象，看起来很像双方妥协的结果。毫无疑问，外显性行为的变化反映出的是内在精神信仰的变化，反映出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教信仰在从传统的世俗化向保守主义逐渐转变。
我们还需要认识清楚一件事，那就是通常我们说维吾尔族几乎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但这并不等于维吾尔族穆斯林是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方式，其实维吾尔族穆斯林内部也在宗教实践上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分层。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可以分为四种社会群体。
第一种是“文化穆斯林”，这是最世俗化的一个群体，主要由党政官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大中型企业职工以及大学生群体构成。这部分人日常很少有礼拜、封斋等宗教实践活动，一般也不忌烟酒，但依然会有宗教情感和遵守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
第二种是“世俗穆斯林”。这部分群体主要由农民、普通市民、商贩以及一些年长、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构成。相比文化穆斯林，他们宗教实践活动的形态更多，比如封斋、做礼拜，如果周五有时间，一定会去清真寺。但他们做这些，只是怀着很朴素的信仰，一定程度是沿袭祖先的传统。除了斋月期间，其他时间都与文化穆斯林无异，也不排斥抽烟、喝酒。
第三种是“保守穆斯林”。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个群体在宗教实践上要求更加严格，要求严格按照《古兰经》的内容规范个人社会行为，认为伊斯兰教的创始阶段是理想社会。行为方式上类似清教徒，提倡简朴生活，反对奢靡浪费，追求内心的安宁清修，但并不主张暴力，也没有政治诉求。
第四种是“极端穆斯林”，也可以叫“政治穆斯林”。这个群体往往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在宗教实践上与保守穆斯林相同，但在行为规范上有政治性的要求，在宗教价值观上有激进、极端的倾向，有对社会的权力诉求。保守穆斯林比较容易被动员为极端穆斯林。
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群体做宗教实践的社会分层，重要意义在于提醒外界注意到其中的明显差别，特别是在制定有关政策时，要具有针对性，针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政策。
目前在新疆，宗教极端主义、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瓦哈比派等概念在认识和使用上存在混乱的现象，必须要界定清楚，否则容易造成社会治理扩大化。
原教旨主义原是用来形容相信《圣经》中传统基督教信仰运动的。以后，凡是激烈地反对现代化、世俗化的宗教运动，不管出现在西方还是东方都被人们冠名为“原教旨主义”，从而与其他的政治复辟运动相区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最初产生于18世纪中后期，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及宗教危机的加重，同时在阿拉伯世界开始了旨在净化伊斯兰教的瓦哈比运动，进而形成新的教法学派“瓦哈比派”。这个学派号召穆斯林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抛弃宗教陋习，复归到《古兰经》中的黄金时代。瓦哈比学派受到沙特酋长的赏识，进而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思想运动发展成了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为以后沙特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以瓦哈比派为国教的沙特王国的建立可以认为是传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顶峰。
这里我们看到，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意思基本一样，而瓦哈比派是原教旨主义的一部分，而宗教极端主义与它们有明显区别。极端主义是一种带有政治目的的社会活动，极端主义的价值观是扭曲的，而且极端主义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背离伊斯兰教中的基本原则的。因此，极端主义与原教旨保守主义、瓦哈比派有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是否有政治活动。在新疆发生的暴力恐怖活动，毫无疑问是极端主义。而单纯的蒙面、婚丧习俗的改变、礼拜次数等都不能当做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虽然打着伊斯兰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宗教，而是一个反动的政治活动，这一点必须要定义清楚。一个例证是：沙特阿拉伯内政部今年3月7日发布声明，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要求在国外进行所谓圣战的沙特人在15日内回国自首，这表明国家利益远远大于同一宗教利益。可以看得出,奉行瓦哈比派的沙特也认为自己受到极端主义的威胁。
新疆近年来，保守主义思想逐渐渗透、传播，其原因有：
近年来，世界伊斯兰教的发展形势是日益趋向保守，尤其是一批原先奉行现代主义观念，走世俗化社会发展道路的穆斯林国家，纷纷在社会发展方面选择日益明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化的倾向，但不同国家鼓吹原教旨主义的势力却并不一样。
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中最为典型的选择走世俗化发展道路的国家，但是自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废除了宪法中军队是国家世俗化的保卫者的规定，废除了禁止女学生佩戴具有宗教色彩头巾上学的法律。土耳其看起来在从世俗化向后转。
阿富汗在塔利班执政时期，完全是原教旨主义立国，即使现在，塔利班已经被逐出政治舞台，但是原教旨主义对阿富汗社会的影响仍然很大。不过阿富汗塔利班的原教旨主义思想是来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虽然走的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世俗化道路，但整个社会的治理结构并不完全由政府决定，巴基斯坦塔利班是原教旨主义的信奉者，与巴政府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盘踞于巴基斯坦境内与阿富汗接壤的部落地区，遵从逊尼派激进主义的德奥班德教派的教义。
近五六年来，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借助大量非法宗教宣传出版物以及录音带、光盘、移动存储介质和飞速发展的互联网等传播手段，加之维吾尔族社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在维吾尔族中的传播和影响迅速升温，主要在维吾尔族农民、商贩、城乡灵活就业人员中传播，在新疆南部地区大有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趋势。
另一方面，维吾尔族社会在发展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尤其在现代化发展方面面临挫折，也为原教旨保守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土壤。最明显的一点表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业难度在增大，产业工人队伍甚至在缩小。在采掘业、制造业、电力和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这4种行业中，少数民族职工总数由1997年的18.5万人下降到2002年的11.3万人，占行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也由18.7%下降到17.2%。据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维吾尔族15岁以上人口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即产业工人)比重持续下降。尤其是2000至2010年间，维吾尔族产业工人不仅比例从5.89%下降到4.55%，实际人数也从26.5万人下降到24.9万人。而此期间，维吾尔族15岁以上的“未就业人口”总数从134.8万人增加到177.7万人，增幅为31.6%。一方面是新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工业化的急速推进;另一方面，人口1000多万，占新疆总人口47%的维吾尔族的产业工人队伍在缩小，未就业人数在增大，这种矛盾的状况显然不利于维吾尔族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由于维吾尔社会日益处于困境，在青年人群体中出现了一些列消极和丑恶现象。如青年男性中酗酒成风、赌博盛行、毒品泛滥。这些在传统社会中从未有过的负面社会问题令处于传统封闭的维吾尔族社会反映强烈，但维吾尔族社会内部又没有成熟的社会机制来面对、反思和应对这些问题，于是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宗教就适时出现了，因为宗教是唯一能够对维吾尔族民众能够产生行为约束规范的社会力量。我个人认为，原教旨主义思潮之所以近年来在维吾尔族社会中迅速扩张，最主要的因素来自于维吾尔族社会的现实状况。
应该说，这些情况对于南疆维吾尔族的发展造成了阻碍，制约了维吾尔族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步。甚至对经济发展也产生负面影响，如他们宣传使用银行贷款获取的收益是不洁的，甚至说和汉族人做生意赚的钱也是不洁的。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长此以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可能会从一种社会思潮转变为具有社会动员能力的力量从而对维吾尔族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进而影响新疆的发展与稳定大局。 ★
一个传统维族村落的现实观察
作者：王维博
來源：中国新闻周刊 2010019期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5-27/111320357192_4.shtml
5月22日，喀什市浩罕乡党校召开干部村支书大会，传达刚刚闭幕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在这次会上，12村村支书艾尼瓦尔第一次听说了喀什要建经济特区的消息。
“主要是为了加速南疆地区经济发展，拓宽市场渠道，用开放弥补市场不足，快速缩小贫富差距。”一位援疆干部如此说。
“城市越来越近，村里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虽然经济特区概念还很模糊，但艾尼瓦尔相信，离城市近了，总没有坏事。
“浩罕人”后裔？
12村的维文名字叫做“依西恰姆”，用汉语写是“依西强”。在浩罕乡，虽然各村都有各自的维文名字，但大家习惯编号，艾尼瓦尔是依西恰姆村的支部书记，乡上的干部就喊他12村村长，村民们彼此也用门牌号来称呼各家的院子。
喀什地区三面环山，一面敞开，北有天山南脉横卧，西有帕米尔高原耸立，南部是绵亘东西的喀喇昆仑山，东部为一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其他绿洲不同，喀什像是被沙漠挤到了最边缘。作为沙漠绿洲，这里的农业有着上千年历史，灌溉庄稼的水来自附近的喀什噶尔河，其上游克孜勒河则发源自900公里之外的吉尔吉斯斯坦。
喀什全称喀什噶尔，意为“玉石之国”，但对12村来说，周边除了黄土还是黄土。与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村庄一样，村民们平时务农。村子有3000多口人，这在内地也是一个大村。
虽然离市区只有十几公里，但村庄如同隔绝的世界，掩映在小块的麦田与高大的胡杨树之间，每家的耕地面积不大，都用半人高的土墙精心圈起来。
似乎村庄是长在地里的，村庄之间很少有现成的路，孩子们习惯于穿过田埂路去上学，转过两块地，回头便看不到村庄。
在村民买买提江的印象中，除了几家外地打工的回来后把土墙改成了砖墙以外，多年来村子没有多大变化。1999年，南疆铁路库尔勒至喀什段从村子西部穿过，也并未给村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土墙围隔之下，村民们生活得非常安静。村里只有一家小卖店，偶尔有卖塑料用品和羊肉的三轮车从村子里穿过，也不会大声叫卖。
研究喀什文化的学者刘学杰对村民的印象是：“种地不精。”几十年前，整个中国已经忙于工业化，12村村民甚至还对汉族的耕种技术不甚了了。村民至今未习惯使用化肥和拖拉机。一年两季，春季种小麦，秋天播玉米，大多数年份里，这些作物收成欠佳，唯一丰产的是不需要太多人力的果树。
村里 90%以上人不懂汉语，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主要靠当地电视台的维语频道。大多数人对村子的历史同样并不知情。刘学杰曾用数年时间考证过浩罕乡的来历，“当地村民虽属维族，但大部分来自古代中亚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地区)。”
古代浩罕汗国农业和畜牧并重，以骁勇善骑闻名于世，有“四十回兵不如一安集延(浩罕人)”之称。
“古时的喀什地区，历来都是各种政治势力觊觎之地，浩罕国与喀什相邻，一直希望能占据喀什地区，清朝时期的阿古柏之乱，大小和卓叛乱等也大多与浩罕国有关。”刘学杰说。
1865年，浩罕人阿古柏带50名骑兵和10多名官员从浩罕抵达喀什，成立“哲德沙尔汗国”，并自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占据当地长达13年之久。
1875年，清朝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率西征大军入疆，湘军旌麾南指，阿古柏在新疆的据点很快被清除。1877年，阿古柏猝死于喀拉沙尔，哲德沙尔汗国瓦解。
浩罕的军队走了，但在当地做生意的浩罕商人却留了下来，他们用最廉价又最珍贵的黄土，为自己精心营造了乡村，并选择在远离城市的深巷里生活。数代人过后，这些浩罕人后裔变得与当地维族毫无二致。
不善农事的“80后”
与村里大多数“80后”一样，1984年出生的买买提江对田里的活并不在行。村里人多地少，人均只有六分地。买买提江一家三口人，两亩地，一亩种作物，一亩种果树。
“种田不是年轻人的强项，”买买提江说，结婚前几年，他也曾试着把自己家的水果和在当地收购的水果拿到更远的乌鲁木齐去卖。每年6月杏子熟，9月石榴、苹果熟，一年中买买提江大概去两趟乌市。
但最终，这项生意未能坚持下来。
买买提江不懂汉语，果品拿到乌鲁木齐，只能卖给当地的维族人，利润空间不大。干了两年，便坚持不下来了。
结婚之后，除了农田，买买提江的所有家当是15只羊和2头牛。“以前也养过鸽子，但都被猫儿吃掉了。”买买提江有些沮丧。
更让买买提江沮丧的是，去年11月份连下了十多天大雪，家里的20多棵无花果树全被冻死了。
无花果是多年生果树，即使补栽一两年内也无法挂果。买买提江估计，单这一项要减少1000多元，这对于一个年收入只有四千多元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买买提江说，他现在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经常为地里的收成向真主祈祷。
阿布卡迪尔比买买提江更有闯劲些，结婚前，他曾去乌鲁木齐呆过两年，“倒外汇、贩干果、摆地摊，卖服饰头帕旧衣服，折腾过很多事。”
去年用赚的钱结了婚，现在阿布卡迪尔的任务是侍奉生病的父亲。
去年，在城市里做生意多年的父亲得了严重的高血压，渐渐的左半边身子也瘫痪了，遵从最小的儿子必须陪在老人身边的传统，阿布卡迪尔陪同父亲回到了村子。
父亲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但3万多元医疗费，也只能报销5000多元。“生病后，老人对真主安拉越来越虔诚。”阿布卡迪尔说，以前生意忙，父亲抽不出时间天天做礼拜，现在家里来了客人，老人都要挣扎着起来和客人握手，嘴巴抖索着说“赛俩目”(阿拉伯语，意为“愿真主赐福于你”)。
每个周五，老人让儿子用小车推着去村里的清真寺做一次主麻。据阿布卡迪尔说，平时在家里，只要身体舒服，老人都会坚持做礼拜。
村里的“80后”至少还有100多个，大部分初中毕业就辍学，然后去外地闯荡，混得出来就留在外面，混不出来就只好回来种地。村支书艾尼瓦尔说，年轻人回来根本无法安心种地，村里又没有企业可安排就业，这样的年轻人最让各家头疼。
学校里的“新疆普通话”
村里小学在一片高大的杨树林背后，建于1959年，至今有12个班。校内是清一色的抗震房，墙外到处刷着反对民族分裂的标语：“破坏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民族团结一家亲，试看天下谁能敌”等红色大字夺人眼目。
当地官员和学校老师一致认为，学校是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前沿，除了培养孩子爱国思想外，反对违法宗教活动也是学校工作的重点。
对艾买提江·孜亚吾丁校长来说，现在最头疼的是没有专门的汉族老师，民族老师学不来标准的汉语，他担心将来学生讲的都是“新疆普通话”。
按规定，小学里维族老师必须通过汉语考试，专职汉语老师须要六级以上，一般老师至少要达到四级水平。
学校从一年级就开始教授汉语课，每周四节。三年级以上每周五节。但由于没有语言环境，学生听写还可以，开口表达很困难。
艾买提江·孜亚吾丁校长每年都要向乡里申请专职汉语老师，去年总算是分来了一个。
新分来的老师叫热比故丽。事实上，这位只在大学才开始强化训练汉语的维族姑娘，汉语说得同样生硬。
即便如此，在学校里，热比故丽仍然是个“宝”，不仅带四五两个年级的汉语课，还负责辅导其他维族老师的汉语。
维族老师中，美术老师阿吉拜合提学习非常吃力，1963年出生的他经历过两次维文改革。传统维文是从右往左写，而物理、数学、化学，以及外文内容都是从左往右写，二者放在一起比较别扭。1962年新疆自治区做过一次维文改革，尝试用拼音字母代替传统维文字母，改成从左向右写，但上世纪80年代初又恢复了老文字。
阿吉拜合提说，他小学时虽然学习的是新文字，但由于爱好维文书法，80年代改回老文字时，他成了为数不多的懂老文字的人。阿吉拜合提一边教孩子维文课，一边教其他老师学习老文字，大部分老师两三年才适应过来。
2004年，学校开始要求全体教师汉语水平过四级， 40多岁的阿吉再次成了“学生”，每个星期六都赶到学校复习汉语课，但由于年龄大了，他至今未能通过汉语四级。
老阿訇的担忧
阿布里米提老人的家与其他农户一样，院子里搭着葡萄架，太阳暖烘烘地照在葡萄架上，在地上投着斑驳的树影。门前走廊两边是两个大炕，床上铺的毡子千疮百孔，已经没有整齐边缘。南疆夏天炎热少雨，很多农村家庭都把床放在院子里睡觉。
1961年初中毕业之后，阿布里米提开始跟着当地的老阿訇学经。1977年老师去世之后，阿布里米提开始担任阿訇。1998年因带着6个村民在家里读经，违反了当时的宗教规定，阿布里米提被取消了阿訇资格。
现在的阿布里米提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经常去村里的小清真寺。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深刻影响了村民们的生活，包括礼拜前的清洁，生活中的秩序，父母、夫妻、邻里、朋友的关系，大到价值观、心理习俗、文学创作、建筑风格，小到婚姻、丧葬、饮食、礼仪和服饰都与《古兰经》有关，或从中演变而来，“做不好是无法进天堂的”。
阿布里米提认为，古兰经和圣训要求民族团结、邻里互助、尊老爱幼，并从正当的渠道赚钱。这些都有利于乡村治理。
阿布里米提还说，神教导我们要互相像兄弟一样爱护，但现在人们的自私意识越来越浓，以前从果园出来的水果，经常有人分给病者和穷人，现在生活好了，反而自私了。令他担心的是，许多年轻人开始偷偷地抽烟喝酒，而赌博助长了他们不劳而获的观念。
尽管村里的宗教气氛已经淡化，但清真寺里年轻的阿訇仍旧每天清晨发出“安斯拉卜——哈依乌木比乃——纳吾来——”的召唤，用平缓、深沉的声音唤醒村民。清真寺不大，只有一个农户家的规模，一个经堂，一个小院。礼拜殿的电子钟，永远显示的是麦加时间。
像买买提江这样的年轻人也会早早过来，在门口的席子上默默脱掉鞋子，走进殿内寻找自己的位置。
“7·5”闹事者现况
与回村照顾老人的阿布卡迪尔不同，比他小的年轻人则不愿回来。
6组53号的艾尼巴乌东今年18岁，身为长子的他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帮父亲种地。
如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两年之后，2008年6月，在帮父亲收完小麦之后，艾尼巴乌东去投奔了在乌鲁木齐做生意的叔叔。
在乌鲁木齐，艾尼巴乌东吃住都在叔叔家，和堂弟一起开始了学徒生活。平时叔叔负责从内地拿货，他们两个负责看店。“平时哪儿也不去。”艾尼巴乌东说，每天收摊之后，除了去二道桥附近的夜市逛逛，就是回家看电视，“大城市虽然让人新奇，却很陌生”。
主要工作是学习和汉族人做生意，认识布料，熟记价格并讨价还价。艾尼巴乌东说，村里像他一样的学徒有几十个，大部分吃住在亲戚家，开始是帮忙，没有工钱，等一两年学成之后，师傅则会送一个铺面给徒弟“另立门户”。
艾尼巴乌东并没有“学成”。2009年“7·5”当天，艾尼巴乌东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当时我正在热比娅大厦前，看见很多维族年轻人喊着口号游行，就加入进去了”。
据艾尼巴乌东回忆说，他后来感觉情况不对劲，有人开始打砸路边的店铺，还没等反应过来，他被三四个警察按在地上。
一个月之后，艾尼巴乌东被送回了喀什。在拘留所待了两个月后，村支书艾尼瓦尔把他接回村子。除了在家里劳动不得外出以外，艾尼巴乌东每周五还要到乡“法律服务所”接受学习。
在艾尼瓦尔看来，村里年轻人很欠缺法律知识。全村里20岁左右的年轻人有100多个，正是这帮半大“巴郎子”(男孩子)让人头疼，去年全乡参加“7·5”的年轻人一共有20个，16个在12村，包括一个被判死刑的年轻人。
维护稳定与发展新局
由于艾尼巴乌东短期内不能再外出打工，父亲便带着另一个儿子去了乌鲁木齐。除了农活全揽以外，艾尼巴乌东每天还帮村里卖干果的当装卸工，虽然一天只有30多元工钱，但在村支书艾尼瓦尔的眼里，这比以前进步多了。
“7·5”之后，艾尼瓦尔的工作更加繁忙，为了保证基层稳定，全乡组成812个“十户联防小组”，实行联防小组、村小组、村委会，三级联防。
外来人员要办暂住证，平时村民家来客，凡是留下来过夜的，同样要到村里登记。
即使是这样，艾尼瓦尔还是怕出乱子，每天一早一晚带着村委会的人在全村巡逻。“村里有413人出去打工。”艾尼瓦尔说，每家的情况都得摸清楚。
60多岁的赛买提是村里5组的一个“联防小组长”，他的工作就是及时汇报小组内出现的异常情况。为此获得的报酬是“村里一年发50元钱和两袋面”。
浩罕乡政法委书记库来西·亚生介绍说，基层维稳的弦一直绷得很紧，每个村委会班子成员都有自己的情报人员，每周向乡“稳定办”汇报工作。
按乡里的规定，村委会除了组织“7·5”涉案人员的“帮教”以外，还要密切关注陌生人来访及长期不在突然回来的本村人，并要及时上报乡政府。
相较于维稳的辛苦，即将成立的喀什经济特区令基层干部兴奋。喀什市只是一个县级市，设为特区后将连升两级，成为副省级城市，而随之涌来的投资项目，或许会落户到村里来。“这可是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啊！”艾尼瓦尔兴奋地用双手抹着脸颊。 ★
來源：中国新闻周刊 2010019期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5-27/111320357192_4.shtml
5月22日，喀什市浩罕乡党校召开干部村支书大会，传达刚刚闭幕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在这次会上，12村村支书艾尼瓦尔第一次听说了喀什要建经济特区的消息。
“主要是为了加速南疆地区经济发展，拓宽市场渠道，用开放弥补市场不足，快速缩小贫富差距。”一位援疆干部如此说。
“城市越来越近，村里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虽然经济特区概念还很模糊，但艾尼瓦尔相信，离城市近了，总没有坏事。
“浩罕人”后裔？
12村的维文名字叫做“依西恰姆”，用汉语写是“依西强”。在浩罕乡，虽然各村都有各自的维文名字，但大家习惯编号，艾尼瓦尔是依西恰姆村的支部书记，乡上的干部就喊他12村村长，村民们彼此也用门牌号来称呼各家的院子。
喀什地区三面环山，一面敞开，北有天山南脉横卧，西有帕米尔高原耸立，南部是绵亘东西的喀喇昆仑山，东部为一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其他绿洲不同，喀什像是被沙漠挤到了最边缘。作为沙漠绿洲，这里的农业有着上千年历史，灌溉庄稼的水来自附近的喀什噶尔河，其上游克孜勒河则发源自900公里之外的吉尔吉斯斯坦。
喀什全称喀什噶尔，意为“玉石之国”，但对12村来说，周边除了黄土还是黄土。与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村庄一样，村民们平时务农。村子有3000多口人，这在内地也是一个大村。
虽然离市区只有十几公里，但村庄如同隔绝的世界，掩映在小块的麦田与高大的胡杨树之间，每家的耕地面积不大，都用半人高的土墙精心圈起来。
似乎村庄是长在地里的，村庄之间很少有现成的路，孩子们习惯于穿过田埂路去上学，转过两块地，回头便看不到村庄。
在村民买买提江的印象中，除了几家外地打工的回来后把土墙改成了砖墙以外，多年来村子没有多大变化。1999年，南疆铁路库尔勒至喀什段从村子西部穿过，也并未给村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土墙围隔之下，村民们生活得非常安静。村里只有一家小卖店，偶尔有卖塑料用品和羊肉的三轮车从村子里穿过，也不会大声叫卖。
研究喀什文化的学者刘学杰对村民的印象是：“种地不精。”几十年前，整个中国已经忙于工业化，12村村民甚至还对汉族的耕种技术不甚了了。村民至今未习惯使用化肥和拖拉机。一年两季，春季种小麦，秋天播玉米，大多数年份里，这些作物收成欠佳，唯一丰产的是不需要太多人力的果树。
村里 90%以上人不懂汉语，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主要靠当地电视台的维语频道。大多数人对村子的历史同样并不知情。刘学杰曾用数年时间考证过浩罕乡的来历，“当地村民虽属维族，但大部分来自古代中亚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地区)。”
古代浩罕汗国农业和畜牧并重，以骁勇善骑闻名于世，有“四十回兵不如一安集延(浩罕人)”之称。
“古时的喀什地区，历来都是各种政治势力觊觎之地，浩罕国与喀什相邻，一直希望能占据喀什地区，清朝时期的阿古柏之乱，大小和卓叛乱等也大多与浩罕国有关。”刘学杰说。
1865年，浩罕人阿古柏带50名骑兵和10多名官员从浩罕抵达喀什，成立“哲德沙尔汗国”，并自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占据当地长达13年之久。
1875年，清朝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率西征大军入疆，湘军旌麾南指，阿古柏在新疆的据点很快被清除。1877年，阿古柏猝死于喀拉沙尔，哲德沙尔汗国瓦解。
浩罕的军队走了，但在当地做生意的浩罕商人却留了下来，他们用最廉价又最珍贵的黄土，为自己精心营造了乡村，并选择在远离城市的深巷里生活。数代人过后，这些浩罕人后裔变得与当地维族毫无二致。
不善农事的“80后”
与村里大多数“80后”一样，1984年出生的买买提江对田里的活并不在行。村里人多地少，人均只有六分地。买买提江一家三口人，两亩地，一亩种作物，一亩种果树。
“种田不是年轻人的强项，”买买提江说，结婚前几年，他也曾试着把自己家的水果和在当地收购的水果拿到更远的乌鲁木齐去卖。每年6月杏子熟，9月石榴、苹果熟，一年中买买提江大概去两趟乌市。
但最终，这项生意未能坚持下来。
买买提江不懂汉语，果品拿到乌鲁木齐，只能卖给当地的维族人，利润空间不大。干了两年，便坚持不下来了。
结婚之后，除了农田，买买提江的所有家当是15只羊和2头牛。“以前也养过鸽子，但都被猫儿吃掉了。”买买提江有些沮丧。
更让买买提江沮丧的是，去年11月份连下了十多天大雪，家里的20多棵无花果树全被冻死了。
无花果是多年生果树，即使补栽一两年内也无法挂果。买买提江估计，单这一项要减少1000多元，这对于一个年收入只有四千多元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买买提江说，他现在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经常为地里的收成向真主祈祷。
阿布卡迪尔比买买提江更有闯劲些，结婚前，他曾去乌鲁木齐呆过两年，“倒外汇、贩干果、摆地摊，卖服饰头帕旧衣服，折腾过很多事。”
去年用赚的钱结了婚，现在阿布卡迪尔的任务是侍奉生病的父亲。
去年，在城市里做生意多年的父亲得了严重的高血压，渐渐的左半边身子也瘫痪了，遵从最小的儿子必须陪在老人身边的传统，阿布卡迪尔陪同父亲回到了村子。
父亲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但3万多元医疗费，也只能报销5000多元。“生病后，老人对真主安拉越来越虔诚。”阿布卡迪尔说，以前生意忙，父亲抽不出时间天天做礼拜，现在家里来了客人，老人都要挣扎着起来和客人握手，嘴巴抖索着说“赛俩目”(阿拉伯语，意为“愿真主赐福于你”)。
每个周五，老人让儿子用小车推着去村里的清真寺做一次主麻。据阿布卡迪尔说，平时在家里，只要身体舒服，老人都会坚持做礼拜。
村里的“80后”至少还有100多个，大部分初中毕业就辍学，然后去外地闯荡，混得出来就留在外面，混不出来就只好回来种地。村支书艾尼瓦尔说，年轻人回来根本无法安心种地，村里又没有企业可安排就业，这样的年轻人最让各家头疼。
学校里的“新疆普通话”
村里小学在一片高大的杨树林背后，建于1959年，至今有12个班。校内是清一色的抗震房，墙外到处刷着反对民族分裂的标语：“破坏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民族团结一家亲，试看天下谁能敌”等红色大字夺人眼目。
当地官员和学校老师一致认为，学校是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前沿，除了培养孩子爱国思想外，反对违法宗教活动也是学校工作的重点。
对艾买提江·孜亚吾丁校长来说，现在最头疼的是没有专门的汉族老师，民族老师学不来标准的汉语，他担心将来学生讲的都是“新疆普通话”。
按规定，小学里维族老师必须通过汉语考试，专职汉语老师须要六级以上，一般老师至少要达到四级水平。
学校从一年级就开始教授汉语课，每周四节。三年级以上每周五节。但由于没有语言环境，学生听写还可以，开口表达很困难。
艾买提江·孜亚吾丁校长每年都要向乡里申请专职汉语老师，去年总算是分来了一个。
新分来的老师叫热比故丽。事实上，这位只在大学才开始强化训练汉语的维族姑娘，汉语说得同样生硬。
即便如此，在学校里，热比故丽仍然是个“宝”，不仅带四五两个年级的汉语课，还负责辅导其他维族老师的汉语。
维族老师中，美术老师阿吉拜合提学习非常吃力，1963年出生的他经历过两次维文改革。传统维文是从右往左写，而物理、数学、化学，以及外文内容都是从左往右写，二者放在一起比较别扭。1962年新疆自治区做过一次维文改革，尝试用拼音字母代替传统维文字母，改成从左向右写，但上世纪80年代初又恢复了老文字。
阿吉拜合提说，他小学时虽然学习的是新文字，但由于爱好维文书法，80年代改回老文字时，他成了为数不多的懂老文字的人。阿吉拜合提一边教孩子维文课，一边教其他老师学习老文字，大部分老师两三年才适应过来。
2004年，学校开始要求全体教师汉语水平过四级， 40多岁的阿吉再次成了“学生”，每个星期六都赶到学校复习汉语课，但由于年龄大了，他至今未能通过汉语四级。
老阿訇的担忧
阿布里米提老人的家与其他农户一样，院子里搭着葡萄架，太阳暖烘烘地照在葡萄架上，在地上投着斑驳的树影。门前走廊两边是两个大炕，床上铺的毡子千疮百孔，已经没有整齐边缘。南疆夏天炎热少雨，很多农村家庭都把床放在院子里睡觉。
1961年初中毕业之后，阿布里米提开始跟着当地的老阿訇学经。1977年老师去世之后，阿布里米提开始担任阿訇。1998年因带着6个村民在家里读经，违反了当时的宗教规定，阿布里米提被取消了阿訇资格。
现在的阿布里米提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经常去村里的小清真寺。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深刻影响了村民们的生活，包括礼拜前的清洁，生活中的秩序，父母、夫妻、邻里、朋友的关系，大到价值观、心理习俗、文学创作、建筑风格，小到婚姻、丧葬、饮食、礼仪和服饰都与《古兰经》有关，或从中演变而来，“做不好是无法进天堂的”。
阿布里米提认为，古兰经和圣训要求民族团结、邻里互助、尊老爱幼，并从正当的渠道赚钱。这些都有利于乡村治理。
阿布里米提还说，神教导我们要互相像兄弟一样爱护，但现在人们的自私意识越来越浓，以前从果园出来的水果，经常有人分给病者和穷人，现在生活好了，反而自私了。令他担心的是，许多年轻人开始偷偷地抽烟喝酒，而赌博助长了他们不劳而获的观念。
尽管村里的宗教气氛已经淡化，但清真寺里年轻的阿訇仍旧每天清晨发出“安斯拉卜——哈依乌木比乃——纳吾来——”的召唤，用平缓、深沉的声音唤醒村民。清真寺不大，只有一个农户家的规模，一个经堂，一个小院。礼拜殿的电子钟，永远显示的是麦加时间。
像买买提江这样的年轻人也会早早过来，在门口的席子上默默脱掉鞋子，走进殿内寻找自己的位置。
“7·5”闹事者现况
与回村照顾老人的阿布卡迪尔不同，比他小的年轻人则不愿回来。
6组53号的艾尼巴乌东今年18岁，身为长子的他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帮父亲种地。
如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两年之后，2008年6月，在帮父亲收完小麦之后，艾尼巴乌东去投奔了在乌鲁木齐做生意的叔叔。
在乌鲁木齐，艾尼巴乌东吃住都在叔叔家，和堂弟一起开始了学徒生活。平时叔叔负责从内地拿货，他们两个负责看店。“平时哪儿也不去。”艾尼巴乌东说，每天收摊之后，除了去二道桥附近的夜市逛逛，就是回家看电视，“大城市虽然让人新奇，却很陌生”。
主要工作是学习和汉族人做生意，认识布料，熟记价格并讨价还价。艾尼巴乌东说，村里像他一样的学徒有几十个，大部分吃住在亲戚家，开始是帮忙，没有工钱，等一两年学成之后，师傅则会送一个铺面给徒弟“另立门户”。
艾尼巴乌东并没有“学成”。2009年“7·5”当天，艾尼巴乌东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当时我正在热比娅大厦前，看见很多维族年轻人喊着口号游行，就加入进去了”。
据艾尼巴乌东回忆说，他后来感觉情况不对劲，有人开始打砸路边的店铺，还没等反应过来，他被三四个警察按在地上。
一个月之后，艾尼巴乌东被送回了喀什。在拘留所待了两个月后，村支书艾尼瓦尔把他接回村子。除了在家里劳动不得外出以外，艾尼巴乌东每周五还要到乡“法律服务所”接受学习。
在艾尼瓦尔看来，村里年轻人很欠缺法律知识。全村里20岁左右的年轻人有100多个，正是这帮半大“巴郎子”(男孩子)让人头疼，去年全乡参加“7·5”的年轻人一共有20个，16个在12村，包括一个被判死刑的年轻人。
维护稳定与发展新局
由于艾尼巴乌东短期内不能再外出打工，父亲便带着另一个儿子去了乌鲁木齐。除了农活全揽以外，艾尼巴乌东每天还帮村里卖干果的当装卸工，虽然一天只有30多元工钱，但在村支书艾尼瓦尔的眼里，这比以前进步多了。
“7·5”之后，艾尼瓦尔的工作更加繁忙，为了保证基层稳定，全乡组成812个“十户联防小组”，实行联防小组、村小组、村委会，三级联防。
外来人员要办暂住证，平时村民家来客，凡是留下来过夜的，同样要到村里登记。
即使是这样，艾尼瓦尔还是怕出乱子，每天一早一晚带着村委会的人在全村巡逻。“村里有413人出去打工。”艾尼瓦尔说，每家的情况都得摸清楚。
60多岁的赛买提是村里5组的一个“联防小组长”，他的工作就是及时汇报小组内出现的异常情况。为此获得的报酬是“村里一年发50元钱和两袋面”。
浩罕乡政法委书记库来西·亚生介绍说，基层维稳的弦一直绷得很紧，每个村委会班子成员都有自己的情报人员，每周向乡“稳定办”汇报工作。
按乡里的规定，村委会除了组织“7·5”涉案人员的“帮教”以外，还要密切关注陌生人来访及长期不在突然回来的本村人，并要及时上报乡政府。
相较于维稳的辛苦，即将成立的喀什经济特区令基层干部兴奋。喀什市只是一个县级市，设为特区后将连升两级，成为副省级城市，而随之涌来的投资项目，或许会落户到村里来。“这可是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啊！”艾尼瓦尔兴奋地用双手抹着脸颊。 ★
在新疆小镇寻找“暴恐之家”
作者：王维博、安尼瓦尔·牙生
來源：《中国新闻周刊》第661期 http://editor.inewsweek.cn/detail-266.html
2013年4月23日新疆巴楚色力布亚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暴恐事件，色力布亚是个安静的小镇，然而这里一年之内发生了两次暴恐事件。本文作者王维博在色力布亚居住、追索两周多，不仅为了寻找暴恐分子在这个小镇精神异变的轨迹，还试图了解埋藏在这日常生活后的某种暴力的隐秘起源。
阿依布拉克被判了八年，原因是参与极端宗教和恐怖活动。因为处在哺乳期，她申请了监外执行。自从2009年与丈夫结婚，5年时间，身体瘦弱的她已为丈夫生下三个孩子。最后一个女儿去年底出生。
她坐在记者面前时，依然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焦虑地念叨着孩子的教育问题，计算着这个残缺的小家庭的生计问题。事实上，阿依布拉克的丈夫名叫艾比布拉·巴拉提--一位在巴楚“4·23”暴恐事件中被击毙的恐怖分子。
乡镇上的暴力
过去几十年，色力布亚镇仿佛一直在独自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它不仅远离巴楚县城，与周边的乡镇也保持着绿洲间的相对独立性，从县城下来，彼此靠一条省道--巴莎公路相互串联。
色力布亚，在维语意思是“黄苦豆草”。黄苦豆草是当地沙漠常见的一种植物，黄白色，气微，味苦。不能食用，但可以入药。
虽然距县城160多里，色力布亚却是远近闻名的繁华之地。巴莎公路经过镇上最热闹的中心地段，最好的建筑都沿公路的两边建造，路北是小商品城，有服装、百货等多个贸易区。很像内地县城里的步行街，整个商品城呈回字形，中间甚至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
春耕季节，街上闲逛的人很少，纯粹务农的人在更远的村庄里活动。他们只在需要购买农具或赶巴扎的时候才到镇上来。从上世纪80年代起，色力布亚便有南疆第一镇之称，这里的“星期四巴扎”是南疆三大乡村巴扎之一。
如果不是过去一年内连发了两起恶性恐怖事件，这个地处沙漠边缘的南疆小镇，会按着它自己特有的节奏，在绿洲里生长。
官方的报道中，2013年的4月23日中午，色力布亚镇3名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走访，在一居民家中发现多名可疑人员和管制刀具，遂用电话向上级报告，之后被藏匿于屋内的暴徒控制。接报后，镇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干部前往处置，先后遭屋内外暴徒砍杀。暴徒将多名民警与当地干部逼入一个房间并点燃房屋焚烧。暴力恐怖案件共造成民警、社区工作人员15人死亡(维吾尔族10人，汉族3人，蒙古族2人)，受伤2人(维吾尔族)。
几天之后的28日，新疆警方破获了这起严重暴力恐怖犯罪案件：以喀斯木·买买提、艾比布拉·巴拉提为首的25名暴恐团伙成员全部归案。其中6名暴徒被击毙，当场抓获8人，另有11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查获20枚爆炸装置，3面“圣战”旗帜，以及大量制爆原料、管制刀具、习武器材和非法宗教宣传品等作案工具。
案件发生之后，色力布亚镇全力维稳，不仅走村入户安抚群众，对牺牲的各族民警、社区工作人员按照民族习俗进行了安葬，追认15名牺牲人员为烈士，还全面加强了社区、巴扎、镇政府、派出所等场所的安保。
然而时隔半年，色力布亚镇派出所再遭袭击。新疆当地媒体低调报道了此事，称11月16日17时30分许，阿布拉艾海提等9名暴徒持刀斧袭击色力布亚镇派出所，致使2名协警牺牲，2名民警受伤。“9名暴徒被当场全部击毙，当地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恐怖分子之家
从监狱出来之后，阿依布拉克直接回到了母亲的家里。她不愿意再回到镇上小商品城背后的那座院子里。这是2009年与艾比卜拉·巴拉提结婚时满怀期待安置的家。而现在，它是“4·23”暴恐事件的“第一现场”。
事实上，这里也确实没法住人了。阿依布拉克的家只剩下一具空架子，院子里所有房屋的屋顶都已坍塌，只剩下几面残垣断壁依稀可辨，地上堆放着救火时抢出来的烧得焦黑的家具。
作为一起暴恐事件的第一现场，这里显然有点突兀：距第三社区居委会仅100多米。从社区出来，往市场走，在百货区往右拐，走不了几步便到了她的家。
院子坐北朝南，砖泥混砌的土墙，绿色的铁门，门前一条窄窄的巷子，社区的干部称，案发前，院子的左边是厨房和牲口棚，正北边是四间正屋，右手边是两间边屋。正屋右侧最里面的一间，是当天社区干部和民警集中牺牲的地方，包括镇派出所所长在内的至少9人被逼入这间房子里烧死。
对阿依布拉克来说，这是一起“突然出现”的变故。一开始只是有警察和社区干部以查户口的名义来到家里，这时候家里没有男人，所以没开门。后来丈夫艾比卜拉从外面回来，把身份证拿给他们看，然后工作人员进了房子，把所有的房子都检查了一遍，把家里所有人都叫到院子里，并且说要搜查丈夫哥哥的房子。丈夫说钥匙在外面工地的衣服口袋里，他们要求去把钥匙拿过来。
“艾比布拉把钥匙拿来了，突然派出所的人过来了，让男人手抱头面对墙站着，开始搜身。就在这时，其他人都回来了。然后就听到了枪声，我们女的吓得全都钻到房子里，事情就发生了，房子着火以后，我们便抱着孩子跑到外面去了。”
这与警方后来的调查相符，4月23日当天，艾比布拉·巴拉提借机溜出向团伙头目喀斯木·买买提等人报信，随后，喀斯木·买买提带领热合曼·吾甫尔等人手持砍刀冲入院内，袭击了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
警方后来经过侦查认定，喀斯木·买买提为团伙的主要头目。2012年9月以来，艾比布拉·巴拉提、买买提明·巴拉提、买买提明·马合木提等人经常参加喀斯木·买买提组织的地下讲经班，观看宣传宗教极端和暴恐内容的音视频。
2013年3月，喀斯木·买买提纠集了团伙成员筹备暴恐活动经费，制造了8把大刀和爆炸装置、头套、遥控器等，预谋夏天到喀什市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干大事”。4·23当天，民警和社区干部的出现，他们认为事情已败露，所以提前动了手。
阿依布拉克告诉记者，案发人员中，艾比布拉·巴拉提是她的丈夫，买买提明·巴拉提是丈夫的哥哥，而喀斯木·买买提是她丈夫的哥哥的“连襟”，买买提·马合木提是买买提明的表弟，其他参与者都是“朋友”关系。
“事件发生后，我也非常痛心，我们也是人啊，当时我抱着孩子躲进了房间，确实非常非常地害怕。”阿依布拉克说。在出事之前，她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一些外乡人和他的家人们，确实经常聚集在一起看一些音频资料。
“平时我都是带孩子，我们家庭收入刚刚够我们的日常开销，我对我的生活非常满意，因为我喜欢简朴的生活。”阿依布拉克这样描述她案发前的生活。
而现在这一切生活都被打乱了。
案发后，阿依布拉克没有再回到镇上的家，那里已家徒四壁，绿色的铁门上刀痕清晰，大火甚至殃及了周边四户居民的房子，不仅是房屋损毁严重，邻居们也备受惊扰。
对她来说，她已经来不及去理解丈夫和他的朋友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她最在意的依然是实实在在地生活。最担心的是孩子们的将来，她的大女儿三岁半，二儿子两岁半，最小的女儿才五个月。“我担心孩子们的将来，希望他们能成长为有用的人才，但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她说。
对吾甫尔来说，“4·23”也像是平空出现的震撼弹。
这位身材魁梧，留着黑色大胡子的维吾尔族老汉，是“4·23”恐怖事件主要参与者之一热合曼·吾甫尔的父亲。儿子热合曼·吾甫尔2013年被判处死刑。
吾甫尔说，他们与阿依布拉克一家并无亲戚关系。他一直在追索儿子变化的痕迹，“当时我们家有杏园，我儿子跟着我卖水果，也学会包装水果，他们就请儿子过去帮忙，因此才认识。”
至于这些孩子之间的关系到什么地步，直到案发前，吾甫尔都不了解。甚至连4·23当天发生的事情，他也是后来才弄明白。
吾甫尔在镇政府旁边开一个水果店。当天他正在开门面房收拾东西，看到对面集贸市场后面有火光，一开始还以是两家发生矛盾，没在意。随后有警察通知紧急疏散，他连东西都没收就回了家。
一开始听人说，有一个卖水果的孩子也在里面，吾甫尔还不太相信，再后来有人告诉他确实是他的孩子参与了，而且受了伤。老人这才着急，托人四处打听，但都没有准确的消息，有人说在医院，也有人说已经死了。
“七十天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孩子还活着，被判了死刑。”吾甫尔说。
吾甫尔一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已经结婚，热合曼是老二，案发时只有23岁，尚未结婚，此外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热合曼初中毕业后一直跟着父亲在镇上做水果生意，偶尔也自己出去进货，贩一些本地没有的水果回来。
“平时喜欢与镇上的小伙子一起玩，喜欢手机上网，偶尔也去玩玩电子游戏。”在吾甫尔看来，孩子们只要不抽烟不喝酒，为人老实，尊敬老人，他很少管他们。
热合曼被执行死刑的日子是今年2月11日。此前的2月4日，喀什地区和巴楚县的官员曾来镇上找到吾甫尔，安慰了他一番。
“执行死刑的时候，去见了儿子一面。”吾甫尔说。孩子前前后后怎么参与进去的，他并不知情。
执行当天，吾甫尔为儿子在清真寺做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葬礼很简单，只有五个人参加，也没举行三天、头七这些穆斯林传统仪式。”
儿子去世后，吾甫尔关了原先的水果店，在镇十字路口以北的路边摆了一个水果摊。每天按时出摊，也按时去镇上的清真寺做礼拜，老人说，每次做完礼拜，他都会为去世的儿子祈祷。
寻找答案
“4·23”事件之后，青年阿卜杜拉有了一个明确的界定：“两群人员”。
极端的思考和情绪是怎么进入并且统治一个人的?这个问题，不仅暴恐分子的亲人阿依布拉克和吾甫尔无法回答，对在新疆工作的社区人员来说，更是一个一直无法得到答案又急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4·23”事件之后，当地重点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确认的一个工作办法是，管理关心好“两群人员”。
按照工作人员的标准，青年阿卜杜拉就是一名“两群人员”。按当地维稳官员的解释，两群人员指的是特殊人群和重点人员。
阿卜杜拉被纳入这一体系是在2012年，因为想考经文学院，他曾拷过一些解经的视频在电脑里。另外，他有一个住在20村的表弟，因为家里被查出有地下讲经和地下习武点被捕。
现在阿卜杜拉不仅经常要参加学习班，还要定期与村治安民警联系，“学习班有时在镇上，有时在村里，都是讲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内容”。
“4·23”事件发生后，派出所警察和村治安民警先后到家里来关心，和他交流想法。
这样的工作面向全镇范围内的100多名“重点人员”。自从发生暴恐事件之后，当地政府所能想到的办法，是尽可能地与这些重点人员保持好联系。其中出台的一个政策，就是重点人员以及流动人口实行流入流出地“两头抓、双向管”：重点人员外出需要先在社区登记，并办理“居民便民卡”，一张淡黄色的跟身份证差不多大的卡片。凭卡到流入地派出所备案，回来后还要将卡交回。
社区书记谢武中来自湖南，2013年4月24日，也就是“4·23”事件第二天，他被调到第三社区任支部书记，此前他一直在第一社区工作。
“三社区的书记、主任，治保主任以及主要社区干部都牺牲了。”谢武中说，县里从县委办、政协、党校以及周边其他乡镇调整了7名干部，加上新招进一批工作人员，组建了一个17人新的社区管理班子。
谢武中负责的第三社区包括巴莎公路以北约0.5平方公里的范围，这是当地维稳的重点地区，本地居民加上出租房，外乡流动人口共约300户。谢武中将社区的主要力量分成三个组，一组负责重点人员和特殊群体，另一组负责商贸城里的重点部位、出租房，第三组专门负责社区的宗教人士。
重点是管理好“两群人员”，还要严厉打击当地的“三非”活动(即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宗教网络传播)。谢武中称，当地由于宗教氛围较浓，仅三社区就有五个清真寺。对于宗教人士的管理也是重点，对信教群众的引导哪些对，哪些不对，“这些都要跟他们交流谈心，掌握他们的动向”。
重点部位是指一些广场市场银行学校等。谢武中要求出租房签责任书，租户要登记备案，并且要定期入户走访。重点人员则每天见面谈话。
至今，以自治区一位副检察长带队的“服务群众、集中整治”的工作组仍驻扎在色力布亚镇上。工作组一共40多人，由自治区与当地政府共同组织，包括畜牧厅、教育厅、人事厅、司法厅等各单位人员。主要工作是配合地方政府维稳工作，工作组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分别负责第三社区、第四社区，剩下的则分成4个小组进驻全镇的重点村。
“受挫”的青年
虽然“重点人员”的身份给阿卜杜拉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大部分时间他都表现很安静，他定期理发，穿当地年轻人爱穿的廉价西服，一脚蹬的尖头皮鞋，不像长辈那样喜欢穿皮靴，并在皮靴外面套上胶鞋。他平时都在村子里待着，偶尔陪老婆孩子去隔壁镇上看望岳父母。
阿卜杜拉的家在15村，在镇政府的西北方向，从加油站斜对面的一条公路下去，约七八公里便到了。与南疆的大部分农村地区一样，这里的村庄除了一个维吾尔语名字，还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的编号。以色力布亚镇为例，全镇共有4个社区，19个村，除了维吾尔语名字以外，社区和村庄都有一个数字编号。
通村的公路正在修，尘土飞扬。大部分时间，阿卜杜拉就骑着他那辆二手豪爵牌摩托车在尘土里钻来钻去。
15村的维吾尔语名叫拜什吐甫，意为“五棵树”。全村400多户，分为 6个小队，每组约70户，阿卜杜拉家在3小队，一共80户，当地人至今还习惯于把镇政府叫做“公社”，相应把每个村叫大队，小组则为生产队。某种程度上，人们还没有从那个早已远去的年代中走出来。
3小队与他同龄的二十几岁年轻人大约有二十多人，由于宗教氛围浓厚，村里喜欢为孩子起出自经文中的名字，意在希望孩子能继承圣者的品德。阿卜杜拉的名字就取自先知穆罕默德的父亲之名。
与阿卜杜拉同龄的青年中，大部分都读过小学，但能读到高中毕业的，只有阿卜杜拉一人。其余的初中毕业便回家，有一多半选择跟父母务农，少数开始学木匠、铁匠等传统手艺。
阿卜杜拉家里有5口人，阿是老大，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妹妹出嫁了，弟弟有些智障，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
阿卜杜拉的小学在村里小学度过，初中三年在镇上的色力布亚中学，当时镇上的初中辍学严重，一个年级初一进校时有13个班，到初三毕业整个年级就剩下9个班。阿卜杜拉想报考伊斯兰经学院，所以坚持念到了高中，因为报考经学院要求高中毕业。
2008年阿卜杜拉高中毕业后报考了伊斯兰经学院，结果没考上。当年全疆只招20个人，喀什地区只有8个名额，但报名的有300多。阿卜杜拉说，报考经学院要先由镇上推荐，集中到喀什，经过筛选后只有少数人有资格参加最后的考试。很多人托关系找人，他也托了很多人，结果还是没考上。
第二年当地没招，等到2012年他想要再报考，就出事了。
从正在修的公路到达15村，还有约500米的土路要走，长期的干旱，路上积起一层厚厚的溏土。每个村庄似乎都有这样一条土路与外面保持单线联系，其余的路只通向村里人自家。
色力布亚镇是一个传统绿洲农耕社会与商业社会结合的地区，全镇现有耕地10.5万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2.5亩。时至今日，村子里的人基本靠农业维持生计，而镇上则是远近闻名的商品集散地。
15村的耕地并不算多，平均每口人约3亩地。当地的传统一般是结婚以后就分家。但1998年以后，村里没有再分地，没有新增土地，各家的孩子结婚后都只好从父母的地里匀出一些来种。
阿卜杜拉的地就在进村土路的左边，土路的两边是高高的杨树，夹在这样高大的植物之间，时间一下子会慢许多。在这里，抽象的美学并不存在，村民每天的劳作，一日三餐，都带有生存意味。
4月初正是准备种棉花的季节，阿卜杜拉的父母在地里忙着备耕。旁边的小麦地，去年秋天种的麦子已长到小腿肚，绿色的麦畦中间每隔三五米栽一棵核桃树，核桃要五年才挂果，阿卜杜拉说，这种套种的方法也是新式的，为了增加一些土地收入。
土地的肥力有限，每年的收成还要受气候和水的限制。每年3月份都有几场大风经过色力布亚镇，但今年风刮得晚，过年之后也一直没有下雨。
没有雨水，浇地只有依靠附近的水渠，或者干脆用拖拉机去叶尔羌河运水。
阿卜杜拉已经与父母分开，但住的院子与父母只隔一条小路。爷爷去世后，阿卜杜拉在爷爷的宅基地上盖了两间房，算是安了家。
院子不大，院墙也是木条扎成，正屋是两间夹板房，左边三间是政府前两年开始推行的抗震安居房，砖混结构，但至今没能完工。
乡村穆斯林
在15村的村民们眼中，他们可以直接信仰真主，同时也生活在此地当下。他们只是大地的佃农而不是大地的主人，因此在大地上必须轻声行走。这些世居的村民一辈子进一扇门，睡一张床，在一个屋顶下御寒和纳凉，时间过得不快不慢。
这种过客意识，造就了村里人谦卑的性格，也造就简朴与至善的生活原则。村民的家里简陋但很干净，即使黄泥的院子，也扫得一尘不染，孩子们光脚在地上走来走去，不必担心被玻璃塑料铁钉之类扎伤。正屋一般都是砖铺的地面，进门便是一面巨大的炕，墙上一般不挂任何图像，大炕靠里的三面墙贴着半米多高的花纹粗布，这样坐在炕上靠着墙壁，就不会弄脏墙壁或者衣服。
村民们的生活几乎与农作物分不开，他们喜欢用土墙或高树作为院墙，在庭院的空地上开辟菜园，菜园栽种最多的是杏树和葡萄，被誉为丝绸之路上三大圣果的葡萄、石榴、无花果在这里十分常见。
家家都在屋檐下建凉棚，上面搭着竹席，条件好的砖瓦砌成。凉棚之下，有供歇息或午休的土炕，上面铺着毛毡，有的干脆是一些木板床，田间劳作回来，在炕上铺一张餐布，上面放几块馕和一盘水果，或者喝上一碗自制的酸牛奶，都是解渴养胃的好食品。
主食为面食，早餐多吃馕，喝白开水或茶水;中餐多为拉面，晚餐多吃揪面或汤面条;抓饭一般招待客人时才吃，有时，农忙时节一日三餐都可能吃馕。吃的较多的蔬菜为西红柿、辣椒、土豆，冬天只有土豆和白菜。当地不产大米，小麦和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条件好的还有后院，用于种菜、种果树、储藏地窖等。一切以实用与和谐为准，穆斯林相信，克制而简朴地生活，真主会喜欢并降福于己。
当地人几乎不用表，对时间的判断一半来自生物钟的感知，一半来自每天五次的礼拜时间。两类公共空间让虔诚的村民眷恋，一是清真寺和麻扎，另一类是公共晒场、小巷拐角处、大树底下和镇上巴扎。前者提供了人神对话的神秘空间，后者让人们在穆斯林彼此“兄弟般”的交往中找到某种身份的认同。
每天五次礼拜是必不可少的功课。村民们相信日常礼拜能够帮助他们纪念真主并防止行错作恶。礼拜也会助长谦卑与平等的意识，礼拜还让他们超越了日常的俗务。
这种礼拜代代相传。阿卜杜拉很小的时候，父亲做礼拜，他就在旁边跟着做，现在他的儿子有两岁了，他做礼拜时，孩子也经常跟着他模仿着做。
除此以外，天课、斋戒和朝觐都是伊斯兰的善功，是村民们常修的功课。
“村里原来有6个清真寺，现在只剩下3个在用。”村民说，2013年地震时塌了三所，村民们想要重盖，按当地的风俗，老百姓不会在清真寺的地基上面盖房子，于是仍有人在原先倒塌的地方围着席子做礼拜。
村里的清真寺都不大，多的能容纳100多人，少则几十人。一般一间正房，一个礼拜殿，外面有一个小院，种些枣树。
天课也是村民常做的，在阿卜杜拉的记忆中，小时候，各家经常送东西给清真寺，现在则大多在清真寺开伙，一种可做十几人几十人饭的大锅，有钱人常在寺里做一大锅抓饭，供村民做礼拜时免费食用。平常也有人不定期做油饼抓饭送过去，都算是天课的功修。
斋月时村民们喜欢轮流在清真做饭，有时争先恐后，一般都选在星期四，当地人认为星期四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上坟追悼亡灵也都选这一天。伊斯兰教强调信众要兄弟般团结，斋月里可以各自念经，但鼓励人们一起念经，“两个人比一个人念好，几家子一块念比各家单独念好。”阿卜杜拉说。以前斋月里念经活动经常轮流在各家集体念经，古兰经分为30卷，每天朗诵一卷，30天把古兰经正好念一遍，念完一遍正好开斋。“后来宗教管理规范化，都改在清真寺一起念经”。
小镇喧嚣
同样相对于克制而简朴的乡村，镇上的生活要喧嚣很多，也复杂得多。
色力布亚镇政府的一份材料中说，清末，这里是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的小村庄。民国27年时为色力布亚庄。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成立色力布亚区，下辖8个乡。1958年改为色力布亚人民公社。1984年才改为色力布亚镇。
据最新的统计，色力布亚全镇总面积280平方公里，辖19个行政村、4个社区，镇城总户11907户，总人口5.1万人，其中农业户籍4万人，非农业户籍1.1万人。
“刚刚改革开放，色力布亚镇与内地几乎同步，很多内地有的服装鞋帽镇上都有。镇上的巴扎甚至被称作香港巴扎。”巴楚县文联主席买买提明·艾麦提说。
80年代，老街上不仅有歌舞厅、酒吧，还有一个电影院，电影院虽然是露天的，但每天爆满。放的是《冰山上的来客》《铁道游击队》这些热门电影，有时汉语还没有翻译成维吾尔语，买买提明在镇中学教汉语的父亲便举着喇叭站在银幕下，电影放一句，父亲现场翻译一句，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儿。
曾经有一段时间，色力布亚镇甚至成了南疆有名的贩毒猖獗地区，自治区公安厅一位从事过“缉毒”工作的官员称，90年代全疆贩毒严重的地区是伊犁，后来是巴楚，甚至在云南成立了巴楚帮，而巴楚最严重的就是色力布亚镇。当时有很多人靠贩毒发财，他们回来后在镇上盖楼开门面，由此拉拢了亲友老乡，形成了贩毒家族化。
当时掌握的信息，巴楚帮在昆明垄断毒品生意十几年，很多犯罪都与巴楚帮有关系，最多时整个巴楚帮约有300至400人。
涉毒人员多的问题至今仍困扰当地政府，色力布亚镇政府的一份材料称，“一直以来，贩毒涉毒人员较多，涉嫌外流贩毒人员280名，被上级确定为毒品重点整治区域。”
色力布亚镇最世俗化的90年代，对阿卜杜拉充满吸引力。虽然距离镇上十几里路，但读小学的他经常骑自行车跑到镇上逛巴扎。
当时镇子上基本上都是平房，阿卜杜拉说。现在小商品城的地方原先只是一块大场地，人们在空地上搭着篷子做生意，全镇的主要商铺都在巴莎公路两边，不像现在十字路口的南北街上也都是商铺。
阿卜杜拉最喜欢一种叫都瓦甫的酸奶冰渣，这是一种由酸奶、冰渣、糖汁混合而成的饮料，记忆中好吃的不仅有冰淇淋，还有各种抹砂糖的馕。
卖都瓦甫的小摊上还有一部黑白电视机，当时《西游记》风靡全疆，花两毛钱买一碗冰渣，可以坐一个下午，人不多时，老板也不过来催。
有时也去镇上的清真寺，特别是每年封斋期间，每晚太阳落山以后，清真寺门口都会摆出免费的水果和一些切好的馕。封斋的人念完经，出来吃点馕，再吃一点水果，就算开了斋。
镇上与农村往往互相有亲戚，逛巴扎往往跟亲戚家的孩子一起。乡村一般每天下午第四次礼拜之后吃晚饭，每到这时候，在镇上流连的阿卜杜拉便开始往家赶。
初中时，阿卜杜拉开始骑自行车早出晚归。当时课程虽然很紧，但是经常和同学们一起逃课，逃课的孩子在镇上往往一待就是一个下午，靠打台球消磨时光。
色力布亚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是在2005年以后，原先巴扎的地方建起了小商品城。至2013年，在农贸集市里的固定经营户就有800多户，流动摊贩470多户。
经营户数量不断膨胀，当地也不断改造，扩大农贸市场，直到现在还停不下来。每逢巴扎日，绵延1公里长巴扎上吃穿用等应有尽有，附近乡镇，相隔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甚至几百公里外的麦盖提、伽师、和田等地的人们都来赶巴扎，多时八九万人，最多时一天超过10万人。
直到2013年，色力布亚的市场还在扩张。镇政府在原先的巴扎以西又划出150亩地扩建市场，将木材、牲畜、蔬菜瓜果等市场搬了进去。
从世俗到宗教
在社区书记谢武中负责的诸多维稳工作中，除“两群人员”外，要留意的宗教内容也特别详细。
“念尼卡，非法婚姻，强行禁止他人抽烟喝酒，禁止别人装婚车，死人不许哭，反传统，如果他们限制别人这些，我们就会管。”
这暗示着当地的宗教信仰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与南疆其他地方一样，色力布亚最近几年不仅宗教气氛渐浓，也出现了诸如瓦哈比等“保守”思潮。
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年轻人进清真寺的越来越多，同时街上年轻女孩蒙面纱，男孩留大胡子现象也增多。
买买提明是土生土长的色力布亚人。在他看来，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色力布亚最世俗化的一段时期，文革时期，当地的宗教信仰被打乱， 80年代赶上改革开放，本就宗教氛围不浓的城镇居民热衷于世俗生活，加上宗教人才的断档，讲经学经的热情并不高。
彼时，色力布亚设镇不久，小城镇建设搞得如火如荼，不仅是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还是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相当一部分人到内地大城市经商。“当时小镇上不仅有南北疆来的商人，更有常年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经商的商人风尘仆仆地把内地产品连同生活潮流一起带到这里”。
在当地人的印象中，80年代色力布亚人穿着很时髦，女人都是上了年纪才戴面纱，但现在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也开始蒙面纱，有的甚至全黑罩袍裹住全身，只露出眼睛。
在吾甫尔看来，虽然上头规定党员、干部以及十八岁以下不准进入清真寺，但是事实上民间的信仰没有减弱，进清真寺的人反而增加了。
“事实上大家以前也做，只是不限于在清真寺里，有时候三五个人，在商店里，在家里，可以就地做礼拜。现在除了在家里以外，只有在清真寺才可以，看起来进清真寺的人比以前多了。”吾甫尔说。
色力布亚镇的学区主任阿布力克木·巴拉提1975年出生，他的父亲1986年在色力布亚中学教书，后来，全家在第二社区盖了房子，落了户。
在阿布力克木看来，年轻人对宗教感兴趣，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们维吾尔族的性格很好胜，有很多不让干的，反而很想去试一下。”
另一个原因是当地很多学生初中毕业就回家，一开始都喜欢先去外地闯两年，在外地，手机电脑等消费越来越高，回来后很多家长管不了，听话的能跟着父母种地，但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前，很多家庭子女很多，孩子长大了，分到的地很少，土地上的收入小于消费，入不敷出。于是有人开始偷盗吸毒，即使不学坏的孩子，思想很容易受到冲击而对现实不满。而16岁到22岁这六年，正是年轻人思想最容易变动的阶段。“初中毕业如果能继续读高中留在学校里，一般不会出现偏差，过早走入社会反而容易迷失”。
了解色力布亚历史的人并不赞同“保守”的说法，认为这是一次由世俗回归宗教的过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当地有一个叫安尼瓦尔的维吾尔族人，因为卖酒卖烟，当地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朵子海”(维语意为火狱)。但前几年，安尼瓦尔也开始虔诚信教，当地人改称其为安尼瓦尔阿吉。(人们对宗教虔诚或朝觐回来的人，喜欢在其名字后面加上“阿吉”两字，以示尊重)。
80后的阿卜杜拉同样感受到当地的宗教氛围在改变，村里二十多个同龄人，以前有四五个抽烟，但现在基本上没有抽烟的了。同样，女孩子蒙面纱的在村庄里很普遍，阿卜杜拉的老婆平时就蒙面纱，当地人特别在意蒙面对于女孩贞洁的象征意义，嫁女儿时习惯于把新娘蒙面交给男方。
两代人之间
小镇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大多生于90年代，他们的父辈生于60、70年代。动乱的年代里，父辈们知识有限，宗教思想也淡薄。等到80年代宗教恢复，又遇上了改革开放，宗教氛围还没形成，世俗的洪流便急冲而来。父辈这一代人，成长期没有多少宗教熏陶，年轻时抽烟喝酒，泡舞厅、看电影，到了40岁以后，他们开始操心心灵上的事情，戒烟戒酒，每天按时去清真寺。当父辈们重拾精神，走进清真寺的时候，恰逢年轻一代人成长的时期，于是他们开始在相对虔诚的环境里长大，父母很早给他们埋下了信仰的种子。等到了初中毕业，有了一定知识，他们便不再满足父母对伊斯兰教的一知半解地依随。借助电子时代，互联时代，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发现和认识社会，包括从小就受到熏陶的伊斯兰教育。
随着宗教氛围渐浓，境外的许多思潮同样开始影响镇上的年轻人。变化首先开始于他们与上一代人之间。受原教旨思想影响的年轻人开始质疑老一代人的传统信仰，认为很多老人在民间传教过程中有迷信的成分，很多都不是伊斯兰教的东西，是远古萨满教和佛教遗留下来的，而他们认为正确引导宗教就是他们的责任。
年轻人主张宗教活动是公益性，不收费、不吃饭、不大办婚丧、不哭丧等。这些改变传统做法同样让老一代宗教人士无法接受，因为伊斯兰教早已与当地的传统文化融合，而带有本民族传统的宗教习惯应该得到尊重。
即使是年轻人中间，也有明显的差别。在镇上，年轻人中间做礼拜的是一拨，抽烟喝酒的是一拨，彼此见面会问好，但不深交。
镇上经营烟酒批发的胡小波提供了某种参考，胡小波在色力布亚镇已有30多年，最初做裁缝，后来开了全镇最大一家烟酒批发超市。
“镇上有三家批发超市，两大一小，光两家大超市加起来约有12000瓶，这些酒供应全镇约20家零售商店。平均每个商店一天至少卖出20瓶左右。”胡小波说。
伊斯兰教禁止烟酒，但买酒的除了汉族人以外，维吾尔族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在胡小波的印象中，买酒的维吾尔族人基本上都是世俗的群体，比如干部、大夫、老师等，但也有农民。
“有很多维族农民晚上出来聚在一起喝酒。”胡小波说，最近几年镇上维吾尔族人的餐厅卖酒的变少了，但很多农民晚上喜欢聚在家里喝。超市里七八块钱的高度酒卖得快，显然主要消费群体的收入不高。
暴力迷途
4月的黄昏，色力布亚街上一片零乱，没卖掉的牲畜、手工制品和农产品正被收拾起来，商铺陆续关门。赶集的人渐渐走散，消失在夕阳尘土里。
第五次礼拜之后，夜晚便属于色力布亚镇的年轻人，路灯下面，年轻人聚在一起吃烤肉、切水果、喝麦合姆提饮料，人们互相见面，握手，以手抚胸相互行礼，对小镇来讲，他们这条老街上最具活力的部分，也是最容易迷失的一群人。
相较于“4·23”事件，小镇上的居民对“11·16”案件的细节了解甚少。但这起案件似乎更能引发某种担忧，那就是极端思想的潜行如同混入茫茫人海，根本看不出来。
“11·16”案件中，有一位恐怖分子来自镇上第四社区，但在联合工作组的内部人员看来，这位名叫买买提的18岁年轻人平时很老实，既没有前科，也没有异常举动。
“平时走访也去过他们家的房子，见过那个孩子，根本看不出有啥异样。”工作人员称。走访人员甚至还向邻居打听过男孩的情况，得到的反馈是，孩子没什么极端行为，品德也不错，只是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又娶了一个老婆，家中还有一个弟弟还在上学。
“平时他的活动，就是早上和父亲一起去巴扎，帮父亲做铁匠生意，看门面，晚上回来。”工作组的人说。
买买提的爆发隐秘而突然。2013年10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买买提在镇上做完礼拜之后突然失踪了。
一个月之后，当18岁的买买提再次出现在镇上时，已是一个9人恐怖团伙的成员之一。当天，他伙同来自阿瓦提、和田的8名同伙，手舞斧头和砍刀，冲入镇派出所，当场砍死两名协警，砍伤一个民警。
“警方立即出警，当场击毙9名暴徒，前后只有一分钟时间。”一位知情人说。
据后来多方调查，在失踪的一个月里，买买提先后认识了和田和阿克苏州的多名年轻人，一共是9个人，一伙人先在和田地下学经，被灌输了极端的思想后，很快开始策划恐怖活动。
仅仅一个月，极端思想就迅速填占了他的大脑?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解。
“一开始有人提出要袭击和田县的一个乡，这时另一个团伙成员说，去年巴楚县发生了4·23事件，死了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要报复。于是他们就回来，拿着刀冲进了镇派出所。”知情人说。
一位从事维稳工作多年的警方人士因工作需要研究过很多非法的录像带和光盘，其内容都是鼓动人们要按照《古兰经》去做。
“一般年轻人如果脑子不清醒，大事大非不明确，很容易就被洗脑。”他说。被洗脑的年轻人思想极端，甚至连父母做的饭都不吃，因为他们认为父母如果不做乃麻孜，做的饭就不清真。
在警方人士看来，利用互联网，现在的年轻人比他们父辈更直接地接收来自伊斯兰教的信息。他们接收传统，也喜欢向传统挑战，一部分人因此变得狂热，甚至把原本温和的伊斯兰教改变成带有暴力色彩的东西。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由宗教狂热到极端思想再到暴恐行动的过程几乎不需要任何过渡。上述警方人士介绍，以前警方破获一个案件或一个恐怖团伙，可以提前做工作，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把案件吃透了以后再打击。现在的情况是，警方根本没有“经营”的时间，发现一个打击一个，露头就打。
维吾尔族人喜欢聚集在一起生活，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清真寺和宗教人士。解决问题的关键或许正在这些宗教的“土壤”上。
当地官员相信，经学院培养出来的伊玛目基本没问题，但是民间的一些宗教人士，通过朝觐或去国外去学习，回来后往往在当地很有影响，一旦说政府的坏话，年轻人听了很容易头脑发热。
“遗产问题，婚姻问题，财产纠纷问题，好多人都跑到这些民间宗教人员那里寻求解决。现在基层知道了这个问题。”驻在镇上的自治区官员表达了对基层工作的担忧。
“工作粗暴现象在内地的基层也有，但是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当地群众不会认为是这个干部素质不行，而是整个基层政府的形象就是这样，遇上思想极端的，很容易形成对立与冲突。”
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显然缺少一个缓冲地带，这包括有影响力的维吾尔族精英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治理中，这样的中间阶层不可缺少。★
來源：《中国新闻周刊》第661期 http://editor.inewsweek.cn/detail-266.html
2013年4月23日新疆巴楚色力布亚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暴恐事件，色力布亚是个安静的小镇，然而这里一年之内发生了两次暴恐事件。本文作者王维博在色力布亚居住、追索两周多，不仅为了寻找暴恐分子在这个小镇精神异变的轨迹，还试图了解埋藏在这日常生活后的某种暴力的隐秘起源。
阿依布拉克被判了八年，原因是参与极端宗教和恐怖活动。因为处在哺乳期，她申请了监外执行。自从2009年与丈夫结婚，5年时间，身体瘦弱的她已为丈夫生下三个孩子。最后一个女儿去年底出生。
她坐在记者面前时，依然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焦虑地念叨着孩子的教育问题，计算着这个残缺的小家庭的生计问题。事实上，阿依布拉克的丈夫名叫艾比布拉·巴拉提--一位在巴楚“4·23”暴恐事件中被击毙的恐怖分子。
乡镇上的暴力
过去几十年，色力布亚镇仿佛一直在独自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它不仅远离巴楚县城，与周边的乡镇也保持着绿洲间的相对独立性，从县城下来，彼此靠一条省道--巴莎公路相互串联。
色力布亚，在维语意思是“黄苦豆草”。黄苦豆草是当地沙漠常见的一种植物，黄白色，气微，味苦。不能食用，但可以入药。
虽然距县城160多里，色力布亚却是远近闻名的繁华之地。巴莎公路经过镇上最热闹的中心地段，最好的建筑都沿公路的两边建造，路北是小商品城，有服装、百货等多个贸易区。很像内地县城里的步行街，整个商品城呈回字形，中间甚至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
春耕季节，街上闲逛的人很少，纯粹务农的人在更远的村庄里活动。他们只在需要购买农具或赶巴扎的时候才到镇上来。从上世纪80年代起，色力布亚便有南疆第一镇之称，这里的“星期四巴扎”是南疆三大乡村巴扎之一。
如果不是过去一年内连发了两起恶性恐怖事件，这个地处沙漠边缘的南疆小镇，会按着它自己特有的节奏，在绿洲里生长。
官方的报道中，2013年的4月23日中午，色力布亚镇3名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走访，在一居民家中发现多名可疑人员和管制刀具，遂用电话向上级报告，之后被藏匿于屋内的暴徒控制。接报后，镇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干部前往处置，先后遭屋内外暴徒砍杀。暴徒将多名民警与当地干部逼入一个房间并点燃房屋焚烧。暴力恐怖案件共造成民警、社区工作人员15人死亡(维吾尔族10人，汉族3人，蒙古族2人)，受伤2人(维吾尔族)。
几天之后的28日，新疆警方破获了这起严重暴力恐怖犯罪案件：以喀斯木·买买提、艾比布拉·巴拉提为首的25名暴恐团伙成员全部归案。其中6名暴徒被击毙，当场抓获8人，另有11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查获20枚爆炸装置，3面“圣战”旗帜，以及大量制爆原料、管制刀具、习武器材和非法宗教宣传品等作案工具。
案件发生之后，色力布亚镇全力维稳，不仅走村入户安抚群众，对牺牲的各族民警、社区工作人员按照民族习俗进行了安葬，追认15名牺牲人员为烈士，还全面加强了社区、巴扎、镇政府、派出所等场所的安保。
然而时隔半年，色力布亚镇派出所再遭袭击。新疆当地媒体低调报道了此事，称11月16日17时30分许，阿布拉艾海提等9名暴徒持刀斧袭击色力布亚镇派出所，致使2名协警牺牲，2名民警受伤。“9名暴徒被当场全部击毙，当地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恐怖分子之家
从监狱出来之后，阿依布拉克直接回到了母亲的家里。她不愿意再回到镇上小商品城背后的那座院子里。这是2009年与艾比卜拉·巴拉提结婚时满怀期待安置的家。而现在，它是“4·23”暴恐事件的“第一现场”。
事实上，这里也确实没法住人了。阿依布拉克的家只剩下一具空架子，院子里所有房屋的屋顶都已坍塌，只剩下几面残垣断壁依稀可辨，地上堆放着救火时抢出来的烧得焦黑的家具。
作为一起暴恐事件的第一现场，这里显然有点突兀：距第三社区居委会仅100多米。从社区出来，往市场走，在百货区往右拐，走不了几步便到了她的家。
院子坐北朝南，砖泥混砌的土墙，绿色的铁门，门前一条窄窄的巷子，社区的干部称，案发前，院子的左边是厨房和牲口棚，正北边是四间正屋，右手边是两间边屋。正屋右侧最里面的一间，是当天社区干部和民警集中牺牲的地方，包括镇派出所所长在内的至少9人被逼入这间房子里烧死。
对阿依布拉克来说，这是一起“突然出现”的变故。一开始只是有警察和社区干部以查户口的名义来到家里，这时候家里没有男人，所以没开门。后来丈夫艾比卜拉从外面回来，把身份证拿给他们看，然后工作人员进了房子，把所有的房子都检查了一遍，把家里所有人都叫到院子里，并且说要搜查丈夫哥哥的房子。丈夫说钥匙在外面工地的衣服口袋里，他们要求去把钥匙拿过来。
“艾比布拉把钥匙拿来了，突然派出所的人过来了，让男人手抱头面对墙站着，开始搜身。就在这时，其他人都回来了。然后就听到了枪声，我们女的吓得全都钻到房子里，事情就发生了，房子着火以后，我们便抱着孩子跑到外面去了。”
这与警方后来的调查相符，4月23日当天，艾比布拉·巴拉提借机溜出向团伙头目喀斯木·买买提等人报信，随后，喀斯木·买买提带领热合曼·吾甫尔等人手持砍刀冲入院内，袭击了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
警方后来经过侦查认定，喀斯木·买买提为团伙的主要头目。2012年9月以来，艾比布拉·巴拉提、买买提明·巴拉提、买买提明·马合木提等人经常参加喀斯木·买买提组织的地下讲经班，观看宣传宗教极端和暴恐内容的音视频。
2013年3月，喀斯木·买买提纠集了团伙成员筹备暴恐活动经费，制造了8把大刀和爆炸装置、头套、遥控器等，预谋夏天到喀什市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干大事”。4·23当天，民警和社区干部的出现，他们认为事情已败露，所以提前动了手。
阿依布拉克告诉记者，案发人员中，艾比布拉·巴拉提是她的丈夫，买买提明·巴拉提是丈夫的哥哥，而喀斯木·买买提是她丈夫的哥哥的“连襟”，买买提·马合木提是买买提明的表弟，其他参与者都是“朋友”关系。
“事件发生后，我也非常痛心，我们也是人啊，当时我抱着孩子躲进了房间，确实非常非常地害怕。”阿依布拉克说。在出事之前，她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一些外乡人和他的家人们，确实经常聚集在一起看一些音频资料。
“平时我都是带孩子，我们家庭收入刚刚够我们的日常开销，我对我的生活非常满意，因为我喜欢简朴的生活。”阿依布拉克这样描述她案发前的生活。
而现在这一切生活都被打乱了。
案发后，阿依布拉克没有再回到镇上的家，那里已家徒四壁，绿色的铁门上刀痕清晰，大火甚至殃及了周边四户居民的房子，不仅是房屋损毁严重，邻居们也备受惊扰。
对她来说，她已经来不及去理解丈夫和他的朋友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她最在意的依然是实实在在地生活。最担心的是孩子们的将来，她的大女儿三岁半，二儿子两岁半，最小的女儿才五个月。“我担心孩子们的将来，希望他们能成长为有用的人才，但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她说。
对吾甫尔来说，“4·23”也像是平空出现的震撼弹。
这位身材魁梧，留着黑色大胡子的维吾尔族老汉，是“4·23”恐怖事件主要参与者之一热合曼·吾甫尔的父亲。儿子热合曼·吾甫尔2013年被判处死刑。
吾甫尔说，他们与阿依布拉克一家并无亲戚关系。他一直在追索儿子变化的痕迹，“当时我们家有杏园，我儿子跟着我卖水果，也学会包装水果，他们就请儿子过去帮忙，因此才认识。”
至于这些孩子之间的关系到什么地步，直到案发前，吾甫尔都不了解。甚至连4·23当天发生的事情，他也是后来才弄明白。
吾甫尔在镇政府旁边开一个水果店。当天他正在开门面房收拾东西，看到对面集贸市场后面有火光，一开始还以是两家发生矛盾，没在意。随后有警察通知紧急疏散，他连东西都没收就回了家。
一开始听人说，有一个卖水果的孩子也在里面，吾甫尔还不太相信，再后来有人告诉他确实是他的孩子参与了，而且受了伤。老人这才着急，托人四处打听，但都没有准确的消息，有人说在医院，也有人说已经死了。
“七十天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孩子还活着，被判了死刑。”吾甫尔说。
吾甫尔一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已经结婚，热合曼是老二，案发时只有23岁，尚未结婚，此外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热合曼初中毕业后一直跟着父亲在镇上做水果生意，偶尔也自己出去进货，贩一些本地没有的水果回来。
“平时喜欢与镇上的小伙子一起玩，喜欢手机上网，偶尔也去玩玩电子游戏。”在吾甫尔看来，孩子们只要不抽烟不喝酒，为人老实，尊敬老人，他很少管他们。
热合曼被执行死刑的日子是今年2月11日。此前的2月4日，喀什地区和巴楚县的官员曾来镇上找到吾甫尔，安慰了他一番。
“执行死刑的时候，去见了儿子一面。”吾甫尔说。孩子前前后后怎么参与进去的，他并不知情。
执行当天，吾甫尔为儿子在清真寺做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葬礼很简单，只有五个人参加，也没举行三天、头七这些穆斯林传统仪式。”
儿子去世后，吾甫尔关了原先的水果店，在镇十字路口以北的路边摆了一个水果摊。每天按时出摊，也按时去镇上的清真寺做礼拜，老人说，每次做完礼拜，他都会为去世的儿子祈祷。
寻找答案
“4·23”事件之后，青年阿卜杜拉有了一个明确的界定：“两群人员”。
极端的思考和情绪是怎么进入并且统治一个人的?这个问题，不仅暴恐分子的亲人阿依布拉克和吾甫尔无法回答，对在新疆工作的社区人员来说，更是一个一直无法得到答案又急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4·23”事件之后，当地重点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确认的一个工作办法是，管理关心好“两群人员”。
按照工作人员的标准，青年阿卜杜拉就是一名“两群人员”。按当地维稳官员的解释，两群人员指的是特殊人群和重点人员。
阿卜杜拉被纳入这一体系是在2012年，因为想考经文学院，他曾拷过一些解经的视频在电脑里。另外，他有一个住在20村的表弟，因为家里被查出有地下讲经和地下习武点被捕。
现在阿卜杜拉不仅经常要参加学习班，还要定期与村治安民警联系，“学习班有时在镇上，有时在村里，都是讲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内容”。
“4·23”事件发生后，派出所警察和村治安民警先后到家里来关心，和他交流想法。
这样的工作面向全镇范围内的100多名“重点人员”。自从发生暴恐事件之后，当地政府所能想到的办法，是尽可能地与这些重点人员保持好联系。其中出台的一个政策，就是重点人员以及流动人口实行流入流出地“两头抓、双向管”：重点人员外出需要先在社区登记，并办理“居民便民卡”，一张淡黄色的跟身份证差不多大的卡片。凭卡到流入地派出所备案，回来后还要将卡交回。
社区书记谢武中来自湖南，2013年4月24日，也就是“4·23”事件第二天，他被调到第三社区任支部书记，此前他一直在第一社区工作。
“三社区的书记、主任，治保主任以及主要社区干部都牺牲了。”谢武中说，县里从县委办、政协、党校以及周边其他乡镇调整了7名干部，加上新招进一批工作人员，组建了一个17人新的社区管理班子。
谢武中负责的第三社区包括巴莎公路以北约0.5平方公里的范围，这是当地维稳的重点地区，本地居民加上出租房，外乡流动人口共约300户。谢武中将社区的主要力量分成三个组，一组负责重点人员和特殊群体，另一组负责商贸城里的重点部位、出租房，第三组专门负责社区的宗教人士。
重点是管理好“两群人员”，还要严厉打击当地的“三非”活动(即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宗教网络传播)。谢武中称，当地由于宗教氛围较浓，仅三社区就有五个清真寺。对于宗教人士的管理也是重点，对信教群众的引导哪些对，哪些不对，“这些都要跟他们交流谈心，掌握他们的动向”。
重点部位是指一些广场市场银行学校等。谢武中要求出租房签责任书，租户要登记备案，并且要定期入户走访。重点人员则每天见面谈话。
至今，以自治区一位副检察长带队的“服务群众、集中整治”的工作组仍驻扎在色力布亚镇上。工作组一共40多人，由自治区与当地政府共同组织，包括畜牧厅、教育厅、人事厅、司法厅等各单位人员。主要工作是配合地方政府维稳工作，工作组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分别负责第三社区、第四社区，剩下的则分成4个小组进驻全镇的重点村。
“受挫”的青年
虽然“重点人员”的身份给阿卜杜拉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大部分时间他都表现很安静，他定期理发，穿当地年轻人爱穿的廉价西服，一脚蹬的尖头皮鞋，不像长辈那样喜欢穿皮靴，并在皮靴外面套上胶鞋。他平时都在村子里待着，偶尔陪老婆孩子去隔壁镇上看望岳父母。
阿卜杜拉的家在15村，在镇政府的西北方向，从加油站斜对面的一条公路下去，约七八公里便到了。与南疆的大部分农村地区一样，这里的村庄除了一个维吾尔语名字，还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的编号。以色力布亚镇为例，全镇共有4个社区，19个村，除了维吾尔语名字以外，社区和村庄都有一个数字编号。
通村的公路正在修，尘土飞扬。大部分时间，阿卜杜拉就骑着他那辆二手豪爵牌摩托车在尘土里钻来钻去。
15村的维吾尔语名叫拜什吐甫，意为“五棵树”。全村400多户，分为 6个小队，每组约70户，阿卜杜拉家在3小队，一共80户，当地人至今还习惯于把镇政府叫做“公社”，相应把每个村叫大队，小组则为生产队。某种程度上，人们还没有从那个早已远去的年代中走出来。
3小队与他同龄的二十几岁年轻人大约有二十多人，由于宗教氛围浓厚，村里喜欢为孩子起出自经文中的名字，意在希望孩子能继承圣者的品德。阿卜杜拉的名字就取自先知穆罕默德的父亲之名。
与阿卜杜拉同龄的青年中，大部分都读过小学，但能读到高中毕业的，只有阿卜杜拉一人。其余的初中毕业便回家，有一多半选择跟父母务农，少数开始学木匠、铁匠等传统手艺。
阿卜杜拉家里有5口人，阿是老大，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妹妹出嫁了，弟弟有些智障，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
阿卜杜拉的小学在村里小学度过，初中三年在镇上的色力布亚中学，当时镇上的初中辍学严重，一个年级初一进校时有13个班，到初三毕业整个年级就剩下9个班。阿卜杜拉想报考伊斯兰经学院，所以坚持念到了高中，因为报考经学院要求高中毕业。
2008年阿卜杜拉高中毕业后报考了伊斯兰经学院，结果没考上。当年全疆只招20个人，喀什地区只有8个名额，但报名的有300多。阿卜杜拉说，报考经学院要先由镇上推荐，集中到喀什，经过筛选后只有少数人有资格参加最后的考试。很多人托关系找人，他也托了很多人，结果还是没考上。
第二年当地没招，等到2012年他想要再报考，就出事了。
从正在修的公路到达15村，还有约500米的土路要走，长期的干旱，路上积起一层厚厚的溏土。每个村庄似乎都有这样一条土路与外面保持单线联系，其余的路只通向村里人自家。
色力布亚镇是一个传统绿洲农耕社会与商业社会结合的地区，全镇现有耕地10.5万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2.5亩。时至今日，村子里的人基本靠农业维持生计，而镇上则是远近闻名的商品集散地。
15村的耕地并不算多，平均每口人约3亩地。当地的传统一般是结婚以后就分家。但1998年以后，村里没有再分地，没有新增土地，各家的孩子结婚后都只好从父母的地里匀出一些来种。
阿卜杜拉的地就在进村土路的左边，土路的两边是高高的杨树，夹在这样高大的植物之间，时间一下子会慢许多。在这里，抽象的美学并不存在，村民每天的劳作，一日三餐，都带有生存意味。
4月初正是准备种棉花的季节，阿卜杜拉的父母在地里忙着备耕。旁边的小麦地，去年秋天种的麦子已长到小腿肚，绿色的麦畦中间每隔三五米栽一棵核桃树，核桃要五年才挂果，阿卜杜拉说，这种套种的方法也是新式的，为了增加一些土地收入。
土地的肥力有限，每年的收成还要受气候和水的限制。每年3月份都有几场大风经过色力布亚镇，但今年风刮得晚，过年之后也一直没有下雨。
没有雨水，浇地只有依靠附近的水渠，或者干脆用拖拉机去叶尔羌河运水。
阿卜杜拉已经与父母分开，但住的院子与父母只隔一条小路。爷爷去世后，阿卜杜拉在爷爷的宅基地上盖了两间房，算是安了家。
院子不大，院墙也是木条扎成，正屋是两间夹板房，左边三间是政府前两年开始推行的抗震安居房，砖混结构，但至今没能完工。
乡村穆斯林
在15村的村民们眼中，他们可以直接信仰真主，同时也生活在此地当下。他们只是大地的佃农而不是大地的主人，因此在大地上必须轻声行走。这些世居的村民一辈子进一扇门，睡一张床，在一个屋顶下御寒和纳凉，时间过得不快不慢。
这种过客意识，造就了村里人谦卑的性格，也造就简朴与至善的生活原则。村民的家里简陋但很干净，即使黄泥的院子，也扫得一尘不染，孩子们光脚在地上走来走去，不必担心被玻璃塑料铁钉之类扎伤。正屋一般都是砖铺的地面，进门便是一面巨大的炕，墙上一般不挂任何图像，大炕靠里的三面墙贴着半米多高的花纹粗布，这样坐在炕上靠着墙壁，就不会弄脏墙壁或者衣服。
村民们的生活几乎与农作物分不开，他们喜欢用土墙或高树作为院墙，在庭院的空地上开辟菜园，菜园栽种最多的是杏树和葡萄，被誉为丝绸之路上三大圣果的葡萄、石榴、无花果在这里十分常见。
家家都在屋檐下建凉棚，上面搭着竹席，条件好的砖瓦砌成。凉棚之下，有供歇息或午休的土炕，上面铺着毛毡，有的干脆是一些木板床，田间劳作回来，在炕上铺一张餐布，上面放几块馕和一盘水果，或者喝上一碗自制的酸牛奶，都是解渴养胃的好食品。
主食为面食，早餐多吃馕，喝白开水或茶水;中餐多为拉面，晚餐多吃揪面或汤面条;抓饭一般招待客人时才吃，有时，农忙时节一日三餐都可能吃馕。吃的较多的蔬菜为西红柿、辣椒、土豆，冬天只有土豆和白菜。当地不产大米，小麦和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条件好的还有后院，用于种菜、种果树、储藏地窖等。一切以实用与和谐为准，穆斯林相信，克制而简朴地生活，真主会喜欢并降福于己。
当地人几乎不用表，对时间的判断一半来自生物钟的感知，一半来自每天五次的礼拜时间。两类公共空间让虔诚的村民眷恋，一是清真寺和麻扎，另一类是公共晒场、小巷拐角处、大树底下和镇上巴扎。前者提供了人神对话的神秘空间，后者让人们在穆斯林彼此“兄弟般”的交往中找到某种身份的认同。
每天五次礼拜是必不可少的功课。村民们相信日常礼拜能够帮助他们纪念真主并防止行错作恶。礼拜也会助长谦卑与平等的意识，礼拜还让他们超越了日常的俗务。
这种礼拜代代相传。阿卜杜拉很小的时候，父亲做礼拜，他就在旁边跟着做，现在他的儿子有两岁了，他做礼拜时，孩子也经常跟着他模仿着做。
除此以外，天课、斋戒和朝觐都是伊斯兰的善功，是村民们常修的功课。
“村里原来有6个清真寺，现在只剩下3个在用。”村民说，2013年地震时塌了三所，村民们想要重盖，按当地的风俗，老百姓不会在清真寺的地基上面盖房子，于是仍有人在原先倒塌的地方围着席子做礼拜。
村里的清真寺都不大，多的能容纳100多人，少则几十人。一般一间正房，一个礼拜殿，外面有一个小院，种些枣树。
天课也是村民常做的，在阿卜杜拉的记忆中，小时候，各家经常送东西给清真寺，现在则大多在清真寺开伙，一种可做十几人几十人饭的大锅，有钱人常在寺里做一大锅抓饭，供村民做礼拜时免费食用。平常也有人不定期做油饼抓饭送过去，都算是天课的功修。
斋月时村民们喜欢轮流在清真做饭，有时争先恐后，一般都选在星期四，当地人认为星期四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上坟追悼亡灵也都选这一天。伊斯兰教强调信众要兄弟般团结，斋月里可以各自念经，但鼓励人们一起念经，“两个人比一个人念好，几家子一块念比各家单独念好。”阿卜杜拉说。以前斋月里念经活动经常轮流在各家集体念经，古兰经分为30卷，每天朗诵一卷，30天把古兰经正好念一遍，念完一遍正好开斋。“后来宗教管理规范化，都改在清真寺一起念经”。
小镇喧嚣
同样相对于克制而简朴的乡村，镇上的生活要喧嚣很多，也复杂得多。
色力布亚镇政府的一份材料中说，清末，这里是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的小村庄。民国27年时为色力布亚庄。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成立色力布亚区，下辖8个乡。1958年改为色力布亚人民公社。1984年才改为色力布亚镇。
据最新的统计，色力布亚全镇总面积280平方公里，辖19个行政村、4个社区，镇城总户11907户，总人口5.1万人，其中农业户籍4万人，非农业户籍1.1万人。
“刚刚改革开放，色力布亚镇与内地几乎同步，很多内地有的服装鞋帽镇上都有。镇上的巴扎甚至被称作香港巴扎。”巴楚县文联主席买买提明·艾麦提说。
80年代，老街上不仅有歌舞厅、酒吧，还有一个电影院，电影院虽然是露天的，但每天爆满。放的是《冰山上的来客》《铁道游击队》这些热门电影，有时汉语还没有翻译成维吾尔语，买买提明在镇中学教汉语的父亲便举着喇叭站在银幕下，电影放一句，父亲现场翻译一句，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儿。
曾经有一段时间，色力布亚镇甚至成了南疆有名的贩毒猖獗地区，自治区公安厅一位从事过“缉毒”工作的官员称，90年代全疆贩毒严重的地区是伊犁，后来是巴楚，甚至在云南成立了巴楚帮，而巴楚最严重的就是色力布亚镇。当时有很多人靠贩毒发财，他们回来后在镇上盖楼开门面，由此拉拢了亲友老乡，形成了贩毒家族化。
当时掌握的信息，巴楚帮在昆明垄断毒品生意十几年，很多犯罪都与巴楚帮有关系，最多时整个巴楚帮约有300至400人。
涉毒人员多的问题至今仍困扰当地政府，色力布亚镇政府的一份材料称，“一直以来，贩毒涉毒人员较多，涉嫌外流贩毒人员280名，被上级确定为毒品重点整治区域。”
色力布亚镇最世俗化的90年代，对阿卜杜拉充满吸引力。虽然距离镇上十几里路，但读小学的他经常骑自行车跑到镇上逛巴扎。
当时镇子上基本上都是平房，阿卜杜拉说。现在小商品城的地方原先只是一块大场地，人们在空地上搭着篷子做生意，全镇的主要商铺都在巴莎公路两边，不像现在十字路口的南北街上也都是商铺。
阿卜杜拉最喜欢一种叫都瓦甫的酸奶冰渣，这是一种由酸奶、冰渣、糖汁混合而成的饮料，记忆中好吃的不仅有冰淇淋，还有各种抹砂糖的馕。
卖都瓦甫的小摊上还有一部黑白电视机，当时《西游记》风靡全疆，花两毛钱买一碗冰渣，可以坐一个下午，人不多时，老板也不过来催。
有时也去镇上的清真寺，特别是每年封斋期间，每晚太阳落山以后，清真寺门口都会摆出免费的水果和一些切好的馕。封斋的人念完经，出来吃点馕，再吃一点水果，就算开了斋。
镇上与农村往往互相有亲戚，逛巴扎往往跟亲戚家的孩子一起。乡村一般每天下午第四次礼拜之后吃晚饭，每到这时候，在镇上流连的阿卜杜拉便开始往家赶。
初中时，阿卜杜拉开始骑自行车早出晚归。当时课程虽然很紧，但是经常和同学们一起逃课，逃课的孩子在镇上往往一待就是一个下午，靠打台球消磨时光。
色力布亚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是在2005年以后，原先巴扎的地方建起了小商品城。至2013年，在农贸集市里的固定经营户就有800多户，流动摊贩470多户。
经营户数量不断膨胀，当地也不断改造，扩大农贸市场，直到现在还停不下来。每逢巴扎日，绵延1公里长巴扎上吃穿用等应有尽有，附近乡镇，相隔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甚至几百公里外的麦盖提、伽师、和田等地的人们都来赶巴扎，多时八九万人，最多时一天超过10万人。
直到2013年，色力布亚的市场还在扩张。镇政府在原先的巴扎以西又划出150亩地扩建市场，将木材、牲畜、蔬菜瓜果等市场搬了进去。
从世俗到宗教
在社区书记谢武中负责的诸多维稳工作中，除“两群人员”外，要留意的宗教内容也特别详细。
“念尼卡，非法婚姻，强行禁止他人抽烟喝酒，禁止别人装婚车，死人不许哭，反传统，如果他们限制别人这些，我们就会管。”
这暗示着当地的宗教信仰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与南疆其他地方一样，色力布亚最近几年不仅宗教气氛渐浓，也出现了诸如瓦哈比等“保守”思潮。
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年轻人进清真寺的越来越多，同时街上年轻女孩蒙面纱，男孩留大胡子现象也增多。
买买提明是土生土长的色力布亚人。在他看来，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色力布亚最世俗化的一段时期，文革时期，当地的宗教信仰被打乱， 80年代赶上改革开放，本就宗教氛围不浓的城镇居民热衷于世俗生活，加上宗教人才的断档，讲经学经的热情并不高。
彼时，色力布亚设镇不久，小城镇建设搞得如火如荼，不仅是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还是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相当一部分人到内地大城市经商。“当时小镇上不仅有南北疆来的商人，更有常年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经商的商人风尘仆仆地把内地产品连同生活潮流一起带到这里”。
在当地人的印象中，80年代色力布亚人穿着很时髦，女人都是上了年纪才戴面纱，但现在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也开始蒙面纱，有的甚至全黑罩袍裹住全身，只露出眼睛。
在吾甫尔看来，虽然上头规定党员、干部以及十八岁以下不准进入清真寺，但是事实上民间的信仰没有减弱，进清真寺的人反而增加了。
“事实上大家以前也做，只是不限于在清真寺里，有时候三五个人，在商店里，在家里，可以就地做礼拜。现在除了在家里以外，只有在清真寺才可以，看起来进清真寺的人比以前多了。”吾甫尔说。
色力布亚镇的学区主任阿布力克木·巴拉提1975年出生，他的父亲1986年在色力布亚中学教书，后来，全家在第二社区盖了房子，落了户。
在阿布力克木看来，年轻人对宗教感兴趣，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们维吾尔族的性格很好胜，有很多不让干的，反而很想去试一下。”
另一个原因是当地很多学生初中毕业就回家，一开始都喜欢先去外地闯两年，在外地，手机电脑等消费越来越高，回来后很多家长管不了，听话的能跟着父母种地，但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前，很多家庭子女很多，孩子长大了，分到的地很少，土地上的收入小于消费，入不敷出。于是有人开始偷盗吸毒，即使不学坏的孩子，思想很容易受到冲击而对现实不满。而16岁到22岁这六年，正是年轻人思想最容易变动的阶段。“初中毕业如果能继续读高中留在学校里，一般不会出现偏差，过早走入社会反而容易迷失”。
了解色力布亚历史的人并不赞同“保守”的说法，认为这是一次由世俗回归宗教的过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当地有一个叫安尼瓦尔的维吾尔族人，因为卖酒卖烟，当地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朵子海”(维语意为火狱)。但前几年，安尼瓦尔也开始虔诚信教，当地人改称其为安尼瓦尔阿吉。(人们对宗教虔诚或朝觐回来的人，喜欢在其名字后面加上“阿吉”两字，以示尊重)。
80后的阿卜杜拉同样感受到当地的宗教氛围在改变，村里二十多个同龄人，以前有四五个抽烟，但现在基本上没有抽烟的了。同样，女孩子蒙面纱的在村庄里很普遍，阿卜杜拉的老婆平时就蒙面纱，当地人特别在意蒙面对于女孩贞洁的象征意义，嫁女儿时习惯于把新娘蒙面交给男方。
两代人之间
小镇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大多生于90年代，他们的父辈生于60、70年代。动乱的年代里，父辈们知识有限，宗教思想也淡薄。等到80年代宗教恢复，又遇上了改革开放，宗教氛围还没形成，世俗的洪流便急冲而来。父辈这一代人，成长期没有多少宗教熏陶，年轻时抽烟喝酒，泡舞厅、看电影，到了40岁以后，他们开始操心心灵上的事情，戒烟戒酒，每天按时去清真寺。当父辈们重拾精神，走进清真寺的时候，恰逢年轻一代人成长的时期，于是他们开始在相对虔诚的环境里长大，父母很早给他们埋下了信仰的种子。等到了初中毕业，有了一定知识，他们便不再满足父母对伊斯兰教的一知半解地依随。借助电子时代，互联时代，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发现和认识社会，包括从小就受到熏陶的伊斯兰教育。
随着宗教氛围渐浓，境外的许多思潮同样开始影响镇上的年轻人。变化首先开始于他们与上一代人之间。受原教旨思想影响的年轻人开始质疑老一代人的传统信仰，认为很多老人在民间传教过程中有迷信的成分，很多都不是伊斯兰教的东西，是远古萨满教和佛教遗留下来的，而他们认为正确引导宗教就是他们的责任。
年轻人主张宗教活动是公益性，不收费、不吃饭、不大办婚丧、不哭丧等。这些改变传统做法同样让老一代宗教人士无法接受，因为伊斯兰教早已与当地的传统文化融合，而带有本民族传统的宗教习惯应该得到尊重。
即使是年轻人中间，也有明显的差别。在镇上，年轻人中间做礼拜的是一拨，抽烟喝酒的是一拨，彼此见面会问好，但不深交。
镇上经营烟酒批发的胡小波提供了某种参考，胡小波在色力布亚镇已有30多年，最初做裁缝，后来开了全镇最大一家烟酒批发超市。
“镇上有三家批发超市，两大一小，光两家大超市加起来约有12000瓶，这些酒供应全镇约20家零售商店。平均每个商店一天至少卖出20瓶左右。”胡小波说。
伊斯兰教禁止烟酒，但买酒的除了汉族人以外，维吾尔族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在胡小波的印象中，买酒的维吾尔族人基本上都是世俗的群体，比如干部、大夫、老师等，但也有农民。
“有很多维族农民晚上出来聚在一起喝酒。”胡小波说，最近几年镇上维吾尔族人的餐厅卖酒的变少了，但很多农民晚上喜欢聚在家里喝。超市里七八块钱的高度酒卖得快，显然主要消费群体的收入不高。
暴力迷途
4月的黄昏，色力布亚街上一片零乱，没卖掉的牲畜、手工制品和农产品正被收拾起来，商铺陆续关门。赶集的人渐渐走散，消失在夕阳尘土里。
第五次礼拜之后，夜晚便属于色力布亚镇的年轻人，路灯下面，年轻人聚在一起吃烤肉、切水果、喝麦合姆提饮料，人们互相见面，握手，以手抚胸相互行礼，对小镇来讲，他们这条老街上最具活力的部分，也是最容易迷失的一群人。
相较于“4·23”事件，小镇上的居民对“11·16”案件的细节了解甚少。但这起案件似乎更能引发某种担忧，那就是极端思想的潜行如同混入茫茫人海，根本看不出来。
“11·16”案件中，有一位恐怖分子来自镇上第四社区，但在联合工作组的内部人员看来，这位名叫买买提的18岁年轻人平时很老实，既没有前科，也没有异常举动。
“平时走访也去过他们家的房子，见过那个孩子，根本看不出有啥异样。”工作人员称。走访人员甚至还向邻居打听过男孩的情况，得到的反馈是，孩子没什么极端行为，品德也不错，只是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又娶了一个老婆，家中还有一个弟弟还在上学。
“平时他的活动，就是早上和父亲一起去巴扎，帮父亲做铁匠生意，看门面，晚上回来。”工作组的人说。
买买提的爆发隐秘而突然。2013年10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买买提在镇上做完礼拜之后突然失踪了。
一个月之后，当18岁的买买提再次出现在镇上时，已是一个9人恐怖团伙的成员之一。当天，他伙同来自阿瓦提、和田的8名同伙，手舞斧头和砍刀，冲入镇派出所，当场砍死两名协警，砍伤一个民警。
“警方立即出警，当场击毙9名暴徒，前后只有一分钟时间。”一位知情人说。
据后来多方调查，在失踪的一个月里，买买提先后认识了和田和阿克苏州的多名年轻人，一共是9个人，一伙人先在和田地下学经，被灌输了极端的思想后，很快开始策划恐怖活动。
仅仅一个月，极端思想就迅速填占了他的大脑?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解。
“一开始有人提出要袭击和田县的一个乡，这时另一个团伙成员说，去年巴楚县发生了4·23事件，死了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要报复。于是他们就回来，拿着刀冲进了镇派出所。”知情人说。
一位从事维稳工作多年的警方人士因工作需要研究过很多非法的录像带和光盘，其内容都是鼓动人们要按照《古兰经》去做。
“一般年轻人如果脑子不清醒，大事大非不明确，很容易就被洗脑。”他说。被洗脑的年轻人思想极端，甚至连父母做的饭都不吃，因为他们认为父母如果不做乃麻孜，做的饭就不清真。
在警方人士看来，利用互联网，现在的年轻人比他们父辈更直接地接收来自伊斯兰教的信息。他们接收传统，也喜欢向传统挑战，一部分人因此变得狂热，甚至把原本温和的伊斯兰教改变成带有暴力色彩的东西。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由宗教狂热到极端思想再到暴恐行动的过程几乎不需要任何过渡。上述警方人士介绍，以前警方破获一个案件或一个恐怖团伙，可以提前做工作，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把案件吃透了以后再打击。现在的情况是，警方根本没有“经营”的时间，发现一个打击一个，露头就打。
维吾尔族人喜欢聚集在一起生活，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清真寺和宗教人士。解决问题的关键或许正在这些宗教的“土壤”上。
当地官员相信，经学院培养出来的伊玛目基本没问题，但是民间的一些宗教人士，通过朝觐或去国外去学习，回来后往往在当地很有影响，一旦说政府的坏话，年轻人听了很容易头脑发热。
“遗产问题，婚姻问题，财产纠纷问题，好多人都跑到这些民间宗教人员那里寻求解决。现在基层知道了这个问题。”驻在镇上的自治区官员表达了对基层工作的担忧。
“工作粗暴现象在内地的基层也有，但是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当地群众不会认为是这个干部素质不行，而是整个基层政府的形象就是这样，遇上思想极端的，很容易形成对立与冲突。”
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显然缺少一个缓冲地带，这包括有影响力的维吾尔族精英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治理中，这样的中间阶层不可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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