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的镇压中幸存 Surviving the Crackdown in Xinjiang

As mass detentions and surveillance dominate the lives of China’s Uyghurs and Kazakhs, a woman struggles to free herself.

By Raffi Khatchadourian

April 5, 2021


在加拿大开始新生活的 Sabit， 又回到新疆了，现在流行「控制」和「预防」（恐怖主义）的地区
回家

当 Anar Sabit 二十多岁住在 Vancouver 时，她喜欢告诉她的朋友们，人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她确信，她的经历足以证明这一点。

她是2014年来到加拿大的，她是一个聪明、自信的移民，来自戈壁沙漠以西的一个小城市 -- Kuytun (库伊屯) ，它位于中国的一个地区，夹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蒙古之间。 "Kuytun" 在蒙古语中是 "寒冷" 的意思； 传说 Genghis Khan (成吉思汗) 的部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驻扎在那里，他们一边发抖一边喊着这个词。 在 Sabit 的童年时代，这座城市是一个不发达的殖民前哨，位于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东突厥斯坦的争议地区。 这块领土在十八世纪被帝制中国吞并，但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毛泽东重新接管之前，它曾两次脱离控制。 在北京，它被称为 "New Frontier" 或 "Xinjiang"，意思是:一个未被驯化的边境地区。

在亚洲这个偏远的地方长大，像 Sabit 这样的哈萨克族孩子，可以在她周围找到中国征服的遗产。 新疆的面积相当于阿拉斯加的面积，其边界横跨八个国家。 它的人口原本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本地突厥族为主。 但是，在 Sabit 出生的时候，Kuytun 和新疆北方其他地区一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几十年来，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 一个被称为 "兵团" 的国营准军事化发展组织--帮助迎来了数百万汉族移民，其中许多是前革命军人，在无数的农场工作。 在新疆南部，新疆本地人仍然很多，但在 Kuytun ，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残存的存在。

小时候，Sabit 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诲，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定的中国公民，即使「兵团」对她这样的人保持着殖民主义的态度。 Kuytun 的汉族居民经常称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为 "民族"，好像他们之间的特殊文化没有区别。 Sabit 接受了这一点，认为这是正常的。 她的父母是一位医生和化学教授，他们从不谈论他们的歧视经历； 他们让她在学校里上普通话课，并教她接受在那里学到的东西。 Sabit上小学的时候，她和同学们采摘西红柿做冰糖。 中学时，她采摘棉花，她讨厌这种工作：你必须花几个小时弯着腰，否则膝盖就会被磨进土里。 母亲告诉她，劳动能培养品德。

Sabit 在学生时代表现出色，2004年高中毕业后，她来到上海学习俄语，希望这能为她在世界其他地方打开事业机会。 她很喜欢上海，那里充满了迷人的快节奏生活的承诺。 但她仍然是一个 "民族"。 如果她告诉一个新认识的人她来自哪里，通常会使谈话脱轨。 有些人认为新疆住的是 "野蛮人"，对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表示惊讶。 就在她完成学业之前，科技公司华为举办了一场招聘会，Sabit 和她的朋友们都去应聘。 她是唯一一个没有得到面试机会的人--因为她的出身，她很确定。

Sabit 摆脱了这种偏见，并善于隐瞒自己的背景； 当情况允许时，她就撒谎说自己来自其他地区。 她在一家投资公司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 工作很刺激--需要去俄罗斯、老挝和香港等地旅行，她喜欢她的老板和同事。

当 Sabit 在上海的时候，她的父母移民到了哈萨克斯坦。 他们劝她也搬到那里去，但她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认为中国是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更具有未来。 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做一个模范公民，她坚信自己的未来在中国--即使她的祖国的政治越来越充满变数。

2009 年，在南方省份广东的一家玩具厂发生了一场斗殴。 在混战中，两名维吾尔族员工被汉族暴徒杀害。 第二月，数百名维吾尔人走上新疆首府于鲁木齐的街头，挥舞着中国国旗，高呼 "维吾尔"--这是要让国家领导人看到的呼声。 警方进行了镇压，并爆发了骚乱。 数百人受伤或死亡，数百人被捕。 四十多名维吾尔族人被认为失踪了。 几十人后来被判处死刑。

骚乱一年后，Sabit 与一群同事前往吉尔吉斯斯坦。 当她试图在乌鲁木齐转机时，她被当局拉到一边，并被告知，因为她来自新疆，所以需要特别许可才能前往。 由于她的同事先走了，她只好在民族宗教事务局呆了一天，办理了所需的证件。

在吸收了党的宣传后，她认为这种措施是必要的。 但是，她还是开始感到深深的疏离感。 无论她在中国走到哪里，她仍然是一个局外人。 有一天，回到上海，她抬头望着这座城市高耸入云的公寓楼，问自己："它们和我有什么关系？"

不久后，她和一位移居 Vancouver 的朋友聊天。 Sabit 飞过来参观，她被这里的开放和机会所吸引，每当她告诉加拿大人她来自新疆，得到的回应都是热情的好奇。 她报名参加了一个商业文凭课程，那年夏天，她回来了，找到了一套公寓和一个室友。 她在 Vancouver 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初级会计的工作。 她融入了一个朋友圈子。 她遇到了一个她爱的男人。 她的人生走上了自己设定的轨道，而且很美好。

2017年春天，Sabit 的父亲突然去世，是心脏病发作。 她的母亲打来电话，但为了不让 Sabit 受到惊吓，只说他在医院，让她来看看他。 当时正在度假的 Sabit，甩掉了自己的计划，飞往哈萨克斯坦。 就在飞机起飞前，她用手机登录了一个家庭群聊。 有人用哈萨克语写道："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 但信息是阿拉伯文，Sabit 只能看清 "天堂"。 她在痛苦的不确定中度过了飞行。 她到达后，另一位亲戚不知道母亲的谎言，对她的损失表示慰问。 当她意识到父亲已经去世时，她哭了起来。

Sabit 发现母亲悲痛欲绝，于是她决定留下来支持她。 她向老板请了几个月的假，但老板不能让她的职位空缺那么久，所以她辞职了。 她打电话给 Vancouver 的朋友，让他们把她的东西放在仓库里。

那年夏天，Sabit 和母亲回到 Kuytun ，解决父亲的后事。 朋友们曾警告她不要去：传言新疆本地人受到的镇压不断升级--哈萨克商人在边境失踪。 但 Sabit 在不到一个月前曾到那里进行过一次不平静的旅行，她想留在母亲身边。 两周的时间里，他们与家人见面，并参观了祖先的坟墓。 她后来回忆说，这次旅行 "充满了泪水和悲伤"。

7月15日，Sabit 和母亲驱车前往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乘坐飞机返回哈萨克斯坦。 他们到达时已是半夜，大楼里几乎空无一人。 在海关，一名官员检查了她母亲的护照，批准她离开。 但当 Sabit 递上她的文件时，他停了下来，看了她一眼，然后把她的护照拿进了后面的办公室。

"别担心，" Sabit 向母亲保证，解释说拖延很可能是另一个官僚主义的烦恼。 几分钟后，那名官员带着一名维吾尔族官员回来了，他让 Sabit 坐在长椅上。 "你不能离开，"他说。"你们可以自己商量，你母亲是走还是留。"

在情绪激昂的情况下，Sabit 的母亲请求解释。 警官回答说："我们需要问她几个问题。"

"你赶紧走吧。" Sabit 对母亲说。"如果我赶不上飞机，我明天再来。"

两个女人把衣服装在同一个袋子里。 当她们分开自己的东西时，她的母亲开始哭泣，Sabit 安慰她。 然后，她看着母亲泪流满面，向大门走去。 等她走后，官员转身对 Sabit 冷冷地解释说，她被分配到了一个 "边控"--一个红色的标记，将她标记为可疑。 "你母亲在这里，所以我没提。" 他说。"你应该知道新疆现在是什么样子。你最好合群。"
“过街老鼠”

在 Sabit 决定移居加拿大的时候，2014 年，北京的秘密会议正在为新疆规划一个黑暗的未来。 习近平在前一年成为国家主席，他正在巩固权力。 在扫除终身统治的障碍时，他最终使 100 多万政府官员受到从责难到处决的惩罚。 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也同样固守控制。

新疆的动荡历史使其成为特别关注的对象。 这个地区似乎从来没有完全在党的掌控之中：它是外部干涉的目标--俄国沙皇曾经夺取了它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源地，它在短暂的独立中被保留下来。 共产主义理论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各民族在向乌托邦迈进的过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尚未完全工业化的边缘社会。 早期的苏联人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方式，努力为各民族建立自治共和国。 中国人则奉行更多的同化政策。

五十年代，毛泽东认识到党对新疆的控制力很弱，动员「兵团」在该地区北部建立农场--以缓冲苏联的潜在入侵。 革命者涌入，数十年内汉族人口占了40%。党的官员希望同化当地居民，试图剥夺他们的传统--他们的穆斯林信仰，他们的学校，甚至他们的母语。 当局认为维吾尔人身份是一个 "mistaken"。 Uyghurs were Chinese.

七十年代末，邓小平上台，推翻了文革的过激行为。 在新疆，清真寺重新开放，允许使用当地语言，给文化的繁荣让路。 但是，在新的开放中，人们开始对仍然存在的殖民关系表示不满。 坚持地区传统，甚至保持 "新疆时间"--比北京晚两个小时--成为一种微妙的异议行为。 一些当地人举行了抗议活动，举着写着 "中国人滚出新疆" 的标语牌。 一些激进分子讨论暴动。

1990 年 4 月，在喀什市附近，当地人与当局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 -- -- 据称是由一群业余的激进分子挑起的，随后有不明真相的示威者加入。 警察和「兵团」成员迅速平息了暴力事件。 当时距离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才过去一年，而国家的统治阶层对不团结的行为没有任何容忍。 一年后，当苏联垮台时，中国共产党--确信民族主义将这个前超级大国撕成碎片--变得更加警惕。

政府以近乎偏执的强度，追捕任何被认为是 "分裂主义 "的迹象。 喀什的党委书记朱海仑是最积极的人之一。Abduweli Ayup 是朱海仑的翻译和助手，他回忆说，1998年3月，棉农抗议一项禁止他们种植菜地的规定。 朱抨击他们是分裂分子，并补充说："You’re using your mosques as forts!" 在另一个场合，他嘲笑《古兰经》，对一位维吾尔族听众说："Your God is shit." 朱命令 Ayup 带人挨家挨户地搜查藏有民族主义或宗教书籍的家庭--告诉他，不成功就别想回家。 Ayup 一直工作到天亮，挨家挨户把人吵醒。 但是，他说："我根本找不到任何书籍。

新疆的叛乱分子已被证明无法聚集许多信徒；当地人喜欢伊斯兰教的 Sufi 传统，它强调 mysticism ，而不是政治。 在 "9-11 "袭击发生时，该地区还没有恐怖暴力事件可言。 但 Osama bin Laden 在阿富汗越境策划的行动，使旧有的忧虑有了新的、紧迫的框架。 中国当局列出了一长串他们声称是圣战的事件清单，并向美国国务院陈述了他们的理由。 许多事件无法核实，也无法与非政治性暴力事件区分开来。 在中国，大规模袭击--用刀、斧头甚至简易爆炸物--令人吃惊地普遍，而且往往与民族动乱无关。 不久前，一名男子走进云南省的一所学校，用氢氧化钠喷洒了五十四人，他的目的是 "报复社会"，官员说。 同样，一名来自中国东部的截瘫袭击者在北京的一个国际机场引爆了一枚炸弹--显然是对警察殴打事件的报复行为。 这起爆炸事件被视为 one-off incident. 一名维吾尔族人感到沮丧，认为新疆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在 Twitter 上问道："Why is everything we do terrorism?"

随着 2008 年奥运会的临近，中国当局开始痴迷于 "weiwen(维稳)" 或 stability maintenance 的概念--以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所比拟的凶猛程度加强镇压。 孙曾是审查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委员会成员，他指出，党是自己妄想的俘虏：由于高估了即将发生社会破裂的可能性，它对不满的根源视而不见。 孙警告说，为了消除 "不稳定的幻影 "而进行的反思性镇压，将导致镇压和动荡的螺旋式下降，这可能会带来一直以来所担心的崩溃。

这一点在新疆似乎再合适不过了，在那里，中国领导人似乎不断地将民众的不满误认为是日益增长的叛乱。 2009 年于鲁木齐的抗议活动--继西藏类似的抗议活动之后--使党的理论家们呼吁设计一个单一文化的社会，一个单一的 "国家民族"，以帮助为 "新型的超级大国" 铺平道路。 一位有影响力的国内安全官员 (胡联合) 指出："稳定是为了解放人、规范人、发展人。"

于右任党委书记开始推行这样的政策：告诉妇女不要戴面纱，禁止维吾尔书籍和网站，拆除历史建筑。 几年内，孙所警告的下行趋势开始出现。 2013 年秋天，一名维吾尔族男子在两名家庭成员的陪同下，将一辆 S.U.V. 撞向天安门广场上的游客人群--可能是因为他当地的清真寺在一次突袭中遭到破坏。 这辆装满自制燃烧装置的 S.U.V. 起火了。 这名男子和他的家人都死了，但在此之前，有两名行人死亡，38人受伤。

几个月后，在云南省，一小群黑衣袭击者冲进一个火车站，持刀残忍地杀害了29名旁观者，打伤了一百四十多人。 虽然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这一事件负责，但一个以海外为基地的叛乱组织却对这次袭击进行了庆祝。 当局宣布袭击者是维吾尔族分裂分子，在北京，这起事件被称为 "中国的 911"。 习近平被激怒了。 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 "要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筑起铜墙铁壁"。 "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2014 年 4 月，习近平前往新疆。 在喀什的一个派出所，他检查了墙上的武器。 "我们的同志拥有的手段也太简单了。" 他在旅行中说。"所有的武器还对付不了那些大刀片子、斧头等冷兵器"。 他还说："我们要针锋相对、毫不留情"。

在他访问的最后一天，两名自杀式炸弹袭击了乌鲁木齐的一个火车站，造成数十人受伤，一人死亡。 在北京的一次高级别会议上，习近平抨击了宗教极端主义。 "一旦信了它就像吸食了毒品一样"，他说。 "丧失理智、精神疯狂，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久之后，新疆的党政领导层宣布了一场 "人民战争"。 重点是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 该地区的最高官员承担了这场运动，但习近平对他越来越不满意，两年后任命了一个替代者。 陈全国，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一个头脑强硬、忠心耿耿的武装分子。

雄心勃勃、循规蹈矩的陈曾在军队服役，然后迅速从政。 2011 年，当他抵达西藏时，僧侣们正在自焚--这是对长期镇压的紧急回应，达赖喇嘛称之为 "文化灭绝"。 这场危机正在成为国际头条新闻。

在一个压迫已经成为常态的地方，陈并没有因为使用身体暴力而脱颖而出。 相反，他以专制策略的系统化者自居，随时准备用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法针对整个群体。

绝大多数自焚事件都发生在自治区的东部，因此，陈收紧了辖区的边界，限制自治区以外的藏人入境。 在拉萨，他规定没有身份证就不能买煤气。 他在城市里建了几百个被称为 "便民警务站" 的警察站，这些警察站排列成紧密的队形--这是一种压倒性的武力表现。 他派遣了两万多名共产党干部进入村庄和农村寺院，进行宣传和监视。 一些当地人报告说，被称为 "红袖章巡逻队" 的志愿团体成员打砸民宅，没收达赖喇嘛的照片，中国当局将动乱归咎于达赖喇嘛。 拘留人数似乎在增加。 2012年，当大批藏人前往印度接受达赖喇嘛的祝福时，陈将他们关进临时的再教育设施。

邻近地域的自焚事件仍在持续，但陈的辖区在接下来的4年里仅录得一起。 他宣称："（我们）依法打击，毫不放松地打击非法组织和重点人"。 他有讨好上级的天赋。 2016年3月，就在他到新疆任职之前，他所在地区的代表来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们佩戴着印有习近平形象的胸针--"a spontaneous act to show gratitude"，国家媒体指出。 党认为陈的策略是成功的。

在新疆，陈把他那一头细长的黑发梳成了一个精确的发型，并带着从西藏带来的保安人员出行。 他没有搬进党委书记的住处，而是把自己安排在一家由政府控制、由人民解放军保护的宾馆里。 这座建筑紧邻警察组织的设施，陈建华有一条高速数据线从他的住所接入该地区的数字安全基础设施。

习近平曾把改革比作一顿饭，指出肉吃完后剩下的东西很难咀嚼。 陈明确表示，他是来 "啃硬骨头" 的。 他将自己的一篇讲话题目定为 "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治疆方略"。

他的前任借鉴了他的西藏战略，在新疆部署了二十万党员干部。 陈将他们的人数增加到100万，并敦促他们挨家挨户地走访，"在感情上贴近群众" 地成长。 根据一项名为 "结对认亲" 的计划，当地党政官员将他们介绍给当地家庭，宣称 "这些是你们的新亲戚"。 干部们强加于人，顺便来吃饭；有时还要求他们在这里过夜。 惊恐的居民强颜欢笑，礼貌地为他们服务，参与他们的提问，甚至给他们提供床铺。

在当时已经成为新疆党的副领导人的朱海仑的协助下，陈招募了数万名 "协警"，以建立一支既能实施大规模抓捕，又能平息他们所引发的动乱的部队。 他开始建设数千家 "便民警务站"，试图对城市生活实施 "铜墙铁壁"。 他着手将民众分为三类--信任的、一般的、不信任的，并拘留任何无法证明足够忠诚的人。

2017 年初，在陈到任半年后，他为领导层准备了一场长期、复杂、"轰轰烈烈" 的运动。 他指示他们说："把这次打击作为重点任务。"他指出，有必要 "主动出击、先发制人"。 他说，任务就是要从根本上撕开分裂主义问题的口子。 他表示对任何不愿意积极执行他的计划的 "两面人" 官员 "坚决依纪依法严肃查处"。

2017年，新疆党委书记上演了一场万人阅兵式，宣布要 “斩草除根、除恶务尽” Illustration by Na Kim

陈到北京与习近平会面。 几天后，他在乌鲁木齐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一万名戴着头盔的军队排成一排，自动武器随时待命。 当直升机在头顶上盘旋，装甲车的方阵列队而过时，陈宣布要 "斩草除根、除恶务尽"，并发誓要 "让暴恐团伙和暴恐分子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作为一种指挥战术，他喜欢突击检查，有时随机打电话给警察，以检查他们的反应时间。 他指示说："应收尽收"。 到2017年4月，他的部队集体抓人。 一份泄露给荷兰一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的官方备忘录显示，仅一周时间，也就是6月19日，新疆南疆四地州当局就抓捕了一万六千多人； 还有五千五百人被记录为 "暂时无法拘留"，因为调查人员无法追踪他们。

即使拘留人数激增，当局也在催促增加拘留人数。 一位警察局长回忆说，一位党员解释说："You can’t uproot all the weeds hidden among the crops one by one—you need to spray chemicals to kill them all." 6月，朱起草了一份文件。 "坚持应收尽收，"文件说。"有了就收。"

在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一名官员交给 Anar Sabit 一份拘留证，这是一份行政文件，说明对她的逮捕令。 证明的日期是6月20日。 Sabit 被带到一个小审讯室。 她的手机和文件被没收，机场官员告诉她准备接受 "视频调查"。

她被安置在一台电脑前；通过视频链接，另一名官员开始用维吾尔语询问她，她听不懂这种语言。(陈招募来实施镇压的许多人都来自他所针对的民族)。

"请问，"Sabit 说，"你能用普通话吗？" 官员改用笨拙的普通话，询问她的出入境记录和护照。 为什么她曾经在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领事馆续办过护照？Sabit 回答说，她是去探亲的，旅行的时候 pages 用完了。 一个小时后，一个士兵把她带到外面等候。 她本以为会被放行；她的回答很诚实，而且很容易核实。 但她却被叫回房间，并传唤了两名士兵看守她。

当最初告诉她边防检查的维吾尔族机场官员对她进行检查时，Sabit 问她做错了什么。 他恼怒地说："你知道你做了什么。现在我们要等奎屯公安局的人把你带走。" Sabit 问什么时候会这样。 他试探性地回答："这要看他们什么时候走。"

扩音器里传来了她的航班延误的通知，她想象着母亲在飞机上的样子，担心得不知所措。 她坐着的时候，她的警卫和她聊了起来。 她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女人--从 "内地"（中国其他地区对新疆的称呼）入伍。 她们说，她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需要离开中国，尤其是去哈萨克斯坦。 "真是个落后的国家，"一个人说。Sabit 决定，不同意这种说法是不明智的。

大约6个小时后，Kuytun 市公安局的几名年轻男子来到了这里，他们身着黑衣。 当 Sabit 被移交给他们看管时，机场的官员告诉她，如果没有问题，局里可以解除边控，然后她就可以离开了。 Sabit 点了点头，心想也许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能看出她是无辜的。

外面，天亮了。公安局的人把 Sabit 引到一辆车的后座上，她的两边各坐着一个警卫，手铐已经准备好了。 这些人看起来很疲惫，开了一夜的车，但他们警惕地注视着她。 一名情报人员坐在副驾驶座上，对她进行了盘问，司机以狂躁的劲头向 Kuytun 飞驰而去，将车速推到每小时一百一十多英里。

在他们的总部，这些人把 Sabit 带进了一个地下室，里面有几间拘留室。 在一间狭窄的牢房前停下，他们让她进去。 突然，她的困境的艰巨性击中了她，她开始哭泣。 "求求你，能不能不要把我关进去？"她哀求道。 "我不是一个坏人。求求你，让我在办公室里等吧。"

"我们为你走了五百公里的路。 "情报人员说。"不要再给我们带来不便了！" 她进了牢房，注意到墙壁上有泡沫填充物--她怀疑是为了防止自杀。 有两张软垫凳子，每张凳子下面都有一根装在墙上的管子，标签上显示是用来装手铐的。 Sabit 吓得不敢坐。

一个贴在牢房外的助理警察告诉她："你可以休息一下。" 她慢慢地降到了一张长椅上。 这名警官姓韩，来自与新疆相邻的一个贫困省份，那里是新兵的来源地。 他告诉 Sabit ，调查人员会在当天上午九点到达。 他拿着她的档案，观察到她的档案很薄，说这是个好兆头。

脑子里转来转去，Sabit 试图不责怪自己无视关于返回中国的警告。 她后来在一份未发表的证词中写道："我的焦虑就像蚂蚁吞噬猎物一样，一点一点地吞噬着我"。(这篇报道参考了她的书面证词、包括她保存的文本在内的原始文件，以及广泛的采访)。 她希望，每过一分钟，都能让她更接近于向更高级别的官员解释自己的处境，让他明白，她的拘留是个错误。

几个小时后，两名官员，一男一女，把 Sabit 引到一间审讯室，里面有一张 "老虎凳"--一种用来铐住坐着的人的金属装置。 Sabit 反感了。 男警官见状，命令为她拿来一把普通的椅子。 "在这里，我们尊重人权，"他说。 "你要做的就是配合，如实回答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会放你走。"

Sabit不知所措，她感到胃部一阵刺痛。 警官叫吃早餐。她吃不下饭，就问能不能用一下卫生间。

"来吧。"女警官说。 此前，Sabit 曾被允许进入她牢房附近的一个厕所--一个肮脏的洞，有监控摄像头对着它。 "我们能不能不去那个有监控摄像头的厕所？"她问。 警官把她领到另一层楼的一个厕所。 当他们回来时，Sabit 得以瞥见自己对面的一间审讯室。 在那里，她看到一个身穿橙色背心和黑色长裤的年轻维吾尔族男子，他的手腕和脚踝被锁在一张老虎椅上。 他的脸很脏，没有刮胡子。他的眼睛没有焦点。 他的头耷拉着。穿着黑衣的官员对他大喊大叫。 Sabit 被带了过去，回到她的房间接受询问。

在许多拘留设施中，用于限制囚犯脚踝和手腕的 "老虎凳" 是恐吓的工具。 Illustration by Na Kim

任何经历过审讯的人都知道，审讯是重复的。 审讯者一遍又一遍地问同样的问题，寻找暗示着不言而喻的真相的微小差异。

Sabit 的审讯持续了几个小时，官员们重复着在机场问她的同样问题。 当她说话的时候，她能听到对面维吾尔族男子牢房里传来的抽打和电击声。 随着他的尖叫声充斥着整个房间，她发现很难集中注意力。 首席审讯员转向他的搭档。"告诉他们别再这样了，"他说。"这影响了我们的工作。" 对面的拷问安静了下来，但仅仅是一段时间。

审讯人员走后，给她送来了午餐，但她又吃不下。 一位被她礼貌地称为老哥的维吾尔族军官端着热水和胃药进来。

三个小时后，带队的审讯人员回来了。"你去过很多敏感国家，"他说。"我们需要启动新的审讯。" 当 Sabit 问到哪些国家有问题时，他说出了美国、泰国、马来西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除了美国，我去这些国家都是因为工作！"她说。 "我的同事可以证实这一点。"

第二次审讯结束时，已经是晚上了。 老哥回来了。Sabit 绝望地问："我可以走了吗？" 他摇了摇头，告诉她："这杯水留着喝热水，一定要吃饭。"

从机场带她过来的情报人员带着她的行李来了。

"我是不是要回家了？" Sabit 问道。

"你会知道的。"他说。他开始送她离开设施。 另一个人走过来，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但情报人员摇了摇头。"她的名字在名单上。"他说。"谁也救不了她。"

中国政府放置了数以亿计的监控摄像头，其中一些摄像头配备了识别维吾尔人面孔的功能。 Illustration by Na Kim
雪亮工程

2005 年，中国政府开始在全国各地布设监控摄像头，这个计划被称为 "天网工程"。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推出了加强版的 "雪亮工程"，设想是一个由5亿个摄像头组成的系统，"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 在北京，几乎没有一个角落不被观察到。 这些摄像头最终与人脸识别软件配对，使当局的侵入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北京天坛公园的厕所里，面部扫描保证了使用者每次取用卫生纸不能超过七十厘米。

在习近平在新疆周边筑起一道 "铜墙铁壁" 的努力中，先进技术将成为核心。 一个名为 "IPVM" 的研究视频监控的组织的研究人员发现了证据，2017年中国公安部提出了一个要求：监控摄像头使用的面部识别软件必须经过训练，以区分维吾尔人的面孔。 几家中国领先的制造商迅速开始研发这项技术--"维吾尔族报警器"，正如华为的一份测试报告中所称的一个系统。 虽然基于种族的监控系统准确度不确定，但它们已经在新疆以外的至少十几个辖区进行了部署。

新疆本身已经成为数字监控的实验室。 到 2013 年，乌鲁木齐的官员已经开始在房屋外部贴上二维码，安保人员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来获取居民的详细信息。 陈全国到任后，所有的汽车都安装了国家发放的 G.P.S. 追踪器。 每一个新的手机号码都必须登记，手机被例行检查；当局可以采集从照片到位置数据的一切信息。 Wi-Fi "嗅探器" 被安装在电脑和其他设备上，以提取识别数据。 陈还启动了一项名为 "全民体检" 的计划，以医疗为幌子，收集生物识别数据--血型、指纹、声纹、虹膜模式。 每个 12 岁到 65 岁的新疆居民都需要向国家提供 DNA 样本。

为了利用这些不同形式的监控，有必要将它们集中起来--这个问题在新疆人民战争之初就已经预见到了。 2015 年，中国国家安全机构开始建设「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Platform)，或称 IJOP ，信息流可以在这里汇聚。 "在恐怖行为发生后，研究原因非常关键，但更重要的是预测即将发生的活动。"该项目的一位高级工程师指出。 该系统启动后，朱海仑肯定了该系统将用于根除看不见的威胁。 他传阅的一份备忘录说："“一体化”平台推送的问题人员或线索，是影响稳定的重大风险隐患。"。"难以落查的人员或线索更是风险中的风险、隐患中的隐患。"

数万名安全人员得到了 IJOP 应用，并被督促向其上传信息。 人权观察组织委托进行的一项对该软件的取证分析显示，有三十六种 "人员类型" 可能会引发问题评估。 其中包括不使用手机的人，使用后门而不是前门的人，或者耗电 "异常 "的人。 即使是 "不正常" 的胡须也可能引起关注。 社交活动太少是可疑的，维持被认为 "复杂" 的关系也是可疑的。 该平台把不信任当作一种传染病：如果一个人看起来不够忠诚，她的家人也很可能被感染。

该系统的设计是将自身对某人的不了解视为潜在罪责的标志。 这一点从来没有比居民出国旅行，尤其是去一个被认为是 "敏感" 的国家时更明显。 2017 年 6 月，朱海仑签署了一份公告，强调凡是新疆人出国旅行的，都要被推定为有罪。 "对仍在境外但不能排除涉恐嫌疑的，则进行边控处置，确保入境即捕；对已入境但不能排除涉恐嫌疑的，则先进行集中教育培训并审查。"

在公安局，Sabit 被迫和从机场接她的情报人员一起上了车。 当她向窗外望去，儿时的 Kuytun 似乎已经认不出来了，天际线模糊不清，显得粗犷而冷酷。 他们正在向西行驶，向着她长大的街区驶去。 "我有这样的希望，或者说是幻想，他开车送我去我的老地址，" 她回忆说。但是，他们却来到了北京西路上一个新建的派出所。 在正厅里，Sabit 注意到坐在椅子上的一位老人，他是和父亲在同一所学院教书的邻居，他的女儿她从小就认识。 "你好，叔叔。"她用哈萨克语低声说。"你认识我吗？" 他默默地示意她不要说话。

Sabit 的眼眶里涌出了泪水。"就像看到了自己的父亲，他才刚刚去世。"她后来回忆说。 "我感到无比的恐怖和悲痛。"

Sabit 奉命跟在一名怀孕的军官身后，他们边走边用哈萨克语低声说："他们要求什么就做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反抗，否则你会受苦的。" 在一间私人房间里，军官命令 Sabit 脱掉衣服；她搜查了她的身体，没收了她的首饰和鞋带。

回到正厅，另一名军官记下了她的个人信息。 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可能是维吾尔族或哈萨克族，所以Sabit觉得有恃无恐地问："为什么我必须留在这里？"

"你是联合作战平台的人带过来的。"他解释道。"你去过那么多国家。问题可大了。" 他向仍坐在椅子上的老教授示意。"他去过哈萨克斯坦四十多次了。"他说。"我们让他在这里呆了十天了。看来你也要留下来了。"

Sabit 感到一阵寒意。她在老人身边坐了下来。 "孩子，我怎么会认不出你呢？"他用哈萨克语低声说。"你和我的女儿一起长大，仿佛你也是我的孩子。" 他又为她的父亲加了一句祝福。"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 然后他警告她要小心--不要批评共产党，也不要赞扬她在旅行中遇到的任何事情。 "你必须坚强，"他说。"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你在这里不必害怕。老伯伯在陪着你。"

被拘留者通常睡在一间审讯室里 -- -- 男的睡一边，女的睡另一边 -- -- 但那间审讯室已经满了。 那天晚上，军官在大厅里放了一张军用床垫，并命令 Sabit 和另一名年轻女子共用。 那个女人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她非常瘦，正用一双无辜的眼睛平静地看着我，"Sabit 回忆说。"我从她的外表可以看出，她是维吾尔族人。"

当他们挤在一起的时候，这名女子解释说，她是一名学生，因为使用名为 Zapya (快牙) 的文件共享程序下载音乐而被捕。 使用 IJOP 的官员被期望记录任何 "可疑" 的应用程序--有几十个，但许多居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 这名妇女告诉 Sabit，被关在警局的两名维吾尔族男子，她的一名同学和一名屠夫，也是因为 Zapya 而被拘留。

时值七月，天气炎热，蚊虫密集。 为了抵御叮咬，Sabit 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大厅里的灯整晚都亮着，警察对讲机的哔哔声和静电阵阵发出持续的喧闹声，警察们在处理吸毒者、醉鬼、乱穿马路者和其他轻罪犯。 警察对待带来的人很严厉。 有一次，一个被铐在老虎凳上的老人开始高喊："毛泽东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第二天，Sabit 被接送到医院进行体检。 她被抽了血，取了尿样，还做了心电图、超声波和胸透。 回到警局后，警官给她拍了照片和指纹，并提取了她的DNA样本。 她接受了虹膜扫描，并被迫对着麦克风说话，这样她的声纹就可以被采集：更多的数据将被上传到 IJOP。

当晚，Sabit 和那名维吾尔族妇女睡在审讯室里，结果发现审讯室比正厅还糟糕。 那里的蚊子一样无情，对讲机也还能听得见，只是现在 Sabit 和另外两个女人挤在一个小小的铁笼子里。 房间里又热又不透气，尽管她浑身是汗，但她还是用毛巾裹住自己，以抵御蚊子。她的胃在痛苦地颤抖着。

在另一个笼子里，老教授和那两个维吾尔族人被关在一起。 晚上，教授睡在地板上的床垫上，年轻人被铐在墙上，不能躺下；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Sabit 注意到，年轻人只有在吃饭和上厕所时才会被解开手铐，而且他们从不洗澡。

仿佛被卷进了飓风中，Sabit 被卷入了陈全国发起的巨大的拘留计划中。 大约有两千五百万人生活在新疆--不到中国人口的2%--但根据一项基于政府数据的评估，到2017年底，该地区的逮捕人数占全国逮捕人数的五分之一。

在警察局，Sabit 注意到，大量维吾尔人被带到这里来上传信息。 许多人在进入 Kuytun 时被检查站拦下； 还有一些人被 IJOP 标记为不可信。 大多数是老人，或妇女，或儿童。 年轻人，似乎已经被关了起来。

白天，Sabit 被允许回到车站的主厅，但是，每当她的亲戚来拜访时，她很快就被带出视线，进入她的笼子。 有时，她认识的其他人走了进来，想到他们看到她被拘留，她就充满了羞愧。 后来她意识到，他们以为她只是来解决一个官僚问题，就像他们一样。 有一次，一个老熟人进来，要求办理去哈萨克斯坦探望父母的手续。 这名妇女听说 Sabit 被拘留了，于是开始接近她，但教授示意她不要靠近。 在离开之前，这名妇女低声说，她会把消息传给 Sabit 的母亲。 默默地注视着她，Sabit 努力忍住了眼泪。

在她被捕19天后，老哥走进了警局。 忆起他的恩情，Sabit 感到一阵希望。 她叫住他，问他是否知道她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他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其他人，说："你们都得送去学校。" Sabit 从车站的小道消息中知道，"学校" 的意思是政治-教育营。 她震惊地问："要多久？" 他说半年。

第二天傍晚，三个身穿灰色夹克衫、相貌严厉的男人来了。 从他们恭敬的态度来看，Sabit 以为他们是高官。 原来，其中一个是公安局内保组的主任，一个叫 Wang Ting的人。 Sabit 被叫去和他们见面，教授和其中一个维吾尔族年轻人也被叫去。 Wang Ting 对 Sabit 进行了询问，重点是她的哈萨克族签证。 在面谈中，一位官员感慨道："你一走就管不了了"。 尽管如此，该站副站长事后告诉 Sabit，她将在第二天被释放。

陈全国把他的镇压描绘成给新疆带来秩序的一种手段，但对体制内的人来说，不断变化的规则和任意的执法造成了一种接近无政府状态的状况。 一名警察告诉 Sabit ，在她离开之前，她必须在一份文件上签字，表示后悔，并保证不再重犯。 Sabit 说，她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你怎么会在这里？"他问。

"我在国外。"她说。

"那就写上你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他说。 当她犹豫不决时，他告诉她，有什么错误就写下来。 Sabit 在车站的候车区找到了一本共产党的杂志，抄下了其中的一些宣传内容。

第二天早上，Sabit 走出车站，给母亲打电话，母亲顿时泪流满面。 Sabit 想马上飞去找她，但警察扣留了她的护照；他们说，在他们释放护照之前，她必须获得局里国内安全小组的批准。 在该局办公室，Sabit 找到 Wang Ting ，解释说她想回到母亲身边。 他告诉她，他需要请示上级。当她回来后，下周， Wang Ting 解释说，她的边控将在三个月后自动失效，然后她的护照可以返回。 Sabit 很困惑：在机场拦截她的官员告诉她，她必须主动采取措施才能解除边控。 但是，当她想解释时，王先生却挥手让她离开。

Sabit 等到三个月过去了，再加上多一天的时间，才算安全。 然后，她回到王先生那里，Wang 先生指示警察放行她的护照。 她松了一口气，订了一张飞往哈萨克斯坦的机票。但在机场，同一个官员又拦住了她。 她的边检还没有过期。"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他说。

几个小时内，Sabit 又出现在 Wang 先生面前，王先生恼怒地瞪着她。 他坚持说，她的边境管制已经过期，也许系统只是需要时间来反映这种变化。 他让她再等一周。Sabit 求他提供一份表明她清白的文件，他让人写了一份。 它指出，她曾因在领事馆更新护照而被调查，但被洗脱了嫌疑。它说："我们没有发现她或她的家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它补充说，她 "有资格离开这个国家"。 第二天，她拿着文件，又冒着风险坐了一次飞机。再一次，她被拦住了。不管是没有办法遵守规则，还是没有一致的规则可循，她都成了俘虏。

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叫 "鬼打墙"--看不见的迷宫，由幽灵竖立，迷惑和困住旅行者。 在 Sabit 的案例中，幽灵就是国家，她决心要找到穿越它的障碍的方法。

从 Wang Ting 的同事口中，她得知，她的边控撤除请求已经送上官僚系统审批。 要到两百五十里外的县城所在地 Ghulja ， 再走一百五十里路到乌鲁木齐。 她急于保证自己的手续正在办理，决定跟着去推敲相关官员。 当她到达火车站时，发现火车站里到处都是即将召开的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传品。 那是一个政治敏感时期。

在古尔佳，Sabit 得知自己来晚了：她的申请书已经去了乌鲁木齐。 下一班火车还有几个小时才发车，于是她去看望住在那里的一位生病的阿姨。当他们正在喝茶的时候，她的电话响了。 是 Kuytun 派出所的副所长打来的。"你在哪儿？"他叫道。

Sabit 告诉了他。

"你几天前还在 Kuytun 。"他说。"你怎么突然就走了？" 他让她把火车票的照片发短信给他，作为她在 Ghulja 的证明。 然后，他命令她立即回去，签署文件。 "你今晚就坐火车回去。"他说。

副局长似乎对她的案子有奇怪的意向。 在火车上，她收到了他的短信，让她确认自己已经在路上了。 当她到达 Kuytun 时，已过午夜，停车场空无一人。 在车站外的灯光下，她看到一辆警车在等她，里面有两个警察。 一个是汉族人，另一个是哈萨克族人。 他们默默地开着车，直到Sabit问她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回去。 哈萨克族警官悄悄地解释说，要送她去上学。

那位官员用哈萨克语跟她说过话，所以Sabit觉得自己可以询问他。 她难以置信地问："副局长不是说我是要签文件的吗？" 她让他不要逗她，他却摇摇头说："我没有开玩笑。" 在派出所， Sabit 的东西被没收了，她被送回了笼子里。 第二天，又给她做了体检。 很明显，她正在接受再教育的处理，但她无法接受这是现实-- 这是一种常见的反应，奥地利精神病学家 Viktor Frankl 称之为 "delusion of reprieve"。 Frankl 很清楚这种错觉的羁绊。 在 Holocaust (二战中对犹太人的屠杀) 期间，他被带往 Auschwitz (奥斯威辛)； 他后来写道，即使在他在的火车驶入时，他也相信 "到最后一刻，情况不会那么糟糕"。

被拘留者上了 "政治再教育" 课，被迫复读 propaganda 和唱党歌。 Illustration by Na Kim; Source photographs by Greg Baker / AFP / Getty (building); The Asahi Shimbun / Getty (Xi)
上学

陈全国的镇压目标只有一个：将新疆大部分人口转移到一个由集中营组成的群岛中进行政治再教育。 在他到任后不久，他就开始建造数百个类似监狱的设施--一位官员后来将其描述为不被信任者的信任目的地。

通过将整个本地居民作为目标，陈正在实现一个多年来的目标。 在2015年，大约在开发 "IJOP" 系统的时候，一位高级官员曾认为，该地区三分之一的维吾尔人 "受到宗教极端势力的污染"，需要 "通过集中力量进行教育和改造"。

习近平曾将分裂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比作一种疾病， 官员们在试图消除对集中营的担忧时，常常引用药方。 "虽然有一部分被灌输极端主义思想的人没有犯罪，但他们已经被感染了，"他们有人认为。 "必须接受隔离治疗，清除他们大脑中的病毒。"

在大规模逮捕开始的时候，中共机关报《新疆日报》首次公开承认了陈的计划。 它描述了两个被分配到和田县再教育营的人：一个是农民，一个是村里药店的老板。 两人都称自己在思想上已经痊愈。 "I was increasingly drifting away from ‘home,’"药店老板解释说。 "With the government’s help and education, I’ve returned"

这位农民指出，他惊讶地得知，他的思想正在表现宗教极端主义。 "I didn’t even know."他说。他补充说，现在，"our lives are improving every day. No matter who you are, first and foremost you are a Chinese citizen."

一位官员告诉《新疆日报》记者，集中营已经接受了两千人。 "We have strict requirements for our students, but we have a gentle attitude, and put our hearts into treating them," 他说。"To come here is actually like staying at a boarding school." 他指出，药店老板一开始对接受再教育很抵触。 "Gradually, he became shocked by how ignorant he used to be."

(译者: 这段对话原始来源未知，因此保留了原文。)

(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京第四场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实录 的剧本很像)

从派出所出来，Sabit 和另一名被关押的维吾尔族青年妇女被驱赶到一个被围墙围住的大院，围墙的顶部是蛇腹形铁丝网。 一块牌子上写着 "奎屯市职业技能再教育培训中心行政局"。 里面是一栋三层楼房，是以前的派出所，被匆匆忙忙地重新利用。 她们被带了进去，被告知要面对一堵墙。 Sabit 试图打量这里，但光线很暗。 站在她身边的维吾尔族妇女开始哭泣。

"别乱动！"一名军官喊道。 Sabit 注意到这个人的普通话不完善，转身看到他是哈萨克族人，她立刻感到厌恶。 女人被引导到三楼，在路上，Sabit 瞥见几个穿着灰色制服的男性被拘留者。 他们沉闷的身影让她感到恐惧，她看了一眼。

Sabit 被带到一个大房间，在那里她被脱衣搜身。 在穿衣服的时候，她问还要呆多久，一个警卫说，在十九大召开前不会放人，而十九大还有几天就要召开了。

拘留室是改造后的办公室，墙壁、门窗都用铁格子加固，使其看起来像笼子。 门被铁链锁在门框上，不能打开超过一尺，被拘留者不得不摇摇晃晃地穿过。 在 Sabit 的牢房里，五张双层床挤在一个12乘15英尺的空间里，天花板上挂着三个摄像头和一个麦克风。

几个哭得眼睛通红的女人已经在那里了，后来又有更多的人赶到。 她们都确信自己是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的一次拉网式围捕中被抓来的。 有的因为使用 WhatsApp 被抓来了。 有一个从美国的大学放假，她因为使用 VPN 交作业和访问她的 Gmail 账户而被拘留。 一名17岁的少女因其家人曾去土耳其度假而被捕。

和 Sabit 一起被处理的那个维吾尔族妇女也被分配到了这个牢房。 她是一名共产党宣传员。 她告诉 Sabit ，几年前，她订了一张飞往喀什的机票，但由于沙尘暴，飞机无法起飞，所以航空公司把飞机上的所有人都安排在宾馆里。 后来，Kuytun 的警察将她扣留，并告诉她，酒店里的另外两个人被认为是嫌疑人。 尽管她是为党工作，但仅凭她是维吾尔族人，住在别人被怀疑的旅馆里，就足以引起警觉。

再教育营与医院完全不同，与寄宿学校完全不同。 陈全国曾指示，这种设施 "教育要向学校一样，管理要向军队一样，保安要向监狱一样。" Sabit 和其他妇女不得不把衣服换成了带有荧光条纹和身份证照片标签的暗淡制服。 男警卫在大厅和大院外巡逻--每个警卫都是二十四小时轮班，而女工作人员则充当惩戒员，无论她们去哪里，包括上厕所，都要跟着。 当管教人员不在时，监控摄像头就在那里；即使是在洗澡时，被拘留者也无法躲过它们。

大楼里唯一允许的语言是普通话。一些年长的妇女一个字都不懂，除了必须记住几个短语外，她们只能保持沉默。 每个人在进入房间时都要喊 "报告！"，但许多妇女都忘记了，这让她们的管教人员很生气。 有一个管教员是「兵团」成员，经常侮辱和羞辱这些妇女。 惹怒她的被拘留者会受到惩罚，包括被锁在一个小房间里，并被铐在老虎椅上过夜。 她经常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你不听话，你就一辈子呆在这里。"

Sabit 很快就知道，每时每刻都受到控制。 女人们必须在每天早上八点准时起床，但是，除了去洗手间和厕所，她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被锁在牢房里。 她们有三分钟的时间洗脸刷牙，一分钟的时间排尿，淋浴不能超过五分钟。 有些妇女因为误判了时间而留下了肥皂水。

吃饭时，妇女们必须在牢房里排队等候餐车，背对着门。 发给她们的杯子和碗都是用廉价的塑料做的，Sabit 看着热腾腾的食物和水把它们泡软，担心毒素渗入她的饮食中。(后来，引入了替代品。) Sabit 的牢房没有桌子，但妇女们被分配了凳子--使用起来很痛苦，因为它们只有一英尺高。妇女们蹲在凳子上，把碗放在地上。 如果她们吃得太慢，或者吃得不够，就会受到训斥。 老年妇女和有牙病的人都在挣扎，但无论是年龄还是病痛都不能使她们免受侮辱。

白天，被拘留者被禁止坐在床上，但午餐后，他们被要求躺下，闭上眼睛，强制性地打盹。 晚上 10 点，他们被命令睡觉，但牢房里的灯从未关闭，而且不允许用毯子或毛巾遮住眼睛(年轻的妇女自愿睡上铺，为年长的妇女遮光)。 如果有人说话，房间里的每个人都会被吹响的扩音器发出刺耳的训斥声。 任何夜间上厕所的要求都会受到蔑视，最终妇女们不再提出要求。 她们沮丧、不舒服，经常被辱骂，她们掩饰自己的痛苦，因为表现出悲伤也会受到惩罚。 "你们不能在这里哭，"看守告诉她们。「学校」教会了他们如何远离摄像机，掩饰自己的脸，安静地哭着入睡。

妇女们被告知，她们将被再教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沉闷的禁闭。 为了打发时间，她们坐在凳子上，交换故事。 那个在美国留学的大学生把 "肖申克的救赎" 的全部情节都讲了一遍，以此来娱乐其他人。

Sabit 来了12天后，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她们被传唤去见公安局的官员。 Sabit 被带到一间审讯室，一名官员告诉她："你的案子现在基本清楚了。" 她问，既然国内安全小组已经向她提供了一份书面的清白声明，她怎么会被关进集中营。 该官员说，他不知道。 后来，一名被拘留者告诉 Sabit，她听说是因为官员们认为她在机场失败离境，很不方便。

面谈结束后，她们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但没有人被释放。 然后，在 Sabit 被拘留一个月后，宣布大家每周要学习六天普通话--掌握 "国语"。 在得知有一个被拘留者在三个月后被释放后，Sabit 想，也许她也能顺利通过课程，"毕业"。

用铁网加固的教室，就在她的牢房旁边。 有一排课桌，前面的栅栏后面有一个讲台。 每个角落都安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 上课时，有两名警察站岗。

女教官 Y 女士被从小学教师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被迫每周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 虽然她很严厉，但妇女们都喜欢她。 Y.女士经常说她很想念她的年轻学生，她把小学老师的感觉带到了夏令营：她试图教妇女们学习中国戏曲和书法，并推动管理人员允许用塑料剪刀制作传统的汉族工艺品。 她还试图为被拘留者争取户外运动的时间，但没有成功）。 有一天，她明显不高兴地来到这里；所长因她迟到而羞辱她，强迫她在开会时站着。

一开始，Y 女士没有普通话课本，甚至没有工作表，所以她使用的是一年级的教材； 后来，她得到了教案，但教案上错误百出。 被拘留者被告知，他们需要掌握3 000个汉字，尽管有几名妇女，其中包括 Sabit，已经认识了两倍多的汉字。 无论这些妇女多么流利，她们都被迫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练习，直到其他人赶上为止。 一些从来没有接受过普通话教育的老妇人，上课时也很吃力。 为了不惩罚她们，Sabit 和其他几个人暗中帮助她们。

当然，这些课程其实与语言无关。 正如一份政府文件 (陈的某次视频讲话) 所表明的那样，再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切断人们与他们的本土文化的联系。 "坚决让宗教极端思想断根，断源，断联，断代"

Sabit 和其他妇女必须学习共产主义歌曲，并在每顿饭前大声唱出来。(如果她们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卫兵就会威胁不给她们食物。) 每天早上，她们必须站起来，宣布对国家的忠诚。

热爱中国共产党！

热爱伟大祖国！

热爱人民！

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他们被迫观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主题电影 —《建党伟业》 等庆祝中国经济增长和强大的视频。 放映之后是讨论小组，在讨论小组中，被拘留者必须复读 propaganda ，并对党拯救他们免于犯罪表示感谢。 在星期六，特邀演讲者介绍了恐怖主义法。 被拘留者必须背诵七十五种宗教极端主义的 "表现"。

Sabit 认为，不需要很高的洞察力就能认识到该课程作为反恐工具的荒谬性。 被围捕的年轻女性大多有着世俗的生活方式，她们周末常去酒吧，与宗教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更不用说宗教极端主义了。 老年妇女虽然比较传统，但显然不构成威胁，但对她们的关押将阻碍向年轻一代传播文化知识。

她们所有的工作似乎都是为了给来访的党政要员组织的选美活动，这些党政要员会来视察妇女们的进步和集中营的成效。 在这些活动中--起初是在警卫员睡觉的房间里举行，床铺被推到一边--妇女们必须背诵习近平的格言，唱爱国歌，跳舞，并展示汉族文化的自豪感。 "你需要面带微笑，"卫兵会说。"你要表现出你是快乐的。"

Sabit 经常是一个特色的表演者； 因为她的流利和她的教育，集中营可以依靠她来证明这个项目是成功的。她会在令人筋疲力尽的哑剧中，投射出兴奋和积极的情绪。许多妇女对这种空洞的表演感到羞愧，但仍然积极地进行表演。筹备工作为她们提供了一个从语文课中喘息的机会，而选美比赛则给了她们一个证明自己 "蜕变 "的机会，或许可以获得自由。

在每次检查的某个时刻，来访的要员都会问："你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在准备过程中，被拘留者写出了悔过书； 看守解释说，任何不这样做的人将永远不会离开。 一名被拘留者是一个叫 "东方闪电" 的基督教教派成员，她援引中国保障宗教自由的法律，宣称："我没有做错！" 她被带走了，她们以为是一个更严酷的设施--审前拘留中心或监狱。

这些强迫入狱的逻辑很清楚：为了获得自由，被拘留者必须把自己弄垮。 Sabit 努力用 "有可能" 这样的词来限定她的回答，并将她的海外生活描述为 "缺乏爱国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表现。 但是，在上海生活过的她很难不沸腾，她认识的汉族都市人出国到马来西亚度假，他们使用 WhatsApp 和 VPN，他们也被感染了吗？

一遍又一遍，Sabit 和那些女人都承认了。 然而没有人被释放，Sabit的乐观妄想逐步崩塌。 2018 年 2 月，中国一年一度的春节到了，她们正准备参加一场盛会，一位集中营管理员半夜把她们叫醒，强迫她们进教室写出自己的错误。 等她们写完后，他就把她们的试卷收集起来，撕碎，责备她们不诚实，然后让她们一直写到天亮。 Sabit 不知道她是不是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 她想，她会不会错了？她背叛了中国吗？

后来，随着盛会的临近，Sabit 得知，在表演结束后，任何被拘留的人，之前是学生的都会被放走。 因为 Sabit 一直在加拿大上学，所以她提出这个政策适用于她。 集中营管理人员同意了，她小心翼翼地填写了放行表格，以免那些没有被安排离开的女性变得激动。 主任告诉她，要等一个正式的离开日期。 她试着不要抱有希望，因为她经常被辜负。 但她回忆说，她把这个消息视为 "一线曙光"。
供认

Yarkand 县距离新疆西南部的 Kuytun 市约八百里，位于 Taklamakan 沙漠边缘。 十三世纪末，Marco Polo 到访时，注意到那里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并肩而居，该地区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已 "amply stocked with the means of life"。

Yarkand 有大量的维吾尔族人口，那里的镇压一直很严厉。 2014 年，当局限制 Ramadan (斋月) 庆祝活动，根据该地区的一份报告，警察在挨家挨户搜查戴头巾的妇女时，枪杀了一个家庭。 当地人持刀上街，在与警察的升级对抗中，数十人被杀。 后来，当局请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党员官员王勇智来管理这个县。

王积极行动，颁布了陈全国的政策，但他显然心存疑虑。 正如他后来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的那样："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 他采取了软化打击的措施，这让陈的特工们很不满意，他们监督官员如何执行这些措施。 "拒不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的要求。"后来泄露给 The Times 的一份官方对王的评价指出。 事实上，他走得比这更远。他曾授权释放七千名被关押的人。

王被免职，并适时提交了一份供词，他在供词中写道："在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要求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认为收多了会人为制造矛盾，增加抵触情绪.。" 党对他进行了野蛮攻击，指责他贪污腐败、滥用职权。 "Wang Yongzhi lost his ideals and convictions,"一份政府办的报纸指出。 "He is a typical ‘two-faced man,’ "它补充道。"His problem is very serious." 王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

王的供词作为一种警告在新疆官僚系统中流传，显然也传到了 Kuytun 。 就在 Sabit 和其他学生要被释放的时候，她的集中营管理部门撤销了决定--因为，一名警卫告诉她，一名官员因为擅自释放人而被开除。 "现在没有人愿意签字同意释放你们，"他解释说。 "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大楼里陷入了沉重的沉默，因为看守--被拘留者的消息渠道--对他们所说的话变得小心翼翼。 起初，Sabit 感到沮丧，但是，就像她在离开的前景中调制了她的喜悦一样，她现在抑制了她的失望。 她可以依靠的一个确定因素是她的耐心。 她已经变得善于等待。

然而，她被禁锢的时间越长，通往自由的道路就越曲折。 那时，她的看管人已经建立了一个积分制度：被拘留者被告知，他们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分数，如果分数足够高，他们就可以赢得特权--比如家人探视，甚至是释放。 分数可以通过在考试中表现良好或写出 "思想报告"（这表明她们有能力重播 propaganda） 来获得。 这些妇女还可以通过向他人告密来赢得分数。 Sabit 回忆说，一名被拘留者 "就像另一台摄像机"。

"失分的威胁一直笼罩着这些妇女。对于轻微的违规行为，看守可能会宣布扣一分；对于严重的违规行为，他们可能会说，惩罚是10分。 然而，妇女们从来没有被告知她们的分数，所以她们永远无法确定这些分数是否真实。 有一天，一个女人打架了，被带到一个集中营官员面前，官员气急败坏地训斥了她，然后撕毁了一张纸，他声称，那张纸记录了她的分数。 "你现在的分数为零！"他宣布。 回到牢房里，Sabit 和其他人安慰她，但也轻轻地逼问官员所说的细节，希望能从中了解到系统的运作方式。 "我们想，嗯，也许他们真的在记录我们的积分。" Sabit 回忆道。"也或许是有什么别的。"

2018 年冬天，新来的人开始涌入集中营。 传言说，逮捕是由配额驱动的--一种新的任意性。 正如一位参与 IJOP 的官员后来告诉人权观察组织的那样，"我们开始随机逮捕一些人：在街区争吵的人、街头斗殴的人、酒鬼、懒惰的人； 我们会逮捕他们，并指控他们是极端分子。" 集中营的一名官员告诉 Sabit ，逮捕的目的是为了在 "两会" 之前维稳。 "两会" 是北京的一次重大政治会议。

集中营紧张地管理着涌入的人群。 大部分新来的人是从一个拘留中心转移过来的，而这个拘留中心也是人满为患。 有老年妇女，有的不识字，有的步履蹒跚。 一位妇女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因为她的马奶供应商被认为不可信而被拘留。 另一位是法轮功的信徒，她非常害怕，曾试图从三楼的窗户跳楼自杀。

对许多新来的人来说，「再教育营」是一种进步。 在「拘留中心」里，连 "通过教育改造" 的幌子都没有。 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被蒙着头、戴着脚镣带进来。 妇女们谈到了殴打、无法食用的食物、沾满尿液、粪便和血迹的床。 Sabit 遇到了两名妇女，她们的手腕和脚踝上都有淤青--她们告诉她，这些淤青是由从未拆除的镣铐造成的。

由于集中营里的妇女比床位还多，当局把床垫扔在地上，然后再把被拘留者洗劫一空。 新的协议被引入。 妇女必须在牢房内进行军事演习，并接受理发。 在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文化中，长发象征着好运； 有些妇女从小就留着头发，直到 Sabit 记得，"头发又黑又密，到了脚后跟"。 后来，有证据表明，收容制度正在把头发变成一种商品。 去年，美国拦截了一批 13 吨重的头发，白宫官员担心这些头发有一部分是在集中营里收获的）。 在 Kuytun ，这些头发被残忍地砍了几刀，因为一些妇女乞求看守多留一点。 Sabit 拒绝乞求，试图保持一些自尊心，但当她的头发掉下来时，她感到非常羞耻，仿佛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罪犯。

据宣布，在晚上，被拘留者将帮助警察的工作，妇女轮流值班两小时。 对 Sabit 来说，轮流值班提供了难得的隐私时刻。 有时，在孤独中，她想到了独自生活的母亲。 几个月来，她一直相信自己能够按照哈萨克族的传统，与家人一起纪念父亲的忌日。 但一年过去了，她还是被困在了这里。

执勤时，Sabit 经常透过小笼窗，凝视着夜景：一座花园、一棵胡杨树，然后是奎屯的城市全景--城市的灯火辉煌，汽车在公路上划出的线条，让她想起了以前的生活。 后来，她把这些遐想捕捉到一首用普通话写成的诗中，结尾是这样的。

Night watch

I turn toward the darkness and

Its wanton torment

Of the feeble poplar.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对每个人都造成了伤害。 曾经宽大的警卫变得反复无常和严厉。 有一天晚上，一名温和的工作人员在面对多次要求上厕所的请求时失去了理智； 她疯狂地大喊大叫，然后在整个晚上拒绝让任何妇女出来。

被拘留者，也开始 buckle。 他们开玩笑说，国家只是让他们活着。 有些人过早地白头。 许多人停止了月经--无论是因为集中营实施的强制注射还是因为压力，Sabit 都不确定。 由于她们只能偶尔洗澡，而且从来没有提供干净的内衣裤，这些妇女经常出现妇科问题。 由于食物差，许多人消化不良。 一位老妇人如果不把大肠的一部分排出来，就无法上厕所，她不得不把大肠塞回自己体内。 这名妇女被送往医院，但无法进行手术，据解释，因为她有高血压。 她被送回来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呻吟。

有一天在课堂上，一个失去了大部分家人的被拘留者在集中营里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她的姐姐也在班上，跑到她身边，然后抬头惊恐地看着其他人。 她们泪流满面地冲过去扶她，但被卫兵拦住，命令她们不要哭。 "他们开始用警棍打铁栅栏，吓唬我们，" Sabit 回忆说。 "我们不得不忍住哭声。"

心理创伤的迹象很容易找到。 一位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维吾尔族妇女，一直在努力背诵普通话课文和汉字。 一天晚上，她开始尖叫，拽掉衣服，躲在床下，坚持不让人碰她。 卫兵带着医生冲进来，把她带走了。 但集中营管理人员却将她送回牢房，认为她是装病。 之后，这名女子偶尔会抽搐，被送往医院。 但她没有被释放。

Sabit 也感到越来越虚弱。 她的体重在下降。 她什么东西都咽不下去，甚至连一口水都喝不下去，不得不吃药来控制不停的呕吐。 和其他女人一样，她的情绪也很生硬。 有一次，她和一个汉族卫兵聊天，汉族卫兵提到集中营的副主任对他说："Anar being here is purely a waste of time." Sabit 笑了笑，担心如果她表现出苦恼，他就不会再和她分享消息。 但是，他一走，她就跑到床上，背对着摄像机，抽泣。

到 2018 年夏天，陈全国的再教育运动已经运作了一年多。 北京竭力掩盖它的存在，但账目泄露出来，慢慢地，人们发现正在发生着一些规模巨大的事情。

Radio Free Asia 的记者打电话给当地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习惯于与党的宣传者交谈，他们的坦率令人震惊。 当一位营长被问及他的设施名称时，他承认他不知道，因为这个名称经常被更改，但他很赌气地跑到外面从一块牌子上读出最新版本。 一名警察承认，他的部门奉命拘留了辖区内百分之四十的人。 2018 年 1 月，喀什的一位官员告诉 RFA，仅在他所在的县就有十二万维吾尔人被拘留。

越来越多的集中营基础设施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加拿大的学生 Shawn Zhang 开始使用卫星数据绘制设施图。 到了夏天，新疆约有10%的维吾尔族人口被关押。 Adrian Zenz 是一位独立学者，他发掘了大量关于陈全国镇压的政府文件，他估计集中营里有多达一百万人--联合国和其他机构也赞同这个统计数字。 自 Holocaust 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人口被如此系统地拘留。

随着镇压行动的发展，匆忙组建的设施，如 Sabit 在的 Kuytun 的设施，让位于偏远地区的巨型新建筑。 当被迫公开承认这些设施时，政府将其描述为良性的或不可或缺的--指出，"新疆已经从大规模动荡的边缘被拯救出来"。

那年夏天，在这些变化中，Sabit 在的集中营的主任允许被拘留者在一个围墙内的院子里活动； 有 sniper 监视，妇女们被限制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如应急演习，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她们应该心存感激。 最后，她们还被允许在工作人员维护的葡萄园里晾晒毯子。"我们会把葡萄藏在被褥里面，" Sabit 回忆说。"然后我们会把它们带回牢房，偷偷地吃掉它们。"

当集中营官员在 7 月宣布 Sabit 和其他女性将被转移到一个新的设施时，这个消息似乎是不祥之兆。 由于不知道她们要去哪里，她们担心自己的处境会变得更糟。 一天晚上，警卫叫醒她们，让她们收拾东西：一辆大巴车正等着带她们离开。 路上，一车警车护送她们，警察在路口守候。"很多人都在哭，" Sabit 回忆说。"我问旁边的女孩，'你为什么哭？她说，'我看到了一条我曾经走过的街道，我开始想起我以前。”

在黑暗中，他们走近一个巨大的、与世隔绝的建筑群。 其中一栋建筑的形状像一个巨大的 "L"，周围有一堵墙。 当大巴车驶过其中一翼时，妇女们数了数窗户，以估计里面有多少间牢房。 Sabit 被这个结构的无生命力所震撼。 它没有灯光的房间看起来很空洞。 在里面，她和其他人了解到，这栋建筑确实是空的：他们是它的第一批住户。 当时是夏天，但在厚厚的混凝土墙内，感觉很冷，像一座坟墓。

在新的大楼里，被拘留者按种族划分。 除了少数例外，维吾尔族人受到了更严厉的措施； 有些人被判刑，意味着他们将被转移到监狱。 与此相反，Sabit 那批妇女则逐渐被释放。 那年9月，当她们为来访的政要排练表演时，一位集中营官员问 Sabit 是否有街头服装。 第二天--演出当天，他的一位同事告诉她："明天，你就可以离开了。" 后来，她才想到，因为她流利的普通话，她被关押的时间更长，只是为了参加表演。

第二天，上课时，她即将出狱的消息在教室里悄悄传开。 有的女同学向她讨要普通话笔记本。 "我当时就想，为什么？"她回忆说。"她们说，我们知道你要走了！"她回忆说。 而我当时，就像，还不一定呢!" 一个警卫对她眨了眨眼，说很快就会用扩音器叫她的名字，她就自由了。 当扩音器响起时，Sabit 站在那里，等待着门被打开，其他女人也祝愿她。 然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衣服。 "我终于脱掉了那件恶心的制服，"她回忆说。

Sabit 被带到营区的党委书记面前，他在一个房间里等着她，房间里有一把椅子、一张小桌子和一张床。 她坐在床上，他教训她，告诉她需要更加爱国："你的生活方式太个人主义了--完全是为自己！" Sabit 默默地被激怒了。随着释放的前景摆在她面前，集中营宣传灌输的疑虑也随之消散。 她想，只有为中国而死才能使我对你足够好吗？但她点了点头，说："是的，是的。你说的对。"

秘书告诉她，一个地方党的官员和他的助手正等着带她去她叔叔家。 当她从集中营走向他们的车时，她想起了其他女人告诉她的一些事情。 "不要回头看，这是不好的表现。" 她决定听从她们的建议。 但是，她向旁边看了一眼，看到马路对面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门面：一个拘留所。 她跑向等候的汽车，破门而入。
大清洗

在 Sabit 被关押的那一年，陈全国正在改造新疆。 穆斯林珍贵的象征--清真寺、清真寺、墓地--被有计划地摧毁。 专家估计，自2017年以来，约有1.6万座清真寺被夷为平地或遭到破坏，尖塔被拔掉，装饰性的东西被擦掉或涂掉。 喀什的一名官员告诉 RFA："我们拆除了该市近百分之七十的清真寺，因为数量太多。" 在某些情况下，官员们采取了一种奇怪的策略：小型化。 2018年，Kargilik 镇一座清真寺的大门楼上挂满了宣称 "爱党爱国" 的横幅。 随后，该建筑被拆除，以四分之一的规模重建成了一个仿制品。

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在公开场合越来越少，说话的人也越来越少。 在陈的镇压的头两年，近四十万儿童被转移到国营的寄宿学校，目的是阻断他们在家里可能遇到的 "思想和观念"。 必须迅速建立新的基础设施来安置这些孩子，其中许多孩子的父母都是 "double-detained"。 一位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对 RFA 说："因为孩子太多，他们就像牲口一样被关起来。" Sabit 回忆说，被关在她的院子里的母亲们都非常顺从："为了见到自己的孩子，她们愿意做任何事情。"

这些孩子可能标志着一个人口学上的里程碑。 即使中国各地对计划生育的规定已经放宽，但在新疆却执行得很凶猛，违反规定者往往会受到拘留的惩罚。 学者 Adrian Zenz 发现了2018年的政府记录，这些记录显示，中国宫内节育器使用量增加的 80% 发生在新疆。 在镇压带来的无数压力中，该地区当年的出生率下降了三分之一。 在维吾尔族占人口比例较大的地区，下降幅度更大。 "你看到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下滑，"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 Rian Thum 说。 政府对这些数字没有异议，但它认为这是性别解放的结果。 今年1月，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在 Twitter 上庆祝维吾尔族妇女 "不再是生育机器"。

    Study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eradicating extremism, the minds of Uygur women in Xinjiang were emancipated and gender equality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were promoted, making them no longer baby-making machines. They are more confident and independent.

source

Kuytun 和所有的中国城市一样，被划分为若干个社区单元，每个单元由一个叫做居委会的党组织监督。 虽然 Sabit 已经十多年没有在那里住过了，但她仍然在监督她老家的居委会登记。 来营区接她的党员干部是居委会的书记 Zhang Hongchao。 他人到中年，却很稚气，有一种野心勃勃的小官僚的感觉，善于讨好上面的人，欺负下面的人。 他经常穿着军队颁发的迷彩服，对附近的居民进行严密监视。

为了向 Zhang 先生保证她已被重新教育，Sabit 说起了她对党的感激之情--这些话在无数次重复之后，自动倾吐出来。 他似乎很高兴。"我们看你没有那么多问题。 "他说。"你一直在国外，那是你的问题。" 然后他劝她："你就留下来，为国家做点事吧。未来十年不要想着出国。"

Sabit 明白，这不是建议。张先生只要点点头，就可以把她送回集中营。 她重新评估了自己的未来。 好吧，她想，如果我永远不能离开，我也不会死。 "我可以去上海吗？"她问。

"可以。"他说。"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在她舅舅家，张和他的助手和 "亲戚"--一个干部的成员一起留下来喝茶。 Sabit 的叔叔后来告诉她，在她被关押期间，他和家人被指定为 "重点人员"。 每周，他们都要在居委会中心参加再教育班和升旗仪式。 干部成员也会来探望，留下来吃饭，并催促家人端酒--这表明他们不服从穆斯林对酒精的束缚。 最初，他们在这里过夜，直到他们意识到他们可以穿着不同的衣服拍照，并假装过夜。

当官员们坐在地垫上喝茶时，张和干部头目解释说，Sabit 被限制在 Kuytun 。 "我们会监视你一段时间，看看你的转变情况。"一位官员说。 Sabit问她是否可以购物或见朋友，被告知："你需要谨慎对待你所接触的人，但你被允许有朋友。"

夕阳西下，官员们留下来吃晚饭。 他们离开后，Sabit 的姑姑为她的母亲录制了一条语音信息，并发短信给在哈萨克斯坦的她，直接打电话似乎太冒险了。 然后，Sabit 在一间以中亚传统方式装饰的客房里安顿下来，墙上铺着地毯，还有供坐或睡的平垫。关上灯，她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安全感的恢复。 一年多来，她从未独自一人，从未关灯睡觉。 黑暗和孤独让她觉得既温馨又陌生。 她想冲向熟睡中的亲人们解释，但又认定自己是在胡思乱想。 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她使用了在集中营中练就的一招。 她想象自己怜悯地听着她内心的独白，就像父母听孩子说话一样。 很快，她很快就睡着了。

Kuytun 已成为一个露天监狱。 城市里布满了检查站，维吾尔族人和哈萨克族人被强行通过扫描仪，即使汉族居民也能自由通行。 "We will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round-the-clock, three-dimensio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abit 被关押时，陈全国曾宣称。 "We will resolutely achieve no blind spots, no gaps, no blank spots." 这种技术部署了数字时代的 apartheid (种族隔离)。

在新疆，"锐眼" 监控程序已经接入一个大型计算中心，但筛选大量图像数据非常耗时，据国家媒体报道，"需要大量的人工工作"。 随着能力的提高，对处理的需求也在增加：据一位前中国官员说，起初，监控系统只能追踪人群的运动； 后来，这项技术可以评估一个人的步态，甚至她的面部表情。 在 2017 年夏天，当局推出了 "Ürümqi云计算中心"，这是一台名列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他们宣布，有了这台新机器，曾经需要一个月才能处理的图像数据可以在一秒钟内完成评估。 其数千台服务器将整合多种形式的个人数据。 国家媒体称新机器为 "最强大脑"。

党的下层官员努力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 Sabit 问 Zhang ，她是否可以畅通无阻地走动。 他不确定，建议她和一名党员官员到医院测试她的身份证。 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刷卡时，触发了刺耳的警报。 警察在几分钟内一拥而上。

实验结束后，她去商场买衣服。 几乎是立刻，警察又把她围住了。 一名警官解释说，面部识别软件已经将她识别为 "重点人员"。 得知她已经被再教育，警员们放她走了。 但很快就发现，Sabit 无处可走，否则就会被拘留。 最后，警察开始认识她了，并因屡屡遭遇而恼怒，劝她根本不要再出门。 相反，Sabit 费尽心思地找出她可能经过的「便民警务站」，并向警察发出通知，这样他们就可以无视 IJOP 的警报。

每周有几次，Sabit 必须到居委会中心报到，参加升旗仪式和额外的再教育课程。 她讨厌这些访问，但这是她唯一的逃避孤独的方式。 除了她叔叔的家人，几乎所有她认识的人--邻居、朋友、亲戚--都对她敬而远之，担心任何的联系都会让他们也被关进集中营。

她唯一能安全地与其他曾经被拘留的人混在一起，他们也同样被孤立。 Sabit 的牢房里的党的宣传员已经被党解雇了。 那个开杂货店的女人不能再经营她的生意了，所以她转而做起了体力劳动； 她还发现她想结婚的男人找到了另一个女人。 在被排斥和脆弱的情况下，她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安全感。

Sabit 获释两周后，几名来自她的拘留营的官员出现在她叔叔的家门口，并解释说他们用她的档案找到了她。 这不是一次正式访问。他们强调，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也是囚犯：从集中营辞职是不可能的。 两名军官是哈萨克族人，他们说，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任何失误都会把他们作为被拘留者送进集中营。 其中一个人坦言，他喝酒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恶感和噩梦。 由于这些人的好意，Sabit 和其他妇女决定带他们出去吃饭，以示感谢。 这群人开始定期聚会，军官们很快就开始坚持要女人们和他们一起喝酒，并请他们。 Sabit 通常把钱交出去，不指望能还回来。 但这些官员的要求越来越高。 有一个人要求她给他买一辆车，当她轻轻地拒绝后，他的善意就变成了威胁。 他给 Sabit 打了电话，利用 IJOP 的数据，逐项列举了她前一天去过的地方。 她决定，与世隔绝比这样的陪伴要好。

Sabit 的居委会成员不断干涉她的生活--试图把她塑造成国家的好公民的观念。 他们劝她嫁个汉族丈夫。 他们说，这里面有她的钱； 为了改变新疆的民族平衡，国家发起了一场积极的运动，鼓励当地妇女嫁给汉族男子。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研究新疆压迫问题的人类学家 Darren Byler 最近发现证据表明，维吾尔族家庭中的一些汉族 "亲戚" 曾胁迫妇女进行这种婚姻）。 当 Sabit 提出异议时，官员们告诉她，穆斯林男人都是大男子主义者--笑着补充说："汉族丈夫很爱他们的妻子！"

居委会催促她去工作，然后让她无法工作。 Sabit找到了一份教英语的工作，但第一天，居委会就把她叫去和营里的官员进行了一次不定期的会面。 她不能告诉学校她为什么要离开，担心雇主知道她是 "重点人员" 会被解雇。 在会议上，她问是否可以先发言，这样她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其中一位官员的回答是威胁："我可以用一句话把你送回集中营。留下来！" 她失去了这份工作，决定不值得再找一份新的工作。

到了 2019 年 1 月，Sabit 明白，这种关注引起了她叔叔的社区焦虑。 她担心自己危害到亲戚，于是搬进了一家旅馆。 一天晚上，她回到家人的家中吃饭，并与他们合影。 她把它分享到社交媒体上。（译者: 应该是微信） Zhang 马上发短信给她，说墙上有一幅绣像。 他写道："你看谁在照片上？"。

画像上有一个穿着传统服饰的大胡子：哈萨克族诗人 Abai Qunanbaiuly 。" 我害怕这会给我和叔叔的家庭带来厄运。" Sabit 回忆说。她删掉了照片，并给 Zhang 发去了中国的百科全书中关于 Qunanbaiuly 的条目。

"你删得真快。"他写道。

"你吓到我了。"她说。

"只是问问。"他说。"别紧张。"

她告诉他，她不再住在舅舅家了，打算再次搬家。 她在相邻的一个社区里找到了一套便宜的出租房，房主是一位哈萨克族老太太。

春节又快到了，Sabit 和其他曾经的在押人员被迫到居委会中心排练演出。 节日临近，Zhang 让 Sabit 和其他妇女在家门口用红纸挂春联--节日的问候，这是 Sabit 从未实行过的汉族传统。 回到公寓后，她把春联挂在大门旁。 她怕自己不听话，就把它们拍下来，把证据发短信给 Zhang。 "我已经把春联挂起来了，"她写道。"我祝你好运，幸福。"

"也祝你。"他写道。

当天晚上，有两个人敲开了她的门--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当地的居委会书记。 "你什么时候搬来的？"一个人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Sabit 惊呆了，她告诉他们，她已经通知了 Zhang。 但那些人说，这不重要，她必须离开他们的社区--"今晚"。

男人们把她带到附近的一个派出所，进行进一步的询问。 在那里，Sabit 碰到了她的哈萨克族房东和她的丈夫。 当警察把他们押上一辆装甲车时，房东太太惊恐而轻蔑地瞪着她，并尖叫着说："看吧！因为你，我们要去「学校」了!"

Sabit 满怀愧疚地问一名军官，他们是否真的被送到了「学校」。 他告诉她，他们只是被带到另一个警察局去问话。 不过，Sabit 还是很震惊，因为她只要存在，就能引起这样的恐惧。 "那天我哭了很久，"她回忆说。"我就像一种病毒"。

她不知道该去哪里，就给 Zhang 打电话，Zhang 告诉她，他的居委会中心有一间宿舍。 她当晚就带着几件东西搬进去了，并给他发了短信："今天幸好有你。"

"你可以住在这里。"他告诉她。

她和另外两个哈萨克族妇女同住一个房间。 后来，其中一个人告诉 Sabit ， Zhang 曾指示他们监视她：他想知道你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见了谁: 「基本上所有的细节」。

以前的被拘留者面临不断的监视。警察跟踪他们；共产党党监督他们的工作和个人生活。 Illustration by Na Kim; Source photograph by Bernice Chan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Getty
离开

在 Sabit 获释时，离开中国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后来，她了解到一名哈萨克族被拘留者感染了肺结核，在医院里曾哀叹自己无法见到在哈萨克斯坦的家人。 最后，他被允许离开。这样的故事让她觉得离开是可能的。

获释一个月后，Sabit 回到警察局领取护照，被告知有一个新的程序：她必须接受面谈，然后将一份笔录送交 Kuytun 的一个法律委员会批准。

Sabit 等待着面谈，但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 当她搬进 Zhang 的宿舍时，还在焦急地等待。 有一天，一位路过中心的党政高官告诉她，听说她被批准出国了。 Sabit 碰到 Zhang 时，他说："听说你可以去了。 如果你拿到护照，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现在就走！" Sabit 兴奋地说道。

他皱了皱眉头。"看来你的教育是不完整的。"他说。"你想再被送去学习吗？" 她惊恐地告诉他："不！"

不久之后，一位法律委员会的成员给 Sabit 打电话说，他看过她的档案，认为她可以帮助当地的一家进出口公司。 他说，那家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有业务往来，需要一个有语言能力的人。"你能在那里工作吗？"他问。

Sabit 努力理解这个电话的含义。 这是否意味着她没有被批准离开？而且，如果她必须去难民营的全部原因是工作把她带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那么国家为什么要给她介绍这份工作呢？她怀疑自己无法拒绝。 后来，她找到公安局，被告知："去做吧"。

Sabit 接受了这份工作。每次她要给海外客户打电话，或者给客户写邮件，她都会联系局里。 "我可以吗？"她问。每次，这个问题都要去问上级。 官员们告诉她，不要再打电话问了。

几周后，Sabit 得知她的护照已经准备好了。 她赶到警察局，在那里签了一摞文件，包括一份永远不会公开讨论她在集中营的时间的协议，然后她取回了护照。 由于害怕去机场，Sabit 买了一张去哈萨克斯坦边境的通宵火车票。 她和舅舅告别后就离开了。

天刚蒙蒙亮，她就到了最西边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她要搭班车过边境。 进了汽车站，她刷了一下身份证，默默地催促扫描仪："别出事。求你了。"

没有警报声，她就进去了。 到边境的公交车花了十分钟。 当 Sabit 凝视窗外时，她的手机响了。 是公安局官员 Wang Ting 打来的。 "如果你看到有宗教或分裂主义思想的人，你需要报告。"他说。 她对间谍活动没有兴趣，但是，她知道他可以阻止她离开，她喃喃地说："是"。

在边境，Sabit 可以看到哈萨克草原：在成片的雪地中，风吹草动。 背后是一片山脉，野性而原始。大家下了车进入中国边防站，每个旅客都被叫去面谈，直到 Sabit 独自等待。 最后，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三个官员，其中一个肩膀上安装着摄像机，对她进行了四十分钟的审讯。 然后他们告诉她，她也可以走了。 跨入哈萨克境内，她感到一阵轻松。她把边防卫兵当成了家人。人们自由地讲着哈萨克语。她带着几乎没有任何财产的行李，顺利通过了海关。 有表哥来接她，把她送回母亲身边。当她走到他的车前时，一阵强风吹来，她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气。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囚禁，她自由了。

今年是人权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周年。一百年前，一位名叫 Raphael Lemkin 的波兰律师开始跟踪审判一名枪杀奥斯曼帝国前内政部长的人---他是监督帝国几乎完全消灭亚美尼亚人的官员。 刺客是一名亚美尼亚人，他的母亲在大屠杀中丧生，他在前部长位于柏林的家门外拦住了他，并将他射杀。 在审讯中，他宣称自己问心无愧，说："我杀了人，但我不是杀人犯。"

当 Lemkin 读到这个案件时，他被一个难题所打动：枪手受到了审判，但他的受害者却没有面临法律的审判，他策划了对100多万人的屠杀。 这怎么可能呢？他后来写道："我觉得，针对这种谋杀的法律必须被世界接受"。 1944 年，作为犹太人的 Lemkin 目睹了 Nazism 的恐怖，他想到现代法律的词汇中缺少一个词，于是他创造了一个词："genocide"。

多年来，这个词已经有了具体的法律定义，但 Lemkin 对它的理解却很宽泛。 "genocide 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直接毁灭，除非是通过大规模杀戮来完成，"他指出。 "它的用意是指旨在摧毁民族群体生活的基本基础的不同行动的协调计划"。这样一个计划现在正在新疆展开。 与启发 Lemkin 的案件一样，它是在国家主权的挡箭牌下发生的。

12 月，国际刑事法院拒绝对新疆「人民战争」作出裁决，因为在那里采取的行动似乎是 "完全由中国国民在中国境内实施的"，而中国不是法院的当事方。 多年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官方对发生的事情置之不理。 直到最近，美国才宣布中国正在实施 genocide 。 去年，华盛顿对陈全国、朱海仑和「兵团」实施制裁，并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和西红柿。 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几周前也采取了类似措施。

考虑到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实力，似乎只有严厉的、协调一致的国际反应才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迅速性也很重要。 一项种族灭绝政策实施的时间越长，它就越能提供自己的理由； 正如奥斯曼大臣对一位恳求他停止的美国外交官所解释的那样，"我们必须干掉他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就会计划报复。" 不难想象，中国在多年系统地惩罚新疆突厥少数民族后，也会采取类似的态度。 当地的变化，包括新建的基础设施，表明了对长期进程的承诺。

2019 年 12 月，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宣布："教育学员已经全部毕业"。 即使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对被拘留者人数的估计也达到了顶峰。 虽然有些人确实被释放了，但还有很多人一直被隔离关押。 有证据表明，难民营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被正式监禁，或者被强制劳动。 去年，一位在欧洲的维吾尔族妇女告诉我，她的哥哥从集中营获释后就消失了--她怀疑是被强迫劳动。 他在 TikTok 上最后的一些帖子显示了他搬动一堆箱子的照片。"说实话，"她告诉我，"我为我的家人害怕。"

恐惧弥漫在移民社区中。 正如自由之家最近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复杂、最全球性、最全面的跨国镇压运动"。 其手段从数字恐吓和诉讼威胁到非法驱逐。 最近，习近平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制裁其认为在新疆问题上有异议的西方学者。 外交部宣称："他们将不得不为他们的无知和傲慢付出代价"。 一些对镇压发表看法的移民描述说，他们在新疆的亲属成为报复的目标，被迫告发他们。

2006年移民到美国的维吾尔族活动家 Ilshat Kokbore 告诉我，最近有一些人开车来到他位于弗吉尼亚州郊区的家，公然开始拍照； 他们试图翻看他的邮件，直到发现有邻居在监视他们。 还有一次，他正在参加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抗议活动，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走过来，开始用普通话说话。"她说，'如果你中毒了，你知道怎么治疗吗？"他告诉我。 "我说，'我为什么要知道？她说，'你知道，中国政府的权力很大。你可能会死于车祸，或者被毒死。”

多年来，Kokbore 一直与家人分离：两个姐姐、一个姐夫和一个侄女都在难民营里，其余人都被隔离。 他最后一次能够联系到的家人是他的母亲，时间是2016年。 "不要再打电话了，"她告诉他。"愿上帝保佑你。" 她的命运仍然未知。

恰好，Sabit 与 Kokbore 的姐妹们关在一起。 她认为，这些女人似乎彻底崩溃了。 有一天，集中营的副主任当着她的面对她们说："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哥哥。除非你们的哥哥死了，否则你们的问题无法解决。"

Sabit 告诉我，许多个月来，她害怕站出来，但中国对集中营的宣传使她放下了恐惧。 "我当时想，你们已经这样做了。我应该谈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2019年10月，在获得自由半年后，她开始把自己的回忆写成文字。 她发现，这有助于她克服创伤。 看治疗师也有帮助。但她仍然觉得自己与曾经那个自信而有目标的女人断绝了联系。 噩梦困扰着她的睡眠。"我有一个我在集中营里，以不同的形式，"她告诉我。有时，她在牢房里。有一次，她被关在鸡舍里。还有一次，她在按摩院里，接受按摩；她看了看，看到被囚禁的人，然后和他们在一起。"近一年来，我每天晚上都做这个梦，"她告诉我。"很多时候，我会哭着醒来，感觉非常害怕。 我想说，那是一种折磨，因为即使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也在重温这种经历。"

经过治疗，噩梦一度消退，但最近它们又回来了，以不同的形式。 Sabit 现在梦见自己在新疆。 "当我试图离开时，警察告诉我不能离开，"她告诉我。 "我在边境，我在机场，他们拦住我，我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来？我怎么会在中国？'”

在新疆的这三个月

在新疆的这三个月
August 01, 2020

作者：xxxx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1037445/answer/1374412085

来源：知乎


武汉兄弟 答案被删 专栏复制了一下

先说身份后回答。毕竟涉及到新疆的问题，总是会有一群莫名其妙的人质疑你的身份和立场。


从刚刚开始7.15的时候的问题，我就准备回答的。陆陆续续总有人劝我，让我不要回答。究其原因给我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


我总觉得，我们作为一个马列主义的国家，应该不会有真的完全不讲道理的地方吧。


我是武汉人。做基建设计的。所在集团公司响应国家号召（万亿新疆）17年就一直在新疆了。17-20年，每年在新疆的时间比在武汉还多。17年最严峻的时候，我就在喀什。之后18年以后一直在昌吉州昌吉市，离乌鲁木齐大概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所以，我作为一个武汉人，长期在新疆，我觉得，至少这几年，我对新疆的很多事情还是比较了解的，至少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下面，我尽可能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客观描述，讲一讲四月份以来，这几个月在新疆的所见所闻。


1.4月8号，武汉解禁，我接触了接近三个月的居家隔离。鉴于新疆三月份就逐渐放开，那边工作需要，领导要求尽快返疆。


2.南航的直达一直在推迟改签，最后逼不得已，从西安中转。去之前，所有信息上报了在昌吉市驻地的社区，社区给予的说法是，如果全部是绿码，并且有7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就只需要居家观察，不需要隔离。


3.连乘到西安中转，被当地地勤告知，必须从明珠经济舱降舱，到最后几排去坐，因为这是新疆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通知的。并且由于是临时降舱，我甚至要补贴差价，哪怕是降舱。


4.飞机的前若干排坐着西安去乌鲁木齐的，飞机的大概后五排，统一安排从湖北各地去乌鲁木齐的。当然，包括武汉，也包括不是武汉的。


5.飞机抵达地窝堡后，有留观组的人员上机登记，后五排的人，挨个登记了所有信息，收取了个人登机牌和身份证，通知需要集中隔离。然后我们就先行下了飞机，被几个救护车拉到了机场边缘。（第一个让我觉得很离谱的事情是，我们和前面从西安出发的人，并没有任何隔离和界限。期间正常派餐，前排的人也正常经过我们后排去上厕所。为什么我们后五排直接拖走了，而前面所有人直接就能放行。这个真的没有任何风险么？）


6.然后，我们就被放在机场的一个角落，等待，等待行李，等待另外一拨留观组接手我们，等待某个大巴把我们拖走。等了多久呢？大概四个小时。一群人。几个飞机下来的人。混在一起。没有任何说法。就是等待。


7.终于，凌晨四点多的时候，我们上了一个大巴。然后在大巴上，我们又被要求填了三个表格，扫了两个二维码。不停的开始重复的填各种信息。得到的说法是。在飞机上登记我们的人，和他们不是一波，也和留观的不是一波。他们彼此信息并不互通。更离谱的是。大巴司机直到开出机场，都不知道我们这批人送到哪里，路上开到一半，才接到通知。我们被隔离到昌吉。


8.等我们到了酒店，又每个人填了两次全部的信息。这已经是飞机落地以后的第七次了。然后等我们这批人全部办好入住进了房间后。已经天亮了。


9.集中隔离花了14天，这14天乏善可陈，就是每天三餐+量体温。值得一说的是四个事情。


1）隔离餐是真的很糟糕。全疆统一安排，但是并不会根据隔离酒店的人员不同，有什么不同的配餐。好多人都是第一次从湖北去新疆，几乎可以说14天都是饿着过来的。懂的人都懂。不过我无所谓，我来了很久了。不管是丸子汤，拉条，还是什么其他的。我都可以。虽然几乎一天都吃不到一顿饭。不过我还OK。


2）本来留观组是可以允许你定指定商店的东西的。吃喝，生活日用品。然后在每天派餐的时候，由留观组给你带上来。放在门口。整体上，我个人觉得，其实是符合规定的。但是，在某一天，突然就宣布不行了。哪怕是亲属送来的水果，也不行。原因嘛，因为有督导组检查。


为什么检查来了，就不能了呢？到底是这个事情违规了，还是没违规但是怕麻烦了呢？还是什么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3）机场坐我后面的一个哥们，他的故事真的可歌可泣，也真的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时代的一粒砂。这个哥们暂且就叫A吧。我也不知道他名字。他的父亲春节前滞留在乌鲁木齐了。结果突发脑溢血，说是脑袋里面有颗瘤，然后就一直在乌鲁木齐救治。这会武汉一解封，A就过来办理相关手续，续费，以及可能的转院之类的事宜。并且已经跟医院报备了。来到留观酒店，也跟酒店反应了。但是请求在医院隔离的请求被驳回了。又过了几天，父亲病危，进了ICU，需要他签字。A请求留观酒店给他先做核酸检测，如果是阴性，能放他去医院隔离，并且能办理手续照顾父亲。被拒绝了。又过了两天，父亲死了，医院又要签字，又被拒绝了。又过了几天，要火化了，还是被拒绝。全程都是授权给父亲的朋友签字。这位兄弟，过来是为了照顾父亲的。然后隔离了14天，做完核酸，放出去后，抱着父亲的骨灰盒直接回武汉了。别说最后一面了。遗体告别都没有。


我们整个一起被隔离进来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是什么铁一样的规定，就一定要隔离14天以后才做核酸，就一定非要在酒店隔离。以至于这种天伦都无法作为特例操作下？何况人家还有从武汉带来的7天内的核酸和双抗阴性的报告。


4）另外一个哥们，在我们楼上，比我们先进来，隔离完14天后，出了报告，可能通知上午就可以出去了，比较兴奋，然后可能出了走廊，多次观望什么时候才能走。然后被留观组直接通知，由于违反规定，报告取消，延长隔离14天。恩。同时用大喇叭，整个酒店广播了两个小时。我们所有人被迫不停的听留观组告知必须严格遵守一切规定，否则就会被强制继续隔离。


违反规定，无话可说，但是我想说的是，他无非是比较心急，多次开门探头出来观望，走廊里面没有任何人，他也做了报告全是阴性，他到底造成了多大危害呢？强行又隔离14天，又要多花费多少国家资源呢？


10.14天，我的隔离结束了，第15天做的检测，15天的晚上才出结果，16天的上午我们才被放出去。在要放出去前，我给社区汇报了情况。我也特地问了留观组。需要等待社区来接我么。给予的答复是不需要。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刻离开酒店。可以自行行动。这又苦了A，毕竟新疆回武汉的机票不是说定就定的。不过留观组不管你这些。要你走你就必须走。


11.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做的核酸报告，没有出结果，也不给予个人。我拿到手的是一个解除隔离的通知。


12.回到我租的房子后，又主动给社区打了个电话，汇报了自己的情况。社区通知我。需要额外居家隔离14天。我一脸黑人问号。因为来的时候反复确认了。就是集中隔离解除后就没问题了。也问了酒店留观组。然而没用。社区包楼干部，直接带着两个社区民警敲门进了我租的房子。要我签居家隔离的通知书。我向社区要相关通知文件。社区表示没有。这是口头通知。并且告诉我。疫情期间所有相关政策随时可能变动，哪怕之前告诉我不需要，现在告诉我需要，也就是需要。


13.我是和另外一个同事合租的，如果我居家隔离，另外一个本来不需要隔离的同事也要一起隔离。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我询问社区，我能否在社区指定的一般酒店，自行居家隔离。得到的答复是可以。并且社区让我自行在几个酒店中选择一个，自己去办入住就行了。


14.我选了一个离单位和驻地都最近的酒店。一番波折办理了入住。并且老老实实的在酒店隔离。所有吃喝都是点外卖。放在门口。我等人走了后开门去拿。结果，五天后，督导组到我们社区来检查。还特地翻看了我居家隔离的录像。发现我确实没有出过门。但是说我丢的垃圾，不是专门清理的。所以，酒店不符合要求。于是强制在第五天的晚上11点，要求我退房，并且直接救护车又拉着我去了集中隔离的留观酒店，让我在留观酒店里面继续隔离9天。。。


15.于是，没有任何解释，也不听任何需求的，我被昌吉市隔离了16+14=30天。足足一个月时间。4.21-5.21我才成为一个在新疆政府心目中正常的人。社区给了签了解除隔离观察通知书。给我发了健康证。我的大数据行程码也只留下了昌吉这一个地方，绿油油的。很健康。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核酸检测，依旧没有报告。


16.我以为我很健康了，很符合要求了。然而我太天真了。社区、街道、派出所、防疫中心、留观组、机场的信息居然是完全不共享的。在5.21-6.1这剩下的10天时间里面。我每天要接5个以上的电话，宣称自己是XX部门的，然后统计一次我的个人信息。包括什么时候来新疆，航班信息，隔离酒店信息，隔离时间，现在住哪里，为什么要来新疆。10天时间内，我至少给20个不同的人汇报了上面的这些信息。


17.进入了六月，我以为，应该没问题了。我还是太天真。为什么呢。因为我身份证是武汉的。虽然已经六月了。虽然所有工作人员告诉我，并没有地域歧视。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在任何需要查身份证的地方，哪怕我是绿码。不管是国务院还是行程大数据，还是新疆自己的入乌红山登记码。都没用。哪怕我拿出来我解除隔离的通知，也没用。不管我来新疆多久了。因为我身份证是武汉的。所以在六月份。我去任何一个地方。我需要额外的到旁边去接受登记。然后还要给社区打电话核实，给街道派出所打电话核实。大概至少半个小时。我去任何一个需要查身份证的地方，都要比别人多花半个小时，填一个填了无数遍的表格。接受询问盘查和核实。


就！因为！我是武汉身份证！哪怕我已经来新疆接近两个月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身份证不是湖北的，哪怕是你是从武汉来的，只要有核酸报告，六月份来新疆也不需要隔离和审查了。然而我这个来了新疆已经两个月的人，还需要不停的被核查。


18.事情的爆炸点，来自6月中旬，工作原因要去一趟哈密。我特地先跟社区汇报，并咨询了防疫中心，能不能去，需要办理什么。得到的答复是，可以正常通勤，只要是绿码就没关系。


OK，去哈密没什么问题，虽然进站出站少不了又是半个小时的盘问。但是从哈密回乌鲁木齐就不一样了。用车站留观组的说法是，因为到乌鲁木齐就叫进疆，哪怕你是从新疆其他地州到的乌鲁木齐。和外地到乌鲁木齐是一样的。


然后我被扣留下来了。甚至还影响了我所在车厢的前后左右一票人。


然后我被带到一边开始询问。我问他们，我都是绿码，而且当天上午才从乌鲁木齐去的哈密，我下午就返程了，是什么原因需要盘查我。得到的答案是。我身份证是武汉的。我是从武汉来的新疆。


我说，我4.21就来了。隔离了一个月，顺带给他们看了我解除隔离的证明。顺带我所有的码都是绿码。并且行程信息只有昌吉。我甚至都没在乌鲁木齐和哈密停留超过4个小时。


但是没有用。我被从头到尾，从4.21开始，盘查了一遍。打电话给我武汉的社区确认，打电话给我昌吉的社区确认，打电话给街道确认，给机场确认。我一个人，在火车站，被滞留了一个小时。就为了给他们各种确认。


哪怕我有证明！哪怕我来了两个月！哪怕我有隔离接触报告！就因为我身份证是武汉的！


19.这之后，我回去给我们领导抱怨。我说，别派我出差了。我乌鲁木齐都不去了。我就在昌吉呆着哪也不去了。虽然大家都说没有歧视武汉人。但是反正我身份证是武汉的。整个新疆的防疫人员对我都是特别敏感的。浪费国家资源，耽误基层人员时间，也耽误我自己，还影响心情。


20.然后，我老老实实的在昌吉就一直呆着。突然，7.10左右开始，不停的又有不同的机构给我打电话确定我的信息了。我预感不对。7.11号，接到派出所又在半夜给我打电话，详细的从4.21开始询问了我在新疆三个月的情况。7.12号早上，我被社区通知，我需要隔离。


21.黑人问号一脸，我TMD已经来新疆三个月了！隔离了一个月了！你现在又通知我要隔离。而且不知道原因，不知道持续时间。就告诉我，赶紧收拾几件衣服，救护车马上来找我，去留观酒店隔离。


22.到了留观酒店，留观组手上有一份54个人的大名单，留观组告诉我，这是大数据推送的。具体我们这54个人，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要隔离，不知道，隔离多久，不知道，哪里推送的数据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唯一知道的是，我在名单上，所以我需要隔离。不管我怎么讲道理，也没用。


23.我们一票人，站在门口想讨要说法。社区和街道人员没有办法，开始挨个挨个打电话询问这个大名单到底是为什么。一直问到自治区的防疫中心，也没有准确答复。最后协调结果是，我们隔离一天，然后立刻做核酸和双抗，如果没问题就可以走。我们最终妥协，办理了隔离手续。


这，是我在新疆办理的第三次隔离手续。


跟我一起进来的人，我们互相交流了下，发现并没有任何交集，也找不到任何共同点。我当时只能认为我可能是因为一个月前去了一趟哈密？


然后住了一天，半夜留观组带着护士进房挨个采集。第二天大早，我们还被带到医院做CT。做完CT，我们直接被原地解放。没有核酸+双抗的报告和结果，也没有CT的结果。我们只是被隔离起来一天，然后做了三项检查，然后就放了。


这是我来新疆后，做的第三次核酸+双抗了。依然没有报告。


24.我一直很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我看到了7.15的新闻。以及7.16乌鲁木齐通知封城。我豁然开朗。原来是这样。


25.乌鲁木齐7.16封城封小区后，昌吉和乌鲁木齐的道路就封锁了。但是昌吉内部并没有封闭。还是在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我们询问社区，这个时候能离疆嘛？社区说，只要有7天内的核酸报告并且能去机场能买到票就能离疆。询问，昌吉和乌鲁木齐隔断了，怎么去机场呢？社区表示不知道。


26.如果你的行程码没有乌鲁木齐，你在昌吉就是正常的。如果你的行程码有乌鲁木齐，那么你就需要居家隔离，等待上门核酸检测。时间一天天过去。10天了。乌鲁木齐每天的人数在缓慢增加，流调信息完全没有，昌吉并没有任何迹象的。突然在7.26通知。昌吉要封城了。于是大家一窝蜂的去屯物资。然后7.26晚上，小区被封锁了。


27.我们同事一共五个人。在小区里面租了三套房子。其中有一套是餐厅，是厨师和司机住的地方，刚刚开始隔离的时候，我们还是被允许去餐厅吃饭的。因为另外两套住房是没有开火条件的。大概在7.29，社区集中做了核酸检测。五人一组。但是7.30就通知了，说这次核酸检测，不出意料的也不会有报告。


28.7.30询问社区后，得到通知，昌吉州人民医院，昌吉州中医院，昌吉市人民医院，都能做核酸检测并且出报告。有核酸检测后，就可以申请离疆，统一安排车去机场。


然后我就联系爱心出租车，奔波这三个地方。得到的答案都是，做的人太多了。所以不做了。一下午，我给防疫中心，救治中心，等等不同的机构打电话，询问，哪里还能做。得到的答案是不知道。不是他们安排的。信息不确定。需要我反复询问医院。


29.7.30晚上，突然通知要封锁单元门，所有住户不允许出门了。核酸检测申请上报社区，然后填一个表，然后排队等通知看什么时候集中安排做。在询问我们能否去餐厅吃饭后，得到的答案是不能。要求志愿者送饭，我们给钱。得到的答案是否定。某位楼管干部在态度恶劣的挂了若干次电话后，给与了两个他认为“合理”的办法。


1.自己重新买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然后不会做饭就打开百度学着做。


2.我们所有人都搬到餐厅去，五个30多岁的男人，挤两张床睡觉。


他认为，这两个办法，都比我们餐厅做好了。麻烦志愿者给我们送到我们楼栋，我们为此支付一笔费用来的合理。


30.终于，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在7.31下午来到了。


1）可以送饭了。不用挨饿了。


2）所有申请离疆的人员，需要居家隔离满14天后，才能申请做核酸和双抗，然后排队，等做了是合格的后，统一安排离疆。


恩。先隔离满了再做。然后回武汉继续再隔离14天。NICE。又一个月没有了。


好了。经历说完了。我说点我自己对新疆防疫工作的看法。仅代表个人观点和推测。不一定是实际情况。


1.基层人员，特别辛苦，特别特别辛苦，特别特别特别辛苦。每天有大量的工作乃至重复工作要做，承担了太多责任，并且没有统一的标准和通知。


2.新疆防疫工作，特别糟糕。哪怕不考虑瞒报的情况，所谓的维持多久多久的零增长，不是来源于控制的好，而是来源于很少人去，并且完全不考虑GDP和经济发展的一刀切政策。


3.新疆的防疫工作特别乱，各个部门之间没有信息平台，数据完全不共享。于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站点，每一个街道社区派出所，每一个单位，都需要独立的统计，然后上报。导致了大量的毫无必要的重复工作。


4.明面上的通行绿码或者其他什么数字信息证明，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和重视。基层已经被繁重又反复的各类事务忙的冲昏了头脑。所以遇到任何事情，只能用最简单的一刀切政策。尽可能的减轻自己身上出错的压力和责任。


5.实际的检测我认为大多数是不合规范的。至少我认为咽拭子的采集就不太规范。更重要的是。不论是留观，还是集体做的，我做了五次检测了。没有任何一次给了我报告。没有任何一次告知了我结果。我们只能通过社区没有找我，说明我没问题，应该是阴性，这样来进行推断。


6.流调工作没开展或者无法开展？因为新疆的防疫是真的外紧内松。对外地来的人，特别严格。表面上都特别严格紧张。但是对自己内部居民，或者说身份证是新疆的人，防疫工作近乎摆设。他们这批人几乎是默认不需要检查的。绿码一晃而过，都不一定看了是APP还是图片，是多久前的绿码。各个地方，大爷大妈们小朋友们，都不戴口罩，聚集一起唠嗑下棋。归根结底就是，他的防疫工作就是一个表面的完成任务，完成上级交代的突入起来的，两个小时以后可能就改变的任务。基层的工作太繁重，以至于，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精细化管理。


7.目前是乌鲁木齐封城第16天，昌吉第6天。感染人员逆势越来越多。在乌鲁木齐完全封城16天后，感染人员一天比一天多。重症已经50+了。那么请问，乌鲁木齐到底感染了多少人？是每天增加100多例，还是每天放出100多例？


8.昌吉在乌鲁木齐封城的前10天，并没有跟随乌鲁木齐一起封城。而这16天一来，昌吉大概总体上报感染就不到5例？然后今天又多了一例，然后还是乌鲁木齐输入的？我就想知道，人家已经封城16天了。是怎么输入的？能公布一下么？如果到现在16天了。才一两例，还都是输入的。为啥昌吉突然要封城了？


9.整个新疆，防疫工作，完全不透明，居民没有任何知情权，甚至社区基层工作人员都不知情。各种防疫措施和上报人数在逻辑上就无法闭合。至今也没有公布任何一个人的流调。我就想问问。这个疫情要持续多久？多久才能公布这些早就该公布的数据和信息？

【區選前瞻】西貢區山頭林立 「撞區」全因無大台？

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392326/%E5%8D%80%E9%81%B8%E5%89%8D%E7%9E%BB-%E8%A5%BF%E8%B2%A2%E5%8D%80%E5%B1%B1%E9%A0%AD%E6%9E%97%E7%AB%8B-%E6%92%9E%E5%8D%80-%E5%85%A8%E5%9B%A0%E7%84%A1%E5%A4%A7%E5%8F%B0

西貢區選各黨派山頭林立，某程度反映民主派過去十年的派系鬥爭。本來將軍澳一直為傳統兩大政黨民建聯及民主黨，以及當地地區組織公民力量三分天下之局面。自以新界東支部為骨幹、西貢區議員范國威為首的民主黨少壯派2010年因不滿黨內主流派與中聯辦談判政改方案憤而退黨，民主黨於當區影響力已大不如前。民主黨雖有2008年劉慧卿帶領前綫系人馬來投，但自2016年劉慧卿交棒予林卓廷，林卓廷與黨內舊前綫系人馬之磨擦愈演愈烈。去年末新界東支部59人退黨，便直斥林卓廷「人格卑劣」、「毫無政治道德」，當中便以劉慧卿昔日愛將，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主席柯耀林為首。

本屆派出十人參戰的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亦於多區與民主派「撞區」，其中以都善選區關注組派出李栢棠對撼民主黨的莊榮輝，共同挑戰現任議員、專業動力的張展鵬，亦為觸發民主黨分裂之導火線。原因為多次出選中西區而高票落敗的莊榮輝，因轉投林卓廷空降將軍澳，而跟新界東支部的既有勢力發生齟齬，更在「撞區」問題上各不相讓，而令柯耀林最終率其團隊出走。另外本屆新增選區海晉，亦有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之趙志民跟新民主同盟黎煒棠「撞區」，加上專業動力的林樂儀，以及取態不明的無黨派劉偉卓及何金榮，成為當區競爭最激烈之一的五人混戰。

拆大台下的協調之難

選前民主動力曾努力試圖協調各個黨派之「撞區」問題不果，最終拒絕為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給予認證支持，反遭關注組批評勿以「大台」自居。事實上民主動力身為一個第三方協調機制，不論基於何等標準認證某一位民主派參選人而非另一位同區民主派參選人，皆必然會惹來參選人及其支持者不滿，批評其厚此薄彼，對於民主動力公正中立的協調者形象，一定會受到削弱。然而一旦沒有民主動力這類角色存在，民主派「撞區」情況亦很可能會更加嚴重。沒有民主動力所謂的認證，選民亦未必有「棄保」的憑據，集中票源予某一民主派候選人，以防因分票而讓建制派漁人得利。此可謂民主動力存在及其角色所面對之矛盾及其值得深思之地方。

今屆選舉西貢區另一特色，在於當區有一個相當有實力的「第三勢力」方國珊。本為自由黨成員、田北俊弟子的方國珊於2010年脫黨後參選日出康城所在的環保選區報捷後，以有別於傳統建制派的激烈行動反對擴建將軍澳堆填區而贏取聲望，被視為既非民主、亦非建制的中間派代表，更在多次立法會選舉及補選中取得不俗成績，以其智庫專業動力之名義，繼續擴大其在區內影響力。方國珊之例子證明不採取強烈政治主張，走中間路線的民生實力派，確有其生存空間。不過在反修例風波的非藍即黃的氛圍下，區議會選舉勢必政治化，方國珊避談政治、只講民生的策略是否仍能奏效？

有趣的是，當民主動力為協調民主派各派系「撞區」而頭痛不已，標榜既非民主、亦非建制的方國珊，其專業動力竟未如上屆一般受到建制派挑戰，反而紛紛「讓路」予專業動力參選人。此種「巧合」是否一種「默契」，抑或是建制派向方國珊之「統戰」手段則不得而知。然而當方國珊本人於環保北面對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的陳展浚及獨立民主派何梓聰，其前助理張美雄於環保南面對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的姜新華及自稱「獨立素人」的吳可淇，張展鵬於都善面對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的李栢棠及民主黨莊榮輝，陳繼偉於維景面對將向天晴葉子祈及報稱獨立民主派的黃成光，幾乎都是以一敵兩名民主派。可以肯定的是，在民主派內訌，建制派讓路下，方國珊及其專業動力的勝算應可再添一籌。

西貢區有民主派、「素人」、建制派、「第三勢力」眾多黨派山頭林立，出現「撞區」局面實屬正常。然而在區議會選舉單議席單票制度下，候選人要以簡單多數決勝出選舉，便必須要尋求跟立場相近之人士合作，以免贏選票輸議席的情況出現，此值得從政者深思，畢竟投身政治，合作本來便是重要一課。建制派與方國珊既能達成得微妙的「協調」，民主動力身為協調民主派候選人之機制，實在有需要再下苦功。

【註】范國威同區候選人為無黨派楊聰、戴卓然、劉志成；柯耀林同區候選人為民建聯莊元苳。

“新疆文件”说明了什么？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1121/china-xinjiang-documents/

近日泄露给《纽约时报》的文件不仅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新疆政策的依据和执行情况，新疆是中国西北部一个名义上的自治区。它们还打开了一扇窗，表明中国如今如何运转，无论是在党国体制的顶层还是更接近底层。这揭示了中共的两个特点：它的可怕权力和它的根本弱点。

从摘录的文件和报道中，我们得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2014年春季的三起恐怖袭击作出了强烈反应。此前，对于新疆的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及其他主要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党的政策大体上基于这样的理论，即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将消除任何异议。这种想法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认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由阶级关系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在2014年的袭击事件之后，习近平抛弃了这一想法，在一系列讲话中得出结论，事实证明，仅靠物质手段不足以平息新疆的分裂主义情绪。

习近平宣布，今后将有必要通过精神手段转变新疆穆斯林的思想。这引发了后来的一场大规模教化运动，清除习近平和中共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的“病毒”。在实际中，这一努力意味着针对伊斯兰信仰的日常表达（拥有《古兰经》、祈祷、戒烟戒酒、斋月期间禁食），甚至非汉族文化的世俗层面（比如维吾尔语和音乐）习近平还呼吁通过高科技系统和低技术的地面部队扩大监控范围。

在2016年8月，此前任西藏党委第一书记的陈全国接任新疆同一最高职位后的两年里，约35万人被捕和起诉，超过100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被法外拘禁以接受教化。一些被拘禁者后被转移到与拘禁营相关联的工厂，在那里他们被强迫低薪工作，有时甚至没有工资。

泄露文件中出现的一些最发人深省的启示，与接到强制执行习近平行动任务的当地汉族官员的反应有关。不出意外，当近2000英里外的北京党中央要求因涉嫌思想罪把数千名民众关起来时，在新疆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官员犹豫了。例如，我们详细了解了新疆西南部约80万人口的莎车县党委书记王勇智是如何与这一命令作斗争的。

王勇智可能不应被视为英雄。他确实在莎车县的拘禁营和其他安全基础设施上花了1.8亿美元，最初拘禁了2万人。但他最终释放了约7000名被拘禁者。中共在公开谴责王勇智的声明中指责他腐败。然而，根据一份泄露的党的报告和王勇智的认罪书，他说外界对当地情况知之甚少。他写道：“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

由于莎车县如此之多的劳动力被关起来，王勇智担心它的经济会下滑，他将无法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从而影响他的职业发展机会。王勇智似乎还怀疑，长期大规模拘留不会让维吾尔人热爱中国共产党（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许多家庭被拆散，成千上万的孩子被送到公立寄宿学校和孤儿院）。

持怀疑态度的不只王勇智一人。新疆的报纸提到，邻近的阿克陶县委书记谷文胜也被清洗。报纸没有透露，当地汉人官员反对中共的大规模拘禁政策是否出于良心的苛责。但它们表明，官员们出于实际理由进行了抵制——并因此受到处罚。事实上，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文件提到，对被怀疑未充分履行北京命令的新疆官员的行为进行了逾1.2万项调查。

就此而言，泄露的文件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庞大权力：党可以逮捕成千上万的人，无限期地拘禁他们，同时让其他公民保持沉默，迫使官员服从。但它们也暗示了它的弱点。

官员们不仅在暗中抵制高层施加的政策——现在，他们还泄露了这些能证明有罪的文件。但在边缘化和处罚这些人的过程中，中共不仅在吞噬自己：它还在向专家的意见宣战，剥夺自己对新疆当地情况的第一手知识。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中共再一次切断了与现实的联系，切断了执政所需的信息。

本文作者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是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著有《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历史》(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和《丝绸之路：一部简史》(The 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侍建宇：北京的反恐论述不符合新疆真实情况

http://rfi.my/4FlW.T

2019年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10周年。2009年6月底，广东韶关某工厂发生的一起汉人与维吾尔人斗殴事件引发连锁反应，几天后演变成一场严重的族群暴力冲突。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这起事件共造成197人死亡，另有1721人受伤。此后十年，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监控日渐加强，封锁信息流通的同时，近年来更有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披露，大批维吾尔人被非法关入一些再教育营。中国政府一度否认这些再教育营存在之后，承认在当地建立的是所谓职业培训中心。无论名称如何，这些封闭的中心关押的人数可能至少有上百万人。如此规模的非法拘押吸引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十年前的七五事件对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理解中国新疆政策十年来的演变？新疆境内的反恐形势是否如当局所说那样严峻？我们电话采访了一直关注新疆问题的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目前在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任教的侍建宇先生。

七•五事件是一个分水岭

法广：2019年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十周年。十年后再回首，这次事件究竟是一次什么性质的事件呢？这次事件对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有什么影响？

侍建宇：（政策）当然已经有了一些变动、一些调整。我想分几点来说。

如果从当地的情形来看，2009年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过去，尽管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管治、统治可能有一些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但是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恶劣。但在七五事件之后，新疆社会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变得非常清楚了。这是2009年七•五事件最重要的一点。当时，中国政府对应的策略，一方面是派遣张春贤担任党委书记，开始用怀柔策略，另一方面主要是想用经济发展的方法，来调试民族问题。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它认为七•五事件基本上是由于经济发展造成当地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后果。这是北京的角度看。北京认为，从１９７８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确在当地造成贫富不均，所以想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可是，事实上问题并不是那么单纯。经济矛盾当然有，但是也不能忘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民族问题存在。当地少数民族感觉，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９年七•五事件发生的时候，当地的汉族移民和当地政府并没有好好地照顾他们，社会问题就转变成了民族问题。而这种民族问题基本上到七•五事件发生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重新调整过来。

北京当然希望用经济的方法去调整，但似乎成效一直不好。

后来，我们都知道，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新疆各种暴力事件频繁不断。再加上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开始，新疆当地少数民族大规模向外迁徙，经过中南半岛，也就是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往土耳其方面移动。人数规模非常大，至少有两万人。

这个情形之后，北京发现情况不如当初预期，也就是在西部的跳跃式发展的经济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可能自２０１６年开始，就有了新疆再教育中心的设计。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解决。

当然，从２００９年的乌鲁木齐事件，到现在（的发展）来看的话，这些再教育中心的设立，对于北京政府来讲，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措施，它必须要通过这样方式来维持当地社会的稳定。但从当地人民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一种不公平、也不人道的做法。

法广：为什么中央政府以发展当地经济为主的措施没有奏效？

侍建宇：这又牵扯到几个问题。在２０１０年张春贤接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他使用的一些政策可能使得当地原来的统治阶级，也就是政府的干部不适应，完全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去用怀柔政策统治当地。同时，中国从东部调用很大经济资源往西部流动的时候，这些资源是不是能够公平地、适当地分配到应该照顾的人身上，好像也不是那么成功。所以，这个策略到２０１４年的时候就完全失败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的时候，当地几乎每个月都有暴力事件发生。这就牵扯到当地干部可能完全放松了管治，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怀柔”，就干脆不管了，产生了某种怠工的情形。甚至当时还产生了各种阴谋论。再加上当时有很多伊斯兰教（思潮）从外部传入，（当地）基本上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又有那么多人向外迁徙，这都已经被证实了。所以，２０１４年，中央的一次工作会议决定，这个政策推不下去了。事后我们也发现，张春贤被换掉了。现在的党委书记陈全国上台，开始了现在这种全面的再教育中心政策的实施。

中国政府的反恐论述不符合当地真实情况

法广：2013年、2014年开始有大批维吾尔族人向外迁徙，这些迁移的流向是哪些地方？他们只是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生活的环境呢？还是也有人流向了一些，比如冲突严重的地区？

侍建宇：向外迁移的原因很多。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对当地的社会生活环境不满，希望找到另外的好的生存地方。在一般维吾尔族人的心目中，可能土耳其是最好的去处。当然，他们到那里之后，可能不再这么认为，但在向外移出的时候，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很多人迁往土耳其。还有很少一部分人可能因为过去二、三十年受到了某些不公平对待，心怀对政府的不满，就加入了叙利亚反抗军的一些运作，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战场出现。

法广：再教育营措施和中央政府的反恐措施、和打击极端势力的政策有怎样的关联？

侍建宇：中国可能从（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之后，都是用反恐的话语论述，来讨论新疆的社会不安定情况。这不完全正确。因为在２０００年的时候，或许有很少部分人，大约几十个人，加入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但人数非常、非常少。那时候根本没有太多维吾尔武装分子存在。但中国通过联合国、通过美国，加入全球反恐战争的话语论述之后，把（新疆）问题往这边推，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地的真实情况。２００９年的七•五事件，因为是一次暴力冲突，政府又往这个话语论述上推，说有很多的恐怖分子……当时所指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这个组织。但这个组织事实上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定义上的恐怖组织。

这种论述一直延续到现在。对于那些再教育中心，中国政府依然说这是反恐措施，要想办法把这些所谓被恐怖主义影响的老百姓去极端化。当然，这种“去极端化”非常狭义，主要是针对他们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但是，信伊斯兰教的人是不是都是恐怖分子？当然不是。只是中国政府在２０１４年以后，一直用这样的话语论述，来讨论再教育营的内容。

我们不能否认，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开始有人向土耳其、叙利亚等地流动迁徙的时候，有些人加入了叙利亚反抗军的战场，也有非常少的人进入了所谓的伊斯兰国武装的阵地。的确有这些人存在。可是，这些人到底有多少能力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是值得质疑的。毕竟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有非常致命的威胁或攻击产生，反而是叫嚣的成分、国际宣传的成分、威吓的成分，大于实质的危害。这才是现实状况的描述。

法广：伊斯兰国武装节节败退的形势，造成不少圣战分子回流。这种形势与中国政府近年来大批关押维吾尔人的行动是否有什么关联？

侍建宇：这也不是很正确的说法。因为（圣战分子）回流很可能，需要经过层层关卡，各个国家的层层管制，并不是那么容易往中国回流、流窜。有些人可能流窜到东南亚，比如菲律宾南部或印尼等地。但人数也是非常少，能流窜会中国的更是极少数，真正的问题可能还是停留在叙利亚和土耳其。但是，中国以此作为总政策论述，来把再教育中心、再教育营政策合理化。

用反恐的论述当然有点太过夸张，不过，新疆伊斯兰教的发展可能的确对中国政府造成了一些“冲击”。我这里说的“冲击”是抽象的冲击，不是实质的损害。中国政府感觉没有办法管治这样的宗教形式发展，所以开始使用一种更极端的方法，想让他们把所有的伊斯兰宗教的运作和信仰方式全面去除掉。比如不许他们蓄留胡子，不准他们做礼拜，甚至还有消息传出来说强迫他们喝酒、吃猪肉、不准封斋等等。想用再教育营，告诉他们不能这样信仰宗教……这与其说是去极端化，不如说是去伊斯兰化，或去宗教化。当然，最后的目的，可能是希望他们变成所谓的“中国好公民”，让西部的人，尽管他们在民族识别身份上不同，但与汉人不要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有让他们学普通话或国语、让他们过北京认为的所谓“现代化的生活”，等等的措施。

强制同化政策能否得到预期效果值得怀疑

法广：就是一种强制性的汉化政策……

侍建宇：是强制性的同化政策，不一定是汉化政策。

法广：从这两年传出的消息，以及从各方媒体和人权组织的调查来看，新疆这些再教育营里可能有上百万人。还有说法人数更多。这些再教育营，真正走出来的人好像不多。这种政策的前途是什么呢？中国政府的目的是什么？要永久关押这些人么？

侍建宇：应该说再教育中心扩展到最大规模，大概是在２０１８年下半年。后来因为联合国的介入、一些人权组织的介入（新闻媒体对此可能并没有报道），情形开始有些放松。开始有一些比较“人道”的处理 当然不能说是“人道”，只不过是放缓了过去那种高压强制的情形。比如，开始有些人被释放回家，也有些人获得护照，如果当事人有些外国联系的话，他们可以离开中国，甚至回到中亚、去欧美等西方国家。是有一些放缓的措施，但让他们在这些再教育中心集体学习，不管是去宗教化，还是想办法把他们同化成北京理想中的中国公民的样子，这个步调并没有减缓。

从国际社会角度来看，在当前国际政治运作中，（国际社会）也很难去干预“中国内政“，毕竟新疆在法律上、在法理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一般西方国家，或者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只能想尽办法，让中国做出一些比较合理的调试，并没有办法让中国解散再教育营。

基本上在再教育营中的人都没有犯法。中国会不会关闭这些再教育营？目前看不太可能。这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同化或者说转化政策，中国政府似乎自2014起，直到现在，已经下定决心，想要实现这样的全面转化。这样的政策最后会不会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这是很令人质疑的。因为在过去，无论是在前苏联，或在其他地方，这样的转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带来一些改变，但是把一个民族完全同化、透过人类的这种大规模的高压政策的努力把他们完全转化，好像不太可能。

“一带一路”：新疆地位非常关键

法广：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与政府的新疆政策，两者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关系？

侍建宇：当然有非常大的影响。不能从短期来看，要从长期看。因为新疆在中国的“一带”，也就是丝路这个经济带上，地位非常关键。陆路向西，基本上都要经过新疆，然后进入中亚，或者向南，经过南亚，经过巴基斯坦、伊朗，再到土耳其。新疆的突厥族少数民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长远来看，如果能把这些人的政治身份、政治认同做一个完全的修改的话，中国将来可以透过他们在西部地区，也就是在欧亚大陆，做很多事情。当然这是中国希望得到的理想效果。实际上可不可以达到不知道。

另外，从区域或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新疆问题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但有些国家也做出了妥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所谓的穆斯林国家都没有对中国新疆再教育营政策在国际上发声。他们可能一定程度也愿意配合中国政策这样的发展，他们可能有实质的经济上的利益考量。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发出什么反抗的声音。这一点在过去两、三年体现得非常明显。

招募线人，强迫归国，扣押遣返：北京长臂伸向海外维族人

时间：2017年8月3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beijing-long-arm-control-overseas-uyghurs-20170802/3969939.html

华盛顿 — 流亡美国的维吾尔人伊利夏提不久前接到一通电话，一位在美国学习的维吾尔人说，有个自称新疆乌鲁木齐安全局的人给他打电话，以他在中国的母亲和姐姐做威胁。

“他们在电话中要求他要么回来，要么为他们工作。他说，你把知道的那边维吾尔人的情况告诉我。”

作为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过去几个月来，伊利夏提听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加州的一位维吾尔族学生也受到威胁，基本模式如出一辙。

“小伙子很着急，问我怎么办。我说拉黑，把微信从你的手机上去掉，切断和家里人的联系，”伊利夏提说，“我告诉他们全部通报给FBI，实际上也有两个人给FBI讲了，FBI也到他们家里。我要他们把对话录下来，全部转给了FBI。”

伊利夏提记得，以往中国安全部门也采取过类似手段，试图招募海外维吾尔人做线人，但是从来没有过像今年这样严重的情况，“特别是过去两个月，年轻人几乎每家都收到电话了。”

​“中共的手越来越长，”流亡德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多力坤·艾沙对美国之音说。

多力坤最近在罗马被警方短暂扣押。当时，他受邀在意大利参议院就有关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人的问题作证。

7月26日上午11点半左右，听证会前半个小时，多力坤来到参议院大楼门口，看到那里围了很多人，“我以为是记者，结果是意大利警察，”他说。

警察的手上都握着他的照片，核对过证件后，警察要多力坤跟他们走一趟。

他被带到三个多小时车程外的一个警察局，三四个警察在一间小屋子里向他问话。

“我问他们怎么回事，为什么带我来这里，我是德国公民。他说之前中国政府有accusation （指控），有个中国政府的通缉令，中国政府要求这样。”

2003年，中国公安部把多力坤列入“东突”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名单，并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红色通缉令。但是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看不到通缉多力坤的信息。

两个多小时的问讯、按指纹、拍照、联络德国政府后，意大利警方对他说，还要再联系国际刑警组织，才能决定要不要放人。

“我跟他们说，联系也没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负责人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多力坤说，“他们说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必须这么做。”

三个半小时后，多力坤获释了。他在意大利参议院第二天的活动也因据称的中国压力被迫取消。

7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多力坤·艾沙是国际刑警组织和中国警方红色通缉的恐怖分子，将其绳之以法是有关国家应尽的义务。”

过去，多力坤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麻烦。2009年他在韩国机场被移民官员扣留四天；2016年他入境印度的电子签证被拒。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曾称多力坤为“某些国家滥用红色通缉令的受害人。”

但是多力坤说，他从来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欧洲国家。

“意大利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法治国家，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发生这样的情况对我来说是很遗憾的，”他说。

不过，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认为，生活在西方的维吾尔人还是相对安全的，因为西方国家大都遵循法律，承认基本的人权价值观，不会听任中国政府摆布。

“但是亚洲的一些独裁国家，还有像埃及这种军政权国家，很容易被中国收买，中国政府给点钱，就要求他们逮捕、驱逐维吾尔人，”他说。

自2013年以来，马来西亚当局以“涉嫌恐怖主义”为名遣返了至少28名维吾尔人。2015年，泰国将100多名蒙着头套，带着手铐的维吾尔人押送回中国。

事态的最新的进展是，埃及安全部队正在大规模拘捕、遣返维吾尔留学生。

当地学生和活动人士对英国《金融时报》说，中国官员自5月起，向海外维吾尔族学生发出通知，要求他们立即回国。他们的父母往往已被当局扣押。

总部设在海牙的权益组织“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UNPO）的报告说，7月6日，埃及当局遣返了至少12名中国籍维吾尔族学生。目前仍有约150人被扣押，面临立即遣返。

报告说，“埃及各地的维吾尔族学生晚上不敢睡在自己的床上，害怕被从家中带走。这种恐惧也波及到那些已经在埃及生活了一段时间的维吾尔人家庭。他们担心无法继续获得合法居住的文件。”

该组织证实说，很多按规定主动回国的学生一到中国就立即被捕，家人无从知晓他们的下落。

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说： “ 有一个学生回去了，这是我知道的，回去以后就被放到学习班，然后就失踪。有一个是阿克苏（位于新疆西部）的维吾尔学生，他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他的母亲不停要求他回去。回去他被抓了，被判了五年还是六年徒刑。”

“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获得的最新消息说，两名维吾尔族青年男子的尸体近日被交还给家人。他们是18岁的阿布都热西提和21岁的阿拉法特。二人回到中国后就进了学习班，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为何死亡，死因为何。

该组织项目官员尼可莱塔·恩瑞莎从布鲁塞尔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强烈敦促结束这场运动，让这些学生能够在海外留学、生活。我们强烈谴责这些做法，”

中国和埃及官方对中国籍公民在埃及被拘押一事表示知情，但称这些人被拘押的原因是他们违反了移民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