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疆日报 http://www.xjdaily.com.cn/xinjiang/002/1041555.shtml
時間：2014年3月31日
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遏制暴力恐怖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就严禁传播暴力恐怖音视频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所称“暴力恐怖音视频”是指含有宣扬暴力恐怖、宗教极端、民族分裂等内容的音视频，具体包括：
（一）含有煽动“圣战”“伊吉拉特”等宗教极端思想，主张以暴力手段危害他人生命和公私财产安全，破坏法律实施等内容的音视频；
（二）含有传授制造、使用炸药、爆炸装置、枪支、管制器具、危险物品实施暴力恐怖犯罪方法、技能等内容的音视频；
（三）含有破坏民族团结、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等内容的音视频；
（四）其他涉及暴力恐怖、宗教极端、民族分裂内容的音视频。
二、严禁利用手机、电脑、移动存储介质、播放器及其他电子产品制作、发送、播放、复制、传播、存储暴力恐怖音视频。
三、严禁利用互联网网站、微博、语音聊天室、网盘以及QQ、微信等浏览、下载、存储、复制、转发、发布、上传暴力恐怖音视频以及相关网址链接。
四、严禁利用手机市场、电脑市场、音像市场等经营场所制作、贮存、销售含有暴力恐怖音视频的物品。
五、严禁利用邮政、快递、客（货）运等物流途径运输、夹带、寄送含有暴力恐怖音视频的物品。
六、凡持有、存储暴力恐怖音视频的，在本通告发布后，必须立即自行删除、销毁，个人无法删除、销毁的，必须在一个月内将含有暴力恐怖内容的物品上交当地公安机关或基层组织。
七、凡违反本通告第二、三、四、五、六条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予以罚款、拘留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
八、各族人民群众应当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涉及暴力恐怖音视频的违法犯罪活动线索，经查实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并保密；对窝藏、包庇违法犯罪分子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从严惩处。
九、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举报电话：1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公安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星期一, 3月 31, 2014
肃清"圣战殉教进天堂"流毒
作者：肖开提·依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
来源：新疆新闻在线网
http://www.xjbs.com.cn/news/2014-04/01/cms1647989article.shtml?nodes=_551_3370_3379_
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指引下，在兄弟省市的大力援助下，在全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族人民求稳定、谋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境内外反动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繁荣富饶新疆的崛起，想方设法破坏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阻挠我们的发展。他们常常披着宗教的外衣，伪装成宗教利益的捍卫者，鼓吹宗教极端思想，歪曲《古兰经》中“吉哈德”的原意，宣扬“圣战殉教进天堂”的谬论，煽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从事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发生在云南省昆明市的“3·01”暴力恐怖案件，一伙蒙面歹徒手持利刃，砍杀无辜群众，造成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这一丧心病狂的暴行，是赤裸裸的暴力恐怖犯罪，充分暴露了暴力恐怖活动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凶残本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暴力恐怖活动的根子是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基础是宗教极端”。这一重要判断，深刻指明了产生暴恐活动的思想根源。剥开宗教极端势力的画皮，把他们的真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揭露其罪恶本质，进一步增强识别能力和抵御能力，使广大群众不受宗教极端思想毒害，是当前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一
宗教极端主义近年来在一些国家或地区趋于活跃，宗教极端思想渗入意识形态领域，严重地毒害着民众的精神和思想。对所在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其活动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受到世界舆论的抨击，成为世界各国反对、防范和打击的重要对象。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加之“三股势力”的推波助澜，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宗教极端思想呈渗透蔓延之势，给自治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必须彻底揭露宗教极端主义的罪恶本质，肃清宗教极端思想的流毒，严厉打击宗教极端势力。
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是歪曲教义，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有社会政治秩序，或者通过暴力来支持信仰、生活方式、法律体系的观点、立场和行为，其借用宗教只是假象，核心是制造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当前，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猖獗，新疆也不例外。他们打着宗教旗号，鼓吹“神权政治论”，鼓吹“在整个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是真主给我们指引的唯一理想”，“除了真主之外，不服从任何政府、任何人”。目的就是推翻国家政权，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鼓吹“宗教至上论”，主张要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制度，作为衡量和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排斥一切世俗观念，排斥国家现行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及现代文明成果等；鼓吹“异教徒论”，煽动把信仰“安拉”以外的一切人员都当作“异教徒”和“叛教者”，对所谓“异教徒”采取戏弄、嘲讽、孤立、恐吓，以至于用极端、恐怖手段予以残害；鼓吹“圣战论”，主张以“圣战”来实践“主命”，以武力推翻政府，用各种恐怖手段加害于广大人民群众。从中不难看出，宗教极端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以建立政治统治为目标，曲解、篡改宗教教义，赋予宗教经典、教义以政治含义，使宗教信仰成为政治纲领，目的是推翻国家政权。宗教极端主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煽动宗教狂热，激化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宗教极端主义具有暴力性。主张采取反人类的暴力恐怖手段，如绑架、暗杀、爆炸、投毒及武装暴乱等手段，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宗教极端主义之所以打着宗教的旗号，是因为它不仅需要宗教、利用宗教，而且离不开宗教。因为没有其他什么名义比宗教的名义更能蒙骗、诱惑同一宗教的信仰者。宗教极端主义只有裹上一层宗教色彩、披上一件宗教外衣，才会有吸引力、诱惑力，才能产生它所需要的影响。一些人之所以能够被蒙骗、被愚弄，他们正是利用了信众虔诚和朴素的宗教感情。宗教极端主义断章取义地利用宗教经典中的片言只语，以对神灵高度负责的面目出现，对经典、教义作出极端化的解释，使信众难辨真假、不容置疑，只能盲从。从而鼓动他们的追随者为了神灵的事业和教诲，自我牺牲，自我奉献，甚至可以不择手段、杀人放火。
宗教极端主义破坏性很强，危害性极大。一是宣扬宗教极端思想，毒害人们的心灵。被宗教极端思想蛊惑的人，会变得良知泯灭、狂热无比，有的甚至丧失理智，铤而走险。它是导致人们思维偏离正常轨道的毒品，是形成暴力恐怖活动的精神鸦片，是危害社会稳定的毒瘤。二是危害国家安全。宗教极端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宗教统治的政权，以颠覆和推翻国家政权为目标。不论它采取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手段，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在新疆，宗教极端势力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建立“哈里发”国家为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鼓吹推翻现政权的宗教极端思想，制造不同信教群体包括不持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穆斯林之间的仇视和斗争，大肆进行爆炸、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千方百计制造动乱、暴乱和骚乱事件，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破坏。三是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宗教极端势力把宗教信仰作为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的唯一标准，实行同者和、异者分，在思想和舆论上敌视、施加压力；在行动上孤立、进行离间，直至伤害生命。制造民族间、不同群体间的仇视，是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手段。他们把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称为“异教徒”，诡称对异教徒进行“圣战”是穆斯林的义务，死后可以进“天堂”。正是在这种所谓“圣战”的欺骗宣传下，反汉排汉甚嚣尘上，杀害非穆斯林群众案件时有发生。四是破坏正常的宗教活动。他们大肆进行非法宗教活动，进行地下讲经习武，培植分裂势力；散布异端邪说，搞乱人们的思想；污蔑诽谤，甚至暗杀爱国宗教人士，给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五是破坏民族传统文化。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传播的过程，就是民族文化被瓦解、消失、异化的过程。他们把食品的“清真”概念扩大、异化到许多领域。称穆斯林的一切生活用品都是清真的，非穆斯林的一切生活用品都是不清真的；政府颁发的证件是不清真的等。企图通过清真和不清真划分人群，制造不同群体间的隔阂。他们还煽动女性穆斯林着蒙面罩袍。这些不仅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更有悖于维吾尔民族的传统文化。
宗教极端主义与宗教有着本质区别。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也不是宗教的教派，而是打着宗教旗号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宗教历来主张中庸、中道而不偏激，虔诚、热诚而不狂热。宗教极端主义偏激的观点、暴力的手段完全背离了宗教的本义。宗教极端主义借用宗教只是假象，核心是制造民族分裂和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所以，要把宗教极端主义同正常宗教区别开来，既要旗帜鲜明地保护和支持合法宗教活动，也要旗帜鲜明地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毫不手软地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是已经变异了的伊斯兰教，决不能把宗教极端势力看成是正常的伊斯兰教。对这种宗教极端势力绝不能手软。宗教极端势力是一股以宗教为掩盖，传播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主张、从事恐怖活动或分裂活动的社会政治势力。宗教极端活动属于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要予以坚决打击。
二
宗教极端主义鼓吹的所谓“圣战殉教进天堂”，是他们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蛊惑煽动群众的最恶毒招数。伊斯兰教提倡“两世并重”，既重今世的幸福，也重后世的归宿，现世的行为为后世的归宿奠定基础。而后世的最好归宿是“天堂”，又称为天园或乐园，字面意思是“花园”。根据《古兰经》中的描述，人们现世的渴望和追求在天堂应有尽有。根据伊斯兰教的末世论，死者生前的行为将决定他在坟墓里的待遇。以此鼓励人们多做善功，今世行善，后世必有回报。《古兰经》中对进入天堂的条件有清晰的阐述。最根本的条件是要有坚定的信仰，要履行善功。同时，《古兰经》明确指出信教、行善的人、恪守教规等4种人将永居乐园。与天堂相对的是“火狱”，生前作恶的人将被“戴上枷锁投入火狱”，遭受“足穿火鞋”“垫火褥”“盖火被”“遭火烧”之罪。
“行善进天堂”这样一个宗教中原有的教义，信教群众的一个美好愿景，却被宗教极端势力歪曲为“圣战殉教进天堂”。他们大肆鼓吹“杀死一个异教徒胜做十年功，可以直接上天堂”，鼓吹以“圣战”推翻人民政府，献身宗教等等。在宗教极端主义眼里，想上天堂就要“圣战”，“圣战”就要杀人，殉教就要自我毁灭。这是何等荒唐的谬论和逻辑！他们鼓吹的“圣战殉教进天堂”的谬论，既在《古兰经》中找不到任何根据，也丝毫没有训导人们行善的含义，更不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他们的真实目的完全是以宗教为名，行分裂和暴力恐怖之实。试想，如果圣战殉教能够进天堂，那么那些“圣战殉教进天堂”的鼓吹者们为什么总是躲在幕后，自己不以身殉教！
受“圣战殉教进天堂”宗教极端思想的毒害，一些无知的信众，特别是青少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们中有的由于无知，缺乏辨别能力而中毒；有的怕入地狱，向往天堂生活而被引诱；有的对现实社会不满，走上了所谓的“圣战殉教进天堂”之路。近年来，新疆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案件都有“圣战殉教进天堂”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子。多数暴徒观看过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视频，接受过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宣传；有的行凶时抱经宣誓，高呼极端口号。这些暴徒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和理智，其残忍和血腥程度无法以常理去想象。这些暴力恐怖案件极大危害了社会稳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极大地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
宗教极端主义活跃，宗教极端思想渗透蔓延，是当前影响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直接因素。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1、把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党中央十分重视和关心新疆工作。近期对新疆工作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第一位的工作，最难最长远的是民族团结问题，最大的群众工作是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这是基于对新疆形势的科学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作出的重大部署。新疆稳定关系到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来进行。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是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中之重；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是抵御宗教极端势力和宗教极端思想的重要基础。要把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放到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大局中予以重视和部署。
2、全面正确理解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宗教政策。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公民和不信仰宗教公民。宗教事务涉及社会公共事务，必须纳入国家的管理，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正如一个人的自由要受法律约束一样，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因此，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宗教自由”。把宗教活动自觉置于依法管理之中，不给宗教极端势力以可趁之机，才能奠定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坚实基础。
3、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健康的宗教观念。树立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摒弃狭隘的民族意识，要把民族的概念融入中华民族之中。以开放的心态，敢于冲破陈规陋习，虚心学习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优良传统、先进文化；以包容的心态，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处理好各民族间的关系。宪法赋予了公民信教与不信教的权利，信教与不信教都是公民的自由，不影响根本利益的一致，不能以宗教信仰划线，要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形成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和睦相处，信教者树立既符合宗教基本教义，又适应时代发展的健康的宗教观念。这样，就会在思想上筑起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坚强防线。
4、以现代文化为引领，营造远离宗教极端思想的社会氛围。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活现代文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发挥教育、凝聚、鼓舞和引领作用，大力弘扬爱国爱疆、团结奉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增强各族人民的“四个认同”，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建设美好家园。要发挥宗教人士的积极作用，从现代文化引领的要求出发，挖掘和弘扬宗教中与现代文化要求、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积极因素。如倡导爱国爱教、和平团结、追求“两世吉庆”、主张珍爱生命等，通过卧尔兹宣讲，引导信教群众用这些积极的教义进行自身的功修。加强传播现代文化的阵地建设。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活跃群众性的文化生活。宣传媒体要多讲群众关心的事，多讲群众听得懂的话，多讲宣传政策的话，多讲惠民利民的话。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宗教极端思想谬论的揭露和批驳，增强同宗教极端思想斗争的战斗性和有效性。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查缴非法宣传品，堵住各种有害信息的侵蚀，防范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蔓延。
5、治理“三非”，铲除宗教极端思想滋生、蔓延的土壤。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网络传教为宗教极端思想的滋生、传播提供了渠道，为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土壤和温床，必须坚决进行治理。治理工作坚持堵疏结合，对“三非活动”不论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都必须坚决地堵，不允许任其泛滥。与此同时，要按照“适度、有序、可控”的原则，作好疏导工作。通过对“三非活动”的治理，切断宗教极端思想传播的渠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压缩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的空间，铲除宗教极端思想产生的土壤和温床，为教育群众远离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创造良好的环境。
来源：新疆新闻在线网
http://www.xjbs.com.cn/news/2014-04/01/cms1647989article.shtml?nodes=_551_3370_3379_
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指引下，在兄弟省市的大力援助下，在全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族人民求稳定、谋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境内外反动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繁荣富饶新疆的崛起，想方设法破坏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阻挠我们的发展。他们常常披着宗教的外衣，伪装成宗教利益的捍卫者，鼓吹宗教极端思想，歪曲《古兰经》中“吉哈德”的原意，宣扬“圣战殉教进天堂”的谬论，煽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从事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发生在云南省昆明市的“3·01”暴力恐怖案件，一伙蒙面歹徒手持利刃，砍杀无辜群众，造成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这一丧心病狂的暴行，是赤裸裸的暴力恐怖犯罪，充分暴露了暴力恐怖活动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凶残本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暴力恐怖活动的根子是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基础是宗教极端”。这一重要判断，深刻指明了产生暴恐活动的思想根源。剥开宗教极端势力的画皮，把他们的真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揭露其罪恶本质，进一步增强识别能力和抵御能力，使广大群众不受宗教极端思想毒害，是当前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一
宗教极端主义近年来在一些国家或地区趋于活跃，宗教极端思想渗入意识形态领域，严重地毒害着民众的精神和思想。对所在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其活动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受到世界舆论的抨击，成为世界各国反对、防范和打击的重要对象。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加之“三股势力”的推波助澜，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宗教极端思想呈渗透蔓延之势，给自治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必须彻底揭露宗教极端主义的罪恶本质，肃清宗教极端思想的流毒，严厉打击宗教极端势力。
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是歪曲教义，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有社会政治秩序，或者通过暴力来支持信仰、生活方式、法律体系的观点、立场和行为，其借用宗教只是假象，核心是制造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当前，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猖獗，新疆也不例外。他们打着宗教旗号，鼓吹“神权政治论”，鼓吹“在整个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是真主给我们指引的唯一理想”，“除了真主之外，不服从任何政府、任何人”。目的就是推翻国家政权，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鼓吹“宗教至上论”，主张要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制度，作为衡量和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排斥一切世俗观念，排斥国家现行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及现代文明成果等；鼓吹“异教徒论”，煽动把信仰“安拉”以外的一切人员都当作“异教徒”和“叛教者”，对所谓“异教徒”采取戏弄、嘲讽、孤立、恐吓，以至于用极端、恐怖手段予以残害；鼓吹“圣战论”，主张以“圣战”来实践“主命”，以武力推翻政府，用各种恐怖手段加害于广大人民群众。从中不难看出，宗教极端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以建立政治统治为目标，曲解、篡改宗教教义，赋予宗教经典、教义以政治含义，使宗教信仰成为政治纲领，目的是推翻国家政权。宗教极端主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煽动宗教狂热，激化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宗教极端主义具有暴力性。主张采取反人类的暴力恐怖手段，如绑架、暗杀、爆炸、投毒及武装暴乱等手段，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宗教极端主义之所以打着宗教的旗号，是因为它不仅需要宗教、利用宗教，而且离不开宗教。因为没有其他什么名义比宗教的名义更能蒙骗、诱惑同一宗教的信仰者。宗教极端主义只有裹上一层宗教色彩、披上一件宗教外衣，才会有吸引力、诱惑力，才能产生它所需要的影响。一些人之所以能够被蒙骗、被愚弄，他们正是利用了信众虔诚和朴素的宗教感情。宗教极端主义断章取义地利用宗教经典中的片言只语，以对神灵高度负责的面目出现，对经典、教义作出极端化的解释，使信众难辨真假、不容置疑，只能盲从。从而鼓动他们的追随者为了神灵的事业和教诲，自我牺牲，自我奉献，甚至可以不择手段、杀人放火。
宗教极端主义破坏性很强，危害性极大。一是宣扬宗教极端思想，毒害人们的心灵。被宗教极端思想蛊惑的人，会变得良知泯灭、狂热无比，有的甚至丧失理智，铤而走险。它是导致人们思维偏离正常轨道的毒品，是形成暴力恐怖活动的精神鸦片，是危害社会稳定的毒瘤。二是危害国家安全。宗教极端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宗教统治的政权，以颠覆和推翻国家政权为目标。不论它采取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手段，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在新疆，宗教极端势力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建立“哈里发”国家为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鼓吹推翻现政权的宗教极端思想，制造不同信教群体包括不持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穆斯林之间的仇视和斗争，大肆进行爆炸、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千方百计制造动乱、暴乱和骚乱事件，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破坏。三是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宗教极端势力把宗教信仰作为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的唯一标准，实行同者和、异者分，在思想和舆论上敌视、施加压力；在行动上孤立、进行离间，直至伤害生命。制造民族间、不同群体间的仇视，是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手段。他们把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称为“异教徒”，诡称对异教徒进行“圣战”是穆斯林的义务，死后可以进“天堂”。正是在这种所谓“圣战”的欺骗宣传下，反汉排汉甚嚣尘上，杀害非穆斯林群众案件时有发生。四是破坏正常的宗教活动。他们大肆进行非法宗教活动，进行地下讲经习武，培植分裂势力；散布异端邪说，搞乱人们的思想；污蔑诽谤，甚至暗杀爱国宗教人士，给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五是破坏民族传统文化。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传播的过程，就是民族文化被瓦解、消失、异化的过程。他们把食品的“清真”概念扩大、异化到许多领域。称穆斯林的一切生活用品都是清真的，非穆斯林的一切生活用品都是不清真的；政府颁发的证件是不清真的等。企图通过清真和不清真划分人群，制造不同群体间的隔阂。他们还煽动女性穆斯林着蒙面罩袍。这些不仅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更有悖于维吾尔民族的传统文化。
宗教极端主义与宗教有着本质区别。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也不是宗教的教派，而是打着宗教旗号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宗教历来主张中庸、中道而不偏激，虔诚、热诚而不狂热。宗教极端主义偏激的观点、暴力的手段完全背离了宗教的本义。宗教极端主义借用宗教只是假象，核心是制造民族分裂和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所以，要把宗教极端主义同正常宗教区别开来，既要旗帜鲜明地保护和支持合法宗教活动，也要旗帜鲜明地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毫不手软地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是已经变异了的伊斯兰教，决不能把宗教极端势力看成是正常的伊斯兰教。对这种宗教极端势力绝不能手软。宗教极端势力是一股以宗教为掩盖，传播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主张、从事恐怖活动或分裂活动的社会政治势力。宗教极端活动属于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要予以坚决打击。
二
宗教极端主义鼓吹的所谓“圣战殉教进天堂”，是他们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蛊惑煽动群众的最恶毒招数。伊斯兰教提倡“两世并重”，既重今世的幸福，也重后世的归宿，现世的行为为后世的归宿奠定基础。而后世的最好归宿是“天堂”，又称为天园或乐园，字面意思是“花园”。根据《古兰经》中的描述，人们现世的渴望和追求在天堂应有尽有。根据伊斯兰教的末世论，死者生前的行为将决定他在坟墓里的待遇。以此鼓励人们多做善功，今世行善，后世必有回报。《古兰经》中对进入天堂的条件有清晰的阐述。最根本的条件是要有坚定的信仰，要履行善功。同时，《古兰经》明确指出信教、行善的人、恪守教规等4种人将永居乐园。与天堂相对的是“火狱”，生前作恶的人将被“戴上枷锁投入火狱”，遭受“足穿火鞋”“垫火褥”“盖火被”“遭火烧”之罪。
“行善进天堂”这样一个宗教中原有的教义，信教群众的一个美好愿景，却被宗教极端势力歪曲为“圣战殉教进天堂”。他们大肆鼓吹“杀死一个异教徒胜做十年功，可以直接上天堂”，鼓吹以“圣战”推翻人民政府，献身宗教等等。在宗教极端主义眼里，想上天堂就要“圣战”，“圣战”就要杀人，殉教就要自我毁灭。这是何等荒唐的谬论和逻辑！他们鼓吹的“圣战殉教进天堂”的谬论，既在《古兰经》中找不到任何根据，也丝毫没有训导人们行善的含义，更不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他们的真实目的完全是以宗教为名，行分裂和暴力恐怖之实。试想，如果圣战殉教能够进天堂，那么那些“圣战殉教进天堂”的鼓吹者们为什么总是躲在幕后，自己不以身殉教！
受“圣战殉教进天堂”宗教极端思想的毒害，一些无知的信众，特别是青少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们中有的由于无知，缺乏辨别能力而中毒；有的怕入地狱，向往天堂生活而被引诱；有的对现实社会不满，走上了所谓的“圣战殉教进天堂”之路。近年来，新疆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案件都有“圣战殉教进天堂”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子。多数暴徒观看过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视频，接受过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宣传；有的行凶时抱经宣誓，高呼极端口号。这些暴徒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和理智，其残忍和血腥程度无法以常理去想象。这些暴力恐怖案件极大危害了社会稳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极大地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
宗教极端主义活跃，宗教极端思想渗透蔓延，是当前影响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直接因素。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1、把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党中央十分重视和关心新疆工作。近期对新疆工作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第一位的工作，最难最长远的是民族团结问题，最大的群众工作是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这是基于对新疆形势的科学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作出的重大部署。新疆稳定关系到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来进行。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是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中之重；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是抵御宗教极端势力和宗教极端思想的重要基础。要把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放到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大局中予以重视和部署。
2、全面正确理解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宗教政策。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公民和不信仰宗教公民。宗教事务涉及社会公共事务，必须纳入国家的管理，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正如一个人的自由要受法律约束一样，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因此，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宗教自由”。把宗教活动自觉置于依法管理之中，不给宗教极端势力以可趁之机，才能奠定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坚实基础。
3、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健康的宗教观念。树立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摒弃狭隘的民族意识，要把民族的概念融入中华民族之中。以开放的心态，敢于冲破陈规陋习，虚心学习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优良传统、先进文化；以包容的心态，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处理好各民族间的关系。宪法赋予了公民信教与不信教的权利，信教与不信教都是公民的自由，不影响根本利益的一致，不能以宗教信仰划线，要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形成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和睦相处，信教者树立既符合宗教基本教义，又适应时代发展的健康的宗教观念。这样，就会在思想上筑起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坚强防线。
4、以现代文化为引领，营造远离宗教极端思想的社会氛围。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活现代文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发挥教育、凝聚、鼓舞和引领作用，大力弘扬爱国爱疆、团结奉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增强各族人民的“四个认同”，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建设美好家园。要发挥宗教人士的积极作用，从现代文化引领的要求出发，挖掘和弘扬宗教中与现代文化要求、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积极因素。如倡导爱国爱教、和平团结、追求“两世吉庆”、主张珍爱生命等，通过卧尔兹宣讲，引导信教群众用这些积极的教义进行自身的功修。加强传播现代文化的阵地建设。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活跃群众性的文化生活。宣传媒体要多讲群众关心的事，多讲群众听得懂的话，多讲宣传政策的话，多讲惠民利民的话。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宗教极端思想谬论的揭露和批驳，增强同宗教极端思想斗争的战斗性和有效性。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查缴非法宣传品，堵住各种有害信息的侵蚀，防范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蔓延。
5、治理“三非”，铲除宗教极端思想滋生、蔓延的土壤。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网络传教为宗教极端思想的滋生、传播提供了渠道，为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土壤和温床，必须坚决进行治理。治理工作坚持堵疏结合，对“三非活动”不论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都必须坚决地堵，不允许任其泛滥。与此同时，要按照“适度、有序、可控”的原则，作好疏导工作。通过对“三非活动”的治理，切断宗教极端思想传播的渠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压缩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的空间，铲除宗教极端思想产生的土壤和温床，为教育群众远离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创造良好的环境。
星期五, 3月 28, 2014
马戎：中国民族政策应做重大调整
來源：財新網 http://china.caixin.com/2014-03-23/100655305.html
近年来，中国的民族关系开始出现了质的变化。一些地区出现了少数民族跟汉族之间的冲突事件，导致双方的隔阂加深，特别在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和近期的昆明“301”事件发生后，民族问题上升到一个敏感的高度。
如何处理转型时期的族群关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3月13日在一个讲座中做出了解答，他认为，中国的民族理论60多年没有变化，是导致隔阂加深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现有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和相关的民族政策不做重大的反思和调整，那么中国的民族关系的发展会持续恶化，变得更严重。
马戎说，1949年后，中国在许多方面效仿苏联经验，包括民族理论、制度框架和相应政策。虽然我们没有采用联邦制，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分裂，但是思考“民族”的基本概念、民族理论的整体思路、制度特征与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前苏联有着许多的共同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民族理论仍停留在讲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如果中国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不尽早进行反思和调整，中国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将会越来越强，民族之间的隔膜会越来越深，各族精英和普通民众都会越来越从“民族关系”的视角和逻辑来看待、处理中国社会上出现的各类问题和矛盾。
马戎表示，应当把国内五十六个“民族”这个层面的民族意识“去政治化”。因为从长远来说，一个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权利应当是公民权利，完整的、得到切实落实的公民权利应当可以涵盖任何个体和群体的基本权利，如生存权、发展权、文化权、政治权利等。现在我国少数民族关心的这些权利，其实都是可以得到满足的，问题在于切实去落实。
马戎建议，学术界应该对1949年以来，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进行反思，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同时淡化56个民族这一层面的政治意识，建议以“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框架来思考中国民族关系格局的结构与发展趋势。
“所以，现在我们讨论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的问题，最后归结到中国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和国家是否认同的问题。”马戎称，要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要做到四点。
第一是在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的同时，要考虑到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发展权和宗教信仰自由；强调今天必须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但同时也必须强调必须尊重现实中存在的“多元”的一面。
第二点是必须尊重各族群之间的多样性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过去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好像新疆的民族问题就解决了，这个思路有问题。古今中外，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从来不是靠金钱和枪杆子可以解决的。
第三点是必须尊重和信任少数民族干部，信任他们和依靠他们，要努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第四点就是必须不断重申反对 “大汉族主义”。
针对于新疆和西藏等地的复杂情况，马戎认为，当下的做法是不断地把“民族”赋予越来越强的政治色彩。不能把这个民族成员的任何过激行为都看成是“民族性的政治行为”。因此，目前最需要做两件事：一是继续开展有关民族基础理论以及如何认识我国当前民族现象的学术讨论，二是积极关注少数民族最关心的各项切身利益问题。
投射到具体问题上，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个是资源开发中的环境保护、生态移民的安置与再就业；第二个是双语教育，双语教育的方向是对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家长和学生的意愿，不能强迫；第三个是少数民族高考的优惠政策，应当让各民族都感到公平；第四个是民族地区老城区改造；其他还有大学生和青年就业问题、流动人口问题、保护文化的传承问题、经济建设的社会效益等问题。
马戎称，这些具体的民生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调查研究，并妥善加以处理，少数民族的许多切身问题得到不到改善，不去反思深层次的理论和制度问题，今后在民族关系方面，还会遇到更加严峻的局面。■（实习记者 杨宝璐 记者 秦旭东）
近年来，中国的民族关系开始出现了质的变化。一些地区出现了少数民族跟汉族之间的冲突事件，导致双方的隔阂加深，特别在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和近期的昆明“301”事件发生后，民族问题上升到一个敏感的高度。
如何处理转型时期的族群关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3月13日在一个讲座中做出了解答，他认为，中国的民族理论60多年没有变化，是导致隔阂加深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现有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和相关的民族政策不做重大的反思和调整，那么中国的民族关系的发展会持续恶化，变得更严重。
马戎说，1949年后，中国在许多方面效仿苏联经验，包括民族理论、制度框架和相应政策。虽然我们没有采用联邦制，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分裂，但是思考“民族”的基本概念、民族理论的整体思路、制度特征与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前苏联有着许多的共同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民族理论仍停留在讲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如果中国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不尽早进行反思和调整，中国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将会越来越强，民族之间的隔膜会越来越深，各族精英和普通民众都会越来越从“民族关系”的视角和逻辑来看待、处理中国社会上出现的各类问题和矛盾。
马戎表示，应当把国内五十六个“民族”这个层面的民族意识“去政治化”。因为从长远来说，一个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权利应当是公民权利，完整的、得到切实落实的公民权利应当可以涵盖任何个体和群体的基本权利，如生存权、发展权、文化权、政治权利等。现在我国少数民族关心的这些权利，其实都是可以得到满足的，问题在于切实去落实。
马戎建议，学术界应该对1949年以来，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进行反思，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同时淡化56个民族这一层面的政治意识，建议以“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框架来思考中国民族关系格局的结构与发展趋势。
“所以，现在我们讨论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的问题，最后归结到中国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和国家是否认同的问题。”马戎称，要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要做到四点。
第一是在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的同时，要考虑到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发展权和宗教信仰自由；强调今天必须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但同时也必须强调必须尊重现实中存在的“多元”的一面。
第二点是必须尊重各族群之间的多样性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过去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好像新疆的民族问题就解决了，这个思路有问题。古今中外，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从来不是靠金钱和枪杆子可以解决的。
第三点是必须尊重和信任少数民族干部，信任他们和依靠他们，要努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第四点就是必须不断重申反对 “大汉族主义”。
针对于新疆和西藏等地的复杂情况，马戎认为，当下的做法是不断地把“民族”赋予越来越强的政治色彩。不能把这个民族成员的任何过激行为都看成是“民族性的政治行为”。因此，目前最需要做两件事：一是继续开展有关民族基础理论以及如何认识我国当前民族现象的学术讨论，二是积极关注少数民族最关心的各项切身利益问题。
投射到具体问题上，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个是资源开发中的环境保护、生态移民的安置与再就业；第二个是双语教育，双语教育的方向是对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家长和学生的意愿，不能强迫；第三个是少数民族高考的优惠政策，应当让各民族都感到公平；第四个是民族地区老城区改造；其他还有大学生和青年就业问题、流动人口问题、保护文化的传承问题、经济建设的社会效益等问题。
马戎称，这些具体的民生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调查研究，并妥善加以处理，少数民族的许多切身问题得到不到改善，不去反思深层次的理论和制度问题，今后在民族关系方面，还会遇到更加严峻的局面。■（实习记者 杨宝璐 记者 秦旭东）
维吾尔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健康、居住及其他人权状况报告
维吾尔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健康、居住及其他人权状况报告
——以北京市的流动维吾尔族为例
說明：本文为北京爱知行研究所2010年4月发表的报告。
鏈接：http://www.chinese.rfi.fr/node/19264
目 录
前 言............................................................ 4
一、北京流动维吾尔人群的基本情况....................................... 7
（一）文化适应的问题........................................................ 7
（二）受教育水平低.......................................................... 8
（三）居住条件差............................................................ 8
（四）人员流动性大.......................................................... 8
（五）健康状况堪忧.......................................................... 8
（六）儿童和青少年成长问题突出............................................... 9
二、在居住问题上的困境............................................... 10
（一）居住条件恶劣及其对社会治安和社群健康的影响............................. 10
（二）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1：很难租到房子..................................... 10
（三）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2：在北京无法入住旅店................................ 11
（四）在居住领域的歧视和排斥问题的法律分析................................... 12
三、边缘化与维吾尔流动人群的健康危机................................... 14
（一）艾滋病的威胁......................................................... 14
（二）其他疾病的威胁....................................................... 15
（三）民族政策中对少数民族医疗的规定......................................... 15
四、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群面临的其他人权和法律问题........................ 16
（一）语言障碍............................................................. 16
（二）办理护照、暂住证等证照时候的不便状况................................... 17
（三）宗教礼拜............................................................. 17
（四）就业................................................................. 18
（五）儿童受教育问题....................................................... 18
（六）“重大活动”前经常被排斥的事实......................................... 19
五、政策建议........................................................ 20
（一）消除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政治恐惧..................................... 20
（二）切实保障维吾尔群众的平等权利.......................................... 20
（三）促进媒体改造......................................................... 21
附一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流动人口健康教育项目简介...................... 22
附二 新闻稿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获《南风窗》杂志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年度组织奖 22
附三 给北京市公安局长的信：关于新疆籍维吾尔人在京居留、社会建设和卫生保健问题 26
——————————————————————————————
前 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①]然而，宪法的规定往往是原则性和宣言性的，在具体规定上远远没有实现宪法应具有的，对人的生存权、自由权、人的尊严和诉权等权利[②]的保障。除宪法而外，中国对于民族问题还有《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的诸多法律文件进行规制。然而法律的良好规定却没有在实际上对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利的制度保障，一系列的民族冲突和民族矛盾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现有民族政策所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随着城乡二元分割和贫富两极分化程度的加剧，很多少数民族地方的发展被边缘化，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存、发展已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很多边疆少数民族群众来到城市。由于文化、语言、信仰等原因，他们大多聚居在一起形成城市中小的聚落，在北京的新疆维吾尔聚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这些小的聚落和其可能对城市造成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是首先需要在此报告中给与澄清的：
这些人为什么不在家待着，而要到城市来？
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即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已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走在街上，你不会去考虑他是否是外地人，或者他为什么要来城市。每个人来到城市都有他自己的理由。况且，当来到城市的理由是为了生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反思我们提出的问题可能会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他们有的会从事犯罪活动？
以在北京的新疆聚落为例，从媒体报道来看，确实有盗窃、吸毒甚至贩卖毒品的案例发生。[③]对于违法犯罪活动，任何公民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少数人的犯罪事实并不能说明所有人的情况，而且也不能因为个别案例案例而对整个聚落和民族以污名化。更何况，很多从事盗窃、贩卖毒品的青少年都是被拐骗或胁迫而来到城市的。而且现代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也进一步证明：犯罪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变迁、社会发展断裂以及人们生活的变迁是有着极大关系的，并非某个人天生就有犯罪的基因。[④]
为什么要关注他们的权利？为什么要给与他们保障？
《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⑤]第六条一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第十一条一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著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并承认为此而实行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第十三条一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们同意，教育应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份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和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公约》[⑥]第二条一指出：缔约国谴责种族歧视并承诺立即以一切适当方法实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与促进所有种族间的谅解的政策，又为此目的：（子）缔约国承诺不对人、人群或机关实施种族歧视行为或习例，并确保所有全国性及地方性的公共当局及公共机关均遵守此项义务行事；（丑）缔约国承诺对任何人或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视不予提倡、维护或赞助；（寅）缔约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对政府及全国性与地方性的政策加以检查，并对任何法律规章足以造成或持续不论存在于何地的种族歧视者，予以修正、废止或宣告无效；（卯）缔约国应以一切适当方法，包括依情况需要制定法律，禁止并终止任何人、任何团体或任何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视；（辰）缔约国承诺于适当情形下鼓励种族混合主义的多种族组织与运动，以及其他消除种族璧垒的方法，并劝阻有加深种族分野趋向的任何事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保护人民健康。
若从处境来看，现在在北京的很多维族群众是有着语言障碍、租不到房子居住、就业受冷遇、社群健康受到极大威胁的一个群体。如果缺乏必要的权利救济和保障措施，或许他们将进一步陷入由生存、违法、健康受损以及被排斥等因素合理营造的怪圈中。这既不利于不同民族间友好的交往，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一、北京流动维吾尔人群的基本情况
在整个维吾尔族人口中，城镇人口有163.31万人，占总人口的19.44％；乡村人口676.63万人，占总人口的80.56%。[⑦]加之很多地方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造成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增加，同时贫困现象日益严重。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维吾尔群众来到北京、上海及其他内地城市。维吾尔人到内地刚开始主要经营餐饮业，之后内地很多省市相继出现了不少维吾尔商人人经营的餐厅，羊肉串摊位，在内地很多省市经营水果，布料，毛皮，棉花生意的维吾尔商人也不少。现如今内地经商，开办自己的企业（主要经营餐饮，新疆土特产，毛皮，国际国内贸易等等）的维吾尔人越来越多。据了解光是在北京维吾尔人经营的餐厅不少于50多家。[⑧]另外，还有部分人从事盗窃、零星贩毒等违法活动。
由于文化、语言、信仰等因素，维吾尔人在北京主要是同一民族的群众聚居在一起。早期主要居住在魏公村一带，后来由于一系列重大事件（比如奥运会在北京的举办），维吾尔人在政府干预之下先后聚居于甘家口、西客站、大兴等地，居住也呈现出日益分散的特点。
总的来说，在京的维吾尔人有以下特点存在：
（一）文化适应的问题
1.从维族聚居区来到汉族聚居区，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导致交流中的隔阂和心理压力；[⑨]
2.在汉族社区，与伊斯兰教信仰密切关联的生活习俗的进行有很大的障碍。特别是当礼拜与工作时间相冲突以及场所无法得到保证的时候更是如此
3.维族人与汉人间缺乏沟通、交流并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解和歧视。维吾尔族与汉族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哪怕是在饭馆里，也很少能够看到汉族人的身影。在和一些出租车司机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一些当地人对于维吾尔族的看法，很多人不喜欢甚至厌恶维吾尔族，将他们与小偷划上等号，认为他们野蛮、不讲道理。而所有这些做出这些评论的人，没有一个真正与哪怕一个维吾尔族人交流过；而在另一方面，维吾尔族人对于主流社会这种看法也相当的不满意，尤其是汉人对他们普遍存在歧视。
（二）受教育水平低
受教育程度低是维吾尔人群的普遍共性。这一特点影响制约着这类人群的生活状态。我们了解到社群中没上过学的大有人在，大部分人小学未毕业，仅有一小部分人员只完成了小学学业、极个别的人有大中专学历。很多人不会说汉语、听不懂汉语，大部分人甚至连维吾尔语也不会写、更是看不懂维文。
（三）居住条件差
目前京区处于社会较为边缘的维吾尔人口数量已经明显减少。他们零星聚集在京周边区域，每一小点聚集人数不一，有二三十人聚集的、有六七十人聚集的。选择这些较偏的地方，一是因为房租相对市中便宜，二是就目前新疆人租房困难，在这些偏远城郊地区，他们租房困难的情况稍有缓解。筒子楼、平房，居住房租大都破旧、室内空间较小。他们本身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加上租房困难，更多的人都是相近的几个朋友、或者一家亲戚好几个人，居住在同一个房间里。
（四）人员流动性大
2008年奥运前，北京加大了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酒店、旅馆限制“新疆人”入住，以前给租房的房东们拒绝再继续为这些维吾尔人租房；加上警方对吸毒人员及贩卖毒品人员的严厉抓捕；等这些原因，在城市较繁华区域很难见到这些成片的维吾尔人。他们大多流向内地其他大城市谋生，剩余的这些人逐渐远离市中，搬到郊区等偏远区域。
（五）健康状况堪忧
很多维族流动人口没有正当工作、没有固定经济来源。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毒品使用人员，以贩养吸成为他们直接获得自己所需毒品的来源和生活经济来源；另一部分人，自己不吸毒，但因为家属中有成瘾者，不得不靠贩卖毒品，获得毒资及金钱，来养家活口，这类人中女性居多，也有部分未成年儿童。毒品使用给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地威胁。在维族社群中，艾滋病传染率较高。艾滋病、结核、肝炎，成为这一人群人常见的病情。
（六）儿童和青少年成长问题突出
前几年，内地出现很多新疆维吾尔未成年青少年、儿童等，在街道扒窃、成为职业小偷。而且这些儿童和青少年很多都是被诱骗到北京等城市，然后被强迫从事盗窃等违法活动。现如今，这些当年的孩子已经成人，大都20岁左右。他们成为一批年轻的吸毒、贩毒人员，偶尔仍在进行偷窃。
二、在居住问题上的困境
绝大多数维吾尔人因为民族语言、文化及宗教信仰等诸方面与汉人间的差异使他们不能很好地和汉人形成有效沟通。同时，社会舆论的偏见和歧视往往会加深租房人对维吾尔人的刻板影响和歧视；再加之城中村的大规模拆迁和改造运动不断发生，使得大部分流动维族居民无房可租住，或者说即是有房子可租他们也很难租到。与此同时，很多旅店宾馆拒绝向维吾尔人提供旅店服务，居住的问题同样影响住店的维吾尔人。因此，居住地问题已然成为2009年维吾尔社群民众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
（一）居住条件恶劣及其对社会治安和社群健康的影响
据美国学者Kalk的研究显示：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进步时代”，政府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廉租房，但即使这样，也未能很好的解决因住房不稳定而产生的治安和公共卫生问题。廉租房屋内恶劣的居住和卫生条件，加之过分拥挤，使之成为治安、犯罪等社会问题的集中区域。而贫民窟的恶劣条件则是疾病流行的温床。例如，1899年纽约某一个街区居住了3 688人，其中241人患有肺结核，平均每1 000人中有超过1 /4的人死于肺结核。疾病的流行自然不会局限于贫困社区，必将威胁到整个城市。上流社会在将疾病流行归咎于居住在廉租社区的贫民的同时，也不得不关注城市贫穷群体的住房问题。[⑩]
以此为鉴，对于流动的维吾尔人，一味的高压和通过政府行为的排斥[11]可能对于社会治安稳定以及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只会适得其反。
（二）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1：很难租到房子
维吾尔人由于文化上与汉人社群的巨大差异，导致他们很难融入到汉人社群中，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很多会以小聚居的形式居住在一起。
然而，由于很多原因的存在，他们很难租到房子。据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维族项目官员提供的走访记录显示，至少有以下原因影响到维族人租住住房时候的境况：
文化差异的原因：有社群人士表示，他们不是不想把房子租给维吾尔人，是怕有些人爱热闹，晚上打扰他们休息，还有由于语言的障碍，很难交流，生活习惯不一样。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借口。因为就现在维族人居住较为集中的大兴区的社区来看，大多是城郊的低矮平房区，很少有汉人、房东在此居住。居住的除了维族人外基本都是租住的外地人。
刻板印象：由于部分维吾尔人有过违法乱纪的事实，部分维吾尔人是警察的执法对象，警察时常来监督社区的治安情况，也经常询问部分维吾尔人的身份情况。于是给社群群众造成了“维族人都是坏人”的刻板印象。
——结合前边的论述，维族社群里边确实有一部分人有过违法犯罪的记录，但是这不能代表所有人都是“坏人”。
政府（公安部门）“打招呼”：由于“七五事件”等事件的爆发，使得各地公安机关把维族人视为维稳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也正因为此，很多地方层面的公安机关直接对维族人进入本地、本社区持“不欢迎”的态度。于是，他们会找到房东，交代不能把房子租给维族人。从爱知行研究所维族项目官员的访谈记录来看，有很多房东都被当地公安“交代”过，所以他们也不敢轻易把房子租给维族人。
——以维稳为理由，通过政府行为直接对维族群众进行排斥和拒绝本身即是对法律规定的违反。交易自愿是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政府对公民间正常的合同关系进行非法干预不仅超越职权，而且还烙上了严重的民族歧视的烙印。
据爱知行研究所维族项目官员的调查显示，大兴区流动维吾尔人现在有100多人，60%以上的人没有租到房子。因为没有固定住所，其中有些住在了网吧、桑拿、宾馆等高消费场所。
（三）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2：在北京无法入住旅店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在北京市海淀区、石景山区、丰台区、宣武区２０家宾馆及招待所进行了调查。在这些宾馆中，只有８家宾馆表示可以接纳新疆维吾尔人入住，也就是说，不允许的比例达到了６０％。而且，在这些说可以入住的宾馆中，只有某五星级大酒店的服务员不带丝毫犹豫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其他的都做了认真的考虑。另外一个重要信息是很多说可以入住的宾馆都要求新疆维吾尔族友人做好被查的准备。拒绝的主要原因也大多是因为有“上级的指示”。
京城宾馆/旅店对维吾尔族人群入住态度调查表
（四）在居住领域的歧视和排斥问题的法律分析
2002年11月27日国家民委、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旅游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出的《关于纠正极少数宾馆饭店旅店拒绝少数民族人员入住行为的通知》中指出：“内地极少数城市的宾馆、饭店、旅店拒绝新疆籍人员，尤其是新疆少数民族人员入住。这种做法违反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损害了民族团结，侵害了少数民族的正当权益，引起部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同时指出：“请你们[12]接此通知后，对本地区各宾馆、饭店、旅店负责人和员工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及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同时采取有力措施，坚持纠正极少数宾馆、饭店、旅店拒绝少数民族人员或某地居民入住的行为。只要入住的人员具备有效身份证件，遵守有关规章制度，都要一视同仁，给予热情接待，并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尽可能提供生活方便，不能因其民族成份、居住地区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在近期维护藏区稳定和加强反恐怖工作中，有少数单位在工作中发生违反民族政策的行为，有的机场在安检保卫工作中以民族作为划分对象，有的出租车、宾馆、商店等出现拒载、拒住、拒卖等侵害少数民族群众正当权益的现象，这些做法伤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引起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满。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地区和单位，但是如果任其发展，将严重损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坚决予以纠正，杜绝类似事情的发生。”同时指出：“各类宾馆、商店、餐饮等单位不得拒绝少数民族群众入住、购物、饮食；各类交通工具经营者不得拒载少数民族群众。”
从以上规定都可以看出，租房者和旅店拒绝维族群众入住本质上都是违背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也是对国家法律的违背。
三、边缘化与维吾尔流动人群的健康危机
在北京的维族社群中，很多人员都没有正当工作、没有固定经济来源。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毒品使用人员，以贩养吸成为他们直接获得自己所需毒品的来源和生活经济来源。毒品使用给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地威胁。在维族社群中，艾滋病传染率较高。艾滋病、结核、肝炎，成为这一人群人常见的病情。同时，由于居住条件恶劣，流感等传染性疾病也会在社群中时有爆发。
（一）艾滋病的威胁
1.社群中的艾滋病流行状况：流动维族成瘾者中艾滋病感染者人群，由于被感染时间长、流动性强、居住不稳定、生活极度贫困等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艾滋病感染者处于发病期，但是由于地域限制，“四免一关怀”等政策难以惠及这一部分人群。部分艾滋病感染者由于缺乏有效的医疗支持，时有病死于街头的个例发生。
2.认知水平较低：很多人知道艾滋病在威胁的他们的生命，也知道目前为止没有可以治愈艾滋病的药物，但是对于传播途径、预防措施、抗病毒治疗等方面的知识很不清楚。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美沙酮替代治疗，也知道针具交换，但并不了解相关知识。谈及这些方面，他们会说，社群有人服用美沙酮突然死亡、甚至有人已经发疯，所以社区很多IDU人员不敢尝试服用此药。
3.政策因素及其对治疗可及性的影响：艾滋、结核等病人，获得抗病毒药物及治疗受限。相关政策规定，使这些病人无法在京获得药物，必须在原籍卫生部门获得相应的药物。而这些病人中的大多数，同时又为毒品使用人员，也是靠毒品交易为生，缺乏对疾病的正确认识和相关政策的了解，本身经济状况较差，生病无法及时接受治疗，获得抗病毒药物更是受地域和户籍限制。
4.减低危害措施很难惠及维族人群：一方面，很多社群人员因为没有固定住址，而无法办理暂住证，进而无法获得美沙酮维持治疗；另一方面，由于目标群体宗教和文化敏感性，对于艾滋病、性病、以及安全套等相关方面的内容比较排斥。提供给目标群体的安全套是一种被动接受方式发放的。
5.艾滋病与其他传染性疾病并发现象普遍：在维族社群中，因为艾滋病与结核双重感染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病死于街头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不能得到及时的抗病毒治疗，其他很多疾病与艾滋病同时并发的现象在社群中也很普遍。
（二）其他疾病的威胁
1. 其他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住房困难和居住环境的恶劣加剧了流感、呼吸道等传染性疾病在维族流动人员以及居住在社区、网吧、桑拿房等公共场所的人中的传播。根据爱知行研究所维族项目官员对社群走访调查发现：在冬天大部分社群人士都未能避免严冬流感问题，还有相当数量艾滋感染者及病人、结核病人、年纪较大切体弱多病的人士以及10多个儿童都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几乎所有的社群人士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流感等疾病。
2. 因社群文化差异、宗教思想影响等原因，在预防艾滋、性病的方面安全套的推广始终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大多数人没有普遍使用安全套的习惯，对其也没有科学的认识。这直接导致维族社群中青年男女易患性病等疾病。
（三）民族政策中对少数民族医疗的规定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13]第二十一条规定：“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市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建立民族医院、民族医药学研究机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科学”。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各类医院对少数民族患者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依照各自职责对生产经营者和服务提供者执行民族平等政策的情况进行检查。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要坚决予以纠正，依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群面临的其他人权和法律问题
（一）语言障碍
l 中国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六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民事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并根据需要和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和教学研究。
l 事实状况
-在接受治疗的时候：社群人员在京卫生部门、疾控等地，进行检测咨询或者抗病毒药、美沙酮转接等问题时，都会遇见语言障碍。由于语言障碍，使得很多人很多后续问题无法跟进。比如：社群较集中的几个美沙酮门诊，社群人士即是解决户籍限制问题可以进行转介，但却因语言交流困难，无法跟进后续问题、以及平日的活动、知识的获得等等，出现服务中断等问题。
-在儿童受教育的情况下：在维吾尔居民居住较多的社区没有相应的维吾尔语言学校。面临使用全汉语学习的障碍。
（二）办理护照、暂住证等证照时候的不便状况
l 中国的法律规定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在履行发放许可证书、开展执法检查、实施行政处罚、采取强制措施等职责中，尤其是在车站、机场、码头、出入境等安全检查中，不得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不得有影响民族关系的言行，一经发现违法情况，要立即纠正，严肃查处。
l 事实状况
几乎所有该社区人士都没有办法办理暂住证，有些人遭到拒绝的原因：新疆人不予办理暂住证。并且还有一部分在京从事汽车、商品交易的生意人因没有暂住证，生意相关手续及证件都受到限制，遇到严重困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租赁房屋治安管理 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如果没有暂住证，流动人口将不能租房，不能报考。甚至有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暂扣身份证。[14]同时，在七五事件后，很多新疆籍公民在办理护照、办理工商执照等方面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三）宗教礼拜
l 法律规定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少数民族保持或者改革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第二十六条规定：少数民族职工参加本民族重大节日活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放假，并照发工资。
l 实施状况
据社群人士介绍：在劳教所、强制戒毒所等地方，应该考虑穆斯林饮食的照顾政策。具体来看，清真食品供应的标准不应只是有无猪肉，而应该建立专门的穆斯林餐饮场所。在关押期间的监管场所，应尊重少数民族的礼拜仪式，提供礼拜基本条件。
（四）就业
l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第二十八条规定：各民族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依法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给予适当照顾。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生产经营者和服务提供者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有关保障民族平等的规定，在招收员工时，不得歧视少数民族群众
l 事实状况
-绝大多数的维吾尔群众在城市中找工作的时候都会被拒绝；
-很多从事个体工商的流动人口会被所在区域的城管或者公安等要求“不允许在该区域买东西”“到别的区去卖”等等。
（五）儿童受教育问题
l 中国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第十八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置接收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少年的学校（班）。
l 事实状况
在北京郊区某维族人聚居地社区，大约有10多个幼龄儿童，其中也有部分儿童达到入学年龄。但因为入学条件高、家长无法承担高额的费用，以及部分儿童因为“新疆人”的身份无法正常获得入学接受教育的权利。
（六）“重大活动”前经常被排斥的事实
1.在08北京奥运之前，很多维吾尔人会被“便衣”监控；
2.在重大活动之前如果维吾尔人乘坐飞机，对其的安检会比其他民族群众要复杂；
3.在“重大活动”之前，社会工作志愿者到社群做工作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
4.一些开展针对维吾尔人健康的社会组织的工作场所在“重大活动”之前经常有政府工作人员到工作场所了解情况；
5.据社群人员介绍，世博会即将到来，很多上海的维族群众被要求离开上海。
五、政策建议
（一）消除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政治恐惧
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歧视无益于民族和谐和社会稳定。然而，我们也清晰地发现，很多污名化和歧视除了根源于不良社会舆论外，更根源于公职部门对维吾尔群众在很多场合的过于“特殊化对待”，比如上文提到的：间接性的禁止居留、排斥就业以及“重大活动”前的排斥行动。因此，污名化的消除必须从公职部门开始，从公职部门开始树立民族平等的工作作风和社会风气。在此基础上消除针对维吾尔群众的政治恐惧，重新认识到社会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维吾尔群众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是社会多元和谐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扶持少数民族民间组织的发展。为少数民族群众在本民族社群中开展工作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
（二）切实保障维吾尔群众的平等权利
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异同，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中国各民族公民广泛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平等权利。诸如：各民族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宗教信仰，都同样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民族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各民族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各民族公民都有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劳动、休息和丧失劳动能力时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等等。[15]
在维吾尔群众被严重边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要保障实质平等能够惠及每一个维吾尔同胞，就需要在政策和制度上能够保障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切实地落实国家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方针政策。为此，须对国家各级处理民族事务的机关进行必要的工作评估并建立相关机制保证各级机关能够更为积极地落实国家的民族政策。
（三）促进媒体改造
为了有效促进媒体的客观公正报道，通过媒体消除社会舆论中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歧视，必须自上而下的实现媒体在此领域的改造。台湾人权促进会在谈到媒体改造问题时指出：新闻报导应该秉持客观、中立、专业的原则：不报导未经证实的消息。不使用具歧视性或情绪性的字眼。新闻报导不应商业化、广告化；不应沦为政治人物或政党的代言工具。[16]
为了在有关维吾尔人的报道中实现这些目标，应该加强独立的媒体观察和媒体评估工作；政府应该支持学界对媒体的观察研究，提出消除媒体歧视的对策；在民族院校建立少数民族群体新闻研究的项目。编写媒体培训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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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流动人口健康教育项目简介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自2006年以来，在全球基金第四轮北京地区、全球基金第六轮昆明地区、米索尔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长期在内地开展维吾尔流动人口社群中开展健康教育项目工作。
该目旨在帮助中国各个城市生活的维吾尔流动人口，获得关于健康的教育，包括艾滋病及防治基本知识、毒品预防教育、减低伤害、肝炎防治、结核病防治等；帮助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特别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得免费的医疗和检测服务、吸毒者获得政府提供的美沙酮维持治疗等；帮助维吾尔人更好的溶入随在城市和社区，推动其他民族的中国人更好的认识维吾尔人的生活和健康危机等。
内地维吾尔流动人口健康教育项目2009年以来，针对内地维尔族社群，采用同伴教育方式，通过社会学、预防医学、法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多学科结合的角度开展健康教育、法律援助、艾滋病转介与检测、美沙酮社区转介、基本人权建设与推动、心理支持与辅导、感染者关怀与救治等综合服务。
附二： 新闻稿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获《南风窗》杂志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年度组织奖
颁奖辞：该项目旨在帮助在京维吾尔流动人口获得健康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要达成这些目标，必须确保流动维吾尔人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和社区，推动其他民族的人认识他们的生存和健康状况。摆在该项目面前的，是更为现实和扭结的族群矛盾，需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妥善解决。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和谐族群的一盏微光
作者：章剑锋 来源：南风窗
12月7日的一次外展工作，25岁的维族小伙艾克被弄得有点狼狈，从中不难看出，“底层关怀”理念要被付诸实践，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试图抚平族群问题的时候。
愤怒的房子
在大兴一个维、汉民聚居区，艾克试图说服一些汉民房主将房子租给维民居住，屡屡吃了闭门羹。
“我们又不是狼！你不用赶我，我不到你房子里去，”40来岁的维族女士美丽开难掩激动，声音颤抖着，“房子是你的，不是我们的。我要是干了坏事，你可以把我赶出去……你给，我们就住，不给，我们就不住。又不是小工，又不是狼，你叫我们走走走，啥意思啊？”
艾克带她去看了一所比较整洁的单间屋子，房主儿子本来在电话里一口答应可以出租给新疆人，但房主本人态度决绝，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咣”一声将门锁上，闪身躲避。
这个聚居区里，聚集了100多名新疆人。在今年10月之前，他们全部租不到房子，天一擦黑，就钻入网吧、浴池等公共场所呆上一晚。两个月前，艾克他们进入这里，帮忙找房子，一家一家敲门进去和房主沟通。就这样，好不容易解决了30多人的居住问题。艾克算了一下，30多人一帮一，就可以安置下60多人。
12月7日中午，一位房东找到艾克，投诉刚搬进去一周的维族房客。艾克这才知道，自己介绍进去的原房客未经允许私下将房子转租易手，现在里面住着一个腿脚有问题的年轻维吾尔人，语言不通。住进去之后，又招来三四个维族男子同宿。一群人不讲卫生，并且深更半夜在院里劈柴，把房东吓坏了，一边诉说一边落泪。
艾克勃然大怒，把几个蓬头垢面的维族男子全部轰了出来，一边提出增加租金，另找一对维族夫妇接替，一边赔不是宽慰房东，“嫂子，你别哭，有问题了，不值得为他们掉眼泪。我们穆斯林讲究干净整洁、真善美，我们也痛恨这样的人。”
艾克不是房屋中介，而是在京维吾尔人项目的工作人员。这个项目，由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设立，负责人是防治艾滋病社会活动人士万延海。项目旨在帮助维吾尔流动人口获得健康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两项主要的目标，是要使艾滋病感染者获得免费医疗、检测服务，并帮助吸毒者得到政府提供的美沙酮维持治疗。
要达成这些目标，必须确保流动维吾尔人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和社区，推动其他民族的人认识他们的生存和健康状况。这类工作有其艰巨性。在大兴那个庞大的城乡结合部，维、汉民关系一目了然。这些流离失所的维民，如能安顿下来，维吾尔人项目将能对他们进行相应教育和干预，比如美沙酮和一些免费检测，根据当局的规定，只有固定居所并办理了暂住证的人才可得到。这些事务，就都落在了艾克等人身上。
“有时候一天见30个房东，谈成的只有一两个。”艾克说。更不顺利的时候，见了70个房东，一个也不成，连交谈机会都没有，就被轰了出来。还要表现得彬彬有礼，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外人对维吾尔人的负面印象。
“这两个月搞得太累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艾克，把找到房子看作是一项挑战，“每次能帮助一个人住进房子，成就感是非常大的。”
底层的维族人，过着近似游牧一样的城市生活。早前，北京曾出现过魏公村、甘家口等维吾尔族聚居地，两地先后被驱散了，他们就向更为僻远的大兴集中。这些人当中，有摆小摊儿的、有开小餐馆的、也有做新疆土特产贩卖生意的。美丽开原来就在甘家口开餐厅，现在变得不再富有，一身疾病，连个居所都不稳定。“北京的人，就是不理解我们……”
在大兴聚居区的维民中，有五六位艾滋病感染者。早些时候，一位感染者去世，直接影响到那一地点的其他维吾尔人。房东陆续解除了租房合同，这种恐慌最终演变成各种误解，将新疆人推向更为边缘化的境地。有些严重的病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回到新疆去。
项目办为此发出严厉警告，“在京维吾尔人所面临的健康、公共卫生等问题已经非常严峻，限制和排斥该群体的最基本生存和居住权利，是不应该的。”
突发事态
2006年，有人建议万延海到北京西站地区的维吾尔人聚居区看一看。当时他了解到，那些地点注射用针头遍地，连小孩儿都在玩针头。随后，他们向全球基金和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申请资助，设立了维吾尔人项目。这两个组织，都有针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健康干预专项资助。
“也挺害怕的，因为完全陌生，不了解，”万延海说，“能躲的也想躲。我们的更多精力，是做能做的、熟悉的和安全的事情。”
维族项目已经在北京和昆明两地开展工作，他们从中央民族大学等一些高校招募维族学生担当志愿者，并将这些人派往各个维族流动人口聚集场所，通过联谊、咨询和培训等外展工作，向维吾尔群体提供健康教育和医疗转介服务（免费检测、清洁注射器交换、美沙酮治疗等），也通过与官方进行沟通和交涉，帮助他们取得某些基本的公民待遇。就项目本身来说，他们也会对维吾尔人进行一些物质帮扶，比如给予贫困者基本生活资助、协助无力承担丧葬费用的感染者家属处理善后事宜等。
维吾尔项目原来有7个专职工作人员，都是高校毕业生，每月拿着1000多元生活补助，不长时间就陆续离开了。现在的3个维族青年，像艾克这样，有的已经坚持了两年多。如果不遇到重大变故，工作进展还算顺利，但遇到一些重大节庆或事件，很多工作会陷于停顿。
“我们的能力太有限了，”艾孜提说，“社群里有各方面的需求。”
艾孜提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学生，早些时候，爱知行与一些高校社团建立过合作关系，也资助过中央民大的一些学生赴新疆支教。毕业了，她就向爱知行求取了这个职位，担任项目专职人员。但像找房子那样一波三折的工作，并非女孩子能够胜任，于是就都交给艾克一个人天天去跑。
维吾尔流动人口的不固定和周围环境的变动，给项目工作带来了难度。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社群志愿者，可能由于一些意外情况而从此失去联络，此时，社群联系就会出现断档，需要重新培养。他们所关怀的，始终是不断切换着的陌生面孔。
“我们不能保证永远做下去。对于政府来说，我们做的也许是多余的工作，本来这就是他们管的事情，”艾孜提的同事、南京大学毕业的女孩热依莱说，“如果政府尽职尽责，我们就没必要去做了。”
发生在新疆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加剧了维吾尔人的民族污名化和社会歧视处境。如果没有专门针对维族流动人口的第三方帮扶力量出现，这些维吾尔流动人口，只怕真会成为美丽开所说的那样，是“睁着眼睛的瞎子”。相应地，对艾克们的到来，他们寄予了过于沉重的期望，有些事情，完全是艾克等人力所不能及的。
这个地点据称已经写入政府的规划，最迟在明年春天就会夷为平地，居民们需要迁离，而那些没有房子的维吾尔人，又要走上一条未知之路。在此之前，这个始终被排斥在主流视线之外的社会，将一直保持着它的本来面貌。
12月7日午后，聚居区内冒出一个四处找白粉的汉民男子。这个瘸着一条腿、口齿不清的男人，在扫完一条街后，一无所获。接着进到一家维民开的小卖部里。当时艾克正和店主夫妇交谈。听说要找白粉，店主和艾克同时厉声警告此人离开。“赶快出去，别影响人家做生意，”艾克说完，转而向本刊记者叹气，“这又要引起误解了。”
傍晚时分，聚居区里还发生了一起维、汉居民之间的暴力冲突。一群汉民举着棍棒和长长的大砍刀，把手里端着一把菜刀的一个维族男子逼进胡同里。人越聚越多，对峙一阵后，又各自散开了。这功夫，艾克大声喝斥了一些维吾尔人，一位妇女和他申辩了几句，艾克挥挥手，示意她赶紧离开。
这件事情让一直小心翼翼处理社群事务的艾克感到忧虑。冲突可能激化矛盾，加深误解，使他们的帮扶工作前功尽弃，维吾尔人将更难从汉人那儿租到房子住。但他又不无侥幸，觉得事情发生时正好天色已晚，事态也没有扩大到整个聚居区。
天黑了，奔忙了一天，艾克准备返回市里。那个被围攻的维族男子找来，向艾克说明刚才的冲突原委。他的脖颈处有两条被砍开的伤口，正在渗血，皮衣的左肩处，也被砍出两条长长的刀痕。艾克要求他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去诊所包扎伤口，什么都别想。他答应明天过来再协调此事。一路上，他为两个月以来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平静局面被打破而遗憾。
摆在维吾尔项目面前的，是更为现实和纠结的族群矛盾，他们需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妥善求解这个难题，绕不开，也回避不了。这决定了项目本身——一盏点了3年的微光，能否变得更明亮一些。
附三： 给北京市公安局长的信：关于新疆籍维吾尔人在京居留、社会建设和卫生保健问题
马振川局长、先生：
我叫万延海，北京市民，在民间组织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
今天下午，2009年1月11日，在志愿者的陪同下，我访问了北京大兴一个新疆维吾尔人聚集区，探访1名感染艾滋病病毒和发病的妇女。我们到达她家里的时候，她骨瘦如柴，非常痛苦地躺在床上，并询问我们如何可以戒毒和治疗艾滋病。我们答应第二天带她去医院看病。
不幸的是，今天晚上，传来消息，这个妇女已经去世。我对我们没有及时帮助这个妇女感到内疚。这是我们一周之内听到的第二个死去的新疆维吾尔族妇女。
我不仅为这个妇女感到难过，也为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很好对待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民感到不解。这个妇女死在并不缺医少药的北京城里，死亡的时候却并无医学照顾，我国政府提供给贫困艾滋病感染者的免费医疗政策并不覆盖这些流浪在我国各大城市边缘里的维吾尔族人民，而她们多半并不了解这个政策，也无法获得这项政策的照顾。
今天下午，就在我们访问这个地区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我们已经听说很多次的消息：公安部门召集该聚集地的出租房屋的居民，要求他们不得出租房屋给新疆人。
在过去的10年中，在北京这个城市，我们目睹了新疆人聚集点从当年的魏公村迁移到甘家口、西客站、万泉寺和现在的各个小聚集点。
我注意到，城市街头的新疆维吾尔人聚集区存在很多治安问题，非常头疼。但是，我坚持认为，处理新疆人聚集区里的治安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和政治问题，北京市政府包括公安部门首先需要尊重维吾尔人民的迁徙和居留的权利，而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随意驱赶，不能随意抓捕。相反，我建议，北京市政府部门可以投入专项经费，帮助处于城市边缘环境中的少数族裔发展，帮助他们获得暂住证，开展社会就业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让儿童全部在北京市入学而不是现在的几乎全部失学，解释我国政府帮助艾滋病人的免费治疗政策，提供降低毒品伤害的卫生服务，让维吾尔人民融入到首都这个城市里，感受到国家对人权和人民健康的关爱和责任。
我注意到我们这个城市对维吾尔人存在下列歧视，一些歧视明显来自北京市公安部门的执法行动：
1、旅店业普遍不接受新疆人（特别是维吾尔人）住店，有旅店2008年10月与我机构签署会议用旅店协议时明确说明指令来自公安部门，
2、私人房屋不出租给新疆人，
3、公安部门不给办理暂住证，
4、公安部门在打击毒品的名义，对维吾尔人聚集区的人民随意抓捕和驱赶，而不是依据法律和证据，
5、维吾尔人被渲染为首都政治稳定的威胁，虽然我们持续地关注到这个群体的不幸和遭受的伤害，包括在过去一周内死去的2个妇女艾滋病人，
6、儿童无法入学，
7、居无定所，生活条件非常简陋，
8、缺乏基本的卫生教育和卫生服务，对我国政府艾滋病关怀政策不了解，
9、无法获得我国政府提供给艾滋病人的免费治疗和关怀服务，
10、无法获得我国政府提供给吸毒者的美沙酮替代治疗服务，
11、缺乏安全的环境，不能持续和全面地获得清洁的针具，
12、缺乏政府政策和经济支持，志愿者和社会组织需要冒着极大风险，包括被警察抓捕和感染疾病。
鉴于上述情况，我强烈建议北京市政府特别是北京市公安局：
1、停止任何针对维吾尔人的不友好行动，帮助维尔人民在北京城里安局乐业，
2、出台政策和划拨资金，帮助维吾尔人社区发展，包括发展教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就业机会、发展医疗服务等，
3、紧急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在维吾尔人民中开展全面的健康教育，提供健康服务，
4、紧急划拨医疗救助经费，紧急安排医疗机构专门负责艾滋病感染者治疗和关怀，
5、对维吾尔人中的吸毒者，提供戒毒服务和降低伤害的服务，
6、动员学校接纳维吾尔族儿童入学，
7、对相关问题，开展社会调查和政策研究，出台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民族团结的政策。
万延海
2009年1月11日
抄送：
北京市政府市长信箱
北京市卫生局
北京市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性病艾滋病协会
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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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
[②] 马岭：《宪法中的人权与公民权》，载《金陵法律评论》2006年秋季卷。
[③] 参见李罡：《去年以来受理涉毒案近千 北京连判四起贩毒大案》，载《北京青年报》2004年06月28日及其他相关报道。
[④] 参见[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由第二十一届联大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入。《公约》于1976年1月3日生效。它是继《世界人权宣言》之后，国际人权宪章体系的第二个文件。《公约》包括序言及五个部分，共31条。它的序言以及关于人民自决权的内容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是相同的。1997年10月27日，中国签署了《公约》。2001年3月27日，中国政府批准了该《公约》。同年6月27日，《公约》对中国正式生效。
[⑥] 中国政府于1981年12月29日交存加入书，1982年1月28日该公约对中国生效。中国对该公约第22条，即关于争端解决方式的规定提出保留
[⑦] 《维吾尔族》http://www.seac.gov.cn/gjmw/ssmzx/2005-08-21/1176019928742725.htm
[⑧] 《应该正确认识维吾尔人到内地打工问题》http://uyghurum-blog.blog.163.com/blog/static/97739892200891324849217/?hasChannelAdminPriv=true
[⑨] 马戎：《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载《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5期。
[⑩] 朱亚鹏：《美国“进步时代”的住房问题及其启示》，载：《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5期。
[11] 根据调查和社群人士讲述，他们之所以租不到房子和没法入住旅店，很多都是因为当地公安已经提前给社区和旅店打过招呼“不能租给维吾尔人”。
[12] 根据此通知精神，“你们”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宗)委(厅、局)、经贸委(商委、行业办)、公安厅(局)、旅游局、工商行政管理局”。
[13] 1993年8月29日国务院批准，1993年9月15日国家民委令第2号发布。
[14]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7447248.html?fr=qrl&cid=204&index=1&fr2=query
[15]《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4/20/content_2854194.htm
[16]《各民間團體對媒體報導要求的人權原則闡述》http://blog.yam.com/citizenwatch/article/5199015
——以北京市的流动维吾尔族为例
鏈接：http://www.chinese.rfi.fr/node/19264
目 录
前 言............................................................ 4
一、北京流动维吾尔人群的基本情况....................................... 7
（一）文化适应的问题........................................................ 7
（二）受教育水平低.......................................................... 8
（三）居住条件差............................................................ 8
（四）人员流动性大.......................................................... 8
（五）健康状况堪忧.......................................................... 8
（六）儿童和青少年成长问题突出............................................... 9
二、在居住问题上的困境............................................... 10
（一）居住条件恶劣及其对社会治安和社群健康的影响............................. 10
（二）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1：很难租到房子..................................... 10
（三）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2：在北京无法入住旅店................................ 11
（四）在居住领域的歧视和排斥问题的法律分析................................... 12
三、边缘化与维吾尔流动人群的健康危机................................... 14
（一）艾滋病的威胁......................................................... 14
（二）其他疾病的威胁....................................................... 15
（三）民族政策中对少数民族医疗的规定......................................... 15
四、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群面临的其他人权和法律问题........................ 16
（一）语言障碍............................................................. 16
（二）办理护照、暂住证等证照时候的不便状况................................... 17
（三）宗教礼拜............................................................. 17
（四）就业................................................................. 18
（五）儿童受教育问题....................................................... 18
（六）“重大活动”前经常被排斥的事实......................................... 19
五、政策建议........................................................ 20
（一）消除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政治恐惧..................................... 20
（二）切实保障维吾尔群众的平等权利.......................................... 20
（三）促进媒体改造......................................................... 21
附一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流动人口健康教育项目简介...................... 22
附二 新闻稿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获《南风窗》杂志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年度组织奖 22
附三 给北京市公安局长的信：关于新疆籍维吾尔人在京居留、社会建设和卫生保健问题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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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①]然而，宪法的规定往往是原则性和宣言性的，在具体规定上远远没有实现宪法应具有的，对人的生存权、自由权、人的尊严和诉权等权利[②]的保障。除宪法而外，中国对于民族问题还有《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的诸多法律文件进行规制。然而法律的良好规定却没有在实际上对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利的制度保障，一系列的民族冲突和民族矛盾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现有民族政策所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随着城乡二元分割和贫富两极分化程度的加剧，很多少数民族地方的发展被边缘化，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存、发展已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很多边疆少数民族群众来到城市。由于文化、语言、信仰等原因，他们大多聚居在一起形成城市中小的聚落，在北京的新疆维吾尔聚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这些小的聚落和其可能对城市造成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是首先需要在此报告中给与澄清的：
这些人为什么不在家待着，而要到城市来？
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即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已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走在街上，你不会去考虑他是否是外地人，或者他为什么要来城市。每个人来到城市都有他自己的理由。况且，当来到城市的理由是为了生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反思我们提出的问题可能会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他们有的会从事犯罪活动？
以在北京的新疆聚落为例，从媒体报道来看，确实有盗窃、吸毒甚至贩卖毒品的案例发生。[③]对于违法犯罪活动，任何公民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少数人的犯罪事实并不能说明所有人的情况，而且也不能因为个别案例案例而对整个聚落和民族以污名化。更何况，很多从事盗窃、贩卖毒品的青少年都是被拐骗或胁迫而来到城市的。而且现代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也进一步证明：犯罪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变迁、社会发展断裂以及人们生活的变迁是有着极大关系的，并非某个人天生就有犯罪的基因。[④]
为什么要关注他们的权利？为什么要给与他们保障？
《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⑤]第六条一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第十一条一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著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并承认为此而实行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第十三条一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们同意，教育应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份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和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公约》[⑥]第二条一指出：缔约国谴责种族歧视并承诺立即以一切适当方法实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与促进所有种族间的谅解的政策，又为此目的：（子）缔约国承诺不对人、人群或机关实施种族歧视行为或习例，并确保所有全国性及地方性的公共当局及公共机关均遵守此项义务行事；（丑）缔约国承诺对任何人或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视不予提倡、维护或赞助；（寅）缔约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对政府及全国性与地方性的政策加以检查，并对任何法律规章足以造成或持续不论存在于何地的种族歧视者，予以修正、废止或宣告无效；（卯）缔约国应以一切适当方法，包括依情况需要制定法律，禁止并终止任何人、任何团体或任何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视；（辰）缔约国承诺于适当情形下鼓励种族混合主义的多种族组织与运动，以及其他消除种族璧垒的方法，并劝阻有加深种族分野趋向的任何事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保护人民健康。
若从处境来看，现在在北京的很多维族群众是有着语言障碍、租不到房子居住、就业受冷遇、社群健康受到极大威胁的一个群体。如果缺乏必要的权利救济和保障措施，或许他们将进一步陷入由生存、违法、健康受损以及被排斥等因素合理营造的怪圈中。这既不利于不同民族间友好的交往，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一、北京流动维吾尔人群的基本情况
在整个维吾尔族人口中，城镇人口有163.31万人，占总人口的19.44％；乡村人口676.63万人，占总人口的80.56%。[⑦]加之很多地方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造成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增加，同时贫困现象日益严重。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维吾尔群众来到北京、上海及其他内地城市。维吾尔人到内地刚开始主要经营餐饮业，之后内地很多省市相继出现了不少维吾尔商人人经营的餐厅，羊肉串摊位，在内地很多省市经营水果，布料，毛皮，棉花生意的维吾尔商人也不少。现如今内地经商，开办自己的企业（主要经营餐饮，新疆土特产，毛皮，国际国内贸易等等）的维吾尔人越来越多。据了解光是在北京维吾尔人经营的餐厅不少于50多家。[⑧]另外，还有部分人从事盗窃、零星贩毒等违法活动。
由于文化、语言、信仰等因素，维吾尔人在北京主要是同一民族的群众聚居在一起。早期主要居住在魏公村一带，后来由于一系列重大事件（比如奥运会在北京的举办），维吾尔人在政府干预之下先后聚居于甘家口、西客站、大兴等地，居住也呈现出日益分散的特点。
总的来说，在京的维吾尔人有以下特点存在：
（一）文化适应的问题
1.从维族聚居区来到汉族聚居区，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导致交流中的隔阂和心理压力；[⑨]
2.在汉族社区，与伊斯兰教信仰密切关联的生活习俗的进行有很大的障碍。特别是当礼拜与工作时间相冲突以及场所无法得到保证的时候更是如此
3.维族人与汉人间缺乏沟通、交流并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解和歧视。维吾尔族与汉族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哪怕是在饭馆里，也很少能够看到汉族人的身影。在和一些出租车司机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一些当地人对于维吾尔族的看法，很多人不喜欢甚至厌恶维吾尔族，将他们与小偷划上等号，认为他们野蛮、不讲道理。而所有这些做出这些评论的人，没有一个真正与哪怕一个维吾尔族人交流过；而在另一方面，维吾尔族人对于主流社会这种看法也相当的不满意，尤其是汉人对他们普遍存在歧视。
（二）受教育水平低
受教育程度低是维吾尔人群的普遍共性。这一特点影响制约着这类人群的生活状态。我们了解到社群中没上过学的大有人在，大部分人小学未毕业，仅有一小部分人员只完成了小学学业、极个别的人有大中专学历。很多人不会说汉语、听不懂汉语，大部分人甚至连维吾尔语也不会写、更是看不懂维文。
（三）居住条件差
目前京区处于社会较为边缘的维吾尔人口数量已经明显减少。他们零星聚集在京周边区域，每一小点聚集人数不一，有二三十人聚集的、有六七十人聚集的。选择这些较偏的地方，一是因为房租相对市中便宜，二是就目前新疆人租房困难，在这些偏远城郊地区，他们租房困难的情况稍有缓解。筒子楼、平房，居住房租大都破旧、室内空间较小。他们本身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加上租房困难，更多的人都是相近的几个朋友、或者一家亲戚好几个人，居住在同一个房间里。
（四）人员流动性大
2008年奥运前，北京加大了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酒店、旅馆限制“新疆人”入住，以前给租房的房东们拒绝再继续为这些维吾尔人租房；加上警方对吸毒人员及贩卖毒品人员的严厉抓捕；等这些原因，在城市较繁华区域很难见到这些成片的维吾尔人。他们大多流向内地其他大城市谋生，剩余的这些人逐渐远离市中，搬到郊区等偏远区域。
（五）健康状况堪忧
很多维族流动人口没有正当工作、没有固定经济来源。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毒品使用人员，以贩养吸成为他们直接获得自己所需毒品的来源和生活经济来源；另一部分人，自己不吸毒，但因为家属中有成瘾者，不得不靠贩卖毒品，获得毒资及金钱，来养家活口，这类人中女性居多，也有部分未成年儿童。毒品使用给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地威胁。在维族社群中，艾滋病传染率较高。艾滋病、结核、肝炎，成为这一人群人常见的病情。
（六）儿童和青少年成长问题突出
前几年，内地出现很多新疆维吾尔未成年青少年、儿童等，在街道扒窃、成为职业小偷。而且这些儿童和青少年很多都是被诱骗到北京等城市，然后被强迫从事盗窃等违法活动。现如今，这些当年的孩子已经成人，大都20岁左右。他们成为一批年轻的吸毒、贩毒人员，偶尔仍在进行偷窃。
二、在居住问题上的困境
绝大多数维吾尔人因为民族语言、文化及宗教信仰等诸方面与汉人间的差异使他们不能很好地和汉人形成有效沟通。同时，社会舆论的偏见和歧视往往会加深租房人对维吾尔人的刻板影响和歧视；再加之城中村的大规模拆迁和改造运动不断发生，使得大部分流动维族居民无房可租住，或者说即是有房子可租他们也很难租到。与此同时，很多旅店宾馆拒绝向维吾尔人提供旅店服务，居住的问题同样影响住店的维吾尔人。因此，居住地问题已然成为2009年维吾尔社群民众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
（一）居住条件恶劣及其对社会治安和社群健康的影响
据美国学者Kalk的研究显示：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进步时代”，政府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廉租房，但即使这样，也未能很好的解决因住房不稳定而产生的治安和公共卫生问题。廉租房屋内恶劣的居住和卫生条件，加之过分拥挤，使之成为治安、犯罪等社会问题的集中区域。而贫民窟的恶劣条件则是疾病流行的温床。例如，1899年纽约某一个街区居住了3 688人，其中241人患有肺结核，平均每1 000人中有超过1 /4的人死于肺结核。疾病的流行自然不会局限于贫困社区，必将威胁到整个城市。上流社会在将疾病流行归咎于居住在廉租社区的贫民的同时，也不得不关注城市贫穷群体的住房问题。[⑩]
以此为鉴，对于流动的维吾尔人，一味的高压和通过政府行为的排斥[11]可能对于社会治安稳定以及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只会适得其反。
（二）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1：很难租到房子
维吾尔人由于文化上与汉人社群的巨大差异，导致他们很难融入到汉人社群中，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很多会以小聚居的形式居住在一起。
然而，由于很多原因的存在，他们很难租到房子。据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维族项目官员提供的走访记录显示，至少有以下原因影响到维族人租住住房时候的境况：
文化差异的原因：有社群人士表示，他们不是不想把房子租给维吾尔人，是怕有些人爱热闹，晚上打扰他们休息，还有由于语言的障碍，很难交流，生活习惯不一样。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借口。因为就现在维族人居住较为集中的大兴区的社区来看，大多是城郊的低矮平房区，很少有汉人、房东在此居住。居住的除了维族人外基本都是租住的外地人。
刻板印象：由于部分维吾尔人有过违法乱纪的事实，部分维吾尔人是警察的执法对象，警察时常来监督社区的治安情况，也经常询问部分维吾尔人的身份情况。于是给社群群众造成了“维族人都是坏人”的刻板印象。
——结合前边的论述，维族社群里边确实有一部分人有过违法犯罪的记录，但是这不能代表所有人都是“坏人”。
政府（公安部门）“打招呼”：由于“七五事件”等事件的爆发，使得各地公安机关把维族人视为维稳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也正因为此，很多地方层面的公安机关直接对维族人进入本地、本社区持“不欢迎”的态度。于是，他们会找到房东，交代不能把房子租给维族人。从爱知行研究所维族项目官员的访谈记录来看，有很多房东都被当地公安“交代”过，所以他们也不敢轻易把房子租给维族人。
——以维稳为理由，通过政府行为直接对维族群众进行排斥和拒绝本身即是对法律规定的违反。交易自愿是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政府对公民间正常的合同关系进行非法干预不仅超越职权，而且还烙上了严重的民族歧视的烙印。
据爱知行研究所维族项目官员的调查显示，大兴区流动维吾尔人现在有100多人，60%以上的人没有租到房子。因为没有固定住所，其中有些住在了网吧、桑拿、宾馆等高消费场所。
（三）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2：在北京无法入住旅店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在北京市海淀区、石景山区、丰台区、宣武区２０家宾馆及招待所进行了调查。在这些宾馆中，只有８家宾馆表示可以接纳新疆维吾尔人入住，也就是说，不允许的比例达到了６０％。而且，在这些说可以入住的宾馆中，只有某五星级大酒店的服务员不带丝毫犹豫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其他的都做了认真的考虑。另外一个重要信息是很多说可以入住的宾馆都要求新疆维吾尔族友人做好被查的准备。拒绝的主要原因也大多是因为有“上级的指示”。
京城宾馆/旅店对维吾尔族人群入住态度调查表
| 宾馆编号 | 能否入住 | 原因 |
| 1 | 否 | 原因：因为是新疆人，所以不能入住。以前“上面”说过不让住，所以不能。 态度较好，表示如果用汉族的身份证注册就可以。 |
| 2 | 否 | 原因：不作说明。 这是一件很便宜的旅店，每张床位只要15元。态度上比较生硬。 |
| 3 | 是 | |
| 4 | 否 | 原因：“上面”有规定。态度：很好 |
| 5 | 否 | 可以住，但必须去派出所登记；是国营的，有规定 |
| 6 | 是 | |
| 7 | 是 | |
| 8 | 否 | 态度很好，但是不让入住，原因：派出所通知的。 |
| 9 | 否 | 最近查得很紧，不能接收，如果接受的话，有关门的危险。 |
| 10 | 否 | 现在每天都要报表，查得很紧，新疆的汉族可以入住。 |
| 11 | 否 | 没有扫描仪。新疆人必须去指定宾馆 |
| 12 | 否 | 住了就有人查，很麻烦 |
| 13 | 是 | 只要警察来检查是没问题就行。住起来很麻烦。 |
| 14 | 否 | 没房间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家回族的宾馆 |
| 15 | 否 | 不能接收，建议最好去喀什办事处或者新疆办事处。这也是一家回族宾馆 |
| 16 | 是 | 但是明确表示：警察一定会来查！ |
| 17 | 是 | |
| 18 | 否 | 最近查得很严，不能住！ |
| 19 | 是 | 一天１５００元住宿费…… |
| 20 | 是 |
（四）在居住领域的歧视和排斥问题的法律分析
2002年11月27日国家民委、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旅游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出的《关于纠正极少数宾馆饭店旅店拒绝少数民族人员入住行为的通知》中指出：“内地极少数城市的宾馆、饭店、旅店拒绝新疆籍人员，尤其是新疆少数民族人员入住。这种做法违反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损害了民族团结，侵害了少数民族的正当权益，引起部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同时指出：“请你们[12]接此通知后，对本地区各宾馆、饭店、旅店负责人和员工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及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同时采取有力措施，坚持纠正极少数宾馆、饭店、旅店拒绝少数民族人员或某地居民入住的行为。只要入住的人员具备有效身份证件，遵守有关规章制度，都要一视同仁，给予热情接待，并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尽可能提供生活方便，不能因其民族成份、居住地区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在近期维护藏区稳定和加强反恐怖工作中，有少数单位在工作中发生违反民族政策的行为，有的机场在安检保卫工作中以民族作为划分对象，有的出租车、宾馆、商店等出现拒载、拒住、拒卖等侵害少数民族群众正当权益的现象，这些做法伤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引起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满。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地区和单位，但是如果任其发展，将严重损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坚决予以纠正，杜绝类似事情的发生。”同时指出：“各类宾馆、商店、餐饮等单位不得拒绝少数民族群众入住、购物、饮食；各类交通工具经营者不得拒载少数民族群众。”
从以上规定都可以看出，租房者和旅店拒绝维族群众入住本质上都是违背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也是对国家法律的违背。
三、边缘化与维吾尔流动人群的健康危机
在北京的维族社群中，很多人员都没有正当工作、没有固定经济来源。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毒品使用人员，以贩养吸成为他们直接获得自己所需毒品的来源和生活经济来源。毒品使用给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地威胁。在维族社群中，艾滋病传染率较高。艾滋病、结核、肝炎，成为这一人群人常见的病情。同时，由于居住条件恶劣，流感等传染性疾病也会在社群中时有爆发。
（一）艾滋病的威胁
1.社群中的艾滋病流行状况：流动维族成瘾者中艾滋病感染者人群，由于被感染时间长、流动性强、居住不稳定、生活极度贫困等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艾滋病感染者处于发病期，但是由于地域限制，“四免一关怀”等政策难以惠及这一部分人群。部分艾滋病感染者由于缺乏有效的医疗支持，时有病死于街头的个例发生。
2.认知水平较低：很多人知道艾滋病在威胁的他们的生命，也知道目前为止没有可以治愈艾滋病的药物，但是对于传播途径、预防措施、抗病毒治疗等方面的知识很不清楚。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美沙酮替代治疗，也知道针具交换，但并不了解相关知识。谈及这些方面，他们会说，社群有人服用美沙酮突然死亡、甚至有人已经发疯，所以社区很多IDU人员不敢尝试服用此药。
3.政策因素及其对治疗可及性的影响：艾滋、结核等病人，获得抗病毒药物及治疗受限。相关政策规定，使这些病人无法在京获得药物，必须在原籍卫生部门获得相应的药物。而这些病人中的大多数，同时又为毒品使用人员，也是靠毒品交易为生，缺乏对疾病的正确认识和相关政策的了解，本身经济状况较差，生病无法及时接受治疗，获得抗病毒药物更是受地域和户籍限制。
4.减低危害措施很难惠及维族人群：一方面，很多社群人员因为没有固定住址，而无法办理暂住证，进而无法获得美沙酮维持治疗；另一方面，由于目标群体宗教和文化敏感性，对于艾滋病、性病、以及安全套等相关方面的内容比较排斥。提供给目标群体的安全套是一种被动接受方式发放的。
5.艾滋病与其他传染性疾病并发现象普遍：在维族社群中，因为艾滋病与结核双重感染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病死于街头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不能得到及时的抗病毒治疗，其他很多疾病与艾滋病同时并发的现象在社群中也很普遍。
（二）其他疾病的威胁
1. 其他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住房困难和居住环境的恶劣加剧了流感、呼吸道等传染性疾病在维族流动人员以及居住在社区、网吧、桑拿房等公共场所的人中的传播。根据爱知行研究所维族项目官员对社群走访调查发现：在冬天大部分社群人士都未能避免严冬流感问题，还有相当数量艾滋感染者及病人、结核病人、年纪较大切体弱多病的人士以及10多个儿童都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几乎所有的社群人士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流感等疾病。
2. 因社群文化差异、宗教思想影响等原因，在预防艾滋、性病的方面安全套的推广始终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大多数人没有普遍使用安全套的习惯，对其也没有科学的认识。这直接导致维族社群中青年男女易患性病等疾病。
（三）民族政策中对少数民族医疗的规定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13]第二十一条规定：“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市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建立民族医院、民族医药学研究机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科学”。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各类医院对少数民族患者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依照各自职责对生产经营者和服务提供者执行民族平等政策的情况进行检查。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要坚决予以纠正，依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群面临的其他人权和法律问题
（一）语言障碍
l 中国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六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民事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并根据需要和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和教学研究。
l 事实状况
-在接受治疗的时候：社群人员在京卫生部门、疾控等地，进行检测咨询或者抗病毒药、美沙酮转接等问题时，都会遇见语言障碍。由于语言障碍，使得很多人很多后续问题无法跟进。比如：社群较集中的几个美沙酮门诊，社群人士即是解决户籍限制问题可以进行转介，但却因语言交流困难，无法跟进后续问题、以及平日的活动、知识的获得等等，出现服务中断等问题。
-在儿童受教育的情况下：在维吾尔居民居住较多的社区没有相应的维吾尔语言学校。面临使用全汉语学习的障碍。
（二）办理护照、暂住证等证照时候的不便状况
l 中国的法律规定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在履行发放许可证书、开展执法检查、实施行政处罚、采取强制措施等职责中，尤其是在车站、机场、码头、出入境等安全检查中，不得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不得有影响民族关系的言行，一经发现违法情况，要立即纠正，严肃查处。
l 事实状况
几乎所有该社区人士都没有办法办理暂住证，有些人遭到拒绝的原因：新疆人不予办理暂住证。并且还有一部分在京从事汽车、商品交易的生意人因没有暂住证，生意相关手续及证件都受到限制，遇到严重困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租赁房屋治安管理 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如果没有暂住证，流动人口将不能租房，不能报考。甚至有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暂扣身份证。[14]同时，在七五事件后，很多新疆籍公民在办理护照、办理工商执照等方面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三）宗教礼拜
l 法律规定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少数民族保持或者改革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第二十六条规定：少数民族职工参加本民族重大节日活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放假，并照发工资。
l 实施状况
据社群人士介绍：在劳教所、强制戒毒所等地方，应该考虑穆斯林饮食的照顾政策。具体来看，清真食品供应的标准不应只是有无猪肉，而应该建立专门的穆斯林餐饮场所。在关押期间的监管场所，应尊重少数民族的礼拜仪式，提供礼拜基本条件。
（四）就业
l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第二十八条规定：各民族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依法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给予适当照顾。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生产经营者和服务提供者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有关保障民族平等的规定，在招收员工时，不得歧视少数民族群众
l 事实状况
-绝大多数的维吾尔群众在城市中找工作的时候都会被拒绝；
-很多从事个体工商的流动人口会被所在区域的城管或者公安等要求“不允许在该区域买东西”“到别的区去卖”等等。
（五）儿童受教育问题
l 中国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第十八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置接收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少年的学校（班）。
l 事实状况
在北京郊区某维族人聚居地社区，大约有10多个幼龄儿童，其中也有部分儿童达到入学年龄。但因为入学条件高、家长无法承担高额的费用，以及部分儿童因为“新疆人”的身份无法正常获得入学接受教育的权利。
（六）“重大活动”前经常被排斥的事实
1.在08北京奥运之前，很多维吾尔人会被“便衣”监控；
2.在重大活动之前如果维吾尔人乘坐飞机，对其的安检会比其他民族群众要复杂；
3.在“重大活动”之前，社会工作志愿者到社群做工作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
4.一些开展针对维吾尔人健康的社会组织的工作场所在“重大活动”之前经常有政府工作人员到工作场所了解情况；
5.据社群人员介绍，世博会即将到来，很多上海的维族群众被要求离开上海。
五、政策建议
（一）消除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政治恐惧
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歧视无益于民族和谐和社会稳定。然而，我们也清晰地发现，很多污名化和歧视除了根源于不良社会舆论外，更根源于公职部门对维吾尔群众在很多场合的过于“特殊化对待”，比如上文提到的：间接性的禁止居留、排斥就业以及“重大活动”前的排斥行动。因此，污名化的消除必须从公职部门开始，从公职部门开始树立民族平等的工作作风和社会风气。在此基础上消除针对维吾尔群众的政治恐惧，重新认识到社会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维吾尔群众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是社会多元和谐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扶持少数民族民间组织的发展。为少数民族群众在本民族社群中开展工作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
（二）切实保障维吾尔群众的平等权利
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异同，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中国各民族公民广泛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平等权利。诸如：各民族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宗教信仰，都同样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民族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各民族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各民族公民都有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劳动、休息和丧失劳动能力时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等等。[15]
在维吾尔群众被严重边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要保障实质平等能够惠及每一个维吾尔同胞，就需要在政策和制度上能够保障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切实地落实国家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方针政策。为此，须对国家各级处理民族事务的机关进行必要的工作评估并建立相关机制保证各级机关能够更为积极地落实国家的民族政策。
（三）促进媒体改造
为了有效促进媒体的客观公正报道，通过媒体消除社会舆论中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歧视，必须自上而下的实现媒体在此领域的改造。台湾人权促进会在谈到媒体改造问题时指出：新闻报导应该秉持客观、中立、专业的原则：不报导未经证实的消息。不使用具歧视性或情绪性的字眼。新闻报导不应商业化、广告化；不应沦为政治人物或政党的代言工具。[16]
为了在有关维吾尔人的报道中实现这些目标，应该加强独立的媒体观察和媒体评估工作；政府应该支持学界对媒体的观察研究，提出消除媒体歧视的对策；在民族院校建立少数民族群体新闻研究的项目。编写媒体培训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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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流动人口健康教育项目简介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自2006年以来，在全球基金第四轮北京地区、全球基金第六轮昆明地区、米索尔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长期在内地开展维吾尔流动人口社群中开展健康教育项目工作。
该目旨在帮助中国各个城市生活的维吾尔流动人口，获得关于健康的教育，包括艾滋病及防治基本知识、毒品预防教育、减低伤害、肝炎防治、结核病防治等；帮助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特别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得免费的医疗和检测服务、吸毒者获得政府提供的美沙酮维持治疗等；帮助维吾尔人更好的溶入随在城市和社区，推动其他民族的中国人更好的认识维吾尔人的生活和健康危机等。
内地维吾尔流动人口健康教育项目2009年以来，针对内地维尔族社群，采用同伴教育方式，通过社会学、预防医学、法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多学科结合的角度开展健康教育、法律援助、艾滋病转介与检测、美沙酮社区转介、基本人权建设与推动、心理支持与辅导、感染者关怀与救治等综合服务。
附二： 新闻稿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获《南风窗》杂志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年度组织奖
颁奖辞：该项目旨在帮助在京维吾尔流动人口获得健康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要达成这些目标，必须确保流动维吾尔人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和社区，推动其他民族的人认识他们的生存和健康状况。摆在该项目面前的，是更为现实和扭结的族群矛盾，需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妥善解决。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和谐族群的一盏微光
作者：章剑锋 来源：南风窗
12月7日的一次外展工作，25岁的维族小伙艾克被弄得有点狼狈，从中不难看出，“底层关怀”理念要被付诸实践，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试图抚平族群问题的时候。
愤怒的房子
在大兴一个维、汉民聚居区，艾克试图说服一些汉民房主将房子租给维民居住，屡屡吃了闭门羹。
“我们又不是狼！你不用赶我，我不到你房子里去，”40来岁的维族女士美丽开难掩激动，声音颤抖着，“房子是你的，不是我们的。我要是干了坏事，你可以把我赶出去……你给，我们就住，不给，我们就不住。又不是小工，又不是狼，你叫我们走走走，啥意思啊？”
艾克带她去看了一所比较整洁的单间屋子，房主儿子本来在电话里一口答应可以出租给新疆人，但房主本人态度决绝，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咣”一声将门锁上，闪身躲避。
这个聚居区里，聚集了100多名新疆人。在今年10月之前，他们全部租不到房子，天一擦黑，就钻入网吧、浴池等公共场所呆上一晚。两个月前，艾克他们进入这里，帮忙找房子，一家一家敲门进去和房主沟通。就这样，好不容易解决了30多人的居住问题。艾克算了一下，30多人一帮一，就可以安置下60多人。
12月7日中午，一位房东找到艾克，投诉刚搬进去一周的维族房客。艾克这才知道，自己介绍进去的原房客未经允许私下将房子转租易手，现在里面住着一个腿脚有问题的年轻维吾尔人，语言不通。住进去之后，又招来三四个维族男子同宿。一群人不讲卫生，并且深更半夜在院里劈柴，把房东吓坏了，一边诉说一边落泪。
艾克勃然大怒，把几个蓬头垢面的维族男子全部轰了出来，一边提出增加租金，另找一对维族夫妇接替，一边赔不是宽慰房东，“嫂子，你别哭，有问题了，不值得为他们掉眼泪。我们穆斯林讲究干净整洁、真善美，我们也痛恨这样的人。”
艾克不是房屋中介，而是在京维吾尔人项目的工作人员。这个项目，由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设立，负责人是防治艾滋病社会活动人士万延海。项目旨在帮助维吾尔流动人口获得健康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两项主要的目标，是要使艾滋病感染者获得免费医疗、检测服务，并帮助吸毒者得到政府提供的美沙酮维持治疗。
要达成这些目标，必须确保流动维吾尔人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和社区，推动其他民族的人认识他们的生存和健康状况。这类工作有其艰巨性。在大兴那个庞大的城乡结合部，维、汉民关系一目了然。这些流离失所的维民，如能安顿下来，维吾尔人项目将能对他们进行相应教育和干预，比如美沙酮和一些免费检测，根据当局的规定，只有固定居所并办理了暂住证的人才可得到。这些事务，就都落在了艾克等人身上。
“有时候一天见30个房东，谈成的只有一两个。”艾克说。更不顺利的时候，见了70个房东，一个也不成，连交谈机会都没有，就被轰了出来。还要表现得彬彬有礼，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外人对维吾尔人的负面印象。
“这两个月搞得太累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艾克，把找到房子看作是一项挑战，“每次能帮助一个人住进房子，成就感是非常大的。”
底层的维族人，过着近似游牧一样的城市生活。早前，北京曾出现过魏公村、甘家口等维吾尔族聚居地，两地先后被驱散了，他们就向更为僻远的大兴集中。这些人当中，有摆小摊儿的、有开小餐馆的、也有做新疆土特产贩卖生意的。美丽开原来就在甘家口开餐厅，现在变得不再富有，一身疾病，连个居所都不稳定。“北京的人，就是不理解我们……”
在大兴聚居区的维民中，有五六位艾滋病感染者。早些时候，一位感染者去世，直接影响到那一地点的其他维吾尔人。房东陆续解除了租房合同，这种恐慌最终演变成各种误解，将新疆人推向更为边缘化的境地。有些严重的病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回到新疆去。
项目办为此发出严厉警告，“在京维吾尔人所面临的健康、公共卫生等问题已经非常严峻，限制和排斥该群体的最基本生存和居住权利，是不应该的。”
突发事态
2006年，有人建议万延海到北京西站地区的维吾尔人聚居区看一看。当时他了解到，那些地点注射用针头遍地，连小孩儿都在玩针头。随后，他们向全球基金和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申请资助，设立了维吾尔人项目。这两个组织，都有针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健康干预专项资助。
“也挺害怕的，因为完全陌生，不了解，”万延海说，“能躲的也想躲。我们的更多精力，是做能做的、熟悉的和安全的事情。”
维族项目已经在北京和昆明两地开展工作，他们从中央民族大学等一些高校招募维族学生担当志愿者，并将这些人派往各个维族流动人口聚集场所，通过联谊、咨询和培训等外展工作，向维吾尔群体提供健康教育和医疗转介服务（免费检测、清洁注射器交换、美沙酮治疗等），也通过与官方进行沟通和交涉，帮助他们取得某些基本的公民待遇。就项目本身来说，他们也会对维吾尔人进行一些物质帮扶，比如给予贫困者基本生活资助、协助无力承担丧葬费用的感染者家属处理善后事宜等。
维吾尔项目原来有7个专职工作人员，都是高校毕业生，每月拿着1000多元生活补助，不长时间就陆续离开了。现在的3个维族青年，像艾克这样，有的已经坚持了两年多。如果不遇到重大变故，工作进展还算顺利，但遇到一些重大节庆或事件，很多工作会陷于停顿。
“我们的能力太有限了，”艾孜提说，“社群里有各方面的需求。”
艾孜提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学生，早些时候，爱知行与一些高校社团建立过合作关系，也资助过中央民大的一些学生赴新疆支教。毕业了，她就向爱知行求取了这个职位，担任项目专职人员。但像找房子那样一波三折的工作，并非女孩子能够胜任，于是就都交给艾克一个人天天去跑。
维吾尔流动人口的不固定和周围环境的变动，给项目工作带来了难度。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社群志愿者，可能由于一些意外情况而从此失去联络，此时，社群联系就会出现断档，需要重新培养。他们所关怀的，始终是不断切换着的陌生面孔。
“我们不能保证永远做下去。对于政府来说，我们做的也许是多余的工作，本来这就是他们管的事情，”艾孜提的同事、南京大学毕业的女孩热依莱说，“如果政府尽职尽责，我们就没必要去做了。”
发生在新疆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加剧了维吾尔人的民族污名化和社会歧视处境。如果没有专门针对维族流动人口的第三方帮扶力量出现，这些维吾尔流动人口，只怕真会成为美丽开所说的那样，是“睁着眼睛的瞎子”。相应地，对艾克们的到来，他们寄予了过于沉重的期望，有些事情，完全是艾克等人力所不能及的。
这个地点据称已经写入政府的规划，最迟在明年春天就会夷为平地，居民们需要迁离，而那些没有房子的维吾尔人，又要走上一条未知之路。在此之前，这个始终被排斥在主流视线之外的社会，将一直保持着它的本来面貌。
12月7日午后，聚居区内冒出一个四处找白粉的汉民男子。这个瘸着一条腿、口齿不清的男人，在扫完一条街后，一无所获。接着进到一家维民开的小卖部里。当时艾克正和店主夫妇交谈。听说要找白粉，店主和艾克同时厉声警告此人离开。“赶快出去，别影响人家做生意，”艾克说完，转而向本刊记者叹气，“这又要引起误解了。”
傍晚时分，聚居区里还发生了一起维、汉居民之间的暴力冲突。一群汉民举着棍棒和长长的大砍刀，把手里端着一把菜刀的一个维族男子逼进胡同里。人越聚越多，对峙一阵后，又各自散开了。这功夫，艾克大声喝斥了一些维吾尔人，一位妇女和他申辩了几句，艾克挥挥手，示意她赶紧离开。
这件事情让一直小心翼翼处理社群事务的艾克感到忧虑。冲突可能激化矛盾，加深误解，使他们的帮扶工作前功尽弃，维吾尔人将更难从汉人那儿租到房子住。但他又不无侥幸，觉得事情发生时正好天色已晚，事态也没有扩大到整个聚居区。
天黑了，奔忙了一天，艾克准备返回市里。那个被围攻的维族男子找来，向艾克说明刚才的冲突原委。他的脖颈处有两条被砍开的伤口，正在渗血，皮衣的左肩处，也被砍出两条长长的刀痕。艾克要求他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去诊所包扎伤口，什么都别想。他答应明天过来再协调此事。一路上，他为两个月以来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平静局面被打破而遗憾。
摆在维吾尔项目面前的，是更为现实和纠结的族群矛盾，他们需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妥善求解这个难题，绕不开，也回避不了。这决定了项目本身——一盏点了3年的微光，能否变得更明亮一些。
附三： 给北京市公安局长的信：关于新疆籍维吾尔人在京居留、社会建设和卫生保健问题
马振川局长、先生：
我叫万延海，北京市民，在民间组织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
今天下午，2009年1月11日，在志愿者的陪同下，我访问了北京大兴一个新疆维吾尔人聚集区，探访1名感染艾滋病病毒和发病的妇女。我们到达她家里的时候，她骨瘦如柴，非常痛苦地躺在床上，并询问我们如何可以戒毒和治疗艾滋病。我们答应第二天带她去医院看病。
不幸的是，今天晚上，传来消息，这个妇女已经去世。我对我们没有及时帮助这个妇女感到内疚。这是我们一周之内听到的第二个死去的新疆维吾尔族妇女。
我不仅为这个妇女感到难过，也为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很好对待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民感到不解。这个妇女死在并不缺医少药的北京城里，死亡的时候却并无医学照顾，我国政府提供给贫困艾滋病感染者的免费医疗政策并不覆盖这些流浪在我国各大城市边缘里的维吾尔族人民，而她们多半并不了解这个政策，也无法获得这项政策的照顾。
今天下午，就在我们访问这个地区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我们已经听说很多次的消息：公安部门召集该聚集地的出租房屋的居民，要求他们不得出租房屋给新疆人。
在过去的10年中，在北京这个城市，我们目睹了新疆人聚集点从当年的魏公村迁移到甘家口、西客站、万泉寺和现在的各个小聚集点。
我注意到，城市街头的新疆维吾尔人聚集区存在很多治安问题，非常头疼。但是，我坚持认为，处理新疆人聚集区里的治安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和政治问题，北京市政府包括公安部门首先需要尊重维吾尔人民的迁徙和居留的权利，而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随意驱赶，不能随意抓捕。相反，我建议，北京市政府部门可以投入专项经费，帮助处于城市边缘环境中的少数族裔发展，帮助他们获得暂住证，开展社会就业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让儿童全部在北京市入学而不是现在的几乎全部失学，解释我国政府帮助艾滋病人的免费治疗政策，提供降低毒品伤害的卫生服务，让维吾尔人民融入到首都这个城市里，感受到国家对人权和人民健康的关爱和责任。
我注意到我们这个城市对维吾尔人存在下列歧视，一些歧视明显来自北京市公安部门的执法行动：
1、旅店业普遍不接受新疆人（特别是维吾尔人）住店，有旅店2008年10月与我机构签署会议用旅店协议时明确说明指令来自公安部门，
2、私人房屋不出租给新疆人，
3、公安部门不给办理暂住证，
4、公安部门在打击毒品的名义，对维吾尔人聚集区的人民随意抓捕和驱赶，而不是依据法律和证据，
5、维吾尔人被渲染为首都政治稳定的威胁，虽然我们持续地关注到这个群体的不幸和遭受的伤害，包括在过去一周内死去的2个妇女艾滋病人，
6、儿童无法入学，
7、居无定所，生活条件非常简陋，
8、缺乏基本的卫生教育和卫生服务，对我国政府艾滋病关怀政策不了解，
9、无法获得我国政府提供给艾滋病人的免费治疗和关怀服务，
10、无法获得我国政府提供给吸毒者的美沙酮替代治疗服务，
11、缺乏安全的环境，不能持续和全面地获得清洁的针具，
12、缺乏政府政策和经济支持，志愿者和社会组织需要冒着极大风险，包括被警察抓捕和感染疾病。
鉴于上述情况，我强烈建议北京市政府特别是北京市公安局：
1、停止任何针对维吾尔人的不友好行动，帮助维尔人民在北京城里安局乐业，
2、出台政策和划拨资金，帮助维吾尔人社区发展，包括发展教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就业机会、发展医疗服务等，
3、紧急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在维吾尔人民中开展全面的健康教育，提供健康服务，
4、紧急划拨医疗救助经费，紧急安排医疗机构专门负责艾滋病感染者治疗和关怀，
5、对维吾尔人中的吸毒者，提供戒毒服务和降低伤害的服务，
6、动员学校接纳维吾尔族儿童入学，
7、对相关问题，开展社会调查和政策研究，出台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民族团结的政策。
万延海
2009年1月11日
抄送：
北京市政府市长信箱
北京市卫生局
北京市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性病艾滋病协会
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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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
[②] 马岭：《宪法中的人权与公民权》，载《金陵法律评论》2006年秋季卷。
[③] 参见李罡：《去年以来受理涉毒案近千 北京连判四起贩毒大案》，载《北京青年报》2004年06月28日及其他相关报道。
[④] 参见[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由第二十一届联大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入。《公约》于1976年1月3日生效。它是继《世界人权宣言》之后，国际人权宪章体系的第二个文件。《公约》包括序言及五个部分，共31条。它的序言以及关于人民自决权的内容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是相同的。1997年10月27日，中国签署了《公约》。2001年3月27日，中国政府批准了该《公约》。同年6月27日，《公约》对中国正式生效。
[⑥] 中国政府于1981年12月29日交存加入书，1982年1月28日该公约对中国生效。中国对该公约第22条，即关于争端解决方式的规定提出保留
[⑦] 《维吾尔族》http://www.seac.gov.cn/gjmw/ssmzx/2005-08-21/1176019928742725.htm
[⑧] 《应该正确认识维吾尔人到内地打工问题》http://uyghurum-blog.blog.163.com/blog/static/97739892200891324849217/?hasChannelAdminPriv=true
[⑨] 马戎：《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载《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5期。
[⑩] 朱亚鹏：《美国“进步时代”的住房问题及其启示》，载：《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5期。
[11] 根据调查和社群人士讲述，他们之所以租不到房子和没法入住旅店，很多都是因为当地公安已经提前给社区和旅店打过招呼“不能租给维吾尔人”。
[12] 根据此通知精神，“你们”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宗)委(厅、局)、经贸委(商委、行业办)、公安厅(局)、旅游局、工商行政管理局”。
[13] 1993年8月29日国务院批准，1993年9月15日国家民委令第2号发布。
[14]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7447248.html?fr=qrl&cid=204&index=1&fr2=query
[15]《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4/20/content_2854194.htm
[16]《各民間團體對媒體報導要求的人權原則闡述》http://blog.yam.com/citizenwatch/article/5199015
爱知行研究所：关于在少数民族人口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和权益维护的说明
作者：万延海
來源：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87e3950101hiov.html
發表時間：2014-03-26 16:31:32
2014年3月24日，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三名公安人员在北京访问了以前在爱知行工作的财务人员，询问爱知行是否和“图兰研究所”有过资金往来？爱知行的资金帐是如何管理的？为什么要在维吾尔人中开展工作？为什么要招募维吾尔族工作人员？爱知行有哪些维吾尔人过去在这里工作过？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尊重新疆自治区公安人员维护公众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工作。现对爱知行过往参与少数民族人口艾滋病防治和权益维护情况予以简要说明。
鉴于我国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严重的艾滋病流行和毒品滥用，以及鉴于来自西南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存在严重的毒品和艾滋病问题，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从2004年开始，积极参与少数民族人口中的艾滋病防治和权益维护工作。主要情况说明如下：
一、爱知行是一个服务弱势、边缘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团体
二、爱知行的资金来源
三、爱知行关心少数民族人口艾滋病防治的历史
四、爱知行在新疆自治区的工作回顾
五、爱知行关心维吾尔人艾滋病防治工作回顾
六、回答新疆公安部门的一些问题
1、爱知行没有资助过“图兰研究所”或维吾尔在线
2、爱知行没有秘密基金
3、爱知行有一个多元化的员工队伍
一，爱知行是一个服务弱势、边缘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团体
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创办于1994年3月底，至今有20年的历史。2002年9月，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在北京市工商部门注册。后虽经过机构更名，但对外一直用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工作。
2005年8月初，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经全体员工、志愿者和友人们参与讨论，起草了《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战略发展规划（2006年-2010年），明确机构服务目标人群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受到艾滋病打击的少数民族、青少年、同志人群、吸毒者、流动人口、血液和血液用品的消费者、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等。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章程》（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理事会议通过，2009年4月11日）重申：“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致力于在社会边缘人群和艾滋病脆弱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目标人群：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人士、性工作者和客人、毒品成瘾者、流动人口、少数民族、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血液或血液制品消费者、青少年。”
二，爱知行的资金来源
2003年-2013年期间，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获得过下列基金组织、大学和政府的支持：
1、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13年4月30日后停止项目资助关系）
2、国际开放社会研究所（2009年12月31日后停止项目资助关系）
3、李维斯基金会
4、哈佛大学
5、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6、美国Astraea女同性恋基金会
7、荷兰Mamacash基金会
8、全球妇女基金会
9、加拿大艾滋病法律网络
10、澳大利亚艾滋病组织联盟
11、德国米索尔基金会
12、法国艾滋病行动基金会
13、法国艾滋病团结
14、法兰西基金会
15、英国使馆
16、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17、世界卫生组织
18、全球基金中国艾滋病项目第四轮项目和第六轮项目
19、欧洲联盟
20、爱尔兰前线
21、大赦国际
22、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23、英国救助儿童会
2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25、台湾民主基金会
26、美国商会
三，爱知行关心少数民族人口艾滋病防治的历史
1，2004-2005年，和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在四川、云南和新疆对少数民族人口艾滋病流行情况及其影响进行调研。
2，2004-2008年，资助中央民族大学“爱知社”，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艾滋病教育活动。
3，2004-2006年，通过暑期学生实习项目，支持多民族学生参与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教育和社会调研活动。要求在学校老师辅导和带领下。地点涉及四川、云南、新疆等地。
4，2006-2007年，资助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社团“天山之子”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毒品减低伤害、传染病防治教育和培训。
5，2006-2009年，支持和资助北京、云南和新疆的学术研究人员对少数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人口艾滋病流行、社会行为、法规政策情况进行调研，主要涉及凉山彝族和维吾尔族。
6，2008年，在北京和昆明的四川凉山彝族流动人口中开展艾滋病教育和毒品减低伤害工作。
7，2006-2010年，在北京、昆明等地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中开展艾滋病教育、传染病防治教育和毒品减低伤害工作，提供法律帮助。
8，2012-2013年，在广州的维吾尔人中开展法律援助和健康教育活动。
9，2007-2013年，在云南红河州等地开展毒品减低伤害和关心艾滋病患者的工作。
四，爱知行在新疆自治区的工作
爱知行没有在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中开展直接的艾滋病防治活动，但曾经支持过下列主要是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人士主持的社群组织的活动：1、艾滋病感染者支持支持（2004-2006年），2、学生艾滋病组织（2005-2006年），3、同性恋者预防艾滋病团体（2007-2009年）。
五，爱知行在维吾尔中的工作回顾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于2006年7月创办维吾尔人健康项目，在北京等内地维吾尔民族流动人群中开展健康教育和权益维护工作。
爱知行在维吾尔人中的工作先后得到全球基金第四轮中国艾滋病防治项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持，2006-2007年）、全球基金第六轮中国艾滋病防治项目云南省项目（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主持，2008年）、德国米索尔基金会（2008-2010年）、法国艾滋病团结（2010年）、欧盟人权民主项目（2011-2013年）等项目资金支持。
爱知行维吾尔人健康项目于2009年4月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下属中国民族经济对外合作促进会签署合作协议，成立“民族社区流动人口发展研究部”，在北京等地维吾尔人群开展健康教育和社会问题研究等活动。该项目于2009年底获得《南风窗》杂志“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年度组织奖”。同年底，本项目也在国家民委内参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
六，回答新疆公安部门的一些问题
2014年4月23日，来自新疆的公安人员联系了爱知行前财务人员，询问爱知行的资金往来情况和人员情况。特说明如下：
1，爱知行没有资助过“图兰研究所”或维吾尔在线
公安人员询问，爱知行有没有和“图兰研究所”有资金往来？
会计人员表示，没有听说过图兰研究所这个名字，肯定没有处理过这个机构的财务。
经网上查询，著名博客作家唯色2009年11月3日在《伊力哈木的现在》（参见《民主中国》2009年11月5日，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11991）一文写道：“2005年开始运作、2007年正式注册的图兰研究所，是中国国内第一个维吾尔族纯民间性质的NGO，主要关注的是维吾尔族的人权、维吾尔族与主流社会的交流、维吾尔族法律教育、维吾尔族存在的社会问题等，以维吾尔在线为基础，通过网络、教育、培训、研讨会等手段开展具体工作。”
根据此文，我们可以理解，“图兰研究所”是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伊力哈木2007年在京创办的一家关注维吾尔人事务的民间机构。
爱知行负责人万延海于2006年底初次结识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伊力哈木，交流维吾尔人中的艾滋病防治和权益议题，随后保持多年联系。2010年初，万延海出国后，与伊力哈木没有更多联系。
特此说明：爱知行和图兰研究所没有资金往来，爱知行和维吾尔在线没有资金往来，爱知行和伊力哈木个人无资金往来，爱知行和维吾尔在线没有项目合作关系。爱知行负责人万延海也和伊力汉姆之间无任何资金往来。
2，爱知行没有秘密基金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机构年度预算和决算报告信息、资金来源信息等对外公开透明，并主动提交给政府部门备查。
爱知行主要通过单位银行帐号处理员工工资、劳务费发放、财务报销、合作组织资金拨款等。爱知行对资金支出，有完整的财务账目。爱知行无秘密基金，机构负责人也无个人小金库。
爱知行有年度财务和税务审计。税务审计报告，递交给税务机关。
2008年9月和2010年4月，爱知行先后接受两次北京市税务机关的稽查，稽查机关也应该保存爱知行的财务资料。
2013年10月，因资金和政治环境等因素，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关闭了在北京的办公室，目前在北京无日常办公人员。
3，爱知行有一个多元化的员工队伍
新疆公安询问爱知行为什么要雇用维吾尔人？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章程“鼓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其他目标人群参与机构工作，包括成为员工、志愿者、理事和参与各项活动。”
爱知行员工队伍里曾经有艾滋病感染者、血友病人、残障人士、药物成瘾者、性工作者、男女同性恋者、跨性别人士、多民族的少数民族人士。
爱知行雇用过的少数民族员工、兼职人员、研究人员或法律顾问，有来自达斡尔族、回族、维吾尔族、满族、彝族、白族等。
2008年，爱知行在北京和昆明的彝族人群中工作，雇用了彝族员工。
2009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来爱知行了解其在维吾尔人中的工作。公安人员也表示，在维吾尔人中工作，你们应该聘用懂他们的文化和语言的人吧？
來源：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87e3950101hiov.html
發表時間：2014-03-26 16:31:32
2014年3月24日，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三名公安人员在北京访问了以前在爱知行工作的财务人员，询问爱知行是否和“图兰研究所”有过资金往来？爱知行的资金帐是如何管理的？为什么要在维吾尔人中开展工作？为什么要招募维吾尔族工作人员？爱知行有哪些维吾尔人过去在这里工作过？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尊重新疆自治区公安人员维护公众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工作。现对爱知行过往参与少数民族人口艾滋病防治和权益维护情况予以简要说明。
鉴于我国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严重的艾滋病流行和毒品滥用，以及鉴于来自西南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存在严重的毒品和艾滋病问题，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从2004年开始，积极参与少数民族人口中的艾滋病防治和权益维护工作。主要情况说明如下：
一、爱知行是一个服务弱势、边缘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团体
二、爱知行的资金来源
三、爱知行关心少数民族人口艾滋病防治的历史
四、爱知行在新疆自治区的工作回顾
五、爱知行关心维吾尔人艾滋病防治工作回顾
六、回答新疆公安部门的一些问题
1、爱知行没有资助过“图兰研究所”或维吾尔在线
2、爱知行没有秘密基金
3、爱知行有一个多元化的员工队伍
一，爱知行是一个服务弱势、边缘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团体
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创办于1994年3月底，至今有20年的历史。2002年9月，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在北京市工商部门注册。后虽经过机构更名，但对外一直用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工作。
2005年8月初，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经全体员工、志愿者和友人们参与讨论，起草了《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战略发展规划（2006年-2010年），明确机构服务目标人群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受到艾滋病打击的少数民族、青少年、同志人群、吸毒者、流动人口、血液和血液用品的消费者、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等。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章程》（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理事会议通过，2009年4月11日）重申：“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致力于在社会边缘人群和艾滋病脆弱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目标人群：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人士、性工作者和客人、毒品成瘾者、流动人口、少数民族、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血液或血液制品消费者、青少年。”
二，爱知行的资金来源
2003年-2013年期间，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获得过下列基金组织、大学和政府的支持：
1、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13年4月30日后停止项目资助关系）
2、国际开放社会研究所（2009年12月31日后停止项目资助关系）
3、李维斯基金会
4、哈佛大学
5、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6、美国Astraea女同性恋基金会
7、荷兰Mamacash基金会
8、全球妇女基金会
9、加拿大艾滋病法律网络
10、澳大利亚艾滋病组织联盟
11、德国米索尔基金会
12、法国艾滋病行动基金会
13、法国艾滋病团结
14、法兰西基金会
15、英国使馆
16、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17、世界卫生组织
18、全球基金中国艾滋病项目第四轮项目和第六轮项目
19、欧洲联盟
20、爱尔兰前线
21、大赦国际
22、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23、英国救助儿童会
2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25、台湾民主基金会
26、美国商会
三，爱知行关心少数民族人口艾滋病防治的历史
1，2004-2005年，和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在四川、云南和新疆对少数民族人口艾滋病流行情况及其影响进行调研。
2，2004-2008年，资助中央民族大学“爱知社”，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艾滋病教育活动。
3，2004-2006年，通过暑期学生实习项目，支持多民族学生参与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教育和社会调研活动。要求在学校老师辅导和带领下。地点涉及四川、云南、新疆等地。
4，2006-2007年，资助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社团“天山之子”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毒品减低伤害、传染病防治教育和培训。
5，2006-2009年，支持和资助北京、云南和新疆的学术研究人员对少数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人口艾滋病流行、社会行为、法规政策情况进行调研，主要涉及凉山彝族和维吾尔族。
6，2008年，在北京和昆明的四川凉山彝族流动人口中开展艾滋病教育和毒品减低伤害工作。
7，2006-2010年，在北京、昆明等地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中开展艾滋病教育、传染病防治教育和毒品减低伤害工作，提供法律帮助。
8，2012-2013年，在广州的维吾尔人中开展法律援助和健康教育活动。
9，2007-2013年，在云南红河州等地开展毒品减低伤害和关心艾滋病患者的工作。
四，爱知行在新疆自治区的工作
爱知行没有在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中开展直接的艾滋病防治活动，但曾经支持过下列主要是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人士主持的社群组织的活动：1、艾滋病感染者支持支持（2004-2006年），2、学生艾滋病组织（2005-2006年），3、同性恋者预防艾滋病团体（2007-2009年）。
五，爱知行在维吾尔中的工作回顾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于2006年7月创办维吾尔人健康项目，在北京等内地维吾尔民族流动人群中开展健康教育和权益维护工作。
爱知行在维吾尔人中的工作先后得到全球基金第四轮中国艾滋病防治项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持，2006-2007年）、全球基金第六轮中国艾滋病防治项目云南省项目（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主持，2008年）、德国米索尔基金会（2008-2010年）、法国艾滋病团结（2010年）、欧盟人权民主项目（2011-2013年）等项目资金支持。
爱知行维吾尔人健康项目于2009年4月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下属中国民族经济对外合作促进会签署合作协议，成立“民族社区流动人口发展研究部”，在北京等地维吾尔人群开展健康教育和社会问题研究等活动。该项目于2009年底获得《南风窗》杂志“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年度组织奖”。同年底，本项目也在国家民委内参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
六，回答新疆公安部门的一些问题
2014年4月23日，来自新疆的公安人员联系了爱知行前财务人员，询问爱知行的资金往来情况和人员情况。特说明如下：
1，爱知行没有资助过“图兰研究所”或维吾尔在线
公安人员询问，爱知行有没有和“图兰研究所”有资金往来？
会计人员表示，没有听说过图兰研究所这个名字，肯定没有处理过这个机构的财务。
经网上查询，著名博客作家唯色2009年11月3日在《伊力哈木的现在》（参见《民主中国》2009年11月5日，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11991）一文写道：“2005年开始运作、2007年正式注册的图兰研究所，是中国国内第一个维吾尔族纯民间性质的NGO，主要关注的是维吾尔族的人权、维吾尔族与主流社会的交流、维吾尔族法律教育、维吾尔族存在的社会问题等，以维吾尔在线为基础，通过网络、教育、培训、研讨会等手段开展具体工作。”
根据此文，我们可以理解，“图兰研究所”是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伊力哈木2007年在京创办的一家关注维吾尔人事务的民间机构。
爱知行负责人万延海于2006年底初次结识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伊力哈木，交流维吾尔人中的艾滋病防治和权益议题，随后保持多年联系。2010年初，万延海出国后，与伊力哈木没有更多联系。
特此说明：爱知行和图兰研究所没有资金往来，爱知行和维吾尔在线没有资金往来，爱知行和伊力哈木个人无资金往来，爱知行和维吾尔在线没有项目合作关系。爱知行负责人万延海也和伊力汉姆之间无任何资金往来。
2，爱知行没有秘密基金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机构年度预算和决算报告信息、资金来源信息等对外公开透明，并主动提交给政府部门备查。
爱知行主要通过单位银行帐号处理员工工资、劳务费发放、财务报销、合作组织资金拨款等。爱知行对资金支出，有完整的财务账目。爱知行无秘密基金，机构负责人也无个人小金库。
爱知行有年度财务和税务审计。税务审计报告，递交给税务机关。
2008年9月和2010年4月，爱知行先后接受两次北京市税务机关的稽查，稽查机关也应该保存爱知行的财务资料。
2013年10月，因资金和政治环境等因素，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关闭了在北京的办公室，目前在北京无日常办公人员。
3，爱知行有一个多元化的员工队伍
新疆公安询问爱知行为什么要雇用维吾尔人？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章程“鼓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其他目标人群参与机构工作，包括成为员工、志愿者、理事和参与各项活动。”
爱知行员工队伍里曾经有艾滋病感染者、血友病人、残障人士、药物成瘾者、性工作者、男女同性恋者、跨性别人士、多民族的少数民族人士。
爱知行雇用过的少数民族员工、兼职人员、研究人员或法律顾问，有来自达斡尔族、回族、维吾尔族、满族、彝族、白族等。
2008年，爱知行在北京和昆明的彝族人群中工作，雇用了彝族员工。
2009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来爱知行了解其在维吾尔人中的工作。公安人员也表示，在维吾尔人中工作，你们应该聘用懂他们的文化和语言的人吧？
北京“新疆村”的变迁
北京“新疆村”的变迁
——北京“新疆村”调查之一
作者：杨圣敏、王汉生
來源：本文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2303166.html
摘要：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批批新疆维吾尔族人陆续来到北京,他们大多聚居于北京的魏公村和甘家口两地,形成了两个维吾尔族村庄。作者的这项调查就是围绕新疆村的维吾尔餐馆展开，并利用文献材料展示了北京新疆村自元代以来的种种变迁。
在2002年以前,北京曾有两个“新疆村”:其中一个位于白石桥路的魏公村,该村最多时有18家维吾尔族餐馆;另一个位于海淀区甘家口增光路,该村曾有33家维吾尔族餐馆。“新疆村”既非自然村落,更非行政编制,它的得名,是由于那里聚集了大量来自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他们以经营餐馆为生。
自1996年以来,笔者在讲授“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社会学研究方法”两门课程的同时,带领多个班的同学,连续五年对魏公村的“新疆村”进行了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的调查,重点是村中的维族餐馆。
“新疆村”调查的意义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大潮中,来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是农民工这一边缘群体中十分特别的一支。他们不仅像其他进城农民一样,来自于农村和贫困地区,而且是一个在语言、宗教、风俗等方面特殊的人群。因而他们在进入城市以后,所面临的不仅有城乡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问题,而且也有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汉族的民族冲突和融合的问题。他们的流动所要突破的不仅是体制的障碍,而且还有文化、心理和语言的障碍。他们给城市带来的问题,除了如其他流动人群所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外,还有民族关系问题,这种关系不仅影响其所在家乡的民族与汉族的关系,而且影响着他们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那么,这些流入大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是怎样一个人群?进入城市以后,这个人群会发生什么样的变迁?同时,他们给城市带来了哪些影响?
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的研究存在着几种有影响的理论,其中两种涉及到本研究的主题。它们是:
一、“边缘人”概念和理论。“边缘人”寄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群体。结果是他们对自己在团体中的地位形成一种独特的“自我理解”,这种自我形象是非常不协调和矛盾的。学术界对边缘人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自我认知、就业、区位的意义上进行的,而当今中国大陆大批流向城市的农民,其边缘性更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地位和身份结构上。中国城市中的移民聚居区主要是以移民共同的身份和地域背景凝聚而成的,他们都是所在城市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他们进行研究并与国外的同类人群进行比较,无疑可以丰富有关边缘人理论和移民理论。
二、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在对各种民族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途径和特征的讨论中,存在着三种主要模式:“同化论”、“民族文化模式”和“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这第三种模式对我们解释北京的“新疆村”具有很大的启示。这种模式将注意力集中在促使移民融合于主流社会的社会背景和结构基础上,强调在民族群体成员的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方面,民族经济和民族社会网络能起很重要的作用。这种模式包含着经济和文化这两种成分,它把民族聚居区看作是大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劳务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自主的民族聚居区经济结构。有了民族聚居区经济和劳务市场的存在,移民就不需要从附属经济开始,或从社会阶梯的最低一级开始攀登,相反,他们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在内部做生意或者与外界进行交易。通过家庭、亲属网络和本民族的其他社会机构,群体良好的文化共性和民族团结精神能够促进聚居区经济的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对北京“新疆村”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考察,对以上的理论进行讨论。
北京历来是多民族活动的城市。自元代以来,魏公村一直与维吾尔人有密切联系。我们希望通过对魏公村历史变迁的简单回顾，考察不同民族在这里的融合过程。
元代以前北京的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与北京的关系由来已久。根据文献的记载,早在唐代(618～907),就有大批维吾尔人的祖先---回纥人在幽州(今北京)一带活动。当时,蒙古草原上的回纥人与唐朝关系密切,贸易活动频繁,最大宗的贸易就是用马交换中原的丝绸。当时的长安、太原和幽州几座城市是回纥商人最集中之地,仅常住长安的就有一千余人。①他们在这些城市中还“殖资产,开舍第”②,与汉人通婚。据记载,在幽州的回纥人不仅有商人,更多的是军人。公元783年,唐朝叛将朱滔据守幽州时,麾下的回纥骑兵就达三千人,他本人还娶回纥女为侧室。③公元840年,回纥汗国崩溃,一支回纥人南下进入中原,其中“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④。
仅从以上这些零星的史料,就可窥见唐代的今北京地区,已有很多维吾尔人祖先的活动。
辽代(917～1125),契丹人占领了今北京地区,并将其称为“南京”。当时,辽朝与维吾尔人(回鹘)交往密切,大量的维吾尔商人频繁往来于辽朝的各个城市经商,城中维吾尔人聚居的地方称为“回鹘营”⑤。今北京城自然也是维吾尔商人活动的城市之一。
元代畏吾尔村的建立
今北京的魏公村始建于元代,当时称为“畏吾尔村”,是一个维吾尔人聚居的村落。魏公村所在的北京西郊,在辽代还是一片荒凉。在魏公村以南约1公里,有一条流经紫竹院公园北侧、直通昆明湖的高梁河,高梁河两岸,在辽代曾经是一片战场。公元979年7月(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光义率大军进逼辽南京(今北京)城,曾在此与辽军大战,史称“高梁河之战”⑥。
1125年,契丹人的辽朝被来自东北的女真人和北宋南北夹击而灭亡。1127年,北宋被女真人的金朝打败,全线退到黄河以南,史称南宋,从此北京城下不再是前线和战场。
1163年,金朝定都燕京(今北京),称为中都。和平与定都,推动了北京城周的建设。
12世纪70年代,金世宗在北京西郊依高梁河水系修建离宫。此后,这里逐渐成为山水树木风景秀丽,离宫庙宇点缀其间的郊游胜地。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接着就向邻境扩张,今新疆遂成为蒙古军进攻的目标。当时的新疆和中亚地区,有两个地方政权互相为敌:一个是占据新疆西部和中亚河中地区(今乌孜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哈拉汗朝,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另一个是新疆东部以高昌(今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回纥王国。1209年,高昌回纥王主动投奔蒙古大汗,使蒙古军轻易地进入了新疆,成吉思汗遂将女儿嫁给高昌回纥王,并认其为义子。从此,高昌回纥的贵族就受到蒙古人的信用。在元朝,文献中所称的“畏兀尔人”一般都是专指来自新疆东部高昌回纥境内的居民,而新疆西部和中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则被称为“西域人”或“回回人”。在元代,畏兀儿贵族和文人受到重用,在政府、军队中担任要职的很多。其中较早来到元大都(北京)的一批畏兀儿贵族,就被安排到风景秀丽的西郊高梁河畔聚族而居,形成了一个村落,当时人称“畏吾儿村”,即今天的魏公村。蒙古人于1215年攻占了金中都(今北京),畏兀儿人当在此后不久,随蒙古大军进入北京城,史籍中有关的记载还是很清楚的。
清朝乔松年撰《萝亭札记》卷六称:“李西涯或自署畏吾,盖京师西直门外村名。本西域畏兀部落,元太祖时来归,聚处于此,以称村焉;盖与回部相似,今则不复知此族矣。廉希宪、小云石海涯皆畏兀人,西涯则以居址相近而署号,非畏兀人也。”李西涯是明朝大学士李东阳之号,他死后葬于畏吾尔村,直到十几年前,在魏公村东侧还可见到他的墓碑。①
元代,北京成为大都,忽必烈与皇后常住于金朝留下的离宫中,并于至元元年(1264)在西郊建万寿山殿。不久,又在高梁河之北岸距畏吾尔村不远处建万寿寺、五塔寺和大慧寺等佛教寺庙。当时,高梁河上已可通船,后妃公主们出西直门乘船沿高梁河可直达玉泉山、西湖,中途在万寿寺休息和用膳。于是,畏吾尔村周围一片热闹繁荣景象。
畏吾尔村的居民
据查礼和贾敬颜先生等人的考证,最早居于此村的畏兀儿人有布鲁海牙、廉希宪和阿里海牙、贯云石两大族。②据《元史》本传,这几人的简要情况如下:
“布鲁海牙,畏吾人也。祖牙儿八海牙,父吉台海牙,俱以功为其国世臣。布鲁海牙年十八(1214),随其主内附,充宿卫。太祖(1206～1227)西征,布鲁海牙护从,不避劳苦,帝嘉其勤,赐以羊马毡帐,又以居里可汗女石氏配之。太祖崩,诸王来会,选使燕京总理财币。使还,庄圣太后闻其廉谨,以名求之于太宗(1229～1241),凡中宫军民匠户之在燕京、中山者,悉命统之。辛卯,拜燕南路廉访使,佩金虎符,布鲁海牙性孝友,造大宅于燕京,自畏吾国迎母来居,事之。死后大德(1297～1307)初,赠仪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国公。”
布鲁海牙来到燕京(今北京)当在太祖崩(1227)前不久。他来北京后,造大宅迎母来居,北京西郊的畏吾尔村也就出现了。
布鲁海牙之次子名廉希宪,因其父拜燕京路廉访使,故以父官名为姓。廉希宪当生长于北京,很有可能就生于今魏公村。受燕京人文环境的影响,“希宪好经史,手不释卷。
一日,方读《孟子》,闻召,急怀以进。世祖问其说,遂以性善义利仁暴之旨为对,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希宪一生历任京兆宣抚使、中书平章政事等职。死后,追封魏国公,恒阳王。其子六人,皆于朝廷内任高官。①
魏公村另一畏兀儿显贵家族阿里海牙氏当比廉氏稍晚进京和显贵。《元史》本传称:
“阿里海牙,畏吾尔人也。??家贫,尝躬耕,??用荐者得事世祖(1206～1294)于潜邸。”阿里海牙一生历任行中书省右丞、湖广行省左丞相等职,死后加封楚国公、江陵王。
阿里海牙娶廉氏女为妻,生小云石海牙,又名贯云石。贯云石在汉文化的氛围中长大,精通经史,历任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他还长于汉文书法,史称他:“草隶等书,稍取古人之所长,变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他死后,朝廷赠集贤学士、中奉大夫,追封京兆公。有文集多卷,其中
最有名的是《直解孝经》。他的子孙也继承父祖之风,“有学识,能词章”②。
另外,居于该村的畏兀儿贵族还有忽必烈之亲近重臣、燕京行省达鲁花赤蒙速思,死后封敏惠公。蒙速思之女婿即廉希宪。蒙速思之子阿失铁木儿,官至大司徒,死后也都葬于村旁的高梁河畔。
畏吾尔村之衰落与魏公村之得名
贾敬颜先生认为:“畏兀儿村之得名,确贯、廉二氏矣。”到了清代,畏吾尔村改名魏公村。笔者认为,魏公村之得名,当与廉氏家族有关。
最早来到畏吾尔村的廉氏父子布鲁海牙和廉希宪,死后都被封为魏国公。此后廉姓后人一直居于魏公村。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魏公村只有17户居民时,仍有廉姓。2001年,笔者在调查时还找到了最后一位廉姓男子的女儿。50年代末,原魏国公的石碑仍保存于魏公村。
畏吾尔村清代改称魏公村,似应与魏国公有直接联系。自元代始直至清代,除了聚居于京西畏吾尔村的维吾尔人之外,陆续不断有新疆维吾尔人迁居北京,但是吾尔村自明代以后不断衰落,清代中期以后,该村的畏兀儿人或迁走,或融入汉族之中。究其原因,畏吾尔村的居民一直信佛教,又世代为朝廷高官,很容易就融入中原汉民族之中了。
而其他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多来自新疆西部,较早改信伊斯兰教,聚居于北京东四清真寺、牛街清真寺周围。清初又把迁居北京的维吾尔族安置于西长安街路南的东安福胡同聚居,称为“回子营”。乾隆时期,回子营有维吾尔人329人,编为一个佐领,由内务府管辖,按月发给钱粮。到光绪年,这支维吾尔人已发展到1800余人。③清末民初,北京的维吾尔人一部分迁回了新疆,一部分仍聚居于此。直至上世纪30年代的统计中,回子营还有108户795名维吾尔人。
而1949年时,昔日维吾尔贵族聚居的魏公村,只有17户汉族农户④,已不见维吾尔人的踪影。
魏公村的变迁
1949年解放初期,魏公村至高梁河一带已是一片荒凉,昔日香火旺盛的法华寺、万寿寺、大慧寺和五塔寺等都已荒废。村中只有十几家农户,村周围是庄稼地、大片的古冢和荒地。
50年代初,政府将原住红庙、白祥庵村等地的一百余户居民迁至魏公村,为他们修建了房屋,划分了村周围的土地,大部分居民都务农为生。公社化以后,这些农民又都成了公社社员,属于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魏公村小队。但随着政府在西郊的各项建设,如50年代后村周围相继兴建了外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和气象局等,加上村中人口的增长和房屋的增建,土地越来越少,到了70年代,村中居民已逐渐脱离了农业,转而成为工人、小买卖人等城镇居民。村周围只剩下少量庄稼地和小块菜地。80年代中期以后,村周围的农田菜地就完全被新建的居民楼等建筑取代了。
在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中,魏公村的年青人相继离开了老旧的平房,融入到城市的就业人群之中。这片50年代兴建的平房区,与周围的楼群相比,显得破旧、拥挤,留守其中的都是50岁以上的老居民,失去土地以后,他们没有其他劳动技能,生活陷入贫困之中。
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政府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提供劳务服务。于是,善于经商的维吾尔人陆续来到北京,并在北京形成了两个维吾尔人聚居的“新疆村”。他们正好为留守于魏公村平房区的老居民提供了出租房屋的机会。
“新疆村”的建立
早在80年代初,就有几百名新疆维吾尔族同胞在北京和新疆之间从事纱巾和布匹等日用品的运销活动。他们主要集中于王府井大街,在日用品种类齐全的东安市场和百货大楼购物,到八面槽邮局寄出,在新疆各地批发零售。
1985年,北京的市场全面开放,大量外来人口涌进北京经商,其中的维吾尔族同胞也更加活跃,除了贩卖纱巾、布匹之外,一些人开始从事烤羊肉串、葡萄干、哈密瓜、杏干等项经营或贩运。他们主要分布于北京站、动物园、甘家口、魏公村、人民大学和海淀镇等处。不久,因经营烤羊肉串积攒了一些钱的人转向餐饮业经营,于是,在甘家口附近的北沙沟和魏公村,就出现了维吾尔人开办的新疆风味餐馆。
北沙沟东距甘家口商场约300米,邻近位于二里沟的新疆驻京办事处,北距中央民族大学约2公里。1984年,这里开设了首家维吾尔族馄饨馆。至1987年,维吾尔族餐馆增至15家。1992年1月1日,海淀区政府正式命名这里为“新疆村”。到1993年,维吾尔族餐馆达33个,在甘家口派出所办有暂住证的新疆流动人口达500～600人,其中33家餐馆的维吾尔族人口当在500人左右。1999年,北沙沟街道拓宽工程开工,沿街的商店、餐馆等所有建筑物全部拆除,几十家维吾尔族餐馆也在其中。海淀区政府曾拨出近千万元款项对这几十家餐馆给予补偿。这些餐馆被拆除后,有的老板转到北京其他地区继续租房经营,有的转到外地或迁回了新疆。
魏公村的“新疆街”紧邻中央民族大学的北墙。1983年,当地出现第一家维吾尔族餐厅。1996年,维吾尔族餐馆发展为18家。
解放前,魏公村仅有十几户居民,主要为农户、小买卖人等贫苦人家,周围是农田、坟场,十分荒凉。上世纪80年代以后,魏公村周围建起几十栋居民楼,楼中住户主要为各类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而原来的老户仍居于平房区的旧房中。据1994年统计,平房区共有820户,2200余人,维吾尔族餐馆也在其中。平房区夹于南北两条各长约300米的街道中,维吾尔族餐馆多集中于南街上,因此这条街就被称为“新疆街”或“新疆村”。
此外，新疆街上还有藏、傣、蒙古、朝鲜和回等族同胞开的餐馆,因此,这条街又被称为“民族食品街”。
自1996年以来,笔者在授课的同时,指导几个班的同学分别调查了11个维吾尔族餐馆,它们是:艾尼餐厅、伽师餐厅、波斯坦餐厅、古城餐厅、天池餐厅、阿凡提餐厅、阿瓦提餐厅、岳普湖餐厅、新和玉餐厅、新疆风味餐厅和友好餐厅。另外,我们又调查了朝鲜族的“乡村居”餐厅,傣族的“金孔雀”餐厅和藏族的“香巴拉”餐厅。总共调查了14家餐馆。对其中几家餐馆在一二年之后又进行了再调查,还对村中的一些老户居民和居委会进行了多次调查访问。
创业过程与生活特点
这14家餐馆的老板,均来自新疆、西藏、甘肃、云南、吉林延边等少数民族地区。老板的年龄在26岁至60岁之间,其中以30多岁、40多岁者居多。除了少数未婚者外,老板都带妻小等家眷同住北京。除了两户之外,其他老板都没有北京户口。
来北京之前,这些老板的身份以小商贩为主,也有农民、离职的小学教员、工人和机关干部。其中多数来自乌鲁木齐、喀什和伊宁等城镇。他们在家乡时,经济上基本比较困难,大多从事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职业。小商贩也都尝试过多种经营。也就是说,这些人在本民族中,属于社会经验较丰富,有较多见识、较大胆量,也有较多社会关系的人。但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开过餐馆,主要原因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刚来北京时,一般只带了几百
至几千元钱。有人甚至在走出北京站时,身上仅有几元钱。
来北京以后,一半以上的人曾经历了在街头卖羊肉串、葡萄干或到别人的餐馆中打工等形式的资金积累阶段。这个阶段,一般在5年或5年以上。少数人是靠亲朋集资或向政府贷款来开办餐馆的。借贷一般能在开餐馆后一二年之内还清。可以说,来北京开餐馆的这14位老板,开餐馆后都达到了脱贫致富的目的。
这些老板进入北京创业的活动,无疑是一种市场行为。因为所有的老板都认为,来北京开餐馆,比起其家乡来,有更多的赚钱机会,这里顾客更多,消费更高。但这些老板并不是完全依照市场供需关系和市场价格的指引流动的,而是沿着传统社会关系网络流动的。来北京之初,他们都是首先投奔在甘家口或魏公村的同族亲朋,或是投奔在中央民族大学读书或工作的亲朋老乡。进入北京以后,他们尽量地与同族人靠近或聚居于一处。
他们办理暂住证、开业手续、租房和贷款,都是靠这些同族老乡亲朋来指引、介绍、帮忙完成的。餐馆开办起来以后,也主要在同族老乡、亲眷中雇工。
“新疆村”内经营与生活的特点,确实表现为一种“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14个餐馆的雇工,一般都在4至10个之间,其中70%左右是与老板同族的老乡、亲眷。所有的厨师都来自本民族,其他民族的雇工主要从事前台端菜、清扫等次要的工作。工资300～1500元不等,80%的异族雇工收入在300～600元之间。
“新疆村”的维吾尔族老板中,一位威望较高者担任村长。他负责协调各维吾尔餐馆之间的竞争、合作等关系。如,他要定出各种饭菜的统一价格,解决维吾尔人之间的纠纷,代表维吾尔居民与居委会和派出所等机构协商村里的各项事务,有时也代表居委会向各维吾尔餐馆转达各类通知和规定。
来“新疆村”就餐的顾客成分也与北京一般的餐馆有明显的差别。除了北京的居民之外,顾客中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如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教工和学生,是这里的常客。有些居地较远,甚至远在天津等地的少数民族顾客,也专门前来这里就餐。外国人中,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的使馆人员常携全家来此用餐。俄、德、日、法等五十多个国家驻华使馆人员也常来此用餐。顾客中还有大量的外国留学生。
笔者1996年调查11家维吾尔族餐馆,年赢利均在五万元至几十万元之间,赢利最高的一年近百万元。生意兴隆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食品和餐馆本身浓郁的民族特色,二是价格比较便宜。
“新疆村”的少数民族餐馆,特别是维吾尔族各餐馆,在经营和生活中,都具有明显的内聚倾向。由于文化上的差异,特别是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宗教信仰的不同,他们很少与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居民交往,他们自成一个小社会。每日餐馆原料如牛羊肉、菜的进货,有自己单独的渠道和网络。每周的主麻日和古尔邦节等宗教节假日,一般都集体去清真寺礼拜,业余时间则与北京的维吾尔人之间互相串门、娱乐。除了在北京必要的开支以外，老板和雇工大多将攒下的钱寄回新疆老家。恋爱和婚姻也基本上限于本民族成员之内,大多是回新疆去找对象。
他们在子女入托、上学等事情上,并不能享受与北京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力。如,孩子上幼儿园和上小学时,需要额外交赞助费,赞助费一般可达每年1000～2000元。由于他们没有魏公村的固定户口,街道居委会甚至还要向他们每人征收40元的公共厕所费。他们大多已在北京居住了五年至十几年了,很多人的子女在北京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话,而维吾尔语却很生疏,但他们仍没有北京人的感觉。在问到将来的去向时,大多数人都说以后还是要回家乡的。但若干年后他们回去时,家乡的生活他们还习惯吗?乡亲们对这些北京回来的维吾尔人还看得惯吗?他们确实处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处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边缘。
不难看出,以上所简要介绍的,在“新疆村”的初步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前面所假设的理论。希望这种理论的探讨,对大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研究和政策的制订起到一点推动或借鉴的作用。
“新疆村”以餐饮业为主,自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后,发展迅速,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内部自成系统。不仅对北京的经济、社会、文化及社会管理等多方面造成了日益深刻的影响,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其故乡流出地的社会发展进程。“新疆村”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不仅集中代表了农村劳动力冲破城乡壁垒进入城市、扎根城市,并不断扩展其生存空间的过程与方式,而且集中体现了在一个主体文化中,作为一种亚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如何形成、演化以及如何与主流文化互动的。此外,作为一种聚集而居的边缘人群体,其内部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已有了采取集体行为、组织行为的能力,对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较分散于城市居民中的零散个体为大。“新疆村”中的少数民族农民与本地居民杂居共处,并在北京市建立了自己的经营特色和服务范围,其与北京市的经济社会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通过对“新疆村”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大城市边缘人的内部结构、生活方式、经营活动、文化心理,其与城市居民间的关系形态、互动方式、相互观感等,而且可以透视在一种新的环境中,一个异文化的变迁过程、
——北京“新疆村”调查之一
作者：杨圣敏、王汉生
來源：本文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2303166.html
摘要：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批批新疆维吾尔族人陆续来到北京,他们大多聚居于北京的魏公村和甘家口两地,形成了两个维吾尔族村庄。作者的这项调查就是围绕新疆村的维吾尔餐馆展开，并利用文献材料展示了北京新疆村自元代以来的种种变迁。
在2002年以前,北京曾有两个“新疆村”:其中一个位于白石桥路的魏公村,该村最多时有18家维吾尔族餐馆;另一个位于海淀区甘家口增光路,该村曾有33家维吾尔族餐馆。“新疆村”既非自然村落,更非行政编制,它的得名,是由于那里聚集了大量来自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他们以经营餐馆为生。
自1996年以来,笔者在讲授“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社会学研究方法”两门课程的同时,带领多个班的同学,连续五年对魏公村的“新疆村”进行了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的调查,重点是村中的维族餐馆。
“新疆村”调查的意义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大潮中,来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是农民工这一边缘群体中十分特别的一支。他们不仅像其他进城农民一样,来自于农村和贫困地区,而且是一个在语言、宗教、风俗等方面特殊的人群。因而他们在进入城市以后,所面临的不仅有城乡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问题,而且也有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汉族的民族冲突和融合的问题。他们的流动所要突破的不仅是体制的障碍,而且还有文化、心理和语言的障碍。他们给城市带来的问题,除了如其他流动人群所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外,还有民族关系问题,这种关系不仅影响其所在家乡的民族与汉族的关系,而且影响着他们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那么,这些流入大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是怎样一个人群?进入城市以后,这个人群会发生什么样的变迁?同时,他们给城市带来了哪些影响?
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的研究存在着几种有影响的理论,其中两种涉及到本研究的主题。它们是:
一、“边缘人”概念和理论。“边缘人”寄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群体。结果是他们对自己在团体中的地位形成一种独特的“自我理解”,这种自我形象是非常不协调和矛盾的。学术界对边缘人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自我认知、就业、区位的意义上进行的,而当今中国大陆大批流向城市的农民,其边缘性更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地位和身份结构上。中国城市中的移民聚居区主要是以移民共同的身份和地域背景凝聚而成的,他们都是所在城市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他们进行研究并与国外的同类人群进行比较,无疑可以丰富有关边缘人理论和移民理论。
二、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在对各种民族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途径和特征的讨论中,存在着三种主要模式:“同化论”、“民族文化模式”和“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这第三种模式对我们解释北京的“新疆村”具有很大的启示。这种模式将注意力集中在促使移民融合于主流社会的社会背景和结构基础上,强调在民族群体成员的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方面,民族经济和民族社会网络能起很重要的作用。这种模式包含着经济和文化这两种成分,它把民族聚居区看作是大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劳务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自主的民族聚居区经济结构。有了民族聚居区经济和劳务市场的存在,移民就不需要从附属经济开始,或从社会阶梯的最低一级开始攀登,相反,他们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在内部做生意或者与外界进行交易。通过家庭、亲属网络和本民族的其他社会机构,群体良好的文化共性和民族团结精神能够促进聚居区经济的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对北京“新疆村”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考察,对以上的理论进行讨论。
北京历来是多民族活动的城市。自元代以来,魏公村一直与维吾尔人有密切联系。我们希望通过对魏公村历史变迁的简单回顾，考察不同民族在这里的融合过程。
元代以前北京的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与北京的关系由来已久。根据文献的记载,早在唐代(618～907),就有大批维吾尔人的祖先---回纥人在幽州(今北京)一带活动。当时,蒙古草原上的回纥人与唐朝关系密切,贸易活动频繁,最大宗的贸易就是用马交换中原的丝绸。当时的长安、太原和幽州几座城市是回纥商人最集中之地,仅常住长安的就有一千余人。①他们在这些城市中还“殖资产,开舍第”②,与汉人通婚。据记载,在幽州的回纥人不仅有商人,更多的是军人。公元783年,唐朝叛将朱滔据守幽州时,麾下的回纥骑兵就达三千人,他本人还娶回纥女为侧室。③公元840年,回纥汗国崩溃,一支回纥人南下进入中原,其中“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④。
仅从以上这些零星的史料,就可窥见唐代的今北京地区,已有很多维吾尔人祖先的活动。
辽代(917～1125),契丹人占领了今北京地区,并将其称为“南京”。当时,辽朝与维吾尔人(回鹘)交往密切,大量的维吾尔商人频繁往来于辽朝的各个城市经商,城中维吾尔人聚居的地方称为“回鹘营”⑤。今北京城自然也是维吾尔商人活动的城市之一。
元代畏吾尔村的建立
今北京的魏公村始建于元代,当时称为“畏吾尔村”,是一个维吾尔人聚居的村落。魏公村所在的北京西郊,在辽代还是一片荒凉。在魏公村以南约1公里,有一条流经紫竹院公园北侧、直通昆明湖的高梁河,高梁河两岸,在辽代曾经是一片战场。公元979年7月(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光义率大军进逼辽南京(今北京)城,曾在此与辽军大战,史称“高梁河之战”⑥。
1125年,契丹人的辽朝被来自东北的女真人和北宋南北夹击而灭亡。1127年,北宋被女真人的金朝打败,全线退到黄河以南,史称南宋,从此北京城下不再是前线和战场。
1163年,金朝定都燕京(今北京),称为中都。和平与定都,推动了北京城周的建设。
12世纪70年代,金世宗在北京西郊依高梁河水系修建离宫。此后,这里逐渐成为山水树木风景秀丽,离宫庙宇点缀其间的郊游胜地。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接着就向邻境扩张,今新疆遂成为蒙古军进攻的目标。当时的新疆和中亚地区,有两个地方政权互相为敌:一个是占据新疆西部和中亚河中地区(今乌孜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哈拉汗朝,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另一个是新疆东部以高昌(今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回纥王国。1209年,高昌回纥王主动投奔蒙古大汗,使蒙古军轻易地进入了新疆,成吉思汗遂将女儿嫁给高昌回纥王,并认其为义子。从此,高昌回纥的贵族就受到蒙古人的信用。在元朝,文献中所称的“畏兀尔人”一般都是专指来自新疆东部高昌回纥境内的居民,而新疆西部和中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则被称为“西域人”或“回回人”。在元代,畏兀儿贵族和文人受到重用,在政府、军队中担任要职的很多。其中较早来到元大都(北京)的一批畏兀儿贵族,就被安排到风景秀丽的西郊高梁河畔聚族而居,形成了一个村落,当时人称“畏吾儿村”,即今天的魏公村。蒙古人于1215年攻占了金中都(今北京),畏兀儿人当在此后不久,随蒙古大军进入北京城,史籍中有关的记载还是很清楚的。
清朝乔松年撰《萝亭札记》卷六称:“李西涯或自署畏吾,盖京师西直门外村名。本西域畏兀部落,元太祖时来归,聚处于此,以称村焉;盖与回部相似,今则不复知此族矣。廉希宪、小云石海涯皆畏兀人,西涯则以居址相近而署号,非畏兀人也。”李西涯是明朝大学士李东阳之号,他死后葬于畏吾尔村,直到十几年前,在魏公村东侧还可见到他的墓碑。①
元代,北京成为大都,忽必烈与皇后常住于金朝留下的离宫中,并于至元元年(1264)在西郊建万寿山殿。不久,又在高梁河之北岸距畏吾尔村不远处建万寿寺、五塔寺和大慧寺等佛教寺庙。当时,高梁河上已可通船,后妃公主们出西直门乘船沿高梁河可直达玉泉山、西湖,中途在万寿寺休息和用膳。于是,畏吾尔村周围一片热闹繁荣景象。
畏吾尔村的居民
据查礼和贾敬颜先生等人的考证,最早居于此村的畏兀儿人有布鲁海牙、廉希宪和阿里海牙、贯云石两大族。②据《元史》本传,这几人的简要情况如下:
“布鲁海牙,畏吾人也。祖牙儿八海牙,父吉台海牙,俱以功为其国世臣。布鲁海牙年十八(1214),随其主内附,充宿卫。太祖(1206～1227)西征,布鲁海牙护从,不避劳苦,帝嘉其勤,赐以羊马毡帐,又以居里可汗女石氏配之。太祖崩,诸王来会,选使燕京总理财币。使还,庄圣太后闻其廉谨,以名求之于太宗(1229～1241),凡中宫军民匠户之在燕京、中山者,悉命统之。辛卯,拜燕南路廉访使,佩金虎符,布鲁海牙性孝友,造大宅于燕京,自畏吾国迎母来居,事之。死后大德(1297～1307)初,赠仪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国公。”
布鲁海牙来到燕京(今北京)当在太祖崩(1227)前不久。他来北京后,造大宅迎母来居,北京西郊的畏吾尔村也就出现了。
布鲁海牙之次子名廉希宪,因其父拜燕京路廉访使,故以父官名为姓。廉希宪当生长于北京,很有可能就生于今魏公村。受燕京人文环境的影响,“希宪好经史,手不释卷。
一日,方读《孟子》,闻召,急怀以进。世祖问其说,遂以性善义利仁暴之旨为对,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希宪一生历任京兆宣抚使、中书平章政事等职。死后,追封魏国公,恒阳王。其子六人,皆于朝廷内任高官。①
魏公村另一畏兀儿显贵家族阿里海牙氏当比廉氏稍晚进京和显贵。《元史》本传称:
“阿里海牙,畏吾尔人也。??家贫,尝躬耕,??用荐者得事世祖(1206～1294)于潜邸。”阿里海牙一生历任行中书省右丞、湖广行省左丞相等职,死后加封楚国公、江陵王。
阿里海牙娶廉氏女为妻,生小云石海牙,又名贯云石。贯云石在汉文化的氛围中长大,精通经史,历任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他还长于汉文书法,史称他:“草隶等书,稍取古人之所长,变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他死后,朝廷赠集贤学士、中奉大夫,追封京兆公。有文集多卷,其中
最有名的是《直解孝经》。他的子孙也继承父祖之风,“有学识,能词章”②。
另外,居于该村的畏兀儿贵族还有忽必烈之亲近重臣、燕京行省达鲁花赤蒙速思,死后封敏惠公。蒙速思之女婿即廉希宪。蒙速思之子阿失铁木儿,官至大司徒,死后也都葬于村旁的高梁河畔。
畏吾尔村之衰落与魏公村之得名
贾敬颜先生认为:“畏兀儿村之得名,确贯、廉二氏矣。”到了清代,畏吾尔村改名魏公村。笔者认为,魏公村之得名,当与廉氏家族有关。
最早来到畏吾尔村的廉氏父子布鲁海牙和廉希宪,死后都被封为魏国公。此后廉姓后人一直居于魏公村。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魏公村只有17户居民时,仍有廉姓。2001年,笔者在调查时还找到了最后一位廉姓男子的女儿。50年代末,原魏国公的石碑仍保存于魏公村。
畏吾尔村清代改称魏公村,似应与魏国公有直接联系。自元代始直至清代,除了聚居于京西畏吾尔村的维吾尔人之外,陆续不断有新疆维吾尔人迁居北京,但是吾尔村自明代以后不断衰落,清代中期以后,该村的畏兀儿人或迁走,或融入汉族之中。究其原因,畏吾尔村的居民一直信佛教,又世代为朝廷高官,很容易就融入中原汉民族之中了。
而其他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多来自新疆西部,较早改信伊斯兰教,聚居于北京东四清真寺、牛街清真寺周围。清初又把迁居北京的维吾尔族安置于西长安街路南的东安福胡同聚居,称为“回子营”。乾隆时期,回子营有维吾尔人329人,编为一个佐领,由内务府管辖,按月发给钱粮。到光绪年,这支维吾尔人已发展到1800余人。③清末民初,北京的维吾尔人一部分迁回了新疆,一部分仍聚居于此。直至上世纪30年代的统计中,回子营还有108户795名维吾尔人。
而1949年时,昔日维吾尔贵族聚居的魏公村,只有17户汉族农户④,已不见维吾尔人的踪影。
魏公村的变迁
1949年解放初期,魏公村至高梁河一带已是一片荒凉,昔日香火旺盛的法华寺、万寿寺、大慧寺和五塔寺等都已荒废。村中只有十几家农户,村周围是庄稼地、大片的古冢和荒地。
50年代初,政府将原住红庙、白祥庵村等地的一百余户居民迁至魏公村,为他们修建了房屋,划分了村周围的土地,大部分居民都务农为生。公社化以后,这些农民又都成了公社社员,属于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魏公村小队。但随着政府在西郊的各项建设,如50年代后村周围相继兴建了外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和气象局等,加上村中人口的增长和房屋的增建,土地越来越少,到了70年代,村中居民已逐渐脱离了农业,转而成为工人、小买卖人等城镇居民。村周围只剩下少量庄稼地和小块菜地。80年代中期以后,村周围的农田菜地就完全被新建的居民楼等建筑取代了。
在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中,魏公村的年青人相继离开了老旧的平房,融入到城市的就业人群之中。这片50年代兴建的平房区,与周围的楼群相比,显得破旧、拥挤,留守其中的都是50岁以上的老居民,失去土地以后,他们没有其他劳动技能,生活陷入贫困之中。
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政府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提供劳务服务。于是,善于经商的维吾尔人陆续来到北京,并在北京形成了两个维吾尔人聚居的“新疆村”。他们正好为留守于魏公村平房区的老居民提供了出租房屋的机会。
“新疆村”的建立
早在80年代初,就有几百名新疆维吾尔族同胞在北京和新疆之间从事纱巾和布匹等日用品的运销活动。他们主要集中于王府井大街,在日用品种类齐全的东安市场和百货大楼购物,到八面槽邮局寄出,在新疆各地批发零售。
1985年,北京的市场全面开放,大量外来人口涌进北京经商,其中的维吾尔族同胞也更加活跃,除了贩卖纱巾、布匹之外,一些人开始从事烤羊肉串、葡萄干、哈密瓜、杏干等项经营或贩运。他们主要分布于北京站、动物园、甘家口、魏公村、人民大学和海淀镇等处。不久,因经营烤羊肉串积攒了一些钱的人转向餐饮业经营,于是,在甘家口附近的北沙沟和魏公村,就出现了维吾尔人开办的新疆风味餐馆。
北沙沟东距甘家口商场约300米,邻近位于二里沟的新疆驻京办事处,北距中央民族大学约2公里。1984年,这里开设了首家维吾尔族馄饨馆。至1987年,维吾尔族餐馆增至15家。1992年1月1日,海淀区政府正式命名这里为“新疆村”。到1993年,维吾尔族餐馆达33个,在甘家口派出所办有暂住证的新疆流动人口达500～600人,其中33家餐馆的维吾尔族人口当在500人左右。1999年,北沙沟街道拓宽工程开工,沿街的商店、餐馆等所有建筑物全部拆除,几十家维吾尔族餐馆也在其中。海淀区政府曾拨出近千万元款项对这几十家餐馆给予补偿。这些餐馆被拆除后,有的老板转到北京其他地区继续租房经营,有的转到外地或迁回了新疆。
魏公村的“新疆街”紧邻中央民族大学的北墙。1983年,当地出现第一家维吾尔族餐厅。1996年,维吾尔族餐馆发展为18家。
解放前,魏公村仅有十几户居民,主要为农户、小买卖人等贫苦人家,周围是农田、坟场,十分荒凉。上世纪80年代以后,魏公村周围建起几十栋居民楼,楼中住户主要为各类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而原来的老户仍居于平房区的旧房中。据1994年统计,平房区共有820户,2200余人,维吾尔族餐馆也在其中。平房区夹于南北两条各长约300米的街道中,维吾尔族餐馆多集中于南街上,因此这条街就被称为“新疆街”或“新疆村”。
此外，新疆街上还有藏、傣、蒙古、朝鲜和回等族同胞开的餐馆,因此,这条街又被称为“民族食品街”。
自1996年以来,笔者在授课的同时,指导几个班的同学分别调查了11个维吾尔族餐馆,它们是:艾尼餐厅、伽师餐厅、波斯坦餐厅、古城餐厅、天池餐厅、阿凡提餐厅、阿瓦提餐厅、岳普湖餐厅、新和玉餐厅、新疆风味餐厅和友好餐厅。另外,我们又调查了朝鲜族的“乡村居”餐厅,傣族的“金孔雀”餐厅和藏族的“香巴拉”餐厅。总共调查了14家餐馆。对其中几家餐馆在一二年之后又进行了再调查,还对村中的一些老户居民和居委会进行了多次调查访问。
创业过程与生活特点
这14家餐馆的老板,均来自新疆、西藏、甘肃、云南、吉林延边等少数民族地区。老板的年龄在26岁至60岁之间,其中以30多岁、40多岁者居多。除了少数未婚者外,老板都带妻小等家眷同住北京。除了两户之外,其他老板都没有北京户口。
来北京之前,这些老板的身份以小商贩为主,也有农民、离职的小学教员、工人和机关干部。其中多数来自乌鲁木齐、喀什和伊宁等城镇。他们在家乡时,经济上基本比较困难,大多从事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职业。小商贩也都尝试过多种经营。也就是说,这些人在本民族中,属于社会经验较丰富,有较多见识、较大胆量,也有较多社会关系的人。但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开过餐馆,主要原因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刚来北京时,一般只带了几百
至几千元钱。有人甚至在走出北京站时,身上仅有几元钱。
来北京以后,一半以上的人曾经历了在街头卖羊肉串、葡萄干或到别人的餐馆中打工等形式的资金积累阶段。这个阶段,一般在5年或5年以上。少数人是靠亲朋集资或向政府贷款来开办餐馆的。借贷一般能在开餐馆后一二年之内还清。可以说,来北京开餐馆的这14位老板,开餐馆后都达到了脱贫致富的目的。
这些老板进入北京创业的活动,无疑是一种市场行为。因为所有的老板都认为,来北京开餐馆,比起其家乡来,有更多的赚钱机会,这里顾客更多,消费更高。但这些老板并不是完全依照市场供需关系和市场价格的指引流动的,而是沿着传统社会关系网络流动的。来北京之初,他们都是首先投奔在甘家口或魏公村的同族亲朋,或是投奔在中央民族大学读书或工作的亲朋老乡。进入北京以后,他们尽量地与同族人靠近或聚居于一处。
他们办理暂住证、开业手续、租房和贷款,都是靠这些同族老乡亲朋来指引、介绍、帮忙完成的。餐馆开办起来以后,也主要在同族老乡、亲眷中雇工。
“新疆村”内经营与生活的特点,确实表现为一种“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14个餐馆的雇工,一般都在4至10个之间,其中70%左右是与老板同族的老乡、亲眷。所有的厨师都来自本民族,其他民族的雇工主要从事前台端菜、清扫等次要的工作。工资300～1500元不等,80%的异族雇工收入在300～600元之间。
“新疆村”的维吾尔族老板中,一位威望较高者担任村长。他负责协调各维吾尔餐馆之间的竞争、合作等关系。如,他要定出各种饭菜的统一价格,解决维吾尔人之间的纠纷,代表维吾尔居民与居委会和派出所等机构协商村里的各项事务,有时也代表居委会向各维吾尔餐馆转达各类通知和规定。
来“新疆村”就餐的顾客成分也与北京一般的餐馆有明显的差别。除了北京的居民之外,顾客中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如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教工和学生,是这里的常客。有些居地较远,甚至远在天津等地的少数民族顾客,也专门前来这里就餐。外国人中,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的使馆人员常携全家来此用餐。俄、德、日、法等五十多个国家驻华使馆人员也常来此用餐。顾客中还有大量的外国留学生。
笔者1996年调查11家维吾尔族餐馆,年赢利均在五万元至几十万元之间,赢利最高的一年近百万元。生意兴隆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食品和餐馆本身浓郁的民族特色,二是价格比较便宜。
“新疆村”的少数民族餐馆,特别是维吾尔族各餐馆,在经营和生活中,都具有明显的内聚倾向。由于文化上的差异,特别是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宗教信仰的不同,他们很少与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居民交往,他们自成一个小社会。每日餐馆原料如牛羊肉、菜的进货,有自己单独的渠道和网络。每周的主麻日和古尔邦节等宗教节假日,一般都集体去清真寺礼拜,业余时间则与北京的维吾尔人之间互相串门、娱乐。除了在北京必要的开支以外，老板和雇工大多将攒下的钱寄回新疆老家。恋爱和婚姻也基本上限于本民族成员之内,大多是回新疆去找对象。
他们在子女入托、上学等事情上,并不能享受与北京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力。如,孩子上幼儿园和上小学时,需要额外交赞助费,赞助费一般可达每年1000～2000元。由于他们没有魏公村的固定户口,街道居委会甚至还要向他们每人征收40元的公共厕所费。他们大多已在北京居住了五年至十几年了,很多人的子女在北京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话,而维吾尔语却很生疏,但他们仍没有北京人的感觉。在问到将来的去向时,大多数人都说以后还是要回家乡的。但若干年后他们回去时,家乡的生活他们还习惯吗?乡亲们对这些北京回来的维吾尔人还看得惯吗?他们确实处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处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边缘。
不难看出,以上所简要介绍的,在“新疆村”的初步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前面所假设的理论。希望这种理论的探讨,对大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研究和政策的制订起到一点推动或借鉴的作用。
“新疆村”以餐饮业为主,自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后,发展迅速,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内部自成系统。不仅对北京的经济、社会、文化及社会管理等多方面造成了日益深刻的影响,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其故乡流出地的社会发展进程。“新疆村”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不仅集中代表了农村劳动力冲破城乡壁垒进入城市、扎根城市,并不断扩展其生存空间的过程与方式,而且集中体现了在一个主体文化中,作为一种亚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如何形成、演化以及如何与主流文化互动的。此外,作为一种聚集而居的边缘人群体,其内部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已有了采取集体行为、组织行为的能力,对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较分散于城市居民中的零散个体为大。“新疆村”中的少数民族农民与本地居民杂居共处,并在北京市建立了自己的经营特色和服务范围,其与北京市的经济社会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通过对“新疆村”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大城市边缘人的内部结构、生活方式、经营活动、文化心理,其与城市居民间的关系形态、互动方式、相互观感等,而且可以透视在一种新的环境中,一个异文化的变迁过程、
星期二, 3月 18, 2014
伽师印象
作者：陳新元（陳平）
來源：http://www.bt.chinanews.com/Article/jishi/201101/67758.html
发表时间： 2011-1-24 11:29:56
低矮的土块房，天窗筛漏散乱的光。躺在摇床上的婴儿脸上挤满了苍蝇，我走近一挥手，苍蝇轰一声溅开，被捂着憋着快窒息的婴儿哇的一声哭出声来……
这是伽师留在我脑海中的难忘印象。二十多年过去，我的记忆的流水不断冲刷着这个印象，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隐痛。我常想那里有又大又甜的鸡蛋杏，有香甜可口的甜瓜，有新疆最香嫩滑酥的烤全羊，但这一切冲刷不去记忆河流中的那块石头。那块石头那么沉重那么冰冷。
1988年夏天，持续高温酷暑，伽师爆发了“二号病”即霍乱。我这个新闻干事，被抽调到防病工作组急赴伽师总场。上级严厉命令：工作组成员一律不得离岗；专项费用；坚决做到不死人；连20天无一例“二号病”方可撤回。
我对伽师有特殊的感情。三十年前的元旦，我出生在伽师县一个维吾尔人的土块房里。一岁时，父亲率骑兵连迁至英吉沙县。我的伽师印象是一片空白。但毕竟那里是我出生地，所以很留心有关伽师的事。从报纸、书刊、口头传说中，我的伽师印象逐步拼凑成了：
伽师维语称“排孜阿瓦提”，意为繁荣的家园。新疆的行政区划以河流为天然界限，伽师属克孜尔河流域。克孜尔意为红色，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维吾尔人认为山川河流均有雌雄之分，向阳为雄，背阴为雌。克孜尔河发源于阳坡，为雄性河流。红色河水送来肥沃的红土，适合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生长；伽师瓜硕大香甜，名闻遐迩；伽师杏有四十多个品种，极为罕见的鸡蛋杏被誉为贡杏，状若卵，色如金，汁若蜜，剥皮一吸，香透肺腑；伽师特产大沙枣晒干后金黄绵软，富含维生素，是著名的长寿食品；伽师的麦西来甫歌舞别有特色，古朴热情，老少皆欢；伽师北部山区聚集柯尔克孜族，地毯花毡，马鞍木箱，贸易自古兴隆。
但是，伽师防病留给我的记忆是一道阴影：贫困；还有说不出的其它……
汽车出喀什往东疾驰三个小时，过了西格尔水库就离开柏油路。石子路尘土飞扬，颠簸摇晃。二十多公里路走了40多分钟。车上一点不寂寞，有三个可爱的女性，农三师医院的护士长单丽娟，护士小张，小李。单丽娟已成家有了孩子，小张，小李为防病推迟了婚期。组长刘医生河南人，身体粗壮，言语直率。一路说笑，很快熟悉了。大家说，但愿20天不出一个“二号病”，早日凯旋。说心里话谁也不愿意在那里多待，都想回喀什城里。
一到伽师总场场部，听了党委书记钟仁勇介绍情况，心情紧张起来。伽师县已发病100多例，死亡20多人。伽师总场发病20多例，无死亡。原因主要二条：卫生条件差，救治不及时。自治区和兵团高度重视，地方的医疗队已进驻各乡镇。兵团党委拨了专项经费并严令，全力防病，不准死一个人。
从场部的条件可以知道维吾尔老乡们的生活有多差。没有自来水，吃水靠从喀什拉运，当地深井水只能洗刷；只有一部电话，在书记办公室，常常不通；厕所是半露天的旱厕，浊气刺鼻，苍蝇团飞；食堂开饭前必须有人把苍蝇消灭光；夜晚蚊子从稻田飞来，追逐叮咬，半夜才走。
第二天，兵团卫生防疫站的王站长率两名年轻医生赶来，并运来一卡车药品。我们迅速分工投入防病战斗。
我对医疗不太懂，自告奋勇到防疫组。刘医生和兵团来的医生到巡回医疗组，三个女性都到医院加强抢救力量。钟书记为总指挥，几个维族副场长分别参加各组。
会议刚完就接到警报：医院来了个紧急病人。刘医生带着三位女性十万火急跑到医院。我也不知道该干啥，也跟着跑去了。
医院离招待所很近，五分钟就到了。患者是年轻巴郎，全身瘫软，半昏迷状态，下半身全是粪便，恶臭难闻。刘医生指挥，单丽娟动作麻利，几分钟后吊针挂上了。安排一个维族护士看护，大家退了出来。单丽娟忙着洗手，换衣服。
我好奇地问：“这个病号有没有生命危险？挂个吊针就完啦？”
她轻松自信地说：“这种病来势凶猛，传染性很强，上吐下泻，严重脱水，死亡率高。但是，只要在发病8小时之内挂上液体和氯霉素，两天就好了。这个病人后天可以出院。”
她看我一脸释然，接着说：“这个病好治不好防。灭苍蝇，喝开水，这两条做到就可以了。这够简单了吧？能做到吗？”
我心里说，这两条做到不会太难的。但是，接着发生的事使我明白，我们认为简单的事在这里变得很难很难。
在我的伽师印象里，总场医院的周院长是个重要人物。他中等个子，又黑又胖，见人总是乐呵呵的，人称周胖子。他六十年代中专毕业分配到这里当护士，二十多年过去，大学毕业的院长医生流水般走了，媳妇熬成婆，他当了院长。大医院来的医生对他有点轻视，中专毕业，医术平平，而且言谈举止维吾尔化了。而我对他有好感并非常感兴趣。首先，他在维族人窝窝子里工作生活二十多年，几千汉族人都走了，他没有走。这不容易。其次，他与维吾尔老百姓关系很好。人称“色米斯阿康”意为胖大哥。妇孺老幼，一提起“色米斯阿康”亲若家人。最有意思的是，我第一次听他对医护人员讲维语，先是一愣，捂嘴低头，出门纵声大笑。他的维语是四川腔调，抑扬顿挫，远听是四川话，近听细琢磨才知是维语。我学过维文，维语特别讲究音调和发音。每个单词只有一个重音，在最后一个元音上。而周胖子的维语一个单词有几个元音就有几个起伏，像四川人说书。更可笑的是，在他的熏陶下，医院的维族男女护士说汉语是四川话，也会说“干啥子哟”“朗格搞起的”等，令人忍俊不禁。我与总场首席翻译官艾孜木谈起这件事，这位新疆大学汉语系的毕业生感慨万分说：“这里的维族人居然能听懂周胖子的维语真是奇迹！他创造了维语中的四川维语！”
但是，我们更快认识到周院长的作用不在治病上，而在社情民意上；他知道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他的朋友遍及全场而我们没有朋友。
第二天，那个巴郎清醒了，还在挂吊针。查清病源十分重要。但谁问他他也不好好说。周院长晚上值班，来的晚了点。他一来一切都清楚了。那个巴郎在荒滩割了一车草，天热口渴，来到大渠边，按照往常习惯，把馕往上游一扔，洗脸洗手，水流把馕冲到跟前泡软了，捞起来就吃。他那里想到河水已被烈性传染病菌污染了！一小时后，他上吐下泻，戈壁滩上无人可助。他挣扎着爬到车上草堆上，迷迷糊糊，任凭毛驴拉车着乱走。幸亏遇见一个挖柴火的老乡发现他昏迷不醒，把毛驴车直接赶到了医院。
“如果晚来两三个小时，必然没命。”刘医生断然说。
“敌情严重啊！咱们全场万把人的饮用水都被病菌污染了，一喝就发病。必须紧急行动！”钟书记立即开会安排，发药品，喝开水，灭苍蝇；逐家逐户，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喝的水是喀什运来的，老百姓喝的涝坝水，就是被污染的河水。
每家每户都是苍蝇的据点，羊圈牛圈紧靠住房，根本灭不了。把药发给群众是不行的，会被扔掉。一旦发病还要找你，还是你的麻烦事。我们分头包干，一组四个人，一人领队，一人拿药箱。我会维语，不须带翻译。小队长领路，逐户送药。
老乡们太穷了，低矮的土块房，枯树枝扎一圈围墙，房子门口搭个凉棚。一进院子，我高声喊有人吗？请出来。还有没出来的吗？没有了。好，伸出手来。我们把白色的抗菌药片每人一片，看着他们放在舌头上。
整整一个上午，才送完一个小队百多户人家。大太阳底下，五尺高的汉子脚下影子才一尺长。小队长擦着油黑的汗，指着脚下的影子说，太阳把人晒化掉了。
没想到晚上开情况分析会时，周胖子慢吞吞地说，有的人在我们转身一走就把药片吐掉了。“为什么？”大家有点气愤了。周胖子平静地说，有人说汉人吃大肉，手不干净。
就为这个？就为这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宁可冒得二号病的风险？
大家七嘴八舌忿忿不平：我们晒了半天大太阳啊！那药片是党和政府紧急调运来的而且全部免费。
周胖子司空见惯，慢悠悠地说，别计较那些事，咱们还是商量一下明天怎么办？“怎么办？咱们好事做到底！”我说出了想法。
第二天，又是那个见了我们一脸诚惶诚恐的小队长。他一见我们提了两大壶开水，还带着白茶缸子，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他边走边向我解释说，农民如何没有文化，如何不讲卫生，如何受宗教影响等等。
我打断他的絮絮叨叨：“他们太讲卫生了！居然嫌我们的手不干净！今天开始，药片倒到你手里，你负责放到他们嘴里。”他看我一脸严肃绝不是开玩笑，连连点头说“托乎热”对对对。
一进门，照样是全家人出来，大多是老人孩子。青壮年都上防洪工地了。他们非常听话，认认真真张开嘴伸出舌头，小队长把药片投进每个嘴里。我们端上开水，看着他们把药片吞下，再张开嘴巴“啊……”
那小队长的手实在脏，似乎沾着羊粪蛋子味儿。但他“最干净”。
汉族人没有信奉宗教的历史文化传统，很难理解一个有一千多年宗教传统的民族。民族之间的文化心理隔阂实在太深了。
走到一家农户院子，一喊没有人答应。土块房破旧不堪，草棚子快塌下来了，门敞开着。我低头跨进阴暗的房子里，闻道一股酸臭味儿，眼睛一下子难以适应阴暗的光线。闭目半分钟，睁开一看，小小天窗漏进扇形的光，一个婴儿躺在摇床上。这孩子怎么脸那么黑？我抢上一步一挥手，轰的一声一团苍蝇炸开了。孩子脸上密密麻麻苍蝇屎，憋了半天终于哇一声哭出来了。还活着；我松了口气。
这时，一个少妇头上沾着草叶子，急急忙忙进来了，后面跟着两个小巴郎。她在房子后面割草，听到动静赶来了。
我几乎气得眼泪快憋不住了：“江塔特勒克！乎克德吗？”这是维吾尔人常说的话：人命最甜，懂吗？我指着那个婴儿气愤地说：“我们如果不来，她会被苍蝇捂死的！你怎么当妈妈的？”少妇若无其事，面无表情，只管去抱孩子。婴儿只穿了布背心，脏得像抹布。一看婴儿软绵绵的，呼吸微弱，两腿沾着粥状屎尿，恶臭冲鼻。我大吃一惊：典型的二号病！
我立即严厉地对小队长说，赶快把小队的手扶拖拉机开来，把她们母女送到医院。小队长转身跑了。我再一看，轰走的苍蝇在墙边聚集盘旋。走过去边赶苍蝇边揭开黑糊糊的锅盖，半锅包谷糊糊煮卡玛古。
“这是早饭？”少妇不知自己闯了什麽祸，一脸惶恐，只是点头。
“结婚几年？几个孩子？”“五年，三个孩子。”
我挥着手赶着苍蝇说：“这么多苍蝇，孩子能不得病吗？孩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懂吗？”
少妇一声不响，只顾搓着沾满草汁的手。
看着她抱着孩子上了手扶拖拉机，我又命令小队长：“你跟着去！孩子要出问题你负责！”小队长忙不迭地“马克马克”。
我们一组那个兵团来的小伙子对我说：“陈组长，你维语说得真好；我一句也没听懂。只听你不停说‘松松松’。”
我说：“维语中的动词命令式的词尾是‘松’；比如走，词根是‘开特’，命令式就是‘开特松’；你懂英语，语法相似。对小队长说话就要命令式。”
小伙子有点书呆子气：“组长，你对小队长是不是太严厉了？”
“是严厉，必须严厉！防病的非常时期就要严厉些。他们属于‘三克’干部，你给他们交代任务，第一天‘马克’行行；第二天‘约克’忘掉了；第三天‘恰达克’有麻烦了。”
“他们没有优点吗？”
“优点当然是主要的，吃苦耐劳，老实听话，为人朴实等等。现在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现在是防病救人。”我喜欢聊天时有人向我挑战，那会激发我的智力。
我们挨家挨户把药送完，又是大汗淋淋，又是脚下影子一尺长。我来不及吃饭急忙跑到医院。迎面碰见单丽娟，一身药味儿。
“那个婴儿呢？”我劈头就问。
“没有事儿了。刚挂完一瓶液体。差一点点儿就没救了。”
原来，单丽娟听到又送了一个二号病婴儿的消息，急忙赶到医院。周胖子不在，到四分场去了。一问，一个维族护士回答说死了，走了。她心里一凉。这时，她听到哭声。那个少妇在车边哭着，婴儿躺在破旧的毯子上。她摸摸孩子的手，突然喊道：抱回病房去！原来，婴儿送来时，那个维族女护士技术不过关，几次扎血管扎不进去。婴儿没有呼吸，没有疼痛反应。护士说死了，抱回去吧。少妇大声哭泣。一个慈祥的老人过来安慰道，人的生命是真主给的，现在真主又收回去了。不要太难过，抱回去吧……
单丽娟手握针头，聚精会神，一针扎去，回血了。她松了口气，站起来交代说，重症监护，连续输液。这时，她发现两手沾满了污物。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医院看那个婴儿。小宝宝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身体十分虚弱。周胖子笑眯眯地说：“米赛尔古丽给她输了200cc血。”
四川腔说“米赛尔古丽”抑扬顿挫真好听。我有点意外：贵妇人居然也有同情心！
米赛尔古丽是护士长，是闻名遐迩的美人。在医院看见她穿着白大褂，不觉其美。那天我和三个女性在巴扎碰见她，眼前一亮。她与单丽娟很熟悉，热情说话。我在边上打量着她，纯金耳环戒指项链，珠光宝气。散发的不是药味儿，而是名贵香水味儿。维吾尔人没有“物之尤者祸之府”的阴暗诅咒，男人喜欢炫耀财富技艺，女性喜欢炫耀活泼美丽。
米赛尔古丽丈夫经商发了财，有的是钱。妻子被人赞美漂亮富贵是丈夫的豪气。单丽娟，小张，小李围着贵妇人看戒指，抚项链，问这问那。米赛尔古丽一脸炫耀，戒指多少克，项链多少克，在那里买的等等。我真替维吾尔知识女性高兴。但是，我眼前突然出现了那个抱着奄奄一息的婴儿的女性，那个低矮破旧的黑房子……
人啊人！差别为什麽这么大呢?人的命运是真主安排的。只能这样了！还能怎样？人类总是把说不清的事情归于神。现实的道理是，米赛尔古丽越多越好；病婴儿的母亲越少越好。
贵妇人的血在贫困母亲身体里流，这一点真正了不起，让人佩服。
在巴扎转着，我突然发现苍蝇大大减少了。单丽娟告诉我，兵团防疫站带来一种美国进口的药，专灭苍蝇，喷洒一次可以管五六天；但是很贵，一公斤三千多块。只能用来在巴扎人口密集区使用。还不能张扬出去，只能晚上悄悄使用。
“这还需要保密？”
“张扬出去各分场各大队小队，大家都来要那不麻烦了。这里做什麽事情都要小心。再说了，巴扎是人口密集区。用了效果好。”
我想起那个差点被苍蝇捂死的女婴儿。一声叹息。林则徐有诗描写维吾尔人的生活：“粗布未染作衣裳，冷饼盈怀唤作馕。”现在也没有好到那里去。
钟书记忙得与我们聊天的时间都没有，检查生产，喀什开会，回来就上防洪工地。防病工作交给艾海提副场长负责，实际工作由我们做。
在防病的日子，我们去的最多的是医院，印象最差的也是医院。那是“大跃进”时的产物，底层七八层砖腐朽剥落，墙泥早已不知何色；里面墙上斑斑点点臭虫血苍蝇屎；玻璃窗已失去透光功能；木制病床七扭八歪；厕所远离病房；没有食堂，病人的家属在外面用土块垒灶做饭；晚上家属就睡在毛驴车牛车底下；你只要在外面转一圈数数有几个冒烟的灶，就知道住院病人有几个。
人们对贫困早就麻木了。我问周胖子为什么不向上级反映情况，争取投资呢？他总是端出一幅永恒的微笑，说“反映过好多好多次了，没得用，朗格办法子。”
我心里明白，这里离喀什一百多公里，干部们有病都去喀什住院。在这个医院看病的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忙得连把孩子脸上的苍蝇赶走的时间都没有，穷得土炕上只有毡片子，那里有钱有功夫去喀什看病啊。不能深思，难得糊涂。
经过紧张工作，已经十天没有二号病人了。再有十天没有病人就可以凯旋啦！大家不敢太乐观，上午送药，下午就没有事了。闲也难受，没有去处。没有电视，没有书店报刊，汉族人很少，连个聊天的对象都没有。那天去看了一场电影，居然是“文革”时翻译成维语的《地雷战》。而且围墙边芦苇丛中蚊子编队起飞，轮番轰炸；人们边赶蚊子边看电影。惟一的兴趣是晚饭后散步，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一聊天就两个小时，天黑透了才回来。太阳还挂得高高的，我们五六个人就出发散步了，似乎一整天都在盼着这个时刻。三位宝贝女性换上了时髦的连衣裙，头发乌黑发亮，皮凉拖鞋样式新颖，神态娴婉，言谈毫无拘束。我们聊得最多的一个主题——贫困。
这里是“大跃进”时上马的地方国营农场。那时轰轰烈烈数万人修西格尔水库，计划开荒二百万亩，建设新疆最大的国营农场。结果很快下马，留下烂摊子交给自治区农垦厅。后又交喀什地区；“文革”中交给克州。谁也不愿意管的老大难农场，新疆兵团一恢复，赶快交给兵团。每年亏损百万元。
“文革”前800多名南通青年支边来到这里。不久发现女青年生理紊乱，不生孩子。“文革”开始，他们给中央领导写信。江青作了批示；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赛福鼎安排科技人员组成工作组调研。结果令人吃惊：山里有股泉水流过五彩山进入水库，水中含有微量的砷即砒霜。地下水矿化度高，不能饮用。自治区革委会决定把这批汉族青年全部迁往野云沟。这批青年借机返回南通老家。“汉族妇女不生孩子，汉族男人浑身无力”很快传遍全疆，令人闻“伽师”色变。
但是，当地维吾尔人生育率却相当高，一家五六个孩子很普遍。孩子是真主给的，不能不要。你宣传计划生育，他说一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你说防病治病，他说人的生老病死，真主安排好了。
宗教的力量确实了不起；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千年信仰宗教的民族。“文革”结束后，宗教急剧复兴。你看，一片破旧房子中间耸立着崭新的砖砌的清真寺，远比学校建筑好；阿訇的话具有很大影响力，远比小队长威望高。新疆与内地的文化心理差别之大，内地人很难想象；“不到新疆不知祖国多大，不到喀什不知治国多难”。信哉斯言！
我说有的老乡把我们送的药片吐掉了，“不清真，不干净”。等你把思想工作做通了，他同意吃你的手拿的药片了，二号病早就控制不住了！只有命令小队长的手去拿药；这样一来，小队长就不能去防洪工地了，生产就受影响了；防病取得胜利之日，就是扶贫救济之时。你能高兴起来吗！
单丽娟叹口气说：“周胖子说过，有的病人输血还讲究是否‘清真’。有时他输了血，对别人说是维族护士医生的血。怎么会是这样呢！不管黑人白人黄种人棕色人，血液成分是一样的；与信仰什麽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连连点头。
“越是贫困的地方宗教的势力越发达；这将长期存在。要有耐心啊！”
有时散步看见瓜棚就走过去，不管是谁的瓜，我们一去就成了贵客。老乡忙着挑瓜切瓜，把一块块甜得粘唇的伽师瓜双手捧给我们；一口一个“多和托尔”即医生。吃完了你能拿多少就拿走多少，拿得越多他越高兴。在他们眼里，我们是来救命的，是为老乡们办好事的；那种感谢不是作秀而是发自内心；那种眼神诚若赤子，毫无杂念。别说吃瓜了，你多坐一会儿他会牵只羊来宰了请你吃。我们常常被老乡的淳厚朴实，善良热情所感动。
又报警了：一个巴郎在水渠闸口下冲洗苜蓿，一捆苜蓿冲走了。他跳入水中捞苜蓿，被呛了几口水。两小时后发病，上吐下泻，昏迷过去。
我们立即赶到医院。周胖子一头汗，说没啥了，吊针挂上了。
晚上，钟书记从防洪工地赶来，和艾海提副场长一起，叫我去郑重交代：“工作组只有你懂维语，这里的民族干部对你印象很好。明天艾海提副场长和你组织大家下去，就抓一件事——喝开水！一家一户落实是不是喝开水！灭苍蝇，咱们办不到，喝开水可以办到吧！”
“万一有人不喝开水，不听话呢？这可是常有的事。”
“那好办，”艾海提副场长一脸自信“还是那句话，谁不喝开水，以后发救济款救济粮，别来找我们。”
对汉族群众来讲，喝开水是极为简单的事，但在这里必须轰轰烈烈，大张旗鼓，才能有效果。
我带了几个同志跑到离场部二十公里的分场，把场长叫来，一家一户检查，就一句话“暖壶在哪儿？”揭开盖子一摸，有热气，说声“保勒得”行了就走。没有热气，叫分场干部把名字记下来，扭头就走。有的被记了名字的人追着求着我们作解释，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听。
这一下很有效，维吾尔人口头文学非常发达，消息比鸽子飞得快。谁都怕领不到救济款救济粮，家家户户白天烟筒也冒烟了。
高温酷暑减退了，我们的工作效果显著。5天没有二号病了，8天没有；10天没有……
我们回城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心却越来越急了。
终于，接我们的面包车来了……
2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2008年5月，农三师邀请兵团作家访问图木舒克。结束时特意安排在伽师总场吃中午饭。一进总场地界，我几乎认不出来记忆中的原样了。宽阔平坦的柏油路，崭新气派的新楼房，电视，液化气，冰箱洗衣机，已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下车，我注意到苍蝇很少了！场部没有旱厕了！房前屋后没有柴火垛子了！空气里没有牛驴粪蛋子味儿了！
我问一位年轻的维吾尔族干部，医院周院长还在吗？他说，我父亲告诉我，他叫“色米斯阿康”，是个好人；前些年退休住在喀什。常有伽师人去看他。你认识他？我点点头，我们一起在这儿防二号病，并肩战斗一个多月。他惊愕地看着我说，阿拉，多少年前的事啦！听说那种病非常厉害！
医院是不是有个米赛尔古丽？护士长。他更惊愕了，全总场的年轻人都是她的孩子，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她是个好医生……
20年前，她给一个重病的婴儿输了血，救了那个小女孩。今年，那个小女孩应该是20周岁了。
我简单讲了这个真实的故事。
维吾尔小伙子紧握我的手。那眼神……那眼神……
怎么在那眼神里我看到了自己脸上皱纹里的笑容？！
來源：http://www.bt.chinanews.com/Article/jishi/201101/67758.html
发表时间： 2011-1-24 11:29:56
低矮的土块房，天窗筛漏散乱的光。躺在摇床上的婴儿脸上挤满了苍蝇，我走近一挥手，苍蝇轰一声溅开，被捂着憋着快窒息的婴儿哇的一声哭出声来……
这是伽师留在我脑海中的难忘印象。二十多年过去，我的记忆的流水不断冲刷着这个印象，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隐痛。我常想那里有又大又甜的鸡蛋杏，有香甜可口的甜瓜，有新疆最香嫩滑酥的烤全羊，但这一切冲刷不去记忆河流中的那块石头。那块石头那么沉重那么冰冷。
1988年夏天，持续高温酷暑，伽师爆发了“二号病”即霍乱。我这个新闻干事，被抽调到防病工作组急赴伽师总场。上级严厉命令：工作组成员一律不得离岗；专项费用；坚决做到不死人；连20天无一例“二号病”方可撤回。
我对伽师有特殊的感情。三十年前的元旦，我出生在伽师县一个维吾尔人的土块房里。一岁时，父亲率骑兵连迁至英吉沙县。我的伽师印象是一片空白。但毕竟那里是我出生地，所以很留心有关伽师的事。从报纸、书刊、口头传说中，我的伽师印象逐步拼凑成了：
伽师维语称“排孜阿瓦提”，意为繁荣的家园。新疆的行政区划以河流为天然界限，伽师属克孜尔河流域。克孜尔意为红色，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维吾尔人认为山川河流均有雌雄之分，向阳为雄，背阴为雌。克孜尔河发源于阳坡，为雄性河流。红色河水送来肥沃的红土，适合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生长；伽师瓜硕大香甜，名闻遐迩；伽师杏有四十多个品种，极为罕见的鸡蛋杏被誉为贡杏，状若卵，色如金，汁若蜜，剥皮一吸，香透肺腑；伽师特产大沙枣晒干后金黄绵软，富含维生素，是著名的长寿食品；伽师的麦西来甫歌舞别有特色，古朴热情，老少皆欢；伽师北部山区聚集柯尔克孜族，地毯花毡，马鞍木箱，贸易自古兴隆。
但是，伽师防病留给我的记忆是一道阴影：贫困；还有说不出的其它……
汽车出喀什往东疾驰三个小时，过了西格尔水库就离开柏油路。石子路尘土飞扬，颠簸摇晃。二十多公里路走了40多分钟。车上一点不寂寞，有三个可爱的女性，农三师医院的护士长单丽娟，护士小张，小李。单丽娟已成家有了孩子，小张，小李为防病推迟了婚期。组长刘医生河南人，身体粗壮，言语直率。一路说笑，很快熟悉了。大家说，但愿20天不出一个“二号病”，早日凯旋。说心里话谁也不愿意在那里多待，都想回喀什城里。
一到伽师总场场部，听了党委书记钟仁勇介绍情况，心情紧张起来。伽师县已发病100多例，死亡20多人。伽师总场发病20多例，无死亡。原因主要二条：卫生条件差，救治不及时。自治区和兵团高度重视，地方的医疗队已进驻各乡镇。兵团党委拨了专项经费并严令，全力防病，不准死一个人。
从场部的条件可以知道维吾尔老乡们的生活有多差。没有自来水，吃水靠从喀什拉运，当地深井水只能洗刷；只有一部电话，在书记办公室，常常不通；厕所是半露天的旱厕，浊气刺鼻，苍蝇团飞；食堂开饭前必须有人把苍蝇消灭光；夜晚蚊子从稻田飞来，追逐叮咬，半夜才走。
第二天，兵团卫生防疫站的王站长率两名年轻医生赶来，并运来一卡车药品。我们迅速分工投入防病战斗。
我对医疗不太懂，自告奋勇到防疫组。刘医生和兵团来的医生到巡回医疗组，三个女性都到医院加强抢救力量。钟书记为总指挥，几个维族副场长分别参加各组。
会议刚完就接到警报：医院来了个紧急病人。刘医生带着三位女性十万火急跑到医院。我也不知道该干啥，也跟着跑去了。
医院离招待所很近，五分钟就到了。患者是年轻巴郎，全身瘫软，半昏迷状态，下半身全是粪便，恶臭难闻。刘医生指挥，单丽娟动作麻利，几分钟后吊针挂上了。安排一个维族护士看护，大家退了出来。单丽娟忙着洗手，换衣服。
我好奇地问：“这个病号有没有生命危险？挂个吊针就完啦？”
她轻松自信地说：“这种病来势凶猛，传染性很强，上吐下泻，严重脱水，死亡率高。但是，只要在发病8小时之内挂上液体和氯霉素，两天就好了。这个病人后天可以出院。”
她看我一脸释然，接着说：“这个病好治不好防。灭苍蝇，喝开水，这两条做到就可以了。这够简单了吧？能做到吗？”
我心里说，这两条做到不会太难的。但是，接着发生的事使我明白，我们认为简单的事在这里变得很难很难。
在我的伽师印象里，总场医院的周院长是个重要人物。他中等个子，又黑又胖，见人总是乐呵呵的，人称周胖子。他六十年代中专毕业分配到这里当护士，二十多年过去，大学毕业的院长医生流水般走了，媳妇熬成婆，他当了院长。大医院来的医生对他有点轻视，中专毕业，医术平平，而且言谈举止维吾尔化了。而我对他有好感并非常感兴趣。首先，他在维族人窝窝子里工作生活二十多年，几千汉族人都走了，他没有走。这不容易。其次，他与维吾尔老百姓关系很好。人称“色米斯阿康”意为胖大哥。妇孺老幼，一提起“色米斯阿康”亲若家人。最有意思的是，我第一次听他对医护人员讲维语，先是一愣，捂嘴低头，出门纵声大笑。他的维语是四川腔调，抑扬顿挫，远听是四川话，近听细琢磨才知是维语。我学过维文，维语特别讲究音调和发音。每个单词只有一个重音，在最后一个元音上。而周胖子的维语一个单词有几个元音就有几个起伏，像四川人说书。更可笑的是，在他的熏陶下，医院的维族男女护士说汉语是四川话，也会说“干啥子哟”“朗格搞起的”等，令人忍俊不禁。我与总场首席翻译官艾孜木谈起这件事，这位新疆大学汉语系的毕业生感慨万分说：“这里的维族人居然能听懂周胖子的维语真是奇迹！他创造了维语中的四川维语！”
但是，我们更快认识到周院长的作用不在治病上，而在社情民意上；他知道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他的朋友遍及全场而我们没有朋友。
第二天，那个巴郎清醒了，还在挂吊针。查清病源十分重要。但谁问他他也不好好说。周院长晚上值班，来的晚了点。他一来一切都清楚了。那个巴郎在荒滩割了一车草，天热口渴，来到大渠边，按照往常习惯，把馕往上游一扔，洗脸洗手，水流把馕冲到跟前泡软了，捞起来就吃。他那里想到河水已被烈性传染病菌污染了！一小时后，他上吐下泻，戈壁滩上无人可助。他挣扎着爬到车上草堆上，迷迷糊糊，任凭毛驴拉车着乱走。幸亏遇见一个挖柴火的老乡发现他昏迷不醒，把毛驴车直接赶到了医院。
“如果晚来两三个小时，必然没命。”刘医生断然说。
“敌情严重啊！咱们全场万把人的饮用水都被病菌污染了，一喝就发病。必须紧急行动！”钟书记立即开会安排，发药品，喝开水，灭苍蝇；逐家逐户，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喝的水是喀什运来的，老百姓喝的涝坝水，就是被污染的河水。
每家每户都是苍蝇的据点，羊圈牛圈紧靠住房，根本灭不了。把药发给群众是不行的，会被扔掉。一旦发病还要找你，还是你的麻烦事。我们分头包干，一组四个人，一人领队，一人拿药箱。我会维语，不须带翻译。小队长领路，逐户送药。
老乡们太穷了，低矮的土块房，枯树枝扎一圈围墙，房子门口搭个凉棚。一进院子，我高声喊有人吗？请出来。还有没出来的吗？没有了。好，伸出手来。我们把白色的抗菌药片每人一片，看着他们放在舌头上。
整整一个上午，才送完一个小队百多户人家。大太阳底下，五尺高的汉子脚下影子才一尺长。小队长擦着油黑的汗，指着脚下的影子说，太阳把人晒化掉了。
没想到晚上开情况分析会时，周胖子慢吞吞地说，有的人在我们转身一走就把药片吐掉了。“为什么？”大家有点气愤了。周胖子平静地说，有人说汉人吃大肉，手不干净。
就为这个？就为这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宁可冒得二号病的风险？
大家七嘴八舌忿忿不平：我们晒了半天大太阳啊！那药片是党和政府紧急调运来的而且全部免费。
周胖子司空见惯，慢悠悠地说，别计较那些事，咱们还是商量一下明天怎么办？“怎么办？咱们好事做到底！”我说出了想法。
第二天，又是那个见了我们一脸诚惶诚恐的小队长。他一见我们提了两大壶开水，还带着白茶缸子，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他边走边向我解释说，农民如何没有文化，如何不讲卫生，如何受宗教影响等等。
我打断他的絮絮叨叨：“他们太讲卫生了！居然嫌我们的手不干净！今天开始，药片倒到你手里，你负责放到他们嘴里。”他看我一脸严肃绝不是开玩笑，连连点头说“托乎热”对对对。
一进门，照样是全家人出来，大多是老人孩子。青壮年都上防洪工地了。他们非常听话，认认真真张开嘴伸出舌头，小队长把药片投进每个嘴里。我们端上开水，看着他们把药片吞下，再张开嘴巴“啊……”
那小队长的手实在脏，似乎沾着羊粪蛋子味儿。但他“最干净”。
汉族人没有信奉宗教的历史文化传统，很难理解一个有一千多年宗教传统的民族。民族之间的文化心理隔阂实在太深了。
走到一家农户院子，一喊没有人答应。土块房破旧不堪，草棚子快塌下来了，门敞开着。我低头跨进阴暗的房子里，闻道一股酸臭味儿，眼睛一下子难以适应阴暗的光线。闭目半分钟，睁开一看，小小天窗漏进扇形的光，一个婴儿躺在摇床上。这孩子怎么脸那么黑？我抢上一步一挥手，轰的一声一团苍蝇炸开了。孩子脸上密密麻麻苍蝇屎，憋了半天终于哇一声哭出来了。还活着；我松了口气。
这时，一个少妇头上沾着草叶子，急急忙忙进来了，后面跟着两个小巴郎。她在房子后面割草，听到动静赶来了。
我几乎气得眼泪快憋不住了：“江塔特勒克！乎克德吗？”这是维吾尔人常说的话：人命最甜，懂吗？我指着那个婴儿气愤地说：“我们如果不来，她会被苍蝇捂死的！你怎么当妈妈的？”少妇若无其事，面无表情，只管去抱孩子。婴儿只穿了布背心，脏得像抹布。一看婴儿软绵绵的，呼吸微弱，两腿沾着粥状屎尿，恶臭冲鼻。我大吃一惊：典型的二号病！
我立即严厉地对小队长说，赶快把小队的手扶拖拉机开来，把她们母女送到医院。小队长转身跑了。我再一看，轰走的苍蝇在墙边聚集盘旋。走过去边赶苍蝇边揭开黑糊糊的锅盖，半锅包谷糊糊煮卡玛古。
“这是早饭？”少妇不知自己闯了什麽祸，一脸惶恐，只是点头。
“结婚几年？几个孩子？”“五年，三个孩子。”
我挥着手赶着苍蝇说：“这么多苍蝇，孩子能不得病吗？孩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懂吗？”
少妇一声不响，只顾搓着沾满草汁的手。
看着她抱着孩子上了手扶拖拉机，我又命令小队长：“你跟着去！孩子要出问题你负责！”小队长忙不迭地“马克马克”。
我们一组那个兵团来的小伙子对我说：“陈组长，你维语说得真好；我一句也没听懂。只听你不停说‘松松松’。”
我说：“维语中的动词命令式的词尾是‘松’；比如走，词根是‘开特’，命令式就是‘开特松’；你懂英语，语法相似。对小队长说话就要命令式。”
小伙子有点书呆子气：“组长，你对小队长是不是太严厉了？”
“是严厉，必须严厉！防病的非常时期就要严厉些。他们属于‘三克’干部，你给他们交代任务，第一天‘马克’行行；第二天‘约克’忘掉了；第三天‘恰达克’有麻烦了。”
“他们没有优点吗？”
“优点当然是主要的，吃苦耐劳，老实听话，为人朴实等等。现在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现在是防病救人。”我喜欢聊天时有人向我挑战，那会激发我的智力。
我们挨家挨户把药送完，又是大汗淋淋，又是脚下影子一尺长。我来不及吃饭急忙跑到医院。迎面碰见单丽娟，一身药味儿。
“那个婴儿呢？”我劈头就问。
“没有事儿了。刚挂完一瓶液体。差一点点儿就没救了。”
原来，单丽娟听到又送了一个二号病婴儿的消息，急忙赶到医院。周胖子不在，到四分场去了。一问，一个维族护士回答说死了，走了。她心里一凉。这时，她听到哭声。那个少妇在车边哭着，婴儿躺在破旧的毯子上。她摸摸孩子的手，突然喊道：抱回病房去！原来，婴儿送来时，那个维族女护士技术不过关，几次扎血管扎不进去。婴儿没有呼吸，没有疼痛反应。护士说死了，抱回去吧。少妇大声哭泣。一个慈祥的老人过来安慰道，人的生命是真主给的，现在真主又收回去了。不要太难过，抱回去吧……
单丽娟手握针头，聚精会神，一针扎去，回血了。她松了口气，站起来交代说，重症监护，连续输液。这时，她发现两手沾满了污物。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医院看那个婴儿。小宝宝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身体十分虚弱。周胖子笑眯眯地说：“米赛尔古丽给她输了200cc血。”
四川腔说“米赛尔古丽”抑扬顿挫真好听。我有点意外：贵妇人居然也有同情心！
米赛尔古丽是护士长，是闻名遐迩的美人。在医院看见她穿着白大褂，不觉其美。那天我和三个女性在巴扎碰见她，眼前一亮。她与单丽娟很熟悉，热情说话。我在边上打量着她，纯金耳环戒指项链，珠光宝气。散发的不是药味儿，而是名贵香水味儿。维吾尔人没有“物之尤者祸之府”的阴暗诅咒，男人喜欢炫耀财富技艺，女性喜欢炫耀活泼美丽。
米赛尔古丽丈夫经商发了财，有的是钱。妻子被人赞美漂亮富贵是丈夫的豪气。单丽娟，小张，小李围着贵妇人看戒指，抚项链，问这问那。米赛尔古丽一脸炫耀，戒指多少克，项链多少克，在那里买的等等。我真替维吾尔知识女性高兴。但是，我眼前突然出现了那个抱着奄奄一息的婴儿的女性，那个低矮破旧的黑房子……
人啊人！差别为什麽这么大呢?人的命运是真主安排的。只能这样了！还能怎样？人类总是把说不清的事情归于神。现实的道理是，米赛尔古丽越多越好；病婴儿的母亲越少越好。
贵妇人的血在贫困母亲身体里流，这一点真正了不起，让人佩服。
在巴扎转着，我突然发现苍蝇大大减少了。单丽娟告诉我，兵团防疫站带来一种美国进口的药，专灭苍蝇，喷洒一次可以管五六天；但是很贵，一公斤三千多块。只能用来在巴扎人口密集区使用。还不能张扬出去，只能晚上悄悄使用。
“这还需要保密？”
“张扬出去各分场各大队小队，大家都来要那不麻烦了。这里做什麽事情都要小心。再说了，巴扎是人口密集区。用了效果好。”
我想起那个差点被苍蝇捂死的女婴儿。一声叹息。林则徐有诗描写维吾尔人的生活：“粗布未染作衣裳，冷饼盈怀唤作馕。”现在也没有好到那里去。
钟书记忙得与我们聊天的时间都没有，检查生产，喀什开会，回来就上防洪工地。防病工作交给艾海提副场长负责，实际工作由我们做。
在防病的日子，我们去的最多的是医院，印象最差的也是医院。那是“大跃进”时的产物，底层七八层砖腐朽剥落，墙泥早已不知何色；里面墙上斑斑点点臭虫血苍蝇屎；玻璃窗已失去透光功能；木制病床七扭八歪；厕所远离病房；没有食堂，病人的家属在外面用土块垒灶做饭；晚上家属就睡在毛驴车牛车底下；你只要在外面转一圈数数有几个冒烟的灶，就知道住院病人有几个。
人们对贫困早就麻木了。我问周胖子为什么不向上级反映情况，争取投资呢？他总是端出一幅永恒的微笑，说“反映过好多好多次了，没得用，朗格办法子。”
我心里明白，这里离喀什一百多公里，干部们有病都去喀什住院。在这个医院看病的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忙得连把孩子脸上的苍蝇赶走的时间都没有，穷得土炕上只有毡片子，那里有钱有功夫去喀什看病啊。不能深思，难得糊涂。
经过紧张工作，已经十天没有二号病人了。再有十天没有病人就可以凯旋啦！大家不敢太乐观，上午送药，下午就没有事了。闲也难受，没有去处。没有电视，没有书店报刊，汉族人很少，连个聊天的对象都没有。那天去看了一场电影，居然是“文革”时翻译成维语的《地雷战》。而且围墙边芦苇丛中蚊子编队起飞，轮番轰炸；人们边赶蚊子边看电影。惟一的兴趣是晚饭后散步，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一聊天就两个小时，天黑透了才回来。太阳还挂得高高的，我们五六个人就出发散步了，似乎一整天都在盼着这个时刻。三位宝贝女性换上了时髦的连衣裙，头发乌黑发亮，皮凉拖鞋样式新颖，神态娴婉，言谈毫无拘束。我们聊得最多的一个主题——贫困。
这里是“大跃进”时上马的地方国营农场。那时轰轰烈烈数万人修西格尔水库，计划开荒二百万亩，建设新疆最大的国营农场。结果很快下马，留下烂摊子交给自治区农垦厅。后又交喀什地区；“文革”中交给克州。谁也不愿意管的老大难农场，新疆兵团一恢复，赶快交给兵团。每年亏损百万元。
“文革”前800多名南通青年支边来到这里。不久发现女青年生理紊乱，不生孩子。“文革”开始，他们给中央领导写信。江青作了批示；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赛福鼎安排科技人员组成工作组调研。结果令人吃惊：山里有股泉水流过五彩山进入水库，水中含有微量的砷即砒霜。地下水矿化度高，不能饮用。自治区革委会决定把这批汉族青年全部迁往野云沟。这批青年借机返回南通老家。“汉族妇女不生孩子，汉族男人浑身无力”很快传遍全疆，令人闻“伽师”色变。
但是，当地维吾尔人生育率却相当高，一家五六个孩子很普遍。孩子是真主给的，不能不要。你宣传计划生育，他说一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你说防病治病，他说人的生老病死，真主安排好了。
宗教的力量确实了不起；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千年信仰宗教的民族。“文革”结束后，宗教急剧复兴。你看，一片破旧房子中间耸立着崭新的砖砌的清真寺，远比学校建筑好；阿訇的话具有很大影响力，远比小队长威望高。新疆与内地的文化心理差别之大，内地人很难想象；“不到新疆不知祖国多大，不到喀什不知治国多难”。信哉斯言！
我说有的老乡把我们送的药片吐掉了，“不清真，不干净”。等你把思想工作做通了，他同意吃你的手拿的药片了，二号病早就控制不住了！只有命令小队长的手去拿药；这样一来，小队长就不能去防洪工地了，生产就受影响了；防病取得胜利之日，就是扶贫救济之时。你能高兴起来吗！
单丽娟叹口气说：“周胖子说过，有的病人输血还讲究是否‘清真’。有时他输了血，对别人说是维族护士医生的血。怎么会是这样呢！不管黑人白人黄种人棕色人，血液成分是一样的；与信仰什麽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连连点头。
“越是贫困的地方宗教的势力越发达；这将长期存在。要有耐心啊！”
有时散步看见瓜棚就走过去，不管是谁的瓜，我们一去就成了贵客。老乡忙着挑瓜切瓜，把一块块甜得粘唇的伽师瓜双手捧给我们；一口一个“多和托尔”即医生。吃完了你能拿多少就拿走多少，拿得越多他越高兴。在他们眼里，我们是来救命的，是为老乡们办好事的；那种感谢不是作秀而是发自内心；那种眼神诚若赤子，毫无杂念。别说吃瓜了，你多坐一会儿他会牵只羊来宰了请你吃。我们常常被老乡的淳厚朴实，善良热情所感动。
又报警了：一个巴郎在水渠闸口下冲洗苜蓿，一捆苜蓿冲走了。他跳入水中捞苜蓿，被呛了几口水。两小时后发病，上吐下泻，昏迷过去。
我们立即赶到医院。周胖子一头汗，说没啥了，吊针挂上了。
晚上，钟书记从防洪工地赶来，和艾海提副场长一起，叫我去郑重交代：“工作组只有你懂维语，这里的民族干部对你印象很好。明天艾海提副场长和你组织大家下去，就抓一件事——喝开水！一家一户落实是不是喝开水！灭苍蝇，咱们办不到，喝开水可以办到吧！”
“万一有人不喝开水，不听话呢？这可是常有的事。”
“那好办，”艾海提副场长一脸自信“还是那句话，谁不喝开水，以后发救济款救济粮，别来找我们。”
对汉族群众来讲，喝开水是极为简单的事，但在这里必须轰轰烈烈，大张旗鼓，才能有效果。
我带了几个同志跑到离场部二十公里的分场，把场长叫来，一家一户检查，就一句话“暖壶在哪儿？”揭开盖子一摸，有热气，说声“保勒得”行了就走。没有热气，叫分场干部把名字记下来，扭头就走。有的被记了名字的人追着求着我们作解释，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听。
这一下很有效，维吾尔人口头文学非常发达，消息比鸽子飞得快。谁都怕领不到救济款救济粮，家家户户白天烟筒也冒烟了。
高温酷暑减退了，我们的工作效果显著。5天没有二号病了，8天没有；10天没有……
我们回城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心却越来越急了。
终于，接我们的面包车来了……
2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2008年5月，农三师邀请兵团作家访问图木舒克。结束时特意安排在伽师总场吃中午饭。一进总场地界，我几乎认不出来记忆中的原样了。宽阔平坦的柏油路，崭新气派的新楼房，电视，液化气，冰箱洗衣机，已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下车，我注意到苍蝇很少了！场部没有旱厕了！房前屋后没有柴火垛子了！空气里没有牛驴粪蛋子味儿了！
我问一位年轻的维吾尔族干部，医院周院长还在吗？他说，我父亲告诉我，他叫“色米斯阿康”，是个好人；前些年退休住在喀什。常有伽师人去看他。你认识他？我点点头，我们一起在这儿防二号病，并肩战斗一个多月。他惊愕地看着我说，阿拉，多少年前的事啦！听说那种病非常厉害！
医院是不是有个米赛尔古丽？护士长。他更惊愕了，全总场的年轻人都是她的孩子，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她是个好医生……
20年前，她给一个重病的婴儿输了血，救了那个小女孩。今年，那个小女孩应该是20周岁了。
我简单讲了这个真实的故事。
维吾尔小伙子紧握我的手。那眼神……那眼神……
怎么在那眼神里我看到了自己脸上皱纹里的笑容？！
一位新疆干部去南疆的切身体会与感受
作者：晨報記者 （新疆晨報？）
來源：網絡
3 月 3 号从乌鲁木齐出发开始在南疆住村采访，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 9 天，令人感动的、正面的、积极的内容，我都已经如实地发表了，这里不再赘述，仅仅浅谈一下令人气愤的、失望的、甚至是危机四伏的一面。
安全保障方面
20 万区直机关干部下基层，说句实在话，这等于是在未来三年的时间里，将 20 万干部的身家性命全部赌上，作为“聚民心”的筹码，如果赌赢了，新疆才有资格谈后续的长治久安；如果赌输了，自治区党委、政府身败名裂，干部失望了、同时民心也彻底散了。这一散，新疆估计很难再恢复平静了。
这里不得不赞扬一下这 20 万区直机关的干部，哪怕是为了政治前途也好、屈服上级淫威也罢，总之，他们来了，来到了很多连新疆本地少数民族都不敢来的地方。
这些干部的安全自然成为了自治区决策层最关心的问题，对此，自治区“三民”活动拿出了一大笔专项资金，保障干部们的安全。毫不夸张地说，关于安保问题，自治区决策层想到了每一个细节，但是我自己亲眼看到的呢？
山寨的电饭煲、山寨的煤气灶、劣质茶壶、暖瓶、板凳、桌椅，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次自治区拿出的专项资金，虽然不能说给每一个干部配备高档的生活用品，至少购买正品的钱绰绰有余了。但是，当这一笔已经被定义为“专款专用”的资金，经过地区、县市、乡镇的手，就已经开始打折扣了，这一点，从生活用品上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其次，南疆一般安保采取 1+1+4+6 的模式，即每一个村一个警务室、一个民警、四个协警、六个民兵，为的就是保障在新疆任何一个地点出现暴恐事件，在两分钟之内，就有警力能够赶到。这一点，说句实话，的确基本做到了，但是呢，人到不一定力量到，因为我们住处没有围墙，而且是旱厕，女同志们连起夜上厕所都不敢，我们不远处的警务室内，睡得一滩烂泥，不是说不能睡，至少应该轮流值班吧？在这个节骨眼上，暴恐事件一触即发，但是基层的安保人员的安保意识真的不强。
当然不能完全怪罪于基层的安保人员，工资没有发到位，在这个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年代，谁会真正操心？这里又要问一句，每年远高于军费的维稳经费都去哪了？顶层设计得再好，落实不到底下，办实事的人没有动力，一切都是空谈。
阵地建设方面
先不说国家，自治区对南疆四地州近几年投入相当大的财力和物力进行基层组织建设和阵地建设。
这里先简单地解释一下阵地。浅显地讲，就是村委会的硬件设施。往深的讲，就是通过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软实力的渗透，让党和政府占领老百姓心里的这块阵地。
但是我亲眼看到的呢？
南疆农村唯一的娱乐场所就在村委会，但是库台克力克村村委会，连个篮球架都没有，空荡荡地一片，村里的会议室也落满了灰尘，整个村委会没有一张报纸，更别说理应标配的阅览室和活动室。
阵地建设首先要把村民吸引到村委会，给他们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和设施。所谓无事生非的道理便是如此，只有吸引了老百姓，让老百姓将闲暇的时光消磨在休闲娱乐上，从而能让老百姓心里对村委会的硬件设施产生依赖，才能避免一些疆独分子乘虚而入。如果一天到晚吃了睡睡了吃，生活失去了乐趣，疆独分子只要在一个村做窝，不出半年，立即能让鄯善暴恐事件重演。
同样，在内地，村委会已经成为了一个解决邻里纠纷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库台克力克村，老百姓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在他们眼里，村委会就是几个房子，领导下来检查的时候，升升国旗，做做样子，没有一点实际意义。
同住的干部老贾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抓不住老百姓的内心，阵地建设得再好都没有意义，“如果不聚民心，就算共产党花了大价钱盖了高楼洋房，南疆的少数民族也不会买共产党的帐，可能他们的眼里，这一切都是‘胡大’（真主）给的。”
农业设施方面
这一点，铁热木乡党委书记说了一句可能是真正符合国情的话。
铁热木乡农业灌溉基本都是土渠，国家、自治区、地区、县市都进行过水渠防渗工作，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各自为战，没有办法形成合力，力量是散的，投入得再多也没有意义。他认为，如果这些年多方持续的投入能够形成合力，统一指挥，可能铁热木乡所有的渠早都已经做好水渠防渗了。
基层的乡村就像是一张画纸，时刻盼望着上面能来画一笔，但是老大画一块、老二画一块、老三再画一块，虽然看起来大家都画了，但是这张画纸始终无法形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说句实话，工作将近两年以来，我下了三次基层，对于乡村也大大小小看过很多，不是说乡村的权力机构不想发展，在繁重的维稳任务下，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在南疆地区所接触的乡村干部，没有一个是细皮嫩肉的，且不论男人，对于城市里一个个爱美的女人来说，谁愿意自己皮肤粗糙无暇整理，24 小时待命，天天把头拴到裤腰带上生活？
说句可能有点偏激的话，我认为，基层干部留在南疆就是一种奉献。
我想到两会上一个代表说不赞成给公务员涨工资，说自己一个月工资一万多，一年将近 20 万，说党和政府对得起自己。我就笑了，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南疆基层公务员待遇能达到你的一半，我也不帮南疆基层公务员说话了，可是人家连你的五分之一都达不到。同时，我希望自治区能够将薪资朝基层大幅度倾斜，天天喝茶看报的人趁早卷铺盖滚蛋吧。
我从自治区组织部了解到，2009 年之后，南疆大批汉族干部逃离了这片土地，每年南疆虽然不断在增编设岗，但是考进来的毕竟没有走的多，而且南疆生活的汉族百姓也出现了快速流走的趋势，“如果没有一种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可能再过十年左右，南疆就没有汉族了；再过三十年，南疆就彻底不属于中国了。”住村干部老张这样说。
这些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希望那些住在内地、在北疆生活的所谓的意见领袖正儿八经地来南疆的村落扎扎实实地看一看、走一走，你们是“精英阶层”，话语权掌握在你们的手中，真心希望你们多接点地气，现在都在提打通“最后一公里”，你们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怎么可能打通最后一公里？
基础教育方面
住村走访的时候，一位 33 岁的维吾尔族大哥给我们说，他儿子现在上学用的课桌，是他当年上学用过的，听到这句话，我们都愣了愣。
于是，今天跟着工作组去村里的学校看了看，我们的工作组长，一位副厅级大姐几次没忍住偷偷地抹眼泪，在见到校长的时候，要不是旁边的工作人员暗示和劝阻，以大姐直率的性格，怕是早开始劈头盖脸地骂了。
整个学校没有硬化，全是泥土地，幼儿园里几张破烂的小板凳、整个幼儿园没有任何玩具，一旁用来取暖的煤炉上，一个炉圈断了三截，没有暖瓶，孩子们在学校连口热水都喝不上，午餐是一块拳头大的、成人咀嚼都费力的馕，这儿一块馕竟然需要八毛五，还是从 100 多公里远的喀什运过来。
是的，很无语，村里的维吾尔族都会打馕，为什么非要从喀什购买馕再送过来？农村一块钱可以买一块直径 20 多公分的馕，为什么一块拳头大的馕需要八毛五？
在小学部，我们印证了那位 33 岁的维吾尔族老大哥说的话，破旧不堪的桌椅板凳，老师的讲桌上都有一个洞，一个个孩子感觉是从土堆里爬出来的一样，同样破旧的炉子、同样无法喝一口热水，在学校的操场上，有一个水泥砌成的破旧不堪的乒乓球案子，孩子们拿着只剩下木板的球拍快乐地打着球，孩子们说他们最喜欢打乒乓球，大姐笑了笑对我说：“除了乒乓球，什么娱乐设施都没有，孩子们不喜欢这个还能喜欢什么？”
晚上九点吃完晚饭，大姐号召大家开会，一直开到十二点，每一个人痛心疾首的表情历历在目，老贾说看到孩子想到了自己的孙子，他的孙子两岁多，一百多件玩具，他打算把孙子的玩具全部送给孩子，旁边军人出身的李大哥说，他打算号召战友捐点钱，“看着这些孩子，我心里过意不去。”
各位凭良心讲，如果你们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你们愿意让孩子去学校学习吗？要我我肯定不愿意，我还不如让孩子在家里跟着我，也免得受那份罪。
为了稳定南疆四地州，中央、自治区对南疆四地州的投入巨大，已经开始实行 12 年义务教育。这里，我忍不住问一句，钱呢？钱去哪了？要是钱真的全都下来了，南疆四地州的辍学率至于这么高吗？
这里我又要赘述一下关于南疆基层教育问题带来的巨大隐患。
在村里我们发现，40 岁以上的村民对党和政府都是感恩的，这里的老百姓真的特别淳朴，一位 66 岁的老大爷告诉我说，在以前，巴依老爷（地主）早都把水全部占领了，他们种地根本没水，现在基本家家户户都能浇上水了，这就是共产党带给他们的实惠。说实话，我真的很感动，南疆的老百姓真的非常容易满足，并不是说党和政府做得很好，至少他们经历过那些年代，看到了这些变化。
但是 15 到 20 岁的年轻人则抱有不同的想法，他们通过广播、电视、网络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是看看自己生活的地方，巨大的落差让他们有了抱怨。说实话，有抱怨是正常的，但是由于他们自小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很容易被疆独分子利用。说简单一点，他们就是墙头草。
都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极端宗教同样也在从娃娃开始渗透，因为没有接受教育，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很容易为了“圣战殉教上天堂。”
这里要忍不住说一句，义务教育如果不扎扎实实地推广下去，年长的一代老去，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下一代的极端思想会更加严重。说得不太贴切一点，这就是一个洗脑的过程。我们在自己的国度，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拥有义务教育得天独厚的条件，却不去贯彻落实，从而让极端宗教把年轻人给洗脑了，这个问题难道还不严重吗？还不应当反思吗？
关于三民活动
首先，我要表明一点，我不是五毛，我只是希望新疆这片土地能够长治久安，能够进入经济发展的正轨，所有在新疆这片 160 万平方公里土地生活的人们能够过正常人的生活，不再担惊受怕。同样，在这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生活的人们也能够安居乐业、幸福美满。
说句良心话，这次区直机关 20 万干部下基层住村，自治区提出来“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的政治任务，我个人来讲，是觉得这个政策非常英明和正确的。
我个人认为，关键是访、重点是惠、核心是聚。
如果这 20 万区直机关干部能够扎扎实实地访到民情，其余的问题就容易很多了。这几天和很多住村干部交流，大家的观点一致，惠民生不仅仅是给他们盖房子、修路、修学校，关键是让南疆的少数民族群众知道这些东西是谁给的，否则就回到了上文提到的老贾的那句话，“共产党花再多的钱，他们也不买共产党的帐，他们可能认为是胡大（真主）给的。”
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访到最真实的老百姓的心声，切实解决老百姓心中最想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惠民生的步骤；其次，才能达到最核心的一步，聚民心。
现在中央、地方都知道，民心已经散了，一旦有足够势力的团体揭竿而起，“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历史就会重演，所以现在要高压。
高压自然不是长久之计，长久之计是重新聚集民心。当年共产党打下江山，唯一的资本就是民心。可悲的是，建国 65 周年，共产党的这个最核心的资本现在虽然不能说消失殆尽，也长时期是岌岌可危了。这里说的不仅仅是新疆，全国都一样。
习李上台给我最大的印象不是反腐倡廉，不是改革，而是希望。也正是这星火的希望，对老百姓的心慢慢地起了化学反应，老百姓在观望，观望是否希望能够成真。
这九天的时间，住村干部们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至少每一个点滴我都看在眼里，这些区直机关干部的表现，也燃起了我的希望。
当然，这九仅仅九天，我真心地希望住村的干部们能够扎扎实实完成这三年的任务，为新疆、为整个中国争取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我谨以一个平民百姓的身份奉劝各位“公知”，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考虑问题结合国情、结合实际，一旦社会动荡，遭殃的还是我们最普通的公民。
于3月12日夜
來源：網絡
资金都去哪了？
3 月 3 号从乌鲁木齐出发开始在南疆住村采访，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 9 天，令人感动的、正面的、积极的内容，我都已经如实地发表了，这里不再赘述，仅仅浅谈一下令人气愤的、失望的、甚至是危机四伏的一面。
安全保障方面
20 万区直机关干部下基层，说句实在话，这等于是在未来三年的时间里，将 20 万干部的身家性命全部赌上，作为“聚民心”的筹码，如果赌赢了，新疆才有资格谈后续的长治久安；如果赌输了，自治区党委、政府身败名裂，干部失望了、同时民心也彻底散了。这一散，新疆估计很难再恢复平静了。
这里不得不赞扬一下这 20 万区直机关的干部，哪怕是为了政治前途也好、屈服上级淫威也罢，总之，他们来了，来到了很多连新疆本地少数民族都不敢来的地方。
这些干部的安全自然成为了自治区决策层最关心的问题，对此，自治区“三民”活动拿出了一大笔专项资金，保障干部们的安全。毫不夸张地说，关于安保问题，自治区决策层想到了每一个细节，但是我自己亲眼看到的呢？
山寨的电饭煲、山寨的煤气灶、劣质茶壶、暖瓶、板凳、桌椅，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次自治区拿出的专项资金，虽然不能说给每一个干部配备高档的生活用品，至少购买正品的钱绰绰有余了。但是，当这一笔已经被定义为“专款专用”的资金，经过地区、县市、乡镇的手，就已经开始打折扣了，这一点，从生活用品上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其次，南疆一般安保采取 1+1+4+6 的模式，即每一个村一个警务室、一个民警、四个协警、六个民兵，为的就是保障在新疆任何一个地点出现暴恐事件，在两分钟之内，就有警力能够赶到。这一点，说句实话，的确基本做到了，但是呢，人到不一定力量到，因为我们住处没有围墙，而且是旱厕，女同志们连起夜上厕所都不敢，我们不远处的警务室内，睡得一滩烂泥，不是说不能睡，至少应该轮流值班吧？在这个节骨眼上，暴恐事件一触即发，但是基层的安保人员的安保意识真的不强。
当然不能完全怪罪于基层的安保人员，工资没有发到位，在这个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年代，谁会真正操心？这里又要问一句，每年远高于军费的维稳经费都去哪了？顶层设计得再好，落实不到底下，办实事的人没有动力，一切都是空谈。
阵地建设方面
先不说国家，自治区对南疆四地州近几年投入相当大的财力和物力进行基层组织建设和阵地建设。
这里先简单地解释一下阵地。浅显地讲，就是村委会的硬件设施。往深的讲，就是通过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软实力的渗透，让党和政府占领老百姓心里的这块阵地。
但是我亲眼看到的呢？
南疆农村唯一的娱乐场所就在村委会，但是库台克力克村村委会，连个篮球架都没有，空荡荡地一片，村里的会议室也落满了灰尘，整个村委会没有一张报纸，更别说理应标配的阅览室和活动室。
阵地建设首先要把村民吸引到村委会，给他们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和设施。所谓无事生非的道理便是如此，只有吸引了老百姓，让老百姓将闲暇的时光消磨在休闲娱乐上，从而能让老百姓心里对村委会的硬件设施产生依赖，才能避免一些疆独分子乘虚而入。如果一天到晚吃了睡睡了吃，生活失去了乐趣，疆独分子只要在一个村做窝，不出半年，立即能让鄯善暴恐事件重演。
同样，在内地，村委会已经成为了一个解决邻里纠纷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库台克力克村，老百姓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在他们眼里，村委会就是几个房子，领导下来检查的时候，升升国旗，做做样子，没有一点实际意义。
同住的干部老贾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抓不住老百姓的内心，阵地建设得再好都没有意义，“如果不聚民心，就算共产党花了大价钱盖了高楼洋房，南疆的少数民族也不会买共产党的帐，可能他们的眼里，这一切都是‘胡大’（真主）给的。”
农业设施方面
这一点，铁热木乡党委书记说了一句可能是真正符合国情的话。
铁热木乡农业灌溉基本都是土渠，国家、自治区、地区、县市都进行过水渠防渗工作，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各自为战，没有办法形成合力，力量是散的，投入得再多也没有意义。他认为，如果这些年多方持续的投入能够形成合力，统一指挥，可能铁热木乡所有的渠早都已经做好水渠防渗了。
基层的乡村就像是一张画纸，时刻盼望着上面能来画一笔，但是老大画一块、老二画一块、老三再画一块，虽然看起来大家都画了，但是这张画纸始终无法形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说句实话，工作将近两年以来，我下了三次基层，对于乡村也大大小小看过很多，不是说乡村的权力机构不想发展，在繁重的维稳任务下，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在南疆地区所接触的乡村干部，没有一个是细皮嫩肉的，且不论男人，对于城市里一个个爱美的女人来说，谁愿意自己皮肤粗糙无暇整理，24 小时待命，天天把头拴到裤腰带上生活？
说句可能有点偏激的话，我认为，基层干部留在南疆就是一种奉献。
我想到两会上一个代表说不赞成给公务员涨工资，说自己一个月工资一万多，一年将近 20 万，说党和政府对得起自己。我就笑了，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南疆基层公务员待遇能达到你的一半，我也不帮南疆基层公务员说话了，可是人家连你的五分之一都达不到。同时，我希望自治区能够将薪资朝基层大幅度倾斜，天天喝茶看报的人趁早卷铺盖滚蛋吧。
我从自治区组织部了解到，2009 年之后，南疆大批汉族干部逃离了这片土地，每年南疆虽然不断在增编设岗，但是考进来的毕竟没有走的多，而且南疆生活的汉族百姓也出现了快速流走的趋势，“如果没有一种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可能再过十年左右，南疆就没有汉族了；再过三十年，南疆就彻底不属于中国了。”住村干部老张这样说。
这些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希望那些住在内地、在北疆生活的所谓的意见领袖正儿八经地来南疆的村落扎扎实实地看一看、走一走，你们是“精英阶层”，话语权掌握在你们的手中，真心希望你们多接点地气，现在都在提打通“最后一公里”，你们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怎么可能打通最后一公里？
基础教育方面
住村走访的时候，一位 33 岁的维吾尔族大哥给我们说，他儿子现在上学用的课桌，是他当年上学用过的，听到这句话，我们都愣了愣。
于是，今天跟着工作组去村里的学校看了看，我们的工作组长，一位副厅级大姐几次没忍住偷偷地抹眼泪，在见到校长的时候，要不是旁边的工作人员暗示和劝阻，以大姐直率的性格，怕是早开始劈头盖脸地骂了。
整个学校没有硬化，全是泥土地，幼儿园里几张破烂的小板凳、整个幼儿园没有任何玩具，一旁用来取暖的煤炉上，一个炉圈断了三截，没有暖瓶，孩子们在学校连口热水都喝不上，午餐是一块拳头大的、成人咀嚼都费力的馕，这儿一块馕竟然需要八毛五，还是从 100 多公里远的喀什运过来。
是的，很无语，村里的维吾尔族都会打馕，为什么非要从喀什购买馕再送过来？农村一块钱可以买一块直径 20 多公分的馕，为什么一块拳头大的馕需要八毛五？
在小学部，我们印证了那位 33 岁的维吾尔族老大哥说的话，破旧不堪的桌椅板凳，老师的讲桌上都有一个洞，一个个孩子感觉是从土堆里爬出来的一样，同样破旧的炉子、同样无法喝一口热水，在学校的操场上，有一个水泥砌成的破旧不堪的乒乓球案子，孩子们拿着只剩下木板的球拍快乐地打着球，孩子们说他们最喜欢打乒乓球，大姐笑了笑对我说：“除了乒乓球，什么娱乐设施都没有，孩子们不喜欢这个还能喜欢什么？”
晚上九点吃完晚饭，大姐号召大家开会，一直开到十二点，每一个人痛心疾首的表情历历在目，老贾说看到孩子想到了自己的孙子，他的孙子两岁多，一百多件玩具，他打算把孙子的玩具全部送给孩子，旁边军人出身的李大哥说，他打算号召战友捐点钱，“看着这些孩子，我心里过意不去。”
各位凭良心讲，如果你们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你们愿意让孩子去学校学习吗？要我我肯定不愿意，我还不如让孩子在家里跟着我，也免得受那份罪。
为了稳定南疆四地州，中央、自治区对南疆四地州的投入巨大，已经开始实行 12 年义务教育。这里，我忍不住问一句，钱呢？钱去哪了？要是钱真的全都下来了，南疆四地州的辍学率至于这么高吗？
这里我又要赘述一下关于南疆基层教育问题带来的巨大隐患。
在村里我们发现，40 岁以上的村民对党和政府都是感恩的，这里的老百姓真的特别淳朴，一位 66 岁的老大爷告诉我说，在以前，巴依老爷（地主）早都把水全部占领了，他们种地根本没水，现在基本家家户户都能浇上水了，这就是共产党带给他们的实惠。说实话，我真的很感动，南疆的老百姓真的非常容易满足，并不是说党和政府做得很好，至少他们经历过那些年代，看到了这些变化。
但是 15 到 20 岁的年轻人则抱有不同的想法，他们通过广播、电视、网络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是看看自己生活的地方，巨大的落差让他们有了抱怨。说实话，有抱怨是正常的，但是由于他们自小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很容易被疆独分子利用。说简单一点，他们就是墙头草。
都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极端宗教同样也在从娃娃开始渗透，因为没有接受教育，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很容易为了“圣战殉教上天堂。”
这里要忍不住说一句，义务教育如果不扎扎实实地推广下去，年长的一代老去，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下一代的极端思想会更加严重。说得不太贴切一点，这就是一个洗脑的过程。我们在自己的国度，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拥有义务教育得天独厚的条件，却不去贯彻落实，从而让极端宗教把年轻人给洗脑了，这个问题难道还不严重吗？还不应当反思吗？
关于三民活动
首先，我要表明一点，我不是五毛，我只是希望新疆这片土地能够长治久安，能够进入经济发展的正轨，所有在新疆这片 160 万平方公里土地生活的人们能够过正常人的生活，不再担惊受怕。同样，在这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生活的人们也能够安居乐业、幸福美满。
说句良心话，这次区直机关 20 万干部下基层住村，自治区提出来“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的政治任务，我个人来讲，是觉得这个政策非常英明和正确的。
我个人认为，关键是访、重点是惠、核心是聚。
如果这 20 万区直机关干部能够扎扎实实地访到民情，其余的问题就容易很多了。这几天和很多住村干部交流，大家的观点一致，惠民生不仅仅是给他们盖房子、修路、修学校，关键是让南疆的少数民族群众知道这些东西是谁给的，否则就回到了上文提到的老贾的那句话，“共产党花再多的钱，他们也不买共产党的帐，他们可能认为是胡大（真主）给的。”
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访到最真实的老百姓的心声，切实解决老百姓心中最想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惠民生的步骤；其次，才能达到最核心的一步，聚民心。
现在中央、地方都知道，民心已经散了，一旦有足够势力的团体揭竿而起，“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历史就会重演，所以现在要高压。
高压自然不是长久之计，长久之计是重新聚集民心。当年共产党打下江山，唯一的资本就是民心。可悲的是，建国 65 周年，共产党的这个最核心的资本现在虽然不能说消失殆尽，也长时期是岌岌可危了。这里说的不仅仅是新疆，全国都一样。
习李上台给我最大的印象不是反腐倡廉，不是改革，而是希望。也正是这星火的希望，对老百姓的心慢慢地起了化学反应，老百姓在观望，观望是否希望能够成真。
这九天的时间，住村干部们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至少每一个点滴我都看在眼里，这些区直机关干部的表现，也燃起了我的希望。
当然，这九仅仅九天，我真心地希望住村的干部们能够扎扎实实完成这三年的任务，为新疆、为整个中国争取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我谨以一个平民百姓的身份奉劝各位“公知”，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考虑问题结合国情、结合实际，一旦社会动荡，遭殃的还是我们最普通的公民。
于3月12日夜
星期三, 3月 12, 2014
走在中间道路上的中间人——平措汪杰和他的政治遗言
作者：丁一夫
来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14/03/blog-post_11.html
西藏共产党创始人丶如今中共内部资历最深丶年龄最大的老资格共产主义者平措汪杰（平汪）先生在今年两会开幕之际出版了他近年一系列理论着作的压轴之作——《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出生於1922年，92足岁生日已过的平汪非常重视他这本33万多字的文集，将其称之为“我的政治遗言”。这是一位老革命家留给子孙後代的嘱咐。对於没有经历过上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国家与民族灾难的年轻人来说，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是，这本书值得每个注重中国民族问题的人留意。这是一本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书。
平措汪杰是巴塘人。巴塘属於藏人所说的“西藏三区”中的“康”，平汪就是典型的康巴汉子。在他儿时，巴塘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治下，实际上当时军阀混战，巴塘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地盘。那时巴塘有国民政府办的新式学校，也有外国传教士办的华西学校，巴塘少年能在那里学英语。那时的巴塘人要争取的是“康人治康”。少年平汪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内地，先要赶着牦牛走到打箭炉，即现在的康定，然後到大足，再坐船顺长江而下。後来，平汪进了国民政府政治学校特地设立的蒙藏班。青年平措汪杰勤奋好学，精通汉藏英文，会唱歌，会弹琴，醉心於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熟知上世纪上半叶的汉丶藏丶康之间的复杂关系。
1939年，平汪发起成立了藏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作为西藏共产党的创始人，他联系过中国共产党丶苏联共产党，还亲自前往印度联系了印度共产党。他在拉萨从事革命宣传，和各类开明的改革派人士都有接触，也和拉萨政府中的开明贵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有整整十年的时间，他们这些西藏共产党人孤军奋战，宣传西藏的变革，直至保守的西藏政府把他逐出了拉萨。1949年，中共在取得全国胜利，即将进入西藏以前，才主动联系西藏共产党，把他们这些青年西藏革命者吸纳到了中共之中。朱德亲自打电报联系平汪，要求平汪在解放军进藏的过程中提供至关紧要的协助。
平汪的西藏共产党组织，为中共入藏派出了一百多个热情能干的藏族干部。平汪亲自组织了解放军入藏需要的几十万头骆驼丶牦牛和骡子。这个时候，平汪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是超过十年革命史的老资格革命家，有相当扎实的共产主义理论修养，经受过革命考验，共产党相信他。他又是一个熟悉西藏政治丶社会丶文化，和西藏各界有广泛人脉联系的藏人。他在中共和西藏僧俗之间，两边都能接受他。他是两边交往的时候，不可替代的中间人。
昌都战役之後，西藏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被解放军俘虏。平汪向解放军提出，不能把阿沛当成一般的俘虏，要尊重他，参照西藏贵族的礼节和待遇来对待他。後来中国政府和西藏谈判，获得礼遇的阿沛•阿旺晋美担任西藏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在谈判和签订十七条协议的过程中，平汪担任翻译，起了非常重要的调解作用。有一次谈判几乎破裂的时刻，平汪利用翻译上的灵活之处，搁置危机，灵活弥补分歧，成功地把两边又请回了谈判桌。所以，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後庆祝的时候，中国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要举杯提议为平汪乾杯。
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後，平汪随着第一批解放军进入了拉萨。他作为中共西藏工委中唯一的藏族委员，又承担了中共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翻译。他非常尊重达赖喇嘛，认为有达赖喇嘛作为藏民族的政教领袖，中国政府又信任达赖喇嘛，藏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前途是光明的。达赖喇嘛也很器重和信任平汪。达赖喇嘛後来在自传中不止一次提到平汪。六十多年後，去年我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尊者还回忆起当年平汪对尊者说起自己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的时候，达赖喇嘛还是一个小孩，现在达赖喇嘛是藏民族的青年领袖了，正在领导藏民族走向一个先进的社会，平汪说着说着，竟感动得潸然泪下。而达赖喇嘛在後来与中共关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一直认为，只要中共继续信任平汪，只要有平汪这样的藏族共产党人在拉萨代表中共，问题总会解决。
1956年後，中共决定在四省藏区, 即藏人传统的康和安多地区，展开“民主改革”，激起藏人反抗，中共实行称为“平叛”的严酷军事镇压，随着数万难民逃到西藏，“平叛”的战火也烧到了西藏。从此，中共的西藏政策走上了一条激进的暴力之路。这时候，平汪这样作为中间人的共产党人，就成为极左政策的妨碍。平汪从1957年起受到无理整肃，1960年被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单独监禁十八年，妻亡子散。
文革结束後，1978年，平汪出狱。在胡耀邦丶赵紫阳主政期间，得到平反的平汪又起到了汉藏中间人的作用。当达赖喇嘛派出的代表团访问的时候，平汪又一次成为两边都信任的人。在以後的几十年里，平汪虽然谢绝了胡耀邦要他到拉萨担任自治区主席的提议，专心完成他在狱中思考的哲学着作，但是从没有停止对中央的西藏政策提出谏言。
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政治上失利之後，中共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完全放弃了胡耀邦时期第一丶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极左派盘踞西藏工作的职位，中国政府公开与达赖喇嘛决裂，以达赖喇嘛为敌。任何人只要不按照中共的调子恶劣地污蔑谩骂达赖喇嘛，就有可能被扣上“藏独”的帽子，有身家性命之虞。在班禅大师圆寂之後，中国大地上几乎没有人敢公开赞扬达赖喇嘛了。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老资格的西藏共产党人平措汪杰。在阿沛•阿旺晋美去世後，藏人中能够将自己的声音达到中共最高层的有分量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平汪是唯一的一个，以藏人对嘉瓦仁波切的恭敬态度，自始至终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理念和方针，公开赞扬达赖喇嘛无与伦比的高尚人格，一再地强调，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把钥匙，把达赖喇嘛请回来，西藏问题就解决了。他还以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来评价他的同事朋友，包括他当年带出来的藏族革命者。他是共产党人中公开表示和达赖喇嘛站在一起的人。
从青年时代起，平汪就是一个理论家。他是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藏人。在单独囚禁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放弃他的理论思考。出狱後，他完成了几部哲学着作。在民族问题上，他也有精深的理论研究，对於中国民族关系的思考，他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他想对中共领导，也想对那些反对他攻击他的共产党同事们说，你们现在的西藏政策错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他迫切地希望能和他们讨论辩论。而现在治藏的众多汉藏干部们，却不敢迎接他的理论挑战，他们只能回避他。
西藏共产主义第一人平措汪杰一年一年地老了。老年平汪看到的是，藏区局势越来越紧张，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藏人的自焚成为人类史上罕见的惨剧。他把他对西藏问题的思考写了下来，他一次一次地向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上书，他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年迈的平汪又一次地承担起藏人和中共之间对话的中间人。这些文字结合成集，就是我们面前这本书——《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
来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14/03/blog-post_11.html
西藏共产党创始人丶如今中共内部资历最深丶年龄最大的老资格共产主义者平措汪杰（平汪）先生在今年两会开幕之际出版了他近年一系列理论着作的压轴之作——《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出生於1922年，92足岁生日已过的平汪非常重视他这本33万多字的文集，将其称之为“我的政治遗言”。这是一位老革命家留给子孙後代的嘱咐。对於没有经历过上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国家与民族灾难的年轻人来说，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是，这本书值得每个注重中国民族问题的人留意。这是一本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书。
平措汪杰是巴塘人。巴塘属於藏人所说的“西藏三区”中的“康”，平汪就是典型的康巴汉子。在他儿时，巴塘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治下，实际上当时军阀混战，巴塘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地盘。那时巴塘有国民政府办的新式学校，也有外国传教士办的华西学校，巴塘少年能在那里学英语。那时的巴塘人要争取的是“康人治康”。少年平汪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内地，先要赶着牦牛走到打箭炉，即现在的康定，然後到大足，再坐船顺长江而下。後来，平汪进了国民政府政治学校特地设立的蒙藏班。青年平措汪杰勤奋好学，精通汉藏英文，会唱歌，会弹琴，醉心於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熟知上世纪上半叶的汉丶藏丶康之间的复杂关系。
1939年，平汪发起成立了藏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作为西藏共产党的创始人，他联系过中国共产党丶苏联共产党，还亲自前往印度联系了印度共产党。他在拉萨从事革命宣传，和各类开明的改革派人士都有接触，也和拉萨政府中的开明贵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有整整十年的时间，他们这些西藏共产党人孤军奋战，宣传西藏的变革，直至保守的西藏政府把他逐出了拉萨。1949年，中共在取得全国胜利，即将进入西藏以前，才主动联系西藏共产党，把他们这些青年西藏革命者吸纳到了中共之中。朱德亲自打电报联系平汪，要求平汪在解放军进藏的过程中提供至关紧要的协助。
平汪的西藏共产党组织，为中共入藏派出了一百多个热情能干的藏族干部。平汪亲自组织了解放军入藏需要的几十万头骆驼丶牦牛和骡子。这个时候，平汪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是超过十年革命史的老资格革命家，有相当扎实的共产主义理论修养，经受过革命考验，共产党相信他。他又是一个熟悉西藏政治丶社会丶文化，和西藏各界有广泛人脉联系的藏人。他在中共和西藏僧俗之间，两边都能接受他。他是两边交往的时候，不可替代的中间人。
昌都战役之後，西藏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被解放军俘虏。平汪向解放军提出，不能把阿沛当成一般的俘虏，要尊重他，参照西藏贵族的礼节和待遇来对待他。後来中国政府和西藏谈判，获得礼遇的阿沛•阿旺晋美担任西藏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在谈判和签订十七条协议的过程中，平汪担任翻译，起了非常重要的调解作用。有一次谈判几乎破裂的时刻，平汪利用翻译上的灵活之处，搁置危机，灵活弥补分歧，成功地把两边又请回了谈判桌。所以，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後庆祝的时候，中国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要举杯提议为平汪乾杯。
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後，平汪随着第一批解放军进入了拉萨。他作为中共西藏工委中唯一的藏族委员，又承担了中共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翻译。他非常尊重达赖喇嘛，认为有达赖喇嘛作为藏民族的政教领袖，中国政府又信任达赖喇嘛，藏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前途是光明的。达赖喇嘛也很器重和信任平汪。达赖喇嘛後来在自传中不止一次提到平汪。六十多年後，去年我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尊者还回忆起当年平汪对尊者说起自己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的时候，达赖喇嘛还是一个小孩，现在达赖喇嘛是藏民族的青年领袖了，正在领导藏民族走向一个先进的社会，平汪说着说着，竟感动得潸然泪下。而达赖喇嘛在後来与中共关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一直认为，只要中共继续信任平汪，只要有平汪这样的藏族共产党人在拉萨代表中共，问题总会解决。
1956年後，中共决定在四省藏区, 即藏人传统的康和安多地区，展开“民主改革”，激起藏人反抗，中共实行称为“平叛”的严酷军事镇压，随着数万难民逃到西藏，“平叛”的战火也烧到了西藏。从此，中共的西藏政策走上了一条激进的暴力之路。这时候，平汪这样作为中间人的共产党人，就成为极左政策的妨碍。平汪从1957年起受到无理整肃，1960年被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单独监禁十八年，妻亡子散。
文革结束後，1978年，平汪出狱。在胡耀邦丶赵紫阳主政期间，得到平反的平汪又起到了汉藏中间人的作用。当达赖喇嘛派出的代表团访问的时候，平汪又一次成为两边都信任的人。在以後的几十年里，平汪虽然谢绝了胡耀邦要他到拉萨担任自治区主席的提议，专心完成他在狱中思考的哲学着作，但是从没有停止对中央的西藏政策提出谏言。
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政治上失利之後，中共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完全放弃了胡耀邦时期第一丶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极左派盘踞西藏工作的职位，中国政府公开与达赖喇嘛决裂，以达赖喇嘛为敌。任何人只要不按照中共的调子恶劣地污蔑谩骂达赖喇嘛，就有可能被扣上“藏独”的帽子，有身家性命之虞。在班禅大师圆寂之後，中国大地上几乎没有人敢公开赞扬达赖喇嘛了。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老资格的西藏共产党人平措汪杰。在阿沛•阿旺晋美去世後，藏人中能够将自己的声音达到中共最高层的有分量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平汪是唯一的一个，以藏人对嘉瓦仁波切的恭敬态度，自始至终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理念和方针，公开赞扬达赖喇嘛无与伦比的高尚人格，一再地强调，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把钥匙，把达赖喇嘛请回来，西藏问题就解决了。他还以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来评价他的同事朋友，包括他当年带出来的藏族革命者。他是共产党人中公开表示和达赖喇嘛站在一起的人。
从青年时代起，平汪就是一个理论家。他是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藏人。在单独囚禁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放弃他的理论思考。出狱後，他完成了几部哲学着作。在民族问题上，他也有精深的理论研究，对於中国民族关系的思考，他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他想对中共领导，也想对那些反对他攻击他的共产党同事们说，你们现在的西藏政策错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他迫切地希望能和他们讨论辩论。而现在治藏的众多汉藏干部们，却不敢迎接他的理论挑战，他们只能回避他。
西藏共产主义第一人平措汪杰一年一年地老了。老年平汪看到的是，藏区局势越来越紧张，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藏人的自焚成为人类史上罕见的惨剧。他把他对西藏问题的思考写了下来，他一次一次地向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上书，他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年迈的平汪又一次地承担起藏人和中共之间对话的中间人。这些文字结合成集，就是我们面前这本书——《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
昆明暴恐案3名涉案者案发前已落网
时间：2014-3-10
来源：财新网
【财新网】（记者 秦旭东 田园）参与云南昆明“3·01”暴恐案的八名歹徒中，除五名现场被击中，致四死一伤，其余三人于2月27日在红河州个旧市沙甸镇落网。
上述八人团伙曾在沙甸镇落脚，试图策划自制爆炸装置，但未果。有三人于2月27日被警方抓获。而其余五人则包车逃至昆明，于3月1日晚进入昆明火车站，酿造了惨绝人寰的“3·01”事件。财新记者从接近警方的人士获知上述消息。
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3月4日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云南代表团驻地通报这事件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时，提到“另外三名逃犯在云南红河州落网”。央广网在报道此事时，还进一步引述秦的讲话说，3月1日事发当天，被特警击伤的一名女性犯罪嫌疑人，清醒后已经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八名歹徒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财新记者获知，当晚被击毙的三男一女中，女性为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的妻子。
据秦光荣3月4日透露，这八个人原先是想出境参加“圣战”，从云南走不出去后反过来跑到其他地方，到了广东也出不去，重新回到云南，到了红河，他们在红河做的计划就是，跑不出去的话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据央广网引述秦光荣的话透露，“与这8人有联系的相关一些人目前正在布控”。
3月9日，在全国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上，秦光荣回答记者提问时还介绍说，昆明“3·01”恐怖袭击事件有四个鲜明特点：“事发突然、反应迅速、处置果断、群众参与。”歹徒9点10分开始杀人，9点12分铁路值班民警已经与其进行斗争，9点20分昆明市公安局接到铁路公安的求援电话，9点22分多位民警赶到，最终在9点33分将犯罪分子制服。
秦光荣总结教训时说，一是反恐意识不强，二是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三是铁路系统的整个保卫体制也有一些问题，铁路公安自成系统，负责火车站里和车站广场的安保，铁路值班的警察和保安手中没有武器。
至财新记者发稿时，“3·01”事件死亡人数为29人，伤者为143人。据昆明市市长李文荣3月9日在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称，“截至目前，伤员无一死亡，出院27名，重伤减至44名，伤员救治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来源：财新网
【财新网】（记者 秦旭东 田园）参与云南昆明“3·01”暴恐案的八名歹徒中，除五名现场被击中，致四死一伤，其余三人于2月27日在红河州个旧市沙甸镇落网。
上述八人团伙曾在沙甸镇落脚，试图策划自制爆炸装置，但未果。有三人于2月27日被警方抓获。而其余五人则包车逃至昆明，于3月1日晚进入昆明火车站，酿造了惨绝人寰的“3·01”事件。财新记者从接近警方的人士获知上述消息。
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3月4日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云南代表团驻地通报这事件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时，提到“另外三名逃犯在云南红河州落网”。央广网在报道此事时，还进一步引述秦的讲话说，3月1日事发当天，被特警击伤的一名女性犯罪嫌疑人，清醒后已经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八名歹徒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财新记者获知，当晚被击毙的三男一女中，女性为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的妻子。
据秦光荣3月4日透露，这八个人原先是想出境参加“圣战”，从云南走不出去后反过来跑到其他地方，到了广东也出不去，重新回到云南，到了红河，他们在红河做的计划就是，跑不出去的话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据央广网引述秦光荣的话透露，“与这8人有联系的相关一些人目前正在布控”。
3月9日，在全国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上，秦光荣回答记者提问时还介绍说，昆明“3·01”恐怖袭击事件有四个鲜明特点：“事发突然、反应迅速、处置果断、群众参与。”歹徒9点10分开始杀人，9点12分铁路值班民警已经与其进行斗争，9点20分昆明市公安局接到铁路公安的求援电话，9点22分多位民警赶到，最终在9点33分将犯罪分子制服。
秦光荣总结教训时说，一是反恐意识不强，二是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三是铁路系统的整个保卫体制也有一些问题，铁路公安自成系统，负责火车站里和车站广场的安保，铁路值班的警察和保安手中没有武器。
至财新记者发稿时，“3·01”事件死亡人数为29人，伤者为143人。据昆明市市长李文荣3月9日在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称，“截至目前，伤员无一死亡，出院27名，重伤减至44名，伤员救治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星期一, 3月 10, 2014
北京市斥资千万援助新疆兵团农14师发展设施农业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9/20/c_122061113.htm
发表时间：2011年09月20日 13:57:52
中新网和田9月20日电 (龚德文) 9月20日，记者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四师二二四团各连队看到：由北京市出资231万元人民币援建二二四团的34个蔬菜大棚已建成并通过验收。目前，该团34名蔬菜大棚承包职工正在接受团农业科组织的培训，学习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
设施农业一直是农十四师农业的短腿。长期以来，该师农业经济主要依赖红枣、棉花、畜牧业，农业结构单一，风险性大。同时，长期以来，一年四季全师各团场蔬菜全靠外调，不仅价格高，菜品也不新鲜，职工群众吃菜难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为了开辟职工增收致富新渠道，同时彻底解决职工吃菜难问题，农十四师与北京市、北京援和指挥部多次沟通协调，由北京市对口支援农十四师各团场大力发展设施农业。记者从农十四师对口支援办公室了解到：今年，北京市出资1000万元支援该师四个农牧团场大力发展设施大棚，新建大棚118座。
今年6月，由北京市援建农十四师各团场的设施大棚建设项目全面启动，目前已全部竣工并通过验收。大棚承包户正着手平整土地，做好种植前的准备工作，设施大棚蔬菜也将在春节前上市。
据悉，北京市设施大棚援建项目的实施，将使农十四师职工群众增收470多万元。同时，各团场各族职工群众吃菜难的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发表时间：2011年09月20日 13:57:52
中新网和田9月20日电 (龚德文) 9月20日，记者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四师二二四团各连队看到：由北京市出资231万元人民币援建二二四团的34个蔬菜大棚已建成并通过验收。目前，该团34名蔬菜大棚承包职工正在接受团农业科组织的培训，学习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
设施农业一直是农十四师农业的短腿。长期以来，该师农业经济主要依赖红枣、棉花、畜牧业，农业结构单一，风险性大。同时，长期以来，一年四季全师各团场蔬菜全靠外调，不仅价格高，菜品也不新鲜，职工群众吃菜难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为了开辟职工增收致富新渠道，同时彻底解决职工吃菜难问题，农十四师与北京市、北京援和指挥部多次沟通协调，由北京市对口支援农十四师各团场大力发展设施农业。记者从农十四师对口支援办公室了解到：今年，北京市出资1000万元支援该师四个农牧团场大力发展设施大棚，新建大棚118座。
今年6月，由北京市援建农十四师各团场的设施大棚建设项目全面启动，目前已全部竣工并通过验收。大棚承包户正着手平整土地，做好种植前的准备工作，设施大棚蔬菜也将在春节前上市。
据悉，北京市设施大棚援建项目的实施，将使农十四师职工群众增收470多万元。同时，各团场各族职工群众吃菜难的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天山铸剑——新疆和田挂职小记
来源：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http://www.bjjc.gov.cn/bjoweb/minfo/view.jsp?DMKID=180&ZLMBH=0&XXBH=28662
发表时间：2011-12-28
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对口援疆的安排，我作为公诉部门的检察官前往位于新疆和田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14师检察机关挂职。据了解，我院是全市检察机关中最早派出挂职干部，也是目前唯一派出干部赴和田的单位。下面，我介绍一下自己在和田挂职的3个月期间，发扬“人争有为、事创一流”的海检精神，克服各种艰难困苦，为加强边疆地区检察工作贡献出绵薄之力的情况。
一、环境恶劣，疫病流行
经常听当地的干部说，身处和田，就是奉献。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和田是全疆自然条件最差的地州，气候极端恶劣。许多北疆人都没有到过南疆，也不愿到和田等南疆区域生活、工作，甚至是旅行。而和田又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最南端，与西藏自治区的阿里地区相邻，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距首府乌鲁木齐经沙漠公路尚有1500多公里之遥（乘汽车横穿大沙漠要走24个小时，坐新开通的火车则需要37个小时才能到达乌市）。全地区东西长约670公里，南北宽约600公里。总面积24.78万平方公里，占全疆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中山地占33.3%，沙漠戈壁占63%,绿洲仅占3.7%。和田属干旱荒漠性气候，年均降水量35毫米，年均蒸发量高达2480毫米。在这里，每年浮尘天气220天以上，其中浓浮尘（沙尘暴）天气在60天左右。因为风沙大，极少下雨，和田的树叶上都挂着一层厚厚的沙尘。即使是在大晴天，我们平时说话时也经常觉得嘴里有细小的沙子。民谣所言“和田人民命真苦，每天要吃半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我们真是有了切身的感受。
我们每天早上来到办公室，首先不是开始工作，而是去打水、扫地、擦桌子，因为即使关上门窗，办公室内也会被盖上了一层沙土，用手指就可以在桌面上写字。挂职期间，和田曾数次经历沙尘天气。记得是9月初的一天下班时，大风骤起，顿时漫天扬沙，天昏地暗；人行其间举步维艰，呼吸困难，眼、鼻、口全被灌入沙尘。更为常见的是浮尘天气。和田的阴天就是这种气象的表现，而浓浓的强浮尘竟酷似是南方秋日的大雾天。有一次“雾天”居然持续了一个礼拜（据说还上了中央台的《新闻联播》）。
天气炎热也是和田自然环境恶劣的一个方面。南疆，特别是和田的一大特点就是日照时间长，阳光强烈，加之海拔有1400多米，紫外线异常强。这虽然造就了瓜果的甜美（日照充足，温差大可以提高含糖量），但炙热的阳光确实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很快的就“脱皮的脱皮、变黑的变黑”了。当我们下午上班经过师部楼前空旷的广场时，骄阳晒的皮肤火辣辣的疼。由于地砖的反射，好像整个身体都快要被烤化了……更遭的是办公楼没有空调，而我们的办公室还放着单位的复印机、打印机等产生热量的设备。为了防盗，在木质门外又加了个密不透风的铁门，以至于每次进屋就能感觉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要是遇上沙尘天，窗户还不能打开。那种闷热的感觉就是更让人难以忍受了。八月中旬的时候，一度高温达40多摄氏度，我出现了轻度中暑的迹象。幸好年纪轻，休息一夜症状稍得缓解。第二天又继续正常的工作上班去了。
由于地处闭塞的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农牧区，和田的卫生和医疗事业非常落后，毒虫横行。刚去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后腿根部连片出现了几个又大又红的硬疙瘩，奇痒难耐，且经久不消。一开始以为是蚊子叮咬所致。后来章文巍同志全身多处也出现了类似的大包。经我不完全“统计”，竟达30余处。由于许多硬包分布在蚊子无法叮到的部位，加之，有当地同志“诊断”，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被跳蚤咬伤的！原来和田地区跳蚤盛行。在乘车、坐卧，或者是靠近跳蚤携带者时，这种小东西就会悄悄的“溜”到我们身上。有天早上起床，发现自己眼皮又红又肿，经了解才知道是晚上睡觉时可能眼睛被某种毒虫爬过。至今，我的上眼脸还有干硬感，经常脱皮。
九月初，和田又爆发了我国已经宣布消灭多年的脊髓灰质炎流行病。一时间疫情严峻，传言四起。当地政府要求所有40岁以下人群，无论之前是否接受过免疫，全部需要服用糖丸。我们就这样“重温”了一次儿时吃糖药丸儿的感觉。
二、克服困难，不辱使命
我们挂职的农14师是兵团的一个新建师，人口少，只有3万多人，且少数民族约六成；经济基础薄弱，主要发展绿洲农业；地域分散，下辖四个团场，最远的两个相距约440公里，其中一牧场身处海拔近4000米的茫茫昆仑山腹地。14师检察机关更是力量薄弱。受援的两级检察机关都属于新建院，其中垦区检察院成立于2008年3月，现有干警12人；检察分院组建于2009年9月，有干警17人。办公场所简陋，图书资料稀缺，业务能力不强，司法理念落后，办案难度大、成本高。
在住宿紧张、伙食标准低、商品匮乏、物价畸高的情况下，我们不怨天、不尤人、不泄气、不推诿，积极克服时差、饮食、气候及民族习惯等诸多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在人迹罕至的茫茫戈壁和沙漠之上，车行数千公里，审查和田当地同志难以办理的重大、疑难和复杂案件3件4人，参与批捕案件审查讨论5件6人，并全部审结，出庭支持公诉2件2人。我们还主动从北京筹措200余册最新版本的业务图书，捐赠给了受援单位。两级院干警均能配发一套，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执法办案水平。
我们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化解社会矛盾，加强释法说理，将忠诚、为民、公正、清廉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维护了公平正义和边疆稳定，彰显了“北京精神”，打响了海检风范，开创了北京检察机关援疆史上的“九项第一”：
一是北京检察机关第一次向新疆派出挂职干部，同时填补了当地检察机关没有硕士学位干警的空白；
二是第一次建议和田当地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认罪普通刑事案件适用简化程序审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
三是通过出庭支持公诉北京援疆第一案，成功平息了当地一起数百人参与的群体访事件，同时，加强审判监督职能，结束了和田兵团辖区汉族人犯罪全部判处缓刑的历史；
四是成功办理全兵团第一起杀害团场连长案件，开庭时辩护人做无罪辩护，在办理该案中我们还依法追诉两罪。
五是为和田兵团两级检察机关发出第一份检察建议书，并收到公安机关落实整改情况的回函，帮助侦查机关提高证据采集水平和执法办案能力；
六是第一次就公诉业务集中培训新疆和田两级院检察干警；
七是第一次向边疆地区捐赠我院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司法保护专业书籍140余册，在图书资源极端稀缺的和田地区，做到了兵团农14师所辖中小学每班都能分到1册书；
八是第一次在边疆地区使用多媒体技术为各族青少年举办法治讲座；
九是第一次克服高原反应，深入海拔3500米的昆仑山腹地，向维族牧民宣传检察机关职能，接受申诉和控告。
四、几点感悟
首先，检察干警要有大局观，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和政权意识。要充分认识到援疆援藏工作是我国的两项国家战略，事关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人民幸福。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和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奋发有为、只争朝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推动提高边疆地区检察业务水平，做受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捍卫者。因此，检察官要忠诚，要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党的事业，要在检察人才援疆中充分体现政法干警的政治本色；检察官还要爱国，要听从国家召唤，在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要当仁不让，挺身而出，拿出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展现出首善之区检察官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精气神。
其次，检察对口援疆工作并不是简单的发达地区人、财、物的单向输出，而是双向的交流与互动。远赴边疆和田挂职锻炼，为年轻干部开阔视野、丰富经历、提高能力提供了难得的舞台。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的“广大年轻干部要自觉到艰苦地区、复杂环境、关键岗位砥砺品质、锤炼作风、增长才干。经过艰苦复杂环境磨练、重大斗争考验、实践证明优秀、有培养前途的大批年轻干部能够不断涌现出来，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大有希望。……我们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这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90年风雨而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援疆挂职干部通过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参与决策，丰富了阅历，开阔了视野，积累了经验。进一步加深了对援疆工作的理解，提高了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了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培养了战略思维。我们青年检察官在反恐维稳的最前沿经受考验、在艰难困苦的最深层百炼成钢，在广袤无限的边疆地区建功立业，更是有利于自身养成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胸怀天地的气质。短暂的援疆岁月，回报给自己的是受用终身的精神财富！
最后，既是感恩也是愧疚，作为人子，作为一位年过半百，有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老妈妈的独生子，三个多月以来她老人家一边每天默默的为我担心、替我祈祷，一边还鼓励我在边疆好好工作，不要着急……我觉得自己是个不孝子,欠父母的真是太多太多……
http://www.bjjc.gov.cn/bjoweb/minfo/view.jsp?DMKID=180&ZLMBH=0&XXBH=28662
发表时间：2011-12-28
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对口援疆的安排，我作为公诉部门的检察官前往位于新疆和田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14师检察机关挂职。据了解，我院是全市检察机关中最早派出挂职干部，也是目前唯一派出干部赴和田的单位。下面，我介绍一下自己在和田挂职的3个月期间，发扬“人争有为、事创一流”的海检精神，克服各种艰难困苦，为加强边疆地区检察工作贡献出绵薄之力的情况。
一、环境恶劣，疫病流行
经常听当地的干部说，身处和田，就是奉献。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和田是全疆自然条件最差的地州，气候极端恶劣。许多北疆人都没有到过南疆，也不愿到和田等南疆区域生活、工作，甚至是旅行。而和田又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最南端，与西藏自治区的阿里地区相邻，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距首府乌鲁木齐经沙漠公路尚有1500多公里之遥（乘汽车横穿大沙漠要走24个小时，坐新开通的火车则需要37个小时才能到达乌市）。全地区东西长约670公里，南北宽约600公里。总面积24.78万平方公里，占全疆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中山地占33.3%，沙漠戈壁占63%,绿洲仅占3.7%。和田属干旱荒漠性气候，年均降水量35毫米，年均蒸发量高达2480毫米。在这里，每年浮尘天气220天以上，其中浓浮尘（沙尘暴）天气在60天左右。因为风沙大，极少下雨，和田的树叶上都挂着一层厚厚的沙尘。即使是在大晴天，我们平时说话时也经常觉得嘴里有细小的沙子。民谣所言“和田人民命真苦，每天要吃半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我们真是有了切身的感受。
我们每天早上来到办公室，首先不是开始工作，而是去打水、扫地、擦桌子，因为即使关上门窗，办公室内也会被盖上了一层沙土，用手指就可以在桌面上写字。挂职期间，和田曾数次经历沙尘天气。记得是9月初的一天下班时，大风骤起，顿时漫天扬沙，天昏地暗；人行其间举步维艰，呼吸困难，眼、鼻、口全被灌入沙尘。更为常见的是浮尘天气。和田的阴天就是这种气象的表现，而浓浓的强浮尘竟酷似是南方秋日的大雾天。有一次“雾天”居然持续了一个礼拜（据说还上了中央台的《新闻联播》）。
天气炎热也是和田自然环境恶劣的一个方面。南疆，特别是和田的一大特点就是日照时间长，阳光强烈，加之海拔有1400多米，紫外线异常强。这虽然造就了瓜果的甜美（日照充足，温差大可以提高含糖量），但炙热的阳光确实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很快的就“脱皮的脱皮、变黑的变黑”了。当我们下午上班经过师部楼前空旷的广场时，骄阳晒的皮肤火辣辣的疼。由于地砖的反射，好像整个身体都快要被烤化了……更遭的是办公楼没有空调，而我们的办公室还放着单位的复印机、打印机等产生热量的设备。为了防盗，在木质门外又加了个密不透风的铁门，以至于每次进屋就能感觉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要是遇上沙尘天，窗户还不能打开。那种闷热的感觉就是更让人难以忍受了。八月中旬的时候，一度高温达40多摄氏度，我出现了轻度中暑的迹象。幸好年纪轻，休息一夜症状稍得缓解。第二天又继续正常的工作上班去了。
由于地处闭塞的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农牧区，和田的卫生和医疗事业非常落后，毒虫横行。刚去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后腿根部连片出现了几个又大又红的硬疙瘩，奇痒难耐，且经久不消。一开始以为是蚊子叮咬所致。后来章文巍同志全身多处也出现了类似的大包。经我不完全“统计”，竟达30余处。由于许多硬包分布在蚊子无法叮到的部位，加之，有当地同志“诊断”，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被跳蚤咬伤的！原来和田地区跳蚤盛行。在乘车、坐卧，或者是靠近跳蚤携带者时，这种小东西就会悄悄的“溜”到我们身上。有天早上起床，发现自己眼皮又红又肿，经了解才知道是晚上睡觉时可能眼睛被某种毒虫爬过。至今，我的上眼脸还有干硬感，经常脱皮。
九月初，和田又爆发了我国已经宣布消灭多年的脊髓灰质炎流行病。一时间疫情严峻，传言四起。当地政府要求所有40岁以下人群，无论之前是否接受过免疫，全部需要服用糖丸。我们就这样“重温”了一次儿时吃糖药丸儿的感觉。
二、克服困难，不辱使命
我们挂职的农14师是兵团的一个新建师，人口少，只有3万多人，且少数民族约六成；经济基础薄弱，主要发展绿洲农业；地域分散，下辖四个团场，最远的两个相距约440公里，其中一牧场身处海拔近4000米的茫茫昆仑山腹地。14师检察机关更是力量薄弱。受援的两级检察机关都属于新建院，其中垦区检察院成立于2008年3月，现有干警12人；检察分院组建于2009年9月，有干警17人。办公场所简陋，图书资料稀缺，业务能力不强，司法理念落后，办案难度大、成本高。
在住宿紧张、伙食标准低、商品匮乏、物价畸高的情况下，我们不怨天、不尤人、不泄气、不推诿，积极克服时差、饮食、气候及民族习惯等诸多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在人迹罕至的茫茫戈壁和沙漠之上，车行数千公里，审查和田当地同志难以办理的重大、疑难和复杂案件3件4人，参与批捕案件审查讨论5件6人，并全部审结，出庭支持公诉2件2人。我们还主动从北京筹措200余册最新版本的业务图书，捐赠给了受援单位。两级院干警均能配发一套，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执法办案水平。
我们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化解社会矛盾，加强释法说理，将忠诚、为民、公正、清廉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维护了公平正义和边疆稳定，彰显了“北京精神”，打响了海检风范，开创了北京检察机关援疆史上的“九项第一”：
一是北京检察机关第一次向新疆派出挂职干部，同时填补了当地检察机关没有硕士学位干警的空白；
二是第一次建议和田当地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认罪普通刑事案件适用简化程序审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
三是通过出庭支持公诉北京援疆第一案，成功平息了当地一起数百人参与的群体访事件，同时，加强审判监督职能，结束了和田兵团辖区汉族人犯罪全部判处缓刑的历史；
四是成功办理全兵团第一起杀害团场连长案件，开庭时辩护人做无罪辩护，在办理该案中我们还依法追诉两罪。
五是为和田兵团两级检察机关发出第一份检察建议书，并收到公安机关落实整改情况的回函，帮助侦查机关提高证据采集水平和执法办案能力；
六是第一次就公诉业务集中培训新疆和田两级院检察干警；
七是第一次向边疆地区捐赠我院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司法保护专业书籍140余册，在图书资源极端稀缺的和田地区，做到了兵团农14师所辖中小学每班都能分到1册书；
八是第一次在边疆地区使用多媒体技术为各族青少年举办法治讲座；
九是第一次克服高原反应，深入海拔3500米的昆仑山腹地，向维族牧民宣传检察机关职能，接受申诉和控告。
四、几点感悟
首先，检察干警要有大局观，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和政权意识。要充分认识到援疆援藏工作是我国的两项国家战略，事关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人民幸福。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和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奋发有为、只争朝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推动提高边疆地区检察业务水平，做受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捍卫者。因此，检察官要忠诚，要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党的事业，要在检察人才援疆中充分体现政法干警的政治本色；检察官还要爱国，要听从国家召唤，在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要当仁不让，挺身而出，拿出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展现出首善之区检察官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精气神。
其次，检察对口援疆工作并不是简单的发达地区人、财、物的单向输出，而是双向的交流与互动。远赴边疆和田挂职锻炼，为年轻干部开阔视野、丰富经历、提高能力提供了难得的舞台。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的“广大年轻干部要自觉到艰苦地区、复杂环境、关键岗位砥砺品质、锤炼作风、增长才干。经过艰苦复杂环境磨练、重大斗争考验、实践证明优秀、有培养前途的大批年轻干部能够不断涌现出来，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大有希望。……我们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这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90年风雨而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援疆挂职干部通过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参与决策，丰富了阅历，开阔了视野，积累了经验。进一步加深了对援疆工作的理解，提高了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了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培养了战略思维。我们青年检察官在反恐维稳的最前沿经受考验、在艰难困苦的最深层百炼成钢，在广袤无限的边疆地区建功立业，更是有利于自身养成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胸怀天地的气质。短暂的援疆岁月，回报给自己的是受用终身的精神财富！
最后，既是感恩也是愧疚，作为人子，作为一位年过半百，有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老妈妈的独生子，三个多月以来她老人家一边每天默默的为我担心、替我祈祷，一边还鼓励我在边疆好好工作，不要着急……我觉得自己是个不孝子,欠父母的真是太多太多……
星期六, 3月 08, 2014
答习总：维吾尔学生为何毕业都回新疆？
作者：欧阳洪亮
来源：http://zhenhua.163.com/14/0307/11/9MNVBDIO000464NR.html
3月4日，维吾尔族委员艾尼瓦尔·依明向习总反映：新疆籍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大部分都回新疆了。习总连问4个问题：“毕业生大部分回新疆了？”“多大比例？”“每年毕业生多少？”“大部分回去了？”
艾尼瓦尔·依明如何回答习总不得而知，我想在此回答习总的问题，为何维吾尔毕业生大部分回新疆了？
维吾尔人在内地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
当一名普通维吾尔人登上一辆内地的公交车，就可能引发全车人恐慌性下车、报警，和种种出格反应，维吾尔人在内地的生存空间可以想见。
如果维吾尔被孤立和标签化的这种恶性漩涡得不到扭转，将影响到促进新疆问题解决的基本盘。一个被主体人群孤立和标签化的族群，很难真正和你走到一起去解决暴恐问题。
被标签化的维吾尔族
要说清楚这个事情，必须从7.5事件说起。
族群关系在7.5事件之前，至少只是这个国家的局部问题，但是7.5之后，开始逐渐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从7.5开始，民族矛盾和误解偏见明朗化，维吾尔族正在互联网社会情绪化、娱乐化解构中迅速陷入“新疆小偷”、“切糕党”、“暴恐民族”、“犯罪民族”标签化的恶性漩涡。随之而来的是，维吾尔族在内地遭遇排斥和种种差别对待。
事实越来越证明，7.5事件是新疆另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启。
这一段历史时期，总体可以定性为新冲突期。具体表现为社会矛盾激化到撕裂，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强化，极端暴恐事件频发。
这一段历史时期的酿成，文化和种族差异是渊源，70年前的东突厥独立运动是火种，中亚各国独立和世界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是外部刺激、境外恐怖组织和各种力量的推动是点火器，南疆少数民族青年高失业率是条件。
从苏联解体到7.5这段时期，新疆的治理政策，对导致7.5发生和今日局面，有着重要影响。
这一段时期，和王乐泉的治疆时间上基本重合。
王乐泉治下的新疆社会可以概括为几个具体点：
1、长期执行高压维稳，忽略社会矛盾的化解，导致社会日趋撕裂。
2、在官商交合的市场经济背景下，权力格局中占弱的维吾尔族越来越被边缘化。具体表现在，整体比较汉族而言，就业率低，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生存压力大。
3、维吾尔族内部集聚变化。一方面在工业化和“大一统”化中，社会濒临溃败，道德趋向瓦解，吸毒卖淫盛行，另一方面，民族意识觉醒，宗教氛围逐渐浓郁。
4、高压背后，公平机制缺失，发展不平衡，民族和社会矛盾积聚。
7.5事件之前，新疆和维吾尔族的这种境况和内里的聚变，在内地民众心中，并无知觉。在长期一片和谐的媒体宣传下，内地人对维吾尔人的印象除了极少数街头小偷，就是哈密瓜、葡萄干、漂亮能歌善舞的新疆姑娘这样的片段。
7.5之后，这种印象被瞬间折断。美丽新疆成了内地人心中的暴恐之地。随着暴恐事件的不断发生，内地民众对维吾尔族的隔阂不断加深。切糕事件引发的沸腾，内地汉族对维吾尔族先入为主的成见，已深切可见。
暴恐分子的目的是两个挤压
频发的恐怖袭击事件，正在带来两种结果：第一是维吾尔族在新疆、在全国，正在被标签化、污名化。维吾尔族整体生存空间正在变窄，边缘化加剧。无辜的维吾尔族人无端遭受误解、歧视、偏见……等等不公待遇。
在内地，维吾尔族要忍受更严格的安检，被酒店、宾馆拒绝入住，被内地人怀疑为小偷、恐怖分子，就业尤其更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很难约束一个带着强大偏见的汉族企业主，必须招聘维吾尔人为员工。暴恐事件使得维吾尔族陷入更加孤立的深渊，民族间鸿沟日渐加深。不满情绪加剧。
另一个结果是，频繁的暴恐事件正在挤压政府着眼长远、良性施策的空间，政府被动应对，高压维稳。暴恐分子利用宗教，政府就管制宗教，暴恐分子唆使民众，政府就高压治理，暴恐分子东逃西窜，政府就在六分之一的国土上网格化管理……
对于矛盾已致社会处于割裂和冲突的新疆来说，需要有一个政策空间，来做一些着眼于长期的，社会综合型的调整治理。
但严峻的暴恐局面正在挤压这种施政空间。
张春贤带着良好的政声民望自湘入疆，总体上，近4年的治疆，一手刚性打击暴恐，一手着眼于弥合和平衡，修复割裂的新疆社会，并且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暴恐分子、尤其是其背后的推动力量唯恐这种局面出现，这样他们的生存空间就不存在了。
因此，他们需要的是制造更多事端，干扰施政，中和施政效果。把新疆搞得民不聊生、政局不稳，由此越发陷入恶性循环，是他们的目标。
对于暴恐分子和其背后的支持者来说，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一方面挤压政府的施政空间，一方面综合挤压维吾尔人的生存空间，将民众与政府对立起来，产生更多的反政府基础 ，形成恶性循环，积重难返。正是他们的斗争战略逻辑。
内地应对需要补课
长期以来，内地民众对新疆问题和整体的维吾尔族了解甚少，绝大多数人几近空白。当暴恐袭击来到身边，第一是应对能力差。第二是过度反应。
恐袭金水桥，天安门被钻到安防漏洞；“3.1”事件，昆明警察表现英勇，但不能掩饰昆明火车站安保措施低下，反应慢的诸多毛病，而民众更是对暴恐袭击应对无知。
对于过度反应而言，隔阂既已存在，暴恐既然如此凶残，民众各种反应都是自然的。但是政府该在其中做些什么？
当暴恐问题向疆外蔓延成为趋势，内地政府如何应对，是一个重要课题。一方是内地百姓安危，一方是民族关系。
加强安保防卫应对，是其一。对普通民众进行反暴恐教育和谨慎言行的约束更是必须。不应挑衅暴恐，更不应挑起民族矛盾和仇恨。
内地在处置涉疆事件上，尤须对此敏感。起码，政府相关处置部门应该对新疆问题有较全面的了解，熟悉常识。否则，随时可能引发全局性事件。
血的教训历历在目，触发7.5事件的导火索——韶关事件、切糕事件，其不当处置，均未及格，带来的恶劣后果，就是例证。
如何在有效打击暴恐的同时，又防止妨害和伤害普通群众，保障新疆基本盘不发生质变，是全局性问题。
内地，不应成为加剧民族对立、加剧新疆问题的推动力。否则，这将是个悲剧。
美国的镜鉴
谈到内地政府和民众需要对暴恐问题和新疆问题补课，不得不提及美国911之后的10多年反恐得失，值得我们去总结。
在美国遭受911袭击之后，愤怒的美国政府随即宣布了反恐战争。在美国的阿裔也遭遇了类似中国目前维吾尔族的困境。
2003年密歇根大学在底特律阿拉伯裔社区进行了有关911对阿裔生活影响的调查，底特律地区现有阿裔居民22万人，是中东之外的最大阿拉伯人居住区。2004年7月29日公布了调查报告，有近6成的受访者说，他们比911事件之前更担心他们的家庭和亲人的未来，15％的受访者说，他们在911事件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受到过各种辱骂、骚扰、胁迫，甚至是攻击，直接的人身攻击约有3%。阿裔美国人认为最受侮辱的语言是“滚回老家去”、“你是基地组织的人吗？”、“拉登怎么样了？”等。42%的人认为他们的宗教没有被主流社会尊重，近一半的人认为美国的媒体对阿裔美国人的报道有失偏颇。
该调查还显示，在反恐问题上，阿裔美国人依旧被当成了替罪羊，49%的一般民众认为应该对阿裔美国人加强监视，41%的人认为即使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可以拘留阿裔美国人，23%的人赞同警察可以以貌取人，拦阻阿裔美国人的汽车进行搜查。
大批阿裔移民在911之后被遣返。由于美国将恐怖对象锁定为本·拉登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这样来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移民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无理由面谈、非法拘留，而一浪高过一浪的阿裔移民被遣返，造成了许多家庭的分离，给阿裔留下了沉重的创伤。
种族形象定性横行。根据2004年美国大赦国际的调查，种族形象定性911后在美国逐渐成为大问题，有扩大化的趋势，约有320万人遭受过种族形象定性的迫害，其中来自中东、南亚移民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飞机场安检时，仅仅由于长相和姓氏，不少锡克族和穆斯林裔被要求特殊检查，甚至不顾其宗教信仰，要求他（她）们当众解下头巾，接受检查。
在恐怖袭击背景下，作为宗教的伊斯兰和穆斯林大众也面临被部分美国民众等同于少数极端分子的信仰。
例如，在盖洛普一份《2006今日美国》的民意调查中发现，相当数量的美国人承认对穆斯林起码存有某种偏见，并且认可对穆斯林采取高度安全措施，认为这是防范恐怖主义的必要之举。44%的美国人认为穆斯林大宗教信仰过于极端，22%的美国人坦言，他们不希望和穆斯林做邻居；认为美国穆斯林忠诚于美国的人还不到一半。
美国在反恐中展现出的文化优越感和高度自信，使得它深陷反恐的泥淖，至今不能抽身。波士顿恐袭证明，针对美国和西方的暴恐和仇恨远未结束。
可以说，“9.11”之后，在美国发生的一些问题，在“7.5”之后的中国正在发生，并随着暴恐袭击的内地蔓延，变得更加严重。
当大理警察应户主要求将维吾尔住户驱离，证明了“3.1”事件之后，内地民众和一些政府部门，对维吾尔人的误解和偏见又加深到一个新的量级。
当大部分内地生活的维吾尔人无法生存，被迫“大逃亡”回新疆，就代表族群矛盾真正到了难以调和的境地。
需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跟美国的反恐面临相同境况的是，13亿中国人的反恐战争背后，并非只是新疆局部问题和族群问题。我们同样面临的是和13亿穆斯林世界如何相处的问题。
尤其，当美国从阿富汗撤兵之后，中国将被推到应对的前沿。
我们能比美国的反恐做得更明智一些吗？
来源：http://zhenhua.163.com/14/0307/11/9MNVBDIO000464NR.html
3月4日，维吾尔族委员艾尼瓦尔·依明向习总反映：新疆籍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大部分都回新疆了。习总连问4个问题：“毕业生大部分回新疆了？”“多大比例？”“每年毕业生多少？”“大部分回去了？”
艾尼瓦尔·依明如何回答习总不得而知，我想在此回答习总的问题，为何维吾尔毕业生大部分回新疆了？
维吾尔人在内地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
当一名普通维吾尔人登上一辆内地的公交车，就可能引发全车人恐慌性下车、报警，和种种出格反应，维吾尔人在内地的生存空间可以想见。
如果维吾尔被孤立和标签化的这种恶性漩涡得不到扭转，将影响到促进新疆问题解决的基本盘。一个被主体人群孤立和标签化的族群，很难真正和你走到一起去解决暴恐问题。
被标签化的维吾尔族
要说清楚这个事情，必须从7.5事件说起。
族群关系在7.5事件之前，至少只是这个国家的局部问题，但是7.5之后，开始逐渐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从7.5开始，民族矛盾和误解偏见明朗化，维吾尔族正在互联网社会情绪化、娱乐化解构中迅速陷入“新疆小偷”、“切糕党”、“暴恐民族”、“犯罪民族”标签化的恶性漩涡。随之而来的是，维吾尔族在内地遭遇排斥和种种差别对待。
事实越来越证明，7.5事件是新疆另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启。
这一段历史时期，总体可以定性为新冲突期。具体表现为社会矛盾激化到撕裂，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强化，极端暴恐事件频发。
这一段历史时期的酿成，文化和种族差异是渊源，70年前的东突厥独立运动是火种，中亚各国独立和世界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是外部刺激、境外恐怖组织和各种力量的推动是点火器，南疆少数民族青年高失业率是条件。
从苏联解体到7.5这段时期，新疆的治理政策，对导致7.5发生和今日局面，有着重要影响。
这一段时期，和王乐泉的治疆时间上基本重合。
王乐泉治下的新疆社会可以概括为几个具体点：
1、长期执行高压维稳，忽略社会矛盾的化解，导致社会日趋撕裂。
2、在官商交合的市场经济背景下，权力格局中占弱的维吾尔族越来越被边缘化。具体表现在，整体比较汉族而言，就业率低，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生存压力大。
3、维吾尔族内部集聚变化。一方面在工业化和“大一统”化中，社会濒临溃败，道德趋向瓦解，吸毒卖淫盛行，另一方面，民族意识觉醒，宗教氛围逐渐浓郁。
4、高压背后，公平机制缺失，发展不平衡，民族和社会矛盾积聚。
7.5事件之前，新疆和维吾尔族的这种境况和内里的聚变，在内地民众心中，并无知觉。在长期一片和谐的媒体宣传下，内地人对维吾尔人的印象除了极少数街头小偷，就是哈密瓜、葡萄干、漂亮能歌善舞的新疆姑娘这样的片段。
7.5之后，这种印象被瞬间折断。美丽新疆成了内地人心中的暴恐之地。随着暴恐事件的不断发生，内地民众对维吾尔族的隔阂不断加深。切糕事件引发的沸腾，内地汉族对维吾尔族先入为主的成见，已深切可见。
暴恐分子的目的是两个挤压
频发的恐怖袭击事件，正在带来两种结果：第一是维吾尔族在新疆、在全国，正在被标签化、污名化。维吾尔族整体生存空间正在变窄，边缘化加剧。无辜的维吾尔族人无端遭受误解、歧视、偏见……等等不公待遇。
在内地，维吾尔族要忍受更严格的安检，被酒店、宾馆拒绝入住，被内地人怀疑为小偷、恐怖分子，就业尤其更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很难约束一个带着强大偏见的汉族企业主，必须招聘维吾尔人为员工。暴恐事件使得维吾尔族陷入更加孤立的深渊，民族间鸿沟日渐加深。不满情绪加剧。
另一个结果是，频繁的暴恐事件正在挤压政府着眼长远、良性施策的空间，政府被动应对，高压维稳。暴恐分子利用宗教，政府就管制宗教，暴恐分子唆使民众，政府就高压治理，暴恐分子东逃西窜，政府就在六分之一的国土上网格化管理……
对于矛盾已致社会处于割裂和冲突的新疆来说，需要有一个政策空间，来做一些着眼于长期的，社会综合型的调整治理。
但严峻的暴恐局面正在挤压这种施政空间。
张春贤带着良好的政声民望自湘入疆，总体上，近4年的治疆，一手刚性打击暴恐，一手着眼于弥合和平衡，修复割裂的新疆社会，并且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暴恐分子、尤其是其背后的推动力量唯恐这种局面出现，这样他们的生存空间就不存在了。
因此，他们需要的是制造更多事端，干扰施政，中和施政效果。把新疆搞得民不聊生、政局不稳，由此越发陷入恶性循环，是他们的目标。
对于暴恐分子和其背后的支持者来说，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一方面挤压政府的施政空间，一方面综合挤压维吾尔人的生存空间，将民众与政府对立起来，产生更多的反政府基础 ，形成恶性循环，积重难返。正是他们的斗争战略逻辑。
内地应对需要补课
长期以来，内地民众对新疆问题和整体的维吾尔族了解甚少，绝大多数人几近空白。当暴恐袭击来到身边，第一是应对能力差。第二是过度反应。
恐袭金水桥，天安门被钻到安防漏洞；“3.1”事件，昆明警察表现英勇，但不能掩饰昆明火车站安保措施低下，反应慢的诸多毛病，而民众更是对暴恐袭击应对无知。
对于过度反应而言，隔阂既已存在，暴恐既然如此凶残，民众各种反应都是自然的。但是政府该在其中做些什么？
当暴恐问题向疆外蔓延成为趋势，内地政府如何应对，是一个重要课题。一方是内地百姓安危，一方是民族关系。
加强安保防卫应对，是其一。对普通民众进行反暴恐教育和谨慎言行的约束更是必须。不应挑衅暴恐，更不应挑起民族矛盾和仇恨。
内地在处置涉疆事件上，尤须对此敏感。起码，政府相关处置部门应该对新疆问题有较全面的了解，熟悉常识。否则，随时可能引发全局性事件。
血的教训历历在目，触发7.5事件的导火索——韶关事件、切糕事件，其不当处置，均未及格，带来的恶劣后果，就是例证。
如何在有效打击暴恐的同时，又防止妨害和伤害普通群众，保障新疆基本盘不发生质变，是全局性问题。
内地，不应成为加剧民族对立、加剧新疆问题的推动力。否则，这将是个悲剧。
美国的镜鉴
谈到内地政府和民众需要对暴恐问题和新疆问题补课，不得不提及美国911之后的10多年反恐得失，值得我们去总结。
在美国遭受911袭击之后，愤怒的美国政府随即宣布了反恐战争。在美国的阿裔也遭遇了类似中国目前维吾尔族的困境。
2003年密歇根大学在底特律阿拉伯裔社区进行了有关911对阿裔生活影响的调查，底特律地区现有阿裔居民22万人，是中东之外的最大阿拉伯人居住区。2004年7月29日公布了调查报告，有近6成的受访者说，他们比911事件之前更担心他们的家庭和亲人的未来，15％的受访者说，他们在911事件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受到过各种辱骂、骚扰、胁迫，甚至是攻击，直接的人身攻击约有3%。阿裔美国人认为最受侮辱的语言是“滚回老家去”、“你是基地组织的人吗？”、“拉登怎么样了？”等。42%的人认为他们的宗教没有被主流社会尊重，近一半的人认为美国的媒体对阿裔美国人的报道有失偏颇。
该调查还显示，在反恐问题上，阿裔美国人依旧被当成了替罪羊，49%的一般民众认为应该对阿裔美国人加强监视，41%的人认为即使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可以拘留阿裔美国人，23%的人赞同警察可以以貌取人，拦阻阿裔美国人的汽车进行搜查。
大批阿裔移民在911之后被遣返。由于美国将恐怖对象锁定为本·拉登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这样来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移民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无理由面谈、非法拘留，而一浪高过一浪的阿裔移民被遣返，造成了许多家庭的分离，给阿裔留下了沉重的创伤。
种族形象定性横行。根据2004年美国大赦国际的调查，种族形象定性911后在美国逐渐成为大问题，有扩大化的趋势，约有320万人遭受过种族形象定性的迫害，其中来自中东、南亚移民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飞机场安检时，仅仅由于长相和姓氏，不少锡克族和穆斯林裔被要求特殊检查，甚至不顾其宗教信仰，要求他（她）们当众解下头巾，接受检查。
在恐怖袭击背景下，作为宗教的伊斯兰和穆斯林大众也面临被部分美国民众等同于少数极端分子的信仰。
例如，在盖洛普一份《2006今日美国》的民意调查中发现，相当数量的美国人承认对穆斯林起码存有某种偏见，并且认可对穆斯林采取高度安全措施，认为这是防范恐怖主义的必要之举。44%的美国人认为穆斯林大宗教信仰过于极端，22%的美国人坦言，他们不希望和穆斯林做邻居；认为美国穆斯林忠诚于美国的人还不到一半。
美国在反恐中展现出的文化优越感和高度自信，使得它深陷反恐的泥淖，至今不能抽身。波士顿恐袭证明，针对美国和西方的暴恐和仇恨远未结束。
可以说，“9.11”之后，在美国发生的一些问题，在“7.5”之后的中国正在发生，并随着暴恐袭击的内地蔓延，变得更加严重。
当大理警察应户主要求将维吾尔住户驱离，证明了“3.1”事件之后，内地民众和一些政府部门，对维吾尔人的误解和偏见又加深到一个新的量级。
当大部分内地生活的维吾尔人无法生存，被迫“大逃亡”回新疆，就代表族群矛盾真正到了难以调和的境地。
需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跟美国的反恐面临相同境况的是，13亿中国人的反恐战争背后，并非只是新疆局部问题和族群问题。我们同样面临的是和13亿穆斯林世界如何相处的问题。
尤其，当美国从阿富汗撤兵之后，中国将被推到应对的前沿。
我们能比美国的反恐做得更明智一些吗？
星期二, 3月 04, 2014
小心“被疆独”
作者：郭宇宽
来源：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article_2012120772520.html
1.
这是我不可遏制的心智习惯,我喜欢与和我观点不一样的人交流，从中可以获得很多收获，如果一段时间，我讲的话，身边的人都说：“恩，有道理。”我就会感到一种难言的寂寞，甚至会上网找找有没有批评我的言论，最好有批评得尖锐些的。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爱寻找当地有意思的人交流，在我看了，最有意思的人，就是和我观点不一样的人。
我讨厌文革和毛泽东路线，所以在印度我就特别去找在在丛林里打游击的“毛分子”。
直到今天，我还有相当程度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情节，这个中华的概念甚至可以超出疆域的版图。所以在台湾我就特别去找“台独分子”。我原来不能理解一个也讲华语，和我们并没有有什么文化冲突的台湾人，会刻意强调自己不是中国人。当地朋友告诉我，林浊水是台独的精神领袖，是台独分子里最雄辩的，我就去找林浊水。
我问林教父，你老家应该也是从福建来的，咱们的文化没什么隔阂，你的台独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林浊水告诉我，他们这些台独分子，其实从小也都被教育自己是中国人，也觉得自己确实是中国人。
但无奈，当年他们作为本省人缺乏政治参与的途径，当时的议员是一批49年从大陆来的“万年国代”。而且那时的蒋总统一心“反攻大陆，解放大陆同胞”，所以他们本省人提出一些要求民主的呼声，但凡牵涉到要照顾地方利益，和地方自治的，都会被斥为“台独分子”。
“好吧，那我们索性就台独吧。”
各式各样的台湾本省的地方诉求，最初是被贴上的台独的标签，后来这些人汇聚到一起，索性以台独作为旗帜，渐渐成了真台独。
这个过程也可以叫做“被台独”。
2.
2003年，我刚从主持人转型为一线调查记者，做的第一个采访申请，就是要求去南疆，编辑部主任问我，你要去采访什么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想找些和我不一样的人聊一聊。
我先在在当地通过文学界和新闻界的友人，认识了一些当地维族朋友，我想我们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背景差异总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我一路走到了靠近边境的南疆。没想到这些维族朋友知道我是一个记者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像背稿子一样，讲得除了“我们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中央政策好”一类和新闻联播上一样，非常政治正确的话，接下来，除了谈谈新疆的天气和哈密瓜剩下来的就是沉默了。
如果把这些政治正确的话，就当作新疆维族同胞的心声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7.5骚乱中，你看内部录像，会看到那么强烈的无法掩饰的民族仇恨，一个汉族路人被打倒在地，一个穿着时髦的维族女孩，走过都会捡一块砖头，朝他头上砸，他们之间素不相识，唯一的理由是，“他是汉族，我是维族”。
我不会为任何暴行辩解，但我能够一定程度上，比那些大人物更理解新疆维族长久以来的心情。是因为在我的努力下，我曾经听到了维族朋友，刺激我的心里话。
在我和一个维族朋友真正建立了信任的关系之后，他知道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记者，一次喝了一些脾酒，我们敞开心扉谈了谈，他对我说“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我们是朋友，但是你们汉族人太坏了，太欺负我们维族了。”
我说这该怎么讲，他说“你看你们中石油这些企业，在我们的家乡，圈起一块地，就抽油，把我们的环境都破坏了，用的都是安徽、河南的民工，不招我们当地的维族，油都送给北京上海，什么都不留给我们，看看你们搞石油的这些干部，开得都是好车，在最高档的酒店里吃饭的，吃完还开发票的，都是你们汉人。现在，在我们自己的家乡，我们维族是最穷的人，你看在便宜的小餐馆里，自费吃饭的都是我们维族人。”
我说：“这不能讲是汉族人坏，这是我们国家的体制目前有问题，国有央企并不是单独对维族人的地方这样掠夺，它们对全中国人民的资源都是这样掠夺。国有企业和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没有关系，其实就是国家干部所有企业，你不信可以上网查一查，对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垄断的央企，汉族的老百姓也和你们一样骂得很凶，我相信这迟早会改革的”
他大概觉得我在这点上至少讲得还有一些道理。他又举了另一个理由“那你们为什么要强迫我们学汉语，我们维族也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现在在新疆不会汉语，就进不了政府，就找不到工作，这对我们非常不公平，你们汉人为什么不学维语？”
我解释“语言的大一统确实有损文化多样性，这在中国是个体制性问题，49年以后把首都设在北京，所以北京话就成了标准化，全国人都得学说北京话。我会说比较标准的南京话，陕西话，还会说一些无锡话和上海话，但我也会说北京话，而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就只会说北京话，而你要内地找工作，人家都要求会说普通话，没人要求会说陕西话，四川话，我想着主要是为了方便考虑。我如果有机会去新疆呆上两年，我肯定会认真学习维语的。”
他找到了我的逻辑漏洞：“你说得不对，你那是说在内地，你在北京当然说北京话，在新疆的汉人，也很少学我们维语，你看那些外面派来的领导干部，在新疆待了十几年，除了一句亚克西，什么维语都不学。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什么要给当成二等公民？”
我只能进一步解释，“其实很多汉族知识分子也抱怨，为什么现在所有的中国小孩都得学英语，英美人里学中文的就少得多，可这是一个世界潮流，我们也只能理解。我还到过克州，一个克尔克孜族的朋友，也跟我抱怨，'那些维族人最坏了，他们人多，就欺负我们，我们克族人都得学维语，他们维族人从来不学我们克尔克孜语'。”
这让那位维族朋友陷入了沉默，至少他原来以为理所当然而且情绪强烈的观点也是值得推敲了，后来他承认我讲得有些道理。
3.
这些年来，我的经历让我越来越相信，除了有人根本就以仇恨为目的，否则不同的人群之间越多的机会能坦诚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哪怕是把负面情绪表达出来，越能达成同情的理解。人们越能全面的了解问题的本质，找出解决之道，越不容易导向诸如“汉族人坏”或是“维族人坏”这样简单而又极端的结论。
2009年底，我又来到了乌鲁木齐，在骚乱之后，还没有恢复互联网和手机信息的新疆，一片压抑的氛围，我被一个当地朋友陪同走在二道桥，街上几乎除了我以外看不见一个汉人，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一些不友善的眼神，而在维族餐厅里也看不到一个汉人，当地的汉族朋友说：“我们就不买维族人的东西，穷死他们”。我痛心民族的隔阂到了如此地步，而在骚乱后的这一年春节晚会上，唯一代表新疆的节目是穿着维族服装的歌舞“中央政策亚克西”。
我这次又见到了几位维族的朋友，我想向他们了解，为什么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做些什么？至少应该影响自己周围的人形成理性的态度，我们还是要在这片土地上一起生活，不要让民族仇恨发展下去。他们只是摇头，“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能说”。我问为什么？他们告诉我，因为你是汉人，你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意见，可以被理解成善意，而我们是维族，我们只能说“中央政策亚克西”，我们提出任何意见，别人都会说，你有民族情绪，你再说，别人就会说你是“疆独分子”。
我当时很惊讶，现在看来这些维族友人的说法并不夸张，我刚看到消息，真正爱着这片土地和国家的维族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海来特·尼亚孜先生，于2010年7月23日，被新疆乌鲁木齐市当地法院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15年徒刑。他的“罪证”，无非就是接受香港记者采访，公开谈出了自己对政府在75骚乱中处置不当的意见。我看了《亚洲周刊》记者李永峰的介绍，是海来特在七月五日上午十點，“當面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提出三點建議的經過。當時他在朋友陪同下，本來去見新疆黨委書記王樂泉，但王樂泉十點之前不在烏魯木齊，所以只好去見努爾·白克力。他們把正在會議上的努爾·白克力請了出來，當面陳述了對局勢的判決與三點建議。努爾·白克力只是表示，要請示上級。按海萊特的理解，就是說，他要請示王樂泉。”最后的惨案，证明了海来特的正确判断和他不顾被误解的道德勇气、公民责任感和人道主义情怀。
如果自治区热衷于维稳官员们，能够少一些官僚习气，能够多听一些海来特的建议，也许很多无辜的生命都可以被挽救。
4.
当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提出任何哪怕是理性的意见，换来的不是理性的回应而是被扣上“疆独”的帽子，这不是鼓励极端情绪么，这不是把人逼成疆独么？当一个公民，尤其是一个维族记者，仅是公开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还能指望他的同胞来认同这个“国家”么？
维族和汉族这样有着复杂历史纠葛的民族，如果真正能成为兄弟，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南非那样组织类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沟通平台。而不是压制真相和意见，来维持威权的稳定。
在我看来那些要把海来特这样真诚表达自己意见的维族知识分子，是最宝贵的沟通桥梁，有些人说他有民族情绪，那又怎么样呢?就像我们汉族人也有民族情绪，但他至少认同这个国家，他至少尊重汉族并且愿意坦诚地和你对话。
把这样的人抓起来判15年徒刑的势力，我相信是“一小撮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脸面，做出的昏庸荒唐的事情。
我猜想这“一小撮人”就是在新疆被称作“吃维稳饭”的一批人，他们不是化解，而是不惜给新疆的民族纠纷打上死结，新疆的民族矛盾越尖锐，他们越是能以此要挟中央政府，获得维稳经费，越是有铁饭碗。
他们背叛了这个国家和人民，甚至也背叛了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他们伤害了维族人，也不利于汉族人，这些人才真正是“疆独”的同谋。
来源：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article_2012120772520.html
1.
这是我不可遏制的心智习惯,我喜欢与和我观点不一样的人交流，从中可以获得很多收获，如果一段时间，我讲的话，身边的人都说：“恩，有道理。”我就会感到一种难言的寂寞，甚至会上网找找有没有批评我的言论，最好有批评得尖锐些的。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爱寻找当地有意思的人交流，在我看了，最有意思的人，就是和我观点不一样的人。
我讨厌文革和毛泽东路线，所以在印度我就特别去找在在丛林里打游击的“毛分子”。
直到今天，我还有相当程度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情节，这个中华的概念甚至可以超出疆域的版图。所以在台湾我就特别去找“台独分子”。我原来不能理解一个也讲华语，和我们并没有有什么文化冲突的台湾人，会刻意强调自己不是中国人。当地朋友告诉我，林浊水是台独的精神领袖，是台独分子里最雄辩的，我就去找林浊水。
我问林教父，你老家应该也是从福建来的，咱们的文化没什么隔阂，你的台独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林浊水告诉我，他们这些台独分子，其实从小也都被教育自己是中国人，也觉得自己确实是中国人。
但无奈，当年他们作为本省人缺乏政治参与的途径，当时的议员是一批49年从大陆来的“万年国代”。而且那时的蒋总统一心“反攻大陆，解放大陆同胞”，所以他们本省人提出一些要求民主的呼声，但凡牵涉到要照顾地方利益，和地方自治的，都会被斥为“台独分子”。
“好吧，那我们索性就台独吧。”
各式各样的台湾本省的地方诉求，最初是被贴上的台独的标签，后来这些人汇聚到一起，索性以台独作为旗帜，渐渐成了真台独。
这个过程也可以叫做“被台独”。
2.
2003年，我刚从主持人转型为一线调查记者，做的第一个采访申请，就是要求去南疆，编辑部主任问我，你要去采访什么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想找些和我不一样的人聊一聊。
我先在在当地通过文学界和新闻界的友人，认识了一些当地维族朋友，我想我们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背景差异总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我一路走到了靠近边境的南疆。没想到这些维族朋友知道我是一个记者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像背稿子一样，讲得除了“我们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中央政策好”一类和新闻联播上一样，非常政治正确的话，接下来，除了谈谈新疆的天气和哈密瓜剩下来的就是沉默了。
如果把这些政治正确的话，就当作新疆维族同胞的心声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7.5骚乱中，你看内部录像，会看到那么强烈的无法掩饰的民族仇恨，一个汉族路人被打倒在地，一个穿着时髦的维族女孩，走过都会捡一块砖头，朝他头上砸，他们之间素不相识，唯一的理由是，“他是汉族，我是维族”。
我不会为任何暴行辩解，但我能够一定程度上，比那些大人物更理解新疆维族长久以来的心情。是因为在我的努力下，我曾经听到了维族朋友，刺激我的心里话。
在我和一个维族朋友真正建立了信任的关系之后，他知道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记者，一次喝了一些脾酒，我们敞开心扉谈了谈，他对我说“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我们是朋友，但是你们汉族人太坏了，太欺负我们维族了。”
我说这该怎么讲，他说“你看你们中石油这些企业，在我们的家乡，圈起一块地，就抽油，把我们的环境都破坏了，用的都是安徽、河南的民工，不招我们当地的维族，油都送给北京上海，什么都不留给我们，看看你们搞石油的这些干部，开得都是好车，在最高档的酒店里吃饭的，吃完还开发票的，都是你们汉人。现在，在我们自己的家乡，我们维族是最穷的人，你看在便宜的小餐馆里，自费吃饭的都是我们维族人。”
我说：“这不能讲是汉族人坏，这是我们国家的体制目前有问题，国有央企并不是单独对维族人的地方这样掠夺，它们对全中国人民的资源都是这样掠夺。国有企业和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没有关系，其实就是国家干部所有企业，你不信可以上网查一查，对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垄断的央企，汉族的老百姓也和你们一样骂得很凶，我相信这迟早会改革的”
他大概觉得我在这点上至少讲得还有一些道理。他又举了另一个理由“那你们为什么要强迫我们学汉语，我们维族也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现在在新疆不会汉语，就进不了政府，就找不到工作，这对我们非常不公平，你们汉人为什么不学维语？”
我解释“语言的大一统确实有损文化多样性，这在中国是个体制性问题，49年以后把首都设在北京，所以北京话就成了标准化，全国人都得学说北京话。我会说比较标准的南京话，陕西话，还会说一些无锡话和上海话，但我也会说北京话，而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就只会说北京话，而你要内地找工作，人家都要求会说普通话，没人要求会说陕西话，四川话，我想着主要是为了方便考虑。我如果有机会去新疆呆上两年，我肯定会认真学习维语的。”
他找到了我的逻辑漏洞：“你说得不对，你那是说在内地，你在北京当然说北京话，在新疆的汉人，也很少学我们维语，你看那些外面派来的领导干部，在新疆待了十几年，除了一句亚克西，什么维语都不学。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什么要给当成二等公民？”
我只能进一步解释，“其实很多汉族知识分子也抱怨，为什么现在所有的中国小孩都得学英语，英美人里学中文的就少得多，可这是一个世界潮流，我们也只能理解。我还到过克州，一个克尔克孜族的朋友，也跟我抱怨，'那些维族人最坏了，他们人多，就欺负我们，我们克族人都得学维语，他们维族人从来不学我们克尔克孜语'。”
这让那位维族朋友陷入了沉默，至少他原来以为理所当然而且情绪强烈的观点也是值得推敲了，后来他承认我讲得有些道理。
3.
这些年来，我的经历让我越来越相信，除了有人根本就以仇恨为目的，否则不同的人群之间越多的机会能坦诚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哪怕是把负面情绪表达出来，越能达成同情的理解。人们越能全面的了解问题的本质，找出解决之道，越不容易导向诸如“汉族人坏”或是“维族人坏”这样简单而又极端的结论。
2009年底，我又来到了乌鲁木齐，在骚乱之后，还没有恢复互联网和手机信息的新疆，一片压抑的氛围，我被一个当地朋友陪同走在二道桥，街上几乎除了我以外看不见一个汉人，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一些不友善的眼神，而在维族餐厅里也看不到一个汉人，当地的汉族朋友说：“我们就不买维族人的东西，穷死他们”。我痛心民族的隔阂到了如此地步，而在骚乱后的这一年春节晚会上，唯一代表新疆的节目是穿着维族服装的歌舞“中央政策亚克西”。
我这次又见到了几位维族的朋友，我想向他们了解，为什么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做些什么？至少应该影响自己周围的人形成理性的态度，我们还是要在这片土地上一起生活，不要让民族仇恨发展下去。他们只是摇头，“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能说”。我问为什么？他们告诉我，因为你是汉人，你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意见，可以被理解成善意，而我们是维族，我们只能说“中央政策亚克西”，我们提出任何意见，别人都会说，你有民族情绪，你再说，别人就会说你是“疆独分子”。
我当时很惊讶，现在看来这些维族友人的说法并不夸张，我刚看到消息，真正爱着这片土地和国家的维族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海来特·尼亚孜先生，于2010年7月23日，被新疆乌鲁木齐市当地法院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15年徒刑。他的“罪证”，无非就是接受香港记者采访，公开谈出了自己对政府在75骚乱中处置不当的意见。我看了《亚洲周刊》记者李永峰的介绍，是海来特在七月五日上午十點，“當面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提出三點建議的經過。當時他在朋友陪同下，本來去見新疆黨委書記王樂泉，但王樂泉十點之前不在烏魯木齊，所以只好去見努爾·白克力。他們把正在會議上的努爾·白克力請了出來，當面陳述了對局勢的判決與三點建議。努爾·白克力只是表示，要請示上級。按海萊特的理解，就是說，他要請示王樂泉。”最后的惨案，证明了海来特的正确判断和他不顾被误解的道德勇气、公民责任感和人道主义情怀。
如果自治区热衷于维稳官员们，能够少一些官僚习气，能够多听一些海来特的建议，也许很多无辜的生命都可以被挽救。
4.
当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提出任何哪怕是理性的意见，换来的不是理性的回应而是被扣上“疆独”的帽子，这不是鼓励极端情绪么，这不是把人逼成疆独么？当一个公民，尤其是一个维族记者，仅是公开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还能指望他的同胞来认同这个“国家”么？
维族和汉族这样有着复杂历史纠葛的民族，如果真正能成为兄弟，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南非那样组织类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沟通平台。而不是压制真相和意见，来维持威权的稳定。
在我看来那些要把海来特这样真诚表达自己意见的维族知识分子，是最宝贵的沟通桥梁，有些人说他有民族情绪，那又怎么样呢?就像我们汉族人也有民族情绪，但他至少认同这个国家，他至少尊重汉族并且愿意坦诚地和你对话。
把这样的人抓起来判15年徒刑的势力，我相信是“一小撮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脸面，做出的昏庸荒唐的事情。
我猜想这“一小撮人”就是在新疆被称作“吃维稳饭”的一批人，他们不是化解，而是不惜给新疆的民族纠纷打上死结，新疆的民族矛盾越尖锐，他们越是能以此要挟中央政府，获得维稳经费，越是有铁饭碗。
他们背叛了这个国家和人民，甚至也背叛了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他们伤害了维族人，也不利于汉族人，这些人才真正是“疆独”的同谋。
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
作者： 伊力哈木·土赫提
来源：大象公会
大象公会原注：2011年1月15日，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根据自己的思考撰写本文。他曾于2013年10月进行第一次修改，但尚未定稿。
自张春贤主政新疆以来，中央新疆政策的大力推进及张春贤本人一系列努力，新疆各族居民对新疆未来社会稳定和发展前景又开始抱有良好期望，而且，张春贤在很短事件内就赢得了本地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极高评价。
目前看，新疆新政在解决民族矛盾上的思路，是以经济投入和民生改善来缓和民族矛盾，短期内肯定会有良好效果，但深层次问题尚未触及，情形不能乐观，易起反复，要赢得民心民意，真正长治久安，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安排和社会调整。
关于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其现状、成因及解决建议，现择其要者，简列总结如下：
一、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
现状：
就业压力问题是中国各地都面临的社会问题，但在新疆，就业问题集中地表现为少数民族就业问题。今天，维吾尔族进入城镇的就业机会，已明显呈现出集中在以餐饮为主的服务业这个狭小领域，民族间的就业机会差距巨大，存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在就业中遭歧视的现象，这些成为影响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汉族不满的首要因素。
城市和农村形成就业难题的具体成因不同，所以这一问题分为维吾尔大学生失业问题和维吾尔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两个问题。
1、大学生就业问题
官方统计数据表明，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一次就业率为17%，远低于汉族大学生的就业率。而据我做的社会调查，维吾尔族大学生实际就业率应当低于15%。大学生就业难除造成一些家庭因孩子上大学而贫困外，还造成维吾尔社会广泛的“读书无用论”。
2、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
新疆维吾尔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严重，本质上是维吾尔族城市化、工业化严重滞后于时代的结果。维吾尔族的城市化率实际只有10%左右。
维吾尔族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南疆农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脆弱、狭窄的生存空间拥堵着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不但脱贫无望，同时也构成了滋生违法及犯罪行为、蓄积冲击社会秩序的巨大能量的温床，这种恶性循环长期持续下去，甚至会造成南疆脆弱绿洲生态圈的崩溃。
成因：
1、民族政策落实不到位，就业机会中随时可见的明显的民族歧视，是造成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首要原因。公务员招聘、国营企事业单位招聘，少数民族比例严重偏低。七五事件前，大量社会招聘广告中，公开宣称只限汉族，甚至部分国营企业宁可招内地的汉族也不招本地的少数民族。有些单位因为从来没有维吾尔族，偶有维吾尔人会被门卫拦住。就业门路狭窄，使新疆出现一个奇观，新疆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业余参加外语培训的热情，超过了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因为他们只能寄望在涉外贸易、旅游乃至国外找就业机会。就业难问题，甚至特权阶层也无法避免，自治区某维吾尔族高级干部的孩子于内地大学毕业一年后，在找工作无门的情况下，拿到王乐泉批的条子才得到一个工作机会。
2、新疆是以封闭、互相隔绝的绿洲孤岛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不同地理单元获得的国家投入差别极大，尤其是南疆维吾尔聚集区的城市化、工业化远远落后于汉族聚集的天山北坡地带。而南疆地理位置的偏僻遥远，北疆汉族聚集城市对维吾尔人的排斥，南疆剩余劳动力在转向“天山北坡经济带”（新疆的“天山北坡经济带”是天山北麓是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带是生产力高度集中的地区，是新疆现代工业、农业、交通信息、教育科技等最为发达的核心区域，集中了新疆83%的重工业和62%的轻工业，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占新疆的40%以上，城镇、交通、能源等基础条件好）这一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时遭限制，更是增大了南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难度。
3、基础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新疆在教育系统的投入上，南疆北疆差异极大，而在南疆，尤其是在中学部分，教育资源的分配又存在民族间的严重不对等，无论是经费的投入还是学校的数量，维吾尔族学生分得的教育资源都远低于其在当地的人口比例。此外，南疆的 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极低，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像库车、莎车这样维吾尔人口集中的人口大县只有一所维吾尔语高中。这些因素都造成南疆维吾尔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严重不足，对从事现代农业和转入工业化造成了极大障碍，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后，职业选项极少，只能被迫大批进入内地寻找发展空间。
4、“7·5事件”之后，新疆几乎所有的维吾尔聚居区都保持高压维稳政策，进入乌鲁木齐等北疆城市的南疆农民大批返回农村，基层政府采取严格限制人口外出的政策，令农村就业问题恶化。
建议和思路
维吾尔族的就业困境，是各种因素长期作用和积累的结果。要解决这一困境，或许需要一个涉及面极宽的立足长远的系统工程，无法一蹴而就。单纯借助国家财政力量的投入，人为创造一批就业岗位的思路，一方面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另一方面，长此以往，维吾尔民族将成为一个全民靠救济为生的民族，令维吾尔人产生羞耻之心。
而我个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系统性安排，有以下思考：
1、《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第二十三条有国家企事业单位少数民族就业优先的明文规定，即便考虑目前实际困难无法真正落实，也应逐步大维吾尔族就业机会，逐步形成国家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就业安排必须有一定民族比例的制度。目前，新疆公共服务部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严重不足，像医院、邮局、银行、保险、公证、司法机关、市政等面向社会的部门，基本上都是不会维吾尔语的汉人，给维吾尔人日常生活带来巨大不便。
2、以政府积极引导等方式，促进区内人口的流动，缓解南疆农村严峻的就业压力和生态压力。譬如，有计划有比例控制地将南疆人口向兵团农场和北疆的城市工业带转移输送。与其自治区花巨大人力物力有计划地组织农村劳动力到几千公里之外、文化生活习惯截然不同的沿海打工，不如就近组织动员其向区域内转移。目前，新疆建设兵团人口流失严重，当地采取各种办法从内地吸引劳动力，这种人力吸纳不应对南疆剩余劳动力封闭。
政府积极组织引导区域内的人口转移，既可缓解南疆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可起到增加民族互相融入的机会，可消解维吾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兵团及北疆城市是“汉族人专门用来对付我们”的心态。
3、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家。解决新疆就业困境的最根本和长远出路，还是要靠市场化的方式，而非行政安排。张春贤书记赴任后，新疆在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家上明显加大了力度。建议可进一步展开一套着眼于提高少数民族企业家的现代经营管理能力的长期计划，通过与内地高校和沿海地区交流等安排，形成长期的少数民族企业家培训机制。此外，还应鼓励汉族企业家与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合作，广泛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政府培养和扶持一大批民族企业家，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的最便捷方式。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少数民族企业家过多出现在政府组织的民族团结宣讲活动中，未必有最好的宣传效果。民族企业家的作用，不同于政府的组织动员力量。在政府搭建的舞台之外，他们应该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4、加大对少数民族聚集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国家在这方面积欠的旧账过多，但通过加大基础教育改变一个民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能力，五到十年就可有明显的改观。至少使得新增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障碍大幅降低。目前，政府在南疆大幅增大基础教育投入的同时，最需要克服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纠正业已形成的读书无用论，一个是纠正双语教育出现的严重偏差，消除人们的恐惧。
5、有计划地系统培养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新疆各少数民族严重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少数民族进入现代工业困难，创业能力也严重不足。建议自治区加大适应新疆以资源型国有企业为龙头经济特征的专业人才或初级专业人才的培养。如通过职业技术学校，增加少数民族进入矿业、纺织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就业机会，目前，新疆已展开相关工作，在维吾尔社会有很好的信心反馈。
建议自治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协作，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青年技术骨干，使他们成为在新疆传播技术的种子和创业骨干。
6、建设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产业工人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力量，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方面起着基础性、根本性的重要作用。目前新疆正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但企业召不到合适人员的现象普遍存在。在新疆培养少数民族产业工人，建设一批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可改变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渠道窄、就业观念局限的问题，提高少数民族就业率，并有助于少数民族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7、利用区位和地缘优势，扶持发展新疆本地文化创意产业，解决就业的同时，增加对中亚地区的文化辐射力。针对性地培养和扶持一批有可能在中亚地区有广阔市场的现代创意型人才和中小企业。中国在IT、动漫、广告传播等创意产业领域，对中亚地区拥有绝对优势，但汉族企业进入这些地区会遇到极大的文化和语言障碍，维吾尔族则拥有天然便利和优势，依托内地已经形成的技术优势，新疆完全有可能培养出对中亚具有强大辐射能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它可使目前中亚对新疆少数民族社会，由文化输入变成文化输出。这项工作做好，其意义不可估量。
二、“双语教育”问题
现状：
“双语教育”问题是除就业问题外，维吾尔社会反应最强烈的问题。新疆的双语教育，在推行过程中，实质上变成了一种单语（汉语）教育，它在维吾尔社会，被普遍认为是政府有意要建立一个以汉文为主导的“一种语文，一个源流”教育制度，从文化上消灭维吾尔族，以行政方式加快民族同化与吞并。而随着双语教育的强制推行，维吾尔语不仅在教育领域，在行政、司法等诸多领域也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境地。作为新疆的官方语言之一，维吾尔语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尊重与重视，维吾尔语应有的法律地位也未得到保障。
在实践中，双语教育中反应最多的问题，是造成大量孩子母语、汉语都没学会，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少数民族学生无法掌握知识，对学校产生畏惧感。新疆的双语教育要求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学习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一系列课程，这导致维吾尔等少数名族学生无法理解所学内容，这也很大程度上导致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学生的辍学率不断上升。此外，双语教育最直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大量有经验的维吾尔基层教师被迫以提前退休、或在学校从事与教学无关的工作的方式离开教师岗位，让一大批维吾尔族教师成为这个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双语教育”在新疆变成“单语教育”，引起的越来越严重的担忧和反弹，有可能酿成大规模的捍卫接受母语教育、确保本民族语言文化不被消灭的维权运动。而它之所以引起维吾尔社会巨大的文化消灭恐慌，另外一个原因与近些年来新疆民族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急剧萎缩有极大关系。
维吾尔语的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急剧萎缩，带来的深刻后果并非只是维吾尔文化的消亡和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抵触，而是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的维吾尔社会从此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绝。因为南疆社会整体极为落后，绝大多数维吾尔居民不懂汉语，环境因素造成各绿洲相对封闭，传播外部世界和现代资讯的书、报、广播、电视已与绝大部分家庭绝缘。
而维吾尔文化和出版事业的萎缩，意味着除极少数熟练掌握汉语的维吾尔精英外，传统维吾尔社会接触现代信息的路径被完全切断，在突然加剧的社会开放和竞争环境中，他们适应这种外部刺激的先天条件远不如内地的汉族传统社会。他们不但难于掌握现代社会知识，亦难于养成现代社会的健全人格，无法习得现代社会的理性、包容、开放的意识，极易陷入日益被现代社会抛弃的恐惧感和危机感中。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适应新环境的艰难，使人们很容易陷入愚昧、狭隘、野蛮和绝望的境地。
最近十多年来，传统维吾尔社会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犯罪率急剧上升、道德迅速瓦解、宗教极端主义盛行、文化保守主义抬头、对汉人的仇恨不断增加、相对贫困化日益加剧的恶性循环。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民族政策的失误，让落后的、愚昧的、狭隘的、极端的、封闭的和狂热的思潮和观念乘虚而入，而这些正是滋生三股势力的温床。
靠反复宣讲民族团结、靠政府援助以及加速维吾尔社会的汉语化等措施，都不足以在维吾尔社会筑起反对分离主义、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的堤坝，恰恰相反，容易被视为强化维吾尔民族意识、文化意识的维吾尔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能真正兴旺发达起来，能跟上时代和历史的脚步，才是削弱三股势力滋生土壤的最长效手段。
因此可以说，维吾尔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落后，不但是维吾尔社会的敌人，也是汉族社会的敌人。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维吾尔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汉语教育，都认为真正的“双语教育”来得太晚，但与此同时“双语教育教育不能以牺牲母语为代价”也也已经成为维吾尔社会的普遍看法和主流意见。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的特殊地位，不能作为语言同化或歧视的根源。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价值观念应该通过多元民族形式来表现，而非通过“大一统”，教育不能变成母语母文的的刽子手。
而今天新疆的“双语教育”之所以变成“单语教育”，与“双语教育”的推进方式失之简单粗暴有关：
1、基础性和技术性准备（师资力量、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未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以一刀切方式推进；
2、在教学内容设置和课程安排设置上，未参考国内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兼顾维吾尔学生接受本民族语言教育的需要；
3、以新疆各地现有的师资力量和基础设施配备情况和维吾尔学生的学习能力，事实上即使只是单语教育的目的也无法实现；
4、在“双语教育”推进的过程中，加剧了汉族学生和维吾尔学生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比如在阿图什市，汉族人口22725人，维吾尔族人口198217人，柯尔克孜族人口29186人，如果不算市区40公里外的市二中，只有三所高中，汉语学校一所（州二中），维吾尔语两所（州一中，市一中），维吾尔语学校每个班50人以上，而汉语学校只有30人。师资力量按学校投入的方式，拉大了汉族学生与维吾尔学生掌握和接受知识的差距。
建议和思路：
1、新疆需要真正的双语教育。在国内，吉林延边地区其实是“双语教育”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可采纳其经验，对新疆的“单语教育”内容和课程安排进行重新调整。
2、加大对民族聚集区推进真正的“双语教育”所必需的硬件和软件投入力度，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纠正民族间严重不平等的错误。
3、培养“双语教育”的师资力量。目前，“双语教育”最大掣肘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而且这一现状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只能针对性对现有师资力量进行系统培训，逐渐减小或消除双语教育师资力量的地区差异。
4、在少数民族学生的考试选拔上，目前的高考加分制度虽然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倾斜的民族政策，但在实践中，真正的获益者，多是并不需要分数照顾的少数民族学生，甚至是有门路、有背景的汉族学生。或可取消加分，把加分的空间代之以新疆本地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知识测试的内容，对维吾尔学生来说，这不但其体现出我国在新疆推行的教育不忘本民族文化传统，亦可由此加深对新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了解，形成更丰厚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意识与家国情怀。
5、重视和加大少数民族文化和出版事业，扭转民族文化事业迅速萎缩的局面。在财政上，加大对民族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的投入和支持，加快维吾尔语对现代信息现代知识的追踪和跟进能力；自治区政府乃至国家，应当将在维吾尔农村社会推广现代社会生活和生产常识，纳入重点计划。
对民间的维吾尔文化事业，自治区应当摸索出一套鼓励和支持的办法，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此外，自治区应当对民族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试行渐进体制改革，尝试引入市场机制或目标考核机制，调动现在人员的积极性和活力，避免继续目前人浮于事的局面。
6、自治区或国家，应当增大对维吾尔社会转型问题的专项研究课题和投入，鼓励更多的汉族学者尤其是内地学者的参与，甚至是国家学者的参与，为执政者解决新闻民族和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智力支持。目前国内对此问题有价值的真正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学术空间盼能赋予更多独立空间。
7、有计划和目标地培养一个新型的少数民族高端知识分子群体，以专项基金的方式将之纳入国家计划。
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人才匮乏，甚至以严格的现代标准看，因新疆科研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体制僵化以及现有知识分子群体知识结构老化，新疆并无真正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群体。无论以促进新疆社会发展，少数民族发展，还是增加少数民族精英的国家认同来看，少数民族高端人才都是必须的。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群体越是能进入主流，则越会因为这种荣耀而增加对国家的认同和向心力。
三、宗教问题
现状：
七五之后，维吾尔社会宗教热情急剧上升，无论南疆传统社会，还是城市里的官员知识分子，甚至在北京，校园大学生群体中也开始悄悄出现了保守宗教的热潮。而且年轻人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部分人士观察到，在做礼拜时，经常能看到不少年轻人泪流满面一言不发。这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警觉的社会信号。
宗教是一个民族自身文化和民族认同中仅次于语言的标志，极端情况下，会是一个民族最后的精神避难所。
新疆宗教问题上，最严重的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严格管控造成极大反弹，南疆约2.4万个清真寺，每个清真寺有政府专门供养的神职人员，一个干部承包一个清真寺，负责不许外面的人、年轻人、名额以外的人礼拜。这种完全不考虑信众感受的严厉管控，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更在民间激发起极大不满。
2.另一方面，与近些年来宗教政策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地下宗教活动泛滥。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极端保守和封闭的外来宗教思想，以地下流传和渗透的方式，在新疆急速扩散——从极为醒目的衣着装扮者越来越多，就不难看出这股潮流的盛行程度。一些维吾尔知识分子私下惊呼，因为外来宗教的影响，维吾尔人的装扮已经不像维吾尔人，而像阿拉伯人了。
新疆从来不缺哈萨克文和汉文版的《古兰经》，而市面上看不到维吾尔文版的《古兰经》，这种对比容易让人认为宗教管理政策具有强烈的民族针对性。前些年，沙特国王免费送来了100万本《古兰经》，民间到处流传，结果96、97年出事，又把它收回来，现在地下出版商盗版印刷，一本卖50元甚至80元。
多数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警惕和反对宗教极端思潮，他们也看到共产党通过无神论和世俗化教育，对维吾尔社会破除迷信、革除狂热、愚昧的贡献，但在今天，新疆实行的宗教政策，即使是在最反感宗教狂热的知识分子看来，也是令人反感的。
成因：
虽然今天政府对宗教的热情较以往已有了很高宽容度，但长期坚持无神论，对宗教问题缺乏系统研究，在遇到涉及宗教的问题时，政府易处于极为被动的应对局面。
具体到新疆，则忽视了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的特殊地位，在处理宗教问题时，人们几乎很难分得清政府的社会世俗化主张与压制少数民族文化两者的界限在哪里。尤其是在伊斯兰教问题上，政府往往在专政机器的自信和对宗教问题缺少基本了解的恐惧之间剧烈摇摆。
而97年以来，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压倒一切的任务，但具体操作过程中，反宗教极端主义却变成了反传统宗教，压制正常的宗教信仰。
近期，新疆政府在大力宣传“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并极力防范其影响，极端宗教思想的的确不可取，即便是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宗教极端思想也是对传统宗教思想的一种扭曲。但是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却往往一刀切，将维吾尔妇女蒙面和戴头巾、男子留大胡子等现象也一并归入极端宗教思想之列，禁止蒙面和戴头巾妇女、留大胡子男士进入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等侵犯人权的现象不断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维吾尔人与政府之间的对立，进而激化了维汉矛盾。
不可否认，新疆的确存在极端宗教思想问题，但需要强调的是，极端宗教思想在维吾尔社会从来都不占主流，宗教极端思想在维吾尔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极其有限，更为重要的是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着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强大倾向。而像现在这样对宗教极端思想进行扩大化的想象和宣传，并在这一错误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不恰当的治理措施，在客观上只会逼驱群众更倾向于宗教极端思想路线。此外，即便是批判宗教极端思想，也应当主要由在宗教学识上资深的、有崇高群众威望的宗教权威人士来完成，而不是世俗知识分子越俎代庖。更不应当把批判的目光放在民众衣饰、胡须这样的表象细节上。
在维吾尔社会面临的极端宗教思想这一问题上，以下认识尤为重要：1.对宗教极端思想和行为的界定很重要；2.反对极端宗教思想的目的应该是保护正常宗教活动；3.维吾尔社会原本可以宗教与传统文化习俗的关系，但目前已经没有了权威人士和地位；4.维吾尔社会丧失了自我道德约束和文化调整的平台；5.积极的声音没有正常发出的通道；6.官员为保乌纱帽，麦子杂草一起烧。
目前，新疆政府在以宗教领域为主的维稳和高压政策已经严重影响维吾尔人的生活，就业和流动，新疆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的思路和手段，若不加以改变，宗教问题恐将成为影响新疆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最大原因。
建议和思路:
伊斯兰世界其实也都面临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宗教难题，土耳其、马来西亚、阿联酋、埃及等国，在解决宗教问题与现代化转型上，各自都有成功经验。不妨像当初改革开放时期向西方学习标准和经验一样，借鉴这些国家在宗教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1、建立和完善关于宗教场所管理的制度性安排。宗教场所天然是一定社区的公共纽带，政府可借鉴国外经验，依照面积、人口或社区单元等制定标准，在便利居民信仰所需的前提下，一定范围内只允许建造一个宗教场所，而且必须配有获得官方资质认证的专业宗教人士，依照明确法律法规实施登记管理。以避免严厉管控下，老百姓正常宗教需求无法满足，结果以家庭为单位和场所的地下宗教四处泛滥。这种制度的设置和安排，不妨直接在宣传中明确取法国外经验（比如土耳其等世俗国家），以减少抵触。
2、建立和完善系统的对宗教人士的培训制度。没有权威而专业的宗教人士，人们就会私下向那些他们认为有宗教知识的人学习。专业宗教人士，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系统的培训，获得官方的资格认证（比如伊斯兰教协会）。对他们的培训，除经过专业而系统的宗教知识学习外，还要有一些现代社科知识的学习，有意识地引导宗教人士向开放、发展和适应现代社会方向发展，尤其是国外宗教与现代社会互相适应与融入的经验和范例，使他们拥有更广阔和开放的视野。
关于宗教人士的系统培训和学习体系，应当有一个长远的制度性安排，可分批、分层级、有计划地通过在自治区、全国一级乃至国外的专业宗教学习研究机构的培训学习，逐渐培养一支有专业宗教知识同时又有开放视野的宗教人才。此外，可以加强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等院校与国内外的专业宗教学习研究机构的沟通和联系，发展自身的宗教研究能力。
3、公开引进和出版国外现代整理编篡的宗教书籍，满足社会的宗教学习需求。新疆今天几乎见不到维吾尔文的宗教书籍，人们私下阅读的维吾尔文宗教书籍，只能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沙特阿拉伯。其实，土耳其、马来西亚等世俗化成功的伊斯兰国家，一直在进行卓有成效的编篡整理宗教书籍，在满足宗教需求的同时，又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走向开放和现代。政府组织编译引进这些国家的宗教书籍，既可满足社会的宗教需求，又可堵住地下极端宗教出版物的市场，传播一种更温和、开放和包容性的宗教观念。
4、加大对宗教的研究和投入。中国是一个拥有巨大穆斯林人口的国家，但关于宗教研究，尤其是对伊斯兰的研究，依照现代学术标准，几乎是一片空白。中国应当有权威的伊斯兰学院，而且应当有权威的伊斯兰研究机构，政府应当鼓励非穆斯林学者也投入到宗教研究中来，它不但是宗教信仰和学术研究的需求，也是社会发展转型的需求。此外，在宗教上的研究和投入，亦可增加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发言权，由被动转入主动。
5、善于积极利用宗教在传统社会的影响力。在一个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社会，宗教人士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尤其在环境相对封闭、经济相对落后、文化相对保守不发达的南疆维吾尔农村社会，在传播现代观念和知识方面，宗教和市场更有办法。
事实上，宗教界人士在同样在思考如何去应对社会转型问题，政府不妨创造条件和机会，让宗教界人士也参与到这个课题中，贡献出他们的经验、智力和知识，发挥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宗教人士和普通百姓一样，不愿意看到动荡、混乱、仇恨的社会，宗教本身是向善的意志，宗教人士天然是保守而非激进的人群，给他们适当的公共话语权而非压制其话语权，他们可用自己的语言做社会的安抚和止痛工作。
6、朝觐问题的透明化和公开化。朝觐是新疆在宗教问题上做得堪称极失败的一项。其实，朝觐只是虔诚穆斯林的夙愿，一个人会因为朝觐后拥有一定的社会名望，而不会因此变得极端或狂热。朝觐资格的认真审批，没有必要以封闭方式操作。关于朝觐，沙特每年都会对各国有配额限制，有幸获得朝觐资格的毕竟是少数，沙特每年给中国多少配额，中国的配额如何分配，完全可以用更公开透明的方式操作。目前的朝觐，在孳生严重腐败的同时，在新疆，也成为激发强烈民族情绪的重要原因。
四、民族隔膜与隔离问题
现状：
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中，目前偶尔可以公开谈的主要是越来越强烈的民族心理隔膜。而比心理隔膜更严重但很少有人敢公开交流（实际在维吾尔社会内心有强烈抵触）的问题，则是物理上的民族隔离问题。
新疆物理上的民族隔离，指的是宏观上，汉族人生活地域的相对高度集中，其人口绝大部分都集中分布在三个地方，一是兵团，二是乌鲁木齐，三是石河子、奎屯为代表的天山北坡城市，它其实构成了一种物理空间上与维吾尔族人的隔离。
微观层面上，乌鲁木齐等少数汉族维吾尔族混居城市，也形成了壁垒极为分明的聚集区。尤其在七五之后，最新的新疆统计年鉴表明，2010年，新疆各民族杂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出现了明显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各自向本民族占优势的城区搬迁集中的现象。
这种“从对方民族聚集区撤离”的抉择，不像出租车拒载之类的民族歧视和隔膜行为，容易被发现并被制止，而它产生的历史影响也将是深远而巨大的，因为汉族和维吾尔族在生活空间彼此脱离，会加剧彼此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不易觉察的巴勒斯坦化。
在新疆，与民族物理空间隔离相应的另一面，是身份隔离。汉族人几乎全部生活在城市或体制之内，而维吾尔人则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或体制之外——内地的城乡二元社会，在新疆，恰好是汉族、维吾尔之别。这种民族隔离，对维吾尔社会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影响不言而喻，事实上，它在维吾尔社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巴勒斯坦和南非的联想，维吾尔人在中国是“非国民”或“二等公民”，而兵团则直接被视为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这种身份隔离，被不少维吾尔知识分子称为“汉人在我们眼里就像是南非的白人，而我们则是南非的黑人”。
新疆的这种民族分布格局，在汉族人心目中，同样也形成了一种潜意识中对新疆的“二分法”，即他们（维吾尔人）的那一部分新疆（南疆），和我们（汉族）这一部分的新疆（北疆）。新疆并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观念共同体。
成因：
新疆这种民族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是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
新疆自解放后始在政府动员下大规模从内地移民，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迁入新疆的汉族人，几乎全部拥有体制内身份，而且大都安排在兵团内，它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此外，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工业投资和规划项目，也与前述内地移民项目相配套适应。
但在近几十年这些年的城市化的发展规划上，大力扶持和发展的项目，几乎全部集中于北疆几个汉族相对聚集区，南疆维吾尔社会几乎没有得到城市化发展的资源支持。而随着随着兵团城市化的不断加速，使得新疆在石河子、奎屯等城市外，又出现了一批诸如阜康、五家渠、铁门关、北屯等居民构成几乎全部是汉族人的兵团城市。而在“十二五”期间，兵团还将加快推进第五师的五星市、第四师的可克达拉市、第七师的胡杨河市、第十三师的红星市、第十四师的玉龙市的建市。而这些兵团城市长期以来排斥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使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进一步边缘化。
这些制度性因素，无异将会进一步加剧汉族人与维吾尔人的空间隔离，加剧维吾尔社会的不公平感和“非国民”感，使生活在新疆的不同民族在生活中互相融入的机会更加降低。兵团通过加快城镇化正在撕裂新疆，使新疆出现更严重的种族隔离情况。和兵团的城市化相比，莎车县、墨玉县、伽师县等南疆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对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各民族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建议和思路：
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客家人、潮汕人与当地人聚族而居长期械斗，积百年血仇，但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后，社会的分工和利益纽带的联系，使之迅速互相融入，昔日的仇怨今日已不复再现。长远看，新疆的民族问题其实也可以类似的乐观态度看。但重要的前提，是消除或减少这种人为的物理空间的隔离，而非继续强化。
事实上，所有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和指针，就是让这种物理隔离空间处于被打破或逐渐瓦解的过程。
1、不要再建立民族成分单一化的城市。新疆目前正在重点实施城镇化的一些城市，若按照既定目标实施，势将形成更多单一民族的城市。在新城镇的建设时，建议可因势利导转移部分南疆人口，利用政府之手，引导区内人口流动，形成新的民族杂居格局。在民族人口比例上，政府可在财力允许范围内和可操作的基础上灵活调控。
2、聚族而居是人类社会性使然的天性，但在政府可控的资源上，要尽可能地增加民族杂居和混居的机会。在这方面，可参考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新兴城市国家，为增加各民族的互相了解、促进宽容、开放的多元文化，利用住房分配机制，有意按人口比例使文化不同民族不同的人群形成杂居、混居格局，利用政府手中的资源充分实现民族混居和互相融入的机会。
像乌鲁木齐这种多民族混居城市，政府可在向社会提供政府安排的廉租房、安居工程、福利房时，尽可能地促成更多的民族混居社区，避免城市出现社区民族构成单一化的格局。此外，对干部、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国家可调整的群体，在工作机会和岗位的安置时，要有意促进跨区交流，比如维吾尔族干部尽量安排在汉族聚集区工作上班，汉族干部尽量安排在维吾尔族聚集区上班，尽一切可能增加两个民族的互相融入和日常接触交流机会。
3、政府部门、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比如银行、公交、水电、保险等行业的人员，应逐步要求掌握一定程度的民族语言。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能掌握一定的民族语言，会让少数民族从内心认为，政府并不只是汉人的政府，而是服务于本地各族人民的政府；对汉族工作人员来说，也强化了这样一个印象：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民族自治区，它与内地纯粹的汉族地区并不一样。
五、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
现状：
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整体上的不被信任，是新疆民族问题中一个极为突出且影响极大的问题。1997年7号文件其实是新疆民族问题的一个分水岭——中央认为新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三股势力的威胁，到了新疆，一系列具体政策的指向很快就使整个维吾尔族变成分裂分子嫌疑，接下来就是维吾尔族干部作用和地位的迅速下滑。维吾尔族干部的边缘化又导致汉族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不信任状态中。
尽管今天的中共是一个超民族、超阶层、超利益群体的政党，但在今天的维吾尔族社会，一个普遍的总结和概括就是：汉人就是权力，权力就是汉人，汉人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汉人。
因为在现实层面上，维吾尔族干部整体比例严重偏低，厅局级实职岗位的维吾尔族干部更是少见，有些重要权力部门，比如财政、国资委、金融、公安则几乎没有维吾尔干部，在国营企业，这种情形就更为严重，人们甚至举不出新疆有哪一个国营企业有维吾尔族的一把手。
无论是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还是中共党代会，维吾尔委员和代表数量都很少、比例低，维吾尔代表的数量少，参政议政水平低也从一方面反映维吾尔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不断被边缘化。
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赋予了“参政议政”的功能，但无论是在全国政协，还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维吾尔委员的比例都很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13人中，仅有4名维吾尔人，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中维吾尔人数量少、比例低、地位低下。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仅有10名维吾尔委员，历年来呈下降趋势。维吾尔自治区新一届政协107名常务委员中，仅有27名维吾尔委员，仅占常委总人数的25%。维吾尔委员的数量与维吾尔族占新疆人口（约47%）的比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治民族的地位严重不符。
而在今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有代表2987人，少数民族代表409名，约每27万少数民族中有一个人大代表。在少数民族代表中，维吾尔族代表仅25人，其中的23人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人是解放军代表团代表，约每40万维族人中才有一名代表。虽然少数民族代表比例高于少数民族在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但维吾尔族代表比例却恰恰相反，低于维吾尔族人口在新疆和全国的人口比例。
以上都可以看出，维吾尔人已经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维吾尔人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正在急剧下降。
解放初期，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上，中共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培养出一批合格胜任的干部梯队，但中共执政已历60年，少数民族干部的人才早已应当不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不足，有长期因素，但人们认为，少数民族干部不被信任，则是与历史对比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自1997年以来，少数民族干部的地位和受信任程度直线下降。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被边缘化带来不信任感，带来情绪和隔膜，这种隔膜又反过来成为少数民族干部不值得信任的理由。
少数民族干部在权力上的被边缘化，感觉不被信任，带来的问题是，相对汉族干部，他们普遍更胆小怕事，有话不敢说，私下议论牢骚。近10年来的高压，使新疆的维吾尔社会处于一种普遍无人敢说话的境地。邓小平曾说，群众的沉默是可怕的。但干部都不敢说话，其实更可怕，因为这些维吾尔干部对维吾尔社会的普遍情绪和心态往往有更准确真实的把握，这使得地方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难听到来自维吾尔社会真实的声音。
与维吾尔族官员面临相同处境的，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长期的社会高压态势，使本应敢言的知识分子群体集体噤声，甚至与过去相比，也谈不上社会贡献和创作，他们与汉族知识分子相比，批判性和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普遍薄弱，尤其是与内地知识分子相比。
民族主义天然是一个民族精英的事情，而官员和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精英的集合，他们的观念会影响整个群体的感受，是一个民族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表，也是一个民族理性和温和力量的来源。当以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维吾尔族精英自身的处境日益逼仄之时，愤懑、压抑、委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可能不经由他们向整个社会蔓延。
维吾尔族干部的存在，体现的是维吾尔自治区政治的合法地位问题。如果张春贤主政新疆，最终维吾尔族干部的地位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信任程度，尚不能恢复到1997年之前的水平，则维吾尔精英可能彻底丧失信心，甚至陷入绝望。因为，张春贤给相当一部分人带来信心，他们一直认为，导致今天维吾尔族人不被信任，是个别领导人专政思维下，反三股势力扩大化的结果，而非全社会汉族对维吾尔族的不信任。
成因：
1、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不足。
努力选拔和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共早几十年民族政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相对落后、社会相对不发达，人才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为落实民族政策，大力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
不过，这种延续下来的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标准和培养方式，目前可能落后于时代要求。具体而言，在政治可靠的基础上，能力、视野、知识结构等综合素质同样非常必要。目前在人才的系统培养上，对于新疆明显落后于内地地区的这一现状考虑不足，尤其一些重要岗位，可能对干部的观念、知识结构、执政能力和意识有更高要求。
2、把正常的民族情绪和情感以及利益诉求，提高到了反分裂的高度，在不断强调反地方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忽视了反大汉族主义。在新疆，与忌惮地方民族主义相对的，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盛行和抬头。
建议和思路：
1、民族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情感，同时又是可控和可引导和平衡的。就像承认不同阶层有其特定利益诉求一样，应当承认不同的民族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此前提下，实现尊重民族利益和国家统一完整之间的平衡。尊重维吾尔民族情感，原本是一种默会的规则，应明确这种规则和逻辑。
2、整体而言，维吾尔族干部数量偏少，尤其是高端人才严重不足。应着眼于长远，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高端干部人才。从新疆本地的发展着眼，尤其需要考虑大胆输送一批年轻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到东南沿海地区挂职锻炼，深入学习。沿海地区代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除了可直接输送先进观念外，本身也可增加少数民族精英与内地的情感纽带。
3、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维吾尔语和汉语一样是工作语言，目前基本上没有多少汉族干部会维吾尔语，尤其是南疆地区的汉族干部不掌握维吾尔语，最为遭人诟病。政府应鼓励和培养地方汉族干部积极学习掌握一定的维吾尔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能力，并逐渐将之纳入干部或公务员的考核指标。中央公务员不在此例。
4、结合民族聚居特征，注意干部的民族比例分配问题。新疆的民族小聚居格局一时难以改变，但在干部的任免调动上，尽可能地实现交叉互换。在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维吾尔族干部的比例；在维吾尔聚集的南疆，除汉族干部外，也可适当加大北疆哈萨克族、蒙古族等非汉族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
5、培养一批高端维吾尔知识分子精英。目前新疆并未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尤其在社科类领域上，维吾尔族高端人才少有进入中央和国家一级科研机构的。系统地培养一批维吾尔族高端人才，不但可以起到引领维吾尔传统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作用，也意味着让维吾尔知识精英逐渐拥有更为广阔的全国视野和格局，对提振维吾尔族精英阶层的信心功莫大焉。
6、设置新疆社会发展课题专项事业的研究。新疆社会发展的学术研究，严重落后于现实，而且由于新疆特殊的封闭性，本地关于新疆课题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工具还是思维方式，都稍嫌过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新疆的有些学术研究已经只有替地方政策决策背书的角色。新疆的社会发展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事关全局，应当有国家一级的专项研究项目，既要能吸引到全国的优秀人才参与这项长期的研究，也应当让新疆本地更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参与到其中来。
六、建设兵团问题
现状：
新疆建设兵团是今天最封闭最独特的组织体系，对兵团性质的描述，民间普遍说法是：是军队没军费，是政府还纳税，是农民入工会，是企业办社会。
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作用和功能的评价，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官方和公开场合的活法，兵团不但是新疆社会稳定的保证和象征，而且是新疆建设精神的象征。但在私下场合，则截然相反，对兵团的普通成员来说，很大部分人认为他们生活的日益相对贫困化和落后，最大的根源是兵团制。而在维吾尔社会，兵团则是民族对立的象征。
我们做的一个社会调查表明，在维吾尔社会，对在新疆的汉族人，因其身份的差异而有明显不同的态度，对新疆地方汉人感觉最亲近，对兵团的汉人最为抵触，对内地入疆流动汉人的感受，则介乎两者之间。
而事实上，绝大多数普通维吾尔人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兵团汉人，对兵团的现状也缺乏基本了解，甚至完全是误读。比如，很多维吾尔人完全是通过电视新闻画面来了解兵团，以为兵团人都生活在石河子那样美丽的城市，街道开阔，高楼林立，环境干净优美，生活条件远远优于新疆其他人群。而事实上，兵团大部分人生活在农场，与相邻的地方的汉族农村居民相比，兵团居民劳动强度大收入却更低，兵团职工连续多年在全国收入中排名倒数第一。封闭和日益的相对贫困化才是其真实的生活现状。
维吾尔社会对兵团的抵触，恰恰来自官方对兵团政治功能尤其是反三股势力作用的不断宣传。
兵团设置之初，有军事、政治、经济三大功能。今天的大环境下，军事功能早已不存，政治功能则被突出强调。它的政治功能被总结概括为三项：1、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2、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3、有效管理自身的发展存续。
其实只有前两条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目前兵团的现状看，这两条功能也早已不存。在官方各种出版物中，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的功能，反复举的例子只有参与平息1990年阿克陶县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但事实上邻近兵团的民兵只是被动员，而未真正有效参与。
今天的情形下，一旦有事，应当动员的是武警部队，采取动员建设兵团民兵这种特殊手段，政治上极不适宜：为何汉族老百姓在维吾尔人闹事时拥有行使武力镇压的权力和任务？它只会起到给民族矛盾火上浇油的效果。更不能不提的是，兵团今天的实际情况，已使兵团几乎完全丧失了应急时期立即动员组织准武装力量的可能，因为不但基层团场并不掌控青壮劳动力的去向，且青壮劳动力本身就流失严重。
至于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的功能，更是无从谈起。在中国，封闭性的体制与地方原本就容易形成巨大的心理隔膜，譬如内地三线企业与地方的互相隔离，北京的大院社会与胡同社会的互相隔离。兵团的体制性封闭特征为中国之最，它与周边地方汉族社会本身就隔膜极大，在民族交流与团结上，维吾尔社会将兵团视为民族交往隔离的象征，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而兵团的现状则可概括为：在政治功能上，不但丧失了反分裂能力，也失去其必要性；在财政上，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在社会功能上，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流失压力；在经济上，面临着兵团在籍人口贫困化的窘境；在法律地位上，始终未解决其准确的定位甚至是合法性问题；在民族关系上，是民族对立象征；在制度建设上，是中国目前计划经济最后一块根据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其他地方推行已历30年，但在兵团却始终无法实施；在身份定位上，依然是党军政企合一但又什么都不是；与地方关系上，则始终未厘清和协调理顺过。
成因：
兵团本质上是古代边屯方式的现代版，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制度下的产物，它是60年来中国最能体现出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组织体系。它存续至今，虽有特殊周边环境的因素，但最终决定性的因素只有两个，一个是观念认识，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问题。
兵团存续至今，组织机构冗余庞杂，一个社会、一级省级行政单位，应有的机构它都有——除了没有人大和政协，甚至在团场一级都有电视台，兵团制供养着一个很大的人群。兵团制目下缺少骤然裁撤的可能。因为兵团制早已与对特定历史成就的肯定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兵团的存续，不能不考虑如下几个问题：
1、反分裂这个任务是否需要非国家正规武装组织来承担？是否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体系来产生威慑作用？它是否真的能完成这个任务？
2、如果前一个问题成立，那么如何看待兵团事实上造成的民族对立和民族猜疑？如何比较其政治得失。
3、兵团背后显然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支持，对它的反分裂功能和震慑功能的大力宣传，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中央政府并不相信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这种政治代价是否值得？
4、新疆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关注，而兵团体制天然容易被解释和描述为武装移民集团组织，兵团若长期存续，那么该如何解决其现代身份的问题。
5、无论从何角度，兵团体制与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格格不入，假如新疆内外部环境没有根本改变，它是否需要永久存续。
建议与思路：
1、无论是从技术操作上还是从现实可行上，兵团制都很难做到短期内撤并，甚至它带来的问题会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但应有将兵团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安排和考量。
2、肯定兵团在特殊历史时期垦荒保边疆中的贡献，但应适当逐步弱化兵团反分裂的作用和震慑分裂势力的宣传，因为在实际效果上，它只会起到与民族团结相反的效果——在维吾尔族社会，是不被信任，而在兵团汉人，则是维吾尔人不可信。
3、在兵团制大体不动的前提下，依照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完成城镇化，在已完成城镇化进程的地方，可试点推进地方与兵团两张皮分离的改革试点，摸索出兵团在城镇化后地方化的经验。
4、人口流失问题应当从土地制度上着手解决，拿出系统方案，理顺目前土地为国家所有，同时又长期为兵团、师、团场和职工个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分配的体制性矛盾。只有在土地与个人之间建立明确而持久的支配关系，才能解决人口流失问题，否则兵团的维持成本会越来越高昂。
5、兵团面临的财政的困局，用划拨优质地方矿产资源给企业的办法并非长久解决之道，考虑到兵团本身的体制僵化，这种划拨多少带有逆向改革的思路，从经济角度看，未必是良策。
6、兵团应当发挥其宣传中促进民族交流和民族团结的政治功能，在应对人口流失的问题时，吸纳外来人口的目光，应当尽可能转向新疆本地，为区域内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其应有效用。
7、兵团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相对地方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丰富经验，中央或地方财政可通过拨付特别经费的方式，在兵团电视台设置维吾尔语节目和其他公益传播方式，向维吾尔社会传授其农业生产技术，改变其自成体系的封闭格局以及在维吾尔人心中的传统印象，为推动民族交流和团结做出贡献。
七、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问题
现状：
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与内地有极大差距，而各级政府机关的观念意识，更远远落后于时代，亦与新疆面临的复杂社会治理要求相去甚远。
在内地尤其是沿海地区早已不见的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在新疆不同地区依然程度不一的存在。相对内地，新疆保有更多计划经济色彩，各级官员更习惯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农民种地种什么由当地干部说了算，并不只是兵团的普遍现象，最近一两年，在部分地方的农村农民才有了经营的自主选择权，南疆维吾尔农民依然习惯将乡政府称为公社，因为很多人没有明显感觉到社会体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疆干部队伍法制观念极为淡薄，乌鲁木齐等新疆发达地区，干部的意识与内地发达地区，明显存在代差，而南疆地区，干部的观念意识又与乌鲁木齐等地存在明显代差，七五时期抽调大批南疆干部到乌鲁木齐维稳，其行为之简单粗暴，甚至连乌鲁木齐的干部都大为惊骇。
发生在韶关“626”事件中的新疆劳务输出，原本是一个积极、有价值的尝试，但在动员过程中，类似内地八十年代拆房、牵牛、收回土地的强制行为时有发生，基层执政能力的低下，使之一开始就处于强烈的猜疑和抵制之中。
尤其是在南疆，汉族干部几乎就是汉族人的形象代表，这些人的治理方式不当，会直接将官民矛盾变成民族矛盾。
由此不难判断，新疆干部素质问题，是决定新疆诸项政府能否顺利推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此外，张春贤还面临着重建政府的社会形象考验。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的公信力，一个是政府是否能让人相信，今天不会轻易因言获罪。
前者，从6·27事件到扎针事件，无论是维吾尔社会还是汉族社会，自始至终谣言满天飞，它固然是民族矛盾长期积累和互不信任的结果，但也体现出当地政府长期对新闻和信息的处理方式，使任何人都对政府的说法丧失了基本信任。
后者，则是新疆特殊的法制环境下，言者动辄得咎，而且动辄重刑。这种高压氛围的恐惧目前依然存在。
成因：
新疆地处偏远，计划经济又占据绝对主导成分，社会发育明显晚于内地，新疆最近二十年来周边政治环境的巨变，又天然使得各级地方政府的专政思维紧绷。
此外，新疆基层政府承担了极大的转业军官的就业任务，军转基层干部比例极高，长期“一线斗争”观念的传帮带与军人作风相结合，形成了新疆基层干部特有的管理模式。尤其是南疆基层条件艰苦，基层干部的选拔，政治过硬是首选标准，至于观念意识以及综合素质，并不在考虑之列。而且条件所限，新疆几乎很难对散布各地的基层干部有系统轮训机会。
而1997年之后，全社会逐渐进入一种反三股势力的高压紧张状态，它进一步强化了基层干部的专政思维。在处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上，倾向于快刀斩乱麻，惟务果断坚决。
建议和思路：
1、大力肃贪。新疆官员的腐败方式比内地大胆放肆，手段和性质往往也更为恶劣。让百姓重拾信心，惟有首先肃贪。
2、对干部队伍进行系统性的普及法律法规和加强执政能力和文明执法的轮训，同时辅以各种公开便利的社会监督举报的方式，督促新疆官员意识和观念的提高改善。
3、增强社会信息透明度，学习内地部分先进地区的经验，给当地媒体以更多的空间和尺度，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监督氛围，提振民气民心。
4、干部交流时，多从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和北上广等发达地区调派和吸纳干部，减少从内地北方来的干部，用先进地区的观念和意识影响和推进本地观念的改变。
5、在公务员和干部选拔上，注重综合素质、眼界、阅历等因素，少强调政治过硬或听话可靠等因素。
6、适当时机，释放一批被滥抓滥捕滥判的知识分子，如新疆经济日报的海莱提·尼亚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买买提（海莱提是出身于军队大院的知识分子，75之前一再主动向当地政府预警），向维吾尔社会传导一种积极和善意的信号，纾解其压抑悲观的情绪。
八、大汉族主义问题
现状：
宪法序言中关于民族问题，曾言：“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毛泽东时代，“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在民族关系时会同时出现，但今天“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则完全从日常用语中消失。
我们国家一直宣称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为“大汉族主义”被抓的基本没有，丢官倒台的也少，少数民族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不到10%，在文革前十七年却有几十万人因为“地方民族主义”被抓。
在现实中，“大汉族主义”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而且公开，尤其是“反三股势力”成为一个时期新疆各级政府工作重心之后，大汉族主义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面目出现，无人敢有异议，指责大汉族主义情绪流露，就会变成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它在民间层面和官方层面表现各有不同。
近年来，对维吾尔人的歧视愈演愈烈，并已全国范围内制度化。在维吾尔人因其身份在就业、办理护照、租房、住宾馆、出行的诸多方面屡遭歧视，国内很多机场甚至设有新疆专用安检通道。
在新疆本地，往往汉族人称维吾尔人为“缠头”、“维子”，到内地，则无论是宾馆住宿登记、乘坐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还是上网吧，都会遭遇歧视性对待甚至公开拒绝，往往服务人员还振振有词：公安部门有规定，你们不可以登记。有此遭遇者，下至普通学生、打工者，上至自治区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至于网上言论，则更为极端，自称“皇汉”，称少数民族为“胡种”者比比皆是。
而官方的大汉族主义，常见的一些说法，往往言者习而不察，比如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华夏儿女，往往被用作全体中国人的代称，但维吾尔人谈到祖先乌古斯汗或狼图腾，则被认为是民族分裂意识。此外，七五后，新疆各行政事业单位组织学习，为驳斥“新疆是维吾尔人的新疆”的狭隘观点，主讲学者往往强调汉族人比维吾尔人的祖先更早到达新疆，其逻辑虽与被驳斥逻辑如出一辙，但以官方身份出现，其宣讲目的与效果截然相反。
前述只是维吾尔人感觉到社会日益不公和缺少对其文化和情感的尊重。
在公共服务上，这种伤害对普通人造成的伤害和不便就更为严重，仅以姓名身份登记问题为例，各种身份信息填写的表格，几乎不考虑大部分维吾尔人不懂汉语，只列汉语姓名栏目，即使是填写汉语音译姓名，也往往不考虑维吾尔族姓名习惯，造成无法填写表格。在户籍电子化问题上，部分地方出台政策，只允许维吾尔人在常用姓名列表内选择名字，不在表格之中的名字则不予登记。
更严重的问题，是维吾尔社会对民族政策中大汉族主义色彩日渐浓厚的恐惧。政府强力推进的双语教育和维吾尔文化事业的急剧萎缩，让维吾尔社会普遍认为，官方的民族政策越来越像民族同化政策。从社会的公开场合，尤其是在网上，也不难发现汉族社会一种普遍的公开观点：只有加速同化维吾尔人，才能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
而近期越来越多出现的以民族政策检讨为名出现的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和重新调整民族概念的理论探讨，无不给人以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将成为中国民族政策主流的印象，它在维吾尔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危机感和恐惧感，动摇了其国家认同感。
民族的自然融入，民族文化的多元相处共存乃至互相影响，是历史趋势，没有人会真正反对，但正是基于大汉族主义强制同化政策的恐惧，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开始对内高班、汉语教育心怀恐惧，私下以强化民族意识、民族文化以及宗教回归的方式进行抵抗。
建议与思路：
1、政策上逐步落实和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和保护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现状；
2、对于公开的民族歧视言论和行为，应当参照国际通行办法，制定详细的禁则，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保护民族正当权力、反对包括民族歧视在内的身份歧视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手段保障少数民族在就业、公共服务和文化等的正当权益，消除那种随意的民族歧视，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全社会在文化和习惯上的一个反身份歧视的“政治正确”价值体系。
3、政府应组织专家学者系统研究讨论，确定哪些官方常见说法容易引起误解或伤及民族情感，通过这种讨论，形成一种社会反思，纠正某些习而不察的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说法，譬如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这种说法，在西方社会，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妥当的对种族特征的公然宣扬。
4、官方应当对反思和检讨中国社会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现象，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不要只强调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而不强调大汉族主义。至少应当允许社会对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自发反思和讨论，无论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国，还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今天中国社会强烈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都不是一种社会主流心态健康的表征。
5、理论上，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一员，则华侨和海外华人，就不应当仅是指汉族，事实上，政府对海外少数民族裔一视同仁，会收到奇效。譬如最近一年多以来，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开始主动慰问联系当地维吾尔裔社会，结果，此后在北京留学的维吾尔裔巴基斯坦学生张嘴闭嘴就是“我们海外华人”为祖国的建设如何骄傲自豪——过去，“海外华人”这个字眼从来不会有海外维吾尔人使用，因为它看上去是专属于汉族人的。
九、民族区域自治与反国家分裂
现状：
建国之初，中国先后通过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体系，确立了一套以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和民族平等为基础的民族政策体系，它不但相较旧中国是一次根本的飞跃，而且也明显在整体观念上领先于当时的西方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公平分配尊严和权力的制度，是把国家想要的、民族想要的东西统筹兼顾的一种体制机制，但在执行和落实环节上出了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基本法也已经颁布近30年，但还没有自治区一级的贯彻实施条例。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长期打白条、不兑现的现象尤为突出。
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并未真正有效落实有文化、经济以及特殊时代的政治环境等原因，但维吾尔社会反映民族区域自治未得真正落实的声音并不显著，既有当时权力观念和意识未苏醒的原因，也有维吾尔社会未觉得正当权益未严重受损的原因。
而最近一二十年来，至少在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名无实问题愈发严重。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立法工作迟迟无进展。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少数民族的就业、文化保护、干部使用、宗教信仰等问题的明确规定，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前述民族问题，本质上正是民族区域自治相关规定根本未被重视，维吾尔族权益未依法得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在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和民族自治法实施细则始终难产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使民族自治的前途更加扑朔迷离。
今天，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不是讨论如何落实民族自治，而是讨论民族自治的存废问题。尤其是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以马戎、杨圣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检讨民族政策和反思苏联解体问题时，公开否定和反对民族区域自治，并以消除民族分离意识为由，提出了一种类似“民族取消论”的观点。
在民族学专家们公开质疑和宪法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时，却鲜有人敢公开站出来捍卫民族区域自治，更不用说要求真正落实民族自治。它在实际上会造成一个效果：公众认为取消民族自治是国家的意志，是强制同化的公开表示。今天的客观气氛也形成了谁敢公开谈论落实民族自治，谁就是在主张民族分裂。
在学术上，只有一种声音，并不意味着这种声音反应的是社会实情。以75事件前，杨圣明的新疆民族问题调查报告为例，这份调查报告宣称，维吾尔人的国家认同程度高于汉族人的国家认同，对跨民族婚姻，绝大部分维吾尔族与汉族均支持态度。报告最后强调，认为新疆有严重民族问题的观点是危言耸听。但我们的调查与此完全相反，维吾尔族社会的国家认同度不容乐观，而且跨民族婚姻实际上在各个民族都是被反对和抵制的。
公开场合没有了维护和落实民族自治的声音，其实是极为可怕的。因为少数民族内心里其实呼唤的是真正的民族自治，如果没有了民族自治这个选项，就意味着只有两种安排，要么是取消民族自治被强制同化，要么是民族独立。
以反对分裂为名，取消民族自治，是一种极为有害的观点，它事实上意味着把少数民族中越来越多的人从绝望中推向了非理性的独立。妨害和危及中国的统一与完整的，不是民族自治，而是取消民族自治。
某种程度上，新疆反民族分裂问题，就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分离主义的赛跑。
思路：
迄今为止，多民族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关系的路径，几无例外都是区域自治，无论是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典型如欧洲的瑞士、西班牙、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国），还是移民中形成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国家（譬如加拿大的法语区）。
例外的国家，只有美国和马来西亚（比如华人）这种少数国家，因其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成分是后来逐渐融入，未形成不同民族集中居住的区域。
但今天马戎等学者给中国开药方时，却反复强调以美国这个国情与中国迥异的国家的经验，显然是错误且危险的。
分离主义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国有科西嘉问题，英国有北爱纷争，西班牙有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问题，加拿大有魁北克分离运动，日本有琉球复国运动……乃至在美国也有好几十个分离组织。
今天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可以完全消除分离主义的办法，但通过发展经济，落实民权，制度设计，运用法律手段，不断使其边缘化和非暴力化，增强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消解国际化压力，却有颇多成功案例。
或许最值得借鉴的是西班牙。1970年代末，西班牙告别威权主义后，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运动突然爆发。尤其是种族和语言与主体民族差异巨大的巴斯克分离运动，甚至到了全民主张分离的程度，极端组织不断制造暴力事件，但1979年10月，平衡各方利益的《自治条例》提交给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两地选民，各自有接近90%的人支持。今天，在分离倾向最严重的巴斯克，64%的人反对独立，在加泰罗尼亚，这个数字则高达80%。
而常被中国学者视为经验教训的南斯拉夫，却鲜有人强调更真实的一面：即原本南斯拉夫的民族分离倾向远不如西班牙严重，但主体民族塞尔维亚人，只在乎如何与其他民族争南斯拉夫的蛋糕，并不在意国家完整。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对国家分裂起了很坏作用。
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真正落实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相关规定，取得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平衡。
建议：
1、尽快颁布和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自条例》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细则》等配套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建设上使民族自治有完善的法律保障。
民族自治条例是自治地方自治权的最基本体现，而迄今为止，新疆自治区和所辖的5个自治州、6个自治县的相关自治条例无一出台。相比之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相关立法工作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完成，这里也可算得上是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效果最好的地方。
2、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应当允许维护国家统一完整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讨论，它是实践新疆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求得平衡的前提。
3、在现行的体制内，渐进落实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地位，至少应当制定一个目标，逐渐使维吾尔族的就业问题、文化保护问题，干部的任用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等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缓和当前极大的民族情绪和民族矛盾。
最后，中央实施援疆政策时，除应改变重经济、轻政治和文化的思路外，还应避免单一的经济输血功能，而忽视对当地经济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经济造血功能的扶持。目前援疆建设更多体现为内地央企和内地大资本的进入，而鲜见本地资本尤其是少数民族资本的机会。某些地方已出现了外地资本对本地资本的挤出效应，这种苗头值得警惕。因为它不但对本地就业改善无多，甚至直接伤及本地工商阶层的利益，其后果会比浪费巨大几无收效的援藏投资（见靳薇《援助政策与西藏经济发展》）更严重。
初稿于2011年1月15日
修改于2013年10月5日
来源：大象公会
大象公会原注：2011年1月15日，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根据自己的思考撰写本文。他曾于2013年10月进行第一次修改，但尚未定稿。
自张春贤主政新疆以来，中央新疆政策的大力推进及张春贤本人一系列努力，新疆各族居民对新疆未来社会稳定和发展前景又开始抱有良好期望，而且，张春贤在很短事件内就赢得了本地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极高评价。
目前看，新疆新政在解决民族矛盾上的思路，是以经济投入和民生改善来缓和民族矛盾，短期内肯定会有良好效果，但深层次问题尚未触及，情形不能乐观，易起反复，要赢得民心民意，真正长治久安，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安排和社会调整。
关于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其现状、成因及解决建议，现择其要者，简列总结如下：
一、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
现状：
就业压力问题是中国各地都面临的社会问题，但在新疆，就业问题集中地表现为少数民族就业问题。今天，维吾尔族进入城镇的就业机会，已明显呈现出集中在以餐饮为主的服务业这个狭小领域，民族间的就业机会差距巨大，存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在就业中遭歧视的现象，这些成为影响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汉族不满的首要因素。
城市和农村形成就业难题的具体成因不同，所以这一问题分为维吾尔大学生失业问题和维吾尔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两个问题。
1、大学生就业问题
官方统计数据表明，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一次就业率为17%，远低于汉族大学生的就业率。而据我做的社会调查，维吾尔族大学生实际就业率应当低于15%。大学生就业难除造成一些家庭因孩子上大学而贫困外，还造成维吾尔社会广泛的“读书无用论”。
2、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
新疆维吾尔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严重，本质上是维吾尔族城市化、工业化严重滞后于时代的结果。维吾尔族的城市化率实际只有10%左右。
维吾尔族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南疆农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脆弱、狭窄的生存空间拥堵着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不但脱贫无望，同时也构成了滋生违法及犯罪行为、蓄积冲击社会秩序的巨大能量的温床，这种恶性循环长期持续下去，甚至会造成南疆脆弱绿洲生态圈的崩溃。
成因：
1、民族政策落实不到位，就业机会中随时可见的明显的民族歧视，是造成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首要原因。公务员招聘、国营企事业单位招聘，少数民族比例严重偏低。七五事件前，大量社会招聘广告中，公开宣称只限汉族，甚至部分国营企业宁可招内地的汉族也不招本地的少数民族。有些单位因为从来没有维吾尔族，偶有维吾尔人会被门卫拦住。就业门路狭窄，使新疆出现一个奇观，新疆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业余参加外语培训的热情，超过了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因为他们只能寄望在涉外贸易、旅游乃至国外找就业机会。就业难问题，甚至特权阶层也无法避免，自治区某维吾尔族高级干部的孩子于内地大学毕业一年后，在找工作无门的情况下，拿到王乐泉批的条子才得到一个工作机会。
2、新疆是以封闭、互相隔绝的绿洲孤岛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不同地理单元获得的国家投入差别极大，尤其是南疆维吾尔聚集区的城市化、工业化远远落后于汉族聚集的天山北坡地带。而南疆地理位置的偏僻遥远，北疆汉族聚集城市对维吾尔人的排斥，南疆剩余劳动力在转向“天山北坡经济带”（新疆的“天山北坡经济带”是天山北麓是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带是生产力高度集中的地区，是新疆现代工业、农业、交通信息、教育科技等最为发达的核心区域，集中了新疆83%的重工业和62%的轻工业，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占新疆的40%以上，城镇、交通、能源等基础条件好）这一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时遭限制，更是增大了南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难度。
3、基础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新疆在教育系统的投入上，南疆北疆差异极大，而在南疆，尤其是在中学部分，教育资源的分配又存在民族间的严重不对等，无论是经费的投入还是学校的数量，维吾尔族学生分得的教育资源都远低于其在当地的人口比例。此外，南疆的 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极低，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像库车、莎车这样维吾尔人口集中的人口大县只有一所维吾尔语高中。这些因素都造成南疆维吾尔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严重不足，对从事现代农业和转入工业化造成了极大障碍，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后，职业选项极少，只能被迫大批进入内地寻找发展空间。
4、“7·5事件”之后，新疆几乎所有的维吾尔聚居区都保持高压维稳政策，进入乌鲁木齐等北疆城市的南疆农民大批返回农村，基层政府采取严格限制人口外出的政策，令农村就业问题恶化。
建议和思路
维吾尔族的就业困境，是各种因素长期作用和积累的结果。要解决这一困境，或许需要一个涉及面极宽的立足长远的系统工程，无法一蹴而就。单纯借助国家财政力量的投入，人为创造一批就业岗位的思路，一方面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另一方面，长此以往，维吾尔民族将成为一个全民靠救济为生的民族，令维吾尔人产生羞耻之心。
而我个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系统性安排，有以下思考：
1、《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第二十三条有国家企事业单位少数民族就业优先的明文规定，即便考虑目前实际困难无法真正落实，也应逐步大维吾尔族就业机会，逐步形成国家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就业安排必须有一定民族比例的制度。目前，新疆公共服务部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严重不足，像医院、邮局、银行、保险、公证、司法机关、市政等面向社会的部门，基本上都是不会维吾尔语的汉人，给维吾尔人日常生活带来巨大不便。
2、以政府积极引导等方式，促进区内人口的流动，缓解南疆农村严峻的就业压力和生态压力。譬如，有计划有比例控制地将南疆人口向兵团农场和北疆的城市工业带转移输送。与其自治区花巨大人力物力有计划地组织农村劳动力到几千公里之外、文化生活习惯截然不同的沿海打工，不如就近组织动员其向区域内转移。目前，新疆建设兵团人口流失严重，当地采取各种办法从内地吸引劳动力，这种人力吸纳不应对南疆剩余劳动力封闭。
政府积极组织引导区域内的人口转移，既可缓解南疆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可起到增加民族互相融入的机会，可消解维吾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兵团及北疆城市是“汉族人专门用来对付我们”的心态。
3、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家。解决新疆就业困境的最根本和长远出路，还是要靠市场化的方式，而非行政安排。张春贤书记赴任后，新疆在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家上明显加大了力度。建议可进一步展开一套着眼于提高少数民族企业家的现代经营管理能力的长期计划，通过与内地高校和沿海地区交流等安排，形成长期的少数民族企业家培训机制。此外，还应鼓励汉族企业家与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合作，广泛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政府培养和扶持一大批民族企业家，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的最便捷方式。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少数民族企业家过多出现在政府组织的民族团结宣讲活动中，未必有最好的宣传效果。民族企业家的作用，不同于政府的组织动员力量。在政府搭建的舞台之外，他们应该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4、加大对少数民族聚集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国家在这方面积欠的旧账过多，但通过加大基础教育改变一个民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能力，五到十年就可有明显的改观。至少使得新增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障碍大幅降低。目前，政府在南疆大幅增大基础教育投入的同时，最需要克服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纠正业已形成的读书无用论，一个是纠正双语教育出现的严重偏差，消除人们的恐惧。
5、有计划地系统培养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新疆各少数民族严重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少数民族进入现代工业困难，创业能力也严重不足。建议自治区加大适应新疆以资源型国有企业为龙头经济特征的专业人才或初级专业人才的培养。如通过职业技术学校，增加少数民族进入矿业、纺织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就业机会，目前，新疆已展开相关工作，在维吾尔社会有很好的信心反馈。
建议自治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协作，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青年技术骨干，使他们成为在新疆传播技术的种子和创业骨干。
6、建设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产业工人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力量，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方面起着基础性、根本性的重要作用。目前新疆正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但企业召不到合适人员的现象普遍存在。在新疆培养少数民族产业工人，建设一批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可改变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渠道窄、就业观念局限的问题，提高少数民族就业率，并有助于少数民族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7、利用区位和地缘优势，扶持发展新疆本地文化创意产业，解决就业的同时，增加对中亚地区的文化辐射力。针对性地培养和扶持一批有可能在中亚地区有广阔市场的现代创意型人才和中小企业。中国在IT、动漫、广告传播等创意产业领域，对中亚地区拥有绝对优势，但汉族企业进入这些地区会遇到极大的文化和语言障碍，维吾尔族则拥有天然便利和优势，依托内地已经形成的技术优势，新疆完全有可能培养出对中亚具有强大辐射能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它可使目前中亚对新疆少数民族社会，由文化输入变成文化输出。这项工作做好，其意义不可估量。
二、“双语教育”问题
现状：
“双语教育”问题是除就业问题外，维吾尔社会反应最强烈的问题。新疆的双语教育，在推行过程中，实质上变成了一种单语（汉语）教育，它在维吾尔社会，被普遍认为是政府有意要建立一个以汉文为主导的“一种语文，一个源流”教育制度，从文化上消灭维吾尔族，以行政方式加快民族同化与吞并。而随着双语教育的强制推行，维吾尔语不仅在教育领域，在行政、司法等诸多领域也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境地。作为新疆的官方语言之一，维吾尔语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尊重与重视，维吾尔语应有的法律地位也未得到保障。
在实践中，双语教育中反应最多的问题，是造成大量孩子母语、汉语都没学会，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少数民族学生无法掌握知识，对学校产生畏惧感。新疆的双语教育要求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学习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一系列课程，这导致维吾尔等少数名族学生无法理解所学内容，这也很大程度上导致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学生的辍学率不断上升。此外，双语教育最直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大量有经验的维吾尔基层教师被迫以提前退休、或在学校从事与教学无关的工作的方式离开教师岗位，让一大批维吾尔族教师成为这个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双语教育”在新疆变成“单语教育”，引起的越来越严重的担忧和反弹，有可能酿成大规模的捍卫接受母语教育、确保本民族语言文化不被消灭的维权运动。而它之所以引起维吾尔社会巨大的文化消灭恐慌，另外一个原因与近些年来新疆民族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急剧萎缩有极大关系。
维吾尔语的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急剧萎缩，带来的深刻后果并非只是维吾尔文化的消亡和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抵触，而是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的维吾尔社会从此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绝。因为南疆社会整体极为落后，绝大多数维吾尔居民不懂汉语，环境因素造成各绿洲相对封闭，传播外部世界和现代资讯的书、报、广播、电视已与绝大部分家庭绝缘。
而维吾尔文化和出版事业的萎缩，意味着除极少数熟练掌握汉语的维吾尔精英外，传统维吾尔社会接触现代信息的路径被完全切断，在突然加剧的社会开放和竞争环境中，他们适应这种外部刺激的先天条件远不如内地的汉族传统社会。他们不但难于掌握现代社会知识，亦难于养成现代社会的健全人格，无法习得现代社会的理性、包容、开放的意识，极易陷入日益被现代社会抛弃的恐惧感和危机感中。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适应新环境的艰难，使人们很容易陷入愚昧、狭隘、野蛮和绝望的境地。
最近十多年来，传统维吾尔社会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犯罪率急剧上升、道德迅速瓦解、宗教极端主义盛行、文化保守主义抬头、对汉人的仇恨不断增加、相对贫困化日益加剧的恶性循环。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民族政策的失误，让落后的、愚昧的、狭隘的、极端的、封闭的和狂热的思潮和观念乘虚而入，而这些正是滋生三股势力的温床。
靠反复宣讲民族团结、靠政府援助以及加速维吾尔社会的汉语化等措施，都不足以在维吾尔社会筑起反对分离主义、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的堤坝，恰恰相反，容易被视为强化维吾尔民族意识、文化意识的维吾尔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能真正兴旺发达起来，能跟上时代和历史的脚步，才是削弱三股势力滋生土壤的最长效手段。
因此可以说，维吾尔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落后，不但是维吾尔社会的敌人，也是汉族社会的敌人。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维吾尔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汉语教育，都认为真正的“双语教育”来得太晚，但与此同时“双语教育教育不能以牺牲母语为代价”也也已经成为维吾尔社会的普遍看法和主流意见。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的特殊地位，不能作为语言同化或歧视的根源。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价值观念应该通过多元民族形式来表现，而非通过“大一统”，教育不能变成母语母文的的刽子手。
而今天新疆的“双语教育”之所以变成“单语教育”，与“双语教育”的推进方式失之简单粗暴有关：
1、基础性和技术性准备（师资力量、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未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以一刀切方式推进；
2、在教学内容设置和课程安排设置上，未参考国内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兼顾维吾尔学生接受本民族语言教育的需要；
3、以新疆各地现有的师资力量和基础设施配备情况和维吾尔学生的学习能力，事实上即使只是单语教育的目的也无法实现；
4、在“双语教育”推进的过程中，加剧了汉族学生和维吾尔学生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比如在阿图什市，汉族人口22725人，维吾尔族人口198217人，柯尔克孜族人口29186人，如果不算市区40公里外的市二中，只有三所高中，汉语学校一所（州二中），维吾尔语两所（州一中，市一中），维吾尔语学校每个班50人以上，而汉语学校只有30人。师资力量按学校投入的方式，拉大了汉族学生与维吾尔学生掌握和接受知识的差距。
建议和思路：
1、新疆需要真正的双语教育。在国内，吉林延边地区其实是“双语教育”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可采纳其经验，对新疆的“单语教育”内容和课程安排进行重新调整。
2、加大对民族聚集区推进真正的“双语教育”所必需的硬件和软件投入力度，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纠正民族间严重不平等的错误。
3、培养“双语教育”的师资力量。目前，“双语教育”最大掣肘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而且这一现状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只能针对性对现有师资力量进行系统培训，逐渐减小或消除双语教育师资力量的地区差异。
4、在少数民族学生的考试选拔上，目前的高考加分制度虽然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倾斜的民族政策，但在实践中，真正的获益者，多是并不需要分数照顾的少数民族学生，甚至是有门路、有背景的汉族学生。或可取消加分，把加分的空间代之以新疆本地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知识测试的内容，对维吾尔学生来说，这不但其体现出我国在新疆推行的教育不忘本民族文化传统，亦可由此加深对新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了解，形成更丰厚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意识与家国情怀。
5、重视和加大少数民族文化和出版事业，扭转民族文化事业迅速萎缩的局面。在财政上，加大对民族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的投入和支持，加快维吾尔语对现代信息现代知识的追踪和跟进能力；自治区政府乃至国家，应当将在维吾尔农村社会推广现代社会生活和生产常识，纳入重点计划。
对民间的维吾尔文化事业，自治区应当摸索出一套鼓励和支持的办法，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此外，自治区应当对民族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试行渐进体制改革，尝试引入市场机制或目标考核机制，调动现在人员的积极性和活力，避免继续目前人浮于事的局面。
6、自治区或国家，应当增大对维吾尔社会转型问题的专项研究课题和投入，鼓励更多的汉族学者尤其是内地学者的参与，甚至是国家学者的参与，为执政者解决新闻民族和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智力支持。目前国内对此问题有价值的真正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学术空间盼能赋予更多独立空间。
7、有计划和目标地培养一个新型的少数民族高端知识分子群体，以专项基金的方式将之纳入国家计划。
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人才匮乏，甚至以严格的现代标准看，因新疆科研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体制僵化以及现有知识分子群体知识结构老化，新疆并无真正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群体。无论以促进新疆社会发展，少数民族发展，还是增加少数民族精英的国家认同来看，少数民族高端人才都是必须的。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群体越是能进入主流，则越会因为这种荣耀而增加对国家的认同和向心力。
三、宗教问题
现状：
七五之后，维吾尔社会宗教热情急剧上升，无论南疆传统社会，还是城市里的官员知识分子，甚至在北京，校园大学生群体中也开始悄悄出现了保守宗教的热潮。而且年轻人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部分人士观察到，在做礼拜时，经常能看到不少年轻人泪流满面一言不发。这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警觉的社会信号。
宗教是一个民族自身文化和民族认同中仅次于语言的标志，极端情况下，会是一个民族最后的精神避难所。
新疆宗教问题上，最严重的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严格管控造成极大反弹，南疆约2.4万个清真寺，每个清真寺有政府专门供养的神职人员，一个干部承包一个清真寺，负责不许外面的人、年轻人、名额以外的人礼拜。这种完全不考虑信众感受的严厉管控，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更在民间激发起极大不满。
2.另一方面，与近些年来宗教政策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地下宗教活动泛滥。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极端保守和封闭的外来宗教思想，以地下流传和渗透的方式，在新疆急速扩散——从极为醒目的衣着装扮者越来越多，就不难看出这股潮流的盛行程度。一些维吾尔知识分子私下惊呼，因为外来宗教的影响，维吾尔人的装扮已经不像维吾尔人，而像阿拉伯人了。
新疆从来不缺哈萨克文和汉文版的《古兰经》，而市面上看不到维吾尔文版的《古兰经》，这种对比容易让人认为宗教管理政策具有强烈的民族针对性。前些年，沙特国王免费送来了100万本《古兰经》，民间到处流传，结果96、97年出事，又把它收回来，现在地下出版商盗版印刷，一本卖50元甚至80元。
多数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警惕和反对宗教极端思潮，他们也看到共产党通过无神论和世俗化教育，对维吾尔社会破除迷信、革除狂热、愚昧的贡献，但在今天，新疆实行的宗教政策，即使是在最反感宗教狂热的知识分子看来，也是令人反感的。
成因：
虽然今天政府对宗教的热情较以往已有了很高宽容度，但长期坚持无神论，对宗教问题缺乏系统研究，在遇到涉及宗教的问题时，政府易处于极为被动的应对局面。
具体到新疆，则忽视了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的特殊地位，在处理宗教问题时，人们几乎很难分得清政府的社会世俗化主张与压制少数民族文化两者的界限在哪里。尤其是在伊斯兰教问题上，政府往往在专政机器的自信和对宗教问题缺少基本了解的恐惧之间剧烈摇摆。
而97年以来，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压倒一切的任务，但具体操作过程中，反宗教极端主义却变成了反传统宗教，压制正常的宗教信仰。
近期，新疆政府在大力宣传“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并极力防范其影响，极端宗教思想的的确不可取，即便是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宗教极端思想也是对传统宗教思想的一种扭曲。但是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却往往一刀切，将维吾尔妇女蒙面和戴头巾、男子留大胡子等现象也一并归入极端宗教思想之列，禁止蒙面和戴头巾妇女、留大胡子男士进入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等侵犯人权的现象不断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维吾尔人与政府之间的对立，进而激化了维汉矛盾。
不可否认，新疆的确存在极端宗教思想问题，但需要强调的是，极端宗教思想在维吾尔社会从来都不占主流，宗教极端思想在维吾尔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极其有限，更为重要的是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着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强大倾向。而像现在这样对宗教极端思想进行扩大化的想象和宣传，并在这一错误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不恰当的治理措施，在客观上只会逼驱群众更倾向于宗教极端思想路线。此外，即便是批判宗教极端思想，也应当主要由在宗教学识上资深的、有崇高群众威望的宗教权威人士来完成，而不是世俗知识分子越俎代庖。更不应当把批判的目光放在民众衣饰、胡须这样的表象细节上。
在维吾尔社会面临的极端宗教思想这一问题上，以下认识尤为重要：1.对宗教极端思想和行为的界定很重要；2.反对极端宗教思想的目的应该是保护正常宗教活动；3.维吾尔社会原本可以宗教与传统文化习俗的关系，但目前已经没有了权威人士和地位；4.维吾尔社会丧失了自我道德约束和文化调整的平台；5.积极的声音没有正常发出的通道；6.官员为保乌纱帽，麦子杂草一起烧。
目前，新疆政府在以宗教领域为主的维稳和高压政策已经严重影响维吾尔人的生活，就业和流动，新疆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的思路和手段，若不加以改变，宗教问题恐将成为影响新疆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最大原因。
建议和思路:
伊斯兰世界其实也都面临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宗教难题，土耳其、马来西亚、阿联酋、埃及等国，在解决宗教问题与现代化转型上，各自都有成功经验。不妨像当初改革开放时期向西方学习标准和经验一样，借鉴这些国家在宗教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1、建立和完善关于宗教场所管理的制度性安排。宗教场所天然是一定社区的公共纽带，政府可借鉴国外经验，依照面积、人口或社区单元等制定标准，在便利居民信仰所需的前提下，一定范围内只允许建造一个宗教场所，而且必须配有获得官方资质认证的专业宗教人士，依照明确法律法规实施登记管理。以避免严厉管控下，老百姓正常宗教需求无法满足，结果以家庭为单位和场所的地下宗教四处泛滥。这种制度的设置和安排，不妨直接在宣传中明确取法国外经验（比如土耳其等世俗国家），以减少抵触。
2、建立和完善系统的对宗教人士的培训制度。没有权威而专业的宗教人士，人们就会私下向那些他们认为有宗教知识的人学习。专业宗教人士，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系统的培训，获得官方的资格认证（比如伊斯兰教协会）。对他们的培训，除经过专业而系统的宗教知识学习外，还要有一些现代社科知识的学习，有意识地引导宗教人士向开放、发展和适应现代社会方向发展，尤其是国外宗教与现代社会互相适应与融入的经验和范例，使他们拥有更广阔和开放的视野。
关于宗教人士的系统培训和学习体系，应当有一个长远的制度性安排，可分批、分层级、有计划地通过在自治区、全国一级乃至国外的专业宗教学习研究机构的培训学习，逐渐培养一支有专业宗教知识同时又有开放视野的宗教人才。此外，可以加强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等院校与国内外的专业宗教学习研究机构的沟通和联系，发展自身的宗教研究能力。
3、公开引进和出版国外现代整理编篡的宗教书籍，满足社会的宗教学习需求。新疆今天几乎见不到维吾尔文的宗教书籍，人们私下阅读的维吾尔文宗教书籍，只能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沙特阿拉伯。其实，土耳其、马来西亚等世俗化成功的伊斯兰国家，一直在进行卓有成效的编篡整理宗教书籍，在满足宗教需求的同时，又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走向开放和现代。政府组织编译引进这些国家的宗教书籍，既可满足社会的宗教需求，又可堵住地下极端宗教出版物的市场，传播一种更温和、开放和包容性的宗教观念。
4、加大对宗教的研究和投入。中国是一个拥有巨大穆斯林人口的国家，但关于宗教研究，尤其是对伊斯兰的研究，依照现代学术标准，几乎是一片空白。中国应当有权威的伊斯兰学院，而且应当有权威的伊斯兰研究机构，政府应当鼓励非穆斯林学者也投入到宗教研究中来，它不但是宗教信仰和学术研究的需求，也是社会发展转型的需求。此外，在宗教上的研究和投入，亦可增加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发言权，由被动转入主动。
5、善于积极利用宗教在传统社会的影响力。在一个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社会，宗教人士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尤其在环境相对封闭、经济相对落后、文化相对保守不发达的南疆维吾尔农村社会，在传播现代观念和知识方面，宗教和市场更有办法。
事实上，宗教界人士在同样在思考如何去应对社会转型问题，政府不妨创造条件和机会，让宗教界人士也参与到这个课题中，贡献出他们的经验、智力和知识，发挥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宗教人士和普通百姓一样，不愿意看到动荡、混乱、仇恨的社会，宗教本身是向善的意志，宗教人士天然是保守而非激进的人群，给他们适当的公共话语权而非压制其话语权，他们可用自己的语言做社会的安抚和止痛工作。
6、朝觐问题的透明化和公开化。朝觐是新疆在宗教问题上做得堪称极失败的一项。其实，朝觐只是虔诚穆斯林的夙愿，一个人会因为朝觐后拥有一定的社会名望，而不会因此变得极端或狂热。朝觐资格的认真审批，没有必要以封闭方式操作。关于朝觐，沙特每年都会对各国有配额限制，有幸获得朝觐资格的毕竟是少数，沙特每年给中国多少配额，中国的配额如何分配，完全可以用更公开透明的方式操作。目前的朝觐，在孳生严重腐败的同时，在新疆，也成为激发强烈民族情绪的重要原因。
四、民族隔膜与隔离问题
现状：
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中，目前偶尔可以公开谈的主要是越来越强烈的民族心理隔膜。而比心理隔膜更严重但很少有人敢公开交流（实际在维吾尔社会内心有强烈抵触）的问题，则是物理上的民族隔离问题。
新疆物理上的民族隔离，指的是宏观上，汉族人生活地域的相对高度集中，其人口绝大部分都集中分布在三个地方，一是兵团，二是乌鲁木齐，三是石河子、奎屯为代表的天山北坡城市，它其实构成了一种物理空间上与维吾尔族人的隔离。
微观层面上，乌鲁木齐等少数汉族维吾尔族混居城市，也形成了壁垒极为分明的聚集区。尤其在七五之后，最新的新疆统计年鉴表明，2010年，新疆各民族杂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出现了明显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各自向本民族占优势的城区搬迁集中的现象。
这种“从对方民族聚集区撤离”的抉择，不像出租车拒载之类的民族歧视和隔膜行为，容易被发现并被制止，而它产生的历史影响也将是深远而巨大的，因为汉族和维吾尔族在生活空间彼此脱离，会加剧彼此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不易觉察的巴勒斯坦化。
在新疆，与民族物理空间隔离相应的另一面，是身份隔离。汉族人几乎全部生活在城市或体制之内，而维吾尔人则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或体制之外——内地的城乡二元社会，在新疆，恰好是汉族、维吾尔之别。这种民族隔离，对维吾尔社会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影响不言而喻，事实上，它在维吾尔社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巴勒斯坦和南非的联想，维吾尔人在中国是“非国民”或“二等公民”，而兵团则直接被视为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这种身份隔离，被不少维吾尔知识分子称为“汉人在我们眼里就像是南非的白人，而我们则是南非的黑人”。
新疆的这种民族分布格局，在汉族人心目中，同样也形成了一种潜意识中对新疆的“二分法”，即他们（维吾尔人）的那一部分新疆（南疆），和我们（汉族）这一部分的新疆（北疆）。新疆并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观念共同体。
成因：
新疆这种民族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是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
新疆自解放后始在政府动员下大规模从内地移民，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迁入新疆的汉族人，几乎全部拥有体制内身份，而且大都安排在兵团内，它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此外，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工业投资和规划项目，也与前述内地移民项目相配套适应。
但在近几十年这些年的城市化的发展规划上，大力扶持和发展的项目，几乎全部集中于北疆几个汉族相对聚集区，南疆维吾尔社会几乎没有得到城市化发展的资源支持。而随着随着兵团城市化的不断加速，使得新疆在石河子、奎屯等城市外，又出现了一批诸如阜康、五家渠、铁门关、北屯等居民构成几乎全部是汉族人的兵团城市。而在“十二五”期间，兵团还将加快推进第五师的五星市、第四师的可克达拉市、第七师的胡杨河市、第十三师的红星市、第十四师的玉龙市的建市。而这些兵团城市长期以来排斥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使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进一步边缘化。
这些制度性因素，无异将会进一步加剧汉族人与维吾尔人的空间隔离，加剧维吾尔社会的不公平感和“非国民”感，使生活在新疆的不同民族在生活中互相融入的机会更加降低。兵团通过加快城镇化正在撕裂新疆，使新疆出现更严重的种族隔离情况。和兵团的城市化相比，莎车县、墨玉县、伽师县等南疆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对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各民族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建议和思路：
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客家人、潮汕人与当地人聚族而居长期械斗，积百年血仇，但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后，社会的分工和利益纽带的联系，使之迅速互相融入，昔日的仇怨今日已不复再现。长远看，新疆的民族问题其实也可以类似的乐观态度看。但重要的前提，是消除或减少这种人为的物理空间的隔离，而非继续强化。
事实上，所有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和指针，就是让这种物理隔离空间处于被打破或逐渐瓦解的过程。
1、不要再建立民族成分单一化的城市。新疆目前正在重点实施城镇化的一些城市，若按照既定目标实施，势将形成更多单一民族的城市。在新城镇的建设时，建议可因势利导转移部分南疆人口，利用政府之手，引导区内人口流动，形成新的民族杂居格局。在民族人口比例上，政府可在财力允许范围内和可操作的基础上灵活调控。
2、聚族而居是人类社会性使然的天性，但在政府可控的资源上，要尽可能地增加民族杂居和混居的机会。在这方面，可参考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新兴城市国家，为增加各民族的互相了解、促进宽容、开放的多元文化，利用住房分配机制，有意按人口比例使文化不同民族不同的人群形成杂居、混居格局，利用政府手中的资源充分实现民族混居和互相融入的机会。
像乌鲁木齐这种多民族混居城市，政府可在向社会提供政府安排的廉租房、安居工程、福利房时，尽可能地促成更多的民族混居社区，避免城市出现社区民族构成单一化的格局。此外，对干部、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国家可调整的群体，在工作机会和岗位的安置时，要有意促进跨区交流，比如维吾尔族干部尽量安排在汉族聚集区工作上班，汉族干部尽量安排在维吾尔族聚集区上班，尽一切可能增加两个民族的互相融入和日常接触交流机会。
3、政府部门、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比如银行、公交、水电、保险等行业的人员，应逐步要求掌握一定程度的民族语言。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能掌握一定的民族语言，会让少数民族从内心认为，政府并不只是汉人的政府，而是服务于本地各族人民的政府；对汉族工作人员来说，也强化了这样一个印象：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民族自治区，它与内地纯粹的汉族地区并不一样。
五、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
现状：
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整体上的不被信任，是新疆民族问题中一个极为突出且影响极大的问题。1997年7号文件其实是新疆民族问题的一个分水岭——中央认为新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三股势力的威胁，到了新疆，一系列具体政策的指向很快就使整个维吾尔族变成分裂分子嫌疑，接下来就是维吾尔族干部作用和地位的迅速下滑。维吾尔族干部的边缘化又导致汉族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不信任状态中。
尽管今天的中共是一个超民族、超阶层、超利益群体的政党，但在今天的维吾尔族社会，一个普遍的总结和概括就是：汉人就是权力，权力就是汉人，汉人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汉人。
因为在现实层面上，维吾尔族干部整体比例严重偏低，厅局级实职岗位的维吾尔族干部更是少见，有些重要权力部门，比如财政、国资委、金融、公安则几乎没有维吾尔干部，在国营企业，这种情形就更为严重，人们甚至举不出新疆有哪一个国营企业有维吾尔族的一把手。
无论是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还是中共党代会，维吾尔委员和代表数量都很少、比例低，维吾尔代表的数量少，参政议政水平低也从一方面反映维吾尔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不断被边缘化。
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赋予了“参政议政”的功能，但无论是在全国政协，还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维吾尔委员的比例都很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13人中，仅有4名维吾尔人，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中维吾尔人数量少、比例低、地位低下。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仅有10名维吾尔委员，历年来呈下降趋势。维吾尔自治区新一届政协107名常务委员中，仅有27名维吾尔委员，仅占常委总人数的25%。维吾尔委员的数量与维吾尔族占新疆人口（约47%）的比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治民族的地位严重不符。
而在今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有代表2987人，少数民族代表409名，约每27万少数民族中有一个人大代表。在少数民族代表中，维吾尔族代表仅25人，其中的23人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人是解放军代表团代表，约每40万维族人中才有一名代表。虽然少数民族代表比例高于少数民族在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但维吾尔族代表比例却恰恰相反，低于维吾尔族人口在新疆和全国的人口比例。
以上都可以看出，维吾尔人已经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维吾尔人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正在急剧下降。
解放初期，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上，中共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培养出一批合格胜任的干部梯队，但中共执政已历60年，少数民族干部的人才早已应当不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不足，有长期因素，但人们认为，少数民族干部不被信任，则是与历史对比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自1997年以来，少数民族干部的地位和受信任程度直线下降。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被边缘化带来不信任感，带来情绪和隔膜，这种隔膜又反过来成为少数民族干部不值得信任的理由。
少数民族干部在权力上的被边缘化，感觉不被信任，带来的问题是，相对汉族干部，他们普遍更胆小怕事，有话不敢说，私下议论牢骚。近10年来的高压，使新疆的维吾尔社会处于一种普遍无人敢说话的境地。邓小平曾说，群众的沉默是可怕的。但干部都不敢说话，其实更可怕，因为这些维吾尔干部对维吾尔社会的普遍情绪和心态往往有更准确真实的把握，这使得地方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难听到来自维吾尔社会真实的声音。
与维吾尔族官员面临相同处境的，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长期的社会高压态势，使本应敢言的知识分子群体集体噤声，甚至与过去相比，也谈不上社会贡献和创作，他们与汉族知识分子相比，批判性和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普遍薄弱，尤其是与内地知识分子相比。
民族主义天然是一个民族精英的事情，而官员和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精英的集合，他们的观念会影响整个群体的感受，是一个民族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表，也是一个民族理性和温和力量的来源。当以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维吾尔族精英自身的处境日益逼仄之时，愤懑、压抑、委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可能不经由他们向整个社会蔓延。
维吾尔族干部的存在，体现的是维吾尔自治区政治的合法地位问题。如果张春贤主政新疆，最终维吾尔族干部的地位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信任程度，尚不能恢复到1997年之前的水平，则维吾尔精英可能彻底丧失信心，甚至陷入绝望。因为，张春贤给相当一部分人带来信心，他们一直认为，导致今天维吾尔族人不被信任，是个别领导人专政思维下，反三股势力扩大化的结果，而非全社会汉族对维吾尔族的不信任。
成因：
1、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不足。
努力选拔和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共早几十年民族政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相对落后、社会相对不发达，人才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为落实民族政策，大力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
不过，这种延续下来的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标准和培养方式，目前可能落后于时代要求。具体而言，在政治可靠的基础上，能力、视野、知识结构等综合素质同样非常必要。目前在人才的系统培养上，对于新疆明显落后于内地地区的这一现状考虑不足，尤其一些重要岗位，可能对干部的观念、知识结构、执政能力和意识有更高要求。
2、把正常的民族情绪和情感以及利益诉求，提高到了反分裂的高度，在不断强调反地方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忽视了反大汉族主义。在新疆，与忌惮地方民族主义相对的，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盛行和抬头。
建议和思路：
1、民族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情感，同时又是可控和可引导和平衡的。就像承认不同阶层有其特定利益诉求一样，应当承认不同的民族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此前提下，实现尊重民族利益和国家统一完整之间的平衡。尊重维吾尔民族情感，原本是一种默会的规则，应明确这种规则和逻辑。
2、整体而言，维吾尔族干部数量偏少，尤其是高端人才严重不足。应着眼于长远，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高端干部人才。从新疆本地的发展着眼，尤其需要考虑大胆输送一批年轻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到东南沿海地区挂职锻炼，深入学习。沿海地区代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除了可直接输送先进观念外，本身也可增加少数民族精英与内地的情感纽带。
3、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维吾尔语和汉语一样是工作语言，目前基本上没有多少汉族干部会维吾尔语，尤其是南疆地区的汉族干部不掌握维吾尔语，最为遭人诟病。政府应鼓励和培养地方汉族干部积极学习掌握一定的维吾尔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能力，并逐渐将之纳入干部或公务员的考核指标。中央公务员不在此例。
4、结合民族聚居特征，注意干部的民族比例分配问题。新疆的民族小聚居格局一时难以改变，但在干部的任免调动上，尽可能地实现交叉互换。在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维吾尔族干部的比例；在维吾尔聚集的南疆，除汉族干部外，也可适当加大北疆哈萨克族、蒙古族等非汉族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
5、培养一批高端维吾尔知识分子精英。目前新疆并未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尤其在社科类领域上，维吾尔族高端人才少有进入中央和国家一级科研机构的。系统地培养一批维吾尔族高端人才，不但可以起到引领维吾尔传统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作用，也意味着让维吾尔知识精英逐渐拥有更为广阔的全国视野和格局，对提振维吾尔族精英阶层的信心功莫大焉。
6、设置新疆社会发展课题专项事业的研究。新疆社会发展的学术研究，严重落后于现实，而且由于新疆特殊的封闭性，本地关于新疆课题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工具还是思维方式，都稍嫌过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新疆的有些学术研究已经只有替地方政策决策背书的角色。新疆的社会发展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事关全局，应当有国家一级的专项研究项目，既要能吸引到全国的优秀人才参与这项长期的研究，也应当让新疆本地更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参与到其中来。
六、建设兵团问题
现状：
新疆建设兵团是今天最封闭最独特的组织体系，对兵团性质的描述，民间普遍说法是：是军队没军费，是政府还纳税，是农民入工会，是企业办社会。
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作用和功能的评价，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官方和公开场合的活法，兵团不但是新疆社会稳定的保证和象征，而且是新疆建设精神的象征。但在私下场合，则截然相反，对兵团的普通成员来说，很大部分人认为他们生活的日益相对贫困化和落后，最大的根源是兵团制。而在维吾尔社会，兵团则是民族对立的象征。
我们做的一个社会调查表明，在维吾尔社会，对在新疆的汉族人，因其身份的差异而有明显不同的态度，对新疆地方汉人感觉最亲近，对兵团的汉人最为抵触，对内地入疆流动汉人的感受，则介乎两者之间。
而事实上，绝大多数普通维吾尔人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兵团汉人，对兵团的现状也缺乏基本了解，甚至完全是误读。比如，很多维吾尔人完全是通过电视新闻画面来了解兵团，以为兵团人都生活在石河子那样美丽的城市，街道开阔，高楼林立，环境干净优美，生活条件远远优于新疆其他人群。而事实上，兵团大部分人生活在农场，与相邻的地方的汉族农村居民相比，兵团居民劳动强度大收入却更低，兵团职工连续多年在全国收入中排名倒数第一。封闭和日益的相对贫困化才是其真实的生活现状。
维吾尔社会对兵团的抵触，恰恰来自官方对兵团政治功能尤其是反三股势力作用的不断宣传。
兵团设置之初，有军事、政治、经济三大功能。今天的大环境下，军事功能早已不存，政治功能则被突出强调。它的政治功能被总结概括为三项：1、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2、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3、有效管理自身的发展存续。
其实只有前两条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目前兵团的现状看，这两条功能也早已不存。在官方各种出版物中，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的功能，反复举的例子只有参与平息1990年阿克陶县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但事实上邻近兵团的民兵只是被动员，而未真正有效参与。
今天的情形下，一旦有事，应当动员的是武警部队，采取动员建设兵团民兵这种特殊手段，政治上极不适宜：为何汉族老百姓在维吾尔人闹事时拥有行使武力镇压的权力和任务？它只会起到给民族矛盾火上浇油的效果。更不能不提的是，兵团今天的实际情况，已使兵团几乎完全丧失了应急时期立即动员组织准武装力量的可能，因为不但基层团场并不掌控青壮劳动力的去向，且青壮劳动力本身就流失严重。
至于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的功能，更是无从谈起。在中国，封闭性的体制与地方原本就容易形成巨大的心理隔膜，譬如内地三线企业与地方的互相隔离，北京的大院社会与胡同社会的互相隔离。兵团的体制性封闭特征为中国之最，它与周边地方汉族社会本身就隔膜极大，在民族交流与团结上，维吾尔社会将兵团视为民族交往隔离的象征，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而兵团的现状则可概括为：在政治功能上，不但丧失了反分裂能力，也失去其必要性；在财政上，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在社会功能上，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流失压力；在经济上，面临着兵团在籍人口贫困化的窘境；在法律地位上，始终未解决其准确的定位甚至是合法性问题；在民族关系上，是民族对立象征；在制度建设上，是中国目前计划经济最后一块根据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其他地方推行已历30年，但在兵团却始终无法实施；在身份定位上，依然是党军政企合一但又什么都不是；与地方关系上，则始终未厘清和协调理顺过。
成因：
兵团本质上是古代边屯方式的现代版，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制度下的产物，它是60年来中国最能体现出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组织体系。它存续至今，虽有特殊周边环境的因素，但最终决定性的因素只有两个，一个是观念认识，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问题。
兵团存续至今，组织机构冗余庞杂，一个社会、一级省级行政单位，应有的机构它都有——除了没有人大和政协，甚至在团场一级都有电视台，兵团制供养着一个很大的人群。兵团制目下缺少骤然裁撤的可能。因为兵团制早已与对特定历史成就的肯定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兵团的存续，不能不考虑如下几个问题：
1、反分裂这个任务是否需要非国家正规武装组织来承担？是否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体系来产生威慑作用？它是否真的能完成这个任务？
2、如果前一个问题成立，那么如何看待兵团事实上造成的民族对立和民族猜疑？如何比较其政治得失。
3、兵团背后显然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支持，对它的反分裂功能和震慑功能的大力宣传，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中央政府并不相信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这种政治代价是否值得？
4、新疆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关注，而兵团体制天然容易被解释和描述为武装移民集团组织，兵团若长期存续，那么该如何解决其现代身份的问题。
5、无论从何角度，兵团体制与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格格不入，假如新疆内外部环境没有根本改变，它是否需要永久存续。
建议与思路：
1、无论是从技术操作上还是从现实可行上，兵团制都很难做到短期内撤并，甚至它带来的问题会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但应有将兵团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安排和考量。
2、肯定兵团在特殊历史时期垦荒保边疆中的贡献，但应适当逐步弱化兵团反分裂的作用和震慑分裂势力的宣传，因为在实际效果上，它只会起到与民族团结相反的效果——在维吾尔族社会，是不被信任，而在兵团汉人，则是维吾尔人不可信。
3、在兵团制大体不动的前提下，依照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完成城镇化，在已完成城镇化进程的地方，可试点推进地方与兵团两张皮分离的改革试点，摸索出兵团在城镇化后地方化的经验。
4、人口流失问题应当从土地制度上着手解决，拿出系统方案，理顺目前土地为国家所有，同时又长期为兵团、师、团场和职工个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分配的体制性矛盾。只有在土地与个人之间建立明确而持久的支配关系，才能解决人口流失问题，否则兵团的维持成本会越来越高昂。
5、兵团面临的财政的困局，用划拨优质地方矿产资源给企业的办法并非长久解决之道，考虑到兵团本身的体制僵化，这种划拨多少带有逆向改革的思路，从经济角度看，未必是良策。
6、兵团应当发挥其宣传中促进民族交流和民族团结的政治功能，在应对人口流失的问题时，吸纳外来人口的目光，应当尽可能转向新疆本地，为区域内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其应有效用。
7、兵团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相对地方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丰富经验，中央或地方财政可通过拨付特别经费的方式，在兵团电视台设置维吾尔语节目和其他公益传播方式，向维吾尔社会传授其农业生产技术，改变其自成体系的封闭格局以及在维吾尔人心中的传统印象，为推动民族交流和团结做出贡献。
七、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问题
现状：
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与内地有极大差距，而各级政府机关的观念意识，更远远落后于时代，亦与新疆面临的复杂社会治理要求相去甚远。
在内地尤其是沿海地区早已不见的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在新疆不同地区依然程度不一的存在。相对内地，新疆保有更多计划经济色彩，各级官员更习惯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农民种地种什么由当地干部说了算，并不只是兵团的普遍现象，最近一两年，在部分地方的农村农民才有了经营的自主选择权，南疆维吾尔农民依然习惯将乡政府称为公社，因为很多人没有明显感觉到社会体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疆干部队伍法制观念极为淡薄，乌鲁木齐等新疆发达地区，干部的意识与内地发达地区，明显存在代差，而南疆地区，干部的观念意识又与乌鲁木齐等地存在明显代差，七五时期抽调大批南疆干部到乌鲁木齐维稳，其行为之简单粗暴，甚至连乌鲁木齐的干部都大为惊骇。
发生在韶关“626”事件中的新疆劳务输出，原本是一个积极、有价值的尝试，但在动员过程中，类似内地八十年代拆房、牵牛、收回土地的强制行为时有发生，基层执政能力的低下，使之一开始就处于强烈的猜疑和抵制之中。
尤其是在南疆，汉族干部几乎就是汉族人的形象代表，这些人的治理方式不当，会直接将官民矛盾变成民族矛盾。
由此不难判断，新疆干部素质问题，是决定新疆诸项政府能否顺利推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此外，张春贤还面临着重建政府的社会形象考验。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的公信力，一个是政府是否能让人相信，今天不会轻易因言获罪。
前者，从6·27事件到扎针事件，无论是维吾尔社会还是汉族社会，自始至终谣言满天飞，它固然是民族矛盾长期积累和互不信任的结果，但也体现出当地政府长期对新闻和信息的处理方式，使任何人都对政府的说法丧失了基本信任。
后者，则是新疆特殊的法制环境下，言者动辄得咎，而且动辄重刑。这种高压氛围的恐惧目前依然存在。
成因：
新疆地处偏远，计划经济又占据绝对主导成分，社会发育明显晚于内地，新疆最近二十年来周边政治环境的巨变，又天然使得各级地方政府的专政思维紧绷。
此外，新疆基层政府承担了极大的转业军官的就业任务，军转基层干部比例极高，长期“一线斗争”观念的传帮带与军人作风相结合，形成了新疆基层干部特有的管理模式。尤其是南疆基层条件艰苦，基层干部的选拔，政治过硬是首选标准，至于观念意识以及综合素质，并不在考虑之列。而且条件所限，新疆几乎很难对散布各地的基层干部有系统轮训机会。
而1997年之后，全社会逐渐进入一种反三股势力的高压紧张状态，它进一步强化了基层干部的专政思维。在处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上，倾向于快刀斩乱麻，惟务果断坚决。
建议和思路：
1、大力肃贪。新疆官员的腐败方式比内地大胆放肆，手段和性质往往也更为恶劣。让百姓重拾信心，惟有首先肃贪。
2、对干部队伍进行系统性的普及法律法规和加强执政能力和文明执法的轮训，同时辅以各种公开便利的社会监督举报的方式，督促新疆官员意识和观念的提高改善。
3、增强社会信息透明度，学习内地部分先进地区的经验，给当地媒体以更多的空间和尺度，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监督氛围，提振民气民心。
4、干部交流时，多从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和北上广等发达地区调派和吸纳干部，减少从内地北方来的干部，用先进地区的观念和意识影响和推进本地观念的改变。
5、在公务员和干部选拔上，注重综合素质、眼界、阅历等因素，少强调政治过硬或听话可靠等因素。
6、适当时机，释放一批被滥抓滥捕滥判的知识分子，如新疆经济日报的海莱提·尼亚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买买提（海莱提是出身于军队大院的知识分子，75之前一再主动向当地政府预警），向维吾尔社会传导一种积极和善意的信号，纾解其压抑悲观的情绪。
八、大汉族主义问题
现状：
宪法序言中关于民族问题，曾言：“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毛泽东时代，“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在民族关系时会同时出现，但今天“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则完全从日常用语中消失。
我们国家一直宣称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为“大汉族主义”被抓的基本没有，丢官倒台的也少，少数民族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不到10%，在文革前十七年却有几十万人因为“地方民族主义”被抓。
在现实中，“大汉族主义”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而且公开，尤其是“反三股势力”成为一个时期新疆各级政府工作重心之后，大汉族主义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面目出现，无人敢有异议，指责大汉族主义情绪流露，就会变成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它在民间层面和官方层面表现各有不同。
近年来，对维吾尔人的歧视愈演愈烈，并已全国范围内制度化。在维吾尔人因其身份在就业、办理护照、租房、住宾馆、出行的诸多方面屡遭歧视，国内很多机场甚至设有新疆专用安检通道。
在新疆本地，往往汉族人称维吾尔人为“缠头”、“维子”，到内地，则无论是宾馆住宿登记、乘坐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还是上网吧，都会遭遇歧视性对待甚至公开拒绝，往往服务人员还振振有词：公安部门有规定，你们不可以登记。有此遭遇者，下至普通学生、打工者，上至自治区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至于网上言论，则更为极端，自称“皇汉”，称少数民族为“胡种”者比比皆是。
而官方的大汉族主义，常见的一些说法，往往言者习而不察，比如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华夏儿女，往往被用作全体中国人的代称，但维吾尔人谈到祖先乌古斯汗或狼图腾，则被认为是民族分裂意识。此外，七五后，新疆各行政事业单位组织学习，为驳斥“新疆是维吾尔人的新疆”的狭隘观点，主讲学者往往强调汉族人比维吾尔人的祖先更早到达新疆，其逻辑虽与被驳斥逻辑如出一辙，但以官方身份出现，其宣讲目的与效果截然相反。
前述只是维吾尔人感觉到社会日益不公和缺少对其文化和情感的尊重。
在公共服务上，这种伤害对普通人造成的伤害和不便就更为严重，仅以姓名身份登记问题为例，各种身份信息填写的表格，几乎不考虑大部分维吾尔人不懂汉语，只列汉语姓名栏目，即使是填写汉语音译姓名，也往往不考虑维吾尔族姓名习惯，造成无法填写表格。在户籍电子化问题上，部分地方出台政策，只允许维吾尔人在常用姓名列表内选择名字，不在表格之中的名字则不予登记。
更严重的问题，是维吾尔社会对民族政策中大汉族主义色彩日渐浓厚的恐惧。政府强力推进的双语教育和维吾尔文化事业的急剧萎缩，让维吾尔社会普遍认为，官方的民族政策越来越像民族同化政策。从社会的公开场合，尤其是在网上，也不难发现汉族社会一种普遍的公开观点：只有加速同化维吾尔人，才能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
而近期越来越多出现的以民族政策检讨为名出现的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和重新调整民族概念的理论探讨，无不给人以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将成为中国民族政策主流的印象，它在维吾尔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危机感和恐惧感，动摇了其国家认同感。
民族的自然融入，民族文化的多元相处共存乃至互相影响，是历史趋势，没有人会真正反对，但正是基于大汉族主义强制同化政策的恐惧，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开始对内高班、汉语教育心怀恐惧，私下以强化民族意识、民族文化以及宗教回归的方式进行抵抗。
建议与思路：
1、政策上逐步落实和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和保护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现状；
2、对于公开的民族歧视言论和行为，应当参照国际通行办法，制定详细的禁则，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保护民族正当权力、反对包括民族歧视在内的身份歧视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手段保障少数民族在就业、公共服务和文化等的正当权益，消除那种随意的民族歧视，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全社会在文化和习惯上的一个反身份歧视的“政治正确”价值体系。
3、政府应组织专家学者系统研究讨论，确定哪些官方常见说法容易引起误解或伤及民族情感，通过这种讨论，形成一种社会反思，纠正某些习而不察的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说法，譬如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这种说法，在西方社会，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妥当的对种族特征的公然宣扬。
4、官方应当对反思和检讨中国社会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现象，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不要只强调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而不强调大汉族主义。至少应当允许社会对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自发反思和讨论，无论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国，还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今天中国社会强烈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都不是一种社会主流心态健康的表征。
5、理论上，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一员，则华侨和海外华人，就不应当仅是指汉族，事实上，政府对海外少数民族裔一视同仁，会收到奇效。譬如最近一年多以来，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开始主动慰问联系当地维吾尔裔社会，结果，此后在北京留学的维吾尔裔巴基斯坦学生张嘴闭嘴就是“我们海外华人”为祖国的建设如何骄傲自豪——过去，“海外华人”这个字眼从来不会有海外维吾尔人使用，因为它看上去是专属于汉族人的。
九、民族区域自治与反国家分裂
现状：
建国之初，中国先后通过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体系，确立了一套以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和民族平等为基础的民族政策体系，它不但相较旧中国是一次根本的飞跃，而且也明显在整体观念上领先于当时的西方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公平分配尊严和权力的制度，是把国家想要的、民族想要的东西统筹兼顾的一种体制机制，但在执行和落实环节上出了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基本法也已经颁布近30年，但还没有自治区一级的贯彻实施条例。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长期打白条、不兑现的现象尤为突出。
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并未真正有效落实有文化、经济以及特殊时代的政治环境等原因，但维吾尔社会反映民族区域自治未得真正落实的声音并不显著，既有当时权力观念和意识未苏醒的原因，也有维吾尔社会未觉得正当权益未严重受损的原因。
而最近一二十年来，至少在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名无实问题愈发严重。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立法工作迟迟无进展。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少数民族的就业、文化保护、干部使用、宗教信仰等问题的明确规定，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前述民族问题，本质上正是民族区域自治相关规定根本未被重视，维吾尔族权益未依法得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在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和民族自治法实施细则始终难产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使民族自治的前途更加扑朔迷离。
今天，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不是讨论如何落实民族自治，而是讨论民族自治的存废问题。尤其是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以马戎、杨圣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检讨民族政策和反思苏联解体问题时，公开否定和反对民族区域自治，并以消除民族分离意识为由，提出了一种类似“民族取消论”的观点。
在民族学专家们公开质疑和宪法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时，却鲜有人敢公开站出来捍卫民族区域自治，更不用说要求真正落实民族自治。它在实际上会造成一个效果：公众认为取消民族自治是国家的意志，是强制同化的公开表示。今天的客观气氛也形成了谁敢公开谈论落实民族自治，谁就是在主张民族分裂。
在学术上，只有一种声音，并不意味着这种声音反应的是社会实情。以75事件前，杨圣明的新疆民族问题调查报告为例，这份调查报告宣称，维吾尔人的国家认同程度高于汉族人的国家认同，对跨民族婚姻，绝大部分维吾尔族与汉族均支持态度。报告最后强调，认为新疆有严重民族问题的观点是危言耸听。但我们的调查与此完全相反，维吾尔族社会的国家认同度不容乐观，而且跨民族婚姻实际上在各个民族都是被反对和抵制的。
公开场合没有了维护和落实民族自治的声音，其实是极为可怕的。因为少数民族内心里其实呼唤的是真正的民族自治，如果没有了民族自治这个选项，就意味着只有两种安排，要么是取消民族自治被强制同化，要么是民族独立。
以反对分裂为名，取消民族自治，是一种极为有害的观点，它事实上意味着把少数民族中越来越多的人从绝望中推向了非理性的独立。妨害和危及中国的统一与完整的，不是民族自治，而是取消民族自治。
某种程度上，新疆反民族分裂问题，就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分离主义的赛跑。
思路：
迄今为止，多民族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关系的路径，几无例外都是区域自治，无论是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典型如欧洲的瑞士、西班牙、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国），还是移民中形成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国家（譬如加拿大的法语区）。
例外的国家，只有美国和马来西亚（比如华人）这种少数国家，因其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成分是后来逐渐融入，未形成不同民族集中居住的区域。
但今天马戎等学者给中国开药方时，却反复强调以美国这个国情与中国迥异的国家的经验，显然是错误且危险的。
分离主义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国有科西嘉问题，英国有北爱纷争，西班牙有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问题，加拿大有魁北克分离运动，日本有琉球复国运动……乃至在美国也有好几十个分离组织。
今天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可以完全消除分离主义的办法，但通过发展经济，落实民权，制度设计，运用法律手段，不断使其边缘化和非暴力化，增强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消解国际化压力，却有颇多成功案例。
或许最值得借鉴的是西班牙。1970年代末，西班牙告别威权主义后，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运动突然爆发。尤其是种族和语言与主体民族差异巨大的巴斯克分离运动，甚至到了全民主张分离的程度，极端组织不断制造暴力事件，但1979年10月，平衡各方利益的《自治条例》提交给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两地选民，各自有接近90%的人支持。今天，在分离倾向最严重的巴斯克，64%的人反对独立，在加泰罗尼亚，这个数字则高达80%。
而常被中国学者视为经验教训的南斯拉夫，却鲜有人强调更真实的一面：即原本南斯拉夫的民族分离倾向远不如西班牙严重，但主体民族塞尔维亚人，只在乎如何与其他民族争南斯拉夫的蛋糕，并不在意国家完整。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对国家分裂起了很坏作用。
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真正落实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相关规定，取得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平衡。
建议：
1、尽快颁布和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自条例》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细则》等配套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建设上使民族自治有完善的法律保障。
民族自治条例是自治地方自治权的最基本体现，而迄今为止，新疆自治区和所辖的5个自治州、6个自治县的相关自治条例无一出台。相比之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相关立法工作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完成，这里也可算得上是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效果最好的地方。
2、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应当允许维护国家统一完整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讨论，它是实践新疆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求得平衡的前提。
3、在现行的体制内，渐进落实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地位，至少应当制定一个目标，逐渐使维吾尔族的就业问题、文化保护问题，干部的任用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等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缓和当前极大的民族情绪和民族矛盾。
最后，中央实施援疆政策时，除应改变重经济、轻政治和文化的思路外，还应避免单一的经济输血功能，而忽视对当地经济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经济造血功能的扶持。目前援疆建设更多体现为内地央企和内地大资本的进入，而鲜见本地资本尤其是少数民族资本的机会。某些地方已出现了外地资本对本地资本的挤出效应，这种苗头值得警惕。因为它不但对本地就业改善无多，甚至直接伤及本地工商阶层的利益，其后果会比浪费巨大几无收效的援藏投资（见靳薇《援助政策与西藏经济发展》）更严重。
初稿于2011年1月15日
修改于2013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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