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伯特、Tibet与命名的力量

图伯特、Tibet与命名的力量
——《遮蔽的图伯特：国际藏学家解读西藏百题问答》中文版前言

作者：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
译者：谢惟敏（台湾悬钩子）

唐曰乌斯国、明曰乌斯藏
今曰图伯特、又曰唐古忒
——《西藏志》


上述文字是清初一个关于地名沿革的有趣评语，徵引自一部十八世纪佚名作者的 Tibet 方志[1]，也许会让读者感觉是琐碎而玄秘的藏学知识，虽然令人感到好奇，却似乎与今日理解Tibet议题没有什么相干。而它也确实相当奇怪：作者说在他的时代，这个地方称为“唐古忒”（”Tangut”），又称为“图伯特”（Tibet）。这一点真的与现代读者无关吗？正好相反，作者藉由告诉我们“图伯特”这个名字在清朝就是Tibet的名字之一，碰触到一个二十一世纪初尝试以中文写作 Tibet 的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若要以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文化与民族整体来称呼那一块广袤的土地，而不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数个行政区之堆砌时，究竟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急迫性之所以未引起重视，很大的程度正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指称 Tibet 与 Tibetans 的名词已经非常僵化。然而那样的拘泥与束缚早该让我们质疑建构在这些名词之上的人为结构。即使我们不谈意识形态或后现代的术语（以及呓语），然而在这个例子里，语言就是力量。因为中国能够安排、限定关于 Tibet 词汇的意义与范畴，因此有了界定 Tibet、定义 Tibetans的本事。它允许中国在讨论Tibet议题时，可以单方面决定其最基本的条件。这些议题将在本文之后的章节陆续提到。

现在我们看到有愈来愈多以中文写作的文章、部落格的贴文──有些来自图伯特的作家、许多来自台湾的网友、甚至还有想办法突破中国网路防火墙的人──正在接续上述这位十八世纪的不知名中文作者所未完成的，就是使用“图伯特”，或者它的一个变化形式，“图博”，来称呼 Tibet，是一件令人欣喜和期待的事。而就是为了本文即将阐明的理由，本书将使用“图伯特”来指称 Tibet 文明所在的世界和博巴（译按：亦即中文习称的“藏族”）所生活的地方，一个疆界远比今日西藏自治区更加悠远辽阔的国度。[2]

大部份使用中文的人所习用的 Tibet 正式名称，是西藏。这个名词的来源广为人知，从官方修订的历代正史与其他常见的文献所纪录的用法，亦一目了然，容易理解。西方的图伯特支持者有一种普遍的错误观念，那就是西藏意谓着“西方的藏宝屋”，而会如此命名是因为中国视此区为一矿藏极为丰富、有待开采开发的宝地，这当然是大错特错。西藏一词的“藏”字，虽然可以意谓“储存”，但在这里只是因为它音译了Gtsang，指的是组成此区的一部份，一般称为图伯特中部地区，也就是博伊（译按：即中文习称的“藏文”）里的 Dbus-Gtsang。在明代，Dbus-Gtsang 被翻译成“乌斯藏”。[3]　清朝时，这个名词则变成了“卫藏”（也是 Dbus-Gtsang 之音译）[4]，最后再演变为“西藏”，以表示其方位在西边，而其两个音节的声音，又与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为图伯特东南部的康区（Khams）创建之行省“西康”相类似。

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是，“西藏”至今指称的，依旧只有图伯特中部以及一小部份的康区，而这个名词所传达的，就是上述的定义，也唯有那层意义而已。然而藏学研究的更广阔世界，也是博巴所思维感知的世界，系将Tibet看成是三个主要地区所组成的地方：图伯特中部（卫藏）、康与安多。目前有许多来自图伯特、台湾、中国的作者与部落格作家，愈来愈体会到这一点，因此，也愈来愈多人使用图伯特（或图博）来指称博巴所理解的Tibet。这当然具有颠覆的意义：博巴在中文的书写里，使用一个他们自己选择的名字，是为了重新掌握他们被剥夺的，并且采取行动来定义他们自己。

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整套少数民族和各种与民族相关的语彚，充满了藉由定义以遂控制目的的政治操作。“少数民族”这个名称本身，就已将所有如此被称呼的民族贬降为同一层次，不论他们是人口数百万、曾是一个政治强权、不但有自己的政府、还有娴熟自己语言的官僚系统、拥有一部充满自觉的历史；或者人口不过数万、没有国族史的族群。

我们如果聪明的话，就应该记取“西藏”的意义先天即由政治所定义的事实：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其定义的范围甚至比现今更小得多，因为康区的绝大部份（甚至一部份的“卫”，Dbus），都被画进国民政府的西康省地图里，虽然国民政府对此区鞭长莫及，只有在名义上统治而已。更不要说，今日位于青海、云南、甘肃境内的图伯特区域，都不包括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所定义的“西藏”之内，一如它们今天也都不被涵括在其中。因此，传统与历史的Tibet，至今都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国官方所承认的中文名词来指称。当然，我们可以使用说明性的文字来描写它，如“藏族居住地区”。然而，那是个描述，而不是个称呼。这么多作者渐渐偏好使用图伯特一词，显然其来有自。

描述图伯特地区的词彚，以其特殊的拘泥和僵化，拖累了描述博巴作为一个民族的词彚，使之蹇滞难通。如果 Tibet 只能等同于西藏，而西藏／Tibet 仅只能指西藏自治区，描述博巴整体的名称也被附加人为的僵硬规矩。他们可以被描述为“藏族”，然而“西藏人”只能单指西藏自治区内的居民。中国官方甚至指定，博伊也必须依样画葫芦，分别使用 Bod-rigs（藏族） 与 Bod-pa（西藏人）来显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是一个相当晚近才创造出来的区分，而这一点，由红军回忆长征时经过康区的一些地方所做的纪录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这些作品里，我们发现中国人是有意识到，至少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博伊的名词 Bod-pa（亦即中国官方指定翻译中的“西藏人”）并不限定于达赖喇嘛政府辖下（也就是现今的西藏自治区）的居民而已。因此我们读到了红军建立一个寿命很短、只在康区一些地方运作的“图伯特人民的政府”，他们称为“波巴人民政府”，“波巴”就是音译博伊的 Bod-pa。[5]

除了博伊以外，目前世界上所有的现代语言之中，在谈到博巴所属的整体文化与历史世界时，都使用 Tibet 一字的各种变化形式来表示。在那些语言里，现代中文所产生的束缚限制、种种用来支持中国对 Tibet 与 Tibetans 作政治定义的设限与规矩，都不适用。愈来愈多图伯特、台湾与中国的作者与网路作家选择使用“图伯特”一词，显示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不但深刻，而且是严肃恳切的。除了图伯特以外，许多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纪录了Tibetans 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博弥”、“博巴”，亦即博伊中的 Bod-mi、Bod-pa），Tibetan作为一种语言（“博伊”、“博盖”，Bod-yig、Bod-skad）等等，都是为了避免使用中文名词“藏”，特别是它与“西藏”有关时，所影射的限制。

讽刺的是，中文里唯一一个 “Bod” （译按：博伊中的 Tibet）被正式规定为可以名正言顺地指称Tibet的地方，是唐朝称呼 Tibet 的名字吐蕃（音：Tufan），这个名词的发音受到官方的指定，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处，都已经被读作 Tubo、也依此音译为罗马化的汉语拼音字母。然而，这个念法早在一百年前已被法国语言学家也是汉学家的伯希和（Paul Pelliot）[6] 彻底地剖析、清楚地显示为谬误了。我回想起许多年前参加一个研讨会，会中一位中国同行不断地提起 “the Tubo Kingdom”（吐蕃王朝）。一位藏学界的泰斗倾身对我低语：“难道没有人要同情一下这个可怜的人，告诉他伯希和早在一九一五年即已说明了那个字不能念成 bo?”当然，我们的中国同行有可能早就知道伯希和对此问题的评析；然而，政治无疑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中国学者而言，去想像 Bod 这个名字，唐代人早有所悉，并揉和于当时指称图伯特国家的中文名字里，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目的论里一个不容造次的成分：它似乎在表面上显示，即使是在那么古老的时代里，博巴与汉族已经愈来愈接近，势不可挡了。

有趣的是，如同伯希和所显示的，希望把吐蕃念成 Tubo，想见到 Bod 这个名字出现于中文书写之中，其滥觞并不来自于中国官修正史的传统，而是来自西方十九世纪的东方学专家（Orientalists）的作品，从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年-1832年）到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1854年-1914年）与其他人等等，此一倾向殊为明显。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就算我们接受了蕃（fan）应该念成 bo，我们还是得解释第一个字，吐（Tu）的问题，而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的想像简直到了天马行空的地步。伯希和文中所提到的一些东方学者，幻想着古代的图伯特使用 “Mtho-Bod” 或者 “Stod-Bod” 这样的名字。这两个名字皆翻译成类似于“高博”（High Tibet）或“上博”（Upper Tibet）的说法。然而，这样的名字，在古代的博伊文献里并没有证据可以支持。更重要的是，它们也不曾出现于图伯特帝国时期的双语史料中，其中Tufan只是翻译成Bod而已。未得到这些史料的佐证， “Stod-Bod” 与 “Mtho-Bod” 看起来只不过是十九世纪为了炮制一个并不存在的名字，而在字典里、辞表里搜求寻觅，所牵强附会的结果而已。

事实上，图伯特高原对于唐代以前的此地居民而言，并非统一的畛域。我们所知的图伯特帝国早期、或帝国尚未建立时期的每一件事，皆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四分五裂、没有明显齐一现象的地方──族群、语言、与宗教上皆如此──也一直没有任何 “Bod” 作为一个大地理区域之意识的文献证据，一直到图伯特皇帝与他们的军队远征吐谷浑（’A-zha）、苏毗（Sum-pa）、象雄（Zhang-zhung）、琼波（Khyung-po）及其他族群的地区，并且创造出 Bod的意识为止。虽然如此，我们确实拥有Bod这个名字在更早期就被使用的证据，然而其来源仅囿限于高原的中南部地区，而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公元前九百年之间的印度文学《吠陀经》里曾谈到 “Bho?a”（波札） ，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在帝国之前遍及图伯特高原的名词。而确实，监于帝国建立之前与帝国建立初期，高原上的居民所处的分裂状态，它又岂能不是如此？去假设那个时期住在图伯特高原上的人都视自己统一在一个旗号之下，或者他们全都了解高原以外地方的地形，因此普遍地认为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上”、“高”图伯特，这是完全经不起检验的看法。

事实是，如同伯希和在一九一五年时所解释的，在唐朝的正史中，对吐蕃这个名字之起源有一个合理而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在《旧唐书》〈吐蕃传〉的开头找到一段文字描述它起源，据说它是来自一个鲜卑的族名“秃发”（Tufa），并由后来建立南凉国（397年-414年）的后人继承此名：“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换言之，吐蕃之所以变成Tibet的名字，就是因为其正确的名字“秃发”在发音时以讹传讹所导致的结果。而一开始用来指称Tibet这个地方的，就是秃发（Tufa）的族名；直到后来它才音讹地变成吐蕃（Tufan）。“秃发”的古代发音实际上更加接近 “Tupat”，并早在公元八世纪，即由中亚的突厥人所纪录，写为突厥语的 Tüpüt。从这里，它再辗转西传，进入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写成Tubbat与其他类似的拼法。稍后，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马可波罗（1254年-1324年）的游记将它拼写为Tebet，另外类似的写法也出现在中古时期不同欧洲旅行者的纪录中。 “Tibet”与其他类似的称呼就此陆续进入欧洲各国的语言之中。

一个部族的名字历经长途的旅程，最后转变成为一个地理的名字，也许看起来十分迂回曲折，然而这并非鲜见的例子，毕竟，“亚美利加”（ “America”）也有类似的经历。更重要的，一个小地方的名字（秃发／吐蕃，似乎一开始只局限于图伯特高原的东北部边缘一带），渐渐转变成为指涉一个大地区的名字，并非罕见， 另外类似的例子有“亚细亚”（ “Asia”，亚洲）与 “阿非利加”（”Africa”，非洲），这两个名词的指涉范围，后来备受扩张，远超过它们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地中海诸古典语言里的原始意义。因此，这个带点地方性质的、在唐代以前出现的名字，“秃发／吐蕃”，后来在中文里已经澈底改头换面，指称的是它原来的地点以西的广大图伯特地区。这个名字，与实际居住在此高原上的原住民所使用的各种名字（如苏毗、象雄等），并无关连，就如同“亚美利加”与西半球上任何本土名字（如马雅、阿兹特克等）皆不相关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当学者端智嘉与陈庆英把《旧唐书》与《新唐书》中的〈吐蕃传〉翻译成博伊时[7]，他们肯定知道旧有的 Stod-Bod（上博）概念，然而他们似乎拒斥了它，把 Tufan 翻译成 Thu-Bhod。我们可以想像他们不能全然拒斥已经政治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教条的 Tubo，然而他们可以很有技巧地处理它，或许将它翻译成近似 “Tibet”的名词，而不是直接了当地将 fan/bo 与 Bod 等同划一。

简言之，《旧唐书》〈吐蕃传〉开头所提到的中文名字，可以被视为在图伯特之外、也是现代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所普遍所使用的名字──Tibet──的一个雏型。而 Tibet，作为普世所接受的一个文化与历史的畛域，并不是现代的“西藏”。令人欣悦的是，新一代以中文书写或发表网路文章的作者们已经重新发现、并采纳了“图伯特”，作为这块他们深深关怀的土地一个清晰明朗、无法混淆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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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藏志》（台北，1968年）。亦可见邓锐龄，〈读《西藏志》札记〉，《中国藏学》，2005年2月，第18-25页。

[2] 晚近虽然有一些使用“图博”的例子，然而“图伯特”一词早已记载于清朝文献的事实（往往和另外的变化形式如“土伯忒”、“土白特”等写法一起出现），以及这个词更能清楚明确地反映世界各国语言中对于Tibet几乎一致的称呼，是本书从头到尾采用它的理由。除此之外，现存的“图博”很容易与“吐蕃”（Tufan）之错误汉语拼音读法Tubo 混淆，此问题将在下文讨论。

[3] 张廷玉，《明史》，（北京，1974），331:8571-8585。

[4] 见松牵段啦赝ㄖ尽罚ㄌū保1965）。

[5] 《红军长征在四川》，（成都，1986），第355页以后的内容。

[6] Paul Pelliot, “Quelques tra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noms tibétains,” T’oung Pao 《通报》16. 1 (March, 1915), 第18-20页。

[7] Don-grub rgyal and Khrin Chin-dbyin, Thang-yig gsar-rnying-las byung-ba’i Bod chen-po’i srid-lugs. （端智嘉、陈庆英，《吐蕃传》，（西宁，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