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力哈木：我的理想和事业选择之路

作者：伊力哈木•土赫提
来源：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一、我的成长历程及我的人生理想

我1969年生于新疆克州阿图什县城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自小在维汉混居的政府大院长大。我爷爷那一辈是文盲，父亲则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真正的民族知识分子，1950年代末，父亲初中毕业就被保送内地大学读书，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北师大、兰州铁道学院深造，毕业后曾在南疆军区和地方工作，1971年，父亲28岁时在文革期间惨死。当时我仅2岁，弟弟只有11个月，由在阿图什当汽修工人的母亲拉扯我们兄弟4人长大。父亲当年的同学今天多已成为自治区一级的领导干部，我们虽以父亲为傲，但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死的，由于长辈不愿提及往事，也不懂得当时复杂的政治，我并不知晓。

1980年，我大哥15岁时当参军，很快转入地方，期间先后在上海、乌鲁木齐，大连，北京等地的大学深造进修，先后担任阿图什市团委干部，书记，克州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克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团委书记，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州民政局局长，现在是克州交通局党委书记，州政协委员。我二哥很早就进入公安系统工作，曾是最年轻的刑侦大队长，现在是克州公安局纪委书记，党委委员。除两位哥哥外，我的二嫂以及大哥和二哥的孩子，也在公安系统工作。某种程度上，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公安系统家庭。不过，因为我的缘故，他们这些年颇受牵连。

1985年，我16岁考入内地求学，离开故乡，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预科），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和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就读。在学业上，我深受施政一、陈才、张克武等教授的影响，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们对我这个维吾尔青年的教诲，不忘他们对新疆、对维吾尔社会的真切关注，对学术的真诚态度。

1991年，我大学毕业后，在民族大学工作，曾任系团委书记，后于1994年转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展经济学，国外经济学选读，新疆经济的教学，期间曾于1996年自费在韩国留学，于2001年在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政府文化交流项目下交换到巴基斯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进行《新疆周边安全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2003年调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讲授《国际贸易事务》，《国际结算与信贷》，《新疆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亚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课程》。

1994年前后，我就开始对新疆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除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西部发展报》等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文章外，还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教育研究，新疆社会科学论坛，民族经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20多篇论文。早在1994年，我就提出过在南疆喀什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为我的专业研究能有更广阔的视野，除英语外，我还自学了韩语、日语、乌尔都语、俄语，能用上述语言进行简单日常交流和信息获取。

在工作期间，我曾业余时间经商，在股市、合资建厂等项目上曾有过不小的收获，因为教学工作一度受限制，曾有朋友建议我彻底转行做一个商人。但在广泛游历了中亚、俄罗斯、南亚等地区后，我目睹了大量民族冲突仇杀、政治动荡、社会转型失败等鲜活案例，这些见闻，让我逐渐产生了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致力研究新疆问题、研究中亚问题，避免境外悲剧在中国上演的强烈愿望。

为此，我自费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并开始系统性地进行社会学、民族学、地缘政治学的进修和自学过程，使我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有了更广阔的视角和分析工具。除研究前苏联东欧等失败案例外，我也曾认真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成功案例，以期能为中国社会的探索实践提供更丰富的参考。

我深爱含辛茹苦抚养我的母亲，深爱我依然贫穷困苦的民族，深爱养育我的这片国土；我深切希望我的故乡能像内地一样富裕发达，我担心我的故乡、我的国家陷入动乱和分离；我希望多灾多难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能创造灿烂辉煌文明的伟大国家。我将致力于研究新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致力于民族间的交流和沟通，致力于探索现代转型社会中，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作为我的理想和人生奋斗目标，我的这项事业选择，源于我出身的环境，源于母亲的教诲，源于我受的教育和成长经历。

二、我是一个致力于研究新疆问题以及研究中亚社会经济及地缘政治的学者，虽然今天不断有人把我描述或希望我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但我始终坚持，我只是一个学者，无意于也不希望被政治化。在学者之外，我惟一愿意的称号，是成为一个促进民族交流与沟通的使者和桥梁。

1994年起，由于经常直言批评新疆地方政府的工作失误等原因，我的教学工作不断受干扰，自1999年起，我的论文再无发表机会，1999年--2003年，我在民族大学的教学工作一度被终止。

近几年来，随着我越发专注于新疆问题的研究和调查，并开办了汉语的“维吾尔在线”网站，不但我个人工作生活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在新疆的亲戚、家人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经常苦苦哀求我，希望我少说话，少管闲事、闷声发大财，但同时，我能看到新疆的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民间酝酿的仇恨在不断加剧。

我知道，我们民族像我有良好教育、开阔视野和丰富阅历的人不多，我们国家像我这样在新疆问题和中亚问题上有各种天然优势的人不多，在这个领域，有真知灼见，有责任感的诚实正直的学者极为罕见，而中国社会将来要面临的考验却是如此险峻，因此，顶着压力继续从事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社会责任的召唤和牵连家人受累，使我备受煎熬。

七五事件的民族悲剧发生后，新疆问题一下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我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热门人物，并且无可避免地开始被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对待。我不拒绝任何人任何组织对新疆问题的关注，但我一直拒绝各种力量将我政治符号化的努力，无论它是否出于善意。

我认为，我只有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个干干净净的学者，一个业余时间能对普通人提供帮助、对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的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有利。

正是基于这个强烈认识，我在七五之后，因为外部环境压力，陷入经济困境时，始终坚持个人绝不接受境外机构一分钱的援助，无论是外交机构还是NGO组织，甚至哪怕仅仅是生意往来，我都不愿挣与外国沾边的钱——我在中亚和欧美有很深厚的政界和经界的人脉资源，本可坐在家里帮人挣钱。如果我是汉族人士，或许我可以拿这样的钱，但对我这样一个备受怀疑的公民来说，我必须对自己提出更严苛的要求，必须承受汉族知识分子无法想象的压力和考验。

长久以来，因为民族问题的敏感，在社会层面，不但汉族与维吾尔族存在隔膜，甚至在汉族知识分子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之间，也缺少正常的交流。隔膜和猜疑使得愈发严峻的民族问题，居然没有起码的公开探讨，这是一种极不正常而可怕的氛围。

基于此，我于2005年末创办了“维吾尔在线”，让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讨论交流，它当然会有激烈的碰撞交流，但我认为，争议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沉默中的猜疑和仇恨。

为了让新疆问题引起汉族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让他们贡献宝贵的观点和经验，在创办“维吾尔在线”后，我开始努力与汉族知识界交往，并致力于推广和介绍维吾尔族文化和社会知识。

七五事件的悲剧和此后新疆族群之间的关系，让我看到民族仇恨和猜疑不断积累的可怕，为突破仇恨和猜疑的坚冰，我曾设想通过民间的方式发起“民族和谐日”（或“民族和解日”）的活动，以七五悲剧日为纪念日，利用暑假期间，让两个不同民族的家庭互相让自己的孩子到对方家庭生活，让未来的一代人，在加深民族间的情感和友谊时，还能塑造出能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包容意识。这个想法后因种种外部原因限制未能付诸行动。

应当以理性、忍耐、宽容、温和、尊重历史、尊重现实、面向未来的态度探索民族相处之道，一开始是基于我受的教育和训练所产生的理性认识，而在不断的践行过程中，这种态度已经逐渐成为我发乎自然的情感。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有将自己的观点、愿望和方法论传授给学生的强烈愿望。很少有老师还能像我这样，认真准备每一堂课的讲义和课件，长时间坚持每周六义务向学生讲述新疆问题的公开课。

我鼓励更多的维吾尔学生投入到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专业领域的学习，以便于他们在职业选择上能更多地将个人的成就与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步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专业，不但可以赋予人们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也更有助于把他们对民族单纯而朴素的强烈热情，由奔放而感性的能量，变成一种理性、科学的态度。而这种训练和观念的养成，不但对维吾尔族人来说，是极为缺乏而宝贵的，对今天的整个中国来说，也是远远不足的。

三、我长期而持续关注的问题，是新疆和中亚两个领域。关于新疆，是转型期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新疆多民族的相处之道，是中国国情下，探索国家主权统一完整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

今天，新疆的人们在民族关系上普遍怀念计划经济时代和胡耀邦-宋汉良时代。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政府可通过资源平等公平的分配，产生良好的民族平等感，而当时禁止人口流动，缺少产生不平等感的比较机会；胡耀邦-宋汉良时代，政治气氛宽松，虽然表面上看人们牢骚不满增多了，但内心却因为信任而最少压抑，社会向心力极强。

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快速推进，新疆经济大幅度发展，但民族间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开始日益明显，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的转型发展出现了令人揪心的局面。偷盗、扒窃、贩毒、吸毒、卖淫等问题，在一个有宗教信仰、对这类犯罪活动有天然文化抑制力的民族，竟然迅速严重到了整体被视为犯罪民族的程度。“马尔萨斯陷阱”的命运竟然无情地落在了维吾尔族人身上。

与此同时，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竟然成为研究的禁区和空白，鲜有人敢于直面这些问题，更谈不上去做系统的社会调查分析，研究探讨应对之道。维吾尔社会的问题，一方面使得对政府对汉族的不满不信任日益增长，另一方面，让汉族尤其是内地汉族社会对维吾尔族的歧视性印象不断加深。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能深刻感觉到在维吾尔社会与汉族社会之间，猜疑、不信任的巨大裂痕日益严重，尤其在青年一代，因为就业问题、身份歧视问题，仇恨情绪普遍滋长。尤其是七五事件及此后的一系列社会互动，它不是矛盾和仇恨的爆发和宣泄，反而是一次新的积累。

问题越来越严重，却越来越没有人敢于说话，问题在于1997年后，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的首要任务，它带来的间接效应是，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开始感受到强烈的不信任，普遍感觉政治空气压抑。

对一个身在北京这个法制环境更好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关注和研究新疆问题，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早已不仅需要的是知识和专业，而首先是一种勇气。

七五事件的爆发以及此前拉萨的三一四事件，无疑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在剧烈转型时期的中国，探索出一种民族和谐相处之道，是极为迫切的任务。中国习惯了讲政治，尤其是政治道理，而甚少真正从完善法律法规和政治艺术的角度，去完善和创造民族和谐相处的环境，此外，关于民族和谐相处的技术性问题，国内不但几乎没有人涉及，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

任何美好的政治动机和政治愿望，都离不开一系列精细而周到的技术性支持，尤其在中国，往往习惯于以不计代价的政府大规模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来替代持久而耐心的技术性安排。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民族多元文化实体，在精细地平衡处理民族利益，技术性地创造民族包容与和谐共处上有其独到的经验，我始终认为，我的探索和努力是有价值的。

关于民族自治，随着民族问题在中国日渐成为一个敏感和紧迫问题，从反分裂角度着眼，以吸取民族政策失败国家经验教训，反思中国民族政策的探讨越来越多，但多隐含着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思想，带有典型的管制思路，它实质上是为近年来地方民族政策失败的辩解和背书。而国外那些成功地解决或缓和了民族矛盾、化解了民族分裂危机的大量经验案例，却无一进入这些研究的视野，对学界的这种误导决策者的倾向，我深以为忧。

关于中亚的研究，是我个人的兴趣和地缘关系的缘故。作为新疆问题的自然延伸，我必须关注中亚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未来走向，因为中亚与新疆不但有广阔的边界，更有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亲缘关系，多民族跨境而居，新疆与中亚，牵一发而动全身。

此外，从地缘战略角度，研究中国如何在中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施加有效影响，使中国在获得地缘安全地位的同时，能最大程度对中国和中亚双方有益。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不但因为语言便利有长期持续的知识积累，而且在游历中，在当地政商两界积下了广泛的人脉资源，此外还有成功的经商经验，这都是我与国内一般中亚研究者不同的地方。因为有更贴近的资源、信息和经验，在探讨中亚问题上，相对我也更容易获得当地的认同。

因为这种特殊的优势，我不但帮助不少汉族商人成功地在中亚投资牵线搭桥，也还为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在当地拓展市场穿针引线，解决各种棘手的麻烦和问题。

我深以为，中国在中亚如何施加影响，是一个远未认真系统梳理总结的课题，中国在中亚应当有一番更有成效的积极作为。

四、“维吾尔在线”是我个人创办的网站，它的宗旨是，让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了解新疆，了解维吾尔族，让新疆各民族人民了解这个世界，促进族群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对话。管理上，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

“维吾尔在线”的创办，是因为我发现在网上和搜索引擎中，存在大量煽动仇恨和攻击维吾尔族人的言论后，深感维吾尔族和汉族人互相隔膜太深，完全缺少沟通和对话平台。汉族和维吾尔族网民往往只有各自隔空的发泄，却没有机会面对面交流讨论，认真倾听对方声音的机会。

此外，中国全社会议论维吾尔人的多，但对维吾尔社会拥有基本常识的人却不多，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情形，别人未做，我就当填补这项空白。

在管理上，维吾尔在线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但不禁止直陈新疆或其他地方社会时弊的文章，只要其用意是好的，内容是真实的。

尽管如我事先所料，有时候汉族“愤青”和维吾尔族“愤青”在论坛上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我始终坚持认为，分歧与对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隔绝交流的机会，只要有交流，总会取得共识。事实上，尽管有过不少汉族网民也曾指责我言论过激或偏袒不公，但我还是赢得了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尊重：我不赞同你的看法，但我理解你的动机和良好用心。

“维吾尔在线”除了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意见的平台，它还是一个公益事业的平台。近些年来，被犯罪分子拐骗、绑架和诱惑的维吾尔儿童，在内地从事扒窃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它不但对当地人的安全感构成威胁，也严重损及了维吾尔的整体民族形象。然而这个人所共知且成为日常关注度极高的社会问题，竟然因为敏感性，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披露，没有一个组织和机构勇于系统性地解决这个问题。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珍宝、社会的未来，无论他是何族群。

为此，我在“维吾尔在线”搭建了一个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童的平台，积极与各地民间反扒组织联系，对流浪儿积极提供救助和法律援助。同时也促成《凤凰周刊》公开报道此事，使得新疆政府开始有了将救助流浪儿纳入议事日程的积极举动。

此外，我也将“维吾尔在线”作为一个影响和争取维吾尔社会意见的工具。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除了官方正统刻板的舆论外，能直面维吾尔社会面临的真实问题，同时又是一种理性的、温和的、建设性的声音，完全没有，而海外却从来不乏以煽动性言论“正视”社会问题的声音。在新疆面临着民族矛盾激化危险、讨论民族问题时观点容易极端化的大环境下，用我们理性、健康的声音与极端化的声音争夺观念的市场，影响社会情绪向好的反向发展，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之一。

因为“维吾尔在线”的独立性以及维吾尔社会完全没有类似的网站，它还是在不断的争议中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它的社会功能和效果，网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日渐增强。在创办“维吾尔在线”的过程中，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网站一次次被强行关闭或遭到无端攻击，我也经常因此被关心被谈话。正是因为同类性质中唯一的网站，我坚信“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的价值无可替代，我是在做一项正确的事业。

结语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天然对自己的民族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历史和环境的原因，她的落后，她的困苦，使我时刻无法心安。我对自己的国家，同样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当我游历了几十个国家后，才更能体会，强烈的家国情怀早已溶入我的血液。无论是我的民族还是我的国家，她的痛苦她的荣耀，就是我的痛苦我的荣耀。

今天的新疆，以及其他的地方，民族问题在特殊的时代成为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验。无论是基于情感还是基于理性，我都很难接受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被分离出去。在民族问题上，我不反对民族的自然融合，因为这是社会的自然规律，就历史而言，汉族、维吾尔族都是多个民族源头融合的产物，但我反对安排和设计出来的民族融合。本质上，以行政塑造的民族融合，是在以强力制造分裂，以宽容鼓励的多元化，才是促成互相融合影响的纽带。

解决民族问题，只能从探索民族自治之路的方向着眼，使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国家。

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角度来说，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现状，增加了社会转型时期问题和困难的复杂性，但从文化和创造力的角度来说，则对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共同财富。无论是纵向看中国自身的历史，还是横向看今天的世界，越是有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国家，就越有强大而丰富的创造力。

而任何一种刻意强调其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而不断对其固化统一或排他的观念，都是封闭部落社会的思维，它必然导致被刻意强调和保护的文化的内在生命力的死亡。

中国宪法中关于民族自治的规定，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并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框架，但在实践层面，还需要逐渐摸索探讨，在法律法规上逐步落实。我们应当勇于借鉴国外各种成功经验中的规律，总结出适合中国的办法。

我深信，只要有面对未来的智慧和胸襟，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中国一定能探索出一条尊重中国历史、符合中国国情、在国家的统一完整和民族自治之间取得一种理想平衡的民族自治的路径。

虽然，我已连续几年受限不能到新疆，但我深信，我亲眼见到中国最近几十年来深刻而巨大的进步和变化不会就此止步，我深信我的努力和探索，会成为这个国家进步的一部分，我将以此为傲。

伊力哈木•土赫提

2011年1月17日

走基层南疆行：和田沙漠边缘的立体生态农业

来源： http://native.cnr.cn/city/201304/t20130423_512433097.html

中广网和田4月23日消息（记者林涛 张雷 吴卓胜） 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南缘的新疆和田向沙漠要地，大力发展沙漠农林产业，取得成效。《央广记者走基层南疆行》采访报道组在当地采访时见证了沙漠边缘建起的立体生态农业。

    新疆和田在沙漠边缘发展“立体农业”可以形容为“地上林果，地下粮食”、“树上核桃、树下家禽”、“沙漠上种红枣、沙漠下种大芸”、“天上挂葡萄、地下工艺品”。这些以发展“立体农业”实现农增收的例子在和田所处可见。

    和田洛浦县向沙漠进军，借助独特的沙土土质种植红枣，形成规模。和田县利用沙漠红柳的根部种植药用价值极高的大芸，发展沙下产业。巴格其镇在核桃树下散养土鸡，卖得好价钱。

    记者在和田县巴格其镇看到：千里葡萄长廊连接起了4个乡镇的农村公路，形成一条绿色的空中长廊，它既是发展农村旅游的观景点，也是种植葡萄增收的金点子。葡萄架下，每隔50米还能看看到原创的农民画，采访中，不少农民利用农闲时间制作核桃木工艺品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经济收入。

    新疆和田地区虽然紧靠塔克拉玛干沙漠，自然条件恶劣，但是每个县乡都因地制宜，发展起了适于本地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为了发展沙漠农林经济，和田地区各县乡村从平整沙丘入手，大力发展防护林设建。洛浦县林业局副局长徐爱武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每亩1500元建设防护林，在沙漠发展农林经济就可以达到一劳永逸的作用。

    在新疆和田地区，十万多座林果、蔬菜沙漠大棚正逐步建成，沙漠红柳大芸已建成25万亩，利用沙漠种植玫瑰，并制成玫瑰精油出口国外。这些适宜沙漠种植的经济作物均借助节水滴灌、大棚设施等现代农业和科学管理创造出更高的经济价值，实现富民增收。

新疆兵团对南疆胡杨林进行“飞防”保护生态安全

来源：http://gov.163.com/13/0416/09/8SIQ3BMO00234IGJ.html

4月12日，一架农用飞机正在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团公益林喷洒农药防治春尺蠖。从2012年起，该团每年投入30余万元进行春尺蠖防治。今年“飞防”胡杨林面积达3万余亩，计划4月18日前全面结束。　王周 李泽梅　摄

中新网乌鲁木齐4月15日电 自4月11日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29团一条条整齐划一的胡杨林在飞机的穿梭下得到普遍化防，药浴迎春。

随着气候变暖，地处塔里木盆地沙漠边沿的新疆兵团第二师29、30、31和33团的防护林逐渐枝繁叶茂，像一排排整齐的防风卫士牢牢守护着100多万亩农田和绿洲。枝叶的繁茂同时也给弧目大蚕蛾、春尺蠖等害虫提供了有利的温床。

为避免防护林遭到病虫害袭击，有效保护生态屏障，新疆兵团拿出专项资金100多万元人民币对塔里木盆地边沿4个团场的8万亩人工胡杨林和2万亩野生胡杨林采取飞机施药化控的方法，给防护林涂上一层保护膜，从而消灭病虫害滋生温床，减少虫害的发生。预计4月底可结束本次化防。

今春，新疆兵团林业局对地处新疆南部的一师阿拉尔垦区、二师塔里木垦区、三师图木舒克垦区等团场的48万亩林地进行“飞防”，主要防治春尺蠖、弘目大蚕蛾等食叶害虫。项目的实施可大幅度降低胡杨林春尺蠖的虫口密度，进一步巩固团场的造林绿化成果。

据悉，与常规的地面机械防治相比，飞机防治具有能够在最佳防治时期防治面积大、作业效率高、防治效果好等显著特点。飞防所采用的无公害纯生物药剂对益虫、天敌及周围的环境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新疆兵团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森防科科长吴雪海介绍，近两年来，南疆垦区公益林春尺蠖的发生日益严重，已经对生态安全构成了威胁。兵地林业部门在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研讨后，决定今年全兵团在去年飞防43万亩的基础上，今年继续组织实施48万亩的飞机防治春尺蠖森林实业害虫综合治理项目。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境内拥有万亩野生天然胡杨林。大片胡杨林似一道天然屏障有力地保护了辖区的绿色走廊，阻止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城市的扩张。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高温、干旱导致塔里木河水量减少，中下游植被干燥度增加，再加上病虫害对植被的影响，胡杨林面积大片萎缩，病虫害防治工作刻不容缓。

目前，四架YB5型飞机正在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垦区22.5万亩胡杨林里进行“飞防”作业，预计整个“飞防”任务20日左右完成。

据了解，对胡杨林进行大规模“飞防”，对于防止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移、固定塔里木河河道、减轻风沙危害、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改善城乡居民生活 保护脆弱生态环境——南疆400万各族群众享福“气”

改善城乡居民生活　保护脆弱生态环境——南疆400万各族群众享福“气”

原文链接： http://www.cnpc.com.cn/News/tlmyt/ztbd/njlm/btbd/201310/20131028_C64.shtml?COLLCC=913507435&

本报库尔勒10月27日电 （记者戴岚） 南疆和田河气田20亿方产能建设工程26日通过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初步验收，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天然气，经处理后进入投产不久的中石油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管道，通过这条蜿蜒2424公里的“气龙”，输送到南疆5地州42县（市），使400多万各族群众享受福“气”带来的幸福生活。

    南疆5地州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和生态环境极脆弱地区之一。上世纪90年代前，当地各族城乡居民主要以煤炭、柴草为生活燃料，由于常年砍伐胡杨、红柳等荒漠林木，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趋恶化。

为改善南疆各族群众生活，保护和改善脆弱的生态环境，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大力推进“西气西用”，自1998年6月启动“气化南疆”，实施了惠及阿克苏、和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喀什等地州的气化工程，累计向南疆5地州30个县（市）输送天然气120亿立方米，56家企业、50万户家庭享用优质天然气。

    总投资达64亿元的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改变了各族群众的生活习惯，更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环境。烧柴的少了，野生林木得以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得以改善。喀什地区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该地区森林覆盖率，已由“十五”期间的2.94%，提高至4.02%；绿洲森林覆盖率由14.9%，提高至23.5%；空气质量明显改善，2012年一、二级天气已增至218天。

Xinjiang’s Capital Urumqi Faces Water Crisis Fueled by Migration

（由于移民新疆首府乌鲁木齐面临水资源短缺危机）

来源：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crisis-01082014181334.html

The capital city of northwestern China’s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is quickly depleting its available sources of water and faces a looming crisis made worse by a rapidly growing population and mismanaged environment, experts say.

The migration into Urumqi of large numbers of Han Chinese from China’s inner provinces has especially strained the city’s resources, Dr. Peyzulla Zeydin, a former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nd natural resources at Xinjiang University, told RFA’s Uyghur Service.

“Follow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umqi, the large green zone along the Urumqi River has been destroyed, and numerous high buildings have been constructed one after another,” he said.

“No one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ity’s damaged environment and shortage of water,” Zeydin said.

The Urumqi River, which is fed by a glacier, is among the key sources of water supply to the capital’s main reservoir.  Another is Say’opa Lake, lying to the city’s east. The section of the Urumqi River that formerly ran to the city has now dried up, sources say.

An internal government report published in Chinese in 2012 and in the Uyghur language last year estimates a future jump in Urumqi’s population from 4 million in 2015 to 5 million in 2020, with the Xinjiang region’s current total population standing at just over 20 million.

And by 2020, the needs of the city’s increased population will far exceed existing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published in Xinjiang Wenshi (History and Culture of Xinjiang) by Zhang Guowen of the Office of Consultants of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al Government.

Resources threatened

Urumqi’s existing water resources are estimated at 1.12 billion cubic meters (39.6 billion cubic feet),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Already, Urumqi’s total annual consumption of “pure” water—1.10 billion cubic meters (38.8 billion cubic feet) in 2011—has surpassed the amount of the larger total considered fit to drink.

Additionally, natural sources of water to the Urumqi region are receding, with a glacier to the north of Urumqi losing mass each year and the freshwater Say’opa lake to the city’s east steadily shrinking in volume,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Melting from bottom to top, the glacier has shrunk about 140 meters (460 feet) over the last 40 years, with the glacier’s total area reduced to about 40 square kilometers (15 square miles), the report said.

And the Say’opa Lake has dropped 2 meters (6.5 feet) in depth and shrunk by 10 square kilometers (4 square mile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Glacier No. 1, located in the Tianshan Mountains to the city’s north, “is the most important water resource for the Urumqi region,” Peyzulla Zeydin said, speaking to RFA.

“The ice cover is gradually melting due to global warming and damage to the area’s ecology, and the face of the Say’opa Lake is receding year by year,” he said.

Urumqi was formerly a “green city in which inhabitants carefully guarded water sources and planted trees and flowers in their yards,” Zeydin said.

“[Now],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invest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Urumqi will become a cement skyscraper-covered city without flowers or trees.”

城镇化要重规划循规律有关怀

来源 ：http://www.kaixian.tv/gd/2014/0105/590230_2.html

——专家解读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新疆日报讯 记者张雷：“要多听取群众意见、尊重专家意见，按照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基本原则，积极、稳妥、扎实地推进城镇化。”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上谈及我区城镇化的内容颇多。如何按照会议要求做好我区城镇化工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区域发展研究室副主任杜宏茹博士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要始终重视规划的作用

　　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推进城镇化要规划先行，一张蓝图干到底，确保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和连续性。对此，杜宏茹表示，科学合理的规划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基础，任何时候都要重视规划的作用。

　　“确保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和连续性，我认为包含两层涵义。”杜宏茹解释说，一是规划本身要科学合理，要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进行编制，要有前瞻性。只有以科学性为前提，才能保证规划的连续性；二是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规划一经批准，不管哪一届政府、哪一任领导，都要坚决执行，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

　　杜宏茹说，规划的连续性尤为重要。“规划的效果有时候不会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需要时间的验证。除非有十分特殊的理由，否则不能随意调整规划。”她告诉记者，2002年左右，她参与编制了《新疆城镇体系规划（2002-2020）》，而目前自治区编制完成的《新疆城镇体系规划（2012-2030）》，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修编，依据当前的发展形势进行了调整和优化，保留并体现了上一版规划的精髓和核心思想。“十年间两个版本的城镇体系规划，就很好地体现了连续性。”

　　杜宏茹表示，近年来，自治区十分重视规划的作用，这对我区推进城镇化是有利因素，应始终坚持下去。

　　城镇化要有人文关怀

　　“我们实施城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为‘人’服务，这就是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的涵义。”杜宏茹说，这体现了发展城镇化要有人文关怀的精神。

　　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新疆的城镇化要紧紧围绕“人”来作文章，解决好“人”的宜居宜业、安居乐业等问题，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着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做到有就业支撑、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可接纳”、“能融入”。

     对此，杜宏茹解释说，这一方面体现了要加快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建设，从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加速“人”的城镇化；另一方面，要求不能揠苗助长，要充分考虑城镇的吸纳能力和农民的个人意愿，在提高农牧业现代化生产水平和加强城镇产业支撑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引导农业人口转移，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杜宏茹进一步说，要特别重视“可接纳”。农业人口转移要以城镇接收能力为基础，不断加强城镇内生动力，扩大接纳能力。“根本途径就是发展城镇的各项产业，提高产业支撑能力，从而为即将进城的农牧民打下接纳基础。”

　　杜宏茹还表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还要坚决保护城乡居民的利益，这就要求各地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要带着人文关怀和群众感情开展工作，绝不能简单粗暴、一刀切。

　　因势利导构建城镇体系

　　杜宏茹介绍说，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形成不同等级规模城镇之间的职能分工和相互协作，既城镇体系的概念。“也就是说，合理的城镇体系，就是要有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和协同发展。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在大中小城市上分别下不同的功夫。”

　　当前，我区只有乌鲁木齐市一个大城市，自治区明确指出，要适当控制乌鲁木齐市人口增长，防止“城市病”。杜宏茹分析说，这个提法很及时、必要。近年来，乌鲁木齐的空气污染和道路拥堵等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病”开始凸显。不过，通过建设城市组团拉大城市骨架，煤改气工程和“蓝天工程”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治病”效果目前已经显现。下一步，如果能够更好地发挥“乌昌石城市群”的效应，乌鲁木齐的“城市病”应当会进一步缓解，既能避免一味“摊大饼”的城市扩张选择，同时还会发挥城市群的协同作用，带动区域城镇体系的成熟、完善。

　　杜宏茹说，新疆城镇化发展的路径已经越来越清晰，即顺应新疆城镇化发展阶段和发展特点，引导人口、产业的集聚发展，提升中心城市的吸引辐射作用，引领和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形成大中小城市及城乡合理分工、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她表示，这种路径是充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选择。

　　“未来，喀什市、伊宁市、库尔勒市等区域中心城市，要因势利导成长为50万-100万人的中型城市，在天山南北形成若干绿洲城镇组群，推进新疆新型城镇化发展。”杜宏茹说，这也契合了自治区党委的规划，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吸纳就业、集聚人口、辐射带动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