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力舟
来源：青年参考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9-06/23/content_2725101.htm
时间：2009-06-23 16:40
近日，帕劳和百幕大群岛自称“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共接收了１７名被囚禁在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的“东突”恐怖嫌犯。毫无疑问，这将给两个小国埋下安全隐患。小国接收中国的分裂分子会引火烧身，这并非危言耸听。殷鉴不远，达赖集团在１９７４年就曾密谋刺杀不丹国王，并夺取不丹政权。
１．不丹迫于印度压力接纳“藏独”分子
近年来，西方媒体在谈到西藏问题时，极少涉及达赖集团这一不光彩往事，以至于很难在西方主流媒体上找到相关的记录。笔者通过查阅美英法印等国通讯社１９７４年的相关电文，才得以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
印度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５日独立后，就想让弱小的邻邦不丹加入印度，不丹对此予以拒绝。但两国在１９４９年签订的《印度—不丹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还是规定不丹政府在对外关系上接受印度“指导”。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印度曾打算让西藏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因此强烈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１９５１年《十七条协议》签字之后，印度看到中国军队驻防西藏已无法阻挡，就竭力拉拢不丹。１９５８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不丹，促成两国在对华关系上达成“共识”。１９５９年，中国平定西藏农奴主叛乱。１９６０年，不丹关闭了同中国西藏的边界，断绝了与中国的一切联系，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边境贸易也就此中断。
１９６１年，中国政府主动提出援助不丹，不丹迫于印度压力表示拒绝。１９６２年的中印边境战争期间，印度派出军事训练顾问团和工程部队进驻不丹。与此同时，达赖集团在不丹的活动也越来越有恃无恐。
２．达赖集团在不丹建立“国中之国”
不丹人与中国藏族有着密切联系，宗教信仰与藏族同根同源，风俗习惯也与藏族接近。
１９５９年３月，达赖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叛乱平息后，大批藏人被达赖集团裹挟逃往国外，其中有６４００多人逃到不丹。不丹政府迫于印度压力，接受了这批“西藏难民”。在印度政府提供的经费支持下，这些人被分散安置在８个聚居点。
不丹政府的优待政策和不丹人的善良好客，让许多藏族很快便入乡随俗。
达赖集团却借机在“流亡藏人”中不断培植“藏独”势力。达赖集团在不丹首都廷布设有办事处，在各个“流亡藏人”的聚居区驻有官员，建立学校、医院和经堂，委任头人，向“流亡藏人”征收“独立税”，“流亡藏人”中的头人们经常去达兰萨拉参加会议。达赖还向不丹政府提出有关“西藏难民在不丹定居”的几点要求，包括不丹政府应允许达赖集团在不丹设立联络处，在不丹的“西藏难民”可以与达赖办事处保持联系，不丹政府应允许“西藏难民”以后继续从西藏进入不丹，并给予他们在不丹完全的行动自由等。
但是，不丹政府担心这样做会带来民族纠纷，影响政局稳定，断然拒绝了达赖集团的要求。
３．不丹称达赖的二哥在幕后策划
１９７４年６月，不丹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山国竟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
１９７４年６月２日，１７岁的不丹新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简称辛格）举行加冕典礼。
根据路透社１９７４年的报道，当年６月１日，不丹政府揭露有人企图在辛格加冕前暗杀他。当时不丹惟一的报纸《政府公报》称，有３０个人与这个阴谋有关，已被逮捕，其中包括内政副大臣蓬佐·顿杜普、不丹王国警察司令达达和洪果伦丁（达赖任命其在不丹安置“西藏难民”）。《政府公报》还称不丹内阁３月５日开会讨论了这个阴谋，这起阴谋已谋划了近两年。经调查，不丹官方发现了一个武器、弹药、手榴弹和毒药的储藏处。这些人一直在为一个以嘉乐顿珠（又译嘉乐登珠，达赖的二哥）为首的组织搞活动，嘉乐顿珠是住在靠近不丹边境的印度城镇大吉岭的一名“西藏难民”。参与这项阴谋的人还打算烧毁塔希佐宗（首都廷布最大的佛教寺庙所在地），以便在不丹制造恐慌。不丹官员还说一个叫扬吉的西藏妇女（前国王的妃子）和这个阴谋有关。不丹国民议会要求印度引渡嘉乐顿珠、扬吉和她的亲属。
印度报业托拉斯当时的报道则援引《政府公报》的话说：“这些阴谋分子受过使用爆炸物和从事破坏活动的特殊训练，他们伪装成难民潜入不丹。其中一些人自１９６３年起就一直在为嘉乐顿珠效劳。”一个叫托拉拉的阴谋分子供认，如果他能烧毁塔希佐宗宫（国王加冕典礼的所在地），他将得到１０万印度卢比和整个家庭的费用。在洪果伦丁的住处，不丹调查人员发现了一封关于托拉拉执行纵火任务的藏文书信。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７０年成立的所谓“藏青会”在这个阴谋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暴露了其热衷于暴力恐怖的本质。
达赖喇嘛本人很可能知道这场阴谋，但并未公开承认。达赖集团出版的书籍也谈到此事，承认有２８名“流亡藏人”因涉嫌刺杀不丹国王而被捕，但将其称作不丹内部斗争的牺牲品。一些严肃的西方出版物也记载了此事。例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说：“１９７４年，不丹发现有‘西藏难民’在策划刺杀国王的阴谋，此后，藏人被不丹看作一个主要的安全问题。”那么，达赖集团为何要杀害和他们无冤无仇的辛格国王呢？
４．达赖集团为何要刺杀不丹国王
综合笔者占有的资料，不丹内外对图谋刺杀不丹国王者的动机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主要出于宗教斗争。
不丹王室和大部分不丹人信奉藏传佛教的噶举派。不丹国王吉格梅·多尔吉·旺楚克（简称多尔吉）有两个妻子，王后是不丹人，王妃扬吉则是西藏人，是达赖喇嘛所属的格鲁派的信徒。１９７２年，多尔吉国王在肯尼亚内罗毕接受心脏病治疗时去世。王后的儿子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只有１７岁，继承了王位。有些资料认为，不丹境内的格鲁派和“流亡藏人”属于同一宗教门派，他们希望借刺杀行动，将王妃扬吉的儿子推上王位，把不丹变成格鲁派的天下。
第二，勾结不丹旧势力企图推翻坚持改革的不丹王室。
１９５２～１９７２年，多尔吉在位期间进行诸多改革。１９５６年，他下令废除农奴制，进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他还极力主张削弱宗教界人士在国家事务中的权力。这些改革，伤害了旧贵族以及充斥着旧贵族的军队的既得利益。１９６４年，旧势力刺杀了实行改革的不丹首相，又发动了企图推翻多尔吉国王的未遂政变，１９６５年又企图暗杀多尔吉国王。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１９７４年６月５日电，不丹内政大臣塔姆吉·贾加尔认为，１９６４年和１９６５年的这两起刺杀案与１９７４年的刺杀案有关，都是反对改革的人策划的。
达赖集团大多由流亡的农奴主组成，他们和不丹旧势力过从甚密，出于共同的阶级利益，勾结发动暗杀和政变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三，寻求新的反华基地。
另据合众国际社１９７４年６月６日电，不丹国王辛格对记者们说，阴谋分子打算利用不丹作为打进西藏去的跳板。不丹国王辛格明确表示，不想让不丹成为这种活动的基地。
１９７４年６月７日《纽约时报》的文章称，藏族女人扬吉在前国王在位时，曾被称为“小后”，并且和前国王生了几个孩子。达赖的追随者希望扬吉所生的王子能继位，企图把不丹建成反攻西藏的前沿阵地，策划了颠覆不丹政府的活动。
达赖集团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夺取不丹，和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美国逐渐停止了对袭扰西藏边境的达赖集团武装的武器援助。
另外，尼泊尔１９７４年大规模搜查“流亡藏人”的武器，并对拒绝放下武器的“流亡藏人”进行军事打击。
因此，在位于尼泊尔的恐怖活动基地即将丧失之时，为了继续袭扰中国西藏，达赖集团打算杀害不丹合法国王，拥立“流亡藏人”所生的王子，进而控制不丹。
上述三个原因，也可能同时存在并相互促进，最终让达赖集团铤而走险。
５．不丹将“流亡藏人”视为危险分子
１９７４达赖集团刺杀不丹国王的阴谋败露后，不丹将“流亡藏人”看作危险分子。不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流亡藏人”的防范和控制：解散“西藏难民”营，将“流亡藏人”分散安置在不丹人中间；取消“流亡藏人”的学校和经堂佛殿，限制藏人子女到印度上学；命令“流亡藏人”加入不丹籍，要求其断绝与达赖集团的一切联系；禁止“流亡藏人”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写的资料称，１９７９年，不丹决定驱逐拒绝接受不丹公民身份的“流亡藏人”。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５年，３１００多名“流亡藏人”被迫迁居印度。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不丹政府的政策是拒绝接纳新的“流亡藏人”进入不丹。１９８９年，不丹强令在不丹定居２０年以上的一切外来人口入籍不丹。达赖集团担心继续留居不丹的“流亡藏人”会被“同化”，要求他们去印度集中，不丹政府也趁机顺水推舟，以绝后患。
１９８９年，不丹国民议会通过决议，批准愿意离开的１５４４名“流亡藏人”离境，剩下的约１０００人经过３０年的同化，已变成不丹人。
星期二, 4月 26, 2016
星期一, 4月 25, 2016
不丹王国国家认同建构中的藏传佛教因素
作者：李涛、刘秧、王新有
来源：《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188-193,共6页
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663494603
不丹王国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麓，国土面积3.8万平方公里，不丹族是主导民族，宗卡语和英语为官方语言，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为国教。由于地处青藏高原和阿萨姆平原的过渡地带，又把守着沟通喜马拉雅山脉南北的交通要道，不丹在国家政治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曾长期受到周边文明的持续影响。在不丹早期历史时期（7世纪-1616年）和神权统治时期（1616-1907年）受到中国西藏地方较多的影Ⅱ向，无论是从族群结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或是从政治体系等范畴来讲，不丹都深受中国西藏地方的影响。与其他南亚国家不同，不丹的官方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在种族类型上与中国藏族人一样同属蒙古人种。自8世纪传入以来，藏传佛教一直在不丹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近代以来，随着英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渗透以及之后围绕“西藏问题”展开的国际政治博弈，加之中印间围绕历史和边界问题而延伸出的地缘政治格局，不丹的国家认同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面临一定程度的危机。国内层面主要是随着为数不少的尼泊尔移民和“流亡藏人”的涌入带来的民族、文化问题而出现的裂痕，国际层面则主要是围绕“尼泊尔难民问题”和“西藏问题”所产生的外部干涉而出现国家主权的不完整性。有鉴于此，不丹通过对内的宗教民族主义和对外的中立主义政策来巩固其国家认同。本文就藏传佛教在不丹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藏传佛教在不丹国家认同危机和应对危机中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藏传佛教将同不丹王室一样，逐渐摆脱其神秘和至高无上的色彩，并最终去政治化。
一、藏传佛教与不丹国家认同的建构
藏传佛教与南亚地区在宗教文化方面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一方面是学习和借鉴南皿地区佛教文化，另一方面又对南亚地区宗教文化产生影响。对不丹来讲，藏传佛教的渗透多是通过政治羁縻、教权统治及随之而来的移民而实现。就其对不丹国家认同的影响层面分析，藏传佛教在不丹的传播可划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即1959年以前和1959年之后，分别称之为“积极传播期”和“消极传播期”。积极传播期的藏传佛教对不丹国家的民族、文化和政治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是不丹国家认同的核心：在消极传播期藏传佛教的作用则完全相反，由其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一度对不丹的国家认同构成严重挑战。
（一）藏传佛教的传播和政教合一制度的确立
鉴于所处地缘政治与文化地位，不丹早期的政治、文化和民族板块极为破碎，既根植于南亚地区普遍存在的政治、民族和宗教文化碎片化基础之上，又受到毗邻的中国西藏地方的较大影响。不丹北部最早普遍信奉的苯教发源于位于东西南北文化交流节点的象雄，是在象雄原有萨满教基础上借鉴周边其他成熟宗教发展而来。具有中亚宗教普遍具备的政治自觉，但并未促成统一的不丹国家的形成。转的突兀，意思不明。
藏传佛教传入不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前弘期的松赞干布和莲花生，藏王松赞干布分别于公元640年和649年在不丹中部的布姆塘河谷和西部的帕罗河谷修建了贾姆帕寺和基楚寺，公元747年莲华生大师从吐蕃来到不丹地区传教。现在不丹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莲花生大师的传说，认为大师曾先后3次到布鲁克巴传教，不仅降妖伏魔，还在布鲁克巴建立了修行之所。
公元841年，吐蕃赞普朗达玛（838-842年在位）以“商萨地区发生的年荒、饥馑与瘟疫”为借口颁诏灭法，藏传佛教遭到全面打击，《新红史》称“吐蕃之福德犹如无油之灯完结了；十善之法好像腐朽的草绳一样毁掉了；邪恶的行径宛如阴天时的暴风一样刮了起来。”失去赞普王权支持，受到迫害的喇嘛纷纷逃往周边地区。逃亡喇嘛的到来推动了藏传佛教在不丹的发展，并为后来各教派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到了后弘期，随着更多吐蕃逃亡喇嘛的到来，藏传佛教各教派在.不丹已各有分布，各教派在不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噶举派在不丹的分布最为广泛，其中在不丹境内具有影响的噶举派有三支，即竹巴噶举、拉巴噶举和巴拉巴噶举。这一格局直到格鲁派于17世纪初在西藏的崛起才有了改变。随着格鲁派的异军突起，自1354年开始统治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帕竹噶举派便迅速衰落了，这导致大量噶举派喇嘛因受到排挤而来到不丹，极大推动了藏传佛教在不丹的传播。
吐蕃王朝的崩溃结束了其对今属不丹的这一地区的政治统治，脱离了西藏政治统治的不丹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各大小头人和贵族统治的相对独立的部落群。然而，就宗教层面来说，不丹在宗教首领的认定和宗教教法人员的培训等方面仍然受到中国西藏地方的重要影响。随着藏传佛教在不丹传播的逐步推进，势力较大的派别便在一定范围内行使某种程度的政治统治，小规模的政教合一在不丹应运而生。在政教合一政权的演绎进程中，注重苦修、在西藏没有掌握过政权的竹巴噶举派反而扮演了主要角色。12世纪末，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高僧帕佐·杜古姆带着4名同伴离开拉萨来到不丹后，在逐步整合了原有政权格局的基础上仿照西藏的政教制度，建造寺院，普及藏语，制定了不丹第一部法典，建立起了对不丹较为有效的统治。虽然在杜古姆于1210年去世以后不丹重新陷入长时期的不稳定状态，但竹巴噶举派一直掌握着不丹各地的世俗权力。随着各教派在不丹的传教，佛法得到了弘扬，从平民百姓到贵族、酋长，从文盲到学者，在思想上、行为举止上都深深地打上了西藏佛教的烙印，为不丹在宗教的旗帜下统一起来准备了思想和民众基础。高僧纳旺·纳姆加尔于1616年来到不丹，不仅巩固了噶举派在不丹宗教领域的主体地位，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不丹的宗教政治格局。
17世纪初，在中国西藏地方，格鲁派势力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西藏地区具统治地位的教派，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帕竹噶举派喇嘛失势。1616年，竹巴噶举派第十八代座主阿旺·纳姆加尔在争夺第四世主钦活佛白莲花的转世问题上卷入教权斗争，加之受到后藏藏巴汗及格鲁派的排挤，阿旺·纳姆加尔决定离开家乡热垅地区，受“托梦”指示朝南走，率众来到了不丹。鉴于其宗教影响力，迅速集聚起大量支持者的纳姆加尔逐一兼并了割据的各政权后，于1650年以竹巴噶举为国教，在不丹南部建立统治为标志完成了不丹的统一。与此同时，纳姆加尔在借鉴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在不丹延续200多年的“沙布东体制”。这一体制是以“沙布东活佛”（即法王）和“德布王”为代表的政教合一的僧俗双重统治。法王是国家最高的宗教和政治领袖，通过转世制度进行沿袭，纳姆加尔成为沙布东一世，即第一世法王。德布王也多由喇嘛担任，由政院选举产生后由法王任命，任期3年，负责国家具体的行政事务。在此基础上，纳姆加尔规范了不丹的行政区划体制（区一宗一村）并编撰法典。“沙布东体制”在此后300年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对不丹国家的最终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是不丹国家认同建构中的重要一环。
（二）藏传佛教与现代不丹民族国家的形成
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在国家认同和有效政府的基础之上。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感，这一归属感是基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等要素认同和情感基础之上的升华。根据政治学相关理论，有效政府的必要条件主要包括有效的政治体系（通过公认的权威来决定由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人民所珍视之物的结构和过程）、民族认同、宪政样式（对决策过程、决策者的挑选予以界定）及合法性等等。因此，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主要可以归结为民族和政治认同，以及伴随此种认同的文化内涵和共同的历史记忆。
宗教的社会性和民族认同性对现代文明、社会一体化乃至现代国际体系的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宗教使人们的行为赋予了合法性。因此，宗教社会学相关理论认为家庭、家族、氏族、部落和国家的形成均与宗教有关，认为共同的崇拜活动和同一种仪式、同一个祭坛或寺庙以及同样的神圣热情发挥的纽带作用是问题的核心。在不丹，扮演这一纽带作用的就是因普遍信仰而成为不丹人生活习惯一部分的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这一为不丹民众打上深深共同烙印的信仰不仅奠定了不丹的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基础，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当代不丹的政治体系。
在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教权同政权间的关系多以前消后长的模式演绎，政治利益冲突往往同宗教的分裂和堕落密不可分。对不丹来说，就如同杜古姆于1210年去世后一样，在纳姆加尔于1651年逝世后，不丹重新陷入长时期的不稳定状态。由于沙布东通过转世承续，年幼的法王往往会失去对国家的有效统治。在这种局势下，各宗的本洛（即省长）便逐渐超越了法王一德布王僧俗统治的界限，不仅相互间争权夺利，而且还掌握了法王和德布王的生杀去留大权。因此，自1651年至1907年旺楚克王朝建立的200多年间，德布王更换达54人之多，平均每4年半换一个，其中有6人在职时遇刺身亡，还至少有12人被免职。
虽然不丹国内政治体系的有效性面临挑战，但竹巴噶举派社会层面的宏观凝聚力仍然稳固，仍然把持着一个个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在经过一系列的国内外冲突和战争的考验后，长期垄断洞萨宗本洛职位的旺楚克家族于1907在宗教和世俗势力的支持下废除德布王，建立了政教分离的旺楚克王朝（沙布东的宗教领袖角色由基堪布替代）。虽然以政教分离的原则立国，鉴于在不丹国家历史和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宗教力量在旺楚克王朝中的影响力仍不可小觑。在2008年向君主立宪制转变以前，竹巴噶举派仍然在不丹政治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拥有国民议会（1953年成立，咨询性质）150席中的10个保留席位，王国咨询委员会（1965年成立）11个席位中的2席。
虽然不丹在7世纪以前长期被来自印度和今阿萨姆地区势力的统治，并在7世纪后长期为中国西藏地方所羁縻，并因此造成了破碎的种族版图。但是，藏传佛教，特别是竹巴噶举派的普遍信仰所导致的凝聚力不仅使不丹稳固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独立，而且建立起了一套独具不丹特色的有效的政治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虽然种族分布破碎，但统一的宗教信仰也为不丹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在此皋础上产生了共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现如今，不丹土著沙尔乔普人（ Sharchops）和藏族移民后裔噶隆人（Ngalongs）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前者主要信奉宁玛派，后者主要信奉竹巴噶举派），他们构成了现代不丹族的核心；同时，不丹在藏语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厂自己的民族语言宗卡语。这也是今天的不丹人把自己的国家又称作“竹域”（竹巴噶举之乡），称自己为“竹巴”（竹巴噶举的人民），称其国王为“竹杰布”（竹巴之国君）的缘故。因此，不丹更多的是一个通过宗教文化认同建构而不是军事征服诞生的国家，竹巴不仅有宗教含义，更有政治含义。
二、不丹应对国家认同危机中的藏传佛教因素
近现代以来，从中亚到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成为帝国主义者们角逐的前线，这一局势延续至今并为区域国家及国家间关系埋下了绵延至今的种种问题。对不丹来讲，这种“历史遗产”主要体现在国内层面的移民（主要是尼泊尔人和“流亡藏人”）问题导致的民族、文化、政治等要素的认同危机，和国际层面的围绕“西藏问题”的国际政治博弈所延伸出的分歧和对峙，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外部干涉对主权的侵蚀。而在当代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只有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同时得到认同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存在。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主要建立在上述对民族、文化和政治等要素认同的基础上，国际层面的认同主要建立在理性确立国家地位基础上的对外政策。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话语前提下，民族、宗教问题和人权高于主权的意识形态标签正越来越多地威胁着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文明冲突论”因此得以登堂入室。鉴于此，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指出“全球认同危机”时代特色的前提下建构了“移民威胁论”的国家安全观，因为伴随移民而米的“跨国认同”问题严重冲击了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并为国际干涉提供了借口。但是，基于美国的意识形态，亨廷顿为应对国家认同危机的挑战开出了“在国内复兴宗教”和“在国际上寻找敌人”的处方。但是，对于不丹来说，鉴于有限的自身能量，国内层面的认同危机固然可以通过复兴宗教加以缓解，但应对国际层面认同危机不仅仅是寻找敌人那样简单。
（一）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不丹民族主义政策中的藏传佛教因素
宗教的文明象征性和民族认同性为现代文明、民族国家的形成乃至国际体系的建立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动因是由这种对内的自我队同性和对外的排他性所产生的凝聚力和竞争精神。但是，当这种建立在宗教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排他性随移民迁徙到别国的时候就会导致因“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而产生的“国际难民问题”。因此，对不丹来说，鉴于不丹国教相对于西藏佛教的从属地位，1959年后移居不丹的流亡藏人在某种程度上挑战r不丹国教的主体地位，一度对不丹的国家认同带来了危机。
传统卜不丹国教是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属下竹巴支派（竹巴噶举派分为上竹巴、中竹巴和下竹巴三个支派）。目前，不丹共有200多座寺庙，喇嘛12000名左右。在75%的不丹人信仰的藏传佛教中，竹巴噶举派影响最大，其次是宁玛派和萨迦派，而格鲁派的影响则最为弱小。藏传佛教已深深地融入不丹的立国精神和文化中，不丹国旗中的金黄色即象征国王的权力和作用，代表僧袍的桔红色则象征着佛教的精神力量。而且，藏传佛教也为不丹国王身份的合法性提供了最直接的支持，称不丹的国王是金刚手的化身。因此，不丹政府一直就对威胁其国教主体地位的内外因素保持距离，特别是对来自西藏的噶举派势力来说，十六世噶玛巴1944年2月的不丹之行在民众中引起的轰动就让不丹政府极为忧虑。此，当十六世噶玛巴一行于1959年抵达不丹时，虽然受到不丹国王及王后的热烈欢迎，但鉴于噶玛巴对不丹国教主体地位的威胁及对不丹国民号召力的预期使得不丹不愿收留他们，十六世噶玛巴一行不得不辗转到锡金落脚。
鉴于同中国西藏地方密切的社会文化和经贸联系，不丹接纳了1959年前后到不丹投亲靠友的藏人。1959年3月由达赖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被平息后，约4000名逃往不丹的藏人被不丹分散安置在卡奇孔佛林（ Khunphenling）、纳姆林（Namling）、格尔桑林（Kelsangling）、孔加林（Kungaling）等8个聚居区内（在印度政府的经费支持下）。这些流亡藏人在不丹的聚居区内建有自己的寺院、学校和医院，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和头人。对于这些流亡藏人，虽然格鲁派在不丹的影响最为弱小，但达赖集团一直没有放弃对其的渗透，通过设立办事处和建立藏独活动小组开展一些危害不丹国家主权的活动。
不丹政府对于部分流亡藏人的这种存在方式一直存有疑虑，特别是当达赖集团试图强迫不丹接受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关于“西藏难民在不丹定居”等不合理要求时，不丹政府就予以了断然拒绝，认为“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多民族可以增加色彩，而对于像不丹这样的小国而言就不一样了。它很可能会带来民族纠纷，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丹王室便通过鼓励互相通婚和维护宗教的纯洁性等方面维护国家的认同，甚至连信仰宁玛派的沙乔普族人的文化诉求也被看做是“威胁”。20世纪80年代更因为担心在不丹的尼泊尔族人影响了不丹族在不丹民族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而出台了新的移民政策，使在不丹的约10.7万尼泊尔族人沦为难民，不丹与尼泊尔的关系随之降至冰点。
1974年6月，当达赖集团策划的“宫廷政变”计划被挫败后，不丹政府旋即采取了将在不丹的流亡藏人迁出聚居区、限制藏人子女到印度上学、强令藏人加入不丹国籍，以及不准藏人在不丹的国土上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等严厉措施。不丹国民议会又于1979年作出将不接受不丹国籍的流亡藏人一律遣返中国西藏的规定。一时间，大量在不丹的流亡藏人相继迁往印度、尼泊尔、缅甸和瑞士等多个国家。1989年4月，不丹政府颁布了以竹巴文化来统一全国文化为宗旨的《传统的价值和礼节条例》，开启了不丹宗教民族主义的“复兴传统文化”运动，实施“四个一”政策，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种服饰”c在这种环境下，不丹政府强行驱逐“非法入境者”并对在不丹的流亡藏人严密监视。
以上情况表明，不丹政府对流亡藏人所带来的对其国教主体地位和民族、政治认同的威胁采取了宗教民族主义的政策。鉴于不丹的这种政策和宗教文化的相似性，现如今不丹境内只剩下1000多名已不丹化了的、加入了不丹国籍的“流亡藏人”。正是如此，虽然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过去50多年里跑遍了全球，并且几乎到过任何一个哪怕是偏远地区的流亡藏人聚居区和寺院，但他从来都没有机会踏足不丹一步，就更别说是到不丹流亡藏人聚居区或者是寺院了。
（二）国际层面的国家认同：不丹中立主义中的藏传佛教因素
对不丹来讲，国际层面国家认同主要面临因“西藏问题”而延伸出来的国际干涉对国家主权侵蚀的问题，以及中国西藏的宗教文化“宗主”地位导致的不丹“跨国认同”问题。对于自身能量有限的不丹来讲，藏传佛教中一切禅定之基础的“止观修”无疑为其提供了应对危机的政治文化基础，那就是在维护不丹国家主权这一“定”和理性确立国家地位基础这一“观”的基础上而采取的中立主义。对前一种威胁来讲，是谓政治中立，对后者来讲，是谓宗教文化中立。
在地缘政治格局中，不丹外交一直谨小慎微，至今未与中国建交但同时与台湾保持距离.深受印度制约但一直努力减少对印度的经济依赖和摆脱《印不和平友好条约》的羁绊，直至1971年才开始融入国际社会。夹在中印两个大国中的不丹，在处理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时十分警惕和敏感。不丹一方面紧贴印度，另一方面又尝试向中国抛出橄榄枝示好，试图在两个超级大国中保持中立态度。2012年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与不丹首相的会面在印度引起轩然大波，有媒体渲染不丹“离心说”，也有人称是印度对不丹“松绑”的表现。《印度时报》表示“新德里现在必须逐渐适应这么一个现实：一个新的不丹正在崛起，它将会作出印度之外的选择，以逐渐转变几乎全部依赖印度的局面”。即便如此，不丹还是因“西藏问题”而受到印度和部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其内政的干涉，比如在上述接纳和驱逐流亡藏人时，不丹就受到来自印度和美国的巨大压力。而且，不丹对前及“宫廷事变”阴谋的打击也有中美关系缓和的前提。同时，通过上述不丹应对国内认同危机的态度不难看出，不丹对西藏宗教文化“宗主”地位怀有担忧，并试图将其宗教、文化同后者加以切割，比如称藏文为“宗教语”、将作为藏语方言的不丹语称为“宗卡”语、中止向藏区寺院学习的传统，等等。可见，不丹试图通过切割同中国西藏、“西藏问题”的关系的中立主义来减少外来压力对其主权的侵蚀，从而避免国家认同的混乱和为国际势力干涉内政提供借口。
结语
无论是在不丹王国形成过程中，还是在不丹国家认同的建构中，抑或是在近现代以来不丹应对国内和国际层面的队同危机中，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经过1300多年的传播与发展，不丹的竹巴噶举派不仅具备系统的佛学理论和规范的修持方法，还囊括了天文、地理、医学、历算、工艺和美术、语言学、伦理以及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深深地扎根于不丹社会和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不丹国家和国民精神的一部分，宗教作为社会的凝聚剂这一功能在不丹发挥的淋漓尽致。与此同时，不丹宗教文化的封闭性也影响了不丹社会的发展。竹巴噶举派统治不丹的300多年中，不丹社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政治和经济一直低水平发展，不丹王国成为当今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从不丹第三任国王吉格梅·多吉·旺楚克开始，不丹开始进行一系列社会变革，逐步向世界开放。2008年不丹向君主立宪制转变，2013年不丹大选中人民民主党取代繁荣进步党，实现了政局的平稳过渡。相信随着不丹的民主化进程不断加深，教权必将更加彻底地随着王权逐渐摆脱其神秘和至高无上的色彩，而最终去政治化回归世俗社会。
不丹作为中国14个陆上邻国中唯一一个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不边界成了中国周边14条边界线中仅剩的2条没有正式划定的边界之一。即便如此，不丹与台独、藏独等分裂势力一直保持距离，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鲜明。2013年不丹换届选举，人民民主党取代繁荣进步党，新任首相策林·托杰与中国代表在廷布举行中不第21轮边界会谈并取得重大进展。发展睦邻友好的中不关系任重而道远，对不丹国家认同中的藏传佛教因素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源：《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188-193,共6页
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663494603
不丹王国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麓，国土面积3.8万平方公里，不丹族是主导民族，宗卡语和英语为官方语言，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为国教。由于地处青藏高原和阿萨姆平原的过渡地带，又把守着沟通喜马拉雅山脉南北的交通要道，不丹在国家政治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曾长期受到周边文明的持续影响。在不丹早期历史时期（7世纪-1616年）和神权统治时期（1616-1907年）受到中国西藏地方较多的影Ⅱ向，无论是从族群结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或是从政治体系等范畴来讲，不丹都深受中国西藏地方的影响。与其他南亚国家不同，不丹的官方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在种族类型上与中国藏族人一样同属蒙古人种。自8世纪传入以来，藏传佛教一直在不丹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近代以来，随着英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渗透以及之后围绕“西藏问题”展开的国际政治博弈，加之中印间围绕历史和边界问题而延伸出的地缘政治格局，不丹的国家认同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面临一定程度的危机。国内层面主要是随着为数不少的尼泊尔移民和“流亡藏人”的涌入带来的民族、文化问题而出现的裂痕，国际层面则主要是围绕“尼泊尔难民问题”和“西藏问题”所产生的外部干涉而出现国家主权的不完整性。有鉴于此，不丹通过对内的宗教民族主义和对外的中立主义政策来巩固其国家认同。本文就藏传佛教在不丹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藏传佛教在不丹国家认同危机和应对危机中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藏传佛教将同不丹王室一样，逐渐摆脱其神秘和至高无上的色彩，并最终去政治化。
一、藏传佛教与不丹国家认同的建构
藏传佛教与南亚地区在宗教文化方面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一方面是学习和借鉴南皿地区佛教文化，另一方面又对南亚地区宗教文化产生影响。对不丹来讲，藏传佛教的渗透多是通过政治羁縻、教权统治及随之而来的移民而实现。就其对不丹国家认同的影响层面分析，藏传佛教在不丹的传播可划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即1959年以前和1959年之后，分别称之为“积极传播期”和“消极传播期”。积极传播期的藏传佛教对不丹国家的民族、文化和政治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是不丹国家认同的核心：在消极传播期藏传佛教的作用则完全相反，由其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一度对不丹的国家认同构成严重挑战。
（一）藏传佛教的传播和政教合一制度的确立
鉴于所处地缘政治与文化地位，不丹早期的政治、文化和民族板块极为破碎，既根植于南亚地区普遍存在的政治、民族和宗教文化碎片化基础之上，又受到毗邻的中国西藏地方的较大影响。不丹北部最早普遍信奉的苯教发源于位于东西南北文化交流节点的象雄，是在象雄原有萨满教基础上借鉴周边其他成熟宗教发展而来。具有中亚宗教普遍具备的政治自觉，但并未促成统一的不丹国家的形成。转的突兀，意思不明。
藏传佛教传入不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前弘期的松赞干布和莲花生，藏王松赞干布分别于公元640年和649年在不丹中部的布姆塘河谷和西部的帕罗河谷修建了贾姆帕寺和基楚寺，公元747年莲华生大师从吐蕃来到不丹地区传教。现在不丹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莲花生大师的传说，认为大师曾先后3次到布鲁克巴传教，不仅降妖伏魔，还在布鲁克巴建立了修行之所。
公元841年，吐蕃赞普朗达玛（838-842年在位）以“商萨地区发生的年荒、饥馑与瘟疫”为借口颁诏灭法，藏传佛教遭到全面打击，《新红史》称“吐蕃之福德犹如无油之灯完结了；十善之法好像腐朽的草绳一样毁掉了；邪恶的行径宛如阴天时的暴风一样刮了起来。”失去赞普王权支持，受到迫害的喇嘛纷纷逃往周边地区。逃亡喇嘛的到来推动了藏传佛教在不丹的发展，并为后来各教派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到了后弘期，随着更多吐蕃逃亡喇嘛的到来，藏传佛教各教派在.不丹已各有分布，各教派在不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噶举派在不丹的分布最为广泛，其中在不丹境内具有影响的噶举派有三支，即竹巴噶举、拉巴噶举和巴拉巴噶举。这一格局直到格鲁派于17世纪初在西藏的崛起才有了改变。随着格鲁派的异军突起，自1354年开始统治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帕竹噶举派便迅速衰落了，这导致大量噶举派喇嘛因受到排挤而来到不丹，极大推动了藏传佛教在不丹的传播。
吐蕃王朝的崩溃结束了其对今属不丹的这一地区的政治统治，脱离了西藏政治统治的不丹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各大小头人和贵族统治的相对独立的部落群。然而，就宗教层面来说，不丹在宗教首领的认定和宗教教法人员的培训等方面仍然受到中国西藏地方的重要影响。随着藏传佛教在不丹传播的逐步推进，势力较大的派别便在一定范围内行使某种程度的政治统治，小规模的政教合一在不丹应运而生。在政教合一政权的演绎进程中，注重苦修、在西藏没有掌握过政权的竹巴噶举派反而扮演了主要角色。12世纪末，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高僧帕佐·杜古姆带着4名同伴离开拉萨来到不丹后，在逐步整合了原有政权格局的基础上仿照西藏的政教制度，建造寺院，普及藏语，制定了不丹第一部法典，建立起了对不丹较为有效的统治。虽然在杜古姆于1210年去世以后不丹重新陷入长时期的不稳定状态，但竹巴噶举派一直掌握着不丹各地的世俗权力。随着各教派在不丹的传教，佛法得到了弘扬，从平民百姓到贵族、酋长，从文盲到学者，在思想上、行为举止上都深深地打上了西藏佛教的烙印，为不丹在宗教的旗帜下统一起来准备了思想和民众基础。高僧纳旺·纳姆加尔于1616年来到不丹，不仅巩固了噶举派在不丹宗教领域的主体地位，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不丹的宗教政治格局。
17世纪初，在中国西藏地方，格鲁派势力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西藏地区具统治地位的教派，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帕竹噶举派喇嘛失势。1616年，竹巴噶举派第十八代座主阿旺·纳姆加尔在争夺第四世主钦活佛白莲花的转世问题上卷入教权斗争，加之受到后藏藏巴汗及格鲁派的排挤，阿旺·纳姆加尔决定离开家乡热垅地区，受“托梦”指示朝南走，率众来到了不丹。鉴于其宗教影响力，迅速集聚起大量支持者的纳姆加尔逐一兼并了割据的各政权后，于1650年以竹巴噶举为国教，在不丹南部建立统治为标志完成了不丹的统一。与此同时，纳姆加尔在借鉴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在不丹延续200多年的“沙布东体制”。这一体制是以“沙布东活佛”（即法王）和“德布王”为代表的政教合一的僧俗双重统治。法王是国家最高的宗教和政治领袖，通过转世制度进行沿袭，纳姆加尔成为沙布东一世，即第一世法王。德布王也多由喇嘛担任，由政院选举产生后由法王任命，任期3年，负责国家具体的行政事务。在此基础上，纳姆加尔规范了不丹的行政区划体制（区一宗一村）并编撰法典。“沙布东体制”在此后300年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对不丹国家的最终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是不丹国家认同建构中的重要一环。
（二）藏传佛教与现代不丹民族国家的形成
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在国家认同和有效政府的基础之上。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感，这一归属感是基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等要素认同和情感基础之上的升华。根据政治学相关理论，有效政府的必要条件主要包括有效的政治体系（通过公认的权威来决定由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人民所珍视之物的结构和过程）、民族认同、宪政样式（对决策过程、决策者的挑选予以界定）及合法性等等。因此，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主要可以归结为民族和政治认同，以及伴随此种认同的文化内涵和共同的历史记忆。
宗教的社会性和民族认同性对现代文明、社会一体化乃至现代国际体系的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宗教使人们的行为赋予了合法性。因此，宗教社会学相关理论认为家庭、家族、氏族、部落和国家的形成均与宗教有关，认为共同的崇拜活动和同一种仪式、同一个祭坛或寺庙以及同样的神圣热情发挥的纽带作用是问题的核心。在不丹，扮演这一纽带作用的就是因普遍信仰而成为不丹人生活习惯一部分的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这一为不丹民众打上深深共同烙印的信仰不仅奠定了不丹的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基础，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当代不丹的政治体系。
在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教权同政权间的关系多以前消后长的模式演绎，政治利益冲突往往同宗教的分裂和堕落密不可分。对不丹来说，就如同杜古姆于1210年去世后一样，在纳姆加尔于1651年逝世后，不丹重新陷入长时期的不稳定状态。由于沙布东通过转世承续，年幼的法王往往会失去对国家的有效统治。在这种局势下，各宗的本洛（即省长）便逐渐超越了法王一德布王僧俗统治的界限，不仅相互间争权夺利，而且还掌握了法王和德布王的生杀去留大权。因此，自1651年至1907年旺楚克王朝建立的200多年间，德布王更换达54人之多，平均每4年半换一个，其中有6人在职时遇刺身亡，还至少有12人被免职。
虽然不丹国内政治体系的有效性面临挑战，但竹巴噶举派社会层面的宏观凝聚力仍然稳固，仍然把持着一个个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在经过一系列的国内外冲突和战争的考验后，长期垄断洞萨宗本洛职位的旺楚克家族于1907在宗教和世俗势力的支持下废除德布王，建立了政教分离的旺楚克王朝（沙布东的宗教领袖角色由基堪布替代）。虽然以政教分离的原则立国，鉴于在不丹国家历史和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宗教力量在旺楚克王朝中的影响力仍不可小觑。在2008年向君主立宪制转变以前，竹巴噶举派仍然在不丹政治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拥有国民议会（1953年成立，咨询性质）150席中的10个保留席位，王国咨询委员会（1965年成立）11个席位中的2席。
虽然不丹在7世纪以前长期被来自印度和今阿萨姆地区势力的统治，并在7世纪后长期为中国西藏地方所羁縻，并因此造成了破碎的种族版图。但是，藏传佛教，特别是竹巴噶举派的普遍信仰所导致的凝聚力不仅使不丹稳固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独立，而且建立起了一套独具不丹特色的有效的政治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虽然种族分布破碎，但统一的宗教信仰也为不丹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在此皋础上产生了共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现如今，不丹土著沙尔乔普人（ Sharchops）和藏族移民后裔噶隆人（Ngalongs）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前者主要信奉宁玛派，后者主要信奉竹巴噶举派），他们构成了现代不丹族的核心；同时，不丹在藏语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厂自己的民族语言宗卡语。这也是今天的不丹人把自己的国家又称作“竹域”（竹巴噶举之乡），称自己为“竹巴”（竹巴噶举的人民），称其国王为“竹杰布”（竹巴之国君）的缘故。因此，不丹更多的是一个通过宗教文化认同建构而不是军事征服诞生的国家，竹巴不仅有宗教含义，更有政治含义。
二、不丹应对国家认同危机中的藏传佛教因素
近现代以来，从中亚到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成为帝国主义者们角逐的前线，这一局势延续至今并为区域国家及国家间关系埋下了绵延至今的种种问题。对不丹来讲，这种“历史遗产”主要体现在国内层面的移民（主要是尼泊尔人和“流亡藏人”）问题导致的民族、文化、政治等要素的认同危机，和国际层面的围绕“西藏问题”的国际政治博弈所延伸出的分歧和对峙，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外部干涉对主权的侵蚀。而在当代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只有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同时得到认同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存在。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主要建立在上述对民族、文化和政治等要素认同的基础上，国际层面的认同主要建立在理性确立国家地位基础上的对外政策。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话语前提下，民族、宗教问题和人权高于主权的意识形态标签正越来越多地威胁着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文明冲突论”因此得以登堂入室。鉴于此，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指出“全球认同危机”时代特色的前提下建构了“移民威胁论”的国家安全观，因为伴随移民而米的“跨国认同”问题严重冲击了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并为国际干涉提供了借口。但是，基于美国的意识形态，亨廷顿为应对国家认同危机的挑战开出了“在国内复兴宗教”和“在国际上寻找敌人”的处方。但是，对于不丹来说，鉴于有限的自身能量，国内层面的认同危机固然可以通过复兴宗教加以缓解，但应对国际层面认同危机不仅仅是寻找敌人那样简单。
（一）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不丹民族主义政策中的藏传佛教因素
宗教的文明象征性和民族认同性为现代文明、民族国家的形成乃至国际体系的建立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动因是由这种对内的自我队同性和对外的排他性所产生的凝聚力和竞争精神。但是，当这种建立在宗教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排他性随移民迁徙到别国的时候就会导致因“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而产生的“国际难民问题”。因此，对不丹来说，鉴于不丹国教相对于西藏佛教的从属地位，1959年后移居不丹的流亡藏人在某种程度上挑战r不丹国教的主体地位，一度对不丹的国家认同带来了危机。
传统卜不丹国教是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属下竹巴支派（竹巴噶举派分为上竹巴、中竹巴和下竹巴三个支派）。目前，不丹共有200多座寺庙，喇嘛12000名左右。在75%的不丹人信仰的藏传佛教中，竹巴噶举派影响最大，其次是宁玛派和萨迦派，而格鲁派的影响则最为弱小。藏传佛教已深深地融入不丹的立国精神和文化中，不丹国旗中的金黄色即象征国王的权力和作用，代表僧袍的桔红色则象征着佛教的精神力量。而且，藏传佛教也为不丹国王身份的合法性提供了最直接的支持，称不丹的国王是金刚手的化身。因此，不丹政府一直就对威胁其国教主体地位的内外因素保持距离，特别是对来自西藏的噶举派势力来说，十六世噶玛巴1944年2月的不丹之行在民众中引起的轰动就让不丹政府极为忧虑。此，当十六世噶玛巴一行于1959年抵达不丹时，虽然受到不丹国王及王后的热烈欢迎，但鉴于噶玛巴对不丹国教主体地位的威胁及对不丹国民号召力的预期使得不丹不愿收留他们，十六世噶玛巴一行不得不辗转到锡金落脚。
鉴于同中国西藏地方密切的社会文化和经贸联系，不丹接纳了1959年前后到不丹投亲靠友的藏人。1959年3月由达赖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被平息后，约4000名逃往不丹的藏人被不丹分散安置在卡奇孔佛林（ Khunphenling）、纳姆林（Namling）、格尔桑林（Kelsangling）、孔加林（Kungaling）等8个聚居区内（在印度政府的经费支持下）。这些流亡藏人在不丹的聚居区内建有自己的寺院、学校和医院，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和头人。对于这些流亡藏人，虽然格鲁派在不丹的影响最为弱小，但达赖集团一直没有放弃对其的渗透，通过设立办事处和建立藏独活动小组开展一些危害不丹国家主权的活动。
不丹政府对于部分流亡藏人的这种存在方式一直存有疑虑，特别是当达赖集团试图强迫不丹接受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关于“西藏难民在不丹定居”等不合理要求时，不丹政府就予以了断然拒绝，认为“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多民族可以增加色彩，而对于像不丹这样的小国而言就不一样了。它很可能会带来民族纠纷，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丹王室便通过鼓励互相通婚和维护宗教的纯洁性等方面维护国家的认同，甚至连信仰宁玛派的沙乔普族人的文化诉求也被看做是“威胁”。20世纪80年代更因为担心在不丹的尼泊尔族人影响了不丹族在不丹民族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而出台了新的移民政策，使在不丹的约10.7万尼泊尔族人沦为难民，不丹与尼泊尔的关系随之降至冰点。
1974年6月，当达赖集团策划的“宫廷政变”计划被挫败后，不丹政府旋即采取了将在不丹的流亡藏人迁出聚居区、限制藏人子女到印度上学、强令藏人加入不丹国籍，以及不准藏人在不丹的国土上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等严厉措施。不丹国民议会又于1979年作出将不接受不丹国籍的流亡藏人一律遣返中国西藏的规定。一时间，大量在不丹的流亡藏人相继迁往印度、尼泊尔、缅甸和瑞士等多个国家。1989年4月，不丹政府颁布了以竹巴文化来统一全国文化为宗旨的《传统的价值和礼节条例》，开启了不丹宗教民族主义的“复兴传统文化”运动，实施“四个一”政策，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种服饰”c在这种环境下，不丹政府强行驱逐“非法入境者”并对在不丹的流亡藏人严密监视。
以上情况表明，不丹政府对流亡藏人所带来的对其国教主体地位和民族、政治认同的威胁采取了宗教民族主义的政策。鉴于不丹的这种政策和宗教文化的相似性，现如今不丹境内只剩下1000多名已不丹化了的、加入了不丹国籍的“流亡藏人”。正是如此，虽然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过去50多年里跑遍了全球，并且几乎到过任何一个哪怕是偏远地区的流亡藏人聚居区和寺院，但他从来都没有机会踏足不丹一步，就更别说是到不丹流亡藏人聚居区或者是寺院了。
（二）国际层面的国家认同：不丹中立主义中的藏传佛教因素
对不丹来讲，国际层面国家认同主要面临因“西藏问题”而延伸出来的国际干涉对国家主权侵蚀的问题，以及中国西藏的宗教文化“宗主”地位导致的不丹“跨国认同”问题。对于自身能量有限的不丹来讲，藏传佛教中一切禅定之基础的“止观修”无疑为其提供了应对危机的政治文化基础，那就是在维护不丹国家主权这一“定”和理性确立国家地位基础这一“观”的基础上而采取的中立主义。对前一种威胁来讲，是谓政治中立，对后者来讲，是谓宗教文化中立。
在地缘政治格局中，不丹外交一直谨小慎微，至今未与中国建交但同时与台湾保持距离.深受印度制约但一直努力减少对印度的经济依赖和摆脱《印不和平友好条约》的羁绊，直至1971年才开始融入国际社会。夹在中印两个大国中的不丹，在处理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时十分警惕和敏感。不丹一方面紧贴印度，另一方面又尝试向中国抛出橄榄枝示好，试图在两个超级大国中保持中立态度。2012年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与不丹首相的会面在印度引起轩然大波，有媒体渲染不丹“离心说”，也有人称是印度对不丹“松绑”的表现。《印度时报》表示“新德里现在必须逐渐适应这么一个现实：一个新的不丹正在崛起，它将会作出印度之外的选择，以逐渐转变几乎全部依赖印度的局面”。即便如此，不丹还是因“西藏问题”而受到印度和部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其内政的干涉，比如在上述接纳和驱逐流亡藏人时，不丹就受到来自印度和美国的巨大压力。而且，不丹对前及“宫廷事变”阴谋的打击也有中美关系缓和的前提。同时，通过上述不丹应对国内认同危机的态度不难看出，不丹对西藏宗教文化“宗主”地位怀有担忧，并试图将其宗教、文化同后者加以切割，比如称藏文为“宗教语”、将作为藏语方言的不丹语称为“宗卡”语、中止向藏区寺院学习的传统，等等。可见，不丹试图通过切割同中国西藏、“西藏问题”的关系的中立主义来减少外来压力对其主权的侵蚀，从而避免国家认同的混乱和为国际势力干涉内政提供借口。
结语
无论是在不丹王国形成过程中，还是在不丹国家认同的建构中，抑或是在近现代以来不丹应对国内和国际层面的队同危机中，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经过1300多年的传播与发展，不丹的竹巴噶举派不仅具备系统的佛学理论和规范的修持方法，还囊括了天文、地理、医学、历算、工艺和美术、语言学、伦理以及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深深地扎根于不丹社会和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不丹国家和国民精神的一部分，宗教作为社会的凝聚剂这一功能在不丹发挥的淋漓尽致。与此同时，不丹宗教文化的封闭性也影响了不丹社会的发展。竹巴噶举派统治不丹的300多年中，不丹社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政治和经济一直低水平发展，不丹王国成为当今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从不丹第三任国王吉格梅·多吉·旺楚克开始，不丹开始进行一系列社会变革，逐步向世界开放。2008年不丹向君主立宪制转变，2013年不丹大选中人民民主党取代繁荣进步党，实现了政局的平稳过渡。相信随着不丹的民主化进程不断加深，教权必将更加彻底地随着王权逐渐摆脱其神秘和至高无上的色彩，而最终去政治化回归世俗社会。
不丹作为中国14个陆上邻国中唯一一个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不边界成了中国周边14条边界线中仅剩的2条没有正式划定的边界之一。即便如此，不丹与台独、藏独等分裂势力一直保持距离，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鲜明。2013年不丹换届选举，人民民主党取代繁荣进步党，新任首相策林·托杰与中国代表在廷布举行中不第21轮边界会谈并取得重大进展。发展睦邻友好的中不关系任重而道远，对不丹国家认同中的藏传佛教因素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下一世达赖喇嘛：中国如何抉择
原文：The next Dalai Lama: China has a choice
来源：Guardian UK 英国卫报
作者：Dibyesh Anand
发表时间：2010年12月15日
译者：David Peng 译文来源
来源：Guardian UK 英国卫报
作者：Dibyesh Anand
发表时间：2010年12月15日
译者：David Peng 译文来源
藏傳佛教外籍僧侶（藏僧）來台弘法補充注意事項
来源：台湾外交部 http://www.boca.gov.tw/content?CuItem=1290&mp=1
1. 各教派之教主或傳承法座，請參考後附之「藏傳佛教寺廟及傳承得推薦藏僧來台者名單」。
2. 藏僧來台之弘法行程原則應依邀請團體之安排，並由主要活動地點之國內宗教團體具名邀請及負保證責任（請參考「申請中華民國簽證保證書」）；倘發現藏僧在台從事與簽證目的不符之活動、擅離邀請團體（服務處所）、違反我國其他法令，或國內宗教團體對申請內容所陳不實者，本局將停止受理該藏僧及宗教團體日後之申請案。
3. 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護照及印度旅行證（Identity Certificate）效期須1年以上；護照或旅行證職業欄之登載應與身分相符，原則上以Monk、Preacher、Teaching 等宗教身分為限。持尼泊爾護照及印度旅行證藏僧，除具有美國、加拿大、法國或英國永久居留身分者得在永久居留地之我國駐外館處申請簽證外，其他首次來台弘法者，一律限向我駐印度代表處提出簽證申請。持尼泊爾護照非首次來臺弘法者之簽證申請地僅限印度、新加坡、香港或澳門。
4. 持印度、不丹或尼泊爾護照之藏僧向駐外館處申請簽證及在我國之機場港口辦理入境證照查驗時，應出示具有護照發照國國籍之相關身分或居住證明如下：
A.印度：配給卡（Ration Card）、選舉卡（Election Commission ID Card）及其他居住證明（如水費單、電費單或銀行帳戶資料等）；
B.尼泊爾：附照片之尼國國籍證明（Citizenship Certificate）；
C.不丹：附照片之該國身分證（ID Card）及當地警察局之不反對申請護照證明（No Objection Certificate）。
5. 外國文件申請文件驗證時，請將原文本連同中文或英文譯本併國內宗教團體之邀請函送文件作成地之我駐外館處辦理（文件驗證之領務轄區請參考本局網站）。文件證明除可依公證或認證及驗證程序辦理外，亦得由簽署文件之傳承法座或外籍僧侶所屬寺廟之住持本人親赴我駐外館處提出已作成之私證書（或私文書），於領務承辦人員面前簽名或承認為其簽名，由領務承辦人員予以證明（請參考本局網站說明）。
6. 宗教神職人員在台從事與傳佈教義相關之出版、電影、廣播、電視及廣播電視節目供應等工作，或未具神職身分者於國內宗教團體從事佈達教義有關之弘法傳道活動或翻譯、寺廟構建、繪製佛像、法器或供品製作、信徒輔導及訪問、教育、醫護、社會福利、行政管理等工作，無論有無支領報酬，均須由雇主事先依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7. 首次來台者及大型法會受邀藏僧，請至少於1個月前提出申請。另為避免溝通不良，請國內宗教團體儘量指派本國工作人員向本局洽辦簽證相關手續。
8. 請國內宗教團體隨時注意所邀藏僧之簽證有效停、居留期限，以避免藏僧因逾期遭罰，並影響宗教團體日後擔保藏僧來台之資格。
9. 持停留簽證來台者本局不受理在台變更邀請單位，請離境後向駐外館處重新申請簽證；持外僑居留證在台居留者倘擬變更服務處所，請向本局重新申辦居留簽證。
10. 本局得隨時配合相關法規及實際作業調整各項受理要點。
附表：
海外藏傳佛教各教派法脈傳承法座名單（藏傳佛教寺廟及傳承得推薦藏僧來台者名單，紅色部分為最新資料）
DETAIL LIST OF PROVIDERS OF RECOMMENDATION LETTERS OF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LINEAGE HOLDERS
1.達賴喇嘛H. H. the Dalai Lama（凡達賴喇嘛親自推薦者不限教派）
2.寧瑪派Nyingma School: 敏林赤千仁波切H. H. Minling Trichen Rinpoche
a.敏珠林寺Mindrol Ling Monastery: 敏林赤千仁波切H. H. Minling Trichen Rinpoche passed away(授權闊千仁波切authorized to Khochen Rinpoche)
b.多杰扎寺Dorje Dak Monastery: 達隆哲珠仁波切Taglung Tsetul Rinpoche(已於2015年12月23日圓寂)、卻桑仁波切Choesang Rinpoche (已於2009年8月31日圓寂，尚未尋獲轉世靈童）
c.卓千寺Zogchen Monastery: 佐欽仁波切Zogchen Rinpoche
d.協千寺Shechen Monastery: 冉將仁波切Rabjam Rinpoche
e.噶陀寺Kathok Monastery: 嘎瑪仁波切Karma Rinpoche
f.白玉寺Palyul Monastery: 貝瑪諾布仁波切H. H. Pema Norbu Rinpoche (第三世貝諾仁波切Penor Rinpoche，已於2009年圓寂)
3.薩迦派Sakya School: 薩迦崔欽 H. H. Sakya Trizin
a.薩迦Sakya lineage: 薩迦崔欽H. H. Sakya Trizin、達欽仁波切H. H. Dagchen Rinpoche（授權札西仁波切authorized to Sako Lama Tashi Wangyal Nyima Ozer Chog）
b.諾爾巴Ngorpa lineage: 祿頂堪仁波切Luding Khen Rinpoche
c.察巴Tsarpa lineage:究給赤千仁波切(圓寂)Chogye Trichen Rinpoche, Passed away.
4.噶舉派Kagyu School: 大寶法王H. H. Karmapa -鄔金欽列多傑仁波切Ogyen Thinley Dorje Rinpoche、 泰耶多傑仁波切Trinlay Thaye Dorje Rinpoche.
a.噶瑪噶舉Karma Kagyu lineage: 大司徒仁波切Tai Situ Rinpoche(授權突托仁波切authorized to Thutop Rinpoche)、舍瑪爾仁波切Shamar Rinpoche(已於103年6月11日圓寂)、嘉察仁波切Gyaltsap Rinpoche、蔣貢康珠仁波切Jamgon Kongtrul Rinpoche
b.止貢噶舉Drikung Kagyu lineage: 直貢澈贊仁波切Drikung Chetsang Rinpoche
c.竹巴噶舉Drukpa Kagyu lineage:竹千仁波切H. H. Drukchen R inpoche、康楚仁波切Khamtrul Rinpoche、 吉噶丘突仁波切Zigar Choktrul Rinpoche
d.香巴噶舉Shangpa Kagyu lineage: 卡盧仁波切Kalu Rinpoche
5.格魯派Gelug School: 第102任甘丹赤巴H. H. Gaden Tripa：Thubten Nyima Lungtok Tezin Norbu(Rizong Sras-Trul Rinpoche )
a.哲蚌寺Drepung Monastery:
果芒扎倉Khenpo of Gomang：Lobsang Gyaltsen (2015年10月29日起)
洛色林扎倉堪布Khenpo of Loseling：Geshe Lobsang Chedak(2013年12月8日起)
b.甘丹寺Gaden Monastery:
夏孜扎倉堪布Khenpo of Shartse：Jhangchup Choeden
絳孜扎倉堪布Khenpo of Jangtse：Lobsang Choney
c.色拉寺Sera Monastery:
色拉杰扎倉Khenpo of Sera Jey：Khen Rinpoche Geshe LOBSANG DELEK
(2012 年5月6日起)
色拉眛扎倉堪布Khenpo of Sera Mey：Ngawang Jorden
d.札什倫布寺堪布Khenpo of Tashi Lhunpo Monastery：Lobsang Tsultim
e.拉卜楞寺堪布Khenpo of Labrang Tashikhyil Monastery：
f.塔爾寺堪布Khenpo of Kumbum Jampaling Monastery：
g.上密院堪布Khenpo of Gyutod Monastery ：Jhado Tulku(2014年5月13日起)
h.下密院堪布Khenpo of Gyudmed Monastery：Tashi Tsering (2011年11月2日起)
6.其他具德高僧經認可者Other high Eminent Lamas recognized :
a.欽哲宗薩蔣揚諾布仁波切Khyentse Dzongsar Jamyang Norbu Rinpoche
b.堪布貢噶旺秋Khenpo Kunga Wangchuk(Passed away)
c.扎西嘉參仁波切Tashi Gyaltsen Rinpoche
d.圖敦梭巴仁波切Lama Thubten Zopa Rinpoche
2014年9月1日修訂
1. 各教派之教主或傳承法座，請參考後附之「藏傳佛教寺廟及傳承得推薦藏僧來台者名單」。
2. 藏僧來台之弘法行程原則應依邀請團體之安排，並由主要活動地點之國內宗教團體具名邀請及負保證責任（請參考「申請中華民國簽證保證書」）；倘發現藏僧在台從事與簽證目的不符之活動、擅離邀請團體（服務處所）、違反我國其他法令，或國內宗教團體對申請內容所陳不實者，本局將停止受理該藏僧及宗教團體日後之申請案。
3. 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護照及印度旅行證（Identity Certificate）效期須1年以上；護照或旅行證職業欄之登載應與身分相符，原則上以Monk、Preacher、Teaching 等宗教身分為限。持尼泊爾護照及印度旅行證藏僧，除具有美國、加拿大、法國或英國永久居留身分者得在永久居留地之我國駐外館處申請簽證外，其他首次來台弘法者，一律限向我駐印度代表處提出簽證申請。持尼泊爾護照非首次來臺弘法者之簽證申請地僅限印度、新加坡、香港或澳門。
4. 持印度、不丹或尼泊爾護照之藏僧向駐外館處申請簽證及在我國之機場港口辦理入境證照查驗時，應出示具有護照發照國國籍之相關身分或居住證明如下：
A.印度：配給卡（Ration Card）、選舉卡（Election Commission ID Card）及其他居住證明（如水費單、電費單或銀行帳戶資料等）；
B.尼泊爾：附照片之尼國國籍證明（Citizenship Certificate）；
C.不丹：附照片之該國身分證（ID Card）及當地警察局之不反對申請護照證明（No Objection Certificate）。
5. 外國文件申請文件驗證時，請將原文本連同中文或英文譯本併國內宗教團體之邀請函送文件作成地之我駐外館處辦理（文件驗證之領務轄區請參考本局網站）。文件證明除可依公證或認證及驗證程序辦理外，亦得由簽署文件之傳承法座或外籍僧侶所屬寺廟之住持本人親赴我駐外館處提出已作成之私證書（或私文書），於領務承辦人員面前簽名或承認為其簽名，由領務承辦人員予以證明（請參考本局網站說明）。
6. 宗教神職人員在台從事與傳佈教義相關之出版、電影、廣播、電視及廣播電視節目供應等工作，或未具神職身分者於國內宗教團體從事佈達教義有關之弘法傳道活動或翻譯、寺廟構建、繪製佛像、法器或供品製作、信徒輔導及訪問、教育、醫護、社會福利、行政管理等工作，無論有無支領報酬，均須由雇主事先依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7. 首次來台者及大型法會受邀藏僧，請至少於1個月前提出申請。另為避免溝通不良，請國內宗教團體儘量指派本國工作人員向本局洽辦簽證相關手續。
8. 請國內宗教團體隨時注意所邀藏僧之簽證有效停、居留期限，以避免藏僧因逾期遭罰，並影響宗教團體日後擔保藏僧來台之資格。
9. 持停留簽證來台者本局不受理在台變更邀請單位，請離境後向駐外館處重新申請簽證；持外僑居留證在台居留者倘擬變更服務處所，請向本局重新申辦居留簽證。
10. 本局得隨時配合相關法規及實際作業調整各項受理要點。
附表：
海外藏傳佛教各教派法脈傳承法座名單（藏傳佛教寺廟及傳承得推薦藏僧來台者名單，紅色部分為最新資料）
DETAIL LIST OF PROVIDERS OF RECOMMENDATION LETTERS OF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LINEAGE HOLDERS
1.達賴喇嘛H. H. the Dalai Lama（凡達賴喇嘛親自推薦者不限教派）
2.寧瑪派Nyingma School: 敏林赤千仁波切H. H. Minling Trichen Rinpoche
a.敏珠林寺Mindrol Ling Monastery: 敏林赤千仁波切H. H. Minling Trichen Rinpoche passed away(授權闊千仁波切authorized to Khochen Rinpoche)
b.多杰扎寺Dorje Dak Monastery: 達隆哲珠仁波切Taglung Tsetul Rinpoche(已於2015年12月23日圓寂)、卻桑仁波切Choesang Rinpoche (已於2009年8月31日圓寂，尚未尋獲轉世靈童）
c.卓千寺Zogchen Monastery: 佐欽仁波切Zogchen Rinpoche
d.協千寺Shechen Monastery: 冉將仁波切Rabjam Rinpoche
e.噶陀寺Kathok Monastery: 嘎瑪仁波切Karma Rinpoche
f.白玉寺Palyul Monastery: 貝瑪諾布仁波切H. H. Pema Norbu Rinpoche (第三世貝諾仁波切Penor Rinpoche，已於2009年圓寂)
3.薩迦派Sakya School: 薩迦崔欽 H. H. Sakya Trizin
a.薩迦Sakya lineage: 薩迦崔欽H. H. Sakya Trizin、達欽仁波切H. H. Dagchen Rinpoche（授權札西仁波切authorized to Sako Lama Tashi Wangyal Nyima Ozer Chog）
b.諾爾巴Ngorpa lineage: 祿頂堪仁波切Luding Khen Rinpoche
c.察巴Tsarpa lineage:究給赤千仁波切(圓寂)Chogye Trichen Rinpoche, Passed away.
4.噶舉派Kagyu School: 大寶法王H. H. Karmapa -鄔金欽列多傑仁波切Ogyen Thinley Dorje Rinpoche、 泰耶多傑仁波切Trinlay Thaye Dorje Rinpoche.
a.噶瑪噶舉Karma Kagyu lineage: 大司徒仁波切Tai Situ Rinpoche(授權突托仁波切authorized to Thutop Rinpoche)、舍瑪爾仁波切Shamar Rinpoche(已於103年6月11日圓寂)、嘉察仁波切Gyaltsap Rinpoche、蔣貢康珠仁波切Jamgon Kongtrul Rinpoche
b.止貢噶舉Drikung Kagyu lineage: 直貢澈贊仁波切Drikung Chetsang Rinpoche
c.竹巴噶舉Drukpa Kagyu lineage:竹千仁波切H. H. Drukchen R inpoche、康楚仁波切Khamtrul Rinpoche、 吉噶丘突仁波切Zigar Choktrul Rinpoche
d.香巴噶舉Shangpa Kagyu lineage: 卡盧仁波切Kalu Rinpoche
5.格魯派Gelug School: 第102任甘丹赤巴H. H. Gaden Tripa：Thubten Nyima Lungtok Tezin Norbu(Rizong Sras-Trul Rinpoche )
a.哲蚌寺Drepung Monastery:
果芒扎倉Khenpo of Gomang：Lobsang Gyaltsen (2015年10月29日起)
洛色林扎倉堪布Khenpo of Loseling：Geshe Lobsang Chedak(2013年12月8日起)
b.甘丹寺Gaden Monastery:
夏孜扎倉堪布Khenpo of Shartse：Jhangchup Choeden
絳孜扎倉堪布Khenpo of Jangtse：Lobsang Choney
c.色拉寺Sera Monastery:
色拉杰扎倉Khenpo of Sera Jey：Khen Rinpoche Geshe LOBSANG DELEK
(2012 年5月6日起)
色拉眛扎倉堪布Khenpo of Sera Mey：Ngawang Jorden
d.札什倫布寺堪布Khenpo of Tashi Lhunpo Monastery：Lobsang Tsultim
e.拉卜楞寺堪布Khenpo of Labrang Tashikhyil Monastery：
f.塔爾寺堪布Khenpo of Kumbum Jampaling Monastery：
g.上密院堪布Khenpo of Gyutod Monastery ：Jhado Tulku(2014年5月13日起)
h.下密院堪布Khenpo of Gyudmed Monastery：Tashi Tsering (2011年11月2日起)
6.其他具德高僧經認可者Other high Eminent Lamas recognized :
a.欽哲宗薩蔣揚諾布仁波切Khyentse Dzongsar Jamyang Norbu Rinpoche
b.堪布貢噶旺秋Khenpo Kunga Wangchuk(Passed away)
c.扎西嘉參仁波切Tashi Gyaltsen Rinpoche
d.圖敦梭巴仁波切Lama Thubten Zopa Rinpoche
2014年9月1日修訂
達賴喇嘛當年成功出走真相──如何對中共的宣傳進行考證
作者：李江琳
來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16/04/blog-post.html
研究當代西藏史，最大的困難是史料不足，重建史實必須從收集散落在各種解密檔案、出版物、回憶錄、口述歷史中的資料和採訪親歷者做起。對於收集到的資料，第一步是考證其真實性。即使是親歷者或當事人的回憶，也會有記憶的錯誤，更何況西藏問題從產生起就是一個「高度敏感」的問題。為了掩蓋史實，中共宣傳部門，特別是「涉藏宣傳」部門幾十年來編造了許多謊言，這些謊言和宣傳性的文字，以及確實發生過的事件攪和在一起，讓有心瞭解史實的讀者一頭霧水。
一九五○年後的西藏當代史資料，大部分是中文資料，除了內部檔案以外，很多來自報刊書籍。分散在這些出版物中的歷史信息對重建史實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當年的這類出版物，全都是「黨的宣傳工作」的產物。宣傳工作是明確地為當下政治服務的，政治需要什麼，宣傳就怎麼配合。這就給研究者一個挑戰：既不能忽略這些出版物，又不能全盤相信、也不能全盤否定其中的信息，因此就必須對這些信息加以考證。這些年的研究過程中讀了大量的公開和內部的「涉藏出版物」，考證了無數歷史細節，期間有苦有樂，也有了一些心得。
從「劫持說」到「讓路說」
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達賴喇嘛出走後十天，新華社首次發表公報拉薩事件。這時候的中國政府需要對國際社會解釋，為什麼在中國政府和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後不到十年，中國中央政府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達賴喇嘛要離開拉薩出走？中國政府給出的理由是「劫持說」：達賴喇嘛被「叛匪」劫持到印度去了。
此時達賴喇嘛還在印度邊境附近，得知「劫持說」後，在逃亡途中於隆孜宗建立的臨時政府發表了一個聲明。按照西藏政府的慣例，達賴喇嘛以第三人稱的形式反駁「劫持」說。中國政府以此為理由，再次宣佈，達賴喇嘛是被劫持而出走的。達賴喇嘛到達印度境內第一個城市提斯普爾，大批世界各國記者已經在那裡等候多日，達賴喇嘛立即舉行記者會，解釋了他為什麼離開拉薩的理由。至此，對西方民眾來說，「劫持說」不攻自破。然而，中國民眾運氣沒那麼好，因為中國民眾所得到的信息，都是黨的宣傳部門自釀或者挑選出來，專門餵養中國人的。「讓路說」就是中國政府以後對中國民眾的解釋：達賴喇嘛要出走，中國政府寬宏大量，就讓出一條路來讓他走。這個說法至今散佈於各類資料中。
「讓路說」是怎麼讓的路
「讓路說」是專門為中國民眾打造的「史實」，然而，達賴喇嘛從拉薩到印度的這條步行兩周的路是怎樣「讓」的？我至今沒見到過相關報告、命令等，與「讓路」有關的細節全來自於回憶錄一類的資料。
比較權威一點的是原西藏軍區參謀長李覺的回憶，他說達賴喇嘛一行渡拉薩河的時候，解放軍的大炮已對著河灘，但是中央沒有命令，所以沒有開炮，只是看著他們驚慌地渡河。這段回憶說得很具體生動，可是問題就在這具體生動上：一九五九年三月，李覺並不在西藏，當時他在青海金銀灘，負責建造「原子城」。他的「回憶」只能是對道聽途說的「回憶」。這樣的資料在正式編纂的官方史書如《解放西藏史》，或者官方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輯的資料集裡多次出現，都是互相循環引用。歷史研究者在重建史實的時候有一句行話：魔鬼藏在細節中。把「聽說」的「回憶」當原始史料拿出來的時候，就靠研究者對細節的熟悉來辨別，就像鑒定古董和贋品。鳳凰網有一篇文章說得非常具體：「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那個夜晚，月明星稀，達賴等人在拉薩河北岸沙灘上準備渡河時，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率部早已將大炮對準了他們，只要炮一響，這幫人沒有一個能活著離開拉薩河畔。」這段話連語句都和李覺的回憶錄相似，作者不知道的是，張國華那個時候根本就不在拉薩。
二○○八年以後，出現了一些「親歷者」的回憶，然而這些「親歷者」的話錯得過分，使得他們的「親歷」也不可信。二○一六年北京東博文化研究院的文章：「據一九五九年參加平叛飛行員回憶達賴出逃時，總參作戰部和空軍不僅有圖─四遠程重型轟炸機偵察、定位、指揮、引導和轟炸，在瞄準鏡中幾次發現由親戚隨從奴隸輜重陪伴的達賴穿著黃袍渡河和行走，但命令不許轟炸。更有計劃派傘兵分隊乘六架伊爾十二，每機三十人，在六千米高度戴氧氣面罩、飛機發動機進行五分鐘『二次增壓』來高原跳傘，在約四千八百米的樟木口岸山埡口截住達賴退路，粉碎美國CIA策劃出逃陰謀。」這段資料由於提到了達賴喇嘛的穿著、CIA和樟木口岸，很容易找相關史料印證而斷定那是全盤的偽造。
「不再有準確的情報來源了」
以親歷者身份的回憶中，有個名叫王聖文的前飛行員的回憶。這人當年是圖──四轟炸機的駕駛員，聲稱自己某次執行任務時，親眼看到一行人正在渡雅魯藏布江，其中有個穿黃衣服的人，但得到命令不准轟炸。他說，後來張國華告訴獨立四團參謀長趙吉星，圖──四在空中看到的，地面上「穿黃衣服的就是達賴」，報告中央，中央說不炸。然而，有照片為證，達賴喇嘛易裝出走時穿的不是黃衣服。還有一些回憶，把飛機在達賴喇嘛一行上空來回盤旋說得頭頭是道，卻很容易根據達賴喇嘛本人和同行者的回憶錄提供的信息來證偽。
相對來說，原西藏軍區張向明二○○六年自費出版的回憶錄，沒有經過宣傳部門審查刪改，是作者晚年「留此存證」的文字，可能比較真實，他說：「從三月十日到十五日，我們對達賴的情況還能掌握到，從十六到十七日這兩天，我們就沒有能夠接近達賴的人了。所以對達賴三月十七日的出逃，我們不再有準確的情報來源了。」
事實上，達賴喇嘛為是否出走而多次徵詢乃穹神諭，而神諭是在三月十七日下午才要達賴喇嘛當晚出走。所以，達賴喇嘛的出走決定是非常突然的。出走後頭兩天，西藏工委根本就不知道，自然也就談不上攔截或讓路。所謂「讓路說」至今沒有可靠史料佐證。
毛澤東確實說過，達賴喇嘛出走也沒什麼了不起。對於共產黨要在西藏實行佔領加改造的計劃，達賴喇嘛是否在他們手裡不會影響計劃的實行。但是，毛澤東沒有那樣的慈善，也沒有那樣的計謀要「讓路」把達賴喇嘛放出去。否則，毛澤東和軍委後來就不會下令務必不能讓班禪喇嘛出走，要把班禪喇嘛掌握在手裡。達賴喇嘛當時的內外影響力比班禪喇嘛大得多，把達賴喇嘛留住，遠勝於留住班禪喇嘛。只是，達賴喇嘛的成功出走，打破了毛澤東和北京的預期，他們或許沒想到，對於北京來說，出走印度的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如今已經成了一個「核心問題」。
來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16/04/blog-post.html
研究當代西藏史，最大的困難是史料不足，重建史實必須從收集散落在各種解密檔案、出版物、回憶錄、口述歷史中的資料和採訪親歷者做起。對於收集到的資料，第一步是考證其真實性。即使是親歷者或當事人的回憶，也會有記憶的錯誤，更何況西藏問題從產生起就是一個「高度敏感」的問題。為了掩蓋史實，中共宣傳部門，特別是「涉藏宣傳」部門幾十年來編造了許多謊言，這些謊言和宣傳性的文字，以及確實發生過的事件攪和在一起，讓有心瞭解史實的讀者一頭霧水。
一九五○年後的西藏當代史資料，大部分是中文資料，除了內部檔案以外，很多來自報刊書籍。分散在這些出版物中的歷史信息對重建史實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當年的這類出版物，全都是「黨的宣傳工作」的產物。宣傳工作是明確地為當下政治服務的，政治需要什麼，宣傳就怎麼配合。這就給研究者一個挑戰：既不能忽略這些出版物，又不能全盤相信、也不能全盤否定其中的信息，因此就必須對這些信息加以考證。這些年的研究過程中讀了大量的公開和內部的「涉藏出版物」，考證了無數歷史細節，期間有苦有樂，也有了一些心得。
從「劫持說」到「讓路說」
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達賴喇嘛出走後十天，新華社首次發表公報拉薩事件。這時候的中國政府需要對國際社會解釋，為什麼在中國政府和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後不到十年，中國中央政府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達賴喇嘛要離開拉薩出走？中國政府給出的理由是「劫持說」：達賴喇嘛被「叛匪」劫持到印度去了。
此時達賴喇嘛還在印度邊境附近，得知「劫持說」後，在逃亡途中於隆孜宗建立的臨時政府發表了一個聲明。按照西藏政府的慣例，達賴喇嘛以第三人稱的形式反駁「劫持」說。中國政府以此為理由，再次宣佈，達賴喇嘛是被劫持而出走的。達賴喇嘛到達印度境內第一個城市提斯普爾，大批世界各國記者已經在那裡等候多日，達賴喇嘛立即舉行記者會，解釋了他為什麼離開拉薩的理由。至此，對西方民眾來說，「劫持說」不攻自破。然而，中國民眾運氣沒那麼好，因為中國民眾所得到的信息，都是黨的宣傳部門自釀或者挑選出來，專門餵養中國人的。「讓路說」就是中國政府以後對中國民眾的解釋：達賴喇嘛要出走，中國政府寬宏大量，就讓出一條路來讓他走。這個說法至今散佈於各類資料中。
「讓路說」是怎麼讓的路
「讓路說」是專門為中國民眾打造的「史實」，然而，達賴喇嘛從拉薩到印度的這條步行兩周的路是怎樣「讓」的？我至今沒見到過相關報告、命令等，與「讓路」有關的細節全來自於回憶錄一類的資料。
比較權威一點的是原西藏軍區參謀長李覺的回憶，他說達賴喇嘛一行渡拉薩河的時候，解放軍的大炮已對著河灘，但是中央沒有命令，所以沒有開炮，只是看著他們驚慌地渡河。這段回憶說得很具體生動，可是問題就在這具體生動上：一九五九年三月，李覺並不在西藏，當時他在青海金銀灘，負責建造「原子城」。他的「回憶」只能是對道聽途說的「回憶」。這樣的資料在正式編纂的官方史書如《解放西藏史》，或者官方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輯的資料集裡多次出現，都是互相循環引用。歷史研究者在重建史實的時候有一句行話：魔鬼藏在細節中。把「聽說」的「回憶」當原始史料拿出來的時候，就靠研究者對細節的熟悉來辨別，就像鑒定古董和贋品。鳳凰網有一篇文章說得非常具體：「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那個夜晚，月明星稀，達賴等人在拉薩河北岸沙灘上準備渡河時，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率部早已將大炮對準了他們，只要炮一響，這幫人沒有一個能活著離開拉薩河畔。」這段話連語句都和李覺的回憶錄相似，作者不知道的是，張國華那個時候根本就不在拉薩。
二○○八年以後，出現了一些「親歷者」的回憶，然而這些「親歷者」的話錯得過分，使得他們的「親歷」也不可信。二○一六年北京東博文化研究院的文章：「據一九五九年參加平叛飛行員回憶達賴出逃時，總參作戰部和空軍不僅有圖─四遠程重型轟炸機偵察、定位、指揮、引導和轟炸，在瞄準鏡中幾次發現由親戚隨從奴隸輜重陪伴的達賴穿著黃袍渡河和行走，但命令不許轟炸。更有計劃派傘兵分隊乘六架伊爾十二，每機三十人，在六千米高度戴氧氣面罩、飛機發動機進行五分鐘『二次增壓』來高原跳傘，在約四千八百米的樟木口岸山埡口截住達賴退路，粉碎美國CIA策劃出逃陰謀。」這段資料由於提到了達賴喇嘛的穿著、CIA和樟木口岸，很容易找相關史料印證而斷定那是全盤的偽造。
「不再有準確的情報來源了」
以親歷者身份的回憶中，有個名叫王聖文的前飛行員的回憶。這人當年是圖──四轟炸機的駕駛員，聲稱自己某次執行任務時，親眼看到一行人正在渡雅魯藏布江，其中有個穿黃衣服的人，但得到命令不准轟炸。他說，後來張國華告訴獨立四團參謀長趙吉星，圖──四在空中看到的，地面上「穿黃衣服的就是達賴」，報告中央，中央說不炸。然而，有照片為證，達賴喇嘛易裝出走時穿的不是黃衣服。還有一些回憶，把飛機在達賴喇嘛一行上空來回盤旋說得頭頭是道，卻很容易根據達賴喇嘛本人和同行者的回憶錄提供的信息來證偽。
相對來說，原西藏軍區張向明二○○六年自費出版的回憶錄，沒有經過宣傳部門審查刪改，是作者晚年「留此存證」的文字，可能比較真實，他說：「從三月十日到十五日，我們對達賴的情況還能掌握到，從十六到十七日這兩天，我們就沒有能夠接近達賴的人了。所以對達賴三月十七日的出逃，我們不再有準確的情報來源了。」
事實上，達賴喇嘛為是否出走而多次徵詢乃穹神諭，而神諭是在三月十七日下午才要達賴喇嘛當晚出走。所以，達賴喇嘛的出走決定是非常突然的。出走後頭兩天，西藏工委根本就不知道，自然也就談不上攔截或讓路。所謂「讓路說」至今沒有可靠史料佐證。
毛澤東確實說過，達賴喇嘛出走也沒什麼了不起。對於共產黨要在西藏實行佔領加改造的計劃，達賴喇嘛是否在他們手裡不會影響計劃的實行。但是，毛澤東沒有那樣的慈善，也沒有那樣的計謀要「讓路」把達賴喇嘛放出去。否則，毛澤東和軍委後來就不會下令務必不能讓班禪喇嘛出走，要把班禪喇嘛掌握在手裡。達賴喇嘛當時的內外影響力比班禪喇嘛大得多，把達賴喇嘛留住，遠勝於留住班禪喇嘛。只是，達賴喇嘛的成功出走，打破了毛澤東和北京的預期，他們或許沒想到，對於北京來說，出走印度的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如今已經成了一個「核心問題」。
星期一, 4月 04, 2016
维吾尔在土耳其、叙利亚、阿富汗地区的反中国武装势力
作者：水谷尚子
译者：侍建宇、苏燕翎
来源: 自由时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975853
时间：2016-04-04 18:10:01
導讀：中國最凶猛的敵人—海外維吾爾武裝派系評析
作者：侍建宇（台灣中亞學會秘書長，現任教於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
備受爭議的中國《反恐法》已公布實施，儘管西方各國紛表關切，認為可能導致對各種公民自由的進一步限縮，但北京當局力排眾議，公安部反恐局長安衛星更明確指出，中國反恐主要針對「東突勢力」，亦即媒體所謂的「疆獨份子」，或企圖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或獨立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
強調以武裝行動推翻中國統治的維吾爾勢力，過去二十年來主要盤踞在中亞地區、阿富汗、土耳其與敘利亞，大致可分為四股派系：
一、已經式微的「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
該組織是一九九○年代末期在中亞最活躍的組織，受到蘇聯解體啟發，企圖透過武裝暴動在新疆建立世俗民族國家。但隨著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擴張，「上海合作組織」（SCO）成立後，遭哈薩克與吉爾吉斯政府合力圍剿，被迫轉進土耳其或歐洲，併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世維會），甚至成為骨幹，改以和平自決方式訴求新疆未來命運。
二、組織總部設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東突教育互助協會」
該組織以伊斯蘭宗教號召，規模擴張極為快速，並將土耳其維吾爾青年送往敘利亞接受軍事訓練，希望將來以武力手段打回新疆，建立「東突伊斯蘭國」。
該組織發起人亞甫泉因嫌隙而與隸屬阿富汗「開打」組織的「東突伊斯蘭黨」分裂，流亡至土耳其。中國官方一直稱呼「東突伊斯蘭黨」為「東突伊斯蘭運動」，但亞甫泉親口表示此乃誤植，因為北京當局可能不清楚這些組織間的關係，就把不同組織集體稱為「東突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
三、遷徙到敘利亞的「突厥伊斯蘭黨」
該組織其實就是阿富汗反恐戰爭時期的「東突伊斯蘭黨」，由於開打首腦賓拉丹遇刺，阿富汗開打勢力敗退，突厥伊斯蘭黨部分成員流竄加入敘利亞開打分支，成立「勝利陣線」（努斯拉陣線），人數超過兩千，成為敘利亞反政府軍的一支。一旦敘利亞內戰平息，有實戰經驗的突厥伊斯蘭黨很可能回流新疆，造成動盪。
四、伊斯蘭國的維吾爾外國戰士
投奔「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從官方的數百人，到民間的數千人之眾，就連多少人戰死沙場，也眾說紛紜。他們素質良莠不齊，相關資訊混亂，可以確定的是他們都受到「遷徙聖戰」感召，為建立跨界伊斯蘭國而努力，與東突伊斯蘭黨及突厥伊斯蘭黨格格不入。
由於東突伊斯蘭黨與開打結盟，中國成功將「東伊運」列入聯合國認定的恐怖組織，這也是後來中國長期都以「東伊運」做為維吾爾武裝勢力統稱的背景。儘管這些武裝組織都戮力在新疆建立東突國，但其政治理念仍有頗大差異：有世俗與宗教之分、立即反攻與養精蓄銳之別、宗教理想與民族主義何者為先之爭。
水谷尚子是日本當前研究海外維吾爾民族運動最重要的學者，我將她詳述維吾爾武裝勢力支派源流與發展現況的專論〈ウイグル人の反中レジスタンス勢力とトルコ、シリア、アフガニスタン（維吾爾在土耳其、敘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譯為中文，並導讀引介，以饗台灣讀者。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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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吾爾在土耳其、叙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
原著：水谷尚子
譯者：侍建宇、蘇燕翎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前言
根據2015年1月21日《環球時報》報道，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與馬來西亞內政部長扎希德提及﹕「300多名中國人以馬來西亞作為中轉站，前往第三國，再進入敘利亞或者伊拉克參加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隸屬中共宣傳喉舌人民日報社，新聞論述口徑充滿民族主義情緒。孟宏偉說的「中國人」，就是原籍新疆的維吾爾人。維吾爾人屬於突厥族，大多為穆斯林，他們的居住地新疆在18世紀後期被大清帝國吞併。維吾爾人的語言、文化及宗教均不同於中國主體漢族，也因此，維吾爾人的認同混淆，難以融入中國社會，近年不斷爆發反政府行動。另外也由於近年中國政府不輕易向維吾爾人發放護照，他們於是不惜鋌而走險，經由與中國接壤的東南亞國家，向外偷渡，逐漸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
就像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說的，的確是有維吾爾族人經由馬來西亞進入伊斯蘭國 ，但是情況更為複雜。
從中國外逃維吾爾人，大多並不想進入伊斯蘭國，而是希望在土耳其定居。對突厥族系的維吾爾人來講，語言和宗教習慣，都跟土耳其人相似；土耳其人也認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附近就是突厥族的發源地，所以也同情，並實際接收許多外逃的維吾爾人。安卡拉Hacettepe大學的維吾爾族教授艾克林(Erkin Ekrem)稱「在土耳其，約有三萬維吾爾族人。」這個統計數字與10年前相比，數目大概急增兩萬。
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300名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的說法，其實不是真實數據，應該是暗示伊斯蘭國正培養大量「維吾爾人成為國家分裂主義者、恐怖分子」，操弄國際社會的認知印象。事實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相對並不多，大部分維吾爾聖戰士都加入勝利陣線和自由敘利亞軍，站在與伊斯蘭國敵對的陣營。土耳其政府也在南部邊境拘捕或監禁那些嘗試潛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但是中國官方並沒有提及這樣的發展態勢。
我長年觀察並多次到訪土耳其維吾爾社群，訪問維吾爾伊斯蘭宗教領導者，並調查前往勝利陣線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以及以政治獨立為目標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東伊黨)、「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突伊黨)」各種勢力，親眼目睹他們實際情況。
一、進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
2015年2月26日，我在facebook上發現一名自稱活躍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他用維吾爾語表達個人見解，但帖文很快被刪除。我的助理幫忙翻譯內容，概括出他們當時發展的情況，引文大致如下﹕
「 突伊黨所在的位置，並不屬於伊斯蘭國控制地區。突伊黨的沙姆分支(叙利亞分支)，以及其他地區的分支，理應盡快承認伊斯蘭國。…..相對民族主義，我們更重視伊斯蘭主義，並推崇哈里發制度，最後伊斯蘭國的聖戰士會解放東突厥斯坦。」
從這個自稱「伊斯蘭國維吾爾聖戰士」的帖文可以得知︰① 維吾爾反中武裝組織「突伊黨」(由東伊黨衍生的組織，容後再述)跟伊斯蘭國關係對立。② 突伊黨的大突厥民族主義與伊斯蘭國鼓吹建立的伊斯蘭遜民派哈里發制度，是兩種矛盾的思想。③ 信仰伊斯蘭的海外維吾爾人在土耳其大致形成四種勢力；突伊黨、東伊黨、要求與突伊黨保持距離的人(他們反對在叙利亞進行軍事訓練)、以及伊斯蘭國的支持者。
伊斯蘭國前身原是極端伊斯蘭「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他們曾綁架殺害前往伊拉克旅行的日本青年香田證生。頭目扎卡維於2006年美軍空襲中喪生，其後宣稱巴格達迪為哈里發，並改名為「伊拉克伊斯蘭國」重新活躍。本來只是中東一個地區組織，近年卻能迅速吸引維吾爾人與其他各國穆斯林年輕人，最主要的原因是伊斯蘭國提出「恢復哈里發制度，讓伊斯蘭遜尼派國際化」。他們強調遜尼派較其他教派優越，需要打破現有國家及國民的界線，重新建立哈里發統治下的新世界。這個制度從類比的角度來說，非常百年前蘇聯提出的共產主義下的平等、團結，年輕人嚮往而進入蘇聯，就像現在穆斯林青年相繼加入伊斯蘭國。
甚麼樣的維吾爾人會加入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2015年2月5日報道﹕「過去6個月內，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先後處決120名外籍戰鬥人員，多數是試圖逃離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作戰成員，其中包括3名來自中國的『東突』成員。」根據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安全官員向《環球時報》透漏，「3人當中有1名年輕人，來到土耳其不久，便潛入叙利亞加入伊斯蘭國。但對當地現實感到失望，想逃回土耳其讀大學。沒想到他的利比亞戰友立即向上級報告，於是他就被逮捕審判並槍決。另2名中國籍武裝成員是2014年12月底在伊拉克境內與其他來自6個國家的11名成員被集體斬首，罪名是叛國」。
土耳其定居的維吾爾人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aziz)講述前往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特質。「正如《環球時報》報道，許多青年事前並不瞭解，隨便就加入伊斯蘭國，然後對現實又感到失望，又逃離不了。但是，我認為中國現在實行的『內地新疆初中．高中班 (新疆班，維吾爾人稱之為內地班)』制度存有弊端，也促使維吾爾青年外逃加入伊斯蘭國。」
中國政府由2000年推動「內地新疆班」，針對母語不是漢語的維吾爾中學學生，離開新疆，選拔送往其他內地省份受教育，徹底熟悉漢語學習環境，以便將來進入大學後，不會有語言障礙。當然，維吾爾人不習慣漢人社會，身分認同也不清楚，中共也可以利用這個新疆班制度，讓他們自然改變身分認同。阿布都拉阿濟茲說明﹕「過去維吾爾人總是在家悄悄口頭傳述自己的民族史，例如他們曾經如何抵抗中國、反抗運動怎樣被中國政府打壓。但是小孩正值青春期就離開父母，長期在遠方求學，便失去了學習維吾爾歷史知識的機會。新疆以外的中國省份的網絡限制相對不嚴，年輕學生很容易接觸伊斯蘭激進分子的網站，也很容易被鼓動而被極端思想影響。他們沒有在新疆參與反政府活動，也沒有任何入獄經驗，但能夠講流利的漢語，較一般新疆境內維吾爾人容易取得護照。於是借前往海外留學為名，出國後很多直接加入伊斯蘭國。他們也不會去接觸其他海外流亡團體，海外維吾爾流亡團體也沒辦法掌握伊斯蘭國維吾爾青年的情況。」
在「內地新疆班」制度下，也有知道自己是少數民族身份的維吾爾青年，在漢人社會感受到不平等對待，但身邊又沒有可以傾訴心事的朋友，生活孤獨不安，只好逃進網絡社交媒體的世界，很類似那些歐洲伊斯蘭青年加入伊斯蘭國的處境。2015年3月23日美國ABC新聞報道，印尼警方於2014年9月蘇拉威西島波索拘捕了4名維吾爾人，他們從網絡聯繫支持伊斯蘭國的印尼極端組織「東印尼神聖戰士(MIT)」。從報道刊登的照片來看，他們看似十分年輕。
維吾爾人在伊斯蘭國內佔有甚麼位置？
2015年1月26日，在美軍的空襲幫忙下，庫爾德部隊成功從伊斯蘭國手上奪回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的主要居住地科巴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維吾爾人社群流傳，在這場戰鬥中，率領伊斯蘭國的是維吾爾部隊。伊斯蘭國部隊的隊長名叫努爾敦(Norden Demorra)，大概40多歲，妻子及3個孩子住在伊斯坦堡，據傳在戰役中被庫爾德部隊捕獲拘禁。這個消息是努爾敦的下屬打電話給他的妻子才得知，隊長後來的命運生死未卜。
阿布都拉阿濟茲表示，「在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一直作為實戰中的先鋒『子彈』戰鬥，努爾敦大概是在戰爭中陣亡，卻報道為被拘禁。」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部隊其實與其他參與敘利亞內戰的維吾爾人可能互相殘殺，因為他們已經在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邊境對壘，也就是直接衝擊自由叙利亞軍、勝利陣線的維吾爾人部隊和訓練基地。
二、甚麼是「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不同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青年，在自由敘利亞軍和勝利陣線接受戰鬥訓練的維吾爾人，他們經由突伊黨、東伊黨的關係管道，有計劃有組織地將送入敘利亞，規模應該比伊斯蘭國維吾爾人多。
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華春瑩在2015年2月13日舉行例行記者會時表示，「中國有一些恐怖勢力加緊與國際恐怖勢力勾連，不斷派員試圖通過非法管道赴敘利亞、伊拉克等戰亂地區參訓參戰，圖謀累積更多實戰經驗。」華春瑩的發言明顯就是指責中國恐怖勢力與突伊黨、舊有的東伊黨敘利亞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之間的聯繫。
在討論突伊黨是甚麼的問題之前，首先要介紹它的前身，東伊黨歷史。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是巴仁鄉事件的主謀則丁·玉素甫於1989年11月成立的組織名稱。「巴仁鄉事件」是1990年4月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陶縣巴仁鄉發生的大型武裝暴亂。為了鎮壓事件，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民兵集體出動，政府和暴亂分子雙方都傷亡慘重，則丁·玉素甫(死時26歲)亦在暴亂中被擊斃。
這個事件為日後中共對統治新疆、海外維吾爾流亡組織帶來多方面影響。例如發生巴仁鄉事件後，海外維吾爾人於1992年在土耳其成立並舉行「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會議」，也為日後成立「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簡稱世維會)」奠下基礎。
1990年代隨着蘇聯解體，中亞地區的突厥系各個民族紛紛獨立成為不同的民族國家。維吾爾人也渴望獨立，以巴仁鄉事件作起始，發起了許多反政府的暴動。然而全部都被中國當局鎮壓，其中在1997年2月的「伊寧事件」，傷亡數字更較巴仁鄉事件多。
1997年底，則丁·玉素甫的朋友艾山·買合蘇木、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伊司馬義一行三人偷渡到阿富汗的喀布爾，向塔利班的大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請求，希望可以收容維吾爾人。根據他們與阿富汗塔利班的協議，食宿、耕地及軍事訓練均由塔利班免費提供。在巴基斯坦宗教學校的維吾爾留學生，以及哈薩克斯坦的維吾爾商人，一起總共120人，首先在巴基斯坦集合，之後前往阿富汗的軍事訓練基地，接受訓練。三人為紀念則丁·玉素甫，將新的組織依舊命名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
艾山等人，並不是因政治逃亡而離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而是將阿富汗及巴基斯坦進行軍事訓練被視為「遷徙聖戰(Hijra)」。聚集起來的維吾爾人也宣稱自己成為聖戰士。所謂「遷徙聖戰(Hijra)」原來是指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因伊斯蘭教受到迫害，從麥加遷移到麥地那，進行的長征運動。
遷徙聖戰的傳統在20世紀前期也曾經發生。1933年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與和田地區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但不足半年就失敗，伊敏等人逃亡到印度領土克什米爾及阿富汗的邊境地帶。他們就曾經以旁遮普邦山地作軍事訓練的據點。
艾山等人寄居在阿富汗塔利班陣營期間，也有來自奧薩瑪·賓拉登率領的蓋達與埃及聖戰組織的阿拉伯人，維吾爾人開始交融接觸中東聖戰士。針對2001年911恐攻事件，美軍對喀布爾展開空襲前，許多維吾爾人已經在阿富汗接受軍事訓練。
美軍發動反恐戰爭後，空襲重挫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維吾爾聖戰上轉移到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避難，打算重整組織之際，2003年10月艾山在巴基斯坦軍方空襲中死亡。在此之前，伊司馬義更被烏茲別克斯坦當局拘禁，強制遣返中國，2005年11月被判死刑。最初與阿富汗塔利班達成合作協議的3人，唯一生存的只有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艾山與亞甫泉均來自喀什英吉沙縣，亞甫泉於1958年出生，艾山則比他小四歲。2人一起進入伊斯蘭宗教學校學經，1990年至1996年，他們同時入獄。他們兩人因為如何經營組織的相關議題產生爭執，亞甫泉最後選擇離開，並經由沙烏地阿拉伯、叙利亞、埃及進入土耳其，現在伊斯坦堡教維吾爾年輕一代讀誦古蘭經。
三、1990年代海外武裝組織的特徵—「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簡稱東突解)」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從1997年伊犁事件，到2001年911後反恐戰爭的這段期間，中亞地區主要存在兩個維吾爾人的武裝組織。第一個是艾山帶領的東伊黨，另一個是買買提明創建的東突解。買買提名出生在新疆和闐地區卡拉克什縣。而實際負責指揮東突解行動的是一個名叫阿布利米提 (Ablimit Tursun)的人。東突解的形成肇因於1997年的伊犁事件，他們曾經在哈薩克斯坦山區與克什米爾設有軍事訓練基地。
這兩個團體都強調武力反抗中共統治，在1990年代末期，東突解稍占優勢，受群眾支持的程度相近。起初兩個組織曾經互相合作，但是後來因為對聖戰的看法不同，出現嫌隙。買買提明原本在新疆的工作是一個劇本創作編輯，算是一個知識分子，通曉俄羅斯語、漢語。他的想法很理性，就是要建立一個政教分離的民主國家。他認為那些因為對抗中共統治而喪生的人，不能被等同於參加聖戰而犧牲的烈士。但是東伊黨的艾山卻堅持努力去建立一個以伊斯蘭法統治的國家，因此兩個組織開始不合對立。2007年我在伊斯坦堡訪問買買提明，他說「把人分成伊斯蘭教徒與異教徒，然後以宗教之名向異教徒發動戰爭，是不應該的。」
很多人想要促成這兩個組織繼續合作，但是都不成功。之前提到的亞甫泉，他則認為:「無論是建立一個民主國家，或是一個伊斯蘭國家，這都不是問題的核心。重點是這個國家必須是我們自己創建的，這個國家可以是民主國家、伊斯蘭國家、甚至是共產國家。這個國家必須是維吾爾人自己握有主權，甚至連國旗的樣式都不重要。」
這兩個組織的活動經費都是由中亞維吾爾商人所提供，但是那些商人大多不是自願捐助，而是被威脅勒索才不得不掏錢贊助，也因此引起不少反感。東突解在1998年走私偷運武器回新疆時，在中國與哈薩克斯坦邊境，也就是在伊犁地區交界處被查緝發現。而負責運送的嫌犯立即被逮捕投獄，後來組織逐漸瓦解凋零。這兩個組織勒索的金援有一大部分來自吉爾吉斯坦首都比什凱克的一個市場，但是那個市場在2000年一場大火全毀。於是金源消失，這也是組織衰敗的原因之一。
中國對中亞地區維吾爾武裝組織的活動非常關切，在2001年，便與中亞各國組建「上海合作組織」，目的就是要防阻維吾爾人在中亞地區進行軍事訓練，同時也斷絕新疆維吾爾人經由中亞向歐洲的偷渡路線，一旦發現違法偷渡者，立即遣返中國。從此之後，維吾爾人經由中亞的外逃路線斷絕，改由向東南亞逃亡。
2003年艾山死後，東伊黨的首領就由一個1990年代曾經與艾山合作過的軍人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接任，在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繼續帶領約100個維吾爾人軍隊。2001年美國發動反恐戰，使得很多人被迫離開中亞這個地區。那些原來計畫與中共進行武裝鬥爭的維吾爾穆斯林也開始遷出這個地區，前往土耳其。
在2002年，東伊黨內部開始有呼聲要改名，討論是否應該改稱「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土耳其的極右突厥民族政治派系宣稱意圖一統歐亞大陸上的突厥族國家，復興鄂圖曼帝國過去的榮景，這樣的大突厥思想呼應維吾爾獨立運動，造成他們往土耳其搬遷的另一個原因。歐洲歷史學家將沙俄版圖下的中亞稱作「西突厥斯坦」，而大清帝國領土下的中亞地區則稱作「東突厥斯坦」。但是土耳其民眾並不熟悉「東突厥斯坦」這個名稱的典故，他們很容易就將這個名稱聯想成「土耳其東部」，誤以為是東部庫德族聚居區。甚至以為東突運動是庫德族獨立運動，產生誤會。所以，後來改名成為突伊黨，英文簡稱TIP(Turkistan Islamic Party)。突伊黨的上下層級並不嚴謹，組織結構也不完整，只是一個寬鬆的認同標籤。突伊黨在敘利亞沙姆分支(al-Sham)，也有阿富汗分支，可是在土耳其並不設有分支，所以並沒有給土耳其政府帶來是否認可這個組織的麻煩。
2008年滯留在中亞地區的一名成員，名叫賽夫拉(Seyfullah)，他公開在網路上宣稱將破壞北京奧運活動。這個人在巴基斯坦2012年被美國無人飛機炸死。從此之後，留在中亞地區的突伊黨規模縮小，但是最近幾年由於從中國外逃的人員增加，這個地區的突伊黨成員似乎又有復活的傾向。
四、「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與敘利亞勝利陣線
東伊黨與突伊黨都有成員在敘利亞參與軍事行動與訓練。他們都突經土耳其，然後前往敘利亞，而他們參與活動形式分成兩種；一種人員是前往敘利亞參與軍訓，然後就離開。另一種人員則直接參戰，加入反抗軍與阿薩德政權的政府軍進行戰鬪。
在伊斯坦堡的Zeytinburnu區，我訪問過十幾個維吾爾人，他們都曾經參與，或現在想要前往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進行軍訓。他們的想法紀錄如下
「去哪個軍事訓練基地，參與哪個組織，所需要的費用與條件都不同。我們在2014年夏天，事前繳交仲介費用，5個月的訓練大約需要5百美元，然後整裝前往受訓。」
「經過土耳其南部Hatay地區，土耳其手機電波還可以接收到的地方，雙方用土國手機取得聯繫，然後跨境，由境外接待人員帶領，偷渡前往敘利亞。在軍事訓練基地，可以見到來自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的食品與日用品，上面寫著阿拉伯文，相信基地與這些國家都有某種聯繫。15-20人被編成一個小隊，進行軍訓。每天早上5點起床，隨即開始大約1小時的長跑訓練，然後再開始做祈禱早課。每週還會有1-2日在身上野外訓練求生技巧。也會在半夜緊急集合，然後開始急行軍，進行演習訓練。在軍事演習時，禁止使用行動電話，平常使用多為俄羅斯製的AK-47，除此之外，也見過M-16、M-4步槍，各種來自美國、埃及與中國製的武器。每天大約有4小時訓練使用武器，拆解、保養、射擊。每一餐飯都是自己烹煮。由於訓練疲累，每晚都很早就寢。訓練教官是維吾爾人，也有阿拉伯人用阿拉伯語教唱古蘭經。」
「我們在敘利亞與阿拉伯人對話時，由敘利亞當地少數民族的土庫曼人協助翻譯。土庫曼人的母語是突厥語，也通曉阿拉伯語，大致上溝通沒有問題。」
「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訓練基地，有來自各國志願參戰的戰士，訓練編組基本以國籍、語言進行編組區分，維吾爾人不會與其他國家人士混編。訓練設施與住宿也是分開，各組人員不准四處走動，更不允許、也不會與其他受訓戰士發生衝突。」
為什麼要離開中國，參加軍訓戰鬪，原因其實很多。有個維吾爾青年描述，他的情人在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失蹤、也有人說漢族移民來到後農地被徵收而無法繼續務農為生、也有人說留鬍子去私辦講經學校就被政府當成伊斯蘭激進分子無故逮捕、更有人因為收留政治犯的親戚而被警察監禁。他們感覺在政治與經濟生活上都受到中國政府壓迫，受到欺負，所以要進行遷徙聖戰(hijrah)，將來總會打回故鄉。他們認為依靠外國或聯合國去解決東突問題是不可能的。軍事訓練的目的就是要培養自己的實戰抵抗能力，為了光復家鄉「殉教」。
我問這些維吾爾青年，他們對「中國政府認為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是激進分子、恐怖份子」有甚麼看法，他們評論說「把我們標籤成恐怖份子只有兩種可能，那就是他們一方面無視於我們受的壓迫，另一種可能就是他們就是壓迫我們的人。我們反抗，但是我們不是恐怖份子，更不是甚麼宗教激進分子。我們都不拒絕跟你這個披著頭髮、穿著牛仔褲的異教徒女性談話，怎麼會是激進宗教恐怖份子?
但是庫特布(Sayyid Qutb)所寫的那本書《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目標》，這本書強調穆斯林要站出來、要為聖戰而不惜殉教。很多維吾爾青年就是讀過這本書，然後開始聯繫海外伊斯蘭組織，決定離開中國。這本書的作者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人物，被東突教育互助協會下的附屬單位：Sutuk Bugrahan基金會，翻譯並出版成維吾爾語，也在新疆秘密的流傳。
突伊黨也曾經出版埃及聖戰團思想家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Kadir Bin Abdulaziz)的阿拉伯語著作《符合伊斯蘭法的聖戰》，該書的維吾爾語翻譯版在2011年以「伊斯蘭之聲-宣傳中心」名義出版，強調不放棄用暴力破壞進行聖戰。自費出版時包裝厚實精美，印書費用應該非常昂貴，書籍並沒有取得ISBN(國際標準書號)。這本書的譯者其實就是東伊黨的首領，艾山死後的第三代領袖，曾經藏身於瓦濟斯坦的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埃及的原著者與東伊黨領袖都在阿富汗附近活動過，他們很可能相熟認識。很明顯翻譯這本書目的就是充實與中共武裝鬥爭的理論思想，然後影響維吾爾青年加入聖戰。
在2014年12月3日，在敘利亞不知名的某處地點，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30多歲的易普拉辛曼蘇爾(Ibrahim Mansour)接受土耳其一名叫艾爾多安記者的訪問，影片也上載到youtube。影片中，這個突伊黨的領袖說「我們的組織在2012年就開始派遣人員來到敘利亞」，「為了要打倒阿薩德政權，持續聖戰」。勝利陣線組建於2012年，當時突伊黨就參與其中。
勝利陣線是一個名叫阿布穆罕默德·阿者藍尼(Abu Mohammad al-Julani，後文簡稱阿布)創建。他是敘利亞人，原本隸屬於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由於敘利亞內戰爆發，他返國創建勝利陣線。剛開始敘利亞群眾礙於蓋達組織的惡名，多有嫌棄。但是相對於自由敘利亞軍所表現的貪婪腐敗，軍紀敗壞，勝利陣線卻以平價提供居民食物與日用品，軍風嚴謹，逐漸群眾取得信任擁戴。當伊斯蘭國得知這樣的發展情勢，開始宣稱勝利陣線來自伊拉克分支，系出同源，並在2013年片面宣稱合併。勝利陣線也因此分裂，有些人移往伊斯蘭國，剩下的另一批人則堅守陣地，繼續接受阿布的領導。伊斯蘭國固然得到很多外國戰士的支持，但是也有很多維吾爾人選擇留在敘利亞的勝利陣線，繼續與阿薩德政權戰鬥。由於伊斯蘭國的作風太過殘忍激進，2014年蓋達組織正式宣稱與伊斯蘭國斷絕關係。
有些居住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很反對加入勝利陣線與伊斯蘭國的作法。他們有人去過敘利亞做過生意，很瞭解當地人的過去與生活習慣。過去在敘利亞，穆斯林、基督徒、東正教徒可以混居生活，不同教徒間的關係非常良好。所以這些維吾爾人反對撒拉菲教派的極端聖戰主張，認為前往敘利亞參戰沒有好處。而且維吾爾人在家鄉也與其他民族在一起生活，他們認為不應該介入那些爭論。
突伊黨認為應該以伊斯蘭宗教立國，可是居住在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對於是否應該以伊斯蘭教作為國教的問題，並沒有一致的看法。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他認為「維吾爾人接受軍訓，就是要讓他們在面對敵人時，能夠冷靜應對。軍訓的最終目的是要準備回到東突厥斯坦發動聖戰」。如果要對抗中共政權，大部分的維吾爾人都應該具備一定程度的軍事知識。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對土耳其有一些期待，他說「土耳其歷史過去實踐哈里發制度，照顧很多穆斯林，我很期待土耳其人民能支持我們的聖戰。希望他們能提供武器，和我們並肩對抗殘酷的中共政權，趕走那些侵略者。穆斯林相互幫忙扶助是一種義務，土耳其人民在民俗宗教方面跟我們相仿，是我們的兄弟，希望他們能全力支持我們。」
在土耳其中部的開色利城(Kayserie)，設有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領導者是薩伊特(Seyit Tumturk)，他認為維吾爾聖戰士對土耳其政府與人民提出這樣無理的要求，實在令人驚恐。他說「那些從中國拼命外逃的每家維吾爾人，他們目的是為追求安定的生活，希望最後能被土耳其政府與社會所接受。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 3000多名維吾爾人順利取得土耳其國籍。突伊黨的說法其實對外逃維吾爾人有非常不好的影響。」
五、「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的和平路線
土耳其中部，開色利城郊東北部的機場附近，有一個維吾爾人聚居社區，大家都叫那個地方「突厥村」。1960年代，從中國大約有300名維吾爾人，經由阿富汗，在土耳其的援助下，被安置到這個地方。自從形成這個維吾爾人的村落，後來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都會先被安置到這裡，然後再慢慢尋求其他出路。
1990年代的外逃維吾爾人大多穿過新疆邊境，經過中亞地區，前往土耳其。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後，中亞國家開始遣返那些非法穿越國界的維吾爾人，這條路線變得不安全，也就斷掉。後來新興的外逃路線是經由東南亞，再前往最終目的土耳其。維吾爾人開始經由雲南、廣西壯族自治區，他們買通當地漢族蛇頭與警察，尋求指引，向外逃亡。那些決心外逃的維吾爾人會賣掉所有家產，隨身攜帶大量現金進行逃亡，也因此常常有人在逃亡途中引起蛇頭與警察的覬覦，被騙光家財。但是別無他法，想要外逃就必須擔此風險。
開色利城的維吾爾人社群在1960年代成立「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一直對外逃維吾爾人進行安置照護的工作。現在這個組織的會長薩伊特，他是土耳其維吾爾的第二代，他的父親在1961年從新疆莎車來到土耳其開色利。薩伊特說「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事件發生後，大約有7000名維吾爾人逃到土耳其。」我於是追問「這個是土耳其官方認可發布的數字?」薩伊特回答說「土耳其政府為求避免刺激中國政府，不會公開真實統計數字。這個數字是從安置照護的外逃者數目，進一步估算出來的。」薩伊特憤怒地說「這樣的情況很奇怪，我也不希望大量維吾爾人離開祖國，外逃到土耳其。無論貧富賤貴、知識分子、還是販夫走卒，大家都外逃。新疆生活沒有自由，人們活不下去，中國政府應該負全責。」
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剛開始設有一些簡陋宿舍，房間內有上下床舖，暫時免費提供外逃者安身，然後思索出路。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之前，安置的床位算是充裕，但是之後數年就不敷使用。於是建請開色利市政府幫忙應對，面對激增的外逃維吾爾人，於是位於城市西北方原來要拆除的十棟警察公寓就暫借當成收容所，可以容納大約1000人。但是房舍還是不夠，有時需要兩個家庭合住一個公寓。2015年2月在那裏也開辦學校，教土耳其語與可蘭經，也為小朋友開辦維吾爾語課程。
薩伊特也擔任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副主席，他與當地土耳其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也顯示出他的政治手腕，調和當地政府與不同的非政府宗教組織的關係，不要互相制肘，有助於救濟外逃維吾爾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要的活動在美國華盛頓，在歐洲與日本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在土耳其並沒有設立辦事處，當地人知道的並不多。
六、世界上最大的維吾爾伊斯蘭宗教組織--「東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協會」(簡稱東突教協)與維吾爾媒體
東突教協座落在伊斯坦堡市中心，電車Capa車站附近，目前在中東地區與土耳其的支持者急遽增加，協會活動頻繁。如果從支持率與志工參與程度來論，這個協會可說是最大規模的海外維吾爾人組織。
2001年美國空襲阿富汗時，一些在巴基斯坦、中亞與中東地區的維吾爾宗教學生，大約共有100多人，宣稱「返回中國便被視為恐怖份子」為由，遷入土耳其。2006年這群宗教學生成立東突教協，而協會的主要領導成員對於伊斯蘭教義都造詣頗深。協會會長習代耶(Hidayet Oguzhan)在巴基斯坦拉合爾旁遮普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Lahore-Pakistan) 完成伊斯蘭碩士課程。協會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Ablikimhan Mafsum)曾經在埃及開羅大學攻讀伊斯蘭哲學。協會的財源則為支持者贊助，職員有25人，並有其他兼職與志願工作者多人。
協會的宗旨在促進團結，調和各個不同立場的維吾爾穆斯林，無論是溫和派、激進派、理論派、抑或是武鬥派，都能集合到一起。幫助初來土耳其的維吾爾人適應環境，申請居留權與國籍，並團結眾人向中共抗議施壓。每個週末都會請學者與資深記者前來演講座談，並在協會總部與各地支部教導小朋友學習母語史事，同時出版發行維吾爾語、以及歷史教科書。也在伊斯坦堡三個維吾爾人聚集較多的區域，開設學齡前，適合4-6歲兒童的幼稚園。
1950-60年代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老一代曾經反對東突教協會的成立。反對最力的就是貝金(Riza Bekin)。中共佔領新疆時，貝金逃出，後來也曾加入土耳其軍隊，立有戰功。他認為新一代維吾爾人已經習慣土耳其世俗化的社會，現在高喊以伊斯蘭宗教來團結他們，成立這樣的組織其實是危險的。
東突教協主席習代耶出身於喀什的一個從商富裕家庭，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旁遮普語、波斯語與英語。中國《環球時報》在2013年8月1日曾批評東突教協支持恐怖主義，並派遣一些人前往敘利亞進行軍訓。我曾經詢問東突教協主席怎麼看待這個批評，他回答說「我可以肯定地說，協會沒有做那樣的事情。維吾爾人很單純善良，但是也比較無知。如果想要得到他國的支持，就只能聽命於那些政府與勢力。的確有一些維吾爾人透過網路，也受到一些阿拉伯人的影響，前往伊斯蘭國，不再以故鄉為第一優先進行考量，本末倒置。」
東突教協花費很大工夫在經營網路電視台，就是「獨立者電視台」(istiqlaltv)，以及「斯達電視台」(sadatv)。目的就是要透過穆斯林宗教身份，來探討維吾爾的問題。2007年開始播放，現在也設有一個設備齊全的攝影棚。獨立者電視台節目的內容多為探討民族、伊斯蘭教義問題的講座，而斯達電視台則著重提供文娛節目，兩者節目內容有所區隔。獨立者電視台向全世界維吾爾人傳授伊斯蘭教義，在網路上提供影片，同時也有文章與報導資料可以閱讀。
獨立者電視台與網站的第一任台長出身和闐，名叫阿布都瓦歷斯(Abduwalis Abduhalik)，曾經在葉門留學，通曉阿拉伯語。現在的台長是阿布都拉哈特(Abdulahat Er)，來自喀什，2015年曾經對他進行訪問，當時35歲。他曾經在巴基斯坦伊斯蘭馬巴德的國際大學攻讀伊斯蘭教法與電腦科學，他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英語。他也在自由亞洲電台的伊斯坦堡分站負責研究工作。外表沒有蓄鬚，穿西服，說話頗為沉穩的一個男人。
在土耳其有一個中國資助的FM電台，名叫方向廣播電台(Yon Radyo)，每天早午晚各播放一次，每次持續一個半小時，是由土耳其的極左政治團體所營運。在2009年7月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開播，以土耳其語與維吾爾語進行廣播，針對的是當地土耳其與維吾爾聽眾，節目中頗多政治宣傳，討論像是「如何讓維吾爾人在中國幸福生活」這樣的問題，有時也會播放中文講座。獨立者網路電視台的網站主要以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撰寫，英語與漢語的資料很少。台長阿布都拉哈特也說「只用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播放內容，不能期待有多大的影響。要讓世界更多人知道維吾爾的問題，就需要用英語與漢語來傳播，可是問題是我們電台網站的資金與人力都不足。」
七、恐怖分子、還是政治難民? – 泰國的維吾爾難民
2014年3月8日一架由馬來西亞吉隆坡飛往中國北京的馬航飛機失蹤。開始大規模搜尋飛機墜落的殘骸，同時也因此在東南亞山區發現大批從中國偷渡外逃的維吾爾人。他們由中國南部邊境偷渡，經由泰國、馬來西亞，逃往土耳其。
大約有400的維吾爾人非法入境泰國而被拘禁超過一年。其中婦孺173人，在2015年6月30日被送往土耳其伊斯坦堡。而其他超過15歲的成年男性，則不准離開。這些婦孺到達土耳其後，暫時被安置在開色利城。
這些外逃維吾爾人被長期拘留有幾個原因。
一個住在伊斯坦堡，自稱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副主席，名叫艾爾金(Erkin Aziz)的人，他在泰國向那些難民派發象徵伊斯蘭國的黑旗，並建議他們貼在被拘留的住所，於是引起泰國政府的注意。東南亞原來就有信仰伊斯蘭教的羅興亞族難民問題，大家對於相關問題非常敏感。艾爾金在當年3月，也曾經在土耳其勸說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被土耳其警察拘捕進行訊問調查。
土耳其接收那些難民的一週後，大約是7月8日，當時還被泰國政府拘禁的109名維吾爾男人，以及19名女人，都被遣返回中國。當時中國公安部把那些遣返的維吾爾人都稱作恐怖份子，讓他們穿著背有編號的囚服，戴著頭套，在飛機上，每兩名警察分坐兩旁，押解一名遣返者。他們被粗暴地壓解下飛機，透過電視向世界各地傳播。
7月12日泰國政府又釋放8名婦孺前往土耳其。我得知後，立即著手安排，在他們抵達土耳其的當天就進行訪談。內容如下：
「我先看到土耳其迎接170名維吾爾人，之後又看到100多名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所以當警察告訴我要送往土耳其，真的很令人難以相信。當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時，泰國警察說『那個A先生會跟你們一起走，A先生是一名照顧我們的維吾爾男人。他已經跟泰國女人結婚，住在曼谷很長一段時間。』這些話其實是騙我們，要我們安心，所以當時他們才離開拘留住所。後來發現很可能我們也要被遣返中國時，怕被騙，『我們下定決心不走，除非土耳其的外交官來接我們』。後來他們真的讓土耳其外交官來住所，我們才放心一起走。那些被遣返到中國的維吾爾人，現場有人打電話告訴我們，女人被要求現場脫衣換上囚服，而有些男人當場也嘗試反抗。但是，之後他們的電話就被沒收無法接通了。」
就像中國政府發布的消息一樣，那些從泰國遣返的維吾爾人，真的是「恐怖分子」嗎?在遣返之後兩個月，也就是2015年9月，我在伊斯坦堡見到一個男人，他說「我的兒子與媳婦都被遣返」。那個人就是東突教協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他說「我的兒子與反政府運動毫無關係，可是我的兒子被視為恐怖份子，被遣返回中國。」他繼續說：「我在1990年代開始參加反政府運動，被遣返的兒子是在我坐牢時出生的。中國政府當時為求傷害我，不讓那個兒子跟我的姓名註冊戶籍。所以小孩是『黑戶』，沒有戶籍，所以當然也沒辦法申請護照，只能徒步越過邊境。我出獄後不久就逃離中國，只跟那個孩子一起生活過3個月。因為沒有戶籍，沒辦法上學。也因此他就變成一個文盲。兒子娶了媳婦，生了兩個小孩(各為1歲、2歲)，7月時兩個小孩托給其他人帶來土耳其，現在由我照顧養育他們。我連媳婦都沒見過，兒子與媳婦現在因我的緣故受到遣返，真是令人悲痛。我現在已經有土耳其的國籍，如果他們能來，應該也能很快辦理，取得土耳其國籍。」
結語
曾經參加東伊黨，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參加軍訓與實地戰爭經驗的維吾爾人，他們是屬於40-60歲那個世代。現在前往敘利亞接受軍訓的維吾爾人則多為20-30歲的年輕人。經歷過阿富汗戰爭的那一代常常說「在1990年代，對抗中共統治的反抗運動就是襲擊彈藥庫，可是搶到武器後卻不會操作，所以總要懂得一些基本軍事知識。」這個想法現在就落實在現在新一代的年輕人身上。
911事件後，中國利用美國進行全球反恐戰爭，在2003年第一次發布維吾爾恐怖份子名單，其中也列有東伊黨的首領，也就是前文提過的亞甫泉。對於「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講法，他總是嘲笑批評。亞甫泉說「中國說我們是國家分裂分子，可是我們的故鄉/國家原本就不屬於中共，我們才是一直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失地，這有甚麼不對，正義站在我們這一邊。」「『東突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在2002年被美國認定成恐怖組織，可是實際上沒有東伊運這個組織，我們是東伊黨，但不是恐怖組織，是革命組織。」突伊黨與土耳其極右勢力，他們的理想是建立泛突厥斯坦。另外還有一些支持伊斯蘭國哈里發制度的維吾爾人，亞甫泉與他們都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亞甫泉總是強調「我們的真正敵人是中共。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一個突伊黨的領袖，名叫努爾買買提(Nur Memet)，人們常叫他「小賽福拉Seyifullah」， 他在2015年8月6日收到兒子戰死的消息。9月我見到他時，他的手機背景畫面就是他兒子的相片，他跟我說「就算犧牲，也不能放棄聖戰的路」。在敘利亞的這支維吾爾部隊，在2015年9月再次幫助反抗軍，從阿薩德政府軍手中奪回伊得力甫(Idlib)的機場。10月時，也跟隨反抗軍一直遭受俄羅斯戰機轟炸。11月因為俄羅斯空襲，當地維吾爾武裝部隊超過30人「殉教」。透過網路影像公開的影像，可以發現突厥伊斯蘭黨在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的確不少。
隨著越來越多維吾爾人參與戰爭，死亡人數也逐漸攀高，他們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可是同時在伊斯坦堡維吾爾社群中也傳出不同的意見，「在敘利亞犧牲不值得。在敘利亞可以接受軍訓，要殉教一定要回去中國」。所以維吾爾社群對突伊黨最近的宣傳影片也有很多不同意見。例如影片中出現過一個小女孩持槍戰鬥的畫面，也有一個影片宣傳有一個維吾爾外逃家庭，因為不習慣土耳其生活，又找不到工作，全家搬遷到敘利亞。又例如，因為2015年泰國遣返維吾爾人回中國，因此暫居開色利的「維吾爾難民」超過百人不告而別，也潛入敘利亞。這些偷渡進入敘利亞的行動都需要付錢給勝利陣線才能進行。有信奉基督宗教的敘利亞村落居民，為求躲避戰火而逃離，而這些從中國外逃的維吾爾家庭就憑空直接佔據當地的村落，逕行定居，也不與當地居民來往。而這些新遷入的維吾爾家庭，他們的行為其實在敘利亞當地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亞甫泉的老一代東突伊斯蘭黨，以及新一代擁有實戰經驗的新一代，他們的影響力與重要性都不斷急遽增加。未來有一天敘利亞內戰結束，維吾爾聖戰士應該也已經磨練成精銳的游擊隊。尚不可知他們會否回中國發起軍事行動。中國地理上離敘利亞與土耳其很遙遠。而且要那些外逃的維吾爾人再回到中國，也不是一件單純容易的事。他們要對中國發動攻擊需要甚麼樣的意識形態信念來支持，又用甚麼樣的軍事理論來推動，也不清楚。就算發動對中國的戰爭，行動與理論如何結合，變得可行，現在的突伊黨應該還是沒有答案。
译者：侍建宇、苏燕翎
来源: 自由时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975853
时间：2016-04-04 18:10:01
導讀：中國最凶猛的敵人—海外維吾爾武裝派系評析
作者：侍建宇（台灣中亞學會秘書長，現任教於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
備受爭議的中國《反恐法》已公布實施，儘管西方各國紛表關切，認為可能導致對各種公民自由的進一步限縮，但北京當局力排眾議，公安部反恐局長安衛星更明確指出，中國反恐主要針對「東突勢力」，亦即媒體所謂的「疆獨份子」，或企圖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或獨立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
強調以武裝行動推翻中國統治的維吾爾勢力，過去二十年來主要盤踞在中亞地區、阿富汗、土耳其與敘利亞，大致可分為四股派系：
一、已經式微的「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
該組織是一九九○年代末期在中亞最活躍的組織，受到蘇聯解體啟發，企圖透過武裝暴動在新疆建立世俗民族國家。但隨著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擴張，「上海合作組織」（SCO）成立後，遭哈薩克與吉爾吉斯政府合力圍剿，被迫轉進土耳其或歐洲，併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世維會），甚至成為骨幹，改以和平自決方式訴求新疆未來命運。
二、組織總部設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東突教育互助協會」
該組織以伊斯蘭宗教號召，規模擴張極為快速，並將土耳其維吾爾青年送往敘利亞接受軍事訓練，希望將來以武力手段打回新疆，建立「東突伊斯蘭國」。
該組織發起人亞甫泉因嫌隙而與隸屬阿富汗「開打」組織的「東突伊斯蘭黨」分裂，流亡至土耳其。中國官方一直稱呼「東突伊斯蘭黨」為「東突伊斯蘭運動」，但亞甫泉親口表示此乃誤植，因為北京當局可能不清楚這些組織間的關係，就把不同組織集體稱為「東突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
三、遷徙到敘利亞的「突厥伊斯蘭黨」
該組織其實就是阿富汗反恐戰爭時期的「東突伊斯蘭黨」，由於開打首腦賓拉丹遇刺，阿富汗開打勢力敗退，突厥伊斯蘭黨部分成員流竄加入敘利亞開打分支，成立「勝利陣線」（努斯拉陣線），人數超過兩千，成為敘利亞反政府軍的一支。一旦敘利亞內戰平息，有實戰經驗的突厥伊斯蘭黨很可能回流新疆，造成動盪。
四、伊斯蘭國的維吾爾外國戰士
投奔「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從官方的數百人，到民間的數千人之眾，就連多少人戰死沙場，也眾說紛紜。他們素質良莠不齊，相關資訊混亂，可以確定的是他們都受到「遷徙聖戰」感召，為建立跨界伊斯蘭國而努力，與東突伊斯蘭黨及突厥伊斯蘭黨格格不入。
由於東突伊斯蘭黨與開打結盟，中國成功將「東伊運」列入聯合國認定的恐怖組織，這也是後來中國長期都以「東伊運」做為維吾爾武裝勢力統稱的背景。儘管這些武裝組織都戮力在新疆建立東突國，但其政治理念仍有頗大差異：有世俗與宗教之分、立即反攻與養精蓄銳之別、宗教理想與民族主義何者為先之爭。
水谷尚子是日本當前研究海外維吾爾民族運動最重要的學者，我將她詳述維吾爾武裝勢力支派源流與發展現況的專論〈ウイグル人の反中レジスタンス勢力とトルコ、シリア、アフガニスタン（維吾爾在土耳其、敘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譯為中文，並導讀引介，以饗台灣讀者。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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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吾爾在土耳其、叙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
原著：水谷尚子
譯者：侍建宇、蘇燕翎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前言
根據2015年1月21日《環球時報》報道，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與馬來西亞內政部長扎希德提及﹕「300多名中國人以馬來西亞作為中轉站，前往第三國，再進入敘利亞或者伊拉克參加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隸屬中共宣傳喉舌人民日報社，新聞論述口徑充滿民族主義情緒。孟宏偉說的「中國人」，就是原籍新疆的維吾爾人。維吾爾人屬於突厥族，大多為穆斯林，他們的居住地新疆在18世紀後期被大清帝國吞併。維吾爾人的語言、文化及宗教均不同於中國主體漢族，也因此，維吾爾人的認同混淆，難以融入中國社會，近年不斷爆發反政府行動。另外也由於近年中國政府不輕易向維吾爾人發放護照，他們於是不惜鋌而走險，經由與中國接壤的東南亞國家，向外偷渡，逐漸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
就像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說的，的確是有維吾爾族人經由馬來西亞進入伊斯蘭國 ，但是情況更為複雜。
從中國外逃維吾爾人，大多並不想進入伊斯蘭國，而是希望在土耳其定居。對突厥族系的維吾爾人來講，語言和宗教習慣，都跟土耳其人相似；土耳其人也認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附近就是突厥族的發源地，所以也同情，並實際接收許多外逃的維吾爾人。安卡拉Hacettepe大學的維吾爾族教授艾克林(Erkin Ekrem)稱「在土耳其，約有三萬維吾爾族人。」這個統計數字與10年前相比，數目大概急增兩萬。
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300名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的說法，其實不是真實數據，應該是暗示伊斯蘭國正培養大量「維吾爾人成為國家分裂主義者、恐怖分子」，操弄國際社會的認知印象。事實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相對並不多，大部分維吾爾聖戰士都加入勝利陣線和自由敘利亞軍，站在與伊斯蘭國敵對的陣營。土耳其政府也在南部邊境拘捕或監禁那些嘗試潛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但是中國官方並沒有提及這樣的發展態勢。
我長年觀察並多次到訪土耳其維吾爾社群，訪問維吾爾伊斯蘭宗教領導者，並調查前往勝利陣線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以及以政治獨立為目標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東伊黨)、「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突伊黨)」各種勢力，親眼目睹他們實際情況。
一、進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
2015年2月26日，我在facebook上發現一名自稱活躍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他用維吾爾語表達個人見解，但帖文很快被刪除。我的助理幫忙翻譯內容，概括出他們當時發展的情況，引文大致如下﹕
「 突伊黨所在的位置，並不屬於伊斯蘭國控制地區。突伊黨的沙姆分支(叙利亞分支)，以及其他地區的分支，理應盡快承認伊斯蘭國。…..相對民族主義，我們更重視伊斯蘭主義，並推崇哈里發制度，最後伊斯蘭國的聖戰士會解放東突厥斯坦。」
從這個自稱「伊斯蘭國維吾爾聖戰士」的帖文可以得知︰① 維吾爾反中武裝組織「突伊黨」(由東伊黨衍生的組織，容後再述)跟伊斯蘭國關係對立。② 突伊黨的大突厥民族主義與伊斯蘭國鼓吹建立的伊斯蘭遜民派哈里發制度，是兩種矛盾的思想。③ 信仰伊斯蘭的海外維吾爾人在土耳其大致形成四種勢力；突伊黨、東伊黨、要求與突伊黨保持距離的人(他們反對在叙利亞進行軍事訓練)、以及伊斯蘭國的支持者。
伊斯蘭國前身原是極端伊斯蘭「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他們曾綁架殺害前往伊拉克旅行的日本青年香田證生。頭目扎卡維於2006年美軍空襲中喪生，其後宣稱巴格達迪為哈里發，並改名為「伊拉克伊斯蘭國」重新活躍。本來只是中東一個地區組織，近年卻能迅速吸引維吾爾人與其他各國穆斯林年輕人，最主要的原因是伊斯蘭國提出「恢復哈里發制度，讓伊斯蘭遜尼派國際化」。他們強調遜尼派較其他教派優越，需要打破現有國家及國民的界線，重新建立哈里發統治下的新世界。這個制度從類比的角度來說，非常百年前蘇聯提出的共產主義下的平等、團結，年輕人嚮往而進入蘇聯，就像現在穆斯林青年相繼加入伊斯蘭國。
甚麼樣的維吾爾人會加入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2015年2月5日報道﹕「過去6個月內，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先後處決120名外籍戰鬥人員，多數是試圖逃離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作戰成員，其中包括3名來自中國的『東突』成員。」根據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安全官員向《環球時報》透漏，「3人當中有1名年輕人，來到土耳其不久，便潛入叙利亞加入伊斯蘭國。但對當地現實感到失望，想逃回土耳其讀大學。沒想到他的利比亞戰友立即向上級報告，於是他就被逮捕審判並槍決。另2名中國籍武裝成員是2014年12月底在伊拉克境內與其他來自6個國家的11名成員被集體斬首，罪名是叛國」。
土耳其定居的維吾爾人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aziz)講述前往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特質。「正如《環球時報》報道，許多青年事前並不瞭解，隨便就加入伊斯蘭國，然後對現實又感到失望，又逃離不了。但是，我認為中國現在實行的『內地新疆初中．高中班 (新疆班，維吾爾人稱之為內地班)』制度存有弊端，也促使維吾爾青年外逃加入伊斯蘭國。」
中國政府由2000年推動「內地新疆班」，針對母語不是漢語的維吾爾中學學生，離開新疆，選拔送往其他內地省份受教育，徹底熟悉漢語學習環境，以便將來進入大學後，不會有語言障礙。當然，維吾爾人不習慣漢人社會，身分認同也不清楚，中共也可以利用這個新疆班制度，讓他們自然改變身分認同。阿布都拉阿濟茲說明﹕「過去維吾爾人總是在家悄悄口頭傳述自己的民族史，例如他們曾經如何抵抗中國、反抗運動怎樣被中國政府打壓。但是小孩正值青春期就離開父母，長期在遠方求學，便失去了學習維吾爾歷史知識的機會。新疆以外的中國省份的網絡限制相對不嚴，年輕學生很容易接觸伊斯蘭激進分子的網站，也很容易被鼓動而被極端思想影響。他們沒有在新疆參與反政府活動，也沒有任何入獄經驗，但能夠講流利的漢語，較一般新疆境內維吾爾人容易取得護照。於是借前往海外留學為名，出國後很多直接加入伊斯蘭國。他們也不會去接觸其他海外流亡團體，海外維吾爾流亡團體也沒辦法掌握伊斯蘭國維吾爾青年的情況。」
在「內地新疆班」制度下，也有知道自己是少數民族身份的維吾爾青年，在漢人社會感受到不平等對待，但身邊又沒有可以傾訴心事的朋友，生活孤獨不安，只好逃進網絡社交媒體的世界，很類似那些歐洲伊斯蘭青年加入伊斯蘭國的處境。2015年3月23日美國ABC新聞報道，印尼警方於2014年9月蘇拉威西島波索拘捕了4名維吾爾人，他們從網絡聯繫支持伊斯蘭國的印尼極端組織「東印尼神聖戰士(MIT)」。從報道刊登的照片來看，他們看似十分年輕。
維吾爾人在伊斯蘭國內佔有甚麼位置？
2015年1月26日，在美軍的空襲幫忙下，庫爾德部隊成功從伊斯蘭國手上奪回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的主要居住地科巴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維吾爾人社群流傳，在這場戰鬥中，率領伊斯蘭國的是維吾爾部隊。伊斯蘭國部隊的隊長名叫努爾敦(Norden Demorra)，大概40多歲，妻子及3個孩子住在伊斯坦堡，據傳在戰役中被庫爾德部隊捕獲拘禁。這個消息是努爾敦的下屬打電話給他的妻子才得知，隊長後來的命運生死未卜。
阿布都拉阿濟茲表示，「在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一直作為實戰中的先鋒『子彈』戰鬥，努爾敦大概是在戰爭中陣亡，卻報道為被拘禁。」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部隊其實與其他參與敘利亞內戰的維吾爾人可能互相殘殺，因為他們已經在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邊境對壘，也就是直接衝擊自由叙利亞軍、勝利陣線的維吾爾人部隊和訓練基地。
二、甚麼是「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不同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青年，在自由敘利亞軍和勝利陣線接受戰鬥訓練的維吾爾人，他們經由突伊黨、東伊黨的關係管道，有計劃有組織地將送入敘利亞，規模應該比伊斯蘭國維吾爾人多。
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華春瑩在2015年2月13日舉行例行記者會時表示，「中國有一些恐怖勢力加緊與國際恐怖勢力勾連，不斷派員試圖通過非法管道赴敘利亞、伊拉克等戰亂地區參訓參戰，圖謀累積更多實戰經驗。」華春瑩的發言明顯就是指責中國恐怖勢力與突伊黨、舊有的東伊黨敘利亞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之間的聯繫。
在討論突伊黨是甚麼的問題之前，首先要介紹它的前身，東伊黨歷史。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是巴仁鄉事件的主謀則丁·玉素甫於1989年11月成立的組織名稱。「巴仁鄉事件」是1990年4月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陶縣巴仁鄉發生的大型武裝暴亂。為了鎮壓事件，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民兵集體出動，政府和暴亂分子雙方都傷亡慘重，則丁·玉素甫(死時26歲)亦在暴亂中被擊斃。
這個事件為日後中共對統治新疆、海外維吾爾流亡組織帶來多方面影響。例如發生巴仁鄉事件後，海外維吾爾人於1992年在土耳其成立並舉行「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會議」，也為日後成立「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簡稱世維會)」奠下基礎。
1990年代隨着蘇聯解體，中亞地區的突厥系各個民族紛紛獨立成為不同的民族國家。維吾爾人也渴望獨立，以巴仁鄉事件作起始，發起了許多反政府的暴動。然而全部都被中國當局鎮壓，其中在1997年2月的「伊寧事件」，傷亡數字更較巴仁鄉事件多。
1997年底，則丁·玉素甫的朋友艾山·買合蘇木、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伊司馬義一行三人偷渡到阿富汗的喀布爾，向塔利班的大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請求，希望可以收容維吾爾人。根據他們與阿富汗塔利班的協議，食宿、耕地及軍事訓練均由塔利班免費提供。在巴基斯坦宗教學校的維吾爾留學生，以及哈薩克斯坦的維吾爾商人，一起總共120人，首先在巴基斯坦集合，之後前往阿富汗的軍事訓練基地，接受訓練。三人為紀念則丁·玉素甫，將新的組織依舊命名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
艾山等人，並不是因政治逃亡而離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而是將阿富汗及巴基斯坦進行軍事訓練被視為「遷徙聖戰(Hijra)」。聚集起來的維吾爾人也宣稱自己成為聖戰士。所謂「遷徙聖戰(Hijra)」原來是指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因伊斯蘭教受到迫害，從麥加遷移到麥地那，進行的長征運動。
遷徙聖戰的傳統在20世紀前期也曾經發生。1933年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與和田地區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但不足半年就失敗，伊敏等人逃亡到印度領土克什米爾及阿富汗的邊境地帶。他們就曾經以旁遮普邦山地作軍事訓練的據點。
艾山等人寄居在阿富汗塔利班陣營期間，也有來自奧薩瑪·賓拉登率領的蓋達與埃及聖戰組織的阿拉伯人，維吾爾人開始交融接觸中東聖戰士。針對2001年911恐攻事件，美軍對喀布爾展開空襲前，許多維吾爾人已經在阿富汗接受軍事訓練。
美軍發動反恐戰爭後，空襲重挫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維吾爾聖戰上轉移到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避難，打算重整組織之際，2003年10月艾山在巴基斯坦軍方空襲中死亡。在此之前，伊司馬義更被烏茲別克斯坦當局拘禁，強制遣返中國，2005年11月被判死刑。最初與阿富汗塔利班達成合作協議的3人，唯一生存的只有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艾山與亞甫泉均來自喀什英吉沙縣，亞甫泉於1958年出生，艾山則比他小四歲。2人一起進入伊斯蘭宗教學校學經，1990年至1996年，他們同時入獄。他們兩人因為如何經營組織的相關議題產生爭執，亞甫泉最後選擇離開，並經由沙烏地阿拉伯、叙利亞、埃及進入土耳其，現在伊斯坦堡教維吾爾年輕一代讀誦古蘭經。
三、1990年代海外武裝組織的特徵—「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簡稱東突解)」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從1997年伊犁事件，到2001年911後反恐戰爭的這段期間，中亞地區主要存在兩個維吾爾人的武裝組織。第一個是艾山帶領的東伊黨，另一個是買買提明創建的東突解。買買提名出生在新疆和闐地區卡拉克什縣。而實際負責指揮東突解行動的是一個名叫阿布利米提 (Ablimit Tursun)的人。東突解的形成肇因於1997年的伊犁事件，他們曾經在哈薩克斯坦山區與克什米爾設有軍事訓練基地。
這兩個團體都強調武力反抗中共統治，在1990年代末期，東突解稍占優勢，受群眾支持的程度相近。起初兩個組織曾經互相合作，但是後來因為對聖戰的看法不同，出現嫌隙。買買提明原本在新疆的工作是一個劇本創作編輯，算是一個知識分子，通曉俄羅斯語、漢語。他的想法很理性，就是要建立一個政教分離的民主國家。他認為那些因為對抗中共統治而喪生的人，不能被等同於參加聖戰而犧牲的烈士。但是東伊黨的艾山卻堅持努力去建立一個以伊斯蘭法統治的國家，因此兩個組織開始不合對立。2007年我在伊斯坦堡訪問買買提明，他說「把人分成伊斯蘭教徒與異教徒，然後以宗教之名向異教徒發動戰爭，是不應該的。」
很多人想要促成這兩個組織繼續合作，但是都不成功。之前提到的亞甫泉，他則認為:「無論是建立一個民主國家，或是一個伊斯蘭國家，這都不是問題的核心。重點是這個國家必須是我們自己創建的，這個國家可以是民主國家、伊斯蘭國家、甚至是共產國家。這個國家必須是維吾爾人自己握有主權，甚至連國旗的樣式都不重要。」
這兩個組織的活動經費都是由中亞維吾爾商人所提供，但是那些商人大多不是自願捐助，而是被威脅勒索才不得不掏錢贊助，也因此引起不少反感。東突解在1998年走私偷運武器回新疆時，在中國與哈薩克斯坦邊境，也就是在伊犁地區交界處被查緝發現。而負責運送的嫌犯立即被逮捕投獄，後來組織逐漸瓦解凋零。這兩個組織勒索的金援有一大部分來自吉爾吉斯坦首都比什凱克的一個市場，但是那個市場在2000年一場大火全毀。於是金源消失，這也是組織衰敗的原因之一。
中國對中亞地區維吾爾武裝組織的活動非常關切，在2001年，便與中亞各國組建「上海合作組織」，目的就是要防阻維吾爾人在中亞地區進行軍事訓練，同時也斷絕新疆維吾爾人經由中亞向歐洲的偷渡路線，一旦發現違法偷渡者，立即遣返中國。從此之後，維吾爾人經由中亞的外逃路線斷絕，改由向東南亞逃亡。
2003年艾山死後，東伊黨的首領就由一個1990年代曾經與艾山合作過的軍人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接任，在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繼續帶領約100個維吾爾人軍隊。2001年美國發動反恐戰，使得很多人被迫離開中亞這個地區。那些原來計畫與中共進行武裝鬥爭的維吾爾穆斯林也開始遷出這個地區，前往土耳其。
在2002年，東伊黨內部開始有呼聲要改名，討論是否應該改稱「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土耳其的極右突厥民族政治派系宣稱意圖一統歐亞大陸上的突厥族國家，復興鄂圖曼帝國過去的榮景，這樣的大突厥思想呼應維吾爾獨立運動，造成他們往土耳其搬遷的另一個原因。歐洲歷史學家將沙俄版圖下的中亞稱作「西突厥斯坦」，而大清帝國領土下的中亞地區則稱作「東突厥斯坦」。但是土耳其民眾並不熟悉「東突厥斯坦」這個名稱的典故，他們很容易就將這個名稱聯想成「土耳其東部」，誤以為是東部庫德族聚居區。甚至以為東突運動是庫德族獨立運動，產生誤會。所以，後來改名成為突伊黨，英文簡稱TIP(Turkistan Islamic Party)。突伊黨的上下層級並不嚴謹，組織結構也不完整，只是一個寬鬆的認同標籤。突伊黨在敘利亞沙姆分支(al-Sham)，也有阿富汗分支，可是在土耳其並不設有分支，所以並沒有給土耳其政府帶來是否認可這個組織的麻煩。
2008年滯留在中亞地區的一名成員，名叫賽夫拉(Seyfullah)，他公開在網路上宣稱將破壞北京奧運活動。這個人在巴基斯坦2012年被美國無人飛機炸死。從此之後，留在中亞地區的突伊黨規模縮小，但是最近幾年由於從中國外逃的人員增加，這個地區的突伊黨成員似乎又有復活的傾向。
四、「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與敘利亞勝利陣線
東伊黨與突伊黨都有成員在敘利亞參與軍事行動與訓練。他們都突經土耳其，然後前往敘利亞，而他們參與活動形式分成兩種；一種人員是前往敘利亞參與軍訓，然後就離開。另一種人員則直接參戰，加入反抗軍與阿薩德政權的政府軍進行戰鬪。
在伊斯坦堡的Zeytinburnu區，我訪問過十幾個維吾爾人，他們都曾經參與，或現在想要前往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進行軍訓。他們的想法紀錄如下
「去哪個軍事訓練基地，參與哪個組織，所需要的費用與條件都不同。我們在2014年夏天，事前繳交仲介費用，5個月的訓練大約需要5百美元，然後整裝前往受訓。」
「經過土耳其南部Hatay地區，土耳其手機電波還可以接收到的地方，雙方用土國手機取得聯繫，然後跨境，由境外接待人員帶領，偷渡前往敘利亞。在軍事訓練基地，可以見到來自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的食品與日用品，上面寫著阿拉伯文，相信基地與這些國家都有某種聯繫。15-20人被編成一個小隊，進行軍訓。每天早上5點起床，隨即開始大約1小時的長跑訓練，然後再開始做祈禱早課。每週還會有1-2日在身上野外訓練求生技巧。也會在半夜緊急集合，然後開始急行軍，進行演習訓練。在軍事演習時，禁止使用行動電話，平常使用多為俄羅斯製的AK-47，除此之外，也見過M-16、M-4步槍，各種來自美國、埃及與中國製的武器。每天大約有4小時訓練使用武器，拆解、保養、射擊。每一餐飯都是自己烹煮。由於訓練疲累，每晚都很早就寢。訓練教官是維吾爾人，也有阿拉伯人用阿拉伯語教唱古蘭經。」
「我們在敘利亞與阿拉伯人對話時，由敘利亞當地少數民族的土庫曼人協助翻譯。土庫曼人的母語是突厥語，也通曉阿拉伯語，大致上溝通沒有問題。」
「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訓練基地，有來自各國志願參戰的戰士，訓練編組基本以國籍、語言進行編組區分，維吾爾人不會與其他國家人士混編。訓練設施與住宿也是分開，各組人員不准四處走動，更不允許、也不會與其他受訓戰士發生衝突。」
為什麼要離開中國，參加軍訓戰鬪，原因其實很多。有個維吾爾青年描述，他的情人在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失蹤、也有人說漢族移民來到後農地被徵收而無法繼續務農為生、也有人說留鬍子去私辦講經學校就被政府當成伊斯蘭激進分子無故逮捕、更有人因為收留政治犯的親戚而被警察監禁。他們感覺在政治與經濟生活上都受到中國政府壓迫，受到欺負，所以要進行遷徙聖戰(hijrah)，將來總會打回故鄉。他們認為依靠外國或聯合國去解決東突問題是不可能的。軍事訓練的目的就是要培養自己的實戰抵抗能力，為了光復家鄉「殉教」。
我問這些維吾爾青年，他們對「中國政府認為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是激進分子、恐怖份子」有甚麼看法，他們評論說「把我們標籤成恐怖份子只有兩種可能，那就是他們一方面無視於我們受的壓迫，另一種可能就是他們就是壓迫我們的人。我們反抗，但是我們不是恐怖份子，更不是甚麼宗教激進分子。我們都不拒絕跟你這個披著頭髮、穿著牛仔褲的異教徒女性談話，怎麼會是激進宗教恐怖份子?
但是庫特布(Sayyid Qutb)所寫的那本書《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目標》，這本書強調穆斯林要站出來、要為聖戰而不惜殉教。很多維吾爾青年就是讀過這本書，然後開始聯繫海外伊斯蘭組織，決定離開中國。這本書的作者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人物，被東突教育互助協會下的附屬單位：Sutuk Bugrahan基金會，翻譯並出版成維吾爾語，也在新疆秘密的流傳。
突伊黨也曾經出版埃及聖戰團思想家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Kadir Bin Abdulaziz)的阿拉伯語著作《符合伊斯蘭法的聖戰》，該書的維吾爾語翻譯版在2011年以「伊斯蘭之聲-宣傳中心」名義出版，強調不放棄用暴力破壞進行聖戰。自費出版時包裝厚實精美，印書費用應該非常昂貴，書籍並沒有取得ISBN(國際標準書號)。這本書的譯者其實就是東伊黨的首領，艾山死後的第三代領袖，曾經藏身於瓦濟斯坦的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埃及的原著者與東伊黨領袖都在阿富汗附近活動過，他們很可能相熟認識。很明顯翻譯這本書目的就是充實與中共武裝鬥爭的理論思想，然後影響維吾爾青年加入聖戰。
在2014年12月3日，在敘利亞不知名的某處地點，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30多歲的易普拉辛曼蘇爾(Ibrahim Mansour)接受土耳其一名叫艾爾多安記者的訪問，影片也上載到youtube。影片中，這個突伊黨的領袖說「我們的組織在2012年就開始派遣人員來到敘利亞」，「為了要打倒阿薩德政權，持續聖戰」。勝利陣線組建於2012年，當時突伊黨就參與其中。
勝利陣線是一個名叫阿布穆罕默德·阿者藍尼(Abu Mohammad al-Julani，後文簡稱阿布)創建。他是敘利亞人，原本隸屬於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由於敘利亞內戰爆發，他返國創建勝利陣線。剛開始敘利亞群眾礙於蓋達組織的惡名，多有嫌棄。但是相對於自由敘利亞軍所表現的貪婪腐敗，軍紀敗壞，勝利陣線卻以平價提供居民食物與日用品，軍風嚴謹，逐漸群眾取得信任擁戴。當伊斯蘭國得知這樣的發展情勢，開始宣稱勝利陣線來自伊拉克分支，系出同源，並在2013年片面宣稱合併。勝利陣線也因此分裂，有些人移往伊斯蘭國，剩下的另一批人則堅守陣地，繼續接受阿布的領導。伊斯蘭國固然得到很多外國戰士的支持，但是也有很多維吾爾人選擇留在敘利亞的勝利陣線，繼續與阿薩德政權戰鬥。由於伊斯蘭國的作風太過殘忍激進，2014年蓋達組織正式宣稱與伊斯蘭國斷絕關係。
有些居住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很反對加入勝利陣線與伊斯蘭國的作法。他們有人去過敘利亞做過生意，很瞭解當地人的過去與生活習慣。過去在敘利亞，穆斯林、基督徒、東正教徒可以混居生活，不同教徒間的關係非常良好。所以這些維吾爾人反對撒拉菲教派的極端聖戰主張，認為前往敘利亞參戰沒有好處。而且維吾爾人在家鄉也與其他民族在一起生活，他們認為不應該介入那些爭論。
突伊黨認為應該以伊斯蘭宗教立國，可是居住在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對於是否應該以伊斯蘭教作為國教的問題，並沒有一致的看法。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他認為「維吾爾人接受軍訓，就是要讓他們在面對敵人時，能夠冷靜應對。軍訓的最終目的是要準備回到東突厥斯坦發動聖戰」。如果要對抗中共政權，大部分的維吾爾人都應該具備一定程度的軍事知識。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對土耳其有一些期待，他說「土耳其歷史過去實踐哈里發制度，照顧很多穆斯林，我很期待土耳其人民能支持我們的聖戰。希望他們能提供武器，和我們並肩對抗殘酷的中共政權，趕走那些侵略者。穆斯林相互幫忙扶助是一種義務，土耳其人民在民俗宗教方面跟我們相仿，是我們的兄弟，希望他們能全力支持我們。」
在土耳其中部的開色利城(Kayserie)，設有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領導者是薩伊特(Seyit Tumturk)，他認為維吾爾聖戰士對土耳其政府與人民提出這樣無理的要求，實在令人驚恐。他說「那些從中國拼命外逃的每家維吾爾人，他們目的是為追求安定的生活，希望最後能被土耳其政府與社會所接受。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 3000多名維吾爾人順利取得土耳其國籍。突伊黨的說法其實對外逃維吾爾人有非常不好的影響。」
五、「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的和平路線
土耳其中部，開色利城郊東北部的機場附近，有一個維吾爾人聚居社區，大家都叫那個地方「突厥村」。1960年代，從中國大約有300名維吾爾人，經由阿富汗，在土耳其的援助下，被安置到這個地方。自從形成這個維吾爾人的村落，後來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都會先被安置到這裡，然後再慢慢尋求其他出路。
1990年代的外逃維吾爾人大多穿過新疆邊境，經過中亞地區，前往土耳其。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後，中亞國家開始遣返那些非法穿越國界的維吾爾人，這條路線變得不安全，也就斷掉。後來新興的外逃路線是經由東南亞，再前往最終目的土耳其。維吾爾人開始經由雲南、廣西壯族自治區，他們買通當地漢族蛇頭與警察，尋求指引，向外逃亡。那些決心外逃的維吾爾人會賣掉所有家產，隨身攜帶大量現金進行逃亡，也因此常常有人在逃亡途中引起蛇頭與警察的覬覦，被騙光家財。但是別無他法，想要外逃就必須擔此風險。
開色利城的維吾爾人社群在1960年代成立「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一直對外逃維吾爾人進行安置照護的工作。現在這個組織的會長薩伊特，他是土耳其維吾爾的第二代，他的父親在1961年從新疆莎車來到土耳其開色利。薩伊特說「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事件發生後，大約有7000名維吾爾人逃到土耳其。」我於是追問「這個是土耳其官方認可發布的數字?」薩伊特回答說「土耳其政府為求避免刺激中國政府，不會公開真實統計數字。這個數字是從安置照護的外逃者數目，進一步估算出來的。」薩伊特憤怒地說「這樣的情況很奇怪，我也不希望大量維吾爾人離開祖國，外逃到土耳其。無論貧富賤貴、知識分子、還是販夫走卒，大家都外逃。新疆生活沒有自由，人們活不下去，中國政府應該負全責。」
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剛開始設有一些簡陋宿舍，房間內有上下床舖，暫時免費提供外逃者安身，然後思索出路。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之前，安置的床位算是充裕，但是之後數年就不敷使用。於是建請開色利市政府幫忙應對，面對激增的外逃維吾爾人，於是位於城市西北方原來要拆除的十棟警察公寓就暫借當成收容所，可以容納大約1000人。但是房舍還是不夠，有時需要兩個家庭合住一個公寓。2015年2月在那裏也開辦學校，教土耳其語與可蘭經，也為小朋友開辦維吾爾語課程。
薩伊特也擔任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副主席，他與當地土耳其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也顯示出他的政治手腕，調和當地政府與不同的非政府宗教組織的關係，不要互相制肘，有助於救濟外逃維吾爾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要的活動在美國華盛頓，在歐洲與日本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在土耳其並沒有設立辦事處，當地人知道的並不多。
六、世界上最大的維吾爾伊斯蘭宗教組織--「東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協會」(簡稱東突教協)與維吾爾媒體
東突教協座落在伊斯坦堡市中心，電車Capa車站附近，目前在中東地區與土耳其的支持者急遽增加，協會活動頻繁。如果從支持率與志工參與程度來論，這個協會可說是最大規模的海外維吾爾人組織。
2001年美國空襲阿富汗時，一些在巴基斯坦、中亞與中東地區的維吾爾宗教學生，大約共有100多人，宣稱「返回中國便被視為恐怖份子」為由，遷入土耳其。2006年這群宗教學生成立東突教協，而協會的主要領導成員對於伊斯蘭教義都造詣頗深。協會會長習代耶(Hidayet Oguzhan)在巴基斯坦拉合爾旁遮普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Lahore-Pakistan) 完成伊斯蘭碩士課程。協會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Ablikimhan Mafsum)曾經在埃及開羅大學攻讀伊斯蘭哲學。協會的財源則為支持者贊助，職員有25人，並有其他兼職與志願工作者多人。
協會的宗旨在促進團結，調和各個不同立場的維吾爾穆斯林，無論是溫和派、激進派、理論派、抑或是武鬥派，都能集合到一起。幫助初來土耳其的維吾爾人適應環境，申請居留權與國籍，並團結眾人向中共抗議施壓。每個週末都會請學者與資深記者前來演講座談，並在協會總部與各地支部教導小朋友學習母語史事，同時出版發行維吾爾語、以及歷史教科書。也在伊斯坦堡三個維吾爾人聚集較多的區域，開設學齡前，適合4-6歲兒童的幼稚園。
1950-60年代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老一代曾經反對東突教協會的成立。反對最力的就是貝金(Riza Bekin)。中共佔領新疆時，貝金逃出，後來也曾加入土耳其軍隊，立有戰功。他認為新一代維吾爾人已經習慣土耳其世俗化的社會，現在高喊以伊斯蘭宗教來團結他們，成立這樣的組織其實是危險的。
東突教協主席習代耶出身於喀什的一個從商富裕家庭，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旁遮普語、波斯語與英語。中國《環球時報》在2013年8月1日曾批評東突教協支持恐怖主義，並派遣一些人前往敘利亞進行軍訓。我曾經詢問東突教協主席怎麼看待這個批評，他回答說「我可以肯定地說，協會沒有做那樣的事情。維吾爾人很單純善良，但是也比較無知。如果想要得到他國的支持，就只能聽命於那些政府與勢力。的確有一些維吾爾人透過網路，也受到一些阿拉伯人的影響，前往伊斯蘭國，不再以故鄉為第一優先進行考量，本末倒置。」
東突教協花費很大工夫在經營網路電視台，就是「獨立者電視台」(istiqlaltv)，以及「斯達電視台」(sadatv)。目的就是要透過穆斯林宗教身份，來探討維吾爾的問題。2007年開始播放，現在也設有一個設備齊全的攝影棚。獨立者電視台節目的內容多為探討民族、伊斯蘭教義問題的講座，而斯達電視台則著重提供文娛節目，兩者節目內容有所區隔。獨立者電視台向全世界維吾爾人傳授伊斯蘭教義，在網路上提供影片，同時也有文章與報導資料可以閱讀。
獨立者電視台與網站的第一任台長出身和闐，名叫阿布都瓦歷斯(Abduwalis Abduhalik)，曾經在葉門留學，通曉阿拉伯語。現在的台長是阿布都拉哈特(Abdulahat Er)，來自喀什，2015年曾經對他進行訪問，當時35歲。他曾經在巴基斯坦伊斯蘭馬巴德的國際大學攻讀伊斯蘭教法與電腦科學，他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英語。他也在自由亞洲電台的伊斯坦堡分站負責研究工作。外表沒有蓄鬚，穿西服，說話頗為沉穩的一個男人。
在土耳其有一個中國資助的FM電台，名叫方向廣播電台(Yon Radyo)，每天早午晚各播放一次，每次持續一個半小時，是由土耳其的極左政治團體所營運。在2009年7月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開播，以土耳其語與維吾爾語進行廣播，針對的是當地土耳其與維吾爾聽眾，節目中頗多政治宣傳，討論像是「如何讓維吾爾人在中國幸福生活」這樣的問題，有時也會播放中文講座。獨立者網路電視台的網站主要以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撰寫，英語與漢語的資料很少。台長阿布都拉哈特也說「只用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播放內容，不能期待有多大的影響。要讓世界更多人知道維吾爾的問題，就需要用英語與漢語來傳播，可是問題是我們電台網站的資金與人力都不足。」
七、恐怖分子、還是政治難民? – 泰國的維吾爾難民
2014年3月8日一架由馬來西亞吉隆坡飛往中國北京的馬航飛機失蹤。開始大規模搜尋飛機墜落的殘骸，同時也因此在東南亞山區發現大批從中國偷渡外逃的維吾爾人。他們由中國南部邊境偷渡，經由泰國、馬來西亞，逃往土耳其。
大約有400的維吾爾人非法入境泰國而被拘禁超過一年。其中婦孺173人，在2015年6月30日被送往土耳其伊斯坦堡。而其他超過15歲的成年男性，則不准離開。這些婦孺到達土耳其後，暫時被安置在開色利城。
這些外逃維吾爾人被長期拘留有幾個原因。
一個住在伊斯坦堡，自稱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副主席，名叫艾爾金(Erkin Aziz)的人，他在泰國向那些難民派發象徵伊斯蘭國的黑旗，並建議他們貼在被拘留的住所，於是引起泰國政府的注意。東南亞原來就有信仰伊斯蘭教的羅興亞族難民問題，大家對於相關問題非常敏感。艾爾金在當年3月，也曾經在土耳其勸說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被土耳其警察拘捕進行訊問調查。
土耳其接收那些難民的一週後，大約是7月8日，當時還被泰國政府拘禁的109名維吾爾男人，以及19名女人，都被遣返回中國。當時中國公安部把那些遣返的維吾爾人都稱作恐怖份子，讓他們穿著背有編號的囚服，戴著頭套，在飛機上，每兩名警察分坐兩旁，押解一名遣返者。他們被粗暴地壓解下飛機，透過電視向世界各地傳播。
7月12日泰國政府又釋放8名婦孺前往土耳其。我得知後，立即著手安排，在他們抵達土耳其的當天就進行訪談。內容如下：
「我先看到土耳其迎接170名維吾爾人，之後又看到100多名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所以當警察告訴我要送往土耳其，真的很令人難以相信。當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時，泰國警察說『那個A先生會跟你們一起走，A先生是一名照顧我們的維吾爾男人。他已經跟泰國女人結婚，住在曼谷很長一段時間。』這些話其實是騙我們，要我們安心，所以當時他們才離開拘留住所。後來發現很可能我們也要被遣返中國時，怕被騙，『我們下定決心不走，除非土耳其的外交官來接我們』。後來他們真的讓土耳其外交官來住所，我們才放心一起走。那些被遣返到中國的維吾爾人，現場有人打電話告訴我們，女人被要求現場脫衣換上囚服，而有些男人當場也嘗試反抗。但是，之後他們的電話就被沒收無法接通了。」
就像中國政府發布的消息一樣，那些從泰國遣返的維吾爾人，真的是「恐怖分子」嗎?在遣返之後兩個月，也就是2015年9月，我在伊斯坦堡見到一個男人，他說「我的兒子與媳婦都被遣返」。那個人就是東突教協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他說「我的兒子與反政府運動毫無關係，可是我的兒子被視為恐怖份子，被遣返回中國。」他繼續說：「我在1990年代開始參加反政府運動，被遣返的兒子是在我坐牢時出生的。中國政府當時為求傷害我，不讓那個兒子跟我的姓名註冊戶籍。所以小孩是『黑戶』，沒有戶籍，所以當然也沒辦法申請護照，只能徒步越過邊境。我出獄後不久就逃離中國，只跟那個孩子一起生活過3個月。因為沒有戶籍，沒辦法上學。也因此他就變成一個文盲。兒子娶了媳婦，生了兩個小孩(各為1歲、2歲)，7月時兩個小孩托給其他人帶來土耳其，現在由我照顧養育他們。我連媳婦都沒見過，兒子與媳婦現在因我的緣故受到遣返，真是令人悲痛。我現在已經有土耳其的國籍，如果他們能來，應該也能很快辦理，取得土耳其國籍。」
結語
曾經參加東伊黨，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參加軍訓與實地戰爭經驗的維吾爾人，他們是屬於40-60歲那個世代。現在前往敘利亞接受軍訓的維吾爾人則多為20-30歲的年輕人。經歷過阿富汗戰爭的那一代常常說「在1990年代，對抗中共統治的反抗運動就是襲擊彈藥庫，可是搶到武器後卻不會操作，所以總要懂得一些基本軍事知識。」這個想法現在就落實在現在新一代的年輕人身上。
911事件後，中國利用美國進行全球反恐戰爭，在2003年第一次發布維吾爾恐怖份子名單，其中也列有東伊黨的首領，也就是前文提過的亞甫泉。對於「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講法，他總是嘲笑批評。亞甫泉說「中國說我們是國家分裂分子，可是我們的故鄉/國家原本就不屬於中共，我們才是一直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失地，這有甚麼不對，正義站在我們這一邊。」「『東突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在2002年被美國認定成恐怖組織，可是實際上沒有東伊運這個組織，我們是東伊黨，但不是恐怖組織，是革命組織。」突伊黨與土耳其極右勢力，他們的理想是建立泛突厥斯坦。另外還有一些支持伊斯蘭國哈里發制度的維吾爾人，亞甫泉與他們都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亞甫泉總是強調「我們的真正敵人是中共。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一個突伊黨的領袖，名叫努爾買買提(Nur Memet)，人們常叫他「小賽福拉Seyifullah」， 他在2015年8月6日收到兒子戰死的消息。9月我見到他時，他的手機背景畫面就是他兒子的相片，他跟我說「就算犧牲，也不能放棄聖戰的路」。在敘利亞的這支維吾爾部隊，在2015年9月再次幫助反抗軍，從阿薩德政府軍手中奪回伊得力甫(Idlib)的機場。10月時，也跟隨反抗軍一直遭受俄羅斯戰機轟炸。11月因為俄羅斯空襲，當地維吾爾武裝部隊超過30人「殉教」。透過網路影像公開的影像，可以發現突厥伊斯蘭黨在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的確不少。
隨著越來越多維吾爾人參與戰爭，死亡人數也逐漸攀高，他們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可是同時在伊斯坦堡維吾爾社群中也傳出不同的意見，「在敘利亞犧牲不值得。在敘利亞可以接受軍訓，要殉教一定要回去中國」。所以維吾爾社群對突伊黨最近的宣傳影片也有很多不同意見。例如影片中出現過一個小女孩持槍戰鬥的畫面，也有一個影片宣傳有一個維吾爾外逃家庭，因為不習慣土耳其生活，又找不到工作，全家搬遷到敘利亞。又例如，因為2015年泰國遣返維吾爾人回中國，因此暫居開色利的「維吾爾難民」超過百人不告而別，也潛入敘利亞。這些偷渡進入敘利亞的行動都需要付錢給勝利陣線才能進行。有信奉基督宗教的敘利亞村落居民，為求躲避戰火而逃離，而這些從中國外逃的維吾爾家庭就憑空直接佔據當地的村落，逕行定居，也不與當地居民來往。而這些新遷入的維吾爾家庭，他們的行為其實在敘利亞當地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亞甫泉的老一代東突伊斯蘭黨，以及新一代擁有實戰經驗的新一代，他們的影響力與重要性都不斷急遽增加。未來有一天敘利亞內戰結束，維吾爾聖戰士應該也已經磨練成精銳的游擊隊。尚不可知他們會否回中國發起軍事行動。中國地理上離敘利亞與土耳其很遙遠。而且要那些外逃的維吾爾人再回到中國，也不是一件單純容易的事。他們要對中國發動攻擊需要甚麼樣的意識形態信念來支持，又用甚麼樣的軍事理論來推動，也不清楚。就算發動對中國的戰爭，行動與理論如何結合，變得可行，現在的突伊黨應該還是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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