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ism Study
Contermporaru Han Chinese Involvement in Tibetan Biddhism: A Case Study from Nanjing
艾莉森·丹頓·瓊斯
Alison Denton Jones
出處：《社會指南》2011年，總字第58卷，第四期，540－553頁
Social Compass 58(4) 2011, 540–553
http://www.zhibeifw.com/big5/fjgc/fjyj_list.php?id=6795
http://www.zhibeifw.com/big5/fjgc/fjyj_list.php?id=6869
作者簡介： 艾莉森·丹頓·瓊斯博士于2010年畢業于哈佛大學社會學系，她的博士論文《一種現代宗教？國家、人民和佛教在今日中國的復興》從生態和個體的角度審視了佛教在一個城市中的作用。她目前是哈佛社會學系的講師。
關鍵詞：佛教、中國、文化取向、密宗、宗教修行、結構方式、藏傳佛教
摘要
城市漢傳佛教中最引人注目的趨勢之一就是漢傳佛教徒吸收採用了藏傳佛教的元素。作者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初步的探討。針對在家居士，作者闡述了融入藏傳佛教的漢傳佛教的特點並探討了形成這一趨勢的原因。作者著重于藏傳佛教是如何傳入東部城市這一結構角度並結合文化角度審視了藏傳佛教是如何吸引漢傳弟子的。
一、中國藏傳佛教：歷史背景
在現今的中國城市中，很多修習佛法的方式正在蓬勃發展。在過去幾十年裡，政府對宗教限制的開放不僅使得正式修行佛法的人數增多，也使得新老以及混合式的修行方法得到廣泛傳播。在城市漢傳佛教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藏傳佛教的上師，藏傳佛教的修行方式，以及傳入漢地的各種法本。越來越多的漢傳佛教徒，按照藏傳佛教傳統，或者跟隨藏地上師修習佛法，或者在以漢傳的方法修習的同時採用藏傳的方法修習。本文主要以南京市為例，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初步的探討。針對在家居士的參與（非學者，非僧人），筆者打算闡述融入藏傳佛教的漢傳佛教特點，並且探討這一趨勢的原因。在闡述為什麼漢人把藏傳佛教的元素融入漢傳佛教中時，本文從藏傳佛教如何被漢地接納的結構角度，結合漢傳弟子如何被藏傳佛教所吸引的文化角度進行了闡述。
中國密宗的歷史和在佛教中的地位，以及其在漢地和西藏的關係中所起到的作用是豐富而複雜的，這在其他著作中有著詳細地闡述。在此，筆者只提幾點來交代當今現象的背景。直到20世紀之初，漢地參與藏傳佛教的最普遍方式才憑藉一個精英階層供養上師的這種關係而得以實現。即，中國統治者在國家和地方各級，以經濟和政治手段支持藏傳佛教的上師以換取佛教儀式的介入——灌頂和其他具有象徵性的正統佛教形式。
20世紀初期正逢這一傳統模式的重大變化。中國封建帝王制度的崩潰，意味著上層供養的崩潰，取而代之的是居士對上師的供養。這不僅是權利和責任從政治階層轉到了基層，更意味著，大量的漢人開始不同程度地接觸一些藏傳佛教。藏地和漢地共同努力把藏傳佛教傳播/引進到漢地。這更意味著漢地的僧人和在家居士開始把跟隨藏族上師，按藏傳佛教修行，學習藏傳教義作為自己修行的一部分。
（原文部分刪節省略）
目前，傳入中國東部地區的藏傳佛教的上師，修法和教義始於20世紀90年代的精英，與四川西部由祖古或者“活佛”領導下發展起來的幾個大的佛教中心有關係。本世紀初，東部城市的藏傳佛教受到城市佛教廣泛復興的推動，開始迅速發展。在中國東部的漢地很少有密宗的寺廟，但是作為巡迴上師，住在藏地寺廟的喇嘛會來東部城市傳法
（原文部分省略）
二、漢地參與藏傳佛教的概述
在2007-2008學年，筆者對南京的居士進行了研究，這個研究是基於佛教寺廟和活動的民族志，以及與45位居士的深度訪談。這些居士的案例並不在數據統計方面具有代表性，但非常有助於全面瞭解佛教修行人和修行方式。
南京，位於中國東部主要的大都市區，是江南地區的一部分。清末時期，這一地區是中國佛教中心地帶。民國時期，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曾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因此，成為佛教學術和改革運動的重要地點。在南京，藏傳佛教的上師和其教誨在20世紀初便有記載。因此，相較於中國其他地區，傳統佛教，特別是藏傳佛教在南京更加成熟。
在筆者的採訪案例中，大概有一半的案例在某種程度上是正在或曾經接觸過藏傳佛教的。他們一般是男性白領階層，比一般的佛教徒更年輕，受過更多的教育。
南京佛教徒現有的藏傳佛教元素可分為六類：（1）圖像和法器（密宗本尊佛像，轉經筒等）；（2）個別修行的咒語或實修；（3）來自藏族傳統的法本和教誨；（4）師父或上師是藏地喇嘛，受過密宗傳承的漢地僧侶或知識淵博的漢地居士；（5）根據密宗或藏傳教材介紹佛教的正式課程或研究小組；（6）由喇嘛帶領的諸如祈福或傳授密宗戒律的集體儀式。這些儀式應以藏地傳統來理解，但是，漢地居士把這些儀式理解為功德中的一種或者是一種實現願望的精神力量，比如找個工作或者有個孩子。
對南京大多數的居士來說，接觸藏傳佛教的一個重要的方式是通過以四川西部五明佛學院建立的“課程”為基礎的課和學習小組。藏地僧人在學院建立的這些課程特意用中文給漢地居士介紹了佛教。課程和相關教材的進度是從基礎介紹佛教到更深奧的思想，最終包括密宗傳統教派。作為給居士介紹佛教的唯一的一個系統的教學，這些課程對漢族居士有著巨大的影響。在南京以及其他城市，這些法本不僅僅是非正式學習小組的基礎教材，也是正式班的教材，其中“專業”的居士根據教材教授引導其他居士，管理功課和設置考試。在筆者現場調研時期，這裡有5個學習班是以五明佛學院課程為基礎的，每個班都是由一個不同的漢地居士教授，每週在南京附近聚集上課。
隨著佛教的日益普遍，南京的居士在加入藏傳佛教的範圍和形式上差別很大。一些人認為，藏傳佛教僅僅是從漢傳佛教派生出來的一種。而對另一些人來說，他們的修行方式主要是藏傳佛教的元素。參與藏傳佛教的不同方式可用以下兩個案例闡述。
林先生年近不惑，是一家進出口公司的經理，他把所有事情都結合到自己的佛教修行中。當筆者拜訪他寬敞的公寓時，他帶筆者參觀了他修行的小房間；牆上和櫃子上掛滿了精心製作的唐卡。他展示了他的日常“功課”——藏式磕大頭，以及觀想密宗綠度母。這些修行是他現在的上師，一位來自甘肅省拉蔔楞寺的藏地喇嘛給他的建議。林先生四年前被介紹給這位上師，儘管在這之前林先生已經接觸了十多年的佛教，但主要學習禪宗。
他皈依這位藏族上師，是因為他不能在南京，找到一個師父可以更深入且系統指引他“學習佛法並把所學在融入到生活實踐中”。當時，林先生帶著一個大概二十人左右的學習小組，在他家裡討論佛學，有時，大家也會在這位上師的引導下一起學習。當上師回到拉蔔楞寺，小組有時會與他視頻溝通。林先生也在生活和工作上依靠上師的建議。儘管他沒有完全放棄其他佛教教派的學習，但是他現在主要學習藏傳佛教。
相較于林先生的情況，小周只接觸了一點藏傳佛教。在他二十出頭的時候，小周經營了一家佛教用品小店。因為他的生意，他接觸過很多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的器物。他喜歡聽藏語的誦經光盤，並描述他的修行為：
我喜歡禪修，但我更喜歡念誦佛號，我也喜歡諸如念咒類的密宗修法。我修行所有這些佛教教派：顯宗、密宗、禪宗、律宗、淨土宗、天臺宗。淨土宗有菩提薩埵，禪宗有菩提達摩，並注重于心的修習。無論你修的是佛教的哪個分支，都必須從修心和正信開始。
小周的佛教修行相當折中，但卻根植於漢傳佛教。他修習藏傳佛教主要是通過在日程功課中結合一些咒文。他與任何藏族上師都沒有關係，自己也不學習藏傳教義或參加課程，也不參加有藏地上師的共修。
林先生和小周代表了兩種受不同程度影響的情況，即藏傳佛教對他們的修行方面的影響和藏傳佛教對他們生活的影響程度。筆者的研究也遇到過許多其他與藏傳佛教的結合的方式。南京的居士所展現的佛教修行方法，是折中且具個人特色，通常結合了佛教中不同教派中的元素。此外，不管他們是作為祈福者、亦或修行者、學生或藏族上師的傳承弟子修習藏傳佛教，請緊記這一點，漢族居士通常不會像西方基督教徒（據稱）與不同教派相處那樣——排斥佛教中其他教派，這一點很重要。藏傳佛教的修行、上師和儀式都屬�佛教，而不是受制于定義為“藏傳佛教”的部分。
三、漢地佛法的構成因素
當我們嘗試去解析一個特別的宗教組織或其傳統之所以流行的原因時，宗教社會學與文化社會學就會給出兩種解釋方法：一個是結構化的、供應型的，另一個是文化的、接受型的。儘管二者由於產生的基礎假設不同，而造成彼此的對立，但是，筆者相信它們其實是可以構成互補的。它嘗試從結構角度去分析漢地對藏傳佛教的熱捧。結構化的分析方法是從整體市場制度上看待供應需求，將觀察重點放在各企業彼此間，為贏得或保護他們的“市場份額”而產生的動態競爭。將藏傳佛教作為佛教市場上的供應者，然後從佛教界全域來觀察它的運作模式，這是理解藏傳佛教為何能在南京及其他華東地區的居士團體間盛行所必不可少的方法。
基礎結構從四個方面支持著藏傳佛教對中國華東地區的供給：佛教市場的空缺，居士的支持，文字出版與網絡發佈的寬鬆管制，以及藏傳佛教領導者的“創業動力”。前三者不是其獨有的，但卻能起到創造空間、提供資源，繼而使信眾在面對當地寺廟之餘，能有多重選擇的機會。
3.1 佛教市場的空缺
登記在冊的漢地寺廟與僧人在某些情形下不願意跟著世俗在家人的需求，進行佛法的修行指導，乃至佛法的教授。從正式註冊的寺廟與僧人的數量上來看，遠遠無法滿足城市地區快速增長的學佛人的需求。
（正文部分省略）
這些綜合的因素導致正式註冊的佛教機構留下了一定的市場空缺，這便向其他諸如藏傳佛教出家人那樣的供應者提供了機遇。這裡有兩大因素正是佛教市場無法足量供給的。其中之一，就是對佛法教義的系統學習的需求。正如林先生所說的那樣：
“以前，我只按著自己的想法去學佛，並不是很系統的去修學。我現在參加了課程（在鄰省的一座沿襲藏傳佛教的廟宇中），參加了一系列的課程學習後，你可以有一個學歷證書。學習中還有功課與考試。我覺得這可以帶給我一種成就感。”
而另一個因素，就是師徒關係。所有的居士都希望獲得佛法的甘霖、得到專屬自己的教言、擁有心靈上的指導，得到出家師父的加持或點化，但不可能讓所有的居士都能有擁有自己的師父，而且，很多出家僧人比起為人師表，對其他事物的追求顯得更有興趣。
3.2 居士的支持
政治局勢的變遷，使得居士代替政界的統治者和當地的精英承擔了護持佛教的角色。在改革開放年代，居士對藏傳佛教僧侶的護持更是大為發展，這份護持，正是佛教市場供給中的重要因素。在家居士對藏傳佛教傳入華東地區，做出了方方面面的支持，當藏地喇嘛來到漢地，當地居士會從衣食住行全方面上提供幫助。在進行訪問喇嘛的各中集體儀式中，居士也是最主要的贊助人，所籌集的善款，則大多會用於護持藏地寺廟與僧眾的修行，就這樣，在家居士間接上起到了支持供給的作用。
居士護持藏地佛教的動機有幾種理由。第一，當然是為了“弘揚佛法”，從而使更多人能獲得佛法的利益並走上解脫之道。這點上，具有無私利他和功利利己兩個側面。就後者而言，若能使佛法廣為傳播，就會獲得無量的功德。功德，就像是用來衡量業力的貨幣一般，它既可以用來促進精神上的提升，也可以用來促進物質上的圓滿等其他效益。
此外，如凱裴斯玎所指出的那樣，贊助人的祭司會帶來威望。中國城市地區的暴發戶型企業家與中產階級的商業成功，意味著很多人都有資本去贊助支持宗教及其相關的慈善事業。
3.3 文字出版與網絡發佈的寬鬆管制
雖然政府對宗教類（包含藏傳佛教書刊）出版物、非正式違規的傳媒發行具有嚴格限制，私營出版社仍然可以印刷小批量用以流通結緣的佛教刊物——儘管這些書籍不能在各大書店正式上架銷售。但這方面的寬鬆政策是促進佛教市場供給體系的另一大因素。通過居士團體籌措善款，然後就能源源不斷印製這些刊物，然後通過網絡發行書刊，或者在各寺廟的流通處作結緣流通。更有甚者，一些居士為了結緣法本，會通過電腦來影印法本或刻錄光碟。此外，目前很多文字或視頻的佛教資源都是通過互聯網才得以傳播。互聯網成為渴望值遇、並結伴學習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的年輕知識分子的重要平臺。
3.4 作為宗教企業家的喇嘛
上述的幾個因素解答了為何漢地佛教市場中能有空間、資源、媒介向大眾供給非官方途徑傳播的佛教。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問題：為什麼藏地喇嘛能恰合適宜地運用這些機遇進入漢地的佛教市場？最主要的原因，上師作為具有企業家性質的精神導師，他通過各種方式來傳播佛法的要義。他並不是在於單純地為漢地佛教的復興提供幫助，也不是僅僅渴望弘揚藏傳佛教傳統，上師的根本目的，是通過傳法、舉行佛法儀式等種種方法引領眾生走向解脫。
第二個不置可否的原因，欣欣向榮的城市發展能對藏地提供經濟支援。支援通常用在寺廟僧侶教育體系的重建，或者幫助藏地貧困村莊、貧困家庭。例如向藏區牧民提供長期教育或向寺廟僧人提供聞思學習的經費。
一些學者議論道，西藏的宗教領袖同時也是文化企業家，旨在將藏傳佛教作為藏文化的核心，繼而恢復與發揚。吉馬諾認為，四川西部的五明佛學院“創造了在藏地重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反向運動，它沒有因中國現代社會的價值潮流而隨波逐流，它振興了藏地的自豪、自信以及使命感”。吉馬諾的重點是在於說明文化企業家所針對的是藏地，而餘指出，我們可以看見藏地/佛教的文化的生存與發展的針對者逐步蔓延至中國華東地區的漢地民眾。
（此處原文省略部分）
四、漢地接受藏傳佛教的文化因素
結構分析提供了一種需求貧乏的景象概念，或者說是“消費者口味的”宗教。即假定人們選擇宗教/文化，要麼是最容易獲得的，或者是廣告（傳教）的最多的。在當今中國佛教制度的不同領域，有效的“廣告”和知名度在一些傳統做法和其他選擇時成為了重要的力量，但是文化的偏好也決定了居士選擇的不同。為了充分理解學習藏傳佛教的漢地人口的增長，我們需要研究藏傳佛教如何在居士間呼應某些宗教間的“口味”。藏傳佛教從文化角度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它運用於推論領域，提議通過一系列的對立來推論，這種特性比在漢地佛教和/或中國社會更普遍。藏傳佛教的支持者根據三個關鍵值構建了其優越性：精神力量、真實性和科學化。
4.1 藏傳佛教權威而靈驗
藏傳佛教很大一部分吸引力源於感知力，相比漢地佛教，藏傳佛教有更大的精神力量，或者說是靈力。這種精神力量受到重視是為了在佛教修行獲得解脫的途中能取得進展，或者是為了獲得物質的恩賜，或者是兩者皆有。藏傳佛教的精神力量基於三種明顯的對立。第一，密乘(藏傳)佛教和顯乘(漢傳)佛教的對立。密乘佛教以其秘密傳授、憤怒金剛、雙運雙修和其他複雜多彩的儀式為特點，被許多中國佛教徒認為更具有力量。這些感知力被部分漢地佛教的大德承認。密乘佛教被視為提供快捷的技術和特殊力量，儘管這些常常被認為是危險的。
第二種明顯的對立是漢地認為藏地具有異域風情。藏文化和藏民被視為原始、粗曠、接近自然、與原始力量有關。正如其他人論述的，這種“西藏的神秘”構造成為藏傳佛教幾個世紀來對漢地的吸引力的基礎，同時也是西方追隨者對藏傳佛教著迷之處——與“現在”西方文明的不同之處。
最後，對於中國的佛教徒來說，精神力量常常與道德的純潔聯繫在一起：佛教的僧侶遵守發願是功德或其他精神力量的一種來源。
4.2 藏傳佛教是一種真實完整的傳統
藏傳佛教對中國人的吸引力也包含了另一組圍繞真實性的對立。在一些內地佛教眼中，藏傳佛教優越的真實性和傳統型是由三種進一步的對立構造的：對於在中國文化中歷史上佛教很少占主導地位，對於一般漢地佛教的現代性，對於現代中國傳統佛教特殊的分化。
首先，藏傳佛教被許多人視為打破傳統教學、訓練和傳播，較漢地傳統佛教更直接的與源於印度的佛教聯接在一起。此外，許多受訪者都認為，較之於中國漢地，藏地擁有完整的佛教文化——直至今日亦是如此（部分正文省略）
最後一點，通常來說在中國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在中國漢地佛教傳統中被加劇。（部分正文省略）在20世紀的中國政治運動中，藏傳佛教的傳統相對而言沒有受多麼嚴重破壞。
另外，在今天藏地的喇嘛通常被認為在佛學傳統方面比漢地比丘和比丘尼具有更為嚴格的訓練和更深的知識。其實，這通常是因為藏地的喇嘛比漢地的僧眾更早的接受訓練。於是，便存在一種普遍的認識，認為相對於絕大多數漢地的僧眾而言，藏地的法師接受更嚴格的佛教教育、訓練和栽培。
4.3 藏傳佛教系統而理性
最終，藏傳佛教同樣也顯得是由科學態度所構建起來的。首先，相比漢地僧眾而言，在藏地對喇嘛的訓練和教育被認為更有系統性、更學術化也更合乎邏輯。這不僅僅是佛法的教育更為傳統可靠，而且其方法和內涵被視為更嚴格合理。接受採訪的人例舉了藏地僧眾辯論佛法的傳統，將其作為藏地喇嘛更重視因明邏輯的例子。
第二，在漢地民眾的眼中，關於活佛轉世的傳統和認證，相對於在漢地找到轉世修行者的傳統而言，為靈魂昇華的提供了更為強硬的“證明”。儘管不是所有人以此看待這個問題，這被受訪者將此作為藏傳佛教的傳統比漢地佛教更具“科學性”的一個例子。
第三，很多南京的佛教徒認為相對于漢地寺廟而言，藏傳佛教教法當下的訓練和組織使得人們更為系統理性地修行。這尤其能以跟隨五明佛學院的課程學習的團體為典型，其課程具有日益增進的組織嚴密的法本、功課和考試。筆者的受訪者也反映了這一觀點，他描述了他和他的妻子在最初膚淺的認識佛教之後，是怎樣被藏傳佛教所攝受的：
我們希望了知的更多，更上一個臺階（因為我們具有更高的學歷）。我們感到相比在寺廟中，佛教中有更多的東西可以發掘，但是我們不知道怎樣去找到它……
在2005年，一些人帶我們去了位於四川的五明佛學院，在這一周中，我感到這就是佛教的“真諦”，這就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地方。一年之後，我們開始學習這種課程（以五明佛學院的教法課程為基礎）。這個課程更系統，不僅僅是走馬看花地混個眼熟。[...]在接觸五明佛學院之前，我沒有在一個具體的傳承傳統中。這就像幼兒園——閱讀傳統中很少的東西，就像故事似的，並且念誦阿彌陀佛佛號——一個類似淨土宗的學法，並不具有系統性。在這個不系統的學習中，過一陣以後，你不知道你應該學的是什麼，因為要學的東西鋪天蓋地。現在我們有一個系統的課程並且可以依照“次第”修學。於是你知道自己確實在學習和進步。
五、在全球範圍內漢地佛教徒參與藏傳佛教的情況
近來在中國，漢地佛教徒參與到藏傳佛教的人數不斷增加，這主要是受到特定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條件的影響。我們也可以通過其在現代全球範圍內的情況，了知這種趨勢的一個整體狀況。
近期，對臺灣地區以及香港地區藏傳佛教的研究顯示，這些現象和西方藏傳佛教的廣泛傳播幾乎是同時進行的。紮布洛茨基特地指出，藏傳佛教在西方和臺灣地區的弘揚有供給方面因素的共性（藏地上師在全球的活動以及擴大他們的教誨與人脈網絡），以及當今藏傳佛教與現代化相關的文化接受程度。筆者也同意這種說法，並且強調了藏傳佛教在中國和西方發展的三方面的相似性。
雖然我們沒有藏傳佛教在中國和西方影響的全面統計數據，但在中西方的案例研究以及在美國的小規模調查顯示，這種傳播與是否受過良好教育不成比例。此外，如何將藏傳佛教引入漢地和西方的日常生活的過程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科爾曼認為“廣泛的折中主義”是西方佛教的特點。筆者發現，這種混搭型的佛教傳統情況，也同樣出現在中國。人們不應感到奇怪，畢竟，中國的宗教傳統之間具有多隙滲透的存在。
在供給方面，不可否認的是，藏傳佛教的企業家們鼓勵更多的人參與，這在中西方的藏傳佛教的文化發展和經濟持續當中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筆者還認為,在中西方的藏傳佛教的發展中，已經啟用了一些細化的市場分類，包括對特定類型的宗教、精神、或者哲學參與和指導。雖然，一方面，這或許和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相關，但是這也與一些傳統宗教機構不願意適應“現代”宗教和文化方面選擇性的改變有關，西方正是如此。
中西方對藏傳佛教的文化接受度也展現了驚人的相似度。在這兩地，藏傳佛教被構建成異域風情、原始的、精神強大的力量來征服中西方。在此，相對於現代化的干擾與稀釋的影響，藏傳佛教構築了一個正宗的傳統傳承。最後，在中西方對於一些人來說，藏傳佛教被構築成一個與其他宗教或其他佛教傳統不同的、既理性又具有科學性的宗教。在西方，藏傳佛教徒投身到各種科學試驗隊伍之中，例如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中心，羅伯特·瑟曼宣稱藏傳佛教是一種“心靈的科學”。
六、結語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能更進一步的瞭解漢地的一些居士為什麼和怎樣參與到藏傳佛教當中。更普遍的鏡像是這種佛教徒參與的多樣性。筆者發現在南京參與藏傳佛教的人數量與質量有很大不用。居士們在不同程度上參與到藏傳佛教當中，他們的佛教實修——當然包括藏傳佛教的元素，強調獲得祝福，研究佛教的智慧，或者自身的修行。總體來說，居士保持兼收並蓄的宗教派系，通常並不對佛教的各種傳統之間進行明顯的區分。因此，藏傳佛教對於居士來說有著共同達到解脫的目的，而不是一種身份或者政治聲明的手段。
對瞭解在漢地藏傳佛教的興起的原因來說，本文系統地分析研究表明漢傳佛教的動態、藏傳佛教的教育家、漢地的居士需求以及放鬆管理的媒體這些都是瞭解藏傳佛教是如何來到漢地的關鍵影響因素。從文化角度入手的分析指出藏傳佛教如何主要從三方面吸引漢地的佛教徒並廣泛被漢人和漢地接受：精神力量的價值、真實性和科學性。
最後，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這種現象，筆者認為儘管在文化背景和官方態度上中西方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但是藏傳佛教的發展趨勢在中西方竟有這驚人的相似之處，筆者相信,這是共同的現代化條件在這些宗教的發展當中所發揮的作用。
來源： http://scp.sagepub.com/content/58/4/540
智悲翻譯中心
譯者：王筱汐、王筱藝、妙懷、丹秋白馬、巴瑪拉摩
一審校對：巴瑪拉摩
二審校對：丹秋白馬
終審校對、排版：妙懷、巴瑪拉摩
星期二, 8月 25, 2015
星期一, 8月 24, 2015
土耳其的中国人江湖
来源：凤凰周刊2015年23期 http://www.szfhw.com/a/news/2015/0820/630.html
作者：吴如加
土耳中部城市开塞利。在西方媒体的镜头下，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幼童站在一堆捐赠的杂乱衣物中，口中含着奶嘴，不止该将目光望向哪里。
在开塞利一处曾被土耳其财政部使用过的建筑群内，住着约1000名维吾尔人，由土耳其警方把守。住在里面的不少人都表示，他们向“蛇头”支付了数千美元，经历了艰苦旅程，离开中国，终点是土耳其。
这趟冒险的旅程并不顺利，他们在偷渡过程中被第三国扣押，后由土耳其政府出面接回。“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断断续续一千来人吧，经过各个途径，主要是泰国，还有一部分从马来西亚（接回的），几乎都安置在开塞利。”长期做贸易生意的维吾尔人热合买提说。这是他在土耳其生活的第10个年头。与上述同胞不同，他并非偷窥者，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这处建筑群由大约10座5层楼房组成，维吾尔人的公寓也分布在其中，因为缺少家具而显得异常宽敞。其中一间公寓被辟作男孩们的古兰经学校。一红一蓝两面巨大的星月旗悬挂在两座楼之间，红色那面是土耳其国旗，蓝色那面旗帜则被维吾尔流亡者们看作是“东突厥斯坦”的象征。
他们带着对保守教义的虔诚和对穆斯林国家的憧憬踏上了偷渡之路，却往往在到达后发现，土耳其比他们所想象的要更世俗。而由于偷渡问题的敏感性，他们的存在也为中土关系添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营生方式多元
他们并不是开塞利的第一批维吾尔流亡者。早在中共建政之前，就有一包括“东突”领导人在内的维吾尔人流亡土耳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集中安置在开塞利。1952年，又有1800多名维吾尔人移居土耳其，同样被安置于此。早期在开塞利的流亡者至少经过了两代人，其中一些穷其一生也未到过新疆，甚至不会说维吾尔语。
2011年，在中土建交四十周年之际，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森利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大约有30万维吾尔人（包括其后裔）生活在土耳其。但中国官方并未给出国明确数字，媒体报道中最常见的是10万维吾尔人，多数是二、三代移民，而土总人口为7000多万。
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如果打开手机上中国大陆流行的社交软件——陌陌，可以看见附近清一色是有着深深轮廓的维吾尔面孔，许多人的签名栏里写着：中土翻译、导游、办居留证，显现了多元化的营生方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赴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多以经商、开杂货店为主，其中不少人积累了一定财富。中共建政后赴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有的从事中土之间的服装、丝绸、瓷器和中药贸易，有的开设中餐馆和中医针灸诊所。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后，又有一定数量的维吾尔人以探亲、朝觐身份到达土耳其后，经亲友担保而留下，多经营中医诊所、旅行社、餐馆，或在跨国公司供职。
建国后过去的人分成北疆和南疆两派，据热合买提介绍，北疆人接触汉语环境较多，从事的一般都是中国有关的工作，比如经商，或是翻译。现在华为、中国水电建，还有一些大的企业，都有长驻土耳其这边的维吾尔员工。华为招聘很多会汉语和土耳其语的维吾尔人，欧普手机响开拓土耳其市场，也招维吾尔人；相比来说，南疆来的如果不懂汉语，大部分在伊斯坦布尔的商业区做些小买卖，从事零售、批发行业。“喀什、和田地区的人最多，都从国内温州、义乌进口小商品，做批发生意。”
除了维吾尔人外，也有不少哈萨克人在土耳其生活、工作，他们中许多人从事皮衣和塑料制品的加工和销售，生活较为宽裕。
相较而言，在土耳其的汉族人则要少得多，他们多是国内大企业派驻此地的员工，如华为、中电光伏、中车、新希望等。也有一些自费来此的汉族留学生，以及开饭店、从事旅游业的私企老板。其中，做石材出口贸易的汉族商人数量不少。“中国进口的大理石52%是土耳其的”，研究中土经贸关系的北京大学土耳其学者乌穆特•艾尔吉苏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大部分华人在土耳其安居乐业，总体生活水平尚可。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民族的华人之间常有往来。一位在土耳其经营石材生意的中国商人表示，在石材贸易中，维吾尔人就经常在土耳其人和汉人之间，扮演翻译或牵线人的角色。
“在土耳其的批发市场，你可以看到汉人的店和维吾尔人的店挨在一起，一起聊天，一起喝茶，一起换货。但一谈到政治问题上，就很快翻脸了，这种事情很常见。”热合买提说。
遥远的影响力
“作为穆斯林，都会向往穆斯林国家。”维吾尔族外科医生阿里木，出生在乌鲁木齐，来土耳其一年多了。“来之前觉得（土耳其）很华丽，新疆有很多土耳其产品，” 纺织品花花绿绿的，特别好看。”阿里木说，“人会想生活在适合自己的环境，包括饮食、文化和信仰。所以那时觉得伊斯坦布尔是最好的。”
生活在喀什的苏莱曼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街上出售盗版光盘的店铺，已被土耳其电影和电视剧占领了。苏莱曼对于这些影视作品并不感冒，“水平不太高”，喜欢好莱坞电影的他这样评价。但他无法否认，这些影视作品对新疆多数维吾尔人的影响巨大。
“近十年来，土耳其文化对新疆的影响非常大。很多维吾尔人在家里看的都是土耳其的电影和电视剧，他们觉得土耳其的生活比较好。”由于同属突厥语民族，维吾尔人在文化上对土耳其容易形成虚幻的归属感。加上土耳其语与维吾尔语非常接近，“60%能听懂，学3个月之后就能听懂90%以上了。”苏莱曼说。
通过私自架设卫星电视，以及购买盗版光盘的方式，许多维吾尔人潜移默化地感受着他们心中的土耳其。“汉族看韩剧是一种时尚，维吾尔人看土耳其电影、电视剧，会觉得更亲近，文化上更容易接蔓。”阿里木说。
热合买提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土耳其是许多维吾尔人所谓的“promised land（应许之地）”。“马来西亚也不错，但语言障碍太大。在土耳其，一个勤快点的维吾尔小孩，高中过去，学个3-4个月的强化班，就可以通过高考，很多人分数还不错。”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采访过一些偷渡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男子说，2002年世界杯期问他还在大学读书，当时中国队与土耳其队被分在同一小组，结果自己选择支持土耳其队，汉族学生感觉受到了冒犯，双方还为此打了一架。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维吾尔男子则说：“我想念我的祖国，那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但我在土耳其很快乐。”
土耳其的“两泛”思潮
1923年，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之后，展开了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奠定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基础。此后的土耳其一直坚持以世俗化为目标，防止宗教势力的干政。打上了凯末尔烙印的土耳其军方成了维护世俗化的坚定力量，甚至不惜为此多次发动政变。
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热合买提告诉记者，军方在世俗化原则上的坚守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有些学生会用阿拉伯语说Assalamu alaykum（愿真主赐予你平安），（军人）发现这种情况就让学生站住，说‘你必须用突厥语问好’。”
今日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因“反世俗罪”被判处4个月监禁，剥夺政治权利5年，他当时所在的政党也被取缔。
除了对抗泛伊斯兰思潮之外，军方在对待泛突厥主义方面也采取了压制态度。凯末尔在世时，在国内建立“土耳其人国家”的身份认同。当时的土耳其是世界上唯一以突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泛突厥主义在外交上无法带来实际益处。
随着苏联解体，中亚和高加索的突厥语国家纷纷赢得独立，土耳其在当时的“突厥国家”中，无疑有着最强的国力和最完善的体制。一夜之间，土耳其从古老民族仅存的硕果，一跃而成新兴突厥世界的领袖。泛突厥主义也成了土耳其联系中亚、高加索国家，进行外交合纵的重要意识形态。
2000年，土耳其主管中亚经贸事务国务部长柴伊建议，土耳其应仿效阿拉伯联盟体系，与宗教、语言及习俗上渊源极深的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等五国，建立一个突厥国家联盟。这一表态引起俄罗斯外交部的强烈抗议，称这是一项非友好的表示，与双方目前友好关系发展相抵触。
埃尔多安上台后，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军方力量。2010年土耳其公投通过新宪法，削弱军权和司法权。2011年，土耳其军方总参谋长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被重新任命，奉行世俗化的军方遭到前所未有的压制。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评价埃尔多安：“他表面是个世俗派，骨子里是个伊斯兰保守派。他总是西装革履，也主张妇女在公共场合不要蒙面纱．但他的妻子不论什么时候都会用头巾严严实实地裹住自己的头发。”
土耳其不少人称中国新疆地区为“东突厥斯坦”，许多人甚至只知有“东突厥斯坦”而不知有新疆。
在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迅速走出之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还实现了年均经济增长率7%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使得土耳其人自奥斯曼帝国衰落后久违的大国意识得以觉醒，民族自豪感与日俱增。“土耳其觉得自己是突厥国家的老大，穆斯林的保护者。”乌穆特说。
随着埃尔多安个人权威的增长，土耳其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也出现回潮。一些激进组织对突厥语民族的国家或地区情况抱有极大关注，有成员参与车臣和科索沃战争，在“东突”组织的反华示威活动中也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政策制定上，土耳其政府也遵循突厥人和穆斯林优先的原则。突厥民族的移民相较于其他民族更容易获得土耳其国籍，据热合买提介绍，其他民族除非和土耳其人通婚，否则想入籍非常难。此外，土耳其还通过提供奖学金名额吸引突厥人才。“奖学金一般只给突厥语学生或是穆斯林地区的人，巴尔干地区只给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或者塞尔维亚的学生，必须证明自己是穆斯林。”热合买提说，而汉族学生大多数都是自费留学。
外交层面上，“两泛”思潮也促使土耳其政府积极将手伸出国界，更多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在2010年第10届突厥语国家峰会上，时任土耳其总统居尔喊出了“六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口号。
埃尔多安不仅公开支持哈马斯并接见其领导人，还在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当众谴责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他也坚定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谴责军方政变。在2011年叙利亚国内局势出现动荡后，土耳其不仅在外交上谴责阿萨德政府，甚至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并采取诸多行动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土耳其的做法，引起相关国家的不满。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曾谴责其为中东“穆斯林兄弟会轴心国”的领袖。此前土耳其对待“伊斯兰国”(IS)的暖昧态度，也遭到国内外的广泛诟病。土耳其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曾指责埃尔多安纵容和包庇邻国的恐怖主义活动。
这种突厥人优先和倾向伊斯兰的外交政策，自然也影响到土耳其在维吾尔人问题上的立场。
偷渡者的变迁
据称，曾经有过偷渡到土耳其的汉人比维吾尔人更多的时期。作为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土耳其是这段漫长旅途的中转站。来自福建福清或浙江青田的中国人，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然后前往欧洲。
“那时的偷渡客大多是汉人，维吾尔人很少。”热合买提不愿透露是如何获知这些细节的，只是说，在偷渡环节上，中国人不分民族，曾经建立起分工明确、地域广泛的合作——负责管理、运输、看管，或者在里面做翻译挣学费的，多是维吾尔人；在保加利亚、希腊接他们的是汉族人，也有些维族人跑去欧洲做“蛇头”。“一些温州人上世纪90年代初就到土耳其了，每当有偷渡客在边境被抓，就去赎人。这些人稍稍有点面子、后台，赎完人再卖给‘蛇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本世纪初。在一次抓捕中，土耳其警方在7个城市200多个地点同时行动，“土耳其人、汉族人、维吾尔人，只要是和偷渡相关的一锅端掉。”热合买提说，“自那之后，（偷渡）就比较少了，再加上中国大陆经济越来越好，想去欧洲的人少了。”
然而，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多次扣押欲取道本国偷渡往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许多偷渡者被扣押后往往自称是土耳其人，他们多经由中国西南边境偷渡，大部分经由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辗转来到土耳其。 中国西南边境形势与新疆截然不同。新疆与邻国的接壤地带，往往存在严寒、高山等严酷的自然环境，跨境通道非常有限，加之近年来边防管控的日趋严厉。许多偷渡者便将西南边境地区作为自己出境的理想通道。和先前的汉人偷渡者不同，土耳其是许多维吾尔偷渡者的终点站。而部分偷渡出境的维吾尔人甚至持有“土耳其护照”。
据英国BBC7月14日报道，3名维吾尔男子因持有伪造的土耳其护照，并在印度尼西亚意图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被当地法院判处6年监禁。在审讯中，他们先是声称自己是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后又改口称其来自土耳其，于是被当庭要求唱土耳其国歌，未果。
去年3月12日，泰国警方曾在该国南部，毗邻马来西亚的宋卡府扣押了213名偷渡者，他们藏身于一个橡胶种植园。据报道，这些偷渡者有高加索人的体貌特征，女性都以头巾蒙住面部，只露出一双眼睛。这些人拒绝承认是中国公民，以避免被强制遣返。
偷渡之旅充满艰辛，“对‘蛇头’而言，维吾尔人意味着现钞。如果你是个越南人，他们收1000美元，但如果你是一个维吾尔价格就会上涨5倍，有时甚至10倍。”一名54岁的维吾尔偷渡者告诉路透社。
7月9日，中国警方从泰国遣返回国109偷渡人员和组织偷渡团伙成员。几天来，乌鲁木齐的留置场所内，多名偷渡人员向大陆媒体讲述了自己在境外恐怖组织的蛊和操纵下，变卖一切偷渡出境后沦为“蛇头”赚钱工具，继而一无所有、妻离子散的经历。
大陆警方的介绍称，这批从泰国遣返的偷渡人员与境外恐怖组织“东伊运”及国际反华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组织想通过各种手段将这批人运输到土耳其 ，再去叙利亚加入IS等恐怖组织，进行圣战”。
维吾尔偷渡者逐渐成为中、土、泰三方在外交领域的一个敏感点，并演变出一场外交拉锯战。中方指称部分偷渡者试图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希望泰方按照国际惯例将这些人造返回中国。土耳其则基于“民族和宗教感情”，对偷渡者抱以同情态度，希望为他们提供庇护。
去年11月28日，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曾就非法滞留泰国的400多名新疆人发表言论：“有泰国官员知会我们，该国发生人贩活动，涉及一些自称土耳其公民的人员。我在纽约和北京期间，分别提请泰国外长和中国外长关注此事，并告诉他们土耳其愿为这些人提供庇护。”
泰方在近期将200多名扣押的维吾尔偷渡者分别遣返中国及土耳其，引来土耳其官方的谴责，并点燃了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泰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因此受到冲击。联合国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东伊运”头目阿布都卡德尔·亚甫泉甚至对依照国际法通行规则实施遣返行为的泰国发出赤裸裸的威胁：“对泰国的罪行，我们会寻找适当的时机反击，这是不可饶恕的。”
土驻外使馆提供便利
年长的维吾尔人告诉阿里木，四十多年前的维吾尔人是如何骑着毛驴从新疆来到土耳其，“从新疆到西藏腹地，冉到巴基斯坦，最后来到这里，连护照都不用”，阿里木说。
随着各国边境管控日渐规范，骑着毛驴去土耳其不可能再发生了但是土耳其对这些外来者的开放姿态却一直未变。无论是民风、传统还是在法律上，土耳其对外来非法移民的态度一向宽容，并非仅限于维吾尔人。
“只要你入境了，随便找个担保人，就可以拿到六个月居住权。到期后冉由内政部批文，每年允许几千人拿到居住证，几千人拿到国籍。没拿到就继续等。”热合买提说，他在土耳其从未听说有偷渡者被遣返一事。
土耳其人有好客传统，尤其是对被他们视为兄弟的突厥语民族和穆斯林。当地人时常会开着卡车来到开塞利的捐赠点，卸下桌椅、食用油、衣物和无数西红柿。据阿里木观察，现在安卡拉街头的乞丐变多了-土耳其朋友说，他们都是周边国家来的难民。“在土耳其，非法入境的人太多了，光是叙利亚就有100多万人在这里。只要不犯罪，用新疆的话说，尽管去挣你的‘馕钱’。”
在这种开放性姿态的基础上，加之以民族和宗教情结，便不难理解土耳其驻部分东南亚国家使馆工作人员为偷渡提供便利的情况。
据大陆媒体报道，去年10月以来，中国警方已在境内抓获22名土耳其籍犯罪嫌疑人，他们受土耳其境内“蛇头”指挥，组织偷渡，而假造、变造土耳其护照的地点也在土耳其境内。
去年9月，土耳其驻某东南亚使馆工作人员曾直接参与营救被当地执法部门扣押的中国籍偷渡团伙头目，谎称此人系土耳其公民，多次施压要求放人，最终成功将其送往土耳其。
今年2月，被抓获的组织偷渡者吾布力喀森·麦提如向警方供述，他拿着偷渡者的照片和编造的土耳其名字，在土耳其驻某东南亚国家使馆办理了500多份土耳其身份证明，得以使400多名中国籍偷渡者以土耳其公民名义进入土耳其。今年6月，中国警方与东南亚国家展开联合行动，在一犯罪嫌疑人住处查获653本土耳其护照。专家称，上述护照均系伪造，偷渡者却能够持此类护照顺利入境土耳其。
土耳其最大的英文媒体《今日时代》今年4月引述当地《迈当日报》的报道称，一位名为NuraliT的维吾尔人_直向外国激进主义者提供假护照，使得他们得以抵达土耳 其，进而进入叙利亚加入IS。Nurali T靠着这一门生意赚取了1300万土耳其里拉。报道指出，大多数持有假护照入境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会在土耳其机场被警察发现，当收缴了假护照之后，就会被释放。热合买提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近期由于国际压力，土耳其警方加强了土叙边境的管控，“在边境城市抓到一些维吾尔人，到伊斯坦布尔再放掉”。
土耳其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维吾尔人偷渡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据路透社披露，一份名为“土耳其共和国外地人紧急旅行文件”的东西曾被发给维吾尔偷渡者，这份文件只对到访土耳其有效。而在成功偷渡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中，有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他的母亲声称，她与孩子被人蛇集网从中国运出，辗转柬埔寨、越南和泰国，最终通过土耳其驻吉隆坡大使馆的外交官得到了这份文件。文件显示，这名年幼的偷渡客出生在新疆吐鲁番，国籍一栏填着“东突厥斯坦”( East Turkestan)。
今年7月泰国抓获偷渡者后，在土耳其一家电视台的节目中，“东伊运”头目亚甫泉也证实了这一点。据《新疆日报》报道，他在访谈节目巾称这批偷渡者在泰国被抓获后，“东突厥斯坦’通过‘外交’手段极力营救，无论是我们还是别的组织，每个人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没有效果。”
对安卡拉而言，这是个棘手而尴尬的问题。一直以来，土耳其官方从不讳言其乐于为那些已进入土耳其国境的流亡者提供庇护，但却否认曾直接在国外协助维吾尔人离开中国。
中国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处长童碧山对此表示，土耳其在其位于东南亚的大使馆向维族人提供旅行文件已经被提到“高层”，“土耳其政府整体态度不差，但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大使馆的员工有提供协助。”
复杂的土耳其维吾尔人江湖
土耳其存在着各种维吾尔人流亡团体和组织，或世俗或宗教保守，彼此之问亦存在分歧与斗争。一些团体主张“圣战”解放“东突厥斯坦”，一些团体则避免公开支持暴力或恐怖主义。
共同的是，他们长期以来，通过各种方式谋求“东突厥斯坦”的独立。由于这些团体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社会中颇为活跃，即便是对政治不感冒的维吾尔人，有时也不得不与之打交道。
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出于对突厥语民族和穆斯林的照顾，土耳其政府对一些突厥语、穆斯林国家（地区）来土求学的学生给予优厚的奖学金。获奖学生只要通过土耳其大学选拔考试，不但可以免除学费，还能享受医疗、住宿，甚至还有交通费用的减免。但这些奖学金项目，几乎都掌握在“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手中。“自费的学生管不着，但只要想拿奖学金就得接触（他们）。”热合买提说。
由于存在这样一层关系，“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得以进行宗教意识形态的输出。该协会组织能力极强，每年暑假或寒假，他们会把很多国外的维吾尔族学生请到土耳其的山上开讲经会。据中国官媒报道，这些讲经班时常为恐怖组织物色、培训人才。
“在土耳其每一个维吾尔人都清楚这个，它就像个大部分人虽然反感，但是不会直接戳破的气球。”热合买提表示。
大部分偷渡至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信奉保守的瓦哈比教派。“但并不代表他们就都是恐怖分子，一些人只是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就像苦行僧。”热合买提说，这些保守的穆斯林们，初到土耳其时，会惊讶于其世俗化。后来就慢慢适应，各找各家，物以类聚。“比如和田人居住在一个区域，喀什人居住在另一个区域。一般来说，北疆来的维吾尔人比较世俗，走极端路线的人少，融人环境很快，经常往巾国跑，生活也不错。”
在伊斯坦布尔，每个区之间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比如一个区全是戴面纱的女性，再往下走2公里就是红灯区。“你走个几公里就能看到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彼此之间互不干涉。”热合买提说。
49岁的新疆维吾尔人Adil Abdulgaffar承认，他们知道有人穿越土耳其国界进入叙利亚，加入IS，但数量很少。他告诉路透社，那些武装分子引诱他们，声称会训练他们以维护维吾尔人的福祉，会给他们武器，来对抗北京。“有人离开土耳其去叙利亚，他们希望这些承诺会被兑现。但我也知道他们很后悔，希望回来。”
据《新疆日报》8月4日报道，在最近一批被从泰国遣返的偷渡人员中，许多人坦承自己受了欺骗和蛊惑，听信了“迁徙圣战”的理论。
“那个叫阿巴拜克热的人说，不搞‘迁徙圣战’会下‘火狱’，‘圣战殉教’可以进‘天堂’。我就信了他的话，想进‘天堂’。”一名被遣返的偷渡者说，阿巴拜克热反复叮嘱，如果途中被抓就说自己是土耳其人。在被欺骗的人中，有人文化程度较低，连借条也不会写，更不懂伊斯兰教义，很容易便信了蛊惑者的话，走上了“圣战”之路。
此类谎言并不罕见，就在7月9日，还有人借此煽动被遣返人员中的一部分人在登机过程中袭击中泰两国警务人员。
至于那些最终成功到达了土耳其的人，他们对于“圣战”的态度也并非如外界所想那般充满热情。
热合买捉认为，赚取“馕钱”是这些背井离乡者最迫切的需求，这和来自他国的流亡者并无不同。
医生阿里木没有参加7月的游行，这段时问他选择不出门，尽管维吾尔人是示威者声援的对象。“你不知道会不会被扔酒瓶或催泪弹。”他说，“况且，我在国内做过10年急救工作，如果看到中国人（受伤），我肯定要救他，但他们（示威者）一看肯定会问：你这么做，你是什么人？”
作者：吴如加
土耳中部城市开塞利。在西方媒体的镜头下，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幼童站在一堆捐赠的杂乱衣物中，口中含着奶嘴，不止该将目光望向哪里。
在开塞利一处曾被土耳其财政部使用过的建筑群内，住着约1000名维吾尔人，由土耳其警方把守。住在里面的不少人都表示，他们向“蛇头”支付了数千美元，经历了艰苦旅程，离开中国，终点是土耳其。
这趟冒险的旅程并不顺利，他们在偷渡过程中被第三国扣押，后由土耳其政府出面接回。“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断断续续一千来人吧，经过各个途径，主要是泰国，还有一部分从马来西亚（接回的），几乎都安置在开塞利。”长期做贸易生意的维吾尔人热合买提说。这是他在土耳其生活的第10个年头。与上述同胞不同，他并非偷窥者，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这处建筑群由大约10座5层楼房组成，维吾尔人的公寓也分布在其中，因为缺少家具而显得异常宽敞。其中一间公寓被辟作男孩们的古兰经学校。一红一蓝两面巨大的星月旗悬挂在两座楼之间，红色那面是土耳其国旗，蓝色那面旗帜则被维吾尔流亡者们看作是“东突厥斯坦”的象征。
他们带着对保守教义的虔诚和对穆斯林国家的憧憬踏上了偷渡之路，却往往在到达后发现，土耳其比他们所想象的要更世俗。而由于偷渡问题的敏感性，他们的存在也为中土关系添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营生方式多元
他们并不是开塞利的第一批维吾尔流亡者。早在中共建政之前，就有一包括“东突”领导人在内的维吾尔人流亡土耳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集中安置在开塞利。1952年，又有1800多名维吾尔人移居土耳其，同样被安置于此。早期在开塞利的流亡者至少经过了两代人，其中一些穷其一生也未到过新疆，甚至不会说维吾尔语。
2011年，在中土建交四十周年之际，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森利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大约有30万维吾尔人（包括其后裔）生活在土耳其。但中国官方并未给出国明确数字，媒体报道中最常见的是10万维吾尔人，多数是二、三代移民，而土总人口为7000多万。
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如果打开手机上中国大陆流行的社交软件——陌陌，可以看见附近清一色是有着深深轮廓的维吾尔面孔，许多人的签名栏里写着：中土翻译、导游、办居留证，显现了多元化的营生方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赴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多以经商、开杂货店为主，其中不少人积累了一定财富。中共建政后赴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有的从事中土之间的服装、丝绸、瓷器和中药贸易，有的开设中餐馆和中医针灸诊所。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后，又有一定数量的维吾尔人以探亲、朝觐身份到达土耳其后，经亲友担保而留下，多经营中医诊所、旅行社、餐馆，或在跨国公司供职。
建国后过去的人分成北疆和南疆两派，据热合买提介绍，北疆人接触汉语环境较多，从事的一般都是中国有关的工作，比如经商，或是翻译。现在华为、中国水电建，还有一些大的企业，都有长驻土耳其这边的维吾尔员工。华为招聘很多会汉语和土耳其语的维吾尔人，欧普手机响开拓土耳其市场，也招维吾尔人；相比来说，南疆来的如果不懂汉语，大部分在伊斯坦布尔的商业区做些小买卖，从事零售、批发行业。“喀什、和田地区的人最多，都从国内温州、义乌进口小商品，做批发生意。”
除了维吾尔人外，也有不少哈萨克人在土耳其生活、工作，他们中许多人从事皮衣和塑料制品的加工和销售，生活较为宽裕。
相较而言，在土耳其的汉族人则要少得多，他们多是国内大企业派驻此地的员工，如华为、中电光伏、中车、新希望等。也有一些自费来此的汉族留学生，以及开饭店、从事旅游业的私企老板。其中，做石材出口贸易的汉族商人数量不少。“中国进口的大理石52%是土耳其的”，研究中土经贸关系的北京大学土耳其学者乌穆特•艾尔吉苏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大部分华人在土耳其安居乐业，总体生活水平尚可。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民族的华人之间常有往来。一位在土耳其经营石材生意的中国商人表示，在石材贸易中，维吾尔人就经常在土耳其人和汉人之间，扮演翻译或牵线人的角色。
“在土耳其的批发市场，你可以看到汉人的店和维吾尔人的店挨在一起，一起聊天，一起喝茶，一起换货。但一谈到政治问题上，就很快翻脸了，这种事情很常见。”热合买提说。
遥远的影响力
“作为穆斯林，都会向往穆斯林国家。”维吾尔族外科医生阿里木，出生在乌鲁木齐，来土耳其一年多了。“来之前觉得（土耳其）很华丽，新疆有很多土耳其产品，” 纺织品花花绿绿的，特别好看。”阿里木说，“人会想生活在适合自己的环境，包括饮食、文化和信仰。所以那时觉得伊斯坦布尔是最好的。”
生活在喀什的苏莱曼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街上出售盗版光盘的店铺，已被土耳其电影和电视剧占领了。苏莱曼对于这些影视作品并不感冒，“水平不太高”，喜欢好莱坞电影的他这样评价。但他无法否认，这些影视作品对新疆多数维吾尔人的影响巨大。
“近十年来，土耳其文化对新疆的影响非常大。很多维吾尔人在家里看的都是土耳其的电影和电视剧，他们觉得土耳其的生活比较好。”由于同属突厥语民族，维吾尔人在文化上对土耳其容易形成虚幻的归属感。加上土耳其语与维吾尔语非常接近，“60%能听懂，学3个月之后就能听懂90%以上了。”苏莱曼说。
通过私自架设卫星电视，以及购买盗版光盘的方式，许多维吾尔人潜移默化地感受着他们心中的土耳其。“汉族看韩剧是一种时尚，维吾尔人看土耳其电影、电视剧，会觉得更亲近，文化上更容易接蔓。”阿里木说。
热合买提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土耳其是许多维吾尔人所谓的“promised land（应许之地）”。“马来西亚也不错，但语言障碍太大。在土耳其，一个勤快点的维吾尔小孩，高中过去，学个3-4个月的强化班，就可以通过高考，很多人分数还不错。”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采访过一些偷渡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男子说，2002年世界杯期问他还在大学读书，当时中国队与土耳其队被分在同一小组，结果自己选择支持土耳其队，汉族学生感觉受到了冒犯，双方还为此打了一架。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维吾尔男子则说：“我想念我的祖国，那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但我在土耳其很快乐。”
土耳其的“两泛”思潮
1923年，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之后，展开了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奠定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基础。此后的土耳其一直坚持以世俗化为目标，防止宗教势力的干政。打上了凯末尔烙印的土耳其军方成了维护世俗化的坚定力量，甚至不惜为此多次发动政变。
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热合买提告诉记者，军方在世俗化原则上的坚守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有些学生会用阿拉伯语说Assalamu alaykum（愿真主赐予你平安），（军人）发现这种情况就让学生站住，说‘你必须用突厥语问好’。”
今日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因“反世俗罪”被判处4个月监禁，剥夺政治权利5年，他当时所在的政党也被取缔。
除了对抗泛伊斯兰思潮之外，军方在对待泛突厥主义方面也采取了压制态度。凯末尔在世时，在国内建立“土耳其人国家”的身份认同。当时的土耳其是世界上唯一以突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泛突厥主义在外交上无法带来实际益处。
随着苏联解体，中亚和高加索的突厥语国家纷纷赢得独立，土耳其在当时的“突厥国家”中，无疑有着最强的国力和最完善的体制。一夜之间，土耳其从古老民族仅存的硕果，一跃而成新兴突厥世界的领袖。泛突厥主义也成了土耳其联系中亚、高加索国家，进行外交合纵的重要意识形态。
2000年，土耳其主管中亚经贸事务国务部长柴伊建议，土耳其应仿效阿拉伯联盟体系，与宗教、语言及习俗上渊源极深的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等五国，建立一个突厥国家联盟。这一表态引起俄罗斯外交部的强烈抗议，称这是一项非友好的表示，与双方目前友好关系发展相抵触。
埃尔多安上台后，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军方力量。2010年土耳其公投通过新宪法，削弱军权和司法权。2011年，土耳其军方总参谋长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被重新任命，奉行世俗化的军方遭到前所未有的压制。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评价埃尔多安：“他表面是个世俗派，骨子里是个伊斯兰保守派。他总是西装革履，也主张妇女在公共场合不要蒙面纱．但他的妻子不论什么时候都会用头巾严严实实地裹住自己的头发。”
土耳其不少人称中国新疆地区为“东突厥斯坦”，许多人甚至只知有“东突厥斯坦”而不知有新疆。
在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迅速走出之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还实现了年均经济增长率7%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使得土耳其人自奥斯曼帝国衰落后久违的大国意识得以觉醒，民族自豪感与日俱增。“土耳其觉得自己是突厥国家的老大，穆斯林的保护者。”乌穆特说。
随着埃尔多安个人权威的增长，土耳其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也出现回潮。一些激进组织对突厥语民族的国家或地区情况抱有极大关注，有成员参与车臣和科索沃战争，在“东突”组织的反华示威活动中也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政策制定上，土耳其政府也遵循突厥人和穆斯林优先的原则。突厥民族的移民相较于其他民族更容易获得土耳其国籍，据热合买提介绍，其他民族除非和土耳其人通婚，否则想入籍非常难。此外，土耳其还通过提供奖学金名额吸引突厥人才。“奖学金一般只给突厥语学生或是穆斯林地区的人，巴尔干地区只给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或者塞尔维亚的学生，必须证明自己是穆斯林。”热合买提说，而汉族学生大多数都是自费留学。
外交层面上，“两泛”思潮也促使土耳其政府积极将手伸出国界，更多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在2010年第10届突厥语国家峰会上，时任土耳其总统居尔喊出了“六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口号。
埃尔多安不仅公开支持哈马斯并接见其领导人，还在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当众谴责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他也坚定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谴责军方政变。在2011年叙利亚国内局势出现动荡后，土耳其不仅在外交上谴责阿萨德政府，甚至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并采取诸多行动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土耳其的做法，引起相关国家的不满。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曾谴责其为中东“穆斯林兄弟会轴心国”的领袖。此前土耳其对待“伊斯兰国”(IS)的暖昧态度，也遭到国内外的广泛诟病。土耳其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曾指责埃尔多安纵容和包庇邻国的恐怖主义活动。
这种突厥人优先和倾向伊斯兰的外交政策，自然也影响到土耳其在维吾尔人问题上的立场。
偷渡者的变迁
据称，曾经有过偷渡到土耳其的汉人比维吾尔人更多的时期。作为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土耳其是这段漫长旅途的中转站。来自福建福清或浙江青田的中国人，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然后前往欧洲。
“那时的偷渡客大多是汉人，维吾尔人很少。”热合买提不愿透露是如何获知这些细节的，只是说，在偷渡环节上，中国人不分民族，曾经建立起分工明确、地域广泛的合作——负责管理、运输、看管，或者在里面做翻译挣学费的，多是维吾尔人；在保加利亚、希腊接他们的是汉族人，也有些维族人跑去欧洲做“蛇头”。“一些温州人上世纪90年代初就到土耳其了，每当有偷渡客在边境被抓，就去赎人。这些人稍稍有点面子、后台，赎完人再卖给‘蛇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本世纪初。在一次抓捕中，土耳其警方在7个城市200多个地点同时行动，“土耳其人、汉族人、维吾尔人，只要是和偷渡相关的一锅端掉。”热合买提说，“自那之后，（偷渡）就比较少了，再加上中国大陆经济越来越好，想去欧洲的人少了。”
然而，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多次扣押欲取道本国偷渡往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许多偷渡者被扣押后往往自称是土耳其人，他们多经由中国西南边境偷渡，大部分经由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辗转来到土耳其。 中国西南边境形势与新疆截然不同。新疆与邻国的接壤地带，往往存在严寒、高山等严酷的自然环境，跨境通道非常有限，加之近年来边防管控的日趋严厉。许多偷渡者便将西南边境地区作为自己出境的理想通道。和先前的汉人偷渡者不同，土耳其是许多维吾尔偷渡者的终点站。而部分偷渡出境的维吾尔人甚至持有“土耳其护照”。
据英国BBC7月14日报道，3名维吾尔男子因持有伪造的土耳其护照，并在印度尼西亚意图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被当地法院判处6年监禁。在审讯中，他们先是声称自己是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后又改口称其来自土耳其，于是被当庭要求唱土耳其国歌，未果。
去年3月12日，泰国警方曾在该国南部，毗邻马来西亚的宋卡府扣押了213名偷渡者，他们藏身于一个橡胶种植园。据报道，这些偷渡者有高加索人的体貌特征，女性都以头巾蒙住面部，只露出一双眼睛。这些人拒绝承认是中国公民，以避免被强制遣返。
偷渡之旅充满艰辛，“对‘蛇头’而言，维吾尔人意味着现钞。如果你是个越南人，他们收1000美元，但如果你是一个维吾尔价格就会上涨5倍，有时甚至10倍。”一名54岁的维吾尔偷渡者告诉路透社。
7月9日，中国警方从泰国遣返回国109偷渡人员和组织偷渡团伙成员。几天来，乌鲁木齐的留置场所内，多名偷渡人员向大陆媒体讲述了自己在境外恐怖组织的蛊和操纵下，变卖一切偷渡出境后沦为“蛇头”赚钱工具，继而一无所有、妻离子散的经历。
大陆警方的介绍称，这批从泰国遣返的偷渡人员与境外恐怖组织“东伊运”及国际反华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组织想通过各种手段将这批人运输到土耳其 ，再去叙利亚加入IS等恐怖组织，进行圣战”。
维吾尔偷渡者逐渐成为中、土、泰三方在外交领域的一个敏感点，并演变出一场外交拉锯战。中方指称部分偷渡者试图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希望泰方按照国际惯例将这些人造返回中国。土耳其则基于“民族和宗教感情”，对偷渡者抱以同情态度，希望为他们提供庇护。
去年11月28日，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曾就非法滞留泰国的400多名新疆人发表言论：“有泰国官员知会我们，该国发生人贩活动，涉及一些自称土耳其公民的人员。我在纽约和北京期间，分别提请泰国外长和中国外长关注此事，并告诉他们土耳其愿为这些人提供庇护。”
泰方在近期将200多名扣押的维吾尔偷渡者分别遣返中国及土耳其，引来土耳其官方的谴责，并点燃了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泰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因此受到冲击。联合国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东伊运”头目阿布都卡德尔·亚甫泉甚至对依照国际法通行规则实施遣返行为的泰国发出赤裸裸的威胁：“对泰国的罪行，我们会寻找适当的时机反击，这是不可饶恕的。”
土驻外使馆提供便利
年长的维吾尔人告诉阿里木，四十多年前的维吾尔人是如何骑着毛驴从新疆来到土耳其，“从新疆到西藏腹地，冉到巴基斯坦，最后来到这里，连护照都不用”，阿里木说。
随着各国边境管控日渐规范，骑着毛驴去土耳其不可能再发生了但是土耳其对这些外来者的开放姿态却一直未变。无论是民风、传统还是在法律上，土耳其对外来非法移民的态度一向宽容，并非仅限于维吾尔人。
“只要你入境了，随便找个担保人，就可以拿到六个月居住权。到期后冉由内政部批文，每年允许几千人拿到居住证，几千人拿到国籍。没拿到就继续等。”热合买提说，他在土耳其从未听说有偷渡者被遣返一事。
土耳其人有好客传统，尤其是对被他们视为兄弟的突厥语民族和穆斯林。当地人时常会开着卡车来到开塞利的捐赠点，卸下桌椅、食用油、衣物和无数西红柿。据阿里木观察，现在安卡拉街头的乞丐变多了-土耳其朋友说，他们都是周边国家来的难民。“在土耳其，非法入境的人太多了，光是叙利亚就有100多万人在这里。只要不犯罪，用新疆的话说，尽管去挣你的‘馕钱’。”
在这种开放性姿态的基础上，加之以民族和宗教情结，便不难理解土耳其驻部分东南亚国家使馆工作人员为偷渡提供便利的情况。
据大陆媒体报道，去年10月以来，中国警方已在境内抓获22名土耳其籍犯罪嫌疑人，他们受土耳其境内“蛇头”指挥，组织偷渡，而假造、变造土耳其护照的地点也在土耳其境内。
去年9月，土耳其驻某东南亚使馆工作人员曾直接参与营救被当地执法部门扣押的中国籍偷渡团伙头目，谎称此人系土耳其公民，多次施压要求放人，最终成功将其送往土耳其。
今年2月，被抓获的组织偷渡者吾布力喀森·麦提如向警方供述，他拿着偷渡者的照片和编造的土耳其名字，在土耳其驻某东南亚国家使馆办理了500多份土耳其身份证明，得以使400多名中国籍偷渡者以土耳其公民名义进入土耳其。今年6月，中国警方与东南亚国家展开联合行动，在一犯罪嫌疑人住处查获653本土耳其护照。专家称，上述护照均系伪造，偷渡者却能够持此类护照顺利入境土耳其。
土耳其最大的英文媒体《今日时代》今年4月引述当地《迈当日报》的报道称，一位名为NuraliT的维吾尔人_直向外国激进主义者提供假护照，使得他们得以抵达土耳 其，进而进入叙利亚加入IS。Nurali T靠着这一门生意赚取了1300万土耳其里拉。报道指出，大多数持有假护照入境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会在土耳其机场被警察发现，当收缴了假护照之后，就会被释放。热合买提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近期由于国际压力，土耳其警方加强了土叙边境的管控，“在边境城市抓到一些维吾尔人，到伊斯坦布尔再放掉”。
土耳其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维吾尔人偷渡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据路透社披露，一份名为“土耳其共和国外地人紧急旅行文件”的东西曾被发给维吾尔偷渡者，这份文件只对到访土耳其有效。而在成功偷渡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中，有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他的母亲声称，她与孩子被人蛇集网从中国运出，辗转柬埔寨、越南和泰国，最终通过土耳其驻吉隆坡大使馆的外交官得到了这份文件。文件显示，这名年幼的偷渡客出生在新疆吐鲁番，国籍一栏填着“东突厥斯坦”( East Turkestan)。
今年7月泰国抓获偷渡者后，在土耳其一家电视台的节目中，“东伊运”头目亚甫泉也证实了这一点。据《新疆日报》报道，他在访谈节目巾称这批偷渡者在泰国被抓获后，“东突厥斯坦’通过‘外交’手段极力营救，无论是我们还是别的组织，每个人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没有效果。”
对安卡拉而言，这是个棘手而尴尬的问题。一直以来，土耳其官方从不讳言其乐于为那些已进入土耳其国境的流亡者提供庇护，但却否认曾直接在国外协助维吾尔人离开中国。
中国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处长童碧山对此表示，土耳其在其位于东南亚的大使馆向维族人提供旅行文件已经被提到“高层”，“土耳其政府整体态度不差，但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大使馆的员工有提供协助。”
复杂的土耳其维吾尔人江湖
土耳其存在着各种维吾尔人流亡团体和组织，或世俗或宗教保守，彼此之问亦存在分歧与斗争。一些团体主张“圣战”解放“东突厥斯坦”，一些团体则避免公开支持暴力或恐怖主义。
共同的是，他们长期以来，通过各种方式谋求“东突厥斯坦”的独立。由于这些团体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社会中颇为活跃，即便是对政治不感冒的维吾尔人，有时也不得不与之打交道。
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出于对突厥语民族和穆斯林的照顾，土耳其政府对一些突厥语、穆斯林国家（地区）来土求学的学生给予优厚的奖学金。获奖学生只要通过土耳其大学选拔考试，不但可以免除学费，还能享受医疗、住宿，甚至还有交通费用的减免。但这些奖学金项目，几乎都掌握在“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手中。“自费的学生管不着，但只要想拿奖学金就得接触（他们）。”热合买提说。
由于存在这样一层关系，“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得以进行宗教意识形态的输出。该协会组织能力极强，每年暑假或寒假，他们会把很多国外的维吾尔族学生请到土耳其的山上开讲经会。据中国官媒报道，这些讲经班时常为恐怖组织物色、培训人才。
“在土耳其每一个维吾尔人都清楚这个，它就像个大部分人虽然反感，但是不会直接戳破的气球。”热合买提表示。
大部分偷渡至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信奉保守的瓦哈比教派。“但并不代表他们就都是恐怖分子，一些人只是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就像苦行僧。”热合买提说，这些保守的穆斯林们，初到土耳其时，会惊讶于其世俗化。后来就慢慢适应，各找各家，物以类聚。“比如和田人居住在一个区域，喀什人居住在另一个区域。一般来说，北疆来的维吾尔人比较世俗，走极端路线的人少，融人环境很快，经常往巾国跑，生活也不错。”
在伊斯坦布尔，每个区之间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比如一个区全是戴面纱的女性，再往下走2公里就是红灯区。“你走个几公里就能看到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彼此之间互不干涉。”热合买提说。
49岁的新疆维吾尔人Adil Abdulgaffar承认，他们知道有人穿越土耳其国界进入叙利亚，加入IS，但数量很少。他告诉路透社，那些武装分子引诱他们，声称会训练他们以维护维吾尔人的福祉，会给他们武器，来对抗北京。“有人离开土耳其去叙利亚，他们希望这些承诺会被兑现。但我也知道他们很后悔，希望回来。”
据《新疆日报》8月4日报道，在最近一批被从泰国遣返的偷渡人员中，许多人坦承自己受了欺骗和蛊惑，听信了“迁徙圣战”的理论。
“那个叫阿巴拜克热的人说，不搞‘迁徙圣战’会下‘火狱’，‘圣战殉教’可以进‘天堂’。我就信了他的话，想进‘天堂’。”一名被遣返的偷渡者说，阿巴拜克热反复叮嘱，如果途中被抓就说自己是土耳其人。在被欺骗的人中，有人文化程度较低，连借条也不会写，更不懂伊斯兰教义，很容易便信了蛊惑者的话，走上了“圣战”之路。
此类谎言并不罕见，就在7月9日，还有人借此煽动被遣返人员中的一部分人在登机过程中袭击中泰两国警务人员。
至于那些最终成功到达了土耳其的人，他们对于“圣战”的态度也并非如外界所想那般充满热情。
热合买捉认为，赚取“馕钱”是这些背井离乡者最迫切的需求，这和来自他国的流亡者并无不同。
医生阿里木没有参加7月的游行，这段时问他选择不出门，尽管维吾尔人是示威者声援的对象。“你不知道会不会被扔酒瓶或催泪弹。”他说，“况且，我在国内做过10年急救工作，如果看到中国人（受伤），我肯定要救他，但他们（示威者）一看肯定会问：你这么做，你是什么人？”
星期三, 7月 22, 2015
課程名稱：近代中國邊疆史
授課教師：吳啟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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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概述：
清朝以少數民族的身分入主中原，為了加強滿洲貴族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同時聯合北亞、中亞與青康藏高原的遊牧民族，共同牽制在文化和經濟、社會實力上處於優勢的漢人，必須建立一套有說服力的民族論述和有效的民族政策。清世宗在《大義覺迷錄》中，重新詮釋儒家的「天下」思想與「華夷」思想，建立了近代中華民族論述的雛型。
面對19世紀中期西方的入侵和王朝內部的動蕩，部分漢人知識分子傾向接受這一帶有包容性質的民族思想，並將其發展成為「五族共和」的主張。而主張排滿的革命派，在新建立的民國面臨繼承清帝國領土遺產的問題時，最終亦選擇接受一度被他們排斥的「五族共和」論。北洋政府不僅在「五族共和」的口號下，繼承了清朝的「理藩」政策，更利用外交手段，令各國在承認了中華民國對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主權或「宗主權」。
國民政府將「五族共和」論發展成為「中華民族宗族」論，同時承繼了北洋時期的內政與外交遺產，成功制止了新疆等地的分離主義傾向。
中共則一方面從被迫在邊遠地區活動的經驗以及建政後統治大陸的經驗中，發展出「民族識別」的分類法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論述，另一方面亦從清朝、中華民國與蘇聯的經驗中，發展出「民族區域自治」的設計，最終經由以推廣民族區域自治為名義的過程，達成「眾建以分其勢」的效果，達成對內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實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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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本課程擬從近代中國從「大義覺迷」到「五族共和」，再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論等民族論述的角度切入，介紹與探討近代中國民族政策的形成、演變過程及其特徵，幫助學習者從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角度認識近代中國的形成。
1. 能夠了解歷史學發現暨研究族群議題的方法；
2. 了解近代邊疆政治及族群史的重要議題與史料來源；
3. 了解近代中國族群和邊疆政治若干重要議題的內部線索、外部線索與各議題間的相互關聯；
4. 養成從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角度思考中國近代轉型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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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1,2週：
1. Dikotter, Frank,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1997）
3. 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台北：允晨文化，2006）
3,4週：
4. 松本ますみ，《中國民族政策の研究》（東京：多賀，1999）
5. 王柯，《民族與國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5,6週：
4. 松本ますみ，《中國民族政策の研究》（東京：多賀，1999）
5. 王柯，《民族與國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7,8,9週：
4. 松本ますみ，《中國民族政策の研究》（東京：多賀，1999）
5. 王柯，《民族與國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10週：
6. 李國棟，《民國時期的民族問題與民國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11,12,13週：
6. 李國棟，《民國時期的民族問題與民國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7. 趙學先等，《中國國民黨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
14,15週：
8. Liu, Xiaoyuan, Frontier Passages : ethno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 - 1945 ( Washington, D.C. :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4 )
16,17,18週：
9. Dreyer, June, China’s Forty Millions :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
10. 費孝通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
11. Gladney, Dru C., Dislocating China: Reflections on Muslims, minorities, and other subaltern subjects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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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閱讀
1,2週：1. 馮客著，楊立華譯，《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南京 :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3,4週：2. 楊策、彭武麟主編，《中國近代民族關係史 (1840-1949)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學，1999）。
5,6週：2. 楊策、彭武麟主編，《中國近代民族關係史 (1840-1949)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學，1999）。
7,8,9週：2. 楊策、彭武麟主編，《中國近代民族關係史 (1840-1949)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學，1999）。
10週： 3. 吳啟訥，〈面對以漢人為主體的中華民國──少數族群在辛亥變局前後的困境與抉擇〉
11,12,13週：4. 吳啟訥，〈中華民族宗族論與中華民國邊疆自治實踐〉
14,15週：6. 吳啟訥，〈人群分類與國族整合──中共民族識別政策的歷史線索和政治面向〉，收入余敏玲主編，《兩岸分治：學術建制、圖像宣傳與族群政治 （1945-200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16,17,18週：5. 吳啟訥，〈民族平等與中央集權──1950 年代中共的民族識別和民族區 域自治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65（2009年9月），頁 81 – 137。
6. 吳啟訥，〈人群分類與國族整合──中共民族識別政策的歷史線索和政治面向〉，收入余敏玲主編，《兩岸分治：學術建制、圖像宣傳與族群政治 （1945-200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7. 吳啟訥，〈從「國中之國」到「省中之省」──1949 - 1955年伊寧與北京在新疆民族自治問題上角力的背景、過程與結果〉。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兩岸發展史研究》第4期（2007年12月），頁217 –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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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主題
第1週：專題一、〈大義覺迷錄〉中的民族論述
第2週：專題一、〈大義覺迷錄〉中的民族論述
第3週：專題二、從後金到清初的民族經驗：滿洲人處理與通古斯各部落、蒙古、朝鮮及漢人關係模式的形成；清初與喀爾喀、厄魯特、準噶爾、西藏與西南部民族大走廊各部落的關係。
第4週：專題二、從後金到清初的民族經驗：滿洲人處理與通古斯各部落、蒙古、朝鮮及漢人關係模式的形成；清初與喀爾喀、厄魯特、準噶爾、西藏與西南部民族大走廊各部落的關係。
第5週：專題三、漢人在清朝體制中的角色；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清朝＝中國」認同的形成；維新派「五族立憲」的思想及其與革命派「排滿」主張之間的爭論與結果。
第6週：專題三、漢人在清朝體制中的角色；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清朝＝中國」認同的形成；維新派「五族立憲」的思想及其與革命派「排滿」主張之間的爭論與結果。
第7週：專題四、19世紀中期以來清朝與共和中國邊疆民族的民族主義思潮與分離運動。
第8週：專題四、19世紀中期以來清朝與共和中國邊疆民族的民族主義思潮與分離運動。
第9週：專題四、19世紀中期以來清朝與共和中國邊疆民族的民族主義思潮與分離運動。
第10週：專題五、「五族共和」與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邊疆民族政策及維 護中國主權的外交努力。
第11週：專題六、從孫中山的「同化」思想到蔣介石的「中華民族宗族論」。國民政府在內蒙古和東部藏區的行省化措施；兩次東突厥斯坦獨立建國努力的挫敗。
第12週：專題六、從孫中山的「同化」思想到蔣介石的「中華民族宗族論」。國民政府在內蒙古和東部藏區的行省化措施；兩次東突厥斯坦獨立建國努力的挫敗。
第13週：專題六、從孫中山的「同化」思想到蔣介石的「中華民族宗族論」。國民政府在內蒙古和東部藏區的行省化措施；兩次東突厥斯坦獨立建國努力的挫敗。
第14週：專題七、史達林民族學說和近代中國民族思想對中共的影響；中共民族政策在實踐中的形成。
第15週：專題七、史達林民族學說和近代中國民族思想對中共的影響；中共民族政策在實踐中的形成。
第16週：專題八、中共「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設計與實踐
第17週：專題八、中共「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設計與實踐
第18週：專題八、中共「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設計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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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概述：
清朝以少數民族的身分入主中原，為了加強滿洲貴族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同時聯合北亞、中亞與青康藏高原的遊牧民族，共同牽制在文化和經濟、社會實力上處於優勢的漢人，必須建立一套有說服力的民族論述和有效的民族政策。清世宗在《大義覺迷錄》中，重新詮釋儒家的「天下」思想與「華夷」思想，建立了近代中華民族論述的雛型。
面對19世紀中期西方的入侵和王朝內部的動蕩，部分漢人知識分子傾向接受這一帶有包容性質的民族思想，並將其發展成為「五族共和」的主張。而主張排滿的革命派，在新建立的民國面臨繼承清帝國領土遺產的問題時，最終亦選擇接受一度被他們排斥的「五族共和」論。北洋政府不僅在「五族共和」的口號下，繼承了清朝的「理藩」政策，更利用外交手段，令各國在承認了中華民國對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主權或「宗主權」。
國民政府將「五族共和」論發展成為「中華民族宗族」論，同時承繼了北洋時期的內政與外交遺產，成功制止了新疆等地的分離主義傾向。
中共則一方面從被迫在邊遠地區活動的經驗以及建政後統治大陸的經驗中，發展出「民族識別」的分類法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論述，另一方面亦從清朝、中華民國與蘇聯的經驗中，發展出「民族區域自治」的設計，最終經由以推廣民族區域自治為名義的過程，達成「眾建以分其勢」的效果，達成對內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實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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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本課程擬從近代中國從「大義覺迷」到「五族共和」，再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論等民族論述的角度切入，介紹與探討近代中國民族政策的形成、演變過程及其特徵，幫助學習者從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角度認識近代中國的形成。
1. 能夠了解歷史學發現暨研究族群議題的方法；
2. 了解近代邊疆政治及族群史的重要議題與史料來源；
3. 了解近代中國族群和邊疆政治若干重要議題的內部線索、外部線索與各議題間的相互關聯；
4. 養成從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角度思考中國近代轉型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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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1,2週：
1. Dikotter, Frank,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1997）
3. 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台北：允晨文化，2006）
3,4週：
4. 松本ますみ，《中國民族政策の研究》（東京：多賀，1999）
5. 王柯，《民族與國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5,6週：
4. 松本ますみ，《中國民族政策の研究》（東京：多賀，1999）
5. 王柯，《民族與國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7,8,9週：
4. 松本ますみ，《中國民族政策の研究》（東京：多賀，1999）
5. 王柯，《民族與國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10週：
6. 李國棟，《民國時期的民族問題與民國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11,12,13週：
6. 李國棟，《民國時期的民族問題與民國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7. 趙學先等，《中國國民黨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
14,15週：
8. Liu, Xiaoyuan, Frontier Passages : ethno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 - 1945 ( Washington, D.C. :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4 )
16,17,18週：
9. Dreyer, June, China’s Forty Millions :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
10. 費孝通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
11. Gladney, Dru C., Dislocating China: Reflections on Muslims, minorities, and other subaltern subjects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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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閱讀
1,2週：1. 馮客著，楊立華譯，《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南京 :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3,4週：2. 楊策、彭武麟主編，《中國近代民族關係史 (1840-1949)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學，1999）。
5,6週：2. 楊策、彭武麟主編，《中國近代民族關係史 (1840-1949)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學，1999）。
7,8,9週：2. 楊策、彭武麟主編，《中國近代民族關係史 (1840-1949)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學，1999）。
10週： 3. 吳啟訥，〈面對以漢人為主體的中華民國──少數族群在辛亥變局前後的困境與抉擇〉
11,12,13週：4. 吳啟訥，〈中華民族宗族論與中華民國邊疆自治實踐〉
14,15週：6. 吳啟訥，〈人群分類與國族整合──中共民族識別政策的歷史線索和政治面向〉，收入余敏玲主編，《兩岸分治：學術建制、圖像宣傳與族群政治 （1945-200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16,17,18週：5. 吳啟訥，〈民族平等與中央集權──1950 年代中共的民族識別和民族區 域自治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65（2009年9月），頁 81 – 137。
6. 吳啟訥，〈人群分類與國族整合──中共民族識別政策的歷史線索和政治面向〉，收入余敏玲主編，《兩岸分治：學術建制、圖像宣傳與族群政治 （1945-200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7. 吳啟訥，〈從「國中之國」到「省中之省」──1949 - 1955年伊寧與北京在新疆民族自治問題上角力的背景、過程與結果〉。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兩岸發展史研究》第4期（2007年12月），頁217 –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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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主題
第1週：專題一、〈大義覺迷錄〉中的民族論述
第2週：專題一、〈大義覺迷錄〉中的民族論述
第3週：專題二、從後金到清初的民族經驗：滿洲人處理與通古斯各部落、蒙古、朝鮮及漢人關係模式的形成；清初與喀爾喀、厄魯特、準噶爾、西藏與西南部民族大走廊各部落的關係。
第4週：專題二、從後金到清初的民族經驗：滿洲人處理與通古斯各部落、蒙古、朝鮮及漢人關係模式的形成；清初與喀爾喀、厄魯特、準噶爾、西藏與西南部民族大走廊各部落的關係。
第5週：專題三、漢人在清朝體制中的角色；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清朝＝中國」認同的形成；維新派「五族立憲」的思想及其與革命派「排滿」主張之間的爭論與結果。
第6週：專題三、漢人在清朝體制中的角色；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清朝＝中國」認同的形成；維新派「五族立憲」的思想及其與革命派「排滿」主張之間的爭論與結果。
第7週：專題四、19世紀中期以來清朝與共和中國邊疆民族的民族主義思潮與分離運動。
第8週：專題四、19世紀中期以來清朝與共和中國邊疆民族的民族主義思潮與分離運動。
第9週：專題四、19世紀中期以來清朝與共和中國邊疆民族的民族主義思潮與分離運動。
第10週：專題五、「五族共和」與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邊疆民族政策及維 護中國主權的外交努力。
第11週：專題六、從孫中山的「同化」思想到蔣介石的「中華民族宗族論」。國民政府在內蒙古和東部藏區的行省化措施；兩次東突厥斯坦獨立建國努力的挫敗。
第12週：專題六、從孫中山的「同化」思想到蔣介石的「中華民族宗族論」。國民政府在內蒙古和東部藏區的行省化措施；兩次東突厥斯坦獨立建國努力的挫敗。
第13週：專題六、從孫中山的「同化」思想到蔣介石的「中華民族宗族論」。國民政府在內蒙古和東部藏區的行省化措施；兩次東突厥斯坦獨立建國努力的挫敗。
第14週：專題七、史達林民族學說和近代中國民族思想對中共的影響；中共民族政策在實踐中的形成。
第15週：專題七、史達林民族學說和近代中國民族思想對中共的影響；中共民族政策在實踐中的形成。
第16週：專題八、中共「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設計與實踐
第17週：專題八、中共「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設計與實踐
第18週：專題八、中共「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設計與實踐
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背景、历史和现状
摘要：在这篇论文中，我将介绍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产生的背景、历史和现状。笔者认为，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产生并不是美国政府预谋分裂中国的产物，而是美国国会中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支持者和白宫之间就西藏政策展开相互博弈的结果。中国政府对待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冷漠和反感使得后者很难完成推动北京和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对话的既定任务。然而，这也导致了美国西藏问题协调员极有可能单方面依赖从达兰萨拉来的信息，并和达兰萨拉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国会、白宫
关于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U.S.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的成立和职能， 时任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外交、国防和贸易局（Foreign Affairs, Defense, and Trade Division）亚洲事务专家凯莉﹒邓宝（Kerry Dumbaugh）女士在多个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反复介绍过，目前公开的包括：2001年5月30日提交的《西藏、中国和第107届国会：美国政策问题》，[2]2008年7月30日提交的《西藏：问题，前景和美国政策》[3]和2009年3月17日的《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背景和实施》[4]。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韩磊和薛丹根据邓宝女士的第三篇报告，在2013年6月发表的《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设立及其活动》一文中用中文介绍了这一职位和它的职能。[5]然而作者显然没有利用前两个报告的相关信息，并且对第三个报告的利用只限于翻译而没有去探究诸多细节发生的背景，文中多处使用缺乏证据的论断话语更是降低了这篇论文的学术质量。故此，本论文将重新利用邓宝女士的三个报告并结合美国政府已公布的官方资料包括国会听证会记录、法案等来介绍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产生的背景、历史和现状。笔者认为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产生并不是美国政府预谋分裂中国的产物，而是美国国会中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支持者和白宫之间就西藏政策展开相互博弈的结果。
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产生
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是在1997年设置的，然而这一职位的设置并非是偶发或一蹴而就的事件，在它的背后还蕴藏着美国西藏政策演变和美国国会和白宫就西藏政策展开相互博弈的历史。自从中美1970年代初出于共同防范苏联而实现和解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追随他的流亡藏人不再成为美国政府对华关系的重点之一。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即将对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转换到自由和人权议题，来确保美国对自己的政治、经济支持，使后者重新给北京施加压力。1986年和1987年期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启动了一些列政治攻势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白宫此时显然不愿意为他们破坏与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因此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选择将突破口放在了国会。他获得了成功，第一次以一位政治人物而非仅仅是宗教领袖的身份向美国传递出了政治讯息。[6]他也赢得了更多国会议员的支持，包括已是资深议员或后来成为资深议员的查理﹒罗斯（Charlie Rose）、本﹒吉尔曼（Ben Gilman）、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和克兰伯姆﹒派尔（Claiborne Pell）。[7]
在这些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支持者的推动下，国会开始屡屡挑战美国政府西藏政策的基本立场：即白宫一直坚持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观点。1986年，国会通过法案授权进出口银行资助西藏，在这份法案中，西藏被单独列为一个国家。时任美国总统签署了这项法案，但他同时就国会将西藏单独列为一个国家发表了不同意见：“我注意到在第八款中西藏被列为一个国家。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特此说明：将西藏单独列为一个国家是技术上的疏忽。”[8]通过这种方式，白宫坚持了自己在西藏政策上的基本立场。此后，国会持续向白宫施加压力，迫使白宫在西藏政策上作出让步，导致1991年时任总统老布什成为第一个与第十四达赖喇嘛会面的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继任者克林顿总统在任上也数次以非正式方式会见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9]
国会和白宫在西藏政策上的博弈也反映到了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这一职位的产生。在克林顿总统执政的最初几年，在美国国会中第十四达赖喇嘛支持者推动下，国会开始考虑设置一个大使衔的美国西藏特使（U.S. Special Envoy for
Tibet）。1994年10月7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朋友参议院克兰伯姆﹒派尔在第103届国会提出，为了使白宫更加关注西藏问题，设置美国西藏特使这个职位很有必要。他说：“我想起让之前几届政府就西藏议题展开讨论有那么困难……西藏特使将确保美中关系中的这一重要部分会被持续反映在高级别政策讨论中。”[10]不过克兰伯姆﹒派尔参议员为设置此职位所提出的S. 2554法案并未生效，同时众议员霍华德·伯曼（Howard Berman）所提出的类似议案H.R. 5254也告流产。可是议员们并没有放弃，次年他们在第104届国会将包含设置美国西藏特使的条款加入到《1995年美国海外利益法案》。考虑到美国西藏特使附带大使衔，而这与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政策相悖，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4月12日动用了否决权将此法案否决了。众议院在4月30日试图推翻克林顿总统的决定，却没有获得三分之二绝对多数支持而失败。此后，第105届国会又在1997年试图通过三个包含美国西藏特使设置的法案，但克林顿当局还是反对这些法案，以致它们在最终通过前都失败。[11]
国会和白宫在美国西藏特使设置问题上的博弈最终以妥协告终。1997年10月31日，时任克林顿当局国务卿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设置了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并任命政策规划局长（Director of Policy Planning）格里高利﹒克莱格（Gregory Craig）兼任这一职务。与西藏特使不同，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并没有大使衔，这一职位创立只是传递了这样一个讯息：对西藏问题将会有更高级别的官方关注。[12]
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制度化
尽管白宫和国会的妥协使第一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得以诞生，但是这一职位并没有实现法律上的制度化。是否设置西藏问题协调员以及他的职责是什么在当时还是取决于总统的决定。接下来数年，国会的努力又促使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完成了法律上的制度化。
在小布什当局的初期，第107届国会议员计划继续迫使美国更加关注西藏。众议员斯蒂芬·罗斯曼（Steven
Rothman）据称已经起草了一份法案表达众议院的观点：如果中国人民共和国当局不同意在三年内实现西藏政治上的自治或者他们还不跟西藏流亡政府开展实质性对话，总统应该考虑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的合法政府。[13]尽管之后事态的发展表明，小布什当局并没有完全接受罗斯曼众议员的建议。
紧接着，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由众议员汤姆﹒兰托斯和参议员丹尼·费恩斯坦因（Dianne
Feinstein）在2001年5月9日提出《2001年西藏政策法案》（The 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1）。[14]这一法案所包含的主要建议是：美国应该采取行动鼓励北京和达赖喇嘛达成协商性协议；美国和欧洲议会应该鼓励汉藏对话；美国应该致力于西藏政治犯的无条件释放；美国应该反对联合国内任何试图阻止探讨西藏问题或阻止达赖喇嘛或其代表参与联合国论坛的行为。此外该法案还包括了如下一些条款：重新确认西藏是被非法占领的国家这一观点；向国会提交的汉藏对话状况的半年度报告；在美国的国别报告中单列出西藏；以法定命令方式在国务院设置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以反对将这种任命留给总统自由裁量）；2002-2004财年连续三年每年授权200万美元用于西藏移民和难民援助；美国应该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承担致力于帮助藏人自给自足并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的项目；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海外私人投资集团（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PIC）和贸易发展局（Trade Development Agency, TDA）的西藏项目；美国应该寻求在西藏拉萨开设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分馆，以监督西藏的发展；为美国外交服务官员进行藏语培训；美国应该寻求和达赖喇嘛所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会面并使之释放。[15]
在《2001年西藏政策法案》中，还首次对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设置、任命、任务和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该法案第七条规定：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应该设置在国务院内；在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之前，国务卿应该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及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和资深委员商议；特别协调员的中心任务是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达赖喇嘛或其代表的实质性对话。特别协调员的职责包括：协调美国政府的涉藏政策和项目；积极推动寻求保护西藏独特历史、宗教、文化和语言认同及寻求改善人权的政策；保持跟西藏人民宗教、文化和政治领袖的紧密关系，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藏区和印度、尼泊尔西藏难民定居点的常规性访问；跟国会协商涉及到西藏和西藏人民未来与福祉的政策；努力跟其他国家外交部建立关系以寻求西藏问题的协商性解决；对于他的任务，特别协调员应该有充分的资源、人手和行政支持。[16]
不过该法案最终并没有在国会获得通过。这一法案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法案中所包含了西藏是被中国非法占领的国家这样的观点，这一观点与美国政府坚持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政策是违背的，从而使该法案甚至未能获得提案议员所在委员会的支持。2002年，把《2001年西藏政策法案》中与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观点抵触的条款删除之后，该法案其它条款均塞进了国会众议员亨利﹒海德（Henry
Hyde）提出的《2003财年外交关系授权法案》，国会通过了该项法案，小布什总统也签署了该项法案。法案中涉及西藏的条款被称为《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The 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2）。该法案中关于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规定沿袭了流产的《2001年西藏政策法案》。[17]这样一来，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实现了法律层面的制度化。
历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格里高利·克莱格（Gregory
Craig，1945—）是美国第一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他在1967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72年从耶鲁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之后，他成为一名律师，1984—1988年期间，担任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M. Kennedy）在国防、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的顾问。1997年时任克林顿当局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委任克莱格为高级顾问，同年他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局长，[18]之后在当年的10月31日，受奥尔布赖特国务卿任命兼任美国首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19]1998年9月，克林顿总统任命他为总统助理和白宫特别顾问以帮助总统应对正在面临的弹劾案。[20]克莱格后在2009年1月 至2010年1月期间还担任过奥巴马总统的白宫顾问。克莱格在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任上并没有显著的成绩，从公开报道中也难以找到他在此职位上的作为。
茱莉亚·瓦德拉·塔夫脱（Julia Vadala Taft,
1942—2008）是美国第二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她在1964年和1969年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分别获得国际政治专业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她在白宫做研究员（White House
Fellow），随后她成为时任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艾略特·理查德森（Elliot L.
Richardson）的助手。之后她长期为美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服务。1997年，克林顿总统任命塔夫脱女士为负责人口、 难民和移民事务的助理国务卿。[21]1999年1月20日，塔夫脱女士开始兼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直到2001年1月19日卸任。[22]塔夫脱女士在其任上比较活跃，从她给国会听证会提供的证词上可以看出，她仅在1999年就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有过两次会面，并且任上还到过印度及尼泊尔西藏难民定居点进行访问和评估美国对他们的援助项目，她也去欧洲就西藏问题与当地政治人物进行交流和协商。[23]
保拉·杜布里安斯基（Paula Dobriansky, 1955-）是美国第三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她从乔治敦大学外交服务学院（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获得国际政治学士学位，后从哈佛大学获得苏联政治军事事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2001年5月至2009年1月期间，她担任负责民主和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2007年2月，她还被任命为美国总统的北爱尔兰特使。[24]2001年5月17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宣布杜布里安斯基兼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25]她是目前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直到2009年1月卸任。并且由于她在2007年2月被总统任命为北爱尔兰特使这一具有大使衔的职位，使她成为第一位拥有大使衔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26]与塔夫脱女士一样，杜布里安斯基女士也在其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任上表现很活跃。她给国会听证会提供的证词中，明确表达了她与各类非政府组织、学术圈和外交圈保持广泛联系以帮助确保对西藏人权及独特文化保护的支持。她也表示自己跟政府前官员与其他中国问题专家和西藏问题专家会面探讨西藏问题。她还说自己跟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保持了密切联系，并前往印度的西藏难民定居点访问。[27]此外，她还会在媒体上撰文谈论自己就西藏问题的看法，[28]甚至是在她卸任之后。[29]
玛利亚·奥特罗（Maria Otero）是美国第四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她出生在南美的玻利维亚，12岁时随父亲来到华盛顿。奥特罗女士在马里兰大学获得英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后在密歇根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英文系教授，然而在博士生涯中途，她放弃了，并决定投身改善世界的贫困问题。进入职场后，她曾经长期在一家致力于支持小额信贷的非盈利组织ACCION国际服务，并在后来担任该组织主席。奥特罗女士在2009年6月起担任奥巴马当局国务院负责民主和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以接替前任杜布里安斯基女士留下的空缺。[30]当年10月1日，希拉里国务卿宣布奥特罗女士兼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31]2012年1月，她改任负责平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并继续担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直到2013年2月去职。[32]从现有公开的报道可以看出，奥特罗女士延续了前任的作风，积极履行了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职责。
截止2013年8月23日，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这一职位处于空缺状态，目前还不清楚谁将继任第五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中国政府的反应
尽管第二任至第四任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都在努力履行《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所规定的职责，[33]然而其中涉及到中国的部分，并不算顺利。塔夫脱女士曾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她屡次要求跟中国驻美大使会面，但都遭到拒绝。[34]杜布里安斯基女士也抱怨中国政府对美方希望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去中国以进行对话的要求置之不理。[35]中国政府对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这种冷漠甚至是反感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领导层对于主权问题极为敏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历届领导者会将任何对中国内政事务有意或无意的干预视作为一种极大的冒犯，而他们已经一再申明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
中国政府的逻辑在美方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之时已经表达很清楚。1997年11月3日，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就美国政府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事表态：“我们对美国政府设立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表示坚决反对。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都不应该，也没有权利插手干涉。”[36]
2001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云的文章，抗议美国政府任命第三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杜布里安斯基。[37]2008年4月，在时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杜布里安斯基就西藏拉萨3.14事件发表《西藏前方的出路》（The Way Forward in Tibet）一文后，时任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驻美国首席记者李学江先生立马撰文批驳。李学江先生认为，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这一职位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的结果，中国政府从未承认杜布里安斯基这一身份；杜布里安斯基的诸多言行公然偏袒一方，责难另一方，毫无公正可言；杜布里安斯基对西藏事务缺乏深入了解，她的议论缺乏可信度。[38]
中国政府对待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态度让后者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按照《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的规定，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中心任务是推动北京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实质性对话。但很显然，中国政府并不信任这个协调员，也没有提供关于西藏事务的可靠资料给美国西藏问题协调员。[39]这让美国西藏问题协调员完成其中心任务变得极其困难。但是，中国政府的态度也可能给自己带来了不利影响。因为这意味着美国西藏问题协调员极有可能会单方面接受从达兰萨拉来的信息，并和达兰萨拉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总
结
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产生的历史表明，至少从1980年代起，美国政府在制订西藏政策时，并不是完全一边倒，这其中充满着各种力量的博弈和妥协。此外，国会支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议员应该明白，尽管支持某个人物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但当将这种支持转化为政治行为时，也应该考虑到各种利益相关方的感受。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是国会部分议员试图挑战美国政府所坚持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这一基本政策失败后妥协的产物。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协调员，是很难取得中国政府的完全信任的。最后，中国政府的官员也应该明白，在和美方打交道时应该熟悉和学会对方的规则，并且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来应对各种挑战，避免树立新的敌人，在涉及到西藏事务时也是如此。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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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erry Dumbaugh,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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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erry Dumbau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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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tatemen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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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kadden, Arps, Slate, Meagher & Flom L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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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ennis Hevesi, "Julia Vadala Taft, Official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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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The Status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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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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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Tibet: Status of the Sino-Tibe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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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Paula Dobriansky, "The Realist Case for Tibe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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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aria Otero: Why She Matter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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