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1月 19, 2016

从假烟假酒到假仁波切

作者:李江琳
来源: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73248

2015年11月,我在印度达兰萨拉看到一条消息,一个名叫张铁林的英国籍演员,由一个据称为“白玛奥色法王”的香港商人“认证”为“活佛”,改名“白玛铁林”,还郑重其事地穿戴起来,举行了“活佛坐床”的仪式。“坐床仪式”被拍成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网上还流传着“朝阳区散养三十万仁波切”的段子,甚至有人说张铁林这样的“野生仁波切”还造成了所谓“散养仁波切危机”。

被网民们调侃为“满口东北口音”的“散养仁波切”其实并非“新生事物”。早在十年前,我就跟一个自称“第三世多杰羌佛”的“野生活佛”间接打过一次交道。

与假活佛的初次遭遇

2005年,我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国际资讯中心工作。这个中心以收藏多种语言的图书资料著称。法拉盛是大纽约市的主要华人聚居地之一,该中心的收藏里数量最多、流通量最大的书籍自然是中文书。中心的中文书籍来源之一是作者们的赠送,这在图书馆收藏里是很常见的情况。

有一天,中心来了几位中年女士,她们要求见中心主管,说要送一本书给我们。按照图书馆的规定,我们不能拒收作者赠书,但对书的内容我们有权审查,如果违反了一些基本规定,我们可以收下后不上架。我向她们说明这一规定,她们表示同意,但要求中心的主管出面,举行一个简短的“赠书仪式”。仪式很简单,只需主管与她们捧着书拍张照片即可。当时的主管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欣然与那几位女士捧着书,站在两派书架中间,由我为他们拍了一张合影,送书者自己也拍了一张照片。

“赠书仪式”后,主管把审查这本书的内容是否符合收藏规定的任务交给了我。那是一本印刷精美的彩色大开本画册,封面上印着一个在我看来妆扮古怪的人像,据称是 “第三世多杰羌佛”。这本书的内容就是这位“佛”的简历及其所传的“佛法”。书的前几页都是这本书被美国各图书馆收藏的证明,也就是和我刚为主管及那几位女士拍摄的“赠书仪式”格式一模一样的照片。我顿时对这个“佛”产生怀疑。仔细翻阅该书,我发现这个“佛”有一个可疑之处:“多杰羌佛”虽有个藏文名字,但却是用汉语拼音,而非用威利或罗马拼法拼写的。藏人姓名在美国通常不会是藏文汉译的拼音,因为那是从藏文发音直接翻译成英语,而不是通过藏文的汉字译法,再写出这些汉字的拼音。我找到该“佛”的官网,把链接发给达赖喇嘛驻纽约代表处的专家,问他这个“多杰羌佛”是何许人也?专家回答:“从未听说过此人。”

这本书明显不符合我们的收藏标准,我顺手把那本书扔进了回收桶。虽然这本书在法拉盛图书馆从未上架,估计在后来印刷的画册中,那张与中心主管合影的“赠书仪式”仍然可能加进去,作为被图书馆收藏的证明。

几年后,我从可信的来源了解到那位“多杰羌佛”的来龙去脉,证实了我当时的判断。2013年,《凤凰周刊》刊登了题为“被通缉的活佛”的深度报道,原来那个“多杰羌佛”及其团伙连“附佛外道”都算不上,根本就是个以“佛法”为工具的诈骗集团。

中共建政后,各宗教经历了一场浩劫,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组织化宗教被彻底摧毁,寺院、教堂被拆毁、占用,有影响力的宗教人士被关进监狱,宗教崇拜被控制,民间信仰也被禁止。与此同时,中共开动强大的宣传机器,对宗教进行大规模的妖魔化,在我收藏的5、60年代中文资料中,就有中共宣传部门妖魔化天主教和藏传佛教的宣传品。

文革后,中共有限放松了对宗教的控制,各宗教在废墟上开始复活。几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发展,以及中共“搞活经济,控制政治”的基本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是道德崩溃,人们普遍感到精神空虚。在这样的现状下,人们开始在宗教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本,僧侣们重新受到社会的尊重,藏地高僧大德们也开始在汉地传授佛法。根据佛教的传统,上师教导弟子佛法,弟子则给予上师经济上的支持,即“供养”(其他宗教也是如此,只是形式不尽相同)。于是,不法之徒就利用信徒或准信徒的无知无明或急功近利,伪装“上师”来敛财,其结果就造成了来历不明的“野生仁波切”现象。在一个遍地假货的国家里,出现假仁波切,其实并不奇怪,但“野生仁波切”居然肆无忌惮、堂而皇之地到处泛滥,那就有必要究其原因了。

“良币”被逐,“伪币”泛滥

佛教自1960年代传入欧美,半个多世纪里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美国,佛教是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大乘佛教中的禅宗和金刚乘是美国佛教的主要流派。佛教在美国被称为“精英宗教”,也就是说,佛教主要在社会精英阶层中流行。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人头脑简单,“钱多人傻”,可是,在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野生/散养仁波切”现象?

答案其实很简单:“假仁波切”在中国泛滥,是因为真正的高僧大德被逐。

1959年3月,中共在藏传佛教的圣城拉萨大动干戈,达赖喇嘛尊者逃出拉萨,流亡印度。差不多同时,第十六世噶玛巴也走另外一条路逃出西藏,进入锡金。藏传佛教的各派法王均逃出西藏,开始了流亡生涯。就在中共全面摧毁佛教寺院,强迫僧侣还俗, 抓捕高僧大德,融化佛像,烧毁经书的同时,藏传佛教四大教派的主要寺院都在境外重建,以保存佛教知识体系和修行方法的传承。也就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开始向西方世界传播。在佛教史上,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甚至有“四转法轮”之说。

半个多世纪以来,藏传佛教各派都培养了一批新一代的高僧大德,他们不仅精通佛学,而且很多人能用西方语言讲解佛理,其中的一些佼佼者还获得西方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此外,藏传佛教里也有了一些西方修行者,他们对“佛法西渐”起到了极大作用。

当佛教传到英、美、法、德等欧美国家时,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这些都是民主国家,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流亡中的高僧大德可以在这些国家讲经传教,他们的著作可以自由出版;信徒可以集资建立寺院,组织佛学中心。大学里有宗教学课程,帮助民众从不同角度理解各种宗教,人们也可以自由选择与自己的心性相契合的宗教。人们对宗教内部出现的问题可以讨论,可以争辩,宗教内部的腐败和违法现象也会被揭露,披着宗教外衣的违法者会被绳之以法。在这样的社会里,“伪币”即使出现,也不可能泛滥成灾。 因此,在佛教传入欧美各国的几十年中,虽然有过以惊世骇俗的方式传教的仁波切,也有过不守戒律的僧人,但没有出现过大批“假仁波切”以佛教为幌子,四处招摇撞骗的现象。

在中国情况则正好相反,以无神论为理论基础,以“最终消灭宗教”为目标的中共政府牢牢控制宗教,海外高僧大德不能在境内讲经,汉传佛教的寺庙里“科级尼姑”、“处级和尚”的情况屡见不鲜,寺庙收取高额门票,烧香礼拜都要付钱,寺庙成为当地政府的敛财工具。藏传佛教更是被严厉控制,达赖喇嘛尊者的著作不能公开出版,尊者讲经的视频不能公开流传;各级政府制定了几百条“条例”来限制寺院的发展,干涉寺院的宗教活动,甚至控制转世仁波切的认定权。

藏传佛教在上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特别注重师承的特点。佛教从印度传入藏地,包括庞大的经典和仪轨,强调律己的修行生活方式,以及独特的信仰体系。所以,藏传佛教特别强调,一个佛教徒不仅是“信则灵”,佛法不仅是“信”就可以了,而是要下工夫下力气“学”和“修”的,而无论是“学法”还是“修行”,都要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这就是所谓“师承”。我听达赖喇嘛讲经,讲到经典中的每一条每一项,他都常常要提到,这一条这一项他是从哪位上师那里学得的,得自怎样的师承。

所以,藏传佛教中的仁波切和上师,特别得到信徒们的尊重和拥戴,可以说不是父母却胜过父母。在这样的宗教体系中,上师和仁波切是不容易假冒的,因为每一个上师和仁波切都有清晰的师承,藏地的一个普通信徒都常常能流利地说出自己上师的师承“链”,没有清晰师承的假上师假仁波切就很容易被识破,自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假上师假仁波切出现了。

中共的宗教管理部门和涉藏部门一直视藏传佛教的师承体系为不可控的异己,一直试图插手控制,喇嘛和活佛认证制度就是这样出炉的。汉地本没有藏传佛教这样严格的师承体系和意识,再加中共对藏传佛教师承体系的诋毁和破坏,人们对藏传佛教的师承没有识别的意识和能力,却有精神上的需求,于是,假仁波切就和假酒假烟一样出现,甚至呈现要泛滥的趋势。

要改变这样的情况并不难:迎请流亡海外的藏传佛教四大法王返藏,恭请他们到汉地讲经弘法。人们自有常识和判断力,在真正的高僧大德面前,“假仁波切”自然绝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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