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11月 25, 2013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正在回归故土?

作者:Gordon M. Hahn
译者:维吾尔在线(http://www.uighurbiz.net
英文來源:http://geostrategicforecasting.net/gordonhahn/2013/11/15/is-the-turkestan-islamic-party-returning-home/
中文來源: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21960

在我的电子杂志——由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出版的《欧亚大陆的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与政治报告》(简称‘IIPER’) 第67期中, 我曾警告以中国维吾尔族为主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简称‘TIP’,有时也被称作‘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ETIP))的重新振起和对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或对中国其他地方日益严重的威胁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31014_Hahn_IIPER67.pdf)。‘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开始以民族分裂运动著称,争取省级自治区新疆的独立。位于中国西部的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直流亡在巴基斯坦的瓦济里斯坦地区,并在此受“基地”组织和全球圣战革命联盟支配,接受“基地”组织和设在瓦济里斯坦的其他组织的训练,从而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获得实地经验。他们与全球范围内的圣战恐怖组织组织和基于阿巴两国的其他组织发展起了关系。

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

《欧亚大陆的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与政治报告》第67期发布几天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一辆吉普车的撞击和爆炸事件,导致两名游客死亡、40人受伤。那辆吉普车内的一家三口人也在该袭击中丧生。中国当局称“10·28事件”系“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行为。5名维吾尔穆斯林很快就被抓捕,并在一个嫌犯住处搜查到圣战旗帜和圣战文字(www.nytimes.com/2013/10/31/world/asia/china-says-5-jihadis-are-arrested-in-beijing-attack.html?_r=0)。

一个星期之后的11月6日,8个简易爆炸装置在山西省委面前爆炸,并造成1死8伤。这次在中国东部省份省会太原爆炸的简易爆炸装置包括子弹大小的球形轴承,一个鲜明的圣战爆炸装置元素(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391204579180583567153914) 。中国当局仍未指出这起9天后发生在中国的第二起恐怖袭击事件的肇事者。11月8日,警方逮捕了一名刑满获释的当地居民,叫丰志均。他承认故意作案,以“报复社会”。新闻报道中并没有提及宗教或民族背景。

由中国维吾尔穆斯林主导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直与流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其他圣战组织——包括来自中亚的组织,塔利班和“基地”——并肩作战。在一定程度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遭受明显的民族-政治动荡。阿富汗撤军后,该地区甚至有可能整个中国将易受来自“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袭击。2009年7月和2011年7月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骚乱暗示着持续的民族-政治和宗教争执。

自从2007年开始出现后,几年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中国成功实施了一些袭击。它曾声称对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负责。2009年8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当时的埃米尔(酋长)阿卜杜海克·安·突厥斯坦(Abdul Haq al-Turkistani)扬言要袭击中国驻外大使馆以及中国境内的目标。“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声称对2011年7月18日和7月30~31日分别发生在新疆西部城市和田和喀什的一系列爆炸和刀斧袭击(而喀什离中亚传统的温床——费尔干纳盆地只有200英里的距离)。发生在两地的袭击分别造成4名(政府部门:译者阐释)的人、10多名平民和8名袭击者的死亡,40多人受伤。“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2011年9月份发布的视频似乎暗示着该组织与2011年7月30~31日发生的袭击有关,视频中“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埃米尔的声明显示10名袭击者当中一名像该组织的埃米尔。“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还声称对2013年4月发生在喀什的袭击负责。袭击造成15名社区工作人员和警察丧生。这些可能是冰山的一角。需要记住的是安全官员倾向于夸大自己的效益。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5月中国安全官员声称他们已有能力阻止96%的恐怖袭击计划。然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并未对今年6月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鲁克沁镇的持刀攻击事件。该事件中, 35人死在16名持刀者之手。

目前,“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可能由100人组成,顶多也可能有几百名战士,由谢赫阿卜杜勒·艾孜则(Abdul Aziz)率领。经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多年的流亡,“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基地”、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IMF分支组织伊斯兰圣战联盟(IJU)、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JaK)和塔吉克斯坦的“Jamaat Ansarullah”(JA)已经发展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凭借长期流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和瓦济里斯坦,“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已经成为“基地”组织的盟友,而“基地”在米尔阿里(Mir Ali)地区与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组织训练营。“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名或两名领袖曾经或正在服役于“基地”统治下的修罗议会(Shura Majlis)。其中一名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埃米尔阿卜杜勒·沙库尔(Abdul Shakur (Shakoor)),而报道称他于2012年在美国无人机袭击中死亡。据报道,2011年4月赛义夫·阿德尔(Saif Adel)离开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之后,他接手指挥“基地”在该地区的所有外国势力。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接受“基地”的军事和宗教培训,培训也有可能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和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处活动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也有可能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故 “基地”宗教学者哈立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侯赛因(Khalid bin Abdul Rahman al-Husainan)曾访问新疆,在维吾尔穆斯林当中促进圣战思想。今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了侯赛因死后的视频,讲到他向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宣传圣战。

在瓦济里斯坦期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除了与“基地”的密切关系,还跟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联盟”发展起了紧密的关系。已故沙库尔(Shakur)曾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创始人塔伊尔·尤里大仕(Tahir Yuldash(ov))紧密帮手。他也像沙库尔一样,于2010年在美国无人机袭击中被打死。“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通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联盟”与欧亚大陆的大量圣战徒接触。2013年7月15日,“伊斯兰圣战联盟”媒体部发布了名为“Badr at-Tawheed”的视频,讲的是一名圣战徒的生活;视频中的他,一天跟一名Pasrun、一名乌兹别克人和一名俄罗斯人在一起,而在另一天跟一名塔塔尔(鞑靼)人在一起。2013年3月,一名乌兹别克斯坦执法部门前官员兼专家告诉乌兹别克媒体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力正在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回到中亚地区。他引用费尔干纳盆地和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地区的不稳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战士在塔吉克斯坦被捕作为例证。当时,这位前官员强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正与达吉斯坦、车臣和维吾尔人加强关系。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似乎与“基地”更远的全球圣战盟友发展起了关系,比如基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高加索酋长国”的圣战徒(Caucasus Emirate ,CE)。“高加索酋长国”曾参与几起在欧洲和阿塞拜疆实施失败的外国阴谋,并激发了更多的事件,包括2013年4月15日发生在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场的爆炸案。2012年10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现任埃米尔谢赫阿卜杜勒·艾则孜(Sheikh Abdul Aziz)向“高加索酋长国”埃米尔Doku ‘Abu Usman’ Umarov发一段时长20分钟的视频问候。(2011年3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之盟友‘伊斯兰圣战联盟’也做过同样的事。)“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全球范围内联系的广度可以从其用5门语言发布的声明和视频中反映出来,5门语言分别是维吾尔语、突厥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俄罗斯语和英语。

应该指出的是,维吾尔族战士有可能与乌兹别克、高加索、塔塔尔或其他圣战者前往叙利亚和他们全球圣战和训练网络。今年7月,中国安全官员声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名叫做买买提·艾力的维吾尔人被逮捕与他曾赴叙利亚参战有关。在叙利亚作战还使得让“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维吾尔人有更多机会与“高加索酋长国”或JMA接触。其中,“高加索酋长国”是叙利亚移民援军中占绝大多数;而JMA由埃米尔Umar al-Shishani——来自车臣亚的车臣少数民族人——率领,并与“高加索酋长国”有联系。从叙利亚回来的维吾尔人要么去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要么回到中国,他们将有更大的战斗力,甚至物资资源。

而且,随着西方势力从阿富汗撤出——尤其是塔利班重新掌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 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或瓦济里斯坦其他的圣战组织会寻求回到中亚。如果成功的话,他们能并且将会给“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提供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以便让他们渗透到新疆在中国领土实施袭击。这对“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很重要,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伊斯兰化的东突厥斯坦,这将会成为中亚酋长国或哈里发的一部分。圣战者希望建造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哈利法制政权。

最近,“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表现出更多操作和宣传上的活动,可能在加紧准备受“基地”和其他盟友援助的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行动,等着撤军完成。今年5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两盘录像带,看起来像声称对阿富汗境内的两起不同的自杀式袭击负责。据报道,其中一起发生在2011年,另一起可能最近才发生,在视频发布之前。

今年春季和夏季,“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视频,显示妇女和儿童的武装训练过程。视频中并不能清楚地知道,妇女和儿童是不是将参与到自杀行动中;“基地”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处使用妇女自杀式爆炸行动开始于2010年,随之“高加索酋长国”和其继承组织——Ichkeriya车臣共和国。 再者,“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过去三年发布的宣传视频在成倍的增加,2013年是2012年的两倍,2012年是2011年的两倍。

显示“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IMT)更广泛圣战宣传例子的是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艾则孜于2012年给 “高加索酋长国”埃米尔Dokku ‘Abu Usman’ Umarov的视频讲话。如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与“高加索酋长国”在促进关系,那么他们肯定跟中亚的圣战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和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或该地区其他偶尔出现的组织,有合作关系。艾孜则的视频暗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正在从过去的损伤中恢复。最近的一个埃米尔艾买提·优素福(Emeti Yakuf,又名 ‘Aibu Adubu Rehman’ 和 ‘Saifulah’)在去年八月美国的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当时一起死亡的还有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埃米尔马哈苏德·哈卡尼(Mehsud Haqqani)之儿子巴德鲁丁·哈卡尼(Badruddin Haqqani)。

鉴于全球圣战革命盟友的增长和“基地”中心力量的削弱,“基地”和类“基地”组织的专营权的增长会对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为了扩大作战能力和影响范围,与其他组织合作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包括基于中亚的组织。他们最终加紧渗透到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一个拯救的恩典,那就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还不是在“基地”和其他全球范围内的圣战组织的头号日程表里,有三项原因。首先,与全球范围的其他圣战革命盟友相比,“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伊斯兰主义 takfirist更受嫌疑。第二,中国并未成为西方 “异教徒”和其他像什叶派和俄罗斯一样的头号反对对象。第三,由于在叙利亚的逊尼-什叶派内战,“基地”和其他圣战者可能会更多地向西移动而不是东北移动,这是对后穆尔西时代的埃及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恶化局势下的圣战者提供了可能性。

目前尚不清楚,“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 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和“高加索酋长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为集中资源和人员交换而做的努力,还是软弱的表现,另外人选的变更会不会增加“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战斗力。尽管如此,中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能会一直是分别对维吾尔族和中亚伊斯兰主义者、圣战者而言更有吸引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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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Gordon M. Hahn is an Analyst and Advisory Board Member of the Geostrategic Forecasting Corporation as well as a Senior Associate,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Analyst/Consultant, Russia Other Points of View – Russia Media Watch; Senior Researcher and Adjunct Professor, MonTREP, Monterey, California; and Senior Researcher, Center for Terrorism and Intelligence Studies (CETIS), Akribis Group, San Jose, California. Dr Hahn is author of two well-received books, Russia’s Revolution From Above (Transaction, 2002) and Russia’s Islamic Threa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which was named an outstanding title of 2007 by Choice magazine, and the forthcoming The ‘Caucasus Emirate’ Mujahedin: Global Jihadism in Russia’s North Caucasus and Beyond (McFarland Publishers, 2014). He has authored hundreds of articles in scholarly journal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on Russian, Eurasia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publishes the Islam, Islamism, and Politics in Eurasia Report (IIPER) at CSIS at http://csis.org/program/russia-and-eurasia-program.

要把新疆高校建成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阵地

作者:辛为民(新疆日報網通訊員)
來源:新疆日报
http://www.xjdaily.com.cn/xinjiang/002/985023.shtml

参加自治区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的我区各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把突出政治坚强作为正风肃纪的核心,调准聚焦点,深入查摆在严守政治纪律、反对民族分裂和“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纷纷表示,要把高校建设成为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阵地。

新疆大学党委书记李中耀说:“教育系统是反分裂反渗透的主要阵地之一,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要把高校建成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阵地,建成民族团结的模范单位,建成现代文化引领的示范高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各高校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师资队伍建设,大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高校培养的人才,首先要求政治上合格,能够在一言一行中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这一点对于新疆大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新疆师范大学校长卫利·巴拉提说:“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是敌对势力、‘三股势力’与我们争夺人心、争夺群众、争夺学生的重要阵地。近期连续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再次充分证明,我们同民族分裂势力的斗争是敌我性质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在高校,我们要准确和敏锐地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动向,坚持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做好防范宗教向教育领域渗透的各项工作,及时对一些舆情动态做出反应,对一些表象性和苗头性的现象,比如:学生穿戴宗教服饰、封斋,还有在互联网、手机上宣扬和传播宗教思想等苗头性问题,要高度警觉并坚决制止。同时,作为高校领导,我们有责任做更多的工作,帮助学生和老师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民族和文化,帮助他们分清是非,澄清认识。”

新疆大学校长塔西甫拉提·特依拜说:“‘三股势力’利用宗教极端思想向学校进行渗透,把争夺下一代作为其积蓄力量、与我们进行长期较量的一个战略性步骤,通过媒介传播,编制、印刷和散发宣传资料等形式,千方百计地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分裂宣传和渗透,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和社会政治稳定。作为一名受党培养多年的高校少数民族党员领导干部,通过此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更应该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牢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重大职责,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各项决策部署,把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有关要求贯彻落实到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全过程。”

喀什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徐源智说:“长期以来,‘三股势力’在喀什破坏渗透活动非常猖獗,最近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再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喀什师院地处反分裂斗争前沿,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的任务尤为艰巨。学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较好地维护了校园的稳定,归根到底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动摇,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不动摇,坚持把稳定工作放在首位不动摇,坚持强化管理不动摇。院党委结合学校反分裂斗争的实际,始终把解决好政治上坚强的问题,作为学校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政治上不合格的高校领导干部和教师,业务上再强,也要坚决调整;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学生,专业课学习再好,也绝不能毕业。”

新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梁超说:“传播先进文化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大学在传承发展传播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其他领域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新疆,传播先进文化就是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大力发展‘一体多元、融合开放、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文化’。所谓‘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文化’,就包含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新疆精神’‘四个认同’‘三个离不开’等新疆的特有元素。现代大学生要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就离不开现代文化的传播。学校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通过现代文化传播培育大学生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法制意识、国际视野,切实把他们培养成为对党忠诚,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喀什师范学院院长艾尔肯·吾买尔说:“面对宗教极端主义向校园的渗透,不仅要敢抓敢管,更要会抓善管。在一些特殊时期和敏感节点,要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及时表明态度,敢于发声亮剑。不仅在会议上和正式场合中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在非正式场合上也要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全校师生员工和身边及社会上的人。在我们学校,别说没有穿吉里巴甫服饰的人,即使是那些穿‘打擦边球’服饰的现象也看不到。”

新疆去年发生近200暴恐案 "东突"渗透计划曝光

作者:记者卢国强、朱东阳
來源:《瞭望》新闻周刊
http://news.sina.com.cn/c/sd/2013-11-25/092928802800.shtml

  在大多数中国内地居民的意识里,“恐怖袭击”是“9·11”,是伦敦地铁爆炸案,是发生在遥远地方的特定事件。然而,近期发生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却告诉我们,恐怖袭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2013年10月28日,3名嫌疑人驾车在天安门制造了5人死亡、40人受伤的袭击事件,经过公安机关调查,这起事件被定性为“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不经意之间,“恐怖袭击”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10月31日,我国政府在强烈谴责“10·28”事件的同时,再次表明一贯坚决反对并严厉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立场。在刚刚闭幕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消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绝不对恐怖主义低头。

  “恐怖袭击”来前毫无征兆

  很多人最先是通过网络得知,28日12时许,“天安门一辆车撞进人群并起火”。随后,几张发自现场的图片在网上流传。

  事件发生后,北京市交管部门立即对长安街东西双向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根据公安机关要求,12时39分,地铁1号线天安门东站采取临时封站措施,1号线各次列车在天安门东站通过不停车,1号线天安门西站B口采取出入口封闭措施。

  是交通事故、意外,还是恶意的犯罪行为?事发地点的特殊性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官方在事发后一个半小时左右,发布了第一条消息:“28日12时05分许,一辆吉普车由南池子南口拐入长安街便道,由东向西行驶撞向金水桥护栏后起火,行驶过程中造成多名游客及执勤民警受伤。警方在现场立即开展工作并组织施救,火被迅速扑灭。目前,受伤人员已全部送往附近医院救治,吉普车司机及车内人员共3人已确认死亡。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此后的多次官方发布中,“‘拐’入长安街便道”被修正成“‘闯’入长安街便道”。一字之差,足以证明事件性质发生了变化。

  据统计,这一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除了肇事车内3人死亡外,另有2名游客死亡(1名菲律宾籍女游客、1名广东省男游客),40名受伤人员中包括3名菲律宾籍游客及1名日本籍男游客。

  事件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应急、卫生等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工作并组织施救”;“中央领导同志和公安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赶到现场指挥处置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抢救伤者,迅速查明真相,采取有力措施,确保首都安全稳定”;“为全力救治伤员,相关医院迅速组织专家紧急会诊,根据伤者伤情分别采取手术、包扎及其他紧急治疗措施。当日下午,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前往医院指导救治工作并看望慰问伤员”。

  没有任何修辞色彩的字里行间,细心人依然可以品味到事件的重大、急迫。

  事发当天,北京警方会同多地公安机关,连夜展开调查,查明车内死亡的人员分别是乌斯曼·艾山、其母库完汗·热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案发仅十余个小时,在新疆等地公安机关大力配合下,北京警方先后将玉江山·吾许尔、古丽娜尔·托乎提尼亚孜、玉苏普·吾买尔尼亚孜、布坚乃提·阿卜杜喀迪尔、玉苏普·艾合麦提等5名同伙抓获。同时,警方在嫌疑人暂住地发现“圣战”旗帜、长刀等物品。

  10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处获悉,警方初步认定,“10·28”事件是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10月31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向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通报“10·28”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时指出,这起事件是在当前国际恐怖活动处于活跃上升期,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

  10月3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这种针对无辜的平民和游客的暴力恐怖袭击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行径,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齐声对此予以强烈的谴责。没有任何一个讲法治、负责任的政府会对暴力恐怖行为姑息纵容。”

  “恐怖主义”并不遥远

  据嫌疑人玉江山·吾许尔等人供述,这起袭击事件是经过提前策划并最终实施。“针对无辜民众进行的暴力活动、暴力活动的形式不特定、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是恐怖事件的构成要素。从这方面看,‘10·28’事件是一起典型的恐怖事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专家李伟说。

  受访专家指出,在大多数国人和部分地区政府官员心目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恐怖主义离我很远”的想法,但实际上恐怖主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现代恐怖活动的特点就是吸收平民参与,拿起武器是恐怖分子,放下武器就能隐身于普通市民中,很难识别;现代社会交通便利,他们很容易在各地流窜。这是恐怖分子的‘恐怖之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专家梅建明说。

  另一方面,恐怖袭击行为有“就地取材”的新趋势,也让恐怖袭击的防范难度加大。“在恐怖分子发布的教材中,发现他们‘传授’在实施袭击时,可以随便使用手边能够接触到的东西。恐怖分子不会教条到一定有枪支、炸药以后才实施袭击,他们进行袭击的方式往往是根据能够获取的工具和材料决定的。”李伟介绍。

  随着各国反恐意识的提高和反恐措施加强,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的形态和方式与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差异;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历次恐怖袭击事件采取的方式也有很大变化。“今年英国一名军人在街头被两名恐怖分子用菜刀砍死,法国士兵在进行反恐巡逻时遭到割喉,与以往汽车炸弹式的袭击就有很大不同。”李伟说,由于我国对危险品管控严格,恐怖分子也会调整实施恐怖活动的手段和方式。

  “例如在新疆鄯善、和田等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分子主要使用砍刀,北京的‘10·28’事件则使用了汽车和汽油。这使得反恐难度大大增加。”李伟说,“但并不能因恐怖分子使用的方式和手段‘粗陋’,就否认这些事件的‘恐怖’性质。”

  对待“恐怖分子”严阵以待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目的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明确指出,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中国政府将更加坚决地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并希望上合组织反恐机构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上合组织反恐的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在经历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等大型活动的考验后,中国特别是北京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反恐体系。


  中国各地警方已经形成便捷高效的情报信息交换机制和区域警务协作机制;在首都北京周边,河北、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等6省区市已经与北京形成稳固的区域警务合作,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启动“护城河”工程,防止危险因素进入北京;经过多年磨合,北京城已经形成从市界到中心城区的“三道防线”,进京主要路口、主要环路等构成了闭合的环形防控网络;在城市中心,有专事反恐的特警“蓝剑突击队”、能够实现空中支援和监控的警用直升机以及全方位覆盖城市的警察和治安志愿者巡控网络。

  事实上,“10·28”事件,也体现出中国警方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在事件发生后,北京警方立即对核心区域采取社会交通和公共交通的临时管控,当本刊记者在事发半小时后赶到现场附近时发现,天安门广场及周边的公交、地铁并未因这起袭击事件而出现拥挤、人员滞留、治安混乱等继发性事件。

  而事件发生后,现场勘查、灭火救援、现场清理、案件侦破等各项工作同时交叉并行,高效有序。仅一小时后,长安街东西双向交通恢复。两小时后,天安门地铁站恢复正常。当天下午和晚上,游客和行人的参观和生活并未受到影响。

  事发后仅一小时,北京警方即发布了事件信息,并根据事件处置进程,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有效防止了各种谣言和传言,让外界了解案情和工作进展。案发十余个小时后,多地警方协作,即将其余涉案嫌疑人抓获,消除了更大的安全隐患。

  必须重视的是,由于手段和方法不断翻新,现代恐怖袭击很难彻底防范。在李伟看来,在反恐领域要追求“完美”,关键应是“早发现、早预警”。“最关键的是反恐情报的搜集、研判,反恐情报信息网络的完善和搭建。”梅建明说。

  李伟提出,应完善国家反恐立法。“反恐立法,可以为反恐工作提供更加可靠的保障。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依法反恐,统一反恐防恐的认识和措施,可以防止一些防范薄弱的地区被恐怖分子利用和渗透,也可以保证反恐部门对一些试图实施恐怖袭击的活动有更大的防范打击空间和力度。”李伟说。

  当前我国仍处于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各类矛盾问题普遍存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应纳入反恐的大框架,不要让这些问题和矛盾成为恐怖分子招募人员的借口和恐怖主义发展蔓延的土壤。”李伟说。

  这一诉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得到回应,中央政府将“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针对公众对“10·28”事件可能导致效仿行为的担忧,李伟认为:“恐怖分子处心积虑地思考用任何一种方法实施袭击,前提条件是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工具。反恐防恐的眼界要放得更开一些,不要局限于已经发生的事件和采用的手段,不要局限于恐怖分子的思维方式,而是应该更主动地去发现恐怖行为的苗头。”

  “反恐不仅仅涉及国内,国际上第三方势力对境内外东突势力的支持和资助、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对东突势力的纵容,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难题。必须认识到,反恐工作是长期的、复杂的,短时期内难以彻底解决。反恐应该是‘全国一盘棋’甚至‘全世界一盘棋’。”李伟说。□

  警惕“东伊运”等境外组织加紧渗透

  近两年来,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新疆穆斯林朴素的宗教和民族认同感,不断加大对新疆的渗透破坏,强化宗教极端思想、煽动民族仇恨。以“东伊运”为首的境外“东突”组织极力推行“思想上打入新疆”、“行动上拉人出境”计划,要将“圣战”引向“东方帝国”,并企图建立对我国西北边疆武装渗透的前沿阵地。

  “东伊运”是境外“东突”势力中最凶残、最具破坏性的恐怖组织,成立于1993年,全称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2002年9月11日,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是新疆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安全威胁。2003年12月15日,中国公布的首批“东突”恐怖组织名单中就有“东伊运”。此外,还有“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

  在境内外“三股势力”的合谋下,新疆南部的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成为被渗透破坏的重点地区,并逐渐扩散。多位受访爱国宗教人士告诉记者,“三股势力”正利用宗教向各个领域进行极端思想渗透,犹如一个看不见的“黑手”拉拢、裹挟信教群众,导致极端宗教氛围异常浓厚,非法宗教活动猖獗。

  自2009年以来,新疆涉暴涉恐案件明显增加,维稳处突压力持续加大,具有“伊吉拉特”(意为“迁徙”)“圣战”特征的暴力恐怖活动已经成为对新疆稳定影响最大、威胁最大、滋生最快、影响最为恶劣的新威胁。

  据新疆自治区公安厅统计,自2009年以来,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现行组织团伙案均在百起以上,呈现高位徘徊态势,其中2012年新疆暴恐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独狼式活动”的个体或小群体暴恐活动趋多,且参与人员基本都是“80后”、“90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95%左右。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多样化的网络应用发展迅猛,网民群体急剧增长,网上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煽动暴恐犯罪、捏造散布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也随之抬头,对新疆的社会安定团结大局造成不利影响。

  仅今年鄯善县鲁克沁镇“6·26”暴恐案件发生后的两个月间,新疆公安机关就查处涉及传播涉稳谣言类违法犯罪人员256人,传播“圣战”等宗教极端思想139人。自治区公安厅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新疆涉网案件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及无职业人员,通过网络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现实危害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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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恐事件引起新疆各族群众愤怒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毛咏)

  “金水桥”事件过后,“心痛”、“伤痛”、“愤怒”成了受访群众最普遍的情绪表达。新疆师范大学学生古丽娜尔告诉本刊记者,一次次的暴力恐怖事件就是一次次往维吾尔人脸上抹黑,心上捅刀子,“新疆是多么美丽的地方,被这些民族的败类搞的乌烟瘴气,金水桥事件再次把新疆及维吾尔族推向风口浪尖!”

  乌鲁木齐市白大寺的伊玛目(领诵人)阿不都许库尔更是愤愤地表示,这些暴恐分子总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干恶事,不仅给宗教抹黑,也让新疆的穆斯林一次次背上沉重的包袱。

  本刊记者在与多位受访者的交谈中发现,虽然恐怖分子在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企图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他们也开始面临愈来愈多本民族的唾弃和谴责,更多维吾尔人对“三股势力”愈加痛恨。

  不少年轻人和知识阶层对不断出现的暴力恐怖事件和宗教氛围的异常浓厚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维吾尔族青年导演朗辰在他的博客中说:维吾尔族正在被极端宗教势力绑架,持续下去整个族群都将会面临浩劫,走向全线的倒退,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他甚至感觉到“有股政治势力已经产生,藏在族群间,做着完全不计未来的勾当。”

  他呼吁,“一个族群,面对如此复杂的情景,正需要国家的力量,正需要全体国民的支持,同仇敌忾才能解决敌人的威胁”,他希望更多的人“能拿出善良的勇气,用一双中国人的手,去握住另一双虽然长相不同但一样是中国人的手走出困境。”

  “金水桥”事件引起新疆问题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兰州大学原副校长、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认为,这是新疆暴恐事件升级和外溢的表现,事发地已经从过去的新疆向外扩散,旨在制造更大的恐怖效应和威胁。

  多位长期关注新疆稳定的专家和学者认为,“金水桥”事件是一个标志,今后无论新疆人还是内地人都将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恐怖活动将长期存在,恐怖破坏已经常态化,内地反恐压力加大。

  对此,受访学者们建议尽快在全国重点城市建立处置此类事件的应急预案,严防新疆暴力恐怖主义升级蔓延。

  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仲康建议,我国应加强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德、法、日等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最大限度地消除境外“三股势力”的生存和活动空间,降低东突势力的影响;并且,可以通过国际民间组织、互联网和国家级主流媒体向海外传递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民族宗教状况,最大限度地揭露“三股势力”暴力恐怖罪行,最大限度地压缩境外“三股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和舆论阵地。

  杨恕、潘志平、刘仲康等受访专家还建议从国家层面下大力气,组织专门力量调查研究“经济发展,暴力恐怖活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抬头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宗教极端思想为什么有市场、有土壤,以及影响新疆稳定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症结所在,制定维护边疆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战略部署。□

新疆民族关系走向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作者:李晓霞(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來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01期

新疆地处祖国西陲,是多民族人口构成的维吾尔族自治区,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民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3个民族,维吾尔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46%。新疆的民族关系成为影响区内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甚至是国家统一、国际外交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衡量我国民族理论研究、民族政策实践的重要指标之一,备受关注。
   
一,新中国成立后新疆民族关系的变化及其现状

民族关系是指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包括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经济关系等。在我国,民族关系有几层含义,在全国范围,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少数民族间的关系;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还有自治民族与非自治民族间的关系;在社区村落,有聚居民族与散居民族的关系。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之时,新疆主要有13个民族。以后许多来自内地省区的人口迁移进疆,目前新疆居民中共有55个民族成份。在这些民族中,人口数超过百万的有3个: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人口规模在10-100万之间的有3个: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人口数在1-10万之间有5个:塔吉克族、锡伯族、满族、乌孜别克族、东乡族,其他民族的人口都在1万以下。各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主要呈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相互交错杂处。

60多年来,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在新疆得到贯彻执行,各族人民平等享有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权等一切民主自由权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自治民族享有管理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中央政府实施各种促进新疆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并动员组织内地省区支持新疆发展,以缩小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存在的差距。这一切为新疆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民族关系是随着民族之间的交往而出现的,混杂居住、一同工作为各民族间的密切接触提供了彼此相互了解、沟通的平台。长期以来,共同的社会制度、共同的政治经济组织、共同的社区生活使不同民族成员结成了同志、同事、邻居和朋友这样一些稳定的合作关系,彼此友好相处。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随着国内统一市场逐渐建立,新疆与内地之间,疆内各区域、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人口的流动愈来愈频繁,各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断沟通交流,经济上相互的依存程度很高,各民族杂处的特征更为突出,多民族社区不断增多,彼此间的了解与友谊也大大增强。同时,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保守、封闭的思想观念,对与自我文化相异的“他者”的包容性增强,各民族文化中的共性在增多。因此,总体上说,60多年来新疆各民族间的关系是和睦的,表现为相互依存,共性趋增,共同发展。

同时,由于新疆存在的多民族格局,民族关系又表现出层次性的差别,在不同历史时段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民族关系的层次性差别指的是族际间的距离。受到历史、文化传统、人口数量及地理分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民族间的存在着文化距离、心理距离的差异,表现为异族个体在交往中彼此接纳的难易程度。文化距离往往是文化现实差异的反映,也是一种心理建构的产物,而心理距离,是族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在心理中的投射。

以文化距离为例。60多年来,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各民族在物质生活层面(衣食住行等)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性;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外界的文化信息大量进入城镇乡村,形成文化共享态势;近年来大力提倡和推行双语,不同民族的交流障碍在减弱。同时,新疆主要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明显存在,民族界限清晰又具有一定的层次性,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是民族边界构成的重要因素,其中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对民族分界的区隔作用最为明显。伊斯兰教不仅作为一种宗教有着宗教教义、宗教仪式和宗教典籍,同时又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伦理观念,对信仰者的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对社会的影响方方面面。在新疆,各民族明显被区分为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与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两类,信仰伊斯兰教民族,在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社会生活方面,都受着宗教的制约和规范。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又大多与使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民族相重叠,这种宗教和语言的双重区隔加剧了群际间的文化差别,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距离明显不同。如果说语言的障碍可以通过学习来消除,宗教对彼此认同的阻隔作用却是不易减弱的。有学者指出的,在新疆,由于穆斯林生活方式较强的排他性,宗教信仰目前仍是不可逾越的一道民族边界、一道文化藩篱,有效地维护着传统文化的完整,同时也阻断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靳薇,“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1(4).]

文化共享的趋势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心理距离的缩小。在几个主要民族之间,如汉、维吾尔、回、哈萨克等民族,由于在文化包括认同方面的现实差异,一般在公共领域交往频繁,但在私人领域交往很有限,并表现出不同民族交往关系中的层次差异,不少人对异族人存有偏见心理,歧视行为也时有发生。

60多年来的新疆民族关系演变历程,有两个时期被研究者们经常提到,一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一是上世纪80年代后。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被认为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严重损害了各民族关系,是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一段曲折经历[ 吴仕民,《民族问题概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94.]。但笔者经常听到新疆各界各族人士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民族关系很好,80年代以后则问题不断。这似乎是很矛盾的:在政策法律缺失、社会不断动荡的文革时期,民族关系被认为很好,而到80年代以后,党的各项民族宗教政策得到落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反而民族意识提升,族际间矛盾增多,民族分裂活动开始日益猖獗,民族关系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加强民族团结是维护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工作。

事实上,民族关系不仅是现实的客观反映,某种程度更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与民族意识密切相联。当族际差别意识强烈的时候,对族际之间的关系才会被敏感地意识和强调,族际关系也就成为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家庭出身和个人表现决定了其阶级所属,政治分层系统起决定作用,并往往替代了社会中其它群体分类体系,如性别、民族等。在新疆,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的淡化使政策失误在当时并未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1978年后,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工作涉及各个领域,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被平反,过去政党和领袖的神圣光环逐渐消失甚至破灭,个人意识提升,社会群体类分的归属感增强。民族意识、宗教意识明显上升,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

进入80年代后,新疆各地都出现了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甚至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群体骚乱事件,如:1980年阿克苏“4·9”事件、1981年叶城“1·13”事件、1981年伽师“5·27”暴乱、1981年喀什“10·30”事件等,民族关系主要是维汉关系趋于紧张。在“文革”期间公开的宗教活动停止,宗教场所被关闭。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南疆各地宗教场所也迅速增多,70年代末,喀什地区共有清真寺3,450座,2000年前后达到12,300座[ 1999年度自治区社科基金委托项目《新疆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刘仲康主持)课题结项报告,第119页],普遍存在党员信教、学生信教的现象,宗教氛围日益浓厚。

对这种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化、严重化原因的认识,基本可归为两类。一是认为是长期压抑后的反弹,而压抑越深,其反弹力量的强度就会越高,因此这仍被归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被破坏的结果;二是认为这是民族宗教工作管理缺位所致,由于一味强调“文革”期间的政策失误,关注平反和政策落实,也就助长了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的提升,尤其是宗教管理工作一度放松甚至放任,致使宗教活动泛滥。有人将80年代初民族关系开始趋于紧张,归因于1980年旨在落实民族政策、逐渐把汉族干部调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三干会”的负面影响[ 朱培民、陈宏、杨红,《中国共产党与新疆民族问题》,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183-187.]。至今笔者在南疆调查时,仍然可以听到一些干部在谈及这段民族关系变化时,持有这类观点。这种说法,也是对当时民族政策失误的一种反思。这两类解释,起初以“文革”后的反弹说为主,以后随着新疆社会稳定问题日益严重,政策失误管理缺失说占了上风。

1990年发生的巴仁乡反革命暴乱成为另一个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民族分裂活动升级,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成为自治区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1991年苏联解体,分裂为15个国家。新国家的成立,尤其是与中亚几个与新疆位置相邻、民族同根、文化同源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大大提高了这些民族的自尊感和自豪感,同时也刺激了一些自认为没有民族国家的人士。在世界民族主义潮流之中,国内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在上升,尤其是一些精英人士更关注本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对涉及到本族与他族之间的权益分配表现得很敏感,而区域发展差别、收入差别、贫穷落后等经济社会问题支持了要求公平权益的呼声,也成为民族分裂势力加以利用来争取民众的绝好工具。在新疆,稳定与发展是一对共生共存的矛盾,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稳定的条件。但由于在人力、资金等有限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出现稳定与发展顾此失彼的现象,因而长期以来就存在着政府强调两头和实际偏重一头的现象,稳定形势越紧张,发展的局势就越不乐观;发展差距越大,民生改善步幅越小,支持稳定的社会基础力量也相应被削弱。

在20世纪后20年,民族分裂势力活动持续不断,新疆社会稳定的形势不容乐观,民族关系、宗教管理方面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看似普通老实的人成为危害社会安全、民族团结的危险力量。政府对这种形势的直接应对方式,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防范和民众教育,表现为:一是对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乡村社会控制松弛进行反思,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二是提高健康干部队伍的要求。宗教思想的影响被认为是一些党员干部以民族身份替代政治立场、混淆是非的缘由,对宗教、民族意识的抑制逐渐受到重视;三是对于普通群众(主要针对几个民族)的思想教育、行为管理趋于严格,社会控制力量明显加强,且时有因族别不同而被差别化对待的现象(如在出国、去内地省市甚至区内流动等方面相对更严格的监督管理措施)。其结果是,民族分裂活动活跃→社会控制加强→民族意识上升→族际关系受到负面影响。政府为反民族分裂而加强对特殊人群的社会控制,却又很难避免出现控制面、打击面扩大化、概念化的倾向,一些民族成员因遭遇特殊对待而认为被歧视,更强化其民族分界意识,激化民族情绪。

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是突发的,却并不是偶然的,其波及面之广、参与人之多、手段之极端,尤其是事件中及其后对该事件反应的族别差异,反映了族际关系的敏感与脆弱,说明相互偏见和隔阂的长期积淀。当然,该事件也突出表现了社会结构、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社会底层群众借此发泄不满,社会管理机制对体制外人员疏漏。因此,虽然说“7·5”事件对新疆民族关系(主要是汉维关系)的负面影响极其巨大,但并非表明“7·5”前的族际关系就是非常乐观的。
  
二,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

我国的许多学者认为,民族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 徐黎丽,《论民族关系与民族关系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3.]。从宏观层面看,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民族交往是族际关系的主要表现,同时三者也是影响族际关系的重要因素。结合对新疆民族关系现状的分析,笔者将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论述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因素。

影响民族关系的政治因素,主要体现在各民族政治法律地位的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这实际直接关联的是自治民族的权益分配问题),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使用等方面。我国在制度设计上充分考虑到对少数民族政治权益的保护,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解决中央与民族聚居区域的关系问题;通过积极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解决各民族政治权力的分配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权益的分配问题。但在照顾到群体平等的同时,往往出现与个人平等相冲突的现象,于是在保证群体平等时要以个人相对不平等为代价,如在干部选拨、升学考试录取等方面,对某一群体的支持和照顾相应使群体外的人感到不公。当然,绝对追求个人平等的结果也会因群体在发展基础等方面的差异性导致群体间更大的差异性。因此,以调节族际关系为目的民族优惠政策,应及时调整政策的幅度和对象,在利于群体趋向平等的同时减少个人不平等感受。

另一方面,群体平等的制度设计因各种因素而不能完全实现,如不同的人口规模、分布形式等会使以群体为单位进行权益分配时出现不平等。以自治民族和非自治民族的关系为例:新疆是一个大的自治地方,其下又分为州、县两级自治单位以及民族乡,一些民族同时兼有自治民族和非自治民族的双重身份,多数民族是非自治民族,自治民族和非自治民族的矛盾焦点在干部使用问题上,如塔塔尔、乌孜别克、俄罗斯等民族具有散居、人口较少等特点,这使他们在干部提拨任用上更易被忽略。人口流动也是引起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自治民族担心本民族人口比例下降会使自治权利受到影响。可见,平等永远只是相对的,群体平等的制度导向也是相对的、可变的。

由于民族因素的重要性,政治权力在各民族间的分配(以官员的数量和职位为代表)倍受关注,但干部职数在不同民族间不论是按比例(人口比例)分配、按位置分配(职位同族承袭)还是按能力分配,都只能满足部分人的期望;以民族身份争取个人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个体在政治地位上升过程中的遭遇的不公或不畅,易被转化为所在民族的不公。选拔过程中,政治态度与工作能力、汉语能力与本民族认可等因素的权重都会带来人们对民族政策适宜性的思考,政治因素、政策因素在族际关系、人际关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反华势力的活动,通常都做为政治因素去考虑。1996年,中央明确提出了“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被认为是维护新疆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最重要的因素。[ “没有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坚决斗争,就没有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就没有新疆的稳定与发展。”,参见王乐泉在自治区第五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二○○八年九月十六日),《新疆日报》2008年09月17日。]近些年,中国境外的敌对势力加紧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的破坏活动,企图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把中国搞垮。境内的分裂主义分子遥相呼应,不断强化分裂新疆的舆论宣传,攻击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包括民族宗教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政策、干部政策、经济政策,西部大开发等,夸大政府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与不足;违反国家的宗教法规和政策,叫嚣“宗教自由”,煽动宗教狂热;利用各种机会制造民族纠纷,煽动“反汉排汉”,宣扬民族对立、民族仇恨情绪,使一些群众受到蒙蔽,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因而更为复杂。国际反华势力则以保护人权为名,行分裂中国之实的活动,对中国政府造成现实的压力,在对国际舆论难以掌控的状况下,对国内的舆论就会有更严格的控制措施,避免来自国外不良影响。持续的高压政策,会造成社会压力增大,民众的忍耐性减弱,敏感性增强。压力下的安定是不会长久的,而且国内的社会控制手段很易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开放的社会环境,可能发展为有序有活力的社会,也可能变为动乱缺少权威的社会。

影响民族关系的经济因素,主要表现为生产结构、收入分配上的区域差别和个体差别某种程度与民族地区、民族身份关联而被认为是民族差别,出现经济利益分配不公或国家发展政策倾向性的指责。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方面区域差别与民族人口分布重叠使少数民族地区往往成为落后和贫困的代名词。目前,西部和东部、新疆和内地省区、新疆南部和北部在经济社会发展及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很大,甚至还在不断扩大[ 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85年距全国31个省(市、区)的第15位下降到2008年的第30位,农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水平从2005年的第5位下降至23位。新疆的贫困人口多为少数民族居民,贫困县、乡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人口集中的边远地区。2009年,南疆三地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少数民族人口占94%)人均GDP仅为全疆平均水平的31%,低收入贫困人口占到全疆低收入贫困人口的84%以上。],这种发展的区域性差别是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某种程度成为民族问题,长期持续就会对民族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并成为分裂势力惑众的一个重要理由;其次,受就业结构族际差别的影响在个人收入水平上总体表现出族际差距。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下,就业的行业门类、单位的体制、部门、岗位等对就业者收入的多少往往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受到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新疆少数民族人口中从事传统农牧业生产和小商贩的比重较大[ 据2000年五普数据,新疆少数民族15岁及15岁以上在业人口中,农林牧渔水利从业人员占75.1%,汉族同比为36.8%。],即使是进入就业市场后,也往往因为汉语能力有限,技术水平较低,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影响其个人就业岗位和收入水平。当然,少数民族家庭收入水平相对低也与其家庭人口多,抚养负担较重有关。再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存在经济利益分配上的博弈,新疆资源输出型经济的特点,决定其对矿产资源开采补偿和本地留用比例(主要是油气资源)、生态环境修复等方面更为关注。做为民族自治地区,区域利益往往在民间甚至官方被认为是民族利益,对分配不公的质疑就可能引发民族关系问题。

影响民族关系的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传统道德观念的维系方面。目前多数地方采用的双语教学模式[ 新疆的“双语教学”实际是指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教育中接受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两种语言的学习。目前有授课和(1)以少数民族语文为主,加授汉语课程;(2)授课以汉语文为主,加授少数民族语课程;(3)部分课程用少数民族语文、部分课程用汉语文几种模式。其中(1)是传统模式,(2)是目前大力提倡的模式。]对部分民族母语的冲击较大,双语教学成为影响族际关系的重要的问题。对双语教学的困惑主要集中于几点:一是双语教学实际成为汉语教学(母语只是加授的一门课程),对民族语言的发展和使用带来巨大冲击;二是在双语教学的过渡期内,由于没有切实照顾到师资水平、语言环境、学生能力等区域以及个体的差异性,使相当一部分学校和学生面临学校教育水平下降,汉语言能力提高的同时其它文化课水平下降。由于这个过渡期可能是较长的,因此有对少数民族一代人前途的担忧;三是双语教学使相当数量的长期担任民语教学任务的少数民族教师因难以胜任而换岗、退休等,社会地位由此而下降。因此,在双语教学因顺畅少数民族普通群众进入主流社会的通道而广受欢迎的同时,在更关注本民族语言文字前景的知识精英中的负面反应较多。同时,由于一些地方双语教学推进速度太快,师资力量难以保证,教学质量低,也使不少愿意接受双语教学的群众对双语教学产生疑虑和担忧。

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最主要表现为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失落,如集体主义精神削弱、个人主义上升;老人、宗教人士的传统权威弱化,代以对权力和金钱、财富的膜拜;只重现世不重来世,(对自然或神)敬畏感减弱或消失;道德感化代之以法律强力约束,等等。这是现代社会的通病,更是许多少数民族群众所担忧的。酗酒、吸贩毒、艾滋病等,这些因个人行为失范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危及到个人生命甚至可能危及民族生存。这种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促使一些民族精英寻找强化民族传统文化良方,而宗教的道德戒律作用更容易发挥作用。

目前,一些宗教行为(礼拜、封斋、朝觐等)更为盛行,儿童学经现象禁而不止,一定程度是家长对子女行为更多遵循传统道德的希望,但却违背了我国的法律。目前,国家对于道德的约束力量是很注重的,但由于民间对道德的重建被寄希望于回归宗教,而虔信宗教又有离心力增强的危险,加之分裂势力的蛊惑活动,就产生一种悖论:当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把提倡道德行为替换为倡导宗教思想时,一些政府官员则为了弱化宗教的影响,反而支持其相反的行为,如在清真餐馆普遍禁止喝酒抽烟之事,一些少数民族人士认为是净化社会风气的反映,政府则认为是极端宗教思想的表现,两者相抵,政府就可能被认为有败坏社会风气的导向。当政府被认为是汉族人的政府,对政府的指向就会成为对汉族人的指向。在以本族社会道德重建为号召时,汉族人被作为道德污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携带者、传播者,因而成为攻击的对象,攻击者往往打着极端宗教的旗帜。

从世界范围看,原教旨主义是对信教者生活和思想的一种强约束,为什么却在不断泛滥,被许多人所接受,不仅是宗教极端分子的鼓吹,还有其现实存在的基础。许多民众是从净化社会风气、重塑社会道德的角度去认识极端宗教思想的,在中国也同样[ “人们对失控的理性主义与放纵的发展所产生的社会道德滑坡有一种强烈的反感。这种反感很快就带有宗教与族裔的色彩”。[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92.]。少数基层政府官员对信教者带有极端宗教色彩的行为(如年轻男性蓄大胡子、女性黑纱蒙面着宗教服饰等。部分人是以此表现信仰,部分人是因为社会风尚或社会压力)采用粗暴简单的打击方式,都可能加深政府和民众或汉人和信教者的矛盾。受到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宗教对信教者的社会日常生活的干预程度加深。而政府绝不能允许宗教干预教育、婚姻和司法行政,并期望以国家主导文化的规则安排社会生活。宗教管理部门与部分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有了相互的博弈进退,宗教问题成为政府棘手的难题。由于少数民族的社会弱势和心理弱势,宗教情绪往往容易被放大,宗教问题时常成为扰动民族关系的触钮。

同时,整个社会的经济一体化在逐渐形成,统一的竞争环境及对效率的追求,使一些民族某些传统产业趋于消失,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某些优惠政策不再适用。文化的普同性增加,使某些民族传统文化逐渐衰退甚至消失。而文化的普同性,往往由先行进入现代化过程的汉族人传播或被认为是汉族文化的一部分。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这种一体化过程不能理解,不愿接受,甚至认为是“汉化”的作用,对民族关系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综合来看,所谓影响民族关系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实际是社会事实整体,相互影响,不能割裂。如收入问题被认为是一个经济问题,其在宏观上与产业结构、税收政策(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有关,在微观上与个人就业状况有关,而个人对就业市场的进入,除市场需求外,还取决于其受教育情况、对相关职业的适应力、消费和积累观念等文化因素。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民族关系各要素中的首要要素,“尽快解决西部民族地区群众的生活贫困问题,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首要任务”[ 张立辉、赵野春,“和谐民族关系研究综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2).]。联系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分析,笔者以为政治因素是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首要因素。正如俞可平指出,在政治发展的现阶段,社会治理的好坏主要还是取决于政府[ 李扬、俞可平,“社会良序更多依靠社会自治与自律”,《文汇报》2011(04-18).]。对一个具有强大控制力的权威型政府来说,通过各类政策调控内部民族关系的功能也应很强大。这种政治因素,一方面是国家政策的导向和实施,因为政策是我国政府调节民族关系最重要的手段;另一方面是民族分裂势力的活动能力。分裂势力是一种政治组织,不是通过经济或文化手段可以解决的。相对于经济或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更直接、更敏感,短期内更具有影响力。经济或文化因素,与政治、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其解决的程度如何,是政府能否获得民众长久支持的最重要的因素,新疆的长治久安即取决于此。
   
三,新疆民族关系的走向及其调控

对于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有许多讨论。有学者认为,影响我国现阶段民族关系的主要有五对正负作用因素:民族平等的进一步完善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继续明显存在并存;民族团结的大趋势与民族主义包括民族分裂主义思想滋长并存;民族间互助合作的发展与民族间经济领域竞争增强并存;民族共同发展的趋势与民族间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并存;民族联系交往增多与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内聚力增强并存。深入研究这五对关系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来“促正遏负”。[ 金炳镐,“和谐民族关系与和谐社会构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7(9).]实际这里反映的是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发展、民族意识等五个方面存在的两种发展趋势,这五个方面是构成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暴发,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同类事件中,造成的人员伤亡最多、财产损失最大、影响最恶劣的事件。新疆的民族关系中的问题以及“7·5”对民族关系可能产生的长远的负面影响受到各级政府及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新疆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的力度,2010年3月底,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确定北京等19个省市对口支援新疆,拉开为期10年的新一轮援疆工作序幕,大量的资金、技术、人员开始进入新疆各地州、县市。5月中旬,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明确提出“……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发展进步的基本前提”。自治区党委迅速行动,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把全疆各族人民的力量凝聚到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实践中。从目前中央对新疆的要求以及自治区工作状况来看,随着政策的调整,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也发生了变化。

政策的变化可通过一年多来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的重要举措表现出来:以对少数民族爱国诗人、文化名人的尊重表现对少数民族文化及爱国知识精英的尊重;高调推崇在内地打工的维吾尔族慈善家阿里木的形象并演绎一段兄弟情;大张旗鼓地接回在内地的新疆籍流浪儿童,改善新疆人在内地的形象;送待业的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到对口援疆省市学习培训并承诺安排就业;全力推进富民安居工程与定居兴牧工程,改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状况,等等。这些举措明显表现出几点指向:通过加强内地省市与新疆政府及民间政治、经济、文化、人员的往来,增加彼此的了解,培育相互的依赖;强调以改善民生凝聚民心,增强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感恩之情和向心力;重视宣传少数民族文化精英和普通民众的正面形象,并通过尊敬和信任拉近彼此情感。这些都体现出政府方面对族际关系积极调整的态度。

同时,自治区党委改变过去强调打击民族分裂势力政治性、特殊性的做法,提出“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的原则,推动维护稳定的工作逐步走上常态化轨道。对于法治、秩序的强调,事实上就促使在对民族分裂、暴力恐怖活动的防范和打击中,减少其政策性、随意性,淡化特定的族别背景,也使因新疆维稳的特殊政治性而使打击面、防范面扩大化的可能性减少。

政策调整对新疆族际关系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宽松了新疆的经济社会环境,拉近了新疆与内地的距离,密切了新疆人与内地人的交往,缓解了部分少数民族人士对本族社会中存在相对严重的就业、贫困等问题的怨言,等等。但同样明显的是,任何政策的效果都不会是绝对正面和积极的,其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避免或弱化其负面的影响。其负面影响如:跨越式发展会对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传统价值观念带来更强烈的文化冲击以及沉重的心理压力,诸如游牧民定居、失地农民进城、土地集中、农民打工等,许多农牧民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出现适应困难或畏惧心理,他们可能面临着几种选择:或者调整心态改变习性去适应变化,或者躲避变化和压力维持现状而沦为社会边缘人、贫穷者,或者以行动表示抗拒而成为社会的对抗者。理性选择无疑会使第一类选择占绝大多数,但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愿望,除个人因素外,社会结构性问题也会使一些人在第一种选择失败后不得已进入第二甚至第三种状况,后者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发展或发展慢有危机,发展太快也会出现诸多问题,如何能在跨越式的发展速度中获得长治久安?某种程度这是由发展的目的决定的,如果发展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幸福和认同,就需要更多地关注他们的感受和需求。

调整高压政策在使社会宽松、戒备心理消解、信任度增强的同时,也可能使分裂势力有发展的机会。正如学者指出的,如果国家对社会抗争采取包容的态度,短期言,会降低社会抗争的成本,使社会抗议者走向街头,激发社会动员;但从长期看,包容释放和缓解了社会不满,一些社会抗议者更有可能转向更为常规的政治活动,缓和自身的立场和策略,有效地使得异见者被制度化,从而从根本上有助于政治的稳定[ 黄冬娅,“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2011(2).]。

在当前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新疆民族关系的走向也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几种可能:

走向一:平稳和谐型。表现为族际交往进一步密切,并逐渐由工作领域向社会领域、个人生活领域渗透;发展共享、利益互惠日益成为共识和现实,文化的独特和多样更多是个人及群体选择的结果并能够得到基本满足;族际间的心理距离缩小,族别差异的敏感性下降,民族关系呈现良性发展的态势。

走向二:分异敏感型。民族意识进一步上升,以民族为利益群体的导向明显,民族身份成为争取个人及群体政治、经济权益的工具和衡量社会公平的标准,族际之间表现为相互容忍、有限交往、有意隔离。民族问题更趋敏感,族际矛盾增多,但在政府强力控制下社会大局保持总体平稳。

走向三:断裂冲突型。族际矛盾突出,不同民族的人心理隔阂加深,分裂势力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社会趋向以民族群体为边界的断裂形态,在居住、交往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内聚性。交往面越大冲突的可能越大,族群内聚的趋向就越明显,社会稳定形势紧张,民众缺乏安全感。

目前不论从官方表述还是学者们的研究,基本都是对第一种走向的肯定,认为这是中国也是新疆民族关系的基本发展方向,而对第二种、第三种走向提出警戒。笔者也认可这种观点,它表现了人们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信心。正如前文所说,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政治因素最大,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最大,政府对于调整族际关系的积极态度和有效推动可以预示族际关系的基本走向。但同时,第二、第三种走向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政府一些有意促进民族关系和睦的做法如果失当反而会伤害族际关系,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譬如过快推动双语教学引发了一些人对民族文化危机的忧虑;快速发展带来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改变使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出现适应困难;再如政府主导解决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与就业市场选择劳动力的现实有矛盾,政府解决的途径主要是进入岗位有限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各类低收入的公益岗,而在大力倡导的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各类企业招收培养少数民族职工的数量仍很有限,其就业结构有可能进一步固化,影响其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转型的步伐,从而加剧对民族社会分层的担忧。因此即使是好的政策也要在实际操作中更稳妥,不要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尤其不要以为政府愿望良好、措施得力,就试图迅速改变民众长久形成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避免因少数官员好心办坏事而引起一些民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

另一方面,由社会结构决定的民众需求和精英希望往往是不同的,政府在处理族际关系问题时可能面对差异甚至是矛盾的需要,如何对待差异、回应呼声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般而言,族裔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们代表‘民族’的利益,指导民族的文化政策,证实民族的遗产、文化和象征。” 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推动主要来自民族精英,入世的知识阶层的“需要、成见以及抱负一般左右着一代代族裔民族主义的目标及策略”[ [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第83页、118页。]。对民族知识精英的忽视可能导致民族意识上升,激发起民族主义动员。因此,对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的教育和使用一直是政府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措施,同时对他们的呼声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对他们有关保护民族文化、争取权益方面的意见。要为各族精英通畅社会地位上升的渠道,对政治上过得硬,工作能力强的少数民族干部充分信任,委以重任。

即使是新疆的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少数的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也不会销声匿迹,政府的严密防范、严厉打击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小规模的组织或零散个体的反政府行为和以恐吓民众、扰乱社会为目的的有特定对象(如针对汉族人、官员等)的恐怖行为。而此类事件若频繁发生,将使人们缺乏安全感,并对特定人群产生戒备心理,减少族际交往和相互信任感,受害人及其亲友甚至更大范围群众产生仇视报复心理,也会对族际关系造成严重影响。因此,一是要转变社会安全观念,充分认识我们与分裂势力的斗争是长期的,零散的小规模的事件将是一种常态,不会因为发展而减少或消失,要使社会防控常态化,也要普遍提高公众面对突发事件的防范心理和自我保护能力。二是继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这是孤立分裂势力,争取民心民意的关键,也是维护稳定的必需。

新疆:民族認同、國際競爭與中國革命,1944 – 1962

作者:吳啟訥
來源:台灣大學學位論文書目資料
http://etds.lib.ntu.edu.tw/etdservice/view_metadata?etdun=U0001-0408200619302600&query_field1=&&query_word1=%A7d%B1%D2%B3[&

中文摘要:20世紀初以來,伴隨外來影響的增加,新疆的突厥語穆斯林住民的民族意識逐漸覺醒。繼1933年南疆右翼穆斯林民族主義者建立的喀什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失敗後,1944年,北疆的左翼突厥穆斯林民族主義者在蘇聯支持下,於伊寧建立了獨立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人民共和國。1946年,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和伊寧三方進行折衝談判,伊寧方面同意取消其國號,加入新疆聯合省政府。但國民政府軍與伊寧民族軍一直對峙到1949年終。
1949年10月,中共在蘇聯支持下,接收了新疆。中共利用國民政府留在新疆的軍事與政治遺產,同時以承認伊寧方面革命盟友的地位,加上一系列社會改革運動為手段,選拔出忠於新政權的本地民族幹部,統合在其「黨-國家」體制之內,鞏固了它在新疆統治的基礎。
中共更利用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封堵了前伊寧集團民族主義要求民族權利之口;同時藉由建立省級以下各級民族區域自治地方,達成了「眾建以分其勢」的效果。從根本上而言,中共仍需利用經濟整合、駐軍屯田和移入漢族居民的手段,追求永久控制新疆的目標。
受到俄-蘇帝國在中亞擴張政策歷史上延續下來的某種極限的限制,蘇聯在新疆的影響日趨減弱。
然而,伴隨中國對新疆控制的加強,本地民族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同步上升,對抗中共統治的活動從未止歇。此一過程仍處在進行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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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緒論…………………………………………………………1

第一章 外來控制與綠洲反控制模式的形成與演化…………………………..58
第一節 背景………………………………………………………58
第二節 18世紀中期以前的模式…………………………………61
第三節 乾隆模式…………………………………………………….....77
第二章 近代新疆的兩種獨立……………………………………………......105
第一節 楊增新、金樹仁主導的政治獨立……………………………108
第二節 俄蘇在新疆的角色與影響:1860 – 1943……………………118
第三節 突厥民族主義與1933年的突厥穆斯林獨立運動………....147
第四節 盛世才的政治獨立………………………………………......171
第五節 國民政府謀求控制新疆的過程:1928 – 1943………….…..181
第三章 國民政府治新政策及處理與莫斯科、伊寧及中共關係的過程:
1944 — 1949…………………………………………………….…...189
第一節 影響國民政府新疆政策制定和伊寧事變的外在因素
——莫斯科的亞洲戰略…………………………………..…194
第二節 國民政府治理新疆政策的三次轉折………………………..201
第三節 國民政府和新疆軍政當局突破困局的最後努力………..…237
第四節 中國內戰局勢的轉折與蘇聯延續在新疆利益的政治運作.246
第五節 新疆控制權從國民政府轉交到中共政權手中……………251
小 結 國民政府控制新疆的限制與遺產…………………………258
第四章 伊寧政權………………………………………………………….…261
第一節 蘇聯支持下的東突厥斯坦解放運動及其軍事行動………263
第二節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人民共和國的施政措施………………289
第三節 建國道路的中斷……………………………………………307
第四節 伊寧革命者在戰場之外的進行的戰役……………………313
第五節 聯合省政府停止運作後的伊寧政權與左翼民族主義政治組織
……………………………………………………………….339
第五章 近代中國民族政策的演化與中共的新疆經驗……………………354
第一節 近代中國民族思想與中國政府民族政策的演化………….354
第二節 中共少數民族觀念與政策的演化………………………….376
第三節 中共的新疆經驗:1934 — 1949……………………………404
第四節 中共在蘇聯主導下接收新疆……………………………….422
第五節 動員、準備:以承繼中華民國的領土和政治遺產為目標431
第六章 中共政權在新疆的建立與鞏固…………………………………………439
第一節 中共各級黨組織和基層政權的建立…………………………443
第二節 改造兩支軍隊的不同手段……………………………………462
第三節 黨委、黨員與行政部門、幹部問題:誰說了算?…………484
第七章 中共社會改革政策在新疆的相對和緩版本………………………..525
第一節 農業區的「減租反霸」與「土地改革」………………..531
第二節 牧區社會改革政策的溫和微調…………………………..551
第三節 「三反」、「五反」運動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566
第八章 從「加盟共和國」到「民族區域自治」…………………………571
第一節 伊寧「東突厥斯坦伊斯蘭人民共和國」的命運…………..572
第二節 伊寧對北京的抗拒與期待………………………...…………577
第三節 中共新疆分局的焦慮和對策………………………….….… 593
第四節 北京的回應………………………………………...………...598
第五節 北京強硬底線之下的微弱彈性………………………..……610
第九章 中共民族區域自治與行政區劃手段並用的效用……………………623
第一節 中共建政初期行政區劃調整的政治動機與新疆的機會...625
第二節 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廣泛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調整行政區劃的整體政治效應:1947 – 1965……………… 640
第三節 新疆與「三區」:各級「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行政區劃的調整與共產黨機構的調整,1953 – 1954…………………… 650
第十章 確保中國控制的終極手段……………………………………….… 664
第一節 經濟與政治整合……………………………………………665
第二節 生產隊:屯墾戍邊模式的複製與進化……………………676
第三節 戰鬥隊、工作隊:作為國家整合、主權確認工具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683
第四節 作為「內部殖民」有效管道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695
第十一章 中共在新疆宗教與民族政策的轉化及其後果…………………707
第一節 宗教政策的後果:清真寺由黨管理,信仰自理…………710
第二節 「反對大漢族主義」………………………………………722
第三節 1956 - 1957年的轉折……………………………….……728
第四節 「反擊右派」與「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期間的激進政策………………………………………………………….…735
第五節 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743
第六節 以「反修」為中心的新的幹部政策………………………757
第七節 伊塔危機:大躍進與蘇聯雙重影響下的產物……………764
結論…………………………………………………………………………………776
一、新疆突厥語穆斯林的民族認同.........................................................776
二、國際競爭..............................................................................................783
三、國民政府的蘇聯政策、中共政策和新疆政策................................785
四、共產主義政權並不執著於意識形態….……………………………787
五、中共對新疆的控制與整合.................................................................789
六、近代中國控制新疆的戰略得失.........................................................794
七、 展望………………………………………………………………….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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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獻 

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檔案,1949年第2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0,目錄1,卷號2。
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檔案1950年第9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0,目錄2,卷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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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檔案1952年第1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0,目錄4,卷號1。
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檔案1952年第15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0,目錄4,卷號15。
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檔案1952年第16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0,目錄4,卷號16。
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檔案1952第34號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0,目錄4,卷號34。
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檔案1952年第38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0,目錄4,卷號38。
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檔案1953年第10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0,目錄5,卷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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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辦公廳檔案1954年第85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0,目錄6,卷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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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辦公廳檔案1961年第141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1,目錄13,卷號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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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檔案館自治區科學技術委員會檔案,( 60 )科字第337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181,目錄3,卷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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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科學技術員委員會人事處(長)檔案1963年第6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181,目錄30,卷號6。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科學技術員委員會檔案1966年第44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181,目錄7,卷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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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中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黨的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彙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回憶鄧小平》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員會毛澤東早期文獻編輯組合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宣傳部編,《民族政策學習的參考文件》(內部發行,1952年7月)
中共中央周恩來著作編輯委員會,《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政治〉之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中國地圖出版社編製,《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沿革地圖集,1949 - 1999》(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0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2編——〈政治〉之4(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
中國共產黨和闐地區委員會組織部、中國共產黨和闐地區委員會黨史辦公室、和闐地區行政公署檔案處編,《中國共產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闐地區組織史資料(1949年10月 – 1987年10月)》(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中國共產黨吐魯番地區委員會組織部、中國共產黨吐魯番地區委員會黨史辦公室、吐魯番地區行政公署檔案處編,《中國共產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組織史資料(1949年 – 1987年)》(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中國共產黨庫爾勒市委員會組織部、中國共產黨庫爾勒市委員會黨史辦公室、庫爾勒市人民政府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爾勒市組織史資料(1949年10月 – 1987年10月)》(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中國共產黨鄯善縣委員會組織部、中國共產黨鄯善縣委員會黨史辦公室、鄯善縣檔案局編,《中國共產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鄯善縣組織史資料(1949年10月 – 1987年10月)》(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中國共產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政策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農村工作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畜牧業經濟研究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合編,《新疆農村社會》上冊(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8年8月)、《新疆農村社會》下冊(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8年10月)、《新疆牧區社會》(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8年5月)
中國共產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組織史資料編輯組編,《中國共產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組織發展簡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中國共產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委員會組織部、中國共產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委員會黨史辦公室、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檔案局(館)編,《中國共產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組織史資料(1949年10月 – 1987年10月)》(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喀什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喀什市文史資料》第一輯,1986。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喀什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喀什市文史資料》第三輯。1988。
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概況叢書編輯委員會,《焉耆回族自治縣概況》(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文獻彙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概況叢書編委會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概況》(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6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新疆文史資料》第26輯:「馬仲英在新疆」專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俄羅斯族簡史編寫組,《俄羅斯族簡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中國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1912 - 1928》卷2(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
中國文字改革會議秘書處編,《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文件彙編》(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總統蔣公思想言論集》卷19〈演講〉(台北:198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總統蔣公思想言論集》卷19〈演講〉(台北:198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總統蔣公思想言論集》卷37〈別錄〉(台北,1984)
中華民國外交部編印,《蘇聯對新疆的經濟侵略》(台北,1950)
《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人事部編制局編,《機構編制體制檔案選編》上(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論民族問題》(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五種叢書編輯委員會俄羅斯族簡史編寫組,《俄羅斯族簡史》(鳥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2)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行政區劃處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手冊》(北京:民政部行政區劃處,1982)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行政區劃處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沿革,1949 -1997》(北京:民政部行政區劃處,1998)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治工作委員會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若干調查資調彙編》(內部資料,1956)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卷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編訂,《初級中學中國歷史教學大綱》(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編,《民族史研究》第4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民國6年-8年)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1990)
周東郊《新疆十年》(油印本,出版項不詳)
周昆田,《三民主義邊疆政策》(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
周振鶴,《中國歷代行政區劃的變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周振鶴,《體國經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國行政區劃沿革史》(香港:中華書局,1990)
朱培民,《20世紀新疆史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朱學淵,《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北京:中華書局,2004)
莊鴻壽、吳福環、厲聲、魏長洪,《近現代新疆與中亞經濟關係史》(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00)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卷56〈奏稿〉
〔日〕佐口透著,凌頌純譯,《18 – 19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中文典籍 

《北史》卷97
《北史.西域傳》
《漢書》卷49〈鼂錯傳〉
《漢書》卷61〈張騫李廣利傳〉
《漢書》卷96〈西域傳.渠犁〉
《漢書》卷94 - 96〈西域傳〉
《漢書.匈奴傳》
《漢書》卷69〈趙充國傳〉
《後漢書.班超傳》
《後漢書.竇固傳》
《後漢書.西域傳》
《後漢書.鮮卑傳》
《遼史.后妃表》
《梁書.高昌國傳》
《梁書.河南國傳》
《遼史.外戚傳》
《晉書.苻堅載記》。
《晉書.苻堅載記下》
《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
《晉書.姚興載記》。
《晉書.張軌傳》
《舊唐書》卷139〈陸贄傳〉
《舊唐書》卷195〈回紇傳〉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
《明史》卷3〈太祖本紀〉
《明英宗實錄》卷63
《三國志.魏書.鳥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
《三國志.魏書.臧洪傳》
《三國志》〈魏書〉卷1〈武帝紀〉
《詩.小雅.北山》
《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三
《宋書.氐胡傳》
《魏書.車師國傳》
《魏書.沮渠無諱傳》
《魏書.蠕蠕傳》
《魏書.袁翻傳》
《魏書.鄯善傳》
《新唐書》卷221
《新唐書》卷217〈回鶻傳〉
《資治通鑒.晉紀》
《資治通鑒.宋紀一》
《資治通鑒》卷232〈唐紀〉48
《續資治通鑒》卷43〈北宋仁宗慶曆元年〉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5
《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
《三州輯略》卷3
《西陲總統事略》
《西域通志》(卷31)
《清宣宗實錄》卷743
《清高宗實錄》卷606、卷571、卷867、卷582,1025,1204
《魏書》卷101〈高昌傳〉
《隋書》卷24〈食貨志〉;卷29上〈地理志〉;卷67〈裴矩傳〉;卷83〈西域傳〉;卷51〈長孫晟傳〉
《冊府元龜》卷963之一〈外臣部封冊〉
《冊府元龜》卷1000〈外臣部.滅亡〉
希羅多德,《歷史》I, 201; IV, 13, 25-27.
《穆天子傳》卷1
《清朝文獻通考》卷191
《史記.匈奴列傳》
《史記》卷110〈匈奴列傳〉
《史記》卷96〈西域傳〉
《三國志》.〈董卓傳〉
《十六國春秋》卷72之3〈前涼錄〉;《晉書》卷86〈張軌傳附張駿〉
《三國志》卷2〈文帝紀〉;卷16〈倉慈傳〉;卷18〈張恭傳〉;卷30〈魏略.西戎傳〉、〈烏桓鮮卑東夷傳〉
《晉書》卷40〈地理志.涼州〉
《晉書》卷113〈苻堅載記〉;卷122〈呂光載記〉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72〈太宗〉
《宋史》卷490〈高昌傳〉引《王延德高昌行記》
《宋史》卷490〈于闐傳〉
《遼史》卷30〈天祚皇帝紀〉
《皇朝經世文編》卷80
樁園,《西域見聞錄》卷7
《回疆則例》
《說文解字》
韓愈,《原人》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17

中文學術研究文章暨文稿(以作者姓名之漢語拼音音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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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壽彝,〈回回民族的新生〉,載氏著,《民族宗教論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包爾漢,〈日記片斷〉,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87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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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政治報告之決議案〉,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第16次會議(1929年3月27日)通過,載秦孝儀編,《革命文獻》第79輯——中國國民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上(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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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華,〈國民黨政府的新疆政策述論〉,刊於(蘭州)《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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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人,〈今後的新疆〉,刊於《新中華雜誌》1934年(第2卷)第21期
〔蒙古族〕吉雅泰,〈李大釗同志和內蒙古初期的活動〉,刊於(北京)《民族團結》,1961年第7期
蔣介石,〈致朱紹良函〉(1945年2月11日),載吳忠信,《主新日記》,1945年2月13日。
蔣介石,〈致吳忠信代電〉(1945年4月22日),載吳忠信,《主新日記》,1945年6月8日
蔣中正,〈致朱紹良、吳忠信函〉(1945年11月25日),載吳忠信《主新日記》,1944年11月18日
蔣中正,〈國民革命與經濟的關係〉,載《蔣總統集》第1冊(台北: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1968)
蔣中正,〈抵禦外侮復興民族〉(下)(1934年7月);〈揭發敵國陰謀闡明抗戰國策〉(1938年12月26日),載《蔣總統集》第1冊(台北: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1968)
蔣中正(起草),〈關於蒙藏之決議案〉(1929年6月17日),載秦孝儀編,《革命文獻》第79輯:中國國民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上(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8)
金吉堂,〈回教民族說〉,載《禹貢》半月刊,第5卷第11期(1936)
金邵先,〈國民黨反動勢力進入和統治新疆〉,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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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慧,〈對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歷史考察〉,收入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480 – 509。
李丹慧,〈對蘇聯僑民間題的歷史考察(1945 - 1965)〉,收入牛大勇、沈志華主編,《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頁16 – 66。
李溶(新疆省主席),〈關於新疆省政府最近八個月實施各要政情況致國民政府行政院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蒙藏委員會檔案,1935年3月。
李守常,〈平民主義〉,載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彙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梁敬錞著,招嘉熾譯,〈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內幕〉,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國外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研究譯文集》第1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梁木生、王紅衛,〈我國行政區劃整體改革初探〉,刊於(香港)《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44期(2005年11月)
梁啟超,〈政治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原載《新民叢報》37/38號合刊,收入梁啟超《飲冰室合集》2(北京:中華書局,1989)
列寧,〈論民族自決權〉(1914年2 – 5月),譯文收入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編,《列寧選集》卷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
林冠群,〈試論孫文「五族共和」思想〉,收入《中山思想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雄吳鳳技術學院主辦,台北國父紀念館協辦,2004年4月出版)
林孝庭,〈戰爭、權力與邊疆政治:對1930年代青、康、藏戰事之探討〉,刊於(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5(2004年9月)
劉賓,〈跨國民族主義——中國與中亞關係的主要障礙〉,刊於《中亞研究》,1993年合刊
劉格,〈《維吾爾族史料簡編》新舊兩個版本的比較〉,刊於《新疆圖書館學會會刊》,期1(1984年)
劉少奇,〈抗日遊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1937年10月),載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黨的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洛甫,〈我們對於民族統一綱領的意見〉,載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彙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馬懷義,〈祖國不容分裂〉,刊於《新疆日報》,1958年5月18日
馬維良,〈試談伊斯蘭教和回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第3期
馬先彥,〈清末民初民族融合思潮考略〉,載《貴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馬雍,〈東漢「曹全碑」中有關西域的重要史料〉,刊於(北京)《文史》12期
馬雍:〈古代鄯善、于闐地區佉盧文字資料綜考〉,收入《古代鄯善、于闐地區佉盧文字資料綜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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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善後〉,刊於(南京)《中央日報》,1933年7月24日
〈黃談新事中央己決定處置辦法〉,刊於(南京)《中央日報》,1933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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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爾漢,〈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一屆委員會第2次會議上的總結報告〉(1955年10月25日),刊於《新疆日報》1955年10月25日,版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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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過去一年來的新疆省〉,刊於《人民日報》1950年10月1日。
王恩茂,〈新疆分局土改工作報告〉(1954年7月10日),刊於《新疆日報》1954年9月1日。
王恩茂,〈為鞏固和發展新疆各族人民的勝利而奮鬥〉(1955年9月27日在新疆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刊於《新疆日報》,1955年9月28日,版1 – 3。
賽福鼎.艾則孜,〈我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刊於《人民日報》1995年9月28日,版12。
〈陶峙岳、包爾漢通電宣布脫離國民黨政府符合新疆人民的要求,伊犁等三區人民和全新疆人民將建設一個新的新疆〉,《人民日報》,194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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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道上发现历史:拉铁摩尔的新疆史观述评

作者:黄达远(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
來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摘要:拉铁摩尔通过对中国内陆边疆腹地的商路考察,以“长城—天山”过渡地带为背景,以商路变迁的动力为切入点,在农业区、草原、绿洲多元化的互动关系中观察新疆历史在中国历史及内陆边疆中的重要性。并以新的地缘政治视角,将“边缘史”的新疆史转为“中心史”。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重大社会变革,从帝制转向共和乃是人心所向。但是,中国内有军阀割据,外有俄日等强邻虎视的格局,却引发了中国内陆边疆的一系列危机。外蒙古迅速宣布独立后显现连锁反应,唐努乌梁海、科布多、阿尔泰、图瓦先后从中华民国版图剥离。实际上正是下一场革命——俄国推翻沙皇(二月革命),终止了已经启动的灾难性雪崩。[ 杨镰:《内陆亚洲的变局与均衡》,《读书》,2007年第3期。] 但时隔不久,亚欧大陆腹地的重要性使降温未久的局势复燃,日本、苏联、英国等在此激烈角力,大角逐使得中国内陆边疆常常处于失控的边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化妆成蒙古驼队的商人,栉风沐雨,沿着从长城到天山的商路进行探险考察,1939年,他完成了《中国亚洲内陆边疆》这部名著,提出“长城边疆”这一“贮存地”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这种“大边疆观”直接出自其地缘政治的现实关怀,新疆是亚洲内陆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拉铁摩尔对新疆研究颇为重视并赋予独特视角[ 拉铁摩尔对“新疆”称呼不同,有称为“中国突厥斯坦”, Owen Lattimore, “Chinese Turkistan”,The Open Court, Chicago,Vol.XLVII,March,1933.有时直接称“新疆”, Owen Lattimore,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50.本文一概称新疆。],本文拟对此进行研讨。
    
一、打开新疆研究的钥匙:“长城——天山”商路
   
   边疆在大多数学者眼里,是一个异质性、动荡性更强的社会。如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在中国的地区边境,地方社会显得最异常,样式也最多,”这里充斥着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异端团体、土匪、走私贩、流浪者、被充军的政治犯、巫师和其他不正常的人等,……因而边境的行政长官必须依赖镇压、遏制和分而治之的策略。”[(美)施坚雅着、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178页。]在清代文献中,同样不乏对西域表达出“殊方绝域”的感慨,这其实反映了“中原本位观”的局限,内地对西域还缺乏基本了解。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不仅要克服地理空间上的险远,而且还要克服语言、文化习俗的差异,从事者寥寥。如西域史地就被称为“绝域与绝学”[ 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三联书店,2007年。]。
   辛亥以后,西学日盛,中学日蹙。边疆史地研究传统逐步让位于 “边政学”。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云贵川藏的彝、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疆、蒙古方面则罕有问津。[ 新疆、蒙古主要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基本封闭了学术研究的通道。]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将穿越传统内陆亚洲腹地商路的经验与中国史研究巧妙的结合起来,不仅开创了另一条具有强烈人类学取向的研究路径[ 参见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 年 5 月 7日。],在蒙古、新疆的研究中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他的阅历、眼界与方法。
   他考察新疆的动机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新疆的西方探险家们,后者的目的一是“盗宝”,二是兼有窥探新疆内部虚实的目的。英籍斯坦因、瑞典斯文赫定、俄国普热瓦尔斯基、德国勒柯克、法国伯希和、日本橘瑞超等众多探险家中也不乏优秀的学者。不过,他们通过大量极不光彩的掠夺式“考古”,将大批反映古代西域辉煌文明成就的珍稀文物运到欧洲,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则无可估量。当这些历经浩劫的文化珍宝——用古代各种民族语言文字记载的文书、档案、经卷,还有各种精美的壁画重新面世,促使一批高水平的西域历史著作问世。从被湮没的历史中重新评估西域与中原、西域与周边的关系。[ 这一时期知名的西域研究的成果有:(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中亚文明史》,中华书局,2005;(俄)维·维巴尔托里德著,耿世民译:《中亚简史(外一种)》,中华书局,2005年;(英)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36年;(法)沙畹,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 探险家们大多有政府资助的背景,因此,他们还经常私自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山川河流、地形地貌进行测绘。而拉铁摩尔前往新疆最初的考察目的与他们明显不同,他既没有专业的汉学出身背景,也没有政府给予的资助。1924年,年轻的拉铁摩尔在中国天津工作,意外得到一次去归化出差的机会,在那里,他发现了散发着古代气息的大漠驼队,并由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决定跟随驼队进行一次远距离的考察。可见,当时拉铁摩尔对中国内陆边疆考察的动机非常简单,考察经费也由自己支付,完全像一位“西部牛仔”。拉铁摩尔并无“盗宝”和地形测绘的任务,这使他集中精力于自己关注的事务,从而有机会得到了更多的发现和认识。
  拉铁摩尔在商路中的“参与式观察”,表现出人类学家的天然素质。1926-1927年,在内蒙古归化到新疆古城的长达数千公里艰难旅途中,他与驼队旅伴风餐露宿,患难与共,“所经历者与千百年前初无二致也:烦渴、寒冽、风沙、雪暴,以及盗贼横行的种种文献,与昔日无异也。”他对陪伴其穿行戈壁沙漠的商队旅伴充满了感情,“我以为与此等人穿行沙漠,历千辛万苦,做长途旅行,颇足以引为自豪。……我极希望能将他们的精神,习俗以及所遵行古道的性质略为说明。”[(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他讲娴熟的蒙古语,穿蒙古服饰,行蒙古礼,受到了蒙古人的尊重,将“他者”转化为“我者”,这种良好的关系使他能深入到商队中去。“商队中约十分之一为蒙古人;余为华北及山西人,多系于来自山西、甘肃而去中国新疆的。此多数华人,几皆具有中亚民族的血统,惟年代远近不可定。”除了血缘之外,文化上也颇具特色,“……这数种人,在往昔千百年间,常寇略中国[ 本文使用的“中国”概念是指“中原王朝”或“中国内地”,与“草原”对译的角度是指农业区,不是指现代民族国家意义的“中国”——作者注。],有时深入,有时被中国逐出边界之处。商队中的华人,不论其原始如何,他们皆始终如一的工作。他们生长在戈壁道上,当出发时,即将城市及耕植的纠缠,置诸一旁;即华人所视为神圣的组织,如家长及家主的职务,他们也不重视。”[(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在穿越蒙古新疆的商道之旅中,“商队中的人,实为依傍长城大道通行地带的代表,颇具游牧民族与定居华人的混合风味。”[(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在商队的经历对拉铁摩尔“华夷平等”的视角可以说起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这些“非华非夷”具有边疆形态的人群对拉铁摩尔关于中国长城“边疆形态理论”不无启发性,也正是这些世代沿着古老的“长城—天山”传统商路行进的驼商和驼夫开启了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研究的新思考,这条商路也成为他打开新疆研究的一把“钥匙”。
  拉铁摩尔对新疆的考察,既不是用地理学方法,也不是用传统文献研究的方法,而是有意识地将历史、社会、政治事件放入地理生态变迁的要素中去思考,他选择了集这些要素于一身的考察路径——传统商路。跨越数省的商路超越了政区边界,而是沿着自然与人文的边界。他提出“政治边界并不是限定历史事件的区域。”[(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从而超越了中国历史注重政区的传统,这与施坚雅的观念一致。施坚雅关注农业中国的“区域”——围绕着长江、黄河、珠江等经济核心区形成各级市场体系。拉铁摩尔的贡献则在于提出一种边疆形态的“区域”-“长城边疆”。而将长城与被人们长期忽略的商路联系起来,是他发现长城边疆的关键,也是发现新疆历史的关键,反映了他过人的眼光。“第一点,游牧民族的社会团体,因无一定居处,考古学上的证据自属稀少。第二点,近日中亚的考察,多偏于山脉沙漠的测绘,很少注意于商路的性质,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点,中亚考查对所经的道路,多遵昔日俄国旅行家的指示。而俄人每由北而南,纵穿蒙古,以释明中俄政治地理的形势。因为这个原故,很少循其通行大道而行走。……”[(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25页。]拉铁摩尔坦承,“我本非渊博之地理专家,故所讲者,不能完全属于纯粹地理,但由于地理也不无相当关系,即其地土人生活状况、部族迁徙途径与商业中心及贸易方向等等”。[(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0页]用综合研究方法开启了新疆研究的先河。
  通过商路的考察,从草原、沙漠、绿洲平原到高山地带,拉铁摩尔观察到了不同地理环境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经济形式等在商路上的互动,继而也提供了新的眼光来分析新疆历史。他认为天山是新疆的地理重心。它不仅造就新疆的地理态势,而且其融化的雪水成为绿洲的生命线。塔里木盆地三面环山,只有东面是敞开的。天山北面是准噶尔盆地,有草场分布,它的东面敞开,西部却并非绝然与外界隔绝,那边有一片山口与俄属土耳其斯坦相连。这些草场可以使游牧人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连续的迁徙。天山北面的河流也能灌溉一些绿洲,但是这些绿洲在历史上都被广泛移动的游牧民族所控制。[(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他发现了绿洲在历史中的重要价值,天山北路是草原绿洲,天山南路是沙漠绿洲,区分了不同绿洲的性质,“沙漠绿洲适宜农耕,当技术上的条件具备时,就发展成为灌溉农业;而草原绿洲的历史则徘徊在各种可能发展形态之间。”[(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新疆的地理形势和绿洲是天山最重要的产物。
  最为关键的是,他指出了沿“长城-天山”构成了一个完整过渡地带,其标志是连接“长城-天山”商路的形成。约在公元7世纪,长城-天山沿线的游牧道路被唐的力量控制,“游牧文化为定居文明所制,实可称为一大转机”,从那时起,“中国长城以内的道路,始与沿天山两侧绿洲间的道路,即从游牧者开辟的商路有相当的联络。”[(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30页]他还提出了天山沿线“过渡地带”的证据,如天山中段的巴里坤与奇台之间的山居新人群,他们是汉人与蒙古人通婚所生的混血儿。这些人既熟谙汉语,又精通蒙古语。风俗既随蒙古,也随汉族,既能像蒙古人一样管理他们的牲畜,也能像汉人一般丧葬、婚嫁。在毡包内他们像蒙古人一样穿着,当来到城镇又打扮得像汉人。他们在冬季的低地草场拥有大量房屋,夏季又随蒙古人一起进山搭建夏季毡包。他们有最普遍的宗教宽容,夏季在山中热情地款待游历的蒙古喇嘛,到冬季又去参拜中国的寺庙。[ 杨晔:《试论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2008年,复旦大学硕士论文,第31页。]
  天山既作为“长城-天山”整体形态的一个部分,又具有新疆内部游牧民与绿洲居民的“过渡地带”的双重性质,“天山北麓地区及南准噶尔区,位阿尔泰山、天山之间,形成游牧民族与天山南麓民族的过渡地带”。[(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30页。] 这对他认识新疆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中国、草原与绿洲力量的交汇线:“长城-天山”商路形成的动力考察
  
  清代汉文文献中常将“新疆”“西域”与“天山”作为替代用词。乾隆时官修的《皇舆西域图志》将西域分为“四路”[ 清代乾隆时期修撰的《西域图志》将西域分为“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南路”、“天山北路”。]而核心则是记述“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嘉庆间伊犁将军松筠撰修的《西陲总统事略》,按照“新疆南路”、“新疆北路”来划分区域,道光间徐松撰写《新疆南路赋》与《新疆北路赋》,合称《新疆赋》,新疆南路即天山南路,新疆北路即天山北路。清代是新疆政区地理发生重大变化时期,在清朝打击下,天山北路准噶尔蒙古力量消失,清代在原准噶尔牧地进行移民屯垦,将大片草原改为农垦区,并修建了不少城市,从而重建了天山北路的人文地理。[ 黄达远:“清代北疆城市兴起的动力机制探析”,《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清代乾隆中期,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设置镇迪道。光绪初年,按照郡县制度新疆建省并进行区划改革,“新疆”正式成为省名。[ 按照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来划分新疆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习惯把新疆分为“南疆”、“北疆”和“东疆”。]民国期间,中国学者撰写新疆史,基本沿用新疆政区史的概念,叙述的重点主要是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和新疆的政区变革,天山南路、天山北路逐步变成了历史概念。
  拉铁摩尔将政治、历史、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综合因素聚焦在古代的商路上,并兼以一种跨区域的宏大眼光,“新疆以西,俄属土耳其斯坦的部分地区、波斯、近东,有着与新疆类似的地理形态;新疆以东,甘肃、宁夏的情况也类似,这两个地区对于新疆的影响犹如内蒙古与外蒙古的关系。[(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在“长城-天山”沿线的商路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的财货之路、文化交流之路,而且更是不同力量的交汇线,从中可以看到区域内外各种复杂力量的交织和博弈。
  拉铁摩尔指出商路路线变迁的动因有三种:地理原动力、社会原动力和历史原动力,其中社会原动力与历史原动力是他重点分析的原因。蒙古地区早期商路的形成并非因为贸易的缘故,而是游牧民迁徙的道路;沿着天山、阿尔泰山商业道路是游牧民牧道而发展形成的,属于“社会动力”;绿洲之间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加上绿洲之间被沙漠隔绝,绿洲之间的交换比较困难,绿洲之间道路的形成主要是游牧民和中国力量介入的结果,属于“历史动力”。如沿长城道路的形成就是历史动力的结果,长城主要的功能是隔绝农区与牧区的防御屏障,另一方面却变成了“道路的准绳”。[(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23页]为了给长城沿线提供人力和物资,“长城以内,由中原出发的道路,分途抵塞,其中最著名者,即为‘御路’”。[(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25页]如陕甘大路,形成了新的东西向商路,有政府建设的驿站,有沿线农业社会提供各种保障,这种由古代政权建设的道路被拉铁摩尔称为“真路”。
  仅靠“社会动力”还不足以形成“真路”,还需要借助“历史动力”。如天山北路取代以前沿阿勒泰山的道路,是因为后者是游牧牧道,而绿洲与游牧者之间有交换的需要,连接的道路是财货通行的道路,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汉人都主要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也处于游牧民与绿洲居民之间“过渡地带”。没有位于“过渡地带”的道路,会缺乏动力而被废弃。如历史上的阿尔泰路和经由罗布泊的丝路都被废弃,这也是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能够成为主要道路的原因。因此,“过渡地带”对于道路变迁具有直接的影响。沿天山商路的形成,除了从游牧民的牧道开辟出的商道外,还有来自区域内部的历史动力。商路的形成具有贡献。天山南路绿洲被戈壁沙漠分割,游牧力量难以进入,绿洲民缺乏和游牧民进行交换的动力。不过,由于天山山麓的“山居民”与山脚下绿洲民的交换需要,会形成集市,其贸易比绿洲间的贸易还要兴盛,并带来通行税的发达。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开辟丝道,实际上是为了获得当地通行税的权舆。
  天山北路与天山南路是新疆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但是二者的性质也有相当的差异。天山北路是草原绿洲,既可以农耕也可以游牧,而且地理形势上看,东、西方向无险可阻,草原的力量可以长驱直入,在草原绿洲上农耕与游牧力量交互兴替,原有的力量都会被摧毁,然后重建,变动性极大;而天山南路绿洲带因被沙漠戈壁分割,牛羊等畜群不能通过。所以绿洲尽管会被游牧力量征服,但不会持久,其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天山北路被称为是“草原之路”,天山南路被称为是“绿洲之路”。
  拉铁摩尔高度评价汉人对于开辟这些交通路线的贡献,“假若将其地绿洲间的交通路径,化为不同民族与不同文明之间的通行大道,不是绿洲的土人,乃是华人,往史斑斑,灼然可见。”[(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长城——天山”古代商路的形成,既有地理原动力、也有社会原动力,也有历史原动力,是三种力量的结合,其中又以历史原动力为最重要的因素。
  拉铁摩尔通过“长城——天山”商路的考察,发现“历史原动力”在商路形成中的核心作用,而这种“历史原动力”必须要还原到长城和天山。长城内外是农区、草原和次绿洲,天山内外则是草原绿洲和沙漠绿洲,而古道恰是农区、草原、绿洲三种力量的交汇线,它们组合与变迁构成了古代商路发展的历史原动力。
  
三、中国、草原与绿洲互动关系中的新疆
  
  拉铁摩尔注意到新疆与其他内陆边疆地区最为不同的地理与社会空间就是“绿洲”,并以此为中心来分析新疆历史,“了解了绿洲孤立的特殊性以及与中国和草原的交通可能性,就不难描绘这个中亚世界的一般历史状态。它是独立的,而不是孤立的。”[(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0页]新疆不再是一个静止的地域历史,而是在几种力量的冲突、交流、融合、调适等变迁中的历史。
  在中国、草原和绿洲关系中,绿洲属于“侧翼势力”。“在他们(草原与中国)的侧翼是中亚绿洲地带,其间的沙漠绿洲由于精耕农业的背景,与中国的关系较深。”[(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在天山北路的草原绿洲上,确实可以发展出可耕可牧的经济类型。清代乾隆年间政府组织大规模的对天山北路的屯田,将游牧草原上开发了数百万亩计的良田,就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参见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侧翼战争属于正面战争和长城战争的一部分。“汉代,汉族与匈奴的战争可以称为是正面战争和长城战争,有时与它们同时,有时与之交替发生的,是新疆绿洲地区的侧翼战争。这里优势徘徊于游牧民族容易接近的草原绿洲和汉族易于接近的沙漠绿洲之间。”[(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2页。]在草原、中国、绿洲关系史的之间,绿洲虽然也很重要,但并不在中心位置。新疆历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草原与中国,其次才是印度、伊朗和西藏等其它地区势力的影响,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关系的组合。一是游牧民族控制绿洲以对抗中国;二是中国控制绿洲以对抗游牧民族;三是在草原与中国力量都不能到达绿洲时,绿洲的自我崛兴。四是“过渡地带”与草原、中国、绿洲之间关系的平衡。这几种力量的相互关系构成了新疆历史剧情发展的主线。
    绿洲犹如“细胞组织”,因为干旱地区的阻隔,无法成片发展,这使汉人无法复制内地大规模的生产与社会组织(拉铁摩尔称为“汉族环境”);另一方面,这也使绿洲无法联合起来,“在他们的同一性上很难建立起一个金字塔式的政治统一体。”因此,“新疆绿洲总的历史,要受到外来势力的侵入整个绿洲地区深浅程度的左右,受到统治势力联合各个绿洲程度以及将各个绿洲之间进行联合的程度的支配。”[(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1页。] 中国力量在沙漠绿洲居于优势。自汉代起,“中国政治家们真正需要的,即其真正的目的,是造成一种情势,使绿洲小国们认为依附中国要比做游牧民族的附庸更有利。”[(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中国通过丝绸、茶、瓷器与绿洲的玉石、干果、马匹之间进行交换,使得绿洲的统治者与中国之间建立一种互惠的体制,但是与普通绿洲民众的关系却不大。[(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 汉人对绿洲农业生活比较熟悉,“这种生产与习俗的相同,比语言及服装的不相同更为重要。”并采取一种类似自治的管理模式,“当地的经济性质还是照旧。当地社会的价值与法令,虽然有政治统属上的变化,但并无实质内容的改变。”[(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游牧民族在草原绿洲上则占有优势,而他们进入草原绿洲和沙漠绿洲时,自身的机动性就会受到限制。当进入沙漠绿洲时,其社会更面临着游牧与农耕生活的取舍,不得不脱离游牧制度的规范,彻底脱离草原生活,意味着游牧民族进入绿洲,无论是对绿洲社会还是对其自身,都会面临更为激烈的矛盾,要经历一个逐渐“非游牧化”的转变。在草原边境北部绿洲中,游牧民族的移殖与征服当然会常常压倒绿洲的农业及社会,也许或早或迟将它们推翻。[(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0页。]  
  拉铁摩尔由此集中分析了新疆历史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一是新疆绿洲社会在“集权化”与“去集权化”(Cycles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之间循环,地理环境决定了绿洲无法集中发展,他强大帝国统治下要维持新疆的“集权化”,新疆内部固有的“去集权化”之间不断摆动。在“集权化”和“去集权化”的反复变化中,新疆社会呈现出一种缓慢进化的封建主义。[ Owen Lattimore, 1950, 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pp.182-183.]其二是新疆历史是一部草原、中国及绿洲交替崛兴的循环历史。其原因是,“这种模式是与草原和绿洲生活之不能协调有关系的。在草原经济与汉族及绿洲农业经济之间是混合和粗耕经济。草原居民、汉族、绿洲居民都不能向这种混合经济‘进化’,因为这种混合经济乃是立于单纯经济制度上的‘退化’。”[(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其三是南疆与北疆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草原绿洲易于被游牧势力控制,生活倾向于草原,而沙漠绿洲的生活则易于被中国控制,则生活接近于农区。草原绿洲具有开放性、变动性,沙漠绿洲具有稳定性。这是拉铁摩尔对新疆历史特点的深刻洞见。

  此外,他对新疆的某些认识虽然还有争议,但不乏启发意义,概括如下:

    (一)过渡地带对新疆历史的影响

  过渡地区的居民是受他们自己利益支配的。在两者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他们同时利用汉族的农耕技术与草原的畜牧技术。在贸易和文化方面,他们在草原和中国之间获得利益,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独立生活秩序的独立民族。部分原因是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不够大,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内地与草原的秩序都已经高度发展,过渡社会被夹在中间。[(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9页。] 作为过渡地区力量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中国力量转向亚洲内陆时,“其通道,却是由已经在边疆本身活动着的力量所打开的。”[(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0页。]二是中国与中亚关系中的经济力量,是在过渡地带——边疆商队商人及中间商人的掌握中。“由于丝绸这种奢侈品的利润很高,中国赏赐给中亚小国的君主接受这种赏赐、补贴太多,便把它们卖到更远的地方去,获取更多的利益”。[(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4页。]边疆的商队和中间商人由此获得了远途贸易的机会,成为新疆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还秉承了汉人的生意头脑,购买商队垮掉的骆驼,使其在自己的草场休养生息后,又转手卖给新的商队,从中赚取差价。正是凭借对汉、蒙两种文化的熟悉,这个人群一跃成为边境城市中新兴的富裕阶级。过渡地带是草原、中国、绿洲几种力量共同塑造的,它又是各方的一种联系纽带。正是过渡地带的商人使新疆绿洲与中国、草原保持着一种常态化的民间交往和联系,也因为交通使新疆绿洲保持着一种开放的状态。不过,过渡地带也成为草原和绿洲不能整合为一体的关键性因素。前文已有叙述,不再赘述。

    (二)山居者与绿洲民:天山的山地历史

   天山还有一种内部的相互关系,就是山居居民与绿洲居民的交往,拉铁摩尔称之为文明“竖的发展” (Vertical Construction)。它区别于“横的发展”—— 绿洲和草原、绿洲和绿洲之间的关系。这种“竖的发展”在昆仑山和天山都有表现,特别是集中在天山的侧面,山的高处可以产木材、黄金及其它种矿物,更有零星草场,以畜牛羊。山居人主要从事畜牧或半游牧者,绿洲人则为农夫工匠或城居者,因双方的生产不同,使得绿洲和山区之间产生交换动力,需要交换的物资很多。山居人用毛皮金属与绿洲人交互谷帛布匹及不能在山中制造的工艺品,其贸易比绿洲之间的还兴盛。从绿洲平原到高山地带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存在着内部互补和交换经济形式,他又称之为“垂直社会结构”( vertical structure of society) 。深入到天山内部去观察历史,形成了一种地方性的历史感。

    (三)宗教与新疆绿洲的关系

   在新疆宗教不仅是信仰,更是政治势力。其中影响新疆历史的主要宗教是佛教与伊斯兰教。“佛教在新疆的建立迅速而稳固,因为他给绿洲社会以其自己不能产生的东西,一种他们在政治统一上所不能表现的经济与社会的统一,……寺院的高级僧侣形成了一个联系各绿洲王室的索带”。[(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宗教的稳固性与绿洲关系密切,因为绿洲小规模的社会不能出现一个真正意义的官僚阶层,而内地佛教则依附于官僚阶层,绿洲的佛教相对具有独立性。此外,商业的交往还促使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的传播,如景教、摩尼教、回教、拜火教等,不同地域商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刺激了宗教的传播。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南下的突厥人的关系密切,但是,伊斯兰教的势力一直至14世纪也不能进入天山北路。由于蒙古草原政治势力的衰微,伊斯兰教最终进入草原。

    (四)近代地缘政治格局对新疆的冲击

  19世纪已降,在西方近代化冲击之下,游牧社会势力和农业社会势力范围逐渐被压缩,特别是草原势力受到的削弱最大。至20世纪初,新的亚欧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出现,中国、草原、绿洲之间多重关系已经逐渐变化。代替草原力量崛起的是苏联,中苏之间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的格局。长城沿线的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和新疆天山、阿尔泰山联系起来,就是中国内陆边疆的天然屏障,“以上所说诸区,地理上并无截然的界线,乃系犬牙交错之地,……上述诸地带,有一种地理上的协调:即一区有变动,其它地区都受其影响。”[(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0页。]中国内陆边疆在地理空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1944年,拉铁摩尔考察过苏联后,对新疆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有了新认识,将英、俄、中在亚欧腹地的“大博弈”纳入了视野。19 世纪英、俄竞争到 20 世纪中叶的冷战初期,新疆成为亚洲新的重心,在亚洲起着枢纽作用。其原因在于苏联对亚洲输出革命,美国则期望将自由资本主义理念传入亚洲,新疆正好处于冷战的锋线上。[ Owen Lattimore, 1950, 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pp.183, pp. 3-4.] 此外,印巴北部边疆、伊朗、中国西部边疆、外蒙古和苏联中亚边疆地区之内,还存在着人种及民族边疆的交错,宗教及文化边疆的纷争,这些连同上述的国际政治边疆交互影响,其形势处于极为复杂的演变中,而新疆在此变化中亦居于关键地位。[ 许建英:“拉铁摩尔在新疆的考察与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这是从亚欧腹地的地缘政治的转换来看待新疆,从传统的“侧翼势力”一跃而成“亚洲的枢纽”。
  
四、结 论
  
  号称日本史学“泰斗”的白鸟库吉,在《东洋史上的南北对立》一文中,提出东洋史的大趋势是南北两大势力的对立,是中原汉族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立,核心观点是“东西交通、南北对抗”,将中国分为两个不同形态的政权,这一观点被郭沫若鄙视为“垃圾”,但没有消除这种观点带来的影响。[ 韩毓海:《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不无巧合的是,亚欧大陆的另一边有一位法国学者格鲁塞出版了《草原帝国》一书,他以乾隆时期将喀什噶尔与伊犁的统一视为草原帝国的终结,“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18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即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项英杰校:《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70页。]中国历史是一个“草原帝国”与“农业帝国”对立斗争的历史,这种“南北对立”逻辑背后是指向“南北分治”,边疆就是区分南北关系的“分界线”,天山作为边疆的政治意义陡然上升。而拉铁摩尔以“华夷共治”的视角,注重“长城—天山”“东西沟通”的关系叙述实际上是对“南北对立”观点的一种反思,超越了以中原为本位的“农业中国观”和草原为本位的“游牧中国观”,使我们对新疆历史的复杂性具有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他关于“过渡地带”人群的发现,那些介于“非汉非胡”的“中间形态人群”更是对民族史叙述的一大挑战。
  中亚处于东西文明的连结地带,又是各文明的接触的边缘地带,从东看它是遥远的“西域”,从西看它是神秘的“东方”,而本土又未有系统的史学传统,它在东方和西方的叙事史书中,都是边缘地带的零零碎碎事和人。[ 潘志平:《区域史研究的考察——以中亚史为例》,《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20世纪初,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指出了新疆位于欧亚大陆腹地中心地位的重要性。拉铁摩尔则通过对影响新疆的各种力量进行了历史分析,再次确认了这一中心地位。新疆绿洲曾是中国、草原之间的“侧翼势力”到近代则变为欧亚大陆腹地的“枢纽”。新中国将草原、农业区还有绿洲成功整合为一个“亚洲的中国”,经历了百年的动荡中国地缘格局重新稳固下来,正如拉铁摩尔所言,新疆的地缘重要性再次得到确认。
  拉铁摩尔的成功主要得益在商路上的穿行,但仍有某种局限性。虽然他对于“过渡地带”人群的生活经历非常熟悉,特别是蒙古人;不过,却缺乏对其他边疆人群生活的体验和表述。他专注于交通史,但对于社会生活史的论述就显得薄弱。比如在宗教与绿洲的关系的叙述上,就显得力度不够。另外,拉铁摩尔主要使用的材料是西方学者的考察记录和相关研究成果,很少关注到中国学者在新疆的研究和引用汉文文献,并没有提到《西域图志》、《西域水道记》等重要汉文文献;同时,对于察合台文、满文材料的使用也基本阙如,当前的美国“新清史”的研究学者似乎正在弥补这一不足。在地缘政治视角下,拉铁摩尔将新疆历史拉回到亚欧大陆“中心”,使新疆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这一观点更多体现出了新疆的紧张性,而社会生活史、社会关系史的一面被遮蔽和被忽略了。同时,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的大幕下,他在新疆问题的叙述上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这完全出自政治利益的考量的,偏离了学者的本色,我们不能忘记拉铁摩尔还有作为政客的一面。[ 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的意识形态下,拉铁摩尔提出新疆自然方向是朝向蒙古和苏联,而不是中国,见Owen Lattimore,1950,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pp.221.完全背离了早期的研究立场。]
  美国学者柯文倡导中国历史的“精细化”,才能更为准确的表达出中国自身的特点,[ 参见(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2002年8月新版,第178-181页。] 同样,新疆历史长期绞缠在民族国家形成与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变迁当中,一直缺乏“精细化”的表达。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区域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史学的研究重点已经转向基层的社会群体,转向不同群体的社会生活,新疆史学正面临和内地接轨的问题,而拉铁摩尔关于“长城—天山”的区域历史叙事无疑会给我们提供新的启示。

(此處刪去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