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392326/%E5%8D%80%E9%81%B8%E5%89%8D%E7%9E%BB-%E8%A5%BF%E8%B2%A2%E5%8D%80%E5%B1%B1%E9%A0%AD%E6%9E%97%E7%AB%8B-%E6%92%9E%E5%8D%80-%E5%85%A8%E5%9B%A0%E7%84%A1%E5%A4%A7%E5%8F%B0
西貢區選各黨派山頭林立，某程度反映民主派過去十年的派系鬥爭。本來將軍澳一直為傳統兩大政黨民建聯及民主黨，以及當地地區組織公民力量三分天下之局面。自以新界東支部為骨幹、西貢區議員范國威為首的民主黨少壯派2010年因不滿黨內主流派與中聯辦談判政改方案憤而退黨，民主黨於當區影響力已大不如前。民主黨雖有2008年劉慧卿帶領前綫系人馬來投，但自2016年劉慧卿交棒予林卓廷，林卓廷與黨內舊前綫系人馬之磨擦愈演愈烈。去年末新界東支部59人退黨，便直斥林卓廷「人格卑劣」、「毫無政治道德」，當中便以劉慧卿昔日愛將，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主席柯耀林為首。
本屆派出十人參戰的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亦於多區與民主派「撞區」，其中以都善選區關注組派出李栢棠對撼民主黨的莊榮輝，共同挑戰現任議員、專業動力的張展鵬，亦為觸發民主黨分裂之導火線。原因為多次出選中西區而高票落敗的莊榮輝，因轉投林卓廷空降將軍澳，而跟新界東支部的既有勢力發生齟齬，更在「撞區」問題上各不相讓，而令柯耀林最終率其團隊出走。另外本屆新增選區海晉，亦有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之趙志民跟新民主同盟黎煒棠「撞區」，加上專業動力的林樂儀，以及取態不明的無黨派劉偉卓及何金榮，成為當區競爭最激烈之一的五人混戰。
拆大台下的協調之難
選前民主動力曾努力試圖協調各個黨派之「撞區」問題不果，最終拒絕為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給予認證支持，反遭關注組批評勿以「大台」自居。事實上民主動力身為一個第三方協調機制，不論基於何等標準認證某一位民主派參選人而非另一位同區民主派參選人，皆必然會惹來參選人及其支持者不滿，批評其厚此薄彼，對於民主動力公正中立的協調者形象，一定會受到削弱。然而一旦沒有民主動力這類角色存在，民主派「撞區」情況亦很可能會更加嚴重。沒有民主動力所謂的認證，選民亦未必有「棄保」的憑據，集中票源予某一民主派候選人，以防因分票而讓建制派漁人得利。此可謂民主動力存在及其角色所面對之矛盾及其值得深思之地方。
今屆選舉西貢區另一特色，在於當區有一個相當有實力的「第三勢力」方國珊。本為自由黨成員、田北俊弟子的方國珊於2010年脫黨後參選日出康城所在的環保選區報捷後，以有別於傳統建制派的激烈行動反對擴建將軍澳堆填區而贏取聲望，被視為既非民主、亦非建制的中間派代表，更在多次立法會選舉及補選中取得不俗成績，以其智庫專業動力之名義，繼續擴大其在區內影響力。方國珊之例子證明不採取強烈政治主張，走中間路線的民生實力派，確有其生存空間。不過在反修例風波的非藍即黃的氛圍下，區議會選舉勢必政治化，方國珊避談政治、只講民生的策略是否仍能奏效？
有趣的是，當民主動力為協調民主派各派系「撞區」而頭痛不已，標榜既非民主、亦非建制的方國珊，其專業動力竟未如上屆一般受到建制派挑戰，反而紛紛「讓路」予專業動力參選人。此種「巧合」是否一種「默契」，抑或是建制派向方國珊之「統戰」手段則不得而知。然而當方國珊本人於環保北面對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的陳展浚及獨立民主派何梓聰，其前助理張美雄於環保南面對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的姜新華及自稱「獨立素人」的吳可淇，張展鵬於都善面對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的李栢棠及民主黨莊榮輝，陳繼偉於維景面對將向天晴葉子祈及報稱獨立民主派的黃成光，幾乎都是以一敵兩名民主派。可以肯定的是，在民主派內訌，建制派讓路下，方國珊及其專業動力的勝算應可再添一籌。
西貢區有民主派、「素人」、建制派、「第三勢力」眾多黨派山頭林立，出現「撞區」局面實屬正常。然而在區議會選舉單議席單票制度下，候選人要以簡單多數決勝出選舉，便必須要尋求跟立場相近之人士合作，以免贏選票輸議席的情況出現，此值得從政者深思，畢竟投身政治，合作本來便是重要一課。建制派與方國珊既能達成得微妙的「協調」，民主動力身為協調民主派候選人之機制，實在有需要再下苦功。
【註】范國威同區候選人為無黨派楊聰、戴卓然、劉志成；柯耀林同區候選人為民建聯莊元苳。
星期一, 11月 25, 2019
星期日, 11月 24, 2019
“新疆文件”说明了什么？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1121/china-xinjiang-documents/
近日泄露给《纽约时报》的文件不仅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新疆政策的依据和执行情况，新疆是中国西北部一个名义上的自治区。它们还打开了一扇窗，表明中国如今如何运转，无论是在党国体制的顶层还是更接近底层。这揭示了中共的两个特点：它的可怕权力和它的根本弱点。
从摘录的文件和报道中，我们得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2014年春季的三起恐怖袭击作出了强烈反应。此前，对于新疆的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及其他主要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党的政策大体上基于这样的理论，即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将消除任何异议。这种想法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认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由阶级关系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在2014年的袭击事件之后，习近平抛弃了这一想法，在一系列讲话中得出结论，事实证明，仅靠物质手段不足以平息新疆的分裂主义情绪。
习近平宣布，今后将有必要通过精神手段转变新疆穆斯林的思想。这引发了后来的一场大规模教化运动，清除习近平和中共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的“病毒”。在实际中，这一努力意味着针对伊斯兰信仰的日常表达（拥有《古兰经》、祈祷、戒烟戒酒、斋月期间禁食），甚至非汉族文化的世俗层面（比如维吾尔语和音乐）习近平还呼吁通过高科技系统和低技术的地面部队扩大监控范围。
在2016年8月，此前任西藏党委第一书记的陈全国接任新疆同一最高职位后的两年里，约35万人被捕和起诉，超过100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被法外拘禁以接受教化。一些被拘禁者后被转移到与拘禁营相关联的工厂，在那里他们被强迫低薪工作，有时甚至没有工资。
泄露文件中出现的一些最发人深省的启示，与接到强制执行习近平行动任务的当地汉族官员的反应有关。不出意外，当近2000英里外的北京党中央要求因涉嫌思想罪把数千名民众关起来时，在新疆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官员犹豫了。例如，我们详细了解了新疆西南部约80万人口的莎车县党委书记王勇智是如何与这一命令作斗争的。
王勇智可能不应被视为英雄。他确实在莎车县的拘禁营和其他安全基础设施上花了1.8亿美元，最初拘禁了2万人。但他最终释放了约7000名被拘禁者。中共在公开谴责王勇智的声明中指责他腐败。然而，根据一份泄露的党的报告和王勇智的认罪书，他说外界对当地情况知之甚少。他写道：“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
由于莎车县如此之多的劳动力被关起来，王勇智担心它的经济会下滑，他将无法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从而影响他的职业发展机会。王勇智似乎还怀疑，长期大规模拘留不会让维吾尔人热爱中国共产党（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许多家庭被拆散，成千上万的孩子被送到公立寄宿学校和孤儿院）。
持怀疑态度的不只王勇智一人。新疆的报纸提到，邻近的阿克陶县委书记谷文胜也被清洗。报纸没有透露，当地汉人官员反对中共的大规模拘禁政策是否出于良心的苛责。但它们表明，官员们出于实际理由进行了抵制——并因此受到处罚。事实上，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文件提到，对被怀疑未充分履行北京命令的新疆官员的行为进行了逾1.2万项调查。
就此而言，泄露的文件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庞大权力：党可以逮捕成千上万的人，无限期地拘禁他们，同时让其他公民保持沉默，迫使官员服从。但它们也暗示了它的弱点。
官员们不仅在暗中抵制高层施加的政策——现在，他们还泄露了这些能证明有罪的文件。但在边缘化和处罚这些人的过程中，中共不仅在吞噬自己：它还在向专家的意见宣战，剥夺自己对新疆当地情况的第一手知识。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中共再一次切断了与现实的联系，切断了执政所需的信息。
本文作者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是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著有《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历史》(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和《丝绸之路：一部简史》(The 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近日泄露给《纽约时报》的文件不仅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新疆政策的依据和执行情况，新疆是中国西北部一个名义上的自治区。它们还打开了一扇窗，表明中国如今如何运转，无论是在党国体制的顶层还是更接近底层。这揭示了中共的两个特点：它的可怕权力和它的根本弱点。
从摘录的文件和报道中，我们得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2014年春季的三起恐怖袭击作出了强烈反应。此前，对于新疆的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及其他主要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党的政策大体上基于这样的理论，即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将消除任何异议。这种想法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认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由阶级关系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在2014年的袭击事件之后，习近平抛弃了这一想法，在一系列讲话中得出结论，事实证明，仅靠物质手段不足以平息新疆的分裂主义情绪。
习近平宣布，今后将有必要通过精神手段转变新疆穆斯林的思想。这引发了后来的一场大规模教化运动，清除习近平和中共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的“病毒”。在实际中，这一努力意味着针对伊斯兰信仰的日常表达（拥有《古兰经》、祈祷、戒烟戒酒、斋月期间禁食），甚至非汉族文化的世俗层面（比如维吾尔语和音乐）习近平还呼吁通过高科技系统和低技术的地面部队扩大监控范围。
在2016年8月，此前任西藏党委第一书记的陈全国接任新疆同一最高职位后的两年里，约35万人被捕和起诉，超过100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被法外拘禁以接受教化。一些被拘禁者后被转移到与拘禁营相关联的工厂，在那里他们被强迫低薪工作，有时甚至没有工资。
泄露文件中出现的一些最发人深省的启示，与接到强制执行习近平行动任务的当地汉族官员的反应有关。不出意外，当近2000英里外的北京党中央要求因涉嫌思想罪把数千名民众关起来时，在新疆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官员犹豫了。例如，我们详细了解了新疆西南部约80万人口的莎车县党委书记王勇智是如何与这一命令作斗争的。
王勇智可能不应被视为英雄。他确实在莎车县的拘禁营和其他安全基础设施上花了1.8亿美元，最初拘禁了2万人。但他最终释放了约7000名被拘禁者。中共在公开谴责王勇智的声明中指责他腐败。然而，根据一份泄露的党的报告和王勇智的认罪书，他说外界对当地情况知之甚少。他写道：“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
由于莎车县如此之多的劳动力被关起来，王勇智担心它的经济会下滑，他将无法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从而影响他的职业发展机会。王勇智似乎还怀疑，长期大规模拘留不会让维吾尔人热爱中国共产党（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许多家庭被拆散，成千上万的孩子被送到公立寄宿学校和孤儿院）。
持怀疑态度的不只王勇智一人。新疆的报纸提到，邻近的阿克陶县委书记谷文胜也被清洗。报纸没有透露，当地汉人官员反对中共的大规模拘禁政策是否出于良心的苛责。但它们表明，官员们出于实际理由进行了抵制——并因此受到处罚。事实上，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文件提到，对被怀疑未充分履行北京命令的新疆官员的行为进行了逾1.2万项调查。
就此而言，泄露的文件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庞大权力：党可以逮捕成千上万的人，无限期地拘禁他们，同时让其他公民保持沉默，迫使官员服从。但它们也暗示了它的弱点。
官员们不仅在暗中抵制高层施加的政策——现在，他们还泄露了这些能证明有罪的文件。但在边缘化和处罚这些人的过程中，中共不仅在吞噬自己：它还在向专家的意见宣战，剥夺自己对新疆当地情况的第一手知识。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中共再一次切断了与现实的联系，切断了执政所需的信息。
本文作者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是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著有《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历史》(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和《丝绸之路：一部简史》(The 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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