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一夫
来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14/04/blog-post_30.html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由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坚持和努力，"西藏问题"仍然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议题，只要这个议题还存在，藏文化就没有灭亡，藏民族复兴的希望仍然存在。但是，对于藏人来说，必须处理好严峻的救亡和革新的关系问题。
西藏比中国晚了整整六十多年
"西藏问题"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专用名词，在上世纪的前五十年，专指西藏的政治地位问题，在中共政府统治西藏后，又增加了藏民族的政治权利和藏区的人权问题。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外面的人，按照外部世界的观念，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西藏。藏人自己的想法和感情，藏民族内部观念的波澜起伏，不是西藏问题讨论的主角。即使是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也必须用当代西方政治的学术规范来加入国际学界对西藏问题的研讨，才能被世人所知。于是，至今为止，说起西藏问题，人们仍然只说西藏三区的政治地位问题、藏区的人权问题、中国政府的对藏政策问题。藏人自己怎么看待藏民族的百年遭遇，藏人在藏民族自己的生存境遇中，从藏人自己的视角所呈现的"西藏问题"又是怎样的呢？
1904年荣赫鹏入侵拉萨，第一次打开了西藏的大门，在西藏近代史上的意义，相当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两个民族都经历了一步一步认识世界并重新思考自身未来的痛苦过程，所不同的是，西藏比中国晚了整整六十多年，而被迫先行一步的中国，已经反过身来，也以帝国的名义来敲打西藏的大门。相比1950年的大兵压境，荣赫鹏的入侵只是一个轻微的"morning call"。一百年后回头看，今天我们只能扼腕叹息，二十世纪初的藏人，为什么醒得那么晚，那么慢？
但是，就像晚清中国有维新派和革命家一样，西藏也不是没有蓦然惊醒的人。第一个意识到新时代正在逼近雪域佛国的人，正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而把国际政治常识教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是英帝国的官员查尔斯·贝尔。中国辛亥革命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的流亡中返回拉萨，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架设桥梁、引进邮电、革新币制，进口新式武器、训练新式军队，派遣青年贵族远渡英伦，开办新式学校。改革过程之曲折和艰难，几乎是在重演晚清维新变革运动的剧本，可惜的是，那时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保护者，也不是先行先学的老师，而成为藏人的对手和强邻。
藏人革新派没机会放手施展其抱负
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西藏欲图赶上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努力宣布夭折。我们无从知道"伟大的十三世"晚年的心境，从仅有的点滴资料推测，他是心怀忧虑离开这个世界的。他知道，外部世界正在起着惊天动地的变化，而这场变化对高原藏人来说，将是无处逃避的灾难。他是忧伤的，焦急的，可是他也无可奈何。同样焦急和忧伤的，是藏民族中少数惊醒了的精英。他们中，有果敢精干的老贵族擦绒，有新一代的噶厦僧俗官员如索康、夏格巴，有惊世骇俗的安多僧人根敦群培，有康巴商人邦达仓家族的兄弟，有模仿中国国民党的西藏革命党人，也有热情而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平措汪杰和他的东藏民青的青年战友们。
这一代藏人精英，身份地位不同，各有不同的政治观念，他们互相之间的差异似乎一目了然，但是，我们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头看他们，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鲜明地浮现了出来。他们是曾经封闭的藏民族中，率先面对外部世界，面向现代性的民族精英。他们的第一个共同点是，都向外部世界寻找思想资源，因为他们都看到，面对日益紧迫的变化，藏人社会内部缺乏因应这种变化的资源。也就是说，他们都看到了，藏民族的未来生存，离不开改革，而改革必须以开放为前提。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地位、经历和所处的区域，他们各自向外部寻找老师，后来的人们把他们叫做"亲英派"、"亲中派"、"国民党派"、"共产国际派"等等，都是从外部视角来看他们。如果站在藏人的视角看，他们其实都是藏民族的"革新派"。
可惜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藏人革新派没有机会放手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一千多年前莲花生大师的预言却降临了："当铁鸟在天空飞翔，当铁马在大地奔驰，藏人将像蚂蚁一样流散世界……。"藏人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成为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被统治民族。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失去了本民族革新主导权的藏民族精英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怎样在亡国的处境下，寻找藏民族的生存之道。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民族，曾经强大，后来却突然衰落，很快消亡了。藏文化也有同样的危机。于是，二十世纪末的西藏问题，从藏民族内部看，就以救亡的主题凸现了出来，延续到今天，就是藏人内部寻求独立还是寻求自治的争论。
藏文化救亡生存离不开自身革新
但是，现代性问题是藏民族的一个更长远更带有根本性的主题。藏文化要救亡生存，离不开自身的革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从亲政起就认识到，藏民族必须开放，必须革新，只有这样才能救藏文明于危亡。他在亲政后建立的改革局，虽然由于中国政府的干预而不能施展，但是他在流亡后带领流亡社区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却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成绩。达赖喇嘛和桑东仁波切等藏人领袖都指出，藏人今日的困难局面，是由于当年的封闭和保守，由于藏人社会未能及时更新和开放。
今天，由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坚持和努力，"西藏问题"仍然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议题，只要这个议题还存在，藏文化就没有灭亡，藏民族复兴的希望仍然存在。但是，对于藏人来说，不得不向自己提出这样严峻的问题：如果目前的处境持续下去，再持续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二百年，藏人怎样保护自己的文化不致衰落？如果藏人明天就得到了民族自决的权力，藏民族能不能建设起一个开明的、现代化的文明社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无论将发生什么，今天的藏人应该为将来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藏人自己的"西藏问题"。外人是不会来考虑和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没有这个切肤之痛，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力。这是藏人自己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要处理好救亡和革新的关系，为此，必须从更长远的时间尺度来看民族文化的生存。这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世界上其他很多民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一百年来藏人的民族精英也在探索和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今天回顾和纪念百年来藏民族精英的现实意义。
此文发稿前，闻悉西藏共产党创始人平措汪杰先生于3月30日逝世。谨以此文沉痛悼念西藏现代化道路上的先行者、藏汉友好的坚定倡导者、我的忘年好友、巴塘人平措汪杰。
星期三, 4月 30, 2014
高傲的叛国者：平措汪杰以及流亡社会对他的称颂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来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2014/04/blog-post_30.html
原文：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4/04/03/phuntsok-wangyal-and-the-arrogance-of-treason/
佛陀和耶穌都曾經說過，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臉，就將右臉也伸給他。但是，迄今為止也沒有人曾經說過，如果有人強暴你，你容忍強暴者并且對他倾注愛意和贊許也是一件正當的事情（请原谅我以此为例）。
那么為何這些天來流亡政府（CTA）和其他流亡團體都對巴塘人平措汪杰的去世給予了如此多的哀悼？且不管他是一位多么“迷人”的人、多么“優秀的共產黨員”或是“達賴喇嘛的朋友”，博巴們必須記得汪杰是中國軍隊入侵圖伯特的時候走在前列的大人物。他不是字面意義上所說的中立的或被動的“向導”，而是親身介入了入侵圖伯特的籌劃和組織，在他的自傳中對此都自證其實。事實上，他承擔了組織騾子和牦牛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通過康區運輸物資的關鍵任務。如果沒有這些運輸，連入侵行動都難以進行，因為當時汽車公路尚未建造。
我無意為這個妄自尊大、自欺欺人和頭腦簡單的可憐蟲訴諸任何筆墨。對于我們的文明所遭受的摧殘和我們的人民所遭受的超過百萬的生靈涂炭，他都有功于其中。這實在是令人沮喪。不過不管怎樣，還是有資深印度記者和圖伯特的友人維賈依·卡倫蒂（Vijay Kranti）在“故鄉網”發表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另类悼词》“alternate tribute”，反駁了達蘭薩拉在這個問題上的“奴性思維”。這絕對是一篇值得一讀的文章。
我在此給諸位提供一段我八年前的一篇文章的摘錄，這篇文章由四個部分組成，內容有關圖伯特語言的現代化問題。我想這段文章（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為平措汪杰的叛國行為提供一個政治心理分析，當然同時還針對他的那些當今崇拜者們为他进行的可笑的“偽理智”（ pseudo-intellectual）和“偽革命”（ pseudo-revolutionary）的辯解。
“最近出版的，由梅因戈爾斯坦主筆的平措汪杰傳記《圖伯特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堪稱是一部為左派分子歌功頌德的‘圣徒傳’，盡管行文風格比較低調。其中并沒有對平措汪杰的性格和他背叛祖國和同胞的動機進行認真剖析。事實上，貫穿全書的是一種親密的感覺，因為戈爾斯坦一直稱平措汪杰為‘平汪’，而這是在家人和朋友之間使用的愛稱。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民族主義者、詩人、科學家以及達賴喇嘛的朋友（達賴喇嘛稱他為“忠心耿耿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是一位殉道者——主要是由于試圖拯救圖伯特人民，而被偽馬克思主義者陰謀構陷遭受了長達18年的牢獄之災。此書并非一部非常高明的著作。《紐約書評》登載了一篇相當不乏溢美之词的評論文章，在文章的結尾，作者喬納森·米爾斯基（Jonathan Mirsky，中文名梅兆贊）指出：戈爾斯坦和他的合著者，……‘沒能看出平汪以忠誠的列寧主義方式支持中國在西藏的權威本身所蘊含的諷刺意味，其實當時馬克思主义和列寧主義在中國已經日漸過時……’而‘……無論是平汪還是傳記作者們，都不愿意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是在以暴力為后盾的沙文主義統治西藏。’
“檢視平措汪杰的生平和思維模式，有助于理解在‘進步’和‘改革’的名義之下，有些人是如何地任由自己不仅仅是对一种语言而是对整个文化和社会造成极大伤害。汪杰是典型的这样一种干部，他研究并信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便是对自己知之甚少的问题也敢于信心满满地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
“有关于他的个性，一个怪异而富有启发性的例证是平措汪杰的煌煌巨著《天体新探：月球存在液态水》（外语出版社，北京，2002。在美国可以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免费获取）。汪杰从监狱获释后写作了这本书，体量相当巨大，用小号字印刷还长达500多页。他宣称此书是有关宇宙的科学论述，虽然参考了哥白尼、美国宇航局以及当代一些西方科学家的理论，但是最终导致‘证明’月球蕴藏液态水的思想‘有力武器’是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准确的说是他们的‘辩证法’。书名中对于‘液态’的强调有着有趣的象征意义。去证明月球存在‘固态’水或许更加容易一些，但是这样的保守和妥协是没有必要的。这种辩证法拥有足够的力量证明你想证明的一切。
“在谈话和采访中，平措旺杰一直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一切科学之母’和‘所有科学的终极科学’。无论现在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匪夷所思，他的这种想法的确是出自马克思科学专制主义的伟大传统。来自阿塞拜疆的半文盲农民、斯大林的首席农业专家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也曾运用过这一传统。他是‘斯大林自然改造大计划’（ The Great Stalin Pla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的始作俑者，这个计划实际上导致了苏联的‘大饥荒’。在中国，毛泽东的‘红色专家’和‘赤脚科学家’，在中国自己头号‘李森科式’的专家乐天宇的率领下，要求农民深耕（有时深达10英尺），并且进行‘龙鳞式’密集种植，还有其他一些疯狂行为。其结果是中国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死亡人数高达3000万至6000万。
“平措汪杰对宇宙的论述中充满了各种奇怪的和难以辨识的图表和表格，好像中世纪炼金术指南里面的插图，这些材料似乎更能揭示作者真实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和他的理论有关的科学信息。人们或许会觉得有必要对平措汪杰先生进行某种心理分析。甚至在经历官方的迫害、妻子自杀和自己深陷牢狱18年之后，平措汪杰对马克思、毛泽东和周恩来依然一片忠心。他这样表明自己的信念：‘无论发生什么，我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总有一天最高领导人会了解我案子的细节。我认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有关我过去所作所为问题上，我相信是汪峰和其他一些人对他们撒了谎。我一直抱有一线希望，期望有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明白我是无辜的并下令释放我。’
我必须承认，通过回想早年阅读过的一部政治小说中的类似描述，我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汪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非同寻常的忠心耿耿。《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是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代表作，几乎直接取材于1930年代斯大林的那些审判秀，描述了对老布尔什维克卢巴雪夫（V.S. Rubashov）的监禁、审判和处决。尽管一个是小说，一个是真实生活，但是这两份回忆的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卢巴雪夫和平措汪杰对党和领袖的忠诚是何等地坚定不移，尽管事实上他们的领袖、党和信念早已残忍地背叛了这两位老党员。在卢巴雪夫的案件中，他到最后甚至承认了那些无中生有的罪行。汪杰没有认罪，而是采取了一个更加便捷的自欺欺人的行为——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那些小官员，而不是已经被偶像化的“伟大的舵手”本人。达赖喇嘛在《流亡中的自在》一书中，曾以赞许的口吻提到此事。乔治·奥威尔在评论库斯勒的小说时写道，他相信卢巴雪夫和其他类似的人“已经被他们所效忠的革命所腐蚀”，“对党的习惯性忠诚”已经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和精神。
“库斯勒在小说中还暗指，如果卢巴雪夫掌权，也不会比那些现在迫害他的人更好——我想这个观点也可以稳妥地适用于汪杰。米兰·昆德拉在写到自己的童年时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总是把那些从政治犯监狱释放回来的人理想化。后来我发现绝大多数受害者也曾经是施害者。行刑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非常复杂。’汪杰固执的自以为是并没有因为18年的酷刑和单独监禁而受到损害——没有因悔恨而受到触动，没有因一点点怀疑而蒙上阴影——他引领敌对的外国侵略军进入他自己的祖国，也因此而对图伯特所遭遇的种族与文化灭绝以及正在遭受的压迫与剥削，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回到语言‘改革’问题上，或许应该注意，从保守的拉萨中心观点上看，平措汪杰、降边嘉措、喜饶嘉措和其他一些人都是主要是周边地区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强烈的（在社会、经济和语言方面）反对拉萨统治精英的倾向。尽管那些图伯特共产党人提出了‘改革与进步’等崇高口号，但他们的议程中很明显有相当大的报复成分。然而，唯一说不通的事情是，由于巴塘，尤其是安多地区，长年处于中国的行政管辖之下，我们的革命家们和他们的亲戚朋友，无论在早先遭受了什么样的不公与苦难，都无疑是由中国政府所造成，肯定不是来自于拉萨政府。
“有人或许从汪杰故作学术的姿态中，能隐约看到毛泽东的影子——这位乡村学者一生怨恨北京和上海的那些杰出作家和知识分子。或许这只是一闪而过的印象，但是毛泽东主义者，尤其是毛泽东主义的领袖们主要是一些乡土学者、二流诗人和落第文人，他们热衷于装腔作势到了让人难受的地步——从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到秘鲁的古斯曼，到尼泊尔的普拉昌达同志。”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来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2014/04/blog-post_30.html
原文：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4/04/03/phuntsok-wangyal-and-the-arrogance-of-treason/
佛陀和耶穌都曾經說過，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臉，就將右臉也伸給他。但是，迄今為止也沒有人曾經說過，如果有人強暴你，你容忍強暴者并且對他倾注愛意和贊許也是一件正當的事情（请原谅我以此为例）。
那么為何這些天來流亡政府（CTA）和其他流亡團體都對巴塘人平措汪杰的去世給予了如此多的哀悼？且不管他是一位多么“迷人”的人、多么“優秀的共產黨員”或是“達賴喇嘛的朋友”，博巴們必須記得汪杰是中國軍隊入侵圖伯特的時候走在前列的大人物。他不是字面意義上所說的中立的或被動的“向導”，而是親身介入了入侵圖伯特的籌劃和組織，在他的自傳中對此都自證其實。事實上，他承擔了組織騾子和牦牛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通過康區運輸物資的關鍵任務。如果沒有這些運輸，連入侵行動都難以進行，因為當時汽車公路尚未建造。
我無意為這個妄自尊大、自欺欺人和頭腦簡單的可憐蟲訴諸任何筆墨。對于我們的文明所遭受的摧殘和我們的人民所遭受的超過百萬的生靈涂炭，他都有功于其中。這實在是令人沮喪。不過不管怎樣，還是有資深印度記者和圖伯特的友人維賈依·卡倫蒂（Vijay Kranti）在“故鄉網”發表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另类悼词》“alternate tribute”，反駁了達蘭薩拉在這個問題上的“奴性思維”。這絕對是一篇值得一讀的文章。
我在此給諸位提供一段我八年前的一篇文章的摘錄，這篇文章由四個部分組成，內容有關圖伯特語言的現代化問題。我想這段文章（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為平措汪杰的叛國行為提供一個政治心理分析，當然同時還針對他的那些當今崇拜者們为他进行的可笑的“偽理智”（ pseudo-intellectual）和“偽革命”（ pseudo-revolutionary）的辯解。
“最近出版的，由梅因戈爾斯坦主筆的平措汪杰傳記《圖伯特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堪稱是一部為左派分子歌功頌德的‘圣徒傳’，盡管行文風格比較低調。其中并沒有對平措汪杰的性格和他背叛祖國和同胞的動機進行認真剖析。事實上，貫穿全書的是一種親密的感覺，因為戈爾斯坦一直稱平措汪杰為‘平汪’，而這是在家人和朋友之間使用的愛稱。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民族主義者、詩人、科學家以及達賴喇嘛的朋友（達賴喇嘛稱他為“忠心耿耿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是一位殉道者——主要是由于試圖拯救圖伯特人民，而被偽馬克思主義者陰謀構陷遭受了長達18年的牢獄之災。此書并非一部非常高明的著作。《紐約書評》登載了一篇相當不乏溢美之词的評論文章，在文章的結尾，作者喬納森·米爾斯基（Jonathan Mirsky，中文名梅兆贊）指出：戈爾斯坦和他的合著者，……‘沒能看出平汪以忠誠的列寧主義方式支持中國在西藏的權威本身所蘊含的諷刺意味，其實當時馬克思主义和列寧主義在中國已經日漸過時……’而‘……無論是平汪還是傳記作者們，都不愿意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是在以暴力為后盾的沙文主義統治西藏。’
“檢視平措汪杰的生平和思維模式，有助于理解在‘進步’和‘改革’的名義之下，有些人是如何地任由自己不仅仅是对一种语言而是对整个文化和社会造成极大伤害。汪杰是典型的这样一种干部，他研究并信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便是对自己知之甚少的问题也敢于信心满满地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
“有关于他的个性，一个怪异而富有启发性的例证是平措汪杰的煌煌巨著《天体新探：月球存在液态水》（外语出版社，北京，2002。在美国可以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免费获取）。汪杰从监狱获释后写作了这本书，体量相当巨大，用小号字印刷还长达500多页。他宣称此书是有关宇宙的科学论述，虽然参考了哥白尼、美国宇航局以及当代一些西方科学家的理论，但是最终导致‘证明’月球蕴藏液态水的思想‘有力武器’是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准确的说是他们的‘辩证法’。书名中对于‘液态’的强调有着有趣的象征意义。去证明月球存在‘固态’水或许更加容易一些，但是这样的保守和妥协是没有必要的。这种辩证法拥有足够的力量证明你想证明的一切。
“在谈话和采访中，平措旺杰一直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一切科学之母’和‘所有科学的终极科学’。无论现在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匪夷所思，他的这种想法的确是出自马克思科学专制主义的伟大传统。来自阿塞拜疆的半文盲农民、斯大林的首席农业专家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也曾运用过这一传统。他是‘斯大林自然改造大计划’（ The Great Stalin Pla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的始作俑者，这个计划实际上导致了苏联的‘大饥荒’。在中国，毛泽东的‘红色专家’和‘赤脚科学家’，在中国自己头号‘李森科式’的专家乐天宇的率领下，要求农民深耕（有时深达10英尺），并且进行‘龙鳞式’密集种植，还有其他一些疯狂行为。其结果是中国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死亡人数高达3000万至6000万。
“平措汪杰对宇宙的论述中充满了各种奇怪的和难以辨识的图表和表格，好像中世纪炼金术指南里面的插图，这些材料似乎更能揭示作者真实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和他的理论有关的科学信息。人们或许会觉得有必要对平措汪杰先生进行某种心理分析。甚至在经历官方的迫害、妻子自杀和自己深陷牢狱18年之后，平措汪杰对马克思、毛泽东和周恩来依然一片忠心。他这样表明自己的信念：‘无论发生什么，我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总有一天最高领导人会了解我案子的细节。我认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有关我过去所作所为问题上，我相信是汪峰和其他一些人对他们撒了谎。我一直抱有一线希望，期望有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明白我是无辜的并下令释放我。’
我必须承认，通过回想早年阅读过的一部政治小说中的类似描述，我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汪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非同寻常的忠心耿耿。《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是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代表作，几乎直接取材于1930年代斯大林的那些审判秀，描述了对老布尔什维克卢巴雪夫（V.S. Rubashov）的监禁、审判和处决。尽管一个是小说，一个是真实生活，但是这两份回忆的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卢巴雪夫和平措汪杰对党和领袖的忠诚是何等地坚定不移，尽管事实上他们的领袖、党和信念早已残忍地背叛了这两位老党员。在卢巴雪夫的案件中，他到最后甚至承认了那些无中生有的罪行。汪杰没有认罪，而是采取了一个更加便捷的自欺欺人的行为——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那些小官员，而不是已经被偶像化的“伟大的舵手”本人。达赖喇嘛在《流亡中的自在》一书中，曾以赞许的口吻提到此事。乔治·奥威尔在评论库斯勒的小说时写道，他相信卢巴雪夫和其他类似的人“已经被他们所效忠的革命所腐蚀”，“对党的习惯性忠诚”已经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和精神。
“库斯勒在小说中还暗指，如果卢巴雪夫掌权，也不会比那些现在迫害他的人更好——我想这个观点也可以稳妥地适用于汪杰。米兰·昆德拉在写到自己的童年时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总是把那些从政治犯监狱释放回来的人理想化。后来我发现绝大多数受害者也曾经是施害者。行刑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非常复杂。’汪杰固执的自以为是并没有因为18年的酷刑和单独监禁而受到损害——没有因悔恨而受到触动，没有因一点点怀疑而蒙上阴影——他引领敌对的外国侵略军进入他自己的祖国，也因此而对图伯特所遭遇的种族与文化灭绝以及正在遭受的压迫与剥削，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回到语言‘改革’问题上，或许应该注意，从保守的拉萨中心观点上看，平措汪杰、降边嘉措、喜饶嘉措和其他一些人都是主要是周边地区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强烈的（在社会、经济和语言方面）反对拉萨统治精英的倾向。尽管那些图伯特共产党人提出了‘改革与进步’等崇高口号，但他们的议程中很明显有相当大的报复成分。然而，唯一说不通的事情是，由于巴塘，尤其是安多地区，长年处于中国的行政管辖之下，我们的革命家们和他们的亲戚朋友，无论在早先遭受了什么样的不公与苦难，都无疑是由中国政府所造成，肯定不是来自于拉萨政府。
“有人或许从汪杰故作学术的姿态中，能隐约看到毛泽东的影子——这位乡村学者一生怨恨北京和上海的那些杰出作家和知识分子。或许这只是一闪而过的印象，但是毛泽东主义者，尤其是毛泽东主义的领袖们主要是一些乡土学者、二流诗人和落第文人，他们热衷于装腔作势到了让人难受的地步——从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到秘鲁的古斯曼，到尼泊尔的普拉昌达同志。”
星期一, 4月 14, 2014
“彩云之南”的恐怖主义通道
作者：尹鸿伟
來源：http://ynyhw2000.blog.163.com/blog/static/132900481201438101354188/
發表時間：2014-04-08
边陲云南，因中国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充满活力，并已崛起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南亚的重要通道。各种人员的汇聚不断给云南边境地区带来了热闹和繁荣，也不断有着匪夷所思的故事发生。
2014年3月1日晚9时20分左右，地处云南省会的昆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致29人遇难、140余人受伤的暴力恐怖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称其为“昆明3.01暴力恐怖袭击案”。有反恐官员表示，暴力分子避开了安保措施严密的北京、上海和新疆等地区，挑选了人们没有防备或者说防备意识没有那么强的云南下手，这起事件暴恐性质非常明显。凭借着网络和媒体巨大的传播力量，该事件迅速震动了全中国及全世界。
“手持双刀的暴徒用长刀砍、短刀刺，出手凶狠，招招直指无辜民众的咽喉、心脏等要害；甚至面对警察的枪口也勇往直前，毫无胆怯，直到全部中弹倒下”。3月1日晚上目睹了凶案经过的市民如此描述5名的暴徒的行径，“丝毫不防备的民众被瞬间冲击得落荒而逃，死伤者血流如注，哀号声震天。”
“3.01案件”发生后40多个小时告破，公安部表示该案是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暴力恐怖团伙”所为，该团伙6男2女共8人，现场被击毙4名、击伤抓获1名（女），其余3名已落网，还表示在凶案现场发现了“东突”恐怖势力旗帜等证据。
一直关注“东突”等分裂恐怖分子在云南和与其接壤的邻国的活动情况的新疆反恐人士透露，一些“东突”分子已将云南视为出入国境的“便利通道”。与新疆通往境外通道受高寒、高山等自然条件约束和边防管控严厉略有不同，云南边防线漫长且形势复杂，许多边境地区存在“一寨两国”、“一家两国”和“跨沟出国”的客观复杂性，加上一些接壤国家的政府无力控制民族地区，因此部分“东突”分子将云南边境地区视为外逃和潜回的“便利通道”。
特殊的云南边境
很多人预计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密切后，进出云南省的人员和商贸将大大增加，这条黄金通道的价值也会不断被提升。但现实的情况是，除了期待中的正面收益，云南边境也面对着安全越来越复杂的局面。
“由于少数民族比重非常大的云南与缅甸、老挝和越南山水相连，又有许多重要的国际通商口岸，国内外都有流动人口汇集到这里。”中缅边境云南省瑞丽市的一名官员说，“缅甸等国境外人员及各种无国籍人员已达数十万人之多，而边境线上跨境而居、早出晚归的边民更是无法准确统计，这些情况给政府人口工作增添了许多问题和困难。”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一名船运公司的经理表示，随着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以及中国与越南、老挝和缅甸各种大小口岸的开放，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态势，因此各种各样的人员都在云南边境出现了。
“以前基本只有边民和商人、游客往返云南边境，但是后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且不说那些走私、贩毒等非法犯罪人员希望偷越边境，就连朝鲜等第三国人员也想借道云南出境东南亚，再辗转其他国家。”常年在湄公河上航行的一名船长说，“这些情况我们屡见不鲜，由于从云南边境进入东南亚地区陆路、水路都非常便利，因此一直是理想的外出通道。”
的确，从云南省的西北部到南部，连接着缅甸、老挝和越南，大大小小的口岸、通道及小道不计其数，随便抬脚就可以出去了，根本无法把守，“很多外地人甚至不小心出了国都不知道，因为传统的国与国友好关系使这些地区如无边境线一般”。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边境上，老人们甚至都分不清自己属于什么国家，只知道家在哪个村寨，因此不太愿意政府来管我们进出。”中越边境云南省金平县的一名苗族群众说，“因为有些外地人偷偷出去越南，所以我们也被政府管得很严了，这让我们很不高兴：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嘛。”
显然，云南边境的情况就是如此特殊，而且由于历史原因造成跨境民族众多。为了便于这些边民的走亲访友，对岸国的政府彼此都不得不睁只眼、闭着眼，更多时候只能劝导边民从正规口岸出入境，但是工作效果并不理想。
一名从中朝边境来到云南边境的东北游客对当地的情况大为赞叹：“换成在中朝边境，边民敢这样随意进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被抓、被开枪射击了，还是云南边境的情况友好啊。”
云南边境的特殊，还不仅仅在于跨境民族与进出通道的众多，更涉及到周边屡禁不止的毒品问题。众所周知，从缅甸、老挝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进入云南省的毒品贩卖一直存在，而这些毒品中的一部分最终被贩卖到了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在携带、运输的违法犯罪人员中，也屡屡发现部分新疆维吾尔族参与。
“大约从20世纪末开始，在与缅甸接壤的瑞丽、景洪等边境地区，随时可以看见新疆维吾尔族的身影。”长期与境外有往来的云南边境人士透露，维吾尔族朋友经常告诉金三角的合作者，他们贩毒所赚的钱不完全是用于自己消费，相当一部分还必须捐献给民族宗教组织，“作为搞政治活动的经费”。
因为毒品巨大利益的驱动，部分维吾尔族人士也参与其中，他们与云南境外的各种制造、贩卖毒品的利益集团自然产生了联系，甚至逐步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今后对打击穆斯林分裂势力，中国不仅要嘉奖自身的防卫，更要加强与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力度，支持它们打击内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做到情报共享，共同铲除窝藏在不同国家的分裂势力。”长期出入云南边境的商务人士东子说，“从地缘上看，实际上缅甸和泰国是处在对付分裂势力斗争的前沿，而中国云南是后方。中国支持这两个国家打击内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实际上也是在巩固国内自身的安全。”
分裂势力的云南动向
“虽然一直都看到关于新疆分裂分子的情况，甚至都有些麻木了，但听到昆明火车站有那么多人被砍杀还是非常吃惊。”瑞丽市的一名商人表示，“尤其杀人的手段这么残忍，遇难的都是无辜民众。”
查出凶手的真相目似乎并不难。3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对于严重暴力恐怖分子，不管他是谁，属于哪个组织，与谁有牵连，暴恐行为发生在何时、何地，中国政府都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3月4日，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对“昆明3.01案件”进行了披露，外媒立即进行大肆报道。截至目前，总人数为8人的涉案团伙已全部落网或被击毙，他们原先是想出境参加“圣战”，发现从云南出不去后又跑到了其他地方；到了广东发现也出不去，只好重新返回云南，到了位于中越边境的红河州；他们在红河的计划是，如果跑不出去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
秦光荣还表示，这次突发事件的教训一是反恐意识不强，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另外，铁路系统的保卫体制也有问题。
有报道称，8名袭击者是为了躲避中国警方在新疆和田地区的“镇压”跑到云南，是为了出境到老挝“寻求避难”。不过，这样的说辞受到了一名云南边境人士的反驳：“如果这些人真要去老挝，最方便的地方不是红河州边境，而是西双版纳州或者普洱市的边境，尤其从西双版纳州进入老挝后的交通条件最好，其他地方都是交通条件原始的高山丛林。而且，老挝也不可能是他们的长期藏身之处。”
中缅友好关系历史久远，两国边民往来非常自由。
2012年中，经过大量情报调查后，缅甸政府在金三角腹地的大其力市捣毁了一个秘密“军事训练营”，首度发现了一些新疆维吾尔族在其中参与训练。由此，一些金三角的势力人物提供地点、武器等，帮助维吾尔族在缅甸境内训练作战人员的传言被证实，但缅甸方面并没有对此进行大范围宣扬。
迫于内部压力和全球竞争态势，中国一直希望加强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而在东南亚许多地区，贫困落后、政治不稳定及强烈的地方民族主义使其成为暴力活动的温床，警示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政治和经济措施加以防范。
“目前不仅云南边防、公安的工作思路需要改变，就是整个云南省，在对待少数民族和宗教势力的认识和工作方法都需要改进。”东子认为，云南省总是忌讳于触动一些边境少数民族和宗教势力，花的钱基本就是用在了骨子里是想分裂的地方宗教领袖身上，但对能认同中国的基层少数民族同胞，花的钱又相对地少，“这样长期下去，就会使边境少数民族认为，经常闹一闹，反而会有大把钱来花”。
东子认为，云南面临的穆斯林恐怖分裂活动，“昆明3.01案件”绝不是最后一次，而仅靠中国自己，又无法解决潜藏在邻国的分裂势力窝点和秘密训练基地，所以需要多国联动，情报共享，并组织统一的打击力量。
“昆明的这次惨案，如果从整个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角度来看，实际上也不是孤立的。”东子表示，云南省正是穆斯林分裂势力从缅甸沿海向中国蔓延的一个方向，同时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也空前活跃，并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目的就是要求泰国南部的穆斯林聚集区独立，泰缅中的各种穆斯林分裂力量最终会结合在一起。
他建议，应该将中缅老泰在湄公河上的“四国联合执法队伍”升格为“湄公河组织”，以应对多国都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恐怖分裂活动。具体就是从目前的打击贩毒、跨国犯罪、河道安全的主要工作内容中，从业务上再加入反恐；而在执法区域上，也从目前单纯的湄公河护航转换到四国边境联合反恐合作。
外逃通道很难消失
虽然云南省分别与缅老越三个国家接壤，并且与泰国由湄公河相通，但以往熟悉情况的人更多会选择缅甸“偷渡出境”，因为缅北和金三角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府管理更为无序。
“无论是中缅边境缅甸一侧，还是湄公河沿岸和金三角地区，除缅甸政府军外，其他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多且繁杂：克钦独立军、佤邦联合军、掸邦南部军、勐拉同盟军及各种关系复杂的民团武装数不胜数。它们的势力犬牙交错，因此外界根本无法弄清楚全部情况。”熟悉缅北少数民族武装情况的云南民间学者石安达说，“由于这些武装力量各有地盘，因此都能够做成一些事情，而想从云南出境都必须依靠他们一方或者多方。”
现实情况是，缅北和金三角地区各种利益复杂交汇，多方力量盘根错节，既有地方势力的争斗，也有国家之间的博奕，“他们成天你争我夺，但最终各自还是会形成一定的势力割据”。
一名缅北人士介绍，这些地区的各种武装势力都如狼似虎，对自己的势力范围非常在乎，平时里都随时在警惕着，彼此间一般都不敢随便介入别人的地盘活动，陌生外人要想进入必须预先得到允许，否则凶多吉少。
“如果外面没有人接应，人生地不熟的新疆维吾尔族就是出了云南边境，在异国他乡也会寸步难行，因为每一个势力范围都需要疏通。”上述缅北人士说，“表面上边境地区管理松懈，但是想要进一步深入腹地，或者借道通过也没有那么简单，更别说长期居留。”
同时他还表示，问题首先还在于中国内部，违法犯罪分子在中国层层检查下都能来去自如，显示出活动能力非同小可，相比之下境外的防范力量更是力不从心了。
东子表示，老挝对中老边境属于完全不设防状态，“新疆7.5惨案”之前，从老挝跑出去的维吾尔族很多，原因是老挝的磨丁经济特区（黄金城）紧靠云南边境，且老挝政府基本不管，所以不仅黄赌毒横行，也渐渐成为新疆分裂势力的一个接应窝点；“7.5惨案之后，特别是黄金城赌场被中国出手捣毁后，这条通道就没那么畅通了，但并不表示已完全杜绝，毕竟老挝与中国没有天然分界线。
“但老挝一直都不是这些维吾尔族分裂分子的目的地，他们一般是经老挝进入柬埔寨、泰国南部穆斯林聚集区，然后再到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传统穆斯林国家。”东子说，“随后这些分裂分子一般不再经云南返回新疆，而是走海路到达巴基斯坦，再从陆地返回新疆。”
他认为，只要云南境外还有战乱，没有有效的政府行政管理——不管是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有效行政管理，还是缅甸、老挝政府的有效行政管理，那么云南边境成为分裂分子外逃通道的情况就不会消失。
來源：http://ynyhw2000.blog.163.com/blog/static/132900481201438101354188/
發表時間：2014-04-08
边陲云南，因中国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充满活力，并已崛起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南亚的重要通道。各种人员的汇聚不断给云南边境地区带来了热闹和繁荣，也不断有着匪夷所思的故事发生。
2014年3月1日晚9时20分左右，地处云南省会的昆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致29人遇难、140余人受伤的暴力恐怖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称其为“昆明3.01暴力恐怖袭击案”。有反恐官员表示，暴力分子避开了安保措施严密的北京、上海和新疆等地区，挑选了人们没有防备或者说防备意识没有那么强的云南下手，这起事件暴恐性质非常明显。凭借着网络和媒体巨大的传播力量，该事件迅速震动了全中国及全世界。
“手持双刀的暴徒用长刀砍、短刀刺，出手凶狠，招招直指无辜民众的咽喉、心脏等要害；甚至面对警察的枪口也勇往直前，毫无胆怯，直到全部中弹倒下”。3月1日晚上目睹了凶案经过的市民如此描述5名的暴徒的行径，“丝毫不防备的民众被瞬间冲击得落荒而逃，死伤者血流如注，哀号声震天。”
“3.01案件”发生后40多个小时告破，公安部表示该案是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暴力恐怖团伙”所为，该团伙6男2女共8人，现场被击毙4名、击伤抓获1名（女），其余3名已落网，还表示在凶案现场发现了“东突”恐怖势力旗帜等证据。
一直关注“东突”等分裂恐怖分子在云南和与其接壤的邻国的活动情况的新疆反恐人士透露，一些“东突”分子已将云南视为出入国境的“便利通道”。与新疆通往境外通道受高寒、高山等自然条件约束和边防管控严厉略有不同，云南边防线漫长且形势复杂，许多边境地区存在“一寨两国”、“一家两国”和“跨沟出国”的客观复杂性，加上一些接壤国家的政府无力控制民族地区，因此部分“东突”分子将云南边境地区视为外逃和潜回的“便利通道”。
特殊的云南边境
很多人预计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密切后，进出云南省的人员和商贸将大大增加，这条黄金通道的价值也会不断被提升。但现实的情况是，除了期待中的正面收益，云南边境也面对着安全越来越复杂的局面。
“由于少数民族比重非常大的云南与缅甸、老挝和越南山水相连，又有许多重要的国际通商口岸，国内外都有流动人口汇集到这里。”中缅边境云南省瑞丽市的一名官员说，“缅甸等国境外人员及各种无国籍人员已达数十万人之多，而边境线上跨境而居、早出晚归的边民更是无法准确统计，这些情况给政府人口工作增添了许多问题和困难。”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一名船运公司的经理表示，随着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以及中国与越南、老挝和缅甸各种大小口岸的开放，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态势，因此各种各样的人员都在云南边境出现了。
“以前基本只有边民和商人、游客往返云南边境，但是后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且不说那些走私、贩毒等非法犯罪人员希望偷越边境，就连朝鲜等第三国人员也想借道云南出境东南亚，再辗转其他国家。”常年在湄公河上航行的一名船长说，“这些情况我们屡见不鲜，由于从云南边境进入东南亚地区陆路、水路都非常便利，因此一直是理想的外出通道。”
的确，从云南省的西北部到南部，连接着缅甸、老挝和越南，大大小小的口岸、通道及小道不计其数，随便抬脚就可以出去了，根本无法把守，“很多外地人甚至不小心出了国都不知道，因为传统的国与国友好关系使这些地区如无边境线一般”。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边境上，老人们甚至都分不清自己属于什么国家，只知道家在哪个村寨，因此不太愿意政府来管我们进出。”中越边境云南省金平县的一名苗族群众说，“因为有些外地人偷偷出去越南，所以我们也被政府管得很严了，这让我们很不高兴：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嘛。”
显然，云南边境的情况就是如此特殊，而且由于历史原因造成跨境民族众多。为了便于这些边民的走亲访友，对岸国的政府彼此都不得不睁只眼、闭着眼，更多时候只能劝导边民从正规口岸出入境，但是工作效果并不理想。
一名从中朝边境来到云南边境的东北游客对当地的情况大为赞叹：“换成在中朝边境，边民敢这样随意进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被抓、被开枪射击了，还是云南边境的情况友好啊。”
云南边境的特殊，还不仅仅在于跨境民族与进出通道的众多，更涉及到周边屡禁不止的毒品问题。众所周知，从缅甸、老挝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进入云南省的毒品贩卖一直存在，而这些毒品中的一部分最终被贩卖到了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在携带、运输的违法犯罪人员中，也屡屡发现部分新疆维吾尔族参与。
“大约从20世纪末开始，在与缅甸接壤的瑞丽、景洪等边境地区，随时可以看见新疆维吾尔族的身影。”长期与境外有往来的云南边境人士透露，维吾尔族朋友经常告诉金三角的合作者，他们贩毒所赚的钱不完全是用于自己消费，相当一部分还必须捐献给民族宗教组织，“作为搞政治活动的经费”。
因为毒品巨大利益的驱动，部分维吾尔族人士也参与其中，他们与云南境外的各种制造、贩卖毒品的利益集团自然产生了联系，甚至逐步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今后对打击穆斯林分裂势力，中国不仅要嘉奖自身的防卫，更要加强与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力度，支持它们打击内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做到情报共享，共同铲除窝藏在不同国家的分裂势力。”长期出入云南边境的商务人士东子说，“从地缘上看，实际上缅甸和泰国是处在对付分裂势力斗争的前沿，而中国云南是后方。中国支持这两个国家打击内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实际上也是在巩固国内自身的安全。”
分裂势力的云南动向
“虽然一直都看到关于新疆分裂分子的情况，甚至都有些麻木了，但听到昆明火车站有那么多人被砍杀还是非常吃惊。”瑞丽市的一名商人表示，“尤其杀人的手段这么残忍，遇难的都是无辜民众。”
查出凶手的真相目似乎并不难。3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对于严重暴力恐怖分子，不管他是谁，属于哪个组织，与谁有牵连，暴恐行为发生在何时、何地，中国政府都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3月4日，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对“昆明3.01案件”进行了披露，外媒立即进行大肆报道。截至目前，总人数为8人的涉案团伙已全部落网或被击毙，他们原先是想出境参加“圣战”，发现从云南出不去后又跑到了其他地方；到了广东发现也出不去，只好重新返回云南，到了位于中越边境的红河州；他们在红河的计划是，如果跑不出去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
秦光荣还表示，这次突发事件的教训一是反恐意识不强，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另外，铁路系统的保卫体制也有问题。
有报道称，8名袭击者是为了躲避中国警方在新疆和田地区的“镇压”跑到云南，是为了出境到老挝“寻求避难”。不过，这样的说辞受到了一名云南边境人士的反驳：“如果这些人真要去老挝，最方便的地方不是红河州边境，而是西双版纳州或者普洱市的边境，尤其从西双版纳州进入老挝后的交通条件最好，其他地方都是交通条件原始的高山丛林。而且，老挝也不可能是他们的长期藏身之处。”
中缅友好关系历史久远，两国边民往来非常自由。
2012年中，经过大量情报调查后，缅甸政府在金三角腹地的大其力市捣毁了一个秘密“军事训练营”，首度发现了一些新疆维吾尔族在其中参与训练。由此，一些金三角的势力人物提供地点、武器等，帮助维吾尔族在缅甸境内训练作战人员的传言被证实，但缅甸方面并没有对此进行大范围宣扬。
迫于内部压力和全球竞争态势，中国一直希望加强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而在东南亚许多地区，贫困落后、政治不稳定及强烈的地方民族主义使其成为暴力活动的温床，警示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政治和经济措施加以防范。
“目前不仅云南边防、公安的工作思路需要改变，就是整个云南省，在对待少数民族和宗教势力的认识和工作方法都需要改进。”东子认为，云南省总是忌讳于触动一些边境少数民族和宗教势力，花的钱基本就是用在了骨子里是想分裂的地方宗教领袖身上，但对能认同中国的基层少数民族同胞，花的钱又相对地少，“这样长期下去，就会使边境少数民族认为，经常闹一闹，反而会有大把钱来花”。
东子认为，云南面临的穆斯林恐怖分裂活动，“昆明3.01案件”绝不是最后一次，而仅靠中国自己，又无法解决潜藏在邻国的分裂势力窝点和秘密训练基地，所以需要多国联动，情报共享，并组织统一的打击力量。
“昆明的这次惨案，如果从整个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角度来看，实际上也不是孤立的。”东子表示，云南省正是穆斯林分裂势力从缅甸沿海向中国蔓延的一个方向，同时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也空前活跃，并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目的就是要求泰国南部的穆斯林聚集区独立，泰缅中的各种穆斯林分裂力量最终会结合在一起。
他建议，应该将中缅老泰在湄公河上的“四国联合执法队伍”升格为“湄公河组织”，以应对多国都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恐怖分裂活动。具体就是从目前的打击贩毒、跨国犯罪、河道安全的主要工作内容中，从业务上再加入反恐；而在执法区域上，也从目前单纯的湄公河护航转换到四国边境联合反恐合作。
外逃通道很难消失
虽然云南省分别与缅老越三个国家接壤，并且与泰国由湄公河相通，但以往熟悉情况的人更多会选择缅甸“偷渡出境”，因为缅北和金三角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府管理更为无序。
“无论是中缅边境缅甸一侧，还是湄公河沿岸和金三角地区，除缅甸政府军外，其他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多且繁杂：克钦独立军、佤邦联合军、掸邦南部军、勐拉同盟军及各种关系复杂的民团武装数不胜数。它们的势力犬牙交错，因此外界根本无法弄清楚全部情况。”熟悉缅北少数民族武装情况的云南民间学者石安达说，“由于这些武装力量各有地盘，因此都能够做成一些事情，而想从云南出境都必须依靠他们一方或者多方。”
现实情况是，缅北和金三角地区各种利益复杂交汇，多方力量盘根错节，既有地方势力的争斗，也有国家之间的博奕，“他们成天你争我夺，但最终各自还是会形成一定的势力割据”。
一名缅北人士介绍，这些地区的各种武装势力都如狼似虎，对自己的势力范围非常在乎，平时里都随时在警惕着，彼此间一般都不敢随便介入别人的地盘活动，陌生外人要想进入必须预先得到允许，否则凶多吉少。
“如果外面没有人接应，人生地不熟的新疆维吾尔族就是出了云南边境，在异国他乡也会寸步难行，因为每一个势力范围都需要疏通。”上述缅北人士说，“表面上边境地区管理松懈，但是想要进一步深入腹地，或者借道通过也没有那么简单，更别说长期居留。”
同时他还表示，问题首先还在于中国内部，违法犯罪分子在中国层层检查下都能来去自如，显示出活动能力非同小可，相比之下境外的防范力量更是力不从心了。
东子表示，老挝对中老边境属于完全不设防状态，“新疆7.5惨案”之前，从老挝跑出去的维吾尔族很多，原因是老挝的磨丁经济特区（黄金城）紧靠云南边境，且老挝政府基本不管，所以不仅黄赌毒横行，也渐渐成为新疆分裂势力的一个接应窝点；“7.5惨案之后，特别是黄金城赌场被中国出手捣毁后，这条通道就没那么畅通了，但并不表示已完全杜绝，毕竟老挝与中国没有天然分界线。
“但老挝一直都不是这些维吾尔族分裂分子的目的地，他们一般是经老挝进入柬埔寨、泰国南部穆斯林聚集区，然后再到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传统穆斯林国家。”东子说，“随后这些分裂分子一般不再经云南返回新疆，而是走海路到达巴基斯坦，再从陆地返回新疆。”
他认为，只要云南境外还有战乱，没有有效的政府行政管理——不管是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有效行政管理，还是缅甸、老挝政府的有效行政管理，那么云南边境成为分裂分子外逃通道的情况就不会消失。
星期三, 4月 09, 2014
中国民族问题的“非问题处理”
作者：纳日碧力戈
來源：《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3期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40409104036.html
自尼德兰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构建“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成为压倒性的实践性理念，其背后既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推动，也有不可调和的施密特式敌我观的刺激。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形成，发展出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促进了近代国际法的发展，也让民族主义的实践理念合法化。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提出“民族自决权”，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主义运动，大民族不失时机地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按照厄内斯特・盖尔纳等人的观点，民族主义要求民族的边界与国家的边界一致，是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1]尽管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是自说自话，是一厢情愿，但它作为一种理念始终挥之不去。那种试图把语言—文化的边界和政治—国家的边界相重合的民族主义斗争，带来的往往是各种族群和民族之间的剧烈冲突。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东欧巨变，带来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尤其是波黑战争让双方付出沉重代价。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并不一定总是冲突的根源，它有时表现为形式和结果。如，经济恶化常常带来民族关系的恶化，导致民族主义升温和民族之间的冲突。
众所周知，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差异将会长期存在，不能指望在短期内同化或者消灭它们，更不能指望它们因为个体化程度的提高而最终消失。在原本是多民族的区域建立“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努力，往往就是同化或者消灭民族差异的努力，其结果只能是民族冲突甚至民族灭绝，不仅影响社会安定，影响政府治理，也带来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有一种谬论认为，民族差异是民族“问题”的根据，会影响社会安定，不利于政府治理。其实，民族差异本身不是问题，民族差异的存在是社会常态，不是异态。民族冲突有时是由民族差异引起，但更多的是由于政治、经济之类的其他原因造成的，是结果，不是原因。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为了统一市场，提高生产力，当然就更需要提高效率。因此，建立在统一语言和文化之上的统一的国民教育，也就成了当务之急。按照盖尔纳和安德森等人的观点，民族主义的最终动力来自发展生产、统一市场的需要。可以说，民族主义所追求的“一族一国”的实践性理念，是造成民族冲突的最终原因。
“民族问题”的“非问题处理”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历史上多方力量政治协商的结果，不是某个党派或者集团“心血来潮”的“造物”。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个民族及其精英在不同程度上做出了妥协和让步，它来之不易，值得珍视和爱护。回顾历史，北方的蒙古、维吾尔、藏等民族的精英都曾经有建国诉求，但经过与中国共产党的协商，终于放弃自决愿望，接受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出多元一体的格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各方妥协让步的历史答案，也在博弈中使弱势民族受惠，符合政治文明提倡的公平正义原则。当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是加强和改善的问题，决不能全盘否定，完全取消。其实，无论中外，各国都存在如何让弱势群体从社会发展中受惠并制定优惠政策保护其权益的问题。美国的肯定性政策、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保护法”和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均属此列。
然而，我们的学术界习惯于把“民族”当“问题”来研究。学术界目前出现的“方法论民族主义”，以族为界，以族为敌，把少数民族看成“问题”，把族群看成“累赘”或者“隐患”。为了避免这样的方法论民族主义，我们在讨论民族问题的时候，首先要学会内视和内省，要学会费孝通教授所倡导的“文化自觉”，避免把中国当“汉国”，要从他族观点看问题，有弹性地与他人协商，克服“二元对立”的死结，走第三条路，即商议之路，走向重叠共识。
民族本身不是问题，它的存在也不必然带来冲突；关键是如何处理和应对，如何培育语际和族际的包容态度，如何能够做到互守尊严，和睦信任，利益互补，美美与共。民族之间互为差异共同体，语言不通，文化殊异，信仰有别，这些就像人类社会长相不同，自然界生物千姿百态，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本应习以为常。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体来说，汉语汉文具有超稳定性，儒家天下观以文化中心主义为根基，即便孔子“有教无类”的说法，也是建立在“来化”、“迪化”、“归化”的理念之上，外来语言和文化不大容易被接受，“走表”容易，“扎根”殊难。因此，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一定要和“文化反思”相结合才能奏效。否则，在不了解外族语言和文化的情况下，他族就成为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驱逐对象或者同化对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族类的区分恰恰建立在语言和文化之上。正是因为我们把民族看成“问题”，民族所承载的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也就成了“问题”。在不了解少数民族的情况下，许多人会把少数民族看成是“异己”，对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感到诧异并加以排斥。
要跳出汉族中心主义的怪圈，就要真正接触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要去“看它”，去“了解它”。在“看它”和“了解它”之后，就能够以“非问题”的办法去处理“民族问题”，即民族“去问题化”。民族问题“非问题化”首先要从“关键符号”①入手，不了解少数民族的关键符号，或者误把自己的关键符号当作别人的关键符号加以推广，会带来民族之间的误解，也容易导致“民族问题”的出现。当前的民族话语充满歧义，尤其在使用不同民族语言表达时，其中的意思南辕北辙。这主要是民族符号的寓意各有不同，与历史也有种种独特勾连。比如，蒙古族人会以崇敬的心态提起成吉思汗，藏族人会以同样的心态提起他们的转世活佛，苗族人尊崇蚩尤大帝。当我们一厢情愿地用“黄帝”符号去统辖成吉思汗或者转世活佛时，就会出现关键符号的互不兼容，导致心理隔阂，这恰恰是我们在处理当下民族关系问题时常常忽略的问题。
此外，当我们说到“中国”这个关键符号时，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理解把中国和华夏等同，广义理解把中国和各民族等同，这两种理解对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前者把少数民族排除在外，后者把少数民族包括进来。其实，少数民族中也有狭义中国和广义中国之分。例如在蒙古语中，狭义中国称为“契塔德”（Khitad，相当于俄语kitai），原指“契丹”，现兼指“汉人”和“中国”（尤其是在蒙古国）。蒙古语中后来出现广义中国，dumdaduulus，直译为“中之众根”，即“众根汇集于中”，这是对新中国格局的最佳表述。当年顾颉刚先生与费孝通先生争论“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多个”，费先生的观点显然得到来自蒙古语的证据支持。“中华民族”是“民族关键符号”，也是“语言关键符号”，自古至今围绕它产生了丰富的语汇和致密的符号群，形成复杂的话语体系，类似于考古学上的地层叠压，可供用来做语言和知识的“考古研究”。例如少数民族同胞出国，别人会问：Are you Chinese？一般回答当然是Yes。但是，在进一步了解后，他们就得到新的定位（以蒙古族为例）：You are Chinese Mongolian，You are Mongolian Chinese或You are Mongolian from China。从国籍、居住地等非文化角度出发，这是没有什么歧义的，只是在涉及语言的时候，歧义就出现了：Chinese这个词只能指汉语汉文，不会有其他意思，而语言是定义民族的第一要素，少数民族和汉族、中国和“汉国”之间就出现了模糊性。同样，中国少数民族不大容易回答“你是华侨吗？”的问题。他们不能回答“我们是蒙侨”、“我们是朝侨”、“我们是哈侨”，因为有蒙古国、韩国/朝鲜、哈萨克等国家的存在。“合诸多族类为统一的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是确定无疑的，但作为同质单一的语言文化共同体就不成立了。所谓的“民族问题”就出现在“政治边界”与“语言边界”不重合之处，而千年历史证明，强制性的语言文化同化既不现实，也不可取，因为语言文化有相对复杂而特殊的发展规律，不会轻易接受“人工改造”。中国汉字改革和少数民族文字设计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民族问题“非民族化处理”的要点，是如何区分“华”和“汉”，如何把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区分开来，承认“中国是各民族共同建造的家园”、“中华民族等于中国各民族”、“当代中国是汉族占绝大多数，同时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政治共同体”这样一些表述。
关于关键符号的另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反映意识形态的语言符号。各民族的关键符号都有关于语言本体的“致密体系”，有“根隐喻”，也有“关键情节”。其中有关于语言起源的传说，也有关于语言习得的故事。“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蒙古字上下直竖，是蒙古人生性正直的象征”。这些都是一种语言意识形态的表露，是“根隐喻”。汉字魏碑外方内圆，隶书外圆内方，体现做人之道，属于关键情节。黑格尔、莱布尼茨说汉文是图画文字，阻碍科学思维，不利于哲学抽象，但曾几何时，以汉语为母语者人才济济。不过，还是有人把别人对汉字的褒贬横加在国内少数民族文字上，说这些文字缺乏科技词汇、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是西部开发的“短板”，等等，这些不符合语言学常识的说法颇值得商榷。任何语言都可以代表“先进的生产力”，都可以有丰富的科技词汇，也都可以在方方面面和联合国工作语言相媲美。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就是尊重他们的人格，是民族问题“非问题化”的重要保障。
“国族一体论”的谬误指摘
最近一些年，原本研究经济的学者也开始关注“民族问题”，提出类似于西方旧时代的“同化论”，鼓吹“国族一体论”②。经济腾飞，都市繁荣，国家利益高于国民利益的舆论四起，弱肉强食观也甚嚣尘上。这个观点强调，为了加强所谓“国族一体化建设”，为了加速民族融合，“需要采取非政治化和去标签化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策略”，淡化国民的“民族（族群）身份标识”，具体做法是去除身份证件上的民族身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治原则，保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全国通用”。这样的说法自相矛盾：我国2004年修正的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难道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难道消灭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才能“保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全国通用”吗？
此外，“国族一体论”者呼吁“从传统民族理论中解放出来”，“按照国际惯例，国内各族（族群）任何时候都不具有民族自决权或民族分立权”。“国族一体论”者混淆了民族自决、民族分立与民族自治的差别。新中国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联邦制或者邦联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民族自决和民族分立的问题。
“国族一体论”者的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严肃批评。如郝时远在《中国民族报》连续发表文章，对“第二代民族政策”做了全面而详细的批评。其中他认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苏联模式”，用“苏联模式”套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政策和实践而提出“去政治化”主张，是一个违背事实的伪命题。据此以“第二代民族政策”之说，来取代“真正的民族平等”核心原则是理论和实践的误导。[2]“国族一体论”表达了单一民族中心主义的心态，缺乏对于“他者”的关怀，没有倾听他们的心声，更没有考虑他们的感情，是“一厢情愿”。如果把经过长期政治协商建立，并且已经写入国家宪法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说成是“问题”，把宪法赋予的“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说成是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无异于前后矛盾，歪曲事实，属于上文所述的“方法论民族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包括“国族一体论”在内的当下的民族新话语是近年来“去政治化”讨论的延续。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论说流行以来，在对中国民族事务的制度、政策有效性以及民族问题态势的讨论中形成焦点。所谓“去政治化”，就是“去制度化”，也就是“去民族区域自治化”，当然也就是“去民族政策化”，因为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得以体现。“去政治化”的民族话语自始至终是“多声部”和“复调”的，凸显了对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不同的愿景和实践理性。例如，有学者认为，根据“少数族群去政治化”的观点，新中国把民族问题政治化，把“模糊”群体“识别”为独立民族，强化了民族意识，增加了民族政治权力，为“民族分裂运动”打下基础。因此，中国要用“族群”代替“民族”，淡化其政治意义。[3]一些学者对此发表了不同看法，认为这种观点是“再东方学化”的观点③，“忽略了世界各国扶持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国际经验”，混淆了“殖民主义、大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④。有学者认为，“去政治化”威胁到少数民族的权利，会在不同程度上损害少数民族的利益，进而恶化民族之间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要改善这两大关系，就要扩大而非限制少数民族的权利；在当今世界，扩大少数民族权利是大势所趋，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治承认是必要的，政治化并非一定导致民族分裂。⑤
“民族”话语争鸣的核心是要建立“一族一国”的中国，还是要建立“多族共建”的中国。尽管“去政治化论”和“国族一体论”都出自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民族国家”的良好愿望，其实际结果却会导致民族不和睦、国家不稳定。道理很简单：你有法不依，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去掉人家的政治权利，人家一定不干，一定会据理力争；你要同化人家，消灭人家的语言文化，人家一定会竭力捍卫。况且，民族国家的“标准语言”和“标准文化”，一定是主流民族的“标准语言”和“标准文化”，而不会是超越民族重新设计的“世界语”或者“世界文化”。以牺牲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为代价来推行“标准语言”和“标准文化”，无异于褫夺少数民族与生俱来的语言文化权利，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更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值得提倡且行之有效的做法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化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地方方言文化并行不悖，在普及前者的同时，也要保护后者。
民族问题的“非问题化”与政治文明的保障
民族问题的“非问题化”处理需要政治文明的保障，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对于民族问题“非问题化”至关重要。在民族国家最初兴起的时代，“一族一国式”民族主义出尽风头，是在凝聚人心方面足可取代宗教的替代力量，这不仅符合欧美的历史，也符合前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历史。同样，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一族一国式”的民族主义运动获得成功。但是，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当人们进入战后重建，开始追求更多自由的时候，他们就需要重新发掘旧有的爱国主义元素，用来克服民族主义的狭隘，把不同民族凝聚在统一的现代国家中，建立高度政治认同的多民族国家。
首先，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是区分爱国主义（patriot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中国语境中，爱国主义经常和民族主义混淆，尤其在大民族那里，国与族不分，我族就是中国，中国就是我族，其他民族容易被看作是异类，他们的语言文化不能被充分包容，他们的自我认同不容易被看好。其实，多族共建中国不仅是近现代的“信史”，也是古代的“信史”。爱国主义视野中的中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其基础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是对于家园的热爱，故土的迷恋；民族主义视野下的中国是一个语言文化共同体，其基础是我们有“文明语言”和“高级文化”，他们有“野蛮语言”和“落后文化”，形成内聚外斥心态。提倡包容平等的爱国主义，克服民族主义的狭隘，尤其是克服大民族主义的狭隘，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其次，政治文明建设应以个体为价值根基。个人是稳定的生命单位，其上有家族和社群。在现代国家中，个人在理论上享有受到当代政治文化统辖的民主自由，它会表现为个人对于群体差异的自由选择或者他人对此差异的包容之上，个人的民主自由也包括群体认同的民主自由，不能把个人的民主自由与其群体认同的民主自由对立起来。
因此，不能把个人民主自由和民族差异、民族认同对立起来。有一种说法，说公民社会不能和民族社会共存，认为公民说的是公民语言，不是民族语言；其行为举止是公民的行为举止，不是民族的行为举止。问题在于，即便是“公民语言”也不可避免地是“民族语言”；公民的行为举止，也不可避免地是民族的行为举止，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民族这张“天网”。同样，语言和文化只能在群体中存在，不可能存在脱离群体和文化的“个人语言”。即便是柴门霍夫设计的世界语，也主要是依据印欧语系，有浓重的“民族特点”，更何况世界语迄今不能推广普及，人们更愿意使用自己哪怕是“极不科学”的语言。
就社群而言，同样需要尊重个体和个性。在中国，对于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简称“多元一体”）的观点，似乎有两种不同解释：一是中国各民族文化多元最终要走向一体，融为单数的中华文化；一是各民族文化共生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即“文化多元政治一体”。前一种解释属于单线进化的解释，各民族文化由多变一；后一种解释是现状描述，语言多样，文化多样，民族多样，但大家都属于同一个国家。从人类学的基本观点出发，语言、文化、民族、国家等之间的界线不大容易重合，不同民族居住在同一国度是常态，民族相同但语言不同的例子也不少见，尤其是在国民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在同一个民族内部可以分化出大量已经被其他民族同化并转用其他民族语言的成员。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外语（尤其是英语），以便有更多的社会流动和生活改善的机会。许多民族志材料和族群研究个案表明，随着信息、商品、图像、观念、人口等等的全球流动，族群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在这样一个充满陌生面孔的时代，差异和个性是主流，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竞争成了“规范”，即群体和个体都要“竞争上岗”，凭本事吃饭，不能靠感情，也不能靠血统。对于这样一个杂语多文的世界来说，文化统一和同质只能是一厢情愿，从衣食住行到价值理念，个性开始取代群性，差异开始取代同一。如何协调差异、“美美与共”，是政治文明需要解决的最大课题。
再次，政治文明建设要关心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让他们在社会发展中全面受益，不仅经济收入提高，他们的个人和群体尊严也得到提升，他们的公民意识乃至参政能力得到培养。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弱势群体在做出巨大让步之后是否仍然能够从中受益，受益了，社会政治文明就高，否则就低。这也是社会是否具备公平正义理念的试金石。完全用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来处理民族关系肯定行不通，关爱和美德不可缺场。
又次，哪一个民族的语言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或者“国语”、“官方语言”，取决于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情感等等现实利益上的长期“协商”，是历史磨合的结果，绝不是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或者是赌博式的任意设计。
最后，“民族问题”是其他各类问题的一部分，例如“阶层问题”、“制度问题”，等等。只有把“民族问题”和其他各类“问题”联系起来看，以加强和完善政治文明建设来统一应对，才能最终实现“非问题处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新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历史叠压的结果，不是“心血来潮”，一蹴而就，更不是对于苏联模式的刻意模仿，它的建立是地缘政治、历史经验和切身利益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盟旗制度、五族共和等治理经验，不容忽视，也难以忽视。
文化相对与重叠共识
按照人类学的说法，文化的可塑性极强，因为它主要是一种指号—符号系统，能够在不断的信息交流中保持其“形物”（各种“硬件”）和“精神”（价值观、制度规则、信仰体系，等等）的“活力”。应该明白，文化没有封闭的边界。相反，文化是一种开放系统，会不断吸收有用的外来因素，也不断排斥无用的外来因素，同时如格尔兹所说的章鱼那样，它乱中有序，动中有静，是“部分整合、部分不协调、部分独立的混合物”[4]。
所以，文化是不大容易捉摸也更不容易定义的现象，但它的生命力旺盛，可以被感觉，但不能被言说。文化不怕外力冲撞，不怕同化的威胁，它总能够在乱象中不断自我调适，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和变化。同时，文化能够在比较稳定的“文化语法”的指导下，不断自我创新，生成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旨在“弘扬中华文化”的“汉典”在线网站、本土化的麦当劳等等就是典型的个案。即便是国家通用语言，也有地方特色，南腔北调并存不悖，南橘北枳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美美与共。在五四运动近百年之后，中国不仅重建了被烧掉的孔庙，还把孔子学院推广到海外；三字经、千字文、道德经等等进入中学实验课本，可谓天上地下。少数民族也积极恢复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并举，成吉思汗陵修葺一新，蚩尤墓得到抢救，艾提尕尔清真寺得到重点保护；格萨尔、江格尔、布洛陀、亚鲁王得到大量出版、研究和翻译；少数民族语言开始得到新的关注，得到丰富的“感情投资”。
既然文化相对性是绝对的，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增加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结果，那么，如何寻找保证多元文化和睦共生的“普遍语法”？如何实现或者保持“千灯互照，光光交彻”的愿景或者现状？显然，靠文化同化和民族融合来建立这样的“共同语法”是行不通的，而试图完全战胜民族主义的阶级论也不能“善始善终”，不得不向后者妥协。我们只能另辟蹊径，放弃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从政治文明建设中寻求或者建设“普遍语法”，一种既能够包容又能够超越差异的重叠共识：在各民族文化共生、和睦相处的基础上，建设全体国民对于理想政治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和制度认同。与此相应，要在这个远远大于文化共同体的政治共同体中，让族群性与“威胁论”、“累赘论”脱钩，与政治暴力脱钩，发展顺应形势、与时俱进的文化谋略，从差异中寻找重叠共识，在包容差异、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建设各民族共同的政治文明。
有两个基本点能够保证我们能够达成重叠共识，使我们的任何行动都能遵循人类“普遍语法”：我们的认知底线；我们的个体生命极限。其一，人类认识世界和自我总会遵循一定的规律，遵循一种“深层规则”。例如，无论是哪一种文化，都会重视人格尊严，都会珍惜生命，讲公平正义，讲伦理美德。其二，人类个体受到生老病死的限制，其社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恰恰是人类达成重叠共识的重要基础之一。政治文明的程度和各民族共识的程度成正比，政治文明程度越高，各民族重叠共识的程度也越高，包容差异和超越差异的程度也越高。可以确信，最终能够把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能够对“民族问题”做“非问题化”处理的，是一个具有高度价值认同的高度文明的各民族政治共同体。
注释：
①美国人类学家奥尔特纳提出“关键符号”学说，涉及意义的产生、感情动员和社会经济的组织，也关系到概念分类和文化图式。
②所谓“国族一体论”就是把中国当成“汉国”，重新为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汉族即中华民族论”招魂。参见胡鞍钢、胡联合：《中国梦的基石是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潘志平、吴楚克持类似观点。参见“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293010-1.htm，2014/1/19。
③④⑤这方面的观点可参见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世界民族》，2004年第5期；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与马戎教授的几点商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期；关凯：《民族“去政治化”：一种被挑战的理论？》，《中国民族报》，2010年11月5日。
参考文献：
[1]厄内斯特・盖尔纳，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郝时远.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则不容改变——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一（上）.中国民族报，2012.2.3.
[3]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
[4]克利福德・格尔兹，纳日碧力戈等译.巴厘的人、时间、行为.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59.
來源：《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3期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40409104036.html
自尼德兰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构建“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成为压倒性的实践性理念，其背后既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推动，也有不可调和的施密特式敌我观的刺激。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形成，发展出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促进了近代国际法的发展，也让民族主义的实践理念合法化。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提出“民族自决权”，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主义运动，大民族不失时机地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按照厄内斯特・盖尔纳等人的观点，民族主义要求民族的边界与国家的边界一致，是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1]尽管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是自说自话，是一厢情愿，但它作为一种理念始终挥之不去。那种试图把语言—文化的边界和政治—国家的边界相重合的民族主义斗争，带来的往往是各种族群和民族之间的剧烈冲突。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东欧巨变，带来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尤其是波黑战争让双方付出沉重代价。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并不一定总是冲突的根源，它有时表现为形式和结果。如，经济恶化常常带来民族关系的恶化，导致民族主义升温和民族之间的冲突。
众所周知，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差异将会长期存在，不能指望在短期内同化或者消灭它们，更不能指望它们因为个体化程度的提高而最终消失。在原本是多民族的区域建立“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努力，往往就是同化或者消灭民族差异的努力，其结果只能是民族冲突甚至民族灭绝，不仅影响社会安定，影响政府治理，也带来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有一种谬论认为，民族差异是民族“问题”的根据，会影响社会安定，不利于政府治理。其实，民族差异本身不是问题，民族差异的存在是社会常态，不是异态。民族冲突有时是由民族差异引起，但更多的是由于政治、经济之类的其他原因造成的，是结果，不是原因。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为了统一市场，提高生产力，当然就更需要提高效率。因此，建立在统一语言和文化之上的统一的国民教育，也就成了当务之急。按照盖尔纳和安德森等人的观点，民族主义的最终动力来自发展生产、统一市场的需要。可以说，民族主义所追求的“一族一国”的实践性理念，是造成民族冲突的最终原因。
“民族问题”的“非问题处理”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历史上多方力量政治协商的结果，不是某个党派或者集团“心血来潮”的“造物”。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个民族及其精英在不同程度上做出了妥协和让步，它来之不易，值得珍视和爱护。回顾历史，北方的蒙古、维吾尔、藏等民族的精英都曾经有建国诉求，但经过与中国共产党的协商，终于放弃自决愿望，接受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出多元一体的格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各方妥协让步的历史答案，也在博弈中使弱势民族受惠，符合政治文明提倡的公平正义原则。当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是加强和改善的问题，决不能全盘否定，完全取消。其实，无论中外，各国都存在如何让弱势群体从社会发展中受惠并制定优惠政策保护其权益的问题。美国的肯定性政策、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保护法”和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均属此列。
然而，我们的学术界习惯于把“民族”当“问题”来研究。学术界目前出现的“方法论民族主义”，以族为界，以族为敌，把少数民族看成“问题”，把族群看成“累赘”或者“隐患”。为了避免这样的方法论民族主义，我们在讨论民族问题的时候，首先要学会内视和内省，要学会费孝通教授所倡导的“文化自觉”，避免把中国当“汉国”，要从他族观点看问题，有弹性地与他人协商，克服“二元对立”的死结，走第三条路，即商议之路，走向重叠共识。
民族本身不是问题，它的存在也不必然带来冲突；关键是如何处理和应对，如何培育语际和族际的包容态度，如何能够做到互守尊严，和睦信任，利益互补，美美与共。民族之间互为差异共同体，语言不通，文化殊异，信仰有别，这些就像人类社会长相不同，自然界生物千姿百态，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本应习以为常。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体来说，汉语汉文具有超稳定性，儒家天下观以文化中心主义为根基，即便孔子“有教无类”的说法，也是建立在“来化”、“迪化”、“归化”的理念之上，外来语言和文化不大容易被接受，“走表”容易，“扎根”殊难。因此，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一定要和“文化反思”相结合才能奏效。否则，在不了解外族语言和文化的情况下，他族就成为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驱逐对象或者同化对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族类的区分恰恰建立在语言和文化之上。正是因为我们把民族看成“问题”，民族所承载的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也就成了“问题”。在不了解少数民族的情况下，许多人会把少数民族看成是“异己”，对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感到诧异并加以排斥。
要跳出汉族中心主义的怪圈，就要真正接触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要去“看它”，去“了解它”。在“看它”和“了解它”之后，就能够以“非问题”的办法去处理“民族问题”，即民族“去问题化”。民族问题“非问题化”首先要从“关键符号”①入手，不了解少数民族的关键符号，或者误把自己的关键符号当作别人的关键符号加以推广，会带来民族之间的误解，也容易导致“民族问题”的出现。当前的民族话语充满歧义，尤其在使用不同民族语言表达时，其中的意思南辕北辙。这主要是民族符号的寓意各有不同，与历史也有种种独特勾连。比如，蒙古族人会以崇敬的心态提起成吉思汗，藏族人会以同样的心态提起他们的转世活佛，苗族人尊崇蚩尤大帝。当我们一厢情愿地用“黄帝”符号去统辖成吉思汗或者转世活佛时，就会出现关键符号的互不兼容，导致心理隔阂，这恰恰是我们在处理当下民族关系问题时常常忽略的问题。
此外，当我们说到“中国”这个关键符号时，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理解把中国和华夏等同，广义理解把中国和各民族等同，这两种理解对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前者把少数民族排除在外，后者把少数民族包括进来。其实，少数民族中也有狭义中国和广义中国之分。例如在蒙古语中，狭义中国称为“契塔德”（Khitad，相当于俄语kitai），原指“契丹”，现兼指“汉人”和“中国”（尤其是在蒙古国）。蒙古语中后来出现广义中国，dumdaduulus，直译为“中之众根”，即“众根汇集于中”，这是对新中国格局的最佳表述。当年顾颉刚先生与费孝通先生争论“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多个”，费先生的观点显然得到来自蒙古语的证据支持。“中华民族”是“民族关键符号”，也是“语言关键符号”，自古至今围绕它产生了丰富的语汇和致密的符号群，形成复杂的话语体系，类似于考古学上的地层叠压，可供用来做语言和知识的“考古研究”。例如少数民族同胞出国，别人会问：Are you Chinese？一般回答当然是Yes。但是，在进一步了解后，他们就得到新的定位（以蒙古族为例）：You are Chinese Mongolian，You are Mongolian Chinese或You are Mongolian from China。从国籍、居住地等非文化角度出发，这是没有什么歧义的，只是在涉及语言的时候，歧义就出现了：Chinese这个词只能指汉语汉文，不会有其他意思，而语言是定义民族的第一要素，少数民族和汉族、中国和“汉国”之间就出现了模糊性。同样，中国少数民族不大容易回答“你是华侨吗？”的问题。他们不能回答“我们是蒙侨”、“我们是朝侨”、“我们是哈侨”，因为有蒙古国、韩国/朝鲜、哈萨克等国家的存在。“合诸多族类为统一的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是确定无疑的，但作为同质单一的语言文化共同体就不成立了。所谓的“民族问题”就出现在“政治边界”与“语言边界”不重合之处，而千年历史证明，强制性的语言文化同化既不现实，也不可取，因为语言文化有相对复杂而特殊的发展规律，不会轻易接受“人工改造”。中国汉字改革和少数民族文字设计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民族问题“非民族化处理”的要点，是如何区分“华”和“汉”，如何把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区分开来，承认“中国是各民族共同建造的家园”、“中华民族等于中国各民族”、“当代中国是汉族占绝大多数，同时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政治共同体”这样一些表述。
关于关键符号的另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反映意识形态的语言符号。各民族的关键符号都有关于语言本体的“致密体系”，有“根隐喻”，也有“关键情节”。其中有关于语言起源的传说，也有关于语言习得的故事。“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蒙古字上下直竖，是蒙古人生性正直的象征”。这些都是一种语言意识形态的表露，是“根隐喻”。汉字魏碑外方内圆，隶书外圆内方，体现做人之道，属于关键情节。黑格尔、莱布尼茨说汉文是图画文字，阻碍科学思维，不利于哲学抽象，但曾几何时，以汉语为母语者人才济济。不过，还是有人把别人对汉字的褒贬横加在国内少数民族文字上，说这些文字缺乏科技词汇、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是西部开发的“短板”，等等，这些不符合语言学常识的说法颇值得商榷。任何语言都可以代表“先进的生产力”，都可以有丰富的科技词汇，也都可以在方方面面和联合国工作语言相媲美。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就是尊重他们的人格，是民族问题“非问题化”的重要保障。
“国族一体论”的谬误指摘
最近一些年，原本研究经济的学者也开始关注“民族问题”，提出类似于西方旧时代的“同化论”，鼓吹“国族一体论”②。经济腾飞，都市繁荣，国家利益高于国民利益的舆论四起，弱肉强食观也甚嚣尘上。这个观点强调，为了加强所谓“国族一体化建设”，为了加速民族融合，“需要采取非政治化和去标签化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策略”，淡化国民的“民族（族群）身份标识”，具体做法是去除身份证件上的民族身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治原则，保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全国通用”。这样的说法自相矛盾：我国2004年修正的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难道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难道消灭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才能“保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全国通用”吗？
此外，“国族一体论”者呼吁“从传统民族理论中解放出来”，“按照国际惯例，国内各族（族群）任何时候都不具有民族自决权或民族分立权”。“国族一体论”者混淆了民族自决、民族分立与民族自治的差别。新中国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联邦制或者邦联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民族自决和民族分立的问题。
“国族一体论”者的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严肃批评。如郝时远在《中国民族报》连续发表文章，对“第二代民族政策”做了全面而详细的批评。其中他认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苏联模式”，用“苏联模式”套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政策和实践而提出“去政治化”主张，是一个违背事实的伪命题。据此以“第二代民族政策”之说，来取代“真正的民族平等”核心原则是理论和实践的误导。[2]“国族一体论”表达了单一民族中心主义的心态，缺乏对于“他者”的关怀，没有倾听他们的心声，更没有考虑他们的感情，是“一厢情愿”。如果把经过长期政治协商建立，并且已经写入国家宪法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说成是“问题”，把宪法赋予的“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说成是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无异于前后矛盾，歪曲事实，属于上文所述的“方法论民族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包括“国族一体论”在内的当下的民族新话语是近年来“去政治化”讨论的延续。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论说流行以来，在对中国民族事务的制度、政策有效性以及民族问题态势的讨论中形成焦点。所谓“去政治化”，就是“去制度化”，也就是“去民族区域自治化”，当然也就是“去民族政策化”，因为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得以体现。“去政治化”的民族话语自始至终是“多声部”和“复调”的，凸显了对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不同的愿景和实践理性。例如，有学者认为，根据“少数族群去政治化”的观点，新中国把民族问题政治化，把“模糊”群体“识别”为独立民族，强化了民族意识，增加了民族政治权力，为“民族分裂运动”打下基础。因此，中国要用“族群”代替“民族”，淡化其政治意义。[3]一些学者对此发表了不同看法，认为这种观点是“再东方学化”的观点③，“忽略了世界各国扶持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国际经验”，混淆了“殖民主义、大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④。有学者认为，“去政治化”威胁到少数民族的权利，会在不同程度上损害少数民族的利益，进而恶化民族之间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要改善这两大关系，就要扩大而非限制少数民族的权利；在当今世界，扩大少数民族权利是大势所趋，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治承认是必要的，政治化并非一定导致民族分裂。⑤
“民族”话语争鸣的核心是要建立“一族一国”的中国，还是要建立“多族共建”的中国。尽管“去政治化论”和“国族一体论”都出自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民族国家”的良好愿望，其实际结果却会导致民族不和睦、国家不稳定。道理很简单：你有法不依，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去掉人家的政治权利，人家一定不干，一定会据理力争；你要同化人家，消灭人家的语言文化，人家一定会竭力捍卫。况且，民族国家的“标准语言”和“标准文化”，一定是主流民族的“标准语言”和“标准文化”，而不会是超越民族重新设计的“世界语”或者“世界文化”。以牺牲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为代价来推行“标准语言”和“标准文化”，无异于褫夺少数民族与生俱来的语言文化权利，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更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值得提倡且行之有效的做法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化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地方方言文化并行不悖，在普及前者的同时，也要保护后者。
民族问题的“非问题化”与政治文明的保障
民族问题的“非问题化”处理需要政治文明的保障，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对于民族问题“非问题化”至关重要。在民族国家最初兴起的时代，“一族一国式”民族主义出尽风头，是在凝聚人心方面足可取代宗教的替代力量，这不仅符合欧美的历史，也符合前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历史。同样，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一族一国式”的民族主义运动获得成功。但是，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当人们进入战后重建，开始追求更多自由的时候，他们就需要重新发掘旧有的爱国主义元素，用来克服民族主义的狭隘，把不同民族凝聚在统一的现代国家中，建立高度政治认同的多民族国家。
首先，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是区分爱国主义（patriot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中国语境中，爱国主义经常和民族主义混淆，尤其在大民族那里，国与族不分，我族就是中国，中国就是我族，其他民族容易被看作是异类，他们的语言文化不能被充分包容，他们的自我认同不容易被看好。其实，多族共建中国不仅是近现代的“信史”，也是古代的“信史”。爱国主义视野中的中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其基础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是对于家园的热爱，故土的迷恋；民族主义视野下的中国是一个语言文化共同体，其基础是我们有“文明语言”和“高级文化”，他们有“野蛮语言”和“落后文化”，形成内聚外斥心态。提倡包容平等的爱国主义，克服民族主义的狭隘，尤其是克服大民族主义的狭隘，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其次，政治文明建设应以个体为价值根基。个人是稳定的生命单位，其上有家族和社群。在现代国家中，个人在理论上享有受到当代政治文化统辖的民主自由，它会表现为个人对于群体差异的自由选择或者他人对此差异的包容之上，个人的民主自由也包括群体认同的民主自由，不能把个人的民主自由与其群体认同的民主自由对立起来。
因此，不能把个人民主自由和民族差异、民族认同对立起来。有一种说法，说公民社会不能和民族社会共存，认为公民说的是公民语言，不是民族语言；其行为举止是公民的行为举止，不是民族的行为举止。问题在于，即便是“公民语言”也不可避免地是“民族语言”；公民的行为举止，也不可避免地是民族的行为举止，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民族这张“天网”。同样，语言和文化只能在群体中存在，不可能存在脱离群体和文化的“个人语言”。即便是柴门霍夫设计的世界语，也主要是依据印欧语系，有浓重的“民族特点”，更何况世界语迄今不能推广普及，人们更愿意使用自己哪怕是“极不科学”的语言。
就社群而言，同样需要尊重个体和个性。在中国，对于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简称“多元一体”）的观点，似乎有两种不同解释：一是中国各民族文化多元最终要走向一体，融为单数的中华文化；一是各民族文化共生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即“文化多元政治一体”。前一种解释属于单线进化的解释，各民族文化由多变一；后一种解释是现状描述，语言多样，文化多样，民族多样，但大家都属于同一个国家。从人类学的基本观点出发，语言、文化、民族、国家等之间的界线不大容易重合，不同民族居住在同一国度是常态，民族相同但语言不同的例子也不少见，尤其是在国民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在同一个民族内部可以分化出大量已经被其他民族同化并转用其他民族语言的成员。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外语（尤其是英语），以便有更多的社会流动和生活改善的机会。许多民族志材料和族群研究个案表明，随着信息、商品、图像、观念、人口等等的全球流动，族群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在这样一个充满陌生面孔的时代，差异和个性是主流，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竞争成了“规范”，即群体和个体都要“竞争上岗”，凭本事吃饭，不能靠感情，也不能靠血统。对于这样一个杂语多文的世界来说，文化统一和同质只能是一厢情愿，从衣食住行到价值理念，个性开始取代群性，差异开始取代同一。如何协调差异、“美美与共”，是政治文明需要解决的最大课题。
再次，政治文明建设要关心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让他们在社会发展中全面受益，不仅经济收入提高，他们的个人和群体尊严也得到提升，他们的公民意识乃至参政能力得到培养。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弱势群体在做出巨大让步之后是否仍然能够从中受益，受益了，社会政治文明就高，否则就低。这也是社会是否具备公平正义理念的试金石。完全用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来处理民族关系肯定行不通，关爱和美德不可缺场。
又次，哪一个民族的语言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或者“国语”、“官方语言”，取决于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情感等等现实利益上的长期“协商”，是历史磨合的结果，绝不是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或者是赌博式的任意设计。
最后，“民族问题”是其他各类问题的一部分，例如“阶层问题”、“制度问题”，等等。只有把“民族问题”和其他各类“问题”联系起来看，以加强和完善政治文明建设来统一应对，才能最终实现“非问题处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新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历史叠压的结果，不是“心血来潮”，一蹴而就，更不是对于苏联模式的刻意模仿，它的建立是地缘政治、历史经验和切身利益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盟旗制度、五族共和等治理经验，不容忽视，也难以忽视。
文化相对与重叠共识
按照人类学的说法，文化的可塑性极强，因为它主要是一种指号—符号系统，能够在不断的信息交流中保持其“形物”（各种“硬件”）和“精神”（价值观、制度规则、信仰体系，等等）的“活力”。应该明白，文化没有封闭的边界。相反，文化是一种开放系统，会不断吸收有用的外来因素，也不断排斥无用的外来因素，同时如格尔兹所说的章鱼那样，它乱中有序，动中有静，是“部分整合、部分不协调、部分独立的混合物”[4]。
所以，文化是不大容易捉摸也更不容易定义的现象，但它的生命力旺盛，可以被感觉，但不能被言说。文化不怕外力冲撞，不怕同化的威胁，它总能够在乱象中不断自我调适，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和变化。同时，文化能够在比较稳定的“文化语法”的指导下，不断自我创新，生成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旨在“弘扬中华文化”的“汉典”在线网站、本土化的麦当劳等等就是典型的个案。即便是国家通用语言，也有地方特色，南腔北调并存不悖，南橘北枳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美美与共。在五四运动近百年之后，中国不仅重建了被烧掉的孔庙，还把孔子学院推广到海外；三字经、千字文、道德经等等进入中学实验课本，可谓天上地下。少数民族也积极恢复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并举，成吉思汗陵修葺一新，蚩尤墓得到抢救，艾提尕尔清真寺得到重点保护；格萨尔、江格尔、布洛陀、亚鲁王得到大量出版、研究和翻译；少数民族语言开始得到新的关注，得到丰富的“感情投资”。
既然文化相对性是绝对的，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增加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结果，那么，如何寻找保证多元文化和睦共生的“普遍语法”？如何实现或者保持“千灯互照，光光交彻”的愿景或者现状？显然，靠文化同化和民族融合来建立这样的“共同语法”是行不通的，而试图完全战胜民族主义的阶级论也不能“善始善终”，不得不向后者妥协。我们只能另辟蹊径，放弃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从政治文明建设中寻求或者建设“普遍语法”，一种既能够包容又能够超越差异的重叠共识：在各民族文化共生、和睦相处的基础上，建设全体国民对于理想政治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和制度认同。与此相应，要在这个远远大于文化共同体的政治共同体中，让族群性与“威胁论”、“累赘论”脱钩，与政治暴力脱钩，发展顺应形势、与时俱进的文化谋略，从差异中寻找重叠共识，在包容差异、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建设各民族共同的政治文明。
有两个基本点能够保证我们能够达成重叠共识，使我们的任何行动都能遵循人类“普遍语法”：我们的认知底线；我们的个体生命极限。其一，人类认识世界和自我总会遵循一定的规律，遵循一种“深层规则”。例如，无论是哪一种文化，都会重视人格尊严，都会珍惜生命，讲公平正义，讲伦理美德。其二，人类个体受到生老病死的限制，其社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恰恰是人类达成重叠共识的重要基础之一。政治文明的程度和各民族共识的程度成正比，政治文明程度越高，各民族重叠共识的程度也越高，包容差异和超越差异的程度也越高。可以确信，最终能够把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能够对“民族问题”做“非问题化”处理的，是一个具有高度价值认同的高度文明的各民族政治共同体。
注释：
①美国人类学家奥尔特纳提出“关键符号”学说，涉及意义的产生、感情动员和社会经济的组织，也关系到概念分类和文化图式。
②所谓“国族一体论”就是把中国当成“汉国”，重新为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汉族即中华民族论”招魂。参见胡鞍钢、胡联合：《中国梦的基石是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潘志平、吴楚克持类似观点。参见“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293010-1.htm，2014/1/19。
③④⑤这方面的观点可参见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世界民族》，2004年第5期；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与马戎教授的几点商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期；关凯：《民族“去政治化”：一种被挑战的理论？》，《中国民族报》，2010年11月5日。
参考文献：
[1]厄内斯特・盖尔纳，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郝时远.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则不容改变——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一（上）.中国民族报，2012.2.3.
[3]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
[4]克利福德・格尔兹，纳日碧力戈等译.巴厘的人、时间、行为.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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