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中国人江湖

来源：凤凰周刊2015年23期 http://www.szfhw.com/a/news/2015/0820/630.html
作者：吴如加


土耳中部城市开塞利。在西方媒体的镜头下，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幼童站在一堆捐赠的杂乱衣物中，口中含着奶嘴，不止该将目光望向哪里。

在开塞利一处曾被土耳其财政部使用过的建筑群内，住着约1000名维吾尔人，由土耳其警方把守。住在里面的不少人都表示，他们向“蛇头”支付了数千美元，经历了艰苦旅程，离开中国，终点是土耳其。

这趟冒险的旅程并不顺利，他们在偷渡过程中被第三国扣押，后由土耳其政府出面接回。“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断断续续一千来人吧，经过各个途径，主要是泰国，还有一部分从马来西亚（接回的），几乎都安置在开塞利。”长期做贸易生意的维吾尔人热合买提说。这是他在土耳其生活的第10个年头。与上述同胞不同，他并非偷窥者，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这处建筑群由大约10座5层楼房组成，维吾尔人的公寓也分布在其中，因为缺少家具而显得异常宽敞。其中一间公寓被辟作男孩们的古兰经学校。一红一蓝两面巨大的星月旗悬挂在两座楼之间，红色那面是土耳其国旗，蓝色那面旗帜则被维吾尔流亡者们看作是“东突厥斯坦”的象征。

他们带着对保守教义的虔诚和对穆斯林国家的憧憬踏上了偷渡之路，却往往在到达后发现，土耳其比他们所想象的要更世俗。而由于偷渡问题的敏感性，他们的存在也为中土关系添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营生方式多元

他们并不是开塞利的第一批维吾尔流亡者。早在中共建政之前，就有一包括“东突”领导人在内的维吾尔人流亡土耳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集中安置在开塞利。1952年，又有1800多名维吾尔人移居土耳其，同样被安置于此。早期在开塞利的流亡者至少经过了两代人，其中一些穷其一生也未到过新疆，甚至不会说维吾尔语。

2011年，在中土建交四十周年之际，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森利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大约有30万维吾尔人（包括其后裔）生活在土耳其。但中国官方并未给出国明确数字，媒体报道中最常见的是10万维吾尔人，多数是二、三代移民，而土总人口为7000多万。

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如果打开手机上中国大陆流行的社交软件——陌陌，可以看见附近清一色是有着深深轮廓的维吾尔面孔，许多人的签名栏里写着：中土翻译、导游、办居留证，显现了多元化的营生方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赴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多以经商、开杂货店为主，其中不少人积累了一定财富。中共建政后赴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有的从事中土之间的服装、丝绸、瓷器和中药贸易，有的开设中餐馆和中医针灸诊所。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后，又有一定数量的维吾尔人以探亲、朝觐身份到达土耳其后，经亲友担保而留下，多经营中医诊所、旅行社、餐馆，或在跨国公司供职。

建国后过去的人分成北疆和南疆两派，据热合买提介绍，北疆人接触汉语环境较多，从事的一般都是中国有关的工作，比如经商，或是翻译。现在华为、中国水电建，还有一些大的企业，都有长驻土耳其这边的维吾尔员工。华为招聘很多会汉语和土耳其语的维吾尔人，欧普手机响开拓土耳其市场，也招维吾尔人；相比来说，南疆来的如果不懂汉语，大部分在伊斯坦布尔的商业区做些小买卖，从事零售、批发行业。“喀什、和田地区的人最多，都从国内温州、义乌进口小商品，做批发生意。”

除了维吾尔人外，也有不少哈萨克人在土耳其生活、工作，他们中许多人从事皮衣和塑料制品的加工和销售，生活较为宽裕。

相较而言，在土耳其的汉族人则要少得多，他们多是国内大企业派驻此地的员工，如华为、中电光伏、中车、新希望等。也有一些自费来此的汉族留学生，以及开饭店、从事旅游业的私企老板。其中，做石材出口贸易的汉族商人数量不少。“中国进口的大理石52%是土耳其的”，研究中土经贸关系的北京大学土耳其学者乌穆特•艾尔吉苏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大部分华人在土耳其安居乐业，总体生活水平尚可。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民族的华人之间常有往来。一位在土耳其经营石材生意的中国商人表示，在石材贸易中，维吾尔人就经常在土耳其人和汉人之间，扮演翻译或牵线人的角色。

“在土耳其的批发市场，你可以看到汉人的店和维吾尔人的店挨在一起，一起聊天，一起喝茶，一起换货。但一谈到政治问题上，就很快翻脸了，这种事情很常见。”热合买提说。

遥远的影响力

“作为穆斯林，都会向往穆斯林国家。”维吾尔族外科医生阿里木，出生在乌鲁木齐，来土耳其一年多了。“来之前觉得（土耳其）很华丽，新疆有很多土耳其产品，” 纺织品花花绿绿的，特别好看。”阿里木说，“人会想生活在适合自己的环境，包括饮食、文化和信仰。所以那时觉得伊斯坦布尔是最好的。”

生活在喀什的苏莱曼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街上出售盗版光盘的店铺，已被土耳其电影和电视剧占领了。苏莱曼对于这些影视作品并不感冒，“水平不太高”，喜欢好莱坞电影的他这样评价。但他无法否认，这些影视作品对新疆多数维吾尔人的影响巨大。

“近十年来，土耳其文化对新疆的影响非常大。很多维吾尔人在家里看的都是土耳其的电影和电视剧，他们觉得土耳其的生活比较好。”由于同属突厥语民族，维吾尔人在文化上对土耳其容易形成虚幻的归属感。加上土耳其语与维吾尔语非常接近，“60%能听懂，学3个月之后就能听懂90%以上了。”苏莱曼说。

通过私自架设卫星电视，以及购买盗版光盘的方式，许多维吾尔人潜移默化地感受着他们心中的土耳其。“汉族看韩剧是一种时尚，维吾尔人看土耳其电影、电视剧，会觉得更亲近，文化上更容易接蔓。”阿里木说。

热合买提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土耳其是许多维吾尔人所谓的“promised land（应许之地）”。“马来西亚也不错，但语言障碍太大。在土耳其，一个勤快点的维吾尔小孩，高中过去，学个3-4个月的强化班，就可以通过高考，很多人分数还不错。”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采访过一些偷渡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男子说，2002年世界杯期问他还在大学读书，当时中国队与土耳其队被分在同一小组，结果自己选择支持土耳其队，汉族学生感觉受到了冒犯，双方还为此打了一架。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维吾尔男子则说：“我想念我的祖国，那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但我在土耳其很快乐。”

土耳其的“两泛”思潮

1923年，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之后，展开了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奠定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基础。此后的土耳其一直坚持以世俗化为目标，防止宗教势力的干政。打上了凯末尔烙印的土耳其军方成了维护世俗化的坚定力量，甚至不惜为此多次发动政变。

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热合买提告诉记者，军方在世俗化原则上的坚守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有些学生会用阿拉伯语说Assalamu alaykum（愿真主赐予你平安），（军人）发现这种情况就让学生站住，说‘你必须用突厥语问好’。”

今日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因“反世俗罪”被判处4个月监禁，剥夺政治权利5年，他当时所在的政党也被取缔。

除了对抗泛伊斯兰思潮之外，军方在对待泛突厥主义方面也采取了压制态度。凯末尔在世时，在国内建立“土耳其人国家”的身份认同。当时的土耳其是世界上唯一以突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泛突厥主义在外交上无法带来实际益处。

随着苏联解体，中亚和高加索的突厥语国家纷纷赢得独立，土耳其在当时的“突厥国家”中，无疑有着最强的国力和最完善的体制。一夜之间，土耳其从古老民族仅存的硕果，一跃而成新兴突厥世界的领袖。泛突厥主义也成了土耳其联系中亚、高加索国家，进行外交合纵的重要意识形态。

2000年，土耳其主管中亚经贸事务国务部长柴伊建议，土耳其应仿效阿拉伯联盟体系，与宗教、语言及习俗上渊源极深的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等五国，建立一个突厥国家联盟。这一表态引起俄罗斯外交部的强烈抗议，称这是一项非友好的表示，与双方目前友好关系发展相抵触。

埃尔多安上台后，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军方力量。2010年土耳其公投通过新宪法，削弱军权和司法权。2011年，土耳其军方总参谋长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被重新任命，奉行世俗化的军方遭到前所未有的压制。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评价埃尔多安：“他表面是个世俗派，骨子里是个伊斯兰保守派。他总是西装革履，也主张妇女在公共场合不要蒙面纱．但他的妻子不论什么时候都会用头巾严严实实地裹住自己的头发。”

土耳其不少人称中国新疆地区为“东突厥斯坦”，许多人甚至只知有“东突厥斯坦”而不知有新疆。

在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迅速走出之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还实现了年均经济增长率7%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使得土耳其人自奥斯曼帝国衰落后久违的大国意识得以觉醒，民族自豪感与日俱增。“土耳其觉得自己是突厥国家的老大，穆斯林的保护者。”乌穆特说。

随着埃尔多安个人权威的增长，土耳其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也出现回潮。一些激进组织对突厥语民族的国家或地区情况抱有极大关注，有成员参与车臣和科索沃战争，在“东突”组织的反华示威活动中也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政策制定上，土耳其政府也遵循突厥人和穆斯林优先的原则。突厥民族的移民相较于其他民族更容易获得土耳其国籍，据热合买提介绍，其他民族除非和土耳其人通婚，否则想入籍非常难。此外，土耳其还通过提供奖学金名额吸引突厥人才。“奖学金一般只给突厥语学生或是穆斯林地区的人，巴尔干地区只给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或者塞尔维亚的学生，必须证明自己是穆斯林。”热合买提说，而汉族学生大多数都是自费留学。

外交层面上，“两泛”思潮也促使土耳其政府积极将手伸出国界，更多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在2010年第10届突厥语国家峰会上，时任土耳其总统居尔喊出了“六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口号。

埃尔多安不仅公开支持哈马斯并接见其领导人，还在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当众谴责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他也坚定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谴责军方政变。在2011年叙利亚国内局势出现动荡后，土耳其不仅在外交上谴责阿萨德政府，甚至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并采取诸多行动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土耳其的做法，引起相关国家的不满。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曾谴责其为中东“穆斯林兄弟会轴心国”的领袖。此前土耳其对待“伊斯兰国”(IS)的暖昧态度，也遭到国内外的广泛诟病。土耳其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曾指责埃尔多安纵容和包庇邻国的恐怖主义活动。

这种突厥人优先和倾向伊斯兰的外交政策，自然也影响到土耳其在维吾尔人问题上的立场。

偷渡者的变迁

据称，曾经有过偷渡到土耳其的汉人比维吾尔人更多的时期。作为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土耳其是这段漫长旅途的中转站。来自福建福清或浙江青田的中国人，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然后前往欧洲。

“那时的偷渡客大多是汉人，维吾尔人很少。”热合买提不愿透露是如何获知这些细节的，只是说，在偷渡环节上，中国人不分民族，曾经建立起分工明确、地域广泛的合作——负责管理、运输、看管，或者在里面做翻译挣学费的，多是维吾尔人；在保加利亚、希腊接他们的是汉族人，也有些维族人跑去欧洲做“蛇头”。“一些温州人上世纪90年代初就到土耳其了，每当有偷渡客在边境被抓，就去赎人。这些人稍稍有点面子、后台，赎完人再卖给‘蛇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本世纪初。在一次抓捕中，土耳其警方在7个城市200多个地点同时行动，“土耳其人、汉族人、维吾尔人，只要是和偷渡相关的一锅端掉。”热合买提说，“自那之后，（偷渡）就比较少了，再加上中国大陆经济越来越好，想去欧洲的人少了。”

然而，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多次扣押欲取道本国偷渡往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许多偷渡者被扣押后往往自称是土耳其人，他们多经由中国西南边境偷渡，大部分经由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辗转来到土耳其。 中国西南边境形势与新疆截然不同。新疆与邻国的接壤地带，往往存在严寒、高山等严酷的自然环境，跨境通道非常有限，加之近年来边防管控的日趋严厉。许多偷渡者便将西南边境地区作为自己出境的理想通道。和先前的汉人偷渡者不同，土耳其是许多维吾尔偷渡者的终点站。而部分偷渡出境的维吾尔人甚至持有“土耳其护照”。

据英国BBC7月14日报道，3名维吾尔男子因持有伪造的土耳其护照，并在印度尼西亚意图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被当地法院判处6年监禁。在审讯中，他们先是声称自己是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后又改口称其来自土耳其，于是被当庭要求唱土耳其国歌，未果。

去年3月12日，泰国警方曾在该国南部，毗邻马来西亚的宋卡府扣押了213名偷渡者，他们藏身于一个橡胶种植园。据报道，这些偷渡者有高加索人的体貌特征，女性都以头巾蒙住面部，只露出一双眼睛。这些人拒绝承认是中国公民，以避免被强制遣返。

偷渡之旅充满艰辛，“对‘蛇头’而言，维吾尔人意味着现钞。如果你是个越南人，他们收1000美元，但如果你是一个维吾尔价格就会上涨5倍，有时甚至10倍。”一名54岁的维吾尔偷渡者告诉路透社。

7月9日，中国警方从泰国遣返回国109偷渡人员和组织偷渡团伙成员。几天来，乌鲁木齐的留置场所内，多名偷渡人员向大陆媒体讲述了自己在境外恐怖组织的蛊和操纵下，变卖一切偷渡出境后沦为“蛇头”赚钱工具，继而一无所有、妻离子散的经历。

大陆警方的介绍称，这批从泰国遣返的偷渡人员与境外恐怖组织“东伊运”及国际反华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组织想通过各种手段将这批人运输到土耳其 ，再去叙利亚加入IS等恐怖组织，进行圣战”。

维吾尔偷渡者逐渐成为中、土、泰三方在外交领域的一个敏感点，并演变出一场外交拉锯战。中方指称部分偷渡者试图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希望泰方按照国际惯例将这些人造返回中国。土耳其则基于“民族和宗教感情”，对偷渡者抱以同情态度，希望为他们提供庇护。

去年11月28日，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曾就非法滞留泰国的400多名新疆人发表言论：“有泰国官员知会我们，该国发生人贩活动，涉及一些自称土耳其公民的人员。我在纽约和北京期间，分别提请泰国外长和中国外长关注此事，并告诉他们土耳其愿为这些人提供庇护。”

泰方在近期将200多名扣押的维吾尔偷渡者分别遣返中国及土耳其，引来土耳其官方的谴责，并点燃了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泰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因此受到冲击。联合国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东伊运”头目阿布都卡德尔·亚甫泉甚至对依照国际法通行规则实施遣返行为的泰国发出赤裸裸的威胁：“对泰国的罪行，我们会寻找适当的时机反击，这是不可饶恕的。”

土驻外使馆提供便利

年长的维吾尔人告诉阿里木，四十多年前的维吾尔人是如何骑着毛驴从新疆来到土耳其，“从新疆到西藏腹地，冉到巴基斯坦，最后来到这里，连护照都不用”，阿里木说。

随着各国边境管控日渐规范，骑着毛驴去土耳其不可能再发生了但是土耳其对这些外来者的开放姿态却一直未变。无论是民风、传统还是在法律上，土耳其对外来非法移民的态度一向宽容，并非仅限于维吾尔人。

“只要你入境了，随便找个担保人，就可以拿到六个月居住权。到期后冉由内政部批文，每年允许几千人拿到居住证，几千人拿到国籍。没拿到就继续等。”热合买提说，他在土耳其从未听说有偷渡者被遣返一事。

土耳其人有好客传统，尤其是对被他们视为兄弟的突厥语民族和穆斯林。当地人时常会开着卡车来到开塞利的捐赠点，卸下桌椅、食用油、衣物和无数西红柿。据阿里木观察，现在安卡拉街头的乞丐变多了-土耳其朋友说，他们都是周边国家来的难民。“在土耳其，非法入境的人太多了，光是叙利亚就有100多万人在这里。只要不犯罪，用新疆的话说，尽管去挣你的‘馕钱’。”

在这种开放性姿态的基础上，加之以民族和宗教情结，便不难理解土耳其驻部分东南亚国家使馆工作人员为偷渡提供便利的情况。

据大陆媒体报道，去年10月以来，中国警方已在境内抓获22名土耳其籍犯罪嫌疑人，他们受土耳其境内“蛇头”指挥，组织偷渡，而假造、变造土耳其护照的地点也在土耳其境内。

去年9月，土耳其驻某东南亚使馆工作人员曾直接参与营救被当地执法部门扣押的中国籍偷渡团伙头目，谎称此人系土耳其公民，多次施压要求放人，最终成功将其送往土耳其。

今年2月，被抓获的组织偷渡者吾布力喀森·麦提如向警方供述，他拿着偷渡者的照片和编造的土耳其名字，在土耳其驻某东南亚国家使馆办理了500多份土耳其身份证明，得以使400多名中国籍偷渡者以土耳其公民名义进入土耳其。今年6月，中国警方与东南亚国家展开联合行动，在一犯罪嫌疑人住处查获653本土耳其护照。专家称，上述护照均系伪造，偷渡者却能够持此类护照顺利入境土耳其。

土耳其最大的英文媒体《今日时代》今年4月引述当地《迈当日报》的报道称，一位名为NuraliT的维吾尔人_直向外国激进主义者提供假护照，使得他们得以抵达土耳 其，进而进入叙利亚加入IS。Nurali T靠着这一门生意赚取了1300万土耳其里拉。报道指出，大多数持有假护照入境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会在土耳其机场被警察发现，当收缴了假护照之后，就会被释放。热合买提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近期由于国际压力，土耳其警方加强了土叙边境的管控，“在边境城市抓到一些维吾尔人，到伊斯坦布尔再放掉”。

土耳其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维吾尔人偷渡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据路透社披露，一份名为“土耳其共和国外地人紧急旅行文件”的东西曾被发给维吾尔偷渡者，这份文件只对到访土耳其有效。而在成功偷渡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中，有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他的母亲声称，她与孩子被人蛇集网从中国运出，辗转柬埔寨、越南和泰国，最终通过土耳其驻吉隆坡大使馆的外交官得到了这份文件。文件显示，这名年幼的偷渡客出生在新疆吐鲁番，国籍一栏填着“东突厥斯坦”( East Turkestan)。

今年7月泰国抓获偷渡者后，在土耳其一家电视台的节目中，“东伊运”头目亚甫泉也证实了这一点。据《新疆日报》报道，他在访谈节目巾称这批偷渡者在泰国被抓获后，“东突厥斯坦’通过‘外交’手段极力营救，无论是我们还是别的组织，每个人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没有效果。”

对安卡拉而言，这是个棘手而尴尬的问题。一直以来，土耳其官方从不讳言其乐于为那些已进入土耳其国境的流亡者提供庇护，但却否认曾直接在国外协助维吾尔人离开中国。

中国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处长童碧山对此表示，土耳其在其位于东南亚的大使馆向维族人提供旅行文件已经被提到“高层”，“土耳其政府整体态度不差，但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大使馆的员工有提供协助。”

复杂的土耳其维吾尔人江湖

土耳其存在着各种维吾尔人流亡团体和组织，或世俗或宗教保守，彼此之问亦存在分歧与斗争。一些团体主张“圣战”解放“东突厥斯坦”，一些团体则避免公开支持暴力或恐怖主义。

共同的是，他们长期以来，通过各种方式谋求“东突厥斯坦”的独立。由于这些团体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社会中颇为活跃，即便是对政治不感冒的维吾尔人，有时也不得不与之打交道。

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出于对突厥语民族和穆斯林的照顾，土耳其政府对一些突厥语、穆斯林国家（地区）来土求学的学生给予优厚的奖学金。获奖学生只要通过土耳其大学选拔考试，不但可以免除学费，还能享受医疗、住宿，甚至还有交通费用的减免。但这些奖学金项目，几乎都掌握在“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手中。“自费的学生管不着，但只要想拿奖学金就得接触（他们）。”热合买提说。

由于存在这样一层关系，“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得以进行宗教意识形态的输出。该协会组织能力极强，每年暑假或寒假，他们会把很多国外的维吾尔族学生请到土耳其的山上开讲经会。据中国官媒报道，这些讲经班时常为恐怖组织物色、培训人才。

“在土耳其每一个维吾尔人都清楚这个，它就像个大部分人虽然反感，但是不会直接戳破的气球。”热合买提表示。

大部分偷渡至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信奉保守的瓦哈比教派。“但并不代表他们就都是恐怖分子，一些人只是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就像苦行僧。”热合买提说，这些保守的穆斯林们，初到土耳其时，会惊讶于其世俗化。后来就慢慢适应，各找各家，物以类聚。“比如和田人居住在一个区域，喀什人居住在另一个区域。一般来说，北疆来的维吾尔人比较世俗，走极端路线的人少，融人环境很快，经常往巾国跑，生活也不错。”

在伊斯坦布尔，每个区之间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比如一个区全是戴面纱的女性，再往下走2公里就是红灯区。“你走个几公里就能看到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彼此之间互不干涉。”热合买提说。

49岁的新疆维吾尔人Adil Abdulgaffar承认，他们知道有人穿越土耳其国界进入叙利亚，加入IS，但数量很少。他告诉路透社，那些武装分子引诱他们，声称会训练他们以维护维吾尔人的福祉，会给他们武器，来对抗北京。“有人离开土耳其去叙利亚，他们希望这些承诺会被兑现。但我也知道他们很后悔，希望回来。”

据《新疆日报》8月4日报道，在最近一批被从泰国遣返的偷渡人员中，许多人坦承自己受了欺骗和蛊惑，听信了“迁徙圣战”的理论。

“那个叫阿巴拜克热的人说，不搞‘迁徙圣战’会下‘火狱’，‘圣战殉教’可以进‘天堂’。我就信了他的话，想进‘天堂’。”一名被遣返的偷渡者说，阿巴拜克热反复叮嘱，如果途中被抓就说自己是土耳其人。在被欺骗的人中，有人文化程度较低，连借条也不会写，更不懂伊斯兰教义，很容易便信了蛊惑者的话，走上了“圣战”之路。

此类谎言并不罕见，就在7月9日，还有人借此煽动被遣返人员中的一部分人在登机过程中袭击中泰两国警务人员。

至于那些最终成功到达了土耳其的人，他们对于“圣战”的态度也并非如外界所想那般充满热情。

热合买捉认为，赚取“馕钱”是这些背井离乡者最迫切的需求，这和来自他国的流亡者并无不同。

医生阿里木没有参加7月的游行，这段时问他选择不出门，尽管维吾尔人是示威者声援的对象。“你不知道会不会被扔酒瓶或催泪弹。”他说，“况且，我在国内做过10年急救工作，如果看到中国人（受伤），我肯定要救他，但他们（示威者）一看肯定会问：你这么做，你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