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长青
来源：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11日
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274
当这个只有一米六三高的瘦小老头儿站在你面前时，你无法相信他就是那个传奇式的人物——参加韩战的土耳其军队炮兵中尉，「中央条约组织」的参谋总长，北约在阿富汗的指挥官，新疆独立运动的最高领导人贝肯（Riza Bekin）。
他的追随者都称他「将军」，但是这个慈祥、和蔼、戴著黑框眼镜的白发老人，却更像是一个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或者一个退休教授。
他的声音是柔软的，就像他的组织的政策，「我们的目标是东土的独立，但是我们用和平手段，反对暴力。」最近在「东土民族中心」的伊斯坦布尔总部的办公室，贝肯先生接受访问时说。
1926年他出生在新疆和田，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和父母一起逃到印度，然後到土耳其，开始了一生的流亡生活，因为他的舅舅是当时起义反抗中国人统治的东土领导人之一，起义被当地的中国军阀、後来担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农业部长的盛世才镇压。
贝肯是职业军人，他在七十年代末退休时，是由美英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组成的北约延伸组织「中央条约组织」的参谋总长，这个军事集团在伊朗何梅尼政变之後才取消。之後他又担任土耳其总理的内阁顾问九年。
正是这种资历，当来自全世界的40多个新疆流亡组织在安卡拉秘密聚会三天，决定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新疆抵抗组织时，他成为唯一的候选人，被选为类似一个新疆流亡政府的「东土民族中心」的首任主席，成为流亡新疆人的领袖。
虽然东土抵抗组织的总部在伊斯坦布尔，但土耳其只有四万东土流亡者，绝大多数在哈萨克斯坦，据「东土民族中心」的估计，那里有150万。而且一些主张用武力对付中国人的新疆人组织，也大多在那里，他们并不听从贝肯的「中心」指挥。
身经沙场，职业军人出身的贝肯，也像刚刚当选以色列总理的前将军巴拉克（Ehud Barak）一样，特别热爱和平，希望用沟通谈判的手段解决种族冲突。「我们信奉民主、人权的价值，民族自决是世界的潮流，我们不愿意看到流血，不管是东土人，还是中国人。」
但是，新疆人的反抗运动可能正向他希望的相反方向发展。1997年新疆伊宁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有近5000维吾尔人被逮捕；随後不断有中国军队被伏击，当地公安部门被击毁，监狱被劫，以及北京的公共汽车被炸等消息。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仅去年，就在喀什地区破获了两个制造炸药和军事训练的基地，并在边境截获了四辆向新疆偷运武器的卡车。中国政府展示的缴获的新疆独立组织成员使用的武器中，包括冲锋枪、钢笔手枪、遥控炸弹、手雷和体温炸弹等。
不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新疆人使用暴力反抗中国统治者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自从主张非暴力的东土流亡领袖艾沙——新疆人中的达赖喇嘛——1995年在伊斯坦布尔去世，实际上就没有谁能够制约住新疆人用武力反抗中国统治者的行动。
原苏联垮台後，分出好几个突厥人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加上土耳其，联合国有了七个突厥族国家。突厥人的共同族裔意识空前强烈，来自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的「突厥世界大会」在过去十年就开过五次，「世界青年突厥大会」开过六次。
巴勒斯坦人和北爱尔兰人在争取独立上的成功也鼓舞了东土人的士气。达赖喇嘛流亡四十年来一直坚持非暴力，最近又向北京让步，放弃西藏独立的要求，仅仅要求真正的自治，但仍遭到北京的拒绝。西藏人的失败，更使新疆人认为，对付独裁者和殖民统治者，只有使用武力这种语言，他们才听得懂。
「我反对任何暴力手段，但对东土人的武装反抗，我能理解，因为中共太残暴。这是正当防卫。」贝肯先生用流利的英语说，「他们不是为了独立而采取暴力手段，是为了摆脱死地、被杀，而被迫反抗。」
地处伊斯坦布尔市闹市区的「东土民族中心」有一个大院，里面有11个房间，它是土耳其议会通过法案，「借」给东土流亡者使用的，一直借到他们能返回家园。新疆的流亡者，经常到这里聊天，聚会，或者吃顿「中心」厨师做的地道的家乡拉面。他们把这里当做家。
「在伊斯坦布尔和乌鲁木齐来回做生意的四、五百东土商人带来各种信息，」73岁的贝肯一脸凄苦地说。「北京向东土大量移民，摧毁我们的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正面临灭绝的危机。」
当被问到面对信奉暴力的北京政权，坚持「非暴力政策」能不能运作时，这位老将军没有正面回答，强调中共不会长久，「12亿中国人也不会同意这样专制的政权长久存在下去。而且中共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在伊宁暴动发生之後几个月，北京驻土耳其大使姚匡义曾约他一起吃饭，席间邀请他回新疆看看。但却不能肯定他回去後能不能谈新疆问题。他没有同意。
「北京如果同意东土真正自治，我们会考虑，但北京必须接受我们最终独立这个目标，」他的口气像一个士兵。「东土人独立的愿望是谁也消灭不了的，我们的传统是说真话，不拐弯抹角。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出实际的效果。」
东土独立运动虽然得到土耳其等突厥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但他的「中心」正试图迈出穆斯林国家这个圈子，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贝肯将军准备秋天到美国访问，和美国国会议员会晤。
他说如果有人邀请，他很愿意到台湾看看，「对我们来说，台湾就是一个国家。哪个民族想独立，我们都支持。」贝肯对台湾总统李登辉的「七块论」很感兴趣，他说要找到《台湾的主张》这本书，把它翻译成维语。
当被问到如果有机会见到两岸的领导人他想说什麽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会告诉江泽民，停止在新疆的残暴统治。东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之外的一部分。」对於他从没见过面的李登辉，他很有好感地说，「我会先问候他，希望台湾支持我们。台湾有在国际上被北京打压的痛苦，能体会我们的处境。」
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著东土和土耳其国旗，和土耳其之父阿塔土耳克将军的画像。76年前，阿塔土耳克在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他说这个画像传递出预言般的前兆，在共产中国崩溃的废墟上，一个独立的东土共和国将诞生。
星期二, 9月 22, 2015
境内人员出境“圣战”通道披露：河南南阳为节点
作者：张少英（作者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地缘政治与反恐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环球时报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china/2015-06/6594041.html
2015年06月04日13:52
原标题：抓住“去极端化”的窗口期
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活动呈增多之势，境外势力利用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境内人员出境参加“圣战”。根据这个情况，笔者对昆明、广州两地进行调研，就目前境内人员出境通道路线做了初步整理。
笔者发现，由于新疆境内反恐措施的加强，以及中亚相关国家与我国的合作，基本切断了境内人员从新疆直接出境的可能。境内人员随即改变了出境策略，选择了迂回出境的线路。其通道设计先借助正常的新疆人口流动与迁徙路线作为掩护，随主流线路从新疆——兰州——西安——抵达河南南阳，再以南阳为分化点，从黑龙江、广西或云南出境。
在前往出境地的路上，出境者的心理会随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除少数“为了参加圣战”意志坚决的极端分子外，大多数出境者主观意愿并不十分坚定。在“极端化”的过程中，出境者首先有一个“极端思想”的节点，一般在原籍激发，使其萌发出境意愿，此时意图出境者还需要不断充实并确定此“激发点”，最终才会相信并实践极端化思想。
实际上，除少数实施暴恐行为的恐怖分子外，很多有极端化苗头的出境者，在出境前并未形成坚定而明晰的“为了圣战而出境”的极端思想。大部分想出境的人士，要么受“外部势力”或者“周边朋友”蛊惑，要么受“完全极端化”家人出境意愿的影响而胁从。大多情况下，境外极端组织是等这些人出境后，再对其洗脑，培训，指派任务，从而对他们实现“完全极端化”的规训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对境内人员进行“去极端化”干预的最佳时期。他们的出境意愿一般在西安-南阳段最易发生动摇，犹豫徘徊不前，也有可能就此打消出境念头。但一旦他们在此时得到老乡或朋友的补给，顺利接近广州、广西、云南等“出境地”时，其出境意愿会随之得到极大的巩固和加强；随着边境的临近，其出境预期得以放大，激化了出境意愿，情绪高涨。在此阶段，轻微的外部因素或环境改变都有可能激化其极端暴行或非理性行为的突然爆发。因此，结合不同的空间地域，采取不同的服务、干预防范或者预防打击措施，将增加治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针对境内人员出境的心理变化情况，笔者认为，应该根据不同的地区类型给予区别化的干预安置措施，既保障流动人口正常的生活与工作，同时也防止有人假借迁徙流动之名，意在出境参加恐怖组织，干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应该抓牢南阳等地“去极端化最佳时期”，对当地的流动人口作心理干预，为他们提供完善的服务，向他们介绍当地以及发达地区的创业机会，引导他们将这些地方作为“目的地”。同时，在国外的成功例子中我们发现，有些政府将“去极端化”的任务，交由已经去极端化的人员，因为他们更能理解这些人的个人诉求、思想轨迹，并能以亲身经历影响尚未完成“极端化”的人。▲
来源：环球时报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china/2015-06/6594041.html
2015年06月04日13:52
原标题：抓住“去极端化”的窗口期
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活动呈增多之势，境外势力利用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境内人员出境参加“圣战”。根据这个情况，笔者对昆明、广州两地进行调研，就目前境内人员出境通道路线做了初步整理。
笔者发现，由于新疆境内反恐措施的加强，以及中亚相关国家与我国的合作，基本切断了境内人员从新疆直接出境的可能。境内人员随即改变了出境策略，选择了迂回出境的线路。其通道设计先借助正常的新疆人口流动与迁徙路线作为掩护，随主流线路从新疆——兰州——西安——抵达河南南阳，再以南阳为分化点，从黑龙江、广西或云南出境。
在前往出境地的路上，出境者的心理会随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除少数“为了参加圣战”意志坚决的极端分子外，大多数出境者主观意愿并不十分坚定。在“极端化”的过程中，出境者首先有一个“极端思想”的节点，一般在原籍激发，使其萌发出境意愿，此时意图出境者还需要不断充实并确定此“激发点”，最终才会相信并实践极端化思想。
实际上，除少数实施暴恐行为的恐怖分子外，很多有极端化苗头的出境者，在出境前并未形成坚定而明晰的“为了圣战而出境”的极端思想。大部分想出境的人士，要么受“外部势力”或者“周边朋友”蛊惑，要么受“完全极端化”家人出境意愿的影响而胁从。大多情况下，境外极端组织是等这些人出境后，再对其洗脑，培训，指派任务，从而对他们实现“完全极端化”的规训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对境内人员进行“去极端化”干预的最佳时期。他们的出境意愿一般在西安-南阳段最易发生动摇，犹豫徘徊不前，也有可能就此打消出境念头。但一旦他们在此时得到老乡或朋友的补给，顺利接近广州、广西、云南等“出境地”时，其出境意愿会随之得到极大的巩固和加强；随着边境的临近，其出境预期得以放大，激化了出境意愿，情绪高涨。在此阶段，轻微的外部因素或环境改变都有可能激化其极端暴行或非理性行为的突然爆发。因此，结合不同的空间地域，采取不同的服务、干预防范或者预防打击措施，将增加治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针对境内人员出境的心理变化情况，笔者认为，应该根据不同的地区类型给予区别化的干预安置措施，既保障流动人口正常的生活与工作，同时也防止有人假借迁徙流动之名，意在出境参加恐怖组织，干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应该抓牢南阳等地“去极端化最佳时期”，对当地的流动人口作心理干预，为他们提供完善的服务，向他们介绍当地以及发达地区的创业机会，引导他们将这些地方作为“目的地”。同时，在国外的成功例子中我们发现，有些政府将“去极端化”的任务，交由已经去极端化的人员，因为他们更能理解这些人的个人诉求、思想轨迹，并能以亲身经历影响尚未完成“极端化”的人。▲
我調戲了伊斯蘭國的貓
作者：宋寧宇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09-international-ISTWITTER/
“我正在追踪Twitter上的伊斯兰国成员。”
“什么成员？”
“猫。”
“哈？”
“没错，伊斯兰国战士的猫，照顾它们的战士还有专门的称号——Mewjahid（圣喵士）。”
枪炮与猫咪
在不胜枚举的伊斯兰国官方Twitter（推特）账号中，有一个不起眼的账号——Islamic State Cats（伊斯兰国猫咪）。关注数只有五千两百多人，但在其他账号不断被封禁时，它却屹立不倒。因为这个账号极少发布血腥暴力讯息，大部分的主题，都关于伊斯兰国成员在战场上和生活中偶遇并收养的猫。
跟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名作《我是猫》中那只幼猫一样，这些在战场上或巷子中被领养的小猫，都没有名字。看到伊斯兰国战士的那一刻，它们的内心大概也在思索：眼前这个提着枪的男人，究竟是谁？
他们自称Mewjahid，Mujahid（阿拉伯文，意为圣战士）的变体，我姑且翻译为：“圣喵士”。
只要Mewjahid和小猫在一起，拍张照，上传到Twitter，往往就能得到成千上万人的关注。伊斯兰国战士声称：“它们跟我们在一起，很幸福。”
为了测试这种作法的受欢迎程度，我向一名“猫奴”朋友提到这个账号。
朋友立刻拿起手机查了起来，“哦找到了，蛮有意思的。Mewjahid，what is Mewjahid？（什么是Mewjahid）”
我把来龙去脉跟朋友讲了个清楚后，她骂了句脏话，恨小猫怎么成了伊斯兰国的招牌。
“是不是很有创意？看到小猫，你会不会不由自主翻阅他们的Twitter？”
“会，而且已经转发了。”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用几张萌萌的小猫照片，俘获爱猫人士的心，真正要传播的，是抱着猫的伊斯兰国战士。而猫奴们，顺手就会翻到账号上其他关于教义、关于伊斯兰国的信息。也许这些人里面，就有想加入伊斯兰国的呢！
我注册了一个推特账号，特意把头像换成一只可爱的小猫，做出一副“猫奴”的样子，尝试着去调戏伊斯兰国的猫，以为“共同”的爱好会吸引背后的博主跟我聊上两句。不知是过于谨慎，还是根本对猫就不感兴趣，伊斯兰国的猫压根就没理过我。
2015年八月初的一天，“伊斯兰国的猫”这个账号凭空消失了。
“你是伊斯兰国支持者？那咱们得聊聊”
“猫没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当然不能就此作罢，没了猫，还有人。于是在茫茫Twitter海洋中，我开始打捞疑似伊斯兰国成员或支持者。
好在他们并不难找。只要你在伊斯兰国部分官方账号被封前细心观察关注者名单，就会发现蛛丝马迹。首先是用户名，一般是宗教名或者自称“安拉的战士”等；其次是头像，他们的头像往往使用的是不知名的伊斯兰国战士照片，或者直接就是伊斯兰国的黑底白字旗帜。
最关键的，是他们发布的Twitter内容。
“反西方对伊斯兰国的轰炸！”
“安拉会惩罚你们。”
“伊斯兰国管控下的小孩子，在幸福的生活。”
“斩首是为了警示你们，不依安拉旨意，将会受到惩罚。”
从英语到法语再到阿拉伯语，语言多种多样。但内容主题基本恒定为三类：一、战场讯息，招募讯息；二、恐吓讯息，比如斩首、轰炸等等；三、宣传讯息，主要传播伊斯兰教义，及突显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人们，生活多么幸福。
“Akhi你好，对你的故事很感兴趣。”在数度勾搭无果后，我终于抓住了跟伊斯兰国支持者搭话的秘诀——使用有亲近感的称呼或口号，比如“Akhi”，阿拉伯语的“兄弟”。
“什么故事，Akhi？”终于有了回音，他叫@Khalifa171，自称仍在非伊斯兰教法国家（Daar al-kufr）生活。
他说，“有时候我在想，怎么像先知穆罕默德带领信徒迁徙一样，前往伊斯兰国，可是我的妻子要坐轮椅。但我肯定安拉一定会指引我们。”
“那你是怎么得到有关伊斯兰国的讯息的呢？通过Twitter吗？”
他许久未答，最后才说，“每个穆斯林都是对方的aspirator。”
Aspirator？吸气机？这句谒语般的回复，让我苦思许久，才大胆推测他的意思是，每个穆斯林都是他的消息源。
他说的没错，只要你将自己当做一个支持伊斯兰国的穆斯林，Twitter就是你的广量讯息库。除了不断被封禁的伊斯兰国官方账号，绝大部份在Twitter上传播伊斯兰国消息的，都是自发的支持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懂英文，识电脑，知道怎样通过Twitter，寻找到自己想要的讯息，再通过相同的平台，以倍增的规模传递出去。就像藏在稻谷堆下的无数火星，稍不留神，就可以引发大火。这才是这支生力军的可怕之处。
我们不妨称之为，伊斯兰国的网络“游击队”。
@conel就是这样一个“游击队员”，我尝试与他接触，几次都没成功。直到有一天，我转发了他的一条推文，并高呼“Allahu akbar”（阿拉伯语，意为真主至大），才最终换得他的关注。这还不止，他甚至转发了我的推文并点赞，如果我是真的伊斯兰国支持者，该多么受到鼓舞啊。
不管怎样，跟他们搭上话，并不像想像中那样难。
“Akhi，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这么跟你说吧，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都在破产边缘了，塔利班的指挥官们现在都叛逃到伊斯兰国了，所以伊斯兰国的阿富汗人正在增多。”@conel显然不吝将这”内幕”消息跟我分享。
“啊，真是个大消息，你是在伊斯兰国作战吗？”
“很遗憾我还生活在非教法国家，还不是圣战士。”
“那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当然是从推文知道的。”@conel很不屑地回答。
“可是我怎么就查不到这些呢？我也想知道。”
“兄弟，去我的关注名单看一下，把他们都关注了，你就可以像我一样什么都知道了。”
“听人劝，吃饱饭”。我听了@conel的建议，将他关注名单里的人关注了个遍，好了，以后就能掌握最大量的伊斯兰国信息了。
这种想法显然太天真了。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大清洗”，正悄悄进行。
封的就是你
其实清洗从未间断，伊斯兰国支持者也不断采取各种手段，来躲避追踪。
@conel就是个例子。
与其他人不同，关注@conel的账号，要通过他本人的认证，才能成功。但凡他不接受的关注，看到的Twitter主页只是一片空白，这就大大降低了账号被封的风险。
可他还是在这波清洗中消失了。
与他一起消失的，还有许多疑似伊斯兰国成员及支持者的账号。我的Twitter账号，一度关注了近三十个伊斯兰国官方和支持者账号，但就在八月的某一天，打开following名单，发现数字由35降到了12，除了纽约客、华尔街日报等媒体账号，仅有三个伊斯兰国支持者账号仍旧存活。
在Twitter世界中，伊斯兰国支持者早已自成团体。每当有账号被封，拥有者都会迅速启用新的ID，类似中文微博的转世，一般也是原ID后缀数字，代表转世次数。然后其他用户奔就会走相告，吸引曾经的关注者。
可是新账号被封后，积累粉丝需要时间，信息的有效传递变少，他们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
“Akhi，说话要谨慎，现在很多人在追捕我们的账号。”一名伊斯兰国支持者对我说。
“千万不要乱点链接！这样会让你坐牢！”残存的账号们大声疾呼。
有人声称这类链接内含恶意软件，一旦点击，就会泄露用户的真实IP地址，进而暴露用户的真正所在地。这对部份伊斯兰国支持者来说，不光有账号被封的风险，还意味着遭本国政府追查，进而面临牢狱之灾。对于这些支持者，各国采取的做法不一，印度尼西亚政府早前曾出台法案，取消本国内伊斯兰国支持者的国籍并收回护照；澳大利亚等国普遍采取的也是对这一类人拒发护照。而对于有计划实施恐怖活动的本国支持者，不少国家都会采取逮捕行动。
显然这些伊斯兰国支持者里不乏技术控，甚至立刻有人提出解决方案，“兄弟，用TOR啊！”
TOR是一款免费的匿名通讯软件，核心是“洋葱路由”（The Onion Router ）。这款软件最初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的员工、数学家西维森和里德开发，原用于保护美国情报通讯安全。二十年后，却成为伊斯兰国支持者的救命稻草。
不过到今天，TOR也救不了他们了。因为在“大清洗”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同样庞大的反伊斯兰国网络力量。
“我们是你一手创造的幽灵”
追捕伊斯兰国支持者账号的网络力量主要分为两股，一股是正规军：各国政府、相关机构等。
另一股，我更愿意叫他们志愿军。
他们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为了相同的目标，结合在一起：打击伊斯兰国网络传播。
Ghost Security就是这样一只“志愿军”。
Ghost Security在Twitter上十分活跃，专门封堵涉及伊斯兰国信息的Twitter账号。一旦发现疑似的官方账号和支持者账号，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匿名或者实名举报，也可以直接在Twitter官方账号上向他们提供线索。
这个民间组织架构很清晰，有专门的公关部门。就连封锁账号，都有不同的分类。
We are the ghosts that you have created. 我们是你一手创造的幽灵。——Ghost Security
找到了合适的时间，我跟Ghost Security网络下一个叫@ISHuntingClub 的人聊了聊。
“嗨，Hunter（猎人），能介绍一下你们的组织吗？”
“我们是全球性的反恐机构，专门在虚拟世界前线对抗恐怖主义活动，网络和社交媒体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在网络世界的行动包括收集活跃的威胁性情报，数据分析，发动网络战，网络监控，并为我们的客户提供现况分析，捍卫网络空间的自由。”说起自己的使命，Hunter有些滔滔不绝。
Ghost Security成立于法国《查理周刊》遇袭事件之后，成立时间并不长，组织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大家都是抱着“对伊斯兰国打击远远不够”的态度，加入了组织。
“我们能在网络世界给他们毁灭性打击，进而破坏他们的网络交流及宣传。”Hunter说。
根据Ghost Security提供的数据，伊斯兰国成员及其支持者在Twitter上拥有超过十万个账号。他们自称对伊斯兰国的打击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冻结了大约五万七千个用来招募成员并计划实施恐怖活动的伊斯兰国账号。不仅如此，在与执法机构合作下，他们还追踪定位并成功关闭了超过一百个伊斯兰国用来进行大量宣传活动及招募新成员的网站，同时也戳破数次计划中的恐怖袭击。
“毫无疑问伊斯兰国充分的利用了社交媒体平台，他们将Twitter的作用发挥至极致，用来招募成员、吸引潜在的圣战者，尤其是西方人，为他们及穆斯林意识形态作战。”
在组织成员看来，当前能够有效反击伊斯兰国的手段，唯有不断攻击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和数字资产，进而可以打击他们的通信能力，有效降低他们的讯息传播。
在Ghost Security的系统下，有一个自动化系统，通过筛选，标记潜在伊斯兰国账户。在系统自动标记潜在账户后，组织内会人工加以验证。如果证实账号与恐怖主义相关，便会被添加到Ghost Security的数据库内，并设置进行账号删除。
“删除大量账户，也不过仅需几个小时。”
他们同时还采用攻击伊斯兰国服务器的方式，令伊斯兰国的不同网络平台瘫痪，并声称会截获伊斯兰国成员间的Twitter推文，并将这些内容转交给国际执法部门。
在被问到是否曾受到伊斯兰国的威胁时，Hunter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每天都面临很多次的生命威胁。”
不过他的Twitter内容可是有点“暴脾气”，不乏@伊斯兰国支持者的挑衅言论，“帮我们大家个忙，把你自己炸飞吧！没人在乎你的威胁，我们当然也不怕伊斯兰国成员！”
“比起发布威胁推文，我劝你还是快跑吧，不然可有大麻烦喽！”
网络上的志愿军不只Ghost Security一支，全球最大的骇客组织Anonymous（匿名者），同样向伊斯兰国网络平台宣战，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社交平台上大量涉及伊斯兰国的账号被冻结。严格来说，Ghost Security也算是Anonymous的分支之一。
我们是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我们是骇客，破解者，激进骇客，网络钓鱼者，特工，间谍，或者只是你隔壁的普通人。——Anonymous
与Ghost Security不同的是，Anonymous除了辨别并删除涉及伊斯兰国的社交账号，还扬言将公布这些账号背后的私人信息。他们称伊斯兰国为“病毒”，自己就是专对付这种病毒的“解药”
仅仅依靠民间力量，显然无法完全阻止伊斯兰国的网络活动。因此除了Twitter加强监管外，各国政府，包括国际组织也出台措施，围堵伊斯兰国的网络攻势。
欧盟刑警组织就在今年七月一号成立特别部门，专门负责打击伊斯兰国在网上的宣传活动。
与Ghost Security的做法相同，这一特别部门的主要任务，也是在网上辨别并删除伊斯兰国的宣传讯息，同时通过有效的追踪，查出这些讯息背后的人员和身份，打击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机制。
伊斯兰国的宣传美学
只要曾经关注过伊斯兰国问题，看过他们发布的几条录像，就会发现，在制作手法上，伊斯兰国“宣传部门”的专业程度，不输影视制作公司和电视台。
许多网络流传的视频中，都能看出多机位，高清化的拍摄模式；内容的编排和场面营造，也与电影模式相去不远。
在火刑处死约旦飞行员的视频中，制作人员精心调试了画面的色调，并运用了配乐、慢镜头、受害者大特写以及现场声等专业拍摄剪辑手段。如果这不是一段宣扬恐怖主义的视频，你甚至会佩服摄影和导演的功力。
浓重的伊斯兰烙印加上现代化的包装手段，让伊斯兰国的宣传模式在数个恐怖组织中，鹤立鸡群。
“他们的叙事方式，与大部份后殖民运动相似。”长期研究伊斯兰国传播模式的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夫.洛依特（Christoph Reuter）对端传媒记者表示，伊斯兰国的宣传手段，跟所有的运动美学有相通之处。尤其与殖民地国家反宗主国运动相似，主要宣扬本民族没有被污染过的辉煌文明。
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机制是成功的。——克里斯托夫•洛依特
伊斯兰国的宣传远远不止视频和图片，他们的一套宣传体系中，包括杂志、广播及游戏等等。
洛依特称伊斯兰国的宣传内容双管齐下，其官方杂志的内容和包装，完全采取与《时代周刊》（Times）以及新闻周刊（Newsweek）等西方主流杂志的形式，吸引西方读者。虽然内容依旧是伊斯兰教义，但通过模式创新，能够吸引到对教义有兴趣的人。
洛依特同时表示，流行文化（Pop Culture）也是伊斯兰国玩转的手段之一。他们会借鉴诸如“半条命”等流行的射击游戏，瞄准40岁以下的男性受众，塑造战士的形象。最著名的是一款叫做“圣战模拟器”的网络游戏，游戏内容与“侠盗车手”十分相似。有趣的是，游戏主角并非我们印象中的恐怖分子形象，他们不带黑头巾，而是开着美国警车的长发美国少年。
伊斯兰国还会量身打造内容，专门针对特别人群。比如加入伊斯兰国的德国饶舌歌手Deso Dogg，就成为伊斯兰国招募德国圣战者的窗口之一。
“我完全同意，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机制是成功的。”洛依特说。
就在网络宣传不断遭受打击的同时，随着控制领土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伊斯兰国的宣传模式也在悄悄发生转变。
从血腥的斩首录像，到宏大的战争场面，再到现在更多的”美好景象”展示，伊斯兰国越来越多偏向让外界相信”伊斯兰国的生活有多美妙””活在安拉的国度多么幸福”。
洛依特说，随着伊斯兰国组织更趋近于国家结构，”他们将会更加官僚化，相应的宣传内容也会趋向安定繁荣。”
金牌营销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官僚化的过程显然已经开始。
随着管制区的不断扩大，伊斯兰国已经建立了类似现代国家的官僚制度。在领袖易卜拉欣下，设宗教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安全委员会，地方也有行政部门架构，分管安全、情报、财政、医疗，以及媒体等等。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也并未放弃“品牌营销”的策略。Twitter上的猫账号以及官方英语宣传杂志《达比克》（Dabiq），都尝试从软性消息的角度，吸引和招募支持者。
当然，伊斯兰国的营销手段远不止如此。
就在中国女孩们在淘宝上高呼“剁手”的时候，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也在实体店和网上商店里“买买买”。不同的是，他们买的是伊斯兰国的周边产品，诸如T恤、手办（手办：也常被称作人形或figure，指的是现代的收藏人物模型）等等。
伊斯兰国卡通手办。设计师：黄诺笙
最出名的是一家印度尼西亚网站Zira Moslem Merch（已被封）。货物琳琅满目，最低只需花费7美元，一件伊斯兰国主题T恤就可以到手。
Zira Moslem Merch的Facebook上一度写着“我们的设计紧跟潮流”。
除了自信满满的口号，Zira Moslem Merch还为自己的产品设计了像西方大片一样的海报，吸引购买者。
在这种语境下，”伊斯兰国”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另类“潮牌”，这也是伊斯兰国”合法化”的手段之一。当极端宗教思想与”潮流”二字跨界糅合，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无疑大大增强。
这种“潮牌”的营销方式，同样大量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其中贩卖平台除了网站外，Facebook是最方便的“网店”。虽然不断遭举报被“封封封”，但新账号仍旧层出不穷。
在运用新媒体平台“炒作”自己这一点上，伊斯兰国甚至比部份国际品牌和“太想红”明星都深谙其道。
“曝光率，曝光率，曝光率”几乎可以总结为伊斯兰国营销的大原则。不论是社交媒体上的深耕，又或者是周边衍生产品的精美设计，线上互动和线下体验相结合，终极目的只有一个——让“伊斯兰国”的标志和理念，无所不在。
后记
搜索伊斯兰国关键词，Twitter上的相关账号仍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断增多。
八月二十八号，我与Twitter账号上仍残存的一个活跃伊斯兰国支持者聊了聊，希望能知道更多。
“兄弟，下载一个叫做Telegram的软件，注册好，把ID告诉我，我们在那里聊。”
依照指示将Telegram ID私信发给他后，他的账号陷入了沉默。
一个小时后，我刷新了私信页面，系统提示：
“该账号已被冻结。”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09-international-ISTWITTER/
“我正在追踪Twitter上的伊斯兰国成员。”
“什么成员？”
“猫。”
“哈？”
“没错，伊斯兰国战士的猫，照顾它们的战士还有专门的称号——Mewjahid（圣喵士）。”
枪炮与猫咪
在不胜枚举的伊斯兰国官方Twitter（推特）账号中，有一个不起眼的账号——Islamic State Cats（伊斯兰国猫咪）。关注数只有五千两百多人，但在其他账号不断被封禁时，它却屹立不倒。因为这个账号极少发布血腥暴力讯息，大部分的主题，都关于伊斯兰国成员在战场上和生活中偶遇并收养的猫。
跟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名作《我是猫》中那只幼猫一样，这些在战场上或巷子中被领养的小猫，都没有名字。看到伊斯兰国战士的那一刻，它们的内心大概也在思索：眼前这个提着枪的男人，究竟是谁？
他们自称Mewjahid，Mujahid（阿拉伯文，意为圣战士）的变体，我姑且翻译为：“圣喵士”。
只要Mewjahid和小猫在一起，拍张照，上传到Twitter，往往就能得到成千上万人的关注。伊斯兰国战士声称：“它们跟我们在一起，很幸福。”
为了测试这种作法的受欢迎程度，我向一名“猫奴”朋友提到这个账号。
朋友立刻拿起手机查了起来，“哦找到了，蛮有意思的。Mewjahid，what is Mewjahid？（什么是Mewjahid）”
我把来龙去脉跟朋友讲了个清楚后，她骂了句脏话，恨小猫怎么成了伊斯兰国的招牌。
“是不是很有创意？看到小猫，你会不会不由自主翻阅他们的Twitter？”
“会，而且已经转发了。”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用几张萌萌的小猫照片，俘获爱猫人士的心，真正要传播的，是抱着猫的伊斯兰国战士。而猫奴们，顺手就会翻到账号上其他关于教义、关于伊斯兰国的信息。也许这些人里面，就有想加入伊斯兰国的呢！
我注册了一个推特账号，特意把头像换成一只可爱的小猫，做出一副“猫奴”的样子，尝试着去调戏伊斯兰国的猫，以为“共同”的爱好会吸引背后的博主跟我聊上两句。不知是过于谨慎，还是根本对猫就不感兴趣，伊斯兰国的猫压根就没理过我。
2015年八月初的一天，“伊斯兰国的猫”这个账号凭空消失了。
“你是伊斯兰国支持者？那咱们得聊聊”
“猫没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当然不能就此作罢，没了猫，还有人。于是在茫茫Twitter海洋中，我开始打捞疑似伊斯兰国成员或支持者。
好在他们并不难找。只要你在伊斯兰国部分官方账号被封前细心观察关注者名单，就会发现蛛丝马迹。首先是用户名，一般是宗教名或者自称“安拉的战士”等；其次是头像，他们的头像往往使用的是不知名的伊斯兰国战士照片，或者直接就是伊斯兰国的黑底白字旗帜。
最关键的，是他们发布的Twitter内容。
“反西方对伊斯兰国的轰炸！”
“安拉会惩罚你们。”
“伊斯兰国管控下的小孩子，在幸福的生活。”
“斩首是为了警示你们，不依安拉旨意，将会受到惩罚。”
从英语到法语再到阿拉伯语，语言多种多样。但内容主题基本恒定为三类：一、战场讯息，招募讯息；二、恐吓讯息，比如斩首、轰炸等等；三、宣传讯息，主要传播伊斯兰教义，及突显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人们，生活多么幸福。
“Akhi你好，对你的故事很感兴趣。”在数度勾搭无果后，我终于抓住了跟伊斯兰国支持者搭话的秘诀——使用有亲近感的称呼或口号，比如“Akhi”，阿拉伯语的“兄弟”。
“什么故事，Akhi？”终于有了回音，他叫@Khalifa171，自称仍在非伊斯兰教法国家（Daar al-kufr）生活。
他说，“有时候我在想，怎么像先知穆罕默德带领信徒迁徙一样，前往伊斯兰国，可是我的妻子要坐轮椅。但我肯定安拉一定会指引我们。”
“那你是怎么得到有关伊斯兰国的讯息的呢？通过Twitter吗？”
他许久未答，最后才说，“每个穆斯林都是对方的aspirator。”
Aspirator？吸气机？这句谒语般的回复，让我苦思许久，才大胆推测他的意思是，每个穆斯林都是他的消息源。
他说的没错，只要你将自己当做一个支持伊斯兰国的穆斯林，Twitter就是你的广量讯息库。除了不断被封禁的伊斯兰国官方账号，绝大部份在Twitter上传播伊斯兰国消息的，都是自发的支持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懂英文，识电脑，知道怎样通过Twitter，寻找到自己想要的讯息，再通过相同的平台，以倍增的规模传递出去。就像藏在稻谷堆下的无数火星，稍不留神，就可以引发大火。这才是这支生力军的可怕之处。
我们不妨称之为，伊斯兰国的网络“游击队”。
@conel就是这样一个“游击队员”，我尝试与他接触，几次都没成功。直到有一天，我转发了他的一条推文，并高呼“Allahu akbar”（阿拉伯语，意为真主至大），才最终换得他的关注。这还不止，他甚至转发了我的推文并点赞，如果我是真的伊斯兰国支持者，该多么受到鼓舞啊。
不管怎样，跟他们搭上话，并不像想像中那样难。
“Akhi，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这么跟你说吧，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都在破产边缘了，塔利班的指挥官们现在都叛逃到伊斯兰国了，所以伊斯兰国的阿富汗人正在增多。”@conel显然不吝将这”内幕”消息跟我分享。
“啊，真是个大消息，你是在伊斯兰国作战吗？”
“很遗憾我还生活在非教法国家，还不是圣战士。”
“那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当然是从推文知道的。”@conel很不屑地回答。
“可是我怎么就查不到这些呢？我也想知道。”
“兄弟，去我的关注名单看一下，把他们都关注了，你就可以像我一样什么都知道了。”
“听人劝，吃饱饭”。我听了@conel的建议，将他关注名单里的人关注了个遍，好了，以后就能掌握最大量的伊斯兰国信息了。
这种想法显然太天真了。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大清洗”，正悄悄进行。
封的就是你
其实清洗从未间断，伊斯兰国支持者也不断采取各种手段，来躲避追踪。
@conel就是个例子。
与其他人不同，关注@conel的账号，要通过他本人的认证，才能成功。但凡他不接受的关注，看到的Twitter主页只是一片空白，这就大大降低了账号被封的风险。
可他还是在这波清洗中消失了。
与他一起消失的，还有许多疑似伊斯兰国成员及支持者的账号。我的Twitter账号，一度关注了近三十个伊斯兰国官方和支持者账号，但就在八月的某一天，打开following名单，发现数字由35降到了12，除了纽约客、华尔街日报等媒体账号，仅有三个伊斯兰国支持者账号仍旧存活。
在Twitter世界中，伊斯兰国支持者早已自成团体。每当有账号被封，拥有者都会迅速启用新的ID，类似中文微博的转世，一般也是原ID后缀数字，代表转世次数。然后其他用户奔就会走相告，吸引曾经的关注者。
可是新账号被封后，积累粉丝需要时间，信息的有效传递变少，他们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
“Akhi，说话要谨慎，现在很多人在追捕我们的账号。”一名伊斯兰国支持者对我说。
“千万不要乱点链接！这样会让你坐牢！”残存的账号们大声疾呼。
有人声称这类链接内含恶意软件，一旦点击，就会泄露用户的真实IP地址，进而暴露用户的真正所在地。这对部份伊斯兰国支持者来说，不光有账号被封的风险，还意味着遭本国政府追查，进而面临牢狱之灾。对于这些支持者，各国采取的做法不一，印度尼西亚政府早前曾出台法案，取消本国内伊斯兰国支持者的国籍并收回护照；澳大利亚等国普遍采取的也是对这一类人拒发护照。而对于有计划实施恐怖活动的本国支持者，不少国家都会采取逮捕行动。
显然这些伊斯兰国支持者里不乏技术控，甚至立刻有人提出解决方案，“兄弟，用TOR啊！”
TOR是一款免费的匿名通讯软件，核心是“洋葱路由”（The Onion Router ）。这款软件最初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的员工、数学家西维森和里德开发，原用于保护美国情报通讯安全。二十年后，却成为伊斯兰国支持者的救命稻草。
不过到今天，TOR也救不了他们了。因为在“大清洗”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同样庞大的反伊斯兰国网络力量。
“我们是你一手创造的幽灵”
追捕伊斯兰国支持者账号的网络力量主要分为两股，一股是正规军：各国政府、相关机构等。
另一股，我更愿意叫他们志愿军。
他们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为了相同的目标，结合在一起：打击伊斯兰国网络传播。
Ghost Security就是这样一只“志愿军”。
Ghost Security在Twitter上十分活跃，专门封堵涉及伊斯兰国信息的Twitter账号。一旦发现疑似的官方账号和支持者账号，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匿名或者实名举报，也可以直接在Twitter官方账号上向他们提供线索。
这个民间组织架构很清晰，有专门的公关部门。就连封锁账号，都有不同的分类。
We are the ghosts that you have created. 我们是你一手创造的幽灵。——Ghost Security
找到了合适的时间，我跟Ghost Security网络下一个叫@ISHuntingClub 的人聊了聊。
“嗨，Hunter（猎人），能介绍一下你们的组织吗？”
“我们是全球性的反恐机构，专门在虚拟世界前线对抗恐怖主义活动，网络和社交媒体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在网络世界的行动包括收集活跃的威胁性情报，数据分析，发动网络战，网络监控，并为我们的客户提供现况分析，捍卫网络空间的自由。”说起自己的使命，Hunter有些滔滔不绝。
Ghost Security成立于法国《查理周刊》遇袭事件之后，成立时间并不长，组织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大家都是抱着“对伊斯兰国打击远远不够”的态度，加入了组织。
“我们能在网络世界给他们毁灭性打击，进而破坏他们的网络交流及宣传。”Hunter说。
根据Ghost Security提供的数据，伊斯兰国成员及其支持者在Twitter上拥有超过十万个账号。他们自称对伊斯兰国的打击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冻结了大约五万七千个用来招募成员并计划实施恐怖活动的伊斯兰国账号。不仅如此，在与执法机构合作下，他们还追踪定位并成功关闭了超过一百个伊斯兰国用来进行大量宣传活动及招募新成员的网站，同时也戳破数次计划中的恐怖袭击。
“毫无疑问伊斯兰国充分的利用了社交媒体平台，他们将Twitter的作用发挥至极致，用来招募成员、吸引潜在的圣战者，尤其是西方人，为他们及穆斯林意识形态作战。”
在组织成员看来，当前能够有效反击伊斯兰国的手段，唯有不断攻击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和数字资产，进而可以打击他们的通信能力，有效降低他们的讯息传播。
在Ghost Security的系统下，有一个自动化系统，通过筛选，标记潜在伊斯兰国账户。在系统自动标记潜在账户后，组织内会人工加以验证。如果证实账号与恐怖主义相关，便会被添加到Ghost Security的数据库内，并设置进行账号删除。
“删除大量账户，也不过仅需几个小时。”
他们同时还采用攻击伊斯兰国服务器的方式，令伊斯兰国的不同网络平台瘫痪，并声称会截获伊斯兰国成员间的Twitter推文，并将这些内容转交给国际执法部门。
在被问到是否曾受到伊斯兰国的威胁时，Hunter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每天都面临很多次的生命威胁。”
不过他的Twitter内容可是有点“暴脾气”，不乏@伊斯兰国支持者的挑衅言论，“帮我们大家个忙，把你自己炸飞吧！没人在乎你的威胁，我们当然也不怕伊斯兰国成员！”
“比起发布威胁推文，我劝你还是快跑吧，不然可有大麻烦喽！”
网络上的志愿军不只Ghost Security一支，全球最大的骇客组织Anonymous（匿名者），同样向伊斯兰国网络平台宣战，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社交平台上大量涉及伊斯兰国的账号被冻结。严格来说，Ghost Security也算是Anonymous的分支之一。
我们是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我们是骇客，破解者，激进骇客，网络钓鱼者，特工，间谍，或者只是你隔壁的普通人。——Anonymous
与Ghost Security不同的是，Anonymous除了辨别并删除涉及伊斯兰国的社交账号，还扬言将公布这些账号背后的私人信息。他们称伊斯兰国为“病毒”，自己就是专对付这种病毒的“解药”
仅仅依靠民间力量，显然无法完全阻止伊斯兰国的网络活动。因此除了Twitter加强监管外，各国政府，包括国际组织也出台措施，围堵伊斯兰国的网络攻势。
欧盟刑警组织就在今年七月一号成立特别部门，专门负责打击伊斯兰国在网上的宣传活动。
与Ghost Security的做法相同，这一特别部门的主要任务，也是在网上辨别并删除伊斯兰国的宣传讯息，同时通过有效的追踪，查出这些讯息背后的人员和身份，打击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机制。
伊斯兰国的宣传美学
只要曾经关注过伊斯兰国问题，看过他们发布的几条录像，就会发现，在制作手法上，伊斯兰国“宣传部门”的专业程度，不输影视制作公司和电视台。
许多网络流传的视频中，都能看出多机位，高清化的拍摄模式；内容的编排和场面营造，也与电影模式相去不远。
在火刑处死约旦飞行员的视频中，制作人员精心调试了画面的色调，并运用了配乐、慢镜头、受害者大特写以及现场声等专业拍摄剪辑手段。如果这不是一段宣扬恐怖主义的视频，你甚至会佩服摄影和导演的功力。
浓重的伊斯兰烙印加上现代化的包装手段，让伊斯兰国的宣传模式在数个恐怖组织中，鹤立鸡群。
“他们的叙事方式，与大部份后殖民运动相似。”长期研究伊斯兰国传播模式的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夫.洛依特（Christoph Reuter）对端传媒记者表示，伊斯兰国的宣传手段，跟所有的运动美学有相通之处。尤其与殖民地国家反宗主国运动相似，主要宣扬本民族没有被污染过的辉煌文明。
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机制是成功的。——克里斯托夫•洛依特
伊斯兰国的宣传远远不止视频和图片，他们的一套宣传体系中，包括杂志、广播及游戏等等。
洛依特称伊斯兰国的宣传内容双管齐下，其官方杂志的内容和包装，完全采取与《时代周刊》（Times）以及新闻周刊（Newsweek）等西方主流杂志的形式，吸引西方读者。虽然内容依旧是伊斯兰教义，但通过模式创新，能够吸引到对教义有兴趣的人。
洛依特同时表示，流行文化（Pop Culture）也是伊斯兰国玩转的手段之一。他们会借鉴诸如“半条命”等流行的射击游戏，瞄准40岁以下的男性受众，塑造战士的形象。最著名的是一款叫做“圣战模拟器”的网络游戏，游戏内容与“侠盗车手”十分相似。有趣的是，游戏主角并非我们印象中的恐怖分子形象，他们不带黑头巾，而是开着美国警车的长发美国少年。
伊斯兰国还会量身打造内容，专门针对特别人群。比如加入伊斯兰国的德国饶舌歌手Deso Dogg，就成为伊斯兰国招募德国圣战者的窗口之一。
“我完全同意，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机制是成功的。”洛依特说。
就在网络宣传不断遭受打击的同时，随着控制领土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伊斯兰国的宣传模式也在悄悄发生转变。
从血腥的斩首录像，到宏大的战争场面，再到现在更多的”美好景象”展示，伊斯兰国越来越多偏向让外界相信”伊斯兰国的生活有多美妙””活在安拉的国度多么幸福”。
洛依特说，随着伊斯兰国组织更趋近于国家结构，”他们将会更加官僚化，相应的宣传内容也会趋向安定繁荣。”
金牌营销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官僚化的过程显然已经开始。
随着管制区的不断扩大，伊斯兰国已经建立了类似现代国家的官僚制度。在领袖易卜拉欣下，设宗教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安全委员会，地方也有行政部门架构，分管安全、情报、财政、医疗，以及媒体等等。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也并未放弃“品牌营销”的策略。Twitter上的猫账号以及官方英语宣传杂志《达比克》（Dabiq），都尝试从软性消息的角度，吸引和招募支持者。
当然，伊斯兰国的营销手段远不止如此。
就在中国女孩们在淘宝上高呼“剁手”的时候，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也在实体店和网上商店里“买买买”。不同的是，他们买的是伊斯兰国的周边产品，诸如T恤、手办（手办：也常被称作人形或figure，指的是现代的收藏人物模型）等等。
伊斯兰国卡通手办。设计师：黄诺笙
最出名的是一家印度尼西亚网站Zira Moslem Merch（已被封）。货物琳琅满目，最低只需花费7美元，一件伊斯兰国主题T恤就可以到手。
Zira Moslem Merch的Facebook上一度写着“我们的设计紧跟潮流”。
除了自信满满的口号，Zira Moslem Merch还为自己的产品设计了像西方大片一样的海报，吸引购买者。
在这种语境下，”伊斯兰国”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另类“潮牌”，这也是伊斯兰国”合法化”的手段之一。当极端宗教思想与”潮流”二字跨界糅合，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无疑大大增强。
这种“潮牌”的营销方式，同样大量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其中贩卖平台除了网站外，Facebook是最方便的“网店”。虽然不断遭举报被“封封封”，但新账号仍旧层出不穷。
在运用新媒体平台“炒作”自己这一点上，伊斯兰国甚至比部份国际品牌和“太想红”明星都深谙其道。
“曝光率，曝光率，曝光率”几乎可以总结为伊斯兰国营销的大原则。不论是社交媒体上的深耕，又或者是周边衍生产品的精美设计，线上互动和线下体验相结合，终极目的只有一个——让“伊斯兰国”的标志和理念，无所不在。
后记
搜索伊斯兰国关键词，Twitter上的相关账号仍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断增多。
八月二十八号，我与Twitter账号上仍残存的一个活跃伊斯兰国支持者聊了聊，希望能知道更多。
“兄弟，下载一个叫做Telegram的软件，注册好，把ID告诉我，我们在那里聊。”
依照指示将Telegram ID私信发给他后，他的账号陷入了沉默。
一个小时后，我刷新了私信页面，系统提示：
“该账号已被冻结。”
维吾尔族外逃与加入伊斯兰国大起底
作者：侍建宇 馬岩岩 馬詩萌 記者 許芷君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0-international-UygurISIS/
进入伊斯兰国，他后悔了
维吾尔人艾力普（化名）决定逃离家乡──新疆哈密。
2013年的一天，他告别妻儿，直奔云南，四处寻找蛇头，而后取道东南亚，徒步穿越泰国，辗转抵达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一段时间后，又被一个“机缘巧合”下认识的维吾尔人带至“生活会更好”的伊拉克境内，艾力普就这样踏进了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下文简称IS）。
不久，他后悔了。
不愿透露更多在IS生活的细节，艾力普只告诉端传媒，他很快发现那里战事炙热，一不小心就会性命不保。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个能够“完全奉献”的穆斯林，那样恪守伊斯兰教法的社会也不适合他。于是不到半年，他再次选择逃离，趁当时土耳其边境管理尚不严格，从IS逃回伊斯坦布尔。
如今，艾力普和追随他偷渡出新疆的妻儿住在伊斯坦布尔，经商为生。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常驻土耳其开色利（Kayseri）的副主席萨伊特（Seyit Tumturk）称，近两年，如艾力普这样从中国逃出，进入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大约有8000–10000人左右。
这些“外逃的维吾尔”中，有一些被安置在土耳其中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开色利城，另一些留在伊斯坦布尔，主要生活在靠近城西国际机场的区域，如Zeytinburnu和Sefaköy。
艾力普毫不讳言他初到土耳其时的失望。在这个失业率常年停留在10％以上的国家，偷渡者谋生绝不容易。原本对土耳其的美好愿景很快被拮据的生活打破，这是促成艾力普愿意去伊拉克”寻找更好生活”的主要原因。
54岁的维吾尔人阿布都拉罕（Abdulahim）出逃则是为了“更有尊严的生活”。 由于在家乡伊犁（新疆北部城市）“没办法有尊严地生活，更没法正常地过伊斯兰宗教生活”，阿布都拉罕逃至土耳其，现居开色利。
与他一起住在开色利的，还有1000名左右维吾尔人，他们逃至这里后，被安置在几栋五层高的公寓中。毫无特征的方形楼宇外，是宽阔的马路和异常笔直的白杨树，这景色与几千公里外新疆城市中寻常小区的景致颇为相似。
不止气候与城市特征有相似之处，由于同属突厥民族，语言相近，新疆维吾尔人对于土耳其一直存有亲近感甚至归属感。因此，近年维吾尔人出逃的目的地多选择土耳其。
“外逃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的生存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少数，这些维吾尔人在土耳其有亲戚朋友，可以通过关系寻得工作，生存下去。第二类也是少数，他们性格较为独立，有经商头脑，可以很快适应土耳其当地社会生活。第三类“外逃维吾尔”则是大多数，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人生地不熟，他们到达土耳其后大多没有工作，靠偶尔打打零工和社会救济维持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色利，妇女与孩童占有非常高的比例。穿着遮盖全身、只露眼睛的黑色罩袍，开色利的维吾尔女性称，逃到土耳其是“为了小孩的教育”。她们解释，在新疆，没有能够学习传统伊斯兰教义与维吾尔民族文化的环境。在开色利的安置区，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学校，教孩子读《古兰经》。
但外逃者很快发现，土耳其远比他们想像的世俗，满目的西方现代化特征冲击着他们追求伊斯兰宗教保守生活的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一名反恐学者向端传媒透露，或许是利用了这种失望心态，不少组织对这些初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拍摄音视频档，展示穆斯林正在叙利亚过着更为宗教正统的、平静幸福的生活，最终目的是吸引观者加入IS。
中国政府与国内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对维吾尔人“外逃”的鼓动，实际上从新疆境内就已经开始，而IS及其宣传网络更可能是真正的鼓动者。
如艾力普这样，受到鼓动进入IS又逃出来的人只是极少数。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研究维吾尔问题的学者透露，现在进入IS和叙利亚的维吾尔战士总计可能超过4000名，已经战死的超过500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中国官方此前提及的数目，但尚没有其他信源能够交叉验证这一说法。
中国官方只有两次直接或间接地提及参加IS的维吾尔人数目。2014年，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援引国外媒体消息称, 大约有100名中国籍公民在中东作战或接受训练，其中主要为“东突分子”。2015年初，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在与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见面后，透露中方提及”有300多名中国人以马来西亚作为中转站，前往第三国，再加入IS。”
据这个土耳其讯息源称，这4000多名维吾尔人分属不同军事组织；大部分加入IS，也有颇多人加入叙利亚反抗军的行列，甚至也有少量加入叙利亚政府军。不论为谁而战，共同点是他们同时接受了战场武装训练。
世维会副主席萨伊特对端传媒说，他和工作伙伴正在尽力说服迁入开色利的维吾尔人不要前往叙利亚或IS，而是留在土耳其过“正常的生活，让小孩受正常的教育”。
但只靠救济并非长久之计。未来何去何从，被安置在开色利的维吾尔人尚无定论。
现在，定居伊斯坦布尔的艾力普一边帮人做房屋买卖仲介，一边与人合伙开办馕饼（一种新疆食品）工厂，批发分销到伊斯坦布尔的零售杂货店。他同时还前往中东其他国家，将土耳其的货品出口贸易到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他的妻子也十分勤奋，两年前开始在家中做手工。如今一家人已经筹到钱在伊斯坦布尔买房子。
相对其他“维吾尔外逃人士”，艾力普一家人的境遇算是十分幸运。
逃亡之路 命运不在自己手中
与艾力普相似，在土耳其寻找“正常宗教生活”的阿不都拉罕也是取道东南亚最终抵达土耳其的。他与一个朋友于2014年持有效中国护照，从广州申办马来西亚旅游签证，后出走至土耳其。
据前文提到的新加坡学者介绍，911恐怖袭击以前，维吾尔人非法出境，主要是跨越新疆西部边境，抵达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但随着中国与西边邻国反恐合作升级，从西线“外逃”变得困难。
此后，维吾尔偷渡者转向中国南部边境省份，像是云南、广西、广东。有鉴于西线严酷的反恐氛围，南线成为偷渡的另一个选择。于是，东南亚成为维吾尔人“外逃”的必经之路。
准备出逃的维吾尔人常常变卖农田财产，倾其所有交付蛇头，但他们接下来的命运则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这一家17人手中所持护照上“国籍”一栏，全部填写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栏则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区）。
2014年，泰国政府在国境南部丛林中发现了约400名维吾尔人，当时他们正在逃往土耳其途中。除100多人逃走外，其余300多人被关进泰国南部的数个难民营。
联合国难民署亚太地区发言人Vivian Tan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介绍，这批难民当时自称是土耳其人，并表示希望回到土耳其。
这些偷渡客中，Tekmakan Ashan一家17人在2015年3月的偷渡审判进程备受关注。这家人的代表律师Worasit Piriyawiboon接受端媒体采访时表示，案件审理期间，泰国一直收到中国政府的压力：“中国方面每周会给泰政府发送很厚的政府间档案，以证明这些偷渡客来自新疆，但土耳其政府方面则对此保持沉默。”
端传媒记者看到这一家17人手中所持护照上“国籍”一栏，全部填写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栏则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区）。
事后，中国官方公开指责土耳其驻东南亚地区的使馆人员协助“维吾尔人外逃”，为他们提供旅行证件与其他便利。
在两国政府漫长的举证过程中，这些前途未卜的维吾尔人，居住在曼谷非法移民拘留所中三幢三层高的楼内。这里共关押着约150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偷渡者。每间房内约有60到80个人，有的牢房甚至关押上百人，每人平均的活动空间只有一平方米。闷热的房间里只有简单的风扇设备，被关押者洗澡、睡觉、吃饭、祈祷、看书读报都在这里。室内没有电话，但允许探视、送钱，以供关押者在拘留所内购买简单的食物用品。
经过数月的审理，这家人及170多名偷渡的妇女和儿童于5月至7月先后被送至土耳其。而另外的109名维吾尔偷渡者（主要为男性）则于7月被遣返中国。至本报道撰写时，他们仍被拘留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等待处理。
另一群在马来西亚被发现的维吾尔人命运则完全不同。
马来西亚人权组织人民之声前执行长叶瑞生向端传媒分析，这次马来西亚反常行为很可能与马来西亚面临的人口贩卖评级相关。
2014年10月，马来西亚警方在首都吉隆坡郊外两个公寓里，分别拘捕了90名与65名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人，其中有79名个成年人与76个儿童。
目前仍居住在其中一处公寓的住户向端传媒回忆，这些维吾尔人挤在这个公寓中的一个房间里长达一年多。他们曾在夜里听见那房间里传出炒菜的声音，有时会看到阳台上有孩子睡觉，或是女人祈祷。但大部份时间，维吾尔人都把自己关在挂着巨大黑色窗帘的屋里，即使房东来收房租，也只是将门打开一点，把钱递出去。“完全无法想像这么多的人在一个屋子里住了那么久！”
端传媒记者目测，这个小区比较大的房间是三室一厅，面积大约六、七十平方米，那些维吾尔人可能就是挤在这种房型，或者更小的房间中。
蜷缩一年多后，马来西亚最终同意将他们送往土耳其。端传媒从不同消息来源了解到，这些人没有跟当地中国大使馆联系的意图，而是要求跟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见面。难民署展开调查后认为值得保护他们。马来西亚政府接受报告后，决定将他们送到土耳其。 这一处理方式与此前马来西亚处理相似案例的方式颇不相同，令外界意外。
2011年至2012年期间，先后有数十名维吾尔人偷渡到马来西亚后被捕，他们都被悉数遣返中国。一名接近联合国难民署的人士向端传媒证实，2011年马来西亚将11名维吾尔人送回中国，是因为中国向马来西亚政府施压。
马来西亚人权组织“人民之声（Suaram）”前执行长叶瑞生向端传媒分析，这次马来西亚的“反常行为”，很可能与马来西亚面临的人口贩卖情况评估相关。
叶瑞生说，此前，马来西亚被美国列入“人口贩卖中心”名单，马方对此表示不满，要求美方能重新评级。美国为了能与马来西亚达成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是指由新加坡等四国启动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先后加入谈判）。“马来西亚需要在提升后适当表现一下，对待这155名维吾尔人的方式就是表现。”
除了公开出来的案例之外，据传马来西亚政府还曾低调地将更多维吾尔人送到土耳其。
“人民之声”一名协调员接触马来西亚移民局之后了解到，从2012年至2014年，马来西亚当局将约3000名维吾尔人送到土耳其。
他还向端传媒表示，作为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与土耳其数年前曾达成一项内部协议：不将维吾尔人送返中国或第三国。为了避免引起中国愤怒，双方尚未公开这项协议。
他称，时任土耳其总理、现任总统热杰甫·埃尔多安（Recep Erdoğan）主导这项协议。马来西亚方面则由内政部长扎希德（Ahmad Zahid bin Hamidi）和在野党政治家赛夫丁·伊斯梅尔（Saifuddin Ismail）处理。截至发稿前，土耳其驻吉隆坡大使馆、赛夫丁以及马来西亚移民局都未对端传媒相关采访要求作出回应。
每人的外逃的花费大约是2千-1.5万美元（约合1.5万至10万人民币）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贩子欺骗，可能花费更多。
在前途未卜的偷渡旅程中，决意出逃的维吾尔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准备足够的金钱。据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一名偷渡者称，他花了三万人民币穿越中国边境，之后在越南先付给人口贩子9000人民币，在柬埔寨又付了23000人民币。
世维会副主席萨伊特说，依据实际情况不同，“每人的外逃花费大约是2千-1.5万美元（约合15000至100000人民币）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贩子欺骗，可能花费更多。
路透社曾援引知情人士称，蛇头听闻是越南人偷渡会收取1000美元（约6000多人民币），若是维吾尔人则会上涨五到十倍。
选择出逃 偷渡者还是恐怖分子
虽然同为逃亡者，艾力普与阿布都拉罕无论是出逃原因，还是对土耳其失望的原因都并不相同。
曾进出IS的艾力普，当年出走家乡是因为猎杀了珍稀动物。2013年，艾力普因为在新疆戈壁滩非法猎捕中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羚羊遭到政府通缉。他知道朋友在新疆坐牢所受的痛苦：生病不能就医，甚至病死狱中。他怕一旦坐牢就不能活着出来，于是决心出逃。
在经历了“不习惯IS的极端信仰方式”、在土耳其找不到好的谋生方式一系列挫折后，艾力普现在常常想，过去在哈密，就算坐牢，生活在政府管制下，有诸多限制，但是出狱后还可能做点小生意，安度余生。而现在只能浪迹异乡，别无他法。
与艾力普追求更好生活的世俗要求不同，阿布都拉罕的出逃与不满源自对于伊斯兰宗教生活的向往。
维吾尔社会一方面要面对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社会现状，另一方面则无力消化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力袭击之后的民族关系撕裂与官方有针对的打压，宗教保守主义成为维吾尔人寻找寄托的方式之一。
出逃者中，与阿布杜拉罕持同样观点的占多数。但很难确定最终走入IS的维吾尔人当初出逃时抱着怎样的心态，而追求保守宗教生活的目标又是在何时何地转化为“依靠暴力行为寻求解决”的行动。
中国官方对于这一问题的表态及用词也愈加小心谨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傅莹在今年7月于新加坡举行的讲座中表示，要将恐怖分子与某个民族、某种宗教区分开来。在今年7月10日召开的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在泰国被遣返的维吾尔人为“非法偷渡者”，而非“恐怖分子”。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曾采访了数名维吾尔出逃者，其中一人表示，自己出逃是因为不能在新疆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妻子不能穿戴蒙面罩袍”；另一人表示出逃是因为私下开办古兰经学校。
实际上，穿戴蒙面罩袍和开办地下古兰经学校在新疆既非传统，也非常态。它们是伊斯兰教中保守的瓦哈比教派在1980年代左右传入新疆后逐渐发展出的事物。
与土耳其类似，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分支的维吾尔人，传统上是穆斯林中较为世俗化的一群。女性很少穿戴蒙面罩袍，传统服饰是艾迪莱斯丝绸所制的花色裙装。处于亚欧大陆通商要道的地理位置，赋予维吾尔人经商的传统，他们通常心态开放，善于接受新事物。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全球伊斯兰主义思潮兴起，倡导严格遵从教义的瓦哈比教派在维吾尔人中，影响力日益增大。维吾尔社会一方面要面对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无力消化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力袭击之后的民族关系撕裂，以及官方政策有针对性的“打压”。于是，宗教保守主义成为维吾尔人寻找寄托的方式之一。
宗教保守主义的具体表现包括：南疆地区穿戴蒙面罩袍的女性数量明显增多，维吾尔男性抽烟喝酒的人数减少，留大胡子的人数增多等等。
维吾尔人反世俗化的走向引起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的不安。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限制政策：穿戴罩袍与蓄胡者禁止出入公共场所，公务员与学生不允许进入清真寺礼拜，政府还对斋月封斋做出很多限制性规定等等。
这些“一刀切”政策不但为宗教保守主义者添加了“勇于反抗”的英雄色彩，更影响了普通穆斯林的正常宗教生活。
曾赴新疆南疆调研的新疆社科院副研究员吐尔文江·吐尔逊曾撰文强调，必须对现今的新疆穆斯林进行区分，他认为根据宗教态度，大致可将维吾尔人分为四类：
一是“文化穆斯林”，通常是党政官员、企业白领或大学生，很少参与宗教活动，也不忌烟酒，但依然存有宗教情感并遵守传统风俗。
二是“世俗穆斯林”，主要是农民、普通市民和商贩，会进行封斋（斋戒）、做礼拜、去清真寺等宗教活动，不排斥烟酒，怀着朴素的宗教情感。
三是“保守穆斯林”，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或原教旨主义。这个群体要求严格按照《古兰经》规范个人社会行为，行为方式类似清教徒，但不主张暴力，也没有政治诉求。
四是“极端穆斯林”，指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维吾尔群体，在宗教价值上有激进、极端的倾向。
需要注意的是，“保守穆斯林”比较容易被动员为“极端穆斯林”，而其他类别的穆斯林之间也可能因为各种时空因素，发生转换。
但“保守”与“极端”的转换并不是一个容易辨认与预防的过程，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压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剧这一恶化转变趋势。
按照这一标准，艾力普最初应属“世俗穆斯林”，而阿布都拉罕则接近“保守穆斯林”。大部份逃离新疆，在土耳其居住，穿戴蒙面罩袍、严格履行《古兰经》教义的维吾尔群体都可大致划为“保守穆斯林”范围。而赴IS有意识参加战斗的维吾尔人则可看做有政治诉求的“极端穆斯林”。
曾在新疆制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追求独立的数个维吾尔极端组织，毫无疑问也属于“极端穆斯林”行列。
即使是“极端穆斯林”，他们在加入IS时，也可能参杂家庭亲情、经济利益、民族怨怼等各式原因。例如被IS用作“宣传”典型，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名叫穆罕默德·阿敏（Muhammad Amin） 的八十岁维吾尔老人。根据土耳其当地维吾尔社群的消息，老人前往IS，纯粹是为寻亲。因为他的儿子携家带眷加入IS，他想念儿孙，只好前往叙利亚。至于他自己有多么相信IS宣扬的理想，值得质疑。
但“保守”与“极端”的转换并不是一个容易辨认与预防的过程。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压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剧这一转变趋势 。
恶性循环 “严打﹣反抗”循环链条
很明显，从十数年前的全球反恐战争开始，暴力与恐怖的“标签”开始与新疆维吾尔人如影相随。颇多加强管控的措施开始实行，有的变本加厉。走访海外的维吾尔社群，近年来，从禁止公务员去清真寺、限制中学生戴花帽，到新疆“便民联系卡”的限制住居迁徙（自2014年5月起，所有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新疆籍流动人口都须办理“便民联系卡”，登记去向。），激发怨气的实例不胜枚举，怨怼声浪直线攀升。
阿布都拉罕说：“新疆协警或警员常常没有道理地在街头阻停维吾尔人，随意查验身分、搜身。但是他们不会阻停汉人。如果维吾尔人询问理由或反抗，马上就会被逮捕，甚至被当场殴打，被说是思想有问题，受到极端伊斯兰思想影响。”
不加区分的管制不但针对整个维吾尔群体，甚至扩展到在新疆居住的其他民族。
一名居住在海外的新疆回族女性曾回忆自己入境新疆探亲的情景：他们让我把头巾拿下来，脱掉鞋子，把裤腰带也解下来。然后从头深浅软硬地摸到脚。执法人员的态度也很不好，“我感到作为穆斯林的尊严被赤裸裸剥光，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这名回族女性的丈夫称，去南疆时，执法人员在海关准备了剃须用具，看到某人留了大胡子，就会说“是你自己来，还是要我们帮你剃。”
新疆汉族同样受到牵连。有新疆汉人反映，由于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以65开头（新疆的身份证开头号码）而在内地被拒绝入住酒店。
此外，新疆官方对于伊斯兰宗教人士采取了异常严格的管理。于2005年出版的《新时期阿訇实用手册》详细罗列了阿訇（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日常行为规范，宣讲国家政策成为阿訇的日常工作。阿訇的任免与级别需要政府批准。 一些地方甚至组织阿訇伴着网络流行歌曲《小苹果》跳舞，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新疆穆斯林民众啼笑皆非。
清真寺阿訇因此逐渐失去当地维吾尔人的信任，地下私办的古兰经学院随之兴起，成为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传播方式。
中国官方在过去十数年公布的三份恐怖组织与恐怖份子通缉名单，都是维吾尔人，并指控他们为“东突势力”。此外，几份官方出版的新疆白皮书也不断指出，“东突势力”在新疆与中国境内不断制造暴力与恐怖攻击行动，进行分裂活动。所以，面对近年新疆多发的暴力事件，中国官方处理的策略总是倡导要防微杜渐，“严厉打击暴力恐怖袭击犯罪，并尽可能地，将这类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
相对地，海外维吾尔异议组织，如世维会，又总是指责中国滥用反恐名义，打压维吾尔人。中国政府声称发生在新疆的暴力事件是由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推动、策划和发动的。但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却认为：“极端的压迫会带来极端的反抗。”
于是，一个循环论证（circular argument）发展出来。
中国官方认定“暴恐”需要“被严打”。但是，到了海外维吾尔异议团体的话语中，“严打”就变成“压迫”，而既然“被压迫”，当然就要“反抗”。
在新疆，其实很难分辨究竟是“暴恐”先出现，还是“打压”先出现，抑或二者同时并存。“暴恐”与“反抗”，“严打”与“压迫”成了两组同义词，构成封闭的“循环论证”，根本无益于说明问题的实质。
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循环论证”可能已经衍生成为实际政策，一种自我预言式的（self-fulfilling）政策实现。近年的维吾尔非法偷渡移民不绝，很清楚可以观察到 “循环论证”的现实后果。“循环论证”成为一个铜板的两面，被中国政府与海外维吾尔异议组织各取所需地进行话语描述。
严格的管控策略其实更加凸显中国政府当前无法善治新疆的长期焦虑。也让政府的治理塌陷掉入自己设下的陷阱——“暴恐 – 严打 – 压迫 – 反抗”的循环论证。引入更全面严密的管控策略，只会带来更令人不安的后果。
但是，无可讳言，无论被称作“暴恐”还是“反抗”，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正在逃离新疆，而且其中一部分人更参与到暴力活动中。未来新疆要面对的威胁，或许不仅仅是拿大砍刀的几个无知青年团伙，更可能是有着实战经验，能操作现代化自动武器的战士。
（侍建宇，学者，现任教于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0-international-UygurISIS/
进入伊斯兰国，他后悔了
维吾尔人艾力普（化名）决定逃离家乡──新疆哈密。
2013年的一天，他告别妻儿，直奔云南，四处寻找蛇头，而后取道东南亚，徒步穿越泰国，辗转抵达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一段时间后，又被一个“机缘巧合”下认识的维吾尔人带至“生活会更好”的伊拉克境内，艾力普就这样踏进了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下文简称IS）。
不久，他后悔了。
不愿透露更多在IS生活的细节，艾力普只告诉端传媒，他很快发现那里战事炙热，一不小心就会性命不保。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个能够“完全奉献”的穆斯林，那样恪守伊斯兰教法的社会也不适合他。于是不到半年，他再次选择逃离，趁当时土耳其边境管理尚不严格，从IS逃回伊斯坦布尔。
如今，艾力普和追随他偷渡出新疆的妻儿住在伊斯坦布尔，经商为生。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常驻土耳其开色利（Kayseri）的副主席萨伊特（Seyit Tumturk）称，近两年，如艾力普这样从中国逃出，进入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大约有8000–10000人左右。
这些“外逃的维吾尔”中，有一些被安置在土耳其中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开色利城，另一些留在伊斯坦布尔，主要生活在靠近城西国际机场的区域，如Zeytinburnu和Sefaköy。
艾力普毫不讳言他初到土耳其时的失望。在这个失业率常年停留在10％以上的国家，偷渡者谋生绝不容易。原本对土耳其的美好愿景很快被拮据的生活打破，这是促成艾力普愿意去伊拉克”寻找更好生活”的主要原因。
54岁的维吾尔人阿布都拉罕（Abdulahim）出逃则是为了“更有尊严的生活”。 由于在家乡伊犁（新疆北部城市）“没办法有尊严地生活，更没法正常地过伊斯兰宗教生活”，阿布都拉罕逃至土耳其，现居开色利。
与他一起住在开色利的，还有1000名左右维吾尔人，他们逃至这里后，被安置在几栋五层高的公寓中。毫无特征的方形楼宇外，是宽阔的马路和异常笔直的白杨树，这景色与几千公里外新疆城市中寻常小区的景致颇为相似。
不止气候与城市特征有相似之处，由于同属突厥民族，语言相近，新疆维吾尔人对于土耳其一直存有亲近感甚至归属感。因此，近年维吾尔人出逃的目的地多选择土耳其。
“外逃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的生存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少数，这些维吾尔人在土耳其有亲戚朋友，可以通过关系寻得工作，生存下去。第二类也是少数，他们性格较为独立，有经商头脑，可以很快适应土耳其当地社会生活。第三类“外逃维吾尔”则是大多数，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人生地不熟，他们到达土耳其后大多没有工作，靠偶尔打打零工和社会救济维持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色利，妇女与孩童占有非常高的比例。穿着遮盖全身、只露眼睛的黑色罩袍，开色利的维吾尔女性称，逃到土耳其是“为了小孩的教育”。她们解释，在新疆，没有能够学习传统伊斯兰教义与维吾尔民族文化的环境。在开色利的安置区，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学校，教孩子读《古兰经》。
但外逃者很快发现，土耳其远比他们想像的世俗，满目的西方现代化特征冲击着他们追求伊斯兰宗教保守生活的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一名反恐学者向端传媒透露，或许是利用了这种失望心态，不少组织对这些初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拍摄音视频档，展示穆斯林正在叙利亚过着更为宗教正统的、平静幸福的生活，最终目的是吸引观者加入IS。
中国政府与国内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对维吾尔人“外逃”的鼓动，实际上从新疆境内就已经开始，而IS及其宣传网络更可能是真正的鼓动者。
如艾力普这样，受到鼓动进入IS又逃出来的人只是极少数。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研究维吾尔问题的学者透露，现在进入IS和叙利亚的维吾尔战士总计可能超过4000名，已经战死的超过500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中国官方此前提及的数目，但尚没有其他信源能够交叉验证这一说法。
中国官方只有两次直接或间接地提及参加IS的维吾尔人数目。2014年，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援引国外媒体消息称, 大约有100名中国籍公民在中东作战或接受训练，其中主要为“东突分子”。2015年初，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在与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见面后，透露中方提及”有300多名中国人以马来西亚作为中转站，前往第三国，再加入IS。”
据这个土耳其讯息源称，这4000多名维吾尔人分属不同军事组织；大部分加入IS，也有颇多人加入叙利亚反抗军的行列，甚至也有少量加入叙利亚政府军。不论为谁而战，共同点是他们同时接受了战场武装训练。
世维会副主席萨伊特对端传媒说，他和工作伙伴正在尽力说服迁入开色利的维吾尔人不要前往叙利亚或IS，而是留在土耳其过“正常的生活，让小孩受正常的教育”。
但只靠救济并非长久之计。未来何去何从，被安置在开色利的维吾尔人尚无定论。
现在，定居伊斯坦布尔的艾力普一边帮人做房屋买卖仲介，一边与人合伙开办馕饼（一种新疆食品）工厂，批发分销到伊斯坦布尔的零售杂货店。他同时还前往中东其他国家，将土耳其的货品出口贸易到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他的妻子也十分勤奋，两年前开始在家中做手工。如今一家人已经筹到钱在伊斯坦布尔买房子。
相对其他“维吾尔外逃人士”，艾力普一家人的境遇算是十分幸运。
逃亡之路 命运不在自己手中
与艾力普相似，在土耳其寻找“正常宗教生活”的阿不都拉罕也是取道东南亚最终抵达土耳其的。他与一个朋友于2014年持有效中国护照，从广州申办马来西亚旅游签证，后出走至土耳其。
据前文提到的新加坡学者介绍，911恐怖袭击以前，维吾尔人非法出境，主要是跨越新疆西部边境，抵达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但随着中国与西边邻国反恐合作升级，从西线“外逃”变得困难。
此后，维吾尔偷渡者转向中国南部边境省份，像是云南、广西、广东。有鉴于西线严酷的反恐氛围，南线成为偷渡的另一个选择。于是，东南亚成为维吾尔人“外逃”的必经之路。
准备出逃的维吾尔人常常变卖农田财产，倾其所有交付蛇头，但他们接下来的命运则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这一家17人手中所持护照上“国籍”一栏，全部填写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栏则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区）。
2014年，泰国政府在国境南部丛林中发现了约400名维吾尔人，当时他们正在逃往土耳其途中。除100多人逃走外，其余300多人被关进泰国南部的数个难民营。
联合国难民署亚太地区发言人Vivian Tan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介绍，这批难民当时自称是土耳其人，并表示希望回到土耳其。
这些偷渡客中，Tekmakan Ashan一家17人在2015年3月的偷渡审判进程备受关注。这家人的代表律师Worasit Piriyawiboon接受端媒体采访时表示，案件审理期间，泰国一直收到中国政府的压力：“中国方面每周会给泰政府发送很厚的政府间档案，以证明这些偷渡客来自新疆，但土耳其政府方面则对此保持沉默。”
端传媒记者看到这一家17人手中所持护照上“国籍”一栏，全部填写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栏则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区）。
事后，中国官方公开指责土耳其驻东南亚地区的使馆人员协助“维吾尔人外逃”，为他们提供旅行证件与其他便利。
在两国政府漫长的举证过程中，这些前途未卜的维吾尔人，居住在曼谷非法移民拘留所中三幢三层高的楼内。这里共关押着约150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偷渡者。每间房内约有60到80个人，有的牢房甚至关押上百人，每人平均的活动空间只有一平方米。闷热的房间里只有简单的风扇设备，被关押者洗澡、睡觉、吃饭、祈祷、看书读报都在这里。室内没有电话，但允许探视、送钱，以供关押者在拘留所内购买简单的食物用品。
经过数月的审理，这家人及170多名偷渡的妇女和儿童于5月至7月先后被送至土耳其。而另外的109名维吾尔偷渡者（主要为男性）则于7月被遣返中国。至本报道撰写时，他们仍被拘留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等待处理。
另一群在马来西亚被发现的维吾尔人命运则完全不同。
马来西亚人权组织人民之声前执行长叶瑞生向端传媒分析，这次马来西亚反常行为很可能与马来西亚面临的人口贩卖评级相关。
2014年10月，马来西亚警方在首都吉隆坡郊外两个公寓里，分别拘捕了90名与65名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人，其中有79名个成年人与76个儿童。
目前仍居住在其中一处公寓的住户向端传媒回忆，这些维吾尔人挤在这个公寓中的一个房间里长达一年多。他们曾在夜里听见那房间里传出炒菜的声音，有时会看到阳台上有孩子睡觉，或是女人祈祷。但大部份时间，维吾尔人都把自己关在挂着巨大黑色窗帘的屋里，即使房东来收房租，也只是将门打开一点，把钱递出去。“完全无法想像这么多的人在一个屋子里住了那么久！”
端传媒记者目测，这个小区比较大的房间是三室一厅，面积大约六、七十平方米，那些维吾尔人可能就是挤在这种房型，或者更小的房间中。
蜷缩一年多后，马来西亚最终同意将他们送往土耳其。端传媒从不同消息来源了解到，这些人没有跟当地中国大使馆联系的意图，而是要求跟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见面。难民署展开调查后认为值得保护他们。马来西亚政府接受报告后，决定将他们送到土耳其。 这一处理方式与此前马来西亚处理相似案例的方式颇不相同，令外界意外。
2011年至2012年期间，先后有数十名维吾尔人偷渡到马来西亚后被捕，他们都被悉数遣返中国。一名接近联合国难民署的人士向端传媒证实，2011年马来西亚将11名维吾尔人送回中国，是因为中国向马来西亚政府施压。
马来西亚人权组织“人民之声（Suaram）”前执行长叶瑞生向端传媒分析，这次马来西亚的“反常行为”，很可能与马来西亚面临的人口贩卖情况评估相关。
叶瑞生说，此前，马来西亚被美国列入“人口贩卖中心”名单，马方对此表示不满，要求美方能重新评级。美国为了能与马来西亚达成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是指由新加坡等四国启动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先后加入谈判）。“马来西亚需要在提升后适当表现一下，对待这155名维吾尔人的方式就是表现。”
除了公开出来的案例之外，据传马来西亚政府还曾低调地将更多维吾尔人送到土耳其。
“人民之声”一名协调员接触马来西亚移民局之后了解到，从2012年至2014年，马来西亚当局将约3000名维吾尔人送到土耳其。
他还向端传媒表示，作为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与土耳其数年前曾达成一项内部协议：不将维吾尔人送返中国或第三国。为了避免引起中国愤怒，双方尚未公开这项协议。
他称，时任土耳其总理、现任总统热杰甫·埃尔多安（Recep Erdoğan）主导这项协议。马来西亚方面则由内政部长扎希德（Ahmad Zahid bin Hamidi）和在野党政治家赛夫丁·伊斯梅尔（Saifuddin Ismail）处理。截至发稿前，土耳其驻吉隆坡大使馆、赛夫丁以及马来西亚移民局都未对端传媒相关采访要求作出回应。
每人的外逃的花费大约是2千-1.5万美元（约合1.5万至10万人民币）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贩子欺骗，可能花费更多。
在前途未卜的偷渡旅程中，决意出逃的维吾尔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准备足够的金钱。据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一名偷渡者称，他花了三万人民币穿越中国边境，之后在越南先付给人口贩子9000人民币，在柬埔寨又付了23000人民币。
世维会副主席萨伊特说，依据实际情况不同，“每人的外逃花费大约是2千-1.5万美元（约合15000至100000人民币）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贩子欺骗，可能花费更多。
路透社曾援引知情人士称，蛇头听闻是越南人偷渡会收取1000美元（约6000多人民币），若是维吾尔人则会上涨五到十倍。
选择出逃 偷渡者还是恐怖分子
虽然同为逃亡者，艾力普与阿布都拉罕无论是出逃原因，还是对土耳其失望的原因都并不相同。
曾进出IS的艾力普，当年出走家乡是因为猎杀了珍稀动物。2013年，艾力普因为在新疆戈壁滩非法猎捕中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羚羊遭到政府通缉。他知道朋友在新疆坐牢所受的痛苦：生病不能就医，甚至病死狱中。他怕一旦坐牢就不能活着出来，于是决心出逃。
在经历了“不习惯IS的极端信仰方式”、在土耳其找不到好的谋生方式一系列挫折后，艾力普现在常常想，过去在哈密，就算坐牢，生活在政府管制下，有诸多限制，但是出狱后还可能做点小生意，安度余生。而现在只能浪迹异乡，别无他法。
与艾力普追求更好生活的世俗要求不同，阿布都拉罕的出逃与不满源自对于伊斯兰宗教生活的向往。
维吾尔社会一方面要面对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社会现状，另一方面则无力消化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力袭击之后的民族关系撕裂与官方有针对的打压，宗教保守主义成为维吾尔人寻找寄托的方式之一。
出逃者中，与阿布杜拉罕持同样观点的占多数。但很难确定最终走入IS的维吾尔人当初出逃时抱着怎样的心态，而追求保守宗教生活的目标又是在何时何地转化为“依靠暴力行为寻求解决”的行动。
中国官方对于这一问题的表态及用词也愈加小心谨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傅莹在今年7月于新加坡举行的讲座中表示，要将恐怖分子与某个民族、某种宗教区分开来。在今年7月10日召开的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在泰国被遣返的维吾尔人为“非法偷渡者”，而非“恐怖分子”。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曾采访了数名维吾尔出逃者，其中一人表示，自己出逃是因为不能在新疆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妻子不能穿戴蒙面罩袍”；另一人表示出逃是因为私下开办古兰经学校。
实际上，穿戴蒙面罩袍和开办地下古兰经学校在新疆既非传统，也非常态。它们是伊斯兰教中保守的瓦哈比教派在1980年代左右传入新疆后逐渐发展出的事物。
与土耳其类似，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分支的维吾尔人，传统上是穆斯林中较为世俗化的一群。女性很少穿戴蒙面罩袍，传统服饰是艾迪莱斯丝绸所制的花色裙装。处于亚欧大陆通商要道的地理位置，赋予维吾尔人经商的传统，他们通常心态开放，善于接受新事物。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全球伊斯兰主义思潮兴起，倡导严格遵从教义的瓦哈比教派在维吾尔人中，影响力日益增大。维吾尔社会一方面要面对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无力消化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力袭击之后的民族关系撕裂，以及官方政策有针对性的“打压”。于是，宗教保守主义成为维吾尔人寻找寄托的方式之一。
宗教保守主义的具体表现包括：南疆地区穿戴蒙面罩袍的女性数量明显增多，维吾尔男性抽烟喝酒的人数减少，留大胡子的人数增多等等。
维吾尔人反世俗化的走向引起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的不安。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限制政策：穿戴罩袍与蓄胡者禁止出入公共场所，公务员与学生不允许进入清真寺礼拜，政府还对斋月封斋做出很多限制性规定等等。
这些“一刀切”政策不但为宗教保守主义者添加了“勇于反抗”的英雄色彩，更影响了普通穆斯林的正常宗教生活。
曾赴新疆南疆调研的新疆社科院副研究员吐尔文江·吐尔逊曾撰文强调，必须对现今的新疆穆斯林进行区分，他认为根据宗教态度，大致可将维吾尔人分为四类：
一是“文化穆斯林”，通常是党政官员、企业白领或大学生，很少参与宗教活动，也不忌烟酒，但依然存有宗教情感并遵守传统风俗。
二是“世俗穆斯林”，主要是农民、普通市民和商贩，会进行封斋（斋戒）、做礼拜、去清真寺等宗教活动，不排斥烟酒，怀着朴素的宗教情感。
三是“保守穆斯林”，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或原教旨主义。这个群体要求严格按照《古兰经》规范个人社会行为，行为方式类似清教徒，但不主张暴力，也没有政治诉求。
四是“极端穆斯林”，指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维吾尔群体，在宗教价值上有激进、极端的倾向。
需要注意的是，“保守穆斯林”比较容易被动员为“极端穆斯林”，而其他类别的穆斯林之间也可能因为各种时空因素，发生转换。
但“保守”与“极端”的转换并不是一个容易辨认与预防的过程，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压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剧这一恶化转变趋势。
按照这一标准，艾力普最初应属“世俗穆斯林”，而阿布都拉罕则接近“保守穆斯林”。大部份逃离新疆，在土耳其居住，穿戴蒙面罩袍、严格履行《古兰经》教义的维吾尔群体都可大致划为“保守穆斯林”范围。而赴IS有意识参加战斗的维吾尔人则可看做有政治诉求的“极端穆斯林”。
曾在新疆制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追求独立的数个维吾尔极端组织，毫无疑问也属于“极端穆斯林”行列。
即使是“极端穆斯林”，他们在加入IS时，也可能参杂家庭亲情、经济利益、民族怨怼等各式原因。例如被IS用作“宣传”典型，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名叫穆罕默德·阿敏（Muhammad Amin） 的八十岁维吾尔老人。根据土耳其当地维吾尔社群的消息，老人前往IS，纯粹是为寻亲。因为他的儿子携家带眷加入IS，他想念儿孙，只好前往叙利亚。至于他自己有多么相信IS宣扬的理想，值得质疑。
但“保守”与“极端”的转换并不是一个容易辨认与预防的过程。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压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剧这一转变趋势 。
恶性循环 “严打﹣反抗”循环链条
很明显，从十数年前的全球反恐战争开始，暴力与恐怖的“标签”开始与新疆维吾尔人如影相随。颇多加强管控的措施开始实行，有的变本加厉。走访海外的维吾尔社群，近年来，从禁止公务员去清真寺、限制中学生戴花帽，到新疆“便民联系卡”的限制住居迁徙（自2014年5月起，所有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新疆籍流动人口都须办理“便民联系卡”，登记去向。），激发怨气的实例不胜枚举，怨怼声浪直线攀升。
阿布都拉罕说：“新疆协警或警员常常没有道理地在街头阻停维吾尔人，随意查验身分、搜身。但是他们不会阻停汉人。如果维吾尔人询问理由或反抗，马上就会被逮捕，甚至被当场殴打，被说是思想有问题，受到极端伊斯兰思想影响。”
不加区分的管制不但针对整个维吾尔群体，甚至扩展到在新疆居住的其他民族。
一名居住在海外的新疆回族女性曾回忆自己入境新疆探亲的情景：他们让我把头巾拿下来，脱掉鞋子，把裤腰带也解下来。然后从头深浅软硬地摸到脚。执法人员的态度也很不好，“我感到作为穆斯林的尊严被赤裸裸剥光，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这名回族女性的丈夫称，去南疆时，执法人员在海关准备了剃须用具，看到某人留了大胡子，就会说“是你自己来，还是要我们帮你剃。”
新疆汉族同样受到牵连。有新疆汉人反映，由于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以65开头（新疆的身份证开头号码）而在内地被拒绝入住酒店。
此外，新疆官方对于伊斯兰宗教人士采取了异常严格的管理。于2005年出版的《新时期阿訇实用手册》详细罗列了阿訇（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日常行为规范，宣讲国家政策成为阿訇的日常工作。阿訇的任免与级别需要政府批准。 一些地方甚至组织阿訇伴着网络流行歌曲《小苹果》跳舞，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新疆穆斯林民众啼笑皆非。
清真寺阿訇因此逐渐失去当地维吾尔人的信任，地下私办的古兰经学院随之兴起，成为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传播方式。
中国官方在过去十数年公布的三份恐怖组织与恐怖份子通缉名单，都是维吾尔人，并指控他们为“东突势力”。此外，几份官方出版的新疆白皮书也不断指出，“东突势力”在新疆与中国境内不断制造暴力与恐怖攻击行动，进行分裂活动。所以，面对近年新疆多发的暴力事件，中国官方处理的策略总是倡导要防微杜渐，“严厉打击暴力恐怖袭击犯罪，并尽可能地，将这类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
相对地，海外维吾尔异议组织，如世维会，又总是指责中国滥用反恐名义，打压维吾尔人。中国政府声称发生在新疆的暴力事件是由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推动、策划和发动的。但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却认为：“极端的压迫会带来极端的反抗。”
于是，一个循环论证（circular argument）发展出来。
中国官方认定“暴恐”需要“被严打”。但是，到了海外维吾尔异议团体的话语中，“严打”就变成“压迫”，而既然“被压迫”，当然就要“反抗”。
在新疆，其实很难分辨究竟是“暴恐”先出现，还是“打压”先出现，抑或二者同时并存。“暴恐”与“反抗”，“严打”与“压迫”成了两组同义词，构成封闭的“循环论证”，根本无益于说明问题的实质。
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循环论证”可能已经衍生成为实际政策，一种自我预言式的（self-fulfilling）政策实现。近年的维吾尔非法偷渡移民不绝，很清楚可以观察到 “循环论证”的现实后果。“循环论证”成为一个铜板的两面，被中国政府与海外维吾尔异议组织各取所需地进行话语描述。
严格的管控策略其实更加凸显中国政府当前无法善治新疆的长期焦虑。也让政府的治理塌陷掉入自己设下的陷阱——“暴恐 – 严打 – 压迫 – 反抗”的循环论证。引入更全面严密的管控策略，只会带来更令人不安的后果。
但是，无可讳言，无论被称作“暴恐”还是“反抗”，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正在逃离新疆，而且其中一部分人更参与到暴力活动中。未来新疆要面对的威胁，或许不仅仅是拿大砍刀的几个无知青年团伙，更可能是有着实战经验，能操作现代化自动武器的战士。
（侍建宇，学者，现任教于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
六十年来中国的土耳其研究
作者：昝涛
来源：《西亚非洲》，2010年第4期，pp.68-70.
内容提要：60年来中国学界对土耳其作了一些研究, 其成果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这段时期。从改革开放初期重新评价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地位, 到总结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 进而到研究军人干政、库尔德问题、伊斯兰复兴, 以及中土关系等重要问题, 中国的土耳其研究取得了不小进步。但整体上仍很薄弱, 资料缺乏, 译介迟滞, 原创性不足。
关键词：土耳其 中国 研究 凯末尔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土耳其的认知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 在整体上,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受到冷战格局, 以及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 长期仿照苏联的研究模式, 在关注的内容、视野和研究水平方面都有很大不足。这也影响到对土耳其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对土耳其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另外, 对土耳其研究的忽视, 也是因为冷战背景下两国关系疏远, 以及土耳其的影响力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国人就对土耳其完全不关注。
改革开放前, 国人对土耳其的认识和研究受到僵化意识形态与复杂现实政治的双重影响。首先,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 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对“凯末尔主义” (当时译为“基马尔主义”) 进行了批判。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 毛泽东对此又有专论, 并指出:“⋯⋯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 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 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 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从现实政治角度看, 在1971 年建交之前,中土关系基本上处于敌对状态, 其中, 朝鲜战争是一个重要因素。朝鲜战争中, 作为美国盟友,土耳其部队是美国主导的所谓“联合国军”的主力之一。在战场上, 土耳其士兵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激烈交战。这场战争在两个民族的心理上都留下了负面影响。从中国方面来说, 土耳其一直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门德列斯政府时期, 中国不断谴责土耳其的政治路线。[1]
在上述情况下, 凯末尔领导建立的土耳其就被视为帝国主义阵营的一部分, 在以革命和反革命划界的时代, 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自然就成了反革命的一方。冷战期间, 意识形态的斗争对各国都影响很大, 这深刻地影响到当时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20世纪60年代, 中国曾公开声明支持土耳其的左派运动, 《人民日报》也在其社论中表示支持土耳其人民。[2]翻译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学者翻译了一些与土耳其有关的苏联学者的论著。其中最重要的要属安·菲·米列尔的《土耳其现代简明史》[3]。该书论述20世纪上半叶的土耳其历史,资料翔实丰富,是当时国内不可多得的研究和了解土耳其历史的重要著作。此外, 60年代的《亚非译丛》[4]也收入了一些苏联学者关于土耳其的研究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亚非译丛》于1960年第5期出版了“土耳其专辑”。
综上,在改革开放之前, 国内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导向的极大影响, 对土耳其研究是以译介苏联学者的作品为主。
三十年来中国的土耳其研究概览
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学界的土耳其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 集中表现为研究范围扩大、研究水平提高和研究论著显著增加, [5]以及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30年来, 在我国的土耳其史研究中做出了奠基性工作的是杨兆钧、彭树智和朱克柔等。之后, 一些中青年学者对土耳其现代史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如肖宪、孙振玉、董正华、黄维民、刘云、陈德成、毕健康等。
(一) 重新认识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
30年来, 我国对土耳其的学术研究是以扭转过去意识形态的误导为基础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何芳川、林被甸两位教授的相关论文为重新评价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作了整体论述。[6] 具体对土耳其的研究来说,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并至今仍在国内学界处于一流水平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朱克柔先生。他首先是对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 这从他早期发表的两篇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历史作用》, 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3期) 、《凯末尔对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贡献》, 载《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 。
(二) 重视土耳其现代化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 随着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逐渐兴起, 有关土耳其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在现代化范式主导下进行的。董正华认为: “土耳其走向现代国家之路, 是一条比较典型的不断改革之路。”[7]此外,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彭树智先生, 以及黄维民和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刘云所做的工作, [8] 云南大学肖宪教授等对凯末尔改革的研究, [9] 等等, 这些较新研究成果都不脱“现代化范式”的基本构架。
还有学者对土耳其的世俗化问题非常关注,所著论文也不少, 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只有孙振玉和朱克柔两位。专门研究土耳其宗教问题的是孙振玉先生, 他探讨了土耳其的世俗化进程, 并着重考察了土耳其宗教派别与伊斯兰复兴的现状。[10] 朱克柔先生的两篇论文分别探讨了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和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问题, 其中运用了很多土耳其文献。[11]
(三) 关注土耳其的对外关系
在土耳其外交研究领域中, 迄今为止, 国内最为重要的专著是肖宪等撰写的《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 2006年版)。另外,朱克柔先生也曾对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的对外政策有一专论,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2] 另外, 在对中土关系研究方面, 也出现了几篇颇值得重视的论文。其分别是: 张铁伟:《中国和土耳其友好关系小史》, 载《西亚非洲》, 1987年第6期;黄维民:《中土关系的历史考察及评析》, 载《西亚非洲》, 2003年第5期; 肖宪、王文章:《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演变、问题与未来》, 载《外交评论》, 2007年4月。这几篇文章对于了解中土关系都具有重要价值。
(四) 其他专题
除了前述重要专题研究, 以及少量通论性著作[13]以外, 国内学者还关注下列专题: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土耳其的民主化、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 以及土耳其的文武关系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土耳其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 基本上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关于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论文, 此处不赘。
(五) 译著渐增
1982年, 范中廉翻译了英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著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该书的翻译出版曾经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的土耳其研究, 据笔者所见, 该书的引用率是最高的。香港学者陈方正先生曾在其主编的《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中收入了两本有关土耳其历史的重要译作。[14] 美国著名土耳其研究专家斯坦福·肖的《奥斯曼帝国》也于近年被译成了中文(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评述与展望
国内学界土耳其研究面临的若干问题如下:
1、资料问题。国内学者所使用的资料普遍原始性不足。很少有学者能看懂土耳其学者用土耳其语撰写的作品, 很少能用该语言从事研究。
2、理论问题。如果说以前的学术研究是紧跟苏联, 现在则受到英、美的较大影响(这大概也与不能使用土耳其语文献有关)。需要指出, 尽管苏联学者的研究意识形态化色彩浓厚, 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社科研究的一种成熟范式, 它的研究视角仍值得重视, 比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土耳其与苏联的关系、土耳其国内底层的阶级状况, 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性分析等课题。
3、与国际学界交流少, 了解也比较少。 在1979年出版的第一期《世界史研究动态》中, 朱克柔先生发表了《美国研究土耳其史概况》一文, 此文介绍的是当时西方学界对土耳其历史研究最前沿的成果, 并明确提到, “重视掌握利用土耳其第一手资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土耳其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学术史整理在今天显得尤为迫切, 只有做好这一块, 才能避免过多的低水平重复。
4、翻译工作落后。 在国内研究水平偏低的情况下, 实际上亟需翻译一些较新的研究著作。前文曾提到一些译著, 但基本上都是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 显然无法满足国人了解土耳其的需求。
5、人文研究薄弱。 在土耳其研究方面,人文学科研究尤其需要进一步提高, 包括历史学、文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等等。人文研究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 才能生产出真正的具有中国视角的知识。
从总体来看, 我国的土耳其研究仍很薄弱,没有建立在对土耳其和西方学界的广泛了解基础上, 而主要还是根据英文的二手研究资料完成的。最后, 笔者认为, 作好中国的土耳其研究,需要继承和发扬两个传统: ( 1)民国知识分子的现实感和中国立场, 即自康、梁以降经革命党人至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对土耳其的关注, 主要是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去研究土耳其的如下问题———奥斯曼帝国的改良、青年土耳其革命、土耳其的独立运动和凯末尔领导的现代化改革等[15]; (2)改革开放初期前辈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 比如, 杨兆钧先生利用土耳其文资料撰写了《土耳其现代史》; 而朱克柔先生能够熟练运用土耳其语、俄语和英文资料进行研究, 这都值得后辈学习。
注释
1、参见《人民日报》, 1960年5月10日。
2、参见《人民日报》, 1960年5月5日。
3、参见[苏联]安·菲·米列尔著;朱贵生等译:《土耳其现代简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3 年( 1958 年第一版)。
4、《亚非译丛》是由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筹备处主办、《亚非译丛》筹委会编辑出版。
5、笔者最近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了《西亚非洲》创刊近30年来有关土耳其的研究作品, 其中题目里含有“土耳其”的共72篇, 除去综述和简介类的小文章, 研究性论文不少于60篇。关注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与宗教各个方面。
6、林被甸: 《正确评价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在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载《世界史研究动态》, 1979 年第10期;何芳川: 《论近代亚州资产阶级早期政治活动的性质和作用》,载《世界历史》, 1984年第6期。林被甸: 《现代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 载《世界历史》, 1985年第3期。
7、董正华: 《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点———以凯末尔改革为重点》, 载罗荣渠主编: 《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336页。
8、彭树智主编; 黄维民著: 《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刘云著: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9、肖宪等著: 《沉疴猛药———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0、孙振玉著: 《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 民族出版社, 2001年版。
11、杨灏城、朱克柔主编: 《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 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12、朱克柔: 《论土耳其三十年代的对外政策》, 载《世界历史》, 1985年第4期。
13、杨兆钧教授撰写的《土耳其现代史》, 较深入地评述了土耳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发展状况, 是国内研究土耳其现代历史的重要专著, 也是国内唯一一部根据土耳其文资料撰写的通史性论著。彭树智主编;黄维民著的《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也属于通论性国别史作品。
14、这两本书分别是: 伊兹科维兹著; 韦德培译: 《帝国的剖析》、戴维森著; 张增健、刘同舜译: 《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 都是由上海学林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
15、See Dong Zhenghua:“Chinese Views of Atatürk and Modern Turkey”, Ankara Universitesi SiyasalBilgiler Fakültesi (安卡拉大学 政治学系) 编: Uluslararasl Konferans: A tatürk Ve M odern Türkiye (《“阿塔图克与现代土耳其”国际会议论文集》) , Ankara Universitesi Basimevi, 1999, pp1669 – 6751
来源：《西亚非洲》，2010年第4期，pp.68-70.
内容提要：60年来中国学界对土耳其作了一些研究, 其成果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这段时期。从改革开放初期重新评价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地位, 到总结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 进而到研究军人干政、库尔德问题、伊斯兰复兴, 以及中土关系等重要问题, 中国的土耳其研究取得了不小进步。但整体上仍很薄弱, 资料缺乏, 译介迟滞, 原创性不足。
关键词：土耳其 中国 研究 凯末尔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土耳其的认知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 在整体上,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受到冷战格局, 以及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 长期仿照苏联的研究模式, 在关注的内容、视野和研究水平方面都有很大不足。这也影响到对土耳其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对土耳其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另外, 对土耳其研究的忽视, 也是因为冷战背景下两国关系疏远, 以及土耳其的影响力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国人就对土耳其完全不关注。
改革开放前, 国人对土耳其的认识和研究受到僵化意识形态与复杂现实政治的双重影响。首先,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 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对“凯末尔主义” (当时译为“基马尔主义”) 进行了批判。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 毛泽东对此又有专论, 并指出:“⋯⋯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 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 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 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从现实政治角度看, 在1971 年建交之前,中土关系基本上处于敌对状态, 其中, 朝鲜战争是一个重要因素。朝鲜战争中, 作为美国盟友,土耳其部队是美国主导的所谓“联合国军”的主力之一。在战场上, 土耳其士兵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激烈交战。这场战争在两个民族的心理上都留下了负面影响。从中国方面来说, 土耳其一直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门德列斯政府时期, 中国不断谴责土耳其的政治路线。[1]
在上述情况下, 凯末尔领导建立的土耳其就被视为帝国主义阵营的一部分, 在以革命和反革命划界的时代, 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自然就成了反革命的一方。冷战期间, 意识形态的斗争对各国都影响很大, 这深刻地影响到当时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20世纪60年代, 中国曾公开声明支持土耳其的左派运动, 《人民日报》也在其社论中表示支持土耳其人民。[2]翻译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学者翻译了一些与土耳其有关的苏联学者的论著。其中最重要的要属安·菲·米列尔的《土耳其现代简明史》[3]。该书论述20世纪上半叶的土耳其历史,资料翔实丰富,是当时国内不可多得的研究和了解土耳其历史的重要著作。此外, 60年代的《亚非译丛》[4]也收入了一些苏联学者关于土耳其的研究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亚非译丛》于1960年第5期出版了“土耳其专辑”。
综上,在改革开放之前, 国内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导向的极大影响, 对土耳其研究是以译介苏联学者的作品为主。
三十年来中国的土耳其研究概览
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学界的土耳其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 集中表现为研究范围扩大、研究水平提高和研究论著显著增加, [5]以及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30年来, 在我国的土耳其史研究中做出了奠基性工作的是杨兆钧、彭树智和朱克柔等。之后, 一些中青年学者对土耳其现代史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如肖宪、孙振玉、董正华、黄维民、刘云、陈德成、毕健康等。
(一) 重新认识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
30年来, 我国对土耳其的学术研究是以扭转过去意识形态的误导为基础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何芳川、林被甸两位教授的相关论文为重新评价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作了整体论述。[6] 具体对土耳其的研究来说,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并至今仍在国内学界处于一流水平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朱克柔先生。他首先是对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 这从他早期发表的两篇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历史作用》, 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3期) 、《凯末尔对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贡献》, 载《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 。
(二) 重视土耳其现代化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 随着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逐渐兴起, 有关土耳其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在现代化范式主导下进行的。董正华认为: “土耳其走向现代国家之路, 是一条比较典型的不断改革之路。”[7]此外,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彭树智先生, 以及黄维民和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刘云所做的工作, [8] 云南大学肖宪教授等对凯末尔改革的研究, [9] 等等, 这些较新研究成果都不脱“现代化范式”的基本构架。
还有学者对土耳其的世俗化问题非常关注,所著论文也不少, 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只有孙振玉和朱克柔两位。专门研究土耳其宗教问题的是孙振玉先生, 他探讨了土耳其的世俗化进程, 并着重考察了土耳其宗教派别与伊斯兰复兴的现状。[10] 朱克柔先生的两篇论文分别探讨了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和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问题, 其中运用了很多土耳其文献。[11]
(三) 关注土耳其的对外关系
在土耳其外交研究领域中, 迄今为止, 国内最为重要的专著是肖宪等撰写的《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 2006年版)。另外,朱克柔先生也曾对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的对外政策有一专论,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2] 另外, 在对中土关系研究方面, 也出现了几篇颇值得重视的论文。其分别是: 张铁伟:《中国和土耳其友好关系小史》, 载《西亚非洲》, 1987年第6期;黄维民:《中土关系的历史考察及评析》, 载《西亚非洲》, 2003年第5期; 肖宪、王文章:《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演变、问题与未来》, 载《外交评论》, 2007年4月。这几篇文章对于了解中土关系都具有重要价值。
(四) 其他专题
除了前述重要专题研究, 以及少量通论性著作[13]以外, 国内学者还关注下列专题: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土耳其的民主化、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 以及土耳其的文武关系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土耳其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 基本上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关于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论文, 此处不赘。
(五) 译著渐增
1982年, 范中廉翻译了英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著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该书的翻译出版曾经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的土耳其研究, 据笔者所见, 该书的引用率是最高的。香港学者陈方正先生曾在其主编的《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中收入了两本有关土耳其历史的重要译作。[14] 美国著名土耳其研究专家斯坦福·肖的《奥斯曼帝国》也于近年被译成了中文(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评述与展望
国内学界土耳其研究面临的若干问题如下:
1、资料问题。国内学者所使用的资料普遍原始性不足。很少有学者能看懂土耳其学者用土耳其语撰写的作品, 很少能用该语言从事研究。
2、理论问题。如果说以前的学术研究是紧跟苏联, 现在则受到英、美的较大影响(这大概也与不能使用土耳其语文献有关)。需要指出, 尽管苏联学者的研究意识形态化色彩浓厚, 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社科研究的一种成熟范式, 它的研究视角仍值得重视, 比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土耳其与苏联的关系、土耳其国内底层的阶级状况, 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性分析等课题。
3、与国际学界交流少, 了解也比较少。 在1979年出版的第一期《世界史研究动态》中, 朱克柔先生发表了《美国研究土耳其史概况》一文, 此文介绍的是当时西方学界对土耳其历史研究最前沿的成果, 并明确提到, “重视掌握利用土耳其第一手资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土耳其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学术史整理在今天显得尤为迫切, 只有做好这一块, 才能避免过多的低水平重复。
4、翻译工作落后。 在国内研究水平偏低的情况下, 实际上亟需翻译一些较新的研究著作。前文曾提到一些译著, 但基本上都是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 显然无法满足国人了解土耳其的需求。
5、人文研究薄弱。 在土耳其研究方面,人文学科研究尤其需要进一步提高, 包括历史学、文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等等。人文研究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 才能生产出真正的具有中国视角的知识。
从总体来看, 我国的土耳其研究仍很薄弱,没有建立在对土耳其和西方学界的广泛了解基础上, 而主要还是根据英文的二手研究资料完成的。最后, 笔者认为, 作好中国的土耳其研究,需要继承和发扬两个传统: ( 1)民国知识分子的现实感和中国立场, 即自康、梁以降经革命党人至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对土耳其的关注, 主要是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去研究土耳其的如下问题———奥斯曼帝国的改良、青年土耳其革命、土耳其的独立运动和凯末尔领导的现代化改革等[15]; (2)改革开放初期前辈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 比如, 杨兆钧先生利用土耳其文资料撰写了《土耳其现代史》; 而朱克柔先生能够熟练运用土耳其语、俄语和英文资料进行研究, 这都值得后辈学习。
注释
1、参见《人民日报》, 1960年5月10日。
2、参见《人民日报》, 1960年5月5日。
3、参见[苏联]安·菲·米列尔著;朱贵生等译:《土耳其现代简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3 年( 1958 年第一版)。
4、《亚非译丛》是由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筹备处主办、《亚非译丛》筹委会编辑出版。
5、笔者最近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了《西亚非洲》创刊近30年来有关土耳其的研究作品, 其中题目里含有“土耳其”的共72篇, 除去综述和简介类的小文章, 研究性论文不少于60篇。关注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与宗教各个方面。
6、林被甸: 《正确评价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在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载《世界史研究动态》, 1979 年第10期;何芳川: 《论近代亚州资产阶级早期政治活动的性质和作用》,载《世界历史》, 1984年第6期。林被甸: 《现代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 载《世界历史》, 1985年第3期。
7、董正华: 《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点———以凯末尔改革为重点》, 载罗荣渠主编: 《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336页。
8、彭树智主编; 黄维民著: 《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刘云著: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9、肖宪等著: 《沉疴猛药———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0、孙振玉著: 《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 民族出版社, 2001年版。
11、杨灏城、朱克柔主编: 《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 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12、朱克柔: 《论土耳其三十年代的对外政策》, 载《世界历史》, 1985年第4期。
13、杨兆钧教授撰写的《土耳其现代史》, 较深入地评述了土耳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发展状况, 是国内研究土耳其现代历史的重要专著, 也是国内唯一一部根据土耳其文资料撰写的通史性论著。彭树智主编;黄维民著的《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也属于通论性国别史作品。
14、这两本书分别是: 伊兹科维兹著; 韦德培译: 《帝国的剖析》、戴维森著; 张增健、刘同舜译: 《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 都是由上海学林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
15、See Dong Zhenghua:“Chinese Views of Atatürk and Modern Turkey”, Ankara Universitesi SiyasalBilgiler Fakültesi (安卡拉大学 政治学系) 编: Uluslararasl Konferans: A tatürk Ve M odern Türkiye (《“阿塔图克与现代土耳其”国际会议论文集》) , Ankara Universitesi Basimevi, 1999, pp1669 – 6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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