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丹王国国家认同建构中的藏传佛教因素

作者：李涛、刘秧、王新有
来源：《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188-193,共6页
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663494603

不丹王国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麓，国土面积3.8万平方公里，不丹族是主导民族，宗卡语和英语为官方语言，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为国教。由于地处青藏高原和阿萨姆平原的过渡地带，又把守着沟通喜马拉雅山脉南北的交通要道，不丹在国家政治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曾长期受到周边文明的持续影响。在不丹早期历史时期（7世纪-1616年）和神权统治时期（1616-1907年）受到中国西藏地方较多的影Ⅱ向，无论是从族群结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或是从政治体系等范畴来讲，不丹都深受中国西藏地方的影响。与其他南亚国家不同，不丹的官方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在种族类型上与中国藏族人一样同属蒙古人种。自8世纪传入以来，藏传佛教一直在不丹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近代以来，随着英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渗透以及之后围绕“西藏问题”展开的国际政治博弈，加之中印间围绕历史和边界问题而延伸出的地缘政治格局，不丹的国家认同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面临一定程度的危机。国内层面主要是随着为数不少的尼泊尔移民和“流亡藏人”的涌入带来的民族、文化问题而出现的裂痕，国际层面则主要是围绕“尼泊尔难民问题”和“西藏问题”所产生的外部干涉而出现国家主权的不完整性。有鉴于此，不丹通过对内的宗教民族主义和对外的中立主义政策来巩固其国家认同。本文就藏传佛教在不丹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藏传佛教在不丹国家认同危机和应对危机中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藏传佛教将同不丹王室一样，逐渐摆脱其神秘和至高无上的色彩，并最终去政治化。

一、藏传佛教与不丹国家认同的建构

藏传佛教与南亚地区在宗教文化方面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一方面是学习和借鉴南皿地区佛教文化，另一方面又对南亚地区宗教文化产生影响。对不丹来讲，藏传佛教的渗透多是通过政治羁縻、教权统治及随之而来的移民而实现。就其对不丹国家认同的影响层面分析，藏传佛教在不丹的传播可划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即1959年以前和1959年之后，分别称之为“积极传播期”和“消极传播期”。积极传播期的藏传佛教对不丹国家的民族、文化和政治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是不丹国家认同的核心：在消极传播期藏传佛教的作用则完全相反，由其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一度对不丹的国家认同构成严重挑战。

（一）藏传佛教的传播和政教合一制度的确立

鉴于所处地缘政治与文化地位，不丹早期的政治、文化和民族板块极为破碎，既根植于南亚地区普遍存在的政治、民族和宗教文化碎片化基础之上，又受到毗邻的中国西藏地方的较大影响。不丹北部最早普遍信奉的苯教发源于位于东西南北文化交流节点的象雄，是在象雄原有萨满教基础上借鉴周边其他成熟宗教发展而来。具有中亚宗教普遍具备的政治自觉，但并未促成统一的不丹国家的形成。转的突兀，意思不明。

藏传佛教传入不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前弘期的松赞干布和莲花生，藏王松赞干布分别于公元640年和649年在不丹中部的布姆塘河谷和西部的帕罗河谷修建了贾姆帕寺和基楚寺，公元747年莲华生大师从吐蕃来到不丹地区传教。现在不丹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莲花生大师的传说，认为大师曾先后3次到布鲁克巴传教，不仅降妖伏魔，还在布鲁克巴建立了修行之所。

公元841年，吐蕃赞普朗达玛（838-842年在位）以“商萨地区发生的年荒、饥馑与瘟疫”为借口颁诏灭法，藏传佛教遭到全面打击，《新红史》称“吐蕃之福德犹如无油之灯完结了；十善之法好像腐朽的草绳一样毁掉了；邪恶的行径宛如阴天时的暴风一样刮了起来。”失去赞普王权支持，受到迫害的喇嘛纷纷逃往周边地区。逃亡喇嘛的到来推动了藏传佛教在不丹的发展，并为后来各教派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到了后弘期，随着更多吐蕃逃亡喇嘛的到来，藏传佛教各教派在.不丹已各有分布，各教派在不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噶举派在不丹的分布最为广泛，其中在不丹境内具有影响的噶举派有三支，即竹巴噶举、拉巴噶举和巴拉巴噶举。这一格局直到格鲁派于17世纪初在西藏的崛起才有了改变。随着格鲁派的异军突起，自1354年开始统治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帕竹噶举派便迅速衰落了，这导致大量噶举派喇嘛因受到排挤而来到不丹，极大推动了藏传佛教在不丹的传播。

吐蕃王朝的崩溃结束了其对今属不丹的这一地区的政治统治，脱离了西藏政治统治的不丹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各大小头人和贵族统治的相对独立的部落群。然而，就宗教层面来说，不丹在宗教首领的认定和宗教教法人员的培训等方面仍然受到中国西藏地方的重要影响。随着藏传佛教在不丹传播的逐步推进，势力较大的派别便在一定范围内行使某种程度的政治统治，小规模的政教合一在不丹应运而生。在政教合一政权的演绎进程中，注重苦修、在西藏没有掌握过政权的竹巴噶举派反而扮演了主要角色。12世纪末，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高僧帕佐·杜古姆带着4名同伴离开拉萨来到不丹后，在逐步整合了原有政权格局的基础上仿照西藏的政教制度，建造寺院，普及藏语，制定了不丹第一部法典，建立起了对不丹较为有效的统治。虽然在杜古姆于1210年去世以后不丹重新陷入长时期的不稳定状态，但竹巴噶举派一直掌握着不丹各地的世俗权力。随着各教派在不丹的传教，佛法得到了弘扬，从平民百姓到贵族、酋长，从文盲到学者，在思想上、行为举止上都深深地打上了西藏佛教的烙印，为不丹在宗教的旗帜下统一起来准备了思想和民众基础。高僧纳旺·纳姆加尔于1616年来到不丹，不仅巩固了噶举派在不丹宗教领域的主体地位，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不丹的宗教政治格局。

17世纪初，在中国西藏地方，格鲁派势力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西藏地区具统治地位的教派，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帕竹噶举派喇嘛失势。1616年，竹巴噶举派第十八代座主阿旺·纳姆加尔在争夺第四世主钦活佛白莲花的转世问题上卷入教权斗争，加之受到后藏藏巴汗及格鲁派的排挤，阿旺·纳姆加尔决定离开家乡热垅地区，受“托梦”指示朝南走，率众来到了不丹。鉴于其宗教影响力，迅速集聚起大量支持者的纳姆加尔逐一兼并了割据的各政权后，于1650年以竹巴噶举为国教，在不丹南部建立统治为标志完成了不丹的统一。与此同时，纳姆加尔在借鉴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在不丹延续200多年的“沙布东体制”。这一体制是以“沙布东活佛”（即法王）和“德布王”为代表的政教合一的僧俗双重统治。法王是国家最高的宗教和政治领袖，通过转世制度进行沿袭，纳姆加尔成为沙布东一世，即第一世法王。德布王也多由喇嘛担任，由政院选举产生后由法王任命，任期3年，负责国家具体的行政事务。在此基础上，纳姆加尔规范了不丹的行政区划体制（区一宗一村）并编撰法典。“沙布东体制”在此后300年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对不丹国家的最终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是不丹国家认同建构中的重要一环。

（二）藏传佛教与现代不丹民族国家的形成

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在国家认同和有效政府的基础之上。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感，这一归属感是基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等要素认同和情感基础之上的升华。根据政治学相关理论，有效政府的必要条件主要包括有效的政治体系（通过公认的权威来决定由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人民所珍视之物的结构和过程）、民族认同、宪政样式（对决策过程、决策者的挑选予以界定）及合法性等等。因此，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主要可以归结为民族和政治认同，以及伴随此种认同的文化内涵和共同的历史记忆。

宗教的社会性和民族认同性对现代文明、社会一体化乃至现代国际体系的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宗教使人们的行为赋予了合法性。因此，宗教社会学相关理论认为家庭、家族、氏族、部落和国家的形成均与宗教有关，认为共同的崇拜活动和同一种仪式、同一个祭坛或寺庙以及同样的神圣热情发挥的纽带作用是问题的核心。在不丹，扮演这一纽带作用的就是因普遍信仰而成为不丹人生活习惯一部分的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这一为不丹民众打上深深共同烙印的信仰不仅奠定了不丹的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基础，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当代不丹的政治体系。

在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教权同政权间的关系多以前消后长的模式演绎，政治利益冲突往往同宗教的分裂和堕落密不可分。对不丹来说，就如同杜古姆于1210年去世后一样，在纳姆加尔于1651年逝世后，不丹重新陷入长时期的不稳定状态。由于沙布东通过转世承续，年幼的法王往往会失去对国家的有效统治。在这种局势下，各宗的本洛（即省长）便逐渐超越了法王一德布王僧俗统治的界限，不仅相互间争权夺利，而且还掌握了法王和德布王的生杀去留大权。因此，自1651年至1907年旺楚克王朝建立的200多年间，德布王更换达54人之多，平均每4年半换一个，其中有6人在职时遇刺身亡，还至少有12人被免职。

虽然不丹国内政治体系的有效性面临挑战，但竹巴噶举派社会层面的宏观凝聚力仍然稳固，仍然把持着一个个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在经过一系列的国内外冲突和战争的考验后，长期垄断洞萨宗本洛职位的旺楚克家族于1907在宗教和世俗势力的支持下废除德布王，建立了政教分离的旺楚克王朝（沙布东的宗教领袖角色由基堪布替代）。虽然以政教分离的原则立国，鉴于在不丹国家历史和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宗教力量在旺楚克王朝中的影响力仍不可小觑。在2008年向君主立宪制转变以前，竹巴噶举派仍然在不丹政治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拥有国民议会（1953年成立，咨询性质）150席中的10个保留席位，王国咨询委员会（1965年成立）11个席位中的2席。

虽然不丹在7世纪以前长期被来自印度和今阿萨姆地区势力的统治，并在7世纪后长期为中国西藏地方所羁縻，并因此造成了破碎的种族版图。但是，藏传佛教，特别是竹巴噶举派的普遍信仰所导致的凝聚力不仅使不丹稳固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独立，而且建立起了一套独具不丹特色的有效的政治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虽然种族分布破碎，但统一的宗教信仰也为不丹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在此皋础上产生了共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现如今，不丹土著沙尔乔普人（ Sharchops）和藏族移民后裔噶隆人（Ngalongs）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前者主要信奉宁玛派，后者主要信奉竹巴噶举派），他们构成了现代不丹族的核心；同时，不丹在藏语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厂自己的民族语言宗卡语。这也是今天的不丹人把自己的国家又称作“竹域”（竹巴噶举之乡），称自己为“竹巴”（竹巴噶举的人民），称其国王为“竹杰布”（竹巴之国君）的缘故。因此，不丹更多的是一个通过宗教文化认同建构而不是军事征服诞生的国家，竹巴不仅有宗教含义，更有政治含义。

二、不丹应对国家认同危机中的藏传佛教因素

近现代以来，从中亚到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成为帝国主义者们角逐的前线，这一局势延续至今并为区域国家及国家间关系埋下了绵延至今的种种问题。对不丹来讲，这种“历史遗产”主要体现在国内层面的移民（主要是尼泊尔人和“流亡藏人”）问题导致的民族、文化、政治等要素的认同危机，和国际层面的围绕“西藏问题”的国际政治博弈所延伸出的分歧和对峙，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外部干涉对主权的侵蚀。而在当代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只有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同时得到认同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存在。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主要建立在上述对民族、文化和政治等要素认同的基础上，国际层面的认同主要建立在理性确立国家地位基础上的对外政策。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话语前提下，民族、宗教问题和人权高于主权的意识形态标签正越来越多地威胁着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文明冲突论”因此得以登堂入室。鉴于此，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指出“全球认同危机”时代特色的前提下建构了“移民威胁论”的国家安全观，因为伴随移民而米的“跨国认同”问题严重冲击了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并为国际干涉提供了借口。但是，基于美国的意识形态，亨廷顿为应对国家认同危机的挑战开出了“在国内复兴宗教”和“在国际上寻找敌人”的处方。但是，对于不丹来说，鉴于有限的自身能量，国内层面的认同危机固然可以通过复兴宗教加以缓解，但应对国际层面认同危机不仅仅是寻找敌人那样简单。

（一）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不丹民族主义政策中的藏传佛教因素

宗教的文明象征性和民族认同性为现代文明、民族国家的形成乃至国际体系的建立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动因是由这种对内的自我队同性和对外的排他性所产生的凝聚力和竞争精神。但是，当这种建立在宗教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排他性随移民迁徙到别国的时候就会导致因“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而产生的“国际难民问题”。因此，对不丹来说，鉴于不丹国教相对于西藏佛教的从属地位，1959年后移居不丹的流亡藏人在某种程度上挑战r不丹国教的主体地位，一度对不丹的国家认同带来了危机。

传统卜不丹国教是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属下竹巴支派（竹巴噶举派分为上竹巴、中竹巴和下竹巴三个支派）。目前，不丹共有200多座寺庙，喇嘛12000名左右。在75%的不丹人信仰的藏传佛教中，竹巴噶举派影响最大，其次是宁玛派和萨迦派，而格鲁派的影响则最为弱小。藏传佛教已深深地融入不丹的立国精神和文化中，不丹国旗中的金黄色即象征国王的权力和作用，代表僧袍的桔红色则象征着佛教的精神力量。而且，藏传佛教也为不丹国王身份的合法性提供了最直接的支持，称不丹的国王是金刚手的化身。因此，不丹政府一直就对威胁其国教主体地位的内外因素保持距离，特别是对来自西藏的噶举派势力来说，十六世噶玛巴1944年2月的不丹之行在民众中引起的轰动就让不丹政府极为忧虑。此，当十六世噶玛巴一行于1959年抵达不丹时，虽然受到不丹国王及王后的热烈欢迎，但鉴于噶玛巴对不丹国教主体地位的威胁及对不丹国民号召力的预期使得不丹不愿收留他们，十六世噶玛巴一行不得不辗转到锡金落脚。

鉴于同中国西藏地方密切的社会文化和经贸联系，不丹接纳了1959年前后到不丹投亲靠友的藏人。1959年3月由达赖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被平息后，约4000名逃往不丹的藏人被不丹分散安置在卡奇孔佛林（ Khunphenling）、纳姆林（Namling）、格尔桑林（Kelsangling）、孔加林（Kungaling）等8个聚居区内（在印度政府的经费支持下）。这些流亡藏人在不丹的聚居区内建有自己的寺院、学校和医院，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和头人。对于这些流亡藏人，虽然格鲁派在不丹的影响最为弱小，但达赖集团一直没有放弃对其的渗透，通过设立办事处和建立藏独活动小组开展一些危害不丹国家主权的活动。

不丹政府对于部分流亡藏人的这种存在方式一直存有疑虑，特别是当达赖集团试图强迫不丹接受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关于“西藏难民在不丹定居”等不合理要求时，不丹政府就予以了断然拒绝，认为“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多民族可以增加色彩，而对于像不丹这样的小国而言就不一样了。它很可能会带来民族纠纷，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丹王室便通过鼓励互相通婚和维护宗教的纯洁性等方面维护国家的认同，甚至连信仰宁玛派的沙乔普族人的文化诉求也被看做是“威胁”。20世纪80年代更因为担心在不丹的尼泊尔族人影响了不丹族在不丹民族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而出台了新的移民政策，使在不丹的约10.7万尼泊尔族人沦为难民，不丹与尼泊尔的关系随之降至冰点。

1974年6月，当达赖集团策划的“宫廷政变”计划被挫败后，不丹政府旋即采取了将在不丹的流亡藏人迁出聚居区、限制藏人子女到印度上学、强令藏人加入不丹国籍，以及不准藏人在不丹的国土上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等严厉措施。不丹国民议会又于1979年作出将不接受不丹国籍的流亡藏人一律遣返中国西藏的规定。一时间，大量在不丹的流亡藏人相继迁往印度、尼泊尔、缅甸和瑞士等多个国家。1989年4月，不丹政府颁布了以竹巴文化来统一全国文化为宗旨的《传统的价值和礼节条例》，开启了不丹宗教民族主义的“复兴传统文化”运动，实施“四个一”政策，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种服饰”c在这种环境下，不丹政府强行驱逐“非法入境者”并对在不丹的流亡藏人严密监视。

以上情况表明，不丹政府对流亡藏人所带来的对其国教主体地位和民族、政治认同的威胁采取了宗教民族主义的政策。鉴于不丹的这种政策和宗教文化的相似性，现如今不丹境内只剩下1000多名已不丹化了的、加入了不丹国籍的“流亡藏人”。正是如此，虽然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过去50多年里跑遍了全球，并且几乎到过任何一个哪怕是偏远地区的流亡藏人聚居区和寺院，但他从来都没有机会踏足不丹一步，就更别说是到不丹流亡藏人聚居区或者是寺院了。

（二）国际层面的国家认同：不丹中立主义中的藏传佛教因素

对不丹来讲，国际层面国家认同主要面临因“西藏问题”而延伸出来的国际干涉对国家主权侵蚀的问题，以及中国西藏的宗教文化“宗主”地位导致的不丹“跨国认同”问题。对于自身能量有限的不丹来讲，藏传佛教中一切禅定之基础的“止观修”无疑为其提供了应对危机的政治文化基础，那就是在维护不丹国家主权这一“定”和理性确立国家地位基础这一“观”的基础上而采取的中立主义。对前一种威胁来讲，是谓政治中立，对后者来讲，是谓宗教文化中立。

在地缘政治格局中，不丹外交一直谨小慎微，至今未与中国建交但同时与台湾保持距离.深受印度制约但一直努力减少对印度的经济依赖和摆脱《印不和平友好条约》的羁绊，直至1971年才开始融入国际社会。夹在中印两个大国中的不丹，在处理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时十分警惕和敏感。不丹一方面紧贴印度，另一方面又尝试向中国抛出橄榄枝示好，试图在两个超级大国中保持中立态度。2012年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与不丹首相的会面在印度引起轩然大波，有媒体渲染不丹“离心说”，也有人称是印度对不丹“松绑”的表现。《印度时报》表示“新德里现在必须逐渐适应这么一个现实：一个新的不丹正在崛起，它将会作出印度之外的选择，以逐渐转变几乎全部依赖印度的局面”。即便如此，不丹还是因“西藏问题”而受到印度和部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其内政的干涉，比如在上述接纳和驱逐流亡藏人时，不丹就受到来自印度和美国的巨大压力。而且，不丹对前及“宫廷事变”阴谋的打击也有中美关系缓和的前提。同时，通过上述不丹应对国内认同危机的态度不难看出，不丹对西藏宗教文化“宗主”地位怀有担忧，并试图将其宗教、文化同后者加以切割，比如称藏文为“宗教语”、将作为藏语方言的不丹语称为“宗卡”语、中止向藏区寺院学习的传统，等等。可见，不丹试图通过切割同中国西藏、“西藏问题”的关系的中立主义来减少外来压力对其主权的侵蚀，从而避免国家认同的混乱和为国际势力干涉内政提供借口。

结语

无论是在不丹王国形成过程中，还是在不丹国家认同的建构中，抑或是在近现代以来不丹应对国内和国际层面的队同危机中，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经过1300多年的传播与发展，不丹的竹巴噶举派不仅具备系统的佛学理论和规范的修持方法，还囊括了天文、地理、医学、历算、工艺和美术、语言学、伦理以及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深深地扎根于不丹社会和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不丹国家和国民精神的一部分，宗教作为社会的凝聚剂这一功能在不丹发挥的淋漓尽致。与此同时，不丹宗教文化的封闭性也影响了不丹社会的发展。竹巴噶举派统治不丹的300多年中，不丹社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政治和经济一直低水平发展，不丹王国成为当今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从不丹第三任国王吉格梅·多吉·旺楚克开始，不丹开始进行一系列社会变革，逐步向世界开放。2008年不丹向君主立宪制转变，2013年不丹大选中人民民主党取代繁荣进步党，实现了政局的平稳过渡。相信随着不丹的民主化进程不断加深，教权必将更加彻底地随着王权逐渐摆脱其神秘和至高无上的色彩，而最终去政治化回归世俗社会。

不丹作为中国14个陆上邻国中唯一一个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不边界成了中国周边14条边界线中仅剩的2条没有正式划定的边界之一。即便如此，不丹与台独、藏独等分裂势力一直保持距离，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鲜明。2013年不丹换届选举，人民民主党取代繁荣进步党，新任首相策林·托杰与中国代表在廷布举行中不第21轮边界会谈并取得重大进展。发展睦邻友好的中不关系任重而道远，对不丹国家认同中的藏传佛教因素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