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丽蓉（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东研究所副所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与巴以问题上的“袒以压巴”立场，使得基地组织、ISIS等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坐大并将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引向全球。
自“9·11”以来，伊斯兰教陷入内外双重困境。外：被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炒作为“伊斯兰恐怖论”议题后，伊斯兰教被污名化；内：被基地组织、塔利班、“伊斯兰国”（ISIS）等将伊斯兰复兴思潮和运动“泛圣战化”后，伊斯兰教被极端化。前者造成阿拉伯—伊斯兰问题陷入西方霸权语境，从而影响地区与国际热点问题的认知与解决进程；后者使得“伊斯兰是和平抑或暴力”这一重大问题凸显而影响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国家安全乃至全球治理的应对策略。
极端思想影响
伊斯兰教主张和平、中正，号召穆斯林在“谨守中道”（《古兰经》25:67）中“寻求一条适中的道路”（《古兰经》17:110），因为，“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以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作证你们”（《古兰经》2:2）。但自伊斯兰教诞生以来就存在极端主义思想、行为及其派别。
在伊斯兰思想史上，有三大圣战观对穆斯林精英阶层产生了深远影响。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认为，“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实为超越种族、民族、国家、地域等界限的伊斯兰信仰共同体世界，为此所采取的手段包括“圣战”与“宝剑”等。被称为“伊斯兰极端主义鼻祖”的赛义德·库特布认为，当今世界因否认了“真主主权”而仍属“蒙昧状态”，号召穆斯林以“迁徙圣战”的实际行动与“蒙昧状态”进行斗争，并在《路标》中向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出“解放全人类”的号召，强调“伊斯兰就其本质而言，本身就具有进行圣战的理由”。巴基斯坦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三大理论家之一的赛义德·毛杜迪在《伊斯兰圣战》中既强调“圣战是穆斯林的重要义务”，还表明具有自卫性和进攻性双重特性的伊斯兰“圣战”观，且在他的圣战观念中，穆斯林在进行“圣战”时可以采取包括杀戮在内的一切斗争方式。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的恐怖行动提供了行动方式上的理论支持。
伊斯兰教义被歪曲
伊斯兰教异化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原因极为复杂。就内因而言，主要包括：
首先是伊斯兰教义被歪曲，使得民间伊斯兰复兴运动被引向极端主义泥潭。“道成经典”的伊斯兰教，极为重视《古兰经》和圣训等伊斯兰文化原典的解读，但因伊斯兰文明阐释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影响了世界对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认知，尤其是伊斯兰核心概念的被误读导致了伊斯兰教义被歪曲，尤其是“乌玛”概念内涵边界的模糊化、“吉哈德”概念的暴力化后，产生了“圣战主义”，形成了穆斯林可通过暴力“圣战”这条捷径直接“进天园”、建立“伊斯兰国家”并回到“先知的乌玛时代”这一极端化的思想意识，以偷换概念的方式歪曲了伊斯兰教义，并将伊斯兰引向极端主义泥潭。
其次，自伊斯兰教建立以来，伊斯兰世界就存在着因解经分歧而引发的话语权激烈争夺，并出现刺杀哈里发或伊玛目的极端行为、以“圣战”为名的极端主义组织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排斥异己、封闭保守的极端主义思想等。
此外，在解决“伊斯兰公共事业”的“巴勒斯坦问题”上，以哈马斯为首的暴力“圣战”者成为抵抗伊斯兰共同敌人——以色列的“急先锋”，使得伊斯兰极端主义行为具有某种“合法性”与“道义性”，在一定意义上默许甚至鼓舞了全球伊斯兰复兴日趋极端化。
外部推手
就外因而言，美欧等西方大国既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有着历史的创伤记忆，又有着现实中的矛盾冲突，使得中东伊斯兰国家视西方大国为“撒旦”和“异教徒”，故“圣战”概念易被泛化和滥用，并最终沦为圣战主义，致使伊斯兰滑向极端主义。
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与巴以问题上的“袒以压巴”立场，使得基地组织、ISIS等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坐大并将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引向全球。
就伊斯兰极端势力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宣教鼓动型极端势力”，如印尼“伊斯兰祈祷团”精神领袖阿布·巴希尔等；“二是暴力恐怖型极端势力”，如职业杀手、雇佣军和亡命徒；“三是民族分裂型极端势力”，如车臣恐怖分子、“东突”分子等。近年来，受暴力“圣战”思潮影响且活跃在中亚、南亚的恐怖组织包括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哈里发斗士”、“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及其改头换面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等。
在美国历届政府的“干涉主义”至“新干涉主义”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以军事侵略、经济制裁、政权更迭等方式粗暴干涉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国家事务，造成仇美主义在全球蔓延以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境内的反政府力量迅速壮大，其中像ISIS等伊斯兰极端组织借此招兵买马、迅速发迹，成为伊斯兰教异化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助推器。
目前，伊斯兰极端主义正在向全球蔓延，并在中东、中亚、南亚、美欧乃至东南亚等地区出现了以基地组织、ISIS等为首的极端组织异常活跃的迹象，呈现出“中心—边缘”扩散的鲜明特征。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溯源性梳理，旨在认清“疆独”问题被国际化背后的“东突”势力已融入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的事实，其歪曲教义、屠杀无辜等反文明、反人类的极端之举，大大破坏了伊斯兰教的中正形象与和平本质，并对我国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造成重大冲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GJ033）、教育部哲社研究专项委托项目（12JF01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GJW021）、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和上海市一流学科政治学等的成果之一）
星期三, 12月 10, 2014
星期三, 11月 26, 2014
“伊斯兰国”如何影响世界
作者:董漫远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41104115721_all.html
“伊斯兰国”组织利用叙利亚、伊拉克乱局迅速崛起，已构成国际恐暴势力主干，不仅威胁叙伊两国政权，而且催生“溢出效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构成挑战。“伊斯兰国”的崛起打乱了美国的中东战略部署，迫使美国调整地区议程，将遏制“伊斯兰国”扩张作为优先事项。但是，美目前出台的相关举措局限性明显，恐难遏制“伊斯兰国”扩张势头，打击恐怖主义亟需扩大国际合作。
一、“伊斯兰国”已构成国际恐暴势力主干
自2014年6月以来，极端恐暴组织“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或ISIS，以下简称“伊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迅速扩张，既直接危及伊拉克政府的生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叙利亚战乱的性质，并产生域外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斗争目标不断升级
“伊黎”前身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QI)，成立于2004年初，只招募逊尼派极端分子，异教徒皈依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教义后也可加入，[1] 首任领导人是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斗争目标是将美军赶出伊拉克。2006年6月，扎卡维遭美军空袭身亡后，“基地”伊拉克分支选举阿布·阿卜杜拉·拉希德·巴格达迪(Abu Abdullah al-Rashid al-Baghdadi)为埃米尔，拥戴阿布·阿尤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为首席伊斯兰法学家， 并将“基地”伊拉克分支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I)，斗争目标扩展为在赶走美军的前提下，推翻亲美“傀儡政权”，将伊拉克变成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 [2] 2010年4月18日，巴格达迪和马斯里二人遭美军和伊政府军突袭，同时阵亡。“伊拉克伊斯兰国”于5月16日再次选举，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以绝对优势胜出，成为埃米尔并兼任首席伊斯兰法学家，大权独揽。[3] 巴格达迪自诩“先知穆罕默德后裔”，在“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内树立了绝对权威。在他的指挥下，该组织同时袭击美军、伊政府军和什叶派“迈赫迪军”，并策划和实施了对逊尼派清真寺的汽车炸弹攻击，随后“留下物证”嫁祸于什叶派，借此为教派冲突火上浇油。2011年底，美国从伊拉克撤出作战部队后，“伊拉克伊斯兰国”所面临的军事压力骤减。2013年初，巴格达迪决定抽调部分主力挺进叙利亚，将叙战乱演化为“伊斯兰圣战”，政治目标是推翻巴沙尔政权，在叙建立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统治。同年4月8日，巴格达迪将“伊拉克伊斯兰国”扩展为“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阿拉伯语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4] 该组织扩名标志“伊斯兰圣战”变为升级版，既要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也要在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灭亡背后有美国鼎力支持的以色列。巴格达迪称，不能因为美国是以色列的后盾，伊斯兰圣战者就不去灭亡以色列，“伊拉克伊斯兰国”已经在两河流域同美军较量过了，美军拿伊斯兰圣战者毫无办法，否则他们就不会从伊拉克“滚蛋”。[5]
“伊黎”宣布成立后，重创叙政府军和“叙利亚自由军”(世俗主义反政府武装)，控制了叙北部和东北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巴格达迪野心膨胀，要求在叙作战的“支持阵线”(al-Nusra Front)归顺“伊黎”。“支持阵线”头目贾拉尼请求“基地”总部掌门人扎瓦赫里进行仲裁。扎瓦赫里裁定，“伊拉克伊斯兰国”扩名违背伊斯兰法，试图吞并“支持阵线”更不会得到真主同意，责令巴格达迪将本组织活动范围严格限定在伊拉克境内。巴格达迪拒绝接受扎瓦赫里的裁定，命令所属各部解除“支持阵线”武装。2014年1月，“伊黎”发起德尔祖尔和拉卡两大战役，造成“支持阵线”被逐出拉卡省，80%的武装人员投降。为此，扎瓦赫里宣布“基地”总部断绝与巴格达迪的一切关系。
德尔祖尔和拉卡两大战役，确立了“伊黎”在叙利亚的根据地。鉴于这种形势，巴格达迪决定打通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大战场的联系。从2014年6月开始，“伊黎”抽调半数主力，东进伊拉克，攻克摩苏尔、提克里特、费卢杰等重镇，控制尼尼微、萨拉赫丁等省的大部地区，逼近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并控制伊叙、伊约边界的全部过境点。6月29日，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宣布，“伊黎”更名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简称“伊斯兰国”)，疆域不仅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OIC)所有成员国，还包括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和中国新疆。巴格达迪自封为“哈里发”，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服从他的统治。巴格达迪号召追随者“征服罗马和西班牙”，[6] “把真主的旗帜插上白宫”，“几年内占领新疆”，进而“获得全世界”。 [7]
(二)极端和凶残程度超过其他恐怖组织
自2004年成立至2014年8月底，伊拉克境内发生的绝大多数针对平民的恐暴活动，都是刚改名的“伊斯兰国”所为。从2013年初至2014年8月底，叙利亚境内半数以上针对百姓的恐暴袭击，也是“伊斯兰国”所为。为了打造和传播“伊斯兰圣战”的威慑力，该组织重视以血淋淋的行动来扩展影响，旨在从精神上摧毁对手和民众的意志，尽快成为“易卜拉欣哈里发”(Caliph Ibrahim，即巴格达迪)的顺民。例如，2014年6月15日，“伊黎”攻克尼尼微省塔勒阿法尔市，将被俘的1700名伊军官兵“以残忍方式”集体处死，并将视频传播到网络上;[8] 7月17日，“伊斯兰国”占领叙利亚霍姆斯省沙尔天然气田，将270名叙军官兵集体处死，尽管一些官兵求饶，但未能唤起刽子手的恻隐之心;[9] 7月28日，斋月结束之际，“伊斯兰国”在网络上播出长达半小时的录像，内容是摧毁摩苏尔和巴格达郊外什叶派清真寺，以及大量处死什叶派百姓的血腥镜头;从8月5日开始，“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辛贾尔地区对亚兹迪人展开种族清洗，对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的男子一律斩尽，女子则一律变为性奴，“分配”给恐暴分子，约5万亚兹迪人被迫逃往山区;8月19日和9月2日，“伊斯兰国”在网络上公布美国记者弗利和斯蒂芬被斩首的视频，要挟美国停止空袭，否则“还将处死美国人”。
(三)跃升为全球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
从2014年6月开始，“伊斯兰国”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其武装人员由1万余人扩编到9万多人(叙境内5万多人，伊境内3万多人)，[10] 控制区域达26万平方公里，暂时“定都”叙利亚的拉卡。
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构成看，骨干来自原“基地”伊拉克分支和车臣伊斯兰武装，后来吸纳了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圣战者”，这部分人的数目大约3000人，包括具有欧美公民身份的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以及皈依伊斯兰教的几十名欧美“纯种白人”，还包括几十名“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恐怖分子。自2013年7月以来，“伊斯兰国”劫持了多座监狱，除了能够从伊斯兰法角度提供“特殊理由”者，所有囚犯都被要求成为“圣战者”，否则格杀勿论。[11] 另外，“伊斯兰国”接收了数千名原萨达姆时期的军政人员和哗变的叙军官兵。
从财力看，沙特、卡塔尔等国的一些伊斯兰基金会为“伊斯兰国”提供长期资助，为此时任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公开指责沙、卡等国，而沙、卡王室不承认“有官方资助”。[12] 实际上，来自沙、卡等国的资助已无法满足“伊斯兰国”扩张的需要，该组织主要运行资金来自“战场创收”，包括每攻占一座城镇，都要将银行和珠宝店洗劫一空，同时倒卖文物;在所控区域征税，拒绝交税者将被处死;设关卡向过往车辆收“买路钱”;占领叙伊油气田和电站后，转而向土耳其、黎巴嫩、约旦等国出售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而获利。伊拉克情报机构估计，“伊斯兰国”目前资产约20亿美元，包括抢劫摩苏尔银行所获得的4.3亿美元现钞和大量金条。
从装备水平看，“伊斯兰国”在伊叙夺取了十余座政府军武器库，获得大量军事装备。就其拥有的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防空武器等的数量和打击力而言，已经超过“基地”总部、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车臣伊斯兰武装等其他激进武装。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国”占据了叙利亚塔布卡空军基地和伊拉克摩苏尔机场，获得了十余架“黑鹰”直升机和几十架米格—23战机。巴格达迪称，受“9·11”事件启发，“伊斯兰国”将让这些飞机“派上用场”。[13]
(四)引来全球恐暴势力效仿
“伊斯兰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崛起和壮大，令世界各地恐暴组织刮目相看，一些组织已表示服从，另一些组织表示“愿借鉴成功经验”。例如，车臣伊斯兰武装主力之一“迁徙者支持军”(JMA)头目阿布·奥马尔·希沙尼(Abu Omar al-Shishani)于2013年11月宣布该组织效忠巴格达迪，在“伊黎”扩名为“伊斯兰国”后，希沙尼又宣布车臣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2014年7月，尼日利亚“博科圣地”(Boko Haram)头目阿布巴卡尔·舍考(Abubakar Shekau)宣布，该组织效忠巴格达迪，尼日利亚、喀麦隆、尼日尔、乍得等国将并入“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疆域。2014年7月8日，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哈里发运动”(Tehrik-e-Khilafat)宣布效忠巴格达迪，并宣称南亚次大陆和呼罗珊地区将成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14]
与此同时，“基地”各分支及伊斯兰世界另外一些恐暴组织，如印尼“伊斯兰团”、菲律宾阿布萨亚夫武装、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虽未表示效忠巴格达迪，但都承认“伊斯兰国”的斗争经验值得借鉴。另外，“伊斯兰国”与“基地”总部、巴格达迪与扎瓦赫里之间的反目，造成“基地”系统的分裂。“基地”阿拉伯半岛、马格里布、西奈、索马里等分支都拒绝宣布与“伊斯兰国”为敌，说明“基地”总部和扎瓦赫里对各分支严重失控。
二、“伊斯兰国”崛起产生“溢出效应”
“伊斯兰国”在叙伊两国崛起，打破了西亚北非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强拧地区形势偏离原有走向，并对域外产生“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
(一)同时损害各攸关方的利益
“伊斯兰国”树敌很多，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包括异教徒、无神论者及其政权，美欧俄等属于异教徒范畴，中国属于无神论政权。根据这一划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和国家都属于“伊斯兰的敌人”。当然，对敌人并不是要杀绝，只要皈依伊斯兰教，就可以变成“自己人”。第二类主要指伊斯兰教的“叛徒”，包括叛徒个体和叛徒政权。由于“伊斯兰国”是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潮与运动，笃信“圣战萨拉菲”教义，因此什叶派教理教法被视为异端邪说，什叶派必须皈依逊尼派，否则就将被视为伊斯兰教的“叛徒个体”。什叶派掌权的国家是“违背伊斯兰法的”，属于“叛徒政权”，必须予以推翻。根据这一划分，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的国家政权均必须推翻。按照马斯里和巴格达迪的宗教解释，不但什叶派个体和政权是“伊斯兰的敌人”，且逊尼派中也存在大量“叛徒个体”和“叛徒政权”。除了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埃及和东南亚的“伊斯兰团”(Jemaah Islamiah)、“基地”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菲律宾“班萨摩洛伊斯兰解放斗士”(BIFF)、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等思潮、运动和组织外，余者均为“离经叛道政权”，是伊斯兰圣战的对象，因此伊斯兰世界亟待拯救和改造。
“伊斯兰国”以伊叙两国为依托扩展疆域，首先挑战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因为在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将使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地缘政治和“民主改造”成果化为乌有。该组织决意灭亡以色列，也是美国所不能允许的。“伊斯兰国”开展的伊斯兰圣战，直接挤压“什叶派新月地带”，挑战了伊朗的地缘战略利益。“伊斯兰国”致力于推翻巴沙尔政权，挑战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伊斯兰国”发誓占领新疆，对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构成潜在威胁。
(二)打乱美国中东战略部署
其一，迫使美国推迟更迭巴沙尔政权的时间表。2013年9月以来，美国利用俄罗斯“化武换和平”倡议，迫使叙交出化武并参加了涉及“政治过渡”的日内瓦会议。美国的算盘是，一旦叙同意排斥巴沙尔的“政治过渡”安排，则低成本“政权更迭”就实现了。如叙拒绝，则以2013年“8·21化武事件”等为由，推动海牙国际法院向巴沙尔发出含有相关指控的逮捕令，限期答复，逾期便实施外部武力干预，支持“叙利亚自由军”等推翻巴沙尔。目前，由于叙军与“伊斯兰国”正在较量，美国希望“借刀杀人”，因此“政权更迭”事宜推迟。2014年6月巴沙尔启动大选并“蝉联总统”，挑战了日内瓦“政治过渡”进程。
其二，废除伊朗“核武功”一事推迟，代之以与伊朗寻求妥协和利益交换。2013年11月24日，伊核问题六方与伊朗达成第一阶段措施协议，伊朗承诺停止5%浓度以上的铀加工，不再增加离心机。作为交换，美欧承诺部分解除对伊制裁。六方与伊朗同意从2014年1月24日起落实协议，并同意为达成最终协议展开谈判。截止7月24日，六方与伊朗遵守了承诺。2014年5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议，同意采取5项措施，以增加核计划的“透明度”。2014年9月1日，伊朗外长扎里夫与欧盟外交代表阿什顿会晤。扎里夫称，他对在2014年11月24日前与六方达成最终协议“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鲁哈尼呼吁“开展国际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恐怖武装。与伊朗积极态度相比，阿拉伯国家除口头谴责“伊斯兰国”暴行外，囿于内外因素制约，不愿为打击“伊斯兰国”做出实质性贡献，特别是军事贡献。在伊朗有能力和意愿打击“伊斯兰国”的情况下，与伊朗开展“有限合作”就成为奥巴马政府最终选项之一。伊朗通过支持阿巴迪组阁一事，已经向美示好，而交换条件就是彻底解除美欧制裁和对“和平利用核能”持宽容态度。从种种迹象看，美伊在打击“伊斯兰国”和核问题最终协议方面的妥协空间在增大。
其三，遏制“伊斯兰国”扩张成为地区政策优先。美国已要求阿拉伯国家表明对“伊斯兰国”的态度，堵截本国极端分子与“伊斯兰国”的联系，并向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允诺，将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持这些国家阻隔“基地”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与“伊斯兰国”的勾连，支持它们取缔本国穆兄会和其他宗教极端组织。
(三)亚非两洲出现大范围动荡
在亚非各类恐暴组织中，学习和借鉴“伊斯兰国”斗争经验成为时髦。阿富汗塔利班发动“秋季攻势”， 9月初在加兹尼等省重创政府军。巴基斯坦塔利班在开伯尔山口等险要地段伏击北约车队，屡屡得手。印尼“伊斯兰团”宣布，成立东南亚“伊斯兰国”，疆域拟从印尼扩展到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文莱。尼日利亚“博科圣地”从2014年8月中旬起，沿尼喀、尼乍边界向首都阿布贾推进，已造成65万民众流离失所。在利比亚，以米苏拉塔民兵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武装和以津坦民兵为代表的世俗主义武装，围绕机场和炼油厂的争夺战日益激烈，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也门、索马里、肯尼亚、乍得等国的安全局势也在恶化。
三、“伊斯兰国”发展前景
“伊斯兰国”将美国列为主要敌人，其崛起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相撞，双方较量实属必然，只是彼此“亮剑”之快出乎各方预料。自2014年8月7日奥巴马宣布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目标展开空袭以来，该组织调整战术，灵活与美周旋，不但避免了主力遭创，且成倍扩编了队伍。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扩张势头强劲，在德尔祖尔以南地区顶住了政府军攻势，在幼发拉底河北岸地区压缩了“叙利亚自由军”的实控区域，不断收编一些小股反政府武装。
2014年9月11日，奥巴马宣布了打击“伊斯兰国”的补充措施，包括：其一，将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范围由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其二，组建遏制“伊斯兰国”扩张的国际联盟，由西方盟国、北约成员、西亚北非地区伙伴组成。美要求西方盟国和北约成员向伊政府军、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自由军”等提供武器弹药、情报、人员培训支持，加强入境管控，严防“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向欧美渗透，要求包括埃及、约旦、黎巴嫩以及海合会6国在内的地区伙伴，切断本国宗教基金会对“伊斯兰国”的资助，把好出入境关，严防本国极端分子前往叙伊两国，堵截“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入境建立恐暴分支;其三，向伊拉克增派475名军人，使驻伊美军顾问及特战队员总数增至1700人，其使命是保卫美驻伊机构和公民安全，指导伊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反恐，并择机猎杀“伊斯兰国”主要头目。
但是，上述措施很难根除“伊斯兰国”恐暴组织，甚至阻遏不住其继续扩张，原因如下：
1，西亚北非各类基本矛盾为“伊斯兰国”的繁衍和扩张提供了条件。这些矛盾包括社会公平正义严重缺失，贫富鸿沟扩大，政府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西方利益服务，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加剧，大量青年失业，官员普遍贪腐，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美国偏袒以色列并在“民主”、“人权”、“反恐防扩”等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冲击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笃信等。这些矛盾已经长期存在，难以得到根本解决。针对这些矛盾，“伊斯兰国”主张“拯救和改造”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在广大穷人和弱势群体中有号召力。
2，“伊斯兰国”战斗力超过伊军、叙军、库尔德武装和“叙自由军”，在没有外部强大地面部队介入的情况下，仅凭美军空袭无法重创“伊斯兰国”有生力量。但是，奥巴马已数次强调美国不会派出地面部队，而美国不带头，就很难指望其盟国和地区伙伴派出地面部队。
3，美国将空袭范围扩至叙利亚，即将陷入窘境。如空袭只针对“伊斯兰国”，则是在帮巴沙尔政权和伊朗的忙;如果同时空袭叙军和“伊斯兰国”目标，在没有安理会决议授权的情况下，则构成对叙主权的侵犯，美国不仅在政治和道义上要“失分”，而且既推翻不了巴沙尔政权，也剿灭不了“伊斯兰国”。
四、结语
“伊斯兰国”的崛起已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国际社会期待尽快遏制该组织的蔓延。早在2004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就认定“伊斯兰国”的前身“基地”伊拉克分支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基地”伊拉克分支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09年5月5日认定“伊拉克伊斯兰国”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当巴格达迪将“伊拉克伊斯兰国”更名为“伊黎”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14年5月13日认定“伊黎”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2014年6月29日，巴格达迪将“伊黎”扩展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联合国安理会又于2014年7月30日认定“伊斯兰国”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除联合国安理会外，美、英、法、德、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沙特、阿盟等也将“伊斯兰国”认定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
目前，美国主导着打击“伊斯兰国”的进程，但如果美国不扩大国际合作，包括寻求与伊朗、俄罗斯甚至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合作，既无法遏制“伊斯兰国”的扩张势头，也无法阻止“伊斯兰国”把“圣战”延伸到更多的阿拉伯国家。摒弃冷战思维及“零和”观念，或许有助于应对“伊斯兰国”的挑战。
中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反恐问题上历来旗帜鲜明。2014年8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打击“伊黎”等恐怖组织的2170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当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使表示，“伊黎”等恐怖组织对中东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呼吁各国认真执行第2170号决议，切断上述恐怖组织从外界获得人员、武器和资金支持，遏制恐怖主义在伊拉克等国进一步蔓延，维护中东与世界的和平稳定。[15]
[1]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Islamic_State_of_Iraq_and_Syria.(上网时间：2014年6月2日)
[2] Bill Roggio， “The Rump Islamic Emirate of Iraq，” The Long War Journal， October 16， 2006， http：//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06/10/the_rump_islamic_emi.php.(上网时间：2014年6月2日)
[3] “Abu Bakr al-Baghdadi，”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Abu_Bakr_al-Baghdadi.(上网时间：2014年6月2日)
[4] “黎凡特”是英语地理概念，“沙姆”是阿拉伯语地理概念，均指包括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在内的东地中海地区。
[5] “ISI Confirms that Jabhat Al-Nusra Is Its Extension in Syria， Declares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 As New Name of Merged Group，” 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April 8， 2013， http：//www.memri.org/report/en/0/0/0/0/0/0/7119.htm.(上网时间：2014年6月16日)
[6] Jessica Elgot， “ISIS Head Abu Bakr al-Baghdadi Warns ‘We Will Conquer Rome’，” The Huffington Post， July 2， 2014， http：//www.huffingtonpost.co.uk/2014/07/02/rome-conquer-islam_n_5550646.html. (上网时间：2014年7月3日)
[7] “A Message to the Mujahidin and the Muslim Ummah in the Month of Ramadan from Amir Ul Mu’minin Abu Bakr Al-Husayni Al-Qurashi Al-Baghdadi，” July 1， 2014， http：//triceratops.brynmawr.edu/dspace/bitstream/handle/10066/14241/ABB20140701.pdf?sequence=1. (上网时间：2014年7月3日)
[8] “ISIS Claims Execution of 1，700 Iraqi Soldiers; Over 4500 Captured，” The Shia Post， June 13， 2014， http：//en.shiapost.com/2014/06/13/isis-claims-execution-of-1700-iraqi-soldiers-over-4500-captured.(上网时间：2014年8月26日)
[9] “Islamic State Killed 270 during Syrian Gas Field Takeover，” Reuters， July 19，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7/19/syria-crisis-attack-idUSL6N0PU04120140719.(上网时间：2014年8月26日)
[10] “Islamic State ‘Has 50，000 Fighters in Syria’，” Al Jazeera. August 19， 2014， 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4/08/islamic-state-50000-fighters-syria-2014819184258421392.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26日)
[11] “Iraq： Hundreds Escape from Abu Ghraib Jail，” Associated Press， July 22，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jul/22/iraq-prison-attacks-kill-dozens.(上网时间：2014年8月26日)
[12] “Iraqi PM Maliki Says Saudi， Qatar Openly Funding Violence in Anbar，” Reuters， March 9，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3/09/us-iraq-saudi-qatar-idUSBREA2806S20140309.(上网时间：2014年8月27日)
[13] “Al Qaeda Militants Captures US Black Hawk Helicopters in Iraq，” Zero Hedge， June 10， 2014， http：//www.zerohedge.com/news/2014-06-10/al-qaeda-militants-capture-us-blackhawk-helicopters-iraq.(上网时间：2014年6月14日);“Iraq’s Terrorists Are Becoming a Full-Blown Army，” The Daily Beast， 11 June 2014，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4/06/11/iraq-s-terrorists-are-becoming-a-full-blown-army.html.(上网时间：2014年7月15日)
[14] “Pakistani Terror Group Swears Allegiance to Islamic State，” The Telegraph， July 9， 2014，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pakistan/10955563/Pakistani-terror-group-swears-allegiance-to-Islamic-State.html.(上网时间：2014年7月15日)
[15] “中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014年8月15日，http：//www.china-un.org/chn/hyyfy/t1183246.htm。(上网时间：2014年8月27日)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41104115721_all.html
“伊斯兰国”组织利用叙利亚、伊拉克乱局迅速崛起，已构成国际恐暴势力主干，不仅威胁叙伊两国政权，而且催生“溢出效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构成挑战。“伊斯兰国”的崛起打乱了美国的中东战略部署，迫使美国调整地区议程，将遏制“伊斯兰国”扩张作为优先事项。但是，美目前出台的相关举措局限性明显，恐难遏制“伊斯兰国”扩张势头，打击恐怖主义亟需扩大国际合作。
一、“伊斯兰国”已构成国际恐暴势力主干
自2014年6月以来，极端恐暴组织“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或ISIS，以下简称“伊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迅速扩张，既直接危及伊拉克政府的生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叙利亚战乱的性质，并产生域外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斗争目标不断升级
“伊黎”前身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QI)，成立于2004年初，只招募逊尼派极端分子，异教徒皈依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教义后也可加入，[1] 首任领导人是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斗争目标是将美军赶出伊拉克。2006年6月，扎卡维遭美军空袭身亡后，“基地”伊拉克分支选举阿布·阿卜杜拉·拉希德·巴格达迪(Abu Abdullah al-Rashid al-Baghdadi)为埃米尔，拥戴阿布·阿尤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为首席伊斯兰法学家， 并将“基地”伊拉克分支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I)，斗争目标扩展为在赶走美军的前提下，推翻亲美“傀儡政权”，将伊拉克变成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 [2] 2010年4月18日，巴格达迪和马斯里二人遭美军和伊政府军突袭，同时阵亡。“伊拉克伊斯兰国”于5月16日再次选举，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以绝对优势胜出，成为埃米尔并兼任首席伊斯兰法学家，大权独揽。[3] 巴格达迪自诩“先知穆罕默德后裔”，在“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内树立了绝对权威。在他的指挥下，该组织同时袭击美军、伊政府军和什叶派“迈赫迪军”，并策划和实施了对逊尼派清真寺的汽车炸弹攻击，随后“留下物证”嫁祸于什叶派，借此为教派冲突火上浇油。2011年底，美国从伊拉克撤出作战部队后，“伊拉克伊斯兰国”所面临的军事压力骤减。2013年初，巴格达迪决定抽调部分主力挺进叙利亚，将叙战乱演化为“伊斯兰圣战”，政治目标是推翻巴沙尔政权，在叙建立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统治。同年4月8日，巴格达迪将“伊拉克伊斯兰国”扩展为“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阿拉伯语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4] 该组织扩名标志“伊斯兰圣战”变为升级版，既要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也要在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灭亡背后有美国鼎力支持的以色列。巴格达迪称，不能因为美国是以色列的后盾，伊斯兰圣战者就不去灭亡以色列，“伊拉克伊斯兰国”已经在两河流域同美军较量过了，美军拿伊斯兰圣战者毫无办法，否则他们就不会从伊拉克“滚蛋”。[5]
“伊黎”宣布成立后，重创叙政府军和“叙利亚自由军”(世俗主义反政府武装)，控制了叙北部和东北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巴格达迪野心膨胀，要求在叙作战的“支持阵线”(al-Nusra Front)归顺“伊黎”。“支持阵线”头目贾拉尼请求“基地”总部掌门人扎瓦赫里进行仲裁。扎瓦赫里裁定，“伊拉克伊斯兰国”扩名违背伊斯兰法，试图吞并“支持阵线”更不会得到真主同意，责令巴格达迪将本组织活动范围严格限定在伊拉克境内。巴格达迪拒绝接受扎瓦赫里的裁定，命令所属各部解除“支持阵线”武装。2014年1月，“伊黎”发起德尔祖尔和拉卡两大战役，造成“支持阵线”被逐出拉卡省，80%的武装人员投降。为此，扎瓦赫里宣布“基地”总部断绝与巴格达迪的一切关系。
德尔祖尔和拉卡两大战役，确立了“伊黎”在叙利亚的根据地。鉴于这种形势，巴格达迪决定打通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大战场的联系。从2014年6月开始，“伊黎”抽调半数主力，东进伊拉克，攻克摩苏尔、提克里特、费卢杰等重镇，控制尼尼微、萨拉赫丁等省的大部地区，逼近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并控制伊叙、伊约边界的全部过境点。6月29日，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宣布，“伊黎”更名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简称“伊斯兰国”)，疆域不仅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OIC)所有成员国，还包括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和中国新疆。巴格达迪自封为“哈里发”，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服从他的统治。巴格达迪号召追随者“征服罗马和西班牙”，[6] “把真主的旗帜插上白宫”，“几年内占领新疆”，进而“获得全世界”。 [7]
(二)极端和凶残程度超过其他恐怖组织
自2004年成立至2014年8月底，伊拉克境内发生的绝大多数针对平民的恐暴活动，都是刚改名的“伊斯兰国”所为。从2013年初至2014年8月底，叙利亚境内半数以上针对百姓的恐暴袭击，也是“伊斯兰国”所为。为了打造和传播“伊斯兰圣战”的威慑力，该组织重视以血淋淋的行动来扩展影响，旨在从精神上摧毁对手和民众的意志，尽快成为“易卜拉欣哈里发”(Caliph Ibrahim，即巴格达迪)的顺民。例如，2014年6月15日，“伊黎”攻克尼尼微省塔勒阿法尔市，将被俘的1700名伊军官兵“以残忍方式”集体处死，并将视频传播到网络上;[8] 7月17日，“伊斯兰国”占领叙利亚霍姆斯省沙尔天然气田，将270名叙军官兵集体处死，尽管一些官兵求饶，但未能唤起刽子手的恻隐之心;[9] 7月28日，斋月结束之际，“伊斯兰国”在网络上播出长达半小时的录像，内容是摧毁摩苏尔和巴格达郊外什叶派清真寺，以及大量处死什叶派百姓的血腥镜头;从8月5日开始，“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辛贾尔地区对亚兹迪人展开种族清洗，对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的男子一律斩尽，女子则一律变为性奴，“分配”给恐暴分子，约5万亚兹迪人被迫逃往山区;8月19日和9月2日，“伊斯兰国”在网络上公布美国记者弗利和斯蒂芬被斩首的视频，要挟美国停止空袭，否则“还将处死美国人”。
(三)跃升为全球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
从2014年6月开始，“伊斯兰国”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其武装人员由1万余人扩编到9万多人(叙境内5万多人，伊境内3万多人)，[10] 控制区域达26万平方公里，暂时“定都”叙利亚的拉卡。
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构成看，骨干来自原“基地”伊拉克分支和车臣伊斯兰武装，后来吸纳了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圣战者”，这部分人的数目大约3000人，包括具有欧美公民身份的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以及皈依伊斯兰教的几十名欧美“纯种白人”，还包括几十名“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恐怖分子。自2013年7月以来，“伊斯兰国”劫持了多座监狱，除了能够从伊斯兰法角度提供“特殊理由”者，所有囚犯都被要求成为“圣战者”，否则格杀勿论。[11] 另外，“伊斯兰国”接收了数千名原萨达姆时期的军政人员和哗变的叙军官兵。
从财力看，沙特、卡塔尔等国的一些伊斯兰基金会为“伊斯兰国”提供长期资助，为此时任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公开指责沙、卡等国，而沙、卡王室不承认“有官方资助”。[12] 实际上，来自沙、卡等国的资助已无法满足“伊斯兰国”扩张的需要，该组织主要运行资金来自“战场创收”，包括每攻占一座城镇，都要将银行和珠宝店洗劫一空，同时倒卖文物;在所控区域征税，拒绝交税者将被处死;设关卡向过往车辆收“买路钱”;占领叙伊油气田和电站后，转而向土耳其、黎巴嫩、约旦等国出售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而获利。伊拉克情报机构估计，“伊斯兰国”目前资产约20亿美元，包括抢劫摩苏尔银行所获得的4.3亿美元现钞和大量金条。
从装备水平看，“伊斯兰国”在伊叙夺取了十余座政府军武器库，获得大量军事装备。就其拥有的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防空武器等的数量和打击力而言，已经超过“基地”总部、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车臣伊斯兰武装等其他激进武装。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国”占据了叙利亚塔布卡空军基地和伊拉克摩苏尔机场，获得了十余架“黑鹰”直升机和几十架米格—23战机。巴格达迪称，受“9·11”事件启发，“伊斯兰国”将让这些飞机“派上用场”。[13]
(四)引来全球恐暴势力效仿
“伊斯兰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崛起和壮大，令世界各地恐暴组织刮目相看，一些组织已表示服从，另一些组织表示“愿借鉴成功经验”。例如，车臣伊斯兰武装主力之一“迁徙者支持军”(JMA)头目阿布·奥马尔·希沙尼(Abu Omar al-Shishani)于2013年11月宣布该组织效忠巴格达迪，在“伊黎”扩名为“伊斯兰国”后，希沙尼又宣布车臣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2014年7月，尼日利亚“博科圣地”(Boko Haram)头目阿布巴卡尔·舍考(Abubakar Shekau)宣布，该组织效忠巴格达迪，尼日利亚、喀麦隆、尼日尔、乍得等国将并入“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疆域。2014年7月8日，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哈里发运动”(Tehrik-e-Khilafat)宣布效忠巴格达迪，并宣称南亚次大陆和呼罗珊地区将成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14]
与此同时，“基地”各分支及伊斯兰世界另外一些恐暴组织，如印尼“伊斯兰团”、菲律宾阿布萨亚夫武装、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虽未表示效忠巴格达迪，但都承认“伊斯兰国”的斗争经验值得借鉴。另外，“伊斯兰国”与“基地”总部、巴格达迪与扎瓦赫里之间的反目，造成“基地”系统的分裂。“基地”阿拉伯半岛、马格里布、西奈、索马里等分支都拒绝宣布与“伊斯兰国”为敌，说明“基地”总部和扎瓦赫里对各分支严重失控。
二、“伊斯兰国”崛起产生“溢出效应”
“伊斯兰国”在叙伊两国崛起，打破了西亚北非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强拧地区形势偏离原有走向，并对域外产生“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
(一)同时损害各攸关方的利益
“伊斯兰国”树敌很多，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包括异教徒、无神论者及其政权，美欧俄等属于异教徒范畴，中国属于无神论政权。根据这一划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和国家都属于“伊斯兰的敌人”。当然，对敌人并不是要杀绝，只要皈依伊斯兰教，就可以变成“自己人”。第二类主要指伊斯兰教的“叛徒”，包括叛徒个体和叛徒政权。由于“伊斯兰国”是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潮与运动，笃信“圣战萨拉菲”教义，因此什叶派教理教法被视为异端邪说，什叶派必须皈依逊尼派，否则就将被视为伊斯兰教的“叛徒个体”。什叶派掌权的国家是“违背伊斯兰法的”，属于“叛徒政权”，必须予以推翻。根据这一划分，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的国家政权均必须推翻。按照马斯里和巴格达迪的宗教解释，不但什叶派个体和政权是“伊斯兰的敌人”，且逊尼派中也存在大量“叛徒个体”和“叛徒政权”。除了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埃及和东南亚的“伊斯兰团”(Jemaah Islamiah)、“基地”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菲律宾“班萨摩洛伊斯兰解放斗士”(BIFF)、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等思潮、运动和组织外，余者均为“离经叛道政权”，是伊斯兰圣战的对象，因此伊斯兰世界亟待拯救和改造。
“伊斯兰国”以伊叙两国为依托扩展疆域，首先挑战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因为在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将使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地缘政治和“民主改造”成果化为乌有。该组织决意灭亡以色列，也是美国所不能允许的。“伊斯兰国”开展的伊斯兰圣战，直接挤压“什叶派新月地带”，挑战了伊朗的地缘战略利益。“伊斯兰国”致力于推翻巴沙尔政权，挑战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伊斯兰国”发誓占领新疆，对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构成潜在威胁。
(二)打乱美国中东战略部署
其一，迫使美国推迟更迭巴沙尔政权的时间表。2013年9月以来，美国利用俄罗斯“化武换和平”倡议，迫使叙交出化武并参加了涉及“政治过渡”的日内瓦会议。美国的算盘是，一旦叙同意排斥巴沙尔的“政治过渡”安排，则低成本“政权更迭”就实现了。如叙拒绝，则以2013年“8·21化武事件”等为由，推动海牙国际法院向巴沙尔发出含有相关指控的逮捕令，限期答复，逾期便实施外部武力干预，支持“叙利亚自由军”等推翻巴沙尔。目前，由于叙军与“伊斯兰国”正在较量，美国希望“借刀杀人”，因此“政权更迭”事宜推迟。2014年6月巴沙尔启动大选并“蝉联总统”，挑战了日内瓦“政治过渡”进程。
其二，废除伊朗“核武功”一事推迟，代之以与伊朗寻求妥协和利益交换。2013年11月24日，伊核问题六方与伊朗达成第一阶段措施协议，伊朗承诺停止5%浓度以上的铀加工，不再增加离心机。作为交换，美欧承诺部分解除对伊制裁。六方与伊朗同意从2014年1月24日起落实协议，并同意为达成最终协议展开谈判。截止7月24日，六方与伊朗遵守了承诺。2014年5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议，同意采取5项措施，以增加核计划的“透明度”。2014年9月1日，伊朗外长扎里夫与欧盟外交代表阿什顿会晤。扎里夫称，他对在2014年11月24日前与六方达成最终协议“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鲁哈尼呼吁“开展国际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恐怖武装。与伊朗积极态度相比，阿拉伯国家除口头谴责“伊斯兰国”暴行外，囿于内外因素制约，不愿为打击“伊斯兰国”做出实质性贡献，特别是军事贡献。在伊朗有能力和意愿打击“伊斯兰国”的情况下，与伊朗开展“有限合作”就成为奥巴马政府最终选项之一。伊朗通过支持阿巴迪组阁一事，已经向美示好，而交换条件就是彻底解除美欧制裁和对“和平利用核能”持宽容态度。从种种迹象看，美伊在打击“伊斯兰国”和核问题最终协议方面的妥协空间在增大。
其三，遏制“伊斯兰国”扩张成为地区政策优先。美国已要求阿拉伯国家表明对“伊斯兰国”的态度，堵截本国极端分子与“伊斯兰国”的联系，并向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允诺，将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持这些国家阻隔“基地”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与“伊斯兰国”的勾连，支持它们取缔本国穆兄会和其他宗教极端组织。
(三)亚非两洲出现大范围动荡
在亚非各类恐暴组织中，学习和借鉴“伊斯兰国”斗争经验成为时髦。阿富汗塔利班发动“秋季攻势”， 9月初在加兹尼等省重创政府军。巴基斯坦塔利班在开伯尔山口等险要地段伏击北约车队，屡屡得手。印尼“伊斯兰团”宣布，成立东南亚“伊斯兰国”，疆域拟从印尼扩展到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文莱。尼日利亚“博科圣地”从2014年8月中旬起，沿尼喀、尼乍边界向首都阿布贾推进，已造成65万民众流离失所。在利比亚，以米苏拉塔民兵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武装和以津坦民兵为代表的世俗主义武装，围绕机场和炼油厂的争夺战日益激烈，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也门、索马里、肯尼亚、乍得等国的安全局势也在恶化。
三、“伊斯兰国”发展前景
“伊斯兰国”将美国列为主要敌人，其崛起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相撞，双方较量实属必然，只是彼此“亮剑”之快出乎各方预料。自2014年8月7日奥巴马宣布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目标展开空袭以来，该组织调整战术，灵活与美周旋，不但避免了主力遭创，且成倍扩编了队伍。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扩张势头强劲，在德尔祖尔以南地区顶住了政府军攻势，在幼发拉底河北岸地区压缩了“叙利亚自由军”的实控区域，不断收编一些小股反政府武装。
2014年9月11日，奥巴马宣布了打击“伊斯兰国”的补充措施，包括：其一，将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范围由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其二，组建遏制“伊斯兰国”扩张的国际联盟，由西方盟国、北约成员、西亚北非地区伙伴组成。美要求西方盟国和北约成员向伊政府军、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自由军”等提供武器弹药、情报、人员培训支持，加强入境管控，严防“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向欧美渗透，要求包括埃及、约旦、黎巴嫩以及海合会6国在内的地区伙伴，切断本国宗教基金会对“伊斯兰国”的资助，把好出入境关，严防本国极端分子前往叙伊两国，堵截“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入境建立恐暴分支;其三，向伊拉克增派475名军人，使驻伊美军顾问及特战队员总数增至1700人，其使命是保卫美驻伊机构和公民安全，指导伊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反恐，并择机猎杀“伊斯兰国”主要头目。
但是，上述措施很难根除“伊斯兰国”恐暴组织，甚至阻遏不住其继续扩张，原因如下：
1，西亚北非各类基本矛盾为“伊斯兰国”的繁衍和扩张提供了条件。这些矛盾包括社会公平正义严重缺失，贫富鸿沟扩大，政府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西方利益服务，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加剧，大量青年失业，官员普遍贪腐，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美国偏袒以色列并在“民主”、“人权”、“反恐防扩”等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冲击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笃信等。这些矛盾已经长期存在，难以得到根本解决。针对这些矛盾，“伊斯兰国”主张“拯救和改造”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在广大穷人和弱势群体中有号召力。
2，“伊斯兰国”战斗力超过伊军、叙军、库尔德武装和“叙自由军”，在没有外部强大地面部队介入的情况下，仅凭美军空袭无法重创“伊斯兰国”有生力量。但是，奥巴马已数次强调美国不会派出地面部队，而美国不带头，就很难指望其盟国和地区伙伴派出地面部队。
3，美国将空袭范围扩至叙利亚，即将陷入窘境。如空袭只针对“伊斯兰国”，则是在帮巴沙尔政权和伊朗的忙;如果同时空袭叙军和“伊斯兰国”目标，在没有安理会决议授权的情况下，则构成对叙主权的侵犯，美国不仅在政治和道义上要“失分”，而且既推翻不了巴沙尔政权，也剿灭不了“伊斯兰国”。
四、结语
“伊斯兰国”的崛起已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国际社会期待尽快遏制该组织的蔓延。早在2004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就认定“伊斯兰国”的前身“基地”伊拉克分支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基地”伊拉克分支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09年5月5日认定“伊拉克伊斯兰国”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当巴格达迪将“伊拉克伊斯兰国”更名为“伊黎”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14年5月13日认定“伊黎”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2014年6月29日，巴格达迪将“伊黎”扩展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联合国安理会又于2014年7月30日认定“伊斯兰国”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除联合国安理会外，美、英、法、德、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沙特、阿盟等也将“伊斯兰国”认定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
目前，美国主导着打击“伊斯兰国”的进程，但如果美国不扩大国际合作，包括寻求与伊朗、俄罗斯甚至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合作，既无法遏制“伊斯兰国”的扩张势头，也无法阻止“伊斯兰国”把“圣战”延伸到更多的阿拉伯国家。摒弃冷战思维及“零和”观念，或许有助于应对“伊斯兰国”的挑战。
中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反恐问题上历来旗帜鲜明。2014年8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打击“伊黎”等恐怖组织的2170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当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使表示，“伊黎”等恐怖组织对中东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呼吁各国认真执行第2170号决议，切断上述恐怖组织从外界获得人员、武器和资金支持，遏制恐怖主义在伊拉克等国进一步蔓延，维护中东与世界的和平稳定。[15]
[1]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Islamic_State_of_Iraq_and_Syria.(上网时间：2014年6月2日)
[2] Bill Roggio， “The Rump Islamic Emirate of Iraq，” The Long War Journal， October 16， 2006， http：//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06/10/the_rump_islamic_emi.php.(上网时间：2014年6月2日)
[3] “Abu Bakr al-Baghdadi，”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Abu_Bakr_al-Baghdadi.(上网时间：2014年6月2日)
[4] “黎凡特”是英语地理概念，“沙姆”是阿拉伯语地理概念，均指包括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在内的东地中海地区。
[5] “ISI Confirms that Jabhat Al-Nusra Is Its Extension in Syria， Declares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 As New Name of Merged Group，” 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April 8， 2013， http：//www.memri.org/report/en/0/0/0/0/0/0/7119.htm.(上网时间：2014年6月16日)
[6] Jessica Elgot， “ISIS Head Abu Bakr al-Baghdadi Warns ‘We Will Conquer Rome’，” The Huffington Post， July 2， 2014， http：//www.huffingtonpost.co.uk/2014/07/02/rome-conquer-islam_n_5550646.html. (上网时间：2014年7月3日)
[7] “A Message to the Mujahidin and the Muslim Ummah in the Month of Ramadan from Amir Ul Mu’minin Abu Bakr Al-Husayni Al-Qurashi Al-Baghdadi，” July 1， 2014， http：//triceratops.brynmawr.edu/dspace/bitstream/handle/10066/14241/ABB20140701.pdf?sequence=1. (上网时间：2014年7月3日)
[8] “ISIS Claims Execution of 1，700 Iraqi Soldiers; Over 4500 Captured，” The Shia Post， June 13， 2014， http：//en.shiapost.com/2014/06/13/isis-claims-execution-of-1700-iraqi-soldiers-over-4500-captured.(上网时间：2014年8月26日)
[9] “Islamic State Killed 270 during Syrian Gas Field Takeover，” Reuters， July 19，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7/19/syria-crisis-attack-idUSL6N0PU04120140719.(上网时间：2014年8月26日)
[10] “Islamic State ‘Has 50，000 Fighters in Syria’，” Al Jazeera. August 19， 2014， 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4/08/islamic-state-50000-fighters-syria-2014819184258421392.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26日)
[11] “Iraq： Hundreds Escape from Abu Ghraib Jail，” Associated Press， July 22，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jul/22/iraq-prison-attacks-kill-dozens.(上网时间：2014年8月26日)
[12] “Iraqi PM Maliki Says Saudi， Qatar Openly Funding Violence in Anbar，” Reuters， March 9，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3/09/us-iraq-saudi-qatar-idUSBREA2806S20140309.(上网时间：2014年8月27日)
[13] “Al Qaeda Militants Captures US Black Hawk Helicopters in Iraq，” Zero Hedge， June 10， 2014， http：//www.zerohedge.com/news/2014-06-10/al-qaeda-militants-capture-us-blackhawk-helicopters-iraq.(上网时间：2014年6月14日);“Iraq’s Terrorists Are Becoming a Full-Blown Army，” The Daily Beast， 11 June 2014，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4/06/11/iraq-s-terrorists-are-becoming-a-full-blown-army.html.(上网时间：2014年7月15日)
[14] “Pakistani Terror Group Swears Allegiance to Islamic State，” The Telegraph， July 9， 2014，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pakistan/10955563/Pakistani-terror-group-swears-allegiance-to-Islamic-State.html.(上网时间：2014年7月15日)
[15] “中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014年8月15日，http：//www.china-un.org/chn/hyyfy/t1183246.htm。(上网时间：2014年8月27日)
有关那些反达赖喇嘛的抗议者，你应该知道的六件
作者：丹增多吉（Tenzin Dorjee）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來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2014/11/blog-post.html
原文網址：http://www.huffingtonpost.com/tenzin-dorjee/6-things-to-know-about-th_b_6104716.html
在当今时代，很少有领导人像达赖喇嘛这样在世界各地赢得如此广泛而持久的欢迎与尊敬。他孜孜不倦地推进社会正义、普世责任、世俗伦理、跨宗教和谐以及非暴力原则，通过这些努力，他为减轻人类的苦难和增进全球总体幸福（Gross Global Happiness）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自然，很多民众必定会对一件事感到非常困惑——在尊者最近访问美国期间，一个神秘的抗议团体一直如影随形，从阿拉巴马（Alabama）到普林斯顿（Princeton）到波士顿（Boston）到纽约（New York）。
这些抗议者是何许人也？他们来自何方？他们对达赖喇嘛有何诉求？谁会从他们的抗议中获益？
以下是你必须知道的，有关这些反达赖喇嘛的抗议者的六个基本事实：
第一、他们是“格鲁派至上主义者”（Geluk supremacists）。
这些抗议者属于一个边缘化的佛教极端主义团体，他们信奉一个名为“雄天”（Shugden）的神灵，追求实现格鲁派至高无上的地位。图伯特佛教有五个主要派别，即格鲁派（Geluk）、萨迦派（Sakya）、宁玛派（Nyingma）、噶举派（Kagyu）和觉囊派（Jhonang）。在格鲁派内部，有一个支派因信奉“雄天”而历来禁止其成员阅读其他派别的经典，也禁止师从非格鲁派的喇嘛。这种格鲁派至上的意识形态历来备受争议，同时也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加剧了图伯特佛教各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达赖喇嘛之所以劝阻人们信奉雄天，也正是出于试图根除这种偏见。遵循一贯的鼓励进步与改革的政策，达赖喇嘛本人尽管传统上属于格鲁派，但是他就曾经向不同派别的喇嘛学习，并且鼓励所有不同派别受到同等的尊重。达赖喇嘛这些旨在增进跨派别和睦相处的改革措施，使得他成为了这些“格鲁派至上主义者”的眼中钉。
第二、他们将达赖喇嘛称为“独裁者”
这些抗议者指控达赖喇嘛是“现代世界最糟糕的独裁者”。这样的指控仅仅暴露了这些人生活在怎样一种扭曲的和受蒙蔽的世界里。而事实上，他们自己团体——即所谓的“新噶当吧”（New Kadampa Tradition）——就由这样一位人物所领导——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他禁止其学生阅读任何其他作家的作品。“西方雄天协会”（The Western Shugden Society）是“新噶当吧”的前沿组织，最近针对达赖喇嘛的抗议活动就是由这个团体组织策划的。这个团体相当于佛教中的“韦斯特布鲁浸信会”（Westboro Baptist Church）——这个团体不属于任何主流教会，而以其极端主张闻名于世。读者可以阅读这些第一手记录，从而了解“新噶当吧”是如何胁迫其信徒对达赖喇嘛进行攻击。
第三、 “达赖喇嘛是穆斯林！”
这些抗议者曾经指控达赖喇嘛是“穆斯林”。首先，使用“穆斯林”一词来辱骂对方就带有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的意味，而这些理念在当今世界没有容身之地。但是如论如何，宣称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徒私下里其实是一个穆斯林，这本身就是一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根本不值得对其进行任何认真的回应。他们还声称尊者是“假达赖喇嘛”。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谁是真的达赖喇嘛？莫非格西格桑嘉措（Geshe Kelsang Gyatso）是真正的达赖喇嘛？他是这个格鲁派极端团体的领袖，在他的修习中心只能读到他本人书籍和作品。或者他们是在等待北京去寻访认定一个真正的达赖喇嘛？
第四、这个格鲁派极端团体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
1997年，一位德高望重的图伯特学者连同他的两位学生，在印度达兰萨拉遭到暗杀，而他曾经批评“雄天”信仰偏离了真正的佛教教义。刺客逃离印度并径直逃往中国，那里是他们的避风港。印度警方将凶手直接与“雄天”团体挂钩，国际刑警也向中国发出了红色通报。对于北京而言，有关“雄天”的争议提供了一个诋毁达赖喇嘛和破坏图伯特事业的机会。因而它决定支持这个格鲁派极端组织，以此在图伯特民众之间制造纷争——这个策略正好符合中国“分而治之”的政策。请阅读更多有关中国为“雄天”团体提供资金的故事。
第五、他们找错了攻击对象
这些抗议者当中占绝对多数的是美国或欧洲白人，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图伯特僧人和受害者的模样。而这些享有特权的西方国家公民所攻击的达赖喇嘛，则是一位有家难回的难民。他既无军队亦无警察用以压制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因而这些攻击，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一件彻头彻尾的恶行。这些抗议者声称要捍卫“纯正的格鲁派传承”，但是他们欺世盗名的行为对这一传承造成的威胁远非达赖喇嘛的改革政策可以企及。这些人与归达赖喇嘛管控的任何组织或机构都没有丝毫关系，达赖喇嘛即便是想压制他们的信仰自由也根本无从下手。而唯一可以对他们进行掌控和实施强制的人——也因此是可以实际上剥夺他们信仰自由的人——是格西洛桑嘉措。这些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就加入了他的神秘组织。请参阅以下这些成功逃离“新噶当吧”组织的人提供的证词。
第六、这些抗议者旨在破坏图伯特事业并推进中国的计划实施
在“新噶当吧”和中国政府的言辞之间有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呼应关系。他们两者都指控达赖喇嘛是CIA的傀儡；两者都把达赖喇嘛称为纳粹；两者都认为1959年以前的图伯特是“封建农奴制”。这个团体希望你相信是CIA救了达赖喇嘛一命，还很可能甚至希望你相信中国人从达赖喇嘛手中“解放”了图伯特民众。但是 “如果没有CIA，达赖喇嘛根本不可能逃命”的说法纯粹是一种虚构。这种说法不仅歪曲了历史，同时还篡改了图伯特抵抗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达赖喇嘛从拉萨流亡印度的历史真相。因此，“新噶当吧”和这些抗议者不再仅仅是一群“格鲁派至上主义者”，他们还是中国政府实现其“宏伟规划”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用来混淆图伯特议题并最终使得图伯特争取自由的斗争失去合法地位。
有关这个派别更为详细的宗教历史，请参阅图伯特问题专家蒂埃里•多丹（Thierry Dodin）和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教授的有关文章。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來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2014/11/blog-post.html
原文網址：http://www.huffingtonpost.com/tenzin-dorjee/6-things-to-know-about-th_b_6104716.html
在当今时代，很少有领导人像达赖喇嘛这样在世界各地赢得如此广泛而持久的欢迎与尊敬。他孜孜不倦地推进社会正义、普世责任、世俗伦理、跨宗教和谐以及非暴力原则，通过这些努力，他为减轻人类的苦难和增进全球总体幸福（Gross Global Happiness）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自然，很多民众必定会对一件事感到非常困惑——在尊者最近访问美国期间，一个神秘的抗议团体一直如影随形，从阿拉巴马（Alabama）到普林斯顿（Princeton）到波士顿（Boston）到纽约（New York）。
这些抗议者是何许人也？他们来自何方？他们对达赖喇嘛有何诉求？谁会从他们的抗议中获益？
以下是你必须知道的，有关这些反达赖喇嘛的抗议者的六个基本事实：
第一、他们是“格鲁派至上主义者”（Geluk supremacists）。
这些抗议者属于一个边缘化的佛教极端主义团体，他们信奉一个名为“雄天”（Shugden）的神灵，追求实现格鲁派至高无上的地位。图伯特佛教有五个主要派别，即格鲁派（Geluk）、萨迦派（Sakya）、宁玛派（Nyingma）、噶举派（Kagyu）和觉囊派（Jhonang）。在格鲁派内部，有一个支派因信奉“雄天”而历来禁止其成员阅读其他派别的经典，也禁止师从非格鲁派的喇嘛。这种格鲁派至上的意识形态历来备受争议，同时也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加剧了图伯特佛教各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达赖喇嘛之所以劝阻人们信奉雄天，也正是出于试图根除这种偏见。遵循一贯的鼓励进步与改革的政策，达赖喇嘛本人尽管传统上属于格鲁派，但是他就曾经向不同派别的喇嘛学习，并且鼓励所有不同派别受到同等的尊重。达赖喇嘛这些旨在增进跨派别和睦相处的改革措施，使得他成为了这些“格鲁派至上主义者”的眼中钉。
第二、他们将达赖喇嘛称为“独裁者”
这些抗议者指控达赖喇嘛是“现代世界最糟糕的独裁者”。这样的指控仅仅暴露了这些人生活在怎样一种扭曲的和受蒙蔽的世界里。而事实上，他们自己团体——即所谓的“新噶当吧”（New Kadampa Tradition）——就由这样一位人物所领导——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他禁止其学生阅读任何其他作家的作品。“西方雄天协会”（The Western Shugden Society）是“新噶当吧”的前沿组织，最近针对达赖喇嘛的抗议活动就是由这个团体组织策划的。这个团体相当于佛教中的“韦斯特布鲁浸信会”（Westboro Baptist Church）——这个团体不属于任何主流教会，而以其极端主张闻名于世。读者可以阅读这些第一手记录，从而了解“新噶当吧”是如何胁迫其信徒对达赖喇嘛进行攻击。
第三、 “达赖喇嘛是穆斯林！”
这些抗议者曾经指控达赖喇嘛是“穆斯林”。首先，使用“穆斯林”一词来辱骂对方就带有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的意味，而这些理念在当今世界没有容身之地。但是如论如何，宣称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徒私下里其实是一个穆斯林，这本身就是一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根本不值得对其进行任何认真的回应。他们还声称尊者是“假达赖喇嘛”。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谁是真的达赖喇嘛？莫非格西格桑嘉措（Geshe Kelsang Gyatso）是真正的达赖喇嘛？他是这个格鲁派极端团体的领袖，在他的修习中心只能读到他本人书籍和作品。或者他们是在等待北京去寻访认定一个真正的达赖喇嘛？
第四、这个格鲁派极端团体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
1997年，一位德高望重的图伯特学者连同他的两位学生，在印度达兰萨拉遭到暗杀，而他曾经批评“雄天”信仰偏离了真正的佛教教义。刺客逃离印度并径直逃往中国，那里是他们的避风港。印度警方将凶手直接与“雄天”团体挂钩，国际刑警也向中国发出了红色通报。对于北京而言，有关“雄天”的争议提供了一个诋毁达赖喇嘛和破坏图伯特事业的机会。因而它决定支持这个格鲁派极端组织，以此在图伯特民众之间制造纷争——这个策略正好符合中国“分而治之”的政策。请阅读更多有关中国为“雄天”团体提供资金的故事。
第五、他们找错了攻击对象
这些抗议者当中占绝对多数的是美国或欧洲白人，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图伯特僧人和受害者的模样。而这些享有特权的西方国家公民所攻击的达赖喇嘛，则是一位有家难回的难民。他既无军队亦无警察用以压制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因而这些攻击，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一件彻头彻尾的恶行。这些抗议者声称要捍卫“纯正的格鲁派传承”，但是他们欺世盗名的行为对这一传承造成的威胁远非达赖喇嘛的改革政策可以企及。这些人与归达赖喇嘛管控的任何组织或机构都没有丝毫关系，达赖喇嘛即便是想压制他们的信仰自由也根本无从下手。而唯一可以对他们进行掌控和实施强制的人——也因此是可以实际上剥夺他们信仰自由的人——是格西洛桑嘉措。这些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就加入了他的神秘组织。请参阅以下这些成功逃离“新噶当吧”组织的人提供的证词。
第六、这些抗议者旨在破坏图伯特事业并推进中国的计划实施
在“新噶当吧”和中国政府的言辞之间有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呼应关系。他们两者都指控达赖喇嘛是CIA的傀儡；两者都把达赖喇嘛称为纳粹；两者都认为1959年以前的图伯特是“封建农奴制”。这个团体希望你相信是CIA救了达赖喇嘛一命，还很可能甚至希望你相信中国人从达赖喇嘛手中“解放”了图伯特民众。但是 “如果没有CIA，达赖喇嘛根本不可能逃命”的说法纯粹是一种虚构。这种说法不仅歪曲了历史，同时还篡改了图伯特抵抗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达赖喇嘛从拉萨流亡印度的历史真相。因此，“新噶当吧”和这些抗议者不再仅仅是一群“格鲁派至上主义者”，他们还是中国政府实现其“宏伟规划”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用来混淆图伯特议题并最终使得图伯特争取自由的斗争失去合法地位。
有关这个派别更为详细的宗教历史，请参阅图伯特问题专家蒂埃里•多丹（Thierry Dodin）和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教授的有关文章。
新疆的“野”阿訇
作者：马海云（美国马里兰霜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中国伊斯兰和穆斯林研究）
來源：新疆評論
http://xinjiangreview.wordpress.com/2014/11/25/%E6%96%B0%E7%96%86%E7%9A%84%E9%87%8E%E9%98%BF%E8%A8%87/
中国媒体最近报道了一则消息，新疆喀什市人民法院召开严打暴恐犯罪宣判大会，依法对22名涉暴恐的犯罪分子一审公开判决。据说上述人员分别犯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传播犯罪方法罪和强奸罪等。很显然，喀什市法院对这些人员的判处是在新疆反恐背景之下、依据两个月前由公安部公布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指导下实施的快速判决。
根据中国国内的报道，这次公开宣判的罪犯分为三类：一是被群众称为“野阿訇”的非法讲经人员，二是已被撤免宗教职务、仍然在从事非法宗教活动的人员；三是在职违法犯罪的宗教人士。很显然，喀什的这次宣判是对维吾尔穆斯林一特定阶层的判决，主要是征对“野阿訇、”“退而不休”的阿訇、以及“渎职”的阿訇们的判决。对于这些判决，国内外宣传报道大相径庭。根据喀什市委副书记、市长艾尼瓦尔·吐尔逊的提法，此次公判是一次严厉打击涉宗教领域暴恐犯罪的重大举措，也是一次活生生的法制宣传教育大会。而国际媒体《纽约时报》等对宣判大会的仪式性、法定诉讼程序和司法程序合规性以及罪名和罪证的模糊性等表达了关注。
“野阿訇”的说法和对阿訇大规模的判决引起需要我们思考一些更为基本、更为广泛的概念和问题，诸如阿訇是什么，阿訇在中国的产生程序是怎样的，为什么会有“野阿訇，”新疆对所谓“野阿訇”的提法和集体判决对于维吾尔信众和国家之间关系走向会产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等等。作为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研究者，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这些基本的概念进行简单的梳理，有助于关心新疆问题的人士谨慎思考新疆宗教部门和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官僚对诸如“野阿訇”的提法和处置可能造成的影响。
简单地说，阿訇就是穆斯林宗教职业者，即我们经常所学的寺院住持等宗教人士；同时阿訇也是一种对穆斯林神学知识份子的荣誉称谓，类似于藏传佛教中的格西等誉称，也可同世俗教育中的博士、硕士等称谓。从某种程度上说，阿訇等同于“尔林”， 即穆斯林知识份子。当然，理想的阿訇是职业和知识的合二为一，即有伊斯兰知识的阿訇在宗教场所如清真寺担任一定的职位，即开学阿訇，以便引导和服务穆斯林群众。从新疆判处三类人员中的前两类来看，即所谓“野阿訇”和“退而不休”的阿訇，那么这些阿訇应该属于没有宗教职位、但却拥有知识“尔林”的民间宗教领袖。他们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影响很显然不是因为他们的职位，而是他们的知识。
“野阿訇”对维吾尔穆斯林群众依然具有影响力和感召力，至少和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有关：一个阿訇的任命过程和程序，即地方政府任命的作为职业的阿訇的程序，即政府任命、指定、或批准的阿訇是不是在知识上或 “尔林”上让信众心服口服的阿訇。从目前的地方情况来看，在各种官僚化的伊斯兰教协会、宗教民族管理部门里，拉关系、走后面是很难避免的。很多情况下，操守好、有“阿林”的好阿訇无法进入需要和官僚打交道的体制内任职来引导群众。在当下中国的民族宗教管理问题上，尤其是在阿訇作为一种职业的任命问题上为“野阿訇”的存在、甚至尊崇创造了人为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野阿訇”的出现是中国宗教部门的管理问题，即没有建设一个可以将所有的宗教知识份子纳入一个公平竞争阿訇岗位的平台和机制。
另外，在任何宗教来看，学派、教派分野是无法避免的。即使在没有腐败的官僚管理体制之内任命真正具有学识和操守的阿訇在一部分信众眼里也会存在争议。职业上“下野”的阿訇很可能夸大学派、教派细节上的区别而吸引部分信众形成自己的圈子。这在具有苏菲传统的新疆土壤中很容易生根发芽。就这需要地方政府帮助创造一个平台和机制，让穆斯林阿訇和穆斯林信众从学术教理的角度出发，公开公平地选举其宗教领袖，这样穆斯林信众对阿訇赞许和政府对阿訇的的认可才能最大限度达到统合。即使在伊斯兰国家，政府对阿訇的任命是极其谨慎的，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命令穆斯林应该跟随哪一个阿訇礼拜、念经。毕竟，关系任何个人的信仰正确是穆斯林信众大是大非的问题是穆斯林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说国家通过暴力机器就能强加的。
从世界宗教史的角度来看，任何对特定宗教领袖阶层的打击和处置，不但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持久的、广泛的教派分化、冲突及仇恨。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世俗政府对宗教领袖的打压很容易造成信众与政府的直接冲突。18世纪清政府因处决“新教”哲合忍耶阿訇而激起了大规模穆斯林起义震撼了清廷并且延续了一百多年。在哲合忍野大阿訇在18世纪末被清廷处决之后，乾隆皇帝也试图禁与之有关的“野阿訇”、甚至试图消灭整个阿訇名目，这最终导致了18世纪末期、由阿訇感召的另一次起义。对当时的穆斯林来说，国家对特定“阿訇”的革除和灭绝不仅征对职业阿訇，而且也涉及更为广泛的享有“阿訇”头衔的穆斯林知识阶层甚至一般的穆斯林群众。尤其是对苏菲派别信众来说，政府（尤其是非穆斯林政府）对穆斯林宗教领袖阿訇的镇压，反面会证明其宗教领袖的正确性，从而强化他们对阿訇的尊崇，最终将国家和穆斯林信众置于一种更为紧张和持久的冲突当中。
其实，在处理宗教信众和宗教领袖与地方政府关系问题上，新疆地方政府可以从中国东部的很多开明城市和地区学习经验。从古代的泉州、广州等沿海国际都市的发展到现在的义乌等国际化城市的成长，说明只有宽容的文化宗教环境才、良好的政府和宗教人士阶层的沟通和互动才能有助于造就经济的繁荣、民众的富裕以及政府和信众之间的和谐。即使同样是穆斯林民族自治区的宁夏，其高超的宗教管理能力、和谐的民族宗教关系、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繁荣的经济正在成为中国向伊斯兰世界输出软实力的榜样。而反观新疆，其低下、粗暴的民族宗教管理方式（尤其在对待阿訇问题上）、紧张的民族宗教关系正在拖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宏大战略的后腿。
來源：新疆評論
http://xinjiangreview.wordpress.com/2014/11/25/%E6%96%B0%E7%96%86%E7%9A%84%E9%87%8E%E9%98%BF%E8%A8%87/
中国媒体最近报道了一则消息，新疆喀什市人民法院召开严打暴恐犯罪宣判大会，依法对22名涉暴恐的犯罪分子一审公开判决。据说上述人员分别犯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传播犯罪方法罪和强奸罪等。很显然，喀什市法院对这些人员的判处是在新疆反恐背景之下、依据两个月前由公安部公布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指导下实施的快速判决。
根据中国国内的报道，这次公开宣判的罪犯分为三类：一是被群众称为“野阿訇”的非法讲经人员，二是已被撤免宗教职务、仍然在从事非法宗教活动的人员；三是在职违法犯罪的宗教人士。很显然，喀什的这次宣判是对维吾尔穆斯林一特定阶层的判决，主要是征对“野阿訇、”“退而不休”的阿訇、以及“渎职”的阿訇们的判决。对于这些判决，国内外宣传报道大相径庭。根据喀什市委副书记、市长艾尼瓦尔·吐尔逊的提法，此次公判是一次严厉打击涉宗教领域暴恐犯罪的重大举措，也是一次活生生的法制宣传教育大会。而国际媒体《纽约时报》等对宣判大会的仪式性、法定诉讼程序和司法程序合规性以及罪名和罪证的模糊性等表达了关注。
“野阿訇”的说法和对阿訇大规模的判决引起需要我们思考一些更为基本、更为广泛的概念和问题，诸如阿訇是什么，阿訇在中国的产生程序是怎样的，为什么会有“野阿訇，”新疆对所谓“野阿訇”的提法和集体判决对于维吾尔信众和国家之间关系走向会产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等等。作为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研究者，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这些基本的概念进行简单的梳理，有助于关心新疆问题的人士谨慎思考新疆宗教部门和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官僚对诸如“野阿訇”的提法和处置可能造成的影响。
简单地说，阿訇就是穆斯林宗教职业者，即我们经常所学的寺院住持等宗教人士；同时阿訇也是一种对穆斯林神学知识份子的荣誉称谓，类似于藏传佛教中的格西等誉称，也可同世俗教育中的博士、硕士等称谓。从某种程度上说，阿訇等同于“尔林”， 即穆斯林知识份子。当然，理想的阿訇是职业和知识的合二为一，即有伊斯兰知识的阿訇在宗教场所如清真寺担任一定的职位，即开学阿訇，以便引导和服务穆斯林群众。从新疆判处三类人员中的前两类来看，即所谓“野阿訇”和“退而不休”的阿訇，那么这些阿訇应该属于没有宗教职位、但却拥有知识“尔林”的民间宗教领袖。他们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影响很显然不是因为他们的职位，而是他们的知识。
“野阿訇”对维吾尔穆斯林群众依然具有影响力和感召力，至少和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有关：一个阿訇的任命过程和程序，即地方政府任命的作为职业的阿訇的程序，即政府任命、指定、或批准的阿訇是不是在知识上或 “尔林”上让信众心服口服的阿訇。从目前的地方情况来看，在各种官僚化的伊斯兰教协会、宗教民族管理部门里，拉关系、走后面是很难避免的。很多情况下，操守好、有“阿林”的好阿訇无法进入需要和官僚打交道的体制内任职来引导群众。在当下中国的民族宗教管理问题上，尤其是在阿訇作为一种职业的任命问题上为“野阿訇”的存在、甚至尊崇创造了人为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野阿訇”的出现是中国宗教部门的管理问题，即没有建设一个可以将所有的宗教知识份子纳入一个公平竞争阿訇岗位的平台和机制。
另外，在任何宗教来看，学派、教派分野是无法避免的。即使在没有腐败的官僚管理体制之内任命真正具有学识和操守的阿訇在一部分信众眼里也会存在争议。职业上“下野”的阿訇很可能夸大学派、教派细节上的区别而吸引部分信众形成自己的圈子。这在具有苏菲传统的新疆土壤中很容易生根发芽。就这需要地方政府帮助创造一个平台和机制，让穆斯林阿訇和穆斯林信众从学术教理的角度出发，公开公平地选举其宗教领袖，这样穆斯林信众对阿訇赞许和政府对阿訇的的认可才能最大限度达到统合。即使在伊斯兰国家，政府对阿訇的任命是极其谨慎的，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命令穆斯林应该跟随哪一个阿訇礼拜、念经。毕竟，关系任何个人的信仰正确是穆斯林信众大是大非的问题是穆斯林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说国家通过暴力机器就能强加的。
从世界宗教史的角度来看，任何对特定宗教领袖阶层的打击和处置，不但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持久的、广泛的教派分化、冲突及仇恨。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世俗政府对宗教领袖的打压很容易造成信众与政府的直接冲突。18世纪清政府因处决“新教”哲合忍耶阿訇而激起了大规模穆斯林起义震撼了清廷并且延续了一百多年。在哲合忍野大阿訇在18世纪末被清廷处决之后，乾隆皇帝也试图禁与之有关的“野阿訇”、甚至试图消灭整个阿訇名目，这最终导致了18世纪末期、由阿訇感召的另一次起义。对当时的穆斯林来说，国家对特定“阿訇”的革除和灭绝不仅征对职业阿訇，而且也涉及更为广泛的享有“阿訇”头衔的穆斯林知识阶层甚至一般的穆斯林群众。尤其是对苏菲派别信众来说，政府（尤其是非穆斯林政府）对穆斯林宗教领袖阿訇的镇压，反面会证明其宗教领袖的正确性，从而强化他们对阿訇的尊崇，最终将国家和穆斯林信众置于一种更为紧张和持久的冲突当中。
其实，在处理宗教信众和宗教领袖与地方政府关系问题上，新疆地方政府可以从中国东部的很多开明城市和地区学习经验。从古代的泉州、广州等沿海国际都市的发展到现在的义乌等国际化城市的成长，说明只有宽容的文化宗教环境才、良好的政府和宗教人士阶层的沟通和互动才能有助于造就经济的繁荣、民众的富裕以及政府和信众之间的和谐。即使同样是穆斯林民族自治区的宁夏，其高超的宗教管理能力、和谐的民族宗教关系、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繁荣的经济正在成为中国向伊斯兰世界输出软实力的榜样。而反观新疆，其低下、粗暴的民族宗教管理方式（尤其在对待阿訇问题上）、紧张的民族宗教关系正在拖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宏大战略的后腿。
星期日, 11月 23, 2014
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知识问答
来源：伊犁自治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http://www.ylzfda.gov.cn/CL0047/1998.html
发布时间：2014年06月25日
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知识
1. 马克思主义“五观”是什么？
答：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历史观。
2. 我国民族分布的总特点是什么？
答：总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
3. 民族问题的特点是什么？
答：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的特点。
4. 民族团结的含义是什么？
答案：民族团结是指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联系中和和睦，友好和互助，联合的关系。它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做追求的目标。
5. 依法妥善处理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应注意把握什么？
答：第一，及早发现；第二，区分矛盾；第三，注意方法；第四，依法处理；第五，健全机制。
6. 民族区域自治应当遵循哪三个基本原则？
答：一是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二是坚持国家统一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三是坚持自治民族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
7. 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答：（1）建立民族自治地方；（2）建立自治机关；（3）行使自治权。
8. 国家先后制定和颁发了许多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具体法律，法规和一系列具体措施，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第一，尊重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 第二，尊重少数民族的服饰习惯； 第三，尊重少数民族的年节习俗；第四，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第五，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规定，民族团结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一）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的教育;(二)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的教育；（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四）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国家法律、法规教育；（五）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的教育；（六）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教育；（七）新疆历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的教育；（八）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反对宗教极端势力、反对暴力恐怖势力的教育；（九）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十）有关民族团结教育的其他内容。
10.“民族团结”五个互相是什么？
答：各民族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始终做到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1.什么是宗教？
答：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应，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
12.宗教的社会特征是什么？
答：即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长期性、国际性和复杂性。
13.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是什么？
答：自然根源、认识根源、心里根源、社会根源。
14.伊犁有哪些宗教？
答：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道教和萨满教。
15 .宗教和迷信有什么不同？
答：宗教和迷信至少有四点区别。一、宗教是一种思想信仰，一种世界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封建迷信一般指巫婆、神汗所搞的卜卦算命、摸骨相面、驱鬼治病、扶乩降神、测字圆梦、神水神药、消灾祈雨等迷信活动，其目的是骗取钱财。二、宗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宗教理论、教义教规，有一定的宗教制度、宗教组织、宗教仪式、宗教活动和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而封建迷信没有这样一套完整、系统的东西。三、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包括了经典、组织、礼仪、建筑、绘画、诗歌、舞蹈、音乐等，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封建迷信根本没有这些内容。四、我国的宗教具有群众性、国际性、民族性等显著的特点，而封建迷信则根本不具备这些特点。
16.邪教与宗教有什么区别？
答：（1）宗教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现象，而邪教是非历史、反文明的丑恶现象。宗教具有悠久的历史，而邪教都是短命的；宗教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邪教往往是歪理邪说的大杂烩；邪教是宗教发展中的恶性变种与反文明的现象。（2）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而邪教是宗教和人类肌体上的恶性肿瘤，是褊狭恐怖的歪理邪说；宗教具有一定的认识论意义，而邪教除了危害社会绝无文化价值可言。（3）宗教是可能与主流社会逐步适应的，而邪教在本质上是反社会的。宗教发展的过程就是逐步适应主流社会的过程；邪教的历史全都是对抗主流社会的历史。（4）宗教是苦难世界的麻醉剂和镇痛剂，而邪教是典型的精神毒品。宗教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和对这种苦难的抗议；邪教是腐蚀人类灵魂，危害社会肌体的精神毒品。
17.民族的定义是什么？
答：民族史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史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
18.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答：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它是由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
19.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清真食品管理条例》规定，什么是清真食品？
答：本条例所称清真食品，是指按食用清真食品民族的饮食习惯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的食品、副食品及调味品。
20、“四个认同”是指什么?
答：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的教育；。
21、国家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不能信教有什么明确规定？
答：《宪法》第36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1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互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8条规定：“组织、引导、支持、允许、纵容学生信教、参加宗教活动，必然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执行，影响各项教育活动的正常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条规定：“未成年人享有受教育权，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尊重和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第34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引诱、强迫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义务教育的活动。”
22、宗教工作“四项管理”是指什么?
答：宗教人士、宗教活动、宗教活动场所和执法行为的管理。
23、如何加强斋月期间宗教活动管理?
答：(1)根据自治区的统一部署和自治州的具体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完善斋月期间宗教事务管理的具体方案，并严格落实。(2)加强教育管理，严格公务员、学生不得封斋的规定，特别是公务员，一经发现，严肃处理。(3)加强重点清真寺和偏远清真寺管理。(4)加大对非法宗教活动治理力度，不允许任何人以吃斋饭的名义进行非法讲经或其他形式的非法宗教活动，严禁私办经文班(点)和擅自跨地区讲经、解经，对确有需要异地搬请宗教人士的，必须严格申报、审批程序，由伊协统一组织安排。
24、“三非”活动是指什么?
答: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宗教网络传播。
25、为什么要制止零散朝觐?
答：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蓄意煽动“朝觐热”，鼓吹倾家荡产朝觐才能体现“虔诚”，完全违背了《古兰经》的教义，违背了伊斯兰教“两世吉庆”的愿望。零散朝觐非法组织者往往以先收取较低费用为诱饵，在中途巧立名目，额外收费，非法牟利。受骗群众在境外往往被收掉护照、机票，吃住条件差，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难以得到保障，病、伤、亡事故时有发生，甚至流落街头，不能按时回国。有的因元生活费，向境外一些慈善机构乞求施舍，严重影响了我国穆斯林的形象。
26、怎么理解“吉哈德"?
答：“吉哈德”是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奋斗、尽力、艰辛”等，泛指为某事而付出其全部能力，“吉哈德”引申为“为真主之道而奋斗”，特指穆斯林为了正义发挥自己的能力。它又分为两层意思，第一层含义指同个人的私欲作斗争；第二层含义指在正义和正直的战争中努力奋斗。第一种奋发努力被称之为“大吉哈德”，指个人尽力去驱逐一切罪恶、诱惑，纯洁心灵，远离嫉妒、猜忌，憎恨等，从而得到真主的恩惠。其它形式的“吉哈德”则称为“小吉哈德”，其含义是进行正义，正直的斗争。
27、什么是伊斯兰极端主义?
答：伊斯兰极端主义，世界各国有不同称谓，如“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当代原教旨主义”、“瓦哈比极端思想”等。由此可见，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至少有以下两个特征：(1)以“安拉唯一”为名，篡改沿袭千年的伊斯兰教义，强化神权意识、教民意识，淡化法制意识、公民意识，企图用伊斯兰教法替代现行国家法律体系；(2)宣扬“异教徒”论、“圣战”论，采取暴力恐怖手段，妄图建立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
28、新疆宗教极端势力的严重危害有哪些?
答：(1)社会动乱之源；(2)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3)破坏民族团结；(4)扭曲了宗教的正常发展，制造宗教的分裂；(5)破坏了新疆良好的投资环境。
29、以宗教教义妨碍国家法律法规的应如何处理？
答：以宗教教义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干预行政、司法、计划生育政策和遗产分配的和违反《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重婚的，给未领结婚证者以念“尼卡”等宗教仪式结婚的，未依法办理离婚手续而以宗教方式离婚等利用宗教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对被蒙蔽而参与且社会危害小的，以批评、教育为主；对情节较为严重但尚不构成犯罪的，要予以行政处罚；对触犯刑律特别是具有明显政治意图或者教唆他人利用宗教破坏法律实施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0、什么是“东突”?
答：“东突”是“东突厥斯坦”的简称，“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某些老殖民主义者为了肢解中国，达到分裂和控制新疆的目的，编造的所谓新疆是“东突厥”人的家园的谬论。“东突”理论形成后，形形色色的分裂分子打着“东突”的旗号进行活动，企图实现其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妄想。“东突”恐怖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为理论基础，大肆鼓吹“东突厥斯坦独立论”，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
31、什么是“伊扎布特"?
答：伊扎布特(音译，意思是：伊斯兰解放党)主张通过“三步战略"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1)传播宗一教极端思想和神权理念；(2)加强并实施伊斯兰教法；(3)建立哈里发国家。该组织在中亚地区较为活跃，有严格的加人程序和组织规则，行动诡秘、隐蔽。“伊扎布特”主要采取说教的方式发展成员，拉拢和利诱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寄希望于青少年一代，培养所谓“伊斯兰教事业接班人”。
32、什么是“伊吉拉特”？
答：“伊吉拉特”(音译，意思是：迁徙)。“伊吉拉特”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在其组织内部没有明显的等级和规章制度，多以家族、亲友、“同路人”面目出现，组织破坏性、危害性更大。(1)“迁徙圣战”向境内境外两个方向发展；(2)制枪、制爆、制毒和施暴手法日趋专业化，更血腥、更残忍、更恐怖；（3）组织成员的年轻化与偏执性趋势明显。新疆宗教极端势力在利用圣人穆罕默德“迁徙”事件肘，更注重“圣战”的作用，利用一些穆斯林群众朴素的宗教感情，反复教唆：“伊吉拉特是主命”、“现在最主要的主命就是圣战，否则任何功修都是无效的"。宗教极端势力篡改歪曲《古兰经》教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许多信教群众上当受骗，误人歧途。
33、为什么不能穿着“吉里巴甫”服饰？
答：“吉里巴甫”服饰用一身黑色替代维吾尔族妇女色彩斑斓、亮丽漂亮的服装，丢弃了维吾尔族传统服饰的特色，既不利于工作生活，也没有民族服饰的美感和活力。“吉里巴甫"服饰既不是穆斯林的传统服饰，也不是维吾尔族的传统服饰，它显示的是宗教极端思想，有违风序良俗和民族文化传统。“吉里巴甫”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其背后是“三股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穿戴“吉里巴甫”服饰与现代社会人们生产、工作和生活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与世俗社会和现代文明是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对世俗社会和现代文明的一种反叛，是一种倒退。
34、2014年州党委工作会上提出“十二五”后两年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答：州党委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十二五”后两年，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伊犁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期，是实现州直经济总量超千亿，公共财政预测收入超百亿，全面完成“十二五”目标的攻坚期。
35、2014年州党委工作会上提出，伊犁州加快推进新型产业化，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哪几类基地？
答：提升传统产业，把伊犁州建设为新疆重要的煤电煤化工基地，石油石化产业基地，钢铁及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基地，纺织基地和绿色有机农产品加工基地。
36、2014年州党委工作会上提出的预期目标是什么？
答:2014年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17%，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18%，力争2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工业增加值增加25.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进出口贸易额增长2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5%，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净增1000元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 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千分之十一以内，节能减排实现年度目标任务，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
43、中华民族是由多少个民族组成的？
答：56个民族。
37、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是什么？
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
38、什么是民族平等？
答：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
39、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民族工作的主题是什么？
答：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47、正确处理新疆民族问题应该把握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讲原则、讲法制、讲政策、讲策略。
40、什么是民族问题？
答：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
41、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答：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42、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答：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43、自治州党委提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奋斗目标是什么？
答：到2015年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4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规定，“四个意识”教育是指什么？
答：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中华民族意识的教育。
4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规定，“三史”教育是指什么？
答：新疆历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的教育。
46、新疆精神的含义是什么？
答：爱国爱疆、团结奉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
47、请介绍一下肉孜节？
答：肉孜节又称开斋节，是阿拉伯语“尔德·菲图尔”的意译，因在封斋一个月后开斋的那一天进行而得名。
48、请介绍一下古尔邦节？
答：古尔邦节在“肉孜节”后70天举行，“古尔邦”是阿拉伯语，意为“献牲”。
49、什么是纳吾鲁孜节？
答：纳吾鲁孜节是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乌兹别克等民族的共同节日。
50、什么是民族风俗习惯？
答：是指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相沿久积而形成的喜好、风尚、习俗和禁忌等，它表现在饮食、服饰、居住、婚姻、生育、丧葬、节庆、娱乐、礼节、生产等方面。
51、西汉中央政府在什么时间设立西域都护府，这标志着西域成为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答：公元前60年。
52、清朝政府于哪一年建立新疆省？
答：公元1884年。
53、中央政府在新疆地区大规模屯垦戍边始于什么时间？
答：西汉。
54、早在西汉以前，新疆地区的原始宗教是什么教？
答：是萨满教。
55、伊斯兰教是什么时间传入新疆的？
答：公元10世纪初。
56、现今新疆有多少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
答：10个民族。
57、新疆是什么时间和平解放的？
答：1949年9月10日。
5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什么时间成立的？
答：1955年10月。
59、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是什么时间成立的？
答：1954年11月，后经国务院批准将州庆定于9月。
60、民族团结教育月是什么时间开始的，今年是第几个民族团结教育月？
答：1983年5月第一个民族团结教育月，今年是第31个民族团结教育月。
61、国家是哪一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答：2000年。
62、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是什么时间召开的？
答：2010年5月17日。
63、随着新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推行，在哪一年新疆所有农村中小学生实现了免费教育。
答：2006年。
64、从哪一年开始，新疆贫困寄宿生全部享受生活补助，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
答：2008年。
65、自治区政府于哪一年做出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大力推进“双语”教学的决定，要求少数民族学生高中毕业达到“民汉兼通”的目标。
答：2004年。
66、为使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基础教育，从哪一年起，国家在北京、上海等12个经济发达省市的13所中学开设了新疆高中班。
答：2000年。
67、什么是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
答：民族平等。
68、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什么制度？
答：基本政治制度。
69、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是什么？
答：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70、禁止哪些人利用学校讲台、讲坛等阵地散布不利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言论。
答：禁止任何人。
71、禁止哪些人传播危害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扰乱公众试听的谣言？
答：禁止任何人。
72、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是什么？
答：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73、根据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的精神，新一轮援疆工作，哪个省援助伊犁州？
答：江苏省。
7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什么？
答：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75、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什么？
答：为人民服务。
85、公民道德建设的“四德教育”的内容是什么？
答：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76、四个维护的内容是什么？
答：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人民利益。
77、“五个互相”是什么？
答：是指各民族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始终做到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78、“四个人人”是什么？
答：人人都树立民族团结的思想，人人都懂得民族政策，人人都讲民族团结的话，人人都做民族团结的事。
79、“三个离不开”思想的内容是什么？
答：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80、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套曲，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瑰宝，被誉为维吾尔族的什么？
答：音乐之母。
81、新中国成立之前，“十二木卡姆”已濒临失传。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省人民政府将“十二木卡姆”立为重点抢救的艺术，组织力量对木卡姆艺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普查、搜集、整理工作，于1960年出版“十二木卡姆”乐谱，标志着什么？
答：标志着“十二木卡姆”由口头传承向文体传承的转折。
8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是什么时间开始实施的？
答：2010年2月1日。
8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对民族团结教育是如何规定的？
答：第六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接受民族团结教育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8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第九条对不得破坏民族团结是如何要求的？
答：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散布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论，不得收集、提供、制作、发布或者传播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信息，不得实施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的行为。
85、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什么？
答：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86、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87、什么是政教分离原则？
答：是指宗教与政治分离。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
88、为什么不允许宗教干预教育？
答：宗教与教育完全分离，是政教分离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也是由我国的教育性质决定的。
89、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怎样相适应？
答：就是要求宗教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90、朝觐工作的基本政策是什么？
答：有组织、有计划朝觐。
91、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要旨是指什么？
答：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
92“两项制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联系宗教活动场所责任制和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与宗教教职人员谈话制度，简称“两项制度”。
93、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质是什么？
答：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质就是让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公民个人自由选择。
94、《宪法》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是怎样规定的？
答：《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95、《宪法》第五十二条对公民义务是怎样规定的？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96、《宪法》第五十三条对公民义务是如何规定的？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97、《宪法》第五十四条对公民义务是怎样规定的？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98、宗教的“五性”是指的什么？
答：宗教的“五性”是指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
99、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
答：是把信教的群众和不信教的群众团结起来，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0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第三十六条对出现不利于民族团结言行的如何处理？
答：违反本条例规定，出现不利于民族团结言行的，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村（居）民委员会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属于国家公务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10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第三十七条对破坏民族团结如何追究责任？
答：违反本条例规定，散布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论，收集、提供、制作、发布或者传播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信息，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民族分裂，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2、当前非法宗教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
答：在意识形态进行渗透、非法宗教活动和恐怖暴力活动。
103、为什么不得向18岁以下少年灌输宗教思想？
答：向不满18周岁的少年灌输宗教思想是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是违法的。一方面不得向18周岁以下的少年灌输宗教思想，另一方面也不允许不满18周岁的少年学经和参加宗教活动。
104、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或者干扰宗教团体、宗教活动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应如何处理？
答：情节轻微的由宗教事务部门处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105、新时期新疆维稳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是什么？
答：反暴力、讲法制、讲秩序
106、零散朝觐有哪些危害？
答：由于零散朝觐组织者主要目的是赚钱牟利，一些参加零散朝觐群众托人办手续，但因无法办理签证，白花了钱而不能参加朝觐，有的因为钱财被零散朝觐组织者骗走而无法回国，长期滞留沙特；有的没有安排好食宿交通，经常在境外发生抢饭吃、抢帐篷、抢车坐的现象；有的因为经济问题发生纠纷、冲突，甚至扣留人质等恶性事件，有的因为没有集体的保护在国外被偷被抢。这些都严重损害了穆斯林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不良国际影响，损害了我们国家形象。特别是零散朝觐者处于无政府、无组织状态，极易成为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敌对势力渗透对象，严重危及我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http://www.ylzfda.gov.cn/CL0047/1998.html
发布时间：2014年06月25日
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知识
1. 马克思主义“五观”是什么？
答：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历史观。
2. 我国民族分布的总特点是什么？
答：总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
3. 民族问题的特点是什么？
答：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的特点。
4. 民族团结的含义是什么？
答案：民族团结是指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联系中和和睦，友好和互助，联合的关系。它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做追求的目标。
5. 依法妥善处理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应注意把握什么？
答：第一，及早发现；第二，区分矛盾；第三，注意方法；第四，依法处理；第五，健全机制。
6. 民族区域自治应当遵循哪三个基本原则？
答：一是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二是坚持国家统一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三是坚持自治民族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
7. 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答：（1）建立民族自治地方；（2）建立自治机关；（3）行使自治权。
8. 国家先后制定和颁发了许多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具体法律，法规和一系列具体措施，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第一，尊重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 第二，尊重少数民族的服饰习惯； 第三，尊重少数民族的年节习俗；第四，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第五，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规定，民族团结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一）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的教育;(二)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的教育；（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四）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国家法律、法规教育；（五）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的教育；（六）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教育；（七）新疆历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的教育；（八）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反对宗教极端势力、反对暴力恐怖势力的教育；（九）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十）有关民族团结教育的其他内容。
10.“民族团结”五个互相是什么？
答：各民族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始终做到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1.什么是宗教？
答：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应，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
12.宗教的社会特征是什么？
答：即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长期性、国际性和复杂性。
13.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是什么？
答：自然根源、认识根源、心里根源、社会根源。
14.伊犁有哪些宗教？
答：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道教和萨满教。
15 .宗教和迷信有什么不同？
答：宗教和迷信至少有四点区别。一、宗教是一种思想信仰，一种世界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封建迷信一般指巫婆、神汗所搞的卜卦算命、摸骨相面、驱鬼治病、扶乩降神、测字圆梦、神水神药、消灾祈雨等迷信活动，其目的是骗取钱财。二、宗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宗教理论、教义教规，有一定的宗教制度、宗教组织、宗教仪式、宗教活动和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而封建迷信没有这样一套完整、系统的东西。三、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包括了经典、组织、礼仪、建筑、绘画、诗歌、舞蹈、音乐等，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封建迷信根本没有这些内容。四、我国的宗教具有群众性、国际性、民族性等显著的特点，而封建迷信则根本不具备这些特点。
16.邪教与宗教有什么区别？
答：（1）宗教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现象，而邪教是非历史、反文明的丑恶现象。宗教具有悠久的历史，而邪教都是短命的；宗教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邪教往往是歪理邪说的大杂烩；邪教是宗教发展中的恶性变种与反文明的现象。（2）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而邪教是宗教和人类肌体上的恶性肿瘤，是褊狭恐怖的歪理邪说；宗教具有一定的认识论意义，而邪教除了危害社会绝无文化价值可言。（3）宗教是可能与主流社会逐步适应的，而邪教在本质上是反社会的。宗教发展的过程就是逐步适应主流社会的过程；邪教的历史全都是对抗主流社会的历史。（4）宗教是苦难世界的麻醉剂和镇痛剂，而邪教是典型的精神毒品。宗教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和对这种苦难的抗议；邪教是腐蚀人类灵魂，危害社会肌体的精神毒品。
17.民族的定义是什么？
答：民族史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史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
18.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答：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它是由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
19.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清真食品管理条例》规定，什么是清真食品？
答：本条例所称清真食品，是指按食用清真食品民族的饮食习惯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的食品、副食品及调味品。
20、“四个认同”是指什么?
答：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的教育；。
21、国家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不能信教有什么明确规定？
答：《宪法》第36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1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互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8条规定：“组织、引导、支持、允许、纵容学生信教、参加宗教活动，必然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执行，影响各项教育活动的正常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条规定：“未成年人享有受教育权，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尊重和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第34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引诱、强迫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义务教育的活动。”
22、宗教工作“四项管理”是指什么?
答：宗教人士、宗教活动、宗教活动场所和执法行为的管理。
23、如何加强斋月期间宗教活动管理?
答：(1)根据自治区的统一部署和自治州的具体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完善斋月期间宗教事务管理的具体方案，并严格落实。(2)加强教育管理，严格公务员、学生不得封斋的规定，特别是公务员，一经发现，严肃处理。(3)加强重点清真寺和偏远清真寺管理。(4)加大对非法宗教活动治理力度，不允许任何人以吃斋饭的名义进行非法讲经或其他形式的非法宗教活动，严禁私办经文班(点)和擅自跨地区讲经、解经，对确有需要异地搬请宗教人士的，必须严格申报、审批程序，由伊协统一组织安排。
24、“三非”活动是指什么?
答: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宗教网络传播。
25、为什么要制止零散朝觐?
答：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蓄意煽动“朝觐热”，鼓吹倾家荡产朝觐才能体现“虔诚”，完全违背了《古兰经》的教义，违背了伊斯兰教“两世吉庆”的愿望。零散朝觐非法组织者往往以先收取较低费用为诱饵，在中途巧立名目，额外收费，非法牟利。受骗群众在境外往往被收掉护照、机票，吃住条件差，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难以得到保障，病、伤、亡事故时有发生，甚至流落街头，不能按时回国。有的因元生活费，向境外一些慈善机构乞求施舍，严重影响了我国穆斯林的形象。
26、怎么理解“吉哈德"?
答：“吉哈德”是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奋斗、尽力、艰辛”等，泛指为某事而付出其全部能力，“吉哈德”引申为“为真主之道而奋斗”，特指穆斯林为了正义发挥自己的能力。它又分为两层意思，第一层含义指同个人的私欲作斗争；第二层含义指在正义和正直的战争中努力奋斗。第一种奋发努力被称之为“大吉哈德”，指个人尽力去驱逐一切罪恶、诱惑，纯洁心灵，远离嫉妒、猜忌，憎恨等，从而得到真主的恩惠。其它形式的“吉哈德”则称为“小吉哈德”，其含义是进行正义，正直的斗争。
27、什么是伊斯兰极端主义?
答：伊斯兰极端主义，世界各国有不同称谓，如“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当代原教旨主义”、“瓦哈比极端思想”等。由此可见，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至少有以下两个特征：(1)以“安拉唯一”为名，篡改沿袭千年的伊斯兰教义，强化神权意识、教民意识，淡化法制意识、公民意识，企图用伊斯兰教法替代现行国家法律体系；(2)宣扬“异教徒”论、“圣战”论，采取暴力恐怖手段，妄图建立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
28、新疆宗教极端势力的严重危害有哪些?
答：(1)社会动乱之源；(2)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3)破坏民族团结；(4)扭曲了宗教的正常发展，制造宗教的分裂；(5)破坏了新疆良好的投资环境。
29、以宗教教义妨碍国家法律法规的应如何处理？
答：以宗教教义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干预行政、司法、计划生育政策和遗产分配的和违反《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重婚的，给未领结婚证者以念“尼卡”等宗教仪式结婚的，未依法办理离婚手续而以宗教方式离婚等利用宗教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对被蒙蔽而参与且社会危害小的，以批评、教育为主；对情节较为严重但尚不构成犯罪的，要予以行政处罚；对触犯刑律特别是具有明显政治意图或者教唆他人利用宗教破坏法律实施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0、什么是“东突”?
答：“东突”是“东突厥斯坦”的简称，“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某些老殖民主义者为了肢解中国，达到分裂和控制新疆的目的，编造的所谓新疆是“东突厥”人的家园的谬论。“东突”理论形成后，形形色色的分裂分子打着“东突”的旗号进行活动，企图实现其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妄想。“东突”恐怖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为理论基础，大肆鼓吹“东突厥斯坦独立论”，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
31、什么是“伊扎布特"?
答：伊扎布特(音译，意思是：伊斯兰解放党)主张通过“三步战略"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1)传播宗一教极端思想和神权理念；(2)加强并实施伊斯兰教法；(3)建立哈里发国家。该组织在中亚地区较为活跃，有严格的加人程序和组织规则，行动诡秘、隐蔽。“伊扎布特”主要采取说教的方式发展成员，拉拢和利诱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寄希望于青少年一代，培养所谓“伊斯兰教事业接班人”。
32、什么是“伊吉拉特”？
答：“伊吉拉特”(音译，意思是：迁徙)。“伊吉拉特”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在其组织内部没有明显的等级和规章制度，多以家族、亲友、“同路人”面目出现，组织破坏性、危害性更大。(1)“迁徙圣战”向境内境外两个方向发展；(2)制枪、制爆、制毒和施暴手法日趋专业化，更血腥、更残忍、更恐怖；（3）组织成员的年轻化与偏执性趋势明显。新疆宗教极端势力在利用圣人穆罕默德“迁徙”事件肘，更注重“圣战”的作用，利用一些穆斯林群众朴素的宗教感情，反复教唆：“伊吉拉特是主命”、“现在最主要的主命就是圣战，否则任何功修都是无效的"。宗教极端势力篡改歪曲《古兰经》教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许多信教群众上当受骗，误人歧途。
33、为什么不能穿着“吉里巴甫”服饰？
答：“吉里巴甫”服饰用一身黑色替代维吾尔族妇女色彩斑斓、亮丽漂亮的服装，丢弃了维吾尔族传统服饰的特色，既不利于工作生活，也没有民族服饰的美感和活力。“吉里巴甫"服饰既不是穆斯林的传统服饰，也不是维吾尔族的传统服饰，它显示的是宗教极端思想，有违风序良俗和民族文化传统。“吉里巴甫”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其背后是“三股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穿戴“吉里巴甫”服饰与现代社会人们生产、工作和生活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与世俗社会和现代文明是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对世俗社会和现代文明的一种反叛，是一种倒退。
34、2014年州党委工作会上提出“十二五”后两年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答：州党委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十二五”后两年，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伊犁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期，是实现州直经济总量超千亿，公共财政预测收入超百亿，全面完成“十二五”目标的攻坚期。
35、2014年州党委工作会上提出，伊犁州加快推进新型产业化，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哪几类基地？
答：提升传统产业，把伊犁州建设为新疆重要的煤电煤化工基地，石油石化产业基地，钢铁及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基地，纺织基地和绿色有机农产品加工基地。
36、2014年州党委工作会上提出的预期目标是什么？
答:2014年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17%，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18%，力争2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工业增加值增加25.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进出口贸易额增长2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5%，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净增1000元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 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千分之十一以内，节能减排实现年度目标任务，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
43、中华民族是由多少个民族组成的？
答：56个民族。
37、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是什么？
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
38、什么是民族平等？
答：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
39、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民族工作的主题是什么？
答：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47、正确处理新疆民族问题应该把握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讲原则、讲法制、讲政策、讲策略。
40、什么是民族问题？
答：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
41、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答：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42、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答：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43、自治州党委提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奋斗目标是什么？
答：到2015年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4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规定，“四个意识”教育是指什么？
答：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中华民族意识的教育。
4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规定，“三史”教育是指什么？
答：新疆历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的教育。
46、新疆精神的含义是什么？
答：爱国爱疆、团结奉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
47、请介绍一下肉孜节？
答：肉孜节又称开斋节，是阿拉伯语“尔德·菲图尔”的意译，因在封斋一个月后开斋的那一天进行而得名。
48、请介绍一下古尔邦节？
答：古尔邦节在“肉孜节”后70天举行，“古尔邦”是阿拉伯语，意为“献牲”。
49、什么是纳吾鲁孜节？
答：纳吾鲁孜节是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乌兹别克等民族的共同节日。
50、什么是民族风俗习惯？
答：是指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相沿久积而形成的喜好、风尚、习俗和禁忌等，它表现在饮食、服饰、居住、婚姻、生育、丧葬、节庆、娱乐、礼节、生产等方面。
51、西汉中央政府在什么时间设立西域都护府，这标志着西域成为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答：公元前60年。
52、清朝政府于哪一年建立新疆省？
答：公元1884年。
53、中央政府在新疆地区大规模屯垦戍边始于什么时间？
答：西汉。
54、早在西汉以前，新疆地区的原始宗教是什么教？
答：是萨满教。
55、伊斯兰教是什么时间传入新疆的？
答：公元10世纪初。
56、现今新疆有多少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
答：10个民族。
57、新疆是什么时间和平解放的？
答：1949年9月10日。
5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什么时间成立的？
答：1955年10月。
59、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是什么时间成立的？
答：1954年11月，后经国务院批准将州庆定于9月。
60、民族团结教育月是什么时间开始的，今年是第几个民族团结教育月？
答：1983年5月第一个民族团结教育月，今年是第31个民族团结教育月。
61、国家是哪一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答：2000年。
62、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是什么时间召开的？
答：2010年5月17日。
63、随着新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推行，在哪一年新疆所有农村中小学生实现了免费教育。
答：2006年。
64、从哪一年开始，新疆贫困寄宿生全部享受生活补助，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
答：2008年。
65、自治区政府于哪一年做出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大力推进“双语”教学的决定，要求少数民族学生高中毕业达到“民汉兼通”的目标。
答：2004年。
66、为使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基础教育，从哪一年起，国家在北京、上海等12个经济发达省市的13所中学开设了新疆高中班。
答：2000年。
67、什么是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
答：民族平等。
68、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什么制度？
答：基本政治制度。
69、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是什么？
答：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70、禁止哪些人利用学校讲台、讲坛等阵地散布不利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言论。
答：禁止任何人。
71、禁止哪些人传播危害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扰乱公众试听的谣言？
答：禁止任何人。
72、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是什么？
答：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73、根据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的精神，新一轮援疆工作，哪个省援助伊犁州？
答：江苏省。
7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什么？
答：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75、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什么？
答：为人民服务。
85、公民道德建设的“四德教育”的内容是什么？
答：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76、四个维护的内容是什么？
答：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人民利益。
77、“五个互相”是什么？
答：是指各民族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始终做到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78、“四个人人”是什么？
答：人人都树立民族团结的思想，人人都懂得民族政策，人人都讲民族团结的话，人人都做民族团结的事。
79、“三个离不开”思想的内容是什么？
答：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80、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套曲，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瑰宝，被誉为维吾尔族的什么？
答：音乐之母。
81、新中国成立之前，“十二木卡姆”已濒临失传。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省人民政府将“十二木卡姆”立为重点抢救的艺术，组织力量对木卡姆艺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普查、搜集、整理工作，于1960年出版“十二木卡姆”乐谱，标志着什么？
答：标志着“十二木卡姆”由口头传承向文体传承的转折。
8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是什么时间开始实施的？
答：2010年2月1日。
8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对民族团结教育是如何规定的？
答：第六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接受民族团结教育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8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第九条对不得破坏民族团结是如何要求的？
答：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散布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论，不得收集、提供、制作、发布或者传播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信息，不得实施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的行为。
85、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什么？
答：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86、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87、什么是政教分离原则？
答：是指宗教与政治分离。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
88、为什么不允许宗教干预教育？
答：宗教与教育完全分离，是政教分离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也是由我国的教育性质决定的。
89、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怎样相适应？
答：就是要求宗教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90、朝觐工作的基本政策是什么？
答：有组织、有计划朝觐。
91、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要旨是指什么？
答：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
92“两项制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联系宗教活动场所责任制和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与宗教教职人员谈话制度，简称“两项制度”。
93、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质是什么？
答：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质就是让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公民个人自由选择。
94、《宪法》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是怎样规定的？
答：《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95、《宪法》第五十二条对公民义务是怎样规定的？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96、《宪法》第五十三条对公民义务是如何规定的？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97、《宪法》第五十四条对公民义务是怎样规定的？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98、宗教的“五性”是指的什么？
答：宗教的“五性”是指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
99、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
答：是把信教的群众和不信教的群众团结起来，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0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第三十六条对出现不利于民族团结言行的如何处理？
答：违反本条例规定，出现不利于民族团结言行的，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村（居）民委员会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属于国家公务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10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第三十七条对破坏民族团结如何追究责任？
答：违反本条例规定，散布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论，收集、提供、制作、发布或者传播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信息，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民族分裂，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2、当前非法宗教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
答：在意识形态进行渗透、非法宗教活动和恐怖暴力活动。
103、为什么不得向18岁以下少年灌输宗教思想？
答：向不满18周岁的少年灌输宗教思想是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是违法的。一方面不得向18周岁以下的少年灌输宗教思想，另一方面也不允许不满18周岁的少年学经和参加宗教活动。
104、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或者干扰宗教团体、宗教活动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应如何处理？
答：情节轻微的由宗教事务部门处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105、新时期新疆维稳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是什么？
答：反暴力、讲法制、讲秩序
106、零散朝觐有哪些危害？
答：由于零散朝觐组织者主要目的是赚钱牟利，一些参加零散朝觐群众托人办手续，但因无法办理签证，白花了钱而不能参加朝觐，有的因为钱财被零散朝觐组织者骗走而无法回国，长期滞留沙特；有的没有安排好食宿交通，经常在境外发生抢饭吃、抢帐篷、抢车坐的现象；有的因为经济问题发生纠纷、冲突，甚至扣留人质等恶性事件，有的因为没有集体的保护在国外被偷被抢。这些都严重损害了穆斯林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不良国际影响，损害了我们国家形象。特别是零散朝觐者处于无政府、无组织状态，极易成为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敌对势力渗透对象，严重危及我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星期三, 11月 05, 2014
蓋達宣戰中國 聲援ISIS劍指新疆
[2014.10.24]
日本《外交學者》22日發表《蓋達組織也宣戰中國》（Al-Qaeda Declares War on China, Too）一文，指蓋達組織稱中國佔領了新疆維族自治區。分析人士認為，蓋達組織聲援ISlS，宣布對中國進行聖戰。
【明報專訊】新疆近年恐怖勢力膨脹，西方也曾警告中國所獨立面對的恐怖主義風險正在增強。稍早之前，蓋達組織突然將注意力轉向中國，今年7月脫胎於蓋達組織的「伊斯蘭國」(ISIS)宣布建國，在其公布的邊界版圖中，中國新疆被納入其中。而據日本《外交學者》本月22日發表的《蓋達組織也宣戰中國》(Al-Qaeda Declares War on China, Too)一文，蓋達組織稱中國佔領了新疆維族自治區。分析人士認為，蓋達組織聲援ISlS，宣布對中國進行聖戰。
圖將新疆描述為長期獨立國家
據多維新聞報道，蓋達組織的宣傳工具「阿爾-薩哈布」(al-Sahab media)本周發布了新的英文版雜誌《復興之路》(Resurgence)的第一期。其中，一篇題為《關於東突的10個事實》(10 Facts About East Turkistan)的文章(「東突」指的就是新疆)，試圖將新疆描述為一個長期獨立的國家，只是在近期才慘遭漢族的殘酷殖民，並「憂心忡忡」地認為漢族還決心要抹殺新疆的伊斯蘭遺產。
文章稱，「在過去1,000年的伊斯蘭歷史中，新疆在前763年是獨立的，而在後237年中，則斷斷續續地處在漢族的佔領之下。」並認為，被佔領的代價是慘重的，「1949年，93%的東突人口是維族，只有7%是漢族。而今，經過60多年本土居民的被迫流移失所以及漢族的進駐定居，東突45%的人口是漢族。」
儘管《關於東突10個事實》的文章並沒有號召對中國進行聖戰，這個觀點在《復興之路》的其他文章中則是更加直接地表達出來。例如，其中一篇文章說，伊斯蘭世界的勝利對美國、伊朗、中國、俄羅斯以及所有那些通過代理打擊穆斯林的國家而言，都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和苦澀的失敗。讓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尤為煩惱的是，蓋達組織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呼籲信徒擾亂航運霍爾木茲海峽和馬六甲海峽的航運。
蓋達組織的宣傳工具「阿爾-薩哈布」自2001年以來就很活躍，雖然它的活動在過去幾年迅速減少，《復興之路》雜誌是蓋達組織第一次發布英文版的雜誌。
ISIS建國版圖 佔領新疆排第一位
事實上，蓋達組織插手新疆的舉措可以追溯到今年7月，時值脫胎於蓋達組織的ISIS宣布建國，在其公布的地域版圖中，中國新疆被納入其中。ISIS規劃着數年後佔領西亞、北非、西班牙、中亞、印度次大陸全境乃至中國新疆。ISIS今年7月初建國時，神秘的領導人巴格達迪在約15分鐘的演講中點名，更將中國排在第一位，多次提到中國以及中國新疆，指摘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政策，並要求中國穆斯林和全世界穆斯林一樣向其效忠。
中國回應的態度是相當堅決，習近平等中共高層表示，反恐沒有與穩定無關的地區、無關的部門、無關的人。所以，當8月7日晚奧巴馬宣布授權美軍空襲伊拉克宗教極端武裝時，中國毫不猶豫地於次日給予了明確的支持信號。
而在本月21日的外交部發布會上，華春瑩疑似回應了蓋達組織雜誌最近發表的呼籲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建立哈里發(哈里發是伊斯蘭教宗教的及世俗的最高統治者的稱號，ISIS領袖易卜拉欣自封為哈里發)的消息時表示，中國希望國際社會能夠意識到這種危險。中方呼籲加強交流，分享信息，進一步合作，共同打擊包括「東突」在內的國際恐怖主義，確保地區和平與穩定。
涉疆恐襲多具國際恐怖主義背景
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新疆「7·5」騷亂之後，涉疆暴恐襲擊事件呈現激增態勢，而且呈現出年輕化、極端化和突破區域化等特點。中國官媒報道，近年涉疆恐怖襲擊事件多具有國際恐怖主義背景。比如最近的7月末的莎車暴力襲擊便被認定為一宗境內外恐怖組織相互關連的有組織、有預謀的暴恐案件。新華社稱，暴恐團伙打着「聖戰」的旗幟與境外「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組織勾連。
分析人士認為，如果說以往中東與新疆同組同源的國家基於西方人權和民族偏袒心理並不完全認同中國對境內的新疆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打擊，那麼目前面臨共同的ISIS威脅，中國與中東建立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統一戰線將不是難事。ISIS屢次點名中國，也讓美國等一貫在新疆問題上持有雙重標準的國家無從指摘中國發力反恐。
日本《外交學者》22日發表《蓋達組織也宣戰中國》（Al-Qaeda Declares War on China, Too）一文，指蓋達組織稱中國佔領了新疆維族自治區。分析人士認為，蓋達組織聲援ISlS，宣布對中國進行聖戰。
【明報專訊】新疆近年恐怖勢力膨脹，西方也曾警告中國所獨立面對的恐怖主義風險正在增強。稍早之前，蓋達組織突然將注意力轉向中國，今年7月脫胎於蓋達組織的「伊斯蘭國」(ISIS)宣布建國，在其公布的邊界版圖中，中國新疆被納入其中。而據日本《外交學者》本月22日發表的《蓋達組織也宣戰中國》(Al-Qaeda Declares War on China, Too)一文，蓋達組織稱中國佔領了新疆維族自治區。分析人士認為，蓋達組織聲援ISlS，宣布對中國進行聖戰。
圖將新疆描述為長期獨立國家
據多維新聞報道，蓋達組織的宣傳工具「阿爾-薩哈布」(al-Sahab media)本周發布了新的英文版雜誌《復興之路》(Resurgence)的第一期。其中，一篇題為《關於東突的10個事實》(10 Facts About East Turkistan)的文章(「東突」指的就是新疆)，試圖將新疆描述為一個長期獨立的國家，只是在近期才慘遭漢族的殘酷殖民，並「憂心忡忡」地認為漢族還決心要抹殺新疆的伊斯蘭遺產。
文章稱，「在過去1,000年的伊斯蘭歷史中，新疆在前763年是獨立的，而在後237年中，則斷斷續續地處在漢族的佔領之下。」並認為，被佔領的代價是慘重的，「1949年，93%的東突人口是維族，只有7%是漢族。而今，經過60多年本土居民的被迫流移失所以及漢族的進駐定居，東突45%的人口是漢族。」
儘管《關於東突10個事實》的文章並沒有號召對中國進行聖戰，這個觀點在《復興之路》的其他文章中則是更加直接地表達出來。例如，其中一篇文章說，伊斯蘭世界的勝利對美國、伊朗、中國、俄羅斯以及所有那些通過代理打擊穆斯林的國家而言，都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和苦澀的失敗。讓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尤為煩惱的是，蓋達組織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呼籲信徒擾亂航運霍爾木茲海峽和馬六甲海峽的航運。
蓋達組織的宣傳工具「阿爾-薩哈布」自2001年以來就很活躍，雖然它的活動在過去幾年迅速減少，《復興之路》雜誌是蓋達組織第一次發布英文版的雜誌。
ISIS建國版圖 佔領新疆排第一位
事實上，蓋達組織插手新疆的舉措可以追溯到今年7月，時值脫胎於蓋達組織的ISIS宣布建國，在其公布的地域版圖中，中國新疆被納入其中。ISIS規劃着數年後佔領西亞、北非、西班牙、中亞、印度次大陸全境乃至中國新疆。ISIS今年7月初建國時，神秘的領導人巴格達迪在約15分鐘的演講中點名，更將中國排在第一位，多次提到中國以及中國新疆，指摘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政策，並要求中國穆斯林和全世界穆斯林一樣向其效忠。
中國回應的態度是相當堅決，習近平等中共高層表示，反恐沒有與穩定無關的地區、無關的部門、無關的人。所以，當8月7日晚奧巴馬宣布授權美軍空襲伊拉克宗教極端武裝時，中國毫不猶豫地於次日給予了明確的支持信號。
而在本月21日的外交部發布會上，華春瑩疑似回應了蓋達組織雜誌最近發表的呼籲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建立哈里發(哈里發是伊斯蘭教宗教的及世俗的最高統治者的稱號，ISIS領袖易卜拉欣自封為哈里發)的消息時表示，中國希望國際社會能夠意識到這種危險。中方呼籲加強交流，分享信息，進一步合作，共同打擊包括「東突」在內的國際恐怖主義，確保地區和平與穩定。
涉疆恐襲多具國際恐怖主義背景
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新疆「7·5」騷亂之後，涉疆暴恐襲擊事件呈現激增態勢，而且呈現出年輕化、極端化和突破區域化等特點。中國官媒報道，近年涉疆恐怖襲擊事件多具有國際恐怖主義背景。比如最近的7月末的莎車暴力襲擊便被認定為一宗境內外恐怖組織相互關連的有組織、有預謀的暴恐案件。新華社稱，暴恐團伙打着「聖戰」的旗幟與境外「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組織勾連。
分析人士認為，如果說以往中東與新疆同組同源的國家基於西方人權和民族偏袒心理並不完全認同中國對境內的新疆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打擊，那麼目前面臨共同的ISIS威脅，中國與中東建立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統一戰線將不是難事。ISIS屢次點名中國，也讓美國等一貫在新疆問題上持有雙重標準的國家無從指摘中國發力反恐。
星期二, 10月 28, 2014
巴基斯坦塔利班宣布效忠ISIS
來源：大公網
http://news.takungpao.com.hk/world/exclusive/2014-10/2767244.html
大公網10月6日訊 據路透社4日消息：巴基斯坦塔利班4日宣布效忠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並要求其在當地的成員協助ISIS，建立一個全球性的「伊斯蘭哈裏發」。
ISIS目前控制了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大片土地，近期開始深入南亞地區。這一區域傳統上一直被當地塔利班分子控制，塔利班的目標同時針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政府。
盡管目前少有證據顯示，ISIS和與基地組織淵源深厚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已結成穩固同盟，但最近ISIS極端分子曾被目擊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市分發宣傳冊。
據悉，ISIS的旗幟還被插在了印度控制的克什米爾地區街道上。這一趨勢引發全球日益擔憂，質疑各國政府是否能夠跟得上這一極端組織快速變化的擴張手段。
稱將向ISIS輸送聖戰士
在慶祝穆斯林「宰牲節」期間，塔利班發表聲明，表示他們全力支持ISIS實現目標。塔利班發言人夏希德在一封寄給路透社的郵件裏表示：「哦，我們的兄弟，我們為你們的勝利驕傲。我們與你們的快樂和哀傷同在。在這一困難時期，我們希望你們保持耐心和穩定，尤其是現在所有的敵人們都團結在一起，針對你們，請把你的對手們都遠遠甩開。全球穆斯林都對你們抱有巨大期待。我們與你同在，我們會向你們輸送聖戰士，還會提供所有需要的支持。」
這份聲明分別用烏爾都語、普什圖語和阿拉伯語撰寫，是ISIS在3日發放了斬首英國人質亨寧的視頻之後發布的。
與ISIS目標難統一
這份聲明也引發猜測，指巴基斯坦塔利班領導者的目標其實是推翻當地政府，建立伊斯蘭國家，而這與ISIS的目標不同，盡管ISIS的「雄心」很多，但都和巴基斯坦沒什麼關係。
巴基斯坦塔利班的主要資金來自於當地以及海外團體捐獻，這些富有的支持者們多來自海灣國家。
巴基斯坦塔利班與阿富汗塔利班分別獨立運營，雖然共享同一個名字，但兩者之間的同盟關係極為鬆散。
http://news.takungpao.com.hk/world/exclusive/2014-10/2767244.html
大公網10月6日訊 據路透社4日消息：巴基斯坦塔利班4日宣布效忠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並要求其在當地的成員協助ISIS，建立一個全球性的「伊斯蘭哈裏發」。
ISIS目前控制了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大片土地，近期開始深入南亞地區。這一區域傳統上一直被當地塔利班分子控制，塔利班的目標同時針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政府。
盡管目前少有證據顯示，ISIS和與基地組織淵源深厚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已結成穩固同盟，但最近ISIS極端分子曾被目擊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市分發宣傳冊。
據悉，ISIS的旗幟還被插在了印度控制的克什米爾地區街道上。這一趨勢引發全球日益擔憂，質疑各國政府是否能夠跟得上這一極端組織快速變化的擴張手段。
稱將向ISIS輸送聖戰士
在慶祝穆斯林「宰牲節」期間，塔利班發表聲明，表示他們全力支持ISIS實現目標。塔利班發言人夏希德在一封寄給路透社的郵件裏表示：「哦，我們的兄弟，我們為你們的勝利驕傲。我們與你們的快樂和哀傷同在。在這一困難時期，我們希望你們保持耐心和穩定，尤其是現在所有的敵人們都團結在一起，針對你們，請把你的對手們都遠遠甩開。全球穆斯林都對你們抱有巨大期待。我們與你同在，我們會向你們輸送聖戰士，還會提供所有需要的支持。」
這份聲明分別用烏爾都語、普什圖語和阿拉伯語撰寫，是ISIS在3日發放了斬首英國人質亨寧的視頻之後發布的。
與ISIS目標難統一
這份聲明也引發猜測，指巴基斯坦塔利班領導者的目標其實是推翻當地政府，建立伊斯蘭國家，而這與ISIS的目標不同，盡管ISIS的「雄心」很多，但都和巴基斯坦沒什麼關係。
巴基斯坦塔利班的主要資金來自於當地以及海外團體捐獻，這些富有的支持者們多來自海灣國家。
巴基斯坦塔利班與阿富汗塔利班分別獨立運營，雖然共享同一個名字，但兩者之間的同盟關係極為鬆散。
甘肃破获特大涉疆宗教类非法出版物系列案件
本报兰州9月27日电 （记者林治波）根据全国“扫黄打非”工作部署，甘肃省兰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与临夏回族自治州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建立了跨区域联合办案的工作机制。此外，兰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还主动与甘肃平凉、青海西宁、新疆乌鲁木齐搭建联合办案工作平台。
从2012年至今，在兰州、临夏、新疆三方的共同努力下，查办涉疆、涉嫌非法宗教类出版物印刷案件14起，共查获涉疆宗教类非法出版物12.6万余册，印刷半成品散页1739万余页、40余吨，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其中7名案犯已交由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其中，2013年11月9日，在兰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会同临夏公安人员对兰州圣杰印刷责任有限公司进行的检查中，近年来主导西北地区极端宗教类非法出版物流通的重要嫌疑人马智中浮出水面，目前，嫌疑人马智中已被临夏警方刑事拘留。
《 人民日报 》（ 2014年09月28日 04 版）
从2012年至今，在兰州、临夏、新疆三方的共同努力下，查办涉疆、涉嫌非法宗教类出版物印刷案件14起，共查获涉疆宗教类非法出版物12.6万余册，印刷半成品散页1739万余页、40余吨，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其中7名案犯已交由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其中，2013年11月9日，在兰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会同临夏公安人员对兰州圣杰印刷责任有限公司进行的检查中，近年来主导西北地区极端宗教类非法出版物流通的重要嫌疑人马智中浮出水面，目前，嫌疑人马智中已被临夏警方刑事拘留。
《 人民日报 》（ 2014年09月28日 04 版）
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案一审辩护词
刘晓原律师介紹：本案有两个辩护人，第一辩护人是李方平律师，他是从侦查阶段开始介入；我是在案件起诉到法院后介入，我作为第二辩护人，以案件程序辩为主。
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案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接受家属委托，并经得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同意担任其辩护人。本辩护人同意第一辩护人李方平律师的辩护意见，现在他的辩护意见基础上，补充发表如下辩护观点。
一、案件管辖权存在的问题。
本案管辖权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侦查机关立案管辖权，另一个是法院审判管辖权。
先谈立案侦查管辖权问题。
从法律文书中发现，本案侦查机关——即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在2009年9月20日，就以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立案。
按照《刑法》第二编分则第一章规定，分裂国家罪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刑事诉讼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
这个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中，这是公安机关与安全机关进行案件管辖的基本原则。
因此，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对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罪案是没有立案侦查管辖权。
退一步说，如果乌鲁木齐市执法机关要对本案行使立案管辖权，也应由乌鲁木齐市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
既便不谈公安机关与安全机关对立案管辖分工的问题，仅就案件的地区管辖规定来看，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对本案也无立案侦查管辖权。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刑事诉讼法》对立案管辖权有明确规定，即：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出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市，他在1985年就把户籍迁入北京。1991年后，他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教书，常住地是在北京市海淀区，户籍地也是在北京市海淀区。
公诉机关也给法庭提供了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户籍资料。
2006年1月，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北京创建“维吾尔在线”网站，网站在北京电信部门备了案，网站的服务器开始是在北京市，后转至河南省三门峡市，最后转移到美国。
2008年7月，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经过北京工商部门的批准成立北京图兰在线咨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和办公地都是在北京市海淀区。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即本案的侦查机关在2009年9月20日对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罪立案的依据有四个方面，一是创办维吾尔在线网站，纠合人员组建民族分裂活动团伙；二是炮制、散布民族分裂思想言论；三是挑拨民族矛盾，煽动民族仇恨；四是与境外反华势力相勾联，积极推动“新疆问题”国际化。
从侦查机关指控来看，犯罪行为发生地显然是在北京。
针对立案管辖权的问题，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时已经提出异议，要求将案件移送给北京市公安局管辖。
由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违反法律规定对案件行使立案管辖权，在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特别是作为本案的审查起诉和公诉机关，没有认真审查管辖权的问题，没有遵守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362条规定，就把案件向没有审判管辖权的你院提起公诉。
你院在立案审查时，没有遵守《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作出指定管辖决定时，就受理了案件。
在9月7日庭前会议上，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和辩护人对审判管辖权提出了异议。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还通过辩护人递交书面申请，要求你院依照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将案件移送给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针对或者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网站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被告人、被害人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以及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
这是一起被指控利用互联网发表文章“炒作”涉疆问题（事件）分裂国家的集团犯罪案件。
《刑法》规定，分裂国家犯罪是行为犯，不论是否发生了分裂的结果。
公诉人在发表指控意见时称，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罪一案的犯罪结果地是乌鲁木齐市。
辩护人认为，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本案并没有导致国家分裂或地区独立的结果，乌鲁木齐市仍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辖区内，仍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控制范围内。
那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这起案件应由犯罪发生地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管辖权。
鉴于本案被指控的犯罪发生地在北京市，而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居住地也是在北京市。网站的管理者，以及网站服务器均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辖区内。因此，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对本案没有审判管辖权。
这是一起重大且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请合议庭对审判管辖权问题予以重视。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对案件作出指定管辖之前，你院不能置法律于不顾，而强行对案件行使审判管辖权。
针对管辖权的问题，公诉人辩称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炒作”涉疆事件，把新疆问题国际化，所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执法机关就有权管辖。以此逻辑，指控的问题涉及西藏，西藏的执法机关就有管辖权；指控的问题涉及北京，北京执法机关才有管辖权。这样的逻辑，如果能成立的话，刑事诉讼法的管辖规定就该作修改了。
辩护人认为，不论是从立案管辖来看，还是从审判管辖来看，本案有管辖权的执法机关，应是北京的公安（安全）机关和北京的法院。
本案由新疆乌鲁木齐市执法机关来办理，且不说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无法排除来自政府权力的干涉，也难以作出客观、理性、合法、公正的判决。
程序不公正，不可能有实体公正。
在此，辩护人再次请求你院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将案件移送给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管辖权。
辩护人还认为，本案合议庭的组成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不论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域内，还是在全国范围内，这都是一起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
那么，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二条规定，本案的合议庭就应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按照《立法法》规定属于法律。由于这是一个特别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审理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时，对合议庭的组成就必须严格遵守。
现合议庭成员中没有人民陪审员，显然违反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针对合议庭组成的问题，辩护人在庭前会议和开庭时两次提出异议，但合议庭却不依法纠正。
二、集团犯罪案件不并案审理的问题。
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指控，这是一起分裂国家的集团犯罪，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组织成立了有七个成员参加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长达八年。
今年1月15日，乌鲁木齐市公安机关抓捕伊力哈木·土赫提后，随即抓捕了阿克拜尔·依明、罗玉伟、帕哈提·哈力木拉提、肖克来提·尼加提、穆塔力浦·伊明、阿提克木·如孜，阿卜杜凯尤木·阿卜力米提。
案件侦查完毕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将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罪一案，移送给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完毕后，公诉机关——即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向你院起诉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但犯罪集团七个成员的案件，至今不知还在哪个阶段。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被指控为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而几乎同时被抓捕的七个成员却不一并起诉，却以他们的讯问笔录作为证据来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如此分开办案，怎么能查清案件事实？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和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上，对这七个被指控为犯罪集团成员的讯问笔录真实性提出质疑，为此还向法庭申请要求这七个人出庭作证。但法庭却不遵守《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以有讯问笔录为由拒绝通知他们出庭作证。
这七个人在侦查机关都作过多份讯问笔录，尽管他们没有承认参加过分裂国家的犯罪组织，但他们却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创建“维吾尔在线”网站和接受外媒采访，目的是想分裂新疆，“炒作”涉疆事件是想让新疆问题国际法。
不允许这七个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和被告人的质证，对他们的证言真实性根本无法核实。
特别要提醒法庭注意的是，这七个人在侦查机关讯问笔录中的说法前后矛盾，众多疑点无法排除。
在此，请求法庭对本案延期审理，待其他七个人的案件起诉后，再一并进行审理，以彻底查明本案事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三、是否存在犯罪集团的问题。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是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但在起诉书中，只提到罗玉伟和帕哈提·哈力木拉是犯罪集团成员，其他成员是谁没有提到。
辩护人是在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中，才看到这七个被指控为犯罪集团的人员名单。
这七个成员是：1、阿克拜尔·依明；2、罗玉伟；3、帕哈提·哈力木拉提；4、肖克来提·尼加提；5、穆塔力浦·依明；6、阿提克木·如孜；7、阿卜杜凯尤木·阿卜力米提。
本案的首要分子——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不论是在侦查机关讯问笔录上，还是在法庭上，他都辩称只是创办了“维吾尔在线”网站和北京图兰在线咨询有限公司，根本没有组织成立分裂国家犯罪集团。
“维吾尔在线”网站，当时在北京网络管理部门办理了备案，也按照要求提供了章程。北京图兰在线咨询有限公司是按照北京市工商管理部门规定，在提供公司章程等申办材料后，办理工商登记注册手续。
网站成立后，先后有几十人参与网站相关工作，除网络技术人员罗玉伟提供有偿服务外，其他人员包括网络编辑、翻译、版主都是以志愿者身份提供无偿服务。这些人员中有的是本校学生，有的是北京其他高校学生，不仅有维吾尔族，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也有汉族。
《刑法》规定，分裂国家犯罪是故意犯罪，主观上必须是故意，且主犯与成员之间要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
没有被起诉的七个人，侦查机关给他们作了多份讯问笔录。这些讯问笔录，公诉机关已作为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犯分裂国家罪的证据提供给了法庭。
辩护人认真审查了本案证据中的这七个人的全部讯问笔录，他们没有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成立过一个分裂国家犯罪集团。
在公诉机关提供给法庭的全部证据中，没有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成立分裂国家犯罪集团的“有罪”供述，没有这七个人加入分裂国家犯罪集团的“有罪”供述，没有能证明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存在的客观证据，比如书证、物证。
公诉机关在证据中提供的“维吾尔在线”章程和北京图兰在线咨询有限公司章程，从内容上来看，与分裂国家犯罪活动无任何关联。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与这七个人之间，并没有犯意的联络，他们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更不可能是集团犯罪。
从这七个人在“维吾尔在线”的实际工作来看，罗玉伟是技术人员，除网站创办初期外，后来，他更多时间是在外地办培训班。
阿克拜尔·依明只在2008年至2009年参与过网站的健康栏目编辑工作，此后离开网站没有再参与。
其他五个人，阿卜杜凯尤木·阿卜力米提没有参与过网站的工作，他只是在网站发过两篇为家人维权文章。还有四人则是在2012年底成为网站志愿者，从事编辑、翻译等工作。
鉴于不允许这七个人出庭作证。在此，提请法庭要特别重视他们的讯问笔录，并一一加以核实。
本案指控证据，绝大多数是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各类文章和报道。这些文字材料主要内容是评论或报道新疆社会问题和社会事件。
本案指控有罪的全部证据，包括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供述，包括其他七个人的讯问笔录，包括“维吾尔在线”和北京图兰在线咨询有限公司章程都无法证明存在一个分裂国家的犯罪集团。
在本案全部证据中，没有分裂国家犯罪集团的纲领、方案、计划或主张之类的书证。没有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与这七个人进行分裂国家犯罪活动的证人证言。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法庭调查时称，“维吾尔在线”网站创办后，就被北京警方和网络部门监管，自己也长期遭到严密监控，已经无任何秘密可言。
在这种特殊的环境状况之下，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还能在警方严密监控之下组织成立分裂国家的犯罪集团吗？且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长达八年之久？
从立案时间（2009年9月20日）算起，到2014年1月被抓捕破案，期间长达近四年半。一个被警方严密监控的大学教师，在被警方立案后，还能继续领导一个分裂国家犯罪集团，从事分裂国家活动，这不只是天方夜谭，其实是在嘲讽执法机关。
辩护人在全部案卷证据中，没有看到2009年9月立案后的侦查取证材料。至到立案近四年了，才在2013年7月，对原“清风网”案的三个成员做讯问笔录，他们指证听过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课，是受到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唆使”，而组织了“7.5”非法集会。
这样的证言与事实相符吗？
为此，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和辩护人都向法庭申请通知“清风网案”成员出庭作证，但法庭也不允许。
四、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没有组织、策划、实施过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
针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活动，第一辩护人李方平律师作了全面的辩护，不再发表重复的辩护观点。
在此，辩护人只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七起犯罪事实作一些补充观点。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根本不认识原“清风网”案的成员——买买提江·阿不都拉、艾合买提·吐尔逊、买买提·阿布力克木。
这三个人在讯问笔录中也说不认识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且没有任何交往。
买买提江-阿不都拉在讯问笔录中称，2009年6月18日，他到过中央民族大学听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讲的一堂课，内容是维吾尔女学生道德问题、双语教育问题、民族自治问题。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庭审调查时称，当时他已经没有了课。
如果当时还有他的课，如果买买提江·阿不都拉当时听过他的课，中央民族大学也是有课堂录像。为何不去调取录像作为证据？
在侦查阶段，中央民族大学提供了一些课堂录像，但没有提供2009年的。
即使买买提江·阿不都拉听过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一堂讲课，也与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人组织2009年“7.5”非法集会引发暴力事件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因为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所讲的课，与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没有任何关系，他没有教唆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人去非法集会。
公诉人称，买买提江·阿不都拉是听了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讲课，才想到组织集会为“韶关事件”讨说法。这个联想是十分荒唐的，并没有证据能证明两者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公诉人还称，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曾在“清风网”发过2009年6月26日“韶关事件”的煽动帖子。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使用什么用户名在“清风网”发了煽动帖子，煽动帖子的内容是什么，公诉方也提供不了证据。
买买提江·阿不都拉在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中称，“7.5”事件发生的起因是“世维会”。
2009年“7.5”事件发生，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在同年9月20日对伊力哈木涉嫌分裂国家罪案作了立案。
但无法理解的是，被指控“唉使”了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人非法集会引发“7.5”事件的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为何只立案而不侦查？
前面已经说过，立案后在长达近四年时间里没有调查取证。至到2013年7月份，侦查机关才开始对已在监狱服刑多年的原“清风网”案成员——买买提江·阿不都拉、艾合买提·吐尔逊、买买提·阿布力克木调查取证，以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讲课和发的帖子“唆使”他们组织非法集会并引发“7.5”打砸事件。
由于“7.5”非法集会引发了严重后果，不仅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连中央都高度重视。据媒体报道，国家公安部也介入事件调查。
“7.5”事件发生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白克力就在媒体上公开宣称，这起事件与“维吾尔在线”有关。
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人被抓后，在侦查机关讯问时提到过听了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一堂课。
为何在2009年9月20日对伊力哈木·土赫提立案了。不对这个“教唆犯”侦查取证？
是公安机关只立案不作侦查，还是作过侦查没有证据呢？
当年买买提江·阿不都拉就向公安机关供述过，在中央民族大学听过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一堂课，并没有说是受到讲课内容的“启发”和“影响”而组织非法集会活动。
他们被判处无期徒刑且已服刑多年后，侦查机关到监狱找他们取证时，又改变了当时的证言。前后不同的说法，到底哪一种可信？
辩护人认为，把“7-5”事件的起因，在事过五年后，又往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身上推，这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还会推翻法院就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人案件作出的生效判决对事实的认定。
在此，请合议庭予以高度重视。
审判长、审判员：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是一个大学教师，他是一个从新疆走出来的学者，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的学者，他长期关注新疆以及维吾尔族各方面问题。他的文章或言论中，虽然有偏激、不当之处，很多是持批评，甚至是批判的态度，但也应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辩护人认为，他的文章和言论，总的看来是理性的，具有建设性。他一贯反对国家分裂和民族独立，反对煽动民族仇恨，反对恐怖暴力。他还长期关注民主、人权、法治。这方面文章，他也写过很多。
对这样的学者，如抓住个别不当或偏激言论不放，甚至上纲上线，把他视为分裂国家“敌对分子”判罪，这不仅压制不住民间批评（批判）的声音，而且不利于民族团结，更不利新疆社会稳定。
辩护人注意到，公诉人在指控中反复强调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总是对政府制定的政策，以及执法机关对社会事件的定性持质疑态度。
辩护人认为，学者和民众对政府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违反法律方面的问题，发出不同的声音，这其实是正常的现象。
在辩护人印象中，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北京还没有那个大学教师，因为课堂言论、网络言论而被外地执法机关带走，控以分裂国家罪进行审判。
对这起重大案件的判决，不仅要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而且还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最后，恳请你院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管辖权。如果你院坚持要行使审判管辖权，希望能坚守公平与正义最后一道防线，排除法外权力的干涉，以指控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不存在，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没有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为由，依法宣判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无罪释放。
辩护人：刘晓原
2014年9月18日
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案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接受家属委托，并经得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同意担任其辩护人。本辩护人同意第一辩护人李方平律师的辩护意见，现在他的辩护意见基础上，补充发表如下辩护观点。
一、案件管辖权存在的问题。
本案管辖权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侦查机关立案管辖权，另一个是法院审判管辖权。
先谈立案侦查管辖权问题。
从法律文书中发现，本案侦查机关——即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在2009年9月20日，就以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立案。
按照《刑法》第二编分则第一章规定，分裂国家罪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刑事诉讼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
这个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中，这是公安机关与安全机关进行案件管辖的基本原则。
因此，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对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罪案是没有立案侦查管辖权。
退一步说，如果乌鲁木齐市执法机关要对本案行使立案管辖权，也应由乌鲁木齐市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
既便不谈公安机关与安全机关对立案管辖分工的问题，仅就案件的地区管辖规定来看，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对本案也无立案侦查管辖权。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刑事诉讼法》对立案管辖权有明确规定，即：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出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市，他在1985年就把户籍迁入北京。1991年后，他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教书，常住地是在北京市海淀区，户籍地也是在北京市海淀区。
公诉机关也给法庭提供了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户籍资料。
2006年1月，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北京创建“维吾尔在线”网站，网站在北京电信部门备了案，网站的服务器开始是在北京市，后转至河南省三门峡市，最后转移到美国。
2008年7月，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经过北京工商部门的批准成立北京图兰在线咨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和办公地都是在北京市海淀区。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即本案的侦查机关在2009年9月20日对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罪立案的依据有四个方面，一是创办维吾尔在线网站，纠合人员组建民族分裂活动团伙；二是炮制、散布民族分裂思想言论；三是挑拨民族矛盾，煽动民族仇恨；四是与境外反华势力相勾联，积极推动“新疆问题”国际化。
从侦查机关指控来看，犯罪行为发生地显然是在北京。
针对立案管辖权的问题，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时已经提出异议，要求将案件移送给北京市公安局管辖。
由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违反法律规定对案件行使立案管辖权，在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特别是作为本案的审查起诉和公诉机关，没有认真审查管辖权的问题，没有遵守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362条规定，就把案件向没有审判管辖权的你院提起公诉。
你院在立案审查时，没有遵守《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作出指定管辖决定时，就受理了案件。
在9月7日庭前会议上，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和辩护人对审判管辖权提出了异议。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还通过辩护人递交书面申请，要求你院依照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将案件移送给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针对或者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网站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被告人、被害人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以及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
这是一起被指控利用互联网发表文章“炒作”涉疆问题（事件）分裂国家的集团犯罪案件。
《刑法》规定，分裂国家犯罪是行为犯，不论是否发生了分裂的结果。
公诉人在发表指控意见时称，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罪一案的犯罪结果地是乌鲁木齐市。
辩护人认为，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本案并没有导致国家分裂或地区独立的结果，乌鲁木齐市仍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辖区内，仍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控制范围内。
那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这起案件应由犯罪发生地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管辖权。
鉴于本案被指控的犯罪发生地在北京市，而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居住地也是在北京市。网站的管理者，以及网站服务器均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辖区内。因此，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对本案没有审判管辖权。
这是一起重大且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请合议庭对审判管辖权问题予以重视。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对案件作出指定管辖之前，你院不能置法律于不顾，而强行对案件行使审判管辖权。
针对管辖权的问题，公诉人辩称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炒作”涉疆事件，把新疆问题国际化，所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执法机关就有权管辖。以此逻辑，指控的问题涉及西藏，西藏的执法机关就有管辖权；指控的问题涉及北京，北京执法机关才有管辖权。这样的逻辑，如果能成立的话，刑事诉讼法的管辖规定就该作修改了。
辩护人认为，不论是从立案管辖来看，还是从审判管辖来看，本案有管辖权的执法机关，应是北京的公安（安全）机关和北京的法院。
本案由新疆乌鲁木齐市执法机关来办理，且不说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无法排除来自政府权力的干涉，也难以作出客观、理性、合法、公正的判决。
程序不公正，不可能有实体公正。
在此，辩护人再次请求你院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将案件移送给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管辖权。
辩护人还认为，本案合议庭的组成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不论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域内，还是在全国范围内，这都是一起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
那么，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二条规定，本案的合议庭就应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按照《立法法》规定属于法律。由于这是一个特别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审理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时，对合议庭的组成就必须严格遵守。
现合议庭成员中没有人民陪审员，显然违反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针对合议庭组成的问题，辩护人在庭前会议和开庭时两次提出异议，但合议庭却不依法纠正。
二、集团犯罪案件不并案审理的问题。
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指控，这是一起分裂国家的集团犯罪，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组织成立了有七个成员参加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长达八年。
今年1月15日，乌鲁木齐市公安机关抓捕伊力哈木·土赫提后，随即抓捕了阿克拜尔·依明、罗玉伟、帕哈提·哈力木拉提、肖克来提·尼加提、穆塔力浦·伊明、阿提克木·如孜，阿卜杜凯尤木·阿卜力米提。
案件侦查完毕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将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罪一案，移送给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完毕后，公诉机关——即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向你院起诉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但犯罪集团七个成员的案件，至今不知还在哪个阶段。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被指控为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而几乎同时被抓捕的七个成员却不一并起诉，却以他们的讯问笔录作为证据来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如此分开办案，怎么能查清案件事实？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和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上，对这七个被指控为犯罪集团成员的讯问笔录真实性提出质疑，为此还向法庭申请要求这七个人出庭作证。但法庭却不遵守《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以有讯问笔录为由拒绝通知他们出庭作证。
这七个人在侦查机关都作过多份讯问笔录，尽管他们没有承认参加过分裂国家的犯罪组织，但他们却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创建“维吾尔在线”网站和接受外媒采访，目的是想分裂新疆，“炒作”涉疆事件是想让新疆问题国际法。
不允许这七个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和被告人的质证，对他们的证言真实性根本无法核实。
特别要提醒法庭注意的是，这七个人在侦查机关讯问笔录中的说法前后矛盾，众多疑点无法排除。
在此，请求法庭对本案延期审理，待其他七个人的案件起诉后，再一并进行审理，以彻底查明本案事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三、是否存在犯罪集团的问题。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是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但在起诉书中，只提到罗玉伟和帕哈提·哈力木拉是犯罪集团成员，其他成员是谁没有提到。
辩护人是在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中，才看到这七个被指控为犯罪集团的人员名单。
这七个成员是：1、阿克拜尔·依明；2、罗玉伟；3、帕哈提·哈力木拉提；4、肖克来提·尼加提；5、穆塔力浦·依明；6、阿提克木·如孜；7、阿卜杜凯尤木·阿卜力米提。
本案的首要分子——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不论是在侦查机关讯问笔录上，还是在法庭上，他都辩称只是创办了“维吾尔在线”网站和北京图兰在线咨询有限公司，根本没有组织成立分裂国家犯罪集团。
“维吾尔在线”网站，当时在北京网络管理部门办理了备案，也按照要求提供了章程。北京图兰在线咨询有限公司是按照北京市工商管理部门规定，在提供公司章程等申办材料后，办理工商登记注册手续。
网站成立后，先后有几十人参与网站相关工作，除网络技术人员罗玉伟提供有偿服务外，其他人员包括网络编辑、翻译、版主都是以志愿者身份提供无偿服务。这些人员中有的是本校学生，有的是北京其他高校学生，不仅有维吾尔族，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也有汉族。
《刑法》规定，分裂国家犯罪是故意犯罪，主观上必须是故意，且主犯与成员之间要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
没有被起诉的七个人，侦查机关给他们作了多份讯问笔录。这些讯问笔录，公诉机关已作为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犯分裂国家罪的证据提供给了法庭。
辩护人认真审查了本案证据中的这七个人的全部讯问笔录，他们没有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成立过一个分裂国家犯罪集团。
在公诉机关提供给法庭的全部证据中，没有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成立分裂国家犯罪集团的“有罪”供述，没有这七个人加入分裂国家犯罪集团的“有罪”供述，没有能证明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存在的客观证据，比如书证、物证。
公诉机关在证据中提供的“维吾尔在线”章程和北京图兰在线咨询有限公司章程，从内容上来看，与分裂国家犯罪活动无任何关联。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与这七个人之间，并没有犯意的联络，他们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更不可能是集团犯罪。
从这七个人在“维吾尔在线”的实际工作来看，罗玉伟是技术人员，除网站创办初期外，后来，他更多时间是在外地办培训班。
阿克拜尔·依明只在2008年至2009年参与过网站的健康栏目编辑工作，此后离开网站没有再参与。
其他五个人，阿卜杜凯尤木·阿卜力米提没有参与过网站的工作，他只是在网站发过两篇为家人维权文章。还有四人则是在2012年底成为网站志愿者，从事编辑、翻译等工作。
鉴于不允许这七个人出庭作证。在此，提请法庭要特别重视他们的讯问笔录，并一一加以核实。
本案指控证据，绝大多数是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各类文章和报道。这些文字材料主要内容是评论或报道新疆社会问题和社会事件。
本案指控有罪的全部证据，包括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供述，包括其他七个人的讯问笔录，包括“维吾尔在线”和北京图兰在线咨询有限公司章程都无法证明存在一个分裂国家的犯罪集团。
在本案全部证据中，没有分裂国家犯罪集团的纲领、方案、计划或主张之类的书证。没有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与这七个人进行分裂国家犯罪活动的证人证言。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法庭调查时称，“维吾尔在线”网站创办后，就被北京警方和网络部门监管，自己也长期遭到严密监控，已经无任何秘密可言。
在这种特殊的环境状况之下，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还能在警方严密监控之下组织成立分裂国家的犯罪集团吗？且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长达八年之久？
从立案时间（2009年9月20日）算起，到2014年1月被抓捕破案，期间长达近四年半。一个被警方严密监控的大学教师，在被警方立案后，还能继续领导一个分裂国家犯罪集团，从事分裂国家活动，这不只是天方夜谭，其实是在嘲讽执法机关。
辩护人在全部案卷证据中，没有看到2009年9月立案后的侦查取证材料。至到立案近四年了，才在2013年7月，对原“清风网”案的三个成员做讯问笔录，他们指证听过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课，是受到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唆使”，而组织了“7.5”非法集会。
这样的证言与事实相符吗？
为此，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和辩护人都向法庭申请通知“清风网案”成员出庭作证，但法庭也不允许。
四、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没有组织、策划、实施过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
针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活动，第一辩护人李方平律师作了全面的辩护，不再发表重复的辩护观点。
在此，辩护人只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七起犯罪事实作一些补充观点。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根本不认识原“清风网”案的成员——买买提江·阿不都拉、艾合买提·吐尔逊、买买提·阿布力克木。
这三个人在讯问笔录中也说不认识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且没有任何交往。
买买提江-阿不都拉在讯问笔录中称，2009年6月18日，他到过中央民族大学听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讲的一堂课，内容是维吾尔女学生道德问题、双语教育问题、民族自治问题。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庭审调查时称，当时他已经没有了课。
如果当时还有他的课，如果买买提江·阿不都拉当时听过他的课，中央民族大学也是有课堂录像。为何不去调取录像作为证据？
在侦查阶段，中央民族大学提供了一些课堂录像，但没有提供2009年的。
即使买买提江·阿不都拉听过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一堂讲课，也与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人组织2009年“7.5”非法集会引发暴力事件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因为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所讲的课，与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没有任何关系，他没有教唆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人去非法集会。
公诉人称，买买提江·阿不都拉是听了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讲课，才想到组织集会为“韶关事件”讨说法。这个联想是十分荒唐的，并没有证据能证明两者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公诉人还称，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曾在“清风网”发过2009年6月26日“韶关事件”的煽动帖子。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使用什么用户名在“清风网”发了煽动帖子，煽动帖子的内容是什么，公诉方也提供不了证据。
买买提江·阿不都拉在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中称，“7.5”事件发生的起因是“世维会”。
2009年“7.5”事件发生，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在同年9月20日对伊力哈木涉嫌分裂国家罪案作了立案。
但无法理解的是，被指控“唉使”了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人非法集会引发“7.5”事件的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为何只立案而不侦查？
前面已经说过，立案后在长达近四年时间里没有调查取证。至到2013年7月份，侦查机关才开始对已在监狱服刑多年的原“清风网”案成员——买买提江·阿不都拉、艾合买提·吐尔逊、买买提·阿布力克木调查取证，以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讲课和发的帖子“唆使”他们组织非法集会并引发“7.5”打砸事件。
由于“7.5”非法集会引发了严重后果，不仅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连中央都高度重视。据媒体报道，国家公安部也介入事件调查。
“7.5”事件发生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白克力就在媒体上公开宣称，这起事件与“维吾尔在线”有关。
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人被抓后，在侦查机关讯问时提到过听了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一堂课。
为何在2009年9月20日对伊力哈木·土赫提立案了。不对这个“教唆犯”侦查取证？
是公安机关只立案不作侦查，还是作过侦查没有证据呢？
当年买买提江·阿不都拉就向公安机关供述过，在中央民族大学听过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一堂课，并没有说是受到讲课内容的“启发”和“影响”而组织非法集会活动。
他们被判处无期徒刑且已服刑多年后，侦查机关到监狱找他们取证时，又改变了当时的证言。前后不同的说法，到底哪一种可信？
辩护人认为，把“7-5”事件的起因，在事过五年后，又往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身上推，这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还会推翻法院就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人案件作出的生效判决对事实的认定。
在此，请合议庭予以高度重视。
审判长、审判员：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是一个大学教师，他是一个从新疆走出来的学者，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的学者，他长期关注新疆以及维吾尔族各方面问题。他的文章或言论中，虽然有偏激、不当之处，很多是持批评，甚至是批判的态度，但也应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辩护人认为，他的文章和言论，总的看来是理性的，具有建设性。他一贯反对国家分裂和民族独立，反对煽动民族仇恨，反对恐怖暴力。他还长期关注民主、人权、法治。这方面文章，他也写过很多。
对这样的学者，如抓住个别不当或偏激言论不放，甚至上纲上线，把他视为分裂国家“敌对分子”判罪，这不仅压制不住民间批评（批判）的声音，而且不利于民族团结，更不利新疆社会稳定。
辩护人注意到，公诉人在指控中反复强调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总是对政府制定的政策，以及执法机关对社会事件的定性持质疑态度。
辩护人认为，学者和民众对政府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违反法律方面的问题，发出不同的声音，这其实是正常的现象。
在辩护人印象中，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北京还没有那个大学教师，因为课堂言论、网络言论而被外地执法机关带走，控以分裂国家罪进行审判。
对这起重大案件的判决，不仅要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而且还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最后，恳请你院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管辖权。如果你院坚持要行使审判管辖权，希望能坚守公平与正义最后一道防线，排除法外权力的干涉，以指控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不存在，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没有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为由，依法宣判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无罪释放。
辩护人：刘晓原
2014年9月18日
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案庭审纪实
來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4年09月25日 第 04 版）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4-09/25/content_1481902.htm
9月17—18日，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罪一案在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出庭受审，被告人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各界群众70余人旁听庭审。
庭审进行时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12号法庭，旁听位置座无虚席。17日上午10时30分，随着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布开庭，身穿红黄格长袖衬衣的伊力哈木·土赫提被法警带入法庭。
审判长说明，根据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申请，庭审活动使用汉语进行。
在审判长当庭告知当事人庭审过程享有的诉讼权利后，法庭调查开始。
庭审中，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对起诉书指控犯罪事实以不具有分裂国家故意、没有组织领导犯罪集团、授课内容和发表的文章属学术观点等进行辩解和否认。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对案件由乌鲁木齐市司法机关管辖提出异议，并作无罪辩护。公诉机关依法、以事实证明乌鲁木齐市司法机关对此案具有管辖权，侦查、起诉、审判活动合法，并当庭出示证人证言、课堂讲课视频、电子证物勘验报告、指认记录、书证及被告人供述等32组210余份证据，证实被告人犯罪事实。
控辩双方围绕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内容真实性、证明效力的关联性等焦点进行充分质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充分发表意见。
公诉人在最后陈述中指出，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公正合法，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已经构成分裂国家罪，提请合议庭对公诉意见予以采纳。
公诉人强调，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作为一名教师本应教书育人，身正为范，而其却食国禄、忘国恩，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其不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拒不认罪悔罪，态度极为恶劣，应从重处罚。
23日上午，法庭作出一审判决，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伊力哈木·土赫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庭审查明的事实
——形成分裂国家犯罪集团，组织、策划、实施一系列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
法庭审理查明，伊力哈木·土赫提以“维吾尔在线”网站为平台，利用其大学教师身份，蛊惑、拉拢、胁迫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加入该网站，形成了以伊力哈木·土赫提为首要分子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在伊力哈木·土赫提的领导下，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组织、策划、实施了一系列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
公诉人出具的证据显示，为逃避监管，伊力哈木·土赫提指使罗某将“维吾尔在线”网站服务器由中国境内迁往境外，由某境外媒体记者米某负责“维吾尔在线”网站的维护；通过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等方式炒作涉疆问题；指使集团成员使用翻墙软件访问境外媒体网站，翻译、转载《胡须、面纱与维汉矛盾》等多篇文章在“维吾尔在线”网站发表；同时某境外媒体从“维吾尔在线”网站转载、引用多篇炒作涉疆问题的文章。
——利用大学教师身份，通过授课活动传播民族分裂思想
公诉人指控，长期以来，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利用其中央民族大学教师的身份，通过授课活动，鼓吹新疆独立，传播民族分裂、暴力恐怖思想，诋毁攻击我国涉疆政策，煽动以暴力手段对抗政府。
公诉人出具的学校教学视频资料显示，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课堂上公然宣扬分裂思想，如“新疆是你汉人的吗？不是，首先是我维吾尔人的，首先是我们中亚民族的。”“我就不是中国人，因为我是维吾尔人。我们的骄傲是伟大的吐克斯汗。”
公诉人指出，言论自由固然是宪法性权利，但权利并不是绝对的，是不能滥用的。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杜撰社会问卷调查报告，伪造支持新疆独立和“高度自治”的虚假民意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杜撰社会问卷调查报告，并在“维吾尔在线”网站以虚假数据公开发表调查报告，在课堂上引用其内容，伪造支持新疆独立和“高度自治”的虚假民意。
据公安机关调查掌握，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并未组建课题组，不仅没有到上述地区进行过社会调查，也没有在网上做过任何问卷调查。
公诉人出具的证据显示，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犯罪集团其他核心人员无一人参与过问卷的发放、收回、统计等工作，无一人见过问卷。
——借个案造谣生事，制造事端，煽动民族仇恨
公诉人指控，2009年以来，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及其集团成员恶意杜撰、歪曲事实真相，煽动民族仇视，鼓动维吾尔群众对抗政府，为暴恐活动制造借口。
证据显示，2013年巴楚“4·23”暴恐案件发生后，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明知中央媒体已经公布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仍然指使他人在“维吾尔在线”网站撰写、转载《新疆巴楚居民称：警民纠纷酿血案》《相似的事件，不同的结果》，称“因社区干部和警察掀开一位维吾尔女性的面纱，导致警民发生冲突，最终酿成血案”。
——煽动暴力，粉饰暴恐、支持暴恐犯罪，造成严重后果
法庭审理查明，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煽动以暴力手段对抗政府。
公诉人出示的视频资料证实，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多次在课堂上宣扬暴力，如“不要以为暴力抗争就是恐怖活动。对维吾尔人来说这个政府就是鬼子，你可以抗争，可以反击它，用任何方式，可以用董存瑞的方式，可以用黄继光的方式，可以用一切方式进行抗争。”
公诉人指出被告人言行的严重后果。2009年“6·26”韶关事件后，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利用互联网络炒作该事件，“维吾尔在线”网站伊力哈木·土赫提专栏发表《6·26事件和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神话》等文章，攻击政府，歪曲事实真相，煽动民族仇恨。在“维吾尔在线”煽动性的文章及伊力哈木·土赫提煽动言论的影响之下，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策划、实施了非法聚集，引发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活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24日电 记者曹志恒、于涛）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4-09/25/content_1481902.htm
9月17—18日，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罪一案在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出庭受审，被告人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各界群众70余人旁听庭审。
庭审进行时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12号法庭，旁听位置座无虚席。17日上午10时30分，随着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布开庭，身穿红黄格长袖衬衣的伊力哈木·土赫提被法警带入法庭。
审判长说明，根据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申请，庭审活动使用汉语进行。
在审判长当庭告知当事人庭审过程享有的诉讼权利后，法庭调查开始。
庭审中，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对起诉书指控犯罪事实以不具有分裂国家故意、没有组织领导犯罪集团、授课内容和发表的文章属学术观点等进行辩解和否认。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对案件由乌鲁木齐市司法机关管辖提出异议，并作无罪辩护。公诉机关依法、以事实证明乌鲁木齐市司法机关对此案具有管辖权，侦查、起诉、审判活动合法，并当庭出示证人证言、课堂讲课视频、电子证物勘验报告、指认记录、书证及被告人供述等32组210余份证据，证实被告人犯罪事实。
控辩双方围绕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内容真实性、证明效力的关联性等焦点进行充分质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充分发表意见。
公诉人在最后陈述中指出，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公正合法，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已经构成分裂国家罪，提请合议庭对公诉意见予以采纳。
公诉人强调，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作为一名教师本应教书育人，身正为范，而其却食国禄、忘国恩，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其不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拒不认罪悔罪，态度极为恶劣，应从重处罚。
23日上午，法庭作出一审判决，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伊力哈木·土赫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庭审查明的事实
——形成分裂国家犯罪集团，组织、策划、实施一系列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
法庭审理查明，伊力哈木·土赫提以“维吾尔在线”网站为平台，利用其大学教师身份，蛊惑、拉拢、胁迫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加入该网站，形成了以伊力哈木·土赫提为首要分子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在伊力哈木·土赫提的领导下，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组织、策划、实施了一系列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
公诉人出具的证据显示，为逃避监管，伊力哈木·土赫提指使罗某将“维吾尔在线”网站服务器由中国境内迁往境外，由某境外媒体记者米某负责“维吾尔在线”网站的维护；通过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等方式炒作涉疆问题；指使集团成员使用翻墙软件访问境外媒体网站，翻译、转载《胡须、面纱与维汉矛盾》等多篇文章在“维吾尔在线”网站发表；同时某境外媒体从“维吾尔在线”网站转载、引用多篇炒作涉疆问题的文章。
——利用大学教师身份，通过授课活动传播民族分裂思想
公诉人指控，长期以来，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利用其中央民族大学教师的身份，通过授课活动，鼓吹新疆独立，传播民族分裂、暴力恐怖思想，诋毁攻击我国涉疆政策，煽动以暴力手段对抗政府。
公诉人出具的学校教学视频资料显示，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课堂上公然宣扬分裂思想，如“新疆是你汉人的吗？不是，首先是我维吾尔人的，首先是我们中亚民族的。”“我就不是中国人，因为我是维吾尔人。我们的骄傲是伟大的吐克斯汗。”
公诉人指出，言论自由固然是宪法性权利，但权利并不是绝对的，是不能滥用的。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杜撰社会问卷调查报告，伪造支持新疆独立和“高度自治”的虚假民意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杜撰社会问卷调查报告，并在“维吾尔在线”网站以虚假数据公开发表调查报告，在课堂上引用其内容，伪造支持新疆独立和“高度自治”的虚假民意。
据公安机关调查掌握，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并未组建课题组，不仅没有到上述地区进行过社会调查，也没有在网上做过任何问卷调查。
公诉人出具的证据显示，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犯罪集团其他核心人员无一人参与过问卷的发放、收回、统计等工作，无一人见过问卷。
——借个案造谣生事，制造事端，煽动民族仇恨
公诉人指控，2009年以来，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及其集团成员恶意杜撰、歪曲事实真相，煽动民族仇视，鼓动维吾尔群众对抗政府，为暴恐活动制造借口。
证据显示，2013年巴楚“4·23”暴恐案件发生后，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明知中央媒体已经公布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仍然指使他人在“维吾尔在线”网站撰写、转载《新疆巴楚居民称：警民纠纷酿血案》《相似的事件，不同的结果》，称“因社区干部和警察掀开一位维吾尔女性的面纱，导致警民发生冲突，最终酿成血案”。
——煽动暴力，粉饰暴恐、支持暴恐犯罪，造成严重后果
法庭审理查明，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煽动以暴力手段对抗政府。
公诉人出示的视频资料证实，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多次在课堂上宣扬暴力，如“不要以为暴力抗争就是恐怖活动。对维吾尔人来说这个政府就是鬼子，你可以抗争，可以反击它，用任何方式，可以用董存瑞的方式，可以用黄继光的方式，可以用一切方式进行抗争。”
公诉人指出被告人言行的严重后果。2009年“6·26”韶关事件后，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利用互联网络炒作该事件，“维吾尔在线”网站伊力哈木·土赫提专栏发表《6·26事件和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神话》等文章，攻击政府，歪曲事实真相，煽动民族仇恨。在“维吾尔在线”煽动性的文章及伊力哈木·土赫提煽动言论的影响之下，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策划、实施了非法聚集，引发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活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24日电 记者曹志恒、于涛）
星期五, 9月 12, 2014
新时期“东突”恐怖活动新动向及对策研究
作者：古丽燕
来源：《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1期
发布时间：2014-03-24
摘要：面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网络恐怖渗透的加剧和“伊吉拉特”的现实威胁日益加大的“东突”恐怖活动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树立全新的安全观，科学认识新疆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艰巨性，建立健全反恐怖工作协调机制，加强情报信息工作，提高预知预防能力，加大出入境人员的管理力度，强化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健全、完善网络、通讯监管法律体系，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充分认识“伊吉拉特”活动的严重危害，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清醒认识中国面临的反恐困境。
自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在中央、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及对口援疆省市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新疆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各族群众的民生状况得到较大改善，群众社会安全感增强，各族人民的幸福感指数不断提高，各族群众之间因“7·5”事件造成的隔阂得到有效修复，社会稳定形势进一步好转。特别是2011年，新疆社会经济各项事业正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并首次实现了“稳定、民生、发展”共同进步的重大突破。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会放弃对我的“西化”“分化”战略，加之2010年以来世界各国不断爆发的骚乱、暴乱、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国际恐怖主义趁机发展并扩大其势力范围，恐怖活动频繁发生，特别是与“东伊运”有着密切关系的“乌伊运”的重返中亚、“基地”组织的卷土重来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利班”的元气恢复，无不影响并刺激着境内外的“东突”势力。虽然新疆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和防范措施，但近年来，暴力恐怖案件在新疆仍时有发生，并呈现出与国际恐怖主义接轨的活动特点与发展趋势。
一、近年来“东突”恐怖势力活动特点
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继续加紧内外联动，企图策划、实施新的暴力恐怖活动。新疆的恐怖活动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突出表现在：
(一)恐怖犯罪案件呈急剧上升态势
从近年新疆恐怖犯罪的发案数看，“东突”恐怖势力在境内的活动十分活跃。如伊犁、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区，特别是在首届亚欧博览会前夕，一些从南疆迁徙到北疆、内地的恐怖团伙成员加紧回到原籍策划实施恐怖活动，恐怖犯罪案件呈明显上升态势。全疆各地公安机关先后查获了一批恐怖组织或团伙，抓获涉案人员数百名，有力地打击了敌对势力的有生力量。但由于滋生恐怖分子的土壤与温床——非法宗教活动的屡禁不止，加之境外敌对势力和“东突”恐怖势力对“7·5”事件的歪曲宣传，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极力煽动民族仇恨和宗教仇恨，致使新疆境内部分宗教情结深厚的穆斯林群众陷入宗教狂热，并开始积极加入恐怖组织或团伙，期待为了“真主”消灭“异教徒”而进入“天堂”。他们跨地区、跨县市密切联系，相互之间传授、学习制枪制爆技术，积极实施恐怖活动。因“7·5”事件而引发的报复性恐怖案件明显上升，2010年至今，新疆已经发生多起社会影响较大的恐怖事件。如2011年影响较大的和田“7·18”事件和喀什的“7·30”“7·31”事件以及2012年“2·28”叶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二)恐怖犯罪手段多样、残忍，并极力效仿国际恐怖主义
从“7·5”事件以来新疆发生的恐怖犯罪案件看，恐怖分子的作案手法日益与国际恐怖组织的作案手段接轨。恐怖分子作案手法多样，犯罪手段残忍，有的恐怖分子随身携带利斧、刀具随时准备实施犯罪，有的则动员亲属实施人体炸弹袭击，有的效仿“基地”组织的“斩首”“割喉”等极端残忍的暴力手段，且呈现多人联手作案、连环作案的趋势，扩大作案范围的意图明显。如在2010年阿克苏“8·19”爆炸案件中，暴力犯罪分子驾驶三轮摩托车冲向阿克苏市依干其乡联防队员巡逻队所处位置抛出爆炸装置引发爆炸，致7人死亡，14人受伤，造成现场数辆警用摩托车及民用两轮电动摩托车被炸毁。在2011年和田“7·18”事件中，恐怖分子为了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穆斯林的支持，在袭击处于闹市区的派出所后，在派出所的屋顶迅速悬挂反动宗教旗帜，并高呼反动口号，企图煽动闹事区内的群众加入到他们的行动中。
(三)恐怖活动趋向采用“基地”组织的游击化运作方式
近三年来为应对我强力部门的严厉打击，“东突”势力开始改变行动策略，转而效仿“基地”的游击式运作方式进行小股分散的恐怖活动。虽然从已经发生的恐怖犯罪案件看，“东突”实施恐怖犯罪的自发性、随机性增强，且规模较小，作案方式明显呈现分散化，但除个别案件属于无组织的个体行动外，大部分恐怖犯罪案件事前仍经过精心的预谋、组织和策划。2011年7月下旬，和田、喀什连续发生的三起恐怖犯罪案件，事前恐怖分子均经过了长时间的精心策划与准备。恐怖活动趋向“游击化”的运作方式，增加了我们的预警和防备难度。
(四)恐怖分子选择的作案时间与地点更具有策略性
如和田“7·18”事件，恐怖分子不仅避开了警方戒备的高度敏感期，选择在和田地委新旧领导班子换届的敏感节点，反恐工作相对处于薄弱之际，将作案地点定位于闹事区的基层派出所。选择敏感节点、重大事件或节日进行恐怖活动是恐怖势力的一贯做法。但这次选择在当地最高领导新旧交替之际尚属首次，值得我们深思。
(五)恐怖分子本土化
从近三年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人员来看，多为不在强力部门视线范围内的80后、90后等新生代本地人员，文化程度低，且犯罪主体之间多有亲戚关系，呈现家族式作案倾向，除个别案件有“东伊运”背景外大多无境外操纵背景。
(六)组织化程度明显降低
从近两年发生的恐怖案件来看，实施恐怖活动的犯罪主体已经从以往组织化程度高转向组织松散的恐怖团伙。这些恐怖团伙虽无具体的活动计划，但行动快、发展快，即时性、突发性和随意性增强，增加了强力部门的防范难度，现实危害突出。
二、“东突”恐怖势力发展趋势分析
(一)深受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中亚恐怖主义的影响
2011年以来，国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革，北非、中东、西亚乃至欧美发达国家，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骚乱及重大恐怖事件连续不断。特别是“基地”组织精神领袖本·拉登被美军击毙后，塔利班频繁发起对巴基斯坦、阿富汗及驻阿美军的报复性恐怖袭击，也门动荡的局势促使其国内的恐怖势力迅速壮大。同时，随着美军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及其撤军行动，促使南亚、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及流窜在此的中亚恐怖分子、“东突”恐怖分子不断渗入、回流至中亚和新疆。特别是对新疆影响较大的“基地”的同盟组织——老巢位于阿巴部落区的“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恐怖组织近来不断向北回流，重返中亚，致使中亚地区的恐怖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活动异常活跃，使本就动荡的中亚局势趋于复杂化。2011年底，哈萨克斯坦连续发生的爆炸及其西南部的石油重镇扎纳奥津地区发生的大规模骚乱，吉尔吉斯境内恐怖事件亦频发，这表明中东、北非动荡的局势已经对中亚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毒品是该地区恐怖组织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进行恐怖活动的同时，恐怖组织还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加紧勾结进行毒品犯罪活动，以建立自己的犯罪企业，加剧了中亚地区本就动荡的局势。
作为与中亚地区毗邻的中国新疆，跨界民族及宗教因素使新疆与中亚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中亚又是“东突”恐怖势力盘踞的主要地区。近年来，境外“东突”势力继续积极谋求在境内发展组织人员。如盘踞中亚的境外反动分裂组织“维吾尔人民党”的头目卡哈尔曼宣称要在吉尔吉斯前外逃边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发展上万名党徒。境外恐怖组织“东伊运”的头目艾山·买合苏木在国外被击毙后，该组织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但近期又活跃起来，并成为“乌伊运”的主要成员。它不仅企图策划在新疆境内实施恐怖活动，而且参与“乌伊运”恐怖组织在中亚实施的恐怖活动。目前“东伊运”不仅继续有计划地、有组织地从新疆向境外输送人员，且其招募人员的主要方式转变为家庭式发展，女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原来隐藏在中亚国家的一些地下“疆独”组织开始浮出水面并进行活动，如在吉、乌两国曾分别发生“疆独”组织非法集会举行声援“七五”的示威活动。“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中亚地区恐怖组织与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的日渐频繁，对境内外的“东突”势力产生了刺激与仿效效应：2011年7月中下旬，恐怖团伙在和田、喀什先后实施的三起暴力恐怖活动，特别是喀什在24小时内接连发生两起，已充分表明新疆“东突”恐怖势力正极力效仿国际恐怖主义。
尤其需要我们重视的是，在南亚的巴基斯坦，除“基地”组织及“塔利班”频繁活动外，近日该国境内又出现了“恐怖训练速成班”，此速成班可以在短期内让学员掌握发动袭击的技术和知识。①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目前新疆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有90％以上均由“伊吉拉特”团伙实施，新疆发生的很多恐怖案件，实施犯罪的成员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恐怖训练营受过训练。如中国政府宣布的第三批恐怖分子。从近两年的情况看，由于受宗教极端思想的毒害，近期新疆不断发生有组织地策划企图经由内地边境省市或者新疆边境地区偷渡至巴基斯坦、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案件，且已有部分人员成功出逃。因此，出逃人员参加“恐怖训练速成班”之后回国实施活动的可能性极大。
(二)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将为“东突”恐怖势力培养与发展恐怖分子提供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目前，“东突”恐怖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的同时，不断加强“东突厥斯坦独立论”思想体系的建设与舆论宣传，最为明显的就是宗教极端思想的宣传已经日益本土化，隐蔽性增强。自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全区非法宗教活动呈明显上升趋势，参与非法宗教活动的女性、儿童日益增多，出现跨地区教学经同“迁徙”活动相结合，通过“台比力克”及家族式渠道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已普遍化。境内“东突”恐怖势力千方百计地将各种问题、矛盾与现象转化为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无限放大、歪曲。新疆的名称、新疆的历史以及新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任何诸如经济发展、社会矛盾以及文化教育等问题均可被他们转化为政治问题和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并借此煽动暴乱、制造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由于他们打着宗教的外衣，对伊斯兰经典进行断章取义后向群众宣传，普通信教群众基于对宗教的崇拜和忌惮以及有限的宗教知识，根本不敢有歧义。而网络的便捷、快速及高科技电子产品的增多，使得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方式更为灵活、隐蔽。他们还积极借助手机视讯、家族聚会、公共聚会、集市等加强口头宣传，大大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并成为防范恐怖犯罪难点。
由于非法宗教活动、地下讲经点宣讲内容极端化趋势日益明显，宗教极端思想传播的“家族式”态势，致使我区目前已经出现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趋向：宗教极端思想已经渗入相当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群众的头脑，导致其社会生活的日益极端化，如穿戴宗教服饰、留大胡子、斋月期间餐馆停业等现象急增。目前，这种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已经开始由南疆向北疆、由重点地区向非重点地区转移。需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由于民族认同感、宗教认同感使得披着宗教外衣的极端思想的传播在新疆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以跨国宗教极端组织“伊扎布特”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对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已使宗教极端思想趋向意识形态化，如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将对新疆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严重威胁。
(三)被打击处理过的“三种分子”②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
2010年以来，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南疆地区的重点监控人员为了逃避当地的监控、打击，出现举家搬迁到北疆(如伊犁地区)或内地，喀什亦发现多批人员向阿克苏、和田等地结网纠集。一些被我打击处理过的“三种分子”相互之间联姻攀亲，企图通过姻亲关系织成一张外界难以进入的网，一些刑释解教的危安人员被当地或外地一些人视为“英雄”入户去家中看望并给予物质上的支援。虽然目前这部分人无所行动，但他们对周围人员的影响将对我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四)网络恐怖渗透加剧
目前，网上反动言论、反动文章、反动视频不断增多，屏蔽一个很快又出现一个，严重侵蚀着许多青少年的心灵。如2010年8月9日，东伊运在境外20多家网站发布恐怖视频，煽动境内维吾尔人对“异教徒”进行“圣战”，而“美维会”网站则号召维吾尔人要培养子女的“民族精神”。境外敌对势力还企图利用斋月敏感时段，煽动境内“东突”恐怖势力制造事端。境外媒体及非政府组织亦借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煽风点火，对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人权状况等横加指责。如5月底新疆库尔勒发生的一起非法教经点致非法学经儿童死亡事件，境外网站不顾事实真相歪曲报道，而“世维会”等境外敌对组织则借此将该事大肆渲染，和新疆“流浪儿童”问题挂钩，并攻击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③对于“东突”恐怖势力实施的恐怖犯罪案件，境外敌对势力一向着重强调“维吾尔人反抗政治压迫所爆发的行动”，并肆意歪曲扩大事实、着重笔墨加以渲染，而对于恐怖犯罪给中国及无辜群众造成的严重危害，或者宗教极端势力侵害儿童身心健康的事实却轻描淡写，甚至不提。
(五)“伊吉拉特”④的现实威胁日益加大
目前“伊吉拉特”在新疆的团伙规模迅速扩大，并呈现出较快的扩展性、较深的隐蔽性、较大的流动性、较多的自发性、强烈的趋外性、鲜明的暴力恐怖性以及团伙成员思想的顽固性和团伙组织的松散性等特点。自2009年以来，自治区破获的涉暴涉恐案件90％以上都是“伊吉拉特”组织实施，该团伙成员表现出极端思想的顽固性、鲜明的暴力恐怖性及自杀式恐怖袭击方式，使得“伊吉拉特”的现实威胁加大。如2008年库车“8·10”连环爆炸案、2011年和田、喀什的“7·18”“7·30”“7·31”暴力恐怖案件、“12·28”皮山劫持人质案、2012年“2·28”叶城恐怖袭击案等，均显示出恐怖分子行为的残暴性、思想的极端性及亡命性。同时，“伊吉拉特”已经成为境外暴力恐怖组织“东伊运”发展组织、聚合人员、扩大力量的主要方式。目前，“东伊运”与“伊吉拉特”之间已经形成“人员流”和“物质流”，“伊吉拉特”成员和具有“伊吉拉特”思想的人已经成为境外“东伊运”补充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对策思考
鉴于新形势下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特点，我们必须树立新的安全观，正视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建立健全打击、防范恐怖犯，罪的法律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
(一)科学认识新疆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艰巨性
冷战后，恐怖主义、民族、宗教等非传统领域安全威胁因素日益加大，并与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因素交织。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中共十六大明确将打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提上日程，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国际安全观，其宗旨是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
目前，境外“东突”势力正在积极谋求进一步推进“新疆问题”的国际化，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与资助下，以“世维会”为代表的新型恐怖组织的活动日益频繁、公开。2011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实施对我“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开始重返东南亚的策略，力图对中国形成军事合围。其中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反华势力正明里或暗里支持“东突”势力，就是将其作为手中的一张王牌，对我进行牵制。对于新疆境内发生的恐怖案件，对于中国政府每次对于恐怖犯罪的打击，西方媒体总是带着有色眼镜进行歪曲或别有用意的报道，境外“三股势力”更是借此策应西方媒体，这使得我们在打击恐怖犯罪活动中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并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依法严厉打击“东突”恐怖主义活动的同时，要高度警惕“东突”分裂势力以政治斗争为手段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处理好反恐与反分裂的关系，将反分裂放在第一位，不能用反恐斗争代替反分裂斗争，要致力于铲除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在反对“东突”势力犯罪活动中，应把反恐怖、反极端纳入反分裂斗争的整体规划中，既要揭露其恐怖主义属性，更要强调其分裂主义本质。同时，要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及与境外跨国民族的关系。由于新疆境内有众多的跨国民族(如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俄罗斯等)，跨国民族与同族保持着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文化认同，这很容易被“东突”恐怖势力利用，使同宗、同族的民族感情、同族观念、宗教信仰超越其爱国感情、国家观念。因此，要警惕境外“东突”势力利用跨国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的一致性进行的民族分裂活动。我国政府除了要协调国内族际关系外，还要妥善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以及不同属性文明间的关系，建立一种国际综合安全体系。
(二)建立健全反恐怖工作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在预防和控制恐怖犯罪方面，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极为不畅，这是我国反恐怖策略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恐怖活动的根本措施之一，就是必须在组织管理上探讨建立有效的反恐怖协调机制和应急机制。反恐怖作战具有非正规作战的特点，单靠普通警察的力量是难以承担特殊的反恐怖任务的，乌鲁木齐“7·5”事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随着信息技术全球化的发展及2011年以来席卷北非、中东和南亚等地的骚乱、内战，特别是利比亚内战，致使大量的杀伤性武器脱离政府掌控，恐怖分子有可能借此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计算机病毒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恐怖活动成为转眼即发的意外事件。针对恐怖活动影响面大，危害严重及其暴力性的特点，必须采用有组织的综合手段，动员和协调包括军队、警察、情报、海关、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的力量，建立一个权威的日常领导机构，在机制上加强协调，明确各职能部门在反恐怖工作中应担负的职责、任务以及相互配合协作等具体运作机制，以便对发生的恐怖活动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能够及时有效妥善处理。
(三)加强情报信息工作，提高预知预防的能力
2010年以来新疆发生的恐怖案件，对目前中国政府采取的以防备为主的反恐策略带来新的考验，警示政府必须更加重视情报搜集、可疑分子监控等主动预防措施。要尽可能地采取各项措施，发展秘密力量，尽可能地多搜集和掌握“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动向及相关情报信息，做到敌动我知，先发制敌，尽最大可能将恐怖活动制止在预谋阶段，将暴力恐怖活动消灭在萌芽时期。
(四)加大对出入境人员的管理力度，强化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
新疆边境线长，山口多，虽然有边民及边防武警日夜巡逻，但边境管理工作难度、强度依然较大。所毗邻的几个周边国家又都是“东突”恐怖势力、国际恐怖组织活动猖獗的地区，且在中亚国家的许多“东突”组织与境内的“东突”恐怖势力联系紧密。近几年，已发现多起偷越边境或通过求学、访问等进入他国参加境外反动组织的事件。如2011年12月28日皮山县破获的一起恐怖团伙劫持人质、偷越国边境未遂案。鉴于此，自治区应一方面继续加大对护边、守边工作的投入力度，并逐步将其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另一方面，公安边防、武警要加强对边境地区出入境的管理力度，强化、完善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
(五)健全、完善网络和通讯监管法律体系，加强对营运商及互联网的管理力度
目前全球共有13台域名根服务器，其中1个为主根服务器放置在美国，美国领导和掌控着世界互联网。⑤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互联网网民最多的国家，而互联网也已成为境外敌对势力和“东突”恐怖势力对我进行反动宣传的重要方式和手段。2011年美国虽宣布10月停播美国之音华语广播，但即将推出中文及俄文的“Twitter”账户，近期美国国务院又计划斥资7000万美元，设立“影子”互联网和手机通讯网络，帮助他国反政府组织或人员与外界通讯，避开本国政府监控或封锁网络，⑥这意味中国目前面临的网络风险在日益增大。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网络防御技术的研究，在国内建新Internet根服务器，加强网络监管法律体系的健全完善，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上建设下一代互联网，目前至少要保证国内的站点由国内的域名服务器来解析。
(六)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完善法律法规
从法律角度科学界定非法宗教活动，帮助各族群众厘清非法宗教活动与正常宗教活动。相关部门应高度警惕巴基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塔布利团”(即“泰比力克”)在我国的宣教活动，采取有效措施遏止宗教极端思想日趋意识形态化的势头，如以群众关心的话题和问题为切入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宣传内容融入各项群众活动中，在潜移默化中持续不断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形成宣传教育工作机制的常态化，摆脱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假、大、空现象。
(七)充分认识“伊吉拉特”活动的严重危害
新疆各级政法部门要继续保持对“伊吉拉特”的严打高压态势，尽可能地压缩其生存空间。统战部、民宗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应积极组织少数民族专家学者举行宣讲活动，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教育引导，帮助群众认清“伊吉拉特”的反动本质与危害。同时，还应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为群众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
(八)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
组织专门力量梳理研究流传于社会的各种反动书刊(如《路标》、《伊吉拉特的感想》等，找出应用性强、操作性强的批驳性观点用于日常宣传工作中。同时，加大对非法宗教宣传品的查堵、查扣力度，合力封堵源头，全面封堵“东突”恐怖势力对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九)清醒认识中国面临的反恐困境
出于扼制中国的政治、军事策略的需要，西方对于事关他们利益的事情，就认定为恐怖袭击，对于可“别有利用”的事情，就转移事件本质。西方国家反恐“双重标准”及借所谓“新疆问题”大肆传播“世维会”等境外“疆独”组织的谬论，将骚乱根源归结为“中国打着反恐旗号镇压维吾尔族人”，而罔顾事件死伤者及他们家人的痛苦是他们的一贯作法，是对中国人权最直接的践踏。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反恐所面临的困境是西方国家牵制中国的策略，对于国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对所谓“新疆人权、民主、宗教”等问题的歪曲报道，我们根本不应过度在意、解读，而应坚持中国的法律，正确理解认识“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反恐斗争中坚决摒弃将民族宗教与刑事打击联系在一起的错误思想，坚持“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把一切问题与民族宗教挂钩。”⑦
注释：
①巴国出现恐怖训练速成班西方深感担忧[EB/OL].(2012－05－14)[2012－05－20]. 联合早报．
②“三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
③王树勤．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网上恶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EB/OL].(2012－06－04)[2012－06－04]. 天山网讯．
④“伊吉拉特”，即迁徙的意思。
⑤互联网遭2002年以来最严重黑客袭击[EB/OL].(2012－07－15)[2012－06－01]. http：//tech.qq.com/zt/2007/gaoguan60/.
⑥美伊“斗法”网络空间美咄咄逼人伊朗见招拆招[N].中国青年报．2012－03－16.
⑦2010年8月26日下午，自治区党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上张春贤书记的讲话[EB/OL].(2012－07－15)[2012－08－27]. http：//www.tianshannet.com.cn/news/content/2010－08/27/content_5189126.htm.
星期四, 9月 11, 2014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
作者：涂龙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译审
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四期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4－0043－10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02JAZJDGJW011）的前期成果。
摘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的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也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创始人哈桑·班纳一生致力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的国际化，在他及其继任者的不懈努力下，穆兄会已经发展成为遍及数十个国家的庞大的国际组织。再如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政权致力于输出伊斯兰革命。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于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并不仅仅出于安全、财政等方面因素考虑的一般意义上的移民，而是被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穆斯林为“主道而战”所进行的一次新的“迁徙”，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也与伊斯兰教的“迁徙”和“圣战”传统有关。从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理解“迁徙”和“圣战”在普通穆斯林心目中巨大的感召力。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早年在麦加传教，告诫人们放弃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谴责多神信仰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愚昧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宣讲末日审判和复活的观念，警告多神教徒若不归顺安拉，将在末日审判时遭到惩罚，并堕入地狱；而归顺者将在后世得到奖赏，永驻天园。另外，穆圣还提出了凡穆斯林不分氏族部落，皆为兄弟，应联合起来，消除部落仇杀等一系列社会改革主张，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拥护。由于穆圣所传的教义触犯了麦加贵族的利益，他们便采取各种手段迫害穆斯林，直至搜捕杀害穆圣。因此，穆圣被迫于公元622年出走麦加，前往麦地那，并在麦地那建立了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为日后在圣战的旗帜下征服麦加贵族和统一阿拉伯半岛奠定了基础。由于迁徙事件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就把公元622年定为伊斯兰教纪元元年。因此，迁徙是穆斯林民族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是有组织、怀有宗教目的的特殊移民，是伊斯兰教哲学和智慧的象征。迁徙引领伊斯兰教成长，促使穆斯林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性的、不带地方主义色彩的国家。因此，对于穆斯林来说，迁徙是其引以为荣的事件，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是不会满足于一处永久居所的，哪里能履行信仰，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哪里就是他的家园。［1］
圣战则是指“为主道而战”，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以《古兰经》和圣训规范世人的行为和生活。这一漫长的奋斗过程，《古兰经》称之为“杰哈德”，媒体把之翻译为“圣战”。圣战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之一，它有大小之分、和平和暴力之别。“大杰哈德”是指信徒 “用心、用舌、用手”同自己内心的邪恶意念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和使者，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规劝世人，传播伊斯兰教；“小杰哈德”是指穆斯林用“剑”进行圣战，鼓励穆斯林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战。伊斯兰教第三任正统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在发表其就职演说时，曾强调了圣战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圣战，因为一个民族丢弃圣战时，它的尊严就会受到伤害，会被别人轻视，在安拉面前也将失去眷顾。［2］56-59
因此，迁徙和圣战的关系十分密切，迁徙是圣战的一部分，两者相互依存，都体现了伊斯兰的大一统精神和穆斯林的奉献精神。迁徙并不是由于遇到困难而逃避，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圣战使命而寻找更好的环境，它鼓励穆斯林为完成圣战使命而放弃物质世界的引诱。穆圣率领穆斯林光复麦加后，一些穆斯林认为迁徙不再需要，但穆圣强调：只要圣战存在，迁徙就不会终止。他号召信徒们：为了消灭不信道者，你们不要中止迁徙。
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三次迁徙浪潮
伊斯兰极端势力之所以离开埃及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源地，是多方面原因所致：首先，极端分子在埃及境内面临世俗政权的严厉镇压，迫于严峻的安全形势，只能逃离埃及，寻找更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圣战”事业；其次，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海湾石油富国或欧美国家，有的是为自己及家庭挣钱打工，有的则是受其组织派遣去筹集活动经费；再次，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信奉极端组织鼓吹的“迁徙”和“圣战”理论，出国寻找更适宜履行“圣战”义务的地点，以便积聚力量，为最终重返埃及、解放被世俗政权统治的“查希里亚社会”做准备；最后，埃及伊斯兰阵营、特别是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也促使一部分极端分子远走他乡。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暗杀后，上下埃及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发生大分裂——上埃及极端组织发展成为伊斯兰组织，下埃及则发展成为圣战组织。这种分裂对于那些希望短期就能在埃及恢复伊斯兰统治的极端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分裂意味着力量被削弱，也意味着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变得遥遥无期，在失望与愤懑之余，一大批极端分子决定离开埃及，另辟蹊径，继续“圣战”［3］。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穆兄会成员为逃避纳赛尔政权的镇压而纷纷离开埃及之际，埃及的极端组织当时并不赞同这种逃避现实的“迁徙”作法。以策划实施萨达特暗杀事件的圣战组织为例，该组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所有埃及极端组织中向国外迁徙极端分子最多的组织，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反对通过“迁徙”进行圣战。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萨拉姆·法尔吉在其《缺席的义务》一书中写道：有人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途径是迁徙到另一个国家，并在那里首先建立伊斯兰国家，然后再打回国。但是，为了积蓄实力，他们其实应该首先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改造成伊斯兰国家，然后再征服其他国家。［4］萨达特暗杀事件以及上埃及暴动的失败，使得圣战组织成员随后多以合法和非法的身份逃往国外。
埃及极端分子的第一次迁徙浪潮，首先是在埃及境内实现的。当时，在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组织）的号召下，该组织的数千名追随者放弃了尼罗河三角洲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生活环境，集体迁往某一艰苦地区，尝试建立伊斯兰政权，按照《古兰经》和圣训行事。但是，这种迁徙受到了组织形式、地理环境和安全局势等方面因素的明显制约，很快被证实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迁徙，埃及安全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对其进行围剿和铲除，这使得埃及极端分子产生了向国外迁徙的念头。瓦希德·奥斯曼本是伊斯兰组织的继任埃米尔，也被认为是“国内迁徙”的创始人。他的迁徙观念的转变有一定的代表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奥斯曼谈到国外迁徙的问题时承认：对于穆斯林组织而言，迁徙是必经阶段，该组织成员只有经过迁徙，才能加入圣战行列。他说，穆斯林应该迁徙到由“明君”统治的地域，即使这一“明君”同样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非尔”也没有关系。奥斯曼说，穆斯林组织认为，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不能满足“明君”统治的条件，而对于穆斯林圣战者来说，全球每一个角落都是安拉治下的土地，都可供他们迁徙。因此，该组织成员原本有意向欧洲迁徙，如挪威、瑞士等是他们眼中的“公正国家”。但是，穆斯林组织的创始人、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却坚持认为，也门是迁徙者的明智之选。因此，在舒克里·穆斯塔法等人因绑架杀害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事件被处决后，穆斯林组织的一大批成员根据前埃米尔的遗愿，逃往也门。他的继任者、号称“阿布·古什”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在舒克里·穆斯塔法被处决后，收集残部，向也门迁徙，并从也门继续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迁徙。［5］
其实，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并不是穆斯林组织第一个主张向国外迁徙的领导人。在他之前，该组织领导人之一的萨拉赫·沙维已经主张迁徙了。沙维因反对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杀害被绑架的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认为这样做会使该组织暴露在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遭致灭顶之灾），便在这起事件上与埃米尔发生了尖锐冲突，并最终导致与该组织发生分裂。1981年，萨达特暗杀事件后，沙维也是被埃及安全机构通缉的逃犯之一，但他成功逃往也门，并在当地结识了一名加入了穆兄会的部落酋长。后者对沙维的“定叛与迁徙”理论大为赏识，于是决定弃穆兄会，投入穆斯林组织的怀抱。在这名酋长的鼎力支持下，沙维随后往返于埃及、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并最终在巴基斯坦一所伊斯兰宗教大学里任教，得以继续从事他的“圣战”事业。［5］
穆斯林组织的竞争对手——埃及圣战组织的头目之一、曾加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的圣战头目哈桑·希拉维也走过了一条类似于沙维的“圣战”道路。希拉维原与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在迁徙问题上尖锐对立，主张通过圣战手段实现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理想，竭力反对舒克里·穆斯塔法的“定叛与迁徙”理论，与穆斯林组织争夺会员和支持者。为此，一个自称为“绿营”的伊斯兰组织极端小组，曾试图暗杀希拉维。1977年，希拉维因卷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发动的军事技术学院的未遂政变事件而被判7年监禁，迫使他放弃反对迁徙的一贯思想，逃往沙特躲避牢狱之灾。直到1993年，才被穆巴拉克政府引渡回国服刑。［5］
综上所述，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埃及极端分子全球化迁徙的第一波浪潮是由埃及伊斯兰党和穆斯林组织的残余势力掀起的，迁徙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逃避萨达特政权对这两个极端组织的打击迫害。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迁徙出国的极端分子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当时认同“定叛与迁徙”理论和对现政府失望的其他埃及人，也加入了迁徙国外的行列，不少人到了也门、沙特、伊拉克等国，寻找生计和避难。
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行动则源于阿富汗圣战。1979年12月，前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试图用武力控制这个连接欧亚大陆的小国。在前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阿富汗阿明政权不堪一击，一周内便告亡国。阿富汗是个伊斯兰国家，境内98％以上的居民是穆斯林，其中90％是逊尼派穆斯林。前苏联的悍然入侵，激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片声讨。出于当时美苏争霸战略的考虑，美国认为前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将对西方的石油生命线——海湾形成威胁。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准备为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提供武器装备，利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前苏联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仇视与普通穆斯林朴素的宗教认同感，在世界范围内纠集反苏同盟，号召穆斯林为抵抗苏军占领阿富汗而进行圣战，并为其出谋划策，出钱、出枪、出力，以期把阿富汗变成拖住前苏联的“泥潭”，使之深陷其中，尽可能消耗前苏联的实力。［6］
当时，埃及萨达特政府正由于与以色列媾和而深陷孤立，遭到国内伊斯兰阵营的强烈反对和国外阿拉伯世界“背信弃义”的同声指责，阿拉伯国家集体与萨达特政权断交。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唆使萨达特政权放手让埃及境内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抵抗前苏联占领的圣战，双方一拍即合。当时，在萨达特政府看来，放手让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将有助于埃及摆脱因埃以媾和而陷入的外交孤立困境，通过宗教纽带和圣战观念重新联络海湾阿拉伯石油大国，恢复埃及地区大国地位；第二，大批极端分子出国，有利于国内治安以稳定国内局势；第三，阿富汗圣战者得到了海湾石油富国、美国等方面的经援，还可以消耗一部分埃及军队库存的武器弹药，将之变成现金。正是出于这样的短视考虑，萨达特政权为极端分子迁徙出国大开方便之门，导致这批阿富汗圣战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又把圣战输回埃及，酿成了埃及历史上恐怖暴力事件最猖獗、最血腥的一段时期。当然，作为阿富汗圣战始作蛹者的美国，最终也遭到了这些圣战者的报复，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吸引全世界圣战者到阿富汗，美国首先在纽约开设了第一个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由穆斯塔法·沙勒比负责接待来自埃及等国的圣战者，并把他们输送到阿富汗战场。随着阿战事的不断持续，此类接待站在美国最多时曾发展到17家。与此同时，埃及国内萨达特政权也为各类宗教组织公开招募圣战志愿者大开绿灯。1979年，上埃及明亚大学召开师生大会，要求支持阿富汗圣战。1980年，爱资哈尔大学召开大会，要求为志愿者赴阿富汗圣战敞开大门，为青年学生志愿者提供军训条件，并呼吁伊斯兰世界支持阿富汗圣战，断绝与前苏联的外交关系。随后，爱资哈尔宗教机构又多次举行群众集会，要求政府支持阿富汗圣战。这些来自民间的要求与萨达特政府在阿富汗圣战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为此，萨达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卡迈勒·哈桑·阿里同意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极端分子提供军训基地，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也多次呼吁国民为阿富汗圣战行动捐款，人民议会也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向阿战场派遣圣战志愿者。有消息说，埃及军方当时曾使用卡纳军用机场，向阿富汗运送埃及圣战志愿者。
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呼吁中，埃及的一些行业工会在招募志愿者方面异常活跃，特别是在埃及穆兄会的喉舌——《呼声》杂志上刊登了设在阿富汗的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的电话和具体地址后，志愿者人数成倍增加。另外，在向阿富汗输送志愿者的行动中，沙特也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沙特担心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其势力范围会扩张到海湾，对沙特政权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与两大圣城的守护者，在涉及泛伊斯兰问题上，沙特凭借其雄厚的石油美元实力，一直以护教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借以利用宗教纽带以扩大其在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为此，沙特当时为阿圣战者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医疗援助。
对于埃及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在萨达特暗杀事件和上埃及暴动失败后，时刻面临着被安全机构追捕的危险。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无疑于天赐良机。另外，一些圣战狂热分子也试图通过阿富汗圣战的历练，为重新“杀回”埃及夺取政权积累战斗经验。因此，地形崎岖、条件恶劣的阿富汗，一时成了圣战者向往的理想天堂。1984年初，圣战组织决定把一些曾因卷入萨达特暗杀事件的极端分子送往阿富汗参加圣战。1985年，伊斯兰组织的第二代领导人在上埃及实施重组后，也开始向阿富汗战场输送圣战志愿者。据悉，第一个抵达阿富汗的埃及圣战志愿者是圣战组织的头目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他与上埃及阿斯尤特大学的一批朝觐者一起，取道沙特前往阿富汗。接着，该组织另外两名头目阿里·阿卜杜勒·法塔赫（化名“阿布·尤斯里”）和暗杀萨达特总统的凶手哈利德·伊斯兰布里的大哥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也从埃及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成功逃脱，前往阿富汗。在伊斯兰组织中，最著名的圣战志愿者为阿卜杜·拉布·拉苏勒·萨耶夫，曾担任过阿富汗圣战流亡政府的总理，是埃及伊斯兰组织在阿富汗圣战初期的重要头目。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加入了由阿富汗前总理、现被美国人称为“本·拉登第二”的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当时，无论是萨耶夫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对圣战志愿者加入自己的队伍持欢迎态度，以便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为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捞取更多的政治和军事资本做准备。［5］
埃及伊斯兰组织的圣战志愿者抵达后，首先在阿北部边境一个叫加吉的地方建立了军事训练基地，起名为“伊斯兰哈里法军营”。但不久以后，由于该营地气候十分寒冷，来自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埃及志愿者很难适应，该营地后南迁至赫尔敦地区，新营地起名为“苏希卜烈士军营”，以纪念1990年5月16日战斗中被打死的埃及圣战先行者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军营里分工明确，里法伊·塔哈、穆斯塔法·哈姆扎和阿德里·尤素福负责军训工作，哈利德·哈纳菲负责医疗工作，塔拉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和乌沙姆·鲁什迪负责军营的宣传工作，并主编《民兵》杂志。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逐渐统一到扎瓦赫里的领导之下，并与本·拉登建立了密切联系，从他那里获取军训经费。扎瓦赫里圣战派别也有他们自己的《法塔赫》杂志，后又更名为《圣战者报》。［7］212-213
埃及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主要通过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恐怖大亨”本·拉登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设在开罗的分公司网罗圣战者。当时，沙特政府把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的扩建工程承包给了拉登家族旗下的公司，由于沙特缺乏劳动力，而埃及劳动力过剩，且成本较低，因此，沙特内政部和沙特驻开罗使馆为该公司从埃及引进各类技术人才和一般劳务人员提供了方便。随着一大批埃及熟练工人、工程师和技师等进驻工地，本·拉登也开始在他们中间秘密招募阿富汗圣战志愿者，并在沙特境内为这批新招募的志愿者开设了接待站，为阿富汗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圣战人才；第二，通过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大批志愿者通过这条途径前往设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各个救援机构工作。拉登家族的公司也从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在阿富汗的工程中获益，该机构在阿富汗15家救援机构的土建工程就是由拉登家族承包建设的。在这些救援机构中曾有900名阿拉伯人从事各类救援工作，其中来自埃及的志愿者就多达300人。2006年，被扎瓦赫里宣布为圣战组织新埃米尔的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就曾是一名参与圣战救援工作的志愿者；第三，通过伊斯兰世界联盟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该组织成立于1962年，总部设在麦加，在100多个国家开设了办事处或派驻代表，负责协调全世界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事宜。该协会在埃及的办事处利用组织朝觐者的机会秘密招募圣战者，朝觐者抵达沙特后，如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只需到本·拉登在沙特开设的名为“安萨尔之家”的接待站报名即可。接待站有专人为这些圣战者制作新护照，为每人取一个化名，在阿富汗方面的配合下，这些人只需办理沙特的出境手续，便可顺利抵达伊斯兰堡，进入设在白沙瓦的沙特圣战者军营。当然，并非每位朝觐者都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一些人在朝觐后返回了埃及，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借着朝觐的机会到沙特淘金。这些人中，很多人因在沙特找不到工作而选择铤而走险，经不起圣战招募者的蛊惑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投奔阿富汗战场。
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全球蔓延
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不仅没能因此实现南下海湾的战略目标，反而陷入了与阿富汗圣战游击队的持久战、消耗战之中，并开始渐渐步入灾难的深渊。在此形势下，前苏联被迫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从1982年美苏商谈撤军问题开始，到1989年前苏联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完成，差不多用了7年的时间。
随着前苏联兵败阿富汗和圣战者进驻喀布尔，伊斯兰狂热分子的圣战使命便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阿富汗新政权面前，那就是这些圣战志愿者的归宿问题。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训练有素，有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由于圣战者人数众多，他们如果与当地某一军阀结盟，甚至能改变阿富汗的政治格局和各派间的力量对比。据来自美国国会的资料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中，有3500名阿拉伯圣战者，到八十年代中期，其麾下的阿拉伯圣战者多达1.6万人。如果加上阿富汗游击队其他派别的阿拉伯圣战者，这支圣战队伍是一支绝对不容小觑的力量。不少人认为，由于人员分布广，来历杂，因此阿拉伯圣战者的实际人数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无论如何，埃及圣战者在他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埃及境内兴风作浪的极端组织头目，大多是从阿富汗圣战战场回国的，或是曾在各个中转站负责接待这批圣战者的极端分子。埃及新闻媒体曾报道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埃及人有600人，其中150人在前苏联撤军后回到埃及境内，这其中又有70人被埃及安全机构抓捕。但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字只是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极端分子实际人数的冰山一角。另据埃及内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参加阿富汗圣战的埃及人有1000人左右，在圣战结束后分散到12个国家，其中包括8个欧洲国家。这一数据并未计算那些已经在1992年后通过各种途径返回埃及境内的圣战者。事实上，留在阿富汗的埃及圣战者是少数，多为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这些人早已是有家不能回，等待他们的只有死刑或牢狱之灾。［5］
当初，当埃及圣战者满腔热血奔赴阿富汗战场时，大多数人心中只有圣战一个念头，还来不及考虑圣战之后自己的归宿问题。前苏联撤军后，随着圣战使命的终结，对于阿富汗人来说，该是“卸磨杀驴”的时候了，阿富汗新领导人对阿拉伯圣战者明显表露出了冷淡。有分析人士认为，促使阿拉伯圣战者最终放弃阿富汗而散布到世界各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阿拉伯圣战者都为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阿富汗人担心有朝一日养虎为患，殃及自身。前苏联撤军后的第一任阿富汗总统穆贾迪迪就曾对阿拉伯圣战者滞留阿富汗公开表示忧虑；第二，苏联撤军后，由于各武装派别政见不合，分肥不均，阿富汗随即爆发内战，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富汗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避免招致杀身之祸，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内战中尽可能恪守中立，苦苦支撑，伺机寻找合适渠道离开阿富汗；第三，为了讨好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阿富汗新政权开始引渡一些被各国安全机构追捕的极端分子，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与扎瓦赫里一起创建埃及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希姆·沙尔加维，就是在那时由阿富汗新政权引渡给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这使得那些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更是急于另投他处，以免被蒙在鼓里，有朝一日做了阿富汗新政权的“顺水人情”。
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的一些关键人物在前苏联撤军后的大体去向为：伊斯兰组织精神领袖奥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捷足先登，早在1990年5月便申请到了美国签证，定居纽约后因涉嫌卷入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而被美国司法机构判处终身监禁；伊斯兰组织头目之一的穆斯塔法·哈姆扎移居苏丹，后从苏丹前往索马里；塔勒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及另外7名同伙在1993年申请到丹麦政治避难，塔勒阿特·亚辛潜回埃及境内，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起初在贾拉拉巴德居住了1年后前往伊朗定居，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此人不知去向，但据估计仍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国家一带活动；圣战组织头目之一的扎瓦赫里在1993年底申请到瑞士的政治避难，亚西尔·陶菲克·西里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他与该组织的另外一伙圣战者（最著名的有阿迪勒·阿卜杜勒·马吉德和撒尔瓦特·萨拉赫·谢哈特等人），在伦敦创建了一个名为“伊斯兰新闻观察所”的机构；当时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的著名埃及极端分子还有阿布·哈姆扎·马斯里，他的真实姓名是穆斯塔法·卡迈勒，曾参加阿富汗圣战，并于1994年返回伦敦，担任伦敦伊斯兰安萨尔协会会长和伦敦奉西里·巴尔克清真寺的伊玛目。另外，被指控策划制造1995年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未遂事件和1997年底卢克索袭击外国游客惨案的乌萨马·阿尤布，申请到了德国的政治避难签证，另一伊斯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鲁什迪则申请到了荷兰的政治避难签证，后移居土耳其。［5］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当时同意接纳一批阿富汗圣战者，为他们提供活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批人往往是自己国家政权的反叛者，也是西方国家利用人权、民主等旗号向这些国家施压的工具。另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危害性的认识还不够，这也是造成这些圣战者能够从西方国家轻易获得政治避难资格的原因之一。除西方国家外，伊朗和苏丹也是接纳阿富汗圣战者的主要伊斯兰国家，基地组织的第一、二号人物本·拉登和扎瓦赫里，都曾在阿富汗战争后居留苏丹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国家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掌权，都热衷于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愿意借助阿富汗圣战者来弘扬伊斯兰革命精神，争夺伊斯兰世界事务的主导权。而对于埃及圣战者来说，在阿富汗战争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苏丹和1994年爆发内战的也门这两个阿拉伯兄弟国家，那里没有语言障碍和宗教文化差异，从地缘上来说又距离自己的国家比较近，能找到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富汗圣战后，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地以继续圣战使命，只是一部分来自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圣战者的追求，而另一部分圣战者则选择了投奔新的圣战战场。兵败阿富汗后不久，积重难返的前苏联便开始解体，原有的冷战格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被打破，世界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在新旧体制更替的过程中，新的民族、宗教狂热取代了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夺，成为新的地区动荡和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中亚五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和内乱、波黑内战、车臣战争、索马里内战、海湾危机等等，都为圣战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这期间，最为引人瞩目的圣战者迁徙地有三个，即塔吉克斯坦、波黑和车臣，并与当地的社会动荡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塔吉克斯坦内战。1991年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后，国内各种政治、宗教、地方利益集团斗争日趋激烈，导致政局持续动荡。1992年，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以伊斯兰复兴党、民主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不甘心原共产党人继续执政，建立了救国阵线，并得到了当时阿富汗拉巴尼政府和马苏德军队以及伊朗、沙特、巴基斯坦和美国等国的支持，与塔吉克斯坦亲俄的世俗政权——拉赫莫诺夫政权展开了较量，内战一直持续到1997年6月双方签署《民族和睦总协定》。这场持续8年的内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提供了新的圣战舞台，一批阿富汗圣战者在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迁徙到了塔吉克斯坦，并加入了当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投入反对拉赫莫诺夫世俗政权的圣战当中。更为严重的是，内战期间，一些塔吉克斯坦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成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反政府极端分子的后方基地，极端分子假道塔吉克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有些叛乱分子则在圣战失败后逃往中亚其他国家，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和该地区国家间关系。［8］
第二、波黑内战。以民族主义分离运动为特征的国家裂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迅速蔓延到了巴尔干地区，继前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后，前南斯拉夫分裂成5个国家。巴尔干地区历来是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焦点地区，波黑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信仰不一，又有历史上的民族血债，因而使分家冲突演变成了一场国际上不同宗教势力分别支持各自一方的旷日持久的血战——塞族得到东正教兄弟俄罗斯、希腊的同情和支持，信天主教的克族有西方背景，而穆斯林自然得到了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从而使这场长达8年之久的波黑内战也蒙上了一层伊斯兰圣战的色彩，吸引着伊斯兰世界，包括那些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圣战者。［9］
第三、车臣战争。车臣问题一直是困扰俄罗斯的一大难题。车臣共和国位于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沿岸，北与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达吉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人口120多万，其中车臣人占大多数，为主体民族。车臣人祖居高加索山区，信奉伊斯兰教，是一个强悍尚武的民族，1859年被沙俄军队征服，车臣便沦为沙俄帝国的殖民地。前苏联解体前后，车臣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恶性膨胀，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94年，俄罗斯为了平息车臣日益猖獗的分裂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出兵镇压车臣反叛武装，正式打响了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这一场由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同样也被蒙上了伊斯兰圣战的色彩，使车臣成为继塔吉克斯坦和波黑之后，又一个吸引全世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圣战战场。［10］
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的全球化
随着伊斯兰极端分子在阿富汗战争以后向世界各地迁徙，以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为首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触角也开始伸向世界各地。在欧洲，除设在伦敦的“伊斯兰新闻观察所”外，还出现了众多从不知名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如“世界公正组织”和“《古兰经》和逊尼派工作者协会”等等。一般认为，这些新成立的组织只是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在也门，由于1994年爆发了南北内战，也门中央政权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因此，那里也成了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的重要据点之一，最著名的军训基地有两个，即“马拉加什军训营”以及在首都萨那附近沙漠地带建立的“贵宾之家”，后者由也门马拉加什部落酋长、曾参加过阿富汗圣战的纳赛尔·法德利之子塔里克·法德里经营，在当地社会很有势力。另外，在也门还有“亚丁军”，美国指责该极端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牵连，2000年曾制造了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港遭袭事件。在苏丹，埃及方面曾指责苏丹境内设有至少17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并策划制造了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事件以及卢克索惨案。
有关学者指出，从1989年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至1995年，这段时间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全球化的高潮阶段，此后，这种全球化趋势得到了遏止。［11］258-263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从1993年纽约世贸大楼发生爆炸事件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产生了警惕，不再把他们视为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犯，也不再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经过几年的酝酿，西方国家从1996年起，开始拒绝向伊斯兰极端分子、特别是来自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发放入境签证。另外，在反恐问题上，西方国家与埃及、沙特等国开始进行合作，向这些国家引渡少数极端分子。这样一来，西方世界也不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向往的理想避难所了；2.1996年，塔利班逐渐控制了阿富汗局势，使阿富汗再次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天堂”，不少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此后回流到阿富汗，寻求塔利班的庇护。本·拉登和扎瓦赫里就是在这一期间重返阿富汗的；3.1997年埃及最大的极端组织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伊斯兰组织被监禁的领导人宣布该组织放弃暴力，并得到圣战组织部分领导人的支持和效仿。［12］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它们的整体实力，挫伤了一部分极端分子的士气，也使极端组织全球化进程大大放慢。
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本·拉登和扎瓦赫里等人为代表的极端分子，开始拼凑一个全球性的极端组织，在散布世界各地的、以阿富汗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分支机构的基础上，于1998年2月中旬宣布建立“世界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伊斯兰圣战阵线”［13］，把圣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犹太人和西方世界，随着1998年美国驻非洲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接连被炸，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圣战战略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原来利用西方世界的支持与庇护到与之反目成仇，打响了后来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为“美国与伊斯兰法西斯”之间的一场圣战，基地组织这个全球头号恐怖组织逐渐浮出水面。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既有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的宗教意愿的驱使，也有国内、地区和国际局势对这一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极端势力在其国内遭到严厉打压、政治诉求屡屡得不到满足之际，选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其战略调整的需要。此时，外部世界对待这股势力的立场，将对其全球化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处理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是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在阿富汗、波黑、车臣等地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支持与利用，无疑又加速了这股势力的全球化进程。“9·11”事件发生后，尽管美国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在处理同一问题时，美国并没有汲取“9·11”事件的教训，而是仍在奉行双重标准，这对全球反恐大局来说，将是十分有害的。
［ 参考文献 ］
［1］ 哈立德·阿拉维.迁徙的智慧——迁徙的哲理［EB/OL］.［2006-04-16］.
http://www.islamcn.net/article/list.asp?id=1100
［2］ 陈嘉厚.现代伊斯兰主义［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3］ 萨伊德·法瓦伊德.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EB/OL］.［2006-08-27］.
http://saaid.net/feraq/mthahb/29.htm.
［4］ 萨伊德·法瓦伊德.埃及穆斯林组织［EB/OL］.［2006-08-27］.
http://saaid.net/feraq/mthahb/19.htm.
［5］ 杰哈德·阿瓦德，阿马尔·阿里·哈桑.伊斯兰组织全球化［J］.埃及,战略聚焦,2002(120).
［6］ 刘温国,郭辉.强驽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 艾哈迈德·穆苏莱利.伊斯兰组织大全［M］.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2004.
［8］ 刘启云.岁末文集（塔吉克斯坦问题回顾）［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
［9］ 前南斯拉夫内战［EB/OL］.［2007-04-27］.
http://history.chinaiiss.org/content/2007-04-27/3937.shtml.
［10］俄罗斯联邦车臣问题［EB/OL］.[2002-10-24].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0/24/content_606871.htm.
［11］世界伊斯兰组织指南［M］.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2006.
［12］杨灏城.穆巴拉克政权应对国内恐怖主义之策［J］.西亚非洲,2005（6）.
［13］阿卜杜勒·勒提夫·马纳维.基地战略:错误与危险［N］.中东报,2003-08-07.
（责任编辑：马丽蓉）
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四期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4－0043－10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02JAZJDGJW011）的前期成果。
摘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的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也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创始人哈桑·班纳一生致力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的国际化，在他及其继任者的不懈努力下，穆兄会已经发展成为遍及数十个国家的庞大的国际组织。再如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政权致力于输出伊斯兰革命。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于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并不仅仅出于安全、财政等方面因素考虑的一般意义上的移民，而是被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穆斯林为“主道而战”所进行的一次新的“迁徙”，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也与伊斯兰教的“迁徙”和“圣战”传统有关。从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理解“迁徙”和“圣战”在普通穆斯林心目中巨大的感召力。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早年在麦加传教，告诫人们放弃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谴责多神信仰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愚昧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宣讲末日审判和复活的观念，警告多神教徒若不归顺安拉，将在末日审判时遭到惩罚，并堕入地狱；而归顺者将在后世得到奖赏，永驻天园。另外，穆圣还提出了凡穆斯林不分氏族部落，皆为兄弟，应联合起来，消除部落仇杀等一系列社会改革主张，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拥护。由于穆圣所传的教义触犯了麦加贵族的利益，他们便采取各种手段迫害穆斯林，直至搜捕杀害穆圣。因此，穆圣被迫于公元622年出走麦加，前往麦地那，并在麦地那建立了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为日后在圣战的旗帜下征服麦加贵族和统一阿拉伯半岛奠定了基础。由于迁徙事件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就把公元622年定为伊斯兰教纪元元年。因此，迁徙是穆斯林民族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是有组织、怀有宗教目的的特殊移民，是伊斯兰教哲学和智慧的象征。迁徙引领伊斯兰教成长，促使穆斯林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性的、不带地方主义色彩的国家。因此，对于穆斯林来说，迁徙是其引以为荣的事件，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是不会满足于一处永久居所的，哪里能履行信仰，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哪里就是他的家园。［1］
圣战则是指“为主道而战”，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以《古兰经》和圣训规范世人的行为和生活。这一漫长的奋斗过程，《古兰经》称之为“杰哈德”，媒体把之翻译为“圣战”。圣战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之一，它有大小之分、和平和暴力之别。“大杰哈德”是指信徒 “用心、用舌、用手”同自己内心的邪恶意念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和使者，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规劝世人，传播伊斯兰教；“小杰哈德”是指穆斯林用“剑”进行圣战，鼓励穆斯林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战。伊斯兰教第三任正统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在发表其就职演说时，曾强调了圣战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圣战，因为一个民族丢弃圣战时，它的尊严就会受到伤害，会被别人轻视，在安拉面前也将失去眷顾。［2］56-59
因此，迁徙和圣战的关系十分密切，迁徙是圣战的一部分，两者相互依存，都体现了伊斯兰的大一统精神和穆斯林的奉献精神。迁徙并不是由于遇到困难而逃避，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圣战使命而寻找更好的环境，它鼓励穆斯林为完成圣战使命而放弃物质世界的引诱。穆圣率领穆斯林光复麦加后，一些穆斯林认为迁徙不再需要，但穆圣强调：只要圣战存在，迁徙就不会终止。他号召信徒们：为了消灭不信道者，你们不要中止迁徙。
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三次迁徙浪潮
伊斯兰极端势力之所以离开埃及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源地，是多方面原因所致：首先，极端分子在埃及境内面临世俗政权的严厉镇压，迫于严峻的安全形势，只能逃离埃及，寻找更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圣战”事业；其次，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海湾石油富国或欧美国家，有的是为自己及家庭挣钱打工，有的则是受其组织派遣去筹集活动经费；再次，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信奉极端组织鼓吹的“迁徙”和“圣战”理论，出国寻找更适宜履行“圣战”义务的地点，以便积聚力量，为最终重返埃及、解放被世俗政权统治的“查希里亚社会”做准备；最后，埃及伊斯兰阵营、特别是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也促使一部分极端分子远走他乡。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暗杀后，上下埃及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发生大分裂——上埃及极端组织发展成为伊斯兰组织，下埃及则发展成为圣战组织。这种分裂对于那些希望短期就能在埃及恢复伊斯兰统治的极端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分裂意味着力量被削弱，也意味着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变得遥遥无期，在失望与愤懑之余，一大批极端分子决定离开埃及，另辟蹊径，继续“圣战”［3］。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穆兄会成员为逃避纳赛尔政权的镇压而纷纷离开埃及之际，埃及的极端组织当时并不赞同这种逃避现实的“迁徙”作法。以策划实施萨达特暗杀事件的圣战组织为例，该组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所有埃及极端组织中向国外迁徙极端分子最多的组织，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反对通过“迁徙”进行圣战。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萨拉姆·法尔吉在其《缺席的义务》一书中写道：有人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途径是迁徙到另一个国家，并在那里首先建立伊斯兰国家，然后再打回国。但是，为了积蓄实力，他们其实应该首先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改造成伊斯兰国家，然后再征服其他国家。［4］萨达特暗杀事件以及上埃及暴动的失败，使得圣战组织成员随后多以合法和非法的身份逃往国外。
埃及极端分子的第一次迁徙浪潮，首先是在埃及境内实现的。当时，在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组织）的号召下，该组织的数千名追随者放弃了尼罗河三角洲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生活环境，集体迁往某一艰苦地区，尝试建立伊斯兰政权，按照《古兰经》和圣训行事。但是，这种迁徙受到了组织形式、地理环境和安全局势等方面因素的明显制约，很快被证实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迁徙，埃及安全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对其进行围剿和铲除，这使得埃及极端分子产生了向国外迁徙的念头。瓦希德·奥斯曼本是伊斯兰组织的继任埃米尔，也被认为是“国内迁徙”的创始人。他的迁徙观念的转变有一定的代表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奥斯曼谈到国外迁徙的问题时承认：对于穆斯林组织而言，迁徙是必经阶段，该组织成员只有经过迁徙，才能加入圣战行列。他说，穆斯林应该迁徙到由“明君”统治的地域，即使这一“明君”同样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非尔”也没有关系。奥斯曼说，穆斯林组织认为，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不能满足“明君”统治的条件，而对于穆斯林圣战者来说，全球每一个角落都是安拉治下的土地，都可供他们迁徙。因此，该组织成员原本有意向欧洲迁徙，如挪威、瑞士等是他们眼中的“公正国家”。但是，穆斯林组织的创始人、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却坚持认为，也门是迁徙者的明智之选。因此，在舒克里·穆斯塔法等人因绑架杀害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事件被处决后，穆斯林组织的一大批成员根据前埃米尔的遗愿，逃往也门。他的继任者、号称“阿布·古什”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在舒克里·穆斯塔法被处决后，收集残部，向也门迁徙，并从也门继续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迁徙。［5］
其实，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并不是穆斯林组织第一个主张向国外迁徙的领导人。在他之前，该组织领导人之一的萨拉赫·沙维已经主张迁徙了。沙维因反对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杀害被绑架的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认为这样做会使该组织暴露在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遭致灭顶之灾），便在这起事件上与埃米尔发生了尖锐冲突，并最终导致与该组织发生分裂。1981年，萨达特暗杀事件后，沙维也是被埃及安全机构通缉的逃犯之一，但他成功逃往也门，并在当地结识了一名加入了穆兄会的部落酋长。后者对沙维的“定叛与迁徙”理论大为赏识，于是决定弃穆兄会，投入穆斯林组织的怀抱。在这名酋长的鼎力支持下，沙维随后往返于埃及、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并最终在巴基斯坦一所伊斯兰宗教大学里任教，得以继续从事他的“圣战”事业。［5］
穆斯林组织的竞争对手——埃及圣战组织的头目之一、曾加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的圣战头目哈桑·希拉维也走过了一条类似于沙维的“圣战”道路。希拉维原与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在迁徙问题上尖锐对立，主张通过圣战手段实现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理想，竭力反对舒克里·穆斯塔法的“定叛与迁徙”理论，与穆斯林组织争夺会员和支持者。为此，一个自称为“绿营”的伊斯兰组织极端小组，曾试图暗杀希拉维。1977年，希拉维因卷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发动的军事技术学院的未遂政变事件而被判7年监禁，迫使他放弃反对迁徙的一贯思想，逃往沙特躲避牢狱之灾。直到1993年，才被穆巴拉克政府引渡回国服刑。［5］
综上所述，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埃及极端分子全球化迁徙的第一波浪潮是由埃及伊斯兰党和穆斯林组织的残余势力掀起的，迁徙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逃避萨达特政权对这两个极端组织的打击迫害。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迁徙出国的极端分子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当时认同“定叛与迁徙”理论和对现政府失望的其他埃及人，也加入了迁徙国外的行列，不少人到了也门、沙特、伊拉克等国，寻找生计和避难。
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行动则源于阿富汗圣战。1979年12月，前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试图用武力控制这个连接欧亚大陆的小国。在前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阿富汗阿明政权不堪一击，一周内便告亡国。阿富汗是个伊斯兰国家，境内98％以上的居民是穆斯林，其中90％是逊尼派穆斯林。前苏联的悍然入侵，激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片声讨。出于当时美苏争霸战略的考虑，美国认为前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将对西方的石油生命线——海湾形成威胁。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准备为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提供武器装备，利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前苏联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仇视与普通穆斯林朴素的宗教认同感，在世界范围内纠集反苏同盟，号召穆斯林为抵抗苏军占领阿富汗而进行圣战，并为其出谋划策，出钱、出枪、出力，以期把阿富汗变成拖住前苏联的“泥潭”，使之深陷其中，尽可能消耗前苏联的实力。［6］
当时，埃及萨达特政府正由于与以色列媾和而深陷孤立，遭到国内伊斯兰阵营的强烈反对和国外阿拉伯世界“背信弃义”的同声指责，阿拉伯国家集体与萨达特政权断交。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唆使萨达特政权放手让埃及境内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抵抗前苏联占领的圣战，双方一拍即合。当时，在萨达特政府看来，放手让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将有助于埃及摆脱因埃以媾和而陷入的外交孤立困境，通过宗教纽带和圣战观念重新联络海湾阿拉伯石油大国，恢复埃及地区大国地位；第二，大批极端分子出国，有利于国内治安以稳定国内局势；第三，阿富汗圣战者得到了海湾石油富国、美国等方面的经援，还可以消耗一部分埃及军队库存的武器弹药，将之变成现金。正是出于这样的短视考虑，萨达特政权为极端分子迁徙出国大开方便之门，导致这批阿富汗圣战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又把圣战输回埃及，酿成了埃及历史上恐怖暴力事件最猖獗、最血腥的一段时期。当然，作为阿富汗圣战始作蛹者的美国，最终也遭到了这些圣战者的报复，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吸引全世界圣战者到阿富汗，美国首先在纽约开设了第一个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由穆斯塔法·沙勒比负责接待来自埃及等国的圣战者，并把他们输送到阿富汗战场。随着阿战事的不断持续，此类接待站在美国最多时曾发展到17家。与此同时，埃及国内萨达特政权也为各类宗教组织公开招募圣战志愿者大开绿灯。1979年，上埃及明亚大学召开师生大会，要求支持阿富汗圣战。1980年，爱资哈尔大学召开大会，要求为志愿者赴阿富汗圣战敞开大门，为青年学生志愿者提供军训条件，并呼吁伊斯兰世界支持阿富汗圣战，断绝与前苏联的外交关系。随后，爱资哈尔宗教机构又多次举行群众集会，要求政府支持阿富汗圣战。这些来自民间的要求与萨达特政府在阿富汗圣战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为此，萨达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卡迈勒·哈桑·阿里同意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极端分子提供军训基地，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也多次呼吁国民为阿富汗圣战行动捐款，人民议会也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向阿战场派遣圣战志愿者。有消息说，埃及军方当时曾使用卡纳军用机场，向阿富汗运送埃及圣战志愿者。
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呼吁中，埃及的一些行业工会在招募志愿者方面异常活跃，特别是在埃及穆兄会的喉舌——《呼声》杂志上刊登了设在阿富汗的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的电话和具体地址后，志愿者人数成倍增加。另外，在向阿富汗输送志愿者的行动中，沙特也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沙特担心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其势力范围会扩张到海湾，对沙特政权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与两大圣城的守护者，在涉及泛伊斯兰问题上，沙特凭借其雄厚的石油美元实力，一直以护教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借以利用宗教纽带以扩大其在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为此，沙特当时为阿圣战者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医疗援助。
对于埃及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在萨达特暗杀事件和上埃及暴动失败后，时刻面临着被安全机构追捕的危险。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无疑于天赐良机。另外，一些圣战狂热分子也试图通过阿富汗圣战的历练，为重新“杀回”埃及夺取政权积累战斗经验。因此，地形崎岖、条件恶劣的阿富汗，一时成了圣战者向往的理想天堂。1984年初，圣战组织决定把一些曾因卷入萨达特暗杀事件的极端分子送往阿富汗参加圣战。1985年，伊斯兰组织的第二代领导人在上埃及实施重组后，也开始向阿富汗战场输送圣战志愿者。据悉，第一个抵达阿富汗的埃及圣战志愿者是圣战组织的头目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他与上埃及阿斯尤特大学的一批朝觐者一起，取道沙特前往阿富汗。接着，该组织另外两名头目阿里·阿卜杜勒·法塔赫（化名“阿布·尤斯里”）和暗杀萨达特总统的凶手哈利德·伊斯兰布里的大哥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也从埃及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成功逃脱，前往阿富汗。在伊斯兰组织中，最著名的圣战志愿者为阿卜杜·拉布·拉苏勒·萨耶夫，曾担任过阿富汗圣战流亡政府的总理，是埃及伊斯兰组织在阿富汗圣战初期的重要头目。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加入了由阿富汗前总理、现被美国人称为“本·拉登第二”的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当时，无论是萨耶夫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对圣战志愿者加入自己的队伍持欢迎态度，以便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为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捞取更多的政治和军事资本做准备。［5］
埃及伊斯兰组织的圣战志愿者抵达后，首先在阿北部边境一个叫加吉的地方建立了军事训练基地，起名为“伊斯兰哈里法军营”。但不久以后，由于该营地气候十分寒冷，来自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埃及志愿者很难适应，该营地后南迁至赫尔敦地区，新营地起名为“苏希卜烈士军营”，以纪念1990年5月16日战斗中被打死的埃及圣战先行者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军营里分工明确，里法伊·塔哈、穆斯塔法·哈姆扎和阿德里·尤素福负责军训工作，哈利德·哈纳菲负责医疗工作，塔拉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和乌沙姆·鲁什迪负责军营的宣传工作，并主编《民兵》杂志。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逐渐统一到扎瓦赫里的领导之下，并与本·拉登建立了密切联系，从他那里获取军训经费。扎瓦赫里圣战派别也有他们自己的《法塔赫》杂志，后又更名为《圣战者报》。［7］212-213
埃及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主要通过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恐怖大亨”本·拉登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设在开罗的分公司网罗圣战者。当时，沙特政府把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的扩建工程承包给了拉登家族旗下的公司，由于沙特缺乏劳动力，而埃及劳动力过剩，且成本较低，因此，沙特内政部和沙特驻开罗使馆为该公司从埃及引进各类技术人才和一般劳务人员提供了方便。随着一大批埃及熟练工人、工程师和技师等进驻工地，本·拉登也开始在他们中间秘密招募阿富汗圣战志愿者，并在沙特境内为这批新招募的志愿者开设了接待站，为阿富汗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圣战人才；第二，通过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大批志愿者通过这条途径前往设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各个救援机构工作。拉登家族的公司也从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在阿富汗的工程中获益，该机构在阿富汗15家救援机构的土建工程就是由拉登家族承包建设的。在这些救援机构中曾有900名阿拉伯人从事各类救援工作，其中来自埃及的志愿者就多达300人。2006年，被扎瓦赫里宣布为圣战组织新埃米尔的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就曾是一名参与圣战救援工作的志愿者；第三，通过伊斯兰世界联盟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该组织成立于1962年，总部设在麦加，在100多个国家开设了办事处或派驻代表，负责协调全世界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事宜。该协会在埃及的办事处利用组织朝觐者的机会秘密招募圣战者，朝觐者抵达沙特后，如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只需到本·拉登在沙特开设的名为“安萨尔之家”的接待站报名即可。接待站有专人为这些圣战者制作新护照，为每人取一个化名，在阿富汗方面的配合下，这些人只需办理沙特的出境手续，便可顺利抵达伊斯兰堡，进入设在白沙瓦的沙特圣战者军营。当然，并非每位朝觐者都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一些人在朝觐后返回了埃及，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借着朝觐的机会到沙特淘金。这些人中，很多人因在沙特找不到工作而选择铤而走险，经不起圣战招募者的蛊惑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投奔阿富汗战场。
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全球蔓延
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不仅没能因此实现南下海湾的战略目标，反而陷入了与阿富汗圣战游击队的持久战、消耗战之中，并开始渐渐步入灾难的深渊。在此形势下，前苏联被迫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从1982年美苏商谈撤军问题开始，到1989年前苏联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完成，差不多用了7年的时间。
随着前苏联兵败阿富汗和圣战者进驻喀布尔，伊斯兰狂热分子的圣战使命便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阿富汗新政权面前，那就是这些圣战志愿者的归宿问题。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训练有素，有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由于圣战者人数众多，他们如果与当地某一军阀结盟，甚至能改变阿富汗的政治格局和各派间的力量对比。据来自美国国会的资料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中，有3500名阿拉伯圣战者，到八十年代中期，其麾下的阿拉伯圣战者多达1.6万人。如果加上阿富汗游击队其他派别的阿拉伯圣战者，这支圣战队伍是一支绝对不容小觑的力量。不少人认为，由于人员分布广，来历杂，因此阿拉伯圣战者的实际人数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无论如何，埃及圣战者在他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埃及境内兴风作浪的极端组织头目，大多是从阿富汗圣战战场回国的，或是曾在各个中转站负责接待这批圣战者的极端分子。埃及新闻媒体曾报道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埃及人有600人，其中150人在前苏联撤军后回到埃及境内，这其中又有70人被埃及安全机构抓捕。但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字只是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极端分子实际人数的冰山一角。另据埃及内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参加阿富汗圣战的埃及人有1000人左右，在圣战结束后分散到12个国家，其中包括8个欧洲国家。这一数据并未计算那些已经在1992年后通过各种途径返回埃及境内的圣战者。事实上，留在阿富汗的埃及圣战者是少数，多为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这些人早已是有家不能回，等待他们的只有死刑或牢狱之灾。［5］
当初，当埃及圣战者满腔热血奔赴阿富汗战场时，大多数人心中只有圣战一个念头，还来不及考虑圣战之后自己的归宿问题。前苏联撤军后，随着圣战使命的终结，对于阿富汗人来说，该是“卸磨杀驴”的时候了，阿富汗新领导人对阿拉伯圣战者明显表露出了冷淡。有分析人士认为，促使阿拉伯圣战者最终放弃阿富汗而散布到世界各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阿拉伯圣战者都为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阿富汗人担心有朝一日养虎为患，殃及自身。前苏联撤军后的第一任阿富汗总统穆贾迪迪就曾对阿拉伯圣战者滞留阿富汗公开表示忧虑；第二，苏联撤军后，由于各武装派别政见不合，分肥不均，阿富汗随即爆发内战，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富汗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避免招致杀身之祸，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内战中尽可能恪守中立，苦苦支撑，伺机寻找合适渠道离开阿富汗；第三，为了讨好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阿富汗新政权开始引渡一些被各国安全机构追捕的极端分子，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与扎瓦赫里一起创建埃及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希姆·沙尔加维，就是在那时由阿富汗新政权引渡给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这使得那些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更是急于另投他处，以免被蒙在鼓里，有朝一日做了阿富汗新政权的“顺水人情”。
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的一些关键人物在前苏联撤军后的大体去向为：伊斯兰组织精神领袖奥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捷足先登，早在1990年5月便申请到了美国签证，定居纽约后因涉嫌卷入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而被美国司法机构判处终身监禁；伊斯兰组织头目之一的穆斯塔法·哈姆扎移居苏丹，后从苏丹前往索马里；塔勒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及另外7名同伙在1993年申请到丹麦政治避难，塔勒阿特·亚辛潜回埃及境内，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起初在贾拉拉巴德居住了1年后前往伊朗定居，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此人不知去向，但据估计仍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国家一带活动；圣战组织头目之一的扎瓦赫里在1993年底申请到瑞士的政治避难，亚西尔·陶菲克·西里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他与该组织的另外一伙圣战者（最著名的有阿迪勒·阿卜杜勒·马吉德和撒尔瓦特·萨拉赫·谢哈特等人），在伦敦创建了一个名为“伊斯兰新闻观察所”的机构；当时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的著名埃及极端分子还有阿布·哈姆扎·马斯里，他的真实姓名是穆斯塔法·卡迈勒，曾参加阿富汗圣战，并于1994年返回伦敦，担任伦敦伊斯兰安萨尔协会会长和伦敦奉西里·巴尔克清真寺的伊玛目。另外，被指控策划制造1995年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未遂事件和1997年底卢克索袭击外国游客惨案的乌萨马·阿尤布，申请到了德国的政治避难签证，另一伊斯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鲁什迪则申请到了荷兰的政治避难签证，后移居土耳其。［5］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当时同意接纳一批阿富汗圣战者，为他们提供活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批人往往是自己国家政权的反叛者，也是西方国家利用人权、民主等旗号向这些国家施压的工具。另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危害性的认识还不够，这也是造成这些圣战者能够从西方国家轻易获得政治避难资格的原因之一。除西方国家外，伊朗和苏丹也是接纳阿富汗圣战者的主要伊斯兰国家，基地组织的第一、二号人物本·拉登和扎瓦赫里，都曾在阿富汗战争后居留苏丹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国家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掌权，都热衷于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愿意借助阿富汗圣战者来弘扬伊斯兰革命精神，争夺伊斯兰世界事务的主导权。而对于埃及圣战者来说，在阿富汗战争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苏丹和1994年爆发内战的也门这两个阿拉伯兄弟国家，那里没有语言障碍和宗教文化差异，从地缘上来说又距离自己的国家比较近，能找到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富汗圣战后，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地以继续圣战使命，只是一部分来自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圣战者的追求，而另一部分圣战者则选择了投奔新的圣战战场。兵败阿富汗后不久，积重难返的前苏联便开始解体，原有的冷战格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被打破，世界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在新旧体制更替的过程中，新的民族、宗教狂热取代了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夺，成为新的地区动荡和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中亚五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和内乱、波黑内战、车臣战争、索马里内战、海湾危机等等，都为圣战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这期间，最为引人瞩目的圣战者迁徙地有三个，即塔吉克斯坦、波黑和车臣，并与当地的社会动荡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塔吉克斯坦内战。1991年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后，国内各种政治、宗教、地方利益集团斗争日趋激烈，导致政局持续动荡。1992年，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以伊斯兰复兴党、民主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不甘心原共产党人继续执政，建立了救国阵线，并得到了当时阿富汗拉巴尼政府和马苏德军队以及伊朗、沙特、巴基斯坦和美国等国的支持，与塔吉克斯坦亲俄的世俗政权——拉赫莫诺夫政权展开了较量，内战一直持续到1997年6月双方签署《民族和睦总协定》。这场持续8年的内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提供了新的圣战舞台，一批阿富汗圣战者在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迁徙到了塔吉克斯坦，并加入了当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投入反对拉赫莫诺夫世俗政权的圣战当中。更为严重的是，内战期间，一些塔吉克斯坦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成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反政府极端分子的后方基地，极端分子假道塔吉克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有些叛乱分子则在圣战失败后逃往中亚其他国家，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和该地区国家间关系。［8］
第二、波黑内战。以民族主义分离运动为特征的国家裂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迅速蔓延到了巴尔干地区，继前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后，前南斯拉夫分裂成5个国家。巴尔干地区历来是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焦点地区，波黑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信仰不一，又有历史上的民族血债，因而使分家冲突演变成了一场国际上不同宗教势力分别支持各自一方的旷日持久的血战——塞族得到东正教兄弟俄罗斯、希腊的同情和支持，信天主教的克族有西方背景，而穆斯林自然得到了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从而使这场长达8年之久的波黑内战也蒙上了一层伊斯兰圣战的色彩，吸引着伊斯兰世界，包括那些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圣战者。［9］
第三、车臣战争。车臣问题一直是困扰俄罗斯的一大难题。车臣共和国位于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沿岸，北与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达吉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人口120多万，其中车臣人占大多数，为主体民族。车臣人祖居高加索山区，信奉伊斯兰教，是一个强悍尚武的民族，1859年被沙俄军队征服，车臣便沦为沙俄帝国的殖民地。前苏联解体前后，车臣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恶性膨胀，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94年，俄罗斯为了平息车臣日益猖獗的分裂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出兵镇压车臣反叛武装，正式打响了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这一场由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同样也被蒙上了伊斯兰圣战的色彩，使车臣成为继塔吉克斯坦和波黑之后，又一个吸引全世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圣战战场。［10］
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的全球化
随着伊斯兰极端分子在阿富汗战争以后向世界各地迁徙，以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为首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触角也开始伸向世界各地。在欧洲，除设在伦敦的“伊斯兰新闻观察所”外，还出现了众多从不知名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如“世界公正组织”和“《古兰经》和逊尼派工作者协会”等等。一般认为，这些新成立的组织只是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在也门，由于1994年爆发了南北内战，也门中央政权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因此，那里也成了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的重要据点之一，最著名的军训基地有两个，即“马拉加什军训营”以及在首都萨那附近沙漠地带建立的“贵宾之家”，后者由也门马拉加什部落酋长、曾参加过阿富汗圣战的纳赛尔·法德利之子塔里克·法德里经营，在当地社会很有势力。另外，在也门还有“亚丁军”，美国指责该极端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牵连，2000年曾制造了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港遭袭事件。在苏丹，埃及方面曾指责苏丹境内设有至少17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并策划制造了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事件以及卢克索惨案。
有关学者指出，从1989年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至1995年，这段时间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全球化的高潮阶段，此后，这种全球化趋势得到了遏止。［11］258-263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从1993年纽约世贸大楼发生爆炸事件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产生了警惕，不再把他们视为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犯，也不再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经过几年的酝酿，西方国家从1996年起，开始拒绝向伊斯兰极端分子、特别是来自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发放入境签证。另外，在反恐问题上，西方国家与埃及、沙特等国开始进行合作，向这些国家引渡少数极端分子。这样一来，西方世界也不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向往的理想避难所了；2.1996年，塔利班逐渐控制了阿富汗局势，使阿富汗再次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天堂”，不少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此后回流到阿富汗，寻求塔利班的庇护。本·拉登和扎瓦赫里就是在这一期间重返阿富汗的；3.1997年埃及最大的极端组织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伊斯兰组织被监禁的领导人宣布该组织放弃暴力，并得到圣战组织部分领导人的支持和效仿。［12］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它们的整体实力，挫伤了一部分极端分子的士气，也使极端组织全球化进程大大放慢。
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本·拉登和扎瓦赫里等人为代表的极端分子，开始拼凑一个全球性的极端组织，在散布世界各地的、以阿富汗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分支机构的基础上，于1998年2月中旬宣布建立“世界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伊斯兰圣战阵线”［13］，把圣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犹太人和西方世界，随着1998年美国驻非洲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接连被炸，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圣战战略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原来利用西方世界的支持与庇护到与之反目成仇，打响了后来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为“美国与伊斯兰法西斯”之间的一场圣战，基地组织这个全球头号恐怖组织逐渐浮出水面。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既有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的宗教意愿的驱使，也有国内、地区和国际局势对这一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极端势力在其国内遭到严厉打压、政治诉求屡屡得不到满足之际，选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其战略调整的需要。此时，外部世界对待这股势力的立场，将对其全球化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处理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是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在阿富汗、波黑、车臣等地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支持与利用，无疑又加速了这股势力的全球化进程。“9·11”事件发生后，尽管美国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在处理同一问题时，美国并没有汲取“9·11”事件的教训，而是仍在奉行双重标准，这对全球反恐大局来说，将是十分有害的。
［ 参考文献 ］
［1］ 哈立德·阿拉维.迁徙的智慧——迁徙的哲理［EB/OL］.［2006-04-16］.
http://www.islamcn.net/article/list.asp?id=1100
［2］ 陈嘉厚.现代伊斯兰主义［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3］ 萨伊德·法瓦伊德.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EB/OL］.［2006-08-27］.
http://saaid.net/feraq/mthahb/29.htm.
［4］ 萨伊德·法瓦伊德.埃及穆斯林组织［EB/OL］.［2006-08-27］.
http://saaid.net/feraq/mthahb/19.htm.
［5］ 杰哈德·阿瓦德，阿马尔·阿里·哈桑.伊斯兰组织全球化［J］.埃及,战略聚焦,2002(120).
［6］ 刘温国,郭辉.强驽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 艾哈迈德·穆苏莱利.伊斯兰组织大全［M］.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2004.
［8］ 刘启云.岁末文集（塔吉克斯坦问题回顾）［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
［9］ 前南斯拉夫内战［EB/OL］.［2007-04-27］.
http://history.chinaiiss.org/content/2007-04-27/3937.shtml.
［10］俄罗斯联邦车臣问题［EB/OL］.[2002-10-24].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0/24/content_606871.htm.
［11］世界伊斯兰组织指南［M］.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2006.
［12］杨灏城.穆巴拉克政权应对国内恐怖主义之策［J］.西亚非洲,2005（6）.
［13］阿卜杜勒·勒提夫·马纳维.基地战略:错误与危险［N］.中东报,2003-08-07.
（责任编辑：马丽蓉）
撤军后的阿富汗探析
作者：许涛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10307
发布时间：2014-07-27
摘要：到2014年年底，驻扎在阿富汗的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将按计划撤出。这一年将成为地区力量平衡再次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相关大国的全球及地区战略力量配置调整、中亚地区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进入关键阶段、中亚各国间矛盾冲突加剧、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泛起等，诸多地缘政治因素同时活跃释放出的能量汇集中亚，将对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构成挑战。经历了23年独立建国历程的中亚五国正沿着各自选择的不同道路发展，中亚地缘政治版图的重新构建更趋多元化。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考验的时段，中亚地区能否经受住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所带来的一系列失衡和震荡，文本试图从可能影响中亚地区安全的几种主要因素入手，尝试分析这一地区未来形势。
2001年10月，美国主导北约组成联合部队，在阿富汗发动了一场被命名为“持久自由行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由于本土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极端方式的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从此以反恐为旗帜强势主导了国际政治主流趋势，从而也使这场战争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在道义上的支持。其中也包括刚刚获得独立不到10年的中亚各国，他们纷纷顶住了来自俄罗斯的压力，或提供毗邻口岸和通道，或提供机场和领空，成为国际反恐阵营的一员。以此为契机，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因素的存在成为观察和判断中亚地区形势发展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亚各国政府的立场不同程度地与北约实现了协调，中亚各国的安全与命运也更加密切地与阿富汗的前途联系在一起。2012年5月，北约发表《芝加哥峰会阿富汗宣言》，宣布2014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出全部作战部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从阿富汗撤出开始启动，美国已经作出“负责任地结束这场战争”的姿态。北约撤军后的阿富汗将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而这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对中亚地区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各国相关学者均予以高度关注。
一、围绕阿富汗撤军的地区力量调整
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并不是单纯代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军事行动，借助于道义高度和军事强势进入中亚也是客观的地缘政治效果①。经历了十多年的博弈，中亚地区大国角逐态势达成的脆弱平衡将被打破，围绕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势必重新构建，中亚各国相对成熟的大国平衡政策面临考验。
（一）美国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后的中亚力量调整
在21世纪的前20年，将海外战略重心由中东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已是美国近期既定的方针。这既取决于美国未来全球战略中对威胁方向的确定，也反映了科技革命使美国对今后战略资源需求的改观。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已强烈地意识到领导地位受到潜在的挑战，将亚太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重心，是美国高层颇具前瞻意识的决策。而新能源技术的采用已经给美国能源供需格局带来了实效，2011年，美国原油自给率已达81.4%，专家预计，到2015年可达90%。国际能源署（IEA）发布报告称，2015年，美国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则称，阿拉伯能源出口国可能在2016年开始遭遇财政赤字②。美国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对中东关注和投入政策，很明显将失去国家利益支持。而在冷战后美国战略家的全球视野里，中亚地区的权重与中东地区相比，充其量也就属于次一级的“战略关注区”。当时美国在中亚地区所关注的核心是，防止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取代世俗政权、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入极端主义分子手中、介入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以及推动以国家经济市场化和意识形态“民主化”为目标的“改造后苏联空间”。而有效推动这些地区性策略，确立军事存在并不是必须的条件。“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为了确保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安全，美军以绝对的强势进入中亚。这对苏联解体后一直处于观望中的美国国务院而言，应该带有几分意外和偶然。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即着手调整失衡的美国国防和外交，首当其冲的就是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当选两个月后，奥巴马即宣布了18个月的伊拉克撤军计划。接着，2011年6月又启动了阿富汗撤军进程。目前，美国与阿富汗虽仍为留驻人数和享有豁免权问题在《双边安全协议》签订中讨价还价，但美方将留下少量军人执行保障任务和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已成定局③。
美国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开始实施，将逐渐把主要的军力配置向亚太转移。这就是美高层多次表示的所谓“两个60%计划”，即在2020年以前将60%的海军布置到太平洋，把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布置到亚太地区。美军主力从阿富汗撤离服从于这一全局性调整，也意味着以“物资转运中心”等名目建于中亚的各类基地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2011年10月21日，美国防部就设于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玛纳斯国际机场的转运中心去留问题发表声明，称美方已开始搬迁这个过境转运中心，并计划于2014年7月前完成移交④。近期传出关于美军正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寻求建立新空军基地的消息，但都因缺乏依据而很快被淡忘。
（二）俄罗斯借机巩固独联体南部战略缓冲区
以阿富汗反恐行动名义进入中亚地区的北约军事基地早已使俄罗斯如芒在背，美国主动从阿富汗和中亚撤走军事存在是俄罗斯期待的结局。2013年以来，俄罗斯在大国外交上频频胜利。先是利用斯诺登事件“调理”了欧美关系，并抓住了随时“爆料”的主动权；随后又成功化解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向世界证明了俄罗斯的分量。由于俄罗斯占据的地缘优势，美撤军时在地面通道问题上必会有求于俄罗斯，这使俄罗斯又一次有了争取主动的机会。俄美双方完全有可能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实现策略协调，借此缓和两国2013年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对立形成的僵局。但对北约撤军后的中亚形势变化，俄罗斯一向保持高度警惕。
2013年12月，普京总统在俄国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北约撤军不仅会给阿富汗造成不稳定局势，而且也将使中亚地区安全失去制衡⑤。针对北约撤军后可能在阿富汗形成的权力真空和中亚地区的力量失衡，俄罗斯首先选择加强与阿富汗相邻中亚各国的军事合作。普京在2012年10月访问杜尚别时，与拉赫蒙总统共同签署了将俄军201基地驻守期限延长30年（至2042年）的协定，为使这个在苏联解体后防范南亚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进入独联体的重要关口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法律基础⑥。
同时，俄罗斯对终于下决心不再为美国人提供基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慷慨出手，承诺出资11亿美元为吉尔吉斯斯坦军队更新装备。随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在2013年9月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就供气问题签署了协议。俄罗斯还向吉尔吉斯斯坦表示，将参与卡姆巴拉金1号水电站和纳伦河上游电站的建设⑦。而且，俄罗斯抓住大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发生变化的时机，继续倡导欧亚联盟、关税同盟等经济一体化建设，吸引中亚各国参与到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地区整合进程中。乌克兰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结果，更加增强了俄罗斯继续推动欧亚联盟的自信。但是，由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进取态势得益于美国海外力量的调整，而俄自身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未必能为这种局部的成果保持长久后劲。然而，2001年以来美俄在中亚地区上演的零和游戏毕竟将告一段落，各国自主选择国家发展方向的机遇总体大于大国力量失衡的风险。
（三）中国通过睦邻合作促建欧亚稳定繁荣带
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关注和影响越来越成为新时期重要的外交领域。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⑧
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和互利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中亚地区是中国西部重要周边区域已成为学界、外交界的共识。作为2014年后受阿富汗形势影响的中亚地区，对未来的中国坚持长期稳定发展战略将更具特殊意义。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与阿坦巴耶夫总统共同宣布中吉两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⑨。至此，中国已与中亚五国全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针对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可能给地区带来的影响，中国与中亚各国领导人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后提出倡议：“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合作纲要，完善执法安全合作体系，建立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支持阿富汗民族和解进程，帮助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共同维护地区安全”⑩。随后又表述了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关切和立场：“2014年是阿富汗实现过渡的关键年份。中方支持阿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阿富汗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阿富汗实现平稳过渡，改善和发展同本地区国家关系。希望阿富汗总统选举顺利举行，‘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关方面应该切实履行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诺，在有关问题上尊重和照顾本地区国家合理关切”。目前中国与中亚各国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建立了广泛的合作。201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已达到459.4亿美元，比刚建交时高近百倍。2013年第一季度，中哈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3％，中土增加4.9％，中吉增加3.9％，中乌增加53.5％。互利的经济合作不仅帮助中亚各国渡过了独立建国的艰难时期，也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重要活力。2009年年底，全长1833公里，贯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中亚天然气管道A线开通，2010年B线开始运营，管道C线计划于2013年年底投产，D线建设也已启动。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宗旨的区域经济合作，将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更广大地区提供发展机遇和空间。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入合作的前景，也对共同的安全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特殊国际环境，为“三股势力”滋生提供了温床。不论对中亚稳定带来威胁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还是一再制造恐怖事件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阿富汗的战乱和无序都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空间。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后，这些国际恐怖组织将无疑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争夺阿富汗国内政权，向中亚各国和中国新疆渗透的力度会大大增加，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部安全面临新一轮威胁。2013年10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向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通报了发生在北京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指出这是一起藏匿于中亚、西亚地区的“东伊运”有组织、有预谋发起的恐怖袭击事件。通过密切的安全合作挫败恐怖主义袭扰，这是在中亚与中国之间业已形成的共识。中国将与中亚各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上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反恐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四）印度跻身中亚地区事务拓展欧亚空间
作为一个亚洲的新兴大国，印度一向将中亚地区当作重要的战略平衡区，并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与中亚国家有着重大共同关切的“利益攸关方”，借此跻身中亚地区。印度在中亚地区的基本安全利益有两方面：一是通过与中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拓展必要的外交空间，从北方挤压宿敌巴基斯坦；二是通过安全合作打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力，为本国的稳定与发展营造理想外部环境。阿富汗战争以来，印度曾是国际社会中积极支持阿富汗重建的第五大援助国，投入资金达12亿美元。印度高层一向认为，南亚和中亚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联系密切，解决克什米尔冲突，离不开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印度军方曾试图在塔吉克斯坦建立空军基地。2013年，印度国防部又向塔吉克斯坦军方提供了价值55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同年10月，印度军方代表团访问比什凯克，双方讨论了在印军事院校为吉军培训英语人员和山地特种作战骨干等合作项目。此外，中亚地区还是印度实现能源安全战略的理想区域，阿富汗战后和平与中亚地区长期稳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2013年1月，第四届印度、土库曼斯坦经贸、科技合作政府间会议在新德里召开，双方对修建贯穿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四国的交通走廊“北南铁路”项目（Проектсоздания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коридора《Север-Юг》）共同表示出极大兴趣，并讨论了尽快开始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项目（Проект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магистрально-гогазопровода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фганистанПакистан-Индия）的相关事宜。随着美国战略力量在中东—中亚一线的收缩，印度在中亚地区扩大利益存在也将提上日程。除此之外，处于周边的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正逐渐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已先后确立了各自的相关利益存在，并借助不同的地缘优势与中亚各国发展合作关系。2014年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发展将受到更加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多元力量的制约。
二、撤军后阿富汗局势对中亚的安全影响
俄罗斯学者对2014年后阿富汗国内局势的评估最不乐观，并纷纷作出一些颇具条理的预测。其中分析将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分为四类：第一，“巴尔干化”的趋势。即北约联军撤离前仍未能形成对“塔利班”在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喀布尔政权也未能和“塔利班”在原则上达成划分控制地域的协议，于是阿富汗境内将存在大量不受控制的领土，失去了能够整合这种分裂状态的力量中心。第二，“中东化”的趋势。即“阿拉伯之春”在阿富汗重演，阿富汗境内宗教极端势力借来自于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和宣传，组织并挑起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全面内战。第三，形成“分裂国家”。即在美国主持下，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就控制区域达成协议，喀布尔当局控制北部和西部，“塔利班”控制东部和南部。第四，维持“脆弱平衡”。即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保留一定形式的军事存在前提下，主导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温和派及国内大部分政治领袖达成协议，保持阿富汗的基本政治平衡。作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局面在阿富汗出现，对中亚地区构成的影响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曾于2012年10月指出，阿富汗的持续内战、国际恐怖主义的存在与扩散、不断扩大的毒品生产，是中亚各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重大障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本同属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由于历史的原因被不同的殖民强国在19世纪划分势力范围时人为割裂为不同属性的地区。尽管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不同政治文化的影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之间地缘和人文的联系终究难以改变，由此形成彼此影响的诸多方面，至今仍联系着中亚和阿富汗。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不仅与阿富汗有着2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共同边界长137公里，与塔吉克斯坦为1206公里，与土库曼斯坦为744公里），而且生活在边境两侧的大量跨界民族人口更使彼此间的人文联系难以阻隔（阿富汗全国3040多万人口中，塔吉克人占27%，乌兹别克人占9%，土库曼人占3%）。这种联系曾在冷战时期发生过特殊作用，也在苏联解体后的阿富汗内战时期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沟通渠道。
能够通过上述地缘联系对中亚地区产生影响的阿富汗国内因素，有中亚学者概括为三方面：一是阿富汗国内自主维护安全与稳定能力的构建；二是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谈判取得怎样的成果；三是正常经济的重建能否成功取代长期存在的“毒品经济”。首先，人们看到阿富汗独立后的国家机器建设并不尽如人意。按照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计划，到2014年年初将组建训练成26万人的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虽然在2013年这支军队已经拥有了15万人的兵员，但据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的资料显示，依照阿富汗宪法招募来的合同军人每年以34.8%的比例减员，除了战争因素外，大部分是因为开小差。而近年不断出现的关于阿富汗军警袭击北约联军和政府部门的报道，更令人质疑这支用十多年建立起来的部队能否胜任2014年后的国家使命。其次，已经开始的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和解进程并不顺利。当2009年12月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时，实际上“塔利班”是受到了莫大鼓舞的。他们在阿富汗一边避免与美军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一边有选择地继续开展有限的军事行动以显示其存在，同时在部族控制区有意充当调解争议的仲裁人，借以树立威信，造成“塔利班影子政府”与喀布尔当局分庭抗礼的既成事实。2013年6月，原准备在卡塔尔举行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的会谈，由于“塔利班”在卡塔尔代表处擅自悬挂旗帜引起喀布尔方面不满而告吹。2013年9月初，阿富汗政府军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楠格哈尔省军营遭到“塔利班”武装的又一次袭击。而当2013年10月1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汗卡尔扎伊总统就签署《双边安全协议》会谈时，决定将在2014年后的阿富汗仍保留5000－10000名美国军人公布后，奥马尔立即作出了“塔利班”将继续战斗的激烈反应。同时，喀布尔当局试图拉“塔利班”重返阿富汗社会的做法并未受到多数民众拥护，在民族认同和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社会氛围里，多数非普什图族群是不愿看到“塔利班”进入国家政权的。由此不难判断，2014年阿富汗国内的政治和解前景并不乐观。最后，阿富汗的毒品问题正日趋严重。连年战乱已使阿富汗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迫于生计而进行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成为部分阿富汗人的重要收入来源。2001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仅为7606公顷，到2012年时多达154000公顷（增加了20多倍），而在鸦片种植最多的2007年曾达193000公顷（高达25倍多）；在经历了12年的阿富汗战争后，干鸦片的产量也由2001年的185吨达到2012年的3700吨（产量最高的2007年达到7400吨，增加近40倍）。2012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占世界非法鸦片产量的74%，鸦片贸易收入占本国GDP总量的8.2%。阿富汗的海洛因产量已达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据估计经中亚走私出去的毒品至少占阿富汗毒品流出量的30%，而被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海关和边防机构成功查获的仅占流出毒品的2%左右。中亚地区是阿富汗毒品流向欧洲的通道，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是最大的受害国。与“毒品经济”相伴随的跨国犯罪、社会腐败是中亚国家多年挥之不去的阴影，2014年后阿富汗毒品形势继续“外溢”的影响令人担忧。
三、当前中亚地区面临的极端主义威胁
中亚各国独立建国进程已经历23年，目前多数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从2014年分别开始最高权力交接，由政治权力集中派生的经济利益不均衡已引起大量群体性事件和高层动荡。虽然在现有领导人尚强的控制力下，事态均已平息，但这毕竟标志着中亚各国社会渐渐进入多事之秋。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结点上，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可能引起的地缘政治格局剧变，以及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因素极可能被激活，进而酿成影响一国或地区稳定的突发事件。2013年9月13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在比什凯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上郑重指出，“中亚的局势目前仍然很困难”。他认为，“我们应当承认这一地区的局势仍然很艰难，尤其是在叙利亚和阿富汗事态的影响下。”事实上阿坦巴耶夫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2013年以来的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确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
（一）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已经进入中亚地区
2010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阿拉伯之春”在中亚地区继续发酵，2013年7月，一名哈萨克斯坦籍“圣战分子”在脸谱网站公布了一段参加叙利亚内战的视频，引起哈萨克斯坦各界震惊。随后的2013年10月，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调查后发布了一则令人担忧的信息：在哈驻叙利亚的有关部门努力协调各方撤出本国公民时，发现上百哈公民在叙利亚参与恐怖活动。另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2013年9月披露，吉尔吉斯斯坦在2013年8月底挫败了一个自称为“伊斯兰圣战联盟”（СИД）分支的恐怖主义活动小组。这个小组由3名在叙利亚参加过“圣战”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和哈萨克斯坦人组成，他们受这个组织在叙利亚分支机构的派遣，经土耳其潜回吉尔吉斯斯坦，计划2013年9月对吉国家独立日庆祝活动和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采取行动。2011年以来，哈、吉、塔等国内务和安全部门就多次警告称，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已进入中亚地区。
（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У）等恐怖组织潜入中亚
塔吉克斯坦官方媒体2013年9月报道，塔吉克斯坦内务部于当月抓获10名密谋在首都杜尚别进行破坏活动的恐怖分子。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曾在巴基斯坦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训练营地内接受过恐怖行动训练。这个小组由巴基斯坦经阿富汗潜入塔吉克斯坦后，其目的极其明确：用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破坏2013年11月6日举行的塔吉克斯坦总统选举。这个恐怖主义小组潜入塔吉克斯坦时不仅携带了枪支和爆炸物，而且还将包含大量宗教极端主义内容的宣传品夹带入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战争中遭到北约联军重创，其残余势力蜇伏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部族地区。由于政治上极端主义意识的认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一直保持联系与协作。但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必与“塔利班”、“基地组织”间出现行动方向及方式上的分歧，向中亚地区回流将是首选目标。
（三）“伊斯兰解放党”等非法组织继续在中亚社会蔓延
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纳巴哈尼于1952年创建于约旦的“伊斯兰解放党”（Хизб-ут-хрир-Ислами），以联合全世界穆斯林推翻现有世俗政权建立统一“大哈里发”国家为基本政治主张，其极端主义的危险性早已为中东及欧洲各国充分认识并在多数国家被禁止。然而这一组织却选择了在苏联解体后开始重新寻找国家发展路径的欧亚各国，利用这些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和经济困难在各国民众中产生的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传入中亚各国及俄罗斯、乌克兰，并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和组织形式蔓延开来。尽管中亚各国早已将“伊斯兰解放党”列为非法组织，并制定了专门的法规以遏制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的发展，但近几年“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不仅依然活跃，而且恐怖主义的倾向愈加凸显。尤其是2013年以来，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发现和捕获“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并收缴大量宣传品及枪支、爆炸物的报道一直不绝于欧亚各国媒体。由于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针对中亚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经济萧条、收入不均、官员腐败等现象的原教旨主义宣传极具蛊惑性，一些中亚国家的中上层社会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伊斯兰解放党”的主张乃至成为其秘密成员。
2014年阿富汗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和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进入微妙时期，地区内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均看好这一时机，并以此作为其在中亚地区确立影响的重要机遇期。而且，一旦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各派势力围绕政治权力开始内斗，中亚籍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自知已成局外人，返回中亚继续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必然是其最终选择。有中亚学者指出，2014年北约联军从阿富汗撤出后，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不一定是“塔利班”，而更可能是“萨拉菲主义”和“伊斯兰解放党”。
四、结语
早在苏联解体后，单一力量中心制度性影响中亚地区的历史即开始向多元力量构建地缘政治新格局演变。这一趋势使冷战结束初期作为国际政治范畴的“中亚”定义被重新解读，这一地缘政治概念所涵盖的地域范围被一些西方学者主观扩大，而客观上这种认识却与中亚学史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意义上的“中亚”趋于接近。当这一进程持续了近15年时，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于2005年提出了“大中亚”概念。如果从学术意义上看这一当时让中国中亚学界不解的提法，其实斯塔尔的根据就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认识。然而结果是令人遗憾的，斯塔尔的学术创意被美国国务院充满冷战思维的“大中亚计划”所替代，从此它在中亚的境遇也就不难理解了。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客观上也加速了这一进程，而且成为中亚地缘政治格局沿上述趋势变化的阶段性标志。这样的地区发展观如果成立，不论是美军撤出阿富汗，还是阿富汗局势发生动荡，都不会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总趋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况且反恐战争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形势均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塔利班”控制阿富汗95%以上领土和“乌伊运”制造震动整个地区恐怖袭击的力量和条件不再，因政治和解破裂而引发全面内战已无可能，由有限的局部冲突造成的难民规模更不会大于内战时期。尤其是在中亚各国及国际社会针对阿富汗撤军后的变局制定了充分的政策准备的前提下，全面考量影响地区安全各要素及权重变化，在对阿富汗因素予以客观重视的同时，也有充分理由认为2014年后的中亚将面临更多的机遇。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10307
发布时间：2014-07-27
摘要：到2014年年底，驻扎在阿富汗的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将按计划撤出。这一年将成为地区力量平衡再次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相关大国的全球及地区战略力量配置调整、中亚地区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进入关键阶段、中亚各国间矛盾冲突加剧、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泛起等，诸多地缘政治因素同时活跃释放出的能量汇集中亚，将对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构成挑战。经历了23年独立建国历程的中亚五国正沿着各自选择的不同道路发展，中亚地缘政治版图的重新构建更趋多元化。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考验的时段，中亚地区能否经受住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所带来的一系列失衡和震荡，文本试图从可能影响中亚地区安全的几种主要因素入手，尝试分析这一地区未来形势。
2001年10月，美国主导北约组成联合部队，在阿富汗发动了一场被命名为“持久自由行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由于本土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极端方式的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从此以反恐为旗帜强势主导了国际政治主流趋势，从而也使这场战争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在道义上的支持。其中也包括刚刚获得独立不到10年的中亚各国，他们纷纷顶住了来自俄罗斯的压力，或提供毗邻口岸和通道，或提供机场和领空，成为国际反恐阵营的一员。以此为契机，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因素的存在成为观察和判断中亚地区形势发展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亚各国政府的立场不同程度地与北约实现了协调，中亚各国的安全与命运也更加密切地与阿富汗的前途联系在一起。2012年5月，北约发表《芝加哥峰会阿富汗宣言》，宣布2014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出全部作战部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从阿富汗撤出开始启动，美国已经作出“负责任地结束这场战争”的姿态。北约撤军后的阿富汗将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而这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对中亚地区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各国相关学者均予以高度关注。
一、围绕阿富汗撤军的地区力量调整
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并不是单纯代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军事行动，借助于道义高度和军事强势进入中亚也是客观的地缘政治效果①。经历了十多年的博弈，中亚地区大国角逐态势达成的脆弱平衡将被打破，围绕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势必重新构建，中亚各国相对成熟的大国平衡政策面临考验。
（一）美国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后的中亚力量调整
在21世纪的前20年，将海外战略重心由中东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已是美国近期既定的方针。这既取决于美国未来全球战略中对威胁方向的确定，也反映了科技革命使美国对今后战略资源需求的改观。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已强烈地意识到领导地位受到潜在的挑战，将亚太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重心，是美国高层颇具前瞻意识的决策。而新能源技术的采用已经给美国能源供需格局带来了实效，2011年，美国原油自给率已达81.4%，专家预计，到2015年可达90%。国际能源署（IEA）发布报告称，2015年，美国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则称，阿拉伯能源出口国可能在2016年开始遭遇财政赤字②。美国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对中东关注和投入政策，很明显将失去国家利益支持。而在冷战后美国战略家的全球视野里，中亚地区的权重与中东地区相比，充其量也就属于次一级的“战略关注区”。当时美国在中亚地区所关注的核心是，防止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取代世俗政权、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入极端主义分子手中、介入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以及推动以国家经济市场化和意识形态“民主化”为目标的“改造后苏联空间”。而有效推动这些地区性策略，确立军事存在并不是必须的条件。“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为了确保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安全，美军以绝对的强势进入中亚。这对苏联解体后一直处于观望中的美国国务院而言，应该带有几分意外和偶然。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即着手调整失衡的美国国防和外交，首当其冲的就是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当选两个月后，奥巴马即宣布了18个月的伊拉克撤军计划。接着，2011年6月又启动了阿富汗撤军进程。目前，美国与阿富汗虽仍为留驻人数和享有豁免权问题在《双边安全协议》签订中讨价还价，但美方将留下少量军人执行保障任务和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已成定局③。
美国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开始实施，将逐渐把主要的军力配置向亚太转移。这就是美高层多次表示的所谓“两个60%计划”，即在2020年以前将60%的海军布置到太平洋，把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布置到亚太地区。美军主力从阿富汗撤离服从于这一全局性调整，也意味着以“物资转运中心”等名目建于中亚的各类基地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2011年10月21日，美国防部就设于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玛纳斯国际机场的转运中心去留问题发表声明，称美方已开始搬迁这个过境转运中心，并计划于2014年7月前完成移交④。近期传出关于美军正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寻求建立新空军基地的消息，但都因缺乏依据而很快被淡忘。
（二）俄罗斯借机巩固独联体南部战略缓冲区
以阿富汗反恐行动名义进入中亚地区的北约军事基地早已使俄罗斯如芒在背，美国主动从阿富汗和中亚撤走军事存在是俄罗斯期待的结局。2013年以来，俄罗斯在大国外交上频频胜利。先是利用斯诺登事件“调理”了欧美关系，并抓住了随时“爆料”的主动权；随后又成功化解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向世界证明了俄罗斯的分量。由于俄罗斯占据的地缘优势，美撤军时在地面通道问题上必会有求于俄罗斯，这使俄罗斯又一次有了争取主动的机会。俄美双方完全有可能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实现策略协调，借此缓和两国2013年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对立形成的僵局。但对北约撤军后的中亚形势变化，俄罗斯一向保持高度警惕。
2013年12月，普京总统在俄国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北约撤军不仅会给阿富汗造成不稳定局势，而且也将使中亚地区安全失去制衡⑤。针对北约撤军后可能在阿富汗形成的权力真空和中亚地区的力量失衡，俄罗斯首先选择加强与阿富汗相邻中亚各国的军事合作。普京在2012年10月访问杜尚别时，与拉赫蒙总统共同签署了将俄军201基地驻守期限延长30年（至2042年）的协定，为使这个在苏联解体后防范南亚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进入独联体的重要关口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法律基础⑥。
同时，俄罗斯对终于下决心不再为美国人提供基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慷慨出手，承诺出资11亿美元为吉尔吉斯斯坦军队更新装备。随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在2013年9月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就供气问题签署了协议。俄罗斯还向吉尔吉斯斯坦表示，将参与卡姆巴拉金1号水电站和纳伦河上游电站的建设⑦。而且，俄罗斯抓住大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发生变化的时机，继续倡导欧亚联盟、关税同盟等经济一体化建设，吸引中亚各国参与到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地区整合进程中。乌克兰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结果，更加增强了俄罗斯继续推动欧亚联盟的自信。但是，由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进取态势得益于美国海外力量的调整，而俄自身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未必能为这种局部的成果保持长久后劲。然而，2001年以来美俄在中亚地区上演的零和游戏毕竟将告一段落，各国自主选择国家发展方向的机遇总体大于大国力量失衡的风险。
（三）中国通过睦邻合作促建欧亚稳定繁荣带
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关注和影响越来越成为新时期重要的外交领域。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⑧
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和互利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中亚地区是中国西部重要周边区域已成为学界、外交界的共识。作为2014年后受阿富汗形势影响的中亚地区，对未来的中国坚持长期稳定发展战略将更具特殊意义。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与阿坦巴耶夫总统共同宣布中吉两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⑨。至此，中国已与中亚五国全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针对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可能给地区带来的影响，中国与中亚各国领导人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后提出倡议：“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合作纲要，完善执法安全合作体系，建立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支持阿富汗民族和解进程，帮助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共同维护地区安全”⑩。随后又表述了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关切和立场：“2014年是阿富汗实现过渡的关键年份。中方支持阿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阿富汗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阿富汗实现平稳过渡，改善和发展同本地区国家关系。希望阿富汗总统选举顺利举行，‘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关方面应该切实履行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诺，在有关问题上尊重和照顾本地区国家合理关切”。目前中国与中亚各国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建立了广泛的合作。201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已达到459.4亿美元，比刚建交时高近百倍。2013年第一季度，中哈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3％，中土增加4.9％，中吉增加3.9％，中乌增加53.5％。互利的经济合作不仅帮助中亚各国渡过了独立建国的艰难时期，也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重要活力。2009年年底，全长1833公里，贯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中亚天然气管道A线开通，2010年B线开始运营，管道C线计划于2013年年底投产，D线建设也已启动。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宗旨的区域经济合作，将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更广大地区提供发展机遇和空间。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入合作的前景，也对共同的安全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特殊国际环境，为“三股势力”滋生提供了温床。不论对中亚稳定带来威胁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还是一再制造恐怖事件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阿富汗的战乱和无序都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空间。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后，这些国际恐怖组织将无疑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争夺阿富汗国内政权，向中亚各国和中国新疆渗透的力度会大大增加，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部安全面临新一轮威胁。2013年10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向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通报了发生在北京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指出这是一起藏匿于中亚、西亚地区的“东伊运”有组织、有预谋发起的恐怖袭击事件。通过密切的安全合作挫败恐怖主义袭扰，这是在中亚与中国之间业已形成的共识。中国将与中亚各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上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反恐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四）印度跻身中亚地区事务拓展欧亚空间
作为一个亚洲的新兴大国，印度一向将中亚地区当作重要的战略平衡区，并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与中亚国家有着重大共同关切的“利益攸关方”，借此跻身中亚地区。印度在中亚地区的基本安全利益有两方面：一是通过与中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拓展必要的外交空间，从北方挤压宿敌巴基斯坦；二是通过安全合作打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力，为本国的稳定与发展营造理想外部环境。阿富汗战争以来，印度曾是国际社会中积极支持阿富汗重建的第五大援助国，投入资金达12亿美元。印度高层一向认为，南亚和中亚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联系密切，解决克什米尔冲突，离不开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印度军方曾试图在塔吉克斯坦建立空军基地。2013年，印度国防部又向塔吉克斯坦军方提供了价值55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同年10月，印度军方代表团访问比什凯克，双方讨论了在印军事院校为吉军培训英语人员和山地特种作战骨干等合作项目。此外，中亚地区还是印度实现能源安全战略的理想区域，阿富汗战后和平与中亚地区长期稳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2013年1月，第四届印度、土库曼斯坦经贸、科技合作政府间会议在新德里召开，双方对修建贯穿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四国的交通走廊“北南铁路”项目（Проектсоздания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коридора《Север-Юг》）共同表示出极大兴趣，并讨论了尽快开始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项目（Проект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магистрально-гогазопровода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фганистанПакистан-Индия）的相关事宜。随着美国战略力量在中东—中亚一线的收缩，印度在中亚地区扩大利益存在也将提上日程。除此之外，处于周边的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正逐渐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已先后确立了各自的相关利益存在，并借助不同的地缘优势与中亚各国发展合作关系。2014年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发展将受到更加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多元力量的制约。
二、撤军后阿富汗局势对中亚的安全影响
俄罗斯学者对2014年后阿富汗国内局势的评估最不乐观，并纷纷作出一些颇具条理的预测。其中分析将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分为四类：第一，“巴尔干化”的趋势。即北约联军撤离前仍未能形成对“塔利班”在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喀布尔政权也未能和“塔利班”在原则上达成划分控制地域的协议，于是阿富汗境内将存在大量不受控制的领土，失去了能够整合这种分裂状态的力量中心。第二，“中东化”的趋势。即“阿拉伯之春”在阿富汗重演，阿富汗境内宗教极端势力借来自于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和宣传，组织并挑起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全面内战。第三，形成“分裂国家”。即在美国主持下，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就控制区域达成协议，喀布尔当局控制北部和西部，“塔利班”控制东部和南部。第四，维持“脆弱平衡”。即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保留一定形式的军事存在前提下，主导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温和派及国内大部分政治领袖达成协议，保持阿富汗的基本政治平衡。作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局面在阿富汗出现，对中亚地区构成的影响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曾于2012年10月指出，阿富汗的持续内战、国际恐怖主义的存在与扩散、不断扩大的毒品生产，是中亚各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重大障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本同属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由于历史的原因被不同的殖民强国在19世纪划分势力范围时人为割裂为不同属性的地区。尽管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不同政治文化的影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之间地缘和人文的联系终究难以改变，由此形成彼此影响的诸多方面，至今仍联系着中亚和阿富汗。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不仅与阿富汗有着2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共同边界长137公里，与塔吉克斯坦为1206公里，与土库曼斯坦为744公里），而且生活在边境两侧的大量跨界民族人口更使彼此间的人文联系难以阻隔（阿富汗全国3040多万人口中，塔吉克人占27%，乌兹别克人占9%，土库曼人占3%）。这种联系曾在冷战时期发生过特殊作用，也在苏联解体后的阿富汗内战时期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沟通渠道。
能够通过上述地缘联系对中亚地区产生影响的阿富汗国内因素，有中亚学者概括为三方面：一是阿富汗国内自主维护安全与稳定能力的构建；二是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谈判取得怎样的成果；三是正常经济的重建能否成功取代长期存在的“毒品经济”。首先，人们看到阿富汗独立后的国家机器建设并不尽如人意。按照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计划，到2014年年初将组建训练成26万人的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虽然在2013年这支军队已经拥有了15万人的兵员，但据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的资料显示，依照阿富汗宪法招募来的合同军人每年以34.8%的比例减员，除了战争因素外，大部分是因为开小差。而近年不断出现的关于阿富汗军警袭击北约联军和政府部门的报道，更令人质疑这支用十多年建立起来的部队能否胜任2014年后的国家使命。其次，已经开始的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和解进程并不顺利。当2009年12月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时，实际上“塔利班”是受到了莫大鼓舞的。他们在阿富汗一边避免与美军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一边有选择地继续开展有限的军事行动以显示其存在，同时在部族控制区有意充当调解争议的仲裁人，借以树立威信，造成“塔利班影子政府”与喀布尔当局分庭抗礼的既成事实。2013年6月，原准备在卡塔尔举行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的会谈，由于“塔利班”在卡塔尔代表处擅自悬挂旗帜引起喀布尔方面不满而告吹。2013年9月初，阿富汗政府军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楠格哈尔省军营遭到“塔利班”武装的又一次袭击。而当2013年10月1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汗卡尔扎伊总统就签署《双边安全协议》会谈时，决定将在2014年后的阿富汗仍保留5000－10000名美国军人公布后，奥马尔立即作出了“塔利班”将继续战斗的激烈反应。同时，喀布尔当局试图拉“塔利班”重返阿富汗社会的做法并未受到多数民众拥护，在民族认同和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社会氛围里，多数非普什图族群是不愿看到“塔利班”进入国家政权的。由此不难判断，2014年阿富汗国内的政治和解前景并不乐观。最后，阿富汗的毒品问题正日趋严重。连年战乱已使阿富汗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迫于生计而进行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成为部分阿富汗人的重要收入来源。2001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仅为7606公顷，到2012年时多达154000公顷（增加了20多倍），而在鸦片种植最多的2007年曾达193000公顷（高达25倍多）；在经历了12年的阿富汗战争后，干鸦片的产量也由2001年的185吨达到2012年的3700吨（产量最高的2007年达到7400吨，增加近40倍）。2012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占世界非法鸦片产量的74%，鸦片贸易收入占本国GDP总量的8.2%。阿富汗的海洛因产量已达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据估计经中亚走私出去的毒品至少占阿富汗毒品流出量的30%，而被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海关和边防机构成功查获的仅占流出毒品的2%左右。中亚地区是阿富汗毒品流向欧洲的通道，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是最大的受害国。与“毒品经济”相伴随的跨国犯罪、社会腐败是中亚国家多年挥之不去的阴影，2014年后阿富汗毒品形势继续“外溢”的影响令人担忧。
三、当前中亚地区面临的极端主义威胁
中亚各国独立建国进程已经历23年，目前多数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从2014年分别开始最高权力交接，由政治权力集中派生的经济利益不均衡已引起大量群体性事件和高层动荡。虽然在现有领导人尚强的控制力下，事态均已平息，但这毕竟标志着中亚各国社会渐渐进入多事之秋。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结点上，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可能引起的地缘政治格局剧变，以及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因素极可能被激活，进而酿成影响一国或地区稳定的突发事件。2013年9月13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在比什凯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上郑重指出，“中亚的局势目前仍然很困难”。他认为，“我们应当承认这一地区的局势仍然很艰难，尤其是在叙利亚和阿富汗事态的影响下。”事实上阿坦巴耶夫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2013年以来的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确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
（一）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已经进入中亚地区
2010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阿拉伯之春”在中亚地区继续发酵，2013年7月，一名哈萨克斯坦籍“圣战分子”在脸谱网站公布了一段参加叙利亚内战的视频，引起哈萨克斯坦各界震惊。随后的2013年10月，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调查后发布了一则令人担忧的信息：在哈驻叙利亚的有关部门努力协调各方撤出本国公民时，发现上百哈公民在叙利亚参与恐怖活动。另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2013年9月披露，吉尔吉斯斯坦在2013年8月底挫败了一个自称为“伊斯兰圣战联盟”（СИД）分支的恐怖主义活动小组。这个小组由3名在叙利亚参加过“圣战”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和哈萨克斯坦人组成，他们受这个组织在叙利亚分支机构的派遣，经土耳其潜回吉尔吉斯斯坦，计划2013年9月对吉国家独立日庆祝活动和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采取行动。2011年以来，哈、吉、塔等国内务和安全部门就多次警告称，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已进入中亚地区。
（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У）等恐怖组织潜入中亚
塔吉克斯坦官方媒体2013年9月报道，塔吉克斯坦内务部于当月抓获10名密谋在首都杜尚别进行破坏活动的恐怖分子。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曾在巴基斯坦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训练营地内接受过恐怖行动训练。这个小组由巴基斯坦经阿富汗潜入塔吉克斯坦后，其目的极其明确：用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破坏2013年11月6日举行的塔吉克斯坦总统选举。这个恐怖主义小组潜入塔吉克斯坦时不仅携带了枪支和爆炸物，而且还将包含大量宗教极端主义内容的宣传品夹带入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战争中遭到北约联军重创，其残余势力蜇伏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部族地区。由于政治上极端主义意识的认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一直保持联系与协作。但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必与“塔利班”、“基地组织”间出现行动方向及方式上的分歧，向中亚地区回流将是首选目标。
（三）“伊斯兰解放党”等非法组织继续在中亚社会蔓延
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纳巴哈尼于1952年创建于约旦的“伊斯兰解放党”（Хизб-ут-хрир-Ислами），以联合全世界穆斯林推翻现有世俗政权建立统一“大哈里发”国家为基本政治主张，其极端主义的危险性早已为中东及欧洲各国充分认识并在多数国家被禁止。然而这一组织却选择了在苏联解体后开始重新寻找国家发展路径的欧亚各国，利用这些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和经济困难在各国民众中产生的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传入中亚各国及俄罗斯、乌克兰，并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和组织形式蔓延开来。尽管中亚各国早已将“伊斯兰解放党”列为非法组织，并制定了专门的法规以遏制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的发展，但近几年“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不仅依然活跃，而且恐怖主义的倾向愈加凸显。尤其是2013年以来，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发现和捕获“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并收缴大量宣传品及枪支、爆炸物的报道一直不绝于欧亚各国媒体。由于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针对中亚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经济萧条、收入不均、官员腐败等现象的原教旨主义宣传极具蛊惑性，一些中亚国家的中上层社会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伊斯兰解放党”的主张乃至成为其秘密成员。
2014年阿富汗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和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进入微妙时期，地区内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均看好这一时机，并以此作为其在中亚地区确立影响的重要机遇期。而且，一旦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各派势力围绕政治权力开始内斗，中亚籍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自知已成局外人，返回中亚继续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必然是其最终选择。有中亚学者指出，2014年北约联军从阿富汗撤出后，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不一定是“塔利班”，而更可能是“萨拉菲主义”和“伊斯兰解放党”。
四、结语
早在苏联解体后，单一力量中心制度性影响中亚地区的历史即开始向多元力量构建地缘政治新格局演变。这一趋势使冷战结束初期作为国际政治范畴的“中亚”定义被重新解读，这一地缘政治概念所涵盖的地域范围被一些西方学者主观扩大，而客观上这种认识却与中亚学史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意义上的“中亚”趋于接近。当这一进程持续了近15年时，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于2005年提出了“大中亚”概念。如果从学术意义上看这一当时让中国中亚学界不解的提法，其实斯塔尔的根据就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认识。然而结果是令人遗憾的，斯塔尔的学术创意被美国国务院充满冷战思维的“大中亚计划”所替代，从此它在中亚的境遇也就不难理解了。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客观上也加速了这一进程，而且成为中亚地缘政治格局沿上述趋势变化的阶段性标志。这样的地区发展观如果成立，不论是美军撤出阿富汗，还是阿富汗局势发生动荡，都不会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总趋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况且反恐战争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形势均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塔利班”控制阿富汗95%以上领土和“乌伊运”制造震动整个地区恐怖袭击的力量和条件不再，因政治和解破裂而引发全面内战已无可能，由有限的局部冲突造成的难民规模更不会大于内战时期。尤其是在中亚各国及国际社会针对阿富汗撤军后的变局制定了充分的政策准备的前提下，全面考量影响地区安全各要素及权重变化，在对阿富汗因素予以客观重视的同时，也有充分理由认为2014年后的中亚将面临更多的机遇。
星期日, 9月 07, 2014
被刺杀的大毛拉
作者：政知局
时间：2014年08月05日17:01
来源：http://zhuanlan.sina.com.cn/media/jingxuan/2014-08-05/170128.shtml
74岁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倒在了位于新疆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外。“大毛拉”是对伊斯兰教教职中德高望重者的尊称。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不幸成了自上世纪90年代新疆地区有恐怖袭击活动以来，第二位遇刺的著名宗教领袖。
遇刺当天安葬行刺者中两人已被击毙
7月30日，按照穆斯林传统习俗，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在遇刺当天被安葬。受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委托，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当天早晨即前往喀什，到居玛·塔伊尔家中，表示沉痛哀悼，慰问亲属。
袭击发生在早上6时58分，当时，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已主持完晨礼，实施暴行的一共三人。当天中午，行凶者两人被击毙，一人被抓获。警方称，具体案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大毛拉遇刺第二天的下午，新疆召开了一场自治区四套班子一把手全部参加的高规格会议，通报了7月30日发生在喀什市的著名爱国宗教人士、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害案件。会议开始前，在张春贤的提议下，全体与会人员先行起立，默哀三分钟。
当天凌晨，微博大V老榕在0：07分发了简短的6个字：喀什网络恢复。9分钟后，有人评论“有大毛拉的消息吗？”
只是那时候，鲜有人知道，在西部边陲，有一位大毛拉已经遇刺归真。
曾上《新闻联播》谴责“七五”事件
遇刺前，居玛·塔伊尔大毛拉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1940年10月出生于喀什的他，自2005年以来，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以下简称伊协)副会长、新疆伊协副会长、喀什地区伊协副会长、喀什市政协副主席、喀什市依协副会长。此外，他还是中国伊协和新疆伊协的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官方通报称，他坚持弘扬伊斯兰教和平、团结、中道、宽容等思想理念，长期致力于同“三股势力”作斗争的爱国宗教人士。官方资料显示，1983年至今，居玛·塔伊尔连续被自治区、地区、市评为“五好宗教人士”。2013年，艾提尕尔清真寺和居玛·塔伊尔还曾分别获得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评选表彰的第二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
居玛·塔伊尔大毛拉作为新疆著名宗教人士多次接受官媒采访，谴责新疆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暴行。
“七五”事件后第二天，2009年7月7日，居玛·塔伊尔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是由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分裂势力策划和煸动引起的。“打着宗教的幌子搞分裂活动是境外势力惯用的伎俩，借此隐瞒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不信谣，不传谣。”他不定期对一些青年人卷入暴力事件深表惋惜。“年轻人应该多学历史，了解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
他还曾在清真寺接受央视记者专访。在当年7月14日播出的《新闻联播》中，他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是一个犯罪活动，与民族宗教问题无关，他们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法律，也违反了伊斯兰教规教义。“《古兰经》上特别指出，不允许无辜杀人，如果无辜杀死一个人，就等于杀死全人类，那样是很严重的罪过。”
“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与刺杀
位于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大清真寺，有着572年历史，占地25.22亩，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之一，也是中亚最有影响力的三大清真寺之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8年的报道称，寺内平时有二三千人做礼拜，居玛日(星期五)则有六七千人，逢节日时，在内外跪拜的穆斯林则高达四五万人之多。
清真寺名称"艾提尕"即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意思，艾提尕广场也因此而得名。平日是各族人民散步、交易、游览的场所。
“七五”事件一年后，凤凰网曾刊发署名齐锐的文章，记录自己2010年10月18日清晨在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的见闻。“在不远处的艾提尕尔广场上，几只鸽子悠闲地飞来飞去，而在广场的东南角和西北角上则是一队荷枪实弹地武警战士，守卫着这份宁静与祥和。”作者还忆及善良憨厚的出租车司机曾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穆斯林都很善良，每天都要礼拜，向真主忏悔自己地罪过。所以，喀什的社会治安并不比内地差许多。”
2014年7月30日晨6时58分，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却倒在了“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血泊中。
18年前新疆政协副主席曾被连刺21刀
公开资料显示，上一次针对著名宗教领袖的刺杀事件发生在1996年5月12日，也是在新疆喀什，也是艾提尕尔清真寺，同样主持清真寺的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当时付出了头部、左右腿及背部共刺21刀的代价，同行的儿子被刺13刀。幸运的是，当时75岁的阿荣汗·阿吉活了下来。
那时，1996年中央对疆七号文件发布不过两个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局艾尼瓦·海浪巴依曾在2006年第一期《中国宗教》杂志上撰文回忆并披露了阿荣汗·阿吉那次遇刺经历。
1996年3月，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确定派专人潜入喀什暗杀阿喀什地区伊斯兰教界核心人物阿荣汗·阿吉和党政领导。5月12日凌晨6时50分，阿荣汗·阿吉在儿子艾买尔江卡日的陪同下前往艾提尕清真寺作礼拜，走出家门约40米时，一直潜伏在他家周围的4名持刀歹徒突然从路边窜出，朝阿荣汗·阿吉头部、左右腿及背部连刺21刀，同行的儿子头部被刺13刀，均受重伤。事后查明，行凶者均系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骨干分子。
阿荣汗·阿吉父子遇刺后，他们被专程送到乌鲁木齐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1997年1月17日，伤愈出院的阿荣汗·阿吉出席了自治区政协七届全委会。“当时，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与会代表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对他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2月9日，时年76岁的阿荣汗·阿吉又亲自主持了喀什艾提尕清真寺1997年开斋节会礼。
阿荣汗·阿吉1921年出生于喀什一个宗教世家。1947年底，26岁的阿荣汗·阿吉随父亲去麦加朝觐，父亲不幸因病在麦加去世。1949年3月，他返回祖国，同年任喀什塔西台克清真寺伊玛目。
文革期间，阿荣汗·阿吉被分配到喀什市委统战部芦苇厂工作。1981年他重新回到久违的宗教岗位上。自1984年起，阿荣汗·阿吉开始担任喀什市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清真寺伊玛目和哈提甫。
年年被评为喀什地区“五好”宗教人士的阿荣汗·阿吉，所在的清真寺也年年被评为自治区、地区“五好”宗教活动场所及全国模范清真寺。从1978年起，阿荣汗·阿吉还先后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代表、喀什市伊协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1992年12月任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会长，2000年1月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他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六、七、八、九届政协副主席。
他生前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伤愈出院后两周，1997年1月30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他；2003年3月和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先后会见过他。
2005年4月24日，阿荣汗·阿吉在喀什市归真，享年84岁。次日凌晨，他的葬礼在艾提尕清真寺隆重举行，报道称，当时有自发赶来的上万名穆斯林群众为他送行。
他生前曾多次说：“凶残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虽然使我的身体留下了21处刀伤，一只耳朵被割掉，但我只要还活着，就要与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决不能让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生根，决不能让民族分裂分子的险恶用心得逞。”
“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对阿荣汗·阿吉的刺杀行动是一个被称为“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的一部分。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幸运的是，警方很快破获了该行动线索，斩断了黑名单刺杀计划。
2001年12月9日，新疆召开全新疆维护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首次披露了新疆自90年代以来的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三股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
其中，针对基层党政干部、爱国宗教人士和无辜群众的刺杀、暗杀活动就有多起：
1996年3月22日，恐怖分子将新和县爱国宗教人士阿克木司地克阿吉杀死；
1996年4月29日，杀死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原乡党委副书记卡吾力托卡一家5口人；
1999年8月23日，残忍杀死泽普县波斯喀木乡党委委员、政法委副书记、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白尔地·托乎提及其子；
2000年1月25日，乌什县发生恐怖分子袭击两家汉族群众，一次杀死7人、杀伤2人的特大恐怖案件，最小的孩子才2岁；
2000年1月26日，在新和县将60岁汉族老人杀害。
这一系案件中就包括对时任新疆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实施的刺杀。
2008年，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乐泉曾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透露，上世纪90年代，新疆“年年都有些惊心动魄的事”，而自己也曾被分裂分子列入暗杀头号名单。
“稳定压倒一切”与“铁的手腕、铁的意志”
在那次采访中，王乐泉表示，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所有的工作重心一直都是“稳定压倒一切”。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新疆稳定问题。
王乐泉还提及1996年3月下发的七号文件，并将文件比做“尚方宝剑”，因为“明确我们的宗教不许外国宗教势力干预，坚持政教分离，反对民族分裂”，而此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有很多“模糊的认识”。
18年后，2014年7月31日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案情通报会上，张春贤要求——
要以铁的手腕、铁的意志，重拳出击，迎头痛击，坚决把暴恐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
要用这起典型案件深入揭露宗教极端、暴力恐怖反人类、反社会、无视法律、违背教义的反动本性，教育各族群众、广大教民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深刻认清敌人的罪恶本质、险恶阴谋，树立正信、抵制极端，进一步形成对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社会舆论氛围，集聚强大正能量。
两天之内相隔190余公里的两起暴行
两天后的8月2日下午，新疆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5天前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通报显示，7月28日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其中汉族35人、维吾尔族2人，13人受伤，31辆车被打砸，其中6辆被烧。警方在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缴获“圣战”旗帜以及大刀、斧头等作案工具。
警方查明的情况包括——
2013年以来，努尔买买提(真名努拉买提·萨吾提，莎车县艾力西湖镇人)与境外“东伊运”组织勾连，组织人员收听收看暴恐音视频，宣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思想，逐步形成了以其为头目的暴恐团伙。
今年斋月以来，该团伙选择偏僻地点，以吃斋饭为名多次聚集，通过非法“台比力克”活动，煽动拉拢人员，制定犯罪计划，准备作案工具。28日凌晨，该团伙成员蒙面手持刀斧袭击艾力西湖镇政府、派出所，被我维稳力量击退。
案件的细节还包括暴徒还在巴楚—莎车公路上设置多处路障，分别在10个地点拦截打砸焚烧过往车辆，杀害无辜群众，持刀斧威逼群众参加暴恐活动。途经此地的墩巴克乡乡长吾拉木江·托呼提和乡纪委书记阿不都艾尼·吐尔地严厉斥责暴徒行径，惨遭杀害。
两天后的7月30日，早晨6时58分，距离莎车县190余公里之外的喀什解放北路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后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身亡。
资料来源：《新疆日报》、天山网、《中国宗教》、央视、央广网、中国伊协官网
时间：2014年08月05日17:01
来源：http://zhuanlan.sina.com.cn/media/jingxuan/2014-08-05/170128.shtml
74岁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倒在了位于新疆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外。“大毛拉”是对伊斯兰教教职中德高望重者的尊称。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不幸成了自上世纪90年代新疆地区有恐怖袭击活动以来，第二位遇刺的著名宗教领袖。
遇刺当天安葬行刺者中两人已被击毙
7月30日，按照穆斯林传统习俗，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在遇刺当天被安葬。受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委托，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当天早晨即前往喀什，到居玛·塔伊尔家中，表示沉痛哀悼，慰问亲属。
袭击发生在早上6时58分，当时，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已主持完晨礼，实施暴行的一共三人。当天中午，行凶者两人被击毙，一人被抓获。警方称，具体案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大毛拉遇刺第二天的下午，新疆召开了一场自治区四套班子一把手全部参加的高规格会议，通报了7月30日发生在喀什市的著名爱国宗教人士、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害案件。会议开始前，在张春贤的提议下，全体与会人员先行起立，默哀三分钟。
当天凌晨，微博大V老榕在0：07分发了简短的6个字：喀什网络恢复。9分钟后，有人评论“有大毛拉的消息吗？”
只是那时候，鲜有人知道，在西部边陲，有一位大毛拉已经遇刺归真。
曾上《新闻联播》谴责“七五”事件
遇刺前，居玛·塔伊尔大毛拉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1940年10月出生于喀什的他，自2005年以来，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以下简称伊协)副会长、新疆伊协副会长、喀什地区伊协副会长、喀什市政协副主席、喀什市依协副会长。此外，他还是中国伊协和新疆伊协的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官方通报称，他坚持弘扬伊斯兰教和平、团结、中道、宽容等思想理念，长期致力于同“三股势力”作斗争的爱国宗教人士。官方资料显示，1983年至今，居玛·塔伊尔连续被自治区、地区、市评为“五好宗教人士”。2013年，艾提尕尔清真寺和居玛·塔伊尔还曾分别获得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评选表彰的第二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
居玛·塔伊尔大毛拉作为新疆著名宗教人士多次接受官媒采访，谴责新疆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暴行。
“七五”事件后第二天，2009年7月7日，居玛·塔伊尔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是由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分裂势力策划和煸动引起的。“打着宗教的幌子搞分裂活动是境外势力惯用的伎俩，借此隐瞒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不信谣，不传谣。”他不定期对一些青年人卷入暴力事件深表惋惜。“年轻人应该多学历史，了解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
他还曾在清真寺接受央视记者专访。在当年7月14日播出的《新闻联播》中，他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是一个犯罪活动，与民族宗教问题无关，他们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法律，也违反了伊斯兰教规教义。“《古兰经》上特别指出，不允许无辜杀人，如果无辜杀死一个人，就等于杀死全人类，那样是很严重的罪过。”
“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与刺杀
位于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大清真寺，有着572年历史，占地25.22亩，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之一，也是中亚最有影响力的三大清真寺之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8年的报道称，寺内平时有二三千人做礼拜，居玛日(星期五)则有六七千人，逢节日时，在内外跪拜的穆斯林则高达四五万人之多。
清真寺名称"艾提尕"即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意思，艾提尕广场也因此而得名。平日是各族人民散步、交易、游览的场所。
“七五”事件一年后，凤凰网曾刊发署名齐锐的文章，记录自己2010年10月18日清晨在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的见闻。“在不远处的艾提尕尔广场上，几只鸽子悠闲地飞来飞去，而在广场的东南角和西北角上则是一队荷枪实弹地武警战士，守卫着这份宁静与祥和。”作者还忆及善良憨厚的出租车司机曾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穆斯林都很善良，每天都要礼拜，向真主忏悔自己地罪过。所以，喀什的社会治安并不比内地差许多。”
2014年7月30日晨6时58分，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却倒在了“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血泊中。
18年前新疆政协副主席曾被连刺21刀
公开资料显示，上一次针对著名宗教领袖的刺杀事件发生在1996年5月12日，也是在新疆喀什，也是艾提尕尔清真寺，同样主持清真寺的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当时付出了头部、左右腿及背部共刺21刀的代价，同行的儿子被刺13刀。幸运的是，当时75岁的阿荣汗·阿吉活了下来。
那时，1996年中央对疆七号文件发布不过两个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局艾尼瓦·海浪巴依曾在2006年第一期《中国宗教》杂志上撰文回忆并披露了阿荣汗·阿吉那次遇刺经历。
1996年3月，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确定派专人潜入喀什暗杀阿喀什地区伊斯兰教界核心人物阿荣汗·阿吉和党政领导。5月12日凌晨6时50分，阿荣汗·阿吉在儿子艾买尔江卡日的陪同下前往艾提尕清真寺作礼拜，走出家门约40米时，一直潜伏在他家周围的4名持刀歹徒突然从路边窜出，朝阿荣汗·阿吉头部、左右腿及背部连刺21刀，同行的儿子头部被刺13刀，均受重伤。事后查明，行凶者均系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骨干分子。
阿荣汗·阿吉父子遇刺后，他们被专程送到乌鲁木齐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1997年1月17日，伤愈出院的阿荣汗·阿吉出席了自治区政协七届全委会。“当时，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与会代表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对他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2月9日，时年76岁的阿荣汗·阿吉又亲自主持了喀什艾提尕清真寺1997年开斋节会礼。
阿荣汗·阿吉1921年出生于喀什一个宗教世家。1947年底，26岁的阿荣汗·阿吉随父亲去麦加朝觐，父亲不幸因病在麦加去世。1949年3月，他返回祖国，同年任喀什塔西台克清真寺伊玛目。
文革期间，阿荣汗·阿吉被分配到喀什市委统战部芦苇厂工作。1981年他重新回到久违的宗教岗位上。自1984年起，阿荣汗·阿吉开始担任喀什市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清真寺伊玛目和哈提甫。
年年被评为喀什地区“五好”宗教人士的阿荣汗·阿吉，所在的清真寺也年年被评为自治区、地区“五好”宗教活动场所及全国模范清真寺。从1978年起，阿荣汗·阿吉还先后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代表、喀什市伊协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1992年12月任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会长，2000年1月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他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六、七、八、九届政协副主席。
他生前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伤愈出院后两周，1997年1月30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他；2003年3月和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先后会见过他。
2005年4月24日，阿荣汗·阿吉在喀什市归真，享年84岁。次日凌晨，他的葬礼在艾提尕清真寺隆重举行，报道称，当时有自发赶来的上万名穆斯林群众为他送行。
他生前曾多次说：“凶残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虽然使我的身体留下了21处刀伤，一只耳朵被割掉，但我只要还活着，就要与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决不能让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生根，决不能让民族分裂分子的险恶用心得逞。”
“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对阿荣汗·阿吉的刺杀行动是一个被称为“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的一部分。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幸运的是，警方很快破获了该行动线索，斩断了黑名单刺杀计划。
2001年12月9日，新疆召开全新疆维护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首次披露了新疆自90年代以来的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三股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
其中，针对基层党政干部、爱国宗教人士和无辜群众的刺杀、暗杀活动就有多起：
1996年3月22日，恐怖分子将新和县爱国宗教人士阿克木司地克阿吉杀死；
1996年4月29日，杀死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原乡党委副书记卡吾力托卡一家5口人；
1999年8月23日，残忍杀死泽普县波斯喀木乡党委委员、政法委副书记、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白尔地·托乎提及其子；
2000年1月25日，乌什县发生恐怖分子袭击两家汉族群众，一次杀死7人、杀伤2人的特大恐怖案件，最小的孩子才2岁；
2000年1月26日，在新和县将60岁汉族老人杀害。
这一系案件中就包括对时任新疆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实施的刺杀。
2008年，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乐泉曾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透露，上世纪90年代，新疆“年年都有些惊心动魄的事”，而自己也曾被分裂分子列入暗杀头号名单。
“稳定压倒一切”与“铁的手腕、铁的意志”
在那次采访中，王乐泉表示，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所有的工作重心一直都是“稳定压倒一切”。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新疆稳定问题。
王乐泉还提及1996年3月下发的七号文件，并将文件比做“尚方宝剑”，因为“明确我们的宗教不许外国宗教势力干预，坚持政教分离，反对民族分裂”，而此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有很多“模糊的认识”。
18年后，2014年7月31日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案情通报会上，张春贤要求——
要以铁的手腕、铁的意志，重拳出击，迎头痛击，坚决把暴恐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
要用这起典型案件深入揭露宗教极端、暴力恐怖反人类、反社会、无视法律、违背教义的反动本性，教育各族群众、广大教民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深刻认清敌人的罪恶本质、险恶阴谋，树立正信、抵制极端，进一步形成对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社会舆论氛围，集聚强大正能量。
两天之内相隔190余公里的两起暴行
两天后的8月2日下午，新疆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5天前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通报显示，7月28日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其中汉族35人、维吾尔族2人，13人受伤，31辆车被打砸，其中6辆被烧。警方在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缴获“圣战”旗帜以及大刀、斧头等作案工具。
警方查明的情况包括——
2013年以来，努尔买买提(真名努拉买提·萨吾提，莎车县艾力西湖镇人)与境外“东伊运”组织勾连，组织人员收听收看暴恐音视频，宣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思想，逐步形成了以其为头目的暴恐团伙。
今年斋月以来，该团伙选择偏僻地点，以吃斋饭为名多次聚集，通过非法“台比力克”活动，煽动拉拢人员，制定犯罪计划，准备作案工具。28日凌晨，该团伙成员蒙面手持刀斧袭击艾力西湖镇政府、派出所，被我维稳力量击退。
案件的细节还包括暴徒还在巴楚—莎车公路上设置多处路障，分别在10个地点拦截打砸焚烧过往车辆，杀害无辜群众，持刀斧威逼群众参加暴恐活动。途经此地的墩巴克乡乡长吾拉木江·托呼提和乡纪委书记阿不都艾尼·吐尔地严厉斥责暴徒行径，惨遭杀害。
两天后的7月30日，早晨6时58分，距离莎车县190余公里之外的喀什解放北路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后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身亡。
资料来源：《新疆日报》、天山网、《中国宗教》、央视、央广网、中国伊协官网
“基地”声称将建印度次大陆分支
来源：东方早报
发表于2014-09-05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在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这一组织将在印度次大陆成立统一的新分支机构，武装人员将在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发起军事行动，“打破人为划..
■ 与ISIS极端组织争夺追随者 印度多地加强警戒应对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在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这一组织将在印度次大陆成立统一的新分支机构，武装人员将在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发起军事行动，“打破人为划分的国界”。
印度政府4日认为此事属实，已经对各地方政府发出警告。
巴基斯坦武装人员领导
美国搜索国际恐怖组织研究所3日在极端组织互联网论坛上发现“基地”组织最新发布的视频。在这段时长约55分钟的视频中，扎瓦希里宣布“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成立，并介绍了相关领导人和发言人。
据新华社报道，这段视频以“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丹的镜头开始，随后出现中东地区、印度次大陆以及非洲之角的卫星地图。接下来，镜头转至扎瓦希里，他戴着眼镜和白色头巾，宣布新分支成立。
扎瓦希里说：“这一分支机构并非今天才诞生，而是两年多来筹备工作的结果。我们最终把印度次大陆各分支机构统一在一起。”
“基地”通常活跃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但扎瓦希里称，印度次大陆分支机构“势力范围”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将保护当地的追随者。
扎瓦希里介绍，新分支领导人为巴基斯坦武装人员阿西姆·奥马尔。
扎瓦希里现年63岁，是美国政府通缉的要犯之一。美国国务院悬赏2500万美元捉拿扎瓦希里。
反恐专家分析说，“基地”此次宣布成立新分支，意在扩大势力范围，同时与极端组织ISIS争夺年轻追随者。
扎瓦希里在视频中呼吁，“基地”印度次大陆新分支不应像ISIS那样制造“混乱”，与其他反对派团体争斗。
2013年，极端组织ISIS与“基地”分道扬镳，转而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拓展地盘。
可能对莫迪构成威胁
据报道，印度一位参加安全简介会的官员称，印度政府认为此事属实，已经对地方政府发出警告。在该安全简介会中，印度内政部长同与会官员讨论了扎瓦希里视频一事。
印度古吉拉特邦官员S.K. Nanda称：“‘基地’发布该视频后，我们加强了戒备。我们将与中央政府密切合作，应对任何对国家的威胁。”
英国媒体评论说，“基地”这一新分支可能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构成威胁。2002年古吉拉特邦发生了印度教徒大规模屠杀和强奸穆斯林事件，超过1000人在骚乱中死亡。时任该邦首席部长的莫迪被指难辞其咎，但他至今拒绝为此道歉。
印度一位警方高官称，古吉拉特邦自2002年发生骚乱以来，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武装组织就一直都对该邦很感兴趣。
“由于莫迪现在是总理，他们会对该邦更感兴趣。”这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
印度穆斯林仅占人口总数约15％，但由于印度人口基数大，穆斯林总数达1.75亿人，是世界第三大穆斯林群体。
发表于2014-09-05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在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这一组织将在印度次大陆成立统一的新分支机构，武装人员将在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发起军事行动，“打破人为划..
■ 与ISIS极端组织争夺追随者 印度多地加强警戒应对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在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这一组织将在印度次大陆成立统一的新分支机构，武装人员将在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发起军事行动，“打破人为划分的国界”。
印度政府4日认为此事属实，已经对各地方政府发出警告。
巴基斯坦武装人员领导
美国搜索国际恐怖组织研究所3日在极端组织互联网论坛上发现“基地”组织最新发布的视频。在这段时长约55分钟的视频中，扎瓦希里宣布“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成立，并介绍了相关领导人和发言人。
据新华社报道，这段视频以“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丹的镜头开始，随后出现中东地区、印度次大陆以及非洲之角的卫星地图。接下来，镜头转至扎瓦希里，他戴着眼镜和白色头巾，宣布新分支成立。
扎瓦希里说：“这一分支机构并非今天才诞生，而是两年多来筹备工作的结果。我们最终把印度次大陆各分支机构统一在一起。”
“基地”通常活跃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但扎瓦希里称，印度次大陆分支机构“势力范围”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将保护当地的追随者。
扎瓦希里介绍，新分支领导人为巴基斯坦武装人员阿西姆·奥马尔。
扎瓦希里现年63岁，是美国政府通缉的要犯之一。美国国务院悬赏2500万美元捉拿扎瓦希里。
反恐专家分析说，“基地”此次宣布成立新分支，意在扩大势力范围，同时与极端组织ISIS争夺年轻追随者。
扎瓦希里在视频中呼吁，“基地”印度次大陆新分支不应像ISIS那样制造“混乱”，与其他反对派团体争斗。
2013年，极端组织ISIS与“基地”分道扬镳，转而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拓展地盘。
可能对莫迪构成威胁
据报道，印度一位参加安全简介会的官员称，印度政府认为此事属实，已经对地方政府发出警告。在该安全简介会中，印度内政部长同与会官员讨论了扎瓦希里视频一事。
印度古吉拉特邦官员S.K. Nanda称：“‘基地’发布该视频后，我们加强了戒备。我们将与中央政府密切合作，应对任何对国家的威胁。”
英国媒体评论说，“基地”这一新分支可能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构成威胁。2002年古吉拉特邦发生了印度教徒大规模屠杀和强奸穆斯林事件，超过1000人在骚乱中死亡。时任该邦首席部长的莫迪被指难辞其咎，但他至今拒绝为此道歉。
印度一位警方高官称，古吉拉特邦自2002年发生骚乱以来，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武装组织就一直都对该邦很感兴趣。
“由于莫迪现在是总理，他们会对该邦更感兴趣。”这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
印度穆斯林仅占人口总数约15％，但由于印度人口基数大，穆斯林总数达1.75亿人，是世界第三大穆斯林群体。
马来西亚破获伊斯兰极端分子攻击计划
来源：BBC中文网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world/2014/08/140820_malaysia_is_plot.shtml
更新时间 2014年8月20日
马来西亚警方表示，被捕的极端分子嫌疑人策划一系列爆炸攻击。
马来西亚反恐官员表示，警方破获了一起由伊斯兰极端分子策划的连串爆炸攻击计划。
据报，马来西亚伊斯兰极端分子受到“伊斯兰国”（IS）圣战组织行动的启发，策划了上述的一系列爆炸攻击阴谋。
马来西亚警方反恐怖部门副长官阿育汉表示，在4月至6月期间被捕的19名极端分子嫌疑人策划对一些酒吧和迪斯科舞厅，以及丹麦啤酒生产商嘉士伯（Carlsberg）在马来西亚的酒厂进行炸弹攻击。
他说被捕的人年龄介于20至50岁之间，都是马来西亚人，该组织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横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的东南亚伊斯兰国家。
他们还计划前往叙利亚，向占据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方的伊斯兰国取经。
极端组织
马来西亚反恐警察表示，该组织成员包括职业人士和家庭妇女，组织仍在初期发展阶段，只是讨论计划而没有拥有重型武器或制造炸弹的能力和知识。
其中，已经有7人被起诉，罪名包括宣传恐怖主义和持有土制改造步枪。
马来西亚反恐警察表示，“该组织成员策划暴力活动和武力争斗，并准备牺牲性命”。
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在机场前往土耳其和叙利亚接受伊斯兰国训练的时候被捕的，警方相信可能仍然有人在逃。
国家安全特别法
马来西亚资深媒体人黄文慧对BBC中文网表示，警方公布此一案件受到马来西亚民众高度的关注。
她说，按照马来西亚法律，有关人士将在2012年國家安全罪行（特別措施）法令（SOSMA）之下被控。
警方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募款，包括在社交媒体脸书上面劝募，通常以从事“人道工作”为名向外界募款。
“向他们问话时，他们谈论到伊斯兰国家的意识形态，包括杀害无辜的人，还有不属于同一团体的穆斯林。”
“酒吧是一个很明显的攻击目标，因为伊斯兰教义不允许喝酒。”
当地反应
黄文慧说，最近脸书大量流传伊斯兰极端组织杀害伊拉克儿童的照片，引起了许多网民的愤怒，纷纷转载相关的新闻，呼吁国际社会制裁极端组织。
一些长期关注民权的人士也呼吁穆斯林朋友关注这类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不要单纯地以宗教来看待这场严重的人道危机。
她说，马来西亚人民普遍上都一致谴责这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包括大多数的穆斯林，他们无法苟同采取如此激烈的斗争手段的极端组织的思想。
马来西亚曾经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团体及成员的大本营，例如伊斯兰祈祷团，该组织策划发动了2002年的巴里岛爆炸攻击，造成202人死亡。
（编译：友义 责编：横路）
更新时间 2014年8月20日
马来西亚警方表示，被捕的极端分子嫌疑人策划一系列爆炸攻击。
马来西亚反恐官员表示，警方破获了一起由伊斯兰极端分子策划的连串爆炸攻击计划。
据报，马来西亚伊斯兰极端分子受到“伊斯兰国”（IS）圣战组织行动的启发，策划了上述的一系列爆炸攻击阴谋。
马来西亚警方反恐怖部门副长官阿育汉表示，在4月至6月期间被捕的19名极端分子嫌疑人策划对一些酒吧和迪斯科舞厅，以及丹麦啤酒生产商嘉士伯（Carlsberg）在马来西亚的酒厂进行炸弹攻击。
他说被捕的人年龄介于20至50岁之间，都是马来西亚人，该组织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横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的东南亚伊斯兰国家。
他们还计划前往叙利亚，向占据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方的伊斯兰国取经。
极端组织
马来西亚反恐警察表示，该组织成员包括职业人士和家庭妇女，组织仍在初期发展阶段，只是讨论计划而没有拥有重型武器或制造炸弹的能力和知识。
其中，已经有7人被起诉，罪名包括宣传恐怖主义和持有土制改造步枪。
马来西亚反恐警察表示，“该组织成员策划暴力活动和武力争斗，并准备牺牲性命”。
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在机场前往土耳其和叙利亚接受伊斯兰国训练的时候被捕的，警方相信可能仍然有人在逃。
国家安全特别法
马来西亚资深媒体人黄文慧对BBC中文网表示，警方公布此一案件受到马来西亚民众高度的关注。
她说，按照马来西亚法律，有关人士将在2012年國家安全罪行（特別措施）法令（SOSMA）之下被控。
警方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募款，包括在社交媒体脸书上面劝募，通常以从事“人道工作”为名向外界募款。
“向他们问话时，他们谈论到伊斯兰国家的意识形态，包括杀害无辜的人，还有不属于同一团体的穆斯林。”
“酒吧是一个很明显的攻击目标，因为伊斯兰教义不允许喝酒。”
当地反应
黄文慧说，最近脸书大量流传伊斯兰极端组织杀害伊拉克儿童的照片，引起了许多网民的愤怒，纷纷转载相关的新闻，呼吁国际社会制裁极端组织。
一些长期关注民权的人士也呼吁穆斯林朋友关注这类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不要单纯地以宗教来看待这场严重的人道危机。
她说，马来西亚人民普遍上都一致谴责这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包括大多数的穆斯林，他们无法苟同采取如此激烈的斗争手段的极端组织的思想。
马来西亚曾经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团体及成员的大本营，例如伊斯兰祈祷团，该组织策划发动了2002年的巴里岛爆炸攻击，造成202人死亡。
（编译：友义 责编：横路）
阿富汗边界的黑洞
作者：姚远梅
来源：澎湃新闻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8495
发表日期：2014-7-30
【编者按】本文作者姚远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有：英帝国视野下的印度、当代南亚事务以及沿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边界问题研究等。
当前，我国提倡发展新丝路经济带及建设巴基斯坦经济走廊。不过，在我国经济政策逐渐“西进”之时，有必要严加关注阿巴边界地区安全局势，因为那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黑洞。
一、何为阿巴边界黑洞？
正常情况下，国际边界，地图边界线与实际控制线一致。否则，二者不一致的地方，是边界领土争议区，如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印藏南之争等。不过，阿巴边界超出正常范围，其地图边界线与实际控制线的严重错位，导致这一地带形成一个巨大安全黑洞。
这是因为，国际法上，阿巴两国以杜兰德线为国际边界，而实际生活中，巴方未按杜兰德线完成控制，尤其是普什图部落区，并且普什图人自认为是阿富汗人，不认同归属巴基斯坦。这是典型的国际边界理论与现实错位现象，等同于杜兰德线适用于国际主权主体之间，而对普什图人及他们的“朋友”，甚或其它非政府主体，都缺乏约束力。相应，这一地区成为天然的“反政府”势力的庇护所。如同杜兰德线在普什图部落区烂了个大窟窿，深不见底，俨如黑洞。
这一边界黑洞，已导致苏美阿富汗战争的失败及不能及时撤退，并且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均从这里兴起。当前，美国阿富汗撤退方案没有触碰阿巴边界问题，因此，这一边界黑洞被遗留，正经历新变化。值得我国尤为关注。
二、历史根源
阿巴边界黑洞，是英国人殖民印度时不经意间遗留下来的。
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准备以印度为基地发展大英帝国。为防止俄国势力通过阿富汗向印度渗透，英国战略家根据兴都库什山区的地理特点，提议建立印度西北“科学边界”，即将阿印传统边界从沿印度河山脚下一线，向上抬高至山上“科学”保护印度安全的地方。而那些山区是普什图人的家园。
起初，英国人试图武力推进。1879年，他们大举入侵阿富汗，并逼迫阿富汗国王接受《甘大马克条约》，借此获得控制阿富汗外交和建立印度“科学边界”的合法性。但是，这遭到普什图人的强烈反抗。他们活活烧死英国驻阿富汗全体代表，并展开游击作战。面对如此局面，伦敦决定“智取马蜂窝”，即扶植阿富汗王子拉赫曼上台，与其结盟，以每年提供大量援助，换取后者接受英国对阿富汗的外交指导权。
供养拉赫曼政府十几年后，1893年，英国人迫使拉赫曼接受《杜兰德协议》，准备以杜兰德线线来划分拉赫曼与英属印度的势力范围。严格意义上来说，那时杜兰德线不是边界线，而是势力范围线。然而，由于当时阿印之间没有正式划界，在地图上显示时，杜兰德线就变成阿印边界线。借此，那片被英国人誉为“马蜂窝”的普什图部落区悄悄地被划入英属印度版图。
《杜兰德协议》签订后，英国人试图勘界以落实杜兰德线，但遭到普什图人的反抗起义。英国人不想放弃已有战果。拉赫曼去世后，通过拉拢收买方式，英国与每一届阿富汗国王签订友好和约，以安抚后者不对杜兰德线提出异议，并成立西北边省，正式将那片普什图部落区纳入英属印度版图。一战以后，当阿富汗政府质疑杜兰德线的合法性时，英国不惜第三次大规模入侵阿富汗，并逼迫后者接受《1921阿英条约》，借此希望杜兰德线成为永久性阿印边界线。然而，在阿富汗一方，每任阿富汗国王与英国人签订和约时，只是答应接受上任阿富汗国王与英国人达成的友好协议，从来没有公开承认杜兰德线，而普什图部落区也一直处于高度自治状态。至此，随着英国人不停与阿富汗国王签约以增强杜兰德线法律效力之时，阿印边界地带便逐渐形成地图边界线与实际控制线严重错位的现象。
二战后，英国需要从印度撤退。这时，如何解决阿巴边界问题，成为阿富汗、英国、印度国大党及穆斯林联盟之间激烈博弈的内容。阿富汗政府主张基于普什图人的意愿解决该问题，但后三者强调杜兰德线的法律效力，并让巴基斯坦继承这一历史遗产。至此，法律上，杜兰德线成为阿巴国际边界，而实际生活中，巴政府不能完成控制，普什图部落区高度自治。加上阿富汗主张按照普什图人意愿来解决其归属问题，无疑，这留下巨大边界安全隐患。相当于杜兰德线在普什图部落区烂了个大窟窿，深不见底，如同黑洞。
三、苏美阿富汗战争均深陷于此
英国人撤离印度后，阿巴边界黑洞首先诞生了普什图问题，即普什图人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归属。不过，这个问题被美苏冷战大潮所淹没。当英美联手将阿富汗拉入美国援助巴基斯坦的项目之中时，阿巴边界矛盾暂时蛰伏起来。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时，这个边界黑洞开始发挥威力。
1979年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短暂时间内，阿明政府被推翻，苏联扶植卡尔迈勒组建阿富汗新政府。在莫斯科沉浸在胜利喜悦之时，然而，苏联情报人员发现，杜兰德线外巴境内的普什图部落区聚集大量反苏势力，而苏联却拿他们没有办法（苏联需要尊重杜兰德线）。随后，苏联中央政治局商议向巴基斯坦施压，以阻止反苏势力在那里壮大，并派人专门调研阿巴边界问题。1981年春，苏联专家的调研结果表明：无论如何，苏联也无法赢得这场战争。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阿富汗境内普什图人支持卡尔迈勒政府，但是极力反对苏联驻军。相应，苏军无法进入这一地区，只能依靠阿富汗政府来进行镇压反叛行动，进而莫斯科需要给卡尔迈勒政府提供各种援助，否则，卡尔迈勒政权难以稳固。然而，即使苏联提供了大量援助，那也不能保证阿富汗政府去真正实施反叛行动，不排除阿富汗政府只拿钱不办事的可能。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发生，相当于苏联用来镇压反叛分子的巨额拨款及救援物资，成为阿富汗政府的一种经济来源。换句话说，等同于苏联花费巨资养着阿富汗政府，但还需戴着国际社会所指责的“入侵阿富汗”的帽子。并且，苏共高层已获悉，阿富汗政府存在严重的敷衍苏联的嫌疑。
其二，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部落区成为各种反苏势力的根据地。据苏联情报人员获得的可靠消息，当时，几个大国一直通过巴基斯坦政府来支持这里的反苏势力，包括美国、伊朗、沙特和埃及等。他们分析指出：美国的支持与资助，与其对苏联、中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策连为一体，旨在“利用巴基斯坦部落区的领土作为反对巴﹒卡尔迈勒政权的斗争基地”；伊朗与巴基斯坦政府的立场一致，通过普什图人的纽带，支持阿富汗叛乱者的行动；沙特提供巨大财政和物质，援助阿富汗反革命；埃及利用宗教纽带，为阿富汗反革命势力提供间谍情报……这种局势下，当年英国人费尽心血建立的杜兰德线，而今成为保护反苏势力的“科学边界”。他们在这边不但接受外国各种援助，而且巴基斯坦政府也提供庇护，这里成为各种势力游击抗苏的根据地。他们生存无忧，装备齐全，返回阿富汗境内进行反苏行动。故此，塔利班从这里兴起，自然而然。
杜兰德线两侧，阿境内，莫斯科花费巨资“养着”阿富汗政府以镇压反叛势力；巴境内，外国“养着”反苏势力来反苏。而且，苏联还必须遵守杜兰德线，不能越界入巴境内进行“剿匪”。试想苏联需要多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才能打赢这场战争？这样一个无底洞，恐怕没有打胜之前已被拖垮了。
至1981年秋，苏联决策者就认识到阿富汗战争是无底洞，应该及早撤出。1982年夏，他们就着手与美国商谈阿富汗撤军问题，并通知阿富汗政府这一消息。然而，在商谈阿富汗撤退方案时，他们发现无论如何都绕不过阿巴边界问题。因为美苏冷战之下，阿富汗应该中立还是倒向一方阵营，是苏联阿富汗撤退方案重点关注的内容，而阿富汗政府则首先追求保持阿富汗领土与主权完整，自然，这牵涉阿巴边界问题，必须让巴基斯坦参与进来。而阿巴就此问题不可能政治和解。阿巴政治和谈无果，自然，又反过来影响苏联阿富汗撤退方案。就这样，自莫斯科认识到需要尽快撤军以来，阿富汗战争就边打边谈。至1986年，苏联已经被这场战争拖得筋疲力尽。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戈尔巴乔夫不禁嚷道：“我们在阿富汗已经打了6年。如不改变，我们还得打20-30年……我们为什么一方面承认我们的部队没能力控制形势，而另一方面又要无休止地打下去呢……”
最终，莫斯科宣布1989年2月15日前全部撤军。然而，最后一刻，为了体面一点撤退，不让阿富汗立即陷入内乱，苏联还不得不再次给阿富汗政府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动用苏联部长会议的储备金来支付部分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增长工资1500万卢布。
苏联选择完全撤退阿富汗，故阿巴边界问题被遗留下来。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阿巴边界黑洞再次发挥威力。尽管现在档案尚未解密，但是，从美国阿富汗战争的发展轨迹来看，不难发现，美国几乎重蹈当年苏联的覆辙。2009年华盛顿再次指示：“若想赢得阿富汗战争，必须控制住巴基斯坦的部落区（西北边省与FATA）”。阿富汗总司令G. D. 麦克凯南（Gen. David McKiernan）也建议说：“若想打破这种僵局（恐怖分子自由穿梭杜兰德线），除非阿巴联合行动。” 然而，时至今日，美国主导的反恐联军依然无法控制这些地区，故美国不得不选择及早撤退。在阿巴不能达成政治和解之后，奥巴马借鉴当年苏联的做法，提前宣布完成撤退日期——2014年年底。
四、阿巴边界黑洞前景及思考
从美国阿富汗撤退方案来看，白宫选择了不完全撤退，即：体面撤退且保持一定驻阿美军存在。目前，只差阿富汗总统没在美阿双边安全协议上签字。如果新任阿富汗总统签字，那么，美国脱身阿富汗泥潭的目标就将顺利实现。
不过，仔细思考，不难发现，不知是美国人故意遗留，还是陷入困境所致，美国阿富汗撤退方案，没有触碰阿巴边界问题。这意味着阿巴边界黑洞将继续发酵。如此趋势下，试想苏联阿富汗撤退，这里兴起了阿富汗塔利班，那么，现在美国阿富汗撤退，这里又将兴起什么？这很值得中国人思考。
目前，巴基斯坦塔利班从阿巴边界黑洞中兴起，已是既定事实。从巴塔势力敢于公然向巴基斯坦政府挑战来说，这一地区的新变化可见一斑。倘若美国撤退导致的权力真空由普什图人的民族情绪来填补，那么，阿巴边界地带将发生更大的变化。首先，巴基斯坦领土与主权完整将受到威胁。因为普什图人一直不接受杜兰德线，主张巴境内的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基于自己的意愿而决定归属。
此外，国际政治中，敌人的敌人是朋友。阿巴边界黑洞对“反政府”势力的天然庇护，不排除中国的“反政府势力”在此做大，并接受外国资助的可能。倘若这一情况真的发生，那么，对我国的安全威胁可想而知。从目前大批中国“圣战”分子在巴境内普什图部落区接受培训来看，上述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只是我国还没有引起重视。
总之，美国阿富汗撤退，阿巴边界黑洞正在经历新变化。这种变化，不但牵涉阿巴主权与领土完整利益，而且正转变为更大范围的地区安全隐患。鉴于此，如何发展新丝路经济带和建设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同时，避免陷入阿巴边界黑洞，值得我国深思。
来源：澎湃新闻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8495
发表日期：2014-7-30
【编者按】本文作者姚远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有：英帝国视野下的印度、当代南亚事务以及沿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边界问题研究等。
当前，我国提倡发展新丝路经济带及建设巴基斯坦经济走廊。不过，在我国经济政策逐渐“西进”之时，有必要严加关注阿巴边界地区安全局势，因为那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黑洞。
一、何为阿巴边界黑洞？
正常情况下，国际边界，地图边界线与实际控制线一致。否则，二者不一致的地方，是边界领土争议区，如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印藏南之争等。不过，阿巴边界超出正常范围，其地图边界线与实际控制线的严重错位，导致这一地带形成一个巨大安全黑洞。
这是因为，国际法上，阿巴两国以杜兰德线为国际边界，而实际生活中，巴方未按杜兰德线完成控制，尤其是普什图部落区，并且普什图人自认为是阿富汗人，不认同归属巴基斯坦。这是典型的国际边界理论与现实错位现象，等同于杜兰德线适用于国际主权主体之间，而对普什图人及他们的“朋友”，甚或其它非政府主体，都缺乏约束力。相应，这一地区成为天然的“反政府”势力的庇护所。如同杜兰德线在普什图部落区烂了个大窟窿，深不见底，俨如黑洞。
这一边界黑洞，已导致苏美阿富汗战争的失败及不能及时撤退，并且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均从这里兴起。当前，美国阿富汗撤退方案没有触碰阿巴边界问题，因此，这一边界黑洞被遗留，正经历新变化。值得我国尤为关注。
二、历史根源
阿巴边界黑洞，是英国人殖民印度时不经意间遗留下来的。
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准备以印度为基地发展大英帝国。为防止俄国势力通过阿富汗向印度渗透，英国战略家根据兴都库什山区的地理特点，提议建立印度西北“科学边界”，即将阿印传统边界从沿印度河山脚下一线，向上抬高至山上“科学”保护印度安全的地方。而那些山区是普什图人的家园。
起初，英国人试图武力推进。1879年，他们大举入侵阿富汗，并逼迫阿富汗国王接受《甘大马克条约》，借此获得控制阿富汗外交和建立印度“科学边界”的合法性。但是，这遭到普什图人的强烈反抗。他们活活烧死英国驻阿富汗全体代表，并展开游击作战。面对如此局面，伦敦决定“智取马蜂窝”，即扶植阿富汗王子拉赫曼上台，与其结盟，以每年提供大量援助，换取后者接受英国对阿富汗的外交指导权。
供养拉赫曼政府十几年后，1893年，英国人迫使拉赫曼接受《杜兰德协议》，准备以杜兰德线线来划分拉赫曼与英属印度的势力范围。严格意义上来说，那时杜兰德线不是边界线，而是势力范围线。然而，由于当时阿印之间没有正式划界，在地图上显示时，杜兰德线就变成阿印边界线。借此，那片被英国人誉为“马蜂窝”的普什图部落区悄悄地被划入英属印度版图。
《杜兰德协议》签订后，英国人试图勘界以落实杜兰德线，但遭到普什图人的反抗起义。英国人不想放弃已有战果。拉赫曼去世后，通过拉拢收买方式，英国与每一届阿富汗国王签订友好和约，以安抚后者不对杜兰德线提出异议，并成立西北边省，正式将那片普什图部落区纳入英属印度版图。一战以后，当阿富汗政府质疑杜兰德线的合法性时，英国不惜第三次大规模入侵阿富汗，并逼迫后者接受《1921阿英条约》，借此希望杜兰德线成为永久性阿印边界线。然而，在阿富汗一方，每任阿富汗国王与英国人签订和约时，只是答应接受上任阿富汗国王与英国人达成的友好协议，从来没有公开承认杜兰德线，而普什图部落区也一直处于高度自治状态。至此，随着英国人不停与阿富汗国王签约以增强杜兰德线法律效力之时，阿印边界地带便逐渐形成地图边界线与实际控制线严重错位的现象。
二战后，英国需要从印度撤退。这时，如何解决阿巴边界问题，成为阿富汗、英国、印度国大党及穆斯林联盟之间激烈博弈的内容。阿富汗政府主张基于普什图人的意愿解决该问题，但后三者强调杜兰德线的法律效力，并让巴基斯坦继承这一历史遗产。至此，法律上，杜兰德线成为阿巴国际边界，而实际生活中，巴政府不能完成控制，普什图部落区高度自治。加上阿富汗主张按照普什图人意愿来解决其归属问题，无疑，这留下巨大边界安全隐患。相当于杜兰德线在普什图部落区烂了个大窟窿，深不见底，如同黑洞。
三、苏美阿富汗战争均深陷于此
英国人撤离印度后，阿巴边界黑洞首先诞生了普什图问题，即普什图人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归属。不过，这个问题被美苏冷战大潮所淹没。当英美联手将阿富汗拉入美国援助巴基斯坦的项目之中时，阿巴边界矛盾暂时蛰伏起来。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时，这个边界黑洞开始发挥威力。
1979年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短暂时间内，阿明政府被推翻，苏联扶植卡尔迈勒组建阿富汗新政府。在莫斯科沉浸在胜利喜悦之时，然而，苏联情报人员发现，杜兰德线外巴境内的普什图部落区聚集大量反苏势力，而苏联却拿他们没有办法（苏联需要尊重杜兰德线）。随后，苏联中央政治局商议向巴基斯坦施压，以阻止反苏势力在那里壮大，并派人专门调研阿巴边界问题。1981年春，苏联专家的调研结果表明：无论如何，苏联也无法赢得这场战争。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阿富汗境内普什图人支持卡尔迈勒政府，但是极力反对苏联驻军。相应，苏军无法进入这一地区，只能依靠阿富汗政府来进行镇压反叛行动，进而莫斯科需要给卡尔迈勒政府提供各种援助，否则，卡尔迈勒政权难以稳固。然而，即使苏联提供了大量援助，那也不能保证阿富汗政府去真正实施反叛行动，不排除阿富汗政府只拿钱不办事的可能。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发生，相当于苏联用来镇压反叛分子的巨额拨款及救援物资，成为阿富汗政府的一种经济来源。换句话说，等同于苏联花费巨资养着阿富汗政府，但还需戴着国际社会所指责的“入侵阿富汗”的帽子。并且，苏共高层已获悉，阿富汗政府存在严重的敷衍苏联的嫌疑。
其二，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部落区成为各种反苏势力的根据地。据苏联情报人员获得的可靠消息，当时，几个大国一直通过巴基斯坦政府来支持这里的反苏势力，包括美国、伊朗、沙特和埃及等。他们分析指出：美国的支持与资助，与其对苏联、中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策连为一体，旨在“利用巴基斯坦部落区的领土作为反对巴﹒卡尔迈勒政权的斗争基地”；伊朗与巴基斯坦政府的立场一致，通过普什图人的纽带，支持阿富汗叛乱者的行动；沙特提供巨大财政和物质，援助阿富汗反革命；埃及利用宗教纽带，为阿富汗反革命势力提供间谍情报……这种局势下，当年英国人费尽心血建立的杜兰德线，而今成为保护反苏势力的“科学边界”。他们在这边不但接受外国各种援助，而且巴基斯坦政府也提供庇护，这里成为各种势力游击抗苏的根据地。他们生存无忧，装备齐全，返回阿富汗境内进行反苏行动。故此，塔利班从这里兴起，自然而然。
杜兰德线两侧，阿境内，莫斯科花费巨资“养着”阿富汗政府以镇压反叛势力；巴境内，外国“养着”反苏势力来反苏。而且，苏联还必须遵守杜兰德线，不能越界入巴境内进行“剿匪”。试想苏联需要多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才能打赢这场战争？这样一个无底洞，恐怕没有打胜之前已被拖垮了。
至1981年秋，苏联决策者就认识到阿富汗战争是无底洞，应该及早撤出。1982年夏，他们就着手与美国商谈阿富汗撤军问题，并通知阿富汗政府这一消息。然而，在商谈阿富汗撤退方案时，他们发现无论如何都绕不过阿巴边界问题。因为美苏冷战之下，阿富汗应该中立还是倒向一方阵营，是苏联阿富汗撤退方案重点关注的内容，而阿富汗政府则首先追求保持阿富汗领土与主权完整，自然，这牵涉阿巴边界问题，必须让巴基斯坦参与进来。而阿巴就此问题不可能政治和解。阿巴政治和谈无果，自然，又反过来影响苏联阿富汗撤退方案。就这样，自莫斯科认识到需要尽快撤军以来，阿富汗战争就边打边谈。至1986年，苏联已经被这场战争拖得筋疲力尽。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戈尔巴乔夫不禁嚷道：“我们在阿富汗已经打了6年。如不改变，我们还得打20-30年……我们为什么一方面承认我们的部队没能力控制形势，而另一方面又要无休止地打下去呢……”
最终，莫斯科宣布1989年2月15日前全部撤军。然而，最后一刻，为了体面一点撤退，不让阿富汗立即陷入内乱，苏联还不得不再次给阿富汗政府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动用苏联部长会议的储备金来支付部分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增长工资1500万卢布。
苏联选择完全撤退阿富汗，故阿巴边界问题被遗留下来。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阿巴边界黑洞再次发挥威力。尽管现在档案尚未解密，但是，从美国阿富汗战争的发展轨迹来看，不难发现，美国几乎重蹈当年苏联的覆辙。2009年华盛顿再次指示：“若想赢得阿富汗战争，必须控制住巴基斯坦的部落区（西北边省与FATA）”。阿富汗总司令G. D. 麦克凯南（Gen. David McKiernan）也建议说：“若想打破这种僵局（恐怖分子自由穿梭杜兰德线），除非阿巴联合行动。” 然而，时至今日，美国主导的反恐联军依然无法控制这些地区，故美国不得不选择及早撤退。在阿巴不能达成政治和解之后，奥巴马借鉴当年苏联的做法，提前宣布完成撤退日期——2014年年底。
四、阿巴边界黑洞前景及思考
从美国阿富汗撤退方案来看，白宫选择了不完全撤退，即：体面撤退且保持一定驻阿美军存在。目前，只差阿富汗总统没在美阿双边安全协议上签字。如果新任阿富汗总统签字，那么，美国脱身阿富汗泥潭的目标就将顺利实现。
不过，仔细思考，不难发现，不知是美国人故意遗留，还是陷入困境所致，美国阿富汗撤退方案，没有触碰阿巴边界问题。这意味着阿巴边界黑洞将继续发酵。如此趋势下，试想苏联阿富汗撤退，这里兴起了阿富汗塔利班，那么，现在美国阿富汗撤退，这里又将兴起什么？这很值得中国人思考。
目前，巴基斯坦塔利班从阿巴边界黑洞中兴起，已是既定事实。从巴塔势力敢于公然向巴基斯坦政府挑战来说，这一地区的新变化可见一斑。倘若美国撤退导致的权力真空由普什图人的民族情绪来填补，那么，阿巴边界地带将发生更大的变化。首先，巴基斯坦领土与主权完整将受到威胁。因为普什图人一直不接受杜兰德线，主张巴境内的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基于自己的意愿而决定归属。
此外，国际政治中，敌人的敌人是朋友。阿巴边界黑洞对“反政府”势力的天然庇护，不排除中国的“反政府势力”在此做大，并接受外国资助的可能。倘若这一情况真的发生，那么，对我国的安全威胁可想而知。从目前大批中国“圣战”分子在巴境内普什图部落区接受培训来看，上述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只是我国还没有引起重视。
总之，美国阿富汗撤退，阿巴边界黑洞正在经历新变化。这种变化，不但牵涉阿巴主权与领土完整利益，而且正转变为更大范围的地区安全隐患。鉴于此，如何发展新丝路经济带和建设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同时，避免陷入阿巴边界黑洞，值得我国深思。
星期五, 9月 05, 2014
从鄂尔多斯到英国剑桥：人类学的蒙古探索——乌•额•宝力格教授访谈录
2013-09-14 12:23:44
时间：2010年8月4日
地点：西昌邛海之滨
我在1964年11月出生于鄂尔多斯西部鄂托克旗的一个牧民家里。8岁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牧区，我们那里不是草原，应该算绿洲吧。鄂尔多斯是沙漠多的地方，我们的西部沙漠更多，我们那地方叫“Balar”。我家乡的生态环境不太好，我生长在那样的环境里。家里有姐姐，她比我大一岁，小时候我们一起在牧区放羊羔。我们的邻居离我家3公里左
右，按理说我应该感到寂寞，但当时并没有觉得孤独，因为我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8岁到公社上学，父亲那时已经是公社医院的大夫了，母亲也在那里做点事情。72年我8岁的时候开始学汉语，以前不会汉语，连句国骂也不会。我们的公社叫吉拉，“Jira”，六十，名字来源于20世纪初当地的六十名好汉组成的“独贵龙”运动。公社只有一个蒙汉混合小学，但72年蒙语班被取消了。之前我姐上的是蒙语班，到我上的时候却只有汉语班，73年又恢复了蒙语班。我到现在都没有闹清楚为什么那年取消蒙语班，我没有刻意地去寻找原因。不过阴错阳差吧，我开始学习了汉语，不过一开始讲的是蒙古式汉语，有些至今还改不了。
在那个学校呆了3年以后，1975年父亲在当时的伊克昭盟（现为鄂尔多斯市）医院里找到了工作做蒙医师，我们就跟着搬了过去。当时那个盟府所在地——东胜——人口有3万人，蒙古人可能有3千左右，我直接进入了汉语的环境里。七五年当时中国的民族政策很左，民族关系很紧张，一到这样的环境里我马上就感觉到被歧视。在牧区我虽然上的是汉语班，同学中也有汉族人，但当地的汉族多是从榆林，神木等地逃荒过去的一些人，很多人或很早就去了。他们已被蒙古化，大多会说蒙古话，有些人反而汉语还不太好。我们习惯上至今称他们为“irgen”，即民人，而不用现今的通用族称，“hyatad” (契丹人)。 当然在文革中他们中有一些人去打砸抢，挖“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那里成了一个重灾区。尽管蒙汉小孩之间打架的事很多，但我们小孩儿没太多感觉，我们的感受跟大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到了城市以后就有了异样的感受。到了城里第二天，我们上街，就有小孩追着我们打，边扔石头，边叫着“蒙鞑子”， 也许是我们过于“招摇”了吧——我奶奶穿的是蒙古袍。我当时11－12岁，那时候就产生了民族意识产生，觉得因为我们是蒙古人而被追打。我对小学的经历没有太多记忆；很奇怪，我只记得跟汉族同学打架的事，不记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友谊。那年我去的时候，姐姐退了一班，她原本上的是蒙语授课班，进城后因为没有蒙语学校，只好跟我上一个学校，她因为汉语跟不上只有降一个班。我对那段经历没有太多记忆，只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初中我上的是伊克昭盟第一中学，算是当地最好的学校。我对这三年也没有太多的记忆。我上高中是1980那一年，第一次全盟统考，我考了第一，进了伊克昭盟一中高中的重点班，算是尖子里的尖子。当年进去两个月后我生病了。我本来一个耳朵听不见，后来另一个耳朵也聋了，当时只好退学，所以我只上了2个月高中。在家呆了一年后到伊克昭盟广播电视台做门卫，在那里工作了近一年。在这期间，我的一只耳朵回复了听力，父母央求我，“你不能这样，才16、17岁，你从最好的学生成这样，你得回去上学”。但我不想复学，因为很多人看到曾经最好的学生“堕落”成这样，幸灾乐祸，我就更不愿意去。老师让我回去，我说不，我要自学成才。我跟他们打了个赌，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他们。82 年考大学，考得不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全面读过那些东西。我用高考前最后三个月请假复习。记得当年我考了全盟第4名——因为那年高中从两年变成三年，我的同学们都是83年高考。不过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占太大的便宜，因为我只考到内蒙古师范学院（一年后改称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而同学们中有上清华北大的。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里的内蒙古师范大学是个蒙汉合璧的学校，蒙汉生各占一半。内蒙古大学是内蒙古最好的大学，蒙古学生只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汉族学生。我们那里蒙古学生多一些，因为师范是培养老师的，所以从牧区招来的学生多一些。
82年到86年期间，中国的大形势是反异化、反小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大学里出现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比如有很多沙龙。虽然我们身处边疆，但也不可能脱离这样的文化氛围，也积极地参与了。不管是参与也好，卷入也好，二十多年后想想当时的情景还是是很振奋人心的。
后来我为什么要学人类学呢？80年代初，中国有这样一个大的氛围：北京、上海的文化，政治的发展、争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边疆的民族关系。内蒙古是边疆民族地区，我们学校是蒙、汉生各一半，大学生当中也存在民族关系问题。在大学里，汉族学生认为自己是优越的，但蒙古学生不服输。蒙古人跟其他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点不一样，我们很少具有自卑感，因为我们有一种历史感嘛。今天说起这些事情很有意思，有时候也有“好汉不提当年勇”这样一种感叹。少数民族受到一些歧视的时候，我们要起来斗争。不过这种斗争已经不用拳头，而是用笔杆子。因此出现竞争，学术上的竞争、智力上的竞争。当时我们这些蒙古学生对自己的文化感兴趣了。汉族也对自身的文化开始感兴趣。我们很可能走在当时其他少数民族的前面，跟汉族对文化的兴趣是同步发生的，而不是派生的，derivative。
这里面产生了方向问题。汉族的大学生和知识界在探索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这些东西感到痛苦的时候，我们也为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感到迷茫，开始探索一种摆脱现在这些困境的途径。汉族的知识界，当他批判自己的文化，向外看，看到一个蔚蓝的天空，看到碧蓝的海水，向往西方的文明，比如自由、民主这些理念的时候，当他们的乌托邦是美国、日本的时候，在内蒙古，我们的乌托邦是什么？到达我们的香格里拉是必须要经过北京这么走呢，还是我们有自己的路线？蒙古人的意识也不是铁打一块，我们当中的觉悟、认识，对中国的认识、认同是不一样的。很大一部分人是认同中国的，跟着大流走。也有一批人有反潮流的思想。我们一部分人在问：我们为什么走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今天的民族关系是什么？蒙古人为什么分成三个国家？我们是内蒙古，往北一看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前的外蒙古，其北面有布里亚特蒙古，再往远点还有卡尔梅克蒙古。这些实实在在的地缘政治让一部分蒙古青年、知识分子想到一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民族意识、蒙古历史感、与汉族打交道的，同时还知道一些外面事物的人，像我们学外语的，更具有这样强烈的感觉。
那个时候，内蒙古大学外语系有一个教英语的外教，他是夏威夷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他跟我们师大和其他大学的蒙古学生、老师交往很多，做一些沙龙用英语讨论些问题。当时中国在批判自己的文化，批判长城、讨厌自己的黄皮肤，黄河，黄土地，批判历史、批判北方征服民族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呢？当时没有“中华民族”这样的概念，汉族人有强烈的汉族意识，他认为自己落后了，要寻找一些根源，比如指责蒙古人、满洲人给中国带来落后、愚昧，这让我们开始思考了。另一方面，当时内蒙古的一些思潮是由前面的问题引发，比如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挖肃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问题等等，内蒙古是全国重灾区，很多蒙古人受到灾难、受到打击。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任何一个有思想、有意识的人，不可能糊里糊涂地活着。所以我生长的思想背景、北方边疆的现实状况、还有地缘政治问题等，必定决定了像我这样的人所追求的目标、方向与其他汉族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也不可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开始学习人类学，我们学习人类学跟内地人学习人类学是同步进行的，当然我们的条件没那么好。因为那个美国人启蒙的缘故，我们83、84年就开始接触到人类学，我们听他讲，自己到北京外文书店买一些台湾翻译，大陆盗版的列维‐斯特劳斯的书。当时对人类学大的背景很模糊，但我们当时已经有强烈的意识，需要用人类学去探索、理解以及跟其他民族在文化上有一个对等的交流。在那位外教的直接影响下，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在1986至89年四年中走出了4 个学人类学的蒙古人，3个拿到博士学位，1个拿到硕士学位。其中3个去了美国，我去了英国。
我去英国是在1989 年1月。我出国读书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人说我应该去考研究生，但我没有考；原因是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的一个教授看中我的英语、蒙古语能力。虽然我没有上过蒙文学校，但我当时自己把蒙古语的文字学会了。他很看重我，像我这样三语人才在当时的内蒙古屈指可数，不超过5个。但分配的时候老先生正好不在；我是从下面来的人，按照当时的分配制度，哪儿来哪儿去，我就回到了故乡，尽管很不情愿。我到一个旗中学教英语，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大城市里有轰轰烈烈的文化活动，我在下面感到非常寂寞，很怀念城里的气氛。怎么办呢？下定决心不能坐以待毙。我在工作之余开始做一些业余的人类学研究，做一些田野、翻译，将蒙古语学术文章书籍翻译成英语。1987年，一位剑桥大学的人类学者来做田野，我给她看了我做的东西，一年以后她来函邀请我访问剑桥大学。在这以前我换了工作，到鄂尔多斯羊绒衫厂做翻译和业务员，这是他们第一批招翻译，我算是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的翻译元老了，曾经“温暖”过“全世界”。
我1989年1月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当时不是学人类学，而是访问社会人类学下属的蒙古及内亚研究中心，作一般的蒙古学研究。在那里呆了3 个月，后来他们觉得我很不错，于是又给我延了3个月。这段时间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对此没有太多关注，虽然每天都在看电视。一方面感觉这离我很遥远，因为我86 年以后就在下面，没有在城市里的文化圈活动了。当时剑桥的老师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读博士，就这样我申请到了奖学金，开始了我的人类学生涯。我1989 年10月进了剑桥大学人类学系，从硕士读起，一年后读博士学位。
那年我是25岁。当时的志向是回来研究我家乡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祭典，但就当时中国的环境而言，回来做田野没多少可能。1988年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中苏和好。随着中苏和解，蒙中关系也和解了，边境开放，两国不要签证可以互访，我觉得这是个历史的机会。1990年夏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开了一个《蒙古秘史》写成750周年的会议，我去乌兰巴托参加会议，对我本人来说此次访问是历史性的。我想先试探一下有没有做田野的可能性。当时蒙古刚刚民主化，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当时提出研究蒙古国的民主化过程：在中亚这个地方，作为前社会主义国家，蒙古这样的民族对民主的认识是什么，它的民主革命为什么能成功？中国也在追求民主、自由，人家蒙古成功了，因此我得去研究一下。
我于1991年4月到1992年4月在蒙古国做田野。接收单位是国际蒙古学家协会，我在那里做助理编辑。在这期间我对民主没有太多的了解，倒是对蒙古国的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边境开放以后，很多内蒙古的蒙古人愿意往那里移民，落户。当时一个强烈的感觉是，50年代末开始，两个蒙古30多年没有来往，边境开放后我们互相拥抱、热泪盈眶；但我很快发现，这种情绪是短暂的，激情过后是一种冷静和对彼此的打量。内蒙古人一看，这些人不是我们想象的蒙古人；蒙古国人看内蒙古人，我们也不是他们想象的蒙古人。可见30年的彻底分离，造成同一民族的两个部众之间文化的差异何其之大。文化差异最主要的一点是蒙古国的俄化以及内蒙古的汉化。蒙古国对内蒙古有一种expectation，一种期盼，我们内蒙古对他们也有一种expectation，这两个expectations 之间出现一种冲突，而冲突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正是我研究的课题。内蒙古人对他们的expectation导致disappointment，失望；他们对内蒙古人的expectation 最后导致彻底的放弃，不仅是一种失望，而是从心底里产生一种不认同。内蒙古人对他们尽管失望，但还是认同他们，而他们对内蒙古人却是不认同的。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情况，里面有些人是不一样的。
在九十年代初，中国和俄国对这两个蒙古——内蒙古和蒙古国——有一种强烈的警惕。注意我这里没有说外蒙古，它不是外蒙古，它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称外蒙古的话它就成中国的一部分，是用中国中心主义说的。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尤其是中国总认为一个民族的两个部分走在一起，会有泛蒙古主义泛滥、黄祸再次出现、三蒙统一——三蒙统一是和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一起再次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造成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所以这两国都很猜忌、怀疑甚至打击这三个蒙古，或者是两个蒙古，因为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不是特别积极，势力不是特别大，人口也不是很多。我当时探索这样的问题：中国这方也有一种expectation，他的expectation 以及他的assumption，制定的假设是蒙古人走在一起肯定会统一。中国人看到蒙古人和内蒙古人交往，就认为是两方勾结，要搞蒙古独立，或者内外蒙合并，然后进行打压。但我的研究发现，两个蒙古有短暂的激情，激情完了以后产生冷静，互相排斥。我在博士论文里探索这些问题。我探索的其中一个大问题是，为什么蒙古国的大多数人对内蒙古不认同？他们的不认同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自己认为蒙古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人具备条件变成蒙古人？我们这些内蒙古人，在中国的蒙古人，他们自我认为是蒙古人，中国也认可他们是蒙古人，而且是具有强烈蒙古思想意识的蒙古人。那么，蒙古国人按理说更应该承认，中国的蒙古人是他们失去的民族的一部分，是失去的兄弟，但他们不是这样想的，即便他们真这么想，他们也不会像中国一样，要把自己在海外的赤子都召集回来。中国的海外同胞、华侨千方百计都要落叶要归根，他们有这样一个大中华的观念。这是汉族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对应，我探索的是：为什么蒙古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内蒙古跟蒙古国认同，是不是某种意义上受到了中国这种思维的影响？因为中国是一种泛中华主义的（中国的泛中华主义自我认定是个positive 的观念，但他说泛蒙古主义是错误的）。所以我在探索为什么内蒙古有这样强烈的思想，而蒙古国却没有。
1911年12月27号是蒙古国这个新兴的国家宣布独立的日子，它独立于满清。从蒙古人的角度来说它是反清的，它是与中国革命同时发生的，对清朝的灭亡做出了很多贡献。它独立于清朝早于汉族独立于清朝，这个必须把握，这种把握有利于理解为什么蒙古国自成为国家。你必须站在那个时代的角度，不要喧宾夺主。今天的汉族不是那个时候国家的主人，那个时候国家的主人是满族，副主人是蒙古。所以想到这些让我很感慨，在今天中国的很多论述中，很多历史学家犯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时空错误，却浑然不觉。
我对蒙古国成立、它的过程以及它的民族过程、社会主义蒙古民主建立的过程展开了研究。我发现这个国家是以喀尔喀一个部族为中心建立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喀尔喀这个蒙古部族而建立的。就像美国的黑人看到国旗感叹国家的旗帜里没有黑人的影子一样，内蒙古人也感叹，他们论述的建国过程里没有他们的份。一开始这个国家就定位是为那个部族建立的，而不是为全体蒙古人建立的。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内蒙古的蒙古人不是他们的overseas national。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就要看蒙古自身的社会结构。我们是分部族的，就像中亚一些国家，就像凉山的家支一样，一个家支控制政权，其他家支是没份的，更何况蒙古国是一个部族成立的国家。就像黑彝和黑彝之间是平等的一样，蒙古各部是平等的。我们进入不了他们的部族里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蒙古国的建立没有其他蒙古部族的贡献。它是由内蒙古和布里亚特蒙古人共同帮助建立的。
要理解蒙古国的形成发展还要提及1945年“8•15光复”之后内蒙古的命运。八路军还在山西、陕西这一带活动，国民党还在四川，没下山摘桃子的时候蒙古和苏联进来解放了满洲和内蒙古东部。谈到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谈到当时的地缘，同时也要看到当时这是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不能用今天的国家主义去主观臆测。苏联和蒙古进来以后，当时有两个蒙古统一的运动。内蒙古在日本铁蹄下解放了，怎么办呢？交给谁，交给中国？中国那时候是怎样一个国家啊，它有个像样的政权吗？谁有资格和德能去接管内蒙古？共产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将解放了地方送交给一个民族主义为主导的政权？但这些有趣争论却没有展开，内蒙古的命运不是由蒙古人自己来决定的，而是由世界大国决定。雅尔塔会议决定内蒙古归属中国，中国国民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蒋介石允许蒙古人全民公投，100%通过蒙古国自己当家作主；1946年1月，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但内蒙古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内蒙古的命运是在这时候决定的。当时内蒙古也采取公投的办法，他的公投是加入蒙古国，很多蒙古人做了公投，一些领袖人物收集签字，背着一麻袋到了乌兰巴托，但蒙古受制于雅尔塔协议，也为了保全自己的独立，最后决定将内蒙古的命运委托给中国同志，也就是中国共产党。
1946年以后，内蒙古的革命彻底变成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前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的很多革命运动是共产国际领导的，都是从蒙古、苏联那里过来的；当然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参与了。在公投的时候，很多人迁到了蒙古，因为它是游牧民族，如果王爷下定决心要加入蒙古国，就让老百姓把蒙古包拆散，放到牛车里走过边境线，一两天就走到了嘛。
再看布里亚特蒙古人。苏联10月革命后，在西伯利亚出现内战，布里亚特蒙古人为了躲避战争大举往南移，蒙古国北部几个省变成他们的聚居区，一部分人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所以布里亚特蒙古分成了三部。布里亚特人进入蒙古后，扮演了很有意思的角色，一部分人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成了苏联的代言人，一部人加入白党，反对布尔什维克。但在蒙古独立的时候，它提供了知识分子的资源，因为它比其他蒙古民族更早接受了西方的东西；他们的知识分子到蒙古后，首先办了学校、报纸，研究科学、民族学。内蒙古这边为蒙古建国提供一些军事、外交支援。
蒙古国虽然是以喀尔喀部为主建立的国家，但在建立的过程中，有很多布里亚特人的参与，有很多内蒙古人的参与，也有西部蒙古的参与。这些人的很多亲人在新疆、西伯利亚、内蒙古。他们的蒙古不光局限于蒙古国，而是与周边国家联系在一起，而喀尔喀部则局限在他们那个部里面。蒙古国的民族主义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以喀尔喀这个部族为主的蒙古中心主义，一是由其他蒙古组成的大蒙古主义。内部的斗争以这两方为主，这个斗争有时是很激烈的。
在社会主义过程中，蒙古人民共和国受到苏联的影响很深，苏俄也是很霸道的，他的祖先受过蒙古人统治，他们很清楚蒙古人有怎样的文化，也知道怎样对付蒙古人。就像满清，曾经被蒙古人征服过，知道这个老主人的脾气，他们翻了身以后更懂得怎样制服蒙古人。蒙古的败落没有败在汉族手里——汉族历史上从来没有办法对付蒙古人，只有满清人懂得蒙古人，因为满人是半游牧民族，曾经受制于蒙古，他文化的一大半是蒙古文化。俄罗斯也是这样的，他受蒙古的统治长达240年，其民族的成长过程是与蒙古的侵略、占领和统治是密切相关的，没有蒙古的侵略、占领和统治就没有俄罗斯这样的民族。他的“他者”就是蒙古人，但同时他的理想也是蒙古人。17世纪以后，蒙古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受制于俄罗斯这个新兴的帝国，一部分受制于满清这个新兴的帝国。草原被瓜分了，蒙古民族彻底衰落。
蒙古人的一个外交办法是和亲，与被统治者进行联姻，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比如对朝鲜，朝鲜的13个公主里的11个嫁给蒙古的汗室。满清也搞满蒙联姻，他们的公主都下嫁给蒙古王公，蒙古王公是他们的女婿，康熙皇帝的母亲就是蒙古人。有意思的是满蒙的关系有这样深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传统，但他们现在是两个民族，谁都没有说他们是一个。为什么不说，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俄罗斯学了这一套，苏俄在制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也是用和亲的办法，蒙古的领袖人物大都娶俄罗斯妻子。
我继续谈蒙古的民族过程吧。这个国家由一个主体部族组成，从现代国家建立的角度看，它不是典型的，而是有共性的。其结构以及内部的民族关系与中国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中国，根据乌兰夫的说法，中国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他的一个贡献就是让少数民族也具有这个贡献，以前没有这个说法，我记得是1982年的宪法里正式提出是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缔造的国家。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是主人了，但即便如此，这个国家的主人是谁，这是谁都知道的。换句话说，主体民族出现了，蒙古国也是这样，它的主体民族是喀尔喀人。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把少数民族的特殊性慢慢消除，使其变成了中华民族，它有一个教化的过程，这在中国是很赞扬提倡的。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就多发扬点自我民族批评的精神吧。
社会主义蒙古民族怎么形成？你说喀尔喀方言，娶了喀尔喀妻子或是嫁了喀尔喀丈夫，根据这个比例，比例越多，那你这个部族进入社会主义蒙古民族的程度越深。20世纪60年代蒙古国受苏联民族学的影响，用ethnos 和ethnic process这两个概念来研究社会主义蒙古民族的进程。这是一种科学研究，但也直接反映了民族政治问题。这个民族是以喀尔喀部族为主的，其他的蒙古部族说了喀尔喀的方言，忘记自己的方言，就好像你放弃讲四川话，说北京话，就成了中国人一样，因为蒙古是由喀尔喀垄断了的，就和中国由汉人垄断一样。这不是一个特殊的现象，而是个普遍的现象，所以我在批评的时候，中国人听了没必要太生气，蒙古人听了也没必要太生气，因为我只是指出这个现象，其他国家也是这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蒙古内部的很多人具有一种伤害，这是应该面对的现实。中国也一样，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非汉民族受到的伤害，也应该正视它。值得深思是在中国，他对这个伤害是采取赞扬的态度，认为这样最好，在蒙古国也是这样。
在外界想象中蒙古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说一种语言，不像中华民族是七八十辈打不着，不相干的民族放在一起，尤其是文化上没有联系，却要从三四万年前找到渊源。但蒙古不是这样的，世界上的任何历史学家都承认所有这些蒙古人是一个民族，当中国在说蒙古族属于中华民族的时候，它也承认这帮人是蒙古人，他也承认在国外还有蒙古人，这个蒙古人和那个蒙古人是一体的。这个连体婴儿怎么去断开？这是文化上世界公认的一个统一民族，但内部出现了这些裂变。我的博士论文里就探索蒙古的多元。为什么要探索多元呢？很多蒙古人不理解，他认为蒙古国是一个很纯洁的国家，但我看出它是一个以单一部族为主，其他部族不能纳入其体系中的国家。蒙古文化是很狭小的文化，我想让蒙古文化大一些，让每个蒙古人知道蒙古各个部族是平等的，历史上从来是平等的，从来没有说要讲哪个部族的方言才变成蒙古人。
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是个privilege，我们愿意尊重它，但是还有超越民族‐国家的东西吧？蒙古人之间怎么互相承认，这是他们内部非常痛苦的事情。这种痛苦别人作为一个娱乐的对象，蒙古内部的分裂让很多人兴高采烈。这里面有个empathy的问题，不要总是幸灾乐祸，因为你也有自己的痛苦。尤其在中国，一个汉族学者怎么样理解别人的痛苦，谁做到了这点，怎么才能做到这点？我想探索这个东西。Empathy应该是相互的，当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你要理解他的痛苦，因为你也是人，你也会同样具有痛苦。
在文化上的多元，互相之间的承认，对蒙古国好，对其他蒙古部族也好，对全世界也是有益的。这里面很可能有人提到：文化的统一是不是政治上的统一？是不是我在贩卖一种“泛蒙古主义”？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个现状：世界格局已经形成，两个蒙古统一很可能是一部分人的一厢情愿，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他们诉求这种统一很可能危害到蒙古国自身的主权独立。它存在的地缘很脆弱，受到两个庞大国家的夹击。所以可以，并应该理解蒙古国为什么不愿意认同中国的蒙古人，他们认为如果认同，会引起中国的不高兴，肯定会危害到自己国家的主权，他不愿意做这样危险的尝试。但这能不能成为互相之间不承认的理由呢？成为互相之间不信任，互相瞧不起的理由？所以我探索的是在承认国际格局的现状下，寻求民族内部和解与互相理解的道路。我提出Greater Mongolia，跟Greater China一样，它不是一个政治的Mongolia，而是文化的Mongolia。在Greater Mongolia 的文化框架下互相交往，但不危害到现在的政治格局。我的研究方向、兴趣与80-90 年代的世界格局、世界的思潮紧紧联系在一起。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在垮台，民族主义在兴起，不同国家在探索内部的整合。我探索的虽然是局部，但它具有共性。这个研究虽然是蒙古国，但它反映的是Inner Asia，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研究的是蒙古国学，也是中国学，是Inner Asia，也是East Asia。我不愿意局限在哪一个国家里面，而是跨国的。我在1993 年完成这项研究，10月拿到博士学位。
之后我拿到剑桥一年的fellowship，研究塔尔寺，在那里呆了近三个月。当时我想了解蒙古人自己的high culture，也就是藏传佛教。蒙古文化是一个大杂烩，由不同的文化融合而成。后来藏传佛教第二次进入蒙古，形成我们主要文化，全民信教，寺院里书写、教育全部用藏语。到近代以后，民主、科学和反宗教等等思潮来了以后对宗教的东西一概排斥，开始集中发展所谓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蒙古的传统文化在内蒙古是自己放弃的成分多一些；近代蒙古出现民族主义以后，出现对power“力”的崇拜，同时以identity 视角来界定什么东西是我的、 什么东西不是我的而是外来的。首先对“力”的理解方面，当时的Young Mongols， 青年蒙古人，发现佛教对蒙古的生育有消极的影响，对其尚武精神有彻底的摧毁。 所以它成了尚武精神和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辉煌历史的反面，必须要清除。认为 只有恢复成吉思汗的历史谱系和文化精神，才能在现代、在跟其他民族抗衡中生存。其次在对什么是自己的文化、什么是外来文化的问题上，他们发现这是外来 的宗教；认为萨满教是迷信，佛教是外来的，都要抛弃，这样一来什么也没有了。再后来就是民族的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内容。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内容，也就是汉族的内容，汉族的东西变成我们的东西，做一些穿衣戴帽工程，打扮一下，就变成了蒙古文化。所以我对什么是蒙古文化、蒙古文化的内容究竟 是什么感到困惑，因此想要去了解佛教历史文化。
塔尔寺和蒙古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距离蒙古最近的、最神圣的佛教中心之一，也是宗喀巴诞生的地方。在八九十年代它的寺主是蒙古人，又是宗喀巴父亲的转世。我很小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很向往这个地方。我们鄂尔多斯部在那里有一个自己的康村，就是一个活佛的大宅门，他居住的地方也是同族僧人起居，进行辅导、修经的地方。我1993 年去的时候已经很败落了。我从此开始对蒙藏关系有所兴趣，但研究很短暂，因为经费短缺。
1994 年我在联合国环境署找了份工作，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环境问题。易洛魁部（现称Haudenosaunee）的居住地纽约上州地区受到周围工业的侵害，废水流到他们的河流里，他们控告到联合国。我进联合国当了其任命的第一个indigenous fellow，即土著研究员，因为是蒙古人的关系，他们把我当成土著人。我负责帮他们整理文件，递交给联合国。这次研究对我很有益处，我开始了解到什么是indigenous people，他们的政治是什么，他们与美利坚民族的关系。我切身地体会到，美国的政治体制、联合国的体制——the United States 和the United Nations 这样的形式是从印第安人那里学来的，比如易洛魁联盟。美国主体社会应该不应该承认这样的政治文化是你所鄙视、消灭的这部分人给你的，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胸怀去承认这点？没人敢承认。他们每次总是说我们怎么可能从野蛮人那里学到这样好的东西呢，我们肯定是从希腊城市文明那里学来的。主体民族它的脸皮厚就在这儿。但印第安人为了自己的生计也没有过于要求他承认这点。我对这个问题学习了一段时间。
再有就是意识到美国的民族格局不是像很多中国学者认为的那样，都是由移民组成。美国有两种人，一种是土著的，territorial，有土地的，政治的民族，它有reservation，保留地；不经过保留地的同意，联邦政府也不能进去。美国和印第安人是legal 关系，定合约；把一个族群打败后，有个treaty，我把你东西拿走了，给你个收据吧。美国是有这么一批人的，他们是具有土地概念和政治概念的，是有民族、国家、土地界限的群体。另一部分群体是从海外去的，他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在那里夺一块土地，建立自己的小王国，而是要融入这个社会，往上爬。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没几天，看到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就认为这是“美国”，于是把这个搬到中国，想让其在中国生根开花。他误解了美国的政治结构。美国的多元文化针对的是移民，是外来族群。中国人去了后在唐人街里，没必要说英语，可以说自己的语言，这叫multi‐culturalism，但这个multi‐culturalism 相对于印第安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美国的主体文化对印第安人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样的伦理道德性要求印第安人接受这样的文化形式？没有。印第安人是不接受的，他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协议，有自己的土地、界限，没有印第安人的同意，一个美国人是无权进入保留地的。我通过这个来看中国，中国的民族是像美利坚民族一样外来的，来到这里进行奋斗的人们吗？不是这样的一群人。每个民族有自己繁衍生息的故乡，长期以来与汉族并行发展。把美国式的“多元”放到中国的边疆地区，后果是什么呢？我在这一年里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结束在联合国的研究之后，我从1995 年开始研究内蒙古。剑桥每个学院每年有一两个research fellowship，给你三年的钱，没有教学任务，让你做研究，主要是让你把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再发表几篇文章去找工作。我有幸获得Corpus Christi 学院的fellowship。我在这三年期间一方面修改了博士论文，于1998 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做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在这期间我开始研究内蒙古的问题，切入点是“民族团结”。我想通过这个来理解中国的民族政治。我所感兴趣的是国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中国是以民族团结这个理念来协调的。怎样理解中国的民族团结，它的历史从哪儿过来，里面出现什么问题？我现在简单谈谈两篇文章，是我2002年出版的的一本书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National Unity中的两章。我认为民族团结有两层意思：一是国家里所有民族的团结；另一个是关系学，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叫民族团结。汉语里不能体现出两方面的意思，英语里也是。这本书的前两章分别是“Ritualising National Unity”和“Naturalising National Unity”——仪式化民族团结和自然化民族团结。第一篇文章是研究青海湖祭典的。1723 年清朝打败罗卜藏丹增，在岳钟琪追杀敌人、人困马乏之际，出现了一处泉水，清军喝了以后精神大增，打败了敌人。后来清朝纪念这次胜利，把胜利归咎于天报，天帮着清朝这一方。泉水在青海湖边，于是一开始选择遥祭，后来人要去祭，祭的时候进行会盟，皇帝要奖彰、惩罚。后来蒙古人跟藏族人为了青海湖边的草场打了100 年。因为蒙古人统一西藏以后，没有撤走;后来被打败以后，藏人觉得蒙古人占领了自己的草场，他们想回到自己的故乡。清朝的政策是抑蒙扶藏。一开始通过祭典统治蒙古人，后来因为他们打得不可开交，便拉在一起会盟进行调解。
满清一倒，当地的回回，比如马家军就出来了，他们是西北穆斯林集团，代替皇帝举行祭典。20 世纪30 年代国民政府从南京撤到重庆，到陪都后西北、西南便是它的生命线，必须打进去。在东面有日本人压境，西北是穆斯林自治的。军阀就是当地自治，用国家主义的说法叫军阀统治，用无政府主义的说法是地方自治。日本过来后，如果西北这个地方不开放，国民政府就会受到威胁。但中央势力怎么才能进入西北地区呢？你说西北地方有问题，人家说没问题，我是民国政府的一部分啊，我又没有投降日本，我替你守着边疆，你想要东西我给你，中央军没必要过来这里。这时候蒙藏人士开始控告马步芳这些回回人对他们的欺压，告到国民政府。这给中央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那里调解。派大员到青海湖边祭湖吧，散布言论说马步芳如何如何。这样西北军阀就没有不让中央政府进入的理由了。马步芳对蒙藏人员和邓秀廷对付彝族是一样的，首先是抓人质，让他们的孩子去上学等等。会盟的时候，中央的汉族代表去了，回族领袖、蒙古族领袖、藏族领袖，都在那里会盟，说我们要一致对外，精诚团结之类。这个形式共产党进去以后也继承了。所以祭湖祭典从一个庆祝征服的象征变成欢庆的象征，它体现的是权力之间的关系。
谈到中央政权与边疆的关系，西方理论往往认为中央要打进地方，压制地方，因为有税收等等因素，国家权力的渗透是从上往下。但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其实是三角关系。边疆的军阀势力、地方自治者与土著有冲突，土著是弱者，对付不了他们，便找中央，因为他们认为中央是正义的，希望它来调解，因此中央的势力是被邀请过来的。这时候会遇到很多抵制，这些抵制往往不是来自边疆土著民族的，而是来自边疆的汉人，或是回回地方势力来抵制中央。真正对中央的分离、反抗不是土著民族。
第二篇文章是“Naturalising National Unity”。我跟西方的人类学家们对中国民族关系的研究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他们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视角是文化政治，他们在看民族关系的时候，像性别一样，看谁在上面，谁在下面，在民族关系上是以床上功夫的隐喻来体现的。民族政治并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我看你漂亮不漂亮的问题。我通过和亲来说明，在西藏是文成公主，在内蒙古是王昭君嫁了呼韩邪。我发现，中国文人对和亲与王昭君的描述存在着历史的演变。一开始是汉高祖白马之围，30万兵被匈奴围住7天7夜，他的军师想了个高招：皇上，能不能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他成了你的女婿，女婿一般不会打丈人，他的儿子叫你外公，他不会打外公吧，不会打舅舅这一方。于是匈奴会不攻自破。汉高祖可能舍不得自己的女儿，就弄了个宗室女送去了。这是和亲的开始。到汉元帝的时候，有个故事。一开始故事很简单，后院有三千宫女，其中最不漂亮的是王昭君，于是给了吧。后来汉族男性文人墨客越描绘越漂亮，最后她成了中国四大美女之一。描述里有各种与汉元帝的爱情故事。匈奴那边来了以后，汉朝弄她出来会面，结果皇帝一看，哇，这么漂亮，就问谁骗了朕，原来是画家蒙蔽了我，本来是我最爱的妃子。但还是得给人家啊，不答应的话人家打你啊，后来把画家给杀了，画家做了替罪羊。在分别的时候，哭哭啼啼，生离死别的。后来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的河界自杀了。你看汉族的文人墨客就是不让王昭君进入匈奴这个蛮野之地。这时出现了爱，本来开始没有爱，但敌人爱了，她便爱她的故乡，爱汉元帝。宋朝以后，汉人女子开始裹脚，认为这样一来匈奴人、北方骑马征服者不能像以前可以轻易劫掠她们了，因为女人的裹脚会把他们拖住。两千多年来，汉族跟北方游牧征服者的情感问题就是围绕这么一个女人。当达尔文主义、现代血统论等观念来了以后，凡是与汉族和亲的任何民族都被宣布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跑不了了。一个汉族女人的血液流进了你的血管，你是跑不了的。汉族女人的血液具有这样超强的功能。有了王昭君、文成公主，你能跑得了吗？在美国，你有一滴黑人的血液，你就是黑人；在中国，你有一滴汉人的血你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从20、30年代到现在血统论一直泛滥不绝。
我考虑的问题是，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它竟然敌不过一个女人的血液吗？民族关系需要用这个东西来凝固吗？1959年达赖喇嘛叛乱，十几天以后，周恩来总理开始要求写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故事，再过一两年，翦伯赞写王昭君，要抹掉她脸上的泪，让她笑起来。当民族关系出现裂缝时用和亲来弥补，这可是在社会主义的顶峰时期啊。这是什么一种思想簇拥他们花费那么大工夫做，以至于颠覆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颠覆了国家的性质？王昭君开始笑起来以后，具有一种magic，她走过的地方，都是庄稼；每个匈奴女人都漂亮起来，因为她介绍了胭脂；她所过之处牛羊肥壮；她俨然成了北方民族的母亲，具有这样一种超级力量。文成公主俨然是藏族的母亲。这种血统论思绪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该怎么去协调？但它的确实实在在地指导中国现今的民族关系、它试图使民族团结自然化。
我是在裂缝里做点文章，把中国的民族问题放在中国的文化场景、历史场景和意识形态场景里面，寻找不能自然衔接的地方来观察。根据自己的观察，用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后殖民批评、文化学等角度看中国的民族政治是什么。这不是传统的人类学，在中国人类学传统谱系里找不到，在西方人类学谱系也找不到，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少数民族出身的学者怎样去研究这些，怎样发挥他自己的视角，他所看到的与主体民族学者的关系是什么？
我在90 年代末期搞了这个研究，于2002 年发表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Unity，出版社是美国的Rowman and Littlefield。
书中还有对土改，革命史，民族英雄等问题论述的章节，都是围绕民族团结展开的。写完了以后，总觉得内蒙古的很多问题没说清楚，后来一想是日本没有进我的视野。我觉得理解近现代蒙古民族不了解日本在中国北方的活动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决定去日本看看。
这期间，我已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肯特学院和研究生院(Hunter College and the Graduate Center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文化人类学系任教。从1998 年到2007 九年的时间里在那里从助理教授升到教授。我于2002 年去日本静冈大学访问两个月，2004 年到2005 年我休假一年，在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做访问学者，研究日本、蒙古、中国的关系，尤其侧重日本对满蒙问题的看法，以及日本在两个蒙古的分裂，内蒙古近代化的影响和作用。1932 年到1945 年之间，中部、东部蒙古一直是日本的邦国和殖民地。内蒙古近代的民族主义深刻受日本影响，就像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受日本影响一样。所以内蒙古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是同步的，而不是派生的。同时，日本跟蒙古的友好非常根深蒂固，这是其他亚洲民族没法匹敌的。朝鲜跟日本很僵持，其他民族都没日本和蒙古之间那么亲近。日本跟中国关系不好的时候，蒙古和日本是很好的。它有一种很近的关系。这种友谊在当时和现在的legacy 是什么？这得从理解历史开始。
现在很多人在讲人类学怎么研究历史，但没做到点子上。什么是历史？在19世纪末的时候，只有跟欧洲联系起来的民族才有历史，没有跟这个联系你是没有历史的。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与西方接触的历史是18 世纪末才开始的。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它的历史这么短——这里不是指它对过去的追溯，而是按照当时历史的特定意义来确定。它与中国有很长历史关系，但那没用，因为中国在近代的世界格局中被边缘化了。直接跟西方的历史没有或很短，这时候要寻找一个东西来衔接，这个东西就是阿尔泰语系，通过蒙古人和西方联系。欧洲的芬兰语、匈牙利语、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朝鲜语，日本语，这是一个大家族，一下子连起来了。这产生了重要的政治效果，日本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所以它的路线是满蒙路线，它不认同中国，但认同蒙古，通过蒙古来找到与欧洲的关联，从而找到自己的历史。这是日本脱亚入欧后的再行入亚的重大理论依据。有意思的是日本的民族主义是蒙古人在13 世纪激发的。这以前日本是羡慕中华的，13世纪蒙古人占领中华，忽必烈侵略日本两次，对它是很大的冲击，这时候日本开始全民皆兵，它意识到自己的不同，自己与大陆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这之后出现倭寇，是对明朝的骚扰，他们观察蒙古还在不在。所以，我认为日本的民族意识是蒙古人赋予激发的。俄罗斯民族的形成也是与蒙古对他的征服、统治有直接的关系。蒙古对周边国家形成自己的意识，围绕自己的意识画自己的圈，影响是很深远的。
我开始认识到，只将内蒙古放在中国内部去理解，这是不够的；其实中国在批判民族主义的时候，不管是蒙古的，西藏的，还是新疆的，它外面都有个东西叫帝国主义，都在指责这个东西。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三角关系，主体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和外部的所谓帝国主义势力。在这样的三角关系里，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激发出来的，认为某些少数民族与帝国主义“勾结”，但中国最终是要把少数民族domesticated，内部化，放在国家边境里面。所以反对民族主义的最大标志就是掐掉这个关系，把三角关系变成两元关系。我认为中国民族问题的源头肯定是三角的。所以我的近年的研究还是以内蒙古为中心，提出理解“民族政治”，the ethnopolitical 的三元结构。我给民族政治做了一定的分析，认为它可以提供一种可能性。在三角关系里面，我是弱者，你是强者，你欺负我，但如果有第三者的话，我就不单独跟你较量了，我跟第三者联合起来对付你，他跟我联合起来他也有自己的好处，因为他也受你的威胁，所以我们建立暂时的联盟来对付你。这样作为一个少数的、弱势的民族，在民族斗争中有了一种希望，一种可能性。如果是两元的，那么肯定是对方的手下败将，但在三角关系里，鹿死谁手说不定了。这个关系又有时间性，三角关系不是永恒的。我们俩共同的敌人被打败后，就剩下两元了。以前我们是共同对敌，敌人走后，我们的朋友关系怎么协调？这是我观察的重点。我想说明，蒙古民族在近代与不同的盟友建立过关系，一部分蒙古人与日本人联合对付中国，他们被叫作蒙奸；一部分蒙古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部分蒙古人叫蒙古干部吧，但从结构上是一样的。在蒙古人与日本人合作的时候，国民党是被打败的，那么蒙古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好还是不好呢？蒙古人与中国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打败汉族当中的国民党反动派，或者外敌日本人，那么这时蒙古和汉族的关系，这两个朋友是好还是不好呢？解放后，我们没有了坏人，我们内部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等全部被消灭了，汉族里都是好人了吧，没有民族压迫的因素了吧。按照马列的说法，民族压迫是因为有阶级压迫存在，因为对方有坏人；坏人消灭后，对方没有压迫我的因素了。我里面的坏人也消灭了。按理说，我们应该更团结。但共和国的历史中民族的关系并不是很顺畅。好人间的民族关系是种怎样的民族关系呢？这就很有意思了。当我们说民族不平等的时候，总是把对方当个“他者”来对待，但切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个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把帝国主义，把民族内部的敌人，把剥削压迫的因素都消灭的民族关系哦。但解放后的民族关系更紧张，这从理论上怎么解释？这就是我想重点解决的问题，即“好人”的民族政治。
我们各个民族间产生强烈的友谊，但在建造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里面出现今天这样的悲剧状态。我们很多人没反思。当三角关系变成两元关系后，为什么以往的朋友反目为仇？我认为这个新的敌对关系里有特殊的情感。如果我们是自然的敌人，你欺负我，我有什么怨言？我知道你是坏的，我被欺负我没能耐嘛，最多到此而已。我没有跟你情感上过多的纠葛，我恨你就得了。但当朋友背叛你，欺负你，那是一种破坏以前共同对敌时的信任，是对信任的背叛。背叛以后是怎样一种伤害？我们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就是这样的嘛。说你对不起我，你背叛了我，背弃了诺言；这样一个情感政治。所以民族政治里有强烈的情感，情感有强烈的政治。这个情感弄不好要爆炸的。这种情感是两元关系里没有的，只有三角变成两元后才有。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面临的现状。我认为这是中国的知识界应该注意的。
我的研究主要是在美国期间完成。因为2007 年返回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工作，由于要适应新的环境，书的出版就拖延了，今年(2010) 6 月才出版，叫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副标题是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on China’s Mongolian Frontier，在中国蒙古边疆上演的友谊政治。出版商还是Rowman and Littlefield。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 是我提议的新的概念。一般来说民族主义是两元的，我要为我的自我，我的“自我”要由“他者”来对应。但民族主义在它实践的过程中，往往与其他民族联合起来。比如蒙古民族与日本、俄罗斯，或者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现自己的解放。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比如最开始联俄联共。有些人要与日本联合，合作。那些反对联合的人就骂其为汉奸，汉奸就是和日本人合作，但有意思的是这些骂的人也是在和别人合作。但问题的关键是合作里有没有主体性，如果忘掉自我，为别人打自己的人那就是奸了。联合以后就出现关系主义的东西。
我现在谈谈我所提倡的人类学是什么样的人类学。对中国的民族研究，我认为要用“关系学”或“关系主义”的角度来思考：“民族关系学研究”，而不是“民族关系研究”。关系学中有三角、两元、一元等结构。这时候出现一种游戏规则，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一种可能性。这里有合作，有关联，有信任与背叛，有道德，有政治，也有情感。
再一点是少数民族的视野问题。如果说我对中国人类学有什么见解，或者大言不惭地说有什么贡献，我想我提出了一个看中国民族问题的新的角度。这个角度里面有很多小的角度，其中一个角度是我一直在问这么一个问题：有很多研究边疆民族的汉族藏学家、彝学家、蒙古学家，但找不到一个蒙古族汉学家，以蒙古人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欣赏汉族文化，然后把这些好的东西吸纳到自己的文化里。这在其他少数民族里也是没有的。如果有，他也没有体现本民族的主体性，他是进入了汉族的圈里，在那里面讨论。不像西方的汉学家，有自己宏大的叙述。汉族在叙述凉山问题、西藏问题的时候，也有中国宏大的叙述模式，比如对西藏，汉族研究肯定会讲从四川过去，或是从文成公主开始，但并不一定意识到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为什么汉族人能够研究其他民族，为什么少数民族不能研究汉族，为什么不能互惠？这种相互性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汉族人研究边疆问题是正当的，而边疆少数民族以自己的立场研究汉族是不正当的？这出现学术的政治性。也许有这样的学者，但相比于汉族学者是不成比例的。中国周边一些国家，除了日本，韩国，对中国的认识很浅。我到蒙古国看了，它对中国的理解是很微不足道，他认为他对中国很了解，因为他觉得中国是坏的，研究坏人干什么。哈萨克斯坦的汉学家水平可能还不如我，研究也很有限；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都基本没有中国学，也就是学点汉语，做点买卖，没有中国学出现。它也是国家啊，它应该对自己最重要的邻居有所了解！我认为我做的贡献是从长城以外的角度来探索和理解中国。我对少数民族没有多少研究，我研究的是中国的行为，像我的第二本书，讲的是中国的民族团结；第三本书，是三角关系，但还是在中国的语法结构里，而没有深入去探讨蒙古的王系等。
我希望超越人类学的谱系，比如你的老师是谁，你是哪个学派的，这些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尽管我必须了解这些。我了解这些，但我不愿意进入这样的谱系里。因为对于“什么是问题”，我们有不可调和的意见。很多人认为边疆是问题，我却不认为这是问题。他为什么认为这是个问题？很可能通过这个访谈，有人说我是个有问题的人。那我反过来问一下，你为什么认为是我有问题，你的脑子里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概念呢？我要一种互惠的、相互的关系。我追求一种感觉。我让那些认为我有问题的人，对视下我的眼睛，我俩坐下来谈谈。这是一个看民族问题的很关键的角度。这些出发点，最基本的东西不解决，再有学识也没用。反过来，有人说这对民族团结不好啊。恰恰相反，我的目的是把问题说出来，因为你期待的、想象的美好的东西出现了问题，我把这个肿瘤打开来看看，让它亮出来找到治病的方法，最后让民族之间更好地团结，不然就是一厢情愿。民族界需要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声音不一定是resistance，而是engagement，通过深入的交谈，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这样的看法和我的经历，我的蒙古历史意识有一定的关系。蒙古人看世界和汉族人看世界是不同的。昨天(在国际彝学会议上)有人讲到彝族人认为怎样的地方适合居住，以及彝、汉、藏的关系等等。这是讲其民族视野问题。蒙古的视野是世界性的视野，开阔得很。现在很多人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蒙古的视野。当初中国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格局，因为蒙元。凉山这块地方、西藏从那时开始纳入中国的版图，中国的行省制度是蒙古人定下来的，这不需要我来提醒。蒙古人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对统治的族群集团也说他是人，不是动物，不像汉族那样。蒙古人统治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有压迫，分等级；但他首先承认被征服者是人，不是一开始说自己是人，对方是猪啊狗啊的。当把被统治的民族当成是人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政治格局的特点: 他不会强迫你同化，而是承认你的不同，你的异质性。所以蒙古人设土司，让你自治。北方族群集团一般是承认人的异质性的，华夏民族则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异质性，尽管今天开始讲和而不同，但这个似乎从来没很好地体现在政治上。
我还对历史的书写，尤其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有兴趣。什么是少数民族的革命，少数民族革命是为了谁？当今国共和解了，民族关系怎么处理？中国民族关系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跟少数民族的友谊之上，比如彝海结盟，他的敌对方是国民党，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和解了，没有内部冲突后，少数民族能不能接受国民党？那么少数民族革命史怎么写？少数民族自治的伦理基础还存在吗？人类学对此能阐释什么东西呢？我在第二、三本书里有明确的讨论。
我对成吉思汗很感兴趣，但我不敢写，因为我是他的祭祀人。整个鄂尔多斯部族是具有一种历史使命的群体，在忽必烈的时代，他们是从蒙古所有部族，蒙古统治的所有地方抽调一部分人组成的。这个部族有守卫祭祀成吉思汗灵魂——不是其尸骨，而是他最后一口气——这样的使命。我们有祭奠蒙古所有祖先灵魂的使命，我们是有内部纪律性的；尽管内部纪律今天被打破，但我感觉到要有一种自律，很多东西不能由我来写。对成吉思汗的谩骂、侮辱、赞扬，攀附，这些对我们这个部族来说不是很重要，我们在乎的是人们记得他，有时谩骂也是一种记忆。谩骂是定义谩骂者自己的界限。
到此，我的一段民族研究历程已经走完，写了三本书，从蒙古国的民族主义及其杂揉，到中国的民族团结，到合作民族主义的三元关系，三部曲结束。关于蒙古，我从民族关系学、民族政治角度的研究已经结束了，压在我肩膀上20多年的担子已经卸掉了。
我去年开始到凉山，这次又从西藏下来到西昌。想看看少数民族出身的学者能不能研究另外的民族。我是少数民族出身的，美国公民，在英国教书。我一直没有忘记我的导师一开始给我说的一句话，你应该去研究别的民族，不要研究自己的民族。我后来想这个道理是对的，少数民族为什么总是要看自己的肚脐眼呢？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是最美的呢？少数民族学者有没有能力、涵养去欣赏别的民族的文化，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涵量去empathise，当别人痛苦的时候，能不能有同情感？
我不是抽象的人类学家，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我是在内蒙古长大的，从沙漠绿洲出来的，求学、汉化、再蒙古化，世界化，寻求各个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寻找普世价值观和文化特性之间的有机切合点，解决民族之间的冲突问题。我一直在探索这些内容。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做访谈，成了长篇独白，主要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研究历程，但言不尽意，意犹未尽。非常感谢《中国人类学评论》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与中国人类学同仁相识！我期盼着在某些领域里面能向他们学习，并交流研究心得。
（罗杨 记录整理）
时间：2010年8月4日
地点：西昌邛海之滨
我在1964年11月出生于鄂尔多斯西部鄂托克旗的一个牧民家里。8岁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牧区，我们那里不是草原，应该算绿洲吧。鄂尔多斯是沙漠多的地方，我们的西部沙漠更多，我们那地方叫“Balar”。我家乡的生态环境不太好，我生长在那样的环境里。家里有姐姐，她比我大一岁，小时候我们一起在牧区放羊羔。我们的邻居离我家3公里左
右，按理说我应该感到寂寞，但当时并没有觉得孤独，因为我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8岁到公社上学，父亲那时已经是公社医院的大夫了，母亲也在那里做点事情。72年我8岁的时候开始学汉语，以前不会汉语，连句国骂也不会。我们的公社叫吉拉，“Jira”，六十，名字来源于20世纪初当地的六十名好汉组成的“独贵龙”运动。公社只有一个蒙汉混合小学，但72年蒙语班被取消了。之前我姐上的是蒙语班，到我上的时候却只有汉语班，73年又恢复了蒙语班。我到现在都没有闹清楚为什么那年取消蒙语班，我没有刻意地去寻找原因。不过阴错阳差吧，我开始学习了汉语，不过一开始讲的是蒙古式汉语，有些至今还改不了。
在那个学校呆了3年以后，1975年父亲在当时的伊克昭盟（现为鄂尔多斯市）医院里找到了工作做蒙医师，我们就跟着搬了过去。当时那个盟府所在地——东胜——人口有3万人，蒙古人可能有3千左右，我直接进入了汉语的环境里。七五年当时中国的民族政策很左，民族关系很紧张，一到这样的环境里我马上就感觉到被歧视。在牧区我虽然上的是汉语班，同学中也有汉族人，但当地的汉族多是从榆林，神木等地逃荒过去的一些人，很多人或很早就去了。他们已被蒙古化，大多会说蒙古话，有些人反而汉语还不太好。我们习惯上至今称他们为“irgen”，即民人，而不用现今的通用族称，“hyatad” (契丹人)。 当然在文革中他们中有一些人去打砸抢，挖“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那里成了一个重灾区。尽管蒙汉小孩之间打架的事很多，但我们小孩儿没太多感觉，我们的感受跟大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到了城市以后就有了异样的感受。到了城里第二天，我们上街，就有小孩追着我们打，边扔石头，边叫着“蒙鞑子”， 也许是我们过于“招摇”了吧——我奶奶穿的是蒙古袍。我当时11－12岁，那时候就产生了民族意识产生，觉得因为我们是蒙古人而被追打。我对小学的经历没有太多记忆；很奇怪，我只记得跟汉族同学打架的事，不记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友谊。那年我去的时候，姐姐退了一班，她原本上的是蒙语授课班，进城后因为没有蒙语学校，只好跟我上一个学校，她因为汉语跟不上只有降一个班。我对那段经历没有太多记忆，只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初中我上的是伊克昭盟第一中学，算是当地最好的学校。我对这三年也没有太多的记忆。我上高中是1980那一年，第一次全盟统考，我考了第一，进了伊克昭盟一中高中的重点班，算是尖子里的尖子。当年进去两个月后我生病了。我本来一个耳朵听不见，后来另一个耳朵也聋了，当时只好退学，所以我只上了2个月高中。在家呆了一年后到伊克昭盟广播电视台做门卫，在那里工作了近一年。在这期间，我的一只耳朵回复了听力，父母央求我，“你不能这样，才16、17岁，你从最好的学生成这样，你得回去上学”。但我不想复学，因为很多人看到曾经最好的学生“堕落”成这样，幸灾乐祸，我就更不愿意去。老师让我回去，我说不，我要自学成才。我跟他们打了个赌，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他们。82 年考大学，考得不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全面读过那些东西。我用高考前最后三个月请假复习。记得当年我考了全盟第4名——因为那年高中从两年变成三年，我的同学们都是83年高考。不过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占太大的便宜，因为我只考到内蒙古师范学院（一年后改称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而同学们中有上清华北大的。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里的内蒙古师范大学是个蒙汉合璧的学校，蒙汉生各占一半。内蒙古大学是内蒙古最好的大学，蒙古学生只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汉族学生。我们那里蒙古学生多一些，因为师范是培养老师的，所以从牧区招来的学生多一些。
82年到86年期间，中国的大形势是反异化、反小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大学里出现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比如有很多沙龙。虽然我们身处边疆，但也不可能脱离这样的文化氛围，也积极地参与了。不管是参与也好，卷入也好，二十多年后想想当时的情景还是是很振奋人心的。
后来我为什么要学人类学呢？80年代初，中国有这样一个大的氛围：北京、上海的文化，政治的发展、争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边疆的民族关系。内蒙古是边疆民族地区，我们学校是蒙、汉生各一半，大学生当中也存在民族关系问题。在大学里，汉族学生认为自己是优越的，但蒙古学生不服输。蒙古人跟其他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点不一样，我们很少具有自卑感，因为我们有一种历史感嘛。今天说起这些事情很有意思，有时候也有“好汉不提当年勇”这样一种感叹。少数民族受到一些歧视的时候，我们要起来斗争。不过这种斗争已经不用拳头，而是用笔杆子。因此出现竞争，学术上的竞争、智力上的竞争。当时我们这些蒙古学生对自己的文化感兴趣了。汉族也对自身的文化开始感兴趣。我们很可能走在当时其他少数民族的前面，跟汉族对文化的兴趣是同步发生的，而不是派生的，derivative。
这里面产生了方向问题。汉族的大学生和知识界在探索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这些东西感到痛苦的时候，我们也为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感到迷茫，开始探索一种摆脱现在这些困境的途径。汉族的知识界，当他批判自己的文化，向外看，看到一个蔚蓝的天空，看到碧蓝的海水，向往西方的文明，比如自由、民主这些理念的时候，当他们的乌托邦是美国、日本的时候，在内蒙古，我们的乌托邦是什么？到达我们的香格里拉是必须要经过北京这么走呢，还是我们有自己的路线？蒙古人的意识也不是铁打一块，我们当中的觉悟、认识，对中国的认识、认同是不一样的。很大一部分人是认同中国的，跟着大流走。也有一批人有反潮流的思想。我们一部分人在问：我们为什么走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今天的民族关系是什么？蒙古人为什么分成三个国家？我们是内蒙古，往北一看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前的外蒙古，其北面有布里亚特蒙古，再往远点还有卡尔梅克蒙古。这些实实在在的地缘政治让一部分蒙古青年、知识分子想到一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民族意识、蒙古历史感、与汉族打交道的，同时还知道一些外面事物的人，像我们学外语的，更具有这样强烈的感觉。
那个时候，内蒙古大学外语系有一个教英语的外教，他是夏威夷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他跟我们师大和其他大学的蒙古学生、老师交往很多，做一些沙龙用英语讨论些问题。当时中国在批判自己的文化，批判长城、讨厌自己的黄皮肤，黄河，黄土地，批判历史、批判北方征服民族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呢？当时没有“中华民族”这样的概念，汉族人有强烈的汉族意识，他认为自己落后了，要寻找一些根源，比如指责蒙古人、满洲人给中国带来落后、愚昧，这让我们开始思考了。另一方面，当时内蒙古的一些思潮是由前面的问题引发，比如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挖肃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问题等等，内蒙古是全国重灾区，很多蒙古人受到灾难、受到打击。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任何一个有思想、有意识的人，不可能糊里糊涂地活着。所以我生长的思想背景、北方边疆的现实状况、还有地缘政治问题等，必定决定了像我这样的人所追求的目标、方向与其他汉族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也不可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开始学习人类学，我们学习人类学跟内地人学习人类学是同步进行的，当然我们的条件没那么好。因为那个美国人启蒙的缘故，我们83、84年就开始接触到人类学，我们听他讲，自己到北京外文书店买一些台湾翻译，大陆盗版的列维‐斯特劳斯的书。当时对人类学大的背景很模糊，但我们当时已经有强烈的意识，需要用人类学去探索、理解以及跟其他民族在文化上有一个对等的交流。在那位外教的直接影响下，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在1986至89年四年中走出了4 个学人类学的蒙古人，3个拿到博士学位，1个拿到硕士学位。其中3个去了美国，我去了英国。
我去英国是在1989 年1月。我出国读书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人说我应该去考研究生，但我没有考；原因是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的一个教授看中我的英语、蒙古语能力。虽然我没有上过蒙文学校，但我当时自己把蒙古语的文字学会了。他很看重我，像我这样三语人才在当时的内蒙古屈指可数，不超过5个。但分配的时候老先生正好不在；我是从下面来的人，按照当时的分配制度，哪儿来哪儿去，我就回到了故乡，尽管很不情愿。我到一个旗中学教英语，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大城市里有轰轰烈烈的文化活动，我在下面感到非常寂寞，很怀念城里的气氛。怎么办呢？下定决心不能坐以待毙。我在工作之余开始做一些业余的人类学研究，做一些田野、翻译，将蒙古语学术文章书籍翻译成英语。1987年，一位剑桥大学的人类学者来做田野，我给她看了我做的东西，一年以后她来函邀请我访问剑桥大学。在这以前我换了工作，到鄂尔多斯羊绒衫厂做翻译和业务员，这是他们第一批招翻译，我算是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的翻译元老了，曾经“温暖”过“全世界”。
我1989年1月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当时不是学人类学，而是访问社会人类学下属的蒙古及内亚研究中心，作一般的蒙古学研究。在那里呆了3 个月，后来他们觉得我很不错，于是又给我延了3个月。这段时间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对此没有太多关注，虽然每天都在看电视。一方面感觉这离我很遥远，因为我86 年以后就在下面，没有在城市里的文化圈活动了。当时剑桥的老师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读博士，就这样我申请到了奖学金，开始了我的人类学生涯。我1989 年10月进了剑桥大学人类学系，从硕士读起，一年后读博士学位。
那年我是25岁。当时的志向是回来研究我家乡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祭典，但就当时中国的环境而言，回来做田野没多少可能。1988年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中苏和好。随着中苏和解，蒙中关系也和解了，边境开放，两国不要签证可以互访，我觉得这是个历史的机会。1990年夏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开了一个《蒙古秘史》写成750周年的会议，我去乌兰巴托参加会议，对我本人来说此次访问是历史性的。我想先试探一下有没有做田野的可能性。当时蒙古刚刚民主化，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当时提出研究蒙古国的民主化过程：在中亚这个地方，作为前社会主义国家，蒙古这样的民族对民主的认识是什么，它的民主革命为什么能成功？中国也在追求民主、自由，人家蒙古成功了，因此我得去研究一下。
我于1991年4月到1992年4月在蒙古国做田野。接收单位是国际蒙古学家协会，我在那里做助理编辑。在这期间我对民主没有太多的了解，倒是对蒙古国的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边境开放以后，很多内蒙古的蒙古人愿意往那里移民，落户。当时一个强烈的感觉是，50年代末开始，两个蒙古30多年没有来往，边境开放后我们互相拥抱、热泪盈眶；但我很快发现，这种情绪是短暂的，激情过后是一种冷静和对彼此的打量。内蒙古人一看，这些人不是我们想象的蒙古人；蒙古国人看内蒙古人，我们也不是他们想象的蒙古人。可见30年的彻底分离，造成同一民族的两个部众之间文化的差异何其之大。文化差异最主要的一点是蒙古国的俄化以及内蒙古的汉化。蒙古国对内蒙古有一种expectation，一种期盼，我们内蒙古对他们也有一种expectation，这两个expectations 之间出现一种冲突，而冲突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正是我研究的课题。内蒙古人对他们的expectation导致disappointment，失望；他们对内蒙古人的expectation 最后导致彻底的放弃，不仅是一种失望，而是从心底里产生一种不认同。内蒙古人对他们尽管失望，但还是认同他们，而他们对内蒙古人却是不认同的。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情况，里面有些人是不一样的。
在九十年代初，中国和俄国对这两个蒙古——内蒙古和蒙古国——有一种强烈的警惕。注意我这里没有说外蒙古，它不是外蒙古，它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称外蒙古的话它就成中国的一部分，是用中国中心主义说的。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尤其是中国总认为一个民族的两个部分走在一起，会有泛蒙古主义泛滥、黄祸再次出现、三蒙统一——三蒙统一是和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一起再次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造成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所以这两国都很猜忌、怀疑甚至打击这三个蒙古，或者是两个蒙古，因为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不是特别积极，势力不是特别大，人口也不是很多。我当时探索这样的问题：中国这方也有一种expectation，他的expectation 以及他的assumption，制定的假设是蒙古人走在一起肯定会统一。中国人看到蒙古人和内蒙古人交往，就认为是两方勾结，要搞蒙古独立，或者内外蒙合并，然后进行打压。但我的研究发现，两个蒙古有短暂的激情，激情完了以后产生冷静，互相排斥。我在博士论文里探索这些问题。我探索的其中一个大问题是，为什么蒙古国的大多数人对内蒙古不认同？他们的不认同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自己认为蒙古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人具备条件变成蒙古人？我们这些内蒙古人，在中国的蒙古人，他们自我认为是蒙古人，中国也认可他们是蒙古人，而且是具有强烈蒙古思想意识的蒙古人。那么，蒙古国人按理说更应该承认，中国的蒙古人是他们失去的民族的一部分，是失去的兄弟，但他们不是这样想的，即便他们真这么想，他们也不会像中国一样，要把自己在海外的赤子都召集回来。中国的海外同胞、华侨千方百计都要落叶要归根，他们有这样一个大中华的观念。这是汉族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对应，我探索的是：为什么蒙古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内蒙古跟蒙古国认同，是不是某种意义上受到了中国这种思维的影响？因为中国是一种泛中华主义的（中国的泛中华主义自我认定是个positive 的观念，但他说泛蒙古主义是错误的）。所以我在探索为什么内蒙古有这样强烈的思想，而蒙古国却没有。
1911年12月27号是蒙古国这个新兴的国家宣布独立的日子，它独立于满清。从蒙古人的角度来说它是反清的，它是与中国革命同时发生的，对清朝的灭亡做出了很多贡献。它独立于清朝早于汉族独立于清朝，这个必须把握，这种把握有利于理解为什么蒙古国自成为国家。你必须站在那个时代的角度，不要喧宾夺主。今天的汉族不是那个时候国家的主人，那个时候国家的主人是满族，副主人是蒙古。所以想到这些让我很感慨，在今天中国的很多论述中，很多历史学家犯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时空错误，却浑然不觉。
我对蒙古国成立、它的过程以及它的民族过程、社会主义蒙古民主建立的过程展开了研究。我发现这个国家是以喀尔喀一个部族为中心建立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喀尔喀这个蒙古部族而建立的。就像美国的黑人看到国旗感叹国家的旗帜里没有黑人的影子一样，内蒙古人也感叹，他们论述的建国过程里没有他们的份。一开始这个国家就定位是为那个部族建立的，而不是为全体蒙古人建立的。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内蒙古的蒙古人不是他们的overseas national。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就要看蒙古自身的社会结构。我们是分部族的，就像中亚一些国家，就像凉山的家支一样，一个家支控制政权，其他家支是没份的，更何况蒙古国是一个部族成立的国家。就像黑彝和黑彝之间是平等的一样，蒙古各部是平等的。我们进入不了他们的部族里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蒙古国的建立没有其他蒙古部族的贡献。它是由内蒙古和布里亚特蒙古人共同帮助建立的。
要理解蒙古国的形成发展还要提及1945年“8•15光复”之后内蒙古的命运。八路军还在山西、陕西这一带活动，国民党还在四川，没下山摘桃子的时候蒙古和苏联进来解放了满洲和内蒙古东部。谈到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谈到当时的地缘，同时也要看到当时这是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不能用今天的国家主义去主观臆测。苏联和蒙古进来以后，当时有两个蒙古统一的运动。内蒙古在日本铁蹄下解放了，怎么办呢？交给谁，交给中国？中国那时候是怎样一个国家啊，它有个像样的政权吗？谁有资格和德能去接管内蒙古？共产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将解放了地方送交给一个民族主义为主导的政权？但这些有趣争论却没有展开，内蒙古的命运不是由蒙古人自己来决定的，而是由世界大国决定。雅尔塔会议决定内蒙古归属中国，中国国民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蒋介石允许蒙古人全民公投，100%通过蒙古国自己当家作主；1946年1月，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但内蒙古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内蒙古的命运是在这时候决定的。当时内蒙古也采取公投的办法，他的公投是加入蒙古国，很多蒙古人做了公投，一些领袖人物收集签字，背着一麻袋到了乌兰巴托，但蒙古受制于雅尔塔协议，也为了保全自己的独立，最后决定将内蒙古的命运委托给中国同志，也就是中国共产党。
1946年以后，内蒙古的革命彻底变成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前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的很多革命运动是共产国际领导的，都是从蒙古、苏联那里过来的；当然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参与了。在公投的时候，很多人迁到了蒙古，因为它是游牧民族，如果王爷下定决心要加入蒙古国，就让老百姓把蒙古包拆散，放到牛车里走过边境线，一两天就走到了嘛。
再看布里亚特蒙古人。苏联10月革命后，在西伯利亚出现内战，布里亚特蒙古人为了躲避战争大举往南移，蒙古国北部几个省变成他们的聚居区，一部分人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所以布里亚特蒙古分成了三部。布里亚特人进入蒙古后，扮演了很有意思的角色，一部分人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成了苏联的代言人，一部人加入白党，反对布尔什维克。但在蒙古独立的时候，它提供了知识分子的资源，因为它比其他蒙古民族更早接受了西方的东西；他们的知识分子到蒙古后，首先办了学校、报纸，研究科学、民族学。内蒙古这边为蒙古建国提供一些军事、外交支援。
蒙古国虽然是以喀尔喀部为主建立的国家，但在建立的过程中，有很多布里亚特人的参与，有很多内蒙古人的参与，也有西部蒙古的参与。这些人的很多亲人在新疆、西伯利亚、内蒙古。他们的蒙古不光局限于蒙古国，而是与周边国家联系在一起，而喀尔喀部则局限在他们那个部里面。蒙古国的民族主义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以喀尔喀这个部族为主的蒙古中心主义，一是由其他蒙古组成的大蒙古主义。内部的斗争以这两方为主，这个斗争有时是很激烈的。
在社会主义过程中，蒙古人民共和国受到苏联的影响很深，苏俄也是很霸道的，他的祖先受过蒙古人统治，他们很清楚蒙古人有怎样的文化，也知道怎样对付蒙古人。就像满清，曾经被蒙古人征服过，知道这个老主人的脾气，他们翻了身以后更懂得怎样制服蒙古人。蒙古的败落没有败在汉族手里——汉族历史上从来没有办法对付蒙古人，只有满清人懂得蒙古人，因为满人是半游牧民族，曾经受制于蒙古，他文化的一大半是蒙古文化。俄罗斯也是这样的，他受蒙古的统治长达240年，其民族的成长过程是与蒙古的侵略、占领和统治是密切相关的，没有蒙古的侵略、占领和统治就没有俄罗斯这样的民族。他的“他者”就是蒙古人，但同时他的理想也是蒙古人。17世纪以后，蒙古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受制于俄罗斯这个新兴的帝国，一部分受制于满清这个新兴的帝国。草原被瓜分了，蒙古民族彻底衰落。
蒙古人的一个外交办法是和亲，与被统治者进行联姻，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比如对朝鲜，朝鲜的13个公主里的11个嫁给蒙古的汗室。满清也搞满蒙联姻，他们的公主都下嫁给蒙古王公，蒙古王公是他们的女婿，康熙皇帝的母亲就是蒙古人。有意思的是满蒙的关系有这样深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传统，但他们现在是两个民族，谁都没有说他们是一个。为什么不说，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俄罗斯学了这一套，苏俄在制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也是用和亲的办法，蒙古的领袖人物大都娶俄罗斯妻子。
我继续谈蒙古的民族过程吧。这个国家由一个主体部族组成，从现代国家建立的角度看，它不是典型的，而是有共性的。其结构以及内部的民族关系与中国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中国，根据乌兰夫的说法，中国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他的一个贡献就是让少数民族也具有这个贡献，以前没有这个说法，我记得是1982年的宪法里正式提出是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缔造的国家。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是主人了，但即便如此，这个国家的主人是谁，这是谁都知道的。换句话说，主体民族出现了，蒙古国也是这样，它的主体民族是喀尔喀人。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把少数民族的特殊性慢慢消除，使其变成了中华民族，它有一个教化的过程，这在中国是很赞扬提倡的。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就多发扬点自我民族批评的精神吧。
社会主义蒙古民族怎么形成？你说喀尔喀方言，娶了喀尔喀妻子或是嫁了喀尔喀丈夫，根据这个比例，比例越多，那你这个部族进入社会主义蒙古民族的程度越深。20世纪60年代蒙古国受苏联民族学的影响，用ethnos 和ethnic process这两个概念来研究社会主义蒙古民族的进程。这是一种科学研究，但也直接反映了民族政治问题。这个民族是以喀尔喀部族为主的，其他的蒙古部族说了喀尔喀的方言，忘记自己的方言，就好像你放弃讲四川话，说北京话，就成了中国人一样，因为蒙古是由喀尔喀垄断了的，就和中国由汉人垄断一样。这不是一个特殊的现象，而是个普遍的现象，所以我在批评的时候，中国人听了没必要太生气，蒙古人听了也没必要太生气，因为我只是指出这个现象，其他国家也是这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蒙古内部的很多人具有一种伤害，这是应该面对的现实。中国也一样，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非汉民族受到的伤害，也应该正视它。值得深思是在中国，他对这个伤害是采取赞扬的态度，认为这样最好，在蒙古国也是这样。
在外界想象中蒙古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说一种语言，不像中华民族是七八十辈打不着，不相干的民族放在一起，尤其是文化上没有联系，却要从三四万年前找到渊源。但蒙古不是这样的，世界上的任何历史学家都承认所有这些蒙古人是一个民族，当中国在说蒙古族属于中华民族的时候，它也承认这帮人是蒙古人，他也承认在国外还有蒙古人，这个蒙古人和那个蒙古人是一体的。这个连体婴儿怎么去断开？这是文化上世界公认的一个统一民族，但内部出现了这些裂变。我的博士论文里就探索蒙古的多元。为什么要探索多元呢？很多蒙古人不理解，他认为蒙古国是一个很纯洁的国家，但我看出它是一个以单一部族为主，其他部族不能纳入其体系中的国家。蒙古文化是很狭小的文化，我想让蒙古文化大一些，让每个蒙古人知道蒙古各个部族是平等的，历史上从来是平等的，从来没有说要讲哪个部族的方言才变成蒙古人。
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是个privilege，我们愿意尊重它，但是还有超越民族‐国家的东西吧？蒙古人之间怎么互相承认，这是他们内部非常痛苦的事情。这种痛苦别人作为一个娱乐的对象，蒙古内部的分裂让很多人兴高采烈。这里面有个empathy的问题，不要总是幸灾乐祸，因为你也有自己的痛苦。尤其在中国，一个汉族学者怎么样理解别人的痛苦，谁做到了这点，怎么才能做到这点？我想探索这个东西。Empathy应该是相互的，当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你要理解他的痛苦，因为你也是人，你也会同样具有痛苦。
在文化上的多元，互相之间的承认，对蒙古国好，对其他蒙古部族也好，对全世界也是有益的。这里面很可能有人提到：文化的统一是不是政治上的统一？是不是我在贩卖一种“泛蒙古主义”？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个现状：世界格局已经形成，两个蒙古统一很可能是一部分人的一厢情愿，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他们诉求这种统一很可能危害到蒙古国自身的主权独立。它存在的地缘很脆弱，受到两个庞大国家的夹击。所以可以，并应该理解蒙古国为什么不愿意认同中国的蒙古人，他们认为如果认同，会引起中国的不高兴，肯定会危害到自己国家的主权，他不愿意做这样危险的尝试。但这能不能成为互相之间不承认的理由呢？成为互相之间不信任，互相瞧不起的理由？所以我探索的是在承认国际格局的现状下，寻求民族内部和解与互相理解的道路。我提出Greater Mongolia，跟Greater China一样，它不是一个政治的Mongolia，而是文化的Mongolia。在Greater Mongolia 的文化框架下互相交往，但不危害到现在的政治格局。我的研究方向、兴趣与80-90 年代的世界格局、世界的思潮紧紧联系在一起。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在垮台，民族主义在兴起，不同国家在探索内部的整合。我探索的虽然是局部，但它具有共性。这个研究虽然是蒙古国，但它反映的是Inner Asia，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研究的是蒙古国学，也是中国学，是Inner Asia，也是East Asia。我不愿意局限在哪一个国家里面，而是跨国的。我在1993 年完成这项研究，10月拿到博士学位。
之后我拿到剑桥一年的fellowship，研究塔尔寺，在那里呆了近三个月。当时我想了解蒙古人自己的high culture，也就是藏传佛教。蒙古文化是一个大杂烩，由不同的文化融合而成。后来藏传佛教第二次进入蒙古，形成我们主要文化，全民信教，寺院里书写、教育全部用藏语。到近代以后，民主、科学和反宗教等等思潮来了以后对宗教的东西一概排斥，开始集中发展所谓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蒙古的传统文化在内蒙古是自己放弃的成分多一些；近代蒙古出现民族主义以后，出现对power“力”的崇拜，同时以identity 视角来界定什么东西是我的、 什么东西不是我的而是外来的。首先对“力”的理解方面，当时的Young Mongols， 青年蒙古人，发现佛教对蒙古的生育有消极的影响，对其尚武精神有彻底的摧毁。 所以它成了尚武精神和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辉煌历史的反面，必须要清除。认为 只有恢复成吉思汗的历史谱系和文化精神，才能在现代、在跟其他民族抗衡中生存。其次在对什么是自己的文化、什么是外来文化的问题上，他们发现这是外来 的宗教；认为萨满教是迷信，佛教是外来的，都要抛弃，这样一来什么也没有了。再后来就是民族的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内容。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内容，也就是汉族的内容，汉族的东西变成我们的东西，做一些穿衣戴帽工程，打扮一下，就变成了蒙古文化。所以我对什么是蒙古文化、蒙古文化的内容究竟 是什么感到困惑，因此想要去了解佛教历史文化。
塔尔寺和蒙古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距离蒙古最近的、最神圣的佛教中心之一，也是宗喀巴诞生的地方。在八九十年代它的寺主是蒙古人，又是宗喀巴父亲的转世。我很小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很向往这个地方。我们鄂尔多斯部在那里有一个自己的康村，就是一个活佛的大宅门，他居住的地方也是同族僧人起居，进行辅导、修经的地方。我1993 年去的时候已经很败落了。我从此开始对蒙藏关系有所兴趣，但研究很短暂，因为经费短缺。
1994 年我在联合国环境署找了份工作，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环境问题。易洛魁部（现称Haudenosaunee）的居住地纽约上州地区受到周围工业的侵害，废水流到他们的河流里，他们控告到联合国。我进联合国当了其任命的第一个indigenous fellow，即土著研究员，因为是蒙古人的关系，他们把我当成土著人。我负责帮他们整理文件，递交给联合国。这次研究对我很有益处，我开始了解到什么是indigenous people，他们的政治是什么，他们与美利坚民族的关系。我切身地体会到，美国的政治体制、联合国的体制——the United States 和the United Nations 这样的形式是从印第安人那里学来的，比如易洛魁联盟。美国主体社会应该不应该承认这样的政治文化是你所鄙视、消灭的这部分人给你的，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胸怀去承认这点？没人敢承认。他们每次总是说我们怎么可能从野蛮人那里学到这样好的东西呢，我们肯定是从希腊城市文明那里学来的。主体民族它的脸皮厚就在这儿。但印第安人为了自己的生计也没有过于要求他承认这点。我对这个问题学习了一段时间。
再有就是意识到美国的民族格局不是像很多中国学者认为的那样，都是由移民组成。美国有两种人，一种是土著的，territorial，有土地的，政治的民族，它有reservation，保留地；不经过保留地的同意，联邦政府也不能进去。美国和印第安人是legal 关系，定合约；把一个族群打败后，有个treaty，我把你东西拿走了，给你个收据吧。美国是有这么一批人的，他们是具有土地概念和政治概念的，是有民族、国家、土地界限的群体。另一部分群体是从海外去的，他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在那里夺一块土地，建立自己的小王国，而是要融入这个社会，往上爬。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没几天，看到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就认为这是“美国”，于是把这个搬到中国，想让其在中国生根开花。他误解了美国的政治结构。美国的多元文化针对的是移民，是外来族群。中国人去了后在唐人街里，没必要说英语，可以说自己的语言，这叫multi‐culturalism，但这个multi‐culturalism 相对于印第安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美国的主体文化对印第安人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样的伦理道德性要求印第安人接受这样的文化形式？没有。印第安人是不接受的，他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协议，有自己的土地、界限，没有印第安人的同意，一个美国人是无权进入保留地的。我通过这个来看中国，中国的民族是像美利坚民族一样外来的，来到这里进行奋斗的人们吗？不是这样的一群人。每个民族有自己繁衍生息的故乡，长期以来与汉族并行发展。把美国式的“多元”放到中国的边疆地区，后果是什么呢？我在这一年里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结束在联合国的研究之后，我从1995 年开始研究内蒙古。剑桥每个学院每年有一两个research fellowship，给你三年的钱，没有教学任务，让你做研究，主要是让你把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再发表几篇文章去找工作。我有幸获得Corpus Christi 学院的fellowship。我在这三年期间一方面修改了博士论文，于1998 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做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在这期间我开始研究内蒙古的问题，切入点是“民族团结”。我想通过这个来理解中国的民族政治。我所感兴趣的是国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中国是以民族团结这个理念来协调的。怎样理解中国的民族团结，它的历史从哪儿过来，里面出现什么问题？我现在简单谈谈两篇文章，是我2002年出版的的一本书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National Unity中的两章。我认为民族团结有两层意思：一是国家里所有民族的团结；另一个是关系学，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叫民族团结。汉语里不能体现出两方面的意思，英语里也是。这本书的前两章分别是“Ritualising National Unity”和“Naturalising National Unity”——仪式化民族团结和自然化民族团结。第一篇文章是研究青海湖祭典的。1723 年清朝打败罗卜藏丹增，在岳钟琪追杀敌人、人困马乏之际，出现了一处泉水，清军喝了以后精神大增，打败了敌人。后来清朝纪念这次胜利，把胜利归咎于天报，天帮着清朝这一方。泉水在青海湖边，于是一开始选择遥祭，后来人要去祭，祭的时候进行会盟，皇帝要奖彰、惩罚。后来蒙古人跟藏族人为了青海湖边的草场打了100 年。因为蒙古人统一西藏以后，没有撤走;后来被打败以后，藏人觉得蒙古人占领了自己的草场，他们想回到自己的故乡。清朝的政策是抑蒙扶藏。一开始通过祭典统治蒙古人，后来因为他们打得不可开交，便拉在一起会盟进行调解。
满清一倒，当地的回回，比如马家军就出来了，他们是西北穆斯林集团，代替皇帝举行祭典。20 世纪30 年代国民政府从南京撤到重庆，到陪都后西北、西南便是它的生命线，必须打进去。在东面有日本人压境，西北是穆斯林自治的。军阀就是当地自治，用国家主义的说法叫军阀统治，用无政府主义的说法是地方自治。日本过来后，如果西北这个地方不开放，国民政府就会受到威胁。但中央势力怎么才能进入西北地区呢？你说西北地方有问题，人家说没问题，我是民国政府的一部分啊，我又没有投降日本，我替你守着边疆，你想要东西我给你，中央军没必要过来这里。这时候蒙藏人士开始控告马步芳这些回回人对他们的欺压，告到国民政府。这给中央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那里调解。派大员到青海湖边祭湖吧，散布言论说马步芳如何如何。这样西北军阀就没有不让中央政府进入的理由了。马步芳对蒙藏人员和邓秀廷对付彝族是一样的，首先是抓人质，让他们的孩子去上学等等。会盟的时候，中央的汉族代表去了，回族领袖、蒙古族领袖、藏族领袖，都在那里会盟，说我们要一致对外，精诚团结之类。这个形式共产党进去以后也继承了。所以祭湖祭典从一个庆祝征服的象征变成欢庆的象征，它体现的是权力之间的关系。
谈到中央政权与边疆的关系，西方理论往往认为中央要打进地方，压制地方，因为有税收等等因素，国家权力的渗透是从上往下。但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其实是三角关系。边疆的军阀势力、地方自治者与土著有冲突，土著是弱者，对付不了他们，便找中央，因为他们认为中央是正义的，希望它来调解，因此中央的势力是被邀请过来的。这时候会遇到很多抵制，这些抵制往往不是来自边疆土著民族的，而是来自边疆的汉人，或是回回地方势力来抵制中央。真正对中央的分离、反抗不是土著民族。
第二篇文章是“Naturalising National Unity”。我跟西方的人类学家们对中国民族关系的研究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他们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视角是文化政治，他们在看民族关系的时候，像性别一样，看谁在上面，谁在下面，在民族关系上是以床上功夫的隐喻来体现的。民族政治并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我看你漂亮不漂亮的问题。我通过和亲来说明，在西藏是文成公主，在内蒙古是王昭君嫁了呼韩邪。我发现，中国文人对和亲与王昭君的描述存在着历史的演变。一开始是汉高祖白马之围，30万兵被匈奴围住7天7夜，他的军师想了个高招：皇上，能不能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他成了你的女婿，女婿一般不会打丈人，他的儿子叫你外公，他不会打外公吧，不会打舅舅这一方。于是匈奴会不攻自破。汉高祖可能舍不得自己的女儿，就弄了个宗室女送去了。这是和亲的开始。到汉元帝的时候，有个故事。一开始故事很简单，后院有三千宫女，其中最不漂亮的是王昭君，于是给了吧。后来汉族男性文人墨客越描绘越漂亮，最后她成了中国四大美女之一。描述里有各种与汉元帝的爱情故事。匈奴那边来了以后，汉朝弄她出来会面，结果皇帝一看，哇，这么漂亮，就问谁骗了朕，原来是画家蒙蔽了我，本来是我最爱的妃子。但还是得给人家啊，不答应的话人家打你啊，后来把画家给杀了，画家做了替罪羊。在分别的时候，哭哭啼啼，生离死别的。后来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的河界自杀了。你看汉族的文人墨客就是不让王昭君进入匈奴这个蛮野之地。这时出现了爱，本来开始没有爱，但敌人爱了，她便爱她的故乡，爱汉元帝。宋朝以后，汉人女子开始裹脚，认为这样一来匈奴人、北方骑马征服者不能像以前可以轻易劫掠她们了，因为女人的裹脚会把他们拖住。两千多年来，汉族跟北方游牧征服者的情感问题就是围绕这么一个女人。当达尔文主义、现代血统论等观念来了以后，凡是与汉族和亲的任何民族都被宣布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跑不了了。一个汉族女人的血液流进了你的血管，你是跑不了的。汉族女人的血液具有这样超强的功能。有了王昭君、文成公主，你能跑得了吗？在美国，你有一滴黑人的血液，你就是黑人；在中国，你有一滴汉人的血你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从20、30年代到现在血统论一直泛滥不绝。
我考虑的问题是，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它竟然敌不过一个女人的血液吗？民族关系需要用这个东西来凝固吗？1959年达赖喇嘛叛乱，十几天以后，周恩来总理开始要求写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故事，再过一两年，翦伯赞写王昭君，要抹掉她脸上的泪，让她笑起来。当民族关系出现裂缝时用和亲来弥补，这可是在社会主义的顶峰时期啊。这是什么一种思想簇拥他们花费那么大工夫做，以至于颠覆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颠覆了国家的性质？王昭君开始笑起来以后，具有一种magic，她走过的地方，都是庄稼；每个匈奴女人都漂亮起来，因为她介绍了胭脂；她所过之处牛羊肥壮；她俨然成了北方民族的母亲，具有这样一种超级力量。文成公主俨然是藏族的母亲。这种血统论思绪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该怎么去协调？但它的确实实在在地指导中国现今的民族关系、它试图使民族团结自然化。
我是在裂缝里做点文章，把中国的民族问题放在中国的文化场景、历史场景和意识形态场景里面，寻找不能自然衔接的地方来观察。根据自己的观察，用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后殖民批评、文化学等角度看中国的民族政治是什么。这不是传统的人类学，在中国人类学传统谱系里找不到，在西方人类学谱系也找不到，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少数民族出身的学者怎样去研究这些，怎样发挥他自己的视角，他所看到的与主体民族学者的关系是什么？
我在90 年代末期搞了这个研究，于2002 年发表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Unity，出版社是美国的Rowman and Littlefield。
书中还有对土改，革命史，民族英雄等问题论述的章节，都是围绕民族团结展开的。写完了以后，总觉得内蒙古的很多问题没说清楚，后来一想是日本没有进我的视野。我觉得理解近现代蒙古民族不了解日本在中国北方的活动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决定去日本看看。
这期间，我已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肯特学院和研究生院(Hunter College and the Graduate Center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文化人类学系任教。从1998 年到2007 九年的时间里在那里从助理教授升到教授。我于2002 年去日本静冈大学访问两个月，2004 年到2005 年我休假一年，在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做访问学者，研究日本、蒙古、中国的关系，尤其侧重日本对满蒙问题的看法，以及日本在两个蒙古的分裂，内蒙古近代化的影响和作用。1932 年到1945 年之间，中部、东部蒙古一直是日本的邦国和殖民地。内蒙古近代的民族主义深刻受日本影响，就像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受日本影响一样。所以内蒙古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是同步的，而不是派生的。同时，日本跟蒙古的友好非常根深蒂固，这是其他亚洲民族没法匹敌的。朝鲜跟日本很僵持，其他民族都没日本和蒙古之间那么亲近。日本跟中国关系不好的时候，蒙古和日本是很好的。它有一种很近的关系。这种友谊在当时和现在的legacy 是什么？这得从理解历史开始。
现在很多人在讲人类学怎么研究历史，但没做到点子上。什么是历史？在19世纪末的时候，只有跟欧洲联系起来的民族才有历史，没有跟这个联系你是没有历史的。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与西方接触的历史是18 世纪末才开始的。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它的历史这么短——这里不是指它对过去的追溯，而是按照当时历史的特定意义来确定。它与中国有很长历史关系，但那没用，因为中国在近代的世界格局中被边缘化了。直接跟西方的历史没有或很短，这时候要寻找一个东西来衔接，这个东西就是阿尔泰语系，通过蒙古人和西方联系。欧洲的芬兰语、匈牙利语、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朝鲜语，日本语，这是一个大家族，一下子连起来了。这产生了重要的政治效果，日本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所以它的路线是满蒙路线，它不认同中国，但认同蒙古，通过蒙古来找到与欧洲的关联，从而找到自己的历史。这是日本脱亚入欧后的再行入亚的重大理论依据。有意思的是日本的民族主义是蒙古人在13 世纪激发的。这以前日本是羡慕中华的，13世纪蒙古人占领中华，忽必烈侵略日本两次，对它是很大的冲击，这时候日本开始全民皆兵，它意识到自己的不同，自己与大陆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这之后出现倭寇，是对明朝的骚扰，他们观察蒙古还在不在。所以，我认为日本的民族意识是蒙古人赋予激发的。俄罗斯民族的形成也是与蒙古对他的征服、统治有直接的关系。蒙古对周边国家形成自己的意识，围绕自己的意识画自己的圈，影响是很深远的。
我开始认识到，只将内蒙古放在中国内部去理解，这是不够的；其实中国在批判民族主义的时候，不管是蒙古的，西藏的，还是新疆的，它外面都有个东西叫帝国主义，都在指责这个东西。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三角关系，主体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和外部的所谓帝国主义势力。在这样的三角关系里，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激发出来的，认为某些少数民族与帝国主义“勾结”，但中国最终是要把少数民族domesticated，内部化，放在国家边境里面。所以反对民族主义的最大标志就是掐掉这个关系，把三角关系变成两元关系。我认为中国民族问题的源头肯定是三角的。所以我的近年的研究还是以内蒙古为中心，提出理解“民族政治”，the ethnopolitical 的三元结构。我给民族政治做了一定的分析，认为它可以提供一种可能性。在三角关系里面，我是弱者，你是强者，你欺负我，但如果有第三者的话，我就不单独跟你较量了，我跟第三者联合起来对付你，他跟我联合起来他也有自己的好处，因为他也受你的威胁，所以我们建立暂时的联盟来对付你。这样作为一个少数的、弱势的民族，在民族斗争中有了一种希望，一种可能性。如果是两元的，那么肯定是对方的手下败将，但在三角关系里，鹿死谁手说不定了。这个关系又有时间性，三角关系不是永恒的。我们俩共同的敌人被打败后，就剩下两元了。以前我们是共同对敌，敌人走后，我们的朋友关系怎么协调？这是我观察的重点。我想说明，蒙古民族在近代与不同的盟友建立过关系，一部分蒙古人与日本人联合对付中国，他们被叫作蒙奸；一部分蒙古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部分蒙古人叫蒙古干部吧，但从结构上是一样的。在蒙古人与日本人合作的时候，国民党是被打败的，那么蒙古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好还是不好呢？蒙古人与中国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打败汉族当中的国民党反动派，或者外敌日本人，那么这时蒙古和汉族的关系，这两个朋友是好还是不好呢？解放后，我们没有了坏人，我们内部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等全部被消灭了，汉族里都是好人了吧，没有民族压迫的因素了吧。按照马列的说法，民族压迫是因为有阶级压迫存在，因为对方有坏人；坏人消灭后，对方没有压迫我的因素了。我里面的坏人也消灭了。按理说，我们应该更团结。但共和国的历史中民族的关系并不是很顺畅。好人间的民族关系是种怎样的民族关系呢？这就很有意思了。当我们说民族不平等的时候，总是把对方当个“他者”来对待，但切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个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把帝国主义，把民族内部的敌人，把剥削压迫的因素都消灭的民族关系哦。但解放后的民族关系更紧张，这从理论上怎么解释？这就是我想重点解决的问题，即“好人”的民族政治。
我们各个民族间产生强烈的友谊，但在建造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里面出现今天这样的悲剧状态。我们很多人没反思。当三角关系变成两元关系后，为什么以往的朋友反目为仇？我认为这个新的敌对关系里有特殊的情感。如果我们是自然的敌人，你欺负我，我有什么怨言？我知道你是坏的，我被欺负我没能耐嘛，最多到此而已。我没有跟你情感上过多的纠葛，我恨你就得了。但当朋友背叛你，欺负你，那是一种破坏以前共同对敌时的信任，是对信任的背叛。背叛以后是怎样一种伤害？我们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就是这样的嘛。说你对不起我，你背叛了我，背弃了诺言；这样一个情感政治。所以民族政治里有强烈的情感，情感有强烈的政治。这个情感弄不好要爆炸的。这种情感是两元关系里没有的，只有三角变成两元后才有。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面临的现状。我认为这是中国的知识界应该注意的。
我的研究主要是在美国期间完成。因为2007 年返回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工作，由于要适应新的环境，书的出版就拖延了，今年(2010) 6 月才出版，叫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副标题是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on China’s Mongolian Frontier，在中国蒙古边疆上演的友谊政治。出版商还是Rowman and Littlefield。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 是我提议的新的概念。一般来说民族主义是两元的，我要为我的自我，我的“自我”要由“他者”来对应。但民族主义在它实践的过程中，往往与其他民族联合起来。比如蒙古民族与日本、俄罗斯，或者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现自己的解放。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比如最开始联俄联共。有些人要与日本联合，合作。那些反对联合的人就骂其为汉奸，汉奸就是和日本人合作，但有意思的是这些骂的人也是在和别人合作。但问题的关键是合作里有没有主体性，如果忘掉自我，为别人打自己的人那就是奸了。联合以后就出现关系主义的东西。
我现在谈谈我所提倡的人类学是什么样的人类学。对中国的民族研究，我认为要用“关系学”或“关系主义”的角度来思考：“民族关系学研究”，而不是“民族关系研究”。关系学中有三角、两元、一元等结构。这时候出现一种游戏规则，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一种可能性。这里有合作，有关联，有信任与背叛，有道德，有政治，也有情感。
再一点是少数民族的视野问题。如果说我对中国人类学有什么见解，或者大言不惭地说有什么贡献，我想我提出了一个看中国民族问题的新的角度。这个角度里面有很多小的角度，其中一个角度是我一直在问这么一个问题：有很多研究边疆民族的汉族藏学家、彝学家、蒙古学家，但找不到一个蒙古族汉学家，以蒙古人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欣赏汉族文化，然后把这些好的东西吸纳到自己的文化里。这在其他少数民族里也是没有的。如果有，他也没有体现本民族的主体性，他是进入了汉族的圈里，在那里面讨论。不像西方的汉学家，有自己宏大的叙述。汉族在叙述凉山问题、西藏问题的时候，也有中国宏大的叙述模式，比如对西藏，汉族研究肯定会讲从四川过去，或是从文成公主开始，但并不一定意识到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为什么汉族人能够研究其他民族，为什么少数民族不能研究汉族，为什么不能互惠？这种相互性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汉族人研究边疆问题是正当的，而边疆少数民族以自己的立场研究汉族是不正当的？这出现学术的政治性。也许有这样的学者，但相比于汉族学者是不成比例的。中国周边一些国家，除了日本，韩国，对中国的认识很浅。我到蒙古国看了，它对中国的理解是很微不足道，他认为他对中国很了解，因为他觉得中国是坏的，研究坏人干什么。哈萨克斯坦的汉学家水平可能还不如我，研究也很有限；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都基本没有中国学，也就是学点汉语，做点买卖，没有中国学出现。它也是国家啊，它应该对自己最重要的邻居有所了解！我认为我做的贡献是从长城以外的角度来探索和理解中国。我对少数民族没有多少研究，我研究的是中国的行为，像我的第二本书，讲的是中国的民族团结；第三本书，是三角关系，但还是在中国的语法结构里，而没有深入去探讨蒙古的王系等。
我希望超越人类学的谱系，比如你的老师是谁，你是哪个学派的，这些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尽管我必须了解这些。我了解这些，但我不愿意进入这样的谱系里。因为对于“什么是问题”，我们有不可调和的意见。很多人认为边疆是问题，我却不认为这是问题。他为什么认为这是个问题？很可能通过这个访谈，有人说我是个有问题的人。那我反过来问一下，你为什么认为是我有问题，你的脑子里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概念呢？我要一种互惠的、相互的关系。我追求一种感觉。我让那些认为我有问题的人，对视下我的眼睛，我俩坐下来谈谈。这是一个看民族问题的很关键的角度。这些出发点，最基本的东西不解决，再有学识也没用。反过来，有人说这对民族团结不好啊。恰恰相反，我的目的是把问题说出来，因为你期待的、想象的美好的东西出现了问题，我把这个肿瘤打开来看看，让它亮出来找到治病的方法，最后让民族之间更好地团结，不然就是一厢情愿。民族界需要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声音不一定是resistance，而是engagement，通过深入的交谈，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这样的看法和我的经历，我的蒙古历史意识有一定的关系。蒙古人看世界和汉族人看世界是不同的。昨天(在国际彝学会议上)有人讲到彝族人认为怎样的地方适合居住，以及彝、汉、藏的关系等等。这是讲其民族视野问题。蒙古的视野是世界性的视野，开阔得很。现在很多人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蒙古的视野。当初中国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格局，因为蒙元。凉山这块地方、西藏从那时开始纳入中国的版图，中国的行省制度是蒙古人定下来的，这不需要我来提醒。蒙古人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对统治的族群集团也说他是人，不是动物，不像汉族那样。蒙古人统治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有压迫，分等级；但他首先承认被征服者是人，不是一开始说自己是人，对方是猪啊狗啊的。当把被统治的民族当成是人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政治格局的特点: 他不会强迫你同化，而是承认你的不同，你的异质性。所以蒙古人设土司，让你自治。北方族群集团一般是承认人的异质性的，华夏民族则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异质性，尽管今天开始讲和而不同，但这个似乎从来没很好地体现在政治上。
我还对历史的书写，尤其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有兴趣。什么是少数民族的革命，少数民族革命是为了谁？当今国共和解了，民族关系怎么处理？中国民族关系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跟少数民族的友谊之上，比如彝海结盟，他的敌对方是国民党，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和解了，没有内部冲突后，少数民族能不能接受国民党？那么少数民族革命史怎么写？少数民族自治的伦理基础还存在吗？人类学对此能阐释什么东西呢？我在第二、三本书里有明确的讨论。
我对成吉思汗很感兴趣，但我不敢写，因为我是他的祭祀人。整个鄂尔多斯部族是具有一种历史使命的群体，在忽必烈的时代，他们是从蒙古所有部族，蒙古统治的所有地方抽调一部分人组成的。这个部族有守卫祭祀成吉思汗灵魂——不是其尸骨，而是他最后一口气——这样的使命。我们有祭奠蒙古所有祖先灵魂的使命，我们是有内部纪律性的；尽管内部纪律今天被打破，但我感觉到要有一种自律，很多东西不能由我来写。对成吉思汗的谩骂、侮辱、赞扬，攀附，这些对我们这个部族来说不是很重要，我们在乎的是人们记得他，有时谩骂也是一种记忆。谩骂是定义谩骂者自己的界限。
到此，我的一段民族研究历程已经走完，写了三本书，从蒙古国的民族主义及其杂揉，到中国的民族团结，到合作民族主义的三元关系，三部曲结束。关于蒙古，我从民族关系学、民族政治角度的研究已经结束了，压在我肩膀上20多年的担子已经卸掉了。
我去年开始到凉山，这次又从西藏下来到西昌。想看看少数民族出身的学者能不能研究另外的民族。我是少数民族出身的，美国公民，在英国教书。我一直没有忘记我的导师一开始给我说的一句话，你应该去研究别的民族，不要研究自己的民族。我后来想这个道理是对的，少数民族为什么总是要看自己的肚脐眼呢？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是最美的呢？少数民族学者有没有能力、涵养去欣赏别的民族的文化，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涵量去empathise，当别人痛苦的时候，能不能有同情感？
我不是抽象的人类学家，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我是在内蒙古长大的，从沙漠绿洲出来的，求学、汉化、再蒙古化，世界化，寻求各个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寻找普世价值观和文化特性之间的有机切合点，解决民族之间的冲突问题。我一直在探索这些内容。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做访谈，成了长篇独白，主要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研究历程，但言不尽意，意犹未尽。非常感谢《中国人类学评论》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与中国人类学同仁相识！我期盼着在某些领域里面能向他们学习，并交流研究心得。
（罗杨 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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