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在近代上海的流傳與發展

發佈時間﹕ 2002-09-27
來源﹕ 中國藏學
作者﹕ 吳平


　　〔摘要〕藏傳佛教自元代以來不斷傳入內地。到了近代﹐藏傳佛教的格魯派﹑寧瑪派同時在上海流傳﹐開始在上海產生影響。本文即是探討藏傳佛教格魯源﹑寧瑪派在近代上海流傳﹑發展的情況﹐以及藏傳佛教在上海文化教育方面的行跡。

　　藏傳佛教自元代以來不斷傳入內地。到了近代﹐藏傳佛教的格魯派﹑寧瑪派同時在上海流傳﹐開始在上海產生影響。不少人提出求取藏傳佛教來振興和發展漢地佛教的主張﹐尤其是立志于復興密教的僧眾試圖融合藏密﹑東密來建立圓滿的漢傳密教。

　　1919年11月﹐章嘉活佛來到上海。上海佛教會迎請他至留雲禪寺說法﹐這是藏傳佛教傳入上海的開始。

　　1925年9月﹐九世班禪來到上海。上海各界舉行歡迎大會﹐並請他講經。九世班禪的說法由志圓傳譯大旨﹐以正心﹑正法﹑正身為三大要點﹐同時傳授釋迦牟尼心咒。到會者不下千人﹐包括一些歐美人士。

　　同年7月﹐關絧之﹑聞蘭亭等發起金光明法會﹐以祈禱全國和平。他們推選程雪樓為會長﹐施省之﹑王一亭為副會長。會場設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南園﹐並敦請白普仁喇嘛（1870-1927）南下傳法。白普仁喇嘛於是攜帶全部法器和23名喇嘛南下上海﹐修供金光明法會。法會設內外二壇﹐自農曆六月初八起開經﹐以七日為期﹐入內壇聽經者﹐必須在法會結束後才能外出﹐外壇則無限制。善男信女﹐均可前往。法會結束後﹐聶雲臺﹑昊寄塵設素食聚餐會招待他們。金光明法會雖然是臨時設壇﹐但影響比較大。法會結束後﹐上海的著名居士江味農又隨同白普仁喇嘛赴各地弘揚密法﹐輾轉數千里後返回上海。

　　1926年3月15日至5月25日﹐大場惠生社在惠濟寶華寺舉行祈禱世界和平大會﹐誦經70晝夜。其間曾迎請白普仁喇嘛前來誦《金光明經》10天。

　　1933年﹐寶堪布在上海建立密乘精舍﹐這是最早在上海建立的藏傳佛教格魯派道場。寶堪布在上海佛教淨業社普傳十一面觀音法﹐受法弟子有大悲﹑王一亭﹑黃涵之﹑關絧之等。後又有安欽呼圖克圖在上海佛教淨業社設法壇講經傳法。傳法內容有上樂金剛法﹑密聚金剛法﹑空智金剛法和觀音法。

　　1934年3月9日﹐上海方面由段棋瑞﹑王一亭﹑陳圓白等發起﹐在杭州靈隱寺啟建時輪金剛法會﹐特派代表至南京迎請九世班禪赴杭州﹐主持法會。法會結束後﹐九世班禪于5月21日抵滬。23日﹐九世班禪邀請吳鐵城﹑王一亭﹑段棋瑞﹑許嘯天﹑杜月笙﹑陳圓白等﹐發起組織菩提學會。同時還準備成立蒙藏學院﹐以培養蒙藏青年﹐溝通漢藏文化。同年7月8日﹐菩提學會成立籌備委員會。九世班禪特派羅桑堅讚﹑李靜愚作為代表參加﹐先撥助2000元﹐後又捐助2000元。

　　1935年11月12日﹐菩提學會借上海佛教淨業社召開成立大會﹐九世班禪特派駐南京辦事處朱福南處長代表參加。大會公推九世班禪為正會長﹐印光法師為副會長﹐段祺瑞為理事長﹐王一亭﹑屈映光為副理事長。菩提學會的會址設在雲南路仁濟堂內（後遷至覺園報本堂）。該會理事有數百人之多﹐以其組織規模之龐大和活動範圍之廣﹐成為當時中國影響較大的一個佛學團體。

　　菩提學會是九世班禪有組織有計劃地在上海向內地傳播藏傳佛教的根本道場。該會聘請西藏的大德為導師﹐翻譯藏文經典﹐傳法灌頂。菩提學會聘請的第一位大德是榮增堪布﹐他原住青海拉卜楞寺﹐為嘉木樣活佛的傳法師﹐他在藏族地區很有聲譽。榮增堪布住在菩提學會譯經處﹐在他的主持下﹐先後聘請精通漢語﹑藏語的程文淵﹑昊劍君擔任通譯﹐高觀如任書記﹐先後譯出宗喀巴的《菩提正道菩薩戒論》﹑月官的《菩薩戒二十頌》﹑安慧的《唯識論釋》﹐還有五種密宗典籍﹕《大威德金剛一尊略轉》﹑《咕嚕咕勤佛母成就法》﹑《遷轉心要》﹑《光蘊遷轉法》﹑《中持舌法》。這些藏文經典譯成漢文後﹐使很多不懂藏語的人對藏傳佛教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1936年4月﹐上海佛教界發起丙子息災法會﹐榮增堪布任藏密主座﹐修大威德息災法﹐覺拔堪布修大威德五部大法﹐能海上師也宣講了《菩提道次第論》﹐在上海佛教界影響很大。

　　1937年9月﹐喜饒嘉措在上海佛教淨業社開講《西藏佛教源流》﹑《道之三要》等﹐對藏傳佛教在上海的流傳起了促進作用。

　　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禪逝世。上海佛教界在上海佛教淨業社舉行九世班禪追悼會。1990年﹐菩提學會發起建造九世班禪銅像﹐當年9月竣工。10月19日舉行開光大典﹐舉行千燈供10天。同時能海上師在覺園內成立班禪紀念堂﹐由榮增堪布主持。紀念堂佈置仿照西藏寺廟格式﹐中央供奉九世班禪銅像﹐瑞祥莊嚴﹐手結說法手印﹐兩旁架上層層疊放著藏文大藏經。榮增堪布在班禪紀念堂傳法灌頂﹐傳授菩薩戒﹐推動了藏傳佛教格魯派在上海的流傳。

　　抗日戰爭期間﹐菩提學會因主要負責人離滬﹐加上通貨膨脹﹑經營不善等原因﹐經費日趨枯竭。最後連榮增堪布的生活亦無法維持﹐但他處之坦然﹐仍舊持戒精嚴﹐認真傳法。1996年6月29日﹐榮增堪布圓寂。7月31日﹐上海佛教界在靜安寺公墓為他舉行茶毗大典﹐由持松法師和大悲法師主持。菩提學會也為其舉行紀念會和骨灰塑造佛像等法會。

　　1947年底﹐能海上師（1886-1967）的弟子清定在南京講經後﹐應陳三州等居士之請﹐來滬講經。趙朴初商請班禪紀念堂的安福天喇嘛讓出住處﹐請清定駐錫於此。清定先整修殿宇﹐隨即根據能海上師所傳格魯派密法﹐系統開講《菩提道次第科頌》﹑《律海十門》﹑《定道資糧》﹑《止觀略法》﹑《慧行刻意》等戒定慧基本三學。

　　1948年8月﹐黃涵之﹑李思浩﹑趙朴初﹑方子藩諸居士請能海上師來滬講經﹐至10月講畢。趙朴初等又請能海上師設立金剛道場﹐領導佛教徒修學藏密。能海上師命清定在佛教淨業社進行籌備。

　　1949年5月12日（農曆四月十五）﹐金剛道場正式成立﹐共推清定為住持。同時成立金剛道場護法會﹐作為居士外護團體﹐負責聯絡居士學法及籌措金剛道場經費等。該會由屈映光任主任﹐李思浩﹑黃涵之任副主任。

　　金剛道場的一切安排悉遵能海上師的成都近慈寺家風﹐專重學修﹐培育僧才﹐依戒依法﹐精進修持。每日自有定課﹐不做經懺佛事﹔定期舉行藏式會供﹐祭燒護摩等較為大型的宗教活動﹐參加者常達千人之多。由於依戒修行﹐長年講經﹐全日行持﹐故皈依學法弟子日漸增多﹐常住僧達七八十人﹐在家弟子二三千人﹐一時遠近聞名。

　　此後﹐能海上師在金剛道場講經弘法﹐他先講《比丘日誦》﹐次講《律海十門》﹑《菩薩戒集頌》﹑《現證莊嚴論二品》﹑《慧行刻意》等﹐傳授過“大悲儀軌”﹑“文珠五字真言”﹑“無量壽儀軌”﹑“護摩略法”等法。能海上師辯才無礙﹐深入淺出﹐妙喻橫生﹐信手拈來﹐皆成妙諦。每日聽眾約三四百人。能海上師還在金剛道場內興建大威德五部金剛大灌頂法事﹐開示灌頂意義﹐參加灌頂四眾共有三百餘人。

　　藏傳佛教寧瑪派密法在近代上海也有所流傳。諾那尊者（1865-1936）曾多次來滬傳法。1933年春﹐日軍大舉進攻熱河﹐朱子橋目睹慘狀﹐於是請諾那尊者前往上海修息災大法﹐祈禱和平。4月15日﹐諾那尊者來到上海閉關九天﹐修十三輪金剛大法﹐道場設在世界佛教居士林內。同年5月4日﹐諾那尊者再次來到上海閉關修火輪金剛大法﹐道場設在闡北聯藝善社。後又在世界佛教居士林和上海佛教淨業社內設臨時法壇升座宣講顯密要義﹐傳授11種灌頂法﹐皈依弟子受灌頂者約千餘人﹐盛極一時。諾那尊者精于醫道﹐前來求醫者門庭若市。1935年﹐諾那尊者在上海的弟子建立諾那精舍﹐舍址設在新閘路新樂坊﹐作為修持藏傳佛教寧瑪派密法的道場。諾那精舍除修持寧瑪派密法外﹐還籌辦冬季賑濟﹑施藥等慈善事業。

　　1948年﹐諾那尊者的弟子蓮華正覺在上海建立蓮華精舍﹐發起人有陳其條等62人。蓮華正覺俗名王家齊﹐皈依諾那尊者後﹐賜名貝麻布達﹐譯言蓮華佛﹐這是他自稱蓮華正覺的由來。1949年2月﹐他在上海舉辦蓮華生大士三身心要瑜伽大法會。法會期間﹐蓮華正覺傳阿彌陀金剛法及藥師七佛灌頂﹐並舉行護摩。同時﹐他又在電臺播講《中密史略》。接著又應香港﹑廣州弟子之請前往傳法。1950年12月﹐蓮華正覺回到上海蓮華精舍﹐為新舊弟子傳聖救度佛母五本尊灌頂﹐又傳金剛長壽佛大灌頂﹐並開講蓮華生大士《無上心要瑜伽廣軌》。他在上海期間﹐還曾在印心精舍講解《顯密不二九乘次第》。此後前往杭州傳法。

　　諾那精舍和蓮華精舍對藏傳佛教寧瑪派在上海的傳播﹐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有藏傳佛教的行跡。1926年8月﹐為培養精通藏傳佛教的人才﹐上海群治大學成立了藏文學院﹐主要招收各省佛教團體派遣來的學員。學員在深通藏密的老師的指導之下﹐先學習藏文﹐在此基礎之上進而學習藏傳佛教﹐兼學文學﹐為以後的翻譯藏傳佛教典籍打下基礎。

　　上海作為當時中國出版印刷的中心﹐也出過一些藏傳佛教的經典和研究﹑介紹性的書籍。如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呂澂的《西藏佛學原論》﹐上海佛學書局出版了白普仁的《白尊者開示錄》﹑繆滌源編的《唸佛救度中陰法》﹐上海覺圓精舍出版了《佛說持世陀羅尼經》﹑孫景風編譯的《藏密禮讚法要》﹑吳潤江編的《聖救度佛母避毒法》﹑《綠救度佛母修持法》﹐大法輪書局出版了《西藏心經》。

　　上海作為近代大都市﹐中國佛教的各宗派全都匯集於此﹐弘揚各宗派的高僧也雲集于滬。藏傳佛教在近代上海的流傳與發展﹐使漢藏佛學得到了進一步的溝通﹐起到了聯絡民族感情﹑促進民族團結的作用。這是上海近代佛教的一個顯著特色﹐也是上海作為中國近代佛教中心的一個標誌。

主要資料來源﹕
　　《申報》（1919-1949）﹐上海書店1985年影印本。
　　《康藏佛教與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應化事略》﹐韓大載等著﹐上海瑜伽精舍1937年鉛印本。
　　《憶上海菩提學會》﹐吳中﹐《上海佛教》1988年第3期。
　　《海公上師與金剛道場》﹐倪維泉﹐《上海佛教》1988年第3期。
　　《上海近代佛教簡史》﹐游有維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4月版。
　　《上海宗教史》﹐高振農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民國時期總書目》（宗教卷）﹐北京圖書館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靜安區志》﹐史濟良等主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