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拓
编者按：2015年7月，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拓只身赴伊拉克旅行，途中被伊拉克军人扣押14天，惊动中国驻伊使馆，随后被释放，回国后一度在社交网络销声匿迹。时隔4个月后，刘拓首次讲述了他的经历。
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但其中每个节点都有着不一样的惊心动魄。刘拓说，在伊拉克，每个人就好像风中飘零的叶子，被无数种不可控的力量支配着，而那种对命运的无力感，随着旅行的进程越发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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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站在土耳其马尔丁的老城里向南眺望，延伸开去，美索不达米亚、幼发拉底、底格里斯，这些因为拗口而透露着神秘但伟大的名字，将伴随着镜面般的两河平原直到1500公里以外的波斯湾——它们和伊拉克这个充斥着战乱的国家联系在一起。身在马尔丁的我，和两河文明咫尺之遥，却可望而不可即。
随着突然崛起的“伊斯兰国”，更让人丧失了等待局势好转的希望。尼姆鲁德、尼尼微、哈特拉，这些拟定游览名单时还完好的古迹，在一段段由IS发布的视频中化为齑粉，这对学习考古的学生来讲，都是让人肝肠寸断的煎熬。幸而伊拉克南部地区虽然时常遭受恐怖袭击，毕竟未陷入叙利亚那样的内战状态；而且，伊拉克政府为了宣示对抗“伊斯兰国”的决心，还毅然重开了关闭12年之久的国家博物馆。借着这个契机，我在做了半年的准备之后，选择比较安全的夏季斋月向巴格达进发了。
1，巴格达：曲折开端
前往巴格达，我选择从德黑兰转机。夏日的中东，万里无云。由东向西，扎格罗斯山的峰峦从机翼下消失，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铺展开来。飞机持续下降，一条曲折的河流从天边缓缓移动到眼前。我不由得惊叫起来——这就是底格里斯！飞机平稳降落在河西的巴格达机场，机舱内响起热烈的掌声，人们齐声念起赞颂安拉的经文——这一场景在之后乘坐汽车、火车时出现了很多次。
走出机场大门，一股热浪几乎将人掀翻。虽然之前有过心理准备，但是巴格达夏季50摄氏度的高温，不身处其中很难想象，好像三米之外燃起熊熊大火，风还从着火处往人身上吹。
已经是下午五点，我找了一辆的士进城。路途的艰难远远出乎我和出租车司机的想象——巴格达路边检查点实在太多。在城郊，大概三四公里就有一个；进了城区，不到一公里就有一个。本以为拿着人畜无害的中国护照就可以轻松通过，却带来不少意想不到的麻烦。因为参与“伊斯兰国”的人员有大量来自中亚地区，外貌特征和中国人区别不大。于是每一个检查点都要对护照和签证页的真伪反复查验，有的甚至要把我关进小黑屋，等待上级的指示。这种怀疑虽然靠我持续不断的解释，一次又一次化敌为友，甚至我在沿途遇到的最慷慨无私的帮助，都是来自被我出行目的所感动的伊拉克军人；然而它始终如定时炸弹一般，还是在行程的最末引爆了。
2，卡尔巴拉：什叶圣地
只想尽快逃离巴格达的我，在晚上十点多到达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斋月的圣城，深夜依然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密集的人流在拥挤的小摊位中喧闹地穿行——气氛一下子变得放松下来，我甚至可以放心大胆地拍照。事实上，在卡尔巴拉、纳杰夫和巴士拉的三天，是我在伊拉克仅有的不被军队和警察骚扰的日子。
卡尔巴拉有伊玛目侯赛因的圣墓。一年前，我曾在伊朗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萨圣墓中和神职人员聊天，他们谈起卡尔巴拉，都是眼含热泪。公元680年伊玛目侯赛因的殉难，是什叶派产生的根源。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离本以纯粹的世俗政治争斗为开始，却最终发展为两派在宗教、哲学等各方面的分歧。而这些主要因为殉难而引发的崇拜，使得什叶派的圣墓场所总是流露着浓浓的悲戚气氛。
进入圣墓，已经是晚上11点，然而里面的人口密度，还是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圣墓外墙和内部建筑之间，原本是个广场，现在全部用大棚盖上，成为室内空间，供应着充足的冷气，数不清的信众坐在地上阅读古兰经，或者面向麦加跪拜。进入中心建筑，更是挤得水泄不通，几乎脚不沾地，就被人流涌向圣棺扑去。满墙满顶的镜子装饰和一个又一个繁复的水晶吊灯，摄人双目，但这些都不如那震耳的哭声与叫喊声惹人注意——上百人围绕圣棺转圈，激动而又秩序井然地对其触摸、亲吻。有人嘴里叫着侯赛因的名字，声嘶力竭地哭喊；有人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垂泪；大多数人以那种悲戚中带着幸福的面容在祷告，这已足以震撼我的心灵。
晚上12点，才从圣墓出来。很快就有人问我是从哪里来。得到“中国人”的答复以后，我沿路收获了大量免费的红茶、点心、干果、各种合影——这是我未来数天旅行的常态。常态的事情还发生在白天，不管是任何一个城市，走在巷子里，每隔一两分钟就会有人在路边的窗子问“守斋吗”，回答“不守”，就问“要喝水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立刻从屋里端出一大杯冰水，愉悦地看着我喝下去，整个过程是那么自然。
3，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片坦荡荡
当我第一次白天坐车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奔驰时，总是兴奋地不停按快门，然而过了三天，基本就不拍了，因为伊拉克南部的景色太单一。两河平原之平，从巴格达到巴士拉五百多公里，海拔只下降了二十余米，不论在郊外的什么地方远望，天际线都像尺子画的一样平；天与地的交合处，是疏落的椰枣树林剪影。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伊拉克早期城市形成的土丘遗址能找到那么多——因为在这样平坦的大地上，突然出现一个哪怕只有5米高的土包，10公里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与我之前想象的不同，伊拉克南部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这种发达主要由合拼出租车完成。进入任何一个汽车站，满眼望去都是黄色的出租车，司机们在车前叫喊着要去的地方，凑够四个人就能发车。
坐上去希拉的车，下午的时间，准备都留给巴比伦。希拉在卡尔巴拉东部，不到一小时就可到达。我吸取了前日被检查点折磨的教训，远远看到检查点，就用头巾缠住脑袋，倒下做睡着状。大部分检查点只是远远扫视车内有没有可疑人员，看不到我的脸，自然就畅行无阻。然而，每个城市的边缘，都会有一个强制下车查身份证的站点，这是逃不掉的。这个下午虽然侥幸过关，却在之后连栽跟头。
4，巴比伦：体会两河文明
巴比伦遗址在希拉城北五六公里，进去第一眼望见的，却是萨达姆在山顶修建的行宫。正是下午三点最热的光景，一个人在五十多度的骄阳下，四望寂然，只能听到热气从地面蒸腾的声音；伴随着这种萧条，是景区精致的树木花草，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这里曾经游人如织。
巴比伦可能是大多数国人对伊拉克古迹的唯一认知，从地理上讲，两河文明的区域向南至波斯湾入海口，溯源则沿底格里斯河至尼尼微城一带，向西延伸到叙利亚的埃布拉城。在地理和文化上，大体以今天的巴格达-萨迈拉分界，南部称为巴比伦尼亚，北部称为亚述。巴比伦尼亚又以圣城尼普尔为界，分南北两个部分，南部称为苏美尔，北部称为阿卡德，巴比伦城位于北部的阿卡德地区。
现在看到的巴比伦，是在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废墟上重新建立的。古巴比伦历尽磨难，最终在公元前689年被亚述夷平之后，开始缓慢的重建工作。其后，迦勒底人入主巴比伦，城邦实力逐渐增强，终于在公元前612年，联合伊朗的米底军队攻陷亚述首都尼尼微。及至两河流域最后一位伟大君主尼布甲尼撒二世即位，对巴比伦城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建设，使这里成为西亚乃至全世界同一时期最为伟大、富庶的城市。
巴比伦城大体为长方形，跨幼发拉底河东西两岸；内城东西约三公里，南北两公里；在河东内城之外，还有更大的一圈外城。然而现在可以看到地面遗迹的面积很小，主要集中在东城最北侧，包括南宫、北宫、伊什塔尔门等。南宫以南1公里，曾经是城里最高的塔庙建筑，被很多人认为是巴别塔的原型，然而现在只有一个方形的略高于地面的土台。
我沿着大路向北走去，很快就看见了尼布甲尼撒南宫那堵雄伟的复建城墙——这是萨达姆时期重建巴比伦城的一大“功绩”，其实却是破坏了遗址；继续往前走，见到一堆破砖烂墙的北宫，我内心难掩翻滚的激动，钻过铁丝网跑到遗址上——这是巴比伦的泥砖墙！踏上两河文明的第一步，就从这堆泥砖开始！当时是下午四点，我连出租车司机送我的两瓶水都喝完了，此时却全然忘却了高温和口渴，像个未经人事的小孩，兴奋地在残墙间爬高窜低，寻找合适的角度查看遗址结构。平坦的大地上，刮着能把一切植物燃烧起来的风，那风回旋在这天地间只有我一人的泥砖遗址上，仿佛能让人听到2600年前的回响。
两河下游是全世界最缺乏石头的地区之一，在巴比伦尼亚三千年的文明史上，直到这最后的辉煌，也没奢侈到使用石头建造宫殿；所以泥砖是两河建筑的特色。有些砖上刻有楔形文字，通常包含着国王的名字，成为两河建筑断代的有力证据。常常有人讨论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谁更牛逼的问题，不能不说，从建筑上讲，两河的观赏性比埃及差得不是一点半点。泥砖建筑的外立面装饰非常单一，基本只能靠砖的叠落形成凸棱凹槽，砖雕的运用，发现的实例也并不多。然而例外总是有的，巴比伦的伊什塔尔门，就是泥砖建筑的杰作。
在德国柏林的西亚博物馆，有座以蓝色为基色的装饰着一行行公牛和角龙浮雕图案的大门，就是从巴比伦遗址运到德国组装的伊什塔尔门的上部——这是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后期，在原泥砖城门的基础上向上加垒而成的。20世纪初德国考古学家科尔德威除了收集所有散落的釉砖，完成拼图，也将下部城门完全发掘出来，至今留在原地，成为巴比伦尼亚地区最为壮观的两河时期古迹。我沿着台阶缓步向下，走到那两堵布满浮雕的砖墙中间，西斜的太阳，将角龙和公牛的轮廓，勾勒得层次分明。仍然是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我走在2600年前的地面上，走在2600年前的城门洞中，这一刻最让我有穿越感。
离开遗址后，我又上山去看萨达姆行宫。这座行宫位于人工垒成的假山丘上。本来以为会戒备森严，谁知大门四敞，随意进出。建筑内部嶙峋幽深，落满灰尘，每走一步，都传来极为空旷的回响；一切富丽堂皇的细节装饰和可以移动的物品都在2003年萨达姆倒台后被哄抢一空，但仅仅是剩下的木质吊顶和屋顶画，足以让人感到昔日的奢华。在这数千平米有着十几个巨大厅堂的建筑中穿行，一个拐角，突然看见一个拿着冲锋枪的士兵坐在那里，吓得我魂都没了。士兵问了我是哪里人后，让我别动，飞快跑到里屋，我害怕他会拿出一副手铐来。然而他却拿出一大杯漂着冰块的水，50℃高温下两小时没喝水的我，感动得眼眶都湿了。
日已西斜，到了离开巴比伦的时候，我往大门口走去，没有出租车了。正在这时，一辆轿车从景区内开出，二话没说把我拉上车，绕路送到希拉汽车站。找了合拼出租车去迪瓦尼耶，准备明天去圣城尼普尔。
5，迪瓦尼耶：六小时拉锯战
夜幕降临，心里暗喜又可以像昨天从卡尔巴拉到希拉那样蒙混过关。谁知到了必须下车的检查站，士兵看了我的护照，脸色十分凝重，我暗觉不妙，就这么在屋外僵持了一个小时。然而司机和其他三个乘客一句抱怨的话都没说，就那样静静地等待——在后面的行程中，我遇到了很多次类似这样的事。事后想起来未免惭愧，因为我的冒失前往，不管是给平民百姓还是警察军人，都造成了莫大的麻烦。
士兵让出租车先开走了。接下来，我不断解释自己的来意，但他们不会说英语，一点用也没有，我懊恼极了——没有想到之后这样的懊恼会成为麻木。在伊拉克，每个人就好像风中飘零的叶子，被无数种不可控的力量支配着，个人的努力，没有任何作用——那种对命运的无力感，随着旅行的进程越发浓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念诵后来在监狱学的一句话——银沙安拉乎（大意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就这么耗了三个小时，他们的上级领导才过来。看了看签证，很洒脱地就把我放走了。士兵们一下子变得对我非常友好，让我在检查点吃了顿免费晚饭，然后在路边拦车把我带去迪瓦尼耶。
已经是晚上11点，身上的汗早已结成盐壳，我劳累得说不出话。然而迪瓦尼耶的旅馆可不如卡尔巴拉那么好找，出租车始终在城外徘徊，停了好几个看起来非常高档的酒店，一晚的价格都在150美元以上，实在远超我的心理价位。我不停地跟司机说去老城、去老城，但是司机始终不明所以，急得我几乎敲破了膝盖。司机大约觉得我的神智有些不对，竟然又把我送回检查点。
这下子又加重了军人对我的猜疑，又审问了一个小时，终于知道我是要找便宜旅馆，于是又拦了一辆车。这回当车子开到一个局促而繁华的地方，我就狂喊停车。然后拖着行李箱，在满大街黑袍女白袍男的目光中，毅然冲进一条看着顺眼的巷子——这里果然有个旅馆，只要人民币40元！然而我还没来得及看房，两个便衣警察就尾随而至，要跟我谈话！
又是一次从头开始的解释，晚上整整六个小时的拉锯战，让我彻底崩溃。凌晨两点，我在警官面前号啕大哭，说我的护照是真的，我的签证是真的，我的来意是真的，我给他们翻看巴比伦的照片、卡尔巴拉的照片，看用来问路的一包景点图片。我知道现在来伊拉克并不正常、的确让人怀疑，但我并不知道，证明自己不是恐怖分子有这么困难。两个警官看到我哭，言语也渐渐软下来，最后竟紧紧抱着我，让我原谅他们的苦衷。后来我到了监狱，才真正理解了他们。在伊拉克，极端分子很可能伪装在一副人畜无害的外表之下，真实的护照、真实的签证，并不能说明你到底是谁。
6，纳西里耶：前方有枪响
前往纳西里耶的路上，我见识了沙尘暴。路上的能见度不到50米，但出租车还保持着120+的速度。被路边检查点截停时，大约500米远的地方突然响起了枪声和喊叫声，视线全被黄沙遮挡，什么都看不见，我吓得赶紧趴了下来。枪声持续了大约20分钟，停止以后，士兵们用“看你小样还敢不敢过去”的神情看着我。再一次弄到晚上十点，他们还是没法做决定，于是把我送到了市长办公室。
我大概是见到了级别比较高的官员，一句话的事，问题就全解决了。官员向我表示抱歉，请我吃了晚饭，还让我住在一个警官家里，第二天早上开车送我去乌尔。伊拉克就是这样的国家，既会遇到最险恶的怀疑，也会遇到最无私的帮助。
警官家里，女眷们都回避了。屋子很大很整洁，但家具很少，甚至连床都没有，显得空空荡荡。但他们家竟然有男仆，警官让仆人帮我洗衣服。我也实在太累，衣服没洗完，就倒在地毯上睡了过去。
还没睡俩小时就被叫醒，我几乎在梦游状态中吃完了封斋饭，虽然我不是穆斯林，也只好跟他们做晨礼，然后倒头又睡。早上6点，警官说，起床出发啦！我心里比较郁闷，难道就要以这种精神状态，去迎接伟大的乌尔城吗？
7，乌鲁克：旅行箱失而复得
乌尔和乌鲁克出土了苏美尔文明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建筑物和文物。学界基本公认，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出土于乌鲁克遗址，比埃及的象形文字还要早一二百年。
扬沙早已消退，迎来了到伊拉克以来天空最蓝的一天。乌尔塔庙的月神南娜塔庙残高仍有二十多米，大台阶面朝东侧，在晨光下熠熠生辉。看到这种景象，精神为之一振。
离开了乌尔，迅速转到乌鲁克（还在另外一个省）。到了门口，看门大爷告知，这里不卖票，必须去50公里外的萨马沃文物局申请批准并购买门票。万万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规定，只好多出了大约200块人民币，到城里打个折返。
进入遗址又被检查点拦下。就这样弄到了下午三点，他们终于放我走了。等走到屋外，我傻眼了，出租车没了！我的箱子还在上面呢！几天的委屈积累起来，我又急哭了。士兵们脸上也尽是不好意思，却胸有成竹一定能帮我找到箱子。一个小时以后，终于拿回了我的箱子，埋怨和感激，汇成了无语。
下午五点，警车带我一气儿冲进了遗址。乌鲁克大体是个直径3公里的圆形城市，遗址最密集的中心区，也有1.5公里的纵深，完全原生态的状态，每一脚都会深深陷进滚烫的土里，行走起来极其消耗体力。最值得一看的就是伊南娜圣区，是出土最早文字的地方。至今，在这一区域的地面上还能见到大量陶制的钉子状物体，这是乌鲁克文明最早期的一种建筑装饰——它们在墙上拼成各种图案，称为锥状马赛克。我坚持着走了一个折返，差点昏倒在路上。太阳渐渐地沉向地平线，望着那些矮矮的土墙拖出的长长光影，想来要是没遇到检查点的周折，中午12点就进入这里，哪里有这么满足的体验？
8，萨马沃：阿里之夜
萨马沃可能是伊拉克南部诸多省会里最小的一个，一条公路穿城而过。一到这里，我迅速瞥见了街边的旅馆，一个猛子就扎进去，为的是不被便衣警察看见。然而过了没一会儿，两个便衣出现了——不能不说，伊拉克的眼线真是无处不在。幸亏这回有个很会说英语的老大爷帮我说话，最后警察抱了抱我，就满意地离开了。
和老大爷边吃饭边看电视，镜头一直在直播纳杰夫阿里圣墓，无数信众在墓前呼喊口号。我掐指一算，这天是7月8日，斋月第十九天，是伊玛目阿里公元661年在库法大清真寺被人刺杀的日子。这时老大爷的情绪变得非常激动，说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因为阿里才有的，饭是阿里给的，桌子是阿里给的，房子也是阿里给的，然而阿里却被人那样残忍地杀害，说着说着，滚下泪来。
老大爷一定要拉我去看城里的游行活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窄窄的街道上，聚集着数以百计的民众，突然一支由小孩子扛着大旗的队伍走了过来，队伍最中间是四个抬着阿里圣棺的人。所有人都在喊着口号，还有很多人拿出铁刷，在自己身上抽打，来模拟阿里受到的苦难。游行队伍走了以后，他又拉我去街上免费的饮水点、小吃点，每拿一样东西，就告诉我这都是因为阿里才免费的。他说今晚全城的人都不睡觉，游行要在全城进行六轮，一直到天亮，这些也都是因为阿里。他还极力怂恿我也不睡觉，去观赏这一盛况，然而我实在是撑不住了。
9，巴士拉：唯一安宁的一天
没有任何检查点，甚至没有任何停顿，在日出的光芒中，我来到了伊拉克最南端的巴士拉城。巴士拉在两伊战争之前，城里运河纵横，有“中东威尼斯”的美称。
由于之后要转乘火车，所以一到巴士拉，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火车站。出租车开到一个门脸只有公厕大小的建筑跟前，说这就是火车站了。进去一看，竟然停了好几辆十分高级的白色火车。伊拉克的铁路系统在奥斯曼土耳其时代就已经开始规划，作为沟通伊斯坦布尔到波斯湾的捷径，在上世纪40年代建成。海湾战争以前，这条铁路北通土耳其，西通叙利亚。但连年的战争破坏了铁路设施。几年前，中国接手了伊拉克铁路修复工程，原本计划在2014年开通摩苏尔到巴士拉长达一千多公里的铁路客运。但“伊斯兰国”对北部的占领打乱了这一计划，目前仅有巴士拉到巴格达段正常开通。
在票房问了一下火车班次，一天竟然有五班车，最末一班晚上7点开出，早上3点到希拉。时间非常合适。
接下来一整天时间，就是在巴士拉游荡了。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波斯湾的海岸线大约还在现今的乌尔一带，其后的四千年，由于泥沙淤积，海岸线前推到了巴士拉以南，原本不交汇的两河，也在新形成的土地上交汇成阿拉伯河。巴士拉的土地很新，是伊拉克少有的没有早期遗迹的省份。正因为此，这一天也是难得悠闲。
10，巴士拉到巴格达：深夜跳火车
中国援助的这批火车很高级，车上还有电压稳定的充电插头，且跟国内的制式一模一样——说到这里，不能不感慨伊拉克混乱的插座类型，在这里你几乎能找到世界上所有的型号。宽大的四人间只有我一个人，空调开得我穿上了外套——这是我到伊拉克以来住宿条件最好的一天。但火车票十分便宜，四百多公里的路程，卧铺只要人民币60元左右（档次基本相当于中国的软卧）。
列车上座率出人意料的低，我沿着车厢走了五六节，只有卧铺车厢有大约100个乘客，而占了列车一半的硬座车，有着类似国内高铁的炫目设施，却是空无一人——据说，这是因为过去十多年政局动荡，针对火车的袭击比较多造成的。但当我走到了列车中央的餐车，这里却是开party一般热闹。
看见列车上竟然有外国人，整个车厢都沸腾了。几桌乘客纷纷要跟我合影，接下来就是争抢我跟他们一块吃饭。我在这里吃到了到伊拉克以来最丰盛的一顿，却更感动于几桌陌生人自然而然地交换食物，好像一家人一般。最后，大家伙竟高兴地在车厢唱起歌跳起舞。
再次确认列车正点3点半到希拉，我把手机、相机都充着电，心满意足地睡去了。我3点起床，慢慢悠悠找到列车长，问希拉还有多长时间到。谁知列车长说，列车不小心开快了，20分钟前已经通过了希拉！
我差点又被搞崩溃了，然而还算镇定，大不了下一站下就行，于是回屋赶快收拾东西。谁知列车员奔过来说到站了，拉着我就往车门口去。我叫喊着拉杆箱还没拿，他说他帮我收拾。到了车门口处，列车时速降至10公里，列车员轻描淡写地让我跳车。我纵身跳进一片夜色之中，箱子在离我一百米远的地方扔了下来。
经历了整整一天的平静生活，一下又被这突变搞懵了，愣了一会儿神，开始摸黑清点东西。充电器、相机、护照都在，我松了一口气——然而，手机不见了！
我当时没感到特别慌张，觉得手机肯定在列车上，决定找个车去巴格达截火车。非常幸运，站外停着一辆。趁着夜色前行，也就没有检查点干扰，清晨6点就到了巴格达火车站。
按照常情，火车通常是比汽车快，所以我急得要命，生怕火车先到了。结果进了站，连火车的影子都没有，甚至连人影也没有。费了好大功夫找到办公室，没想到接待我的是一个英语很好的女士——这是我在伊拉克第一次和女士说话。
到了8点钟，火车才缓缓进站，算来这100公里路程，竟然开了5个小时。我焦急地上车去找，然而还是没有！好心的女工作人员安慰我，说如果找到了她会通知我，而我如果遇到任何问题，哪怕是没钱了，她都会为我提供帮助，这下子又快把我感动哭了。
终于在到达伊拉克6天之后，开始在巴格达城内游览。巴格达是两河地区建立最晚的大型城市之一，公元762年，阿拔斯王朝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将首都从库法搬迁到新建的首都巴格达，其后除了九世纪下半叶短暂迁都萨迈拉外，这里充当了伊斯兰世界将近500年的中心，直到公元1258年末代哈里发被蒙古入侵者杀死。曼苏尔在底格里斯河西修建了一座正圆形的城市，宫殿在圆心处，街道放射状分布，史称巴格达圆城。目前，圆城已无迹可寻，存在的老城区，一片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一片是西岸圆城以北围绕什叶派第七和第九位伊玛目圣墓修建的卡济米耶城区，伊拉克政府也希望将巴格达城申报为世界遗产。
在巴格达寻找旅店，比在纳杰夫、卡尔巴拉这样的城市困难得多，几个著名的大酒店如曼苏尔、喜来登，价格奇贵。忽然想到卡济米耶圣墓区应该同前两个圣城类似，果然，沿着老城街道全是面向外国人开放的小旅馆。然而，我忘了在巴格达，什叶派聚居区是最容易被袭击的。
11，泰西封：坐上装甲车只为拍照
住在什叶派聚居区，我开始打听泰西封怎么去。得到众口一词的答案——不要去，那边都是逊尼派，特别危险，并且做出杀头的姿势。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什叶和逊尼这样直白地互相惧怕。在主要是什叶派的伊拉克南部，他们谈到逊尼派会说：我们是兄弟，那些不重要；但是在巴格达，说辞就完全不一样了。
然而泰西封不可能不去，它在巴格达东南50公里的马尔丹市附近，打车应该一个小时就能到。我去除了身上所有和什叶派有关的纪念物，半夜四点到达汽车站，给人民币300元往返，很快有车答应了。
趁着夜色前行，在天快亮的时候，我被一个检查点截住了。在这里遇到了到伊拉克以来英语最好的一个士兵，他说那个城市确实比较危险，他要把我的护照收走，防止路上被抢，让我速去速回。
我们到了遗址门口，太阳正好升起，金色的阳光，把朝东的拱门照得一片灿烂。敲开大门，工作人员同意我进去，但是不能拍照。这么重要的遗址，怎么可能不拍照！于是我在门口和工作人员磨，还是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最后门都关上了。司机是什叶派，脸色开始变得难看，一个劲儿催我快走。我说我可以给你加钱，但是不照相我是绝不会走的。司机说我不走他要走了。我想着钱还没给，他不可能走，结果还没回过神来，出租一溜烟跑了。
一个人孤零零站在大门口，确实有点害怕。突然间，不远的城镇里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枪响，我下意识就想找地方躲，但是眼前是光秃秃的围墙，站在哪里都非常显眼。枪声过了五分钟才停止，之后又是彻骨的寂静。望着来时那长长的土路，觉得武装分子就要杀过来了！
我再次把工作人员叫了出来，他说到南边那个清真寺开个证明就能照了——其实就是想把我这个麻烦人支走。但我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走到那个清真寺，几个士兵坐在门口，果不其然，又被扣押了。这次我连护照都没有，士兵发现这一点后，似乎抓到了现行恐怖分子。我用所有能想到的肢体语言努力争辩，半个小时后，他们似乎明白了，打了一个电话。
一刻钟后，收我护照的士兵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一个劲儿跟我道歉。拉我上车后，他说文物局不让拍照，只好把我送走。这时车速还不快，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想要打开车门跳下去。士兵这回真被我的锲而不舍打动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做梦一般。士兵把车开到了军营，叫了他的两个弟兄，把我请到了一辆装甲车内。装甲车顶上开了盖，架着一挺冲锋枪。他的一个朋友开车，一个朋友坐在车顶，握着冲锋枪，就这样呼哧哧开到遗址门口。看门的吓坏了，没等士兵说话就打开了大门。士兵非常豪迈地跟我说：不用感谢我，是这辆车有面子！
泰西封作为希腊化之后近东最重要的城市，充当了帕提亚安息和萨珊波斯两个大帝国将近400年的首都。现存的这座拱门建于六世纪中叶的萨珊时期，是这个一代名都唯一的遗存。它其实是一座比现在大得多的宫殿的前半部分，高30多米，横跨将近25米，但拱壁不足一米厚，如此工艺让人叹为观止。
拍摄接近尾声，几个士兵过来要跟我合影。英语最好的士兵告诉我，他父母都已经到了美国，他在美国上的大学，但因为国家有难，毅然回国参军。
12，巴格达：爆炸发生在旅馆边上
下午返回巴格达闲逛，忽然正北方向腾起了一朵黑色蘑菇云。很快消息传来，说爆炸发生在卡济米耶圣墓附近——我心里一紧，希望我的旅馆没有被炸掉。回国以后我才知道，这次袭击由“伊斯兰国”策划，都发生在什叶派聚居区，死了三十多个人。
巴格达的地理位置确实神奇，它位于两河最靠近之处，古代是亚述和巴比伦的文化界限，现在又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界。在这座逊尼派和什叶派人数最为均衡的大城市，巴格达以北以西，主要是逊尼派，而南部多是什叶派。什叶派占伊拉克人口的60%以上，但在萨达姆时期，是逊尼派少数统治多数，什叶派的生活比较悲惨。新政府成立以来，什叶派当权，对逊尼派不无打击报复。这一点在我进入监狱以后，感觉越发深刻。
在巴格达，很容易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隔膜，并不平静的表层下汹涌的暗流更是拱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在巴格达公交车上，任何一个人上车，都会跟全车人说一句赛俩目，全车人也会齐声回应一句，那种人与人之间顺理成章的友好，更让人无法理解教派之间的互不信任。
日暮时分，我准备返回卡济米耶。离圣区还有3公里，道路就戒严了。我跟着一大群人，在漆黑的夜色里行走，快到我住的旅馆时，看到路边被炸黑的房屋，掀翻的汽车，还有地上油和血的混合物。但大街上还和前一天一样热闹，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之后老板和食客绘声绘色地跟我演示今天爆炸的情况，仿佛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表演。既然当地人生活要若无其事过下去，我的访古计划，也没必要因为爆炸而改变。
13，萨迈拉：没法逃过的一劫
萨迈拉在巴格达北面一百多公里。公元836年，渐渐式微的巴格达哈里发受突厥卫队的胁迫，北迁萨迈拉，在这里建立了一座比巴格达更为巨大的城市。然而五十多年后，都城又迁回巴格达，萨迈拉的瞬时性遗存，成了研究阿拔斯城市格局最重要的范本，萨迈拉因此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前往萨迈拉的路上，气氛非常诡异，几乎一个居民点都没有——据说这是“伊斯兰国”短暂逼近巴格达后，在清剿行动中被清除了。旁边的乘客是个警官，我就跟他吐槽在检查点斗智斗勇的过程。他拿出一把手枪，说不必害怕。就这样，车甚至一次都没停，直接“杀”到了萨迈拉城北的螺旋宣礼塔下。
萨迈拉是我走遍伊拉克，唯一看到有游客的地方。一位来自苏雷曼尼亚的警官说我一个人太危险，他可以陪我。我们一起爬到52米高的宣礼塔顶，迎着四面吹来的狂风，俯瞰老城中阿里哈迪清真寺的金顶，和波光粼粼的底格里斯河，觉得一路走来的艰苦都值了。如果知道这将会是最后一次以欣赏的眼光打量伊拉克，我想我会多待会儿，让时间停驻下来。
之后，出租车又被检查点拦住，我也没当一回事儿。然而这次的时间又拖长了，从下午6点到了晚上10点，我才见到了管事儿的军人，他要留我在这里过夜。当时我就又急哭了，被拍下了那张广为流传的“恐怖分子被抓获”的照片。
哪怕又哭了，我还是以为这是一次普通的例行检查；哪怕当晚睡觉时是被手铐铐在床上，我也没有在意。第二天一直到车开进监狱大门，我都没有察觉到异样。直到看见那挤满了犯人的牢房，并被几个大汉抓起来扔进去的一刻，才意识到——我要蹲班房了。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翻出了好多在伊拉克监狱里跟狱友们秘密交谈的小纸条，都是从纸箱子壳扯出来的纸，眼泪差点又涌出来。想起在狱里给他们讲唐玄宗的爱情，唱着《长生殿》里的句子“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他们也就纷纷拿出袖里掖着、屁股底下藏着的老婆的照片给我看，一下子让气氛从五十度的炎夏变得如同北方冬天般让人瑟瑟发抖。此生大约是无法再见了，他们连活着都变得如此奢侈。
星期四, 12月 10, 2015
ISIS招募宣传瞄准中国，录制中文歌号召圣战
作者：黄安伟, ADAM WU
来源：纽约时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1209/c09chinaisis/
时间：2015年12月9日
来源：纽约时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1209/c09chinaisis/
时间：2015年12月9日
北京——伊斯兰国一直在世界各地招募成员加入其在伊拉克、叙利亚或其他地方作战的队伍。这些努力现在正向中国延伸。
该组织最近发布了一个用普通话吟唱的新数字录音，呼吁穆斯林“觉醒”，“拿起武器去反抗”。新录音具有这个也被称为ISIS或ISIL的组织以前发布的其他吟唱的特点。
据跟踪圣战组织宣传的赛德情报集团(SITE Intelligence Group)周一的判断，吟唱是伊斯兰国外文媒体部在生活报媒体中心(Al Hayat Media Center)网站上发布的。
这首吟唱或伊斯兰歌曲(nasheed)敦促采取反抗行动，但并没有指明所针对的目标（全文见下）。它也许旨在把十字准线瞄向中国。伊斯兰国领导人、神职人员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 Abu Bakr al-Baghdadi)在2014年7月发布的一个录音讲话中点名中国，称其是“霸占穆斯林权利”的国家之一。
一些穆斯林政治团体、尤其是在土耳其的团体，已经与国际人权倡导者和其他组织一起，谴责中国在西部新疆地区实行的反伊斯兰政策。
许多维吾尔人居住在新疆，他们是讲一种突厥语系语言、主要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维族人说他们受执政汉族的歧视和迫害。
近年来，维吾尔族居住地区的暴力激增，共产党称在该地区面临恐怖威胁。中国官员表示，安全人员曾查获来自国外的、激励维吾尔族人拿起武器的录音材料。就在上个月，中国官员说，安全部队使用火焰喷射器迫使10名“恐怖分子”从新疆的一个山洞中出来，官员认为这些人对最近在一座煤矿制造恐暴袭击负有责任，因此一直在追踪他们。官方报道称，安全人员击毙了28名与煤矿恐暴袭击有关的人（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被打死的人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2010年人口普查时，中国约有1000万维吾尔族人和1000万回族人，回族是中国西北地区常见的一个信奉穆斯林教的群体，他们通常说汉语。他们是14亿中国人中最大的信奉穆斯林教的少数人群体。中国还有更小的、以穆斯林为主的群体，比如哈萨克族和塔吉克族。
伊斯兰国领导人信奉逊尼派穆斯林教的一个被称为萨拉菲主义的极端正统形式，这个形式在中国穆斯林中并不流行。萨拉菲主义者谴责许多其他穆斯林为异端，包括其他逊尼派信徒，而且尤其视什叶派穆斯林为敌人。信奉萨拉菲主义的人数很少，但是，美国的盟友沙特阿拉伯提倡萨拉菲主义、以及与其非常接近的瓦哈比主义，瓦哈比主义的信徒寻求“净化”伊斯兰教中的现代影响。
新发布的中文录音是为其称为“穆斯林兄弟”的听吟诵者制作的，虽然伊斯兰国杀害了许多穆斯林，包括将受害者斩首或活活烧死。
没有可靠信息表明有多少中国人加入了ISIS、或者加入了叙利亚反对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府的其他武装团体，阿萨德的部队已经杀害了大批平民百姓。
巴格达迪在其2014年7月的录音讲话中说，已有12个国家的公民加入到ISIS战士的行列，中国人是其中之一。新吟唱的男歌手带有一丝中国北方或西北地区的口音。
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去年7月下旬曾表示，约有100名中国战士正在中东接受训练或参战。他说，该数字来自国外的新闻报道，尽管没有一家外国新闻机构有中国战士人数的可靠估计。吴思科说，大多数中国战士是维吾尔族人。他并没有具体称他们为伊斯兰国成员。
2014年9月，伊拉克国防部曾在其Facebook页面公布一张亚裔男子的照片，该人身上有伤，脸上血迹斑斑，伊拉克国防部说该人是伊拉克士兵俘获的ISIS中国战士，但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2013年，一个与阿萨德作战的团体发布了一个在线视频，号称视频显示了一位名叫优素福(Yusef)、挥舞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中国勇士（视频的字幕显示，他的中文名发音同王波）。优素福看上去像汉族人，讲普通话，他说在来叙利亚帮助推翻阿萨德政府之前，曾在利比亚留学，他说阿萨德“惨无人道地屠杀这里的每一位穆斯林，包括儿童和妇女”。
正如其对许多其他国家所做的那样，伊斯兰国一直在刺激中国。上个月，它在网络杂志《达比克》(Dabiq)上表示，已处决了中国人质樊京辉。中国外交部证实了该消息。目前尚不清楚50岁的樊京辉是如何成为人质的，也不清楚他在中东地区干什么。他曾对一名中国记者说，他是个“漂 泊者”，生活中没有依恋。
樊京辉被杀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要打击恐怖主义。但是，与俄罗斯或美国不同，中国没有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进行过已知的军事行动，中国在伊拉克南部什叶派控制的地区有巨额石油投资。许多伊斯兰国的战士相信一个预言中的世界末日前景，他们要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与国外势力决一死战。
下面是这首伊斯兰歌曲的全文：
我们是mujihid/无耻的敌人会恐慌/战死在这沙场上/就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是mujihid/无耻的敌人会恐慌/战死在这沙场上/就是我们的梦想
一个世纪被奴役/留下了耻辱的回忆/无知地沉睡下去/噩梦将会持续
一个世纪被奴役/留下了耻辱的回忆/无知地沉睡下去/噩梦将会持续
起来吧！穆斯林兄弟/现在是觉醒的时期/带上信仰和勇气/履行流失的教义
起来吧！穆斯林兄弟/现在是觉醒的时期/带上信仰和勇气/履行流失的教义
我们是mujihid/无耻的敌人会恐慌/战死在这沙场上/就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只尊守着古兰经和圣训/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前进
我們只尊守着古兰经和圣训/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前进
为主道而战斗/伟大阿拉的命令/拿起武器去反抗/羡慕神的至理
为主道而战斗/伟大阿拉的命令/拿起武器去反抗/羡慕神的至理
我们是mujihid/无耻的敌人会恐慌/战死在这沙场上/就是我们的梦想
伊斯兰的辉煌/遗留在那历史上/让它重返光芒/是奋斗的方向
伊斯兰的辉煌/遗留在那历史上/让它重返光芒/是奋斗的方向
起来吧！穆斯林兄弟/现在是觉醒的时期/帶上信仰和勇气/履行流失的教义
起来吧！穆斯林兄弟/现在是觉醒的时期/帶上信仰和勇气/履行流失的教义
我们是mujihid/无耻的敌人会恐慌/战死在这沙场上/就是我们的梦想
ISIS是21世紀的產物，20世紀的辦法不能對付它
作者：哈光甜（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博士後）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16-opinion-isis-counter-terrorism-haguangtian/
從任何一個角度講，ISIS（伊斯蘭國）都是新的。
雖然我們可以跟從他們自己的宣傳，說他們力求在當代實現一個中世紀的宗教社會──可中世紀的伊斯蘭宗教社會卻是完全的另一個樣子。
人們也願意去追問，ISIS到底是不是「伊斯蘭的」（Islamic），這對於目前爭論的兩方都是焦點之一：批評伊斯蘭的人，願意去將暴力歸結於宗教本身，或者至少在宗教的教條和歷史中找到暴力的根源；支持伊斯蘭的人，尤其是穆斯林，希望將ISIS看作是對宗教的背叛，看作是以伊斯蘭之名行非和平之實──「伊斯蘭這個詞的意思就是和平，所以一個真正的穆斯林又怎麼會屠戮無辜平民呢？」
更進一步，又會有人將巴黎的恐怖襲擊與同時期發生在貝魯特、巴格達和尼日利亞的恐怖襲擊並置，通過國際（尤其是西方）媒體完全不對等的曝光和報導來說明，生命的權利乃至於什麼構成「值得被憐惜和哀悼的生命」，往往取決於你是生活在法國還是伊拉克，取決於你的膚色是白色、棕色還是黑色（這三個膚色，以及更多的「膚色」其實根本不存在）。問題於是再一次變成了對於什麼是「常態（normal）」的討論，變成了「巴格達本來就是一個混亂的戰場，而巴黎則是一個日常的世界」這一類的論斷。
然而，ISIS以及它脫胎於其中的世界，首先改變了什麼是戰爭。
ISIS的出現，讓日常生活戰爭化
「恐怖主義」的核心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戰爭化，是暴力在全球範圍內的重組，是暴力和社會生活的一種重新結合和相互滲透，是一種新的歷史的產生。
這場戰爭不再具備明確的始終，這場戰爭沒有宣戰也不會有投降。換句話說，ISIS指向的，是一種新的戰爭形式，這個形式不會隨着ISIS或者Al-Qaeda的消失而消失。實際上，這種戰爭形式在21世紀的這十幾年內已經實現了快速的擴張。
任何參與戰爭的力量，即便在實質上是對立的，但在形式上卻是共通的。就像是兩種化學試劑在燒杯中發生猛烈的化學反應，生成的物質反過來徹底重組了原來的兩者。所以「恐怖主義」的核心很可能不是宗教教條、不是狂熱信仰、不是20世紀西方勢力在中東地區種下的苦果，也不完全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導致的極度絕望和膨脹的幻想。
「恐怖主義」的核心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戰爭化，是暴力在全球範圍內的重組，是暴力和社會生活的一種重新結合和相互滲透，是一種新的歷史的產生。
我們現在或許可以把這種戰爭放到歷史裏面去：如果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19世紀初可以說「戰爭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政治（war is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by other means）」，如果19世紀乃至20世紀種族主義的複雜歷史讓一些知識分子覺得，似乎「政治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戰爭（politics is the continuation of war by other means）」更能蓋括他們的生活世界的話，那麼我們現在或許處在另一個歷史的結點。
或許對我們而言，日常社會生活──而不是慣常的「（國家）政治」──開始成為戰爭本身，甚至不再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戰爭，似乎日常生活成為戰爭唯一的場所，成為戰爭最鍾愛的場所。戰爭不再「無意」闖入日常生活，它只能在日常生活中獲得新鮮的血液（你可以當成比喻來讀，也可以按照字面來讀），只能在日常生活中成為它自身。
戰爭去領土化，國境線不再保護歐洲
國境線的封鎖很可能是枉然，因為ISIS可以就在你的國境線內產生。
這不再是20世紀的冷戰，不再是傳統的「意識形態之爭」。
就如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所說，一種新語言的初學者總會將新的語言翻譯成自己的母語，而只有當她完全吸收了新語言的精髓，才會在新的世界中游刃有餘。19世紀中葉的資產階級革命要依靠古羅馬的語言，正如我們為了理解新的戰爭形式卻只能依靠20世紀乃至更早的範式。
當舊語言、舊詞彙和舊理論塵囂直上讓我們覺得似乎時代錯亂的時候，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一個全新的世界已經到來了──雖然這個世界不但不會更好，很可能只會更糟。
這種新的戰爭形式需要我們找到新的語言，找到新的比喻──這不僅是文學的問題，更是一個徹底的政治問題。新的戰爭形式的一個標誌就是「去領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而意識到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它究竟和所謂的「難民危機」在多大程度上具備社會歷史意義上的不同。
所謂的「難民危機」和「歐洲邊境危機」是兩個相互聯繫但並不相同的東西。就後者而言，歐洲的邊境要遠遠超出領土的界線。在核心的西歐之外，意大利和希臘是邊境的外緣，而更遠的地方，包括東歐以及土耳其和利比亞，則是歐洲核心用以防止移民內湧的最前線。也就是說，以西歐為核心，有至少三層保護圈，層層設卡。
這種關卡甚至以與各地的獨裁者合作為條件：「我們給你錢，支持你經濟，幫你組建軍隊，維持你的政權，但是你要保證讓你的人留在你的土地上，不要讓他們來歐洲」。而各地的獨裁者也願意利用這樣的交易，並且在自己不能如願以償的時候以此來威脅他們在西歐的合作夥伴。但無論怎樣，歐洲的「邊境危機」是一個傳統的問題，是一個以領土和可見邊界為核心的問題。
這個傳統的框架同樣成為當下法國應對恐怖襲擊的最初反應──緊急狀態、關閉邊境。人們仍舊覺得，只要不讓外面的人進來，只要我們可以守衛好我們的邊境，只要空間是可以相互區隔開的──民族國家的機構設置仍舊是有效的，我們就是安全的，我們的日常生活就仍舊是可能的。
但歷史卻不會因為你不具備理解它的語言就停止它的腳步。ISIS不是中世紀的，它告訴我們未來的歷史大約會是什麼樣子。它是21世紀的產物。不可否認它與歷史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在根本上卻是一種全新的東西。如果我們還用西方與非西方、殖民與被殖民的角度看，如果我們腦子裏還是兩個或者多個實體之前的對壘，如果我們還在「文明衝突」或者「文明對話」之間擺動，如果我們覺得在極端右派和「多元文化」之間做出選擇還是可能的話，那就是用20世紀的思維來處理21世紀的事情。
如果你要通過封鎖國境線來嚴查ISIS人員的流入，這就是個誤判。因為ISIS是一種全新的影子組織──它當然有實際的存在，有領土、軍隊、武器和財政，它頒布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警察，甚至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但除了這些20世紀的特徵，它的靈魂、組織精髓和技術都是21世紀的。
國境線的封鎖很可能是枉然，因為ISIS可以就在你的國境線內產生。或許應該把它想像成一種輻射，照到任何有機體上都會讓這個有機體內的一部分細胞發生癌變。癌變的可能內在於每一個健康細胞內，是不需要植入的。
左派知識分子的思考，ISIS從反面實現了？
ISIS沒有意識到，他們做到了一些左派知識分子想做但沒有做到的，但卻是以一種面目全非──實際是嚴格相反──的形式呈現在後者面前。
21世紀的一些左派知識分子，受到「去領土化」的啓發，開始思考新世紀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的可能模式，而其中一個觀念便是「共振」或「共鳴」（resonation）。這是一種以聲音為意象的想像，意思是說，當社會革命在一處發生的時候，它的傳播會採取聲波的樣式──不同的點不需要發生任何實際的聯繫，它們會隨着聲波一同振動。
振動的頻率各有不同，所以地方性的反抗千差萬別，但它們卻相互之間都了解，卻不會形成任何實際的連結和統一的組織。一些左派知識分子覺得，這種形式的全球反抗將是未來可能出現的局面。只需要做出一些意識形態上的重組（這裏的意識形態與「洗腦」完全不同），在這些完全不同的反抗和力量之間建立起概念上的「對等關係（relation of equivalence）」，一個新的世界很可能就可以產生。而要完成這個概念工作最後一步的，應該是左派的知識分子──這聽起來和黑格爾寫作《精神現象學》時，自覺絕對精神在自己的文本和概念中得到最終的實現具備驚人的相似點。歷史的終結存在於概念中，而最後的人永遠是知識分子。
這與ISIS有什麼關係？歷史永遠是出人意料的，而它讓你驚訝的方式卻也不是毫無章法。當知識分子覺得「去領土化」和意識形態工作將通向一個理想世界的時候，歷史不但沒有回避這個預測──歷史齊齊整整地把這個理想實現了。
ISIS沒有任何遲疑、沒有任何猶豫地成為了那個烏托邦的聲波，世界各地的行動都宣稱自己是ISIS的一部分，而後者更欣然接納並且將其他並不一定如此明確宣稱的行動也劃歸自己名下。ISIS似乎站在歷史的盡頭向世人宣告：「我們才是最後的人」──而事實上，他們確實也是這樣說的，他們覺得自己是最終審判日前的戰士，他們覺得將有最後一戰，然後世界就會終結。
他們對末世的想像是當代的《精神現象學》，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做到了一些左派知識分子想做但沒有做到的，但卻是以一種面目全非──實際是嚴格相反──的形式呈現在後者面前。我們的理想，在我們提出來的時候，歷史就已經將它實現──在形式上嚴格對應，但在價值和後果上卻完全相反，以至於我們根本辨別不出來，原來那個就是我們自己身處的世界和我們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想像。
好像我們站在一面哈哈鏡前，根本認不出來鏡子裏面的自己。ISIS是一個反烏托邦（dystopia），並迫使我們去想，烏托邦是否還是可能的。歷史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做，它想告訴我們什麼？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16-opinion-isis-counter-terrorism-haguangtian/
從任何一個角度講，ISIS（伊斯蘭國）都是新的。
雖然我們可以跟從他們自己的宣傳，說他們力求在當代實現一個中世紀的宗教社會──可中世紀的伊斯蘭宗教社會卻是完全的另一個樣子。
人們也願意去追問，ISIS到底是不是「伊斯蘭的」（Islamic），這對於目前爭論的兩方都是焦點之一：批評伊斯蘭的人，願意去將暴力歸結於宗教本身，或者至少在宗教的教條和歷史中找到暴力的根源；支持伊斯蘭的人，尤其是穆斯林，希望將ISIS看作是對宗教的背叛，看作是以伊斯蘭之名行非和平之實──「伊斯蘭這個詞的意思就是和平，所以一個真正的穆斯林又怎麼會屠戮無辜平民呢？」
更進一步，又會有人將巴黎的恐怖襲擊與同時期發生在貝魯特、巴格達和尼日利亞的恐怖襲擊並置，通過國際（尤其是西方）媒體完全不對等的曝光和報導來說明，生命的權利乃至於什麼構成「值得被憐惜和哀悼的生命」，往往取決於你是生活在法國還是伊拉克，取決於你的膚色是白色、棕色還是黑色（這三個膚色，以及更多的「膚色」其實根本不存在）。問題於是再一次變成了對於什麼是「常態（normal）」的討論，變成了「巴格達本來就是一個混亂的戰場，而巴黎則是一個日常的世界」這一類的論斷。
然而，ISIS以及它脫胎於其中的世界，首先改變了什麼是戰爭。
ISIS的出現，讓日常生活戰爭化
「恐怖主義」的核心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戰爭化，是暴力在全球範圍內的重組，是暴力和社會生活的一種重新結合和相互滲透，是一種新的歷史的產生。
這場戰爭不再具備明確的始終，這場戰爭沒有宣戰也不會有投降。換句話說，ISIS指向的，是一種新的戰爭形式，這個形式不會隨着ISIS或者Al-Qaeda的消失而消失。實際上，這種戰爭形式在21世紀的這十幾年內已經實現了快速的擴張。
任何參與戰爭的力量，即便在實質上是對立的，但在形式上卻是共通的。就像是兩種化學試劑在燒杯中發生猛烈的化學反應，生成的物質反過來徹底重組了原來的兩者。所以「恐怖主義」的核心很可能不是宗教教條、不是狂熱信仰、不是20世紀西方勢力在中東地區種下的苦果，也不完全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導致的極度絕望和膨脹的幻想。
「恐怖主義」的核心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戰爭化，是暴力在全球範圍內的重組，是暴力和社會生活的一種重新結合和相互滲透，是一種新的歷史的產生。
我們現在或許可以把這種戰爭放到歷史裏面去：如果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19世紀初可以說「戰爭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政治（war is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by other means）」，如果19世紀乃至20世紀種族主義的複雜歷史讓一些知識分子覺得，似乎「政治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戰爭（politics is the continuation of war by other means）」更能蓋括他們的生活世界的話，那麼我們現在或許處在另一個歷史的結點。
或許對我們而言，日常社會生活──而不是慣常的「（國家）政治」──開始成為戰爭本身，甚至不再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戰爭，似乎日常生活成為戰爭唯一的場所，成為戰爭最鍾愛的場所。戰爭不再「無意」闖入日常生活，它只能在日常生活中獲得新鮮的血液（你可以當成比喻來讀，也可以按照字面來讀），只能在日常生活中成為它自身。
戰爭去領土化，國境線不再保護歐洲
國境線的封鎖很可能是枉然，因為ISIS可以就在你的國境線內產生。
這不再是20世紀的冷戰，不再是傳統的「意識形態之爭」。
就如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所說，一種新語言的初學者總會將新的語言翻譯成自己的母語，而只有當她完全吸收了新語言的精髓，才會在新的世界中游刃有餘。19世紀中葉的資產階級革命要依靠古羅馬的語言，正如我們為了理解新的戰爭形式卻只能依靠20世紀乃至更早的範式。
當舊語言、舊詞彙和舊理論塵囂直上讓我們覺得似乎時代錯亂的時候，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一個全新的世界已經到來了──雖然這個世界不但不會更好，很可能只會更糟。
這種新的戰爭形式需要我們找到新的語言，找到新的比喻──這不僅是文學的問題，更是一個徹底的政治問題。新的戰爭形式的一個標誌就是「去領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而意識到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它究竟和所謂的「難民危機」在多大程度上具備社會歷史意義上的不同。
所謂的「難民危機」和「歐洲邊境危機」是兩個相互聯繫但並不相同的東西。就後者而言，歐洲的邊境要遠遠超出領土的界線。在核心的西歐之外，意大利和希臘是邊境的外緣，而更遠的地方，包括東歐以及土耳其和利比亞，則是歐洲核心用以防止移民內湧的最前線。也就是說，以西歐為核心，有至少三層保護圈，層層設卡。
這種關卡甚至以與各地的獨裁者合作為條件：「我們給你錢，支持你經濟，幫你組建軍隊，維持你的政權，但是你要保證讓你的人留在你的土地上，不要讓他們來歐洲」。而各地的獨裁者也願意利用這樣的交易，並且在自己不能如願以償的時候以此來威脅他們在西歐的合作夥伴。但無論怎樣，歐洲的「邊境危機」是一個傳統的問題，是一個以領土和可見邊界為核心的問題。
這個傳統的框架同樣成為當下法國應對恐怖襲擊的最初反應──緊急狀態、關閉邊境。人們仍舊覺得，只要不讓外面的人進來，只要我們可以守衛好我們的邊境，只要空間是可以相互區隔開的──民族國家的機構設置仍舊是有效的，我們就是安全的，我們的日常生活就仍舊是可能的。
但歷史卻不會因為你不具備理解它的語言就停止它的腳步。ISIS不是中世紀的，它告訴我們未來的歷史大約會是什麼樣子。它是21世紀的產物。不可否認它與歷史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在根本上卻是一種全新的東西。如果我們還用西方與非西方、殖民與被殖民的角度看，如果我們腦子裏還是兩個或者多個實體之前的對壘，如果我們還在「文明衝突」或者「文明對話」之間擺動，如果我們覺得在極端右派和「多元文化」之間做出選擇還是可能的話，那就是用20世紀的思維來處理21世紀的事情。
如果你要通過封鎖國境線來嚴查ISIS人員的流入，這就是個誤判。因為ISIS是一種全新的影子組織──它當然有實際的存在，有領土、軍隊、武器和財政，它頒布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警察，甚至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但除了這些20世紀的特徵，它的靈魂、組織精髓和技術都是21世紀的。
國境線的封鎖很可能是枉然，因為ISIS可以就在你的國境線內產生。或許應該把它想像成一種輻射，照到任何有機體上都會讓這個有機體內的一部分細胞發生癌變。癌變的可能內在於每一個健康細胞內，是不需要植入的。
左派知識分子的思考，ISIS從反面實現了？
ISIS沒有意識到，他們做到了一些左派知識分子想做但沒有做到的，但卻是以一種面目全非──實際是嚴格相反──的形式呈現在後者面前。
21世紀的一些左派知識分子，受到「去領土化」的啓發，開始思考新世紀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的可能模式，而其中一個觀念便是「共振」或「共鳴」（resonation）。這是一種以聲音為意象的想像，意思是說，當社會革命在一處發生的時候，它的傳播會採取聲波的樣式──不同的點不需要發生任何實際的聯繫，它們會隨着聲波一同振動。
振動的頻率各有不同，所以地方性的反抗千差萬別，但它們卻相互之間都了解，卻不會形成任何實際的連結和統一的組織。一些左派知識分子覺得，這種形式的全球反抗將是未來可能出現的局面。只需要做出一些意識形態上的重組（這裏的意識形態與「洗腦」完全不同），在這些完全不同的反抗和力量之間建立起概念上的「對等關係（relation of equivalence）」，一個新的世界很可能就可以產生。而要完成這個概念工作最後一步的，應該是左派的知識分子──這聽起來和黑格爾寫作《精神現象學》時，自覺絕對精神在自己的文本和概念中得到最終的實現具備驚人的相似點。歷史的終結存在於概念中，而最後的人永遠是知識分子。
這與ISIS有什麼關係？歷史永遠是出人意料的，而它讓你驚訝的方式卻也不是毫無章法。當知識分子覺得「去領土化」和意識形態工作將通向一個理想世界的時候，歷史不但沒有回避這個預測──歷史齊齊整整地把這個理想實現了。
ISIS沒有任何遲疑、沒有任何猶豫地成為了那個烏托邦的聲波，世界各地的行動都宣稱自己是ISIS的一部分，而後者更欣然接納並且將其他並不一定如此明確宣稱的行動也劃歸自己名下。ISIS似乎站在歷史的盡頭向世人宣告：「我們才是最後的人」──而事實上，他們確實也是這樣說的，他們覺得自己是最終審判日前的戰士，他們覺得將有最後一戰，然後世界就會終結。
他們對末世的想像是當代的《精神現象學》，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做到了一些左派知識分子想做但沒有做到的，但卻是以一種面目全非──實際是嚴格相反──的形式呈現在後者面前。我們的理想，在我們提出來的時候，歷史就已經將它實現──在形式上嚴格對應，但在價值和後果上卻完全相反，以至於我們根本辨別不出來，原來那個就是我們自己身處的世界和我們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想像。
好像我們站在一面哈哈鏡前，根本認不出來鏡子裏面的自己。ISIS是一個反烏托邦（dystopia），並迫使我們去想，烏托邦是否還是可能的。歷史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做，它想告訴我們什麼？
「東突」一號人物：去ISIS不是我們的目的
作者：侍建宇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30-international-EastTurk/
編者按：巴黎恐襲後，聯合國安理會投票一致通過打擊ISIS。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劉結一除投出贊成票外，還在演講中提到：「打擊東突恐怖勢力是反恐重要活動」。什麼是「東突恐怖勢力」？他們是什麼樣的組織？在哪裏活動？又與ISIS有什麼樣的關係？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學者侍建宇日前與「東伊運」組織的核心人物 --- 亞甫泉交談，以求呈現這一組織的現狀及與ISIS的關係。 本文的意義在於知曉相關新聞核心當事人的想法。端傳媒特此聲明，亞甫泉的言論只代表他個人的觀點，不代表端傳媒的立場。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亞甫泉直接引語中的「東突厥斯坦」即指新疆。
見到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Abdulkadir Yapuquan 後簡稱:亞甫泉)全因一次偶然被動的機會。
七月下旬，我在土耳其的田野調查接近尾聲，從安卡拉回到伊斯坦布爾，只剩行程的最後一項──約見東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協會的主席。
東突教育互助協會為當前最具影響力的海外維吾爾組織之一。協會經費來自土耳其當地社會與阿拉伯世界的捐贈，總部位於伊斯坦布爾。
根據過去田野實務經驗，絲路上的朋友，從來都記性不好。就算是一個普通的約訪，也要重複確認，三催四請，大家才會把約訪當成約訪。
怕對方沒把約訪當真，儘管正在齋月(伊斯蘭曆第九個月，這一月中日出與日落間不能進食）中的伊斯坦布爾城睡夢正酣，早上十點不到，我便開始打電話給安卡拉的友人，叨擾確認行程。友人很幫忙，聯絡伊斯坦布爾當地的記者，並打電話給約見訪談對象，確認見面地點與時間，要我在旅館先等一等。
這一等，就到了下午兩點多。他們終於抵達旅館，我見到一個不認識的人。他熱情主動與我握手，旁邊的人介紹，他叫 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一、誰是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短袖襯衫、西裝褲、一身新疆維吾爾男性常見的標準穿著；配上花白、修剪過的落腮鬍，作為虔誠穆斯林的表徵。
亞甫泉名列中國公安部2003年發布的第一份恐怖份子通緝名單，排位第五。1990年代，他與艾山·買合蘇木(Hasan Mahsum，後簡稱:艾山)在新疆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突伊斯蘭黨」；或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後簡稱「東伊運」），並擔任該組織副主席。東伊運主張通過聖戰推動「東突厥斯坦」（新疆）獨立建國。
在這份官方認定的恐怖分子名單上，排在亞甫泉之前的有四人，其中有的人已經死亡，有的人淡出運動，也有的人改採和平手段繼續抗爭。
換句話説，現在仍活躍的亞甫泉，可算是頭號「東突 分子」。
接下來的採訪全程以維吾爾語、漢語交替進行，大約兩個小時。獲得亞甫泉的許可，訪談進行錄音，並拍照存證。採訪過程中，亞甫泉態度從容，但用詞遣字仍然留有草莽氣息。有時比手畫腳急促訴怨，有時又刻意放緩，夾雜一些押韻的口號或飾詞。
亞甫泉自我介紹：「我父親名字叫Ahmet，我們維吾爾人把父親的名字放在自己名字後面，所以原來我叫做 阿不都卡德爾·阿合買提(Abdukadir Ahmet)。但是後來，為了紀念家鄉亞甫泉鎮（喀什地區），所以改名叫 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現在大家都這樣稱呼我。」
亞甫泉1958年10月10日出生。1973年讀中學時第一次被捕，據傳是因為偷取槍械。1990年第二次被捕則是因為巴仁鄉事件，兩次入獄服刑時間共計超過十年。在其間，亞甫泉與很多考不上大學，沒有書讀的青年人一樣，也曾入讀私辦的伊斯蘭宗教學校，他透過討論宗教教義反省他在監獄中的經驗，思考自己的未來。
據亞甫泉回憶，在巴仁鄉事件發生前，則丁·玉素甫(Zaidun Yusuf)曾到他家拜訪，跟他講過準備行動的程序與計畫。但他在獄中時，一直堅決否認認識則丁·玉素甫，警察找不到證據，就將他關起來。
亞甫泉在訪談中承認，當時發動巴仁鄉事件有八個原則與目標是由他草擬撰寫的。原始的稿件已經銷毀，大致就有伊斯蘭宗教發展理想、生育政策、建立伊斯蘭學校教育、去除馬克思主義、在媒體電視上講解伊斯蘭教義等等。
他起初向中國中央政府與新疆自治區以及各地區與縣政府寄發這些要求，沒有得到回應。後來法院審判時，他重覆講述了這些要求與原則。但政府一直不知道文檔是亞甫泉草擬撰寫的。
公安部門最終得知亞甫泉起草綱領的情況，是因為當時他用黑色複寫紙寫這些文件，寄到各處。複寫紙亞甫泉忘記銷毀，警察到他家中搜查時，找到了那張複寫紙，看到了上面的複寫印記，成為證據。
亞甫泉説，由於在法院上堅決否認直接參與巴仁鄉事件，他才能存活下來。
1990年代，東伊運組織從新疆敗退，主要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與中國的交界邊境活動，與策劃9.11恐怖襲擊的基地組織(Al Qaeda)一起訓練及作戰。直到2001年，美國開始對基地組織進行全球反恐戰爭，才逼使部分東突勢力向其他地方流動。
根據亞甫泉的自述，在2002年全球反恐 戰爭初始，他與東伊運當時首要領導人艾山起了嚴重爭執。
艾山與伊司馬義打算為基地組織效命，堅守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的根據地。但亞甫泉認為戰場應該在中國新疆。兩人最後決裂，分道揚鑣。2003年，在南瓦濟里斯坦特區(South Waziristan)，接近阿富汗的邊區，艾山被巴基斯坦軍隊打死，伊司馬義被活捉，移交給中共，5年後被槍決。
亞甫泉則帶領一部分維吾爾人馬，從沙烏地阿拉伯，經過埃及、敘利亞，進入土耳其。2003年反恐戰炙熱，艾山被巴基斯坦軍隊打死後，維吾爾人為主幹的東伊運部隊進一步潰散。其中又有一些東伊運的成員與支持者逃入土耳其，與亞甫泉匯合。
據傳中國曾經對土耳其施加壓力，甚至想透過美國、聯合國對亞甫泉進行調查，希望將他以恐怖份子名義逮捕並遣返中國，但並未成功。土耳其政府亦常「勸説、建議」亞甫泉不要參加反華活動與遊行，並沒有給亞甫泉土耳其永久居留權與公民身分。
亞甫泉回憶：「在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期間，我全家人被土耳其政府帶到Kumkapi海邊，然後再去Yozgat，遠離伊斯坦布爾大約七百公里的地方。」
二、「東伊運」是個什麼樣的組織？
歐美研究恐怖主義與維吾爾問題的智庫與學界，大多認為「東伊運」不是一個實際的組織，甚至對東伊運是否存在都存疑。
當筆者問及亞甫泉本人這一組織是否存在時，他直截了當地回答：「東伊運存在。我就是東伊運成員。」
他在受訪中，清楚描述從東突伊斯蘭黨、到東伊運、再到突厥伊斯蘭黨的遞變。據亞甫泉説，當時是他建議則丁·玉素甫，以「東突伊斯蘭黨」的名義來發動巴仁鄉的行動。但是，「東突伊斯蘭運動」的名稱卻是中共發明出來的。
「當時，我們建立『東突伊斯蘭黨』，也有人成立『東突伊斯蘭改革黨』、『東突真主黨』、『東突解放黨』，也有很多行動是以伊斯蘭的名義來號召來發起的。中共可能並不清楚這些組織其實是不同的一些人組成的，於是把這些一連串以伊斯蘭名義作為號召的組織與事件放在一起，集體稱作『東突斯坦伊斯蘭運動』」。亞甫泉説。
亞甫泉解釋説，後來改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而不再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是因為艾山想要號召中亞所有的突厥民族，所以才改名。「但是，我們要建立一個東突伊斯蘭國的最終目的，一直沒有改變。」
當前，東伊運作為實際組織的名稱已經消失，組織結構、名稱都隨著客觀限制而興衰遞變，但精神則被繼承。他們既有真實成員、也有潛在支持者。他們的基本主張是運用武裝暴力手段，在新疆建立以伊斯蘭教為基礎的獨立「東突厥斯坦國」。
東伊運現在可以説是以兩種組織型態，互為表裡的呈現。一方是位於土耳其進行「教育與宣傳」的東突教育互助協會，另一方則是寄居敘利亞，與反抗軍努斯拉陣線(Al-Nusra Front，或譯成「勝利陣線」)結盟的「突厥伊斯蘭黨武裝組織」。
聯合國安理會在2002年的1267與1390決議將東伊運列為恐怖組織，確認東伊運與基地組織的結盟關係，要求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凍結他們的資產、禁止旅行、武器禁運、並停止任何建議與訓練合作。
美國在2002與2004年將東伊運分別放上財政與移民管控黑名單，但並未認定東伊運為「外國恐怖組織」（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在美國的定義中，「外國恐怖組織」不僅要符合美國政府定義的恐怖主義的標準，並且要直接妨害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而美國似乎並不認為東伊運對自己構成直接威脅。
自東伊運組織人員轉移至敘利亞後，他們甚少對中國大陸的暴力事件發言。唯有2013年十月的北京天安門金水橋襲擊 及2014年三月的雲南火車站暴力事件發生後，「突厥伊斯蘭黨」發佈視頻對這兩個事件僅表示「評論與支持」，並未宣稱負責。
三、「東伊運」和ISIS有什麼關係？
訪談中，亞甫泉一再強調，「東伊運」的目標並不是加入ISIS。
亞甫泉説，東伊運的目標是「集中力量對中國進行聖戰」，而不是「去伊斯蘭國」。他認為，東伊運與伊斯蘭國在爭奪穆斯林支持者，不要他們進入對方的陣營。
一個名叫Abdulghafur 的「外逃」維吾爾人在接受網路電視Istiqlal TV訪問時，因為受訪鏡頭的背景是一面象徵東突國的藍色星月旗，遭到另外一群穆斯林強烈抨擊，説他是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不是穆斯林。
亞甫泉作為東伊運象徵的領導人物，也有類似的麻煩。亞甫泉是一個「強硬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卻不是一個「偏狹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份子。他也多次提及，也有一群人認為他忤逆伊斯蘭國哈里發(Caliph，伊斯蘭遜尼派宗教及世俗政治的最高統治者，這裏指的是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責罵他、甚至以死亡恐嚇威脅他。
為什麼東伊運代表人物們竟然被抨擊不是「真的」穆斯林?
亞甫泉在訪談中闡述自己的理念稱，作為一個維吾爾人，應該要贊同亞甫泉的主張，而不是在伊斯蘭國建立哈里發的主張；「身為一個維吾爾人，應該為東突厥斯坦而奮鬥；如果是一個東突穆斯林，你應該為東突穆斯林而奮鬥」。
但他同時也表示，「東突」與伊斯蘭國哈里發不會有衝突，「我們在祖國東突厥斯坦進行我們的活動，這哪裏有甚麼不對，可是現在有些人反對我的這個意見，有些人還責罵我，甚至恐嚇威脅我的生命安全，認為我『忤逆』伊斯蘭國哈里發。」
亞甫泉説：「真主安拉讓我出生在東突厥斯坦，成為一個維吾爾族人，祂當然不會拿伊拉克的問題來審判我。」
從他的訪談中可以發現，亞甫泉作為還活著的東伊運第一代、也是現階段的領導者之一，他的「維吾爾民族主義」──將他所稱的「東突厥斯坦」(新疆)從中國主權分裂出去的意識──並不來源於，也不同於伊斯蘭國所宣揚的「極端伊斯蘭主義」，而應該是在巴仁鄉事件之前，就讀宗教學校時就養成確立的。他指責中共忘記最初的承諾，不再説各個民族「共同生活」，不再説維吾爾是「東突厥斯坦」的「主人」、「主體民族」，「只想同化維吾爾族」，因此，他贊成世維會及在歐洲、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海外維吾爾群體做出的「有利於維吾爾人未來的言論與行動」。
亞甫泉在東伊運的輩分極高，在維吾爾尊重年長者的文化傳統下，他即使不能直接號令身在敘利亞的維吾爾武裝人員，他的想法也倍受土耳其與敘利亞維吾爾人的推崇，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從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轉移的東伊運成員，大多數參加了敘利亞反政府軍隊伍而非伊斯蘭國。
但是，面對眼前中東伊斯蘭主義的發展，東伊運成員或支持者總會有這樣的困擾：到底是「維吾爾民族主義」重要，還是「伊斯蘭主義」重要?與伊斯蘭國不同，亞甫泉將「解放東突」看做是最重要的目標，將「維吾爾民族主義」擺在最高位，他強調「政教合一的伊斯蘭主義」只是政治動員的方式。換句話説，伊斯蘭宗教因素只是用來説明維吾爾族與漢族的文化差異，作為辯稱維吾爾民族應該獨立建國的依據。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東伊運與伊斯蘭國其實在爭奪穆斯林支持者，不要進入對方的陣營。
四、維吾爾人在敘利亞：「人數足以開戰」
2011年，本·拉登被美國特種部隊殺死後，基地組織運作能力江河日下。
2012年開始，就有號稱突厥伊斯蘭黨（東伊運）的維吾爾人從阿富汗轉移到基地組織的敘利亞分支，也就是努斯拉陣線。據傳，2015年4月，在敘利亞西北部一場攻擊敘利亞政府軍的戰役中，維吾爾人扮演重要角色。綜合來看，加入敘利亞反抗軍的東伊運成員，應該就盤踞在土耳其西南到敘利亞西北的區域之間活動。
2015年開始，中國介入阿富汗和平調停，透過巴基斯坦發動「境外清源」行動，清除當地殘存的東伊運份子，東伊運勢力於是完全撤出並徹底地向其他地方轉移，進入敘利亞。今年十月，巴基斯坦的國防部長Asif也公開宣稱，東伊運在當地已經完全被「清除」。
英國皇家聯合軍事研究所（RUSI）研究員潘睿凡(Raffaello Pantucci)在BBC撰文提及，維吾爾人最近進入基地組織在敘利亞以及其他地方的分支進行作戰。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跨大西洋關係研究所（CTR）研究員Christina Lin提到突厥伊斯蘭黨早在2013年就聲明支持敘利亞反抗軍。並依據源自敘利亞政府媒體的報導，估計陸續轉移到敘利亞的東突分子家庭與戰士當前約有3500人。敘利亞戰地的東伊運領導是Abu Ridha al-Turkistani，他在2015 年於吉斯爾書古爾(Jisr al Shughur)的一場戰役中被殺，現在的帶頭人則不詳。
對於維吾爾人進入敘利亞進行軍事訓練，日本中央大學講師水谷尚子描述的更為清晰。她在《諸君》與《文藝春秋》發表的調查評論稱，近年「外逃維吾爾人」途經土耳其南部Hatay地區，進入敘利亞努斯拉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Free Syrian Army)控制的地區，進行5個月的軍事訓練，全程花費大約500美金。而他們軍事訓練的內容與一般的新兵入伍訓練差不多，只是加入了伊斯蘭色彩：
每天早上5點起牀，隨即開始晨運，進行大約1小時的長跑訓練，然後再開始做穆斯林祈禱早課。訓練期間，由維吾爾人訓練官教導，每天有半天都在學習射擊與武器保護。不定時也會在半夜緊急集合，然後開始急行軍，進行野外求生的演習訓練。他們平常使用多為俄羅斯製的AK-47步槍。由於訓練耗費體力，很疲勞，每晚都準時就寢。有時晚上有閒暇時間，也會有人教他們用阿拉伯語吟唱《古蘭經》以提高士氣。
敘利亞的訓練基地有來自各國的戰士，訓練編組基本以國籍語言進行區分，維吾爾人不會與其他國家人士混編。住宿也是分開，晚上不准四處走動，更不允許與其他國家戰士發生衝突。
水谷尚子對在敘利亞受訓過的維吾爾人進行了訪談，他們抱怨在新疆受過程度不等的委屈。有人的女朋友在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失蹤、有人因為漢族移民來到家鄉農地被徵收、有人因為收留嫌疑犯被警察非法毆打監禁。他們一致控訴，受欺負而無處申冤。不相信北京政府有誠意解決新疆問題，尤其他們認為現在受到不公平對待與歧視，於是希望為建立東突國進行軍事準備。
根據土耳其當地維吾爾社群傳出的消息，當前留置在敘利亞北部靠近土耳其邊界城鎮，沒有加入ISIS，而納編在反抗軍陣營中的維吾爾人，人數可能在3000人以上。
對於目前仍在敘利亞活動的「東突」組織，以及未來發展方向，亞甫泉亦直接講述了目前的現狀：「他們的確從巴基斯坦遷移過來敘利亞。這是一個事實，我們不需要隱瞞。」
他告訴筆者，有些維吾爾人遷徙到敘利亞，是因為「安全」的原因。他們首先要保護自身的安全，然後再為東突獨立而戰鬥。敘利亞「有客觀條件」，讓他們生存下去，培養實力，他們就會在那裏生存，接受軍事訓練。當然不能避免，有時也需要參加一些武裝戰鬥。總之，他們必須要取得武器與作戰經驗，然後回到中國作戰。
「我們現在沒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我們只好跑到敘利亞。無論哪一個維吾爾人，世維會的熱比婭、多里坤，都不應該責怪這些在敘利亞的維吾爾戰士。我們沒有其他的辦法，同時我們也不會投降。」
當筆者問及，現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有多少？未來作何打算？亞甫泉稱，目前「東伊運」沒有現代化的戰鬥機、飛彈或高科技武器，也沒有能力操作這些武器，因此，並沒有與中國解放軍正面作戰的能力，但是「東伊運」可以回到「東突厥斯坦」，製造與當地政府與漢人的衝突與事端。
「我只能説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數足以開戰，有人説有2千多人，但是我知道比這個數目多。」亞甫泉説。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30-international-EastTurk/
編者按：巴黎恐襲後，聯合國安理會投票一致通過打擊ISIS。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劉結一除投出贊成票外，還在演講中提到：「打擊東突恐怖勢力是反恐重要活動」。什麼是「東突恐怖勢力」？他們是什麼樣的組織？在哪裏活動？又與ISIS有什麼樣的關係？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學者侍建宇日前與「東伊運」組織的核心人物 --- 亞甫泉交談，以求呈現這一組織的現狀及與ISIS的關係。 本文的意義在於知曉相關新聞核心當事人的想法。端傳媒特此聲明，亞甫泉的言論只代表他個人的觀點，不代表端傳媒的立場。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亞甫泉直接引語中的「東突厥斯坦」即指新疆。
見到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Abdulkadir Yapuquan 後簡稱:亞甫泉)全因一次偶然被動的機會。
七月下旬，我在土耳其的田野調查接近尾聲，從安卡拉回到伊斯坦布爾，只剩行程的最後一項──約見東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協會的主席。
東突教育互助協會為當前最具影響力的海外維吾爾組織之一。協會經費來自土耳其當地社會與阿拉伯世界的捐贈，總部位於伊斯坦布爾。
根據過去田野實務經驗，絲路上的朋友，從來都記性不好。就算是一個普通的約訪，也要重複確認，三催四請，大家才會把約訪當成約訪。
怕對方沒把約訪當真，儘管正在齋月(伊斯蘭曆第九個月，這一月中日出與日落間不能進食）中的伊斯坦布爾城睡夢正酣，早上十點不到，我便開始打電話給安卡拉的友人，叨擾確認行程。友人很幫忙，聯絡伊斯坦布爾當地的記者，並打電話給約見訪談對象，確認見面地點與時間，要我在旅館先等一等。
這一等，就到了下午兩點多。他們終於抵達旅館，我見到一個不認識的人。他熱情主動與我握手，旁邊的人介紹，他叫 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一、誰是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短袖襯衫、西裝褲、一身新疆維吾爾男性常見的標準穿著；配上花白、修剪過的落腮鬍，作為虔誠穆斯林的表徵。
亞甫泉名列中國公安部2003年發布的第一份恐怖份子通緝名單，排位第五。1990年代，他與艾山·買合蘇木(Hasan Mahsum，後簡稱:艾山)在新疆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突伊斯蘭黨」；或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後簡稱「東伊運」），並擔任該組織副主席。東伊運主張通過聖戰推動「東突厥斯坦」（新疆）獨立建國。
在這份官方認定的恐怖分子名單上，排在亞甫泉之前的有四人，其中有的人已經死亡，有的人淡出運動，也有的人改採和平手段繼續抗爭。
換句話説，現在仍活躍的亞甫泉，可算是頭號「東突 分子」。
接下來的採訪全程以維吾爾語、漢語交替進行，大約兩個小時。獲得亞甫泉的許可，訪談進行錄音，並拍照存證。採訪過程中，亞甫泉態度從容，但用詞遣字仍然留有草莽氣息。有時比手畫腳急促訴怨，有時又刻意放緩，夾雜一些押韻的口號或飾詞。
亞甫泉自我介紹：「我父親名字叫Ahmet，我們維吾爾人把父親的名字放在自己名字後面，所以原來我叫做 阿不都卡德爾·阿合買提(Abdukadir Ahmet)。但是後來，為了紀念家鄉亞甫泉鎮（喀什地區），所以改名叫 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現在大家都這樣稱呼我。」
亞甫泉1958年10月10日出生。1973年讀中學時第一次被捕，據傳是因為偷取槍械。1990年第二次被捕則是因為巴仁鄉事件，兩次入獄服刑時間共計超過十年。在其間，亞甫泉與很多考不上大學，沒有書讀的青年人一樣，也曾入讀私辦的伊斯蘭宗教學校，他透過討論宗教教義反省他在監獄中的經驗，思考自己的未來。
據亞甫泉回憶，在巴仁鄉事件發生前，則丁·玉素甫(Zaidun Yusuf)曾到他家拜訪，跟他講過準備行動的程序與計畫。但他在獄中時，一直堅決否認認識則丁·玉素甫，警察找不到證據，就將他關起來。
亞甫泉在訪談中承認，當時發動巴仁鄉事件有八個原則與目標是由他草擬撰寫的。原始的稿件已經銷毀，大致就有伊斯蘭宗教發展理想、生育政策、建立伊斯蘭學校教育、去除馬克思主義、在媒體電視上講解伊斯蘭教義等等。
他起初向中國中央政府與新疆自治區以及各地區與縣政府寄發這些要求，沒有得到回應。後來法院審判時，他重覆講述了這些要求與原則。但政府一直不知道文檔是亞甫泉草擬撰寫的。
公安部門最終得知亞甫泉起草綱領的情況，是因為當時他用黑色複寫紙寫這些文件，寄到各處。複寫紙亞甫泉忘記銷毀，警察到他家中搜查時，找到了那張複寫紙，看到了上面的複寫印記，成為證據。
亞甫泉説，由於在法院上堅決否認直接參與巴仁鄉事件，他才能存活下來。
1990年代，東伊運組織從新疆敗退，主要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與中國的交界邊境活動，與策劃9.11恐怖襲擊的基地組織(Al Qaeda)一起訓練及作戰。直到2001年，美國開始對基地組織進行全球反恐戰爭，才逼使部分東突勢力向其他地方流動。
根據亞甫泉的自述，在2002年全球反恐 戰爭初始，他與東伊運當時首要領導人艾山起了嚴重爭執。
艾山與伊司馬義打算為基地組織效命，堅守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的根據地。但亞甫泉認為戰場應該在中國新疆。兩人最後決裂，分道揚鑣。2003年，在南瓦濟里斯坦特區(South Waziristan)，接近阿富汗的邊區，艾山被巴基斯坦軍隊打死，伊司馬義被活捉，移交給中共，5年後被槍決。
亞甫泉則帶領一部分維吾爾人馬，從沙烏地阿拉伯，經過埃及、敘利亞，進入土耳其。2003年反恐戰炙熱，艾山被巴基斯坦軍隊打死後，維吾爾人為主幹的東伊運部隊進一步潰散。其中又有一些東伊運的成員與支持者逃入土耳其，與亞甫泉匯合。
據傳中國曾經對土耳其施加壓力，甚至想透過美國、聯合國對亞甫泉進行調查，希望將他以恐怖份子名義逮捕並遣返中國，但並未成功。土耳其政府亦常「勸説、建議」亞甫泉不要參加反華活動與遊行，並沒有給亞甫泉土耳其永久居留權與公民身分。
亞甫泉回憶：「在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期間，我全家人被土耳其政府帶到Kumkapi海邊，然後再去Yozgat，遠離伊斯坦布爾大約七百公里的地方。」
二、「東伊運」是個什麼樣的組織？
歐美研究恐怖主義與維吾爾問題的智庫與學界，大多認為「東伊運」不是一個實際的組織，甚至對東伊運是否存在都存疑。
當筆者問及亞甫泉本人這一組織是否存在時，他直截了當地回答：「東伊運存在。我就是東伊運成員。」
他在受訪中，清楚描述從東突伊斯蘭黨、到東伊運、再到突厥伊斯蘭黨的遞變。據亞甫泉説，當時是他建議則丁·玉素甫，以「東突伊斯蘭黨」的名義來發動巴仁鄉的行動。但是，「東突伊斯蘭運動」的名稱卻是中共發明出來的。
「當時，我們建立『東突伊斯蘭黨』，也有人成立『東突伊斯蘭改革黨』、『東突真主黨』、『東突解放黨』，也有很多行動是以伊斯蘭的名義來號召來發起的。中共可能並不清楚這些組織其實是不同的一些人組成的，於是把這些一連串以伊斯蘭名義作為號召的組織與事件放在一起，集體稱作『東突斯坦伊斯蘭運動』」。亞甫泉説。
亞甫泉解釋説，後來改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而不再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是因為艾山想要號召中亞所有的突厥民族，所以才改名。「但是，我們要建立一個東突伊斯蘭國的最終目的，一直沒有改變。」
當前，東伊運作為實際組織的名稱已經消失，組織結構、名稱都隨著客觀限制而興衰遞變，但精神則被繼承。他們既有真實成員、也有潛在支持者。他們的基本主張是運用武裝暴力手段，在新疆建立以伊斯蘭教為基礎的獨立「東突厥斯坦國」。
東伊運現在可以説是以兩種組織型態，互為表裡的呈現。一方是位於土耳其進行「教育與宣傳」的東突教育互助協會，另一方則是寄居敘利亞，與反抗軍努斯拉陣線(Al-Nusra Front，或譯成「勝利陣線」)結盟的「突厥伊斯蘭黨武裝組織」。
聯合國安理會在2002年的1267與1390決議將東伊運列為恐怖組織，確認東伊運與基地組織的結盟關係，要求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凍結他們的資產、禁止旅行、武器禁運、並停止任何建議與訓練合作。
美國在2002與2004年將東伊運分別放上財政與移民管控黑名單，但並未認定東伊運為「外國恐怖組織」（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在美國的定義中，「外國恐怖組織」不僅要符合美國政府定義的恐怖主義的標準，並且要直接妨害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而美國似乎並不認為東伊運對自己構成直接威脅。
自東伊運組織人員轉移至敘利亞後，他們甚少對中國大陸的暴力事件發言。唯有2013年十月的北京天安門金水橋襲擊 及2014年三月的雲南火車站暴力事件發生後，「突厥伊斯蘭黨」發佈視頻對這兩個事件僅表示「評論與支持」，並未宣稱負責。
三、「東伊運」和ISIS有什麼關係？
訪談中，亞甫泉一再強調，「東伊運」的目標並不是加入ISIS。
亞甫泉説，東伊運的目標是「集中力量對中國進行聖戰」，而不是「去伊斯蘭國」。他認為，東伊運與伊斯蘭國在爭奪穆斯林支持者，不要他們進入對方的陣營。
一個名叫Abdulghafur 的「外逃」維吾爾人在接受網路電視Istiqlal TV訪問時，因為受訪鏡頭的背景是一面象徵東突國的藍色星月旗，遭到另外一群穆斯林強烈抨擊，説他是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不是穆斯林。
亞甫泉作為東伊運象徵的領導人物，也有類似的麻煩。亞甫泉是一個「強硬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卻不是一個「偏狹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份子。他也多次提及，也有一群人認為他忤逆伊斯蘭國哈里發(Caliph，伊斯蘭遜尼派宗教及世俗政治的最高統治者，這裏指的是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責罵他、甚至以死亡恐嚇威脅他。
為什麼東伊運代表人物們竟然被抨擊不是「真的」穆斯林?
亞甫泉在訪談中闡述自己的理念稱，作為一個維吾爾人，應該要贊同亞甫泉的主張，而不是在伊斯蘭國建立哈里發的主張；「身為一個維吾爾人，應該為東突厥斯坦而奮鬥；如果是一個東突穆斯林，你應該為東突穆斯林而奮鬥」。
但他同時也表示，「東突」與伊斯蘭國哈里發不會有衝突，「我們在祖國東突厥斯坦進行我們的活動，這哪裏有甚麼不對，可是現在有些人反對我的這個意見，有些人還責罵我，甚至恐嚇威脅我的生命安全，認為我『忤逆』伊斯蘭國哈里發。」
亞甫泉説：「真主安拉讓我出生在東突厥斯坦，成為一個維吾爾族人，祂當然不會拿伊拉克的問題來審判我。」
從他的訪談中可以發現，亞甫泉作為還活著的東伊運第一代、也是現階段的領導者之一，他的「維吾爾民族主義」──將他所稱的「東突厥斯坦」(新疆)從中國主權分裂出去的意識──並不來源於，也不同於伊斯蘭國所宣揚的「極端伊斯蘭主義」，而應該是在巴仁鄉事件之前，就讀宗教學校時就養成確立的。他指責中共忘記最初的承諾，不再説各個民族「共同生活」，不再説維吾爾是「東突厥斯坦」的「主人」、「主體民族」，「只想同化維吾爾族」，因此，他贊成世維會及在歐洲、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海外維吾爾群體做出的「有利於維吾爾人未來的言論與行動」。
亞甫泉在東伊運的輩分極高，在維吾爾尊重年長者的文化傳統下，他即使不能直接號令身在敘利亞的維吾爾武裝人員，他的想法也倍受土耳其與敘利亞維吾爾人的推崇，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從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轉移的東伊運成員，大多數參加了敘利亞反政府軍隊伍而非伊斯蘭國。
但是，面對眼前中東伊斯蘭主義的發展，東伊運成員或支持者總會有這樣的困擾：到底是「維吾爾民族主義」重要，還是「伊斯蘭主義」重要?與伊斯蘭國不同，亞甫泉將「解放東突」看做是最重要的目標，將「維吾爾民族主義」擺在最高位，他強調「政教合一的伊斯蘭主義」只是政治動員的方式。換句話説，伊斯蘭宗教因素只是用來説明維吾爾族與漢族的文化差異，作為辯稱維吾爾民族應該獨立建國的依據。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東伊運與伊斯蘭國其實在爭奪穆斯林支持者，不要進入對方的陣營。
四、維吾爾人在敘利亞：「人數足以開戰」
2011年，本·拉登被美國特種部隊殺死後，基地組織運作能力江河日下。
2012年開始，就有號稱突厥伊斯蘭黨（東伊運）的維吾爾人從阿富汗轉移到基地組織的敘利亞分支，也就是努斯拉陣線。據傳，2015年4月，在敘利亞西北部一場攻擊敘利亞政府軍的戰役中，維吾爾人扮演重要角色。綜合來看，加入敘利亞反抗軍的東伊運成員，應該就盤踞在土耳其西南到敘利亞西北的區域之間活動。
2015年開始，中國介入阿富汗和平調停，透過巴基斯坦發動「境外清源」行動，清除當地殘存的東伊運份子，東伊運勢力於是完全撤出並徹底地向其他地方轉移，進入敘利亞。今年十月，巴基斯坦的國防部長Asif也公開宣稱，東伊運在當地已經完全被「清除」。
英國皇家聯合軍事研究所（RUSI）研究員潘睿凡(Raffaello Pantucci)在BBC撰文提及，維吾爾人最近進入基地組織在敘利亞以及其他地方的分支進行作戰。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跨大西洋關係研究所（CTR）研究員Christina Lin提到突厥伊斯蘭黨早在2013年就聲明支持敘利亞反抗軍。並依據源自敘利亞政府媒體的報導，估計陸續轉移到敘利亞的東突分子家庭與戰士當前約有3500人。敘利亞戰地的東伊運領導是Abu Ridha al-Turkistani，他在2015 年於吉斯爾書古爾(Jisr al Shughur)的一場戰役中被殺，現在的帶頭人則不詳。
對於維吾爾人進入敘利亞進行軍事訓練，日本中央大學講師水谷尚子描述的更為清晰。她在《諸君》與《文藝春秋》發表的調查評論稱，近年「外逃維吾爾人」途經土耳其南部Hatay地區，進入敘利亞努斯拉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Free Syrian Army)控制的地區，進行5個月的軍事訓練，全程花費大約500美金。而他們軍事訓練的內容與一般的新兵入伍訓練差不多，只是加入了伊斯蘭色彩：
每天早上5點起牀，隨即開始晨運，進行大約1小時的長跑訓練，然後再開始做穆斯林祈禱早課。訓練期間，由維吾爾人訓練官教導，每天有半天都在學習射擊與武器保護。不定時也會在半夜緊急集合，然後開始急行軍，進行野外求生的演習訓練。他們平常使用多為俄羅斯製的AK-47步槍。由於訓練耗費體力，很疲勞，每晚都準時就寢。有時晚上有閒暇時間，也會有人教他們用阿拉伯語吟唱《古蘭經》以提高士氣。
敘利亞的訓練基地有來自各國的戰士，訓練編組基本以國籍語言進行區分，維吾爾人不會與其他國家人士混編。住宿也是分開，晚上不准四處走動，更不允許與其他國家戰士發生衝突。
水谷尚子對在敘利亞受訓過的維吾爾人進行了訪談，他們抱怨在新疆受過程度不等的委屈。有人的女朋友在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失蹤、有人因為漢族移民來到家鄉農地被徵收、有人因為收留嫌疑犯被警察非法毆打監禁。他們一致控訴，受欺負而無處申冤。不相信北京政府有誠意解決新疆問題，尤其他們認為現在受到不公平對待與歧視，於是希望為建立東突國進行軍事準備。
根據土耳其當地維吾爾社群傳出的消息，當前留置在敘利亞北部靠近土耳其邊界城鎮，沒有加入ISIS，而納編在反抗軍陣營中的維吾爾人，人數可能在3000人以上。
對於目前仍在敘利亞活動的「東突」組織，以及未來發展方向，亞甫泉亦直接講述了目前的現狀：「他們的確從巴基斯坦遷移過來敘利亞。這是一個事實，我們不需要隱瞞。」
他告訴筆者，有些維吾爾人遷徙到敘利亞，是因為「安全」的原因。他們首先要保護自身的安全，然後再為東突獨立而戰鬥。敘利亞「有客觀條件」，讓他們生存下去，培養實力，他們就會在那裏生存，接受軍事訓練。當然不能避免，有時也需要參加一些武裝戰鬥。總之，他們必須要取得武器與作戰經驗，然後回到中國作戰。
「我們現在沒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我們只好跑到敘利亞。無論哪一個維吾爾人，世維會的熱比婭、多里坤，都不應該責怪這些在敘利亞的維吾爾戰士。我們沒有其他的辦法，同時我們也不會投降。」
當筆者問及，現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有多少？未來作何打算？亞甫泉稱，目前「東伊運」沒有現代化的戰鬥機、飛彈或高科技武器，也沒有能力操作這些武器，因此，並沒有與中國解放軍正面作戰的能力，但是「東伊運」可以回到「東突厥斯坦」，製造與當地政府與漢人的衝突與事端。
「我只能説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數足以開戰，有人説有2千多人，但是我知道比這個數目多。」亞甫泉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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