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达
來源：《新紀元》周刊 (第223期2011/05/12)
http://epochweekly.com/b5/225/9371p2.htm
自焚抗議中共血腥鎮壓西藏的21歲藏族僧人平措遭當局毆打致死，並且對戈爾登寺戒嚴，封鎖對外交通，逮捕平措親屬等一連串打壓，激起近萬名藏族民眾聚集抗議，隨後一波波藏民被公安施暴的死亡事件，更激化對立的暗潮……
文 ◎ 季達
今年3月16日，四川阿壩縣戈爾登寺21歲的年輕藏族僧人平措，自焚抗議中共血腥鎮壓西藏和平示威。阿壩縣警方人員在熄滅平措身上的火焰後，便開始狠狠地毆打他。隨後平措即被送往當地醫院治療，因傷重不治於次日凌晨3時死亡。當局對戈爾登寺戒嚴，封鎖對外交通，並逮捕了平措的親屬。
近萬名藏族民眾聚集在阿壩縣市場附近，抗議當局對戈爾登寺的封鎖，聲援寺內僧侶，抗議當局的打壓。
藏僧自焚軍警介入
3月19日，被封鎖的戈爾登寺的2,500名僧人，為平措舉行喪禮。
3月22日，平措的弟弟，19歲的洛桑格桑，也是格德寺的僧人，他的舅父洛桑措珠及另一名格德寺的僧人，也是同鄉的桑珠被捕。洛桑格桑和洛桑措珠隨後獲釋。3月25日，洛桑次帕，27歲，夜間在北京遭當地公安關押，他是北京民族大學學生，也曾和平措一樣是格德寺的藏僧。
鄰近阿壩縣的壤塘縣南達鄉藏民，3月23日以抗議活動聲援阿壩藏民。中共當局派遣大量部隊阻止壤塘縣和阿壩的抗議活動；至少4名藏人，沃科、多吉、阿多和唯色多吉被逮捕，迄今仍未獲釋。
4月8日，約30名藏人在壤塘縣窩瑪鄉公安局辦公室抗議，一位從嘉絨縣因結婚來到壤塘縣的青年藏人在現場遭公安重創受傷嚴重，之後在醫院中死亡；近千藏人包圍公安局抗議他的死亡。
同一天，3名格德寺藏僧，東宥多吉、丹增江科和一個身份不明的僧人被捕。
4月12日，警方和當地民眾以及寺院僧侶發生衝突，員警包圍了戈爾登寺，並將多名喇嘛毆打致傷。
對抗升級
據在達蘭薩拉的一位僧侶向媒體介紹說，因為有傳聞說中國軍隊計畫把所有的僧侶從寺廟裡趕出去，週三晚間很多藏人在戈爾登寺門前過夜，以圖阻止軍隊驅趕僧侶。
戈爾登寺僧人和當地民眾試圖阻止安全部隊進入寺廟時，中國警方放出受過訓練的警犬攻擊居民，咬傷民眾。
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團體「國際支援西藏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透露說，戈爾登寺僧人和當地民眾試圖阻止安全部隊進入寺廟時，中國警方放出受過訓練的警犬攻擊居民，咬傷民眾。之後，公安部門企圖趕走寺廟裡的兩千多名僧侶，並且封鎖了戈爾登寺。
4月13日，流亡在印度達蘭薩拉的戈爾登仁波切發表公開聲明，要求當局停止暴力行動。他在聲明中表示：「不信任自己的民眾，僅僅靠懷疑、騷擾、監控等不擇手段的鎮壓，是無法實現和諧的。我呼籲，立即停止暴行，尤其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否則，再多的軍隊和監獄，也可能是不夠用的。」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唐納表示，中國安全部隊在戈爾登寺的干預行為「不符合國際認可的宗教自由和人權的原則」。他說，美國政府已經向中國官方提出了這個問題，且將持續密切監控情勢。
4月19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稱：「近日戈爾登寺僧人的生活、佛事活動，一切正常，當地的社會秩序也一切正常，警寺雙方一直十分融洽。」他表示，過去多年以來，警方和寺方組成治安聯防隊，以防止壞人進入寺廟。
4月22日，中國軍警進入戈爾登寺，逐房搜索，抓捕了三百多名僧人。
當局計畫徹底改造戈爾登寺
26日，中國外交部洪磊調門大變，「針對戈爾登寺少數僧人長期以來嚴重干擾破壞當地正常社會秩序，玷污藏傳佛教形象，極大傷害信教群眾的感情，這樣一個事實。阿壩縣人民政府對戈爾登寺集中進行法制宣傳教育。」
中國官方《新華社》25日一篇題為《阿壩縣民眾：早就希望對戈爾登寺開展法制教育》的報導稱，「當地民眾對這個寺廟怨氣越來越大，緣於近三年來，戈爾登寺僧人不斷製造違法事端，擾亂社會秩序，破壞民眾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例如，2008年3月16日，戈爾登寺1,500名僧人中有超過300人參與了打砸焚燒當地政府和派出所；2009年和今年，戈爾登寺僧人紮白、平措先後自焚。這些違法犯罪行為給阿壩縣經濟發展帶來了不良後果，直接損害了民眾的經濟利益。」
該官方媒體報導還稱，戈爾登寺的一些僧人被查出患有淋病等性病，報導引述多名據稱是「當地藏族居民」指責，稱那些「不務正業的僧人」正在污染佛教形象，「戈爾登寺的僧人連年鬧事，牽扯了政府和幹部很多精力，肯定影響我們經濟社會發展速度。」
在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中國事務辦公室工作人員次仁娜姆接受法國廣播公司採訪的時候澄清那都是中共的宣傳：「自從3月16號發生自焚以後，中共就對戈爾登寺強行封鎖與外界隔離，當地民眾沒有說希望給僧侶進行法制教育什麼，都是中共自己講的，事情根本不是這樣的。當地民眾都很擔心僧侶安全，所以12號開始，過百名老人日夜輪流住在寺院附近，就是怕當局把僧侶帶走，警方放狗咬這些老人，雙方發生衝突，過程中兩名老人去世，這是確切的消息。」
她還透露，「中共當局準備從今年年底開始對戈爾登寺進行接管，目前的寺觀會將失去作用。戈爾登將由國家直接管理。首先，寺院僧人的人數將從目前的2,500人減少至400至500人，他們將把外地來的僧人全部遣送回家，其次，藏人要進入寺院當僧人必須擁有中學畢業文憑，並且獲得當地宗教部門的批准。」◇
星期四, 10月 24, 2013
星期三, 10月 23, 2013
格尔登仁波切记者会
格尔登仁波切记者会
记录整理稿
2011-11-16
來源：中国人权
http://www.hrichina.org/hk/content/5786
谭竞嫦（中国人权执行主任）：我代表中国人权欢迎西藏和印度的格尔登寺住持、精神领袖格尔登仁波切，也欢迎今天与会的中国、香港和纽约新闻媒体的朋友们。2011年3月以来发生的一系列藏人自焚事件是西藏人权状况骇人听闻的写照，它是与中国整体人权状况相联系的一部分。包括维权人士、律师、记者和上访人士在内的大陆汉族人，同样受到当局的暴力对待、骚扰、拘留和强迫失踪。两个著名的案例，一个是陈光诚和他全家被殴打、软禁，另一个是高智晟继续被失踪。由于中国当局对信息的控制，外界难以获取实际情况的准确信息。我们希望这次与仁波切的见面将有助于国际媒体理解和报道西藏问题。
格尔登仁波切（藏语发言，英文翻译）：我先来介绍一下自己。我的名字是格尔登图库（活佛），我是11世格尔登仁波切，多年来一直与西藏人民心心相印、骨肉相连。
我想主要讲一下西藏目前正在出现的紧急形势，尤其是在西藏阿坝这个地区。
“三代藏人的创伤”
这一备受关注的紧急形势之所以在阿坝出现，是因为这一地区的藏人遭受了持续三代人的创伤。
第一代藏人的创伤可追溯到1935年，第二代是在1958至1966年，即文化大革命和所谓的“民主改革期间”。第三代创伤是中国当局从1998年开始进行的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这个创伤此刻正在撕开西藏的心脏。
为什么在西藏，尤其是阿坝地区，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中国政府一直在整个西藏，尤其是在阿坝地区进行严厉的镇压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从今年3月以来当局把寺院分成很多小组，对僧人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几乎不分昼夜地对僧人住处进行任意搜查。当局的强力镇压，已经使藏人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现在请提问题。
发生自焚的导火索
问【所有问题均由谭竞嫦代为读出，除非另有说明】： 第一个问题来自《华尔街日报》：“是什么原因触发或催生了自焚事件？”
答【格尔登仁波切用藏语回答问题，然后翻译成英文，除非另有说明】：主要原因其实就是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西藏进行的镇压，于是自焚这种反抗形式便在西藏产生了。
自2008年以来，当局在阿坝的格尔登寺院不断加大的镇压力度，确实已经达到了藏人的爆发点。
“极度恐惧和绝望的状态”
问：这一组问题是《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提出的。首先是《金融时报》的问题：“在一系列自焚事件发生的背景下，中国当局在西藏地区采取的安全措施——部队的部署、宵禁——有什么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当局采取了哪些新的镇压措施？具体是什么？为什么自焚事件仍在扩大？”第二个问题，来自《华尔街日报》：“明显的骚乱仅仅在以格尔登为中心的地区出现，还是已经蔓延到其它寺庙？如果蔓延开来的话，是哪些寺庙？”
答：总体上讲，当局的镇压是在西藏各地进行的。镇压的强度实际上相当于对整个西藏实行了戒严。
事实上，藏人在西藏自治区和自治州这些地方非但没有享受到更大的自治，反而比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遭受更大的压迫。
藏人没有环境保护的权利，没有宗教自由的权利，没有行动自由。这些就是藏人一直受压迫的例子。
虽然当局这些对藏人的压迫政策是在整个西藏实行，但是从2008年以来，阿坝地区遭到了更严厉的镇压。
自2011年3月以来，当局对僧人进行夜以继日的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包括对寺院任意搜查；在整个寺院里安装闭路摄像头、窃听设施和观察塔楼；围捕数百僧人，拘留在秘密地点，其中许多人遭到酷刑。这些就是中国当局在阿坝进行严厉镇压的例子。
2008年，我们曾目击中国当局对阿坝格尔登寺院进行的非常严厉的镇压。从今年3月开始，我们看到这样的镇压再次在寺院发生。为了对僧人加速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他们把僧人分成55个小组。800名中国政府的官员进驻寺院，迫使僧人处于极度恐惧和绝望的状态。
虽然名义上叫“再教育”，实际上僧人却处于被监禁的状态。
当局定期对僧人们进行盘问，问他们的看法改变了没有，立场转变了没有？只要他们的观点还没有改变，当局就威胁要毁了他们的寺院。
自焚——“非暴力反抗的最有力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格尔登寺院的僧人陷入极大的绝望之中。他们发觉，除了诉诸非暴力反抗中最有力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反对中国的统治，别无选择。藏人采取自焚行动，避免伤害任何一个汉人，以非暴力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一直对格尔登寺进行镇压，好像只有那里会发生绝望行动，其实不然，这种反抗方式已经扩大到西藏其它地方，包括道孚和甘孜。
采取自焚反抗方式的藏人没有性别或社会群体之分。他们代表了西藏社会的各个部分，包括僧人和世俗阶层，男人和妇女。
通过这样的行动，他们试图表达藏人的终极愿望和藏人迄今所遭受的终极苦难。
如果当局撤出军队、停止再教育、改变核心政策，中国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间使自焚行动停止。
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镇压是一系列自焚事件发生的根源。只要这些根本原因没有改变，只要这些根本原因还存在，后果就会继续出现。
现在，中国政府通过实行镇压政策，正在把西藏问题变为西藏地区的民族冲突。
“中国的司法制度完全不公平”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司法体制完全不公平，完全不公正。
比如，平措1的叔叔们在平措采取自焚行动时试图救他——但他们却被控杀害平措。受害者被指控为罪犯。这是不公正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司法制度很大一部分已经被腐败和金钱收买了。
问：《多伦多星报》的问题是：“11名僧侣和尼姑自焚，据报道其中6人已经死亡；其他5人的情况怎么样？”还有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今年上半年300名从格尔登寺院被带走的僧人现在情况怎样了？”
答：我们知道在自焚的藏人中已有6人死亡。关于其他人，我们了解到的是，中国政府把他们带走了，之后有关这些人的下落音讯全无。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些人是活是死，中国政府对我们和全世界封锁了有关消息，没有任何一点有关他们下落的消息。
我们所知道的消息是，被当局从寺院被强行带走的300名僧人，其中一些人可能已经获释或是允许回去，其中有些可能已经逃回来了。但到目前为止，有关他们大部分人的下落，还是没有可确认证实的消息。
问：《华尔街日报》的问题：“人们对达赖喇嘛和噶玛巴喇嘛对自焚发表的声明有什么反应，如果他们知道这些声明的话。”
答：达赖喇嘛和噶玛巴喇嘛都说这些自焚在西藏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不断强化的镇压。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结束其镇压之日，就是这些绝望行动停止之时。
达赖喇嘛的主要观点是要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解决冲突。
“没有任何军事暴力统治能解决任何冲突”
没有任何军事暴力统治能够解决任何冲突。因此，我们认为绝对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和官员们要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非暴力和对话的方式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他们应该拿出勇气和远见这样做。
中国官员和西藏当局，他们现在在西藏使用的方式还是上个世纪的。我有时怀疑北京中央政府是否了解某些地方当局在做什么，他们在使用什么方式解决问题。要么中国政府不知道地方当局的所作所为、不知道他们正在西藏实行最严厉的镇压措施，如果他们了解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敦促北京领导人允许国际社会到西藏去访问，允许世界媒体到西藏去采访，让我们去看看那里发生的真实情况。
所以，中国政府不允许任何外面的人和媒体到西藏去这一事实，就暴露了中国政府知道他们正在隐瞒某些在西藏发生的事情这个事实。
如果你有真相，就让世界看看。
寺院权力被官方“篡夺”
问：下面是德国《莱比锡人民报》的问题：“派驻在格尔登寺院的800名官员现在是否还在那里？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是政府的哪些部门？是格尔登地区的还是其它地方的？他们究竟在那里干什么？”
答：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是曾经派驻格尔登寺院的800名官员人数已经减少到300至400人了。他们大部分来自四川省4个不同的县。
问：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答：目前，人们在说格尔登寺院所有的管理权已经被强行剥夺，或者说被阿坝州政府官员篡夺。这些官员在寺院里所做的就是监视僧人在寺院里的活动，他们还负责在寺院开展日常的再教育活动。
问：这里有两个来自《卫报》和《南华早报》的问题：“尊者能不能谈一下自己的情况？是什么时候离开西藏的？是否打算回去？以前有没有这样对外发言？想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尊者担任住持有多久了？现在住在哪里？印度？”
答： 1959年，我逃离西藏，到印度流亡。1984 或1985年，我曾可以短暂返回西藏。现在，我住在达兰萨拉。我一直深切渴望回到西藏，事实上，我常常要求中国政府准许我返回西藏。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我们获得被允许返回的自由，那么任何一个藏人都愿意回到西藏。此外，我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了解西藏的现实状况。
中国政府“散布假消息”
问：《卫报》提的另一个问题是：“尊者以前有没有这样对外发言过？这样做有什么后果？”
答：我现在之所以非常强烈地对外发言，完全是因为西藏的形势极端严峻，主要发生在与我个人关系密切的阿坝格尔登寺院周围。
我现在之所以非常强烈地对外发言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公布正在发生的事件真相，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对它自己的人民——中国人——隐瞒真相，他们开动宣传机器传播假消息，告诉老百姓，西藏发生的事件并不是因为西藏人要自由。他们一直编造有关西藏局势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说出真相，这样人民就会发现中国政府在隐瞒什么。
比如，在格尔登寺院有一个房间是专门存放旧的使用过的武器的，这些用过的武器是过去藏人发誓不再杀害动物后交出来的。中国政府一直告诉媒体和老百姓，寺院藏着这些武器是因为僧侣正在打算对中国政府发动战争。
由于中国政府一直向其老百姓散布这种谎言，因此我要利用这一机会说出真相。
我所尽力关注的是，采取这一立场和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会使公众了解事实的真相。
分化与审问
问：这里有来自《金融时报》、《卫报》、公共电台、《南华早报》、《华尔街日报》、《莱比锡人民报》的问题。有一组问题是关于如何理解寺院内人员结构的。“什么时候僧侣被分成55个不同小组的？2008年，还是今年自焚发生之后？在这些小组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格尔登有多少僧侣？目前格尔登寺里最资深的喇嘛是谁？他现在的情况如何？中国当局有没有安插一些亲信进来？”
问：把僧侣分成55个小组，是从今年3月开始的。在 2008年，僧侣被分成8个组。中国政府通过这些小组来开展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这些小组是落实再教育运动的方式。
当局把僧侣分成55个小组所要达到的唯一真正目的，是通过这些小组，可以对僧侣定期审问和批斗，问他们是不是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已经对西藏政治和中国政府形成了新的看法。
当局有一本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的教科书。这本分发的教科书是以最美好的漂亮言辞开头的，但是一旦你读完全书，简单来说，这本书就是要求僧侣应该服从中国当局，并按照他们命令的每一件事去做。
传递消息的地下渠道
问：公共电台提出的问题是：“仁波切是怎么知道所有这些事情的？”《卫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没有改变政策和行为的情况下，尊者是否会告诫僧侣不要自焚？”
答：关于前面提到的还有多少僧侣留在格尔登寺的问题，目前很难确定僧侣的人数，因为信息渠道已经被切断。
不过：一直有一些不同的地下渠道，人们通过这些渠道把消息传给我们。最重要的是，因为当地的人民把我当作值得信任的人，因为他们有信仰，信任我，他们努力为我搜集所有这些不同的消息。
那些努力将消息传递给外界的人的处境令人关切。不管是文件、数字、图像或任何数据，哪怕只是一个小消息，他们都有可能为此而遭到中国当局非常严厉的惩罚。即使中国当局并不确定某个藏人是否与外界进行联络，或把这类消息传递出来，只要当局怀疑，就会立刻把他们关进监狱。
这里有很多藏人仅仅因为被怀疑把有关抗议的消息传给外界，就被关进监狱的案例。
“我们没有道德权威”制止自焚
只要中国政府不放松在西藏的镇压，那么生活在那里的西藏人民就有权利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是否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被迫采取这类行动是因为他们没有其它选择。由于这种情况，由于不是我们从一开始告诉他们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我们没有道德权威或权利去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作为一个佛教高僧和修炼者，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任何人遭受折磨，更不要说去死了。
每次有人以这样的行动来放弃自己的生命，我们都会产生巨大的痛苦，因为西藏人口很少，是一个很小的族群，特别是这些藏人展现了巨大的勇气和对他们家乡的爱。这样的损失使我们感到更大的悲伤。
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哪怕看到一个虫子死亡，都会产生巨大的失落感和痛苦。
“恐惧气氛弥漫整个地区”
问：《华尔街日报》的问题是：“请说明一下在格尔登寺院是否真的有一个你的‘竞争对手’？”《莱比锡人民报》的问题是一个前面提出而还没有回答的问题：“格尔登寺院现在有多少僧侣？” 然后是《南华早报》的问题，也是前面提出的：“尊者能否描述一下寺院的情况，以及现在僧侣们的状态？”
答：在格尔登寺院的四个方向上现在正在建四座楼，以便加强监控僧侣的所有活动。阿坝州当局夺走了寺院的全部权力，直到明年3月。僧侣被告知，如果他们表现好，这些权力会还给寺院。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中国政府任命格尔登寺院类似“官方喇嘛”的消息。但是，显然中国当局一直在格尔登寺院对一些喇嘛施加压力，希望这些喇嘛可以变成与我们对抗的对手。
他们还炮制了很多假新闻、假消息，在寺院里传播假信息，以便使这些人转而和我们对抗。大部分假消息似乎是针对着中国老百姓编造的。
到目前为止，格尔登寺院的每一个僧侣都生活在恐怖的气氛中，整个地区都弥漫着恐惧气氛。每一个人都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中国的司法制度会把一个可怕的假罪名安到他们头上。
所以，这是一种恐怖气氛，目前他们就是在这种气氛里生活。
谭竞嫦（中国人权）：我这里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介绍下你自己和所代表的媒体？
蓝青（自由亚洲电台）：是的，我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蓝青。
我的问题是，我们知道胡锦涛曾经担任过西藏的领导人。那时，他动用军队镇压西藏民众；他手上是有血的。现在他是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你知道共产党的统治者谁强硬谁就能往上升，现在他已经到了这个位子。那么，你怎么会觉得他们仍有兴趣进行对话呢？我们知道达赖喇嘛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对话，但是他们（中共领导人）完全没有兴趣。
有消息说，胡锦涛是经过考验的——通过他在西藏的表现——然后成为可以被放在这个领导位置上的人。
在使用暴力达到目的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团结一致”；我们则“坚持非暴力对话”
答：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共党文化造成的，他们总是说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允许人民做的。
中国当局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使用暴力和残忍手段，在这一点上，所有领导人是团结一致的。如果有人对这个政策提出异议，领导层马上会认为这个人非常可疑。从最高层领导到基层官员，这是他们都认同的文化。任何人要对这种政策提出不同看法，都需要非凡的勇气。目前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没有这种勇气和眼光。
当我们说要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指胡锦涛，也不光是指现在的中国政府，我们在谈到对话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一个解决这一危机的长远政策。即便为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我们坚持非暴力对话。
问： 《卫报》希望澄清一个问题：“自焚的总数是不是11人？”另外，《华尔街日报》想知道仁波切的年龄。
答：如果我们只计算在西藏已经采取自焚行动的人，自3月到目前为止，可以确认的数字是11人。有些发生在偏远农村地区的自焚事件不很确定，缺乏确切的消息和文件。不过，西藏的11人自焚是可以确认的数字。
在西藏之外的流亡藏人中，一位年轻藏人男子，过去是西藏青年大会的成员，最近试图在德里中国大使馆前自焚。我们也知道在尼泊尔有一名西藏僧人上周试图自焚。
根据藏历，我是1942年出生的，现年70岁。
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南华早报》提出的：“能不能请仁波切确认一下他在藏传佛教等级制度中的级别和地位？”
翻译Tendor（自由西藏国际学联）： 现在，我来以第三者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以我个人的身份发言。格尔登寺院有许多分院，这有点像连锁店。不仅在阿坝，还有在安多，所有与各格尔登寺院有关的人员加起来总数有数万之多。许多世代以来，仁波切是他们这个等级制度中的最高首脑。
满洲皇帝曾有一个制度，两次授予仁波切呼图克图（蒙古语圣者之意）称号。
西藏五世达赖喇嘛在位时期，曾授予仁波切的前世“戎布法主”称号。现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位期间，授予仁波切以“朱古纳松”（清代中央政府授予西藏和蒙古地区具德高僧的封号）称号，这通常可以翻译为“三大化身”，但请不要引用我的翻译， 我担当不起。
现在，仁波切拥有普通退休喇嘛的高贵地位。
谭竞嫦（中国人权）：我们感谢每一位与会者，特别要感谢远方与会者的耐心。这是中国人权第一次主办远程视频记者会。我们希望下一次能更加顺利。我们将把一些词的拼法和后续消息传给所有与会者人。再一次感谢所有与会者，感谢在纽约现场的与会者。感谢各位，感谢仁波切，感谢Tendor精彩的翻译。谢谢！
编者注释
1. 平措，20岁，西藏阿坝僧人，于2011年3月16日自焚，是第一位自焚的藏人，第二天死亡。 ^
记录整理稿
2011-11-16
來源：中国人权
http://www.hrichina.org/hk/content/5786
谭竞嫦（中国人权执行主任）：我代表中国人权欢迎西藏和印度的格尔登寺住持、精神领袖格尔登仁波切，也欢迎今天与会的中国、香港和纽约新闻媒体的朋友们。2011年3月以来发生的一系列藏人自焚事件是西藏人权状况骇人听闻的写照，它是与中国整体人权状况相联系的一部分。包括维权人士、律师、记者和上访人士在内的大陆汉族人，同样受到当局的暴力对待、骚扰、拘留和强迫失踪。两个著名的案例，一个是陈光诚和他全家被殴打、软禁，另一个是高智晟继续被失踪。由于中国当局对信息的控制，外界难以获取实际情况的准确信息。我们希望这次与仁波切的见面将有助于国际媒体理解和报道西藏问题。
格尔登仁波切（藏语发言，英文翻译）：我先来介绍一下自己。我的名字是格尔登图库（活佛），我是11世格尔登仁波切，多年来一直与西藏人民心心相印、骨肉相连。
我想主要讲一下西藏目前正在出现的紧急形势，尤其是在西藏阿坝这个地区。
“三代藏人的创伤”
这一备受关注的紧急形势之所以在阿坝出现，是因为这一地区的藏人遭受了持续三代人的创伤。
第一代藏人的创伤可追溯到1935年，第二代是在1958至1966年，即文化大革命和所谓的“民主改革期间”。第三代创伤是中国当局从1998年开始进行的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这个创伤此刻正在撕开西藏的心脏。
为什么在西藏，尤其是阿坝地区，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中国政府一直在整个西藏，尤其是在阿坝地区进行严厉的镇压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从今年3月以来当局把寺院分成很多小组，对僧人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几乎不分昼夜地对僧人住处进行任意搜查。当局的强力镇压，已经使藏人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现在请提问题。
发生自焚的导火索
问【所有问题均由谭竞嫦代为读出，除非另有说明】： 第一个问题来自《华尔街日报》：“是什么原因触发或催生了自焚事件？”
答【格尔登仁波切用藏语回答问题，然后翻译成英文，除非另有说明】：主要原因其实就是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西藏进行的镇压，于是自焚这种反抗形式便在西藏产生了。
自2008年以来，当局在阿坝的格尔登寺院不断加大的镇压力度，确实已经达到了藏人的爆发点。
“极度恐惧和绝望的状态”
问：这一组问题是《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提出的。首先是《金融时报》的问题：“在一系列自焚事件发生的背景下，中国当局在西藏地区采取的安全措施——部队的部署、宵禁——有什么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当局采取了哪些新的镇压措施？具体是什么？为什么自焚事件仍在扩大？”第二个问题，来自《华尔街日报》：“明显的骚乱仅仅在以格尔登为中心的地区出现，还是已经蔓延到其它寺庙？如果蔓延开来的话，是哪些寺庙？”
答：总体上讲，当局的镇压是在西藏各地进行的。镇压的强度实际上相当于对整个西藏实行了戒严。
事实上，藏人在西藏自治区和自治州这些地方非但没有享受到更大的自治，反而比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遭受更大的压迫。
藏人没有环境保护的权利，没有宗教自由的权利，没有行动自由。这些就是藏人一直受压迫的例子。
虽然当局这些对藏人的压迫政策是在整个西藏实行，但是从2008年以来，阿坝地区遭到了更严厉的镇压。
自2011年3月以来，当局对僧人进行夜以继日的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包括对寺院任意搜查；在整个寺院里安装闭路摄像头、窃听设施和观察塔楼；围捕数百僧人，拘留在秘密地点，其中许多人遭到酷刑。这些就是中国当局在阿坝进行严厉镇压的例子。
2008年，我们曾目击中国当局对阿坝格尔登寺院进行的非常严厉的镇压。从今年3月开始，我们看到这样的镇压再次在寺院发生。为了对僧人加速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他们把僧人分成55个小组。800名中国政府的官员进驻寺院，迫使僧人处于极度恐惧和绝望的状态。
虽然名义上叫“再教育”，实际上僧人却处于被监禁的状态。
当局定期对僧人们进行盘问，问他们的看法改变了没有，立场转变了没有？只要他们的观点还没有改变，当局就威胁要毁了他们的寺院。
自焚——“非暴力反抗的最有力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格尔登寺院的僧人陷入极大的绝望之中。他们发觉，除了诉诸非暴力反抗中最有力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反对中国的统治，别无选择。藏人采取自焚行动，避免伤害任何一个汉人，以非暴力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一直对格尔登寺进行镇压，好像只有那里会发生绝望行动，其实不然，这种反抗方式已经扩大到西藏其它地方，包括道孚和甘孜。
采取自焚反抗方式的藏人没有性别或社会群体之分。他们代表了西藏社会的各个部分，包括僧人和世俗阶层，男人和妇女。
通过这样的行动，他们试图表达藏人的终极愿望和藏人迄今所遭受的终极苦难。
如果当局撤出军队、停止再教育、改变核心政策，中国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间使自焚行动停止。
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镇压是一系列自焚事件发生的根源。只要这些根本原因没有改变，只要这些根本原因还存在，后果就会继续出现。
现在，中国政府通过实行镇压政策，正在把西藏问题变为西藏地区的民族冲突。
“中国的司法制度完全不公平”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司法体制完全不公平，完全不公正。
比如，平措1的叔叔们在平措采取自焚行动时试图救他——但他们却被控杀害平措。受害者被指控为罪犯。这是不公正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司法制度很大一部分已经被腐败和金钱收买了。
问：《多伦多星报》的问题是：“11名僧侣和尼姑自焚，据报道其中6人已经死亡；其他5人的情况怎么样？”还有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今年上半年300名从格尔登寺院被带走的僧人现在情况怎样了？”
答：我们知道在自焚的藏人中已有6人死亡。关于其他人，我们了解到的是，中国政府把他们带走了，之后有关这些人的下落音讯全无。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些人是活是死，中国政府对我们和全世界封锁了有关消息，没有任何一点有关他们下落的消息。
我们所知道的消息是，被当局从寺院被强行带走的300名僧人，其中一些人可能已经获释或是允许回去，其中有些可能已经逃回来了。但到目前为止，有关他们大部分人的下落，还是没有可确认证实的消息。
问：《华尔街日报》的问题：“人们对达赖喇嘛和噶玛巴喇嘛对自焚发表的声明有什么反应，如果他们知道这些声明的话。”
答：达赖喇嘛和噶玛巴喇嘛都说这些自焚在西藏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不断强化的镇压。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结束其镇压之日，就是这些绝望行动停止之时。
达赖喇嘛的主要观点是要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解决冲突。
“没有任何军事暴力统治能解决任何冲突”
没有任何军事暴力统治能够解决任何冲突。因此，我们认为绝对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和官员们要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非暴力和对话的方式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他们应该拿出勇气和远见这样做。
中国官员和西藏当局，他们现在在西藏使用的方式还是上个世纪的。我有时怀疑北京中央政府是否了解某些地方当局在做什么，他们在使用什么方式解决问题。要么中国政府不知道地方当局的所作所为、不知道他们正在西藏实行最严厉的镇压措施，如果他们了解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敦促北京领导人允许国际社会到西藏去访问，允许世界媒体到西藏去采访，让我们去看看那里发生的真实情况。
所以，中国政府不允许任何外面的人和媒体到西藏去这一事实，就暴露了中国政府知道他们正在隐瞒某些在西藏发生的事情这个事实。
如果你有真相，就让世界看看。
寺院权力被官方“篡夺”
问：下面是德国《莱比锡人民报》的问题：“派驻在格尔登寺院的800名官员现在是否还在那里？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是政府的哪些部门？是格尔登地区的还是其它地方的？他们究竟在那里干什么？”
答：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是曾经派驻格尔登寺院的800名官员人数已经减少到300至400人了。他们大部分来自四川省4个不同的县。
问：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答：目前，人们在说格尔登寺院所有的管理权已经被强行剥夺，或者说被阿坝州政府官员篡夺。这些官员在寺院里所做的就是监视僧人在寺院里的活动，他们还负责在寺院开展日常的再教育活动。
问：这里有两个来自《卫报》和《南华早报》的问题：“尊者能不能谈一下自己的情况？是什么时候离开西藏的？是否打算回去？以前有没有这样对外发言？想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尊者担任住持有多久了？现在住在哪里？印度？”
答： 1959年，我逃离西藏，到印度流亡。1984 或1985年，我曾可以短暂返回西藏。现在，我住在达兰萨拉。我一直深切渴望回到西藏，事实上，我常常要求中国政府准许我返回西藏。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我们获得被允许返回的自由，那么任何一个藏人都愿意回到西藏。此外，我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了解西藏的现实状况。
中国政府“散布假消息”
问：《卫报》提的另一个问题是：“尊者以前有没有这样对外发言过？这样做有什么后果？”
答：我现在之所以非常强烈地对外发言，完全是因为西藏的形势极端严峻，主要发生在与我个人关系密切的阿坝格尔登寺院周围。
我现在之所以非常强烈地对外发言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公布正在发生的事件真相，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对它自己的人民——中国人——隐瞒真相，他们开动宣传机器传播假消息，告诉老百姓，西藏发生的事件并不是因为西藏人要自由。他们一直编造有关西藏局势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说出真相，这样人民就会发现中国政府在隐瞒什么。
比如，在格尔登寺院有一个房间是专门存放旧的使用过的武器的，这些用过的武器是过去藏人发誓不再杀害动物后交出来的。中国政府一直告诉媒体和老百姓，寺院藏着这些武器是因为僧侣正在打算对中国政府发动战争。
由于中国政府一直向其老百姓散布这种谎言，因此我要利用这一机会说出真相。
我所尽力关注的是，采取这一立场和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会使公众了解事实的真相。
分化与审问
问：这里有来自《金融时报》、《卫报》、公共电台、《南华早报》、《华尔街日报》、《莱比锡人民报》的问题。有一组问题是关于如何理解寺院内人员结构的。“什么时候僧侣被分成55个不同小组的？2008年，还是今年自焚发生之后？在这些小组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格尔登有多少僧侣？目前格尔登寺里最资深的喇嘛是谁？他现在的情况如何？中国当局有没有安插一些亲信进来？”
问：把僧侣分成55个小组，是从今年3月开始的。在 2008年，僧侣被分成8个组。中国政府通过这些小组来开展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这些小组是落实再教育运动的方式。
当局把僧侣分成55个小组所要达到的唯一真正目的，是通过这些小组，可以对僧侣定期审问和批斗，问他们是不是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已经对西藏政治和中国政府形成了新的看法。
当局有一本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的教科书。这本分发的教科书是以最美好的漂亮言辞开头的，但是一旦你读完全书，简单来说，这本书就是要求僧侣应该服从中国当局，并按照他们命令的每一件事去做。
传递消息的地下渠道
问：公共电台提出的问题是：“仁波切是怎么知道所有这些事情的？”《卫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没有改变政策和行为的情况下，尊者是否会告诫僧侣不要自焚？”
答：关于前面提到的还有多少僧侣留在格尔登寺的问题，目前很难确定僧侣的人数，因为信息渠道已经被切断。
不过：一直有一些不同的地下渠道，人们通过这些渠道把消息传给我们。最重要的是，因为当地的人民把我当作值得信任的人，因为他们有信仰，信任我，他们努力为我搜集所有这些不同的消息。
那些努力将消息传递给外界的人的处境令人关切。不管是文件、数字、图像或任何数据，哪怕只是一个小消息，他们都有可能为此而遭到中国当局非常严厉的惩罚。即使中国当局并不确定某个藏人是否与外界进行联络，或把这类消息传递出来，只要当局怀疑，就会立刻把他们关进监狱。
这里有很多藏人仅仅因为被怀疑把有关抗议的消息传给外界，就被关进监狱的案例。
“我们没有道德权威”制止自焚
只要中国政府不放松在西藏的镇压，那么生活在那里的西藏人民就有权利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是否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被迫采取这类行动是因为他们没有其它选择。由于这种情况，由于不是我们从一开始告诉他们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我们没有道德权威或权利去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作为一个佛教高僧和修炼者，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任何人遭受折磨，更不要说去死了。
每次有人以这样的行动来放弃自己的生命，我们都会产生巨大的痛苦，因为西藏人口很少，是一个很小的族群，特别是这些藏人展现了巨大的勇气和对他们家乡的爱。这样的损失使我们感到更大的悲伤。
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哪怕看到一个虫子死亡，都会产生巨大的失落感和痛苦。
“恐惧气氛弥漫整个地区”
问：《华尔街日报》的问题是：“请说明一下在格尔登寺院是否真的有一个你的‘竞争对手’？”《莱比锡人民报》的问题是一个前面提出而还没有回答的问题：“格尔登寺院现在有多少僧侣？” 然后是《南华早报》的问题，也是前面提出的：“尊者能否描述一下寺院的情况，以及现在僧侣们的状态？”
答：在格尔登寺院的四个方向上现在正在建四座楼，以便加强监控僧侣的所有活动。阿坝州当局夺走了寺院的全部权力，直到明年3月。僧侣被告知，如果他们表现好，这些权力会还给寺院。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中国政府任命格尔登寺院类似“官方喇嘛”的消息。但是，显然中国当局一直在格尔登寺院对一些喇嘛施加压力，希望这些喇嘛可以变成与我们对抗的对手。
他们还炮制了很多假新闻、假消息，在寺院里传播假信息，以便使这些人转而和我们对抗。大部分假消息似乎是针对着中国老百姓编造的。
到目前为止，格尔登寺院的每一个僧侣都生活在恐怖的气氛中，整个地区都弥漫着恐惧气氛。每一个人都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中国的司法制度会把一个可怕的假罪名安到他们头上。
所以，这是一种恐怖气氛，目前他们就是在这种气氛里生活。
谭竞嫦（中国人权）：我这里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介绍下你自己和所代表的媒体？
蓝青（自由亚洲电台）：是的，我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蓝青。
我的问题是，我们知道胡锦涛曾经担任过西藏的领导人。那时，他动用军队镇压西藏民众；他手上是有血的。现在他是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你知道共产党的统治者谁强硬谁就能往上升，现在他已经到了这个位子。那么，你怎么会觉得他们仍有兴趣进行对话呢？我们知道达赖喇嘛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对话，但是他们（中共领导人）完全没有兴趣。
有消息说，胡锦涛是经过考验的——通过他在西藏的表现——然后成为可以被放在这个领导位置上的人。
在使用暴力达到目的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团结一致”；我们则“坚持非暴力对话”
答：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共党文化造成的，他们总是说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允许人民做的。
中国当局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使用暴力和残忍手段，在这一点上，所有领导人是团结一致的。如果有人对这个政策提出异议，领导层马上会认为这个人非常可疑。从最高层领导到基层官员，这是他们都认同的文化。任何人要对这种政策提出不同看法，都需要非凡的勇气。目前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没有这种勇气和眼光。
当我们说要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指胡锦涛，也不光是指现在的中国政府，我们在谈到对话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一个解决这一危机的长远政策。即便为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我们坚持非暴力对话。
问： 《卫报》希望澄清一个问题：“自焚的总数是不是11人？”另外，《华尔街日报》想知道仁波切的年龄。
答：如果我们只计算在西藏已经采取自焚行动的人，自3月到目前为止，可以确认的数字是11人。有些发生在偏远农村地区的自焚事件不很确定，缺乏确切的消息和文件。不过，西藏的11人自焚是可以确认的数字。
在西藏之外的流亡藏人中，一位年轻藏人男子，过去是西藏青年大会的成员，最近试图在德里中国大使馆前自焚。我们也知道在尼泊尔有一名西藏僧人上周试图自焚。
根据藏历，我是1942年出生的，现年70岁。
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南华早报》提出的：“能不能请仁波切确认一下他在藏传佛教等级制度中的级别和地位？”
翻译Tendor（自由西藏国际学联）： 现在，我来以第三者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以我个人的身份发言。格尔登寺院有许多分院，这有点像连锁店。不仅在阿坝，还有在安多，所有与各格尔登寺院有关的人员加起来总数有数万之多。许多世代以来，仁波切是他们这个等级制度中的最高首脑。
满洲皇帝曾有一个制度，两次授予仁波切呼图克图（蒙古语圣者之意）称号。
西藏五世达赖喇嘛在位时期，曾授予仁波切的前世“戎布法主”称号。现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位期间，授予仁波切以“朱古纳松”（清代中央政府授予西藏和蒙古地区具德高僧的封号）称号，这通常可以翻译为“三大化身”，但请不要引用我的翻译， 我担当不起。
现在，仁波切拥有普通退休喇嘛的高贵地位。
谭竞嫦（中国人权）：我们感谢每一位与会者，特别要感谢远方与会者的耐心。这是中国人权第一次主办远程视频记者会。我们希望下一次能更加顺利。我们将把一些词的拼法和后续消息传给所有与会者人。再一次感谢所有与会者，感谢在纽约现场的与会者。感谢各位，感谢仁波切，感谢Tendor精彩的翻译。谢谢！
编者注释
1. 平措，20岁，西藏阿坝僧人，于2011年3月16日自焚，是第一位自焚的藏人，第二天死亡。 ^
阿壩自焚事件的背景
作者：李江琳
來源：《開放》雜誌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541
專訪格爾登仁波切
時間：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地點：紐約曼哈頓王朝酒店六三○室
李江琳：仁波切，請您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好嗎？大多數中文讀者可能不瞭解您。
格爾登仁波切：按照我們藏人的算法，我是第十一世格爾登仁波切。一九四二年出生在阿壩若爾蓋縣一個小村裡，父母是普通農民。我家兄妹四人，我是老三。我四歲時被認證為十一世格爾登仁波切，五歲坐床。一九五九年五月離開西藏。一九八七年在達蘭薩拉重建格爾登寺，一九九二年寺院建成，正式成立。所有格爾登寺把我當作他們的最高導師。
李：世上有多少格爾登寺？
格爾登：比較有共識的看法是，在境內外有三十到四十座格爾登寺。作為精神導師，五世達賴喇嘛曾賜予稱號叫「戎布卻吉或戎布法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賜給我「朱古納松」稱號。由於這些緣故，境外和境內四川、青海、甘肅的格爾登寺僧團對我非常尊敬和信任。
拉薩事件後中共嚴控格爾登寺
李：我對最近發生的阿壩自焚事件非常關注，寫了好幾篇文章。大家一向認為，「西藏問題」的中心主要在衛藏地區，特別是拉薩一帶。為什麼最近的事件發生在阿壩格爾登寺？
格爾登：主要原因，套一句毛澤東講過的話：「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事件是中共在格爾登寺採取高壓政策導致的。以前他們的「嚴控」政策多半都在所謂西藏自治區內，對西藏東部安多地區管得不是那麼嚴。由於形勢的惡化，中共開始在自治區之外也採取嚴控政策。尤其是二○○八年拉薩三月事件之後。
李：近幾年來，我從安多地區的歷史注意到，從一九三○年代紅軍路過開始，阿壩地區就發生過很多衝突。那時格爾登寺有沒有損失？
格爾登：沒錯。共產黨一九三五、三六年路過阿壩、嘉絨、還有康的一些地區，後來又回來，有兩次經過。阿壩地區，歷史上第一次餓死人就在那個時期。（紅軍）路過嘉絨的時候，就住在阿壩格爾登寺的大殿裡，大殿裡供奉的佛像、佛經、佛塔，都受到嚴重的破壞。該寺的僧人也有被紅軍打死的。因此，格爾登寺的僧人不得不逃到山上，躲避那些紅軍。紅軍在大殿的壁畫上寫字留名。那些壁畫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都遭到破壞。
李：請教仁波切有關一九五九年的情況。一九五八年的「四反運動」是針對寺院的，當時格爾登寺的僧人有沒有參加暴動？
格爾登：據我瞭解，根據西藏的習俗和我們僧團的規矩，出家僧人穿著袈裟打仗的情況幾乎不存在，出家人一直避免這樣傷害他人的事情。但是當地民眾在紅軍時期和一九五八年與外來勢力發生衝突的情況是有的。
李：據我所知，在一九五六年和五八年，阿壩地區遭到過鎮壓，當時格爾登寺是否受到某種程度的牽連？
格爾登：當時格爾登寺的僧人受到了很大衝擊，遇到很大困難。格爾登寺是很有名的寺院，有很好的佛像、佛經、佛塔，軍人進來後，都受到嚴重破壞。僧人被強迫參加所謂的「改革運動」。最後，格爾登寺被摧毀，只剩下幾間僧人住的房間。所在地，幾乎成了荒地。
李：就是說一九五八年格爾登寺被拆掉了？
格爾登：從五八年開始，五九年，六○年......
李：寺院裡的僧人呢？
格爾登：沒有寺院，出家人去哪裡？他們都要去公社。不能不去。沒有寺院，不能學佛法，只好去公社。不能穿袈裟，不能剃光頭。凡是跟宗教有關的事都不允許，連念珠都不准帶。
關閉僧人學校，嚴禁宗教集會
李：現在的格爾登寺是什麼時候重建的？
格爾登：是他們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恢復的。一九八○年。歷史上阿壩格爾登寺有一千五百僧人，重建後，僧人人數是三百左右。
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第二波反抗的時候，格爾登寺有沒有參與？
格爾登：八七到八九年，抗議事件基本上集中在西藏自治區。據我瞭解，格爾登寺沒有發生嚴重問題。但是中國政府對格爾登寺非常懷疑，擔心會出事。在西藏自治區和其他藏區的寺院裡還沒有工作組或派出所小組的時候，第一個成立工作組或派出所小組的寺院就是阿壩若爾蓋縣的達倉拉姆格爾登寺和阿壩縣的阿壩格爾登寺。這二座寺加起來大概有一千五百僧人，施主和信徒捐辦的僧人學校也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關閉了。身為出家人如何做人，如何學佛法？我當時寫了一本包含十三條內容的小冊子，從達蘭薩拉寄到那兩家寺院。被當地政府發現後，他們說這十三條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逮捕了幾名年輕僧人。
李：那是哪一年？
格爾登：八七年後。大概是九○年代初。
李：十三條戒律還是十三條指導？
格爾登：十三條指導，如何學習佛法的指導，但政府不准學習。這些年中，類似這樣的情況不斷發生。阿壩格爾登寺裡有些外來學習佛法的僧人，政府說不是阿壩轄區的人，不能進寺院。你大概知道，寺院裡的祈禱大法會和其他佛事活動特別多，有時候他們說人數太多，不允許舉辦，或找種種藉口禁止與佛教有關的宗教活動，直到現在。格爾登寺設法建立一個條件較好的圖書館，但是當局也不同意。你是研究者，你大概知道，在漢地的寺院要建立一個圖書館可以批准；有些寺院，比方說少林寺，不學佛法，要學功夫，也可以得到允許。但是在西藏的寺院，特別是格爾登寺，不僅成立圖書館不行，舉辦祈禱法會也得不到批准。你想想，這對寺院和僧團的打擊有多大。
李：他們是不是對格爾登寺特別嚴格，還是當地所有的寺院都這樣？
格爾登：我也一向重視這個問題。在阿壩地區所有寺院都採取同樣的嚴控政策，但是對阿壩縣的格爾登寺和若爾蓋縣的達倉拉姆格爾登寺特別嚴格。這兩座寺院可能是重點監控對象，害怕問題可能發生在這兩座寺院。
李：若爾蓋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也是一個打得很厲害的地方。
格爾登：是的。非常嚴重。
首位自焚者親屬竟被判重刑
李：我們對安多發生的事情瞭解得非常少。
格爾登：沒錯。我剛才說的那些地方，阿壩縣也好，若爾蓋縣也好，可以說是西藏跟中國的邊界，來來去去的非常頻繁。這是發生很多衝突的原因。現在居住在若爾蓋的這些人，歷史上曾經是西藏跟中國打仗的人。現在阿壩地區的一些地名，比方說「加本灘」，「加堵灘」「加」是「漢人」，「本」是「十萬」，意思是這裡曾經有過十萬漢人。「堵」是「屈服」的意思漢藏發生過衝突，從國民黨時代到共產黨時代。
李：最近自焚事件的直接起因是什麼？
格爾登：這個問題我們分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來談。從廣義來講，藏民族遭到的破壞和嚴酷的政策，這是整體的。事件直接的導火線是，第一位自焚的彭措法師自焚後，他叔叔和姑姑以「殺人罪」被判刑，判十多年有期徒刑。
李：這是什麼時候？
格爾登：第一個自焚事件是今年三月。三月之後，彭措的叔叔和姑姑被判刑。這是導致後來的自焚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在格爾登寺裡正在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如果不接受教育，他們威脅要拆毀格爾登寺、要逮捕僧人。這兩件事對僧人打擊極大。這兩件事是直接原因。第三個原因是有很多僧人半夜裡失蹤了，不曉得到哪裡去了，下落不明。（僧人）不能出寺外，外面的人也不能進來，在沒有任何自由和選擇的情況下，他們不得不選擇自焚這條路，來表達他們對當局嚴控高壓政策的不滿。
李：「下落不明」指的是什麼？他們被抓走了，還是他們自己離開了？
格爾登：都在半夜凌晨被秘密逮捕。昨晚睡覺的時候還在，天亮就不見了。問法院，法院不答覆，其他機關也不答覆。
李：現在格爾登寺還有多少僧人？
格爾登：現在我無法告訴你確切的數字。主要原因是目前任何通訊方式都已經斷了。沒有辦法掌握最新的實際數字。
李：您認為我們作為漢人能夠做些什麼？
格爾登：我最大的希望，作為一個漢人作家，知識分子，現在我們需要的，最期盼的是把阿壩等西藏境內真實的情況透過各種管道介紹給大陸境內的中國人，這是最重要的。現在在中國當局的不實宣傳下，一般老百姓沒有辦法知道西藏的真實情況。漢族人民是我們的朋友，但是現在中國政府給廣大漢族人民造成一種印象，就是中國政府優待藏人，但是藏人不感激。所以作為獨立的漢人作家，把真實的情況告訴漢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您覺得有那些真相是並蒙蔽的？
格爾登：我給你舉一個例子。你大概也知道，西藏的寺廟裡都有一個殿，我們叫護法殿。當地民眾會在護法殿裡面放一些傳統的武器，都是非常落後的武器，用意是發誓以後不再打獵等。可是中國政府把這些傳統的武器拍下來，大作宣傳：說西藏寺院裡藏著武器，要推翻現在的政府。這就讓不明真相的漢族人以為，出家人藏著武器，這是不得了的事情。中國政府有意欺騙自己的人民。據消息說，最近幾年，在成都，穿袈裟的西藏人，計程車的司機不讓坐。歪曲真相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還有一件事。○八年拉薩事件後，他們在阿壩格爾登寺裡派了很多公安和軍人，執行監控任務。剛來時很嚴格。後來，跟寺的僧人熟了，就不再那樣嚴格。當局發現了，立刻就把那些公安換掉。怕他們知道真相之後會對藏人產生同情。
自焚之外還有四位僧人自殺死
李：二○○八年格爾登寺發生了什麼？
格爾登：拉薩事件時，阿壩縣也發生了抗議。當時軍警對人群開槍，當場打死了二十三人，我們都有圖片，不少人受重傷。我們確切掌握的，有名字的，就是二十三人。僧俗都有，年輕人，老人，男女都有。
李：自焚事件後，有關格爾登寺周圍的村莊民眾的情況，有沒有消息？
格爾登：現在嚴控依然存在。但是格爾登寺是他們的眼中釘，管得最嚴。幾個月前他們認為只有格爾登寺是問題來源。但是現在，尼姑自焚了，一般的俗人也自焚了，所以他們現在認為不僅格爾登寺是問題中心。現在周圍的地區都在嚴控之中。
李：若爾蓋的格爾登寺有沒有消息？
格爾登：現在沒辦法瞭解。其他格爾登寺也沒有最新動態。嚴控是有，但不像阿壩縣格爾登寺那樣嚴重。我要補充一點是，在阿壩地區發生自焚悲劇的時候，同時也發生了自殺的情況。由於內心無法遭受忍受這樣的悲劇和打擊，還有人心臟病發死去。據我們掌握的消息，已經有四名僧人自殺身亡。兩個是阿壩縣格爾登寺的僧人，一個是阿壩縣懂日格爾登寺，一個是上阿壩的果芒噶爾寺，一共有四名僧人自殺。
李：仁波切，謝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格爾登：謝謝您關注西藏、關心西藏。
來源：《開放》雜誌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541
專訪格爾登仁波切
時間：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地點：紐約曼哈頓王朝酒店六三○室
李江琳：仁波切，請您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好嗎？大多數中文讀者可能不瞭解您。
格爾登仁波切：按照我們藏人的算法，我是第十一世格爾登仁波切。一九四二年出生在阿壩若爾蓋縣一個小村裡，父母是普通農民。我家兄妹四人，我是老三。我四歲時被認證為十一世格爾登仁波切，五歲坐床。一九五九年五月離開西藏。一九八七年在達蘭薩拉重建格爾登寺，一九九二年寺院建成，正式成立。所有格爾登寺把我當作他們的最高導師。
李：世上有多少格爾登寺？
格爾登：比較有共識的看法是，在境內外有三十到四十座格爾登寺。作為精神導師，五世達賴喇嘛曾賜予稱號叫「戎布卻吉或戎布法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賜給我「朱古納松」稱號。由於這些緣故，境外和境內四川、青海、甘肅的格爾登寺僧團對我非常尊敬和信任。
拉薩事件後中共嚴控格爾登寺
李：我對最近發生的阿壩自焚事件非常關注，寫了好幾篇文章。大家一向認為，「西藏問題」的中心主要在衛藏地區，特別是拉薩一帶。為什麼最近的事件發生在阿壩格爾登寺？
格爾登：主要原因，套一句毛澤東講過的話：「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事件是中共在格爾登寺採取高壓政策導致的。以前他們的「嚴控」政策多半都在所謂西藏自治區內，對西藏東部安多地區管得不是那麼嚴。由於形勢的惡化，中共開始在自治區之外也採取嚴控政策。尤其是二○○八年拉薩三月事件之後。
李：近幾年來，我從安多地區的歷史注意到，從一九三○年代紅軍路過開始，阿壩地區就發生過很多衝突。那時格爾登寺有沒有損失？
格爾登：沒錯。共產黨一九三五、三六年路過阿壩、嘉絨、還有康的一些地區，後來又回來，有兩次經過。阿壩地區，歷史上第一次餓死人就在那個時期。（紅軍）路過嘉絨的時候，就住在阿壩格爾登寺的大殿裡，大殿裡供奉的佛像、佛經、佛塔，都受到嚴重的破壞。該寺的僧人也有被紅軍打死的。因此，格爾登寺的僧人不得不逃到山上，躲避那些紅軍。紅軍在大殿的壁畫上寫字留名。那些壁畫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都遭到破壞。
李：請教仁波切有關一九五九年的情況。一九五八年的「四反運動」是針對寺院的，當時格爾登寺的僧人有沒有參加暴動？
格爾登：據我瞭解，根據西藏的習俗和我們僧團的規矩，出家僧人穿著袈裟打仗的情況幾乎不存在，出家人一直避免這樣傷害他人的事情。但是當地民眾在紅軍時期和一九五八年與外來勢力發生衝突的情況是有的。
李：據我所知，在一九五六年和五八年，阿壩地區遭到過鎮壓，當時格爾登寺是否受到某種程度的牽連？
格爾登：當時格爾登寺的僧人受到了很大衝擊，遇到很大困難。格爾登寺是很有名的寺院，有很好的佛像、佛經、佛塔，軍人進來後，都受到嚴重破壞。僧人被強迫參加所謂的「改革運動」。最後，格爾登寺被摧毀，只剩下幾間僧人住的房間。所在地，幾乎成了荒地。
李：就是說一九五八年格爾登寺被拆掉了？
格爾登：從五八年開始，五九年，六○年......
李：寺院裡的僧人呢？
格爾登：沒有寺院，出家人去哪裡？他們都要去公社。不能不去。沒有寺院，不能學佛法，只好去公社。不能穿袈裟，不能剃光頭。凡是跟宗教有關的事都不允許，連念珠都不准帶。
關閉僧人學校，嚴禁宗教集會
李：現在的格爾登寺是什麼時候重建的？
格爾登：是他們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恢復的。一九八○年。歷史上阿壩格爾登寺有一千五百僧人，重建後，僧人人數是三百左右。
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第二波反抗的時候，格爾登寺有沒有參與？
格爾登：八七到八九年，抗議事件基本上集中在西藏自治區。據我瞭解，格爾登寺沒有發生嚴重問題。但是中國政府對格爾登寺非常懷疑，擔心會出事。在西藏自治區和其他藏區的寺院裡還沒有工作組或派出所小組的時候，第一個成立工作組或派出所小組的寺院就是阿壩若爾蓋縣的達倉拉姆格爾登寺和阿壩縣的阿壩格爾登寺。這二座寺加起來大概有一千五百僧人，施主和信徒捐辦的僧人學校也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關閉了。身為出家人如何做人，如何學佛法？我當時寫了一本包含十三條內容的小冊子，從達蘭薩拉寄到那兩家寺院。被當地政府發現後，他們說這十三條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逮捕了幾名年輕僧人。
李：那是哪一年？
格爾登：八七年後。大概是九○年代初。
李：十三條戒律還是十三條指導？
格爾登：十三條指導，如何學習佛法的指導，但政府不准學習。這些年中，類似這樣的情況不斷發生。阿壩格爾登寺裡有些外來學習佛法的僧人，政府說不是阿壩轄區的人，不能進寺院。你大概知道，寺院裡的祈禱大法會和其他佛事活動特別多，有時候他們說人數太多，不允許舉辦，或找種種藉口禁止與佛教有關的宗教活動，直到現在。格爾登寺設法建立一個條件較好的圖書館，但是當局也不同意。你是研究者，你大概知道，在漢地的寺院要建立一個圖書館可以批准；有些寺院，比方說少林寺，不學佛法，要學功夫，也可以得到允許。但是在西藏的寺院，特別是格爾登寺，不僅成立圖書館不行，舉辦祈禱法會也得不到批准。你想想，這對寺院和僧團的打擊有多大。
李：他們是不是對格爾登寺特別嚴格，還是當地所有的寺院都這樣？
格爾登：我也一向重視這個問題。在阿壩地區所有寺院都採取同樣的嚴控政策，但是對阿壩縣的格爾登寺和若爾蓋縣的達倉拉姆格爾登寺特別嚴格。這兩座寺院可能是重點監控對象，害怕問題可能發生在這兩座寺院。
李：若爾蓋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也是一個打得很厲害的地方。
格爾登：是的。非常嚴重。
首位自焚者親屬竟被判重刑
李：我們對安多發生的事情瞭解得非常少。
格爾登：沒錯。我剛才說的那些地方，阿壩縣也好，若爾蓋縣也好，可以說是西藏跟中國的邊界，來來去去的非常頻繁。這是發生很多衝突的原因。現在居住在若爾蓋的這些人，歷史上曾經是西藏跟中國打仗的人。現在阿壩地區的一些地名，比方說「加本灘」，「加堵灘」「加」是「漢人」，「本」是「十萬」，意思是這裡曾經有過十萬漢人。「堵」是「屈服」的意思漢藏發生過衝突，從國民黨時代到共產黨時代。
李：最近自焚事件的直接起因是什麼？
格爾登：這個問題我們分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來談。從廣義來講，藏民族遭到的破壞和嚴酷的政策，這是整體的。事件直接的導火線是，第一位自焚的彭措法師自焚後，他叔叔和姑姑以「殺人罪」被判刑，判十多年有期徒刑。
李：這是什麼時候？
格爾登：第一個自焚事件是今年三月。三月之後，彭措的叔叔和姑姑被判刑。這是導致後來的自焚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在格爾登寺裡正在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如果不接受教育，他們威脅要拆毀格爾登寺、要逮捕僧人。這兩件事對僧人打擊極大。這兩件事是直接原因。第三個原因是有很多僧人半夜裡失蹤了，不曉得到哪裡去了，下落不明。（僧人）不能出寺外，外面的人也不能進來，在沒有任何自由和選擇的情況下，他們不得不選擇自焚這條路，來表達他們對當局嚴控高壓政策的不滿。
李：「下落不明」指的是什麼？他們被抓走了，還是他們自己離開了？
格爾登：都在半夜凌晨被秘密逮捕。昨晚睡覺的時候還在，天亮就不見了。問法院，法院不答覆，其他機關也不答覆。
李：現在格爾登寺還有多少僧人？
格爾登：現在我無法告訴你確切的數字。主要原因是目前任何通訊方式都已經斷了。沒有辦法掌握最新的實際數字。
李：您認為我們作為漢人能夠做些什麼？
格爾登：我最大的希望，作為一個漢人作家，知識分子，現在我們需要的，最期盼的是把阿壩等西藏境內真實的情況透過各種管道介紹給大陸境內的中國人，這是最重要的。現在在中國當局的不實宣傳下，一般老百姓沒有辦法知道西藏的真實情況。漢族人民是我們的朋友，但是現在中國政府給廣大漢族人民造成一種印象，就是中國政府優待藏人，但是藏人不感激。所以作為獨立的漢人作家，把真實的情況告訴漢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您覺得有那些真相是並蒙蔽的？
格爾登：我給你舉一個例子。你大概也知道，西藏的寺廟裡都有一個殿，我們叫護法殿。當地民眾會在護法殿裡面放一些傳統的武器，都是非常落後的武器，用意是發誓以後不再打獵等。可是中國政府把這些傳統的武器拍下來，大作宣傳：說西藏寺院裡藏著武器，要推翻現在的政府。這就讓不明真相的漢族人以為，出家人藏著武器，這是不得了的事情。中國政府有意欺騙自己的人民。據消息說，最近幾年，在成都，穿袈裟的西藏人，計程車的司機不讓坐。歪曲真相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還有一件事。○八年拉薩事件後，他們在阿壩格爾登寺裡派了很多公安和軍人，執行監控任務。剛來時很嚴格。後來，跟寺的僧人熟了，就不再那樣嚴格。當局發現了，立刻就把那些公安換掉。怕他們知道真相之後會對藏人產生同情。
自焚之外還有四位僧人自殺死
李：二○○八年格爾登寺發生了什麼？
格爾登：拉薩事件時，阿壩縣也發生了抗議。當時軍警對人群開槍，當場打死了二十三人，我們都有圖片，不少人受重傷。我們確切掌握的，有名字的，就是二十三人。僧俗都有，年輕人，老人，男女都有。
李：自焚事件後，有關格爾登寺周圍的村莊民眾的情況，有沒有消息？
格爾登：現在嚴控依然存在。但是格爾登寺是他們的眼中釘，管得最嚴。幾個月前他們認為只有格爾登寺是問題來源。但是現在，尼姑自焚了，一般的俗人也自焚了，所以他們現在認為不僅格爾登寺是問題中心。現在周圍的地區都在嚴控之中。
李：若爾蓋的格爾登寺有沒有消息？
格爾登：現在沒辦法瞭解。其他格爾登寺也沒有最新動態。嚴控是有，但不像阿壩縣格爾登寺那樣嚴重。我要補充一點是，在阿壩地區發生自焚悲劇的時候，同時也發生了自殺的情況。由於內心無法遭受忍受這樣的悲劇和打擊，還有人心臟病發死去。據我們掌握的消息，已經有四名僧人自殺身亡。兩個是阿壩縣格爾登寺的僧人，一個是阿壩縣懂日格爾登寺，一個是上阿壩的果芒噶爾寺，一共有四名僧人自殺。
李：仁波切，謝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格爾登：謝謝您關注西藏、關心西藏。
2002年舊聞：達倉拉莫格帝寺遭到中共當局嚴加監控
來源：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
時間：2002-7-29
http://www.tibet.org.tw/news_detail.php?news_id=52
本網綜合報導，位於西藏東部若爾蓋地區（現劃為中國四川省阿壩州若爾蓋縣）的達倉拉莫格帝寺將面臨關閉的命運，該寺的僧眾及當地的居民正密切的關注寺院未來的發展。
原因是若爾蓋地區的居民連署簽名向中國政府提出請求，邀請居住在印度達蘭薩拉的格帝仁波切能回到家鄉訪問，希望能得到中國政府的許可。然而中共當局以流亡藏人如要進入藏區是不受任何限制為由駁回請願書。
中國當局認為，煽動居民發起請願邀請格帝仁波切回家鄉訪問的始作俑者是達倉拉莫格帝寺，同時格帝仁波切也被冠上反動份子的標籤。所以達倉拉莫格帝寺不但遭受到監控，中共當局還開示禁止格帝仁波切的著作。之前格帝仁波切的許多珍貴的著作被分散各地傳閱。在西藏至少有三十座寺院隸屬於達倉拉莫格帝寺。
不久之後，中共當局隨即在寺院佈署人員，對寺院中僧眾舉行愛國教育，並同時強迫僧眾答應協助當局將收回分散各地的仁波切著作。
中共當局並指出，如果再有發行這些作品，寺廟將面臨關閉的命運。其實這些作品不過是仁波切私人的著作，內容都是敘述如何修行及告誡僧眾如何持戒清淨，主要作為寺院及僧眾生活的指導方針。
格帝仁波切曾於1985年首次回到西藏探望親友，但遺憾的是未能獲准返回家鄉訪問，因為中共當局擔心如果讓仁波切在家鄉停留，引起廣大追隨者做出反中國政權的行動，而仁波切只在達倉拉莫格帝寺停留五天後隨即逼迫離開西藏。
仁波切家鄉的居民指出：我們和寺中的僧眾感到十分的難過，因為仁波切不能回家鄉訪問。我們熱切的盼望他能回家鄉看看。自中共入侵西藏，仁波切由拉薩前往印度己經四十年，老一輩藏人更憂心有生之年無法見到仁波切。
第十一世格帝仁波切羅桑丹曾吉美耶喜嘉措，1942年生於西藏東部迭布地區（現中國甘肅省迭布縣），1959年跟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仁波切畢業於印度瓦拉納西西藏綜合大學，並獲得拉然巴格西學位。目前居住在印度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格帝佛學院。曾擔任西藏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長。
時間：2002-7-29
http://www.tibet.org.tw/news_detail.php?news_id=52
本網綜合報導，位於西藏東部若爾蓋地區（現劃為中國四川省阿壩州若爾蓋縣）的達倉拉莫格帝寺將面臨關閉的命運，該寺的僧眾及當地的居民正密切的關注寺院未來的發展。
原因是若爾蓋地區的居民連署簽名向中國政府提出請求，邀請居住在印度達蘭薩拉的格帝仁波切能回到家鄉訪問，希望能得到中國政府的許可。然而中共當局以流亡藏人如要進入藏區是不受任何限制為由駁回請願書。
中國當局認為，煽動居民發起請願邀請格帝仁波切回家鄉訪問的始作俑者是達倉拉莫格帝寺，同時格帝仁波切也被冠上反動份子的標籤。所以達倉拉莫格帝寺不但遭受到監控，中共當局還開示禁止格帝仁波切的著作。之前格帝仁波切的許多珍貴的著作被分散各地傳閱。在西藏至少有三十座寺院隸屬於達倉拉莫格帝寺。
不久之後，中共當局隨即在寺院佈署人員，對寺院中僧眾舉行愛國教育，並同時強迫僧眾答應協助當局將收回分散各地的仁波切著作。
中共當局並指出，如果再有發行這些作品，寺廟將面臨關閉的命運。其實這些作品不過是仁波切私人的著作，內容都是敘述如何修行及告誡僧眾如何持戒清淨，主要作為寺院及僧眾生活的指導方針。
格帝仁波切曾於1985年首次回到西藏探望親友，但遺憾的是未能獲准返回家鄉訪問，因為中共當局擔心如果讓仁波切在家鄉停留，引起廣大追隨者做出反中國政權的行動，而仁波切只在達倉拉莫格帝寺停留五天後隨即逼迫離開西藏。
仁波切家鄉的居民指出：我們和寺中的僧眾感到十分的難過，因為仁波切不能回家鄉訪問。我們熱切的盼望他能回家鄉看看。自中共入侵西藏，仁波切由拉薩前往印度己經四十年，老一輩藏人更憂心有生之年無法見到仁波切。
第十一世格帝仁波切羅桑丹曾吉美耶喜嘉措，1942年生於西藏東部迭布地區（現中國甘肅省迭布縣），1959年跟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仁波切畢業於印度瓦拉納西西藏綜合大學，並獲得拉然巴格西學位。目前居住在印度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格帝佛學院。曾擔任西藏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長。
与格尔登寺僧人的访谈
“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想错了”
――与格尔登寺僧人的访谈，纪念平措自焚一周年
來源：新世紀博客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hk/2012/03/blog-post_7850.html
2011年12月1日至15日，在阿坝格底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的格尔登寺，以下写格尔登寺）的母寺达仓拉莫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举行了因明冬季辩经法会，来自格尔登寺的众多僧人参加了法会。
以下访谈中的人物，由于可想而知的原因不便公开真名，皆以化名代之。安瑟是记录者，是一位境内的藏人作家。接受访谈的都是格尔登寺的僧人，他们是：阿瑟噶瓦、阿瑟卡瓦、阿瑟嘎瓦、阿瑟阿瓦，以藏文字母为化名。
阿瑟噶瓦：
能在这里见到你很高兴。早就读过你的书，我们经常谈到你，所以表示欢迎。
安瑟：
谢谢！今年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众遭受了无法忍受的磨难和暴虐，对此深表同情和慰问。我和许多藏人从心底里敬佩格尔登寺的僧众，我们不会忘记你们，我们休戚与共。
阿瑟卡瓦：
我们生活在暴虐之中，真的很难忍受，但是今天能在这里向你倾诉，我们从心底里感到安慰。
阿瑟嘎瓦：
是的，如今我们格尔登寺的很多英雄为了西藏政教事业抵押下自己的生命走了，我们承受着心灵的痛苦和磨难留在世上，很希望把这些痛苦讲述给世人听，为此我们等待了很久。虽然外边一些公允的新闻媒体有报道，但是自己很想亲口讲述这种痛苦，因为在心里埋藏了太久……把心中的痛苦讲述给别人，就如同在痛苦中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感觉。
我们现在虽然来到格尔登寺的母寺达仓拉莫寺参加因明冬季法会，但是我们每一个僧人后面就有一个汉人的干部或士兵监视着，我们的电话都遭到中国的监听。昨天，我刚到这里，就接到一个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回答，我在达仓拉莫寺的冬季法会上，我这样汇报了。事实上他们非常清楚我在哪里，但是他们在试探我们的动向或行为。
阿瑟阿瓦：
说实话，今天心里是高兴的，与一个担负西藏福祉责任的人进行讨论深感安慰。原本计划的是，我们格登寺的一千名僧人来参加冬季法会，但是很多僧人认为在中国政府对我们如此监控、骚扰和镇压的情况下，去参加法会还不如不去，所以没有来。
现在我们格尔登寺的僧人和寺院周围的处境很危急。自焚僧人的僧舍里常驻有干部，为了防止袭击，门和窗户上都安装了铁网。我们和中国干部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没有丝毫改善关系和产生信任的可能。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真的想错了。中国政府从2008年起至今使用武力镇压，使用更多武器，促使我们的勇气和信心以及对中国的仇恨更加激增，绝对没有任何人想停止或放弃抗争。这是中国政府的最大错误，既不理解，也不改变固有的政策。
对我们好的话，我们也是人。可是，对我们实行镇压，我们是人，是会反抗的。如果政府对我们没有开明的政策，如果军队不从格尔登寺撤离，反抗的运动绝对不会停止。我们格尔登寺的年轻僧人，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从来没有消失过。连小僧人们在玩耍的时候都表现出反抗和自焚的行为。
之前，格尔登寺的宗教活动禁止了六个月。后来，中国干部说要开放宗教活动，并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当时，中国干部一而再地要求格尔登寺的格西（佛学博士）左仓宗智发言，他于是说：“我说了不讲，硬要我说，那我不多说。最近很多英雄儿女为了众生自焚了，对此一些什么都不懂的白痴和走狗们说什么自焚者是僧人和尼姑，他们自焚是破了戒。这种说法纯粹无知。自焚者没有破戒，因为没有违背任何一部律部经典——《广戒经》、《杂事品》、《百业经》等，这才是事实。在佛子菩萨传中有很多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生命的记载，所以绝不能说他们都破了戒。”但散会之后，他就被中国人带走了。之后，两百多名弟子前往阿坝县城，警告中国人如果到下午六点之前不释放格西左仓宗智，我们全体将自焚。那天下午格西左仓宗智获得了释放。如果那天不释放格西左仓宗智，我们绝对会一起自焚的。想起来真的非常敬佩！我们内部如此团结一致！
阿瑟噶瓦：
我和爱国英雄洛桑平措（于2011年3月16日自焚）是同班，如今我们班在格尔登寺是反抗最强烈的，也是中国政府特别监控的对象。洛桑平措在生前总是谈论西藏民族的状况，尤其经常提起2008年3月16日中国政府屠杀很多阿坝民众的血腥事件。他常常痛苦地说“从2008年开始，阿坝民众有了非同其他的新的痛苦，这个大屠杀是无法忍受的”等等。当然，格尔登寺的大部分僧人都这样说，所以也没有引起其他人的重视，认为只是一般的言论。平措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的身体很壮，而且力气很大。比赛力气时我们班上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他曾在私下里对几位朋友说：“我无法继续忍受心中的痛苦，2011年3月16日我将向世人表现一点迹象。”总之，他自焚的原因是无法忍受2008年开始的镇压。
洛桑平措自焚的那天，格尔登寺正在颂持《甘珠尔》，法会结束后我去了寺院的商店，听得有人说我们班的一个僧人进行了自焚抗议。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充满悲痛，赶快跑到僧舍告诉了师傅，再跑到大经堂跟前时，洛桑平措的亲戚格桑、格勒，以及现在被关在中国监狱中的达杰和甲普宗智等人，急匆匆地赶来了，当时我都不敢问发生了什么事。大经堂周围很多僧人抱头痛哭，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整个人恍恍惚惚……整个世界陷入了悲痛。没过多久，五百到一千名僧人聚集到大经堂前。僧人们准备冲出寺院以及进行其他的准备。但是，阿勒合（朱古，仁波切）东可仓做了劝说，并阻止僧人们出去抗议，要求他们解散。也有很多老人信众对着僧人们哭喊、请求：“我们的僧宝，请你们不要这样，我们不是这家汉人的对手，过去他们在1958年和文革时杀了我们很多人，现在这家汉人还会屠杀的，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这样！”
“我们不是压不住幸福而想冲，是背不起痛苦而想冲……这些人献出了身体和生命，我们无法留下。”僧人们回答。那天，只想到要去死，根本不想活下来。但这时，有很多年轻的信众挡住了僧众往外冲。当人痛苦到极点的时候，根本没有恐惧和犹豫，我是个胆小鬼，但是那天真的觉得死是非常简单的事。往外冲的主要是我们班的僧人，都是十九岁、二十岁的僧人。出于同班同学感情深厚的原因，有的僧人号哭着往外冲，有的捶打着自己胸口往外冲。这时，曾在哲蚌寺学习过的僧人格桑和达杰（2008年3月12日哲蚌寺举行抗议时割腕抗议的僧人）让僧众们坐在地上，大家终于坐下了。天快黑的时候，三四千名僧人聚集到了那里，附近的朝圣者和手持拐杖的老人们前来对僧众说：“卡卓（藏语，哀求之意）！卡卓！卡卓！不能让喇嘛和僧众受伤害，你们受到伤害等于是我们全体藏民族受到了伤害……”说着放声大哭，整个世界都是哭号声。当时无法忍受如此悲痛的状况，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坐在地上，内心很痛苦。
这时，一位叫却派的僧人站起来说：“我们这样做也是别无选择，这样往外冲也可以理解。我们藏民族最主要的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位尊者，达赖喇嘛尊者被驱走他乡，班禅喇嘛尊者被关在监狱中。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两位尊者的处境都是为了藏民族，我们必须要记住。除了这样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要牢记、讨论这个事情。2008年，他们踩踏了达赖喇嘛尊者法像，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我们甚至没有收藏一张法像的权力，我们只能这样做，别无选择。”
之后，格桑也讲话了。这时格桑的妹妹和弟弟哭着说“阿古罗罗（请求）不要讲话。” 格桑说“汉人有没有镇压我们，请看看我的妹妹和弟弟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哭泣？”等等。
这之前，有些僧人已经赶往洛桑平措自焚的地点。寺院吹法号的僧人（名字不详）说“我们要跟随自焚的英雄们反抗中国”，当他冲向外面时，他的父亲抓住了他：“阿爸，他们能把自己的生命点燃，我们必须站在他们的后面，”他边说边往外冲。那位吹法号的僧人冲出了寺院，后来遭逮捕，至今关押在监狱中，直到今天还没有判决。那天很多人被抓了，中国军人把僧人和民众分割成很多块镇压了。所以还留在寺院里的全体僧人都表示，洛桑平措已经牺牲了，但是必须要释放被抓走的僧人，如果不释放我们不会回去。天快黑的时候，僧人们在大经堂前点了很多酥油灯，这时手机的信号中断了。不过这次抗议有了效果，那些被抓的僧人当晚被放回来了。这是第一天。
第二天中午的十二点左右，平措的家人来了。昨天他自焚之后，被军人们打得很重，僧人们抢回了他，用小车把他送回了寺院。当时他说口渴想喝水，他喝了一碗水。这时他的父亲说：“你无法坚持下去，该怎么办？”。他说：“阿爸，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喝了很多汽油。”没过多久，他呕吐了一些乌黑色的液体后就去世了。
我们是同班。在格尔登寺的传统是，班里的学生发生福祸这样的事情，任何人没有权力干涉，所有的决定权都归这个班。当天晚上，我们准备了祈颂经文、祈福法会等。他的所有遗物归班级，我们用他的遗物为他做了法事。当时，也有人想收藏这位英雄的遗物，很多僧人和俗人争先恐后地顶礼他的遗体，所以我们找了一张平措很大的照片让民众和僧人朝拜顶礼。在处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在笔记本上的一段话：“运气和信心是胜利，失望和疑虑是失败。”我亲眼见过他写的字。很多人想把这些遗物保存下来作为历史的物证，都说“向格尔登寺和你的班级表示感谢！”洛桑平措的手机被一位俗人买走了，说是要珍藏英雄的遗物。
中国政府审讯了我们班的诵经师扎西。他们的理由是：这个事件发生在格尔登寺，但具体发生在你的班级。
我们本来计划将遗体存放数天，但是中国政府突然下令第二天必须举行葬礼。我们班按时进行了祈福颂经等佛事，第二天我们以崇高的礼仪排成色昌（僧众仪仗）迎请了平措的遗体和照片。所有信众没有不流泪的。妇女们痛哭着说：“为了嘉瓦丹增嘉措（尊者达赖喇嘛）的事业和西藏民众的福祉点燃了身体……”。从寺院开始，僧俗民众手持哈达和圣香列队迎请了他的遗体，并大声齐颂“岗日热瓦果为香堪斯……（尊者达赖喇嘛祈请文）”快到火葬台时，东可仓仁波切持香引前，全班僧众把遗体放入了火葬台。那是一个用铁皮制成的箱子，那就是火葬台。在把遗体放上火葬台之前，东可仓仁波切把洛桑平措的遗体三次举起让民众瞻仰，所有人都痛哭成一片。就这样，这一天就结束了（说到这里，阿瑟噶瓦泣不成声）。
第三天，没有任何的动静。
第四天，我们几个人在收拾拜访者献的哈达，一个小僧人跑来说：“他们要禁止格尔登寺的宗教活动”。这样叫喊了多次，后来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我当时想，如果禁止宗教活动是了不得的事情。
一个月之后，达杰和甲普宗智遭逮捕。从此我们班就被列入黑名单。之后，又逮捕了丹增和纳丹，逮捕他们的理由是，指责他们和洛桑平措在茶馆里商量自焚。总之，指责他们商量了自焚，每年自焚一个或者一起自焚。
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详细登记姓名、籍贯等，当时大家议论说外省的僧人会被赶回去。有一天，僧人们聚集在大经堂前发放圣物，并说今晚绝不让一个僧人被他们带走。有些僧人和闯入寺院的军人在对峙，僧人和军人几乎脸都贴上了。僧人们说：“格尔登寺的全体僧人休戚与共，如果带走一些僧人，其他僧人无法袖手旁观。” 后来叫所有的僧人聚集到大经堂前，我也去了，不久大家又都回了僧舍。当晚来了很多干部和军人把僧人们强制带走了，遭到严重殴打的僧人也不少。当天晚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车辆，有人说如果发生严重问题，有的车上装着可以彻底消灭所有僧人、毁尸灭迹的武器，当然具体是什么武器我不清楚。那天晚上，军人和干部把我们像抓贼一样抓走了，押送到汶川和茂县。每辆车上押的有二十多名僧人，两名士兵押一位僧人，共有二十多辆车押送僧人，车队中间还安插的有军车，行驶在一条很宽的公路上，但是看不到其他任何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然后，把我们分成了七个组，我们每十八人关押在一间房子里，一直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其中有很多受伤的僧人。我们听不到外面的消息，而他们对我们进行哄骗。二十多天后，干部们大骂道：“你们犯法了，到外地寺院学习要办理手续，你们没有办理手续，所以犯法了。”
有一天，有个僧人写了“你们蹂躏藏人的生命，不让我们呆在寺院是对我们的权利和民族的侮辱”。由于这件事，情势一度非常紧张。我们也进行了几天的绝食。一个多月后，我们被遣返回了各地。就是这样的情况，详细情况很多，这只是简单的一段经历。
安瑟：
唉！遭遇了巨大的磨难啊，感谢你！
阿瑟噶瓦：
我们的两位怙主（嘉瓦仁波切和格尔登仁波切）不会停止为西藏人民的斗争。我们的心中有无法忍受的痛苦。中国政府认为我们怕镇压、怕开枪而退缩，我想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抗争的敌人不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和开明的知识分子等群体，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这个政权。每天对我们进行的镇压、骚扰与限制，让阿坝地区的民众也无法继续忍受，而且在藏人干部中也有很多人无法接受。
阿瑟卡瓦：
这次我们格尔登寺的三百多名僧人到这里参加了法会，每个僧人心中都有巨大的痛苦，心病。由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不一样，所以面对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不可能一一讲述，已经占用了很多时间，这次就到此为止，达德莫（多多保重）。
安瑟：
唉！达德莫，西藏三区的人民心中有你们格尔登寺的爱国英雄们，很多英雄儿女永远在精神上支持和尊敬你们。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团结一致，我这次到这里也是为了支持你们而来的，总之，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
原文藏文，记录于2011年12月，安多
中文译者：桑杰嘉
附：
2011年3月16日，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20岁僧人洛桑平措（又写洛桑彭措）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来”、“西藏需要自由”、“祈愿达赖喇嘛长久住世”，遭中共军警毒打，次日凌晨牺牲。之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人民法院判格尔登寺僧人尊珠（又写仲周），洛桑丹增（又写泽让旦真）和洛桑丹增（又写旦纯）11年、10年和13年重刑，理由是他们“转移”、“藏匿”了重伤的平措，以此推卸当局责任。
自2009年2月27日，格尔登寺僧人扎白（法名洛桑扎西）在阿坝县城自焚之后，格尔登寺这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寺在巨大的压迫之下，迄今已有13位僧人及前僧人自焚，其中9人已牺牲，4人迄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扎白（法名洛桑扎西）：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09年2月27日自焚。遭军警枪击，重伤，被军警抢走，只知已残，更多情况不明。
洛桑平措（又写洛桑彭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11年3月1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毒打，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洛桑格桑：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1年9月2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是3月16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平措的弟弟。
洛桑贡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1年9月2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只知在某军队医院，四肢已被截肢, 却被禁止家人探访。
格桑旺久：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7岁。2011年10月3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曲培：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1年10月7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卡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8岁。2011年10月7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诺布占堆：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1年10月15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次成：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20岁。2012年1月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丹增尼玛（又称丹尼）：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20岁。2012年1月6日自焚。当场牺牲，被军警抢走遗体。
仁增多杰（又名柔白）：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2年2月8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洛桑嘉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9岁。2012年2月13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格贝：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2年3月10日（1959年西藏抗暴53周年纪念日）自焚，当场牺牲，遗体被军人抢走，拒绝交还家人，由军营在12日晚上火化，并限制五名家人参加葬礼，现场被军警包围。
――与格尔登寺僧人的访谈，纪念平措自焚一周年
來源：新世紀博客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hk/2012/03/blog-post_7850.html
2011年12月1日至15日，在阿坝格底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的格尔登寺，以下写格尔登寺）的母寺达仓拉莫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举行了因明冬季辩经法会，来自格尔登寺的众多僧人参加了法会。
以下访谈中的人物，由于可想而知的原因不便公开真名，皆以化名代之。安瑟是记录者，是一位境内的藏人作家。接受访谈的都是格尔登寺的僧人，他们是：阿瑟噶瓦、阿瑟卡瓦、阿瑟嘎瓦、阿瑟阿瓦，以藏文字母为化名。
阿瑟噶瓦：
能在这里见到你很高兴。早就读过你的书，我们经常谈到你，所以表示欢迎。
安瑟：
谢谢！今年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众遭受了无法忍受的磨难和暴虐，对此深表同情和慰问。我和许多藏人从心底里敬佩格尔登寺的僧众，我们不会忘记你们，我们休戚与共。
阿瑟卡瓦：
我们生活在暴虐之中，真的很难忍受，但是今天能在这里向你倾诉，我们从心底里感到安慰。
阿瑟嘎瓦：
是的，如今我们格尔登寺的很多英雄为了西藏政教事业抵押下自己的生命走了，我们承受着心灵的痛苦和磨难留在世上，很希望把这些痛苦讲述给世人听，为此我们等待了很久。虽然外边一些公允的新闻媒体有报道，但是自己很想亲口讲述这种痛苦，因为在心里埋藏了太久……把心中的痛苦讲述给别人，就如同在痛苦中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感觉。
我们现在虽然来到格尔登寺的母寺达仓拉莫寺参加因明冬季法会，但是我们每一个僧人后面就有一个汉人的干部或士兵监视着，我们的电话都遭到中国的监听。昨天，我刚到这里，就接到一个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回答，我在达仓拉莫寺的冬季法会上，我这样汇报了。事实上他们非常清楚我在哪里，但是他们在试探我们的动向或行为。
阿瑟阿瓦：
说实话，今天心里是高兴的，与一个担负西藏福祉责任的人进行讨论深感安慰。原本计划的是，我们格登寺的一千名僧人来参加冬季法会，但是很多僧人认为在中国政府对我们如此监控、骚扰和镇压的情况下，去参加法会还不如不去，所以没有来。
现在我们格尔登寺的僧人和寺院周围的处境很危急。自焚僧人的僧舍里常驻有干部，为了防止袭击，门和窗户上都安装了铁网。我们和中国干部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没有丝毫改善关系和产生信任的可能。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真的想错了。中国政府从2008年起至今使用武力镇压，使用更多武器，促使我们的勇气和信心以及对中国的仇恨更加激增，绝对没有任何人想停止或放弃抗争。这是中国政府的最大错误，既不理解，也不改变固有的政策。
对我们好的话，我们也是人。可是，对我们实行镇压，我们是人，是会反抗的。如果政府对我们没有开明的政策，如果军队不从格尔登寺撤离，反抗的运动绝对不会停止。我们格尔登寺的年轻僧人，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从来没有消失过。连小僧人们在玩耍的时候都表现出反抗和自焚的行为。
之前，格尔登寺的宗教活动禁止了六个月。后来，中国干部说要开放宗教活动，并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当时，中国干部一而再地要求格尔登寺的格西（佛学博士）左仓宗智发言，他于是说：“我说了不讲，硬要我说，那我不多说。最近很多英雄儿女为了众生自焚了，对此一些什么都不懂的白痴和走狗们说什么自焚者是僧人和尼姑，他们自焚是破了戒。这种说法纯粹无知。自焚者没有破戒，因为没有违背任何一部律部经典——《广戒经》、《杂事品》、《百业经》等，这才是事实。在佛子菩萨传中有很多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生命的记载，所以绝不能说他们都破了戒。”但散会之后，他就被中国人带走了。之后，两百多名弟子前往阿坝县城，警告中国人如果到下午六点之前不释放格西左仓宗智，我们全体将自焚。那天下午格西左仓宗智获得了释放。如果那天不释放格西左仓宗智，我们绝对会一起自焚的。想起来真的非常敬佩！我们内部如此团结一致！
阿瑟噶瓦：
我和爱国英雄洛桑平措（于2011年3月16日自焚）是同班，如今我们班在格尔登寺是反抗最强烈的，也是中国政府特别监控的对象。洛桑平措在生前总是谈论西藏民族的状况，尤其经常提起2008年3月16日中国政府屠杀很多阿坝民众的血腥事件。他常常痛苦地说“从2008年开始，阿坝民众有了非同其他的新的痛苦，这个大屠杀是无法忍受的”等等。当然，格尔登寺的大部分僧人都这样说，所以也没有引起其他人的重视，认为只是一般的言论。平措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的身体很壮，而且力气很大。比赛力气时我们班上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他曾在私下里对几位朋友说：“我无法继续忍受心中的痛苦，2011年3月16日我将向世人表现一点迹象。”总之，他自焚的原因是无法忍受2008年开始的镇压。
洛桑平措自焚的那天，格尔登寺正在颂持《甘珠尔》，法会结束后我去了寺院的商店，听得有人说我们班的一个僧人进行了自焚抗议。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充满悲痛，赶快跑到僧舍告诉了师傅，再跑到大经堂跟前时，洛桑平措的亲戚格桑、格勒，以及现在被关在中国监狱中的达杰和甲普宗智等人，急匆匆地赶来了，当时我都不敢问发生了什么事。大经堂周围很多僧人抱头痛哭，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整个人恍恍惚惚……整个世界陷入了悲痛。没过多久，五百到一千名僧人聚集到大经堂前。僧人们准备冲出寺院以及进行其他的准备。但是，阿勒合（朱古，仁波切）东可仓做了劝说，并阻止僧人们出去抗议，要求他们解散。也有很多老人信众对着僧人们哭喊、请求：“我们的僧宝，请你们不要这样，我们不是这家汉人的对手，过去他们在1958年和文革时杀了我们很多人，现在这家汉人还会屠杀的，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这样！”
“我们不是压不住幸福而想冲，是背不起痛苦而想冲……这些人献出了身体和生命，我们无法留下。”僧人们回答。那天，只想到要去死，根本不想活下来。但这时，有很多年轻的信众挡住了僧众往外冲。当人痛苦到极点的时候，根本没有恐惧和犹豫，我是个胆小鬼，但是那天真的觉得死是非常简单的事。往外冲的主要是我们班的僧人，都是十九岁、二十岁的僧人。出于同班同学感情深厚的原因，有的僧人号哭着往外冲，有的捶打着自己胸口往外冲。这时，曾在哲蚌寺学习过的僧人格桑和达杰（2008年3月12日哲蚌寺举行抗议时割腕抗议的僧人）让僧众们坐在地上，大家终于坐下了。天快黑的时候，三四千名僧人聚集到了那里，附近的朝圣者和手持拐杖的老人们前来对僧众说：“卡卓（藏语，哀求之意）！卡卓！卡卓！不能让喇嘛和僧众受伤害，你们受到伤害等于是我们全体藏民族受到了伤害……”说着放声大哭，整个世界都是哭号声。当时无法忍受如此悲痛的状况，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坐在地上，内心很痛苦。
这时，一位叫却派的僧人站起来说：“我们这样做也是别无选择，这样往外冲也可以理解。我们藏民族最主要的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位尊者，达赖喇嘛尊者被驱走他乡，班禅喇嘛尊者被关在监狱中。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两位尊者的处境都是为了藏民族，我们必须要记住。除了这样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要牢记、讨论这个事情。2008年，他们踩踏了达赖喇嘛尊者法像，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我们甚至没有收藏一张法像的权力，我们只能这样做，别无选择。”
之后，格桑也讲话了。这时格桑的妹妹和弟弟哭着说“阿古罗罗（请求）不要讲话。” 格桑说“汉人有没有镇压我们，请看看我的妹妹和弟弟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哭泣？”等等。
这之前，有些僧人已经赶往洛桑平措自焚的地点。寺院吹法号的僧人（名字不详）说“我们要跟随自焚的英雄们反抗中国”，当他冲向外面时，他的父亲抓住了他：“阿爸，他们能把自己的生命点燃，我们必须站在他们的后面，”他边说边往外冲。那位吹法号的僧人冲出了寺院，后来遭逮捕，至今关押在监狱中，直到今天还没有判决。那天很多人被抓了，中国军人把僧人和民众分割成很多块镇压了。所以还留在寺院里的全体僧人都表示，洛桑平措已经牺牲了，但是必须要释放被抓走的僧人，如果不释放我们不会回去。天快黑的时候，僧人们在大经堂前点了很多酥油灯，这时手机的信号中断了。不过这次抗议有了效果，那些被抓的僧人当晚被放回来了。这是第一天。
第二天中午的十二点左右，平措的家人来了。昨天他自焚之后，被军人们打得很重，僧人们抢回了他，用小车把他送回了寺院。当时他说口渴想喝水，他喝了一碗水。这时他的父亲说：“你无法坚持下去，该怎么办？”。他说：“阿爸，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喝了很多汽油。”没过多久，他呕吐了一些乌黑色的液体后就去世了。
我们是同班。在格尔登寺的传统是，班里的学生发生福祸这样的事情，任何人没有权力干涉，所有的决定权都归这个班。当天晚上，我们准备了祈颂经文、祈福法会等。他的所有遗物归班级，我们用他的遗物为他做了法事。当时，也有人想收藏这位英雄的遗物，很多僧人和俗人争先恐后地顶礼他的遗体，所以我们找了一张平措很大的照片让民众和僧人朝拜顶礼。在处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在笔记本上的一段话：“运气和信心是胜利，失望和疑虑是失败。”我亲眼见过他写的字。很多人想把这些遗物保存下来作为历史的物证，都说“向格尔登寺和你的班级表示感谢！”洛桑平措的手机被一位俗人买走了，说是要珍藏英雄的遗物。
中国政府审讯了我们班的诵经师扎西。他们的理由是：这个事件发生在格尔登寺，但具体发生在你的班级。
我们本来计划将遗体存放数天，但是中国政府突然下令第二天必须举行葬礼。我们班按时进行了祈福颂经等佛事，第二天我们以崇高的礼仪排成色昌（僧众仪仗）迎请了平措的遗体和照片。所有信众没有不流泪的。妇女们痛哭着说：“为了嘉瓦丹增嘉措（尊者达赖喇嘛）的事业和西藏民众的福祉点燃了身体……”。从寺院开始，僧俗民众手持哈达和圣香列队迎请了他的遗体，并大声齐颂“岗日热瓦果为香堪斯……（尊者达赖喇嘛祈请文）”快到火葬台时，东可仓仁波切持香引前，全班僧众把遗体放入了火葬台。那是一个用铁皮制成的箱子，那就是火葬台。在把遗体放上火葬台之前，东可仓仁波切把洛桑平措的遗体三次举起让民众瞻仰，所有人都痛哭成一片。就这样，这一天就结束了（说到这里，阿瑟噶瓦泣不成声）。
第三天，没有任何的动静。
第四天，我们几个人在收拾拜访者献的哈达，一个小僧人跑来说：“他们要禁止格尔登寺的宗教活动”。这样叫喊了多次，后来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我当时想，如果禁止宗教活动是了不得的事情。
一个月之后，达杰和甲普宗智遭逮捕。从此我们班就被列入黑名单。之后，又逮捕了丹增和纳丹，逮捕他们的理由是，指责他们和洛桑平措在茶馆里商量自焚。总之，指责他们商量了自焚，每年自焚一个或者一起自焚。
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详细登记姓名、籍贯等，当时大家议论说外省的僧人会被赶回去。有一天，僧人们聚集在大经堂前发放圣物，并说今晚绝不让一个僧人被他们带走。有些僧人和闯入寺院的军人在对峙，僧人和军人几乎脸都贴上了。僧人们说：“格尔登寺的全体僧人休戚与共，如果带走一些僧人，其他僧人无法袖手旁观。” 后来叫所有的僧人聚集到大经堂前，我也去了，不久大家又都回了僧舍。当晚来了很多干部和军人把僧人们强制带走了，遭到严重殴打的僧人也不少。当天晚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车辆，有人说如果发生严重问题，有的车上装着可以彻底消灭所有僧人、毁尸灭迹的武器，当然具体是什么武器我不清楚。那天晚上，军人和干部把我们像抓贼一样抓走了，押送到汶川和茂县。每辆车上押的有二十多名僧人，两名士兵押一位僧人，共有二十多辆车押送僧人，车队中间还安插的有军车，行驶在一条很宽的公路上，但是看不到其他任何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然后，把我们分成了七个组，我们每十八人关押在一间房子里，一直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其中有很多受伤的僧人。我们听不到外面的消息，而他们对我们进行哄骗。二十多天后，干部们大骂道：“你们犯法了，到外地寺院学习要办理手续，你们没有办理手续，所以犯法了。”
有一天，有个僧人写了“你们蹂躏藏人的生命，不让我们呆在寺院是对我们的权利和民族的侮辱”。由于这件事，情势一度非常紧张。我们也进行了几天的绝食。一个多月后，我们被遣返回了各地。就是这样的情况，详细情况很多，这只是简单的一段经历。
安瑟：
唉！遭遇了巨大的磨难啊，感谢你！
阿瑟噶瓦：
我们的两位怙主（嘉瓦仁波切和格尔登仁波切）不会停止为西藏人民的斗争。我们的心中有无法忍受的痛苦。中国政府认为我们怕镇压、怕开枪而退缩，我想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抗争的敌人不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和开明的知识分子等群体，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这个政权。每天对我们进行的镇压、骚扰与限制，让阿坝地区的民众也无法继续忍受，而且在藏人干部中也有很多人无法接受。
阿瑟卡瓦：
这次我们格尔登寺的三百多名僧人到这里参加了法会，每个僧人心中都有巨大的痛苦，心病。由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不一样，所以面对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不可能一一讲述，已经占用了很多时间，这次就到此为止，达德莫（多多保重）。
安瑟：
唉！达德莫，西藏三区的人民心中有你们格尔登寺的爱国英雄们，很多英雄儿女永远在精神上支持和尊敬你们。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团结一致，我这次到这里也是为了支持你们而来的，总之，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
原文藏文，记录于2011年12月，安多
中文译者：桑杰嘉
附：
2011年3月16日，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20岁僧人洛桑平措（又写洛桑彭措）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来”、“西藏需要自由”、“祈愿达赖喇嘛长久住世”，遭中共军警毒打，次日凌晨牺牲。之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人民法院判格尔登寺僧人尊珠（又写仲周），洛桑丹增（又写泽让旦真）和洛桑丹增（又写旦纯）11年、10年和13年重刑，理由是他们“转移”、“藏匿”了重伤的平措，以此推卸当局责任。
自2009年2月27日，格尔登寺僧人扎白（法名洛桑扎西）在阿坝县城自焚之后，格尔登寺这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寺在巨大的压迫之下，迄今已有13位僧人及前僧人自焚，其中9人已牺牲，4人迄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扎白（法名洛桑扎西）：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09年2月27日自焚。遭军警枪击，重伤，被军警抢走，只知已残，更多情况不明。
洛桑平措（又写洛桑彭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11年3月1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毒打，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洛桑格桑：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1年9月2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是3月16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平措的弟弟。
洛桑贡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1年9月2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只知在某军队医院，四肢已被截肢, 却被禁止家人探访。
格桑旺久：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7岁。2011年10月3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曲培：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1年10月7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卡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8岁。2011年10月7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诺布占堆：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1年10月15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次成：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20岁。2012年1月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丹增尼玛（又称丹尼）：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20岁。2012年1月6日自焚。当场牺牲，被军警抢走遗体。
仁增多杰（又名柔白）：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2年2月8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洛桑嘉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9岁。2012年2月13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格贝：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2年3月10日（1959年西藏抗暴53周年纪念日）自焚，当场牺牲，遗体被军人抢走，拒绝交还家人，由军营在12日晚上火化，并限制五名家人参加葬礼，现场被军警包围。
星期二, 10月 08, 2013
Uighurs in China Say Bias Is Growing
作者：ANDREW JACOBS
来源：http://www.nytimes.com/2013/10/08/world/asia/uighurs-in-china-say-bias-is-growing.html
KASHGAR, China — Job seekers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in this ancient oasis town in China’s far western Xinjiang region would seem to have ample options, based on a quick glance at a local help-wanted Web site. The Kashgar Cultural Center has an opening for an experienced dance choreographer, the prefectural Communist Party office is hiring a driver and nearby Shule County needs an archivist.
The New York Times
But these and dozens of other job openings share one caveat: ethnic Uighurs, the Muslim, Turkic-speaking people who make up nearly 90 percent of Kashgar’s population, need not apply. Roughly half of the 161 positions advertised on the Civil Servant Examination Information Web site indicate that only ethnic Han Chinese or native Mandarin speakers will be considered.
Such discrimination, common across the region, is one of the many indignities China’s 10 million Uighurs face in a society that increasingly casts them as untrustworthy and prone to religious extremism. Uighurs are largely frozen out of the region’s booming gas and oil industry, airport jobs are mostly reserved for Han applicants, and truck drivers whose national identity cards list their ethnicity as Uighur cannot obtain the licenses required to haul fuel, an unwritten rule based on the fear that oil and gas tankers could easily be turned into weapons, according to several trucking companies.
Despite its name — the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 this strategically pivotal expanse of desert and snow-draped mountains that borders several Central Asian nations is tightly controlled by Beijing. Top government positions as well as critical spots in the sprawling security apparatus are dominated by Han Chinese, many of them recruited from the eastern half of the country.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the Chinese don’t trust us, and that is having a corrosive impact on life in Xinjiang,” said Ilham Tohti, a prominent Uighur economist in Beijing. “And the way things are going, it’s going to get worse.”
After a summer of violence that claimed at least 100 lives, analysts, human rights advocates and even a handful of Chinese academics are raising alarms over what they call repressive policies that are fueling increased alien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among Uighurs, many of whom subscribe to a moderate brand of Sunni Islam. These policies have been tightened since ethnic rioting four years ago left at least 200 people dead in Urumqi, the regional capita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lames outside agitators, among them members of a separatist movement it contends has links to global jihadists, for much of the unrest. While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unprovoked attacks on Chinese police officers or soldiers in recent years, most experts say the threat from Islamic militants is far less potent and organized than that portrayed by Beijing.
In August, paramilitary police officers not far from Kashgar shot at least 32 men, killing a dozen, during a raid on what was described as a secret “munitions center”; a few days later at least a dozen other Uighurs were killed as they prayed at a farmhouse in Yilkiqi township, according to Radio Free Asia. The authorities said the men were taking part in “illegal religious activities” and training for a terrorist attack, but did not provide further details.
Other episodes include a shooting outside a police station in Aksu Prefecture that wounded 50 and left three dead, and a violent skirmish in Hotan, another Silk Road outpost, during which dozens of men were reportedly shot while protesting the detention of a local imam. The Chinese state news media described these and other episodes as “terror attacks”; exile groups say they were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crushed with brute force.
Local residents say these and other clashes have been fueled by the dispiriting realities of daily life here: the institutionalized job discrimination, the restrictions that prohibit those under 18 from entering mosques and the difficulty that many Uighurs face in obtaining passports. Those Uighurs lucky enough to travel abroad say they are often interrogated upon their return by security officials who demand to know whether they have engaged in separatist activities.“The government should realize that reckless and inappropriate decisions by local authorities are only causing more instability,” said Yang Shu, a professor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at Lanzhou University, referring to rules that discourage women from wearing head scarves and young men from growing beards.Even in Urumqi, where ethnic Han Chinese make up 75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knots of heavily armed police officers in fatigues are positioned throughout Uighur neighborhoods; after dark, Uighur men are barred from the front seats of taxis, according to a local ordinance cast as an anticrime measure.
Huang Xiaolin, a Han engineer who was recently lured to Hotan from coastal Shandong Province with a generous salary and subsidized housing, said colleagues frequently warned him against entering the city’s Uighur quarter. “The local people here are uncivilized and prone to violence,” he said, standing near a propaganda banner that read, “The Han and the Uighur cannot live without one another.
Beijing has coupled its “strike hard” security approach with turbocharge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even that has stoked resentment among Uighurs, who say the best jobs go to newly arrived Ha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focused on a very outdated understanding of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thinking that it will bring everyone up to the same level, but it’s clearly not working,” said Sean R. Roberts, a professor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ho studies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Part of the backlash, experts and local residents say, has been prompted by increasingly intrusive restrictions on religion. Civil servants can be fired for joining Friday afternoon prayer services, and Uighur college students say they are often required to eat lunch in school cafeterias during the holy month of Ramadan, when observant Muslims fast. In cities across the region, signs warn people against public prayer, and video cameras are pointed at the doorways of local mosques. Residents also say the government maintains an extensive web of paid informers and monitors Internet traffic and cellphone conversations.
Such policies are born out of concern that the radical Islam that has destabilized neighboring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will take root in Xinjiang, a fear not entirely unfounded given the region’s proximity to lawless countries that have provided a haven for a kaleidoscope of jihadists from across the Muslim world, including some Uighurs.
But experts say the raids on unsanctioned religious schools and other restrictions have prompted even greater religiosity. “Five years ago, you would have been shocked to see a veiled woman in Urumqi, but not anymore,” said a Han academic at Xinjiang University who is critical of Beijing’s policies in the region. “For a lot of Uighurs, growing a beard and asking your wife to cover her head in public has become an act of defiance.”
Despite the growing death toll, analysts say China’s new leadership is unlikely to reconsider its hard-line policies any time soon. During a state visit to four Central Asia nations last month that sought to bolster Xinjiang’s role as the linchpin of a revitalized Silk Road, President Xi Jinping vowed to continue the battle against what he described as the “three forces” of separatism, terrorism and religious extremism,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By failing to consider the root causes of Uighur discontent, Beijing could unwittingly radicalize a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said Nicholas Bequelin, a researcher for Human Rights Watch who is based in Hong Kong. “The entire Uighur ethnicity feels asphyxiated, having become suspect as sympathetic to extremism,” he said. “Xinjiang is trapped in a vicious circle of increased repression that only leads to more violence.”
来源：http://www.nytimes.com/2013/10/08/world/asia/uighurs-in-china-say-bias-is-growing.html
KASHGAR, China — Job seekers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in this ancient oasis town in China’s far western Xinjiang region would seem to have ample options, based on a quick glance at a local help-wanted Web site. The Kashgar Cultural Center has an opening for an experienced dance choreographer, the prefectural Communist Party office is hiring a driver and nearby Shule County needs an archivist.
The New York Times
But these and dozens of other job openings share one caveat: ethnic Uighurs, the Muslim, Turkic-speaking people who make up nearly 90 percent of Kashgar’s population, need not apply. Roughly half of the 161 positions advertised on the Civil Servant Examination Information Web site indicate that only ethnic Han Chinese or native Mandarin speakers will be considered.
Such discrimination, common across the region, is one of the many indignities China’s 10 million Uighurs face in a society that increasingly casts them as untrustworthy and prone to religious extremism. Uighurs are largely frozen out of the region’s booming gas and oil industry, airport jobs are mostly reserved for Han applicants, and truck drivers whose national identity cards list their ethnicity as Uighur cannot obtain the licenses required to haul fuel, an unwritten rule based on the fear that oil and gas tankers could easily be turned into weapons, according to several trucking companies.
Despite its name — the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 this strategically pivotal expanse of desert and snow-draped mountains that borders several Central Asian nations is tightly controlled by Beijing. Top government positions as well as critical spots in the sprawling security apparatus are dominated by Han Chinese, many of them recruited from the eastern half of the country.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the Chinese don’t trust us, and that is having a corrosive impact on life in Xinjiang,” said Ilham Tohti, a prominent Uighur economist in Beijing. “And the way things are going, it’s going to get worse.”
After a summer of violence that claimed at least 100 lives, analysts, human rights advocates and even a handful of Chinese academics are raising alarms over what they call repressive policies that are fueling increased alien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among Uighurs, many of whom subscribe to a moderate brand of Sunni Islam. These policies have been tightened since ethnic rioting four years ago left at least 200 people dead in Urumqi, the regional capita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lames outside agitators, among them members of a separatist movement it contends has links to global jihadists, for much of the unrest. While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unprovoked attacks on Chinese police officers or soldiers in recent years, most experts say the threat from Islamic militants is far less potent and organized than that portrayed by Beijing.
In August, paramilitary police officers not far from Kashgar shot at least 32 men, killing a dozen, during a raid on what was described as a secret “munitions center”; a few days later at least a dozen other Uighurs were killed as they prayed at a farmhouse in Yilkiqi township, according to Radio Free Asia. The authorities said the men were taking part in “illegal religious activities” and training for a terrorist attack, but did not provide further details.
Other episodes include a shooting outside a police station in Aksu Prefecture that wounded 50 and left three dead, and a violent skirmish in Hotan, another Silk Road outpost, during which dozens of men were reportedly shot while protesting the detention of a local imam. The Chinese state news media described these and other episodes as “terror attacks”; exile groups say they were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crushed with brute force.
Local residents say these and other clashes have been fueled by the dispiriting realities of daily life here: the institutionalized job discrimination, the restrictions that prohibit those under 18 from entering mosques and the difficulty that many Uighurs face in obtaining passports. Those Uighurs lucky enough to travel abroad say they are often interrogated upon their return by security officials who demand to know whether they have engaged in separatist activities.“The government should realize that reckless and inappropriate decisions by local authorities are only causing more instability,” said Yang Shu, a professor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at Lanzhou University, referring to rules that discourage women from wearing head scarves and young men from growing beards.Even in Urumqi, where ethnic Han Chinese make up 75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knots of heavily armed police officers in fatigues are positioned throughout Uighur neighborhoods; after dark, Uighur men are barred from the front seats of taxis, according to a local ordinance cast as an anticrime measure.
Huang Xiaolin, a Han engineer who was recently lured to Hotan from coastal Shandong Province with a generous salary and subsidized housing, said colleagues frequently warned him against entering the city’s Uighur quarter. “The local people here are uncivilized and prone to violence,” he said, standing near a propaganda banner that read, “The Han and the Uighur cannot live without one another.
Beijing has coupled its “strike hard” security approach with turbocharge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even that has stoked resentment among Uighurs, who say the best jobs go to newly arrived Ha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focused on a very outdated understanding of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thinking that it will bring everyone up to the same level, but it’s clearly not working,” said Sean R. Roberts, a professor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ho studies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Part of the backlash, experts and local residents say, has been prompted by increasingly intrusive restrictions on religion. Civil servants can be fired for joining Friday afternoon prayer services, and Uighur college students say they are often required to eat lunch in school cafeterias during the holy month of Ramadan, when observant Muslims fast. In cities across the region, signs warn people against public prayer, and video cameras are pointed at the doorways of local mosques. Residents also say the government maintains an extensive web of paid informers and monitors Internet traffic and cellphone conversations.
Such policies are born out of concern that the radical Islam that has destabilized neighboring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will take root in Xinjiang, a fear not entirely unfounded given the region’s proximity to lawless countries that have provided a haven for a kaleidoscope of jihadists from across the Muslim world, including some Uighurs.
But experts say the raids on unsanctioned religious schools and other restrictions have prompted even greater religiosity. “Five years ago, you would have been shocked to see a veiled woman in Urumqi, but not anymore,” said a Han academic at Xinjiang University who is critical of Beijing’s policies in the region. “For a lot of Uighurs, growing a beard and asking your wife to cover her head in public has become an act of defiance.”
Despite the growing death toll, analysts say China’s new leadership is unlikely to reconsider its hard-line policies any time soon. During a state visit to four Central Asia nations last month that sought to bolster Xinjiang’s role as the linchpin of a revitalized Silk Road, President Xi Jinping vowed to continue the battle against what he described as the “three forces” of separatism, terrorism and religious extremism,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By failing to consider the root causes of Uighur discontent, Beijing could unwittingly radicalize a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said Nicholas Bequelin, a researcher for Human Rights Watch who is based in Hong Kong. “The entire Uighur ethnicity feels asphyxiated, having become suspect as sympathetic to extremism,” he said. “Xinjiang is trapped in a vicious circle of increased repression that only leads to more violence.”
星期日, 10月 06, 2013
FLOWER AND THORNS: THE UYGHUR MINORITY YOUTH’S PERCEPTIONS OF THE HAN MAJORITY IN CHINA1
作者：Dr. CHEN, Yangbin
Lecturer in Chinese Studies Room 420, Asian Studies Program,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La Trobe University Bundoora, VIC 3086, Australia Email: yangbin.chen@latrobe.edu.au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minority Muslim Uyghur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Han Chinese in China. The evidence has been drawn from a group of Uyghu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 dislocated state school in mainstream Han Eastern China. The paper analyses their Chinese essays entitled ‘Han people through my eyes’. Their views of Han people feature a dichotomy from idealization to criticism. This reflects the strong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of ethnic integration in school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Xinjiang, as well as a harsh inter-ethnic relationship.
Key Words
Perceptions of Other Ethnic Groups, the Xinjiang classes, Uyghur, Han.
1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to the 18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delaide, 5-8 July 2010. It has been peer reviewed via a double referee process and appears on th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Website by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who retains copyright. This paper may be downloaded for fair use under the Copyright Act (1954), its later amendments and other relevant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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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ckground
The riots in Xinjiang in early July 2009 shocked the world, given the numerous deaths of mainly Han majority civilians in Urumqi, China’s foremost north-west city.2 Since it signalled some Uyghurs’ resentment to ethnic Han people in Xinjina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XUAR), it is imperative to re-examine Uyghur-Han inter-ethnic relations within Xinjiang, as well as in China as a whole.
In fact, China has also been addressing the Uyghur issue in a long-term strategy. In 2000, a national policy started to be implemented to run four-year boarding high- school classes (Inland Senior High School Xinjiang Classes, Xinjiangban, hereafter abbreviated to the ‘Xinjiang class’) in local Han majority schools in eastern cities, mainly targeting minority Uyghur students from Xinjiang (Chen, 2008). The policy of the Xinjiang classes aims to educate a group of young Uyghur talents through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and thus enhance ethnic integration.3 Since 2005, the estimated total enrolment exceeded 20,000 in 500 classes across 24 inland cities, which arguably becomes a significant group for the future of Uyghur people.4 This will also show a great impact on Uyghur-Han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a specific group of young migrant Uyghur students who have studied in a boarding school in eastern China, exploring their cultural perceptions about Han people. What do these young Uyghur elite think about Han people? How do they form such perceptions? Have their perceptions been changed owing to a life- changing experience?
2 Death toll in Xinjiang riot rises to 156. 7 July 2009. New China News Agency (Xinhua).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7/07/content_11663866.htm. 3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n Inland Xinjiang High School Classes (trial version), 5 June, 2000.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98/info1098.htm. 4 The Uyghur population was 8,399,393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previous fifth national census in 2000.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nkoupucha/2000pucha/html/t0106.htm. The opinion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enrolment of inland Xinjiang Senior High School Class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Committee on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nd Ministry of Finance. 17 May, 2005.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28/info121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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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ta has been drawn from 55 copies of the Uyghur students’ Chinese essay practice. In 2003, the author had a three-month field study in one of the Xinjiang classes in a local senior high school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city. These essays have been collected from two groups of the Xinjiang class students. One group consisted of 19 newly enrolled preparation-year students (hereafter called ‘prep students’). The other group consisted of 36 grade-two students (hereafter called ‘senior students’). The former had had very little contact with the local Han community as they had arrived less than one month earlier. In contrast, the latter group had had nearly three years of schooling in the local community. Both groups completed the essay entitled ‘Han people through my eyes’. These essays become an ideal source for examining Uyghur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Han peopl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is to show an example of the Uyghur-Han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the inland boarding schools for Uyghurs in mainstream Chinese areas. While seen as a reflection of Uyghur’s ethnic identity, it also demarcates Uyghur ethnic boundaries with the majority Han. Furthermore, the paper also tries to reveal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embedded in such beliefs, such as the increasing inequality of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Uyghur and Han, and the involvement of the state power of legitimacy.
Perceptions of other Ethnic Groups in China
Central to this paper is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stereotypes. Stereotypes are, ‘an individual’s set of beliefs about characteristics or attributes of a group’ (Judd & Park, 1993, p. 110). Blum suggests that: ‘stereotypes are cultural entities, widely held by persons in the culture or society in question and widely recognized by persons who may not themselves hold the stereotype’ (Blum, 2004, p. 252). In the area of ethnic studies, cultural stereotypes are often interchangeable with several similar terms, such as typification (Blum, 2001), personal beliefs or perceptions (Krueger, 1996), as well as group image (Mackerras, 1991).
Within China, the gen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n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is perceived by most Han people as a parallel of ‘Big Brother and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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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ther’.5 Even with an increasing attention on researching minorities, the emphasis has been on the dimension of minorities’ voices about minority stories. Studies regarding minorities’ views about Han people have gained little attention as yet (Blum, 2002).
Gladney (1994), Mackarras (1998, 2004), Blum (2001), Smith (2002) and Baranovitch (2003) are noted for focusing on the Han and minorities’ inter-ethnic relationship in the Chinese context. Gladney (1994) considers that minorities are always seen as followers (Gladney, 1994, p. 99) with a sense of ‘otherness’ (Gladney, 1994, p. 114). In particular, he claims the significance of minorities’ symbolic tribute to Han people. In return, the Han majority tends to ‘temporarily’ tolerate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backward’ minorities’ (1998, p. 116). Mackerras (1998) highlighted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Han and Muslims, as well as intra-Muslim group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study. These relations affect social stability in north-western China, and also pose a long-term threat to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ruling legitimacy.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Han relations with the Uyghurs are worse than with any other ethnic minority in China, including the Tibetans’ (Mackerras, 2004, p. 226). Based on her field study on the minority views about Han people in south-west China, Blum (2001) claims that: ‘the minority views of the Han are rarely reproduced for outside consideration, aside from periodic complaints in autonomous regions about da Hanzuzhuyi (Han chauvinism)’ (Blum, 2001, p. 176). Smith (2002) emphasizes the emergence of an ‘us and them’ dichotomy between Uyghur and Han people in Xinjiang. The Uyghurs employed a complex system of ethnic boundaries, including symbolic (e.g. language), spatial (e.g. residence) and social (e.g. interaction) boundaries, to emphasize their contrasting ethnic identities. Lastly, Baranovitch (2003) describes the images of Uyghurs and their orthodox representation in China. In Beijing, Uyghur migrants feel that they have been labelled with ‘significant otherness’ and as ‘outsiders’ by mainstream society (Baranovitch, 2003, p. 726). Since the 1990s, the most conspicuous images of the Uyghur in Beijing have been as drug dealers, gangs of young pickpockets, and shish-kebab vendors (Baranovitch 2003, p. 734). Fortunately, some Uyghur
5 See Guan Kai, Images of Minzu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China’s Minzu News Website.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minzu.people.com.cn/GB/165242/121001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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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 such as restaurant owners, have strived to create a more positive ethnic image in Beijing.
Taken together, little has been done in examining a future generation, such as young minorities’ views about Han people. By studying this young group, it also can mirror the influences from the adult world of fellow Uyghurs and Han people. In relating to Uyghur young people in this paper, their cultural stereotypes herewith refer to their general perceptions about the majority Han people which have accrued from their schooling experiences and community lives, both in Xinjiang and in inland China. These views are also young Uyghurs’ personal beliefs about Han’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lower and Thorns
Uyghur students’ essays show a set of bipolarized perceptions. While most prep students invariably hold positive views towards Han people, more senior students acknowledge the negative sides. In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nd ‘political correctness’ Chinese songs for Han-minority relations, the lyrics read, ‘fifty-six ethnic groups, fifty-six flowers’.6 The positive views can be represented as ‘flower’, and the negative views are denoted as ‘thorns’. The contrast may be due to a prolonged real encounter with local Han people in the boarding school, which have helped the senior students to form more critical views. The positive cultural perceptions centre o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friendly’, and ‘punctual’. Meanwhile, the negative perceptions concentrate on local Han people’s lack of awareness of Uyghur culture, and sense of Han or local superiority. Consequently, while the positive views make Uyghur students idealize and greatly admire Han people and Han culture, the negative views help to nurture their re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Han people and regain their Uyghur ethnic dignity.
6 The song is ‘Love my China’ (1991), lyrics by Qiao Yu, and composed by Xu Peidong. It is the theme song for the fourth Chinese national ethnic minority sports games. One of the key lyric reads: ‘fifty-six minzu (ethnic groups), fifty-six flowers,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fifty-six minzu all belong to the one family’. It then has been widely sung in China, particularly in official events.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4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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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beautiful flower in the garden of motherland’
Students create the metaphor by denoting their positive perceptions about Han people as ‘the most beautiful flower in the garden of motherland’. Overall, such perceptions seem well in line with Chinese official rhetoric of ethnic unity and harmony.
Friendliness and diligence
In terms of the most common descriptions for Han people’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oth the prep students and the senior students consider Han people to be friendly and diligent. Among the 36 senior students’ essays, there appear 10 quotes of Han people, ‘being warm to others’ or ‘friendly’. 6 out of the 19 prep students also state the same. Similarly, the paper also finds 10 entries of ‘diligence’ in the senior essays, and 7 in the prep essays. One prep student writes, ‘I feel that Han people belong to an ethnic group of friendly and very hard-working people’ (No.1 prep student).
Some students also resonate with this perception from their childhood experiences in Xinjiang.
When I was in Xinjiang, Han people also could be seen in rural area. I mean they were very hard-working. During this summer vacation, my mum and I went to my grandmother’s home. We saw around eight to nine Han people working under the scorching sunlight in the farm along the road. They were very efficient. I was curious and asked my mum: ‘why don’t they go home?’ Mum said: ‘Han people are all such hard-working people.’ I was so convinced; they were born to be hard- working. (No. 2 prep student)
Interestingly, the characteristic of ‘diligence’ is always mentioned along with another characteristic ‘friendliness’, for Han people’s attitude to Uyghur people. Uyghur students highly praise that Han people are caring, warm and willing to befriend the Uyghur, including their local teachers and Han peers, as well as Han peers in Xinjiang.
Firstly, I find that Han students are as warm and open as us. They would speak out and make friends with you. Some of them think you are handsome, or dist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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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would admire you, feel special of you, and intend to make friends with you. (No. 5 senior student)
Among the few students who have frequently encountered Han people in Xinjiang, two senior students and four prep students, in particular, described their childhood Han peers as friendly.
Punctuality
While none of prep students noticed it, 13 senior students, over one third of the whole subgroup, deliberately mention Han people’s punctuality and sense of valuing time. Taking into account more indirect quotes, this perception is very dominant among the senior Uyghur students. One senior student states, ‘my first impression about Han people in the boarding school is that their sense of time is very strong. I dare to say that this far exceeds any other ethnic groups’ (No. 1 senior student). Although the student does not specify ‘any other ethnic groups’ inside China or the rest of world, another senior student’s quote also stresses this point. ‘These Han people inland greatly influence me, such as their punctuality, sense of valuing time, and being able to use time and diligence wisely’ (No. 12 senior student).
One student recalled a memory during his prep year. Once, a Politics teacher came about three minutes late to class. He seriously apologized to the whole class, and explained his notion of time, ‘one minute delay from himself will literally add up to forty minutes delay for the forty students in the class’ (No. 3 senior student), whilst the student felt the case was just trivial, and not worth for mentioning at all.
The reason why the prep students have not realized the point is because they are newly arrived at the boarding school and have not regarded the tight schedule and management rule. In contrast, the senior students have been immersed in this setting for over two years. For those senior students, the understanding of Han people’s time- management always goes further, and results in their involuntary reflection on their own people in Xinjiang.
It has been a taken-for-granted habit for people in Xinjiang without having a sense of punctuality. If you are going to see a friend at eight o’clock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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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are sure to appear at nine o’clock or nine thirty. We are people without time sensitivity. (No. 26 senior student)
Ideal type and admiration
Eventually, Uyghur students have further optimized their positive views about Han people as an idealized ethnic group and did not spare any words to express their admiration. One student comments extremely:
Around the world, I have seen quite a few bad people, who lack knowledge and just wander on the street, waste their parents’ money, or even fight with each other. Those bad people cannot represent Han people. Only people with virtues can represent Han people, and good people far outnumber bad people. (No. 11 prep student)
The most compelling point in this remark is that the student simply regards ‘only people with virtues can represent Han people’. While the logic underlining the comment obviously is a mistake, it approves that some prep Uyghur students idealize Han people. In relation to Han people’s diligence, one student even writes: ‘diligence is the virtue of our Chinese. However, this virtue normally is best presented by Han people’ (No. 17 senior student). As a result, many students express overtly their admiration of Han people. ‘I really admire Han people and admire whatever they have done’ (No. 6 senior student). Blum (2001) also suggests that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usually regard Han people as an ideal group.
The major factors beneath the idealization and the admiration are their families or childhood experience, and the state schools and media. One can easily identify the strong impact of state education and propaganda in instilling the official rhetoric of 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 Students easily nominate facts such as: ‘Han are the most populous ethnic group in the whole world’; ‘Chinese is spoken by the most populou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Han have the longes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Moreover, they are likely to use the Chinese officially promoted configurations about ethnic relations — ‘fifty-six ethnic groups like fifty-six flowers in a motherland’s pot’— which has been widely sung and heard across the state- controlled mass media. Even more, both prep and senior students have us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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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s of ‘Two Inseparables’ to indicate the ethnic relations between Han and ethnic minorities. 7
‘There is no perfect ethnic group around the world’
For most of the senior students and some of the prep students, their perceptions of Han people become more rationalized and critical. Evidence can be recorded from the essays about their neutralized or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Han people based on their life experiences. This comparative process also helps students fight against Han people’s superiority and uphold Uyghur dignity and ethnic identity.
Jealousy, lack of awareness and distrust: Encounters with Han people at the school
Ironically, compared with the above positive perceptions of ‘ideological’ Han people, there is a stark difference in students’ perceptions about Han people in real interactions. The campus is the most frequent and important environment for inter- ethnic contact for Uyghur students and local Han people. The main Han counterparts are the local teachers, local students, and school staff (e.g. school supermarket staff and cleaners). Depending on the closeness and the frequency of the interactions, Uyghur students’ negative views of these Han people are related mostly to the Han non-teaching staff, the Han students, and sometimes even to the teachers. I have recorded 14 negative views of Han people inside school from senior students, accounting for over one third of the entire subgroup. Most commonly, they complain of Han people’s jealousy, lacking of knowledge about Xinjiang and ethnic minorities, and even their distrust of Uyghur people.
Most of the negative perceptions are derived from contact with local Han students. While Uyghur students themselves acknowledge their general inferiority in academic competition with local Han students, they all feel they can regain their confidence in
7 It is commonly known as ‘Two Inseparables’ or ‘Three Inseparables’. In 1990, during his trip in Xinjiang, Jiang Zemin, the former CCP leader, firstly raised his designation about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 ‘Han cannot live without minorities, and minorities cannot live without Han, minorities themselves also cannot be separated.’ News Website fo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theory.people.com.cn/GB/68294/182630/110307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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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orts arena, as Uyghur normally outperform local Han students at sports competitions. Thus, tension in the sports arena occurs very easily.
Some local Han students have belittled us. When we did well on the sports ground, some Han students would provokingly remark, ‘so what? You Xinjiang people are not great at all!’ Quite a few times, I have heard such kinds of comments. I have overheard from a local Han friend, that some Han students quite dislike us. I asked why. She said she did not know. I hope this is only from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No. 17 senior student)
Although this kind of conflict may be normal during sports competitions, Uyghur students would unavoidably see them as hostility from Han students to challenge their advantage.
In another case, the negative perception comes from local students and teachers’ lack of awareness of Uyghur culture and customs, and even general knowledge about Uyghur and Xinjiang. One student reports a story about how one of his Han friends once offered him a steamed stuffed bun (Roubaozi), and he rejected as it was normally stuffed with pork. Though the student did not feel particularly offended, he complained: ‘He [Han student] just simply did not know about our ethnic group’s custom and habit’ (No. 21 senior student).
Lastly, the strongest negative views to the Han people come from non-teaching staff. Among others, school supermarket assistants would be most negatively viewed by Uyghur students for their distrust.
Sometimes I feel some Han people look down upon us, particularly those assistants in the school supermarket. They are indifferent to us, and do not care about us. When we shop there, they always follow us behind, spying us in a very strange way; it seems we are not shopping but shoplifting there.’ (No. 11 senior student)
Blindness, arrogance and hostility: Encounters with Han people in communities
Outside the campus, the local community has been a more genuine setting for Uyghur-Han ethnic interactions. Unfortunately, Uyghur students have formed pessimistic views about Han people in communities. The essays have reco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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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t cases of blindness, ignorance, and even hostility from Han residents in the local community.
Some Han people may not know much about Xinjiang. They only overhear or read the news from books or newspapers. But their views are as obsolete as those outdated books and newspapers. They think Xinjiang is just a piece of desolate desert, even without modern transport vehicles. Moreover, in the first year, some local Han people questioned us, ‘Does Xinjiang have schools? Why do you come here to study? We already have too many people living here’. (No. 31 senior student)
Students have negative feeling about local small business people, ‘those business people on the street, they were cold to us. Even if you buy things from their stores, they don’t care about you. It looks like they are not businessmen’ (No. 24 senior student). An encounter is recorded when some students are shopping in local community.
I was angry with those fruit vendors in the market ... My classmate wanted to buy some bananas. We approached a woman in her thirties or forties. My classmate asked her the price, she replied rudely. Having seen her bad attitude, we decided not to buy and just left her. As soon as we were about to leave, she shouted in local dialect. We could understand a little. She said, ‘Forget about it, you Xinjiang people just like this and that.’ My classmate stared angrily at her. If it was in Xinjiang, I at least would beat her, but I could not do that here.’ (No. 2 senior student)
The misunderstanding or hostility can be best reflected from the following case.
When Ms. A [Uyghur councillor from Xinjiang] was here, she reminded us, ‘Wear your school badge when you go shopping in town, especially when you are on the buses. Because when we are onboard, the minority would be seen as thieves in their mind!’ (No. 36 senior student)
This student also explains his anticipation about the reason for this hostility. ‘In recent years, Xinjiang has been unstable, thus Han people have slightly change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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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s to minorities. Here, some people also have some of these kinds of attitude’ (No. 36 senior student).
One can easily associate the pessimistic perceptions of the local community with Uyghur student life experience in Xinjiang. The prep students exhibit 3 cases while the senior students reveal 14 cases of conflicts. One boy has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When I was little, I always liked to go out and played with Han kids. Because I was Uyghur, I would be dealt with indifferently by those kids and their parents. The adults always grabbed their kids’ hands and said, ‘My good kid, do not play with Balangzi [kids, in Uyghur], hurry up, leave them!’ I did not feel bad as I was little at that time. (No. 8 prep student)
While the case mirrors Han people’s passive attitudes towards Uyghur in Xinjiang, the paper also finds that Uyghurs return with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Han in society or the adult world.
Ideological Perceptions vs. Real Encounters
Positive perceptions, such as diligence and punctuality, are explainable by the gap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Uyghur and Han,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the Eastern areas of China. ‘A decade after China started its Western Development Programme; the gap between its target regions and the eastern areas remains vast’.8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d work and valuing education, these ar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which have become rooted in a traditionally agricultural society and in Confucianism (Chen, 1999). Punctuality, as a reflection of time-management, indicates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the industrial and service economies in the eastern areas.9 Nevertheless, as China’s open door and reform policy has been gradually going through the eastern and coastal areas, into middle provinces and finally to the west. While now Han people have shown a fast pace life before
8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crucial to nation: Government, 9 July. 2010. China Daily.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0-07/09/content_10084471.htm. 9 Zhang Ping. The Differenc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mong China’s Eastern, Middle and Western Areas. Economic Review, 2007. Issue 5, pp.53-57.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www.csscipaper.com/eco/socialist-economy-trend/1254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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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yghur students, Han people also had a slow-paced lifestyle before the 1980s.10 Uyghurs’ attitudes towards work, lifestyle and time also are not necessarily stagnant. Culturally, Uyghur people have long been accustomed to a more sedentary lifestyle, of mixed pastoral and agricultural traditions in the oases (Cao, 1999). Cao (1999) also suggests that the traditional Uyghur lifestyle is gradually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into a modern style. They are learning to change their social attitudes towards lifestyle and time-management amid China’s acceleration of marketization and the West Development Programme.
Uyghur students’ cultural stereotypes towards Han people are also situated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ethnic relations between Han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Uyghur perceptions towards the Han cannot be isolated from Han views about the Uyghur, as both are intermingled in the formation of ethnic boundaries. Gladney suggests, ‘Majorities are made, not born’ (1998, p. 1). This is also the case for the formation of ‘being minority’. Gladney (1998) puts forward that minorities have been negatively feminized by Han people for their exotic cultures but backward social economic levels. Nevertheless, to protect Uyghurs’ ethnic dignity, Uyghurs also have erected an ethnic boundary to respond to this negative cultural stereotype with their strong religious beliefs and lifestyles (Rudelson, 1997; Teng, 2002).
The positive cultural stereotype of ‘the most beautiful flower’ towards Han people demonstrates a long and intensive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from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the state schools spare no effort in promoting Han dominant culture in Xinjiang. Uyghur students are familiar with all the political terms and have frequently quoted them in their essays, such as the term of Ethnic Unification Week, the song of ‘56 ethnic groups and 56 flowers’, and the catchy slogan ‘Two Inseparables’.
Unfortunately, the effectiveness and overall impact of Han idealization have not been publicall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this political propaganda are questionable. Though the state has been relentlessly promoting the official discourse of ethnic
10 Zhou, Xiaohong. The change of social mentality in China since the starting of open door and reform policy.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18 May 2010. Official website for the journal of Leaders,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051897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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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between Han and minorities, both Han people and minorities, in general, lack awareness of the cultures of the opposite groups (Zheng, 2002; Mackerras, 2004). In this paper, they have indeed imposed a stereotypical, but superficial, impression of Han people on the new students, which is why the prep grade students more often tend to quote those official lines. However, when students reach the senior year, they become more critical and mention the official rhetoric much less. Often, their critical reflection comes with their negative feelings of Han people and signals a sense of rebellion. This variation also shows that Uyghur students have awakened their independent judgement and critically rethink the Government discourse. Compared with the positive image of the ‘beautiful flower’, there is much more to be done with the negative images of ‘thorns’.
Conclusion
The impact between the gap of flower and thorns is by no means is trivial for both sides. For the school, most Han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it is imperative to hear the Uyghur students’ real voices, rather than indulging in their praise and singing. While Han people are far more used to the positive impressions from minorities, those negative views are yet to be acknowledged, let alone examined openly in official discourse, such as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government documents. In addition, the school curriculum and the school rules all tend to be strictly in line with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have not yet addressed those negative perceptions from the Uygh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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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Ford Found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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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r in Chinese Studies Room 420, Asian Studies Program,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La Trobe University Bundoora, VIC 3086, Australia Email: yangbin.chen@latrobe.edu.au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minority Muslim Uyghur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Han Chinese in China. The evidence has been drawn from a group of Uyghu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 dislocated state school in mainstream Han Eastern China. The paper analyses their Chinese essays entitled ‘Han people through my eyes’. Their views of Han people feature a dichotomy from idealization to criticism. This reflects the strong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of ethnic integration in school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Xinjiang, as well as a harsh inter-ethnic relationship.
Key Words
Perceptions of Other Ethnic Groups, the Xinjiang classes, Uyghur, Han.
1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to the 18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delaide, 5-8 July 2010. It has been peer reviewed via a double referee process and appears on th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Website by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who retains copyright. This paper may be downloaded for fair use under the Copyright Act (1954), its later amendments and other relevant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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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ckground
The riots in Xinjiang in early July 2009 shocked the world, given the numerous deaths of mainly Han majority civilians in Urumqi, China’s foremost north-west city.2 Since it signalled some Uyghurs’ resentment to ethnic Han people in Xinjina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XUAR), it is imperative to re-examine Uyghur-Han inter-ethnic relations within Xinjiang, as well as in China as a whole.
In fact, China has also been addressing the Uyghur issue in a long-term strategy. In 2000, a national policy started to be implemented to run four-year boarding high- school classes (Inland Senior High School Xinjiang Classes, Xinjiangban, hereafter abbreviated to the ‘Xinjiang class’) in local Han majority schools in eastern cities, mainly targeting minority Uyghur students from Xinjiang (Chen, 2008). The policy of the Xinjiang classes aims to educate a group of young Uyghur talents through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and thus enhance ethnic integration.3 Since 2005, the estimated total enrolment exceeded 20,000 in 500 classes across 24 inland cities, which arguably becomes a significant group for the future of Uyghur people.4 This will also show a great impact on Uyghur-Han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a specific group of young migrant Uyghur students who have studied in a boarding school in eastern China, exploring their cultural perceptions about Han people. What do these young Uyghur elite think about Han people? How do they form such perceptions? Have their perceptions been changed owing to a life- changing experience?
2 Death toll in Xinjiang riot rises to 156. 7 July 2009. New China News Agency (Xinhua).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7/07/content_11663866.htm. 3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n Inland Xinjiang High School Classes (trial version), 5 June, 2000.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98/info1098.htm. 4 The Uyghur population was 8,399,393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previous fifth national census in 2000.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nkoupucha/2000pucha/html/t0106.htm. The opinion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enrolment of inland Xinjiang Senior High School Class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Committee on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nd Ministry of Finance. 17 May, 2005.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28/info121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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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ta has been drawn from 55 copies of the Uyghur students’ Chinese essay practice. In 2003, the author had a three-month field study in one of the Xinjiang classes in a local senior high school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city. These essays have been collected from two groups of the Xinjiang class students. One group consisted of 19 newly enrolled preparation-year students (hereafter called ‘prep students’). The other group consisted of 36 grade-two students (hereafter called ‘senior students’). The former had had very little contact with the local Han community as they had arrived less than one month earlier. In contrast, the latter group had had nearly three years of schooling in the local community. Both groups completed the essay entitled ‘Han people through my eyes’. These essays become an ideal source for examining Uyghur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Han peopl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is to show an example of the Uyghur-Han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the inland boarding schools for Uyghurs in mainstream Chinese areas. While seen as a reflection of Uyghur’s ethnic identity, it also demarcates Uyghur ethnic boundaries with the majority Han. Furthermore, the paper also tries to reveal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embedded in such beliefs, such as the increasing inequality of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Uyghur and Han, and the involvement of the state power of legitimacy.
Perceptions of other Ethnic Groups in China
Central to this paper is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stereotypes. Stereotypes are, ‘an individual’s set of beliefs about characteristics or attributes of a group’ (Judd & Park, 1993, p. 110). Blum suggests that: ‘stereotypes are cultural entities, widely held by persons in the culture or society in question and widely recognized by persons who may not themselves hold the stereotype’ (Blum, 2004, p. 252). In the area of ethnic studies, cultural stereotypes are often interchangeable with several similar terms, such as typification (Blum, 2001), personal beliefs or perceptions (Krueger, 1996), as well as group image (Mackerras, 1991).
Within China, the gen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n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is perceived by most Han people as a parallel of ‘Big Brother and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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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ther’.5 Even with an increasing attention on researching minorities, the emphasis has been on the dimension of minorities’ voices about minority stories. Studies regarding minorities’ views about Han people have gained little attention as yet (Blum, 2002).
Gladney (1994), Mackarras (1998, 2004), Blum (2001), Smith (2002) and Baranovitch (2003) are noted for focusing on the Han and minorities’ inter-ethnic relationship in the Chinese context. Gladney (1994) considers that minorities are always seen as followers (Gladney, 1994, p. 99) with a sense of ‘otherness’ (Gladney, 1994, p. 114). In particular, he claims the significance of minorities’ symbolic tribute to Han people. In return, the Han majority tends to ‘temporarily’ tolerate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backward’ minorities’ (1998, p. 116). Mackerras (1998) highlighted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Han and Muslims, as well as intra-Muslim group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study. These relations affect social stability in north-western China, and also pose a long-term threat to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ruling legitimacy.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Han relations with the Uyghurs are worse than with any other ethnic minority in China, including the Tibetans’ (Mackerras, 2004, p. 226). Based on her field study on the minority views about Han people in south-west China, Blum (2001) claims that: ‘the minority views of the Han are rarely reproduced for outside consideration, aside from periodic complaints in autonomous regions about da Hanzuzhuyi (Han chauvinism)’ (Blum, 2001, p. 176). Smith (2002) emphasizes the emergence of an ‘us and them’ dichotomy between Uyghur and Han people in Xinjiang. The Uyghurs employed a complex system of ethnic boundaries, including symbolic (e.g. language), spatial (e.g. residence) and social (e.g. interaction) boundaries, to emphasize their contrasting ethnic identities. Lastly, Baranovitch (2003) describes the images of Uyghurs and their orthodox representation in China. In Beijing, Uyghur migrants feel that they have been labelled with ‘significant otherness’ and as ‘outsiders’ by mainstream society (Baranovitch, 2003, p. 726). Since the 1990s, the most conspicuous images of the Uyghur in Beijing have been as drug dealers, gangs of young pickpockets, and shish-kebab vendors (Baranovitch 2003, p. 734). Fortunately, some Uyghur
5 See Guan Kai, Images of Minzu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China’s Minzu News Website.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minzu.people.com.cn/GB/165242/121001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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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 such as restaurant owners, have strived to create a more positive ethnic image in Beijing.
Taken together, little has been done in examining a future generation, such as young minorities’ views about Han people. By studying this young group, it also can mirror the influences from the adult world of fellow Uyghurs and Han people. In relating to Uyghur young people in this paper, their cultural stereotypes herewith refer to their general perceptions about the majority Han people which have accrued from their schooling experiences and community lives, both in Xinjiang and in inland China. These views are also young Uyghurs’ personal beliefs about Han’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lower and Thorns
Uyghur students’ essays show a set of bipolarized perceptions. While most prep students invariably hold positive views towards Han people, more senior students acknowledge the negative sides. In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nd ‘political correctness’ Chinese songs for Han-minority relations, the lyrics read, ‘fifty-six ethnic groups, fifty-six flowers’.6 The positive views can be represented as ‘flower’, and the negative views are denoted as ‘thorns’. The contrast may be due to a prolonged real encounter with local Han people in the boarding school, which have helped the senior students to form more critical views. The positive cultural perceptions centre o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friendly’, and ‘punctual’. Meanwhile, the negative perceptions concentrate on local Han people’s lack of awareness of Uyghur culture, and sense of Han or local superiority. Consequently, while the positive views make Uyghur students idealize and greatly admire Han people and Han culture, the negative views help to nurture their re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Han people and regain their Uyghur ethnic dignity.
6 The song is ‘Love my China’ (1991), lyrics by Qiao Yu, and composed by Xu Peidong. It is the theme song for the fourth Chinese national ethnic minority sports games. One of the key lyric reads: ‘fifty-six minzu (ethnic groups), fifty-six flowers,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fifty-six minzu all belong to the one family’. It then has been widely sung in China, particularly in official events.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4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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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beautiful flower in the garden of motherland’
Students create the metaphor by denoting their positive perceptions about Han people as ‘the most beautiful flower in the garden of motherland’. Overall, such perceptions seem well in line with Chinese official rhetoric of ethnic unity and harmony.
Friendliness and diligence
In terms of the most common descriptions for Han people’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oth the prep students and the senior students consider Han people to be friendly and diligent. Among the 36 senior students’ essays, there appear 10 quotes of Han people, ‘being warm to others’ or ‘friendly’. 6 out of the 19 prep students also state the same. Similarly, the paper also finds 10 entries of ‘diligence’ in the senior essays, and 7 in the prep essays. One prep student writes, ‘I feel that Han people belong to an ethnic group of friendly and very hard-working people’ (No.1 prep student).
Some students also resonate with this perception from their childhood experiences in Xinjiang.
When I was in Xinjiang, Han people also could be seen in rural area. I mean they were very hard-working. During this summer vacation, my mum and I went to my grandmother’s home. We saw around eight to nine Han people working under the scorching sunlight in the farm along the road. They were very efficient. I was curious and asked my mum: ‘why don’t they go home?’ Mum said: ‘Han people are all such hard-working people.’ I was so convinced; they were born to be hard- working. (No. 2 prep student)
Interestingly, the characteristic of ‘diligence’ is always mentioned along with another characteristic ‘friendliness’, for Han people’s attitude to Uyghur people. Uyghur students highly praise that Han people are caring, warm and willing to befriend the Uyghur, including their local teachers and Han peers, as well as Han peers in Xinjiang.
Firstly, I find that Han students are as warm and open as us. They would speak out and make friends with you. Some of them think you are handsome, or dist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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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would admire you, feel special of you, and intend to make friends with you. (No. 5 senior student)
Among the few students who have frequently encountered Han people in Xinjiang, two senior students and four prep students, in particular, described their childhood Han peers as friendly.
Punctuality
While none of prep students noticed it, 13 senior students, over one third of the whole subgroup, deliberately mention Han people’s punctuality and sense of valuing time. Taking into account more indirect quotes, this perception is very dominant among the senior Uyghur students. One senior student states, ‘my first impression about Han people in the boarding school is that their sense of time is very strong. I dare to say that this far exceeds any other ethnic groups’ (No. 1 senior student). Although the student does not specify ‘any other ethnic groups’ inside China or the rest of world, another senior student’s quote also stresses this point. ‘These Han people inland greatly influence me, such as their punctuality, sense of valuing time, and being able to use time and diligence wisely’ (No. 12 senior student).
One student recalled a memory during his prep year. Once, a Politics teacher came about three minutes late to class. He seriously apologized to the whole class, and explained his notion of time, ‘one minute delay from himself will literally add up to forty minutes delay for the forty students in the class’ (No. 3 senior student), whilst the student felt the case was just trivial, and not worth for mentioning at all.
The reason why the prep students have not realized the point is because they are newly arrived at the boarding school and have not regarded the tight schedule and management rule. In contrast, the senior students have been immersed in this setting for over two years. For those senior students, the understanding of Han people’s time- management always goes further, and results in their involuntary reflection on their own people in Xinjiang.
It has been a taken-for-granted habit for people in Xinjiang without having a sense of punctuality. If you are going to see a friend at eight o’clock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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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are sure to appear at nine o’clock or nine thirty. We are people without time sensitivity. (No. 26 senior student)
Ideal type and admiration
Eventually, Uyghur students have further optimized their positive views about Han people as an idealized ethnic group and did not spare any words to express their admiration. One student comments extremely:
Around the world, I have seen quite a few bad people, who lack knowledge and just wander on the street, waste their parents’ money, or even fight with each other. Those bad people cannot represent Han people. Only people with virtues can represent Han people, and good people far outnumber bad people. (No. 11 prep student)
The most compelling point in this remark is that the student simply regards ‘only people with virtues can represent Han people’. While the logic underlining the comment obviously is a mistake, it approves that some prep Uyghur students idealize Han people. In relation to Han people’s diligence, one student even writes: ‘diligence is the virtue of our Chinese. However, this virtue normally is best presented by Han people’ (No. 17 senior student). As a result, many students express overtly their admiration of Han people. ‘I really admire Han people and admire whatever they have done’ (No. 6 senior student). Blum (2001) also suggests that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usually regard Han people as an ideal group.
The major factors beneath the idealization and the admiration are their families or childhood experience, and the state schools and media. One can easily identify the strong impact of state education and propaganda in instilling the official rhetoric of 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 Students easily nominate facts such as: ‘Han are the most populous ethnic group in the whole world’; ‘Chinese is spoken by the most populou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Han have the longes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Moreover, they are likely to use the Chinese officially promoted configurations about ethnic relations — ‘fifty-six ethnic groups like fifty-six flowers in a motherland’s pot’— which has been widely sung and heard across the state- controlled mass media. Even more, both prep and senior students have us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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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s of ‘Two Inseparables’ to indicate the ethnic relations between Han and ethnic minorities. 7
‘There is no perfect ethnic group around the world’
For most of the senior students and some of the prep students, their perceptions of Han people become more rationalized and critical. Evidence can be recorded from the essays about their neutralized or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Han people based on their life experiences. This comparative process also helps students fight against Han people’s superiority and uphold Uyghur dignity and ethnic identity.
Jealousy, lack of awareness and distrust: Encounters with Han people at the school
Ironically, compared with the above positive perceptions of ‘ideological’ Han people, there is a stark difference in students’ perceptions about Han people in real interactions. The campus is the most frequent and important environment for inter- ethnic contact for Uyghur students and local Han people. The main Han counterparts are the local teachers, local students, and school staff (e.g. school supermarket staff and cleaners). Depending on the closeness and the frequency of the interactions, Uyghur students’ negative views of these Han people are related mostly to the Han non-teaching staff, the Han students, and sometimes even to the teachers. I have recorded 14 negative views of Han people inside school from senior students, accounting for over one third of the entire subgroup. Most commonly, they complain of Han people’s jealousy, lacking of knowledge about Xinjiang and ethnic minorities, and even their distrust of Uyghur people.
Most of the negative perceptions are derived from contact with local Han students. While Uyghur students themselves acknowledge their general inferiority in academic competition with local Han students, they all feel they can regain their confidence in
7 It is commonly known as ‘Two Inseparables’ or ‘Three Inseparables’. In 1990, during his trip in Xinjiang, Jiang Zemin, the former CCP leader, firstly raised his designation about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 ‘Han cannot live without minorities, and minorities cannot live without Han, minorities themselves also cannot be separated.’ News Website fo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theory.people.com.cn/GB/68294/182630/110307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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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orts arena, as Uyghur normally outperform local Han students at sports competitions. Thus, tension in the sports arena occurs very easily.
Some local Han students have belittled us. When we did well on the sports ground, some Han students would provokingly remark, ‘so what? You Xinjiang people are not great at all!’ Quite a few times, I have heard such kinds of comments. I have overheard from a local Han friend, that some Han students quite dislike us. I asked why. She said she did not know. I hope this is only from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No. 17 senior student)
Although this kind of conflict may be normal during sports competitions, Uyghur students would unavoidably see them as hostility from Han students to challenge their advantage.
In another case, the negative perception comes from local students and teachers’ lack of awareness of Uyghur culture and customs, and even general knowledge about Uyghur and Xinjiang. One student reports a story about how one of his Han friends once offered him a steamed stuffed bun (Roubaozi), and he rejected as it was normally stuffed with pork. Though the student did not feel particularly offended, he complained: ‘He [Han student] just simply did not know about our ethnic group’s custom and habit’ (No. 21 senior student).
Lastly, the strongest negative views to the Han people come from non-teaching staff. Among others, school supermarket assistants would be most negatively viewed by Uyghur students for their distrust.
Sometimes I feel some Han people look down upon us, particularly those assistants in the school supermarket. They are indifferent to us, and do not care about us. When we shop there, they always follow us behind, spying us in a very strange way; it seems we are not shopping but shoplifting there.’ (No. 11 senior student)
Blindness, arrogance and hostility: Encounters with Han people in communities
Outside the campus, the local community has been a more genuine setting for Uyghur-Han ethnic interactions. Unfortunately, Uyghur students have formed pessimistic views about Han people in communities. The essays have reco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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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t cases of blindness, ignorance, and even hostility from Han residents in the local community.
Some Han people may not know much about Xinjiang. They only overhear or read the news from books or newspapers. But their views are as obsolete as those outdated books and newspapers. They think Xinjiang is just a piece of desolate desert, even without modern transport vehicles. Moreover, in the first year, some local Han people questioned us, ‘Does Xinjiang have schools? Why do you come here to study? We already have too many people living here’. (No. 31 senior student)
Students have negative feeling about local small business people, ‘those business people on the street, they were cold to us. Even if you buy things from their stores, they don’t care about you. It looks like they are not businessmen’ (No. 24 senior student). An encounter is recorded when some students are shopping in local community.
I was angry with those fruit vendors in the market ... My classmate wanted to buy some bananas. We approached a woman in her thirties or forties. My classmate asked her the price, she replied rudely. Having seen her bad attitude, we decided not to buy and just left her. As soon as we were about to leave, she shouted in local dialect. We could understand a little. She said, ‘Forget about it, you Xinjiang people just like this and that.’ My classmate stared angrily at her. If it was in Xinjiang, I at least would beat her, but I could not do that here.’ (No. 2 senior student)
The misunderstanding or hostility can be best reflected from the following case.
When Ms. A [Uyghur councillor from Xinjiang] was here, she reminded us, ‘Wear your school badge when you go shopping in town, especially when you are on the buses. Because when we are onboard, the minority would be seen as thieves in their mind!’ (No. 36 senior student)
This student also explains his anticipation about the reason for this hostility. ‘In recent years, Xinjiang has been unstable, thus Han people have slightly change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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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s to minorities. Here, some people also have some of these kinds of attitude’ (No. 36 senior student).
One can easily associate the pessimistic perceptions of the local community with Uyghur student life experience in Xinjiang. The prep students exhibit 3 cases while the senior students reveal 14 cases of conflicts. One boy has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When I was little, I always liked to go out and played with Han kids. Because I was Uyghur, I would be dealt with indifferently by those kids and their parents. The adults always grabbed their kids’ hands and said, ‘My good kid, do not play with Balangzi [kids, in Uyghur], hurry up, leave them!’ I did not feel bad as I was little at that time. (No. 8 prep student)
While the case mirrors Han people’s passive attitudes towards Uyghur in Xinjiang, the paper also finds that Uyghurs return with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Han in society or the adult world.
Ideological Perceptions vs. Real Encounters
Positive perceptions, such as diligence and punctuality, are explainable by the gap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Uyghur and Han,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the Eastern areas of China. ‘A decade after China started its Western Development Programme; the gap between its target regions and the eastern areas remains vast’.8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d work and valuing education, these ar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which have become rooted in a traditionally agricultural society and in Confucianism (Chen, 1999). Punctuality, as a reflection of time-management, indicates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the industrial and service economies in the eastern areas.9 Nevertheless, as China’s open door and reform policy has been gradually going through the eastern and coastal areas, into middle provinces and finally to the west. While now Han people have shown a fast pace life before
8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crucial to nation: Government, 9 July. 2010. China Daily.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0-07/09/content_10084471.htm. 9 Zhang Ping. The Differenc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mong China’s Eastern, Middle and Western Areas. Economic Review, 2007. Issue 5, pp.53-57.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www.csscipaper.com/eco/socialist-economy-trend/1254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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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yghur students, Han people also had a slow-paced lifestyle before the 1980s.10 Uyghurs’ attitudes towards work, lifestyle and time also are not necessarily stagnant. Culturally, Uyghur people have long been accustomed to a more sedentary lifestyle, of mixed pastoral and agricultural traditions in the oases (Cao, 1999). Cao (1999) also suggests that the traditional Uyghur lifestyle is gradually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into a modern style. They are learning to change their social attitudes towards lifestyle and time-management amid China’s acceleration of marketization and the West Development Programme.
Uyghur students’ cultural stereotypes towards Han people are also situated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ethnic relations between Han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Uyghur perceptions towards the Han cannot be isolated from Han views about the Uyghur, as both are intermingled in the formation of ethnic boundaries. Gladney suggests, ‘Majorities are made, not born’ (1998, p. 1). This is also the case for the formation of ‘being minority’. Gladney (1998) puts forward that minorities have been negatively feminized by Han people for their exotic cultures but backward social economic levels. Nevertheless, to protect Uyghurs’ ethnic dignity, Uyghurs also have erected an ethnic boundary to respond to this negative cultural stereotype with their strong religious beliefs and lifestyles (Rudelson, 1997; Teng, 2002).
The positive cultural stereotype of ‘the most beautiful flower’ towards Han people demonstrates a long and intensive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from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the state schools spare no effort in promoting Han dominant culture in Xinjiang. Uyghur students are familiar with all the political terms and have frequently quoted them in their essays, such as the term of Ethnic Unification Week, the song of ‘56 ethnic groups and 56 flowers’, and the catchy slogan ‘Two Inseparables’.
Unfortunately, the effectiveness and overall impact of Han idealization have not been publicall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this political propaganda are questionable. Though the state has been relentlessly promoting the official discourse of ethnic
10 Zhou, Xiaohong. The change of social mentality in China since the starting of open door and reform policy.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18 May 2010. Official website for the journal of Leaders, Retrieved 10 September, 2010, from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051897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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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between Han and minorities, both Han people and minorities, in general, lack awareness of the cultures of the opposite groups (Zheng, 2002; Mackerras, 2004). In this paper, they have indeed imposed a stereotypical, but superficial, impression of Han people on the new students, which is why the prep grade students more often tend to quote those official lines. However, when students reach the senior year, they become more critical and mention the official rhetoric much less. Often, their critical reflection comes with their negative feelings of Han people and signals a sense of rebellion. This variation also shows that Uyghur students have awakened their independent judgement and critically rethink the Government discourse. Compared with the positive image of the ‘beautiful flower’, there is much more to be done with the negative images of ‘thorns’.
Conclusion
The impact between the gap of flower and thorns is by no means is trivial for both sides. For the school, most Han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it is imperative to hear the Uyghur students’ real voices, rather than indulging in their praise and singing. While Han people are far more used to the positive impressions from minorities, those negative views are yet to be acknowledged, let alone examined openly in official discourse, such as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government documents. In addition, the school curriculum and the school rules all tend to be strictly in line with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have not yet addressed those negative perceptions from the Uygh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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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赴内地新疆高中班、中职班、对口班 及协作计划高校宣讲活动的通知
来源：http://www.xjban.com/szjy/2012/49504.htm
有关省、直辖市教育厅（教委），部属有关高等学校：为加强内地新疆学生的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研究，定于2012年3月底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宣讲团赴内高班、内职班、对口班及部分协作计划高校，开展宣讲教育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宣讲活动内容党的民族政策，内地有关省(市)对口支援新疆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和“三个离不开”教育，“反暴力、讲法制、讲秩序”的教育。
二、宣讲方式宣讲工作采取向内地新疆学生面对面教育的方式开展。由专家或模范人物宣讲，同时安排部分参加全国内地新疆学生“做学法、懂法、守法公民”的获奖学生及内高班优秀大学毕业生做巡回演讲。
三、宣讲的对象 内高班学生、对口支援高中班学生、内地中职班学生、内地高校新疆学生。
四、时间安排2012年3月28日至4月8日，预计12天左右。
五、宣讲分组安排为确保宣讲工作质量，拟抽调全国及自治区模范人物、自治区高校的思政专家、教育厅有关处室的负责同志、自治区内学办干部、全国内地新疆学生“做学法、懂法、守法公民”的获奖学生及内高班优秀大学毕业生组成宣讲组分组开展工作，每组5—6人。（具体行程安排见附件）
六、其他事宜请有关省（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负责通知本省（直辖市）相关单位。有关城市教育部门及相关学校须参照附件分组情况及宣讲组行程路线，做好联络接送机（站）工作（具体行程安排与各组联络员联系），落实宣讲场地及学生的组织工作。
联系人：XXX
附件：宣讲组分组及行程安排
有关省、直辖市教育厅（教委），部属有关高等学校：为加强内地新疆学生的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研究，定于2012年3月底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宣讲团赴内高班、内职班、对口班及部分协作计划高校，开展宣讲教育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宣讲活动内容党的民族政策，内地有关省(市)对口支援新疆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和“三个离不开”教育，“反暴力、讲法制、讲秩序”的教育。
二、宣讲方式宣讲工作采取向内地新疆学生面对面教育的方式开展。由专家或模范人物宣讲，同时安排部分参加全国内地新疆学生“做学法、懂法、守法公民”的获奖学生及内高班优秀大学毕业生做巡回演讲。
三、宣讲的对象 内高班学生、对口支援高中班学生、内地中职班学生、内地高校新疆学生。
四、时间安排2012年3月28日至4月8日，预计12天左右。
五、宣讲分组安排为确保宣讲工作质量，拟抽调全国及自治区模范人物、自治区高校的思政专家、教育厅有关处室的负责同志、自治区内学办干部、全国内地新疆学生“做学法、懂法、守法公民”的获奖学生及内高班优秀大学毕业生组成宣讲组分组开展工作，每组5—6人。（具体行程安排见附件）
六、其他事宜请有关省（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负责通知本省（直辖市）相关单位。有关城市教育部门及相关学校须参照附件分组情况及宣讲组行程路线，做好联络接送机（站）工作（具体行程安排与各组联络员联系），落实宣讲场地及学生的组织工作。
联系人：XXX
附件：宣讲组分组及行程安排
内高班教师－教育越来越“新疆化”
来源：维吾尔在线
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5683
维吾尔在线讯 （通讯员Sada）某内高班负责教师表示，近年来接新疆教育厅的通知，加强对新疆班学生的政治教育，教育有些“变味”。
近日，来北京参加会议的南方某内高班负责教师（汉族）向维吾尔在线通讯员表示， 近年来，尤其是“7·5”事件之后，接新疆教育厅和各地教育局的指示，加强针对新疆班学生的政治教育，对学生平时生活严加观察和管理。如有发现从事礼拜、封斋等宗教活动的学生学校严厉惩罚。
这位有8年管理新疆班经验的教师还透露，新疆教育厅有明确的规定，如有发现礼拜的学生，学校有权勒令退学。9月初，她所在的学校某高一新疆班学生被发现在宿舍礼拜，学校知情之后处理过程也很无奈，各方意见不一。来自新疆的生活老师认为必须退学，因为一旦此事被新疆教育厅知道了学校也没法解释，自己也面临很大的压力。而当地的学校领导认为，该学生因为一次被发现礼拜而退学会对他的未来造成很大的影响，算是学校毁了他的一生。一段时间的争议之后，学校决定给予这名礼拜的学生留校察看处分。“虽然我们的处理结果给这名学生创造了一点出路，但学校的压力也挺大的，就怕被新疆教育厅知道。”她说道。
聊天中，这位新疆班负责老师还谈到，2009年乌鲁木齐事件之后维吾尔学生的民族意识在提高，“以前我们很少听到学生说我们民族怎么怎么样的话，现在却多了起来”。这位老师还注意到，新疆班内部维吾尔学生和汉族学生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
最后，这位老师说道，如果这样下去，自己也不想继续参与新疆班的管理当中。“现在我们的对新疆班学生教育不是最纯的那种教育，政治色彩越来越浓。有时候真的很无奈，不知道新疆方面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规定？是有中央的指示还是新疆一手做出来的？我们对本地学生应没有这方面的管理条例。不管怎么样，都应该<宪法>为准”她表示。
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5683
维吾尔在线讯 （通讯员Sada）某内高班负责教师表示，近年来接新疆教育厅的通知，加强对新疆班学生的政治教育，教育有些“变味”。
近日，来北京参加会议的南方某内高班负责教师（汉族）向维吾尔在线通讯员表示， 近年来，尤其是“7·5”事件之后，接新疆教育厅和各地教育局的指示，加强针对新疆班学生的政治教育，对学生平时生活严加观察和管理。如有发现从事礼拜、封斋等宗教活动的学生学校严厉惩罚。
这位有8年管理新疆班经验的教师还透露，新疆教育厅有明确的规定，如有发现礼拜的学生，学校有权勒令退学。9月初，她所在的学校某高一新疆班学生被发现在宿舍礼拜，学校知情之后处理过程也很无奈，各方意见不一。来自新疆的生活老师认为必须退学，因为一旦此事被新疆教育厅知道了学校也没法解释，自己也面临很大的压力。而当地的学校领导认为，该学生因为一次被发现礼拜而退学会对他的未来造成很大的影响，算是学校毁了他的一生。一段时间的争议之后，学校决定给予这名礼拜的学生留校察看处分。“虽然我们的处理结果给这名学生创造了一点出路，但学校的压力也挺大的，就怕被新疆教育厅知道。”她说道。
聊天中，这位新疆班负责老师还谈到，2009年乌鲁木齐事件之后维吾尔学生的民族意识在提高，“以前我们很少听到学生说我们民族怎么怎么样的话，现在却多了起来”。这位老师还注意到，新疆班内部维吾尔学生和汉族学生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
最后，这位老师说道，如果这样下去，自己也不想继续参与新疆班的管理当中。“现在我们的对新疆班学生教育不是最纯的那种教育，政治色彩越来越浓。有时候真的很无奈，不知道新疆方面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规定？是有中央的指示还是新疆一手做出来的？我们对本地学生应没有这方面的管理条例。不管怎么样，都应该<宪法>为准”她表示。
内高班14年已累计招生6.04万人
来源：http://news.iyaxin.com/content/2013-08/07/content_4143706.htm
亚心网讯（记者张雪红）6日，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召开的2013年内地新疆高中班招生录取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从2000年至今，内高班14年已累计招生6.04万人，已有2.8万人高中毕业、6000余人大学毕业，还有部分硕士、博士毕业生，每年约有15%的内高班大学生毕业生留在内地工作，其余的回疆就业。
据了解，今年内高班招生9122人，比去年增加792人，全疆有近3.8万人报考，明年开始每年将稳定1万人的招生规模。今年内高班办班城市从去年的44个增加到了45个，办班学校增加了6所达到了91所，秋季开学后内高班在校生将达到3.1万人。
自治区内地新疆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孙琦介绍，今年内高班录取新生中少数民族学生达到了90%，农牧民子女录取比例从去年的76%提高到了77%，分别有6名自治区双语口语大赛获奖学生和2277名农村计划生育领证家庭子女在内高班招生考试中享受了加分，今年区内初中班毕业生升入内高班的比例达到78.85%。
记者还了解到，内高班录取结束后，北京、天津、安徽、江苏、江西五个对口援疆省市将进行高中“对口班”招生，按照汉考汉、民考汉、双语班三个类别，不分城乡从高分到低分统一划分数线录取，和田录取380人，克州录取120人。
8月6日20点开始，内高班录取结果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渠道查询：网站查询：自治区教育厅网站（http：//www.xjedu.gov.cn）新疆班网站（www.xjban.com）；声讯电话查询：移动用户拨打12580语音查询，电信用户拨打 16885123声讯电话查询；短信查询：移动用户编辑录取查询（NGBLQ#准考证号）发送到10658333、电信用户编辑录取查询（NGBLQ准考证号）发送到1065920160；新疆广电网络电视用户查询：电视用户可通过新疆广电网络天山云机顶盒中（天山云首页—云资讯—成绩查询）界面查询各类考试成绩录取信息。考生也可以到当地教育部门查询录取结果。
亚心网讯（记者张雪红）6日，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召开的2013年内地新疆高中班招生录取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从2000年至今，内高班14年已累计招生6.04万人，已有2.8万人高中毕业、6000余人大学毕业，还有部分硕士、博士毕业生，每年约有15%的内高班大学生毕业生留在内地工作，其余的回疆就业。
据了解，今年内高班招生9122人，比去年增加792人，全疆有近3.8万人报考，明年开始每年将稳定1万人的招生规模。今年内高班办班城市从去年的44个增加到了45个，办班学校增加了6所达到了91所，秋季开学后内高班在校生将达到3.1万人。
自治区内地新疆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孙琦介绍，今年内高班录取新生中少数民族学生达到了90%，农牧民子女录取比例从去年的76%提高到了77%，分别有6名自治区双语口语大赛获奖学生和2277名农村计划生育领证家庭子女在内高班招生考试中享受了加分，今年区内初中班毕业生升入内高班的比例达到78.85%。
记者还了解到，内高班录取结束后，北京、天津、安徽、江苏、江西五个对口援疆省市将进行高中“对口班”招生，按照汉考汉、民考汉、双语班三个类别，不分城乡从高分到低分统一划分数线录取，和田录取380人，克州录取120人。
8月6日20点开始，内高班录取结果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渠道查询：网站查询：自治区教育厅网站（http：//www.xjedu.gov.cn）新疆班网站（www.xjban.com）；声讯电话查询：移动用户拨打12580语音查询，电信用户拨打 16885123声讯电话查询；短信查询：移动用户编辑录取查询（NGBLQ#准考证号）发送到10658333、电信用户编辑录取查询（NGBLQ准考证号）发送到1065920160；新疆广电网络电视用户查询：电视用户可通过新疆广电网络天山云机顶盒中（天山云首页—云资讯—成绩查询）界面查询各类考试成绩录取信息。考生也可以到当地教育部门查询录取结果。
教育部关于少数民族预科班、内地班招生工作等政策
来源：http://zsb.scuec.edu.cn/zs/view.php?id=601
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学生工作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学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高校招生办公室，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收非西藏生源定向培养和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学生，是党和国家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的特殊政策措施，是内地高等学校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认真做好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的培养工作，对促进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少数民族班招生工作管理，现将《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定向西藏招收非西藏生源学生工作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学生工作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1：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管理规定
2：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学生工作管理规定
3：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学生工作管理规定
教育部
二〇〇五年三月三十日
——————————————————————————————
附件：
1. 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管理规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国发〔2002〕14号)关于做好高校民族班和民族预科班招生工作的精神，为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以下简称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管理，制定本规定。
一、招生计划
（一）预科班、民族班招生计划作为国家指令性定向就业培养计划，由教育部单独下达执行；学生毕业后回生源地区就业。
（二）计划编报。计划编报由各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部属有关高等学校负责，按年度计划编制工作要求报送教育部。
预科班分学校招生计划报送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民族教育司；民族班招生来源计划和预科转入本（专）科分专业计划报送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民族教育司。
预科班分学校招生计划，由教育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统一下达；民族班招生计划包含在当年国家下达给各有关学校的招生总规模之内。预科班、民族班招生来源计划由教育部单独下达。各地、各部门和高等学校遵照执行。
二、民族成份确认
（一）报考普通高等学校预科班、民族班的考生，在高考报名时，必须出示本人户口本原件，并提供本人户口本复印件，复印件装入考生档案。
（二）如发现考生民族成份与本人户口本不相符时，由省级民族工作部门和公安部门负责确认考生的民族成份。
三、招生录取
（一） 生源
预科班、民族班生源限定为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少数民族考生。重点招收边远农村、高寒地区、山区、牧区的考生，并适量招收散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二）录取标准
1.本科预科。本科预科班录取分数线不得低于在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相应批次各有关高校提档分数线以下80分。
2.专科预科。专科预科班录取分数线不得低于在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专科相应批次各有关高校提档分数线以下60分。
3.民族班。民族班录取分数线不得低于在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本、专科相应批次各有关高校提档分数线以下40分。
(三)录取程序
预科班、民族班录取工作应安排在各有关高校本、专科统招相应录取批次内进行。其中报考民族班的符合投档条件的考生应与相应本、专科统招考生同时投档；报考预科班的符合投档条件的考生，按预科计划顺序投档，对同一层次专业涉及不同批次的学校，预科投档条件应按高一级批次要求执行。有关高校对拟录的预科生应及时征求考生本人意见。
(四)录取通知书
预科班、民族班录取通知书由招生学校直接寄送考生本人。预科班已录取考生持预科录取通知书到预科培养学校报到。民族班已录取考生直接到招生学校报到。
预科培养学校要提前将新生入学须知等有关材料寄至有关招生学校。
（五）档案
被录取为预科的考生档案由招生学校直接寄送预科培养学校。预科学习期间学生档案由预科培养学校负责管理，结业后转回招生学校。
四、预科教学、结业、转入本（专）科的管理
（一）预科培养。被录取的预科新生先在指定的预科培养学校集中进行1至2年预科阶段的学习，重点教授汉语文、数学、英语三门主要基础课和其它有关课程。
（二）预科管理。学生在预科学习阶段主要由预科培养学校负责管理，招生学校协助。
（三）预科结业考核。预科学生结业考核和结业证由各预科培养学校组织和印发。学生预科结业考核合格
者，由招生学校发本（专）科录取通知书。学生持录取通知书到招生学校报到。不合格者退回生源地区。
（四）培养专业。预科班学生预科结业合格后，由招生学校根据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结合学生德、智、体情况确定具体培养专业。
（五）预科班学生结业转入本（专）科计划。预科班学生结业转入本（专）科要占转入当年国家下达招生学校的本（专）科招生计划。各有关部门(单位)、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其所属高等学校在编制报送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来源计划时，应按拟转入的学生数，在转入年度来源计划中“其他类”的“预科班”项内填报计划数。
五、收费
预科班、民族班收费要严格按《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做好2003年学校收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教财〔2003〕4号）规定执行。
（一）民族班学生应与同等学历层次学生执行相同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额外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二）预科学生在预科阶段的学费按照预科培养学校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预科生学费标准收取；预科学生转入本、专科后，其学费按照预科生录取当年招生学校的学费标准收取。
（三）有关部门和高等学校要认真执行国家关于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有关规定，预科和本、专科阶段对学生的“奖、贷、助、补、减”等政策和措施的实施由本、专科培养学校负责，确保家庭经济贫困学生按国家的有关政策得到资助。
六、责任追究及有关工作要求
高校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要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实行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责任制及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一）高校举办的预科班、民族班只招收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少数民族考生，不得招收汉族考生。严禁高校招收并举办非少数民族的预科班、民族班。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和高等学校必须及时公布并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预科班、民族班招生计划，高校不得擅自超计划录取考生。根据需要确需追加计划的，要按程序由各高等学校主管部门报教育部审批。
（三）预科班、民族班录取名单要由各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四）对骗改民族成份的考生，一经查实，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由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或招生学校取消其报考或录取资格；对冒名顶替少数民族考生或不按规定录取的，一经查实，无论在预科或本、专科学习阶段，都要取消其学籍，退回生源地区；对直接责任者要按有关规定予以严厉查处。
（五）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预科班招生的监管，提高预科阶段教学质量，从2005年起，全国高校本、专科预科阶段培养实行相对集中办学。不集中办学的，取消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高等学校举办招收少数民族预科班的资格。
2. 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学生工作管理规定
(从略)
3. 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学生工作管理规定
举办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以下简称西藏班、新疆班），是国家加快西藏、新疆发展的重要决策。为做好内地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西藏班、新疆班应届高中毕业生工作，制定本规定。
一、招生计划
（一）内地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西藏班、新疆班学生招生计划包含在当年国家下达给有关招生学校的总规模之内并作为国家指令性定向培养计划，单列下达执行。学生毕业后原则上分别回到西藏、新疆就业。
（二）招生需求计划。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分别根据西藏班、新疆班毕业生情况及本地需求，提出招生需求计划建议方案，报教育部审核后下达各有关高校。
（三） 分专业招生来源计划。内地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西藏班、新疆班的分专业招生来源计划，根据西藏、新疆提出的建议，由有关高校负责编制。教育部（民族教育司）负责商各有关省、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和部属高校后，汇总单独下达，各地、各部门和高等学校遵照执行。
二、生源
（一）西藏班。西藏班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中有10%的进藏（汉族等）干部职工子女。
（二）新疆班。新疆班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中有10%的汉族农牧子女。
三、招生录取
高等学校招收西藏班、新疆班学生实行“统一考试、统一阅卷、单独划线、单独录取”的办法。
（一）考试。考生全部在中学学习所在地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二）招生报名、考试、阅卷和考试成绩造册等工作由考生中学所在的省、直辖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三）录取。教育部负责指导招生录取工作，教育部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招生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招生学校负责录取。
四、收费
普通高校招收西藏班、新疆班学生收费要严格按《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做好2003年学校收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教财〔2003〕4号）规定执行。
（一）西藏班、新疆班学生应与同等学历层次学生执行相同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额外收取其他任何费用。学生要按规定缴纳有关费用。
（二）有关部门和高等学校要认真执行国家关于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有关规定，完善和落实“奖、贷、助、补、减”等配套政策和措施，对家庭经济贫困学生按国家的有关政策予以资助。
五、责任追究
（一）西藏班、新疆班招生工作要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实行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责任制及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二）高等学校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西藏班、新疆班招生计划。招生计划应及时向社会及办班学校和考生公布。
（三）录取名单由教育部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招生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学生工作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学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高校招生办公室，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收非西藏生源定向培养和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学生，是党和国家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的特殊政策措施，是内地高等学校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认真做好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的培养工作，对促进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少数民族班招生工作管理，现将《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定向西藏招收非西藏生源学生工作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学生工作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1：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管理规定
2：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学生工作管理规定
3：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学生工作管理规定
教育部
二〇〇五年三月三十日
——————————————————————————————
附件：
1. 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管理规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国发〔2002〕14号)关于做好高校民族班和民族预科班招生工作的精神，为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以下简称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管理，制定本规定。
一、招生计划
（一）预科班、民族班招生计划作为国家指令性定向就业培养计划，由教育部单独下达执行；学生毕业后回生源地区就业。
（二）计划编报。计划编报由各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部属有关高等学校负责，按年度计划编制工作要求报送教育部。
预科班分学校招生计划报送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民族教育司；民族班招生来源计划和预科转入本（专）科分专业计划报送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民族教育司。
预科班分学校招生计划，由教育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统一下达；民族班招生计划包含在当年国家下达给各有关学校的招生总规模之内。预科班、民族班招生来源计划由教育部单独下达。各地、各部门和高等学校遵照执行。
二、民族成份确认
（一）报考普通高等学校预科班、民族班的考生，在高考报名时，必须出示本人户口本原件，并提供本人户口本复印件，复印件装入考生档案。
（二）如发现考生民族成份与本人户口本不相符时，由省级民族工作部门和公安部门负责确认考生的民族成份。
三、招生录取
（一） 生源
预科班、民族班生源限定为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少数民族考生。重点招收边远农村、高寒地区、山区、牧区的考生，并适量招收散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二）录取标准
1.本科预科。本科预科班录取分数线不得低于在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相应批次各有关高校提档分数线以下80分。
2.专科预科。专科预科班录取分数线不得低于在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专科相应批次各有关高校提档分数线以下60分。
3.民族班。民族班录取分数线不得低于在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本、专科相应批次各有关高校提档分数线以下40分。
(三)录取程序
预科班、民族班录取工作应安排在各有关高校本、专科统招相应录取批次内进行。其中报考民族班的符合投档条件的考生应与相应本、专科统招考生同时投档；报考预科班的符合投档条件的考生，按预科计划顺序投档，对同一层次专业涉及不同批次的学校，预科投档条件应按高一级批次要求执行。有关高校对拟录的预科生应及时征求考生本人意见。
(四)录取通知书
预科班、民族班录取通知书由招生学校直接寄送考生本人。预科班已录取考生持预科录取通知书到预科培养学校报到。民族班已录取考生直接到招生学校报到。
预科培养学校要提前将新生入学须知等有关材料寄至有关招生学校。
（五）档案
被录取为预科的考生档案由招生学校直接寄送预科培养学校。预科学习期间学生档案由预科培养学校负责管理，结业后转回招生学校。
四、预科教学、结业、转入本（专）科的管理
（一）预科培养。被录取的预科新生先在指定的预科培养学校集中进行1至2年预科阶段的学习，重点教授汉语文、数学、英语三门主要基础课和其它有关课程。
（二）预科管理。学生在预科学习阶段主要由预科培养学校负责管理，招生学校协助。
（三）预科结业考核。预科学生结业考核和结业证由各预科培养学校组织和印发。学生预科结业考核合格
者，由招生学校发本（专）科录取通知书。学生持录取通知书到招生学校报到。不合格者退回生源地区。
（四）培养专业。预科班学生预科结业合格后，由招生学校根据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结合学生德、智、体情况确定具体培养专业。
（五）预科班学生结业转入本（专）科计划。预科班学生结业转入本（专）科要占转入当年国家下达招生学校的本（专）科招生计划。各有关部门(单位)、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其所属高等学校在编制报送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来源计划时，应按拟转入的学生数，在转入年度来源计划中“其他类”的“预科班”项内填报计划数。
五、收费
预科班、民族班收费要严格按《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做好2003年学校收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教财〔2003〕4号）规定执行。
（一）民族班学生应与同等学历层次学生执行相同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额外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二）预科学生在预科阶段的学费按照预科培养学校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预科生学费标准收取；预科学生转入本、专科后，其学费按照预科生录取当年招生学校的学费标准收取。
（三）有关部门和高等学校要认真执行国家关于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有关规定，预科和本、专科阶段对学生的“奖、贷、助、补、减”等政策和措施的实施由本、专科培养学校负责，确保家庭经济贫困学生按国家的有关政策得到资助。
六、责任追究及有关工作要求
高校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要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实行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责任制及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一）高校举办的预科班、民族班只招收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少数民族考生，不得招收汉族考生。严禁高校招收并举办非少数民族的预科班、民族班。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和高等学校必须及时公布并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预科班、民族班招生计划，高校不得擅自超计划录取考生。根据需要确需追加计划的，要按程序由各高等学校主管部门报教育部审批。
（三）预科班、民族班录取名单要由各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四）对骗改民族成份的考生，一经查实，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由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或招生学校取消其报考或录取资格；对冒名顶替少数民族考生或不按规定录取的，一经查实，无论在预科或本、专科学习阶段，都要取消其学籍，退回生源地区；对直接责任者要按有关规定予以严厉查处。
（五）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预科班招生的监管，提高预科阶段教学质量，从2005年起，全国高校本、专科预科阶段培养实行相对集中办学。不集中办学的，取消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高等学校举办招收少数民族预科班的资格。
2. 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学生工作管理规定
(从略)
3. 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学生工作管理规定
举办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以下简称西藏班、新疆班），是国家加快西藏、新疆发展的重要决策。为做好内地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西藏班、新疆班应届高中毕业生工作，制定本规定。
一、招生计划
（一）内地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西藏班、新疆班学生招生计划包含在当年国家下达给有关招生学校的总规模之内并作为国家指令性定向培养计划，单列下达执行。学生毕业后原则上分别回到西藏、新疆就业。
（二）招生需求计划。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分别根据西藏班、新疆班毕业生情况及本地需求，提出招生需求计划建议方案，报教育部审核后下达各有关高校。
（三） 分专业招生来源计划。内地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西藏班、新疆班的分专业招生来源计划，根据西藏、新疆提出的建议，由有关高校负责编制。教育部（民族教育司）负责商各有关省、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和部属高校后，汇总单独下达，各地、各部门和高等学校遵照执行。
二、生源
（一）西藏班。西藏班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中有10%的进藏（汉族等）干部职工子女。
（二）新疆班。新疆班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中有10%的汉族农牧子女。
三、招生录取
高等学校招收西藏班、新疆班学生实行“统一考试、统一阅卷、单独划线、单独录取”的办法。
（一）考试。考生全部在中学学习所在地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二）招生报名、考试、阅卷和考试成绩造册等工作由考生中学所在的省、直辖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三）录取。教育部负责指导招生录取工作，教育部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招生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招生学校负责录取。
四、收费
普通高校招收西藏班、新疆班学生收费要严格按《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做好2003年学校收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教财〔2003〕4号）规定执行。
（一）西藏班、新疆班学生应与同等学历层次学生执行相同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额外收取其他任何费用。学生要按规定缴纳有关费用。
（二）有关部门和高等学校要认真执行国家关于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有关规定，完善和落实“奖、贷、助、补、减”等配套政策和措施，对家庭经济贫困学生按国家的有关政策予以资助。
五、责任追究
（一）西藏班、新疆班招生工作要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实行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责任制及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二）高等学校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西藏班、新疆班招生计划。招生计划应及时向社会及办班学校和考生公布。
（三）录取名单由教育部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招生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新疆“内高班”：十年，见证民族交流与团结
来源：人民政协报
http://www.qstheory.cn/zz/shzyzzzd/201008/t20100819_43387.htm
2010年是新疆内地高中班开办第十个年头。2000年，为提升新疆各族学生的教育水平，让新疆学生感受到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势头，中央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启动了新疆内高班政策。办班十年来，累计让5万多名新疆学生在内地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近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还在推进新疆教育跨越式发展工作会议上表示，从今年开始，内高班将扩大招生规模，到2014年将达到1万人的招生规模，将有更多的新疆学生到内地接受高中教育。
内地办班学校和社会各界对“内高班”的关注和付出，不仅让边疆的各族学子享受到了发达地区的优良教育资源，培养了一大批品学皆优的学生，还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新疆“内高班”的由来与发展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介绍，自2000年9月开始，国家在北京、上海等12个经济发达城市的13所一类高中开办了“内高班”。截至目前，内高班已累计完成11届共3.6万人的招生任务。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地新疆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孙琦介绍，为提升新疆基础教育水平、加速少数民族人才后备队伍的建设和培养，今年国家进一步扩大内高班招生规模，录取新疆内高班新生6378人，比去年新增内高班招生计划878人。并新增辽宁省沈阳市，江苏省徐州市、淮安市，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市，山东省潍坊市，陕西省西安市7个内地办班城市。新疆内高班办班城市增至36个，办班学校增至66所，在校生规模将达到2.2万余人。
按照教育部要求，今年内高班招生录取工作继续向南疆四地州倾斜、向农牧民子女倾斜，农牧民子女的招生比例将进一步提高至80％以上。另外，从今年起，新疆还将参照内高班模式，在内地开办新疆中等职业班，今年计划招生3000人。
为新疆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平台
“规模的不断扩大，说明‘内高班’在新疆各族群众中间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逐年上升。”新疆内地学生办公室主任孙琦说。据了解，承办“内高班”省市的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学校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以优质的软硬件条件，为新疆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
“内高班”所在学校都十分重视新疆学生的清真饮食习惯。在天津市崇化中学，学校专门为“内高班”学生建了一所食堂，可以容纳全校467名新疆学生同时用餐，并专门聘请两位新疆籍厨师。崇化中学校长马淑苓说，学校专门从新疆运来当地的馕坑，给学生们烤制地道的新疆馕饼。
青岛第六十六中学校长薛风楼说，学校新疆班授课教师里高级教师占到50％以上，同时考虑到新疆学生远离父母需要照顾，教师必须要有生活和教学两方面经验，所以学校选用的教师一般都已为人父母。
绝大多数“内高班”还根据学生的素质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和方式，体现因材施教、因人施教的方针。天津五中为2009年刚入校的新疆预科班学生准备了多板块的民族教育课，其中《相亲相爱一家人》通过做游戏、团队合作、心理辅导等形式，让来自新疆的各族学生认识新朋友，学会理解他人。
推动民族交往与团结的桥梁
在新疆内高班，学生们的成熟和成长，有效地推进了民族交往和团结。
“内高班”重视招收农牧民子女的办学理念促进了民族交往。据自治区教育厅统计，“内高班”中的农牧民子女的录取比例近年来不断提高，2009年已经达到了71.7％。东莞高级中学校长陈德繁说，这些年他对新疆“内高班”学生家访的过程中发现，父母和亲戚们经常打电话给孩子，询问内地情况，有的家长到内地看望孩子时，对内地的发展有了新的了解。
“内高班”的品牌号召力，有力地拉动了新疆学生学习汉语、接受高水平教育的积极性。来自新疆阿克苏市的维吾尔族女孩、上海交大附中高三毕业生苏比努尔说，她哥哥2004年考入了上海七宝中学“内高班”，现在已是深圳大学信息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家乡很多学生都想考“内高班”，当初她就是受到哥哥的激励后努力学习，最后考到上海读书的。
在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民族团结也随之加深。广州六中党委书记罗耀新说，很多新疆的孩子跟着当地学生学广东话，当地学生跟新疆学生学维吾尔语，彼此间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友谊。来自新疆和田的迪娜古丽2002年到深圳市松岗中学学习，如今她已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迪娜古丽说，她现在依然经常跟高中老师联系，新疆学生对老师的感情都很深。
将奉献祖国与回报家乡相结合
今年5月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激发了“内高班”学生建设新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来自新疆喀什的维吾尔族学生阿力木江是上海交大附中高一新疆班班长，他经常通过网络、报纸了解新疆的发展变化。阿力木江说:“几年后我们大学毕业找工作时，正好是这一轮中央政策实施的高峰期，我们这一届学生都可以受益，我们会在内地好好学习，日后把这里的先进理念带回新疆。”
艾克拜尔·努日曾经就读于杭州师大附中，毕业后考进浙江大学。大学实习期间，杭州市一家合资企业非常欣赏他，要以月薪8000元留下他。艾克拜尔·努日说，他很喜欢杭州这座城市，但毕业后还是选择回到新疆成为一名教师，“作为享受了祖国那么多关爱的新一代大学生，理应做出这种选择。”
广州六中高三12班学生托合提卡热说:“到广州读书后，看到这里有这么多的高楼大厦，觉得这边特别发达。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回去把新疆建设得像广东一样繁荣。”
据统计，截至今年高考之前，新疆“内高班”总共有6届9600余名学生毕业，其中95％以上的毕业生顺利考入内地高校学习。2008年以来，每年都有近千名从“内高班”考上大学的学生顺利毕业。除少部分毕业生在内地就业外，绝大部分毕业生选择了回新疆工作，并通过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聘和自主择业等多种途径，充实到自治区各行各业。
http://www.qstheory.cn/zz/shzyzzzd/201008/t20100819_43387.htm
2010年是新疆内地高中班开办第十个年头。2000年，为提升新疆各族学生的教育水平，让新疆学生感受到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势头，中央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启动了新疆内高班政策。办班十年来，累计让5万多名新疆学生在内地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近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还在推进新疆教育跨越式发展工作会议上表示，从今年开始，内高班将扩大招生规模，到2014年将达到1万人的招生规模，将有更多的新疆学生到内地接受高中教育。
内地办班学校和社会各界对“内高班”的关注和付出，不仅让边疆的各族学子享受到了发达地区的优良教育资源，培养了一大批品学皆优的学生，还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新疆“内高班”的由来与发展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介绍，自2000年9月开始，国家在北京、上海等12个经济发达城市的13所一类高中开办了“内高班”。截至目前，内高班已累计完成11届共3.6万人的招生任务。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地新疆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孙琦介绍，为提升新疆基础教育水平、加速少数民族人才后备队伍的建设和培养，今年国家进一步扩大内高班招生规模，录取新疆内高班新生6378人，比去年新增内高班招生计划878人。并新增辽宁省沈阳市，江苏省徐州市、淮安市，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市，山东省潍坊市，陕西省西安市7个内地办班城市。新疆内高班办班城市增至36个，办班学校增至66所，在校生规模将达到2.2万余人。
按照教育部要求，今年内高班招生录取工作继续向南疆四地州倾斜、向农牧民子女倾斜，农牧民子女的招生比例将进一步提高至80％以上。另外，从今年起，新疆还将参照内高班模式，在内地开办新疆中等职业班，今年计划招生3000人。
为新疆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平台
“规模的不断扩大，说明‘内高班’在新疆各族群众中间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逐年上升。”新疆内地学生办公室主任孙琦说。据了解，承办“内高班”省市的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学校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以优质的软硬件条件，为新疆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
“内高班”所在学校都十分重视新疆学生的清真饮食习惯。在天津市崇化中学，学校专门为“内高班”学生建了一所食堂，可以容纳全校467名新疆学生同时用餐，并专门聘请两位新疆籍厨师。崇化中学校长马淑苓说，学校专门从新疆运来当地的馕坑，给学生们烤制地道的新疆馕饼。
青岛第六十六中学校长薛风楼说，学校新疆班授课教师里高级教师占到50％以上，同时考虑到新疆学生远离父母需要照顾，教师必须要有生活和教学两方面经验，所以学校选用的教师一般都已为人父母。
绝大多数“内高班”还根据学生的素质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和方式，体现因材施教、因人施教的方针。天津五中为2009年刚入校的新疆预科班学生准备了多板块的民族教育课，其中《相亲相爱一家人》通过做游戏、团队合作、心理辅导等形式，让来自新疆的各族学生认识新朋友，学会理解他人。
推动民族交往与团结的桥梁
在新疆内高班，学生们的成熟和成长，有效地推进了民族交往和团结。
“内高班”重视招收农牧民子女的办学理念促进了民族交往。据自治区教育厅统计，“内高班”中的农牧民子女的录取比例近年来不断提高，2009年已经达到了71.7％。东莞高级中学校长陈德繁说，这些年他对新疆“内高班”学生家访的过程中发现，父母和亲戚们经常打电话给孩子，询问内地情况，有的家长到内地看望孩子时，对内地的发展有了新的了解。
“内高班”的品牌号召力，有力地拉动了新疆学生学习汉语、接受高水平教育的积极性。来自新疆阿克苏市的维吾尔族女孩、上海交大附中高三毕业生苏比努尔说，她哥哥2004年考入了上海七宝中学“内高班”，现在已是深圳大学信息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家乡很多学生都想考“内高班”，当初她就是受到哥哥的激励后努力学习，最后考到上海读书的。
在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民族团结也随之加深。广州六中党委书记罗耀新说，很多新疆的孩子跟着当地学生学广东话，当地学生跟新疆学生学维吾尔语，彼此间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友谊。来自新疆和田的迪娜古丽2002年到深圳市松岗中学学习，如今她已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迪娜古丽说，她现在依然经常跟高中老师联系，新疆学生对老师的感情都很深。
将奉献祖国与回报家乡相结合
今年5月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激发了“内高班”学生建设新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来自新疆喀什的维吾尔族学生阿力木江是上海交大附中高一新疆班班长，他经常通过网络、报纸了解新疆的发展变化。阿力木江说:“几年后我们大学毕业找工作时，正好是这一轮中央政策实施的高峰期，我们这一届学生都可以受益，我们会在内地好好学习，日后把这里的先进理念带回新疆。”
艾克拜尔·努日曾经就读于杭州师大附中，毕业后考进浙江大学。大学实习期间，杭州市一家合资企业非常欣赏他，要以月薪8000元留下他。艾克拜尔·努日说，他很喜欢杭州这座城市，但毕业后还是选择回到新疆成为一名教师，“作为享受了祖国那么多关爱的新一代大学生，理应做出这种选择。”
广州六中高三12班学生托合提卡热说:“到广州读书后，看到这里有这么多的高楼大厦，觉得这边特别发达。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回去把新疆建设得像广东一样繁荣。”
据统计，截至今年高考之前，新疆“内高班”总共有6届9600余名学生毕业，其中95％以上的毕业生顺利考入内地高校学习。2008年以来，每年都有近千名从“内高班”考上大学的学生顺利毕业。除少部分毕业生在内地就业外，绝大部分毕业生选择了回新疆工作，并通过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聘和自主择业等多种途径，充实到自治区各行各业。
首届新疆内地高中班——维吾尔族青年柯木的选择
作者：黄章晋
来源：《凤凰周刊》
http://www.mzb.com.cn/html/node/241467-1.htm
新疆内高班，全称为“内地高中班”，是仿照西藏内地高中班的经验，为让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接受更好地高中教育做出的一个特殊安排，即由教育部统筹协调，在内地多个地方设立专门为新疆学生开办的内高班，再从新疆——尤其是南疆农牧业地区——选拔成绩优异的孩子到内地上课。
新疆内地高中班学制四年，含预科一年，不分民族统一编班，使用汉语授课。预科阶段重点补习初中的汉语、英语和数、理、化课程，以达到初中毕业水平。
2000年，第一届新疆内高班开班，迄今已整整10年。第一届约1000名学员，2011年将录取7000名学员。除内地高中班，目前还有开办不久的内地初中班。
在长期观察新疆民族问题的人士看来，内高班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为新疆培养现代化人才的制度安排。这些毕业生根植于新疆本土，又接受了与汉族学生一样的高等教育，无论在语言、知识还是理念上，都能与内地社会无缝对接，完全可以成为建设现代化新疆最重要的有生力量。
然而， 这个长效的教育机制，在今天由于没有与之对接的人才“回收”机制，迄今罕有内高班毕业生感受到服务故乡的喜悦。他们中，少数人选择留在内地经济发达地区工作、生活，更多人回到家乡。特岗教师成为回到家乡的内高班毕业生们最常见的选择——体制内，只有这个工作没有汉人和他们竞争。
而那些留在内地、有了工作的内高班毕业生们，却无法处理内心越来越强烈的分裂：我还要在内地待多久？到底要不要回家乡？
柯木，全名阿不力克木•艾依提(Abilikm Heyit)，是新疆内高班第一届毕业生。
2000年离开新疆、远赴深圳时，柯木还是个孩子。10年间，他在内地完成高中和大学的学业，并顺利进入杭州一家私营企业，成为公司骨干。新疆，似乎离他越来越遥远，父母的脸都不再那么清晰。但柯木的心，越来越焦灼。
2008年参加工作时，他给自己定下三年后就必须决定是否回到故乡的计划。现在离最后期限只剩两个月，柯木还是没法做出决定：回新疆，还是留在内地?
在对《凤凰周刊》记者自述来内地求学、工作的经历时，他也希望在倾诉中，能好好整理自己被这个巨大问号折磨了太久的内心。
在新疆的家庭
我1984年出生，是新疆和田市地质队子弟。父亲来自喀什，是地质队技术骨干，母亲是市里东风商场的售货员。家里兄弟三个，我是老大。
地质队里有不少维吾尔族职工，平时孩子们玩在—起，不分民族。
上小学时我有两个选择：读维语学校，或汉语学校。父亲坚定地送我去了汉语学校。
可我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老师也听不懂维吾尔语。我们院子里—起读汉语学校的维吾尔族孩子后来大都转到了维语学校，父亲却坚持让我读下去。我二年级留级了。但学得还是很艰难，在家里没少挨揍。
—直到五年级，我才完全能听懂老师在说什么，各门功课开始及格。因为之前基本上没听懂过老师、同学的话，除了一些逃课片断，我那儿年的已忆几乎是空白。也许是因为我很抗拒这段时光吧。
1997年小学毕业，我到和田五中读书。
在小学，和汉族孩子打架是常事，不过大家根本没有民族意识，也不分民族，打完了很快就和好。但到了初中有点变化，有一次参与打群架，有大人来问：“你们是不是有民族情绪?”我那时候哪知道什么是民族情绪啊!
当时我学习不算好，但我并不为成绩不好而紧张，我喜欢看书。我是地质队阅览室借书最多的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本书，我最爱读的杂志是《读者》。
后来，我们内高班去内地时路过兰州，我还特意去了《读者》的办公楼看了看。在我心目中，那是很神圣的地方。
进入内高班
初中毕业那年，我上了新疆第一届内高班。
老师宣布，要选拔优秀的学生到内地读书，这当然谁都想去。当时报名者还要和学校签协议，保证以后回新疆。
我们那一届全疆总共1000个名额，喀什大概有300人，和田200个，大部分是南疆的人。当时名额分配很严格，年龄划线必须是1984年后生的。教委还要当面审核每个人，怕有人变造民族身份。
考试时我成绩不过线。但没想到，体检这—关，有成绩过线的同学不合格被刷下来了，指标空了出来，我正好补了上去。
那对我们是天大的喜事。父亲觉得特别有面子。爸妈特意花了65元饯给我买了一件新衬衣。
我们班上有三个学生上了内高班，除我之外，还有一个汉族人、一个满族人。维吾尔族学生的名额比例要比汉族高很多，新疆内高班80％的招生是面向农牧业地区的。
2000年8月，我们在乌鲁木齐集中。当时全疆1000个孩子住在新疆大学，停留了两三天。自治区领导来讲话，说我们是新疆的未来和希望，所有人激动得不行。
绝大多数人都是第—次到乌鲁木齐这么大的城市，好多人根本没出过远门甚至没到过县城。有个同学在库尔勒第一次看到火车，跑过去摸了一下铁轨。
在新疆大学，我见到了领队老师，也知道了要去深圳念书。我不知道深圳有多大、什么样，只知道那是特区。
在新疆大学，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有这么多民族。以前我只知道维吾尔族、汉族和回族，没听说过哈萨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蒙古族。这一次，我亲眼见到了各个民族的人，大家长相、外貌差别如此之大，才算有了“民族”这个概念。以前，真的没有。
深圳内高班的新生活
9月，我们来到深圳松岗中学。
这所中学以前是没有高中的。它想办高中时正好碰上内高班的任务下达到深圳。深圳有承办内高班的任务，但据说市内重点学校都不想接下这个担子，这所市郊的学校就争取了这个机会，他们借此可以办自己的高中了。
松岗中学有很多外来打工者的子弟。争取到新疆班后，它在当地也招了一个班的学生。高一年级就有了四个班，一个当地的，三个内高班。
新疆班学生有120个人。学校很想办好新疆班，师资力量全力向我们倾斜。
松岗中学的一切都和新疆的学校不同，条件之好超出想象。教学全部是电教化的。好多人第一次见到电脑什么样。而且还有我们根本没听说过的“校董事会”。
校方专门请来一对维吾尔族夫妇开了一个清真食堂，大厨是维吾尔族的。还有—个专门的膳食指导老师。食堂会根据学生的意见或委员会的意见修改菜单，甚至委员会可以直接指定配餐。各种营养搭配非常讲究，早上—定要有牛奶或豆浆，午餐必须是一荤二素，汤是免费的，晚餐更丰富些。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仅仅是吃，就让人终身难忘。很多人以前在家里从来就没吃好过。面包，我是到了深圳才第一次见到。其他各种点心我根本叫不上名字。大家都拼命吃。
第—年下来，—下吃出很多胖子。饮食过量与饮食习惯变化让好多人得了阑尾炎。后来我问过，其他地方的很多内高班学生都是这样——到内地的前一两年，很多人因为阑尾炎住院。
学校组织我们去过几次深圳市区。第—次进入市区，看到沃尔玛，大家只觉得震惊，觉得看到了真正的文明世界。
松岗中学让我们开眼了。但是对内高班的学生来说，这里的学习也是残酷的。因为内高班实行末尾淘汰制，四年学习中，前两年都会把成绩最差或表现不好的学生中途送回去。走一个，新疆自动补来一个——内高班编制很紧俏，甚至一个学生身体不行了，那边都会马上来个人把他顶替了。
第二年，我也出了问题——我背了四个处分，分别是因为爬墙出校和一次打架。按照前例，我得被退回去。
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我要被退回去，伤心得脑子一片空白，只想去流浪。我向同学们借了钱，准备偷偷带着行李走，不想留下来受那个侮辱。
班主任是一个女老师，看到我这样，跟我—起大哭起来。
校长得知情况后，对我说： “哪里有白送你回去这回事？”我被留下了。
我一辈子都感谢这位罗校长。他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这所中学里，我们和汉族学生相处非常愉快。我们来之前，学校就专门对其他学生交代过民族团结，学校本身也很尊重我们的习惯和文化。刚去学校时，初中班孩子第一次见新疆来的学生，很惊奇，好多人会跑过来要我们的签名，甚至就让我们签在他们的T恤上。
后来新疆班，本地班并班了，本地学生都很淳朴善良，人家就更是打成一片了。我和内地汉人的真正交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不过“9•11”之后，学校里突然有了政治教育，开始谈反分裂、民族教育等内容。
这时，我开始对“民族问题”有了意识。
我们的高考指标不占新疆也不占内地的，有自己的名额安排。本来大家的成绩就不错，所以升学率是百分之百，最差也能读大专。
我当时很想考公安大学，想去当警察。因为在深圳，我第一次看到了维族流浪儿。我很震惊，想去解救他们。
但我没考好，没考入我的第一志愿公安大学，最后上了第二志愿浙江财经学院。
大学：歧视与包容中的维吾尔问题
和深圳不—样，在杭州，我一下从封闭社会走向了开放社会。
从大学起，我就喜欢杭州，这里民营经济发达，商业意识浓厚，有钱人的孩子全在学校里推销电活卡、卖袜子之类，同学们的求职意向都是找民企而不是公务员……对从小就喜欢做小生意的我来说，这才是我喜欢的开放社会的氛围。
但在这里，我也第一次碰到真正的考验。
在浙江财经学院，我们那—届第一次有了维吾尔族学生。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维吾尔族人，很好奇。不了解新疆的同学会问些傻问题，比如我们在家是不是骑骆驼上学、家里是不是住帐篷，甚至有人问“新疆用不用人民币”。
这些好奇是正常的，我都无所谓。但外边赤裸裸的歧视，我很受不了。
文化歧视、民族歧视，我是到了杭州之后才第一次领略到——在深圳，我知道有好多新疆流浪儿当小偷，但并不知道汉族人这么歧视维吾尔族人，不知道有些汉族人看到维吾尔族人就像看到小偷—样。
我为这个受了很多委屈。比如，我和学校保安就发生过两次冲突。那时候学校学生都穿T恤，我因为兼职需要穿了一身正装。结果，第一次，我被保安拦住不让进校门时，我大吵大闹了。迫于压力，他们向我道歉了。
没想到，很快我又被一个保安拦住，不让进校门。因为第一次的事故，他们其实都认识我，我觉得对方是故意刁难我。这次我气坏了，动了手，但吃了亏。我伤心透了，一个人哭得好厉害，第一次想：我为什么要到内地来受这个气？
还有一次到杭州下沙去买裤子，我就听旁边人用方言对店老板说：“小心这个新疆人偷你的裤子。”
另一次，我和一个学妹在门外吃烤串，一个当地混混过来拍我肩膀说：“你个新疆人跑来干什么?”那段时间传说杭州延安路那边新疆人给人扎艾滋病针，这个人应该是因为这种传言看我不顺眼，故意来挑衅的。
这种谣言短信，我自己都接到过。接短信那次，我去白羊派出所投诉，社会上出现了伤害我们民族感情的谣言。
几天后，派出所来了人，找我约谈。他们很认真地了解了情况。之后，省公安厅的人也来调查了，调查结论说谣言是从萧山那边传来的。《杭州都市报》的记者也来为此采访过我，我说不希望自己的身份引起恐慌，当地报纸就专门发了文章辟谣。
从这时起，我开始对杭州有好印象。他们尊重人，可以讲道理，有隔阂可以沟通。一个城市的文明其实是体现在这些地方的。
遭遇歧视，应该是所有在内地读大学的内高班学生都会遇到的事。我听过上海的同学说过，有—次七八个维吾尔族学生—起上公交车，走到半路，车突然停下来，他们被大群防爆警察给包围了——车上的人，私下打电话叫来了警察。他们全是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大的高材生，却被周围的人当作恐怖分子看。
大三之前，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会很冲动，想打人，有段时间甚至感觉自己不正常。以前，我以为柯木就是柯木，不是别的身份。可经历告诉我，外界看你，首先认为你是一个维吾尔族人、一个新疆人，这就是“身份认同”。我开始感到自己缺少知识，不知道怎么看这些问题。
直到找到了“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我才在交流和帮助中得到启发，有一些理性认识，有了信心。学校里，一位叫李景奎的老师也给了我极大启发。后来，我开始读社会学、民族学书籍，开始关心新疆问题。
我开始了解，新疆和内地，对彼此的认识都有多么大的误解。
我当时要到内高班读书，周围的亲戚是很担心的。大家觉得内地非常可怕。我的一个表哥，在上海做过烤肉串的生意。他回家乡后，把上海说得非常坏，简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话，后来能理解他了。语言不通的维吾尔族人来到内地谋生，要找个落脚的地方都很难，更不要说做生意会被城管抓、被本地人歧视和驱赶。我表哥是从家里偷钱跑去上海的，在上海吃尽了苦头，被毒打过，住在你不能想象的地力，没有赚到一分钱。能长期留下来的维吾尔族人，几乎只剩坏人了，否则怎么活下来?
到内地的维吾尔族人基本上就是做那几行——烤串、卖切糕、当小偷。一个农村的维吾尔族人到了内地，多半只能被黑社会控制，跑都跑不掉。
我是在杭州附近打工那段时间，开始接触到这些人。卖切糕的，几乎90％都是和田、墨玉来的；卖羊肉串的、做小偷的，是喀什来的。这些人让我又恨又可怜。除了做“大哥”的，几乎每个“小弟”都是一身伤疤，饿得瘦瘦的，根本吃不饱。
开小饭馆的，也有不少在做不正当生意。拿饭馆做掩护，私下卖白粉，带一帮小偷。我看到过一个30多岁的人，晚上卖烤串，下面有铁链子把他的脚和羊肉摊锁在一起的。汉人是不会注意到这个的。
我碰到过一个小孩，被人带出来偷东西，三天没偷到东西，什么都没吃，快不行了。我花了60元打车把他送到下沙一个朋友那里，之后把他送回了新疆。
在我的老家，有个手机市场，里面卖的全是从内地偷来的二手手机。现在那里的人也知道，很多人跑去内地以后从事的是不正当职业，所以他们一听到某人是从内地回来的，就说这个人是“口里齐”(Kuliqi，类似“在内地混的人”，带强烈贬义)。
杭州的工作经历
我在“维吾尔在线“认识了一个汉族朋友，他在杭州工作过好多年，介绍我去杭州一个装饰工程公司实习。
这个公司有两个老板，一个姓张一个姓毕，张总最初一听是新疆人就不想要，新疆人让他想到杀人、放火、小偷、吸毒。但最后还是答应面试我。他问得很直接、很仔细，问我怎么看“9•11”、人体炸弹、极端宗教、砍手、石刑、吵架时会不会拿刀子捅人……我理解他的提问，并且把面试当成—个难得的纠正偏见的机会。所以，我回答得特别自信，也特别从容。
当时给这个公司投简历的朋很多，别人的简历都很厚，我只递上子—张纸。对我来说，第一关是公司对我民族身份的认同，第一关过不了，资料再厚也没用。我把大学期间的各种兼职工作、社团活动和学习如实介绍后，张总当场就答应了让我来实习习了。后来他说，通常这种场合他会说“我考虑一下”。
我当时想得最多的并不是工作机会，而是一种强烈冲动：我要去纠正人家对维吾尔族人的认识。大四开学的前一个星期，我去了公司。
前两周打杂，熟悉流程和业务。当时真是全身心地投入，完全忘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都被公司的人看在眼里。有一天，大家吃饭，我说要去吃碗清真馆的兰州拉面。张总说了一句“我陪你”，就开着大奔带我去吃了—碗4元的拉面。我们边吃边聊，话不多，但感觉很特别。
我们的同事都是因为我而第—次接触穆斯林，对我极为迁就。他们集体会餐，可以为了我这个实习生，跑很远去一家清真餐厅。
我弟弟放假从山东过来看我，我没时间陪他，结果公司的毕总派司机去接他，并到新疆餐厅给他接风。司机对我的评价很高，这些话再由我弟弟传到家里，父母就很放心了。
我在公司—直实习到快毕业，当时工作状态狂热到了做梦都在想工作的程度。我做的第一个项目，完成得非常漂亮。我拿到了很高的实习工资，而一般实习生是每月二三百元甚至白干。
到毕业时，我有了自信，并且明白：在这个公司，人际交流成本极低，不需要走非正常的人际关系，不要拍马屁，只要你在做事。
他们并不只是特殊照顾我，公司—线员工越来越多北方人，公司对人员构成的变化总能及时在细节上做出许多适应和调整。我以前很难想象—个民营企业会这样。我热爱这种企业文化，和公司签订了就业意向协议。
之后，我回家休了一个月探亲假。家里人反对我留在内地，希望我在和田当公务员。但父亲被我一句话打动了。我说：“我要在内地吃点苦，好好学习这些先进的浙商文化。你不在一家企业里全身心投入，是永远不知道其精髓的。”
我对家里说，也给自己说，给我三年时间。
三年，是我的导师说的。他告诉我：“干满三年再做判断。”我大学的毕业论文是《新疆少数民族人才现状与发展》，导师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个论文，对我说：‘你就拿自己当少数民族人才，好好培养吧。”
我很感谢我的导师，现在看来，这三年对我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时光。杭州的经历，让我对这个城市里的人有了特殊好感。就算他们开始有误解和偏见，但绝不固执。
除了公司给我信任和温暖，客户也都非常友善。很多人是头一次和维吾尔族人打交道，当然会惊奇。但当我主动介绍民族身份，不回避问题时，对方的陌生和疑惧就会转变成好奇和好感。最后，有些人会因此关心你的生活，甚至通过对我的了解，慢慢产生对整个维吾尔族的关心。
现在，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是杭州人，我热爱我的第二故乡。
困惑和选择
但我无法逃避心中的那个问题：三年到了，我回去吗?我们公司不大，但我能领会到它浙商文化的魅力，就算是偷师，我也真的很想再学几年。但我的时间拖不起。
我们内高班的人是最痛苦的，大家其实还是想回新疆。但在观念上又无法适应和接受新疆，事实上，新疆也不接受我们。
我是读大学后才逐渐了解自己的故乡，比起杭州，故乡并不那么美好。比如，在杭州，碰到警察执行公务，我可以先要警察出示证件，但在新疆，碰到一个协警甚至一个带红箍的，你都得老老实实接受盘查。
最大的困难是就业。大家都想待在乌鲁木齐。央企是不用指望的，我就没听说过哪个维吾尔族大学生进央企的。能供我们选择的只有四个类型的岗位：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特警、特岗老师(编制外的教师)。特岗老师需求很大。新疆搞双语教育，合格的老师极为缺乏，任意一个内高班毕业生足够胜任了。
大学毕业后，我在松岗的哥们都回新疆了。一个在乌鲁木齐做基层民警，他是天津财大毕业的，还有一个哥们儿，回新疆后在家待业一年，做了狱警。他们都是家里有关系的。只要去考公务员，考前必须“关系”走到位。过了笔试阶段就来不及了。
我们的“班花”回去参加公务员考试，笔试第一名，但面试没过。现在在下面一个县里当特岗老师。新疆公务员太紧俏了，因为没有更好的工作可找，创业也想都别想。
在内地读书时，大家肯定是有想法和抱负的，但回到新疆，一切不由自己。从我们这届毕业生来看，当初到内地学习时，我们被重视、被抱以希望；但毕业后似乎完全被遗忘，变得不重要了。
在我看来，我们的优势早已不只是语言优势，而是文化上的优势。
一般的维吾尔族人，过汉语关都很艰难。本地学校的那点汉语教育根本没用，生活环境里没有汉族人，学的是没法交流的哑巴汉语。而我们在内地汉族社会长大，习惯内地汉族人的思考方式。所以我始终相信，我们这些人将来会有很大发展。
我们这届内高班最终有一些尖子生留在了内地，北京据说有两三个人。他们可能也正面临和我一样的问题。
在内地，我们要找到工作并不难。虽然有民族和文化的隔阂和误解，但发达地区对维吾尔族人的歧视和偏见其实比新疆少，环境公平，机会均等。可内地毕竟不是家乡，生活上有很多不便，也会想家。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婚姻问题无法解决。
多数留在内地的新疆学生，干了三五年后都回去了，原因就是找不到同族的结婚对象。没有哪个维吾尔族女孩的父母会接受自己的女儿留在内地的汉族社会。
感情问题，是横在每个内地维吾尔族人心里的一道关。
我的女朋友来自伊犁，她是上海的内高班学生，后来上了华东师大。我们是在青岛旅游时认识的，当时我在读大二。我觉得这是缘分。
我还在公司实习时，女朋友就来看过我。当时大家者说：“柯木，你小子行啊！”我女朋友很漂亮，个子看上去比我还高。
我们真是感情很深。但她绝对不可能在杭州落户，而我即使愿意回去，她家里也绝对不会接受一个回去以后只能当狱警或特岗老师的我当女婿。
女朋友的家庭条件比我好太多：父亲是知识分子型官员，两们姐姐—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更重要的是，在维吾尔族社会的传统里，伊犁人—直是被高看一眼的。伊犁离俄罗斯近，是最开放的地方，生活习惯欧洲化。那里的人也高大壮实，明显比南疆的穷人大—圈。伊犁在新疆，就好比上海在中国的感觉。
和田，却差不多是南疆最穷的地方。所以女朋友的爸爸不同意我们在—起，我去了两次伊犁，他都不肯见我。
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距离怎样才能消除。但在找到出路之前，我只盼望我们的距离不要再拉大。
我女朋友毕业后也没找到上作，在伊犁下面的中学当了特岗老师，教英语和语文。特岗老师将来有可能转正进入国家编制。一个月收入将近一千元，扣除社保之类拿到手的只有300多。
她现在的封闭环境，和她待过的上海完全没法比。我很希望她也能像我一样，保持学习的心态，不要在新疆待久了，就把她在内地学到的最先进最好的东西都丢掉了。
无论如何，我要在8月回新疆待一段时间，看看亲人和女友，碰碰运气。
夹缝中的维吾尔族学生
作者：赵思乐
来源：《阳光时务周刊》第54期
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13538
4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巴楚市发生暴力袭击事件，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警察和社工15人、犯罪嫌疑人6人。根据新疆自治区政府发布的消息称，社工和警方由于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在家中计划筹备恐怖袭击而遭到杀害，在双方激战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有6名死亡。
然而BBC记者在事发地对当地人的采访则反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邻里透露与警方冲突的一家人并非“恐怖分子”，而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经常被当地执法人员干涉要求他们剔去胡须或摘掉面纱，可能是由于不堪其扰而进行了反抗。
4月24日，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发生了多名汉族学生群殴一名维吾尔族学生的事件，根据维吾尔在线报道，受伤维吾尔族学生眼部遭受重创，可能永久失明。民族大学校方为避免发生更大规模的斗殴而对外封锁消息。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4月24日发生的维汉学生斗殴事件与前一天发生的“巴楚暴力事件”存在关联，但是每一年离家数千公里去往内地高校就读的维吾尔族学生共有上万人，他们与汉族学生乃至汉族社会之间的隔阂、矛盾甚至冲突由来已久而且并未真正得到重视和解决。
维吾尔族学生们时常面对共同的烦恼——汉族同学在他们身边大嚼猪肉；公交车上的人指指点点猜测他们的国籍；家人来探望他们时被廉价旅店拒绝入住，只因为身份证上写着“维吾尔族”……他们承认自己有时候会被个别汉人的大汉族主义表现刺伤，但他们相信身边的大部分汉人是友好的。
进入了同一所学校的维吾尔族学生往往彼此熟悉，平时都在学校的清真餐厅吃饭，每逢伊斯兰的重要节日就在一起聚餐、跳舞，因此他们也往往被汉族同学认为生活在维吾尔族的小团体里，甚至让其它学生感到“神秘”。
《阳光时务周刊》通过长期调查采访，尝试描绘这批闯入了汉族社会的维吾尔族学生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和苦恼。
教育
维吾尔族学生一般通过几种途径来到内地高校：“民考民”，即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高考；“民考汉”，即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言进行高考；以及就读四年制的内地高中新疆班，简称“内高班”，在内地参加高考。这三种渠道都有各自的高考录取指标，并不会在一个平台上发生竞争，而“民考民”的学生还必须通过汉语水平考试5级才能参加高考。
来自南疆乌什县的阿里木在中考那年决定要“到外面的世界看看”，于是他考入了吉林长春一所高中的新疆班。就读内高班的学生多数来自南疆的县城或农村地区，而且不仅仅有维吾尔族的学生，在阿里木的班上就有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的学生。
然而内高班的生活与阿里木之前想象的缤纷多彩的内地完全不同，“非常苦闷，很压抑，就感觉被框起来了。”阿里木说。阿里木清楚地记得，在学校里他被要求每天早晨5点50起来在冰天雪地里跑操，跑完操回宿舍叠被子，叠成豆腐块，坐在板凳上长时间地学习，集体洗澡，统一熄灯，一个月只能外出两次，实行准军事化的管理。
“每天三点一线，吃饭、教室、回宿舍睡觉，每天都是重复的，以至于我都记得自己在那里生活了多少天，1450天。”阿里木说。
内高班的生活或许与内地的大多数高中是相似的，然而对于在新疆小城过惯了无拘无束的日子的阿里木和他的同学们，却好像从人间掉入了地狱。阿里木的许多同学开始想要回家，以吵闹、借病甚至出逃的方式，但更多的人还是坚持了下来，阿里木说：“绝大多数人是农村的孩子、牧区的孩子，比起艰苦的劳作，能够有这样一个教室好好学习，还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下一代的命运，真的是很难得。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一个进化的过程。”阿里木承认，“改变命运”“建设家乡”这样的想法，主要是在内高班后被学校教育出来的。相比于大学才到内地就读的维吾尔族同学，阿里木的思想明显更为复杂而且多层次。
与许多就读过内高班的维吾尔族学生一样，阿里木的汉语讲得比维吾尔语更好，事实上这也是“民考汉”学生的普遍情况。而从小在新疆接受汉语学校教育，后来考入北大的湖玛的维吾尔语水平更为有限，以至于她在家中与父母进行比较深入的沟通都会出现困难。但湖玛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湖玛说：“如果一种语言要消亡，或者如果一个族群要被一个族群融合、同化，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是历史的趋势，完全没有关系，你不用去阻拦它，不用觉得有多可惜。”
早期赴内地的维吾尔族学生，现在已经是北京一所医院的医生的斯拉木同样认为语言的消亡不重要，但他并不认为语言和民族文化的消失是必然伴随的，他认为维吾尔族优秀的性格和文化必然会保留下来，而语言不过是一种工具，完全可以由实用性更强的语言代替。
阿里木则完全不能同意他们的看法，阿里木说：“如果让你从幼儿园开始就天天说汉语，到大学毕业，你都不会用自己的母语来进行思维了，有一天你会成为父母，那你怎么教育你的孩子？这样就会出现文化的断层，民族的信仰和认同就会式微，一代又一代以后，民族的性格也会产生偏差。”阿里木会为自己的汉语比维吾尔语更好感到羞愧，并认为湖玛的想法就是过度汉语化的结果。
不论学生们对维吾尔语的看法如何，新疆的维吾尔语学校越来越少却是不争的事实。维吾尔族女孩阿拉努尔的母亲是用维吾尔语授课的数学老师，在推行双语教育之后，数学等科学相关学科要求用汉语授课，阿拉努尔的母亲就实质上失业了。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认为，推行双语教育本来是好事，但用双语教育对维吾尔语教育进行抹杀则是非常有害的，而南疆在汉语授课师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强推双语教育，更导致了新疆农村地区教育水平的倒退。
爱情
在维吾尔族学生中，谁的女朋友或男朋友是不是维吾尔人永远是一个热门话题。
湖玛跟自己的汉族男友已经同居两年，由于父母的强烈反对，她准备今年瞒着父母与男友登记结婚；曾经跟韩国男友同居的一位维吾尔族女孩陷入了两难，她可能会由于过去的感情经历而遭到维吾尔族男孩的嫌弃，但她的父母又坚决不能接受她与非维吾尔族男孩结婚；阿里木虽然过去的女朋友都是汉族人，但他也迫于维吾尔族社会的压力决定将来还是娶维吾尔族女孩为妻；阿拉努尔过去也偷偷喜欢过汉族男孩，但是现在已经对他们失去兴趣。
阿拉努尔过去喜欢的汉族男孩是她的初中同桌，她本以为这个汉族男孩也喜欢她，但一次这个汉族男孩偶然谈起自己的父母原本是北京人，由于上山下乡运动才来到新疆，言谈中男孩流露了许多对新疆的嫌弃。阿拉努尔当时想：“哦，原来你这么不喜欢我们的地方，原来你觉得这么委屈。”这件事之后，阿拉努尔就再也没有喜欢过汉族的男孩，她发现自己和他们其实是不一样的。
湖玛则坚决不愿意与维吾尔族男孩结婚并回到维吾尔族的社群里，她认为维吾尔人族文化里的男女关系是男尊女卑的，而这种关系以及其衍生的一系列恋人、夫妻相处方式都是她不能认同、不能接受的。
在维吾尔族社区里，女子不能先于男子跨进屋门，即使是成年女子和男子小童也必须是男性先进屋；在维吾尔族的聚会中，男子与女子不能同屋而坐、同席吃饭；在维吾尔族的结婚仪式“尼卡”中，在穆斯林牧师宣读证词时，房间里只能有新郎和男宾，而女方的认可只由放在新郎面前的结婚证代表。“非常荒谬，”湖玛说，“你如此之不被重视以至于一本结婚证就能代表你了，一堆男人坐在那里聊聊天你就被嫁掉了。”
相比与阿拉努尔和湖玛对自己外来爱人的民族籍别已十分明确，阿里木则还在纠结当中，阿里木说：“我必须考虑到我的父母，他们那一代人的观念、生活的环境，如果以后要带我的妻子去见父母，能不能让她感到适应，能不能让父母感觉到满意，所有的压力最终都会扛在我的身上，我一定要做一个理智的权衡。” 他目前的打算是如果遇到喜欢的汉族女孩，他还是可以跟她谈恋爱，但不会再去幻想能跟她结婚。“无奈，实在是无奈。”阿里木说，他欣赏汉族女孩的勇敢、事业心和独立的性格，而认为维吾尔族女孩更多以家庭为重，有依靠男性的观念。
阿拉努尔在婚姻观上是可以说是非常传统的维族女性，她对汉维不能通婚的解释是：“我们穆斯林结婚需要按伊斯兰风俗的作证词，作证词之后你们在真主面前就是夫妻，但如果是和非穆斯林结婚，你们的证词就不存在，那你和他就是一辈子的通奸关系。”至于维吾尔族人为何也不太愿意跟回族、哈萨克族等穆斯林民族通婚，她则认为是出于民族自豪感，但与这些民族通婚某程度上是可以被维吾尔族社会接纳的。
然而湖玛的父母的原则却似乎不符合阿拉努尔的说法，湖玛曾问过她的父母能够接受她找什么民族的对象，她的父母回答，只要不找蒙古族、藏族、回族、汉人就都行，湖玛于是问能不能找一个美国黑人，她父母也说不行，却认同她可以跟一个美国白人在一起。“真的非常狭隘，”湖玛说，“他们唯一在乎的就是面子。”维吾尔族中熟人社会的现象非常明显，他人的家长里短经常是朋友聚会的话题，湖玛的父母不止一次以“某家的女儿嫁了一个汉人，父母由于受不了邻里的口舌是非而每日以泪洗面”来教育她。
宗教
绝大多数的维吾尔族学生认同自己是穆斯林，虽然他们由于长期在汉族社会生活无法坚持一日五次礼拜或周末上清真寺的的教规，并且由于维吾尔语水平有限也不一定能读懂古兰经，他们往往会对此感到惭愧和亏欠，但生于穆斯林家庭的他们基本都愿意接受自己与生俱来的穆斯林身份和信仰，他们中的多数人也为自己的信仰而骄傲，他们普遍认为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更为善良、单纯而有底线。
作为医生的斯拉木更认为伊斯兰教的许多教规教义是富有科学道理的，他举例说，研究证明猪肉中含有比羊肉和牛肉中更多的病菌；伊斯兰教所要求的一日五次礼拜的时间正好可以让人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而且礼拜的动作为人提供了相当的运动量。斯拉木笑着说他正准备以伊斯兰教的礼拜动作为蓝本设计一套广播体操。
至于有一些维吾尔族人在内地偷窃和强卖的现象，这些年轻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们认为每个民族都会有不良分子，而且出现这样的问题某程度上也是因为无论在新疆还是在内地，社会提供给维吾尔族人的机会和上升空间相比于汉人是不平等的。
同样生于维吾尔家庭的湖玛却不认为自己是穆斯林：“可能很多人不用去想就认为自己是穆斯林，‘因为我父母是穆斯林，我成长在穆斯林的家庭，我有穆斯林的生活习惯……’，但我认为信仰也需要习得，我没有受到什么宗教的教育，即使受到了的那些我也一直怀疑它们，所以不能称为信仰者。”
阿拉努尔则是一位相当虔诚的穆斯林信徒，刚到北京读大学时她还天天戴着头巾，“我们维吾尔族整个都是信这个宗教的，但是往往是基于习俗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到我发自内心地信了，我就开始戴了。”阿拉努尔上小学初中时还是基于身份和习俗信仰伊斯兰教，并不戴头巾，但她自高二时开始对宗教产生兴趣并阅读了关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书籍，对比思考之后，她选择了衷心信仰伊斯兰教。至于选择伊斯兰教的理由，阿拉努尔说，伊斯兰教是几大宗教中最晚产生的，而且经书从未被窜改的。
到北京上学后，虽然每天都要面对不少人的侧目而视，阿拉努尔还是坚持着她戴头巾的习惯，但是就读于医学院的她开始实习后遇到了更大的阻力，在她要给病人检查时，病人会说：“能不能换一个人？”医院的医生和她的老师以戴头巾会让病人产生戒备、恐惧心理为由，一再对她进行劝说，最终阿拉努尔在压力之下摘掉了美丽的头巾。“暂时不戴了，以后还会戴。”阿拉努尔说。
无论对伊斯兰的信仰是否经过仔细考量，几乎所有的维吾尔族学生都坚持着伊斯兰教最基本的饮食规则——不吃猪肉及相关制品。
湖玛因汉族室友在宿舍里大嚼猪肉香肠而反胃想吐；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实习的阿里木午餐时看见打饭的师傅先用大勺给别人勺了五花肉，再给自己勺鸡腿，他觉得一阵恶心，就没有再碰他的午饭；有人问维吾尔族女孩努尔比亚：“你们不吃猪肉是不是因为猪是你们的祖先？”努尔比亚又气又辱却不屑回答。
维吾尔族学生们同样不能接受还有发生在他们家乡的不尊重伊斯兰宗教的事件，阿里木说：“政府甚至在清真寺里要求阿訇（伊斯兰教教士的称呼）升国旗、唱国歌，这他妈的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政府明明说宗教不可以干预公共事务，现在是政府用公共事务干预宗教。”
认同
维吾尔族学生间见面时必然会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你打算回新疆吗？
两位维吾尔族女孩阿拉努尔和努尔比亚的答案非常明确：会。她们都将饮食列为首要考虑，努尔比亚说：“我在北京是哪有清真餐厅就去哪儿，但在乌鲁木齐清真餐厅到处都是，我可以挑好吃的。”另外，新疆更为悠闲的生活、众多的维吾尔族朋友都是吸引她们回去的原因，“就是感觉很亲切。”阿拉努尔说。两位女孩都承认这样的考虑主要出于喜好，与“建设家乡”之类的宏大命题没有关联。
湖玛则说自己是绝对不可能回新疆的，新疆维吾尔人之间的熟人社会风气、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以及大部分维吾尔族人的闭塞都让她无法承受。湖玛说，“大多数人可能需要有这种归属感、认同感，基于民族也好、国家也好，但我不觉得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来源于这些。”湖玛认为，她之所以对维吾尔族的认同感较弱，是因为她长期处于汉族文化和维吾尔族文化、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冲突当中，她最后无法选择相信任何一方。
同样从小在差异巨大的两种文化间长大的阿里木则与湖玛的状态截然不同，他认为认同的缺失必然导致身份的焦虑，阿里木说：“人到一定年龄都会思考‘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如果你没有从小耳濡目染汉文化的习俗，没有身体、灵魂甚至基因里面都是这个东西，性格上既不属于儒家文化，又不属于你自己民族的伊斯兰文化，你会怀疑自己能不能完全融入汉民族，要融入自己的民族又会有优越感、很多东西已经不能认同，你就会很痛苦，处于夹缝中，到最后就是四不像、和稀泥。”
已经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的斯拉木与阿里木有相似的看法，他将像自己这样在语言和思维上已汉化的少数民族人士称为“第五十七个民族”。然而斯拉木同时对伊斯兰文化极为推崇，他认为伊斯兰无论饮食文化、男尊女卑和宗教礼仪等，都是极为科学和优秀的，而且维吾尔族人无论在性格、智力和身体素质方面都优于汉民族。
大多数维族学生都认为汉维之间存在着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制，并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对新疆经济的垄断和资源的低价输出，以及政府没有给予维吾尔人平等的进入社会高层和分享经济利益的机会。多年来接触了许多来内地读书的维吾尔族学生的学者伊力哈木表示，他发现受汉族文化影响更深的“民考汉”学生比“民考民”学生更容易出现对民族平等独立地位的强烈诉求。
阿里木的话为此作了印证：“一方面我非常感激中国共产党，我也非常感激高中以来所有的汉族老师，以及吉林的水和土，那里的教育、文化给了我很多。但是，到最后再回过头来想的话，这些给予是带有某种意图、某种使命，是要达到同化我们的政治目的的。”
“我完全清楚地知道，没有这个党、没有这个政策，我没有今天，而且我可能连今天的这种思考能力都没有。”阿里木说，“但一旦有了思考能力，我就会去了解我的民族和它的历史，我们的人民一次次地箪食壶浆来等待解放我们的人，最后却都成了压榨我们的人，只是统治者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中有些人会成为既得利益者，融入、利用统治者，到最后该卸磨杀驴的时候还得卸磨杀驴。”
来源：《阳光时务周刊》第54期
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13538
4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巴楚市发生暴力袭击事件，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警察和社工15人、犯罪嫌疑人6人。根据新疆自治区政府发布的消息称，社工和警方由于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在家中计划筹备恐怖袭击而遭到杀害，在双方激战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有6名死亡。
然而BBC记者在事发地对当地人的采访则反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邻里透露与警方冲突的一家人并非“恐怖分子”，而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经常被当地执法人员干涉要求他们剔去胡须或摘掉面纱，可能是由于不堪其扰而进行了反抗。
4月24日，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发生了多名汉族学生群殴一名维吾尔族学生的事件，根据维吾尔在线报道，受伤维吾尔族学生眼部遭受重创，可能永久失明。民族大学校方为避免发生更大规模的斗殴而对外封锁消息。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4月24日发生的维汉学生斗殴事件与前一天发生的“巴楚暴力事件”存在关联，但是每一年离家数千公里去往内地高校就读的维吾尔族学生共有上万人，他们与汉族学生乃至汉族社会之间的隔阂、矛盾甚至冲突由来已久而且并未真正得到重视和解决。
维吾尔族学生们时常面对共同的烦恼——汉族同学在他们身边大嚼猪肉；公交车上的人指指点点猜测他们的国籍；家人来探望他们时被廉价旅店拒绝入住，只因为身份证上写着“维吾尔族”……他们承认自己有时候会被个别汉人的大汉族主义表现刺伤，但他们相信身边的大部分汉人是友好的。
进入了同一所学校的维吾尔族学生往往彼此熟悉，平时都在学校的清真餐厅吃饭，每逢伊斯兰的重要节日就在一起聚餐、跳舞，因此他们也往往被汉族同学认为生活在维吾尔族的小团体里，甚至让其它学生感到“神秘”。
《阳光时务周刊》通过长期调查采访，尝试描绘这批闯入了汉族社会的维吾尔族学生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和苦恼。
教育
维吾尔族学生一般通过几种途径来到内地高校：“民考民”，即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高考；“民考汉”，即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言进行高考；以及就读四年制的内地高中新疆班，简称“内高班”，在内地参加高考。这三种渠道都有各自的高考录取指标，并不会在一个平台上发生竞争，而“民考民”的学生还必须通过汉语水平考试5级才能参加高考。
来自南疆乌什县的阿里木在中考那年决定要“到外面的世界看看”，于是他考入了吉林长春一所高中的新疆班。就读内高班的学生多数来自南疆的县城或农村地区，而且不仅仅有维吾尔族的学生，在阿里木的班上就有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的学生。
然而内高班的生活与阿里木之前想象的缤纷多彩的内地完全不同，“非常苦闷，很压抑，就感觉被框起来了。”阿里木说。阿里木清楚地记得，在学校里他被要求每天早晨5点50起来在冰天雪地里跑操，跑完操回宿舍叠被子，叠成豆腐块，坐在板凳上长时间地学习，集体洗澡，统一熄灯，一个月只能外出两次，实行准军事化的管理。
“每天三点一线，吃饭、教室、回宿舍睡觉，每天都是重复的，以至于我都记得自己在那里生活了多少天，1450天。”阿里木说。
内高班的生活或许与内地的大多数高中是相似的，然而对于在新疆小城过惯了无拘无束的日子的阿里木和他的同学们，却好像从人间掉入了地狱。阿里木的许多同学开始想要回家，以吵闹、借病甚至出逃的方式，但更多的人还是坚持了下来，阿里木说：“绝大多数人是农村的孩子、牧区的孩子，比起艰苦的劳作，能够有这样一个教室好好学习，还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下一代的命运，真的是很难得。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一个进化的过程。”阿里木承认，“改变命运”“建设家乡”这样的想法，主要是在内高班后被学校教育出来的。相比于大学才到内地就读的维吾尔族同学，阿里木的思想明显更为复杂而且多层次。
与许多就读过内高班的维吾尔族学生一样，阿里木的汉语讲得比维吾尔语更好，事实上这也是“民考汉”学生的普遍情况。而从小在新疆接受汉语学校教育，后来考入北大的湖玛的维吾尔语水平更为有限，以至于她在家中与父母进行比较深入的沟通都会出现困难。但湖玛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湖玛说：“如果一种语言要消亡，或者如果一个族群要被一个族群融合、同化，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是历史的趋势，完全没有关系，你不用去阻拦它，不用觉得有多可惜。”
早期赴内地的维吾尔族学生，现在已经是北京一所医院的医生的斯拉木同样认为语言的消亡不重要，但他并不认为语言和民族文化的消失是必然伴随的，他认为维吾尔族优秀的性格和文化必然会保留下来，而语言不过是一种工具，完全可以由实用性更强的语言代替。
阿里木则完全不能同意他们的看法，阿里木说：“如果让你从幼儿园开始就天天说汉语，到大学毕业，你都不会用自己的母语来进行思维了，有一天你会成为父母，那你怎么教育你的孩子？这样就会出现文化的断层，民族的信仰和认同就会式微，一代又一代以后，民族的性格也会产生偏差。”阿里木会为自己的汉语比维吾尔语更好感到羞愧，并认为湖玛的想法就是过度汉语化的结果。
不论学生们对维吾尔语的看法如何，新疆的维吾尔语学校越来越少却是不争的事实。维吾尔族女孩阿拉努尔的母亲是用维吾尔语授课的数学老师，在推行双语教育之后，数学等科学相关学科要求用汉语授课，阿拉努尔的母亲就实质上失业了。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认为，推行双语教育本来是好事，但用双语教育对维吾尔语教育进行抹杀则是非常有害的，而南疆在汉语授课师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强推双语教育，更导致了新疆农村地区教育水平的倒退。
爱情
在维吾尔族学生中，谁的女朋友或男朋友是不是维吾尔人永远是一个热门话题。
湖玛跟自己的汉族男友已经同居两年，由于父母的强烈反对，她准备今年瞒着父母与男友登记结婚；曾经跟韩国男友同居的一位维吾尔族女孩陷入了两难，她可能会由于过去的感情经历而遭到维吾尔族男孩的嫌弃，但她的父母又坚决不能接受她与非维吾尔族男孩结婚；阿里木虽然过去的女朋友都是汉族人，但他也迫于维吾尔族社会的压力决定将来还是娶维吾尔族女孩为妻；阿拉努尔过去也偷偷喜欢过汉族男孩，但是现在已经对他们失去兴趣。
阿拉努尔过去喜欢的汉族男孩是她的初中同桌，她本以为这个汉族男孩也喜欢她，但一次这个汉族男孩偶然谈起自己的父母原本是北京人，由于上山下乡运动才来到新疆，言谈中男孩流露了许多对新疆的嫌弃。阿拉努尔当时想：“哦，原来你这么不喜欢我们的地方，原来你觉得这么委屈。”这件事之后，阿拉努尔就再也没有喜欢过汉族的男孩，她发现自己和他们其实是不一样的。
湖玛则坚决不愿意与维吾尔族男孩结婚并回到维吾尔族的社群里，她认为维吾尔人族文化里的男女关系是男尊女卑的，而这种关系以及其衍生的一系列恋人、夫妻相处方式都是她不能认同、不能接受的。
在维吾尔族社区里，女子不能先于男子跨进屋门，即使是成年女子和男子小童也必须是男性先进屋；在维吾尔族的聚会中，男子与女子不能同屋而坐、同席吃饭；在维吾尔族的结婚仪式“尼卡”中，在穆斯林牧师宣读证词时，房间里只能有新郎和男宾，而女方的认可只由放在新郎面前的结婚证代表。“非常荒谬，”湖玛说，“你如此之不被重视以至于一本结婚证就能代表你了，一堆男人坐在那里聊聊天你就被嫁掉了。”
相比与阿拉努尔和湖玛对自己外来爱人的民族籍别已十分明确，阿里木则还在纠结当中，阿里木说：“我必须考虑到我的父母，他们那一代人的观念、生活的环境，如果以后要带我的妻子去见父母，能不能让她感到适应，能不能让父母感觉到满意，所有的压力最终都会扛在我的身上，我一定要做一个理智的权衡。” 他目前的打算是如果遇到喜欢的汉族女孩，他还是可以跟她谈恋爱，但不会再去幻想能跟她结婚。“无奈，实在是无奈。”阿里木说，他欣赏汉族女孩的勇敢、事业心和独立的性格，而认为维吾尔族女孩更多以家庭为重，有依靠男性的观念。
阿拉努尔在婚姻观上是可以说是非常传统的维族女性，她对汉维不能通婚的解释是：“我们穆斯林结婚需要按伊斯兰风俗的作证词，作证词之后你们在真主面前就是夫妻，但如果是和非穆斯林结婚，你们的证词就不存在，那你和他就是一辈子的通奸关系。”至于维吾尔族人为何也不太愿意跟回族、哈萨克族等穆斯林民族通婚，她则认为是出于民族自豪感，但与这些民族通婚某程度上是可以被维吾尔族社会接纳的。
然而湖玛的父母的原则却似乎不符合阿拉努尔的说法，湖玛曾问过她的父母能够接受她找什么民族的对象，她的父母回答，只要不找蒙古族、藏族、回族、汉人就都行，湖玛于是问能不能找一个美国黑人，她父母也说不行，却认同她可以跟一个美国白人在一起。“真的非常狭隘，”湖玛说，“他们唯一在乎的就是面子。”维吾尔族中熟人社会的现象非常明显，他人的家长里短经常是朋友聚会的话题，湖玛的父母不止一次以“某家的女儿嫁了一个汉人，父母由于受不了邻里的口舌是非而每日以泪洗面”来教育她。
宗教
绝大多数的维吾尔族学生认同自己是穆斯林，虽然他们由于长期在汉族社会生活无法坚持一日五次礼拜或周末上清真寺的的教规，并且由于维吾尔语水平有限也不一定能读懂古兰经，他们往往会对此感到惭愧和亏欠，但生于穆斯林家庭的他们基本都愿意接受自己与生俱来的穆斯林身份和信仰，他们中的多数人也为自己的信仰而骄傲，他们普遍认为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更为善良、单纯而有底线。
作为医生的斯拉木更认为伊斯兰教的许多教规教义是富有科学道理的，他举例说，研究证明猪肉中含有比羊肉和牛肉中更多的病菌；伊斯兰教所要求的一日五次礼拜的时间正好可以让人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而且礼拜的动作为人提供了相当的运动量。斯拉木笑着说他正准备以伊斯兰教的礼拜动作为蓝本设计一套广播体操。
至于有一些维吾尔族人在内地偷窃和强卖的现象，这些年轻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们认为每个民族都会有不良分子，而且出现这样的问题某程度上也是因为无论在新疆还是在内地，社会提供给维吾尔族人的机会和上升空间相比于汉人是不平等的。
同样生于维吾尔家庭的湖玛却不认为自己是穆斯林：“可能很多人不用去想就认为自己是穆斯林，‘因为我父母是穆斯林，我成长在穆斯林的家庭，我有穆斯林的生活习惯……’，但我认为信仰也需要习得，我没有受到什么宗教的教育，即使受到了的那些我也一直怀疑它们，所以不能称为信仰者。”
阿拉努尔则是一位相当虔诚的穆斯林信徒，刚到北京读大学时她还天天戴着头巾，“我们维吾尔族整个都是信这个宗教的，但是往往是基于习俗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到我发自内心地信了，我就开始戴了。”阿拉努尔上小学初中时还是基于身份和习俗信仰伊斯兰教，并不戴头巾，但她自高二时开始对宗教产生兴趣并阅读了关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书籍，对比思考之后，她选择了衷心信仰伊斯兰教。至于选择伊斯兰教的理由，阿拉努尔说，伊斯兰教是几大宗教中最晚产生的，而且经书从未被窜改的。
到北京上学后，虽然每天都要面对不少人的侧目而视，阿拉努尔还是坚持着她戴头巾的习惯，但是就读于医学院的她开始实习后遇到了更大的阻力，在她要给病人检查时，病人会说：“能不能换一个人？”医院的医生和她的老师以戴头巾会让病人产生戒备、恐惧心理为由，一再对她进行劝说，最终阿拉努尔在压力之下摘掉了美丽的头巾。“暂时不戴了，以后还会戴。”阿拉努尔说。
无论对伊斯兰的信仰是否经过仔细考量，几乎所有的维吾尔族学生都坚持着伊斯兰教最基本的饮食规则——不吃猪肉及相关制品。
湖玛因汉族室友在宿舍里大嚼猪肉香肠而反胃想吐；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实习的阿里木午餐时看见打饭的师傅先用大勺给别人勺了五花肉，再给自己勺鸡腿，他觉得一阵恶心，就没有再碰他的午饭；有人问维吾尔族女孩努尔比亚：“你们不吃猪肉是不是因为猪是你们的祖先？”努尔比亚又气又辱却不屑回答。
维吾尔族学生们同样不能接受还有发生在他们家乡的不尊重伊斯兰宗教的事件，阿里木说：“政府甚至在清真寺里要求阿訇（伊斯兰教教士的称呼）升国旗、唱国歌，这他妈的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政府明明说宗教不可以干预公共事务，现在是政府用公共事务干预宗教。”
认同
维吾尔族学生间见面时必然会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你打算回新疆吗？
两位维吾尔族女孩阿拉努尔和努尔比亚的答案非常明确：会。她们都将饮食列为首要考虑，努尔比亚说：“我在北京是哪有清真餐厅就去哪儿，但在乌鲁木齐清真餐厅到处都是，我可以挑好吃的。”另外，新疆更为悠闲的生活、众多的维吾尔族朋友都是吸引她们回去的原因，“就是感觉很亲切。”阿拉努尔说。两位女孩都承认这样的考虑主要出于喜好，与“建设家乡”之类的宏大命题没有关联。
湖玛则说自己是绝对不可能回新疆的，新疆维吾尔人之间的熟人社会风气、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以及大部分维吾尔族人的闭塞都让她无法承受。湖玛说，“大多数人可能需要有这种归属感、认同感，基于民族也好、国家也好，但我不觉得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来源于这些。”湖玛认为，她之所以对维吾尔族的认同感较弱，是因为她长期处于汉族文化和维吾尔族文化、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冲突当中，她最后无法选择相信任何一方。
同样从小在差异巨大的两种文化间长大的阿里木则与湖玛的状态截然不同，他认为认同的缺失必然导致身份的焦虑，阿里木说：“人到一定年龄都会思考‘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如果你没有从小耳濡目染汉文化的习俗，没有身体、灵魂甚至基因里面都是这个东西，性格上既不属于儒家文化，又不属于你自己民族的伊斯兰文化，你会怀疑自己能不能完全融入汉民族，要融入自己的民族又会有优越感、很多东西已经不能认同，你就会很痛苦，处于夹缝中，到最后就是四不像、和稀泥。”
已经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的斯拉木与阿里木有相似的看法，他将像自己这样在语言和思维上已汉化的少数民族人士称为“第五十七个民族”。然而斯拉木同时对伊斯兰文化极为推崇，他认为伊斯兰无论饮食文化、男尊女卑和宗教礼仪等，都是极为科学和优秀的，而且维吾尔族人无论在性格、智力和身体素质方面都优于汉民族。
大多数维族学生都认为汉维之间存在着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制，并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对新疆经济的垄断和资源的低价输出，以及政府没有给予维吾尔人平等的进入社会高层和分享经济利益的机会。多年来接触了许多来内地读书的维吾尔族学生的学者伊力哈木表示，他发现受汉族文化影响更深的“民考汉”学生比“民考民”学生更容易出现对民族平等独立地位的强烈诉求。
阿里木的话为此作了印证：“一方面我非常感激中国共产党，我也非常感激高中以来所有的汉族老师，以及吉林的水和土，那里的教育、文化给了我很多。但是，到最后再回过头来想的话，这些给予是带有某种意图、某种使命，是要达到同化我们的政治目的的。”
“我完全清楚地知道，没有这个党、没有这个政策，我没有今天，而且我可能连今天的这种思考能力都没有。”阿里木说，“但一旦有了思考能力，我就会去了解我的民族和它的历史，我们的人民一次次地箪食壶浆来等待解放我们的人，最后却都成了压榨我们的人，只是统治者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中有些人会成为既得利益者，融入、利用统治者，到最后该卸磨杀驴的时候还得卸磨杀驴。”
星期三, 10月 02, 2013
30年来新疆宗教问题研究综述
作者：杜嫣嫣、贺萍
來源：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07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科学研究也十分活跃,而且取得了丰硕成果。宗教问题研究也不例外。本文以10年为一个历史时期,总结新疆宗教问题的阶段性研究特点。
一、1978年至1988年
这十年来,新疆宗教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入、传播与发展问题。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李进新《蒙古统治者与新疆的伊斯兰教》;秦惠彬《大食同唐朝的军事接触以及伊斯兰教的东渐》;田卫疆《试探元末时代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在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时间问题上,学者们尚存在分歧。现代史学家陈垣认为,唐永徽二年,大食遣使朝贡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界点;而《回回民族问题》者则认为,公元8世纪初期阿拉伯大将屈底波对中亚的征服才打开了伊斯兰教向古代新疆传播的大门。
新疆伊斯兰教的教派问题。从新疆伊斯兰教的历史和现状来看,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新疆各民族穆斯林主要属于逊尼派,而塔吉克族属于什叶派中的依斯玛仪勒派。此外,苏非主义流派在新疆亦有广泛传布,在维吾尔族被称为“依禅派”,在回族被称为“门宦教派”,而在近现代,新疆的一些地方还有瓦哈比派传播。学者们通过社会调查和学术交流,在教派问题特别是苏非派问题上有了较大突破。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王守礼《新疆伊斯兰教派初探》;金宜久《苏非派与中国门宦》;安尼瓦尔《对新疆维吾尔族伊斯兰教依禅派和瓦哈比的调查》;阿吉努尔·阿吉《论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非主义)的形成传播及其本质》;王怀德《苏非派的演变与门宦制度形成的特点》。
新疆少数民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伊斯兰教是新疆主要世居民族信仰的宗教。这一阶段,学者在研究新疆民族与伊斯兰教关系时,把关注点放在了少数民族中人数较多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进行专门研讨的有:谷苞《维吾尔族与伊斯兰教》、《试论伊斯兰教的传播对维吾尔书面语的影响》;苏北海《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族中的发展》、《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中发展的特点》,[14]以及《略论伊斯兰化对维吾尔文明的影响》。
这一段时期,学者们对宗教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尤其在伊斯兰教教派问题的研究上成果显著,而对传播、影响范围较小且少有汉文文献记载的其他宗教则几乎没有涉及。另外,研究方法也较为简单,多表现为对历史的回顾和对客观事实的描述。
二、1989年至1998年
这十年间,新疆的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术交流活动日渐活跃,学术氛围也日渐浓厚,学术成果自然也非常丰富。在新疆宗教问题的研究方面,不再局限于伊斯兰教一种宗教类型,研究范围明显扩大,学术界开始着眼于研究新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宗教类型,研究对象和内容主要涉及对基督教、天主教、景教、祆教、摩尼教、佛教的传入时间、传播地域的历史性考察,而对伊斯兰教的研究则更加充分,对伊斯兰教法以及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成为新亮点。
在新疆宗教的总体性研究方面。荣松《新疆宗教古今谈》,首次较为全面地介绍新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喇嘛教),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其他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和东正教),以及当代新疆宗教的概况。
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关于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入、传播与发展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所不同的是学者开始逐一考察伊斯兰教在新疆各个具体地区的传入时间、传播与发展的历程等更加细化的问题。
在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有:苏北海《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盆地考》;]高永久《论11世纪初伊斯兰教在于阗的传播问题》;陈国光《正确阐明新疆伊斯兰教发展历史》。]而学者薛晖《高昌佛教与伊斯兰教关系小考》和朱普选《丝绸之路上的伊斯兰教》两篇文章则进一步分析了伊斯兰教在新疆取代佛教进而兴盛的原因,而且朱普选认为,除了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外,还与新疆与阿拉伯半岛有着相似的文化生态环境相关。
对新疆少数民族与伊斯兰教关系的研究范围有所扩大,涉及到伊斯兰教与新疆其他世居民族的关系研究。研究成果有陈国光的《新疆东乡、撒拉、保安族中的伊斯兰教》、《纳赛尔·霍斯曼乌与伊斯兰教在新疆塔吉克族中的传播》。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关注和研究伊斯兰教法。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陈国光《清代新疆维吾尔地区伊斯兰教法问题》、陈国光《关于清代新疆伊斯兰教民法问题———契约文书研究》、《新疆历史上伊斯兰教法制的兴衰》,以及陈国光、徐晓光《清代新疆地区的法制与伊斯兰教法》。还有不少研究者从文化角度研究伊斯兰教。在这方面的研究有:陈国光《对新疆伊斯兰教教育的历史回溯》、《伊斯兰教与古代新疆文化》丁文楼《略论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文化的影响》;桑荣《新疆伊斯兰教的初期文化》。
在新疆基督教、天主教研究方面,房建昌参酌中外史料,对新疆基督教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分别是:《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概述———兼论近代西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和《近代新疆基督教史的研究及史料》。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宗教与新疆社会的关系、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为国家对之进行相应有效的管理提供知识背景上的参考。不足之处在于,对除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宗教的研究仍显粗糙,科研力量较为薄弱。
三、1999年至今
这一时期,学术界对新疆宗教问题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学术界继续对伊斯兰教研究进行综述性总结。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高占福《中国20世纪伊斯兰教研究综述》;桑荣《百年来新疆伊斯兰教研究》,马霞《近十年来伊斯兰法若干问题研究综述》等文章。这些综述性文章涉及面广,系统地总结了伊斯兰教尤其是新疆伊斯兰教的研究状况,具有一定的文献索引意义。
另外,学界开始深入分析和探讨伊斯兰教在新疆兴起的原因。这方面的研究有:赵荣织《论伊斯兰教在新疆兴起的社会根源》;[37]李进新《论吐鲁番地区佛教的衰亡和伊斯兰教的兴起》;李付兵《试论伊斯兰教在西域的勃兴及其兴起的文化本质》。
学者们认为,从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到最终取得主导地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伊斯兰教的传播是统治阶级的武力强制推行的结果,绝大多数人是被迫接受伊斯兰教的,但在其后的发展中它却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又因为社会状况的变化以及佛教自身的原因,从而使人们由开始的被迫,逐渐转变为自愿的行为,并最终深入人心。这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宗教文化间的差异、斗争;另一方面则显示了新疆各民族兼容并蓄的文化吸纳能力。
这一时期,学者们从微观的视角,把伊斯兰教对新疆社会的影响具体化到某一民族、某一地区甚至是日常生活的某一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有趣的画面,从而使平面的表述具有了立体化的效果。这方面的论文有:万维强《<古兰经>对维吾尔族民俗的影响》;胡振华《伊斯兰教与柯尔克孜文化》;周泓《伊斯兰教在近代新疆的世俗化与地方化———伯克制度及新疆伊斯兰文化与内地的相异》。
对于伊斯兰教的民族性和地方性问题,主要集中在对维吾尔族麻扎和麻扎朝拜问题的研究。在这方面的论文有热依拉·达吾提《维吾尔族麻扎朝拜与伊斯兰教》和王欣《新疆吐峪沟麻扎崇拜的社会文化功能》。麻扎和麻扎朝拜本属非伊斯兰教的东西,它是原始宗教(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萨满教的遗风。信仰依禅派的维吾尔人则将这一古老的习俗带入伊斯兰教的仪式中,从而成为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间的影响、交流与融合。这两篇文章,从文化的角度分析指出:正是因为维吾尔族先民立足当地深厚的萨满文化传统,并对外来伊斯兰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吸收、改造与重构的结果,才使得维吾尔族麻扎朝拜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
在新疆基督教、天主教研究方面,主要以木拉提·黑尼亚提的系列研究成果为代表。如:《近代西方内地会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近代新疆天主教会历史考》、和《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这三篇文章的研究内容涉及基督教、天主教的各个方面,而且研究材料广泛,包括外文和中文档案资料。而曾和平的《新疆基督教问题调查》一文则通过对新疆基督教传播的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的调查分析,提出了有关对策建议。
萨满教在古代新疆各民族中十分盛行。迄今,在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中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萨满教的习俗,萨满教已经以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融入到新疆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以及其他宗教信仰当中去。在萨满教研究方面主要有:阿布都力江·赛依提《哈萨克人信仰中的萨满教遗迹》;黄达远《试论新疆少数民族城乡中的萨满教遗存》;李进新《萨满教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遗留》。这几篇文章所表现出的突出特点是重视实地调查研究,以微观的视角从不同民族的现实生活中寻找古代宗教的“影子”,并注意分析其经久不衰的原因。
在当代新疆宗教问题研究方面,以李进新和马品彦的观点较具有代表性。李进新在《新疆宗教演变史》一书的绪论中把新疆地区宗教发展、演变的基本特点归纳为以下四点:(1)多宗教信仰并存是从古至今新疆宗教演变最基本的特点;(2)新疆流传的宗教多属于“外来宗教”,这些“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后,都有一个与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相融合、相适应即民族化和地区化的过程;(3)在新疆宗教演变史上,有的宗教兴起了,有的宗教消亡了,兴亡消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有客观环境的影响和社会内部的因素,也有宗教本身变化的原因;(4)新疆在宗教信仰上的几次重要变化,都与西域民族的迁徙运动有一定的联系,这种变化的结果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发展。马品彦在《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与演变》]一文中指出,从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形成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以来,构成这一格局的宗教在不断发展演变,但不管其如何演变,都未能改变多种宗教并存的这一基本格局。
围绕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学术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研究和探讨积极引导新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有:李建生《关于引导新疆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刘仲康《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适应》;龙群《论宗教对新疆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祁先忠《浅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途径———新疆哈密地区宗教工作探讨》。此外,鉴于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总是打着伊斯兰教“圣战”的口号来混淆视听、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现实,一些学者还对伊斯兰教与宗教极端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马金伟《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成因的多维分析》;蔡华《试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与影响》;杨超《浅论当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何志龙、相艳《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及其对我国安全的影响》;魏克强、沙万中《我国新疆地区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犯罪成因分析》;杜楠《新安全观视角下新疆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及对策》。
从新疆宗教工作的角度,有束迪生的《对当前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几点理论思考》;李建生的《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及其在新疆的实践》、《新疆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情况及其对策意见》;刘仲康的《新世纪、新阶段做好新疆宗教工作的几点理论思考和建议》,以及毕志强、曹尚亭的《试论党的宗教工作及其历史经验———以吐鲁番地区为例》,这些研究不仅对党的宗教政策在新疆的实践进行了总结,还对新疆宗教工作实践本身进行了理论思考,为促进新疆的和谐稳定、发展繁荣做出了贡献。
二是专门化和连续性。表现在,通过翔实的古籍资料的相互佐证、中外史料的对比参考,或对前说提出质疑、反驳,或推动研究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针对某一种宗教或者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连续性研究。更加可喜的是,研究团队的合作性有所加强,老中青三代学者前赴后继,一方面继承了已有成果,一方面又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大大增加了研究成果的新颖性和可信性。总之,这一时期从事新疆宗教问题研究的学者们开始注意拓展研究的新思路、探索研究的新方法,在分述各种宗教的基础上,着重进行总体性、综合性的把握,而且注重挖掘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注意引导使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重视国家政策、法律的作用,重视在实践中活用理论、发展理论、总结经验。这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界新疆宗教问题研究的突出特点。
（本文转载自：《实事求是》2009年第1期）
來源：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07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科学研究也十分活跃,而且取得了丰硕成果。宗教问题研究也不例外。本文以10年为一个历史时期,总结新疆宗教问题的阶段性研究特点。
一、1978年至1988年
这十年来,新疆宗教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入、传播与发展问题。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李进新《蒙古统治者与新疆的伊斯兰教》;秦惠彬《大食同唐朝的军事接触以及伊斯兰教的东渐》;田卫疆《试探元末时代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在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时间问题上,学者们尚存在分歧。现代史学家陈垣认为,唐永徽二年,大食遣使朝贡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界点;而《回回民族问题》者则认为,公元8世纪初期阿拉伯大将屈底波对中亚的征服才打开了伊斯兰教向古代新疆传播的大门。
新疆伊斯兰教的教派问题。从新疆伊斯兰教的历史和现状来看,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新疆各民族穆斯林主要属于逊尼派,而塔吉克族属于什叶派中的依斯玛仪勒派。此外,苏非主义流派在新疆亦有广泛传布,在维吾尔族被称为“依禅派”,在回族被称为“门宦教派”,而在近现代,新疆的一些地方还有瓦哈比派传播。学者们通过社会调查和学术交流,在教派问题特别是苏非派问题上有了较大突破。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王守礼《新疆伊斯兰教派初探》;金宜久《苏非派与中国门宦》;安尼瓦尔《对新疆维吾尔族伊斯兰教依禅派和瓦哈比的调查》;阿吉努尔·阿吉《论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非主义)的形成传播及其本质》;王怀德《苏非派的演变与门宦制度形成的特点》。
新疆少数民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伊斯兰教是新疆主要世居民族信仰的宗教。这一阶段,学者在研究新疆民族与伊斯兰教关系时,把关注点放在了少数民族中人数较多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进行专门研讨的有:谷苞《维吾尔族与伊斯兰教》、《试论伊斯兰教的传播对维吾尔书面语的影响》;苏北海《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族中的发展》、《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中发展的特点》,[14]以及《略论伊斯兰化对维吾尔文明的影响》。
这一段时期,学者们对宗教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尤其在伊斯兰教教派问题的研究上成果显著,而对传播、影响范围较小且少有汉文文献记载的其他宗教则几乎没有涉及。另外,研究方法也较为简单,多表现为对历史的回顾和对客观事实的描述。
二、1989年至1998年
这十年间,新疆的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术交流活动日渐活跃,学术氛围也日渐浓厚,学术成果自然也非常丰富。在新疆宗教问题的研究方面,不再局限于伊斯兰教一种宗教类型,研究范围明显扩大,学术界开始着眼于研究新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宗教类型,研究对象和内容主要涉及对基督教、天主教、景教、祆教、摩尼教、佛教的传入时间、传播地域的历史性考察,而对伊斯兰教的研究则更加充分,对伊斯兰教法以及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成为新亮点。
在新疆宗教的总体性研究方面。荣松《新疆宗教古今谈》,首次较为全面地介绍新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喇嘛教),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其他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和东正教),以及当代新疆宗教的概况。
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关于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入、传播与发展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所不同的是学者开始逐一考察伊斯兰教在新疆各个具体地区的传入时间、传播与发展的历程等更加细化的问题。
在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有:苏北海《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盆地考》;]高永久《论11世纪初伊斯兰教在于阗的传播问题》;陈国光《正确阐明新疆伊斯兰教发展历史》。]而学者薛晖《高昌佛教与伊斯兰教关系小考》和朱普选《丝绸之路上的伊斯兰教》两篇文章则进一步分析了伊斯兰教在新疆取代佛教进而兴盛的原因,而且朱普选认为,除了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外,还与新疆与阿拉伯半岛有着相似的文化生态环境相关。
对新疆少数民族与伊斯兰教关系的研究范围有所扩大,涉及到伊斯兰教与新疆其他世居民族的关系研究。研究成果有陈国光的《新疆东乡、撒拉、保安族中的伊斯兰教》、《纳赛尔·霍斯曼乌与伊斯兰教在新疆塔吉克族中的传播》。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关注和研究伊斯兰教法。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陈国光《清代新疆维吾尔地区伊斯兰教法问题》、陈国光《关于清代新疆伊斯兰教民法问题———契约文书研究》、《新疆历史上伊斯兰教法制的兴衰》,以及陈国光、徐晓光《清代新疆地区的法制与伊斯兰教法》。还有不少研究者从文化角度研究伊斯兰教。在这方面的研究有:陈国光《对新疆伊斯兰教教育的历史回溯》、《伊斯兰教与古代新疆文化》丁文楼《略论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文化的影响》;桑荣《新疆伊斯兰教的初期文化》。
在新疆基督教、天主教研究方面,房建昌参酌中外史料,对新疆基督教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分别是:《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概述———兼论近代西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和《近代新疆基督教史的研究及史料》。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宗教与新疆社会的关系、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为国家对之进行相应有效的管理提供知识背景上的参考。不足之处在于,对除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宗教的研究仍显粗糙,科研力量较为薄弱。
三、1999年至今
这一时期,学术界对新疆宗教问题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学术界继续对伊斯兰教研究进行综述性总结。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高占福《中国20世纪伊斯兰教研究综述》;桑荣《百年来新疆伊斯兰教研究》,马霞《近十年来伊斯兰法若干问题研究综述》等文章。这些综述性文章涉及面广,系统地总结了伊斯兰教尤其是新疆伊斯兰教的研究状况,具有一定的文献索引意义。
另外,学界开始深入分析和探讨伊斯兰教在新疆兴起的原因。这方面的研究有:赵荣织《论伊斯兰教在新疆兴起的社会根源》;[37]李进新《论吐鲁番地区佛教的衰亡和伊斯兰教的兴起》;李付兵《试论伊斯兰教在西域的勃兴及其兴起的文化本质》。
学者们认为,从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到最终取得主导地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伊斯兰教的传播是统治阶级的武力强制推行的结果,绝大多数人是被迫接受伊斯兰教的,但在其后的发展中它却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又因为社会状况的变化以及佛教自身的原因,从而使人们由开始的被迫,逐渐转变为自愿的行为,并最终深入人心。这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宗教文化间的差异、斗争;另一方面则显示了新疆各民族兼容并蓄的文化吸纳能力。
这一时期,学者们从微观的视角,把伊斯兰教对新疆社会的影响具体化到某一民族、某一地区甚至是日常生活的某一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有趣的画面,从而使平面的表述具有了立体化的效果。这方面的论文有:万维强《<古兰经>对维吾尔族民俗的影响》;胡振华《伊斯兰教与柯尔克孜文化》;周泓《伊斯兰教在近代新疆的世俗化与地方化———伯克制度及新疆伊斯兰文化与内地的相异》。
对于伊斯兰教的民族性和地方性问题,主要集中在对维吾尔族麻扎和麻扎朝拜问题的研究。在这方面的论文有热依拉·达吾提《维吾尔族麻扎朝拜与伊斯兰教》和王欣《新疆吐峪沟麻扎崇拜的社会文化功能》。麻扎和麻扎朝拜本属非伊斯兰教的东西,它是原始宗教(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萨满教的遗风。信仰依禅派的维吾尔人则将这一古老的习俗带入伊斯兰教的仪式中,从而成为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间的影响、交流与融合。这两篇文章,从文化的角度分析指出:正是因为维吾尔族先民立足当地深厚的萨满文化传统,并对外来伊斯兰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吸收、改造与重构的结果,才使得维吾尔族麻扎朝拜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
在新疆基督教、天主教研究方面,主要以木拉提·黑尼亚提的系列研究成果为代表。如:《近代西方内地会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近代新疆天主教会历史考》、和《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这三篇文章的研究内容涉及基督教、天主教的各个方面,而且研究材料广泛,包括外文和中文档案资料。而曾和平的《新疆基督教问题调查》一文则通过对新疆基督教传播的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的调查分析,提出了有关对策建议。
萨满教在古代新疆各民族中十分盛行。迄今,在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中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萨满教的习俗,萨满教已经以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融入到新疆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以及其他宗教信仰当中去。在萨满教研究方面主要有:阿布都力江·赛依提《哈萨克人信仰中的萨满教遗迹》;黄达远《试论新疆少数民族城乡中的萨满教遗存》;李进新《萨满教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遗留》。这几篇文章所表现出的突出特点是重视实地调查研究,以微观的视角从不同民族的现实生活中寻找古代宗教的“影子”,并注意分析其经久不衰的原因。
在当代新疆宗教问题研究方面,以李进新和马品彦的观点较具有代表性。李进新在《新疆宗教演变史》一书的绪论中把新疆地区宗教发展、演变的基本特点归纳为以下四点:(1)多宗教信仰并存是从古至今新疆宗教演变最基本的特点;(2)新疆流传的宗教多属于“外来宗教”,这些“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后,都有一个与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相融合、相适应即民族化和地区化的过程;(3)在新疆宗教演变史上,有的宗教兴起了,有的宗教消亡了,兴亡消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有客观环境的影响和社会内部的因素,也有宗教本身变化的原因;(4)新疆在宗教信仰上的几次重要变化,都与西域民族的迁徙运动有一定的联系,这种变化的结果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发展。马品彦在《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与演变》]一文中指出,从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形成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以来,构成这一格局的宗教在不断发展演变,但不管其如何演变,都未能改变多种宗教并存的这一基本格局。
围绕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学术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研究和探讨积极引导新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有:李建生《关于引导新疆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刘仲康《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适应》;龙群《论宗教对新疆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祁先忠《浅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途径———新疆哈密地区宗教工作探讨》。此外,鉴于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总是打着伊斯兰教“圣战”的口号来混淆视听、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现实,一些学者还对伊斯兰教与宗教极端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马金伟《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成因的多维分析》;蔡华《试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与影响》;杨超《浅论当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何志龙、相艳《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及其对我国安全的影响》;魏克强、沙万中《我国新疆地区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犯罪成因分析》;杜楠《新安全观视角下新疆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及对策》。
从新疆宗教工作的角度,有束迪生的《对当前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几点理论思考》;李建生的《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及其在新疆的实践》、《新疆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情况及其对策意见》;刘仲康的《新世纪、新阶段做好新疆宗教工作的几点理论思考和建议》,以及毕志强、曹尚亭的《试论党的宗教工作及其历史经验———以吐鲁番地区为例》,这些研究不仅对党的宗教政策在新疆的实践进行了总结,还对新疆宗教工作实践本身进行了理论思考,为促进新疆的和谐稳定、发展繁荣做出了贡献。
二是专门化和连续性。表现在,通过翔实的古籍资料的相互佐证、中外史料的对比参考,或对前说提出质疑、反驳,或推动研究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针对某一种宗教或者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连续性研究。更加可喜的是,研究团队的合作性有所加强,老中青三代学者前赴后继,一方面继承了已有成果,一方面又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大大增加了研究成果的新颖性和可信性。总之,这一时期从事新疆宗教问题研究的学者们开始注意拓展研究的新思路、探索研究的新方法,在分述各种宗教的基础上,着重进行总体性、综合性的把握,而且注重挖掘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注意引导使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重视国家政策、法律的作用,重视在实践中活用理论、发展理论、总结经验。这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界新疆宗教问题研究的突出特点。
（本文转载自：《实事求是》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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