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现实需要与文化传承

结构、现实需要与文化传承 
——以乌斯满的行为逻辑和社会互动为例

“在历时的宏大格局中看，乌斯满只不过是被各方利用的一枚棋子，各方都按照自己的需要、好恶和得失来定义和使用这枚棋子，这个过程中的翻覆，其实与乌斯满政治立场的翻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尽管乌斯满被处决已经60年，这种情况实际上至今仍在延续。但在历史的当下，乌斯满是一个自由的行动者，他的所有选择都是出自于他的自由意志，他的行为的背景是赋予他行动能力的文化。我们可以从分析他与各种精英的互动中来看他所持有的文化和意义系统。”

作者：菅志翔[2]
来源：《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46期，2013年10月31日

论文摘要：由于行动者具有自身特定的社会结构特征，会从社会结构中自身位置的特定角度出发思考和行动，所以，当多个行动者面对同样命题时，行动的具体事件过程及其结果会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在这样的研究框架中，文化表现为结构规范、行动者的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判断标准等具体可观察的社会事实，文化的变迁与传承也由此而成为可以经验地加以研究的对象。本文试图以20世纪40年代出现在新疆哈萨克社会中的一个人物——乌斯满——的行为逻辑和社会互动为例，来分析人们处在社会剧烈变迁中的具体实践及其社会后果，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当社会结构、现实需要与文化传承三者纠结在一起时，它们对参与其中的行动者和今天的学者而言，能够分别构成什么样的问题意识。

社会科学的议题一般都建立在探究有关社会事实的这样一组问题的基础之上。这组问题所包括的核心要素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处在什么情境中、因为什么原因、做了什么、导致了什么结果。这组问题涉及到具体的行动者、社会宏观结构和互动条件、行动者的主观意图、行动的具体内容以及这一行动导致的社会反应等。由于每一个行动者本身都具有自身特定的社会结构特征，会从社会结构中自身位置的特定角度出发思考和行动，所以，当多个具有不同社会结构特征的行动者面对同样的命题时，行动的具体事件过程及其结果就会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样的研究框架中，文化则表现为结构规范、行动者的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判断标准等具体可观察的社会事实。文化的变迁与传承也由于这些社会事实的可观察性而成为可以经验地加以研究的对象。由于不同结构位置上的行动者所关涉的社会事实不同，因此，通过这些社会事实而呈现出来的文化的实践逻辑也千差万别，这就使得文化传承在经验世界里表现为极具多样化的能动者的判断、选择和再建构。
本文试图以20世纪40年代出现在新疆哈萨克社会中的一个人物——乌斯满——行为逻辑和社会互动为例，来分析人们处在社会剧烈变迁中的具体实践及其社会后果，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当社会结构、现实需要与文化传承三者纠结在一起时，它们对参与其中的行动者和今天的学者而言，能够分别构成什么样的问题意识：是人在保护文化，还是文化在护宥人，抑或文化仅只是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的为人所用的实践工具？我们在讨论文化议题时能否省略文化的实践者及其社会性和多样性？脱离了承载文化并生活在文化中的社会行动者的现实需要和自主抉择，文化的局外人所谈论的文化究竟是什么？有什么意义？
由于有关乌斯满的研究文献不多，本文主要以笔者2010年夏季在新疆开展的口述史调查资料为主。这次口述史调查访问了近20人，其中包括乌斯满的家人以及亲历那段历史的老人。在对这些材料进行梳理和本文的写作时也参考了美国学者琳达·本森（Linda Benson）所做的乌斯满研究（1988）。本文参考的其他有关1940年代新疆哈萨克的文献，主要有张大军先生的《新疆风暴七十年》（1988）、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1995）、白振声、鲤渊信一主编的《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1992）、王柯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2013）、吴启纳的《新疆：民族认同、国际竞争与中国革命（1944—1962）》（2006）等。

一、乌斯满生平

乌斯满生于1899年[3]，中国哈萨克克烈部毛尔合（亦称莫勒合）部落人，是1940年代哈萨克社会最有影响的巴特尔（“英雄”之意），也是新疆解放时期著名的反革命匪首。根据笔者在当地部落开展的口述史调查，乌斯满的父亲是一位毛拉，他本人曾受过一定程度的宗教教育。他青年时代家境贫穷，以放牧、经商为生。乌斯满个性勇敢刚毅，不畏强暴，18岁时曾与当时著名的祖哈巴特尔的下属交过手，祖哈认为他注定会成为一名巴特尔。在青少年时期，乌斯满曾经跟随过哈萨克历史上第一个出版图书的学者阿合提哈志，这位学者在近代哈萨克文化史上的地位堪比阿拜。在“乌斯满的人”[4]眼里，他是一个信仰虔诚、热爱家乡、保护人民、忠诚守信的巴特尔。
因为反对盛世才搜缴枪支以及盛对哈萨克部落头人和宗教领袖的迫害，乌斯满于 1940年初开始参加武装反抗盛世才的起义，并在1941年组织了自己领导的游击队。由于他绝不轻信盛世才的说辞，坚持以武力反对盛世才的欺骗和迫害，投到他旗下的人越来越多，乌斯满逐渐成为克烈部落中最有影响力的巴特尔[5]。
受到从苏联逃亡到中国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人的影响，乌斯满认为苏联发动的社会改革是要消灭私产、消灭宗教。因此，从哈萨克部落传统的生计方式和信仰出发，他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和公有化，也反对苏联的消灭宗教的政策[6]。在乌斯满“起义”初期，因为盛世才迫害部落头人和宗教领袖，执行苏联式政策，所以他坚决反对盛世才，成为北疆的一支独立武装。在盛世才脱离苏联控制，返身投靠当时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之际，苏联开始乘新疆地方政治真空之机借助外蒙古的渠道支持反对盛世才的汉人地方当局的乌斯满[7]。
“三区革命”[8]开始后，苏联派曾在苏联受训的哈萨克人达列力汗与乌斯满合作，共同击败了新疆省政府在阿勒泰的守军，成立了由伊宁领导的阿山地区政府，乌斯满被政府任命为阿山地区专员。但当乌斯满发现达列力汗和伊宁当局具有深厚的苏联背景，而盛世才已经调离新疆时，他转而投靠国民党领导的新疆省联合政府，向达列力汗和“三区”军队开战，并在中蒙边界冲突的北塔山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9]。这样，在“达列力汗的人”眼中，乌斯满是一个鲁莽无知、刚愎自用、多疑凶残、投靠反动派的土匪。
由于乌斯满的这种复杂、反复的政治立场，在1949年秋新疆省驻军和新疆省联合政府通电起义以及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过程中，乌斯满脱离了新疆省政府，与进疆解放军虽有数次接触，但均未达成“协议”，沦为一名反抗解放进程的反动分子，后被解放军追击到青海，在芒崖被捕获，于1951年5月以“杀害哈萨克群众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土匪”的罪名在乌鲁木齐被枪决（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5：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编写组，1985：37-39）。
用本森的观点来说，在反共和维护宗教这样的立场上，乌斯满用尽了新疆当地社会中所有可能利用的政治策略和地方资源。由于有关乌斯满的逃亡和死刑判决过程，有许多事实至今尚未厘清，相关的档案文献也一直没有开放，各种未经证实和相互矛盾的信息使得整个事件看上去扑朔迷离，这一人物的命运充分折射出了国共交替期间新疆地方政治的复杂性。
用今天多数普通哈萨克人的观点来看，乌斯满是一个为了保卫信仰和部落传统而战的草根英雄。在那个年代，在社会急剧变迁的情境中，他是一个不折不扣践行传统部落文化的哈萨克牧人。从与笔者将要在下文介绍的其他哈萨克精英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在那个大变动的时代，乌斯满是唯一用行动保护文化的来自草根社会的哈萨克领袖。

二、乌斯满的结构位置和行为

分析历史人物需要恰当的方法。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中，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将历史人物视为具有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将他/她（们）放进他/她（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因为，“无论他会是其他什么东西，人究其根本是社会和历史中的行动者，必须通过他与社会、与历史结构间的密切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来理解他”（米尔斯，1959:170）。如果人为地将历史中的行动者错置于研究者自身想象的、但这些历史人物并没有生存和活动于其中的社会时空，那样研究出来的历史就只能是哈哈镜中的怪相。如果脱离行动者所处的具体社会时空来解读他们的行动，简单地套用今人的概念与逻辑，那无疑会给他们穿上今人有意无意间制造的“历史紧身衣”[10]，从而不可避免地以今人的是非标准对历史人物做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恰恰是社会科学的知识努力所要超越的。正因为如此，本文在讨论乌斯满的行为之前，首先要简略分析1940年代乌斯满生活于其中的中国哈萨克克烈部落社会和当时的历史情境。

（一）克烈的部落结构

在沙俄帝国和清帝国的对外扩张过程中，哈萨克各部落的独立性和游牧空间一再被压缩。18世纪70年代，12个阿巴克克烈部落迁移到阿勒泰地区，1790年，阿巴克克烈贵族库库岱前往北京朝觐乾隆皇帝，被封为扎萨克王公，受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贾合甫，2001:35-38）。到19世纪后半叶，阿巴克克烈的12个部落都游牧在阿勒泰地区。
哈萨克社会由按照血缘世系结成的层层叠加的部落体系结构而成，处在最基层的是扩大了的父系血缘家庭“阿吾勒”；同一祖先的几代“阿吾勒”组成“阿塔”；13-15个同一世系的“阿塔”组成“乌露”；“乌露”之上是“阿洛斯”（贾合甫，2001:198-9）。据笔者的口述史调查，这四个层级的部落组织是哈萨克社会生活中直接与人们的日常活动相关联的，每个人在从阿吾勒到阿洛斯的体系中都有自己确定的位置，并且通过部落谱系的记忆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归属以及同其他社会单位和个体的关系。
在“阿洛斯”之上还有三个更高层级的现实或想象的政治结构。由几个“阿洛斯”组成“兀鲁斯”，由可汗的子孙或宗亲统治，首领被称为“苏丹”；“兀鲁斯”之上是“玉兹”，首领被称为“小汗”；由三个“玉兹”构成整个哈萨克部落，首领是可汗（贾合甫，2004:201-2）。此外，哈萨克人的观念中还有一个概念叫“阿拉什”，这个词也是所有哈萨克部落都认同的共同始祖的名字，现在有“哈萨克存在于其中的世界”之意，类似于古汉语中“天下”的概念[11]。
阿巴克克烈可能是相当于“兀鲁斯”层级的部落联盟，这个联盟自库库岱受封时（1790年）算起到1940年代已经稳定了一个半世纪。在笔者的调查中观察到，克烈部下属的12个部落是“阿洛斯”层级的，也是现实中的婚姻交换单位，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克烈12个部落之间彼此通婚而部落内部不通婚。今天，在我们调查中遇到的克烈部落成员在见面时都要先询问彼此的部落系属，并能很快从各自的父系和母系关系中确定彼此的拟亲属称谓。由此可见，各“阿洛斯”之间是姻亲关系，而每一个“阿洛斯”下属的“乌露”、“阿塔”和“阿吾勒”之间则是血亲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把“兀鲁斯”理解为一个由婚姻关系结成的部落联盟。在克烈社会内部，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纽带是血亲和姻亲，人们通过这两个重要的社会纽带联结在一起，并形成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
按照中亚伊斯兰化的游牧社会的传统，阿巴克克烈部落须由出自托烈部——成吉思汗的后裔——的贵族来统领。自1790年受封之后，库库岱扎萨克亲王一直统治着阿勒泰的克烈部。但兀鲁斯“苏丹”，即库库岱亲王并不直接干预各个“阿洛斯”内部事务，“阿洛斯”仍由各自的首领统领，在清代多受封台吉、扎楞等职位。“兀鲁斯”阿巴克克烈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所有的12个“阿洛斯”共同推举4个熟知法典和习惯法、为人公正无私、能言善辩的“比”，他们在整个克烈社会中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传统上四个“比”一般出自势力最大的两个“阿洛斯”中（实际上也是兀鲁斯共同祖先的长子长孙所在的部落，出自这些部落的“比”的辈分因而较高，具有来自年龄的位势优势），而具有后来居上之势的部落也属意角逐“比”，这为阿巴克克烈的分裂埋下了伏笔[12]。
除这种世俗部落结构之外，伊斯兰教在哈萨克社会中的影响在近代以来也日趋深远，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对宗教引导的需要日甚一日，学识卓越的毛拉享有崇高威望。由于一般情况下各部落的毛拉均出自“和卓”的后代，大毛拉同时也具有贵族身份。
在哈萨克社会中，这种由托烈、和卓的后代即所谓的贵族和各部落世系头人组成的社会上层，负有做出和执行重大决策、保卫部落领地、保护部众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贫困牧民生存的责任。当上层的统治失效或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使社会不公平达到威胁贫困者生存的程度时，或在部落遇到外敌侵扰时，民间的勇武之士会挺身而出，他们劫富济贫，或聚众为部落而战，从而赢得“巴特尔”的称号，受到人们的敬仰和追随，成为新的首领。危难时刻，一些实力不足以自卫的部落会汇集在英勇善战的“巴特尔”麾下以求保护。“巴特尔”的功能既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同时也是哈萨克社会精英循环以及部落结构分化重组的一种机制。由于哈萨克社会按严格的父系血统建构，部落中任何一个男子都是部落始祖的子孙，都可以继承祖先的名号，因此，尽管部落内部重组时有发生，但这并不影响古老的部落名号的传承。“巴特尔”虽然深受广大牧民爱戴，并能英名世代远播，但多数命运多舛，不能善终，原因即在于他们虽然解决了部落社会的危机，但也直接威胁到既有的社会结构，因而为传统上层精英所不容。虽然传统部落社会一直处于不断联合、分裂和重组的过程中，但一般情况下参与其中的都是社会上层精英，而部落首领的地位取决于他所统领的部落的实力。战争时期部落中的巴特尔以及和平时期部落中的阿肯[13]，是财富以外能够显示部落实力的两个重要方面。
辛亥革命以后，克烈部倾向新疆省政府，在杨增新的努力下，北洋政府续封克烈部的王公贵族，这使得克烈部落没有随科布多部加入蒙古独立运动而继续留在中国，阿巴克克烈一直是中国哈萨克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地方行政建制的设立，克烈部哈萨克各部落分属阿勒泰（今阿勒泰市，旧称承化）、吉木乃、布尔津、卡巴（今哈巴河）、青河、可可托海（今富蕴）和布鲁尔托海（今福海）七县（于维诚，2005:175-184）。
到1940年代，阿巴克克烈内部仍然延续传统的部落体制，游牧于阿勒泰地区和准格尔盆地。在战乱频乃的动荡年代，部落头人的统治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中一个人的政治抉择和归属决定着其所统领的整个部落的立场和归属。而危难之中的巴特尔也是在传统部落社会的逻辑中涌现和行动，并且发挥着传统社会赋予他们的功能。

（二）1940年代克烈部落精英的三种选择

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外蒙古独立并依附于苏联，阿勒泰地区的东西方向和北方处在苏联势力的包围之中，加上哈萨克各部落的传统牧地尚没有完全被国家边界所割裂，分布在中、苏、蒙三国交界地带的哈萨克社会的整体性依然存在，这就使得阿勒泰地区的克烈部落成为三国领土和主权角逐的角力场。
在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力到达中亚哈萨克草原后，苏维埃的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政策以及集体化开始在中亚的哈萨克牧区强行推行。由于政策执行中不顾畜牧业生产规律，僵硬甚至蛮横，造成牲畜大量死亡、牧民陷于贫困等问题。此时大批害怕失去畜产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哈萨克人迁移进中国境内。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感受和恐惧深刻影响了中国境内的哈萨克人，尤其是那些拥有大量畜产、信仰虔诚的人，由此形成了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负面看法。与此同时，泛突厥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影响也在这一地区传播，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当时新疆维吾尔、哈萨克社会对抗来自西方的苏联共产主义的渗透和来自新疆当地军阀政府的盘剥的武器。
1930年代末开始，由于反抗盛世才的“清枪”政策，哈萨克社会的上层精英遭到严重迫害，损失巨大。为了保卫社会精英，阿勒泰哈萨克人奋起反抗，与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省政府开战。这在对乌斯满的生平简介中已经提到过。盛世才被调离，国民党中央政府直接介入新疆事务并在新疆行使主权，应该是1943年底到1944年春才开始的事情。用张大军先生的观点来说，这时的新疆社会已经暗流涌动，国际局势益加险恶，而社会治理和国家管控却是青黄不接（张大军，1988：第十一卷）。就是在这种“青黄不接”的形势下，苏联支持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于1944年夏在伊宁爆发，随后向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地区正处在军事换防和行政交接中的新疆省军、地方行政当局以及国民军展开军事行动，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简称“东突”）临时政府。在此期间，阿勒泰的哈萨克人曾联合起来参加了“东突”领导的军事行动。
在吴忠信释放了被盛世才关押的哈萨克上层、张治中主持展开建立“新疆省联合政府”的谈判之后，由于不满“东突”临时政府的“专横跋扈”和苏联对可可托海资源的开发，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分裂为继续支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即谈判开始后被张治中称为“三区”的亲苏派和支持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亲中派，双方之间发生了战争（王珂，2013:296-8）。实际上，就阿勒泰地区来讲，自1940年以来就一直处于战争状态。首先是以包括福海、青河、富蕴三县的“上阿勒泰”哈萨克人为主的对盛世才的战争，随后发展为上、下阿勒泰联合的对新疆省政当局及国民政府的战争，紧接着又出现了亲苏的下阿勒泰与亲中的上阿勒泰之间的战争。
在这种国际政治背景、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国家治理方式和战争中的生活状态的综合作用之下，阿勒泰克烈哈萨克社会的上层精英分别走上了三条道路：

1、维护传统的合法性结构、在中国的政治框架中确定自己的地位。选择这条道路的代表人物是艾林郡王夫妇、贾尼木汗等人，他们在参与国民党主导的七区政治及新疆省联合政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

2、加入中亚盛行的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复兴运动，争取“民族”独立。这批人在看到新疆局势被苏联方面主导之后逃亡土耳其，在1940年代的新疆地方政治舞台上没有突出的代表人物，但在后来的有关历史建构中成为一种在西方社会很有影响的力量。

3、加入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动社会革命，建立“自由美好的新社会”。选择这条道路的代表人物是达列力汗。他是阿巴克克烈的第三大部落切如齐的台吉，于1940年代初秘密潜入苏联，在苏联接受大学教育和有关政治和军事训练，于1944年返回阿勒泰，逐渐成为阿勒泰哈萨克武装力量的领导人、三区民族军副总指挥。在他的领导下，阿勒泰地区西部的哈萨克参加了“三区革命”，早在1946年就赢得了解放[14]。不幸的是，他也在1949年8月载着“三区革命”的领袖飞往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但却在中途神秘失事的那架专机上。

处在复杂的社会情境和变化莫测局势中的哈萨克社会精英，一般都受到多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加上他们的自身利益所在，多数处在骑墙观望状态。而所谓的骑墙观望，实际上也只能是在上列三条道路中的一种或某种组合中进行选择，而绝不可能置身事外。而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的新疆较量中，争取和稳定这些社会精英就成了各派力量斗争的主要角力场之一。

（三）乌斯满的位置及其与其他精英的互动

1、乌斯满的结构位置及其所具有的个人特征

上文已经提及，乌斯满是在阿勒泰哈萨克社会抵抗盛世才暴政的武装斗争中涌现出的来自民间的“巴特尔”，是一个草根精英人物，并不属于上文讨论的哈萨克社会上层精英。这是乌斯满在哈萨克社会结构中的定位。处在这种结构位置上的个体，他具有的价值观念、自我预期和行为方式都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或者反过来说更确切，只有那些价值观念、自我预期和行为方式符合社会的规定性的个体，才会处在某种特定的结构位置上。我们可以从部落社会结构和1940年代的具体社会情境这两个方面把民间“巴特尔”出身的乌斯满个人的社会特征进行归纳。

（1）基于部落社会结构的特征
在对乌斯满曾生活于其中的上阿勒泰人的口述史调查中，人们提到乌斯满的这样一些特征：他不是富人；他追随阿合提哈志，情同父子，宗教信仰虔诚；在年轻部落成员中他早年即表现出勇敢无畏的品性，受到人们的关注，部落成员对他有成为“巴特尔”的社会预期；他对自己的阿吾勒、追随者和部众有责任心，同情弱者疾苦，对朋友忠诚，道德品行端正；他遵守部落规则，是部落利益的勇敢、坚决的保卫者。从中可以看出，在传统的部落价值观念中，乌斯满是一个合格的“巴特尔”。正因为如此，即使是下阿勒泰的哈萨克民众，在说到乌斯满的时候，也承认“他是我们哈萨克的一只雄鹰”。

（2）基于现实社会互动情境的特征
但是，下阿勒泰人认为乌斯满站错了政治立场。这个“政治立场”，实际上是哈萨克社会在所处政治环境中的抉择，也就是在上述三种精英选择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的交集。在地方具体的政治环境中，乌斯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立场又在哪里呢？
在与各方的斗争中，乌斯满始终谨慎多疑，在“乌斯满的人”看来，这是他能够保护部落民众的重要品格，而其他方面的人则认为他保守多变。在他自己看来，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宗教信仰和部落利益而战；而在当时的进步力量看来，他排斥社会革命，不了解体制化的现代国家和地方政治，因而是无知的、保守的和落后的。他在相互对立的各方力量之间寻求支持，在复杂多变的政局中游移于各方之间，也先后被敌对的各方判定为背信寡义；他在战乱和流转过程中大肆抢劫，因而被哈萨克社会内部遭到抢劫的人们和外界视为匪盗。
张治中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乌不过是一个封建部落式酋长人物，他的政治立场思想情况都是落后的，亦不能轻易相信他”（1985:537）。从苏联方面掌握的情报看，乌斯满是一个桀骜不驯、满脑子落后思想、一心想当阿勒泰“大汗”的破坏分子。在苏联希望新疆进入和谈局面时，为了制服这个破坏分子，贝利亚不得不给莫洛托夫写信，求他转请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席乔巴山，让他出面制止“哈萨克的罗宾汉”[15]的不轨行为（薛衔天，2009:155）。
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那些基于传统阿洛斯部落价值从正面评价乌斯满的人，大多站在普通哈萨克牧民尤其是乌斯满所在部落牧民的立场上；而在社会互动情境中的其他各方，对乌斯满的评价则更多是负面的，大多引入了超越普通牧民生活实践的外在标准来进行评判。由此来解读当代哈萨克社会对乌斯满的评价“乌斯满巴特尔[16]是一只雄鹰，但是站错了立场”时，就会发现哈萨克人的历史智慧——基于部落社会当时所具有的价值立场和社会博弈的结果，败寇的结果并不能改变雄鹰的事实。
这里我们只需要注意到，在乌斯满的身上最大限度地体现了那些为1940年代的哈萨克社会大多数普通人所认同的传统文化因素。对这些普通人来说，乌斯满被按照哈萨克部落传统价值认定为“巴特尔”，乌斯满也按照传统的部落价值实践了自己的“巴特尔”身份。而那些普通哈萨克人与之互动的其他外在的各种社会力量，各自具有各自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社会互动目标，而不论以什么名义，这些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都不是20世纪40年代普通哈萨克牧民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哈萨克牧民社会内生的。

2、乌斯满与其他精英的互动

在历时的宏大格局中看，乌斯满只不过是被各方利用的一枚棋子，各方都按照自己的需要、好恶和得失来定义和使用这枚棋子，这个过程中的翻覆，其实与乌斯满政治立场的翻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尽管乌斯满被处决已经60年，这种情况实际上至今仍在延续。但在历史的当下，乌斯满是一个自由的行动者，他的所有选择都是出自于他的自由意志，他的行为的背景是赋予他行动能力的文化。我们可以从分析他与各种精英的互动中来看他所持有的文化和意义系统。

（1）乌斯满与达列力汗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1906—1949年）：哈萨克族，切如齐部落台吉。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1941年赴苏联学习，1944年6月回国，参与阿山游击队的领导工作。曾任阿山游击队总指挥、阿山地区副专员、三区政府委员，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兼卫生处处长、阿山地区专员、三区民族军副总指挥等职。1949年8月，在赴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5:11）。
据受访者讲述，作为阿巴克克烈第三大部的切如齐部落的台吉，达列力汗的爷爷曾因在本部落争夺“比”的席位的竞争中失败而负气出走，越过克烈兀鲁斯扎萨克王直接归顺了科布多，从而造成了阿巴克克烈部的内部裂痕。乌斯满属于毛尔合部落，在传统上是忠实于克烈兀鲁斯扎萨克亲王的部落。据乌斯满的好友回忆，1943年底，当乌斯满与外蒙古合作，成为阿勒泰地区势力最大的游击武装时，达列力汗的母亲找到了乌斯满的母亲——切如齐部落的女儿，请求乌斯满收留自己的儿子达列力汗。按照部落血缘传统，达列力汗与乌斯满是同一母系的表兄弟，乌斯满因此接受了达列力汗，并像兄弟一样对待他，让他负责指挥军事行动。乌斯满与达列力汗的合作促成了克烈部落的空前团结，在阿山地区形成了统一的力量，在与新疆省军和国民政府军作战时势如破竹。这一细节解释了为什么达列力汗一回国就能获得乌斯满领导的阿山游击队的领导权。
但是，当乌斯满发现达列力汗具有鲜明的苏联背景，看到新建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也将推行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时，他便决心与达列力汗分道扬镳。他与达列力汗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待宗教的态度——乌斯满希望借胜利之际实行伊斯兰教法，而达列力汗代表的亲苏力量坚决抵制[17]；二是苏联开采富蕴矿产是否合法——乌斯满不愿苏联势力染指上阿勒泰丰富的矿产，质疑经达列力汗默许的苏联开矿人员进入富蕴不符合外交程序；三是阿山地区的官员任命问题——夺取阿山地区后成立的行政公署中除乌斯满任专员、曾经追随乌斯满的一位切如齐部落的巴特尔任公安局长外，再没有乌斯满的其他部下出任公职，这使乌斯满极为不满，并感到自己被架空。
从引发冲突的三方面问题可以看到，乌斯满的立场是维护传统的宗教，他的政治理想是实行伊斯兰教法，他的现实利益关照是维护部落的土地权益和自己的追随者的实际利益。
在逐步脱离阿山专区，回到自己的家乡富蕴库拉特草原之后，乌斯满按照部落传统，召开了头人大会[18]，通报了他所知道的情况。据说，在这次大会上，乌斯满讲道“我迷失了”[19]，表示要重新找回方向，请各部首领决定何去何从。也正是由于上述三种原因，阿勒泰地区的克烈部落发生了分裂，出现了追随乌斯满的“上阿勒泰”与追随达列力汗的“下阿勒泰”的区隔，即上文提到的亲中派与亲苏派的分裂。双方于1946年初冬到1947年春兵戎相见。
在与达列力汗的互动中，乌斯满完全是按照部落传统行事的，他的行为方式反映出部落传统为他提供了分析和判断时事的方法。而他与达列力汗的互动也显示出，乌斯满是一个忠实于自己身处其中的传统文化的人。也可以说，相较于那些具有更多现代色彩的同时代哈萨克精英，乌斯满是一个更为传统、更缺少现代特征的保守人物。

（2）乌斯满与艾林郡王
艾林郡王[20]的权威和影响力在1940年代已今非昔比，尤其在那些站在突厥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立场以及选择走苏联共产主义道路的人看来，尽管他的影响力尚可利用，但他实际上是投靠中国政府的反动分子和封建落后势力的代表。1944年，吴忠信主持新疆事务后，首批即释放了被盛世才关押的艾林郡王夫妇，并请艾林郡王出面宣抚阿勒泰地区哈萨克各部。据口述史调查资料，乌斯满在艾林郡王宣慰以后，即调整了他对于伊宁方面的态度，回到遵守阿巴克克烈与中国政府的“协议”的立场上来。这个协议的内容就是：阿巴克克烈的王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效忠中国皇帝，向中国政府纳税，而中国政府允许阿巴克克烈迁到准格尔故地放牧，赋予其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性。据说，乌斯满认为遵守协议、保持克烈在阿勒泰地区和准格尔盆地的合法游牧权益符合部落的根本利益，所以他才选择转向与国民政府合作。由此看来，在各种政治主张和势力角逐新疆的环境中，乌斯满评判是非损益的标准可能是传统的部落意识，而不是当时已经颇具市场的泛突厥民族主义以及以民族主义作为知识背景的现代国家意识。

（3）乌斯满与贾尼木汗
贾尼木汗是克烈一部的台吉，曾任新疆省联合政府财政厅长。在乌斯满转向国民政府方面以后，曾向乌斯满下拨专款，他也是乌斯满往来最多的新疆省府官员。据“乌斯满的人”讲，由于贾尼木汗参与过盛世才与阿山哈萨克上层的谈判，曾帮助盛世才取得哈萨克民众的信任，但事后却没有为监督协议的履行承担责任，眼看着那些因为相信了他的担保而与盛世才合作的头人们遇害或被禁而无任何进一步表示。所以贾尼木汗在哈萨克人中的口碑并不好，乌斯满也并不信任他。但由于贾尼木汗的拨款，乌斯满有恩必报，在解放军进疆后的逃亡路上一直带着他，把他当作于己有恩的落难朋友对待，而根本没有去想与这样一个人为伍对自己的不利影响。从乌斯满与贾尼木汗的关系和他对贾尼木汗的态度来看，虽然乌斯满被任命为阿山地区专员，持有专员信印，并得到省政府的直接拨款，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因此进入与国民政府合作的哈萨克上层，对政府的运作机制所知甚少，实际上依然是一个按照传统的“巴特尔”方式行事的草莽英雄。在乌斯满视野所及的部落传统政治与当代国家政治之间，有一道他无法跨越的鸿沟，尽管事后人们大都从当代国家政治的角度解释他的行为，但作为历史中的行动者，乌斯满自己的知识世界和意识形态中可能并不存在这些东西。这也正是下阿勒泰人说他“无知”、“保守”、“落后”的依据。

（4）乌斯满与韩有文
乌斯满与国民政府在新疆的省外官员结为私人朋友的，应该说只有韩有文一人。在1980年代，时任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韩有文还专程探望乌斯满的儿子乃比，表达了他对乌斯满的缅怀之情。韩有文是撒拉人，是1945年派驻新疆的青海马步芳麾下骑五军参谋长兼骑一师师长，进疆后驻防奇台，具体负责与乌斯满的联络和对乌斯满的物资供应。撒拉语亦属突厥语系，韩有文与乌斯满之间不用翻译可以交谈，且同为穆斯林，两人之间很快建立互信并成为好友，他们互赠马匹，韩有文拜访乌斯满时，会给乌斯满的家眷带礼物并与所有的家人都很熟络，乌斯满待他也犹如家人，整个阿吾勒都向他开放。在笔者所接触到的有关乌斯满的资料中，还没有找到第二个与乌斯满的交往达到这种程度的外族人。由此我们可以分析乌斯满的族际社会交往的选择性，文化认同的作用在这里显露无遗。他几乎只与那些与自己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人有深度社会交往。从交往范围看，他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超越部落社会的传统观念。在处理与他性命攸关的重要社会联系的关系时，他满足于通过自己信任的一个朋友，而不是试图直接与各种更高层的决策者建立个人关系，以此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访谈中，在谈到乌斯满与韩有文的关系时，人们假设，如果不是在和平解放的关键时期乌斯满与韩有文失去了联系，他的命运也许不会是落得一个遭枪决的反革命土匪的下场。
从他与各种人的互动中可以看到，乌斯满是一个典型的哈萨克社会传统中的“巴特尔”。他的自我意识和抱负都符合哈萨克传统。他带着全副传统的“装备”却落到了现代政治的舞台上，他的行为史可以被解读为社会动荡时期的“传统文化的行动史”。

3、什么样的传统需要“保护”或“捍卫”

口头宣示以“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为宗旨的苏维埃政权，对社会变革的实际取向却是消灭宗教、改变游牧社会的畜产所有权制度，而这两个目标直接指向哈萨克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和经济系统，这是苏联在中亚地区的社会动员和具体政策之间存在的自相矛盾之处。在1940年代的中苏对峙中处于劣势的中国国民政府也正是从这种自相矛盾之处入手，来极力维持其在哈萨克社会中的影响力。在这种政治情境中，社会变革和保护传统就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文化保护不是一个现实存在的议题。
从乌斯满与其他各种哈萨克社会精英人物的互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有差异的、传统或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化因素如何反映在1940年代人们的行为中。与乌斯满不同的是，其他那些参与到1940年代阿勒泰地区社会政治互动中的精英人物都具有上层社会成员地位，这意味着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文字工具，熟知部落政治技术，具有接受和选择外来知识文化的能力，视野更为开阔，可以率先感知外部世界的变迁并作出回应。
在游牧社会中，日常生产中的决策、各种社会关系的协调、部落政治的博弈以及危难中的社会回应，都是由各级头人承担的，而头人们是在适应变动不居的自然环境和外部社会世界的竞争中优胜劣汰的。在游牧生产方式没有重大变化、社会的基础结构没有破坏的前提下，各级头人本身就是社会变革的行动者。正因为如此，在1940年代盛世才大量逮捕、迫害哈萨克社会精英的时候，底层民众中出现了“我们怎么活下去”的恐慌[4]354。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乌斯满巴特尔，乌斯满呈现出了那个时代广大普通哈萨克人的人生境遇和他们的应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需要“保护”或“捍卫”的都是什么类型、为谁所持有、对谁才重要的东西。

三、文化议程的变迁及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含义

1940年代对于中国的国家统一、对于生活在哈萨克社会中的个体来讲，是一个危在旦夕之间、事事生死攸关的年代。处在那种境遇中的人的首要任务是生存，那些实力和智慧的较量抛掉了各种辞藻的华丽包装而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年代的确不存在文化保护议题。但这不等于说那个时代的人们没有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之中。从个体的行动及其后果来看，文化在当时就是他们保命的本钱，个人的命运其实也就是被人们所持有的文化的命运。如果说文化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知识的和意义的框架，那么，这个框架是由人们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地拆解和重组的，那些为人们所实践的文化，是动态的、鲜活的、因人因时因事而异的。因此，个体和群体的竞争，说白了，是他们所持有的文化的竞争。以今天的社会事实而论，“先进”战胜了“落后”，“现代”战胜了“传统”，我们似乎终于到达了先进的现代社会。
由于文化保护议题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呈现出来的议题，要认识这个议题的本相，我们还得回到历史中去追溯制造这个议题的过程。本文所讨论的，就是那些与今天的文化保护议题有关的社会事项在70年前所处的状态，试图以此对彰显这个议题的实质有所贡献。基于这样一种思考，再回到现实中来看当代的文化保护议题，也许我们能够读到其中蕴含的历史脉动。
在1940年代，整个哈萨克社会还没有纳入国家社会体系中，而在今天，国家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个人和群体生活的各个角落，哈萨克社会已经是国家社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这个体系中有其特定的位置。民族国家的同一性正在如潮水般无情地冲刷着每一个具有独特性的社会。今天哈萨克社会的文化保护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哈萨克人对他们自身的社会和历史处境的感受及应对。
在全面保护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政策启动以后，在全疆范围来看，哈萨克族选择了一个从社会学角度看具有重大结构意义的文化事项“阿依黛斯”作为本民族首要保护的项目，受到哈萨克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阿依黛斯”是哈萨克语音译，指阿肯的辩论、说理及历史讲述，作为文化保护项目，现已整理出版了广为阿肯们传颂的英雄史诗、哈萨克社会的道德伦理典范故事等。
阿肯是游吟于哈萨克各部落中的说唱艺人，他们论说时事、颂扬英雄、贬斥恶人、评论历史、左右舆论，实际上是传统哈萨克草原上传递信息、记录重大事件、营造共识和共同记忆的使者，受到社会的尊重。阿肯通常机智幽默，能言善辩，主持正义，但同时又是本部落的代言人。所以，各部落的阿肯之间竞争激烈，经常展开激烈的辩论，争夺道德评价和历史叙述的话语权，一个成功的阿肯会为整个部落赢得影响力。我们也可以说，“阿肯阿依黛斯”是一种为哈萨克社会所拥有的历史呈现的形式，其中蕴含着哈萨克社会的生机和自由。
在由阿肯们经过竞争来表述正义和叙述历史的社会结构中，成王败寇、赢家通吃的局面被有效遏制。战争中的胜利者未必能成为阿肯竞争中的胜利者，而阿肯的胜利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胜利，也是民意的选择。战争的失败者未必没有主张他们所坚持的正义及合法性的机会，他们还有阿肯，还有另外一个和平的战场。这种结构中，社会的价值观、历史上的是非曲直不会偏执于一方，不会沦为现实功利的工具，也不会陷于自相矛盾。这种性质的历史事实上能够容纳生活在历史中的所有人，而不是以一部分人的正义排斥另一部分人。也许这正是哈萨克游牧社会的政治组织可以分分合合、游移不定，但社会的整体性和历史的和谐却能得以保持的原因所在。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今天哈萨克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处境和精神面貌也今非昔比。哈萨克人为了生存流转迁移的苦难历史也早已一去不复返。如果我们也从同样的问题——需要“保护”或“捍卫”的都是什么类型、为谁所持有、对谁才重要的东西——出发来观察这一文化保护行动，也许能对当代我国的哈萨克族人的处境理解更多，更能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是为人服务的”角度来理解今天的文化保护，并赋予其恰当的定位和理念。
当切如齐部落的阿肯和毛尔合部落的阿肯相遇，并且为同一群听众说唱的时候，只有哈萨克族人懂得他们的敌对、竞争、相惜和共谋，只有哈萨克族人知道珍惜这样的阿依黛斯的意义，因为只要有“阿肯阿依黛斯”，就有历史的天空。而生活在这种文化外面的人绝大多数不明就里却不自知，甚至不知道自己一向被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所束缚，不仅失去历史的天空，也让内心的怨恨阻挡了现实中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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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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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编，2010，《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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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教育部文科基地项目“民国时期我国西北地区（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国家政权建构和民族政策演变过程研究”（项目号：2009JJD840002）的阶段性成果。
[2]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3] 据笔者访谈的乌斯满子孙及友人讲乌斯满出生在1899年，《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亦记为1899年。《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中记为1895年，似有误。
[4] 这是受访者们使用的分类。他们把1940年代阿勒泰的哈萨克人分为“达列力汗的人”和“乌斯满的人”。
[5] 据受访者介绍，在阿山哈萨克人反对盛世才统治的起义早期，乌斯满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他生性多疑，绝不轻信，故在起义领导人两次与盛世才达成协议时，他都躲到山里，观察盛世才对协议的执行情况。1941年底，在两次起义都失败的情况下，乌斯满举起了反抗盛世才统治的大旗，开始组织自己的队伍。
[6] 受访者介绍。同时参见王柯（2013）第296-297页。乌斯满的反苏立场是一以贯之的，这在他处理与苏联有关的各项事务的态度中得到充分体现。
[7] 关于接受援助一事，笔者访谈的“乌斯满的人”都强调：第一，乌斯满一直在用黄金等价交换武器，而不是无偿获得武器，所以，他可以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第二，乌斯满一直避免与苏联方面有染，而是与蒙古方面合作，他一直不清楚支持他的外蒙古政府是受苏联的指派，也不知道外蒙派给他的“顾问”有苏联背景。在占领阿山之后，东突政府要没收武器，由于有盛世才缴枪的前车之鉴，乌斯满对东突政府缴枪一事尤为敏感。乌斯满方面即以武器是他们自己从蒙古人那里买的，不是苏联人的无偿援助为由而拒绝。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乌斯满的人”与“达列力汗的人”是对立的，前者要保护哈萨克社会免受苏联推动的社会变革的影响，后者则是苏联在哈萨克社会推动革命运动的生力军。
[8] 当时新疆分为十个区，即迪化、和田、莎车、喀什、阿克苏、喀拉沙尔（今焉耆）、哈密、阿勒泰、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和伊犁。1944年11月12日，苏联支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控制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1945年，张治中以“中国政府不与非法的所谓‘国家’谈判”为由坚决主张将其称为“三区”，而与其它七区相区别。联合政府谈判期间也是三区与七区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因为苏联改变了支持东突脱离中国的路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于1946年6月解散。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已成定局的形势下，苏联方面命令在三区已经掌握领导权的共产党组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8月18日写给当时的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的信中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2010：1），建国后遂将发生在三区的政治运动笼统地称为“三区革命”。
[9] 请参阅王柯通过文献资料对这一过程的再现，见王珂（2013）第211-220页、第296-298页。口述史访谈中获得的资料包含了有关个体之间互动的具体、丰富的内容，这正是文献资料所缺乏的。如果把不同立场的人们的口述史和文献资料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还是可以发现两种资料的真实性大致相当，且观点差异很大，人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复述历史，貌似相互竞争、彼此矛盾，但都符合各种历史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下文对行动者之间互动的分析将进一步呈现这种逻辑。本文也试图在明确历史资料的制造者在历史事件中的角色和立场来呈现不同立场的人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呈现恰恰可以相互佐证、相互补充，帮助我们接近历史的真相。
[10] 米尔斯在他的社会科学批判中指出这种历史研究制造的“紧身衣”（1959:21）。孙隆基对此举出的例子是“中华帝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帝国，在清末强被纳入‘民族国家’这件紧身衣”（2004:21）。
[11] 根据受访者的解释。
[12] 关于“比”的产生和职能，这里采用了笔者访谈中哈萨克学者的讲解。有关哈萨克社会的“比”和司法活动，苏北海先生在他的《哈萨克族文化史》中做了介绍（1989:361-372），但这种介绍没有与哈萨克社会生活的实际运行状况结合在一起，我们从中不能了解到“比”的产生和职能，也不知道哈萨克社会的这种法律实践发生在哪一个具体的社会结构层级中，更无法了解通过“比”这样的社会设置，哈萨克社会的社会联结性质是什么、社会政治生活通过什么渠道在什么具体场域得以展现，也就无从判断哈萨克社会政治的属性。
[13] 阿肯可以简单意译为说唱艺人，但他们肩负的功能要远胜于农业社会中的艺人。他们既是信息传递者，事件的报道者，又是是非善恶的辩论者，还是历史的叙述者。经由阿肯，各部落之间展开话语权的竞争。阿肯在哈萨克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下文还将论及。
[14] 访谈中“达列力汗的人”都很自豪地提到这一点。对于上阿勒泰与下阿勒泰的这种差别，上阿勒泰人的解释是：上阿勒泰草场肥美、物产丰富，是阿勒泰的富裕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一直优于相对贫困的下阿勒泰地区。正因为上阿勒泰的富人多，他们保卫自己的私产的动力就会比下阿勒泰人更大，在文化和信仰方面也就更加保守，在社会革命时期就容易“落后”，甚至成为反革命。
[15] 在西方文献中，源自英格兰民间传说中的“罗宾汉”是一个绿林好汉，后被比喻泛指那些不服从任何正统体制、但往往又能主持正义、深得底层社会拥护的草莽英雄，这样的人总是“麻烦制造者”。
[16] 在哈萨克人的日常口语中，提到乌斯满，都是用“乌斯满巴特尔”这个复合词指称他，实际上就是一种尊称，从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对他的认知以及哈萨克社会对乌斯满的真实评价。另，在笔者对访谈中，不止一次听人们谈到，草原社会的巴特尔称号，没有一个是某一个人能够自封的，只有那些被社会公认为巴特尔的人才会拥有这样的名衔。
[17] 乌斯满的这种态度在当时的阿山地区哈萨克社会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1947年1月，“阿山专署召开宗教人士代表大会，决定用宗教法规来从事政治管理”（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5:212）。《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对阿山专区内部达列力汗与乌斯满的斗争的记述非常简略，以至于忽视了基本情节。但从可以用专署的名义通过这样的决定来看，即使达列力汗对此坚决反对也不得不暂时妥协。
[18] 口述史中的这次会议在《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中有记载：“1946年7月4日，阿山专署在富蕴县库威召开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解决阿山专署领导层的团结及在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纠纷，会议首先通过对1945年9月6日承化解放前所发生的事情一律不予追究。对未经政府批准擅自越境从事贸易，没收其全部财产货物，并对本人给予严厉惩罚等八项决定。但由于乌斯满•斯拉木提出要用武力赶走在可可托海的苏联采矿人员，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则认为苏联和蒙古同三区是友好的，提供了大量援助，对他们采用武力是不正确的。双方矛盾更加激化，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5：177-8）。
[19] 据乌斯满的儿孙和好友解释，乌斯满自己所谓的“迷失”，包括在不清楚蒙古人的背景的情况下与其合作，受其唆使，自我膨胀，梦想自立为王，违背了克烈部落在阿勒泰安身立命的根本协议，即当年库库岱王与乾隆皇帝的协议；也包括他自己为保卫哈萨克社会的传统和信仰而战，但却与要消灭这些传统和信仰的人走到了一起。当然，这些也可能是乌斯满给自己找到的政治投机的借口。对于这一点，只有在深入研究了传统草原哈萨克社会的功利逻辑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分析，这是本文力不能及的。
[20] “艾林郡王（1889—1961年）：本名艾林•莫斯汗。新疆吉木乃县人，哈萨克族。系柯勒依（即克烈，笔者注）部落头目。1915年受封为‘郡王’，是我国境内哈萨克族中获得爵位最高的上层人士。新疆三区革命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委任其为省宣抚委员会副主任、阿山地区副专员。1945年9月逃往迪化。新中国建立后，人新疆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1961年在乌鲁木齐病逝”（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