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新疆宗教问题研究综述

作者：杜嫣嫣、贺萍
來源：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07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科学研究也十分活跃,而且取得了丰硕成果。宗教问题研究也不例外。本文以10年为一个历史时期,总结新疆宗教问题的阶段性研究特点。

　 一、1978年至1988年

    这十年来,新疆宗教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入、传播与发展问题。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李进新《蒙古统治者与新疆的伊斯兰教》;秦惠彬《大食同唐朝的军事接触以及伊斯兰教的东渐》;田卫疆《试探元末时代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在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时间问题上,学者们尚存在分歧。现代史学家陈垣认为,唐永徽二年,大食遣使朝贡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界点;而《回回民族问题》者则认为,公元8世纪初期阿拉伯大将屈底波对中亚的征服才打开了伊斯兰教向古代新疆传播的大门。

    新疆伊斯兰教的教派问题。从新疆伊斯兰教的历史和现状来看,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新疆各民族穆斯林主要属于逊尼派,而塔吉克族属于什叶派中的依斯玛仪勒派。此外,苏非主义流派在新疆亦有广泛传布,在维吾尔族被称为“依禅派”,在回族被称为“门宦教派”,而在近现代,新疆的一些地方还有瓦哈比派传播。学者们通过社会调查和学术交流,在教派问题特别是苏非派问题上有了较大突破。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王守礼《新疆伊斯兰教派初探》;金宜久《苏非派与中国门宦》;安尼瓦尔《对新疆维吾尔族伊斯兰教依禅派和瓦哈比的调查》;阿吉努尔·阿吉《论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非主义)的形成传播及其本质》;王怀德《苏非派的演变与门宦制度形成的特点》。

    新疆少数民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伊斯兰教是新疆主要世居民族信仰的宗教。这一阶段,学者在研究新疆民族与伊斯兰教关系时,把关注点放在了少数民族中人数较多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进行专门研讨的有:谷苞《维吾尔族与伊斯兰教》、《试论伊斯兰教的传播对维吾尔书面语的影响》;苏北海《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族中的发展》、《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中发展的特点》,[14]以及《略论伊斯兰化对维吾尔文明的影响》。

    这一段时期,学者们对宗教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尤其在伊斯兰教教派问题的研究上成果显著,而对传播、影响范围较小且少有汉文文献记载的其他宗教则几乎没有涉及。另外,研究方法也较为简单,多表现为对历史的回顾和对客观事实的描述。

　 二、1989年至1998年

    这十年间,新疆的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术交流活动日渐活跃,学术氛围也日渐浓厚,学术成果自然也非常丰富。在新疆宗教问题的研究方面,不再局限于伊斯兰教一种宗教类型,研究范围明显扩大,学术界开始着眼于研究新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宗教类型,研究对象和内容主要涉及对基督教、天主教、景教、祆教、摩尼教、佛教的传入时间、传播地域的历史性考察,而对伊斯兰教的研究则更加充分,对伊斯兰教法以及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成为新亮点。

    在新疆宗教的总体性研究方面。荣松《新疆宗教古今谈》,首次较为全面地介绍新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喇嘛教),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其他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和东正教),以及当代新疆宗教的概况。

    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关于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入、传播与发展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所不同的是学者开始逐一考察伊斯兰教在新疆各个具体地区的传入时间、传播与发展的历程等更加细化的问题。

    在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有:苏北海《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盆地考》;]高永久《论11世纪初伊斯兰教在于阗的传播问题》;陈国光《正确阐明新疆伊斯兰教发展历史》。]而学者薛晖《高昌佛教与伊斯兰教关系小考》和朱普选《丝绸之路上的伊斯兰教》两篇文章则进一步分析了伊斯兰教在新疆取代佛教进而兴盛的原因,而且朱普选认为,除了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外,还与新疆与阿拉伯半岛有着相似的文化生态环境相关。

    对新疆少数民族与伊斯兰教关系的研究范围有所扩大,涉及到伊斯兰教与新疆其他世居民族的关系研究。研究成果有陈国光的《新疆东乡、撒拉、保安族中的伊斯兰教》、《纳赛尔·霍斯曼乌与伊斯兰教在新疆塔吉克族中的传播》。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关注和研究伊斯兰教法。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陈国光《清代新疆维吾尔地区伊斯兰教法问题》、陈国光《关于清代新疆伊斯兰教民法问题———契约文书研究》、《新疆历史上伊斯兰教法制的兴衰》,以及陈国光、徐晓光《清代新疆地区的法制与伊斯兰教法》。还有不少研究者从文化角度研究伊斯兰教。在这方面的研究有:陈国光《对新疆伊斯兰教教育的历史回溯》、《伊斯兰教与古代新疆文化》丁文楼《略论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文化的影响》;桑荣《新疆伊斯兰教的初期文化》。

    在新疆基督教、天主教研究方面,房建昌参酌中外史料,对新疆基督教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分别是:《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概述———兼论近代西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和《近代新疆基督教史的研究及史料》。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宗教与新疆社会的关系、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为国家对之进行相应有效的管理提供知识背景上的参考。不足之处在于,对除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宗教的研究仍显粗糙,科研力量较为薄弱。
　　
　 三、1999年至今

    这一时期,学术界对新疆宗教问题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学术界继续对伊斯兰教研究进行综述性总结。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高占福《中国20世纪伊斯兰教研究综述》;桑荣《百年来新疆伊斯兰教研究》,马霞《近十年来伊斯兰法若干问题研究综述》等文章。这些综述性文章涉及面广,系统地总结了伊斯兰教尤其是新疆伊斯兰教的研究状况,具有一定的文献索引意义。

    另外,学界开始深入分析和探讨伊斯兰教在新疆兴起的原因。这方面的研究有:赵荣织《论伊斯兰教在新疆兴起的社会根源》;[37]李进新《论吐鲁番地区佛教的衰亡和伊斯兰教的兴起》;李付兵《试论伊斯兰教在西域的勃兴及其兴起的文化本质》。

    学者们认为,从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到最终取得主导地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伊斯兰教的传播是统治阶级的武力强制推行的结果,绝大多数人是被迫接受伊斯兰教的,但在其后的发展中它却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又因为社会状况的变化以及佛教自身的原因,从而使人们由开始的被迫,逐渐转变为自愿的行为,并最终深入人心。这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宗教文化间的差异、斗争;另一方面则显示了新疆各民族兼容并蓄的文化吸纳能力。

    这一时期,学者们从微观的视角,把伊斯兰教对新疆社会的影响具体化到某一民族、某一地区甚至是日常生活的某一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有趣的画面,从而使平面的表述具有了立体化的效果。这方面的论文有:万维强《<古兰经>对维吾尔族民俗的影响》;胡振华《伊斯兰教与柯尔克孜文化》;周泓《伊斯兰教在近代新疆的世俗化与地方化———伯克制度及新疆伊斯兰文化与内地的相异》。

    对于伊斯兰教的民族性和地方性问题,主要集中在对维吾尔族麻扎和麻扎朝拜问题的研究。在这方面的论文有热依拉·达吾提《维吾尔族麻扎朝拜与伊斯兰教》和王欣《新疆吐峪沟麻扎崇拜的社会文化功能》。麻扎和麻扎朝拜本属非伊斯兰教的东西,它是原始宗教(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萨满教的遗风。信仰依禅派的维吾尔人则将这一古老的习俗带入伊斯兰教的仪式中,从而成为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间的影响、交流与融合。这两篇文章,从文化的角度分析指出:正是因为维吾尔族先民立足当地深厚的萨满文化传统,并对外来伊斯兰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吸收、改造与重构的结果,才使得维吾尔族麻扎朝拜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

    在新疆基督教、天主教研究方面,主要以木拉提·黑尼亚提的系列研究成果为代表。如:《近代西方内地会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近代新疆天主教会历史考》、和《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这三篇文章的研究内容涉及基督教、天主教的各个方面,而且研究材料广泛,包括外文和中文档案资料。而曾和平的《新疆基督教问题调查》一文则通过对新疆基督教传播的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的调查分析,提出了有关对策建议。

     萨满教在古代新疆各民族中十分盛行。迄今,在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中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萨满教的习俗,萨满教已经以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融入到新疆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以及其他宗教信仰当中去。在萨满教研究方面主要有:阿布都力江·赛依提《哈萨克人信仰中的萨满教遗迹》;黄达远《试论新疆少数民族城乡中的萨满教遗存》;李进新《萨满教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遗留》。这几篇文章所表现出的突出特点是重视实地调查研究,以微观的视角从不同民族的现实生活中寻找古代宗教的“影子”,并注意分析其经久不衰的原因。

    在当代新疆宗教问题研究方面,以李进新和马品彦的观点较具有代表性。李进新在《新疆宗教演变史》一书的绪论中把新疆地区宗教发展、演变的基本特点归纳为以下四点:(1)多宗教信仰并存是从古至今新疆宗教演变最基本的特点;(2)新疆流传的宗教多属于“外来宗教”,这些“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后,都有一个与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相融合、相适应即民族化和地区化的过程;(3)在新疆宗教演变史上,有的宗教兴起了,有的宗教消亡了,兴亡消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有客观环境的影响和社会内部的因素,也有宗教本身变化的原因;(4)新疆在宗教信仰上的几次重要变化,都与西域民族的迁徙运动有一定的联系,这种变化的结果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发展。马品彦在《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与演变》]一文中指出,从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形成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以来,构成这一格局的宗教在不断发展演变,但不管其如何演变,都未能改变多种宗教并存的这一基本格局。

    围绕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学术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研究和探讨积极引导新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有:李建生《关于引导新疆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刘仲康《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适应》;龙群《论宗教对新疆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祁先忠《浅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途径———新疆哈密地区宗教工作探讨》。此外,鉴于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总是打着伊斯兰教“圣战”的口号来混淆视听、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现实,一些学者还对伊斯兰教与宗教极端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马金伟《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成因的多维分析》;蔡华《试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与影响》;杨超《浅论当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何志龙、相艳《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及其对我国安全的影响》;魏克强、沙万中《我国新疆地区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犯罪成因分析》;杜楠《新安全观视角下新疆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及对策》。

    从新疆宗教工作的角度,有束迪生的《对当前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几点理论思考》;李建生的《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及其在新疆的实践》、《新疆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情况及其对策意见》;刘仲康的《新世纪、新阶段做好新疆宗教工作的几点理论思考和建议》,以及毕志强、曹尚亭的《试论党的宗教工作及其历史经验———以吐鲁番地区为例》,这些研究不仅对党的宗教政策在新疆的实践进行了总结,还对新疆宗教工作实践本身进行了理论思考,为促进新疆的和谐稳定、发展繁荣做出了贡献。

    二是专门化和连续性。表现在,通过翔实的古籍资料的相互佐证、中外史料的对比参考,或对前说提出质疑、反驳,或推动研究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针对某一种宗教或者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连续性研究。更加可喜的是,研究团队的合作性有所加强,老中青三代学者前赴后继,一方面继承了已有成果,一方面又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大大增加了研究成果的新颖性和可信性。总之,这一时期从事新疆宗教问题研究的学者们开始注意拓展研究的新思路、探索研究的新方法,在分述各种宗教的基础上,着重进行总体性、综合性的把握,而且注重挖掘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注意引导使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重视国家政策、法律的作用,重视在实践中活用理论、发展理论、总结经验。这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界新疆宗教问题研究的突出特点。

（本文转载自：《实事求是》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