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台灣懸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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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0月的一天晚上，已是深夜時分，我被一通來自美國的電話吵醒。我當時住在日本，教授英文，偶爾為日本時報寫書評。之前幾年，我在西藏流亡社區的二十年工作才剛剛結束－－我本來是西藏話劇團（Tibetan Institute of Performing Arts, TIPA）的團長，為了一兩齣戲中別人所認為的不敬之處而遭到解雇（還加上一幫暴力的摩洛甘濟(McLeod Ganj)(譯按1)的暴民的幫助 ）。
那個著急的聲音用藏語問我：「嘉央諾布，嘉央諾布，你聽得到我嗎？我是圖登晉美諾布。」我一時之間不知道這個名字是誰，然後恍然大悟，知道他就是塔澤仁波切，達賴喇嘛的大哥。
「是的，仁波切我聽得到。你好嗎？」
「嘉央諾布，嘉央諾布，你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
「什麼事，仁波切？」
「他們放棄了我們的讓贊。」
「仁波切，你在說什麼？」
「嘉瓦仁波切在這個名叫史特拉斯堡的地方作了一個聲明‧‧‧」(譯按2)
然後他告訴我所發生的事情。
我跟達賴喇嘛的家人並不親近，而我也花了一點時間才明白為什麼塔澤仁波切跟我聯絡。原因大概是因為我之前在《西藏評論》發表的一些文章，我經常性地分析並且譴責西藏政府的政策，認為噶廈降低了西藏獨立的重要性，好與中共和解。我最後在那裏發表的文章是一篇分成兩部份的文章（〈在邊緣之上〉，1986年10月號、11月號），文中警告愈來愈多漢人移民至西藏的危險。我強調唯一處理這個危機的辦法，不是安撫北京，而是積極地不鼓勵在西藏的貿易、觀光與投資，讓西藏不穩。在鄧小平自由化的早年，是有機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的。當然，噶廈根本忽視我的報告。一兩個英國讀者指控我，說我破壞了漢藏之間的美好新關係。
「你會怎麼做？」仁波切在談話的最後問我。
我能說什麼？我告訴他我不知道；我不處於可以做事的位置上。
我想我的答案讓他失望，然而那一次的談話開啟了我們的友誼。我們雙方都有一點在情緒上依賴這份友誼。因為那些支持獨立的人在流亡社區裏變成愈來愈邊緣化，而且任何對於中間道路有所懷疑的人，都很容易受到「反對」達賴喇嘛的指控。所以即使是你剛好住在地球的另一端，你也從這種友誼之中尋求力量，不管距離多遠，沒有放棄讓贊的人彼此互相支持。
當時的仁波切早已過了年富力強的年紀，事實上，他是在七十三歲時，靠著勞倫斯‧葛爾斯坦(Lawrence Gerstein)的幫助，創辦了國際西藏獨立運動，並且領導了幾次的獨立步行活動，行踪遍及美國與加拿大。我在那些年頭裏住在達蘭薩拉，編輯著西藏新聞《人民》(Mangtso)，每次看到仁波切步行的照片，都很令人精神振奮，他很有精神地邁著步伐，反戴著一頂白色的棒球帽，告訴美國：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美國人應該支持西藏。
他似乎總是以笑容做出這樣的聲明。仁波切不是一個神情嚴肅咬牙切齒的民族主義者。他對於讓贊的信念並不是來自於對中國人民的憎恨，或者某種超級愛國的教條或哲學，而僅僅只是出於他對中國之於西藏真正的意圖沒有任何幻想。仁波切相信西藏需要獨立，不是為了某種高尚的意識形態原因，而是一種基本的條件，因為藏人的生存－－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文化、甚至他們的宗教都仰賴獨立才能獲得保證。仁波切很確定，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我感覺，仁波切的想法之中，對這一點思考的明晰，源自於他在當塔爾寺主持時，在安多遭遇的共產黨領袖，這一幫人都是粗鄙、自以為是、狡詐而又喜好殺人的人－－他們都是非常野蠻血腥的中國內戰的產物、毫無人性的人。仁波切在他的自傳《西藏是我的國家》裏很準確地描寫他們。左翼的宣傳家，如埃德加‧史諾，給我們一種中國共產黨的幹部與官員都是理想化的農民改革者，懷抱著道家聖賢的理想，但任何知道一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人就會知道紅軍之中，有許多人都是前軍閥的手下、傭兵、土匪、地頭蛇等等。仁波切也目睹了他們如何殲滅塔爾寺附近，魯沙爾鎮（位於今日青海省西寧市湟中縣境內）的穆斯林回人。當紅軍屠殺囊拉(Nangra)， 霍莫卡(Hormukha，應寫作Hormokha)的安多人，並且開始他們對果洛人的種族殲滅戰之時，仁波切人就在安多。
在安多，共產黨人並沒有試圖使用狡計與甜言蜜語來贏得人心。大概是因為他們覺得青海早已是囊中之物，所以不必多費精神。另一方面，他們對衛藏的入侵，結果卻相當不確定，所以共產黨人慎選他們在拉薩與昌都的代表，確定他們的人選都是表面上看起來很愉快、很有口才的人物。
聖尊達賴喇嘛所遇到、並且有來往的第一批共黨官員都是親切有魅力、處世圓滑的人物，如平措汪傑、或者像劉格平這樣死硬的共產主義信徒（譯註3），這兩位就是向達賴喇嘛傳揚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歷史與蘇聯民族政策的人。平措汪傑在他的自傳裏提到，「達賴喇嘛對學習著共產主義的各種層面非常熱心，而我想我對他的思考有所影響。即使到今日，他有時候還說他是一半佛教徒，一半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必須謹記的是，聖尊當時非常年輕，還在容易受到他人影響的年紀。他長期牢固的信念，認為可以就西藏問題與中國領導人達成某種諒解，大概是受到這種早年的經歷所影響。
但塔澤仁波切當時已經成年了，他比聖尊大十三歲，而他與共產黨人的交往經驗，使他堅信中國對西藏的意圖是邪惡的。仁波切自己也能夠偽裝，他想辦法裝出對於共產黨人的提案有所接受的樣子。他們於是決定派他到拉薩去贏取達賴喇嘛的信任。仁波切描述與他接觸的共黨領袖不可置信的粗糙方法：如果他可以說服達賴喇嘛，讓西藏政府放棄抵抗中國軍隊的入侵的話，他們答應要聘任他為西藏「省長」 (chikyap) 。他們甚至還暗示他，如果達賴喇嘛太過礙手礙腳的話，他們就會想辦法處理掉他，而仁波切說不定也可以自己動手，「‧‧‧以達到（他當上西藏省長）的目的」。
仁波切在人民解放軍入侵之前來到拉薩，告訴他弟弟每件事。他的忠告也許就是促成年輕的達賴喇嘛與西藏內閣在昌都淪陷之後，決定離開拉薩。當西藏政府與達賴喇嘛決定暫時在春丕谷（Chumbi valley）的錯模（今日西藏自治區日喀則亞東縣）住下來，仁波切決定他要繼續前往印度。一旦到了印度之後，他的老朋友，帝洛巴仁波切與他連絡。他告訴塔澤，他已經透過自由亞洲委員會（一個CIA的附屬機構）安排他前往美國。帝洛巴仁波切是地位非常崇高的蒙古喇嘛，曾經經歷過史達林的整肅，並且在1949年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邀請前往任教。而運作此事成功的美國人是一位傑出的東方學者，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當時他是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部門的重要顧問。很諷刺的是，這位幫助蒙古高僧、又間接幫助塔澤仁波切逃離共產黨迫害的人，居然會在後來變成麥卡錫參議員反共運動所針對的主要對象，並且面臨作為「高級蘇維埃間諜」的虛偽指控。
仁波切在美國一開始並不順利，他的健康不佳，又不會說英語，也沒有錢。但他慢慢地學習著英語（在加州柏克萊），甚至在印度政府無法更新他的居留證而美國政府又不給他庇護時，停留在日本寺院幾年，期間學會了日語。CIA當時因為西藏的代表與北京簽訂了十七條協議，而達賴喇嘛也返回了拉薩，對塔澤仁波切已經失去了原來的興趣。最後，大概三年之後，他在美國基督教世界救濟會（Church World Service）的朋友，為仁波切取得返回美國的許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向幾個學生教授沒有學分的藏語課程，因此賺取一點微薄的收入，而他的僕人頓珠嘉贊則必須到工廠裏去作工。我從他的自傳裏得到的印象是，仁波切在他小小的紐約公寓裏每天晚上都在「‧‧‧根據傳統的西藏食譜」煮湯（很有可能是湯庫(thinkhuk)，是一種羊肉或氂牛肉與青棵熬煮加鹽的美味湯）。
當時，西藏與共產黨人正處於蜜月時期，許多商人、喇嘛、寺院、貴族與堯西（譯註4）都對中國人帶到西藏四處散布的銀元十分高興。他在他的自傳裏非常坦白地提到，許多試圖勸仁波切回家的舊識裏，包括他自己的親戚在內。但仁波切相信這些得來容易的錢財，與共產黨人的親切都只是過渡時期而已，很快對方就會露出真面目。他的弟弟，嘉樂頓珠，稍早曾經在南京的國民黨學校裏讀書，對於共產黨人也不太信任，也從中國逃往印度。
當達賴喇嘛在1956年前往印度參加菩提伽耶的慶典時，仁波切立刻飛往印度，與嘉樂頓珠一起，試圖勸服弟弟在印度尋求庇護。其他的流亡藏人領袖，如前總理（首席噶倫）魯康娃，也懇求達賴喇嘛不要回西藏去。但到了最後，達賴喇嘛諮詢了國家的護法神。達賴喇嘛在《流亡中的慈悲》中提到，當時神巫對魯康娃在場十分生氣，然而魯康娃還是拒絕離開。老貴族魯康娃警告達賴喇嘛，「當人絕望時，他們就尋問眾神。而當神絕望時，他們就會說謊。」然而達賴喇嘛還是返回了拉薩。
非常失望的塔澤仁波切飛回紐約。但此時，東藏各地的反抗已經全面爆發，而仁波切與美國國務院保持經常性的連繫。他也重新與CIA建立了連繫。在接受我的專訪時，他說他後來把所有的連絡資料都轉交給他的弟弟。他並沒有明確地說出來，但我假定他覺得嘉樂頓珠對於這種密謀策動比較在行，而且又富有外交手腕，可以充份利用與美國政府的連繫來促進西藏的利益。
仁波切也幫忙在塞班島訓練第一批的藏人游擊隊（包括阿塔、洛澤、嘉洛旺堆等等），他的角色是翻譯。仁波切與卡爾梅克的高僧格西旺傑（Geche Wangyal）也幫忙CIA發明了一套電碼系統，以指稱那些藏語字彙中沒有的事物，並且創造了一套有關於現代戰爭與情報收集的精確書寫系統。仁波切與格西旺傑也參與了寫作游擊戰、破壞戰等技巧的手冊。
仁波切懂多種語言：藏文、蒙文、日文、中文、英文，還有他故鄉西寧的方言，顯示他作為學者的天賦，也許他也覺得戰事與間諜戰的種種，與他的本性並不相符，他還是回到了學術界。但也開始為西藏難民組織救濟工作，靠著他在美國基督教世界救濟會（Church World Service）朋友的幫忙。
仁波切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開啟了藏學研究的計畫，也開始在印第安那大學發展出類似的計畫，後者他並且獲得了教職。1965年他開始在那裏教書，他的一個學生告訴我：「他很容易就可以吸引學生來上他的課。」
這位高僧、格魯教派最重要寺院之一的主持、達賴喇嘛的大哥，最讓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他對於教授佛法或者成立佛法中心並不感興趣，反而是想讓世界知道西藏的文化、歷史、土地，以及更重要的，西藏的人民。這個特徵在他的書《西藏：歷史、宗教、人民》當中特別清楚－－這本書他與柯林‧滕布爾(Colin Turnbull)合寫（譯按5）。這是一本關於西藏歷史的美妙百科全書式的記載（特別是民俗史與天文學），他還描寫了藏人的生活，夾雜著各種傳說、神話，以及仁波切小時候、生活與旅行的個人經歷（對歷史書而言是相常罕見的）。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瑪格莉特‧米德(Margaret Mead)，說這本書「獨特、善感而美麗」。
也許有人會說這本書多少理想化了藏人的生活方式。但它從來沒有走到蓄意欺騙或荒謬的程度，然而它清楚地是一種表達，一種象徵，是仁波切對他的人民與他的國家深層與真摯的感情的呈現。我發現這本書很令人著迷，我甚至在德里買了十幾本，並且在七零年代早期用在話劇團作為高年級學生的英文教科書，也作為教授他們歷史與文化的入門書。這本書也包含一套民俗藝術家，洛桑丹增的畫作：描繪著藏人的服飾、家用器皿、農業用具、武器、牧民的營地還有帳篷內部，每一張圖都有編號，旁邊也有說明。這些圖畫本身就是文化的資產。雖然現在連平裝本都已經絕版，旦我想二手書還可以在Alibris或EBay（譯按6）上買到。
前幾天一個朋友告訴我，詩人唯色也寫了一篇有關塔澤仁波切的文章，還提到她是以中國官方的內部翻譯資料，讀到仁波切的歷史書的。我的朋友從唯色博客那裏翻譯了這一段話：
「那本書，我最早看到應是1990年，當時我剛剛回到拉薩，是一個已被漢化得對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幾無所知的年輕人。那本書，在我以及境內許多藏人當時的閱讀範圍內，是我們能夠讀到的第一本譯成中文的西藏人寫真實西藏的書。從那時起，那本書被我視為珍寶，走到哪裡都要帶在身邊。」
當然，仁波切是個很有靈性的人，可能他的靈性非常深邃。他是以僧侶與朱古的身份被教育長大的，而他的書也肯定不是一部世俗的歷史。但與其他西藏喇嘛與格西不同的是，塔澤仁波切清楚地看到雖然宗教是西藏生活的重要特徵，但只是其中定義藏人生活、藏人身份的多種特色的其中之一而已。仁波切告訴我，雖然他相信他的弟弟是達賴喇嘛的真轉世，但他並不覺得自己在靈性上很特別。在他的歷史書裏，他坦誠地提到，他作孩子時，面臨朱古的測試，他並不認得擺在他面前的各種物品。仁波切尤其是一個很誠實的人。他最討厭那些到處聲稱自己擁有特殊的法力修為，事實上沒有，卻利用佛法作為幌子來獲得物質好處的人。他本人拒絕給別人上宗教的課程。事實上，仁波切把藏學課程裏的必修的宗教課程轉讓給另外一位教授去上。
跟仁波切交談總是很容易。在他面前你不必拘束，在他面前你也從不覺得尷尬，不會不知道是否需要敬禮或磕頭或者得到摩頂。你只是跟他握手，說說笑話，告訴他從達蘭薩拉傳來的最新閒話。他不會像其他有權力的藏人一樣高高在上。我在九零年代晚期搬到美國後，更有機會與他見面、與他說話。當然我們談話的其中一個重要主題是讓贊，還有我們如何才能促進那個理想，即使只能發揮很小的作用。
共享讓贊的理想與信念的塔澤仁波切、索南旺堆拉、圖登次仁拉、拉珍哲彤拉、我自己還有其他人，創辦了讓贊連盟。仁波切於2001年11月23-24日在印第安那的布魯明頓，主持了第一次讓贊連盟的計畫會議。其中兩位（由彼德布朗(Peter Brown)陪同）也開始了橫越二十八州、（加拿大）五省、哥倫比亞特區的讓贊之旅，我們旅行了一個月，並且儘可能地連絡西藏社區、藏人、友人，來重新點燃一年一年愈亦沉寂虛弱的西藏獨立奮鬥。仁波切寫了一封滿懷熱忱的支持信，我們分寄給每個社區，好向各地的藏人自我介紹，也介紹我們的任務。
當然仁波切也是有缺點的，也不乏批評他的人。其中一個反對他的批評是他遠離了西藏社會，沒有留在達蘭薩拉為流亡政府工作。這樣的指控是有一些道理的，雖然仁波切曾經是西藏圖書館的館長，也曾經擔任達賴喇嘛的駐日代表。但這些都為期很短。我知道他的某些堯西親戚也因為這樣而批評他，就好像我過去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批評一樣。
但假如我現在為他辯護的話，我也許會說，他與流亡政府與流亡社會所保持的距離，允許他智識上保持自由，得以繼續堅持獨立的理想。如果他真的為達蘭薩拉政府工作的話，因為要擔當高位就意謂著必須與政府政策完全同調，我們也許就會有另外一位失敗的協商者：他就會加入嘉樂頓珠、洛迪嘉日等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結束的長長名單裏。然而讓贊的奮鬥就會因此而失去一個導師，一個同志。
就因為他沒有留在達蘭薩拉，即使是在美國中西部的曠野裏，塔澤仁波切才有辦法保持「讓贊的火燼」，並且給我們傳達他的信念：西藏獨立是絕對不容妥協的，而且（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是西藏人民、西藏語言、西藏文化、甚至他們的宗教續存的一種基本的條件，一種必要的條件。
在2002年晚期，仁波切好幾次中風，行動不便，說話不清。我最後一次看到他是一年以前，他似乎已經認不得我了。然而他還是想辦法跟我們在一起，今年三月讓贊革命在西藏發生之時，全球各地的藏人都在挑戰共產中國對西藏的佔領。接近仁波切的人告訴我，他似乎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而且2008年6月的自由火炬起程典禮上，他也出席了。
仁波切還出席另外一個活動的閉幕典禮，那就是七月四日在費城舉行的自由步行運動。我聽到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卡瑪嘉措的錄音，某個人想讓仁波切在該場合上說一兩個字。當然仁波切因為中風的關係，說話的能力幾乎完全受到影響了，但他十分努力地想要表達什麼。只有兩個音節，非常模糊，一再地喃喃重覆著。聽起來非常不清楚，但假如你很努力地聆聽，聽起來他好像在重覆兩個音節，「嗯。。。嗯。。。讓－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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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註1：摩洛甘濟(McLeod Ganji)就是上達蘭薩拉，亦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此譯法乃從「西藏之頁」網站的譯法。
譯註2：史特拉斯堡宣言：達賴喇嘛於1988年訪問歐洲議會時，散發了一份文件，提出「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他在裏面提出，由多衛康三區所組成的西藏，應該變成一個自治的政治體，並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結盟。而達賴喇嘛將會以放棄獨立的主張來作為回饋。
譯註3：1954-55年，達賴喇嘛在北京期間，時任中共統戰部副部長的劉格平是陪同者。
譯註4：堯西，歷代達賴喇嘛的家族。
譯註5：Colin Turnbull是英國人類學家，以《叢林人》（The Forest Man）一書聞名。中國大陸翻成柯林‧特呂布爾，台灣亦有譯作特恩布爾者。
譯註6：Alibris與Ebay都是拍賣二手物品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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