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道上发现历史：拉铁摩尔的新疆史观述评

作者：黄达远（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
來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摘要：拉铁摩尔通过对中国内陆边疆腹地的商路考察，以“长城—天山”过渡地带为背景，以商路变迁的动力为切入点，在农业区、草原、绿洲多元化的互动关系中观察新疆历史在中国历史及内陆边疆中的重要性。并以新的地缘政治视角，将“边缘史”的新疆史转为“中心史”。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重大社会变革，从帝制转向共和乃是人心所向。但是，中国内有军阀割据，外有俄日等强邻虎视的格局，却引发了中国内陆边疆的一系列危机。外蒙古迅速宣布独立后显现连锁反应，唐努乌梁海、科布多、阿尔泰、图瓦先后从中华民国版图剥离。实际上正是下一场革命——俄国推翻沙皇（二月革命），终止了已经启动的灾难性雪崩。[ 杨镰：《内陆亚洲的变局与均衡》，《读书》，2007年第3期。] 但时隔不久，亚欧大陆腹地的重要性使降温未久的局势复燃，日本、苏联、英国等在此激烈角力，大角逐使得中国内陆边疆常常处于失控的边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化妆成蒙古驼队的商人，栉风沐雨，沿着从长城到天山的商路进行探险考察，1939年，他完成了《中国亚洲内陆边疆》这部名著，提出“长城边疆”这一“贮存地”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这种“大边疆观”直接出自其地缘政治的现实关怀，新疆是亚洲内陆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拉铁摩尔对新疆研究颇为重视并赋予独特视角[ 拉铁摩尔对“新疆”称呼不同，有称为“中国突厥斯坦”， Owen Lattimore, “Chinese Turkistan”,The Open Court, Chicago，Vol．XLVII，March，1933．有时直接称“新疆”， Owen Lattimore，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50．本文一概称新疆。]，本文拟对此进行研讨。
　　　　
一、打开新疆研究的钥匙：“长城——天山”商路
　　　
　　　边疆在大多数学者眼里，是一个异质性、动荡性更强的社会。如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在中国的地区边境，地方社会显得最异常，样式也最多，”这里充斥着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异端团体、土匪、走私贩、流浪者、被充军的政治犯、巫师和其他不正常的人等，……因而边境的行政长官必须依赖镇压、遏制和分而治之的策略。”[（美）施坚雅着、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178页。]在清代文献中，同样不乏对西域表达出“殊方绝域”的感慨，这其实反映了“中原本位观”的局限，内地对西域还缺乏基本了解。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不仅要克服地理空间上的险远，而且还要克服语言、文化习俗的差异，从事者寥寥。如西域史地就被称为“绝域与绝学”[ 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三联书店，2007年。]。
　　　辛亥以后，西学日盛，中学日蹙。边疆史地研究传统逐步让位于 “边政学”。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云贵川藏的彝、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疆、蒙古方面则罕有问津。[ 新疆、蒙古主要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基本封闭了学术研究的通道。]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将穿越传统内陆亚洲腹地商路的经验与中国史研究巧妙的结合起来，不仅开创了另一条具有强烈人类学取向的研究路径[ 参见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 年 5 月 7日。]，在蒙古、新疆的研究中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他的阅历、眼界与方法。
　　 他考察新疆的动机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新疆的西方探险家们，后者的目的一是“盗宝”，二是兼有窥探新疆内部虚实的目的。英籍斯坦因、瑞典斯文赫定、俄国普热瓦尔斯基、德国勒柯克、法国伯希和、日本橘瑞超等众多探险家中也不乏优秀的学者。不过，他们通过大量极不光彩的掠夺式“考古”，将大批反映古代西域辉煌文明成就的珍稀文物运到欧洲，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则无可估量。当这些历经浩劫的文化珍宝——用古代各种民族语言文字记载的文书、档案、经卷，还有各种精美的壁画重新面世，促使一批高水平的西域历史著作问世。从被湮没的历史中重新评估西域与中原、西域与周边的关系。[ 这一时期知名的西域研究的成果有：（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中亚文明史》，中华书局，2005；（俄）维·维巴尔托里德著，耿世民译：《中亚简史（外一种）》，中华书局，2005年；（英）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36年；（法）沙畹，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 探险家们大多有政府资助的背景，因此，他们还经常私自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山川河流、地形地貌进行测绘。而拉铁摩尔前往新疆最初的考察目的与他们明显不同，他既没有专业的汉学出身背景，也没有政府给予的资助。1924年，年轻的拉铁摩尔在中国天津工作，意外得到一次去归化出差的机会，在那里，他发现了散发着古代气息的大漠驼队，并由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决定跟随驼队进行一次远距离的考察。可见，当时拉铁摩尔对中国内陆边疆考察的动机非常简单，考察经费也由自己支付，完全像一位“西部牛仔”。拉铁摩尔并无“盗宝”和地形测绘的任务，这使他集中精力于自己关注的事务，从而有机会得到了更多的发现和认识。
　　拉铁摩尔在商路中的“参与式观察”，表现出人类学家的天然素质。1926-1927年，在内蒙古归化到新疆古城的长达数千公里艰难旅途中，他与驼队旅伴风餐露宿，患难与共，“所经历者与千百年前初无二致也：烦渴、寒冽、风沙、雪暴，以及盗贼横行的种种文献，与昔日无异也。”他对陪伴其穿行戈壁沙漠的商队旅伴充满了感情，“我以为与此等人穿行沙漠，历千辛万苦，做长途旅行，颇足以引为自豪。……我极希望能将他们的精神，习俗以及所遵行古道的性质略为说明。”[（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他讲娴熟的蒙古语，穿蒙古服饰，行蒙古礼，受到了蒙古人的尊重，将“他者”转化为“我者”，这种良好的关系使他能深入到商队中去。“商队中约十分之一为蒙古人；余为华北及山西人，多系于来自山西、甘肃而去中国新疆的。此多数华人，几皆具有中亚民族的血统，惟年代远近不可定。”除了血缘之外，文化上也颇具特色，“……这数种人，在往昔千百年间，常寇略中国[ 本文使用的“中国”概念是指“中原王朝”或“中国内地”，与“草原”对译的角度是指农业区，不是指现代民族国家意义的“中国”——作者注。]，有时深入，有时被中国逐出边界之处。商队中的华人，不论其原始如何，他们皆始终如一的工作。他们生长在戈壁道上，当出发时，即将城市及耕植的纠缠，置诸一旁；即华人所视为神圣的组织，如家长及家主的职务，他们也不重视。”[（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在穿越蒙古新疆的商道之旅中，“商队中的人，实为依傍长城大道通行地带的代表，颇具游牧民族与定居华人的混合风味。”[（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在商队的经历对拉铁摩尔“华夷平等”的视角可以说起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这些“非华非夷”具有边疆形态的人群对拉铁摩尔关于中国长城“边疆形态理论”不无启发性，也正是这些世代沿着古老的“长城—天山”传统商路行进的驼商和驼夫开启了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研究的新思考，这条商路也成为他打开新疆研究的一把“钥匙”。
　　拉铁摩尔对新疆的考察，既不是用地理学方法，也不是用传统文献研究的方法，而是有意识地将历史、社会、政治事件放入地理生态变迁的要素中去思考，他选择了集这些要素于一身的考察路径——传统商路。跨越数省的商路超越了政区边界，而是沿着自然与人文的边界。他提出“政治边界并不是限定历史事件的区域。”[（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从而超越了中国历史注重政区的传统，这与施坚雅的观念一致。施坚雅关注农业中国的“区域”——围绕着长江、黄河、珠江等经济核心区形成各级市场体系。拉铁摩尔的贡献则在于提出一种边疆形态的“区域”-“长城边疆”。而将长城与被人们长期忽略的商路联系起来，是他发现长城边疆的关键，也是发现新疆历史的关键，反映了他过人的眼光。“第一点，游牧民族的社会团体，因无一定居处，考古学上的证据自属稀少。第二点，近日中亚的考察，多偏于山脉沙漠的测绘，很少注意于商路的性质，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点，中亚考查对所经的道路，多遵昔日俄国旅行家的指示。而俄人每由北而南，纵穿蒙古，以释明中俄政治地理的形势。因为这个原故，很少循其通行大道而行走。……”[（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25页。]拉铁摩尔坦承，“我本非渊博之地理专家，故所讲者，不能完全属于纯粹地理，但由于地理也不无相当关系，即其地土人生活状况、部族迁徙途径与商业中心及贸易方向等等”。[（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0页]用综合研究方法开启了新疆研究的先河。
　　通过商路的考察，从草原、沙漠、绿洲平原到高山地带，拉铁摩尔观察到了不同地理环境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经济形式等在商路上的互动，继而也提供了新的眼光来分析新疆历史。他认为天山是新疆的地理重心。它不仅造就新疆的地理态势，而且其融化的雪水成为绿洲的生命线。塔里木盆地三面环山，只有东面是敞开的。天山北面是准噶尔盆地，有草场分布，它的东面敞开，西部却并非绝然与外界隔绝，那边有一片山口与俄属土耳其斯坦相连。这些草场可以使游牧人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连续的迁徙。天山北面的河流也能灌溉一些绿洲，但是这些绿洲在历史上都被广泛移动的游牧民族所控制。[（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他发现了绿洲在历史中的重要价值，天山北路是草原绿洲，天山南路是沙漠绿洲，区分了不同绿洲的性质，“沙漠绿洲适宜农耕，当技术上的条件具备时，就发展成为灌溉农业；而草原绿洲的历史则徘徊在各种可能发展形态之间。”[（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新疆的地理形势和绿洲是天山最重要的产物。
　　最为关键的是，他指出了沿“长城-天山”构成了一个完整过渡地带，其标志是连接“长城-天山”商路的形成。约在公元7世纪，长城-天山沿线的游牧道路被唐的力量控制，“游牧文化为定居文明所制，实可称为一大转机”，从那时起，“中国长城以内的道路，始与沿天山两侧绿洲间的道路，即从游牧者开辟的商路有相当的联络。”[（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30页]他还提出了天山沿线“过渡地带”的证据，如天山中段的巴里坤与奇台之间的山居新人群，他们是汉人与蒙古人通婚所生的混血儿。这些人既熟谙汉语，又精通蒙古语。风俗既随蒙古，也随汉族，既能像蒙古人一样管理他们的牲畜，也能像汉人一般丧葬、婚嫁。在毡包内他们像蒙古人一样穿着，当来到城镇又打扮得像汉人。他们在冬季的低地草场拥有大量房屋，夏季又随蒙古人一起进山搭建夏季毡包。他们有最普遍的宗教宽容，夏季在山中热情地款待游历的蒙古喇嘛，到冬季又去参拜中国的寺庙。[ 杨晔：《试论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2008年，复旦大学硕士论文，第31页。]
　　天山既作为“长城-天山”整体形态的一个部分，又具有新疆内部游牧民与绿洲居民的“过渡地带”的双重性质，“天山北麓地区及南准噶尔区，位阿尔泰山、天山之间，形成游牧民族与天山南麓民族的过渡地带”。[（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30页。] 这对他认识新疆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中国、草原与绿洲力量的交汇线：“长城-天山”商路形成的动力考察
　　
　　清代汉文文献中常将“新疆”“西域”与“天山”作为替代用词。乾隆时官修的《皇舆西域图志》将西域分为“四路”[ 清代乾隆时期修撰的《西域图志》将西域分为“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南路”、“天山北路”。]而核心则是记述“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嘉庆间伊犁将军松筠撰修的《西陲总统事略》，按照“新疆南路”、“新疆北路”来划分区域，道光间徐松撰写《新疆南路赋》与《新疆北路赋》，合称《新疆赋》，新疆南路即天山南路，新疆北路即天山北路。清代是新疆政区地理发生重大变化时期，在清朝打击下，天山北路准噶尔蒙古力量消失，清代在原准噶尔牧地进行移民屯垦，将大片草原改为农垦区，并修建了不少城市，从而重建了天山北路的人文地理。[ 黄达远：“清代北疆城市兴起的动力机制探析”，《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清代乾隆中期，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设置镇迪道。光绪初年，按照郡县制度新疆建省并进行区划改革，“新疆”正式成为省名。[ 按照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来划分新疆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习惯把新疆分为“南疆”、“北疆”和“东疆”。]民国期间，中国学者撰写新疆史，基本沿用新疆政区史的概念，叙述的重点主要是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和新疆的政区变革，天山南路、天山北路逐步变成了历史概念。
　　拉铁摩尔将政治、历史、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综合因素聚焦在古代的商路上，并兼以一种跨区域的宏大眼光，“新疆以西，俄属土耳其斯坦的部分地区、波斯、近东，有着与新疆类似的地理形态；新疆以东，甘肃、宁夏的情况也类似，这两个地区对于新疆的影响犹如内蒙古与外蒙古的关系。[（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在“长城-天山”沿线的商路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的财货之路、文化交流之路，而且更是不同力量的交汇线，从中可以看到区域内外各种复杂力量的交织和博弈。
　　拉铁摩尔指出商路路线变迁的动因有三种：地理原动力、社会原动力和历史原动力，其中社会原动力与历史原动力是他重点分析的原因。蒙古地区早期商路的形成并非因为贸易的缘故，而是游牧民迁徙的道路；沿着天山、阿尔泰山商业道路是游牧民牧道而发展形成的，属于“社会动力”；绿洲之间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加上绿洲之间被沙漠隔绝，绿洲之间的交换比较困难，绿洲之间道路的形成主要是游牧民和中国力量介入的结果，属于“历史动力”。如沿长城道路的形成就是历史动力的结果，长城主要的功能是隔绝农区与牧区的防御屏障，另一方面却变成了“道路的准绳”。[（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23页]为了给长城沿线提供人力和物资，“长城以内，由中原出发的道路，分途抵塞，其中最著名者，即为‘御路’”。[（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25页]如陕甘大路，形成了新的东西向商路，有政府建设的驿站，有沿线农业社会提供各种保障，这种由古代政权建设的道路被拉铁摩尔称为“真路”。
　　仅靠“社会动力”还不足以形成“真路”，还需要借助“历史动力”。如天山北路取代以前沿阿勒泰山的道路，是因为后者是游牧牧道，而绿洲与游牧者之间有交换的需要，连接的道路是财货通行的道路，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汉人都主要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也处于游牧民与绿洲居民之间“过渡地带”。没有位于“过渡地带”的道路，会缺乏动力而被废弃。如历史上的阿尔泰路和经由罗布泊的丝路都被废弃，这也是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能够成为主要道路的原因。因此，“过渡地带”对于道路变迁具有直接的影响。沿天山商路的形成，除了从游牧民的牧道开辟出的商道外，还有来自区域内部的历史动力。商路的形成具有贡献。天山南路绿洲被戈壁沙漠分割，游牧力量难以进入，绿洲民缺乏和游牧民进行交换的动力。不过，由于天山山麓的“山居民”与山脚下绿洲民的交换需要，会形成集市，其贸易比绿洲间的贸易还要兴盛，并带来通行税的发达。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开辟丝道，实际上是为了获得当地通行税的权舆。
　　天山北路与天山南路是新疆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但是二者的性质也有相当的差异。天山北路是草原绿洲，既可以农耕也可以游牧，而且地理形势上看，东、西方向无险可阻，草原的力量可以长驱直入，在草原绿洲上农耕与游牧力量交互兴替，原有的力量都会被摧毁，然后重建，变动性极大；而天山南路绿洲带因被沙漠戈壁分割，牛羊等畜群不能通过。所以绿洲尽管会被游牧力量征服，但不会持久，其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天山北路被称为是“草原之路”，天山南路被称为是“绿洲之路”。
　　拉铁摩尔高度评价汉人对于开辟这些交通路线的贡献，“假若将其地绿洲间的交通路径，化为不同民族与不同文明之间的通行大道，不是绿洲的土人，乃是华人，往史斑斑，灼然可见。”[（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长城——天山”古代商路的形成，既有地理原动力、也有社会原动力，也有历史原动力，是三种力量的结合，其中又以历史原动力为最重要的因素。
　　拉铁摩尔通过“长城——天山”商路的考察，发现“历史原动力”在商路形成中的核心作用，而这种“历史原动力”必须要还原到长城和天山。长城内外是农区、草原和次绿洲，天山内外则是草原绿洲和沙漠绿洲，而古道恰是农区、草原、绿洲三种力量的交汇线，它们组合与变迁构成了古代商路发展的历史原动力。
　　
三、中国、草原与绿洲互动关系中的新疆
　　
　　拉铁摩尔注意到新疆与其他内陆边疆地区最为不同的地理与社会空间就是“绿洲”，并以此为中心来分析新疆历史，“了解了绿洲孤立的特殊性以及与中国和草原的交通可能性，就不难描绘这个中亚世界的一般历史状态。它是独立的，而不是孤立的。”[（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0页]新疆不再是一个静止的地域历史，而是在几种力量的冲突、交流、融合、调适等变迁中的历史。
　　在中国、草原和绿洲关系中，绿洲属于“侧翼势力”。“在他们（草原与中国）的侧翼是中亚绿洲地带，其间的沙漠绿洲由于精耕农业的背景，与中国的关系较深。”[（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在天山北路的草原绿洲上，确实可以发展出可耕可牧的经济类型。清代乾隆年间政府组织大规模的对天山北路的屯田，将游牧草原上开发了数百万亩计的良田，就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参见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侧翼战争属于正面战争和长城战争的一部分。“汉代，汉族与匈奴的战争可以称为是正面战争和长城战争，有时与它们同时，有时与之交替发生的，是新疆绿洲地区的侧翼战争。这里优势徘徊于游牧民族容易接近的草原绿洲和汉族易于接近的沙漠绿洲之间。”[（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2页。]在草原、中国、绿洲关系史的之间，绿洲虽然也很重要，但并不在中心位置。新疆历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草原与中国，其次才是印度、伊朗和西藏等其它地区势力的影响，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关系的组合。一是游牧民族控制绿洲以对抗中国；二是中国控制绿洲以对抗游牧民族；三是在草原与中国力量都不能到达绿洲时，绿洲的自我崛兴。四是“过渡地带”与草原、中国、绿洲之间关系的平衡。这几种力量的相互关系构成了新疆历史剧情发展的主线。
    绿洲犹如“细胞组织”，因为干旱地区的阻隔，无法成片发展，这使汉人无法复制内地大规模的生产与社会组织（拉铁摩尔称为“汉族环境”）；另一方面，这也使绿洲无法联合起来，“在他们的同一性上很难建立起一个金字塔式的政治统一体。”因此，“新疆绿洲总的历史，要受到外来势力的侵入整个绿洲地区深浅程度的左右，受到统治势力联合各个绿洲程度以及将各个绿洲之间进行联合的程度的支配。”[（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1页。] 中国力量在沙漠绿洲居于优势。自汉代起，“中国政治家们真正需要的，即其真正的目的，是造成一种情势，使绿洲小国们认为依附中国要比做游牧民族的附庸更有利。”[（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中国通过丝绸、茶、瓷器与绿洲的玉石、干果、马匹之间进行交换，使得绿洲的统治者与中国之间建立一种互惠的体制，但是与普通绿洲民众的关系却不大。[（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 汉人对绿洲农业生活比较熟悉，“这种生产与习俗的相同，比语言及服装的不相同更为重要。”并采取一种类似自治的管理模式，“当地的经济性质还是照旧。当地社会的价值与法令，虽然有政治统属上的变化，但并无实质内容的改变。”[（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游牧民族在草原绿洲上则占有优势，而他们进入草原绿洲和沙漠绿洲时，自身的机动性就会受到限制。当进入沙漠绿洲时，其社会更面临着游牧与农耕生活的取舍，不得不脱离游牧制度的规范，彻底脱离草原生活，意味着游牧民族进入绿洲，无论是对绿洲社会还是对其自身，都会面临更为激烈的矛盾，要经历一个逐渐“非游牧化”的转变。在草原边境北部绿洲中，游牧民族的移殖与征服当然会常常压倒绿洲的农业及社会，也许或早或迟将它们推翻。[（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0页。]  
　　拉铁摩尔由此集中分析了新疆历史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一是新疆绿洲社会在“集权化”与“去集权化”（Cycles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之间循环，地理环境决定了绿洲无法集中发展，他强大帝国统治下要维持新疆的“集权化”，新疆内部固有的“去集权化”之间不断摆动。在“集权化”和“去集权化”的反复变化中，新疆社会呈现出一种缓慢进化的封建主义。[ Owen Lattimore, 1950, 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pp.182-183．]其二是新疆历史是一部草原、中国及绿洲交替崛兴的循环历史。其原因是，“这种模式是与草原和绿洲生活之不能协调有关系的。在草原经济与汉族及绿洲农业经济之间是混合和粗耕经济。草原居民、汉族、绿洲居民都不能向这种混合经济‘进化’，因为这种混合经济乃是立于单纯经济制度上的‘退化’。”[（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其三是南疆与北疆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草原绿洲易于被游牧势力控制，生活倾向于草原，而沙漠绿洲的生活则易于被中国控制，则生活接近于农区。草原绿洲具有开放性、变动性，沙漠绿洲具有稳定性。这是拉铁摩尔对新疆历史特点的深刻洞见。

　　此外，他对新疆的某些认识虽然还有争议，但不乏启发意义，概括如下：

    （一）过渡地带对新疆历史的影响

　　过渡地区的居民是受他们自己利益支配的。在两者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他们同时利用汉族的农耕技术与草原的畜牧技术。在贸易和文化方面，他们在草原和中国之间获得利益，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独立生活秩序的独立民族。部分原因是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不够大，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内地与草原的秩序都已经高度发展，过渡社会被夹在中间。[（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9页。] 作为过渡地区力量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中国力量转向亚洲内陆时，“其通道，却是由已经在边疆本身活动着的力量所打开的。”[（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0页。]二是中国与中亚关系中的经济力量，是在过渡地带——边疆商队商人及中间商人的掌握中。“由于丝绸这种奢侈品的利润很高，中国赏赐给中亚小国的君主接受这种赏赐、补贴太多，便把它们卖到更远的地方去，获取更多的利益”。[（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4页。]边疆的商队和中间商人由此获得了远途贸易的机会，成为新疆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还秉承了汉人的生意头脑，购买商队垮掉的骆驼，使其在自己的草场休养生息后，又转手卖给新的商队，从中赚取差价。正是凭借对汉、蒙两种文化的熟悉，这个人群一跃成为边境城市中新兴的富裕阶级。过渡地带是草原、中国、绿洲几种力量共同塑造的，它又是各方的一种联系纽带。正是过渡地带的商人使新疆绿洲与中国、草原保持着一种常态化的民间交往和联系，也因为交通使新疆绿洲保持着一种开放的状态。不过，过渡地带也成为草原和绿洲不能整合为一体的关键性因素。前文已有叙述，不再赘述。

    （二）山居者与绿洲民：天山的山地历史

　　　天山还有一种内部的相互关系，就是山居居民与绿洲居民的交往，拉铁摩尔称之为文明“竖的发展” (Vertical Construction)。它区别于“横的发展”—— 绿洲和草原、绿洲和绿洲之间的关系。这种“竖的发展”在昆仑山和天山都有表现，特别是集中在天山的侧面，山的高处可以产木材、黄金及其它种矿物，更有零星草场，以畜牛羊。山居人主要从事畜牧或半游牧者，绿洲人则为农夫工匠或城居者，因双方的生产不同，使得绿洲和山区之间产生交换动力，需要交换的物资很多。山居人用毛皮金属与绿洲人交互谷帛布匹及不能在山中制造的工艺品，其贸易比绿洲之间的还兴盛。从绿洲平原到高山地带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存在着内部互补和交换经济形式，他又称之为“垂直社会结构”( vertical structure of society) 。深入到天山内部去观察历史，形成了一种地方性的历史感。

    （三）宗教与新疆绿洲的关系

　　　在新疆宗教不仅是信仰，更是政治势力。其中影响新疆历史的主要宗教是佛教与伊斯兰教。“佛教在新疆的建立迅速而稳固，因为他给绿洲社会以其自己不能产生的东西，一种他们在政治统一上所不能表现的经济与社会的统一，……寺院的高级僧侣形成了一个联系各绿洲王室的索带”。[（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宗教的稳固性与绿洲关系密切，因为绿洲小规模的社会不能出现一个真正意义的官僚阶层，而内地佛教则依附于官僚阶层，绿洲的佛教相对具有独立性。此外，商业的交往还促使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的传播，如景教、摩尼教、回教、拜火教等，不同地域商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刺激了宗教的传播。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南下的突厥人的关系密切，但是，伊斯兰教的势力一直至14世纪也不能进入天山北路。由于蒙古草原政治势力的衰微，伊斯兰教最终进入草原。

    （四）近代地缘政治格局对新疆的冲击

　　19世纪已降，在西方近代化冲击之下，游牧社会势力和农业社会势力范围逐渐被压缩，特别是草原势力受到的削弱最大。至20世纪初，新的亚欧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出现，中国、草原、绿洲之间多重关系已经逐渐变化。代替草原力量崛起的是苏联，中苏之间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的格局。长城沿线的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和新疆天山、阿尔泰山联系起来，就是中国内陆边疆的天然屏障，“以上所说诸区，地理上并无截然的界线，乃系犬牙交错之地，……上述诸地带，有一种地理上的协调：即一区有变动，其它地区都受其影响。”[（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0页。]中国内陆边疆在地理空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1944年，拉铁摩尔考察过苏联后，对新疆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有了新认识，将英、俄、中在亚欧腹地的“大博弈”纳入了视野。19 世纪英、俄竞争到 20 世纪中叶的冷战初期，新疆成为亚洲新的重心，在亚洲起着枢纽作用。其原因在于苏联对亚洲输出革命，美国则期望将自由资本主义理念传入亚洲，新疆正好处于冷战的锋线上。[ Owen Lattimore, 1950, 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pp.183, pp. 3-4.] 此外，印巴北部边疆、伊朗、中国西部边疆、外蒙古和苏联中亚边疆地区之内，还存在着人种及民族边疆的交错，宗教及文化边疆的纷争，这些连同上述的国际政治边疆交互影响，其形势处于极为复杂的演变中，而新疆在此变化中亦居于关键地位。[ 许建英：“拉铁摩尔在新疆的考察与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这是从亚欧腹地的地缘政治的转换来看待新疆，从传统的“侧翼势力”一跃而成“亚洲的枢纽”。
　　
四、结 论
　　
　　号称日本史学“泰斗”的白鸟库吉，在《东洋史上的南北对立》一文中，提出东洋史的大趋势是南北两大势力的对立，是中原汉族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立，核心观点是“东西交通、南北对抗”，将中国分为两个不同形态的政权，这一观点被郭沫若鄙视为“垃圾”，但没有消除这种观点带来的影响。[ 韩毓海：《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不无巧合的是，亚欧大陆的另一边有一位法国学者格鲁塞出版了《草原帝国》一书，他以乾隆时期将喀什噶尔与伊犁的统一视为草原帝国的终结，“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18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即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项英杰校：《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70页。]中国历史是一个“草原帝国”与“农业帝国”对立斗争的历史，这种“南北对立”逻辑背后是指向“南北分治”，边疆就是区分南北关系的“分界线”，天山作为边疆的政治意义陡然上升。而拉铁摩尔以“华夷共治”的视角，注重“长城—天山”“东西沟通”的关系叙述实际上是对“南北对立”观点的一种反思，超越了以中原为本位的“农业中国观”和草原为本位的“游牧中国观”，使我们对新疆历史的复杂性具有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他关于“过渡地带”人群的发现，那些介于“非汉非胡”的“中间形态人群”更是对民族史叙述的一大挑战。
　　中亚处于东西文明的连结地带，又是各文明的接触的边缘地带，从东看它是遥远的“西域”，从西看它是神秘的“东方”，而本土又未有系统的史学传统，它在东方和西方的叙事史书中，都是边缘地带的零零碎碎事和人。[ 潘志平：《区域史研究的考察——以中亚史为例》，《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20世纪初，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指出了新疆位于欧亚大陆腹地中心地位的重要性。拉铁摩尔则通过对影响新疆的各种力量进行了历史分析，再次确认了这一中心地位。新疆绿洲曾是中国、草原之间的“侧翼势力”到近代则变为欧亚大陆腹地的“枢纽”。新中国将草原、农业区还有绿洲成功整合为一个“亚洲的中国”，经历了百年的动荡中国地缘格局重新稳固下来，正如拉铁摩尔所言，新疆的地缘重要性再次得到确认。
　　拉铁摩尔的成功主要得益在商路上的穿行，但仍有某种局限性。虽然他对于“过渡地带”人群的生活经历非常熟悉，特别是蒙古人；不过，却缺乏对其他边疆人群生活的体验和表述。他专注于交通史，但对于社会生活史的论述就显得薄弱。比如在宗教与绿洲的关系的叙述上，就显得力度不够。另外，拉铁摩尔主要使用的材料是西方学者的考察记录和相关研究成果，很少关注到中国学者在新疆的研究和引用汉文文献，并没有提到《西域图志》、《西域水道记》等重要汉文文献；同时，对于察合台文、满文材料的使用也基本阙如，当前的美国“新清史”的研究学者似乎正在弥补这一不足。在地缘政治视角下，拉铁摩尔将新疆历史拉回到亚欧大陆“中心”，使新疆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这一观点更多体现出了新疆的紧张性，而社会生活史、社会关系史的一面被遮蔽和被忽略了。同时，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的大幕下，他在新疆问题的叙述上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这完全出自政治利益的考量的，偏离了学者的本色，我们不能忘记拉铁摩尔还有作为政客的一面。[ 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的意识形态下，拉铁摩尔提出新疆自然方向是朝向蒙古和苏联，而不是中国，见Owen Lattimore，1950,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pp.221．完全背离了早期的研究立场。]
　　美国学者柯文倡导中国历史的“精细化”，才能更为准确的表达出中国自身的特点，[ 参见（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2002年8月新版，第178-181页。] 同样，新疆历史长期绞缠在民族国家形成与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变迁当中，一直缺乏“精细化”的表达。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区域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史学的研究重点已经转向基层的社会群体，转向不同群体的社会生活，新疆史学正面临和内地接轨的问题，而拉铁摩尔关于“长城—天山”的区域历史叙事无疑会给我们提供新的启示。

（此處刪去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