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杜永彬
发布时间： 2001-06-11
來源：http://www.tibet.cn/info/tibetology/200501/t20050111_7435.html
美国的“西藏通”
梅·戈尔斯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1938年2月8日生于美国纽约市。1959年获密西根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60年以《僧兵研究》获密西根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68年以《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获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长期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1968-1971年任该校人类学助理教授，1971-1977年任人类学副教授。1975年至今，先后担任该校的学术职务有：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西藏研究中心"主任，医学院国际健康兼职教授，约翰·雷诺兹·哈克勒斯人类学教授。
戈尔斯坦在60多年的生涯中，潜心于学术近40年，对藏学情有独钟，并且得到了美国政府和学术文化界的资助，获得了不少殊荣。1986至今，戈尔斯坦担任《跨文化老年学杂志》联合主编。1989年，获亚洲研究协会为其巨著《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颁发的“20世纪中国最佳图书奖--约瑟夫·列文森奖”荣誉奖(提名)。1989年至今，连续入选《美国当代作家名人录》。1991年至今，先后任“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西藏事实调查代表团成员，国家科学院立项的“华北草原科学课题组”成员，“喜马拉雅山两国（中国和尼泊尔）自然保护项目”“森林山地研究所”高级顾问委员会成员，IREX 蒙古项目的负责人，“人类学和人种科学国际联盟委员会”国际老龄化委员会委员，“西藏扶贫基金会”理事，“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亚洲腹地》杂志编委。自1961年至2000年，戈尔斯坦共获得了美国民间和官方所提供的42项研究赠与和资助。
戈尔斯坦自60年代中期起，就与其他学者合作对域外藏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与藏族姑娘索康曲丹结为夫妻后，更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索康曲丹是戈尔斯坦进入藏学殿堂的引路人之一，戈尔斯坦所取得的藏学研究成果，是与索康曲丹的全力协助和支持分不开的。
中国改革开放后，戈尔斯坦十分幸运地成为第一位获准到西藏考察和研究的外国学者，于1985年5月到达拉萨，这是他首次踏上中国西藏的土地。当时他的课题是为编撰《现代藏英词典》收集现代拉萨藏语新词汇，同时也开始为《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收集资料。他在拉萨城乡进行了5个月的调查。1986年6月，戈尔斯坦和美国体质人类学家辛迪娅·比尔（Cynthia M.Beall）与西藏社会科学院签定了一项联合实地考察西藏西部牧区的协议，为期17个月，考察对象主要是昂仁县帕拉牧区的恰则区。实际考察时间为18个月(1986-1988年)，在气候严酷、高寒缺氧的西藏牧区生活了整整一年半。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西藏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变化。1988年，由戈尔斯坦牵头，西藏社会科学院与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制订为期10年（1986-1996）的合作研究计划，这为戈尔斯坦深入西藏进行实地考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这10年当中，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西藏进行为期数月的考察和研究，其不畏艰险、执着地研究西藏的精神令人佩服。戈尔斯坦是一位有高深造诣的人类学家，他精通藏语文，并且具有国外其他学者难以比拟的经常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调查的优越条件，因而对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的本来面目和我国在西藏实行的各项政策有较全面的了解。他依据文献、档案和实地考察资料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在国外发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西藏研究的代表作有：《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和《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合著）等。1997-1999年，西藏社会科学院又与该校合作进行为期3年的《西藏农区家庭、老年人与人口生育状况调查》的项目，试图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西藏农区家庭和人口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为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提供科学依据。
戈尔斯坦严谨的学风、较为客观平实的论点和自成一家之言的见解，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藏学界的重视。笔者因翻译戈尔斯坦的藏学代表作《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而结识戈尔斯坦，后来又曾与戈尔斯坦有过短期的合作，由于自家研究领域与戈尔斯坦十分接近，一直关注和"跟踪"着他的学术动向，因而对戈尔斯坦本人有较为全面的了解。由于戈尔斯坦的研究领域集中在西藏研究中最为敏感的近现代和当代，并且具有强烈的“参与研究”意识和“经世致用”思想，以长期深入西藏实地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和亲身感受为依据，因而其论著也受到中美等国政界的关注，英国广播公司（BBC）称戈尔斯坦为“世界一流的西藏研究专家之一”，成为西方藏学界对西藏近现代和当代具有较为深入了解的“西藏通”。
戈尔斯坦的“西藏观”
近40年来，戈尔斯坦与国内外藏族学者和美国学者合作，在亚洲研究、尤其是西藏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其最为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藏语文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三个方面。
1、藏语文研究--为西方人提供打开神秘西藏的钥匙
戈尔斯坦深知藏语文对研究藏族的重要性，因而他首先从语言入手，他不仅掌握了藏语文，讲一口拉萨话，运用藏语文对西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研究，而且还对藏语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藏语文研究作品主要有：《现代藏语：拉萨方言》(合著)，《现代藏文：语法和读物》，《现代藏语藏英词典》，《藏语入门》，《现代藏语英藏词典》，《现代藏文精粹》等。其中，《现代藏语藏英词典》自1975年在尼泊尔加德满都面世之后，曾5次再版，出现垄断国际藏学界的局面，弥补了印度学者达斯《藏英词典》在现代藏语文词汇方面的缺憾，显示了他在藏语文方面的造诣。戈尔斯坦在《前言》中阐述了这部词典的价值：“西藏进入世界政治、科学和技术的舞台，导致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创造了数以千计的新词汇。同某些语法和文体相适应，这些词汇近乎呈指数增长，产生了一种可以被人们简单地称为‘现代藏文’的新的书面藏文。……由于这些变化，非藏族的民族要阅读现代藏文十分困难。甚至能够阅读高深的藏文佛教文献的学者，几乎都不能顺畅地读懂一份简单的藏文报纸。……该词典容纳了35000-40000条词目，包括从所有现代文献中摘录的词条。”可以说，戈尔斯坦对现代藏语文的研究，为外国人了解和认识“神秘的西藏”和藏族提供了一把实用的钥匙。
2、近现代西藏研究－－揭示喇嘛王国覆灭的原因
戈尔斯坦对西藏社会历史的研究，重点是20世纪这个“长时段”，这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段”，即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可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界标，重点考察和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其主要作品为《僧兵研究》(硕士论文)，《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博士论文)和关于农奴制的一组文章。代表作则是《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该书实际上是由其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发展而成的，可谓厚积薄发。这部巨著材料翔实，图文并茂，见解独到，堪称现代西藏研究的上乘之作。该书利用了大量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口碑史料和藏文档案，以及国内学者难以接触的英印政府以及英国和美国政府的大量外交档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因此，该书一问世，即受到国际学术界的一致好评，美国学者谭·戈伦夫认为，本书是“西藏现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巴拉迪教授称该书“奠定了戈尔斯坦在美国西藏研究领域的地位”，人类学专家巴巴娜女士也称该书是美国近年来出版的关于西藏的好书。中国的专家学者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认为该书在材料、研究方法和学术见解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美国学者胡特对该书更是推崇备至，他说：“"如果你一生当中只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那就去读戈尔斯坦的这部巨著吧！”
《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对近现代西藏研究和有关部门处理“西藏问题”、制定治藏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不仅揭露了英、美等列强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老底，而且揭示了喇嘛王国覆灭的内因和外因：内因，一，以宗教集团为代表的保守势力阻挠变革和现代化；二，西藏统治集团的内讧。外因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只是口头承诺，而没有向西藏提供真正的援助。自该书的汉译本面世以来，多次再版，一直受到国内藏学界和关心西藏的人士的广泛关注，两次登上全国畅销书的排行榜。
戈尔斯坦对近现代西藏的分析和阐述，推进了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研究，深化了对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和政教合一制度的认识，揭示了政教合一的喇嘛王国覆灭的原因，对人们认识西藏的昨天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3、当代西藏研究－－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
当代西藏研究，这是戈尔斯坦20世纪“长时段”研究的下半段，如果说上半段研究的是西藏的历史，下半段研究的是西藏的现实，他的当代西藏研究的主要著作有《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与辛迪娅·比尔合著)，《为现代西藏而斗争--扎西泽仁自传》(与扎西泽仁等合著)，《美国、中国、西藏与西藏问题》，《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当代西藏佛教--宗教的复兴与文化认同》(与卡普斯坦等合著)，《西藏社会史（1951-1959年）》(待出)。
《西藏西部牧民》是戈尔斯坦与女人类学家辛迪娅·比尔合作研究的成果。该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展示西藏一个典型牧区的牧民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二是对西藏牧区和牧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三是揭示了西藏传统牧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作者指出：“在藏族牧民生活中，不仅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变迁，同时也导致了引人注目的文化和宗教复兴。现在，西藏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牧民们（和其他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信仰佛教。他们在自己的帐篷里举行各种宗教仪式，邀请喇嘛活佛到他们的居住地来讲经祈福和巡游佛寺。……显然，要对牧民的环境适应问题作出持之有据的结论尚为时过早，但是，新经济政策使该地区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文化政策深受牧民欢迎，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雪狮与龙》考察了自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亲政至20世纪90年代汉藏关系的历史，指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对西藏的影响，论述了美国对西藏和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两面性，以及达赖喇嘛在选择处理这个矛盾和冲突中考虑问题的两面性。该书还提供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条“中间道路”。戈尔斯坦认为，达兰萨拉与其西方支持者要求西藏独立，而中共主张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论争是一种不是黑就是白的争斗，事实上在黑白之间还有一大片灰色地带，戈尔斯坦试图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提出另一种看法，以解释西藏之所以演变成目前格局的根源。（林冠群：《当前美国藏学界部分学者研究教学概况》，第25页，台湾蒙藏委员会1994年版）美国大使、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在评述戈尔斯坦的这部作品时说：“他提供了西藏危机根源的最简明而适用的结论。无论人们的看法如何，任何关心中国、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和西藏人民所面临的危险的人，都应当阅读这本书。”戈尔斯坦说：“我们不能指望在对现在正处于其十字路口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冲突没有清楚的了解的情况下，求得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希望该书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以使美国能够进行一次解决这个冲突的对话。
戈尔斯坦与美国佛学家卡普斯坦主编的《当代西藏佛教》一书，反映了戈尔斯坦研究当代西藏的最新见解。该书是一部文集，全书由六个部分构成，戈尔斯坦撰写了《导论》和《哲蚌寺寺院生活的复兴》。在《导论》中，追溯了中共50年代在西藏实行的宗教政策所起的积极作用。他写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西藏的宗教信仰得到复苏，西藏佛教得到了大发展，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是实行正确的宗教政策的结果。”并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央同达赖喇嘛进行的几次会谈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证明“西藏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达赖喇嘛之所以不能回归西藏，关键是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 因错误估计自己的实力和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而导致的战略和策略的失误造成的。在《哲蚌寺寺院生活的复兴》一文中，在对该寺进行近半年的个案调查的基础上，根据第一手材料，论述了哲蚌寺的历史与现状，着重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哲蚌寺宗教生活的复兴，向世人展示了西藏佛教复兴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揭示了当代西藏佛教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戈尔斯坦在《达赖喇嘛的困境》一文中指出：1989年，中国邀请达赖喇嘛参加为十世班禅圆寂致祭宗教仪式，达赖喇嘛拒绝了这次邀请，错过了同中国协商谈判的一次重要的机会。他指出：“对藏族来说，民族主义是新事物。几个世纪以来，影响西藏社会的不是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是藏区内部各亚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他说：“在50年代以前，民族主义思想在西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是一种西方的观念。因此，达赖喇嘛现在清楚地向许多藏人阐述民族主义。……他作为宗教领袖的身份和地位并没有改变。所发生的变化是，他已经成为全体藏族的民族主义的象征。”
1998年11月，受美国前总统卡特所主持的“卡特中心”的委派，戈尔斯坦与卡普斯坦等人到中国的藏族聚集区进行了为期18天的考察，对藏区尤其是西藏的宗教信仰现状、中共在西藏和藏族的现行政策以及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进行了重点考察，获取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后经“卡特中心”的两名美国学者总结分析，写成题为《中国、美国和达赖喇嘛对西藏的见解》的报告，对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自己的见解。
戈尔斯坦对当代西藏的考察和研究，不仅有益于人们（尤其是西方人）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认识西藏的今天，而且对国内藏学界研究西藏近现代史、当代佛教等方面，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见解。
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范式”
作为人类学家，戈尔斯坦的治学方法主要是人类学方法，同时他也重视人文科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其治学方法主要是实地考察（也称田野工作）和采访，这是戈尔斯坦治学方法的鲜明特色，也是他在西藏研究领域取得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的主要原因。当然，作为藏语文专家，戈尔斯坦不仅具有精湛的藏语文造诣，而且十分重视藏语文在西藏研究中的运用，这使得他在西藏研究中如鱼得水。
从戈尔斯坦的全部研究成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非常重视档案材料、实地调查材料和口碑材料，这在其西藏研究成果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即是这三方面材料有机结合的佳作。综观戈尔斯坦的全部论著，几乎都是通过实地调查和采访取得的，即使是藏语文论著也是如此。
戈尔斯坦十分擅长利用口碑资料分析和研究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其《僧兵研究》，《为现代西藏而斗争》，《西藏的农村结构和差税制度》，《西藏庄园的周转》等论著，都是依据口碑史料撰写的。他说：《僧兵研究》“所依据的材料，来源于和5位生活在西雅图华盛顿的藏人所进行的正式访谈和非正式的讨论。”为了撰写《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戈尔斯坦花了两年时间，走访了79位藏人和一位供职于拉萨的英国外交官。他在《当代西藏佛教·导论》中指出：“每一项研究都是通过一位能够讲说藏语和阅读藏文的学者的第一手田野工作进行的，他们是西藏的人类学－－民族学和佛学专家。”戈尔斯坦的治学特点，是其运用治学方法进行学术实践的具体体现。
参与研究和个案研究。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注重经世致用，侧重近现代，将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他竭力为美国、中国和西藏流亡政府三方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十分关注西藏和藏族的前途与命运。其作品专论当代西藏者有《雪狮与龙－－美国、中国、西藏与达赖喇嘛》和《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等。这些作品分析“西藏问题”产生的根源，探讨美国、中国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策略，揭示西藏佛教的现状，剖析佛教与中国西藏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为美国、中国和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献计献策。并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所谓“民族方案”，他说，“民族方案”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西藏的城镇里创造出一种类似今日西部牧区的那种状态，使西藏回到传统的自治地位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状态。他为《外交》季刊、《亚洲观察》和《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会刊》等刊物撰写论述公共政策的文章，确信人类学专家在公共政策中能够发挥作用。他说：“人类学家能够理解乡村和更广泛的国际视野中的人们的关系。”
戈尔斯坦在近40年的西藏研究中，十分重视个案研究，并取得了成果。他的个案研究大体可分为地区个案和专题个案两种类型：对江孜萨玛达村、昂仁县帕拉村和纳里村和哲蚌寺的调查和研究，是地区个案研究的杰作；他对西藏一妻多夫制、僧兵、农奴尼玛、人役税、街头歌谣和婚姻法的研究，是专题个案研究的典范。
“客观”与“中立”。在西方藏学界，研究现代西藏的学者很少能够做到客观公正，而戈尔斯坦却公然标榜其西藏研究的“客观”和“中立”，并力求付诸实践，这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他在《喇嘛王国的覆灭》的前言中声称：“本书所持的观点是，既不亲藏，也不亲汉，即既不倾向于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亦不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一边，而是试图阐明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到1951年，一个独立的喇嘛王国事实上已经衰亡。”他在《喇嘛王国的覆灭》的导论中指出：“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种和谐的力量，但是它又是一种导致分裂和纷争的力量。各种宗教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影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角逐，他们在有关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给20世纪的西藏历史带来了灾难。……由于西藏力图适应20世纪日新月异的形势，所以，宗教和寺院就成为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他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无可置疑的。国际社会的主要大国也不会支持流亡政府的主张。与南非和以色列不同，形势的发展并不利于流亡集团。达兰萨拉所取得的成功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胜利。流亡政府获得了西方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对于保护和发展西藏地区的文化却毫无益处。”
戈尔斯坦西藏研究的这一特点，引起国内藏学专家的关注。王尧教授说：“最富于刺激性的莫过于英国和美国以及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政府的外交、政治档案了。这是戈尔斯坦教授的书中最为得意的部分，也是他花大力气得以公布这些档案，把上述政府对西藏问题的隐私公之于众，用以表明自己的写作态度是不偏不倚而中立、公正的。”格勒博士在评论戈尔斯坦的藏学研究时写道：“他对西藏现实问题的客观、求实的态度和不偏不倚的谨慎分析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很显然，戈尔斯坦教授对西藏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自己独树一帜的见解。他在学术研究方面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而是根据调查得来的事实说话”。
正是由于戈尔斯坦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这种较为客观和中立的态度，不仅引起了流亡政府的不满，而且在西方藏学界受到孤立。美国学者科恩·理查德指出：“大部分藏人拒绝戈尔斯坦的著作，因其与中共合作，也从不批评中共，作为一个研究现代史的学者，怎么可以忽视在中共藏区所发生的一切，而且是只字不提，所以大部分人都不太认同戈尔斯坦，……藏人也撰文大肆抨击，认为戈尔斯坦为中共政策辩护，为中共作宣传。”（林冠群：《当前美国藏学界部分学者研究教学概况》，第35页）早在60年代研究西藏的政治制度时，戈尔斯坦就因揭露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阴暗面而冒犯了流亡政府，接到了逐客令。80－90年代，他通过对现代西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西藏政教统治集团的内讧、保守势力压制进步势力，导致了喇嘛王国的覆灭；解决西藏问题，应当采用“民族的方案”。再度引起达兰萨拉的不满，流亡政府的学者撰文对戈尔斯坦的“西藏历史观”加以驳斥。
治学局限。戈尔斯坦从事藏学研究近40年，在许多领域都有建树，称得上著作等身，他所出版的15部专著（含合著）和发表的80余篇论文（含合著和书评）就是最好的证明，称他为美国的“西藏通”是当之无愧的。然而，由于受美国学术文化传统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以及学识和学术指导思想的局限，戈尔斯坦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憾和谬误。
第一、语言工具的缺憾。戈尔斯坦不懂汉语文，不能利用汉文文献材料和口碑材料，因而他对西藏近现代的研究和认识就要打折扣。第二、研究方法的局限。由于没有掌握汉文这一重要的语言工具，戈尔斯坦也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正如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所指出的：“戈尔斯坦教授作为人类学家，他十分注意民族间的差异性，但却不太注意民族的同一性，他未能把西藏历史放到苦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中去考察。”“不无令人惋惜的是，他缺乏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通盘了解。”并且，戈尔斯坦是人类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因此，他对西藏近现代史的微观考证和宏观把握，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三、学术指导思想的局限。“戈尔斯坦教授是美国人，受的是西方的传统教育，他对民族、国家、政治、文化心理都是以西方的观念来理解的，因此，其对西藏政治、文化的评议，必然有可商之处。”（王尧）戈尔斯坦在研究西藏现代史时，“侧重于统治集团、政教斗争的阐述，而对西藏现代的经济、文化和藏族农牧群众的社会生活、历史作用则很少提及，因而也就不能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去把握西藏封建农奴社会，难以揭示政教合一政体－－喇嘛王国覆灭的根本原因。”上述缺憾，使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受到制约：他的著作缺少历史感，因而其西藏研究的代表作《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并没有全面阐述西藏现代史；由于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缺乏了解，也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在地理、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都与中原密切相关、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的藏族和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西藏的社会历史的特点和规律，难以看清20世纪中国西藏的格局。因此，他在对20世纪的西藏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治藏方略”，有一定的“高度”而缺乏“深度”，看到了西藏的实际而没有看到中国的实际，并没有抓住“西藏问题”的本质，从而也就不可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藏问题”的方案和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