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康区喇嘛的多重生活世界

作者：郑少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來源：《文化纵横》杂志2014年6月刊


多吉堪布现年42岁，他的寺庙在甘孜州某县的大山深处。我与他的相识纯属偶然，但后来他不但成为我田野工作的关键报道人（key informant），而且也变成我现实生活中的密切朋友。我们的交往时间从2008年延续至今，交往空间不但包括甘孜、成都与北京，还扩展到微博、微信等新媒介上。

“这个人亲自看过奥运会”

2008年9月第一次见到多吉堪布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3·14事件”和“5·12地震”才过去不久，北京奥运会的烟花刚刚落尽，康区的局势表面上看来还比较紧张，四川人余痛未消，全国各地却已然一片盛世欢歌。

多吉堪布的寺庙K寺在甘孜州关外遥远的山区。因为寻访土司田野材料的缘故，我需要到K寺所在的S村住一段时间，我在州府康定的朋友介绍我去找多吉堪布，认为他可以提供食宿以及向导的便利。我从康定坐了八个小时长途汽车到达某地，然后又花一个小时乘摩托车直奔S村，摩托车司机恰好也是本村村民。到了S村，司机邀请我先去他们家“喝碗酥油茶休息下”，原因是“堪布不在寺庙里”。我诧异他为什么知道，他说“堪布在不在寺庙里，在路边问一下就晓得”。沿着破败的公路两旁大约有数十户人家，还有两三间村民开的小卖部，商店门口也总有三三两两的闲人在摆龙门阵，而寺庙就在半山腰，堪布的车要出去的话，势必要从大家的眼前经过，并接受大家的敬意。当年汽车在S村还是稀有之物，村民们大都以摩托车代步。大约五年之后我重返K寺和S村，发现公路旁已经横七竖八地停了不少村民的小车，为修路而穿梭往来的各种大卡车和重型机械卷起漫天灰尘，当我坐在堪布的车里从村庄经过时，已经很难看到村民们举目张望的情景了。

我在司机家度过了漫长的黄昏，喝了无数碗酥油茶，甚至吃过作为晚餐的面块以后，司机兴冲冲地告诉我堪布回来了。司机抄上一坨酥油，又用摩托车把我送上半山的寺庙。司机哈着腰进了堪布的起居室，把酥油交给堪布的随从，自己找了一个远离堪布的矮座坐下。多吉堪布那年36岁，带一副眼镜，貌不惊人，外表看起来介于青年人和中年人之间，但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沉稳和矜持。多吉堪布站起来和我握手，请我在他对面落座，并招呼我喝酥油茶，吃水果和瓜子。

我的座位只比多吉堪布稍低些，坐直了的话我们的目光基本上就处在一个水平线上。或许是从朋友处对我的身份已经略知一二，或许是因为众人在场，多吉并没有过多打探我的来龙去脉，我们才刚略为寒暄，多吉突然问我：
“在北京去看奥运会了吗？”我说看了。
“去现场看的吗？”，我说是的。
“看到开幕式了吗？”我说没有，既不想看，也买不到票，更买不起票。
我看见多吉眼里似乎闪过一丝不解和失落，但迅速又快活起来，转头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本地土话，于是大家把满是崇敬的目光都转向我，微微地晃了晃头，用藏族人特有的惊叹语气念叨道：啊咩，啊咩！后来我特意追问了一下，原来是多吉告诉大家，这个人在北京“亲自”看完了奥运会。
“住在北京多好啊！”多吉感叹道。

我反问多吉“去过北京吗”，内心里认为想必是没有，“有机会去北京的话欢迎来找我”的话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了，多吉却回答说去过几次。

轮到我不解并失落了。不解是他为何多次去北京；失落是他熟悉北京的话，我们“北京来的”身份也就不足以让人产生一种“距离感”。虽然田野工作者的最终目标是融入当地生活，但是初来乍到时自身的“他者性”（otherness）也很重要，从“他者”转化为融入才能使融入更有分量。

多吉及其寺庙的近五十名喇嘛全都来自S村。S村所在乡及周边几个乡，传统上称为木雅地区，人口约一万多人，在官方分类里都是藏族（或习称为木雅藏族）。尽管关于木雅人的源流众说纷纭，木雅话与藏语完全无法交流，诸多习俗及居住特征等与普通藏人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木雅人藏传佛教化的程度相当彻底，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多吉1980年代后期出家，90年代初20岁的时候辗转去了印度宗萨佛学院深造，十来年后获得堪布资格和上师的小额资助回到K寺，并且顺理成章成为K寺的新住持。年轻的堪布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决定把寺庙从远离公路的深山搬迁到现在的位置，这样寺庙喇嘛、山下村民，以及外来居士的出入都方便些。这一工程耗资耗时皆靡，十余年来多吉为迁建寺庙筹募到的款项至少当在好几百万之巨，而且时至今天仍在继续修建和完善中。

那年我在K寺只停留了一周时间。多吉堪布派了一个年轻的小喇嘛每天骑摩托车陪我下山访问，到傍晚才回寺庙，我和多吉延续至今的友谊基本上诞生于晚餐及餐后的摆谈中。在这些私人聊天中，我了解到他辗转赴印的种种艰险，在宗萨佛学院学习的困苦经历，以及回来后振兴寺庙的曲折艰辛；他也不厌其烦地和我讨论中央的少数民族及宗教政策，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取得的光辉成就（传闻中奥运会期间的人工气候干预尤其让他津津乐道），也包括我个人的八卦：比如我夫人的学历和工作（他一定误以为，博士总是必须和博士结婚），我去过哪些国家（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正在微信上发布他在美国访问的照片和感想。我猜他对美国的好奇固然有其自身的理由，很大程度也可能和我的渲染有关），以及我是否肩负着替中央领导了解民情的特殊任务（这是人类学者面临的尴尬之一：我们本意不是来了解民间疾苦的，但村民们以为我们是）。虽然这些闲聊内容和我当时的研究任务看似没什么直接关系，但一年以后当我对自己博士论文的核心论点毫无头绪时，正是堪布的个人经历触发了我的灵感：他们对北京（以奥运会和下文即将提到的佛教协会高层为例）、拉萨尼泊尔印度（作为佛法的“原教旨主义”中心）、美国（现代化的最高成就，全球最难获得的签证）的广泛兴趣，让我觉得康区的特征正在于这种卷入并处理多重关系的智慧。

“来寺庙建一个巴巴适适的大房子”

我和堪布的交往后来超出了K寺晚餐的范畴。回到北京之后约四五年时间里，我还没有机会重返K寺，但却至少三次见到多吉。我们的相互角色发生转换，多吉从我的康区接待者变成了我在北京的客人。北京于我而言是一个日常生活世界，但对于多吉这样兴致盎然的访问者来说，却是一个时空结构反转了的地点，这个时候他变成了猎奇而不知所措的人类学者。

多吉对北京的兴趣是一以贯之的。关于2008年之前数次来北京的缘由，多吉总是轻描淡写说成“去耍嘛”、“北京好耍”，因此我也就不得其详；但之后每次到京的过程我大致都清楚，一次来买车，一次是找机会学习汉语，还有一次是来拜见某位大和尚。除了拜见大和尚，我实在无法论证多吉前两次来京的合理性：多吉最后买的车不过是极普通的“现代圣达菲”，且不说和甘孜相邻的雅安，至少成都无疑能买到；学汉语则更是匪夷所思，多吉虽精通藏文、略识英语，但完全不识汉字，不说他只需下山到S村小学随一年级的孩子上课就可以实现愿望，至少在成都也可以轻易找到“有外国人一起学汉语的地方”。多吉屡屡舍近求远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曾数次带多吉参加朋友们的聚会，其中既有我的同事，也有公务员或企业家，甚至还有外国友人，他们对多吉表现了应有的跨文化关注与赞叹，而多吉在这些场合往往比较沉默寡言，他的汉语言能力限制了他的表达。但他认为“北京人对我们藏族人、对我们喇嘛很尊重”，因此由衷喜欢我这些“高素质”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去北京西郊拜见某位大和尚，沿路的人看见一身僧服的多吉堪布都恭敬地合十致意，那天多吉的心情在我看来简直是如坐春风。相比之下，多吉认为四川人（成都人）简直“pi得很”（约略类似于“糟糕”之意）。“pi”的原因一是藏区无处不在的四川小生意人，多少带来了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冲突；二是“3·14”后的一段特定时期内，据说藏族人在成都投宿宾馆常常不得其门而入。

或许是因为时间、费用方面的考虑，或是我不了解的其他原因，多吉在北京学汉语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但实施过程很有趣。多吉深深地喜欢五道口这个国际化的地方，他咨询了一个主要针对外国人的私立语言学校，甚至戏剧般地找到一个韩国的合租者。当他们见面时，却相互都无法听懂对方的普通话，只能通过我在电话中帮忙解释。多吉最终放弃了租房计划，但却没有告诉韩国人（在他看来没有在某个约定的场合现身即意味着放弃），导致韩国人愤怒地打电话来质问我。我对多吉这些不合常理的举动已经习以为常。就像我第一次去K寺时，多吉明知我远道而来，却让我等了大半天一样，多吉每次到北京也从未提前和我预约，他总是在宾馆住下以后才给我打电话。守时或依约而行对他而言，似乎不如我们强调的那么重要。约好的事情可能临时被改变，既不需要预先知会，也不需要事后道歉。当然宽容是相互的，当我为爽约或迟到道歉时，多吉总是一脸不解地回应道：“没啥子事。早晚都是一样的嘛。”

最近几年北京的环境污染状况日趋严重，多吉也切身感受到了。和他美不胜收的康区家乡相比，他是否依然觉得北京是个天堂、觉得国家是个无所不能的环境干预大师，真是要打个问号了。但有一个细节隐晦地表明了他的心态。多吉来过我靠近六环的家，毫无疑问多吉无法理解一对有着体面工作的“高素质”夫妻，住在如此偏远的陋室里，居然还是租来的，居然在挤地铁公交上班。多吉坐在我们家客厅的布沙发上，环顾着周围杂乱堆放的书、尤其是落地窗外的漫天雾霾，半玩笑地说：“你来我们寺庙嘛。我给你找个不要钱的地方。你自己建一个大房子，巴巴适适的。”

堪布的社区慈善事业

2013年夏天我重返S村和K寺开展一项新的研究计划。那所“巴巴适适的大房子”毫无踪影，我反而掉进了多吉堪布的“圈套”之中。

这一次与此前不同，多吉常常亲自带我去不同的地方转转。我随他去了临县给一个巨大的转经筒念经开光，去遥远的高山牧场拜访他的妹妹一家和牦牛，也去参观了神山被锂矿肆虐后的满目疮痍，当然去的最多的是山下的S村小学。

自从公立的S村小学在席卷全国的撤点并校浪潮中消失以后，村里的学龄儿童只能去十几公里外的乡中心校寄宿上学，由此带来失学率上升、儿童身心安全、乡村空心化，以及乡土社会自组织方式被破坏等诸多潜在问题。而且，S村以采集虫草、松茸这两种季节性高海拔植物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每年春夏两季，壮劳力都必须早出晚归，甚至常常夜宿高山，长达数月的时间几乎无暇照顾学龄前儿童。2012年，由堪布出资重新修缮旧校舍，聘请一汉一藏两名支教老师和一位炊事员，又派了一名喇嘛当管理员，重新办起了S村小学，孩子们在学校的食宿书杂完全免费。虽名为小学，但目前45名学生都是学龄前儿童，因此只能算是学前班。按照堪布的如意算盘，希望能够把小学、或至少是小学低龄段（一至三年级）班级也复办起来，免去本村子弟长途跋涉之苦。除了后续资金投入的压力之外，学校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政策壁垒。尽管民办教育属于国家公开支持的事业，但源于民族、宗教等复杂因素，四川藏区绝大部分民办学校事实上都处于法律灰色地带。这正是多吉堪布反复带我去学校参观体验的原因：一方面他希望我协助扩大学校的知名度，以获得外部关注和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希望我能和某些“大领导”搭上线，寻求让S村小学到阳光下的可能性。

基于几年来的亲密交往，我当然理解多吉堪布的发心。多吉自己因为中文能力欠缺而遭遇到各种困窘：在北京他看不懂地铁站名；在家乡他央求别人代为填写哪怕最简单的政府表格。正因此多吉决心让木雅子弟免于这样的境地，他内心里还希望他们掌握藏语乃至英语，这样他们将能够自由出入于不同的文化世界之间。他主导下的S村小学始终同时开设汉藏语两门课程，并且在积极寻找英文教师。

今日藏区佛教界人士投身各类公益事业已经颇为盛行，从社交媒介上存在的诸多“活佛、堪布”账号可以发现，他们正努力通过强调一种“他者性”来争取外部的经济、政治及道义资源。多吉的方法与此也不无相似之处，比如对新的传播工具微信的使用（尽管他发布的信息相当零碎、随意，也相当个人化），而且积极地以我这个“中央来的人”为渠道试图打开一些新的外部窗口。

不管是不能还是不愿，我没有为多吉找到“大领导”的资源；我甚至都没有在微信和微博上转发过任何与S村小学及K寺有关的信息。我试图在堪布和我之间建立一种纯粹个人的知识互惠和情感交流关系，至于是否将迈向一种对西南边疆可能直接有利的“有担当的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我暂时还没有做好道义上的准备。

隐秘还是公开的文类？

2013年重返K寺时，我吃惊地发现，寺庙的年轻喇嘛们，包括多吉堪布，大多使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K寺由于所处地域的优势，喇嘛们有时可以通过挖虫草、松茸来获得额外的现金收入，因此购买昂贵的苹果手机并非遥不可及。更重要的原因是，据他们说苹果手机的藏文输入法最好使。这部分解释了苹果流行的缘由，因为使用苹果手机的喇嘛们则必定开通微信（多吉甚至还请我帮忙注册了名为“**堪布”的微博账号，虽然实际上不大使用），他们不但用微信进行相互之间的通讯联系，更重要的是在微信平台上大量传播、共享、评论各类藏文信息，从而在虚拟世界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言论空间。

当我坐在北京家里写文章的时候，我手机上的微信信息提示音不停响起，我依旧能实时了解到K寺和S村小学正在发生的大部分事件：寺庙的法会、学校的联欢、政府的检查、外来公益团体的探访，以及五月五日初夏突降的大雪等等。

更重要的是，通过新社交工具，我得以更为详尽地了解到多吉堪布（当然也包括所有与我互相添加朋友关系的其他喇嘛们）的经历与心态。对其经历的了解，当然主要来自于他所发布的图片和文字说明；而对其心态的把握，则更多源于我自己的揣摩与观察，比如：他发布信息的取舍标准是什么？他如何修辞？他如何与别人互动？

堪布和我曾经通过我的朋友的引介，拜访了佛教界的某位高层人士。堪布为此专程从四川赶来，按照藏传佛教的礼仪，向他敬献了哈达和一尊小佛像。但在一群人的圆桌会谈中，堪布却始终一言未发，相信高层人士除了记得有位藏地喇嘛出现过以外，并不会留下更多的印象。堪布和我一起与高层人士合影，但在数日之后的微信中，我略微吃惊地发现我被切割出去了，堪布的图片说明是：“汉地的大师与****（堪布的名字）会面”。在其他微信中，堪布也曾写道：“几位汉族给S村小学的孩子发放衣服和被子”。在堪布与我的日常交谈中，“几个成都人”、“北京的朋友”等更为常用，但在书面表述中，汉族的身份被凸显了。

在某次通话中我得知堪布正在尼泊尔，他告诉我到尼泊尔是为了给寺庙购买唐卡和法器。一年以后他在微信上发布他的行程，除了参拜尼泊尔大佛塔以外，他还在离开十年以后重返印度北部拜见了萨迦法王，并从他的手里领取了重新确认他从宗萨佛学院毕业并被授予堪布头衔的证书。堪布写道：“由两位萨迦法王颁发堪布名号，我是一位幸运者。”相隔数天，他又发布了一张三世宗萨钦哲仁波切——宗萨佛学院的创建者，堪布的导师之一——的照片，并写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和最信仰的人，希望他常驻人世。”

堪布曾经愉快地指着修建中的寺庙山门告诉我，这个门是模仿印度一个著名的佛教建筑。一年以后，我在微信上看到他发布的竣工照片，并且附上了模仿对象的图片，写道：“模仿阿育王所建的金刚座白塔大门建立的K寺大门正式完工。”金刚座是佛祖成道处，在全世界佛教人士心目中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K寺山门造型相当简洁夺目，表明了与佛教起源地的关联。

堪布召集S村（从行政的角度来说，S村已经划分为一村和二村，各有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从宗教的角度来说，两村村民都属于K寺的百姓）的领导和百姓商议清理村庄的垃圾和恢复因修筑公路破坏的植被。堪布坐在他的座位上，向面对着他席地而坐的村民包括村领导们讲话。堪布的说明写道：“百姓们都很服从。”我记得某次我和堪布在起居室聊天，一村的书记村长来找他商量事，他们弯着腰挑开帘子进来，把手里提的酥油和水果交给堪布的随从，并且找了一个下首的位子落座。谈话完毕又哈着腰出门，堪布也并不起身相送。

除此之外，还有为数较多的佛法小课程，比如将美丽女子照片与天葬台上正在切割的尸身照片并置，并且配以自撰的文字如“为这样的身体，犯下许多罪孽，度过一生，是否值得，请深思”。以及对乡土壮丽景色的赞美，比如他多次写道：“形成于木雅雪山山脉的西夏王所在地S山谷。”这里引用了当地盛行的传说，据称西夏国为蒙古所灭后，王室后裔携百姓一路南迁至此，并且最后成为统治当地的土司。这个传说隐含的意义是，木雅人与核心藏区在语言、习俗、建筑风格、民间祭祀、政治组织（如土司治理之异于西藏的政教合一）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北方源流，以及靠近汉地。

以上仅仅是多吉堪布微信发布内容的一部分。无法明确界定的是，从堪布自己的角度来说，究竟是将微信视为一种公开的宣示、教化，抑或仅仅是小群体内部的私密交流。他曾明确希望我将S村小学的内容扩散出去，邀请外人到他的美丽家乡来旅行，也乐意大家知道他和汉地大师的会面，但关于尼泊尔、印度乃至美国的旅行，放置在藏区的情境中，我并不能明确预料可能引起的反应。

边疆精英的知识和心态

现在我们需要把前面的材料进行重新分析以归纳出一些清晰思路。

康区作为边疆，从“中间地带”的视角而言，多吉堪布这样的当地精英是巴斯（F. Bath）所言的土著思想者（native thinkers），他们的能动性与独立性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一道，共同塑造了地方的独特面貌。比如当下的教育政策出于理性主义考量，试图把优势资源向中心地区集中，堪布为代表的地方力量却努力重振乡土的活力，因此在这里正规的中心校与非正式的村小就得以暂时并存。从“中间圈”的视角而言，他们并非眼界仅局限于一个孤立社区的所谓土著，相反他们是穿梭于不同社会体系间的旅行者。他们的旅行路线十分清晰，作为藏区的职业宗教人士，他们选择到印度长期学习，获得堪布资格以后回来振兴本地的宗教事业。宗教知识更新是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他需要在回归十年以后再次出发去朝拜佛教的起源地（灵力的源泉），拜访他的导师们以获取教诲，并重新申请可供展示的资格证书。作为社区中的事业，新建寺庙和恢复学校都需要吸纳更多的行政、经济和人力资源，因此堪布向康定、成都乃至北京寻求支持的旅行也相应更为频繁，比如与佛教高层的“会面”使得州县领导对他刮目相看。但向东的旅行不仅仅是工具主义的，从晚期帝国到现代国家，东部的吸引力都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因为诸如奥运会、世博会（包括盛会期间的气候干预）的巨大成功激起的惊叹，还因为作为具有他者性（otherness）的藏地宗教人士，他们在内地引起的热情追捧。堪布在和我的交谈中，就常常赞美他的导师宗萨钦哲仁波切在北大演讲的明星效应，而他本人在北京、深圳等地也拥有一些固定的追随者与供养者。

所有与外部关系的对接及处理，最终都要回到他的生活世界。他的佛学追求造就了当地百姓的服从以及基层干部的尊重，寺庙的小喇嘛告诉我，堪布从尼泊尔携带唐卡和法器回来时，几乎全村百姓都到十几公里外迎接并护送回寺庙，表明社区观念中对于宗教灵力更新的期待。他在内地、甚至包括在国外的交往和筹款能力使得他的宗教振兴事业顺利进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他在社区中的地位。据说下一步他打算整体推进S村的生态保护、青年三语教育、寺庙二期扩建和以西夏王故地为核心概念的旅游建设，虽然目前还只停留在梦想阶段。

换言之，边疆精英在塑造他们的地区面貌时，除了依据在地的知识脉络，也融合了他们的历史心态以及关于外部世界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