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伯特民主：一个让人扼腕唏嘘的玩笑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来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2013/11/blog-post.html


当不丹王国在2008年开始其民主实验时，说实话我是带有一些怀疑态度的。我以为这个“龙的王国”将会步尼泊尔（由马亨德拉国王在1962年开创的）“潘查雅特”（ Panchayat）民主之后尘。在尼泊尔这个“受指导的”无政党民主体制下，民众可以推选代表组成了一个驯服的议会，而实际权力依然牢牢地掌握在国王手中。

但后来让我吃惊的是，不丹王室采取了坚决的步骤，允许甚至坚持成立真正的政党。为了让不丹民众走出传统的封建心态，深受拥戴的国王决定退位并任命他年轻的儿子成为一位低姿态的立宪君主。从那以后不久，不丹各地涌现出若干独立政党，但是通过整合和淘汰，最终有两个政党参加竞选：人民民主党（PDP）与不丹和平繁荣党（DPT）。后者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举，尽管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该党的胜利是由于它在两党中更倾向于君主制。

但是两个月以前，在不丹的第二次全国选举中，弱势的在野党人民民主党（PDP）一举获得政权，赢得了议会47个议席中的32席。投票人数骄人地占全国人口的80%。不丹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它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振奋富有活力的民主国家。PDP不仅击败了“保皇派”不丹和平繁荣党（DPT），而且还抛弃了不丹官方的“全国幸福指数”（GNH）理论。在早先，像这样抛弃由国王晋美·森格·旺秀（Jigme Singe Wangchuk）在1972年倡导的不丹核心国家政策，肯定会被当做是“大不敬”（ lèse majesté），甚或是亵渎神明的行为。

在法新社的一次采访中，新任总理伦钦•泽仁多杰（Lonchen* Tshering Tobgay）表达了自己对“全国幸福指数”（GNH）的不同看法：“我怀疑有些人是如何过度地使用了这个概念，同时却没有对亟待解决的问题予以足够重视。”在竞选期间，泽仁多吉经常是徒步走村串户，关注那些他认为是不丹“亟待解决的问题”：经常性失业、贫困、腐败以及民众对政治家们的疏离感。伦钦最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联合国会议，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长篇访谈中，他重申了他的批评意见。回到不丹之后，生活一如既往。天没塌，地没裂，王国没有被吞噬。王室家族继续保持着他们体面的沉默。而事实上，有人告诉我，不丹王室成员甚至都没有参加投票选举，因为把选票投给任何一方，都会显示出王室对某一政党的支持从而影响选举的公正性。

老一辈博巴对不丹人有这样一种令人遗憾和绝对毫无根据的偏见，他们瞧不上不丹人，认为不丹人有点原始和不通世故（好在年轻一代的博巴似乎没有这样的偏见）。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拿来比较和评测谁是开明的民主主义者、谁是迷信的“蛮夷”（lalo），那么比较一些我们这两个政治制度的相关进程或许是最恰当的。

今年9月在达兰萨拉，就在庆祝完“图伯特民主日”之后不久，流亡议会对那些“伤害了达赖喇嘛尊者感情”的人，发动了堪称“文革”式的“批斗”（ thamzing）。这场运动起始于对议员噶玛群培（Karma Chophel）的谴责，莫名其妙地指控他“妄自猜测达赖喇嘛在写作《真言祷文》（Words of Truth Prayer）时，‘内心想着的是独立’。”（在《图伯特政治评论》网站可以看到有关的详细报道。）这种荒谬的指控让人不禁想起中国“文革”时期的一个故事——当时，一位老实本分的农民怀疑（或许声音有点太大了）把《毛主席语录》插在地里促进庄稼生长或许不是一个有效的农业技术。这位农民遭到批判、斗争和殴打——最后可能被整死。

在议长边巴次仁的率领下，我们的议员们开始向那些坦率表示（言辞或许激烈，但绝无不恭）不赞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而是要求独立的博巴们（包括我自己），展开激烈批判。我们的“积极分子”（ hur-tsunpa）议员们要求，这些“坏分子”不仅要受到揭发，而且要把他们赶出流亡社会——尽管流亡议会实际上没有任何合法权力做任何此类事情。当然，他们秘而不宣的真实意图在于煽动那些更加狂热和无知的流亡社会普通民众自行其是——这种煽动在过去曾经导致若干起暴民对著名批评人士的攻击和公开侮辱。甚至有一位批评人士遭到谋杀。

或许是为了争取印度民众对他的运动的支持，边巴次仁议长接受了《印度斯坦时报》（the Hindustan Times）的一个简短采访，在采访中他引述尊者的话说，尊者本来打算活到113岁，但是由于“一位图伯特青年大会的官员、一位自由亚洲电台的职员以及一位图伯特作家所表达的不满……”尊者已经决定只活到108岁。这个采访非但没有引起印度民众的同情，反而成为了大家的笑柄。来自印度读者的评论异口同声地表示了鄙视。一位名叫库尔希德•阿拉姆（Kurshid Alam）的读者写道，“图伯特流亡政治家们，你们干的好！你们终于把整个图伯特运动变成了笑话。继续干下去！继续把你们的政治和古老的宗教混为一谈，你们的民众只能回到家中垂死挣扎。你们失去一个坚定的支持者！”

即便我们尊敬的议长先生真的是打算破坏在印度的图伯特问题，他也不可能做的比这次采访更出色了。

议长允许议员们不限时发言，每人都试图用比别人更为凶猛的方式进行批判。代表北美地区的议员诺布次仁言辞尤为偏激，他声称，“我们必须把这些人赶出去，就好比要趁蛀牙还没有开始疼之前就将它们拔掉。”多数议员们基本上只是老调重弹，但也有些人力图别出新意，他们抨击《图伯特政治评论》（Tibetan Political Review）的编辑，这是图伯特社会硕果仅存的一份严肃政治刊物，甚至还谴责电影人丹增索朗（Tenzin Sonam）制作的纪录片《乌云背后的太阳》（Sun Behind the Clouds），而这部影片在2010年获得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Havel）亲自颁发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和平奖”（ Vaclav Havel Freedom Award）。

然而，正当议会打压图伯特社会言论与思想自由的举动似乎已经势不可挡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些相当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位年轻的议员达珍萨琳（Dhardon Sharling），从她的座位上站起来平静地说，议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没有尽自己所能去理解尊者的意愿而拷问自己的“良心”（当时她用了英文“conscience”），不应该对那些（表达自己观点的）博巴横加指责。达珍啦的发言可以在 youtube看到。另一位没能参加这次议会会议的议员琼扎科仁（Chungdak Koren），委托她的同事向议会宣读了她对议会提出的问题和观点。琼扎啦还将这些内容贴在了她自己的博客上。以下是一段摘录：“……不应该排斥那些批评者，我们应该包容他们并欢迎他们发表和交流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或许会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他们提供的观点也可能拥有巨大的价值。当面对批评的时候，我们必须永远保持开放的思想。”我听说，还有其他一些议员没有参加“批斗会”。

与以往不同，那时政要们能纠集大批暴民甚或是暴徒和狂热分子殴打和恐吓批评人士。而这次，议会仅能召集为数不多的应雇而来的老阿爸和老阿妈，举着一模一样的标语绕着岗坚吉松（Gangchen Kyishong）蹒跚而行，那些标语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CTA办公室的宽幅打印机。

甚至那些试图在世界各地的图伯特社区推行批判运动的努力，也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成效。我听说在瑞士召开了一次社区会议批判那些“伤害了衮顿感情”的人，但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类似集会的报道。在纽约，有人试图阻止我在10月5日对图伯特公众的一次公开演讲（“让赞，势在必行”），这次演讲是图伯特国民大会（TNC）为我安排的。

夏尔巴人联合会——TNC为演讲租用了他们的会议厅——的经理，接到了匿名电话，声称TNC和我都是反对达赖喇嘛的。还有一通电话指责夏尔巴人联合会将会议厅租借给雄天（Shugden）崇拜者。还有人威胁要举行公众示威和阻挠演讲，但实际上在演讲的那天上午并没有出现抗议行为。会议厅里座无虚席。TNC的志愿者们还在Livestream 网站对讲演进行了现场直播，迄今已经有来自世界各地，甚至包括图伯特境内和中国的观众超过16,500人次观看了视频。

图伯特媒体通常总是畏首畏尾、自我审查，但是这次出现了一个值得欢迎的例外，流亡议会的作为受到了一家当地博文（即“藏文”）报纸《图伯特快报》（Bod Kyi Bangchen）的严厉谴责。这篇由副总编卓尼沃色（Choenyi Woser）撰写的评论文章还被翻译为英语，并发表在 Tibet Sun网站上。卓尼沃色啦还是第一个把流亡议会的奇谈怪论同“文革”相比较的人。

另一篇英语文章《我对着图伯特旗帜庄严发誓》（I Solemnly Swear by the Flag of Tibet ），作者是登巴噶西（Tenpa Gashi）。该文不仅以辛辣入骨的机智和讽刺嘲笑了议会大员们的奇谈怪论，而且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登巴啦是已故噶西•次仁多吉（Gashi Tsering Dorje）啦的儿子，他是70和80年代著名的政治评论家，也是我的朋友。在那些日子里，他和我都撰文揭露邓小平“自由化”政策的局限性和达兰萨拉方面希望同北京进行谈判的天真幼稚。相比我在《图伯特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次仁多吉啦的文章对图伯特公众的思想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为他是用博文写作而且对中共及其口是心非、残酷无情的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

因而，尽管我们流亡议会议员们竭力效仿北韩“最高人民议会”议员们的阿谀奉承，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令人称道的新进展——图伯特的新闻记者、博客作者、让赞活动人士，甚至一些议员和越来越多有怀疑精神和关心时事的“老百姓”（ mimang），都在公开对那些声称代表他们的人提出自己严厉的问题。

所以，尽管图伯特民主体制当前确实堪称岌岌可危，但还不至于说是一无所剩。不过，我们的政治是如何从一开始慢慢堕落到如此拆烂污的恶心境地的呢？我不打算在此详细探讨我们的所谓民主体制的历史。关于这个话题，我已经写作了若干文章，如果有读者希望对此有全面了解可以查看我博客上的分为三个部分的文章《等待民主》（(WFM I, WFM II 和WFM III ）。

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揭示一些更为直接的原因，来说明为何出现今年9月在达兰萨拉的小“文革”，以及更早些时候对图伯特青年大会和“九十三”（ Gu-Chu-Sum）前政治犯协会的破坏与削弱。我相信这些事件有其内在的联系，而且隐藏着一个削弱甚至是终止图伯特斗争的阴谋。我还将向大家说明一个简单的行动步骤，所有的博巴们都能以此来拯救我们的民主体制，并且可以使得流亡议会和行政当局对流亡公众负责，同时还要让他们切实关注在图伯特境内为了结束中国的统治而斗争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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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钦”（ Lonchen）是图伯特对“总理大臣”或“首相”的传统称谓。“司伦”（ Si-lon）是从1926年朗顿•贡嘎旺秋（Langdun Kunga Wangchuk）担任总理大臣时开始使用。桑东仁波切开启了图伯特总理们为自己创造更加浮夸头衔的先河，诸如“噶伦赤巴”（ kalon-tripa）、“司政”（ sikyong）等等。

2013年11月4日，译于BLOOMINGTON, INDI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